个人劳动教育总结篇1
现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2000年劳动保障普法教育工作要点的通知》（劳社普法办发〔2000〕1号，以下简称《2000年普法要点》）和《关于印发全国劳动保障“三五”普法教育工作总结验收指导意见的通知》（劳社普法办发〔2000〕2号，以下简称《“三五”普法总结验收意见》）转发给你们，请结合以下要求一并贯彻执行。
一、按照《2000年普法要点》的要求，继续抓好《北京市劳动系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第三个五年规划》（京劳法发〔1997〕32号）最后一年普法教育工作的落实，确保“三五”普法教育各项任务的全面完成。
二、认真搞好本单位“三五”普法规划实施情况的总结。按照《“三五”普法总结验收意见》提出的基本标准、基本方法和基本要求，以及北京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北京市“三五”法制宣传教育总结验收工作意见》（京法治〔2000〕1号）的要求，深入扎实地开展好总结验收工作。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系统“三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安排如下：
7月底前为各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自查和总结阶段，8月10日前将总结交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9月10日前为市局对区、县局的检查验收、评选阶段，具体形式另行通知。市局在9月20日前将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系统“三五”普法教育工作总结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北京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接受验收检查和评选。
三、提高对“三五”普法教育总结验收工作意义的认识。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国家法治的基础工程。对社会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可以为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系统内部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是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实施依法行政的必由之路。我们已经经历了三个普法五年规划，通过总结，找出经验，找准问题。在此基础上，按照《北京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实施方案（2000?2002）》（京办发〔2000〕25号），制定本单位的普法规划，将普法教育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
四、加强对“三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的领导。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三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全系统该项工作的组织，各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三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或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单位总结验收工作的组织实施，并明确具体承办人，确保总结验收工作取得实效。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普法办公室关于印发2000年劳动保障普法教育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
现将《2000年劳动保障普法教育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附件：2000年劳动保障普法教育工作要点
2000年是“三五”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是为开创二十一世纪普法教育工作新局面打好基础的重要之年。根据全国普法工作的要求，结合劳动保障工作实际，2000年普法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依法治国方略，自觉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开放、稳定的大局，紧紧围绕劳动保障中心工作，坚持开展法制教育与法制实践，切实做好“三五”普法规划的检查验收工作，研究制定下一步规划，全面推进劳动保障依法行政，将普法教育不断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一、围绕劳动保障工作全局继续推进普法教育
普法教育必须紧紧围绕劳动保障工作的全局来开展。充分发挥普法工作在推进各项劳动保障工作中的宣传、教育、引导、保障作用。
一是不断强化劳动保障系统广大干部对党和国家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重大意义的认识，增强法律意识，贯彻中央关于从严治政的要求，为推进劳动保障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是进一步加强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方面的学习，继续开展对干部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的培训，不断提高各级干部的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的水平。
三是结合推进各项劳动保障工作，把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知识和劳动保障法律知识放在突出位置，通过开展普法教育，将两个确保、社会保险费扩面征缴、劳动力市场管理等项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二、认真做好“三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
做好“三五”普法教育总结验收是今年普法工作的重点。根据中央文件和全国人大决议精神，以及全国普法办制定的验收指导意见，各级劳动保障部门都要确定相应的验收标准和方案。这次总结验收的基本原则是，谁制定规划，谁组织验收。验收的方法是在自查的基础上，自下而上，逐级验收，有重点地进行抽查。为此要求：
一要抓好验收的质量。在严格考核验收的基础上，做好“三五”普法的收尾工作。凡是验收不合格的地区，要提出限期整改的要求，进行补课。
二要做到验收工作不走过场。要认真总结“三五”普法工作中的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的改进措施。部里普法办将对各地开展总结验收的情况进行抽查。
三要按期完成验收工作。各地劳动保障部门要在9月底以前完成本地区的验收工作，并写出总结验收报告及下一步的普法工作建议，上报部普法办。部里将进行评选，为全国普法工作总结表彰做好准备。
三、研究制定新的普法教育工作规划
开展普法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根据中央的要求，在做好“三五”普法总结验收的基础上，要抓紧研究制定今后的普法教育规划。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新的普法工作规划的制定，从整个劳动保障事业发展的全局来谋划，形成一些前瞻性的思路，使普法工作更好地为推进各项劳动保障工作服务。
一是制定新的普法教育规划要与立法规划相一致。通过开展普法教育，一方面要促进现有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另一方面也要为进一步完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建设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
二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掌握基层实际情况。要结合总结“三五”普法情况，对下一步的普法教育工作思路、主要任务、方法措施等问题进行调研，注意总结和发现“三五”普法教育工作中成功的做法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使新的规划内容贴近实际，具有实效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是进一步细化普法教育的具体措施。各地要进一步积极探索普法教育的新方法，采取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形式，广泛开展一些生动活泼、简明易懂、深入浅出的普法教育活动。
四、进一步加大劳动保障法制宣传教育力度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法制工作机构要结合各项法制工作的推进，坚持不懈地推进普法教育。同时，要借助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大劳动保障法制宣传教育的力度。
一是在开展劳动保障监察等项行政执法工作中，要注重以普法教育为主，以行政处罚为辅，促进用人单位全面贯彻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是在开展执法监督工作中，要以普法教育为基础，促进各级劳动保障部门依法建立各项工作制度，加强管理、依法办事，不断提高广大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
三是要积极与政府有关部门、工青妇组织、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各类用人单位和新闻媒体等加强联系，充分运用各种宣传手段，开展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咨询服务和宣传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普及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教育的氛围。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普法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国劳动保障“三五”普法教育工作总结验收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
现将《全国劳动保障“三五”普法教育工作总结验收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附件：全国劳动保障“三五”普法教育工作总结验收指导意见
根据全国“三五”普法教育规划，2000年将进入总结验收阶段。为全面完成劳动保障系统“三五”普法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检验“三五”普法成效，巩固法制宣传教育成果，进一步将普法教育工作不断引入深入，根据《全国“三五”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总结验收的意见》，现对劳动保障系统“三五”普法教育工作总结验收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同志民主法制理论和党的十五大、十五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精神为指针，按照全国“三五”普法规划、全国人大决议的总体要求和劳动保障部“三五”普法规划，结合各地实际，注重实效，以总结验收为契机，坚持学法用法相结合，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扩大普法教育工作成效，为下一步劳动保障普法教育工作的深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基本原则
一是突出重点。在总结验收中，既要突出劳动保障“三五”普法规划中确定的重点对象和普法教育中的难点和热点，又要对普法教育的一般情况进行总结，要全面地反映本地区实施“三五”普法教育的总体情况。
二是条块结合。各级劳动保障部门的“三五”普法验收工作要与本地区组织的总结验收工作相结合，以服从本地的验收安排为主；要主动及时与有关部门沟通，搞好协调，总结验收材料同时报送当地有关部门和上级劳动保障部门。
三是求真务实。劳动保障“三五”普法验收工作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认真总结“三五”普法的实施情况。通过验收检查，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回避，制定整改措施，推动普法教育工作健康发展。
三、基本内容
（1）全国劳动保障系统“三五”普法规划的内容；
（2）各地政府及各地劳动保障部门制定的“三五”普法规划的内容。
四、基本标准
（1）对单位的验收标准。领导重视，组织普法工作措施得力，制定有普法教育规划；确定有负责机构，经费和办公条件有保障；加强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化建设，有年度普法计划，普法教材、培训有保证；开展了检查落实，较圆满地完成了“三五”普法知识考核，普法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2）对重点对象的验收标准。完成了规定的学习内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法工作落到实处；按年度普法计划，参加了规定内容的普法知识考核，有考核成绩记录；通过普法学习，能较熟练地运用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展工作，依法行政和依法履行工作职责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五、基本方法
总结验收按自下而上、分级实施的方法进行，在自查的基础上，上一级普法主管机关验收下一级的实施工作。劳动保障部普法办对各地劳动保障部门进行抽查。具体步骤可分三个阶段：
个人劳动教育总结篇2
关键词：河北省；劳动力；产业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3—0057—03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必不可少的重要生产资源，其规模、结构、分布、配置和使用方式对产业转型升级都有着十分重要且直接的影响。河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但总体来看，河北省的劳动力还存在受教育程度低、从业结构层次低、产业分布不合理等突出问题，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因此，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力创新创业能力，推动劳动力产业转移，优化劳动力从业结构，是促进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今后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始终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劳动力资源总量丰富，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人力支撑
1.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持续增长，为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2010年，河北省15—64岁劳动力人口为5384.2万人，占人口总数的74.9%，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704.7万人，增长幅度为15.1%。其中，男性劳动力人口为2711.8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50.4%，较2000年增长了7.3%；女性劳动力人口为2672.5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49.6%，较2000年增长了8.2%。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来看，15—24岁、25—34岁和44—54岁年龄组的劳动力人口最多，分别达到1123.1万人、1156.8万人和1069.1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23.9%、19.9%和21.4%①。
2.十年内劳动力资源仍处于“黄金时期”，保证了产业转型升级中劳动力需求。据著名人口学家曾毅从人口的生育水平、期望寿命、结婚、离婚、平均生育年龄和城镇化水平等方面的预测，河北省劳动力总量递增的局面在未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到2020年，河北省劳动力人口将达到5110.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67.2%，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势必会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劳动力人口整体素质偏低，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1.劳动力人口学历层次较低，难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智力需求。从河北省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学历以下劳动力人口数量较多，达到3995.4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74.2%；高中学历以上劳动力人口数量较少，只有1378.9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25.6%；研究生学历劳动力人口数量最少，仅有9.8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0.2%。从河北省劳动力人口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看，25—44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对产业转型升级支撑能力不足。其中，初中学历以下劳动力人口比重占25.2%，高中学历以上劳动力人口比重仅占3.8%，而研究生学历劳动力人口不足0.1%。
2.劳动力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低，不能较好地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需求。总体来看，河北省劳动力人口职业结构不合理，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仅占5.8%。从不同产业来看，河北省十大重点产业（农业，钢铁、石油化工和装备制造三大支柱产业，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物流、金融保险和商务服务三大现代服务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也较低，尤其是农业和钢铁业在河北省产业中所占份量很重，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仅占6.0%和6.2%，而装备制造、新能源和现代物流产业也仅占8.5%、7.8%和10.3%。
3.提升劳动力文化程度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目前，河北省的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普遍较低，与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所需人才的整体实力、活力、竞争力和人才规模结构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全面提升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培育和引进一批高素质人才，为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劳动力，是实现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和必然要求。一是加强职业教育。整合农村各类教育资源，形成中小学文化教育和成人职业教育并行的农村教育体系，逐步扩大农村职业高中的数量和规模，促进农村成人职业教育稳步有序发展，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二是加强基础教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突出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主体地位，确保九年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全面推行义务教育免费。三是合理设置学科。针对河北省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专业技术人才的短缺，省内各大高校的重点学科更新改造势在必行。为了适应新技术革命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重点加强智能装备和自动化、现代通信和信息、生物制药和制造、新材料和再生材料、工程化食品和酿造、新型材料和建筑等领域的学科建设。
三、劳动力人口产业分布不合理，成为产业转型升级重要的约束条件
个人劳动教育总结篇3
一学期劳动教育工作总结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在儿童的精神世界里这种需要特别强烈。每个学生总是希望自己成功，总是能得到老师的赞赏。
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美.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基础.小学劳动教育课程是小学各科中的基础学科,在小学各学科教学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小学劳动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学科,课堂教学要求学生既动脑又动手,手脑并用.这种教学实践活动,正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发挥学生创造性的最佳机会.创造性劳动教学终极目标是鼓励和引导学生增强创新意识,投身创造实践,探索创造途径,养成创新习惯.
我根据实作要求作示范，事先准备好作品给同学作示范，让学生仿效。示范必须严格规范，重点、难点要分步有节地进行，也可以边讲边示范，讲和示范结合，语言尽量精炼。有时选用合乎要求的学生作品作为示范样品，用学生的东西教育学生，容易引起学生的亲切感，乐于沟通和易于理解，对于提高学生技术水平很有好处。
学生在学习劳动技能的时候并不是很有兴趣，尤其当教材中出现一些易于有性别差异的知识的时候，男生或者女生就会出现烦躁的情况。觉得自己不适合学这项技能。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尽力满足学生的成就需要，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依靠自身的努力达到成功和从知识的获益中得到满足，让他们体验成功的快乐，在劳动教学过程中总是能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需求，促使每一个学生学会学习，达到愿学、乐学、会学、善学。例如，在劳动课上，不管学生最后的作品做的怎样，教师总是能肯定学生的作品，总是能肯定学生为作品付出的一切劳动。教师还应当众表扬一些成绩平平的学生，他将终生受益。英国教育学家斯宾基说过：求知如果能给学生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快乐，及时无人督促，也能自学不辍。
创新是知识经济的源头，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劳动技术教育与其他学科一样，都担负看传授知识、培养技能和发展能力的任务。但它有独持的要求，
就是学生必须学习有关的生活和生产劳动的知识、技术原理和在智力、能力诸方面培养学生观察力、注意力、想象力和思维力，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总结一学期的工作，我坚信，只要劳技教师意识到学生具有创造潜能，不断激发学生的创造欲望，坚持教、学、做合一，积极创造条件，劳动课教学将使无数学生创造力迸发出艳丽的火花，而且常开不败。
一学期劳动教育工作总结
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早一夕就能形成的在学校的的教学教育过程中，根据一年级的孩子的年龄、心理特点，组织好劳动课的实践活动，是我做班主任在教学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根据一年级的学生年龄和心理特征，我继续重抓、强化孩子们的习惯养成教育，并在上学期的基础上要求更严。
具体做法与上学相同，但要求一定是更高，目的是希望在一年级就会有个好习惯的养成。
首先让孩子们懂得为何要劳动?其次是充分创造劳动的机会。养成教育活动分四个步骤：
一、先考察--想
经过了一学期的锻炼。现在的我会做什么?老师把班级要做的事都罗列出来公示并讲解甚至示范怎样做，如：1、班级卫生扫教室要求每天都有8人打扫;2、保洁区每天都要由2人捡垃圾;3、教室走廊每天要有2人维持纪律和卫生;4、教室公共设施每天要专人负责(擦黑板、整理讲台、关风扇、关灯、捡地面垃圾、关门、倒垃圾)
二、申请
向班上卫生班长申请我要做什么?要求力所能及，找准自己的位置。
三、承担责任
开始上岗，严格按卫生班长指定的要求完成，不会做的时候可以向老师或同学请求帮助或支援。
四、设施奖励制度
凡事为班级做贡献的同学都可得到红花奖励，每周还评选一次奉献奖，当然会有更大的奖品----红旗一面。
个人劳动教育总结篇4
关键词：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相关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8-0023-06
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高等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协调不仅关系到大学生人生价值的实现，也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对社会发挥的作用以及教育作为振兴国民经济这一重要国策的实施。目前新疆区域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表面上表现为技能需求方式发生了变化，更深刻的是表现为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变化对新疆高等教育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的影响。新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可以使新疆高等教育发展更好地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一、新疆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分析
1.新疆劳动力市场变化与人才就业状况分析
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所创造的工作岗位的数量，通常用就业弹性和就业效应来表示。由表1可以看出，新疆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就业压力较小。新疆劳动力市场对普通高校大学生的总体需求也高于全国水平。新疆和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弹性基本都大于1，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同时，新疆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弹性也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即新疆对大学生的需求缺口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近十来年，新疆增加的人口几乎都是劳动力人口，但是，就业人口数量却远远低于劳动力人口的增加速度（如图1）。从而使得新疆劳动力市场在供求总量上是一个供过于求、存在一定就业压力的市场。
由此可见，新疆劳动力市场总体就业存在压力，但对普通高校大学生的需求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满足。
2.新疆高等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变化的关联分析
为了反映出新疆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关联程度，笔者选取了反映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指标：从业人员数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一段时间内的从业人员数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而高等学校的在校生人数是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重要反映。
表2显示的是新疆自2002年以来的相关数据统计。通过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关联分析，结果如下：
从表3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发展（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劳动力市场（从业人员数）的相关系数为0.964，统计结果反映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劳动力市场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分析表明，新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量在逐步增加，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也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而不断扩张，新疆高等教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相适应。
3.未来新疆劳动力市场对人才资源的需求预测
国内学者在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人才的关系时，不约而同地都借鉴采用了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普遍认为经济增长依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技进步。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借鉴武汉化工学院杜昭明教授提出的含独立人才因子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使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人才需求预测模型，对新疆人才资源需求状况进行短期、中期预测。为研究经济增长与人才需求的关系，预测人才需求，对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改造，增加一个变量R为投入人才量，将上式改造为：模型中L为投入劳动量，为产出量；为技术进步水平；L为投入劳动量；K为资金投入量；参数和称为弹性系数，为Y对L的弹性系数，又称劳动投入弹性系数，为Y对K的弹性系数，又称资本投入弹性系数。表4给出了1991-2009年新疆经济发展及从业人员状况的统计数据。
本文采用aDF（augmentedDickv-Fuller）检验法，利用eViews5，0统计分析软件，
通过eviews5.0对上述变量LnY、LnR、LnK的进行检验，存在因果关系，即LnY是LnR变化的Granger原因，LnK是LnY变化的Granger原因。
利用样本数据结合SaS软件对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线性化函数线性化方程Y=aLαKβaRγeμ做oLS参数估计，得到以下回归方程：1nYt-lnYt-1=0.28696（1nRt-1nRt-11）+0.27369（1nKt-1nKt-1）
2t=3.61，ViF=2.69843，R=0.939，F=100.03，Dw=2.03，ioa=0.108
可以看出，变量的显著性和方程的显著性极高，拟合优度也很好。方差膨胀因子Vlf=2.69843
将生产函数模型进行转换，得出人才需求预测模型为：
R=eXp（1nRt-1+（1nYt-1nYt-1）-0.27369（1nKt-1nKt-1）/0.28696）
运用上述系列模型对新疆2005-2015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所需人才总量进行预测（如表5）。据预测结果2005年和2010年新疆人才需求量分别为137.9万人、186.7万人，与2005年及2010年新疆从业人员人员中大中专以上学历人数126.66万人、176.48万人基本吻合，说明该预测模型具有较高准确率。据预测，到2015年人才需求达247.1万人，占从业人员的30.1%，比2010年人才需求要增加60.4万，年均增长6.4%。以上预测结果的分析表明。为确保新疆经济快速增长，首先要扩大新疆人才数量，形成与经济增长需要相适应的合理人才比例，但当经济增长到一定时期，对人才的质量要求则更加明显，就不能过于片面的追求人才数量的扩张而忽视了人才质量的提高，这样是不可能真正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的。
二、现阶段新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失衡分析
近年来，虽然新疆的GDp一直保持强势的增长，但对劳动力的吸纳总量一直表现疲软，随着近几年高校扩招的毕业生进入市场，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总量失衡进一步加剧。
1.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够深入完善。造成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匹配度差
近年来，新疆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以及招生制度、毕业生分配制度等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并未真正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真正形成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面向社会进行资源交换、面向社会多渠道多元化筹措经费的新格局，进而使高等教育形成多形式、多类型、多层次的能满足社会各方面、各阶层需要的，能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和提供各种方式服务的开放性体制。政府主导的办学主体在新疆高等教育中占极大比重，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仍未能摆脱传统体制的影响和束缚。高等教育改革的滞后和不完善，造成了高等学校办学缺少时代特色、地域特色、行业特色和学校特色，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错位，相互失衡。虽然从长远来看，新疆劳动力市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呈上升趋势，但在短期内却形成了区域的“教育过度”。如此一来，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不仅无法应对社会经济的进步反而还加重了就业的负担。
2.劳动力市场转型期高等教育科类结构变化滞后，相互失衡
新疆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失衡体现在不同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中面临不同处境，因为新疆经济高速发展。人才缺口很大，总体上表现为“教育不足”：但新疆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着局部的相对的“教育过剩”问题，有的学科和专业的毕业生供不应求，社会需求旺盛；而有的学科和专业毕业生则供过于求，出现过剩状况。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的存在较大偏差。
在“十一五”期间，新疆经济产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二、三产业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这对新疆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新疆高等学校对相关专业毕业生的供给却很有限，造成部分专业人才的紧缺。
此外，新疆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变化失衡。据新疆教育相关部门近几年统计数据显示，新疆高校专科毕业生总体上不到一半的就业率，专科、高职毕业生明显供大于求，本科生就业率低于70%，本、专科层次的人才出现“就业困难”状况。
3.新疆高等教育区域空间分布不均衡。形成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失衡
高等教育地域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变化失衡，高等院校多集中在自治区首府城市，如首府城市乌鲁木齐市有普通高校高等学校16所，拥有学生124467人，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地区没有一所高等学校。造成经济发达、人才密集的地方接受毕业生多，出现高层次人才局部过剩，而经济不发达，人才稀缺的地区接受毕业生越少，出现人才严重短缺。地区性人才失衡的形成，从深层的原因讲，固然是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所致，但它与人才市场的二元分割以及高等教育信息不通畅也有密切的关系。
三、对策与建议
1.调整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适应劳动力市场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劳动力市场所处的水平，通常是由产业结构的水平和生产技术的水平决定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也就是随着第一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一方面新增劳动力主要涌向第三产业，另一方面第一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开始释放出来，逐步转移到高层次的第三产业部门就业。教育以其层次和类型实现对劳动力的甄别配置功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主要是指不同程度和要求的高等教育的构成状态，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结构。近年来，新疆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以及招生制度、毕业生分配制度等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仍未能摆脱传统体制的影响和束缚。此外，高校分工不明、定位不清的现象依然严重。新疆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制度及院校类型应当更加多样化，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应具有不同的培养目标、模式与特色。近年来新疆高等职业院校、民办高校多种高等教育形式发展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普通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但是其培养目标定位模糊、办学同质化、师资力量弱、办学条件差、教学质量低的状况令人忧虑，培养出的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明显较弱。因此，在探索更加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办学形式的同时。也要注意对现有的多种高等教育形式进行改革完善，促使其找准在劳动力市场的目标定位，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
2.调整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适应劳动力市场由卖方向买方的转变
在中国具体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条件下，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不均衡，导致高等教育供给压力的加大及人力资源闲置，即所谓的“教育不足”和“教育过剩”。新疆经济高速发展，人才缺口很大，总体上表现为“教育不足”：但新疆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着局部的相对“教育过剩”问题，如某些学科、某些专业毕业生的社会需求少，就业很不理想，这种情况说明劳动力市场正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在买方市场中，大学生就业需由市场供求关系来调节，而高等学校则只有培养出“适销对路”的人才产品，才会赢得劳动力市场的青睐。为了培养新时期新疆急需的各类高层次专业人才，各高校应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变动，准确地做好人才需求预测，并综合考虑多方面的现实因素对专业结构进行适时的调整，以培养出适销对路、宽口径、厚基础量强、办学经验丰富、教学资源充实等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革课程体系，加大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提升、改造传统学科专业的力度，实现新的发展。应大力发展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应用型特色学科专业。近年来新疆高等教育的应用型专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然落后于新疆经济社会对高层次应用性特色人才的迫切需求。因此，新疆高等院校应立足地方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特色，合理调整和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积极开设面向地方经济的应用型学科专业，为地方经济输送各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
3.建立高等教育市场化评价与反馈机制，增强与劳动力市场的动态适应性
个人劳动教育总结篇5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高等教育/需求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农村劳动力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空间移动，这种转移对文化传播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起着重要作用，也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西欧和美国的经验来看，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释放出来，重新配置到城市生产部门，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国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农村从开放的1978年到2000年，已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3亿人，但还有1.5亿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1]（第6页）。我国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占63.91%，而1999年世界平均比例为54%，高收入国家为24%，中等收入国家为34%[2]（第143页）。另外，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1999年达50%，远低于第一次现代化的30%的标准，而高收入国家为5%.中等收入国家为32%[2]（第141页）。所以，我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从现状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包括向非农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向乡镇企业转移，向小城镇及城市转移等几种转移去向。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对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进而表现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一、西方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述评
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有：一是“刘易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所拥有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关键在于资本家的利润投资，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变为一元经济；二是“拉尼斯—费景汉理论”，特别重视经济转变过程中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平衡发展，指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剩余产品总量的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农业的技术进步率和工业部门资本存量的增长；三是“托达罗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而且取决于预期收入差异，如果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业的就业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失业，人口也会不断流向城市。
以上第一种理论可理解为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第二种理论可理解为农业对劳动人口的推力，第三种理论实质上讨论的是劳动者的一种心理动机。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质上是个体行为，尽管历史上存在强迫性迁移活动，但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个体及其心理活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根据卡托纳的经济心理学模型[3]（第37页），在劳动力转移这一个体行为中，客观环境如工业化的“拉力”和农业的“推力”，并不直接对劳动力转移产生影响，而是客观环境对劳动力的心理过程，如愿望、态度、预期等产生影响，进而产生转移行为。
根据现有对经济心理行为的研究，特别是把经济可变因素与个体（心理）可变因素互相结合起来强调行为和环境条件之间的反馈关系的研究[3]（第38页），认为个人是以不同的方式知觉的，对环境的知觉包括对劳动力转移后的生活气氛、物价情况、收入情况、个人的社会地位等。这种知觉到的环境，而不是客观环境，决定着人们的转移行为，客观环境和知觉到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和个人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大众交流工具。个人因素对环境知觉也产生作用，这种个人因素包括：个人的目标追求、价值、愿望、预期、认知方式，收集信息的能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兴趣等。劳动力转移行为还会带来主观享受，这种享受包括转移后的满足（或不满），对转移后职业的参与，以及从事新职业获得的一种认知协调。
所以，个人素质是影响劳动力个体转移心理的重要因素。一是决定了对环境认知的水平、准确度和全面性，个人对环境的认识是建立在全面把握客观事物和全面聚集信息的能力基础之上的。二是影响了个人对收入、社会地位的预期，具有较高的教育文化素质才能较为客观地估价自己，并有可能得到较高的预期收入和社会地位。三是影响了个人对转移后的主观享受，个人素质的高低影响了这种主观享受，教育文化素质高的人由于容易得到更多的就业或高收入的机会而会得到更大的满足，而教育文化素质低的人则由于较少的就业机会或较低的收入而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四是影响了个人的实际转移质量，个人的文化、技能水平决定了其转移后的职业及收入、社会地位。不了解劳动力个人的心理要求，不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期教育和培训工作，让他们没有充分的心理、能力等素质准备，而实行主观性或强迫性转移，则不会出现有效的劳动力转移。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1.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度增大。乡镇企业近几年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趋于减少，如1995年到1999年5年间，乡镇企业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负增长5.1%[4]（第21页）。另外，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增幅不大，1999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省会城市的占18.8%，转向地级市的占18.4%，转移到县城的占16.7%，转移到建制镇的比重为14.9%[5]（第22页）。可见，作为我国重点发展的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不强。
2.农村劳动力转入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较低。有抽样调查表明，1999年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6.4%，按可比口径比1998年提高了0.4个百分点，转移速度有所上升，但1999年从非农产业返回到农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0.5%，增减相抵，1999年净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5.9%，比上年上升了仅0.4个百分点[5]（第22页）。
3.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范围、地域和领域受到限制，劳动力转移到省外的比重较低。1999年农村劳动力在本省内转移就业的占79%，比上年上升11个百分点，转向外省的占20.9%，下降了11个百分点[5]（第22页）。而且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建设第一线和低层次的商业服务业、工业、建筑业和其它服务业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行业，1999年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54.2%，转移到第三产业的为41.7%，到异地仍然从事第一产业的占4.1%，转移到工业、建筑业和商饮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9.4%[4]（第21页）。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增大，难以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并且转移的范围、地域和领域受到限制，其原因除政策壁垒因素外，还存在着教育壁垒，即与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有密切关系。
三、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分析
（一）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的难易度
教育文化水平低的劳动力通常只能滞留于依靠传统经验生产的有限领域，很难开拓新的就业门路和工作机会，也难以适应转移后的工作和生活；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思维开阔，易于接受新事物，具有更强的自信，更高的收入、社会预期以及更强的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更易于实现有效转移。根据盖尔·约翰逊的研究，农村中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增加了向城市转移和管理的成本，而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可以大大减少城市居民对于迁居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抵触，更能使农村人口尽快地适应城市生活，并减少城市管理成本[6]（第62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也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易于实现转移。据对山东聊城市的调查，在1998、1999两年转移的劳动力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由于在当地较为受重视，尽管转移的并不多，但转移起来相对容易；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最大，占55.6%，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占18.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每百人中有10.3人转移，初中文化程度的每百位农村劳动力中有8.4人转移，小学文化程度的每百位劳动力有4.5人转移，文盲、半文盲每百位劳动力中有1.3人转移。
（二）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转移后的职业状况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掌握和熟练运用新的工种和技术有直接联系。我国1999年转移到工业、建筑业和商饮服务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高达79.4%，说明我国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还不高。而教育文化水平越高的劳动力，越易于适应新的工作和环境，越易掌握新的工种、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使用效果也越好，所以，教育文化素质、技术水平与就业状况呈正相关。美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美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高峰期的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流入城市的白人和黑人在就业方面出现很大差距，除民族和关系网原因外，文化程度差异也是重要原因。
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对转移后职业的稳定性有显著作用，水平的高低是影响职业稳定性的决定因素之一。1987年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回流中，文盲高达21%，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为17.16%，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9.46%，中专及大专以上回流的则很少[7]（第29页）。究其原因，其一便是由于教育文化素质差，思想保守，难于适应新的环境和条件；其二是参加技术革新的人员所提合理化建议与技术革新创造的价值等，与受教育文化水平成正比关系，且随着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事故发生率明显减少。教育文化水平高的劳动力创新性越强，职业稳定性越强，也易于完成职业或技术的转换。教育文化水平越高，越有可能率先离开农业，长时间脱离农业，实现有效转移。
（三）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转移后的收入
劳动力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个人的以教育文化水平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为此有学者得出反贫困的措施是提高移民的素质的结论。在所调查的山东聊城五个乡镇企业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56元，大多职工工资在200-400元之间，而工资在400元以上的有58%为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该企业中仅有的三个大专生的收入都在360元以上。其它相关调查也表明，越来越多的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参与了转移，而且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水平每年可增加汇寄款149元[8]（第3页）。原因是，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具有较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达0.73[9]（第58页），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较高的生产率则带来较高的收入，且转移后的职业稳定性也高。
（四）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区间
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是决定其转移方向、距离的重要因素，转向发达地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高于转向落后地区的劳动力。1999年在转向东部的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11.5%，转向中部的比重为10.9%，转向西部的比重为9.1%[5]（第22页）。没有技术特长，没有高的素质，期望收入也就较低，而且较低的文化水平又决定了他们相对保守的思想意识，往往对自己转移到城市缺乏信心，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感，他们更多地留恋故乡。
（五）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与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
国内外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表明，社会问题的引发与劳动力素质有关。中国近代农民离村进城，是被迫的，既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不具备谋生能力，更没有知识的积累，他们进入城市后，难以找到合适的职业，多数人不得不靠出卖苦力谋生，引发了城市的无序及城市治安等问题。在欧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于太大的盲目性，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诸如住房拥挤、生态环境恶化、失业和贫困严重、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德国为此实行了国家强制干预，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进行了各种类型的职业培训，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工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有效地缓解了城市问题[10]（第233页）。所以为避免引发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应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前的素质准备，将教育和培训贯穿于劳动力转移的整个过程中。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素质，是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前提条件之一。日本、韩国能顺利完成产业结构转换和充分就业的根本条件之一，就是教育合理地超前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全国就业人口的平均文化技术素质，第一产业就业人口能够适应非农经济新技术新领域的需要，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劳动力转移。美国在1930年到1974年间，从农业转移出去的人口总数达到了3280万人，这是现代最大的人口转移，而恰恰在这一时期是高等教育，特别是社区学院的大发展时期（注：美国社区学院由1930年的436所增加到1974年的1203所，增加767所。参见毛澹然。美国社区学院[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中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当务之急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不高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结构的重要特征。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程度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8.4%，高中程度的为9.6%，中专程度的为1.6%，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为0.4%[4]（第21页）。非农部门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对劳动总量特别是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下降，所以必须提高现有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才能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乡镇企业、非农产业等的有效转移。
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大势所趋，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即提出了“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的意见。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实现由农民向城镇居民的根本转变，存在着“教育壁垒”，即农村劳动力总体教育文化素质较低，大多为非熟练技术人员，缺乏专门的技术培训和学习，只能在脏、苦、累的体力部门就业。各类城镇部门对劳动力的素质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其过低的文化教育水平很难达到要求，从而增加了转移的难度。所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需要提高其教育文化素质。我国现有的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专以上学历的最多仅为0.4%，远低于全国平均3.6%的比例，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必须提高其教育文化水平，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总量中，大约只有12%转移到了各类城镇部门，其余88%的劳动力仍是在农村工业、商业及服务业部门实现产业转移的，即使按目前的农村劳动力转入城镇的比例，也将有50多万的农村劳动力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城镇部门。
乡镇企业也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制约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便是劳动力素质，乡镇企业将对高素质劳动力有较大需求，吸纳的将是教育文化素质更高、思想更为活跃的高级专门人才。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学者用线性外推法和生产函数两种方法对今后我国乡镇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做出了情景性描述和预测，得出了乡镇企业每年要吸纳200-350万劳动力的结论[11]（第25页）。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中，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比例为2.3%[12]（第355页），按这一最低标准要求转移进乡镇企业的劳动力，则每年至少有4.6万人，到2010年至少要有37万人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乡镇企业；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按乡镇企业发展“十五”计划的标准来要求，则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乡镇企业。
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结构角度来分析，第三产业也将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渠道。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有较大空间，1998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33%，而全世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1%，发达国家平均为65%，其中美国为71%；中等收入国家（人均2950美元）平均为56%，其中高中等收入国家（人均4860美元）平均为57%，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1710美元）平均为52%[13]（第93，94页）。如果我国这一比重上升到55%，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为50%，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将吸纳16000万劳动力。如果按既定的10年的时间实现这一调整目标，则平均每年有16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这些劳动力如果能达到现在全国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3.6%的比例，平均每年有57万农村劳动力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以有效转移到第三产业。
劳务输出也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之一。我国劳务输出有较大潜力，劳动力资源占世界劳动力资源的20%，而劳务输出仅占世界劳务输出的3%[4]（第23页）。现在国际上流动的劳务人数达2000多万，中东地区有上千万亿美元的劳务市场，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也需要从国外输入几百万劳动力。但国际劳务输出对劳务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一般是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某种技术和外语的技术工人，甚至是高级专门技术人员，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中达到要求的则很少，劳务输出单位有时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劳务人员，故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是增加劳务输出的首要条件。如果将我国劳务输出的比例提高到世界劳务输出的8%，则会输出100多万剩余劳动力，100多万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将会产生极大的高等教育需求。
总之，我国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需要发展教育事业，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一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和职业素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是简单的地域流动、职业改变，而应是劳动力人力资本提高的过程和结果，要通过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二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教育文化素质和修养。农村劳动力实现有效转移，不仅限于技术的培训和职业素质的提高，还应有综合教育文化素质和修养的提高，以尽快适应转移后的工作和生活，促进城市文明的发展。我国在实现城镇化，及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的过程中，要保证并促进城市的文明程度，形成并保护“城市的空气”。这种“空气”或称“市气”实质上是一种氛围，是一种自由、民主、文明的文化环境。这种氛围的营造需要转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有较高的素质和较快的适应能力。“人气”足，“市气”才旺，只有大力培育教育市场，提高人的总体素质，才会有“市气”，不可一味地追求圈地运动，重土、重城而不重市，不重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前，需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这种基本素质需要通过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来完成。
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也不仅是在转移前，更应该贯穿于转移中和转移后的整个过程中。对转移前的农村劳动力，要有一最低教育文化水平的要求，对未能达到最低水准的人，要进行较为系统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要为转移后的劳动力提供适当的教育环境，为他们的继续教育创造条件，有针对性地提高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文化素养，为那些需要而又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创造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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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劳动教育总结篇6
一、知识失业的成因
知识失业是指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水平与专业技能的劳动人口的劳动边际成本大于边际劳动力的现象,也就是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和合理的配置,知识劳动力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状态。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分析,知识劳动者较普通劳动者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主要是知识劳动者接受了高等教育及专业培训。所以,知识失业的主体主要是指接受过大专及大专以上水平的普通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目前,学术界所研究的知识失业现象事实上可以视同为大学生失业现象。知识失业与其他形式失业的原因不同,一般都具有较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原因。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展、大学生的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脱节、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政府的职责缺位等都有可能会造成知识失业现象的发生。
(一)知识劳动力的供需结构失衡
1.知识劳动力的总量供需失衡从总量上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导致目前我国正处于劳动力的供给量最丰富的时期,当下,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总量是8亿,在现有经济结构和假设GDp年均10%的增长率下,我国每年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仅有1000万个,而每年急需就业的人数超过2400万人,其中知识劳动力占四分之一强,而事实上,这1000万的就业岗位中适合大学生的更少。所以,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其就业压力可想而知。而在这样日趋严峻的就业环境下,我国普通高校的招生人数从扩招以来一直以高于GDp增长率近一倍的速度在高速增长,总供给在不断增长,而总需求却增长缓慢,无疑会造成劳动力的严重过剩和积压,知识失业的结果在所难免。
2.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大学生的供给结构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大学生的需求结构不对称同样导致岗位空缺和失业并存的结构性失衡。从现实情况看,为了应对招生竞争,许多高校热衷于扩大热门专业的招生规模,这是需求带动供给增加的市场竞争中的必然反应,但在决策中,往往会因为信息交流和传递的不充分产生资源合理配置的风险以及扭曲。因为,高等教育培养人才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在这个周期内,经济发展充满变数,信息传递需要时间,根据传递的信息进行专业调整更需要时间,而学生在毕业后面临的市场需求和经济环境又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所以,教育供给往往滞后于社会需求,这必然会导致结构性失业的产生。在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比其他产业强很多。据统计,每投资100万元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重工业是400个,轻工业是700个,服务业是1000个。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来看,2001年以来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40%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在70%左右。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不仅制约了普通劳动力的就业容量,也限制了对知识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产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落后、地区布局不合理、技术水平低等特点,可以说,落后的产业结构无力为高考扩招带来的劳动力结构猛然升级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也是知识失业存在的原因之一。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制度性因素的制约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十分明显,由此也构成了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二元性:一种是工资收入较高,工作稳定,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另一种是工资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几乎没有或很少有社会保障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即劳动力流动是无成本的,这样,大学毕业生会首先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搜寻工作,如果在这类市场上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就会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暂时先就业,边工作边搜寻更好的就业岗位。但事实上我国劳动力市场并非充分竞争的,仍存在比较严重的制度性分割,它既有城乡之间的分割,还有城市中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分割,大学毕业生一旦去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意味着他不仅要放弃主要劳动力市场高收入的预期,更主要的是若要再离开,就会面临很高的工作转换成本,包括工作接收成本、离开成本以及和原单位的交易成本。[1]另外,由于人力资本专用性的特点,大学生具有的人力资本不会自然保值,如果选择了次要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其专用性的人力资本会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而逐渐贬值,如要转换工作则有可能会因为丧失了原有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而不具备就业竞争力。因此,大学毕业生在选择工作时一般会首先考虑在城市就业,甚至宁愿失业也在所不惜,这样,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现象必然发生。
(三)过度教育与知识失业相互促进过度教育是指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超过其从事的工作所要求的水平,从而使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者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实现不了他的职业期望,由于对所从事的工作不满意而引起劳动生产率下降这样一种现象。过度教育是否是引发知识失业的主要原因,目前学界仍有很多争论。但不能否认的是,1999年以来持续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是在我国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拉动内需而采取的超常规行为。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在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以后,高等教育大众化才开始到来,但我国的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2005年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就达到21%,已步入世界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短短6年内翻了两番,[2]但是,由于就业市场的不成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没有增加反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绝对下降,出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观人才需求与真实人才需求的严重脱节。最终,接踵而至的是教育层次的拔高、知识失业现象严重。
(四)政府对大学生人力资本市场调控不够2003年以来,在大学生就业中“市场主导”原则被正式确立,也意味着在分配和安置大学生的环节政府选择了退出。应该说,坚持大学生就业的市场化方向是正确的,但也必须认识到,如果纯粹依靠市场来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必然留有后患。因为大学生是一种纯公共物品,不仅大学生的培养和生产需要政府依靠公共财政机制进行积极的干预,而且在大学生的配置和安排环节也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只有这样,投资于高等教育的大量公共财政资源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大学毕业生才不至于过度浪费。[3]另外,大学生的就业观念等因素也会造成知识失业,不论哪种原因引起的知识失业都意味着凝结在大学生身上的人力资本的闲置和浪费,意味着其投资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或收益减少,也预示着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在增大。
二、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投资本质上就是通过对人的投资,来提高人的生产能力和收入能力的一切活动。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专业化教育,在个人全部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在未来为个人带来巨大的利益回报。因此,对于个人来说高等教育是最为有效和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而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是指在高等教育投资过程中,由于与之相关的各种变量的不确定性,使个人这一投资主体不能获得预期收益或遭受损失。即个人对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可能在未来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4]高等教育个人投资已伴随着我国教育市场化的步伐成为一项最为重要的个人消费性投资,知识失业现象的加剧,直接威胁着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收益和预期,形成了较高的投资风险。对于个人这一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来说,就业风险是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的首要风险,同时衍生出专业风险、教育过度风险和预期收益风险。
(一)就业风险就业风险是指由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和个人预期的不完善性,毕业生可能遭受失业或从事与学历不匹配的职业的风险,往往使他们承担零收入或工资收入低于预期目标的结果。[5]大学生面临的就业风险来自于多个方面:一是从就业市场来看,就业市场规模的大小及成长性的优劣、就业市场的稳定与否、就业市场的流动性的大小、就业市场的竞争程度等都会给大学生的就业带来风险。二是从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性来看,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就业机会的获得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机会的获得并不一定与个人知识存量成正比,这给不少缺少社会资本的高等教育投资者带来较大的就业风险。三是从就业的最终结果来看,好的工作能带来较好的投资回报,差的工作只能带来较低的投资回报,而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则意味着高等教育投资的失败,意味着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为零。据统计,截至2009年7月1日,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为68%,这说明有32%(超过195万)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如期就业。如此多的大学生就业失败不仅使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成本变为沉没成本,也使低收入的家庭因此债台高筑。
个人劳动教育总结篇7
关键词:东北老工业基地失业劳动力供求失业治理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5-264-02
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在建国初期,国家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起来的。它也曾经拥有过历史的辉煌,并为新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东北各省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慢了下来,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也渐次降低,从一个举足轻重的重工业基地变成了一个老工业基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北老工业基地更是成为问题集中、困难重重的代名词。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体制转轨和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这种不适症状,被媒体称之为“东北现象”。而“东北现象”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下岗数量集中、庞大、再就业困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产粮地区贫困化。如何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过程中,使失业问题也得到同步、有效的解决已经成为其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
一、东北老工业基地失业产生的原因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失业即包括劳动力供给总量大于劳动力需求总量所引起的总量性失业,又包括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不平衡所引起的结构性失业。
(一)总量性失业产生的原因
1.国有企业释放的富余人员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阶段性增加。在计划经济下,由于实行一种计划型就业体制,国有经济中沉淀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后,国有经济被要求与市场经济接轨,国有企业必须释放出富余的劳动力。其中一部分因调节了自身的劳动力而活了起来,还有一部分因不能及时调整自身的劳动力或其他原因而陷入停产或破产的境地,以至于全部的职工重新成为劳动力的供给方。随着国有经济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原来属于就业的劳动力,有很大一部分变成了要求重新就业的劳动力。
2.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持续性增加。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而且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个数字将会继续扩大。而城乡和地区间差距的扩大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持续性动力。
3.产业结构不合理阻碍了劳动力需求的扩张。产业结构的发展要经历以第一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到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再到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这三个阶段。发达国家国家用了200多年的时间已经完成了由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转变。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产业结构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也就是开始实现工业化。我们想在很短的时间里,赶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因而在工业化过程中表现出急躁冒进的倾向,结果,产业结构走上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实现工业化变成了片面发展重工业。我们都知道,重工业与轻工业相比,其资本的有机构成高,劳动的就业弹性小,在相同产出和相同资本投入的情况下,重工业要比轻工业吸纳的劳动力少得多。
4.所有制结构调整迟缓缓慢限制了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理论界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争论不休,决策层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变化不定,造成非公有制经济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劳动力就业渠道的多样化本可以扩大劳动力就业空间,但我们在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非公有制并未使劳动力需求获得应有的增长;另一方面,十四大之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调整步伐的不断加快,国企内部释放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国企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下降。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又未得到应有的发展,这必然导致所有制就业总量的下降。
5.技术进步的不合理弱化了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需求的扩张效应。发达国家因为技术进步而使工业内部的就业弹性下降。但是,在就业弹性因技术进步下将的同时,与技术进步有关的上游产业,如教育与培训,研究与开发,面向生产的服务与咨询等一系列产业和技术进步所需的先进技术设备制造业得到快速扩张,技术进步并没有引起全社会总就业弹性的下降。而我们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技术进步过程中,不但未能使“第二次就业效应”、“补偿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充分的发挥出来,而且还由于我们的技术进步多以“外生技术创新为主”,从而使得就业链条的上端留在了区外或国外。我们直接引进的是生产设备、工艺方法和重要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能力,而上游的人力资源开发、技术研究与开发、先进设备和重要零部件生产等所需要的高级就业机会,都留在了区外或国外,从而使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冲击效应大于补偿效应。其结果是引进越多,损失的高级就业机会就越多。
(二)结构性失业产生的原因
1.产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过程中,首先,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高级化,使越来越多的夕阳产业被高级产业所代替;其次,随着许多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落后的生产技术逐步被新兴的、高效的生产技术所替代。在这两个替代的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具有专业技能并且技术水平高的人员逐步成为了时代的宠儿。
2.高等教育供给结构不合理制约了有效劳动力供给的形成。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不断深入,对高层次教育人才、应用型人才、搞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的高等院校本应成为这种需求的有效供给者。然而,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分管大学生就业的副司长刘大为介绍:“2005年45%的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50%的大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教育供给结构与目前的劳动力需求结构不一致。
3.从原部门转出的劳动力普遍素质低下阻碍了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合理调整。目前,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失业者中,国企的失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占绝大多数。他们的总体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者整体文化水平低;二是劳动者职业技能(特别是新技术新工艺的职业技能低)水平低;三是智能型劳动者(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劳动者中所占的比重过小。虽然国企的失业人员在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方面要比农村剩余劳动力略显优势,但由于其年龄普遍偏大且在国家政策长期庇护下适应能力已经大大弱化,所以也很难适应不断高级化的劳动力需求的需要。
4.落后的就业观念人为地加剧了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失衡。东北老工业基地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就业观念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这种就业观念在短时间内又难以清除。落后的就业观念表现为:视初始职业为终身职业,忌频繁流动;等待或依靠政府安置就业,不适应市场竞争就业;把正规部门作为就业的唯一选择,不愿从事非正规部门工作;不能正视自身条件,对就业岗位提出过高要求。正是因为这些落后就业观念的阻碍,使许多劳动者与就业机会擦肩而过。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失业问题治理
(一)控制劳动力的供给
1.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即便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2.23‰,一亿多人口的基础,每年增长223万,10年以后人口总量仍然要有大幅度的提升。所以,在我们这个地区必须要通过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来控制人口的增长幅度。但在计划生育的具体实施细则上,与以往相比应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有所调整。2003年东北老工业基地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94%,如果按国际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已经济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如果严格执行“一对夫妻一个孩”的计划生育制度,显然不利于减缓老龄化的进程。但如果放松计划生育管理又不利于控制人口规模。所以,我们必须采取两全的办法,如在农村实施国家政策性奖励扶助。以奖励少生代替处罚多生,引导更多农民少生致富,这样有利于从根本上扭转“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减少新增贫困人口,促进消除贫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2.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教育,从短期看可以减少总量上的劳动力供给,从长期看可以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避免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错位。发展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需要着眼于以下三点:一是发展国民教育,提高国民教育质量,改善国民教育结构。从提高国民教育质量来看,需要从目前的纯粹的应试教育向应试与素质教育相结合,把职业教育提高到与文化教育同等重要的程度。高等教育需要与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相衔接,为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者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也要与劳动力市场相衔接,避免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与市场脱节。再者,要把重点由发展高等教育逐步转移到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并重。应该看到,我国的不少中学毕业生目前还无法进入高等学校接受深造;二是发展继续教育。继续教育,既是对国民教育的补充,同时又是劳动力进一步适应市场的一个桥梁。通过继续教育,劳动力可以更好地把握学习的重点,更好地适应市场;三是注重短期培训。通过短期培训,劳动力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一门适用技术,增强其适应市场的能力。
(二)扩大劳动力需求
1.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蒋选博士曾对我国1978-2000年间三次产业的边际就业弹性进行过分析。经研究表明,虽然第三产业的边际就业弹性也在下降,但是无论是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相比,还是与总体的边际就业弹性相比,第三产业的边际就业弹性都排在第一。即使在20世纪末,也比总体水平高0.26,更比第一产业高0.35,比第二产业高0.32。这说明,第一,第三产业的许多行业技术含量比较低,适合于吸收大量的劳动力;第二,即使科技进步对第三产业的某些行业(如金融业)的就业有“冲击效应”,但是其不断衍生的新的行业对就业产生的“补偿效应”远大于“冲击效应”。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第三产业中大部分行业的发展还比较落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样它必然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
2.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推进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就业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国有经济变成了劳动者净流出的领域,新增的就业岗位绝大多数的就业岗位由非公有制提供。而非公有制经济多为中小企业,其劳动密集程度高,就业渠道多样,就业方式灵活,进入的“门槛”也比较低,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是市场活跃的基本力量。大力发展非公有制企业,能够有效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增加社会生产力力量,实现分配公平,社会稳定。
3.增强科技进步对就业的扩张效应。科技进步除对就业产生“冲击效应”之外,在一定条件下对就业也会产生“第二次就业效应”、“补偿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为发挥科技进步扩张效应,应从以下几点着手:首先,加快运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特别是那些产品需求弹性大的产业的进程;其次,通过科技进步开发新产品,开拓新服务,特别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新的就业领域和岗位,实现科技进步的“补偿效应”;另外,对政府来说,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新产业要注意产业的关联度。对关联度高的产业,通过科技进步的上述效应不但可以增加本产业的直接就业,而且还可以增加相关产业的间接就业。
4.探索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接序产业的途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许多资源型城市,其主导产业都已没有了继续发展的潜力。煤炭的长期开采,要么成本太高,要么资源枯竭,煤炭企业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森林更是无树可砍,森工企业只有寻找新的出路;其他的资源型产业也都面临着重重困难。在这样的情形下,发展接续产业不仅是资源型城市摆脱困境的惟一出路,而且也是失业人员重新就业的主要途径。事实上,东北地区的一些资源型城市已为发展接续产业做了不少工作。从黑龙江省的一些资源型城市提供的经验看,它们以抑制资源过度开发和保护环境为主旨,在出台的一系列鼓励和扶持政策基础上,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探索出了许多既符合实际又有效率的发展接续产业路子来。
[基金项目:黑龙江科技学院引进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中的失业问题研究》(06-64)]
参考文献:
1.乔榛.中国失业引论[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蔡,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商务印书馆,2005
个人劳动教育总结篇8
教育与生产力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教育思想的基本原则。在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和人的发展系统考察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搞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
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邓小平、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列宁提出“把教学工作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起来”。他还认为“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育与教学，还是同时没有进行教育和教学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需要的发展”。则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教劳结合”思想。与1958年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强调了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的基本思想，总结我国“教劳结合”实践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新的探索。他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同时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否则“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伟人们的这些重要论述，从不同层面上扩展了“教劳结合”的理论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于我们今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及其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践教育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我国传统教育和“应试教育”在实践教育上存在着缺失。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主观和客观的各种原因，我们的教育实践事实上存在着“教师为考试而教，学生为考试而学”的“应试教育”倾向。这样以知识为中心，以考试为目的的，不注重实践教育，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实践素质，这是完全有悖于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的，必定为当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不容。例如：一部分学校过分强调升学率，在升学的压力下，学生把自己束缚在书本知识的狭小天地里，死记硬背，两耳不闻窗外事，导致学生高分低能，劳动观念淡薄，缺乏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思维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差，毕业后相当一部分学生不受社会欢迎。“应试教育”的实践性缺乏严重制约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使教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整个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因此，当前强调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践教育思想认为，实践性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是现代经济和科技发展对教育的客观要求；实践教育思想要求，必须坚持贯彻教育要求；实践教育思想要求，必须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把教劳结合作为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途径；实践教育思想要求，素质教育应当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重点，全面提高学生的实践素质。总之，实践教育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精髓，是指导当前我们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思想。
实践教育思想为指导是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全新人才，振兴我国经济科技的客观要求。现代教育具有实践性，是现代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践教育思想认为，我们提倡实践教育，不仅仅在于要求我们的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意识，实践能力等品质，更重要的是，实践性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总体特征，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协调，教育过程与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紧密联系，教育活动与人的生活实践紧密结合。
我们说实践教育是指教育改革实践的重要思想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概括素质教育的内涵时，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决定》在谈到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时特别提出邓小平“三个面向”指示和“四个统一”指示，其中，邓小平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指出“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这都是从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上概括了实践教育的基本要求。《决定》在谈到对素质教育的实践要求时，指出“学校教育不仅要抓好智育，更要重视德育，还要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与社会实践。”在具体分析素质教育的德育、智育等方面的工作时，进一步强调要重视实践教育。《决定》在论实施素质教育和贯彻教劳结合原则的关系时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途径。各级各类学校要从实际出发，加强和改进对学生的生产劳动和实践教育，使其接触自然，了解社会，培养热爱劳动的习惯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个人劳动教育总结篇9
关键词：教育；消费；收入；劳动力；分析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2)06-0018-04
一、教育与教育消费
教育是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要求和提高人类的知识与技能，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培训，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劳动者的社会活动。教育最早起源于生产劳动，最早期的教育也就是老一代劳动者通过向新一代劳动者传授生产经验与生活经验实现的。可见，教育最初就是具有生产属性的，后来随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逐步分工，教育与生产劳动逐渐分离，出现了专职从事教育的机构与场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教育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生产力属性。
对于教育的生产力属性，西方早期的经济学家如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与马歇尔等作过论述。马克思更认为，教育是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途径和手段，是使劳动者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必要过程和必经手段。在现代社会，教育的生产力属性更加明显。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生产、积累、更新、进步等都直接依赖于教育的发展，教育不仅是知识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具有直接的生产力含义。
正是由于教育的生产力属性，教育消费才有了消费与投资的双重属性。所谓教育消费，是指为获取知识与技能，教育者本人或家庭用于教育方面的各种货币支出。教育消费既是消费，也由于其形成人力资本的作用同时也是投资，或者说教育消费是投资性消费。所谓投资性消费，就是既能满足人们目前需要又能形成未来生产能力的消费。教育消费通过影响劳动者的未来消费能力即获取收入的能力与消费偏好为其提供长期消费收益，同时，教育支出能提高劳动者的未来生产率和相应的更高劳动收入为其提供长期资本收益。
二、教育消费与收入分配
教育消费与收入分配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收入分配状况决定了可能达到的教育消费水平。从宏观角度上讲，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决定了这个国家或地区可能达到的教育消费水平。从微观角度上讲，一个家庭对教育消费可能作出的支出，受到这个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如果以教育消费的货币支出额来计量教育消费水平，那么在收入分配水平与教育消费水平间就存在一定的函数关系，即教育消费函数。
如果以Y表示教育消费水平，x表示收入，则教育消费函数可以表示为
Y＝F(x)，其中x＞0，dY／dx＞0，d2Y／dx2≤0
教育消费函数是一个拟凸函数，其一阶导数大于0，二阶导数小于等于0。教育消费函数的这种性质有着明确的经济含义，即教育消费水平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增长，教育消费水平增长的速度大于收入水平增长的速度，但是这种增长的速度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减，即家庭教育消费水平增长的幅度随家庭收入水平增长幅度的进一步增加而降低，也就是说，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消费水平的增长幅度越低。而且，家庭教育消费支出负担率与收入水平呈反比，即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占家庭全部消费支出的比例就越高；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占家庭全部消费支出的比例就越低。
具体而言，教育消费水平与收入分配水平间存在以下关系：
1教育消费水平随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增长
教育消费水平随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增长，表现为教育消费水平对收入水平的边际倾向大于0。教育消费水平对收入水平的边际倾向dY／dx，表示后者增加l单位引起前者增加的单位数，即收入增加额中教育消费水平增长的比例。dY／dx>0，说明家庭教育消费水平随家庭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增长。
2教育消费水平随收入增长而超前增长
教育消费水平随收入增长而超前增长，集中体现为教育消费水平的收入弹性大于1。教育消费水平的收入弹性，指当收入增加1％时，教育消费水平提高的百分数。即教育消费水平的收入弹性：
e=dlnY/dlnx
=xdY/Ydx
当我们把教育消费函数设为一次齐次线性函数时，可以具体估计出教育消费水平收入弹性的数值。假设Y=bo+b1x,其中bo0.bo=
那么
e=dlnY/dlnx
=xdY/Ydx
=1-bo/Y①
因为b01
经过计算得出教育消费水平的收入弹性大于l。这表明当收入增长一个百分点时，教育消费水平的增长超过一个百分点，即教育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大于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由此可以得出一般结论，教育消费水平总是超前于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增长，这符合我们的通常的看法，这也说明，教育消费一般要保持适度的超前增长。推而广之，就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教育消费水平的增长也将随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增长，而且教育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超过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但是在不同的地区或在地区内部，教育消费水平随收入水平增长而增长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教育消费水平的收入弹性受b0与x的影响，而在不同地区之间、地区内部及城乡之间由于bo与x的不同，教育消费水平的收入弹性也不同。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地区和城乡之间，由于收入增长而带来的教育消费水平的的增长也不一样。
3教育消费水平的弹性系数随家庭收入水平增加而递减。
教育消费水平的弹性系数随年人均家庭收入增加而递减是因为
de/dx=bob1/Y2②
这表明教育消费水平随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增长，但是增长幅度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增长而递减，即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消费水平增长幅度越低，这也符合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一般规律。同时这也说明，教育消费水平越低的家庭，其用于教育消费支出的货币占家庭全部收入的比例，低收入家庭将高于高收入家庭，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家庭用于教育消费方面的支出在家庭全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就越高。即低收入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负担要比高收入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负担要重，而且收入越低，负担越重。
除教育消费水平随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增长外，教育消费水平与接受教育消费者的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且教育消费水平增长的幅度呈跳跃式发展。此外，父母的行业、职业与教育程度不同教育消费水平也不同，而且不同地区间教育消费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教育消费水平与恩格尔系数也存在一定的关系，不同地区的恩格尔系数与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基本呈正向变化关系，即恩格尔越高的省份，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也越高。但是，北京的情况相反，即北京的恩格尔系数较低，但教育消费支出较高，这可能与北京地处首都，特别重视教育有关。
研究表明，食物消费支出所占比例与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所占比例之间显著正相关，即一个国家家庭消费中用于食物的消费比例越低，则国民家庭消费支出中用于教育消费的支出的比例也越低；而一个国家用于食物的消费比例越高，则国民家庭消费支出中用于教育消费的支出比例就越高。并且，教育消费支出比例对食物消费支出比例呈弱弹性，即食物消费比例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家庭教育消费水平只提高0.72个百分点。
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教育消费支出负担率越大。就全国平均而言，大学本科及大学本科以上的基本教育消费支出负担率为18．97％，而小学的基本教育消费支出负担率仅为4.45％。各省市间的教育消费水平是不同的，教育层次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市，其教育消费水平也越高。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基本教育消费负担率为7.38％，总教育消费负担率为9.62％。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市，其家庭教育消费负担率低，这是与教育消费占收入的比例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低于收入增长的幅度相一致的。
对一般教育消费者来说，来自家庭的资助在教育消费的资金来源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对那些贫困家庭的教育消费者来说，来自家庭的资助可能不足以支付教育消费的各种支出，那么来自亲友的资助，以及贷学金、助学金与勤工俭学等方式，就在教育消费的资金来源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对特别贫困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由于教育消费中有些项目是固定的，如高等院校的学杂费、住宿费等，用于这些方面的支出不以教育消费个人的支付能力为转移。而对其他教育消费支出，如饮食、衣服、交通、书籍等方面，会因教育消费者家庭收入水平不同而不同，家庭贫困者一般会尽可能压缩在非必需项目的支出。来自家庭外资助的平均水平，家庭年总收入水平在10000元以下的学生明显高于家庭年总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学生，家庭居住在农村的学生获得家庭外资助的平均水平比城镇学生高。
三、教育消费与劳动力市场
如果说收入分配对教育消费的影响，是从教育消费的起点来影响教育消费的话，那么劳动力市场对教育消费的影响，则是从教育消费的终点来影响教育消费，即接受教育消费者完成教育消费后，必须到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获取收入，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完善与竞争状况，既影响到接受教育消费者可能获取的收入，也影响到未完成教育消费者与潜在的教育消费者做出的教育消费的决策。
教育消费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教育消费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不同教育层次与专业的劳动力实现的。一方面，教育消费提供劳动力的结构是否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既影响到接受教育消费者寻找工作的难易与满意程度，与可能获得的工资，也影响到潜在的教育消费者与完成教育消费者对未来教育消费的决策；另一方面，教育消费扩张到劳动力市场上不同层次劳动力的就业情况产生影响，既影响到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变动，也影响到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发展。
在教育消费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劳动力市场对教育消费的影响也是主要的，教育消费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次要的。首先，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影响着教育消费的数量与质量。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完善的，教育消费较高的劳动力就会找到收入较高的工作，就会促进教育消费的发展。反之，则不利于教育消费的发展。其次，教育消费的发展规模与水平，影响劳动力的结构、层次与整体素质。如果教育消费提供的劳动力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要，那么在教育消费、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发展间就会存在一个良性循环。否则既不利于教育消费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也将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再次，教育消费对人口质量与劳动力资源有重要影响。这主要是通过代际效应实现的，即父母的教育消费影响到子女的教育消费。通过代际效应的传递机制，教育消费的发展将大大提高人口质量与优化劳动力资源。
教育消费与劳动力市场的相互影响，要求优化教育消费结构，以培养出符合劳动力市场需要的劳动者。教育消费结构的优化，要求教育消费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基本一致。但是，现实中两者却经常存在矛盾。这首先是因为教育消费微观决策与宏观决策不一定会保持一致，对个人来说其教育消费决策是理性的，但这并不等于宏观决策的最优化。其次是因为国民经济发展本身具有一定的无序性，劳动力市场总是处于变化之中，是难以准确预测的。第三，教育本身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完全协调一致，教育与经济的动态适应总是存在一定的时滞。总之，教育消费结构并不总能与对劳动力的需要结构一致，要实现二者的一致，必须经过一定的途径。
优化教育消费结构，实现教育消费结构与劳动力需要结构间的基本平衡，一般采用功能应对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思想是，教育消费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间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两个方面，所以，只要教育消费结构提供的劳动力符合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消费就完成了向劳动力市场提供劳动力的责任。这种模式特别强调教育消费为社会提供具有强大的就业适应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劳动力，在功能上满足社会与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要求，而不强求教育消费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间的一一对应。由于这种模式强调功能上的和谐与吻合，而并不是结构与运行方面上的对应，而且通过提高教育消费者的通用专业能力，使教育消费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间总能保持相对的平衡。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消费的决策和劳动力的职业选择日渐成为一种微观层面的自主行为，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已成为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资源配置手段。因此，要使教育消费和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必须充分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当前突出的是要大力发展民营教育，推动教育供给的市场化，使居民多样化的教育消费需求由于教育供给的短缺只能得到有限满足的局面，使教育消费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不协调和结构偏差进一步恶化的局面逐步得到扭转。
四、发展教育消费的政策建议
要发展教育消费，必须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认识教育消费，从经济发展与资源配置的高度来认识教育消费，要着眼于教育消费的长远发展。我国的教育消费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目前教育消费的状况还不能满足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要求。
1.要改变观念，摒弃那种发展教育消费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短视观念，而要把发展教育消费的作用着眼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2.要改革教育管理体制，优化教育供给，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在促进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加快高等教育发展。
3.要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尤其要加大力量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为教育消费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要切实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步伐，扩大劳动力市场职位的供给，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的政策性分割因素，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5.要确保教育消费保持一定的适度超前发展，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重，为教育消费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刘方木或九十年代中国市场消费战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2］袁连生教育成本计量探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傅维利劳动力市场与教育的自主调节问题［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4］刘方木或，刘社建教育消费应当大力启动和超前增长--对教育消费的几点经济学分析［J］上海商业，2001，(8)
［5］刘社建中国存在"过度教育"吗［n］经济学消息报，2001-09-21
［6］刘社建，李振明扩大教育消费与优化劳动力市场［n］光明日报，2001-10-23
［7］刘方木或，刘社建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n］人民日报，2002-02-26
①具体计算如下：
e=dlnY/dlnX=(dY/Y)/(dX/X)=xdY/Ydx=xd(bo+b1x)/(bo+b1X)dx=xb1dx/(bo+b1x)dX=b1/(bo+b1X)=1-bo/(bo+b1X)=1-bo/Y
②具体计算如下：
de/dx=d(1-bo/Y)/dx=-bod(1/Y)/dx=-bo[(-b1dx)/Y2]/dx=bob1/Y2
aneconomicanalysisoneducationConsumption
LiUShe-jian
(ResearchCenterofemploymentandSocialSecurites,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043,China)
abstract:educationconsumptionismainlyaffectedbyincomedistributionandlabormarket.incomedistributionaffectseducationconsumptionfromitsbeginning,andlabormarketaffectseducationconsumptionformitsends.inordertomeetthedemandsofeconomicdevelopmentwehavetotakeeffectivemeasurestoboostthelevelofincomedistributionandimprovelabormarket.
Keywords:educationconsumption;income;labor;analysis.
个人劳动教育总结篇10
本质而言，基础设施等硬性公共物品在资源属性上具有极强的地理上的锁定效应，这就使得地方政府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带来的边际区域价值大于边际社会价值（Keen，marchand，1997）[12]，外部性特征并不明显；而以基础教育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保障性公共服务支出被附加在劳动力个体身上，随着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而流失，具有强烈的外部性。毫无疑问，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发达地区广泛而持久地转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特征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青壮年、男性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优质农村劳动力逐渐脱离农村和农业。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开始推行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进行了调整，财权上收，事权下沉。因此，要理解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扭曲背后的原因，除了继续以中国式分权为视角，还必须考虑到由于劳动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所引致的地方政府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的外部性。
有鉴于此，本文以河南省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因为每年它都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行着选择性转移，是考察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影响的一个很好的样本省份；另一方面因为河南省是地方分权程度相对较高的省份，是研究省以下分权的一个很好样本。从目前已有关于财政分权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关注的是中央政府对各省级政府的分权，较少关注省以下分权，而对县（市）级政府行为的研究则更为缺乏（张光，2009）[13]。事实上，在现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下，农村基础教育的最终责任主体落在县级政府身上，显然省以下财政分权势必会对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支出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从理论上讲，更符合财政分权理论假设的是在縣（市）级微观层面考察财政分权、劳动力转移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从实证上看，使用县（市）级微观数据可以克服省级宏观数据的平均效应，同时也由于样本量的大大增加，可以获得更为稳健和可靠的计量结果，从而更具有说服力。
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梳理现有文献，进行逻辑推演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第三部分采用县（市）级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并就模型、指标和数据的相关细节进行讨论；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结果及讨论；最后是结论和政策探讨。
二、基本逻辑和研究假说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奇迹被认为主要来源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经济的增长可以从政府治理上做出解释。中国式分权的治理体制以财政支出的高度分权、财政收入的高度集权与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为核心，为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加剧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和财政竞争提供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激励。但同时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中国式分权体制导致了地方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减弱，公共支出结构出现扭曲，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支出在改善投资环境的同时大大挤占了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公共支出（卢洪友等，2012[14]；傅勇，张晏，2007[8]）。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官员由上级政府直接任命，地方政府更偏好实施有利于自身政绩提升的政策。受传统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人口迁移成本高，而且人口迁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经济收入，并不是追求更好的公共服务。因此，尽管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庞大，但由于教育、医疗、社会
保障等重要公共服务均与户籍相关联，tiebout模型中所揭示的用脚投票的人口迁移机制难以有效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于长革，2008）[15]。
在地方居民缺乏采用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来制约地方政府行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就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的监督和考核来制约，而出于效率的考虑，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上级政府的考核制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下，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绩效就成为地方官员晋升的主要考核指标。在这样的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充分利用财政分权赋予的财政自主权，竞相开展标尺竞争（周黎安，2007）[16]，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更多地用于吸引投资、经济建设等能直接促进GDp增长的领域，而忽视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效果不显著却是当地居民偏好和需求的教育、医疗等保障性民生支出（平新乔，白洁，2006）[17]。
还有研究认为，财政分权下生产性公共支出和保障性公共支出在经济增长效果上所具有的外部性差异是引起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偏向的内在根源（张宇，2013）[18]。Qian和Roland（1998）认为，财政分权所引发的财政竞争会导致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边际地区价值大于它的边际社会价值，具有更大的独享性特征，从而激励地方政府不断增加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支出份额[3]。而附加在劳动力生产要素上的教育等保障性支出则会随着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将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惠及其他地区，具有强烈的外部性特征，从而引发教育等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罗伟卿，2011）[19]。
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地区间、城乡间障碍逐渐被破除，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行了跨区域转移，农村教育的外部性日益显著起来。大量实证研究证实，我国跨区域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赵耀辉，1997[20]；郭剑雄，李志俊，2009[21]），这也就意味着九年制的农村基础教育具有更为强烈的外部性。在当前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投入体制下，农村基础教育的外部性特征势必会使得地方政府在农村基础教育提供上面临的激励不足。
因此，通过上述分析，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假说：
假设1：省以下财政分权对县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等保障性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较为显著，分权程度越高，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越少；反之亦然。
假設2：因为外部性的存在，农村劳动力流出规模越大会导致县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水平越低。
三、计量模型、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分析，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周亚虹等，2013[22]；傅勇，2010[23]），设定如下的面板数据模型：
式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县（市）和第t年，1是关键变量财政分权度的系数、2是关键变量劳动力流动的系数、是一组控制变量的系数矩阵；为了捕捉不可观测的地区异质性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模型控制了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ai和et分别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效应和不随地区变化的时间效应；it则代表随机误差项。
（二）指标选择
税费改革后，在现行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下，农村基础教育主要由县级政府负责，经费也主要来源于县级财政。因此，本文用县级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县级财政支出的比例（Rit）这一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水平，反映地方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
财政分权是本文最为关注的解释变量之一。从已有文献来看，最常用到的是以财政收入指标（成刚，萧今，2011[24]）、财政支出指标（郑磊，2010[25]；李鼎，赵文哲，2013）[26]以及财政自主度指标（周亚虹等，2013）[22]来度量财政分权度。和常用的省级财政分权程度指标不同，这里我们使用的是省以下县（市）级分权程度指标。这是因为我国目前农村基础教育主要是由县（市）级政府负责的，而省以下的分权程度直接影响到县（市）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投入行为。这里我们用县级人均财政支出与全省人均财政支出之比来衡量省以下财政分权的程度，比值越大代表省内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此外出于稳健性考虑，还分别以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与全省人均财政收入之比和县级财政自主度（县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与预算内总支出之比）两个指标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劳动力转移也是本文最为关键的解释变量之一。然而，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无法直接得到各县（市）劳动力转移特别是转出数据。借鉴Hu（2009）[27]、赵德昭和许和连（2014）[28]的方法，可以对各县（市）劳动力转出数量进行估算，定义当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为laborit=（Lit-1-Lit）-nitLit-1，其中，当laborit为正值时，表示该县（市）劳动力为净转出状态；当laborit为负值时，表示该县（市）劳动力为净转入状态；Lit表示i县（市）第t年的年末常住人口数量；nit表示i县（市）第t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此外，影响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因素可能包括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以及地方财政支出压力等。一般地，经济发展水平会促进教育服务的提供，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力度可能越大，可以用人均GDp指标来表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县域产业结构会对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向产生较大影响，通常来说，第一产业比重较高则非农财政支出往往会较低，因此用第一产业占县域GDp比重来度量县域产业结构。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服务的提供水平与当地人口和面积有关，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人均享受到的农村基础教育服务可能会越少。财政支出压力反映地方政府的财政充裕度，刻画了县级政府在财政收支上出现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表示方法为财政支出压力=（本级财政总收入本级财政总支出）/本级GDp总额。通常来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越大，农村基础教育服务提供水平就会越低。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2000年到2006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分阶段进行，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农村基础教育的责任和管理由乡（镇）一级上移到以县（市）一级为主，到2007年农村基础教育开始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我们采用2007年以后的数据来研究以县为主基础教育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本文使用2007年以后数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支出统计指标口径的调整。2007年以后教育支出除了包含教育事业费以及各部门事业费中用于教育的支出等，还包含了教育基建投资，能更全面地反映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河南省统计调查年鉴》和《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四、数据描述、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一）变量统计性描述
表2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2显示，预算内教育支出占比平均为23.9%，标准差为4.4，总体来看预算内农村教育支出占比的县域间差异并不大。从衡量财政分权程度的几个变量来看，支出分权的均值为53.6，即县（市）级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是全省人均财政支出水平53.6%；支出分权变量的变异系数达到0.98，表明财政支出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收入分权的平均值为61.7，即县级人均财政收入是全省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的61.7%，变异系数为0.60，离散程度低于支出分权；县（市）的财政自主度平均为31.1，即县（市）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不足其预算内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这表明在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
劳动力转移数量平均值为-7.5万人，表明整体来看河南省劳动力呈现出从县（市）净流出的态势，2007年以来平均每年流出劳动力数量为7.5万人；分地区来看，劳动力流动方向和数量都存在着明显县域间的差异，变异系数达到2.8；其中有的县（市）表现出劳动力净流入态势，净流入劳动力数量高达83.5万人，有的则是劳动力流出县（市），流出劳动力数量最高可达到61.4万人。河南省县域间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失衡，县域人均GDp平均为2.14万元，但是变异系数达到0.63，其中有的县（市）人均GDp高达9.48万元，而有的县（市）只有0.57万元，两者相差15倍之多。
第一产业占县域生产总值比例均值为21.3%左右，反映出第一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县域间产业结构差异明显，有的县（市）一半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自于第一产业，而有的縣（市）第一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0.5%。人口密度也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平均值为6.34，变异系数为0.4。县（市）级财政普遍存在着支出压力，财政支出压力平均值为8.84；县域间财政支出压力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变异系数达到0.54，有的县（市）财政支出压力高达21.58%，而有的县（市）财政收入水平基本可以维持本级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压力只有1.1%。
（二）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Hausman检验结果无法拒绝解释变量与个体效应统计不相关的原假设，因此本文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对县（市）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财政分权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估计结果列于表3，表3也同时列出了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oLS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3）表明，财政分权显著地降低了县（市）级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县（市）地方政府预算内基础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越低；财政分权指数上升1个单位，预算内基础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将下降2.4个百分点。在现行的基础教育投入体制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是县（市）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和财政收入的转移，基础教育的强外溢性效应使得地方政府特别是劳动力净转出的地方政府在农村基础教育提供上的积极性和面临的激励不足。模型估计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劳动力净转出数量显著地、负向地影响着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投入努力。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比例，这表明地方政府在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提供上面临着较强的资金约束。偏向于第一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不利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农业税的免征，以农业为主的县（市）本级财政收入锐减，加之上级转移支付不规范，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更加偏向于农业，而农村基础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投入面临的财政约束更加严厉，农村基础教育供给更加不足。财政支出压力是引发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偏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权上移和事权下放的矛盾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在经济建设中获得竞争优势，运用以邻为壑的竞争手段，对于那些在短期内难以提升经济生产力和官员任期内政绩的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积极性。财政支出压力越大，地方基础教育支出的努力程度越低。人口密度对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比例影响为正，但统计上并不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对财政分权程度采取了不同的衡量指标，包括用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与全省人均财政收入之比来表征财政收入分权程度，用县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与预算内总支出之比表示财政自主度。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发现二者没有显著差异，因此依然在随机效应模型框架下来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从回归结果上看，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程度还是财政自主度都对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支出有着负向且显著的作用，与财政支出分权估计结果相一致。与此同时，劳动力转移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收入分权指数和财政自主度指数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力转出数量越多，县（市）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投入的动力越弱，这也与财政支出分权的估计结果一致。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自主度下的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财政支出分权下的估计结果基本相一致。由此，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财政分权显著且负向地影响着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投入努力；财政分权下的劳动力转移对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支出也有着显著的负激励。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尝试在财政分权和劳动力转移的统一框架下来实证分析县（市）级政府的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运用2007年2013年河南省108个县（市）样本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控制了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双向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了财政分权、劳动力转移对县（市）级预算内农村基础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的影响，并得出了较为稳健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表明，省以下财政分权是影响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分权显著地减少了地方政府的农村基础教育支出，对农村基础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
劳动力是影响县（市）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的另一重要因素，附着在县域转出劳动力上的基础教育投入的外溢效应使得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投入面临的激励明显不足，劳动力转出规模越大，县（市）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比例越低。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有效缓解地方政府非经济性公共物品支出面临的资金约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比例相应越高。农业传统产区的产业结构对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有着较为不利的影响，地方政府支出更加偏向于农业公共支出，导致非农公共支出不足。分税制下的事权和财权不统一使得地方政府面临较大财政支出压力时会降低基础教育支出的努力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