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时代的家庭教育篇1
“富二代”问题学生富裕家庭类型对应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出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富裕乃至极富裕家庭，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作用，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日趋严重，由此也产生了一个备受争议的群体：富二代。从概念上说，“富二代”指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代民营企业家“富一代”们的子女，如今他们靠继承家产，拥有丰厚财富。在广东这个经济发达区，富二代学生占了一定比例，富二代现象也比较具有典型性。因此，在广东中学生群体中研究“富二代”问题学生思想性格成因具有特殊意义。
“富二代”学生并不是个贬义词，因为富二代学生并不是天生的问题学生。事实上，富二代中不乏各行业的精英。只是因为现实中确实存在不少富二代的负面事件，使得富二代蒙上了一层灰色面纱。而身心正在成长中的富二代中学生，不少人思想性格已经初露问题端倪。因此，探究其问题产生的成因对寻求解决方案具有积极意义。
一、问题“富二代”学生之思想性格特征分析
1.热衷享受、物质至上
由于富二代学生自小生长在物质极度充裕的家庭，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已经习惯了奢华和无节制的物质享受，金钱的巨大能量也深深地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烙印，所以，他们往往热衷享受，物质至上。不管是在富二代之间还是富二代与“贫二代”之间，富二代都会炫耀其财富，把拥有财富以及享受物质当做一种荣耀和资本去博得他人的尊敬。新西兰的中国留学生挥金如土大买豪车就是一个明证。而富二代中学生则会以名贵的配饰、衣物、食品、电子产品等炫耀于人。不少富二代把物质享受当成了想当然的人生意义和目的，这对于他们人生的长远发展是有严重弊端的。
2.自我中心、张扬叛逆
大多数富二代孩子在家里受到宠爱甚至溺爱，父母长辈可以用无度的物质给予来随意满足孩子提出的任何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富一代对富二代思想上的约束比普通父母要少得多，传统的道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文明礼貌教育、社会责任意识等，在不少富裕家庭被有意忽略或者无意、无奈忽略。由此造成了不少富二代孩子的自我中心主义。他们张扬叛逆，严重缺乏自制力，产生了不少负面效应。
3.不思进取、责任缺失
由于家庭条件的优越以及这种优越带来的视野狭窄，大多数富二代孩子看不到社会竞争的残酷性，无法感受到通过努力去取得成绩的喜悦，也认识不到为社会做出贡献所带来的精神层面的收获，所以很多富二代孩子不思进取，责任缺失。有些富一代在自己经济业绩大获成功的同时不管自己孩子同意与否，已经强制性地为富二代做好了人生规划，这也让富二代的问题学生产生了一切等待安排的心理，被动依赖成为了习惯，自然进取心阙如。他们不懂对自己负责，更不懂对别人、对社会负责。
4.自卑脆弱、无安全感
说富二代自卑脆弱、无安全感可能会让很多人大跌眼镜，无法理解。应该说这是富二代不为人知的一面。“除了钱一无所有”就是这些富二代的真实写照。因为父母成日忙碌，忙于应酬，富二代问题学生内心深处没有感觉到温柔细腻的父母之爱，他们可能会养名贵的宠物，但是却和父母之间存在交流障碍。而且，他们真心朋友少之又少，有人向他们示好也会被他们一律视为是冲着其钱财来的。所以，他们内心深处是感觉到孤独的，缺乏安全感的。如果这些学生在家庭变故之下，自卑脆弱的思想性格会更加明显。
二、富裕类型与问题“富二代”学生之思想性格特征的关联
富一代相同的一点是都极其富有，但是，不同的富一代各有各的不同。就大致而言，可以分为以下类型：按致富方式分可以分为暴富型、艰苦创业型；按富裕程度分（在中国）可以分为豪富型、中产阶级型；按受教育程度分可以分为双方知识分子型、单方知识分子型、低文化层次型；按家庭教育类型分可以分为家教严苛型、放任自流型、娇生惯养型、他人教育型、亲自教育型。不同的富裕类型产生不同的富二代问题学生的思想性格。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关联存在普遍性却不存在必然性，各类型之间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彼此之间存在交叉性。
暴富型富一代因为财富来得突然而且猛烈，自己的适应都要经过一个较长过程，更不用说富二代。暴富型富一代对子女会比较纵容无节制的物质享受，父母眼里物质已经有了无所不能的力量，子女也会自然而然地拜物，所以，热衷享受、物质至上就成了这类富裕家庭出身的富二代问题学生的主流。暴富型家庭往往存在低文化层次问题，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缺失比较明显，张扬叛逆的特征相对比较明显。
富一代中不少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创业才达到现今的富裕程度的，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与暴富型家庭的孩子有所不同。因为父母很珍惜得之不易的富有，而且双方知识分子型比例较高，所以他们在教育子女方面投入相对更多。但是，这些家长中不少人急于和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希望自己的子女完全融入上流社会，所以，他们把孩子送到贵族学校，让他们坐豪车，吃西餐，大街小巷普通百姓的生活基本不让他们接触。长此以往，孩子的精神世界就单调苍白，缺少地气。这些孩子因为自小待在贵族学校，长期离开父母。久而久之，就成了脆弱自卑、无安全感的一个群体。
豪富型家庭的富二代问题学生数量比中产阶级家庭的问题学生数量要相对较多。但这不成绝对正比关系。这单方知识分子型富裕家庭之富二代问题学生自我中心倾向比较明显。因为知识层次不同，家长之间在教育子女问题上容易产生分歧，但是承担子女教育任务的往往是知识文化层次较低的母亲一方。这种家庭中母亲骄纵子女现象比较普遍。母亲不愿让孩子吃亏受委屈，所有要求尽量满足，教育失当，孩子的思想性格发生扭曲也就是意想之中的了。这样的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张扬叛逆，生活自理能力也非常低。笔者曾教过一个富二代女生，高中生了，但是连叠被小事都无法做到。问其母亲，方知此户家庭所有主人都不用叠被，因为这些事都是保姆为之。而此位“慈母”，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三、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富二代”问题学生越来越多地被曝光，这个群体也被前所未有地关注起来。在指责之声如山如潮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去正视和解决面临的问题。
所有问题学生的问题都不是自身产生的。家庭、学校、社会等因素对其成长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家庭的影响非常大，也非常重要。“富二代”问题学生之思想性格成因的探究不仅旨在为老师找一个教育出口，更为学生家长做一个教育指引。
参考文献：
[1]张侃.富二代有哪些心理弱点.
[2]曹通.问题“富二代”学生的心理、行为特征及教育对策.
富裕时代的家庭教育篇2
当今社会，多元化的价值观取代传统价值取向，对于物质裸的追求超过任何时代。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势必会造成价值观的混乱，造成家庭德育问题突出。
1.更加盲目重视智育的片面发展，忽视德育教育。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读书做官的风气。但是，古人强调读书的时候也强调修身，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人把修身放在第一位，足见古人对德育的重视。即便在贫乏时代，古人们都始终恪守着“修身”“、齐家”“治国”的古训。而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变化，人们的内心逐渐荒芜，也把追求智育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家长盲目的追求对孩子未来职业的期许，更加注重对孩子知识学习的关注，片面追求孩子学习的高成绩，忽视了对孩子德育的教育。而孩子沦为学习的工具，孩子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被剥夺。根据宋传胜的调查，只有20.66%的父母把德育教育内容当成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而55.90%的父母将教育的重心放在了智力培养上面。
2.更加注重物质和金钱的奖励作用，忽视精神熏陶。
随着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父母和家庭成员对孩子的宠爱有增无减。在富裕生活的背景下，家长更多的是通过对孩子物质上的满足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这就容易造成孩子享乐、功利、攀比等不良价值观的形成，给孩子成长造成损害。一方面，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家长有能力给予孩子更多物质上的奖励。另一方面，很多家长因为工作忙，平时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觉得内疚，想要补偿对孩子情感上的缺憾，通常会从物质上甚至金钱上直接满足孩子的要求。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家长德育意识的缺失，导致家长在教养孩子上的盲从。父母的做法无可厚非，但关键是要教育孩子如何正确看待物质和金钱，如果缺乏对孩子价值观的正确引导，最终将不利于孩子未来的成长。
二、富裕时代背景下出现家庭德育问题的原因
物质的泛滥造成文化的荒芜，人们变得更加功利，人的精神世界变得荒芜，这影响着家庭对孩子的教育。
1.家长功利化的教育思想作祟。
富裕时代背景下，人们注重物质享受而忽视人文情怀的修养，读书已经成为一种奢侈。父母自身在学习和修养上的欠缺造成父母的家庭教育意识缺乏，教育水平不足，缺乏正确的家庭德育意识和家庭德育能力。缺乏家庭德育的正确意识就会在孩子的教育上盲从、随大流。在功利主义观念的影响下，父母就会过度重视孩子智力的培养，完全是盲从别人。缺乏家庭德育能力的家长受到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不能够正确有效地把自己的道德认知教给孩子，就不能有效引导孩子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现代德育的困境在于教育与生活的疏离，走出德育困境的出路是向生活回归。学校德育的弊病就在于此，而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家庭也应承担起孩子德育教育的重任。
2.大众传播媒介的负向功能被放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精神文化的滞后发展形成了巨大反差。多元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结构被打破，不良文化趁虚而入充斥社会，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的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良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家长，造成家庭教育观念的变异。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是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书籍等媒介。大众传播媒介有覆盖面广，资源利用率与传播效率高的优势。因此，不良文化趁机大肆渲染不良价值取向，造成恶劣影响。在缺乏核心价值观引导的富裕时代，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大行其道，快餐式的垃圾信息不断冲击着荧屏和文字对面的孩子和家长。由于未成年人尚不具备准确的判断力和抵抗力，极易受到腐朽和偏激思想的影响，而成年人由于缺乏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也往往会深受其害。家庭德育在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下，变得更加脆弱。
三、富裕时代背景下家庭德育建设
1.改变家长功利化的教育观念，加强家庭德育意识。
首先要改变的是家长功利化的价值观念。一是家长要学会跟孩子沟通。沟通是心与心的交流，通过跟孩子面对面的沟通交流，真正了解孩子的需要，才不会在教育孩子的道路上盲从别人，从而少走弯路。二是家长要改变溺爱孩子的习惯。卢梭曾说过：“你知道用什么方法一定可以使你的孩子成为不幸的人吗？这个方法就是对他百依百顺”。家长对孩子物质上的投入固然必不可少，但精神上的关怀与慰藉更为重要，更能帮助孩子形成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心理品质。另外，对孩子的奖励不要只限于物质和金钱的奖励，可以选择的方式有很多。例如，带孩子去博物馆、旅游、爬山，等等。家长可以选择这些既可以满足孩子需求又可以娱乐身心、增长见闻、陶冶情操的活动，这样更有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其次是加强家长的德育意识。学校、社会、国家都应该给予家长更多的帮助：①组织公益的家庭教育讲座。我们国家有很多家庭教育的专家、学者，他们有着丰富的家庭教育的知识和经验。也可以组织慈善基金会或者其他公益组织，邀请这些专家、学者开展一些家庭教育的系列讲座。讲座内容可以制作成视频光碟发放，在网络、报刊等大众媒介上进行宣传等。②开办家长学校。家长学校是对学生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组织形式。家长学校要定期组织家长学习，开展家长的交流活动，安排专业的老师讲课，营造一个可以让家长们相互交流经验和与专家交流并且答疑解惑的良好环境。
2.弘扬传统文化的正能量，发挥大众传媒的正向功能。
文化是文明传承的载体，良好的文化价值观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人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应该因为新时期多元文化的影响而抛弃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新时代，要在传承文明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形成中华文明的现代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大众传媒之所以能够带来大量的负面信息从而毒害年轻一代，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功利化和享乐主义的盛行。另一方面管理和审查的缺位，缺乏应有的审查制度，也是不良文化泛滥的原因。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覆盖面广，时效性、信息丰富性等重要特点，发挥大众传媒的正向传递功能，去除糟粕，弘扬新时代的核心文化价值观。
富裕时代的家庭教育篇3
全面小康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
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现实的原则，又是一个远大目标。对此，邓小平曾从多角度进行充分阐述；而全面小康为这一思想注入了新的内涵，使目标更具体，任务更具可操作性。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历史上其他社会形态最根本的特征，而全面小康把这一特征具体化。人类社会除原始社会外，在剩余产品有了较大提高以后，造就少数富裕乃至暴富个人和阶层是不难的。现代资本主义即使到了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物质产品比较丰富的现代阶段，没有也不可能为自己规定实现共同富裕的使命和前途。一些发达国家虽然“富裕”却与“共同”风马牛不相及，并且少数人的富裕要以大多数人的绝对或相对贫穷为代价。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正如美国学者罗伯逊所分析的那样：“美国之所以存在贫困，是由于美国社会是不平等的，并有着不可抵御的政治压力来保持这种不平等状况。任何想要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强大势力的反对。有些人只有在别人相对贫困的情况下才能相对富有。鉴于权力是集中在有钱人手中，政府的政策就将反映他们的利益”。（《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年版第354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3页）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规定到“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作为本质，它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已经泾渭分明；作为本质的外在表现，则是一个随着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完善的过程。目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
全面小康拓展了共同富裕的领域。从贫困落后走向共同富裕，是一个不断发展、逐步提高的过程。初期，我们多从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方面来考虑。在当时条件下，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存在的前提，人们只有解决了生存问题，才能提出和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消灭贫穷，解决温饱就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邓小平把“小康社会”描绘为：“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我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6位，人均GDp实际上已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世界中下等收入国家行列。在这种形势下拓展共同富裕的领域就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全面小康不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要求，还包含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环境等方面更为“全面”的内容，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最广大人民的新要求。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全面小康与共同富裕体现了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而追求这一目标的发展过程则构成了走向共同富裕的实际步骤。“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向贫穷宣战，着力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上个世纪末使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而全面小康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即本世纪头20年，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合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它把全面小康与共同富裕目标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充分体现了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径
邓小平是在立足国情，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来设计我国共同富裕的现实道路的。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径。
打破平均主义，继续鼓励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历史经验表明，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只能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因此，要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这是对过去吃“大锅饭”教训的总结，又是基于对我国资源与要素禀赋巨大差异的深刻认识而提出来的。全面小康的构想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尤其是总结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给予发展创新，十六大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激活人们的利益动机，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要使部分先富成为现实并进而达到共同富裕，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而“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同上，第138页）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部分人先富在农村初见端倪；继而设立经济特区，使这个当时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区先富了起来。党的十六大着眼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明确提出，要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人们的发展活力，鼓励他们积极创造社会财富。这就营造了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事业的氛围，从而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以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来避免两极分化的产生。正确处理先富与后富的关系，是邓小复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而“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离开公有制，我们就实现不了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富裕的实现有赖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因而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是保证这一目标能够实现的基础。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逐步推进共同富裕
先富是手段，共富才是目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一部分人富裕，一部分人长期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理论中，共同富裕有着更为重要的位置。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邓小平不仅从战略上构造了要达到共同富裕就必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步骤，而且对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西部同东部地区的差别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都作了有预见性的安排。他认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使之成为“中心课题”的时机已经趋于成熟。这就需要我们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切实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政府工作要着力于引导和促进共同富裕。使共同富裕成为“中心课题”，关键是使帮带后富成为“中心课题”。要根据全面小康与共同富裕的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组织各种资源，以更有效率地达到目标。
首先，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改革以来，提倡和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兴办特区等措施培植了增长“点”，使一些个人和地区先富裕起来。要达到共同富裕，也必须再造新的增长“点”。这些“点”的选择要明显地向欠发达地区和中下收入层倾斜。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这些“点”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为这些“点”提供了资金来源。要选择一些具有较大的投入产出比，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度和经济带动力、有利于提高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利用率的大项目，通过政府投资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次，通过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来影响收入分配的“面”。沿海富于内地、大城市富于中小城市、垄断行业富于非垄断行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地方和行业占有更多物质生产条件的事实。要积极促进小企业发展，数量众多的小企业可以安排大量的劳动力，有利于共同致富。调整经济结构，具有生产条件再分配的作用，但在调整中应避免一味用“资本”替代“劳动”而使结构“优化”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样不利于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
再次，要通过法律、政策、道德和舆论的力量来制约收入分配的“极”。实现共同富裕不能只靠做大“蛋糕”，还必须有相应的分配机制作保障。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有针对性地指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同上，第111页）目前，富人纳税的法律意识不强，一些人把偷逃税作为致富的捷径。因此，要加强税收征管，做到应收尽收。同时，要理顺城乡之间的税收关系。有研究表明，我国农民的税负比例要高于城市居民，税收在城乡之间是一种累退税，起着逆向调节的作用。要鼓励先富帮后富，讲清先富帮后富“是一个义务”的道理，并大张旗鼓地宣传典型，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先富帮后富的风气。要特别关注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下岗失业职工的问题，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并且动员全社会力量，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千方百计帮助和引导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这不仅是维护职工劳动权益的需要，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富裕时代的家庭教育篇4
理由一：老人心态平和
祖辈们心态相对比较平和，加上老年人具有儿童似的心理，这就使得他们特别喜欢孩子，也更容易融入孩子们的游戏，跟孩子建立比较融洽的关系，能够促使孩子健康成长。
理由二：有充裕时间和精力
祖辈家长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愿意花时间与孩子在一起生活。他们不仅照顾孩子的生活，提供学习的条件，进行适当的指导而且能够耐心地倾听孩子的叙述。
理由三：有教育孩子经验
祖辈家长具有抚养和教育孩子的实践经验，对孩子在不同的年龄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应该怎样处理，他们知道的要比孩子的父母多得多。
理由四：丰富的社会阅历
祖辈家长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感悟，是促进儿童发展和有效处理孩子教育问题的有利条件。
理由五：弥补性别角色缺失
城市中居高不下的离婚率使很多孩子成长在单亲家庭里，隔代家长能很好地弥补这类家庭中的性别角色缺失，这对孩子健康的性别认知有着正面的作用。
理由六：让孩爸妈无忧
孩子由祖辈家长教养，年轻父母得以解决后顾之忧，专心致力于事业。现在很多父母都非常繁忙，因为社会竞争压力大，就业困难。很难有时间照顾孩子的起居与学习，祖辈家长带孩子为父母解除后顾之忧。
理由七：对孙辈的亲情
隔代家长对孙辈所具有的亲情和关爱，是任何育儿机构或保姆都无法比拟的。他们乐于为孩子奉献，这有利于孩子获得心理上的支持和情感上的安定。
富裕时代的家庭教育篇5
这些眼花缭乱的“富二代”教育，其实正好说明中国还不会教育“富二代”。毕竟，中国经济还处于起飞阶段，“先富起来”的一代也富了没多久，刚刚碰到“富二代”接班的问题。看看美国洛克菲勒、福特等家族，则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如果再追溯到英国的传统，英美“富二代”的教育，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比如其贵族学校，一直门禁森严，即使二战后开始通过慷慨的奖学金广纳社会各个阶层的子弟，但这些贵族学校还是贵族学校，其学生大部分都是富裕家庭出身。另外，其教育的章法，也一直保持着贵族的传统。
最近读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讲到首都华盛顿的一家精英教会高中男校的教育，觉得颇值得中国的“富二代”及其父母们参考。
这所高中的校训是，“为了别人的人”。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了别人的人”，所有毕业班的学生必须从事至少4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才能毕业。低年级学生虽然没有硬性要求，但受整个学风的影响，大多数也都积极投身于社会服务。其中一个主要的服务项目，是到无家可归者救济站面对面地给那些无家可归者提供饮食服务。而该校把无家可归者救济中心就设在自己的校园内。
这些孩子多出身富裕家庭，住在富人区，过去听说过贫困，但亲身的经验几乎没有。到无家可归者救济中心服务，是他们上的第一堂贫困课程。这种服务，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对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是很大的挑战。这些无家可归者，许多有毒瘾，另外有些神经不正常，对付起来非常不容易。一位学生因为拒绝给一位无家可归者咖啡里加六勺糖的请求，被粗暴地咒骂，最后那人不得不被押送走。有的学生利用午饭时间来服务，有的则干脆住在救济中心一周，帮助准备各种饭菜。一位十五岁的男孩儿负责打饭，排队领饭的人全都低着头，眼睛看着地面，一言不发。什么是人的尊严，一下子就让这个刚刚开始理解世界的男孩体会到了。他立即满面春光地主动打招呼：“嗨，你过得怎么样呀？”来人一阵沉默，最后脸上终于绽出一丝笑意：“还不坏，还不算太坏。”
富裕时代的家庭教育篇6
关键词：集体经济；共同富裕；收入分配；精神文明
党的十报告把“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八项基本要求之一，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然而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九曲蒋家村通过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实现共同富裕。
一、九曲蒋家村概况
九曲蒋家村位于山东省招远市东北部，群山环绕，距离县城20公里，要进到村里，需要经过九道山涧、十八道弯，当地人称为“九曲十八弯”。全村280户，800人口，山峦4600亩，耕地200亩，属于典型的人多地少的村庄。21世纪前，九曲蒋家人始终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贫苦日子。21世纪以来，通过开办村集体企业，走集体经济的道路，该村也先后被授予“全国文明村”、“中国黄金第一村”、“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单位”、“全国十大名村（居）”等荣誉称号，成为全国农村率先实现“共同富裕”的典范。
二、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之路
九曲蒋家村的共同富裕源于该村集体经济的构建，进入21世纪以来，该村创办的村办企业“春雨集团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一个下辖15个分公司，拥有5100个员工，集团总资产达35亿元，经济总收入超过24亿元的部级民营企业。
（一）村企合一、多元经营，拓宽共同富裕之路
2001年，九曲蒋家村将全村被个人承包的黄金矿产资源都收归集体所有，实行集体统一管理，统一经营，这一举措，为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使集体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壮大，该村制定了“以金兴村、二次创业、以金兴企、多元并举”的战略目标，先后建立了春雨食品有限公司、家纺公司、建筑公司、物资公司等子公司，斥巨资建立了融休闲娱乐会议为一体的“春雨滨海度假村”。截至2012年，春雨集团已发展成为一家拥有15家子公司的多元化集团公司。
为了真正让集体企业惠及每位村民，春雨集团并未单设领导班子，而是走了党政企三位一体、政企合一的路子。在管理体制上，该村村企合一，统分结合。村党组织“一把手”和村委“一把手”一人兼任。在村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党务、村务和企业分工负责制，“三马共拉一套车”；资金的管理与支配，实行“统一调配，分灶吃饭，独立核算”；对干部的管理与使用，实行统一考察，统一调配，分条块管理与使用。在分配制度上，打破过去的“吃大锅饭”的模式，坚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下保底、上不封顶’”的分配原则，从机制和体制上为走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保障，也为有能力的村民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平台，有效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工作积极性。
（二）注重科技和人才应用，加快共同富裕步伐
1.注重科技应用
把私人矿井收归集体所有以后，该村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对所属矿区进行了详细的勘察和测量，在专家的协助下对采矿进行科学规划，制订了科学的开采方案。
在春雨集团进军粉丝产业之前，招远粉丝就已远近闻名，生产技术也已经相当成熟，各家生产质量相差无几。但春雨集团投产粉丝生产时坚持高水准、高起点，花巨资引进了现代化的粉丝生产流水线和冷冻烘干成型流水线，利用优质原材料，经现代科学生产工艺加工，最终生产出在色泽、外形、口感上均为上乘的“金雨”粉丝。投产仅10个月便通过国际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在招远60多家粉丝行业中脱颖而出，年销售收入560万元，出口创汇60多万美元。公司产品质量与国际产品质量标准全面接轨，获得了国际食品监督检查权威机构和中国国家质量监督局联合颁发的《食品质量合格证》，这是国内食品行业第三个获此殊荣的单位。
在国内家纺业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春雨家纺能在国内迅速开拓杭州、威海等市场，在投产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跨出国门远销国外，其主要的原因是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生产设备：瑞士苏拉机6台，日本平冈机6台。高档次的设备再加上高素质技术人员对国外先进生产工艺的快速吸收，使其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都远远高于国内同类厂家。
春雨电力电子有限公司虽然只是一个为集团提供服务为主的小型公司，但公司自2006年成立之初，就确立了“科技兴厂，以质求胜”的发展思路。该公司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开发新品5种，改造升级旧产品6种。其中在黄金矿业公司建设3000吨选矿厂时，该公司研发制作的圆磨软启动器及稀油站连锁控制系统，为缩短选矿厂的工期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公司节省了大量资金。
春雨集团依靠科技谋发展的例子举不胜举，注重科技进步的思想渗透在集团发展的方方面面。这正是春雨集团在迅速成长的过程中仍能保持健康有序发展的奥秘之一。
2.注重人才使用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人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决定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当今世界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要想在未来的世界竞争中争得主动，赢得优势，就必须培养、吸收和使用好人才。近年来，春雨集团为谋求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求贤若渴，他们集思广益，在培养、吸纳、使用人才方面大做文章。
其一，吸纳人才。为了适应集团快速发展的步伐，集团必须借用外脑，招纳贤才。集团领导按照一贯事前有准备，行事有安排的干事作风，首先对人才市场进行了详细的摸底调查，掌握了人才分布情况，发现人才闲置的薄弱环节，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组织专门人员开展了筑巢引凤、招才纳贤的工作。其一是招聘青年职工。在招聘方式方面，他们按照青年人的喜好方式，采用网上招聘和广告招聘相结合的方式。在宣传内容上则抓住了年轻人为谋求自我发展往往看重公司的价值和发展前景的心理，详细介绍了公司的现状和远景规划，着力宣传了九曲蒋家村人在建设新农村做出的贡献，各级党和政府给予的荣誉。最终引来了省内外大批有志青年前来应聘，其中有刚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也有志向远大的社会青年。其次，聘请高级技术和管理人员。该集团充分利用了退休人员工作经验丰富、业务精通熟练的优势，先后聘请了各界退休、内退人员100多名，其中有浙江温州的工程技术人员，省内高级工程师、经济师、专家、教师等。
其二，培养人才。春雨集团不但重视人才的引进，而且重视对自有人才的培养。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他们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策略。走出去――将公司中有文化有潜力的青年骨干送出去进修学习。他们同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山东财经大学等国内知名高等院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选送村两委及集团高中层干部和青年骨干到各大院校进修学习。请进来――将专家教授请进来对全体职工进行培训。按照企业管理和业务素质拔高的要求，每年3～5次邀请山东财经大学、鲁东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的专家教授到工厂开展知识讲座。定期举办培训班，对相关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其三，使用人才。该村集体不仅会招揽人才而且会用人。在对各类人才进行详细了解的前提下，根据其特长，安排相应的位子、给予相应的职务，对其发挥才能提供各种配套和支持。对于爱岗敬业，贡献较大的人员，则给予少则几千元多则几十万的奖励。对村和集团公司有重大特殊贡献人员，户口可迁入九曲蒋家村，与本村村民享受同等待遇。这一系列的奖励措施使各类人才在各自的岗位上各显其能，建功立业，调动了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为集团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三）按劳分配加福利供给，兼顾效率与公平
按劳分配加福利供给的分配制度是九曲蒋家村的一个显著特征。按劳分配体现在：集团公司依据村民职工所从事的岗位和工种不同，分别按月发放不同数额的货币工资。为了避免等级差别和工种歧视，集团所设的最高工资一般不超过最低工资的十倍，且同一级别中向从事苦、脏、累、险的工种倾斜。为了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集团内部制定了的《岗位责任制》并配套了详细的奖惩制度。少做、不做者扣发工资奖金乃至福利分红；多做、做优者给予奖金和荣誉鼓励；对集团公司有特殊贡献的，根据贡献大小给予一次性特殊贡献奖。福利供给体现在：九曲蒋家村的村民不仅看病免费、上学免费、旅游免费、老有所养，并且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由集体统一供给和承担。
（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共同富裕提供精神动力
九曲蒋家村集体经济的壮大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但它不能代替精神文明建设。他们在物质富裕起来后将“左手抓经济，右手抓稳定”的发展方针适时地调整为“左手抓素质，右手抓经济”的战略方针，再一次发挥集体的力量带领大家走进精神富裕的殿堂。
在提高村民综合素质和整体素质方面，他们构建“一个框架”，形成“两个机制”，做到“三化”、“五落实”。“一个框架”是村民少幼有所育，中、青有所教、老年有所学的终身教育制度。“两个机制”是教育培训的长效机制和村民教育培训激励机制。“三化”是教育培训内容系列化、教材乡土化、教育培训形式多样化。“五落实”是教育培训组织落实，教育培训教材落实，教育培训制度落实，教育培训人员落实，教育培训经费落实。在实际工作中实行“两条腿走路”、“四轮驱动”的办法。“两条腿走路”：一是着眼长远，抓全员教育培训；二是立足当前，抓人才招聘。“四轮驱动”：教育培训村干部率先带动；二是党政青工妇协调联动；三是与高等院校合作互动；四是考试考核与经济挂钩利益促动。
三、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之有效途径
集体经济是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是家庭经营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制度保障。
（一）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的形式之一
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了我国现阶段执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集体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归某一集体的劳动者所有的经济关系，是由劳动者自愿结合而成的，劳动者在集体内部是平等的。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另一种形式。
（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当时我国农村生产力的状况，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村改革经历30多年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现有的一家一户的家庭经营已不适应现有的生产力，已成为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瓶颈。我国“三农问题”始终找不到解决的有效途径，反而越陷越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有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市场化浪潮下，确实有少数农民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富裕起来了，但对于大部分的农民来说，是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站稳脚步的。与孤立无助的小农相比，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的力量则强大得多。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多次明确指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就是发展集体经济。
（三）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能够有效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
共同富裕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范畴，它不单指物质生活的提高，而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富裕，是以物质的共同富裕为基础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因此，我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体。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但精神文明的建设，尤其是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不能完全依靠思想道德教育。千百年来，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分散、组织纪律涣散的习惯，特别是在追求利润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对农民的思想教育放松，农民的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和道德责任感就会淡化，创业精神和传统美德就会减少。要培养造就新型的农民队伍，关键的问题是组织农民。然而有效的组织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集体对农民的凝聚力和组织力的大小则直接取决于集体经济的发展程度。只有集体经济壮大了，带领农民致富了，集体才会对农民产生凝聚力，才能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有效的组织作用。九曲蒋家村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其根本在于强大的集体经济对农民的组织力和凝聚力。
（四）农村集体经济的分配方式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
“集体经济”是指劳动者自愿结合、自筹资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形式。集体所有制企业有明晰的产权边界，其财产所有权限定在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群众范围内。这种产权属性使集体企业职工具有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劳动群众不仅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有按劳取酬的权利，也是企业财产的共有者，有分享企业经营成果的权利。相对非公有制的经济形式，集体经济的分配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劳动与资本的共享，是实现劳动群众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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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时代的家庭教育篇7
[关键词]精神富裕高校贫困生扶助机制
[作者简介]汪青松（1975-），男，河南信阳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河南郑州45001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精神富裕境域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2GGJS-147）、2012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形势下精神富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2CKS007）和2009年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基于精神富裕视角的高校贫困生研究”（项目编号：2009-JKGHaG-07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09-0063-02
一、精神富裕的内涵及其价值效用
作为社会中的正常之人，尽管意愿强弱和层次高低不同，但均具有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种需求在物质上的实现和满足，我们谓之物质富裕，而相应的精神上的充实和拥有，我们称之为精神富裕。精神富裕作为衡量人们精神生活的标尺，包含着人们对各种向上、向真、向善、向美的道德情操、理想信念、价值准则等各种精神要素的选择和拥有。
1.精神富裕是人的内在本质属性和重要标志。人的全面发展是物质生活与思想精神生活协同共进的高度统一，而关注人的精神富裕是现当代人的全面发展生发出的新课题。精神生活是一个属人的世界，人不仅以劳动实践与动物相区别，更以精神意识、文化审美、哲学艺术、价值观念等的创立和发展把自己从其他动物中提升出来。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追求并拥有富裕的精神是人类的根本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人应当从精神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根据与生活的意义所在。但凡热爱生活、胸怀天下之人，都会追求并展示出积极向上的道德情操和精神素养。一个人，如果只满足于物质上的富裕，舍弃神圣的梦想、高尚的品德、华彩的情感等精神生活，其人生必定是苍白而无意义的。
2.精神富裕能够实现对主体的塑造和提升。高质量的精神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着主体需要的精神产品，也生产着能够享用这些精神产品的主体，即提高着主体的精神素质，而精神富裕的对人主观世界的改造就体现在知、情、意三者的作用上：一是通过“知”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当主体对客体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会自然产生情感上的向往和意志上的追求；二是通过“情”使人们满怀激情地去从事实践、认识和审美等活动，推动主观精神世界的改造和优化；三是通过“意”把个体的需要、动机、兴趣、情感等心理活动转化为内在持续性的心理品格，使人们对某一特定目标呈现出积极心理状态。坚强的意志，使人奋发进取，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如身残志坚的张海迪等。
3.精神富裕能够满足主体构建幸福而有意义的生活诉求。对幸福的追寻，对人的生命和世界的根本意义的理解和阐释，是人的一切生命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一个人有了富裕的精神生活，有了为人生目标和理想而奋斗的高尚道德情操，即使物质生活条件差一些，也会体悟生活的意义。这种超越现实物质生活的精神向往和追求，是人在观念上超越物化欲望、摆脱逐利的结果，它所追求的是人的精神寄托。精神富裕能在两个层面满足人们的相关诉求：一是提供人们成为社会成员角色所必备的精神需求，如爱情、友谊、自尊与被尊重、归属感等；二是提供个体自我实现与价值认同、对生命、生活、人生价值认同的精神需求，如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等。
二、高校贫困生的精神贫困及主要表现
对于高校贫困生这个特殊群体，我们以往较多从物质层面给予关注和帮助，其实伴随高校贫困生的精神贫困更应警惕。一般而言，精神贫困是指生活单调，精神萎靡、惰性化，思维视野狭窄，效率观念钝化，匮乏进取、开拓精神等，它反映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与心理状态。精神贫困隐蔽性强且危害性很大，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当前高校贫困生的精神贫困表现为：
1.自主意识淡化，依赖性过强。自主意识是人具有的自我认知能力和独立做主的思想与行为。自主意识强的人不仅能够理性地自我认知，清醒地掌控自己的言行，而且具备很高的自觉能动性。他们可以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需求，而不会消极被动地听从于客观的差遣。当前，一些高校贫困生不愿通过自己奋斗去改变眼下困境，却寄希望于学校、政府和社会的外力帮扶。他们对政府资助政策中的“减”“助”和“贷”情有独钟，而对需主观努力和付出才能获得的“奖”和“勤”多敬而远之。有些人甚至滋生出“我是贫困生，凡事大家都理应让着我”的不良心理。贫穷并不可怕，但如果主动向贫穷低头，就降低了人的宝贵自主性，以致陷入精神贫困的泥沼而浑然不知或无法自拔。
2.道德观念弱化，缺乏感恩体验。道德观念作为维持人与人友好共处、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内在基本法则，也是检验人的德性和人性的重要标尺。感恩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更是积极的生活态度。而一些高校贫困生道德观念却出现弱化、感恩缺失倾向。他们或不满父母无法及时提供其足够的钱物而牢骚满腹、冷语相向，而不深入思考和体恤父母的艰辛与不易；或怨恨他人对自己的种种不友好，而很少思考自己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或多次承受他人的关心和帮助，却很少能产生“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感恩之心。一些贫困大学生在接受他人资助时，竟然忘记给资助者打电话、发信息，或者当面表达感谢，这些有意无意的冷漠让资助者颇感寒心。一个对道德价值缺乏应有的敏感和感悟力的人，实质上是一个麻木不仁之人，一个缺乏感恩情怀的人，不仅难以善待他人，也更难善待自己。
3.精神生活特性钝化，不良心理蔓延。精神生活特性是指个人享受精神资源后精神生活呈现出的特有性质，它可以用愉悦性、发展性和超越性来表示。愉悦性是人不可或缺但又是最低层次的功能特性，发展性因意味着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而处于第二层次，超越性因具有一种终极性意义而居最高层次。调查发现，当前一些高校贫困生精神生活特性钝化表现之一，就是上述三个指标比重依次递减，部分贫困生在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做贡献等发展性和超越性等较高特性上明显偏低。另一表现则是一些高校贫困生的自闭自卑、抑郁焦虑、偏执强迫、妒忌虚荣、孤独抑郁、猜忌多疑、精神分裂等不良心理的滋生和蔓延。这些不仅侵蚀和折磨着贫困生的精神健康，而且这种不良心理铸就的无形壁垒会阻隔外部新鲜价值、思想观念的有效进入，进而消解高校贫困生的全面发展。
三、精神富裕视域中的高校贫困生扶助机制建构
使高校贫困生规避精神贫困，逐步实现精神富裕的理想预期，需要实施多领域的配套辅助机制。而这个机制至少应涵盖教育机制、激发机制和供给机制。
1.建构家庭、学校、社会在内的教育机制。精神富裕是需要教育和灌输的。从个人精神富裕形成的外在因素而言，教育机制是首要的渠道之一。因为人们拥有丰富的精神素养、内在生成坚定的价值、理想和信念，是以人们对这些精神要素的了解和认可为前提和基础的。精神富裕的教育机制是指依据精神富裕的基本内涵和要求，以家庭、学校和社会为主体，对高校贫困生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系统的影响，使其正确看待自己的物质贫困，懂得人生的价值在于创造和奉献，变颓废消极为乐观向上，接受这种精神内涵和规范，并将其转化成个人的信念和习惯，从而形成良好精神面貌。其中，家庭作为最基础、最直接的精神生活教育所在，要对高校贫困生进行基本日常规范、道德礼仪、感恩意识、健全品格和良好心态教育。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作为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要有计划地系统培养高校贫困生开放创新、奋发进取、志存高远、自强自立等积极精神要素。社会作为广阔的平台，要以弘扬正气、营造良好氛围来教育濡化高校贫困生，让其知晓：物质贫乏不可怕，精神贫困才可怕；使其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的教育是紧密联系、彼此延伸、互相促进的，当三者追求一致的教育目标时，就能形成稳定的精神富裕倍增效应。
2.建构外在激励与内在自觉相协调的激发机制。马克思主义矛盾原理告诉我们，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外部矛盾通过内部矛盾起作用，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动力，但在一定条件下会起到决定作用。在高校贫困生精神富裕生成问题上，我们应让高校贫困生有一种内在的主体觉醒、觉悟和冲动。激发机制主要是阐发高校贫困生对精神富裕需求的刚性、精神生活的人本性、精神富裕的重要价值性，唤醒高校贫困生被蒙蔽的对精神富裕的渴求，调动、激发、强化其对精神富裕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以及实现精神富裕的主动自觉性，并在这种激励中不断提高自身精神富裕的层次和境界。当前的外在激励尤其要以先进人物的典型事例和精神去鼓舞高校贫困生，如在不幸、贫穷与孤苦中顽强坚持的“中国男孩”洪战辉，如2008年以来的诸多“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等先进群体。他们有梦想并勇于克服各种人生磨难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在爱国奉献、科研创新、自主创业、志愿公益等方面，表现出非同一般的顽强毅力，有突出的自强事迹或个人成就，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时代楷模。高校贫困大学生应自觉以其为榜样，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努力成长为德才兼备、创新进取的优秀栋梁之才。
3.建构多方位多层次的供给机制。供给机制侧重向高校贫困生提供充足而健康的精神资源，使得不同主体、不同层次的正常精神生活需求得以及时、有效满足，避免出现不应有的精神短缺、或者非健康精神资源的趁虚而入导致的精神富裕的异化。当前应着重从以下六方面切入：一是加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核心价值观培育，将其融入何贯穿到高校精神文明的全过程，为高校贫困生提供精神支柱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二是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改革，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为高校贫困生提供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三是大力加强大学生的道德伦理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论身边事、身边人学身边事等宣传和互动活动，强化高校贫困生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与民族的复兴结合起来，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的意识；四是大力开展以“自信、成才”为主题高校贫困生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实践的大课堂中培养高校贫困生自信、乐观、共享、奉献的精神特质；五是提供健全有效的心理保健治疗资源。学校应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队伍，教会他们掌握自我接纳、自我排解、自我调适的方法和技巧，积极尝试自我减压，学会如何克服和战胜困难，做生活和事业的强者；六是以物质富裕实现精神富裕。不断健全和完善“奖、助、勤、减、补”等多方位的经济资助体系，不断拓宽社会求助渠道，倡导全社会关心爱护贫困大学生，还要加大力开展勤工助学活动。
[参考文献]
[1]甘剑锋.对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的评价与思考[J].中州学刊，2011（2）.
富裕时代的家庭教育篇8
2006年出版的法国政治学院教授涂茹―贝拉特(marieDuru―Bellat,)《学历贬值:能力主义的幻想》(L’inflationscolaireLesdéisillusionsdelaméritocratie,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计划在2010年出版中译本)一书,继承了学术界左派旗手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名著《继承者》、《再生产》的传统,对法国的教育体制本质提出质疑和批判。该书涉及法国教育体制的许多现象和问题,在中国也有类似的反映,在此略作介绍,望“能力主义”这一议题也能引起中国学术界关注。
能力主义与阶层流动
在第一章里,涂茹―贝拉特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教育民主化的一环,法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大。但是,大学入学的普及,并没有真正促进阶层的流动和社会民主化,也没有缩小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根据研究统计,20世纪80年代后的高等教育扩大,不少社会底层工农家庭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取得了管理层的白领职业,似乎给人以大学扩招促进阶层流动之印象,其实,整个80年代大学毕业生就业呈现的阶层流动的主要因素是70年代后法国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三产业的兴起、管理层白领位子激增、体力劳动职业减少的缘故,这也是进入90年代之后有关的统计数据不再呈现出这种流动状态的原因。
涂茹―贝拉特说,人们往往还有另一个错觉,似乎阶层流动滞缓与教育双轨制有必然对应关系,其实则不然。例如德国和法国分别属于双轨制和单轨制,社会流动都处于停滞状态;荷兰和瑞典社会流动快,荷兰是双轨制,瑞典是单轨制。可见,社会流动快或慢、社会是否平等或公正的最主要原因不在教育体制内部,不在于是双轨制还是单轨制;也不完全取决于大学招生的规模。教育体制自身对阶层流动调节作用有限而低下。社会其他要素对阶层流动发挥了更大作用。西欧各国诸多调查、研究证明,20世纪末,这些国家的个人学历不是决定其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随着学历证书大量发行,学历证书作为雇主筛选标准的价值日趋低下,学位作为社会地位升迁的调节作用越来越有限。与此同时,同一学历的场合,家庭阶层出身与所到达的社会阶层之间的直接关系得到强化。因此,不能说通过学习能力――学力来评价、选拔那种建立在能力主义基础上的教育制度是公正的,因为不仅富裕出身阶层与高学历之间明显存在正相关,而且家庭阶层出身与所到达的社会阶层之间的直接关系也并没有消除。
尽管今天法国已经谁都能取得高中毕业、大学入学资格证书(Baccalauréat),但是,社会的不平等依然导致低阶层出身的孩子就业阶层的上升停滞。因为对于高等教育来说,这一资格的取得还只是一个不完整的“起点平等”。大学是否名校(grands),是否是热门专业,其取得的文凭,对以后就业有决定性影响。本来表现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历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收入差别,现在变成通过高等教育学校、专业横向序列来甄别身份;或者通过本科还是硕士的纵向序列来筛选。而这些精英荟萃的名校学生中,出自中、上层阶层家庭者比例占据绝大多数。涂茹―贝拉特说,之所以说能力主义为基础的考试制度,只是一个先天有缺陷的“起点平等”,因为从幼儿园起,父辈阶层差别导致的结果不平等就产生并逐渐积累起来,在以后各个阶段越来越明显。因为作为社会的人,一出生,他的认知活动及其各器官发育就因其所处家庭阶层,受到正或负的社会影响。而且,各级学校教育本身通过教育内容、对学生的评价(成绩、评定等)――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评价。孩子们的学校评价是建立在父辈遭遇的“结果不平等”的基石上面的――一个不完整的起点。所以,学校的功能只是强化不平等。另一方面,上层社会富裕的家长不仅在财力、物质上占据优势,而且可以利用现有社会地位(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关系再生产)更有效率地利用这些经济财富和社会地位,在毕业就业时确保子女保持现有社会阶层或争取进入更高的阶层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学校被包围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并不能负起它的消除不平等的使命。
“能力主义”中所谓的“能力”,在学校教育中就是学力,这个学力,作为在未来社会活动中实行的能力来评价,最终大多是很抽象、无法准确地证实的。另一方面,涂茹―贝拉特还重提了引起教育社会学界、教育经济学界争论的问题,人力资本论提出的教育带来的个人收益和社会受益问题。她并没有否认教育评价和学历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人专业能力和社会生产能力,但她的观点在总体上倾向与人力资本对立的筛选理论,认为学校教育主要是发挥筛选功能。因为学历中包涵的学力,即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来的个人社会生产性,但其作为筛选的标准也是很成问题的。涂茹―贝拉特相关的冗长论证可以归结成以下六点:一、未来职业上的能力评价,涉及许多方面。相当复杂,没有单一抽象的标准,是超越学校教育范围的社会实践评价。二、由学力构成的学历导致的个人收益,只有在根据个人社会生产率的高低实施公正分配、确定薪金时,才是有效、准确的。三、学历的价值不在于拥有者能力、生产性,在于人才市场上拥有该学历的待雇佣者的多少,即由供需关系决定的。所以在不同学历的相对价值不变的情形下,发生同一学历绝对价值下降,这就是学历贬值。四、还有一个专业和专业水平对口的问题,调查研究表明,法国23%的青年就业5年后,表示相对于工作内容而言,“自己拥有的学历、证书太高”。当然很难证实是否确实“太高”,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些青年人是站在感到没有能发挥自己能力(学力)的立场上来回答调查问卷的。五、尽管许多调查证明高学历的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工作适应能力、责任心等比低学历者要好,但是这些品质到底是高等教育过程中培养的结果,还是高等学校在入学时选拔筛选的结果,无法证明。六、无论在学校里的学习态度,还是就业后的工作态度,都会受到家长阶层的影响,家长对社会适应、融入的态度,也是对子女产生潜在影响的。
能力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联系
围绕教育的发展必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收益率问题,涂茹―贝拉特也对人力资本论发起批判和挑战。她说,欧美诸多经济学者、教育学者实证研究表明,只有在不发达国家刚开始普及初等教育的阶段,可以看到“人力资本”产生各种各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效果,但是发达国家或者已经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特别在高中毕业普及率达到60%至80%的国家,教育规模的扩大,特别是高等教育规模急骤扩大,其结果不一定必然如此。法国和欧洲一些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实践说明,人力资本论这一“规律”的效果有其局限。要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要因中找到来自教育规模扩大的结果非常困难。这就不得不给人们带来以下疑问:制定教育政策时,与发展教育量相比,是否应该更注重改善教育的质?大规模发展高等教育的负面影响,不仅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低下,更严重的是使得青年人失业率上升。发达国家用人增长最快的服务性行业并不需要大量高等教育专业人才,高中毕业的资质就能满足职业能力需要。在欧洲,法国24岁至34岁年龄段的高中毕业生比例和高等学校毕业生的比例仅次于北美,高于西欧邻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尽管法国青年为了高学历推迟了就业年龄,失业率依然与英国、西班牙相仿。据2003年统计,20岁至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男性7.5%、女性9.8%,大大高于同类国家平均值(男5.6%、女6.6%)。涂茹―贝拉特认为西方国家专家们所谓教育一定会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只不过是思辨的逻辑推理而已。
涂茹―贝拉特还提醒读者:教育终极目的并非单纯追求个人或社会的经济收益,还要追求许多非经济性的社会效果。就阅读、艺术赏析等人文社会生活而言,看不出高等教育发展对社会人文精神、社会文化、社会政治参与水平、社会民主化有正相关,在人文领域反而有倒退的倾向。而且社会科学各种研究表明,像关于卫生观念的提高,也只是在发展中国家显示出来的数据有一定意义,对法国这样早已进入现代化国家,这类统计没有重大意义。再就犯罪率统计来看,犯罪率高低不仅取决于个人受教育程度,而有多种社会因素左右、影响社会犯罪率。涂茹―贝拉特继承杨(michelFD.Young)的《知识与控制》、多尔的《学历病》(RonaldphilipDore,theDiplomaDisease:education,QualificationandDevelopment,1976)等先行研究的传统,指出学历至上的制度及宣传对青年最大的腐蚀,是夺走了青少年的求知欲和好奇心,长年就学完全被作为功利性手段――为了追求金钱所作出的一种忍耐。不仅如此,在发达国家,当学历贬值、职业社会地位下降后,青年中还出现消极的超教育(overeducation)心理想象。1980年代美国青年在对职业不满的同时,爆发对社会政治的不满。涂茹―贝拉特援引布迪厄的说法,把这些青年称作“被欺骗的世代”。当青年感到学历与预想职业不一致时便陷于幻灭,失去劳动欲望,换言之,他们要“抗拒社会的有限性”,从而产生各种群体社会抗议活动。
法国社会是一个迷信学校权威的社会,与偏重追求自由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相比,法国人更追求社会平等,国民普遍对学校消除不平等的功能有过度的期待,把学历看做对学力的评价,所以,能力主义更能推动各阶层国民对高学历的追求。但是,学历体系整体公正性存在的问题,带来社会极度不稳定。基于学历来分配个人所属社会地位、阶层,其公正性、正当性就存在很大问题。因为人们往往把学历阶层化与职业阶层化分离开考虑,所以反而寄希望于学历体系,把其作为“单纯的公正领域”。所以,在法国,不仅社会学、教育学学者关心学校教育公正问题,其他领域的学者在论及宏观课题时,也要涉足这个议题。比如,著名民俗学、历史学学者埃马纽尔・托德(emmanueltodd)1998年就在《经济幻想》(L’illusionéconomique)一书中,谈到法国教育体制的能力主义在法国经济生活中的破产,指出1990年代中期,法国具有大学学历阶层已经不能保证高工资、无失业风险。2008年他又在《民主主义以后》(aprèsladémocratie)一书中,抨击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潮流对法国高等教育的危害,通过更新的统计数据,指出法国学历社会神话已经崩溃。即1990年代特权阶层大约占法国人口20%,但是大学的知识与财富(个人收益)结成的联盟,在发达国家中也只能是一时的。随着全球化发展,从新自由主义潮流开始至今还不到30年,中产白领阶层圈子的利益也开始遭到侵蚀,不仅每年33%的大学毕业生被排斥在能依靠学历受到全球市场庇护的特权者圈子之外,毕业生就业起薪下降,失业也已经威胁早就取得职位的高学历的人们。法国发展得很快的媒体行业,就业者的学历都远高于前辈,但年收入仅1万多欧元。因为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和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产业成本(包含雇员工资)向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看齐,导致工薪阶层收入下降。经济地位导致政治信仰的转化,贫困化了的都市新的中产阶级整体政治立场向左转。进入21世纪后,最富裕层20%的人收入也开始发生分化,越富裕的收入、财富增长越快:收入最高的10%的人,八年间平均增长11.3%,其中1%的富裕阶层,增长19.4%;最富裕的1%的人增长了32%;最最顶尖的富豪,增长了42.6%。同样,其他阶层中也在更细地分化。对民主社会威胁的是,富裕阶层内部不仅形成了阶层的同质性,还形成了利益连带、共同驾驭社会的集团。他们对于财富的欲望,转向对权力的追求,不仅把“有教养无资本”阶层排除出统治集团,而且开始置身于与国家构成争夺资源关系的地位。国家资源不仅是物质财富,还包括对人力资源配置和武力的动员、驱动。他们的富裕生活已经完全与庶民隔绝,很难理解庶民的生活实态。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就的新富裕阶层,与旧时代富裕阶层不一样,很少有从事慈善、福利事业的,哪怕出自宗教的感觉。另一方面,本来受金钱腐蚀最小的艺术界也开始堕落,艺术也成为最富裕阶层投机的对象。
托德还提到由于贫富两极分化频繁发生在法国大都市郊外的青年人的暴力事件,批评法国部分知识精英和总统萨科奇,都不把这类暴力事件归咎于贫富两极分化的结果,而是错误地归咎于“新的民族主义兴起”。他认为没有统计数据能表明参加暴力活动青年大多出自北非的少数民族,而是因为“毕业即失业”导致他们对传统社会的恐惧,参与暴力活动。那些知识精英否认教育导致的阶层断裂、导致的新的贫困,把暴力、社会矛盾根源归咎种族、宗教的差异,根本上是放弃法国传统的普遍主义的民主主义理念。
20世纪70年代多尔在《学历病》中,提到的全民疯狂追求学历这种新的社会文明病,在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尤其严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症状要轻得多,但是,全球化加速了这一“社会病毒”的传染和蔓延,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历贬值的速度也像追求降低产业成本那样,正在向发展中国家看齐,不断加速。
能力主义的根子也在教育体制的外部
富裕时代的家庭教育篇9
关键词：二胎政策；贫富差距；影响；观念差异
中图分类号：C9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0-0047-02
一项新政策的实施，关乎社会的经济结构、人文观念、社会和谐等一系列重大方面，国家审时度势为了促进人口结构进一步完善，从“单独二孩”政策的颁布到“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修整，既是国家发展的需要，更是领导人根据现今情势的及时跟进，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号召。
一、贫富对照下的生育观念差异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观念也随之变更，想生二胎的人群中，生男孩的经济压力成为重要考虑因素，说明人们仍认为将来社会男性应当承担更多经济责任。“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观念加之女孩相对贴心成为要女孩的一个原因，也反映了这一代父母自由开放、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
现在父母最牵挂的，首先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将来是知识经济时代，现在所接受教育好与不好，对孩子的前途影响重大，所以家长们都感到有压力。可能家庭的富裕程度也决定了孩子受教育程度的水平，经济限制本身是道难以逾越的坎，自然富裕家庭与相对贫穷的家庭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宁愿花足精力专心培养一个孩子，也不愿在经济压迫下让孩子在教育上就落在起跑线上。其次是孩子的健康问题，假如孩子身体出了问题，给家长带来了双重压力，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现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尤其像盐城城区内的家庭，但是当下做家长并不轻松。同时，生育二孩对家庭规模也产生了影响，富裕点的家庭自然生育抚养第二个孩子是没有什么经济负担和压力的，只是愿不愿意的问题。
现在有不少的孩子还是赞成父母再生育一个弟弟或妹妹的，因为可以多一个小伙伴。也有孩子担心父母生育二胎后，能够给予他们的爱会因此减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访谈对象的孩子都很小，所想的是有弟弟妹妹一起玩，而且一般情况下，即使年幼的孩子反对，也是不能左右家长的意志的。
不少人表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可以适时地对以后的养老负担有所减轻，子女压力也可以分担开来，一方面还是期待国家政策能调整的。生育政策的调整，有利于改善目前我国人口面临的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等现状，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这一政策的出台是必要的、适时的。一项新政策应该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促进社会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过去，有的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有足够的能力养育多个子女，但那些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连温饱都存在问题，更别谈养育多个子女了，着眼于此，这样的情况是不公平的。过去政府总是宣扬，没有国家哪有小家，这又有一定的片面性。而现在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观念：没有小家也就没有国家。所以，政府应该尊重个人与家庭这一社会细胞。贫富差距问题是个很大也很棘手的问题，国家领导人不断更新政策，缩小较发达地区和相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差距，为的是带动国人民走向富足安康的生活。对于国家政策的这一次调整，民众普遍持赞成态度，即使本人不想生二孩，也认为这体现了社会向公平正义、人性化方面的又一次进步。
人们普遍认为，国家在人口压力不过重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放开二孩政策。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口问题会渐渐好转并得到一定的解决，生育政策也会越来越开放。国家会根据实际情况，响应大家的呼声，逐步完善人口政策，渐渐放开二胎政策。老年化、劳动力不足也是将来社会面临的又一大问题，国家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成为社会的顶梁柱。年轻人个人价值的实现和最终目标是能够奉献社会，实现自身价值的升华。在成长过程中，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历对孩子成才成德是极为重要的。而对之前议论纷纷考虑颁布的所谓“博士一类高才生必须生满三个孩子”的政策，访谈对象普遍持不支持的态度。他们认为，人无完人，即使是高学历之间的结合，他们自身也会有缺陷和弱点，也可能生出平庸的人。父母智商高，不代表后代智商一定与之持平。当今社会的生育状况反映出学历高的那些人反而不愿意生孩子，他们认为如果要生就要把他培养成成功人士。再者，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没时间照顾孩子，认为在教育孩子上也需要耗费很多精力。而访谈对象中的青年高校教师也都有以上的想法，反而是文化程度不太高的家庭，会选择毫无顾忌地生育。这其中还有区域性影响，在江苏北边的某些地区，很少家庭是独生子女，通常都有两个孩子，甚至有三个的，这就形成所谓越穷越生的“金字塔”模式。
二、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意义
随着时代进步的不可阻挡性，人们思想观念的与时俱进、新政策的完善加快，或是阻碍社会发展的脚步，都具有不容小觑的重要性。
首先，人口是社会结构里必不可少的分支，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从“计划生育”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放开二孩”，是一次大跨越更是一次对国家整体生活水平的冲击。无论对于全社会还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理性、科学、健康的生育观、生育意愿的产生，必须建立在良好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之上。
其次，近三十年来是社会变化发展最大的时期，民众的生育意愿趋于多元化，变迁极其显著。而现今，生育意愿仍然处在不断的改变中。人口政策的制定者应当密切关注、准确把握民众生活和精神的变化，做出适当的应对，以避免政策出台后“遇冷”、与社会期待不相符合的情况发生。
最后，独生子女政策推行三十余年，在收到明显效果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当多的次生问题，如普遍的独生子女人格缺陷、人口结构不合理、性别比例失衡、人口风险（失独、病残等）因素增大等。目前，既有人口政策的负面影响仍然由各单个家庭承担，从而给涉事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损伤。今后，国家民政部门理应更多的有所作为，这既是贯彻党的执政宗旨的体现，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的必要保证。
三、结语
调节好贫富差距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可能带来的有利面或是需要改善的方面，需要在全社会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不断地努力与奋斗，需要大家的努力。在人们的生育观念里总有“越穷越养”的想法，而这种观念的来源又是什么呢？相对贫穷地区的人们受到重男轻女思想的深刻影响，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早已侵蚀了这些地区人们的思想，落后的社会接触和经济基础让那些人们成为了生育机器。所以，他们可以不顾计划生育的管制带着超生儿四处躲窜以逃避国家的制裁，新政策的更新与否并没有多大的牵制效果。而相比相对富裕点的家庭，生儿育女已不是立足社会的首要考虑，更多的是追求个人物质财富与地位权利的把握，不婚族蜂拥而出，似乎成了一个不可阻挡却又正常的社会潮流。国家在调整国家政策的同时，适时考虑总体需求，更好地服务大众和推进机制的良好运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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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时代的家庭教育篇10
[关键词]家庭教育社会学角度“富二代”“官二代”
当今社会普遍重视学校教育，但支撑学校教育的，还有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在培养健全的人格和身心发展的过程中，家庭教育起基础性作用。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家庭教育。身为“富二代”或“官二代”的孩子们潜意识中往往自以为比“民二代”高人一等，这种“潜意识”是从平素点点滴滴之中潜移默化而生成的，从量变到质变，以至于最终导致一些很严重的后果。近期笔者在进行狄金森研究时发现早在19世纪的美国就有类似问题存在。
艾米莉•狄金森生活于19世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阿莫斯特镇，在当时的文坛上默默无闻，死后却由于其诗歌的陆续问世得以在美国文坛上拥有重要地位。其祖父是开办阿莫斯特学院的学者之一；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律师，在阿莫斯特学院做理事并掌握财务，一度出任国会议员；母亲艾米莉•诺克罗斯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其家庭以保守的传统自居。
无疑，在现代人眼中，狄金森是“富二代”，也是“官二代”。照理说，她应该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事业成功、家庭幸福、衣食无忧等。然而作为名诗人的她生前仅仅发表过几首诗歌，且多是匿名或未经她许可发表的。她从25岁起就归隐旧居，弃绝社交，几乎足不出户，且终身未嫁，只靠书信与朋友保持十分有限的关系，被称为“怪人”、“隐士”、“阿姆斯特修女”。
无论狄金森去世后如何地被评论界定性为伟大的女诗人，她生前始终是思想不健全的，或者说有些畸形的，至少在当时的世人看来是不正常的。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狄金森这样的结局？笔者试图结合其诗歌，分析其家庭环境及其与父母的关系以一探究竟。
狄金森的家庭是典型的传统家庭模式：统治家庭的丈夫、温顺的妻子及三个聪明的孩子。然而在这个貌似完美的家庭的面纱下，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问题。她父亲独断专行，对子女严厉而专横。其母亲对丈夫百般顺从，用虔诚的宗教精神侍奉丈夫，丈夫的话是法律和圣旨，从不违抗。
狄金森的记忆中，父亲终日忙于事务，根本顾不上管她。成年后她日渐对父亲的严厉与独断感到反感，父亲的“独裁”对她人格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但父亲又是她赖以生存的支柱，她只能用沉默应对生活中的矛盾。
在她1858年的第49首诗歌“angels―twicedescending/Reimbursedmystore―/Burglar!Banker―Father!/iampooroncemore!”（天使，曾两次降临/赔偿我的损失―/盗贼！银行家―父亲！我又一贫如洗！）明白地表明了她与父亲的关系：父亲既是“盗贼”又是“银行家”；从她的语气来看，她是愤怒的；其中的破折号恰如她痛苦的哽咽与。从这点上，笔者认为她始终生活在父亲的权威之下，心理上挣不脱父亲的束缚：经济上得依赖他，精神上并不真正地服从他；所以她一直生活在一个令她窒息的社会家庭中，也只能用诗歌发出无声的哽咽。
狄金森无法忽视母亲的懦弱及对母亲她的不闻不问，她曾对评论家希金森这样说：“我从未有过母亲。我以为母亲应该是这样的人，即在你遇到麻烦时所想到的人”。这种保守、缺乏交流与沟通的家庭终于促使其产生了极端的反叛性格。无论对家庭、对社会、对传统、对现实，反抗和叛逆终是她的特征和内核。
父爱的独裁、母爱的缺失使得成年后的狄金森不能收到合理的引导，由于内心深处对父母婚姻的阴影，她对婚姻、对爱情的理解，始终无法是正常的。母亲对父亲的绝对服从使狄金森感到蔑视，讨厌“妻子”的角色，以至于她最终选择了一生独身。
狄金森妹妹拉维尼亚也终生独身，也同时说明了其家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狄金森来看，尤其是她在遇到感情问题时母亲没有起过引导的作用，其诗歌事业方面需要帮助时父亲从没有给予过帮助。如果父亲对她足够重视，她的才能不至于埋没至死。如果母亲对她足够关注，她不会孤孤单单郁郁而终。而就狄金森的家庭当时的社会地位来看，其父亲完全有能力帮助她成就她在世时的诗人梦想。然而狄金森的父亲在给子女提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的同时，忽略了子女，尤其是生性敏感的狄金森最需要的关心与引导的家庭教育，以至于两个女儿都孤独终生。
从著名女诗人狄金森的经历笔者可以了解其不健康的家庭关系及家庭教育的缺失给诗人造成了巨大的人生缺憾与痛苦。笔者再结合现实社会来进一步谈谈家庭教育的问题。当然，“富一代”和“官一代”显然不希望“富不过三代”、“强不过三代”，但由于忙碌及物质生活的丰富，“富一代”和“官一代”的家庭教育观淡漠，家庭教育问题多多。正如狄金森一样，由于父母自身的思想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富二代”或“官二代”耳濡目染，会自然地形成某种类似或更极端的行为。家庭教育多由母亲负责，父爱缺失普遍。但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不可取代，父亲尽可能多地和孩子亲近，才能有助于孩子的性格培养和健康发展。而对狄金森而言，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的家庭教育都是欠缺的，她后来的种种表现不能不说是典型的缺乏家庭教育的结果。
众所周知，人一生中要接受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的教育。家庭教育作为人生接受教育是最早的，其影响时间最长，意义最深远，是学校及社会教育不可替代的。太多的父母只知道怎样在物质上最大限度地满足子女的需求，而对子女真正需要的东西，如何引导子女爱与被爱，如何更好地生活，却有太多的缺失。子女最需要的是健全的家庭结构，但家庭健全不等于健全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不仅是提供充裕的物质需要，更重要的是对子女的心理教育。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的心理发展具有顺序性，行为问题表现有滞后性，大部分成年人的极端行为都可以追溯到其某种早期心理经历，要改变子女的行为，需要先改变父母的行为。因此，父母的家庭教育异常重要。
总之，家庭教育问题早已是需要古今中外共同关注的问题。“官二代”、“富二代”的家庭教育失败造成的恶果，如艾米莉•狄金森的独身隐居，再如近年来国内较典型的“官二代”或“富二代”事件“李刚门”、“药家鑫案”等无不引人深思，都在提醒社会家庭教育，在全民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尤其有必要加强“官二代”和“富二代”的家庭教育。
参考文献：
[1]Johnson，thomasH.theCompletepoemsofemilyDickinson.Bostontoronto:Little，BrownandCompany，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