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篇1
关键字:行为;动机;欲望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1-0046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运用大量的篇幅展开了一系列关于人们的经济活动分析,在导言、概念、需求及满足等篇章中阐述了“行为理论”,“将动机和机会视为行动的理由,人的活动最终形成了其行动的动机”。由宏观到微观,从关于金钱、财富、活动的刺激与激励、需求、欲望的各种阐述中演绎行为理论的观点。
一、宏观层面行为机制分析
从宏观层面来看,理解“行为”产生的原因。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过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
(一)、行为的经济动机分析
“将货币作为衡量手段对于物质的满足的意义――货币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货币是大规模地衡量人类动机的唯一便利的方法。货币或物质财富被当作人类努力的主要目标。”金钱是一般购买力,且被奉为是一种达到各种目的――高等的和低等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的手段。
(二)、行为的社会动机分析
“对金钱的欲望并不绑斥金钱以外的影响,人们对于行为的其他追求产生了强大的动力。”行为的产生不可避免心里因素的刺激,要得到周围的人的赞美、避免这些人的藐视的欲望,也是对活动的一种刺激,也许也是是因为受到高尚的好胜心的鼓舞,而非完全因为爱好财富的缘故;行为往往受到外在非物质因素的诱导,例如自豪感;行为又受到了习惯的约束,“习惯本身大都基于有意识的选择,经济学特别关心的生活的一面,就是人的行为的最深思熟虑、且在他未做一事之前总是先考虑它的利害得失的一面,在他的生活的这一面上,当他确是遵照风俗习惯,暂时对一事不加考虑就去做的时候,风俗习惯的本身差不多一定是精密和细心地观察不同行为过程中的利害得失的产物。”
二、微观层面行为分析
关于行为动机的分析,马歇尔开创性的采用了“边际效用”的原理展开人们行为作为一种结果的原因所在。从“边际效用”的变化规律解释行为建构与解构。那么在市场条件下不得不必须考虑货币效用的变化。货币效用变化的发生,是因为必须考虑同额货币所代表的愉快或其他满足,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环境之下多寡不同。那么考虑到这一点就不可忽略需求的饱和性和弹性,需要理性对待欲望与需求的关系。对于解释人们在活动中的努力和活动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到需求的饱和性规律。
尽管人们的欲望是多样的,但是关于一个人对一样商品的普遍规律就是:如果其他情况不变,这种欲望每随他对这商品的所有量的增加而递减。所以,当人们在活动中,欲望得到了满足,那么这种欲望得以满足的动机对于行为的驱动就会降低,人们也不会竭尽全力的去努力以追求更多的满足。
由此可以推出,“财富的效用使得人们将货币或物质财富当作努力的主要目标,热衷追求”,所以在一定的时期内,对财富追求的过程中,人们的活动积极性受财富的驱动,人们的行为受金钱的刺激,出于货币的动机。然而当财富需求达到饱和状态时,新财富往往失去了大部分的吸引力。
三、行为理论的启示
在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中,马歇尔的行为理论为社会生活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关于行为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运用到的就是日常生活中消费行为的诠释。个体消费行为遵循效用变化的经济规律,消费者寻求最大效用产品的结果如何,除了受价格、需求偏好影响外,还取决于他拥有的产品的信息量、产品选择自由度、市场竞争、个人收入等因素.边际效用递减,消费者消费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满足感递减,购买行为减弱.购买额越大,购买行为越慎重;收入越低,购买行为越慎重。可见,消费行为是一些列复杂的行为机制互相牵制的结果。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篇2
关键词：电子商务经济学消费者行为信息不对称搜索成本边际收益递增规律
【中图分类号】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4-0104-02
前言：电子商务经济学是将电子商务市场或在线市场作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经济学分支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电子商务经济学依然是使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方法。电子商务经济学的研究主体是在线市场，消费者在在线市场的消费行为与离线市场相比，消费者行为理论仍有其独特之处。
一、质量信息不对称对消费者购买行为决策的影响
市场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各自所需的信息。对于消费者而言，影响其购买决策的信息主要是多购买商品的质量信息，商品质量信息可以分为实意质量信息和象征质量信息。实意质量信息是与商品本身相关，通过触摸、使用或检测才能够获得的信息，消费者只有接触商品或者获得值得信任的经验信息之后才能够获得。象征质量信息是通过文字、图像等方式传递给消费者的信息，包括卖方提供和其他消费者传递的反馈信息。消费者只有获得足够的实意质量信息和象征质量信息才能做出理性的决策。
在离线市场，消费者可以获得足够的商品质量信息，能做出理智的购买决策，但是在电子商务环境下，消费者不能接触到实物，获得实意质量信息只能是通过其他消费者的经验信息。此外，也存在卖方的象征质量信息与商品实际质量信息不符，信息不对称现象仍然存在。另外获得象征质量信息比较方便，容易形成对价格和质量分布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在缺少实意质量信息的购买决策中，易于形成逆向选择，影响市场效率。
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策之前要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得尽可能多的商品信息，信息通过卖方、其他买方、第三方以及与其他人的交流传递给消费者，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如购买的重要性，时间限制等，决定其搜索信息过程的长短，在形成商品感知质量以后，会在充分考虑价格和预算的前提下做出理性的购买决策。
二、信息搜索对消费者购买行为决策的影响
在经济学中，厂商和消费者的目的都是使其自身利益最大话，厂商希望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售出产品，消费者希望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因此，慎重的消费者会在购买之前调查尽可能多的卖方，了解产品的质量信息和价格，并做比较。信息是有代价的，获得信息需要付出时间和金钱，即会产生信息搜索成本。
消费者在离线市场是通过顺序查询的方式来搜索信息的即逛完一个商店，获得信息，决定是否购买，如不满意再去另一家。在电子商务环境下，消费者可以借助搜索引擎，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搜索信息，并可以对比已获得不同厂商的信息，以便做出最优的购买决策。与离线市场相比，电子商务市场的信息搜索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减少了消费者的时间和交通成本；并且可以获得更多的商品质量信息并加以比较，能够实现足不出户就可以购买到想要的商品，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信息搜索成本。
信息搜索不仅会产生成本，也会给消费者带来收益。一方面，消费者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品质量信息，减少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另一方面，随着搜索次数的增加范围的拓广，消费者会发现更有利的价格，可以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若把多搜索一单位信息所增加的成本称为边际搜索成本，获得一单位信息带来的收益称为边际搜索收益，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当边际搜索成本等于边际搜索收益时，就实现了最大化原则，此时，消费者就应停止搜索。
搜索信息能够使消费者购买到性价比较高的产品。先假设消费者在搜索信息之前认为的价格-质量曲线为p-q(见图2)，aBC分别为三个厂商提供的价格质量组合点。p-q曲线和无差异曲线（iC*）相切与B点，即消费者偏好B厂商提供的产品。但是当消费者搜索了大量信息以后，发现其对a产品的质量认知是正确的，但a产品价格过高，实际价格可以是pa’，而对C产品的价格认知是正确的，但C产品实际质量要比qc高为qc’，于是新的价格-质量曲线形成，为（p-q）’，同时得到一条新的无差异曲线iC*’,在iC*的右下方，此时消费者的满意程度提高。因此，在进行信息搜索之后，消费者更偏好与C厂商提供的产品，在相同的价格下，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益。①
(三)电子商务中的边际效用递增规律
在电子商务市场，消费者不仅可以购买实物商品，也可以购买电子产品。在电子商务经济学中，消费者对某种商品使用得越多，增加该商品消费量的欲望就越强，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增规律,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电子商务消费具有锁定性。在电子商务市场进行消费，首先要有软件支持，一旦消费者使用某一品牌的软件产品，该产品又能满足其基本需要，消费者如换用其他的软件，会增加其学习成本和因学不会带来的风险，转移成本较大，因此，软件产品具有锁定性。由于软件具有锁定性，所以会使其使用规模扩大，消费群体增加，通用性增强，消费者在任何计算机上都可以使用该软件，因此就增加了消费者的边际效用。
二是电子商务的网络外部性。产品或服务不仅有自身的价值，还有着网络价值，这是指存在其他用户，且用户的消费相互关联时，产品或服务对某个用户的价值。根据麦特卡夫定律可知网络价值同网络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即n个联结能创造n2的效益。因此，用户数量的增加，表示每个用户所获得信息量增加，获得的效用也相应增加，新用户在使其他用户增加效用的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边际效用。
三是电子商务消费规模的正反馈性。当一种电子商务消费模式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同时，使用这种模式的消费者的数量会迅速增多，当用户数量较大时，该消费模式的辅助功能种类会更加齐全和方便，消费者获得的效用增加，会吸引更多的消费者选择该消费模式，进一步扩大的规模。电子商务消费的这种正反馈性循环，使其呈现出自发的扩展趋势。例如作为国内电子商务领头羊的阿里巴巴的迅速发展就死电子商务消费规模正反馈性的必然结果。
三、结语
由分析可以看出，在电子商务市场其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在并没有减弱，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消费者才需要进行大量的信息搜索以减轻对购买决策的影响。电子商务经济学中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搜索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与传统经济学有一定的差异，在电子商务成为流行趋势的当今社会，厂商只有充分分析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消费者行为，才能制定出有效的营销策略，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篇3
早在200年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已经开始对人类经济行为背后影响因素心理学基础进行关注。斯密在1859年《道德情操论》提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情感与理智的斗争产物，虽然行为动机由情绪主导，但人们却会在理智的驱使下审视自己的每一步行动。斯密还提出当我们从好的环境变化到坏的环境时比我们从坏的环境变化到好的环境感受更深，即人类是损失厌恶的，斯密已经初步注意到心理对个体行为的作用并洞察了个体行为的心理学原则。
约翰穆勒于1836年《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中提出经纪人的假设，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或者只把人看作是渴望占有财富，并能对达到目的的各种手段的有效性进行比较。简言之，就是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这也就是后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纪人学说的基本内涵。这种逐利动机其实也是对人活动一般心理规律的分析，约翰穆勒把这种动机引申为人类一般的、普遍的经济活动规律，并且上升为经济学的一般规律法则。只是传统经济学把人类这种逐利的理性当作超历史的、不变的、永恒的人类本性，而忽略了人类其他的心理活动或心理反应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且人被抽象为一种总是不可救药地受纯粹自私动力支配，没有任何良好动机的存在，一种在心理活动作用上互不相关的孤立的生物。
效用理论和预期理论的发展。19世纪经济学家引入效用概念解释消费者心理感受和主观价值。效用是指消费者从消费某种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一般采用两种分析工具或分析方法:一种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基础的边际效用分析;一种是以序数效用论为基础的无差异曲线分析。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消费者均衡理论，用以解释消费者行为。效用是一种心理感觉，是一个将心理现象和经济现象相联系的概念，效用理论也是将心理分析运用到经济现象分析中的典型例子，该理论也为市场经济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即企业在决定生产什么时首先要考虑商品能给消费者带来多大效用，就要分析消费者的心理，满足消费者的偏好。作为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效用理论成为现代决策论、对策论和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预期是一种心理现象和心理范畴，几乎影响到人类的一切行为。经济学中的预期指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未来的变化方向和变化程度的一种事前估计。经济学家运用预期理论分析经济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蛛网理论中价格预期问题，而凯恩斯的资产、资本的未来收益的预期也包含着预期的因素。按照预期产生不同机制，经济学家将预期分类为静态预期、非理性预期、适应性预期和和理性预期四类，从而将预期理论更加合理化、科学化，减少了人类心理预期的盲目性、主观性。预期理论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凸显其强大的作用，从凯恩斯《通论》中非理性预期解释投资者对未来投资预期对投资的影响、菲利普的《超通货膨胀的货币动态理论》适应性预期解释通货膨胀理论、弗里德曼单一规则货币政策理论中对预期因素的考虑到预期理论对股市分析、货币政策制定的作用，无不体现了预期理论的身影。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初，罗伯特e卢卡斯将理性预期理论运用到稳定性经济政策中，逐渐形成了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成为理论和经验宏观经济学中最具挑战性的概念之一。
心理分析法还体现在解释消费者行为中的攀比心理、失业理论中工资刚性理论、博弈理论、福利经济学等众多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方面，可以说心理分析法贯穿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各个方面，包括消费者个人行为、厂商行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制定、金融投资等，应运领域涵盖了产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经济学分析。
然而20世纪中后期以后，主流经济学的古典经济学假设和分析方法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有限的心理分析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学发展的需要，而现代心理学的快速发展，使心理分析法极大丰富了人类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认识，并且也更加接近于真实的经纪人理念，以此为基础，行为经济学随之诞生了。
二、经济学中心理学分析法的发展行为经济学的诞生与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间，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预侧的心理学》、《注意与意志》、《前景理论风险条件下的决策分析》、《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见》、《公平和经济学的假设》，将来自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当中，尤其是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从而摘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卡尼曼教授等人从实证出发，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进而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其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其突出贡献在于用认知心理学分析方法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决策行为，将心理学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研究融合在一起。以卡尼曼理论为基础，诞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分支学科。
卡尼曼等人主要观点包括:(1)通常人们无法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和概率的知识，全面地分析问题和进行权衡;相反，人们在判断时往往依赖于一些启发式思考，决策变得轻松了，但准确性却降低了。(2)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卡尼曼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揭示了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系统阐述了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表明人的行为会系统性地偏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这一观点对主流经济学形成了挑战。
行为经济学主要理论包括:
(1)前景理论，其基本原理包括:①多数人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②多数人面临损失时风险偏好的;③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正由于这种敏感差异，损失时的痛苦感要大于获得时的快乐感。可以看出，作为前景理论基石的心理学分析方法对经济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传统的经济学强调理性行为，而行为经济学则重视非理性行为的分析。另外，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始终将经济主体作为非变量来研究的，而行为经济学则将经济主体作为变量来研究，并且强调以心理实验来进行理论验证或修正。前景理论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揭示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机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前景理论研究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不确定下的非理性决策行为的研究，目前广泛运用到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投资主体行为的研究中。
(2)积累性预期理论(CumulativeRepresentationofUncertainty)。该理论强调人们对收入和损失具有不同的评价，并且人们对风险的态度不止由效用函数来决定，而且还是由价值函数和权数函数联合决定的。积累性预期理论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的决策问题，充分考虑了心理因素对决策的影响，即人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时并非总是有理性的，而且人们在决策时，倾向于以偏概全，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而失去独立的主张。积累性预期理论与期望效用理论其实是互补的，效用理论用于刻画理性行为，积累性预期理论则描述实际行为。积累性期望理论解释了一些金融市场的异常现象，诸如:阿莱悖论和股价溢价之谜。
(3)心理账户理论。该理论由查德萨勒(Richardthales)教授于1980年提出，用于解释个体在消费决策时为什么会受到沉没成本效应(sunkcosteffect)的影响。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里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而这种心理记账的方式和运算规则恰恰与经济学和数学运算方式都不相同，因此经常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影响着决策，使个体的决策违背最简单的理性经济法则。1982年，特维尔斯基教授和卡尼曼教授引入心理账户研究消费者购买决策行为;1996年特韦尔斯基提出，心理账户是一种认知幻觉，这种认知幻觉影响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使投资者们失去对价格的理性关注，从而产生非理性投资行为，该理论对投资组合结构研究、消费预算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行为经济学主要观点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行为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运用心理学中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方法，探讨经济主体心理活动对其选择或决策的影响。不同的心理活动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并表现出一定的行为特征，这些行为特征又通过决策后果反映到经济变量中。行为经济学理论通过现实的心理学理论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个别经济学假设。
三、经济学中心理学分析法的突破及意义
1.非理性人理论颠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石。非理性人的假设是对传统经济学最具有颠覆性意义的理论突破。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条件是整个传统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前提，体现于微观经济学各个理论之中，而非理性人的假设是对传统微观经济理论的一次全面革新。目前行为经济学理论仍然处于发展阶段，但其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已经部分地形成，例如建立在非理性决策基础上的前景理论便向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发起了有力的挑战。
詹姆斯布坎南认为心理学家常给经济学家造成威胁，破坏了经济学家的基本原理，并使他的模型似乎变成了一种纸片房屋，并且利用这种方法不断地在经济学家的预见模型上打开缺口。传统经济学常常借助两个关键的假设来研究个人的经济行为:一是理性假设(rationalityassumption)，即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消费者和政府等会利用一切可用的信息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二是自私自利假设(self-interestassumption)，是指经济行为人始终以自身的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作为决策的目的。换句话说，传统经济学认为消费者、厂商和政府等都是理性的经纪人(economicman)，一般而言，他们都会利用最佳的方法收集各种与己有关的信息，然后对它们进行细致精确的计算，在此基础上会合乎逻辑地和理智地选择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而行为经济学剥去了理性人假设光鲜的外衣，向我们揭示了许多现象的真实面目，特别是心理分析在经济学中的应运方法极大丰富了人类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认识，并且也更加接近于真实的经纪人理念。
2.将心理分析法引入传统经济学分析框架。传统经济学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更多地关注市场本身，对人的心理关注甚少或者将人的行为看作是一种抽象的、机械的行为，忽略经济行为、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的人的心理作用。而以卡尼曼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用感知心理学分析法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决策行为，把心理学中不确定条件下人的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思想运用于经济科学，促进了一门新的学科行为经济学的诞生。更重要的是，传统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原理是建立在较弱的心理学和实验的基础之上的，在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实验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新认识下，传统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命题面临着被破产和改写的命运，例子就是行为经济学应运心理分析方法使经济学从理性领域深入到非理性领域。
心理分析法提高了对经济现象分析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一方面在分析失业、通胀、经济危机等经济现象时，经济学家运用心理分析法更加注重从经济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感受等方面描述、理解经济现象，把握经济规律，揭示内在本质，提高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认识程度;另一方面引入效用、期望等心理概念提高了对消费、投资、储蓄行为的预侧性，从而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提高决策的预见性和科学性。另外，政策的心理效应、心理预期和价格直觉等理论有助于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更加准确和客观。
3.开辟了经济学新的研究方法实验方法。传统经济学依赖于实际观察而非实验，大多数经济学研究依赖于各种合理的假设。而心理学分析运用则提出经济学理论可以在实验室内运用实验进行验证和校验经济学理论，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修改和验证各种基本的经济学假设，这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实验和各种数据的搜集，从而使经济学理论变得更加可信。
心理学实验、对行为的大量的观察和判断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的重复实验等等，都进一步丰富了研究人员对人类行为的把握，这为经济学家运用这些行为方法和实验方法进行经济研究拓展了研究思路。同时行为经济学家采用被心理学家广泛采用的实验方法，即取样询问调查法，为自己的假说得到专用数据。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一、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宏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凯恩斯认为市场在短期中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机制，并提出增大公共支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复苏。更为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一个计算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数量方法。此外，凯恩斯为突出一些重要变量(例如就业、收入、利率和价格)在给定时点上的同时决定，不再强调宏观理论的动态性。因此，在一个静态模型中直接研究总量行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严重不足，将模型动态化并为宏观模型寻找微观基础是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在20世纪下半叶所做的主要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Hicks和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同时期以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则首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质疑。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解释了存在价格调整障碍时，经济冲击和政策干预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和机制，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则对价格能够灵活调整时长期经济运行给予了正确解释。因此，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之间能够相互兼容。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了三点根本性批评: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过于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忽略了货币供给也是总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其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仅考虑政策的短期效果，货币主义学派则强调需求管理政策在长期无法影响实际收入和就业。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静态模型忽视了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重要影响，货币主义者强调在结构方程中预期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Lucas和Sargent的研究认为，预期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模具有重要意义。更进一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具有微观基础的跨期一般均衡理论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使用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存在不恰当之处。Lucas［1］认为这些计量模型无法识别经济中存在的真实经济结构，由于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会改变其行为，所以，当经济政策调整后，仍假定经济中重要结构和行为不发生改变，就无法对政策和经济运行进行正确分析。20世纪80年代，Kydland和prescott［2］、Long和plosser［3］创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做出如下三点重要贡献:首先，经济周期是经济对外生冲击最优反应的结果，不是市场机制的失败。其次，该理论将波动模型建立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并给出了模型数量化的方法。最后，该理论强调对供给行为的建模，供给决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假定供给对需求变化具有完全弹性，从而忽略了总供给行为对宏观经济的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获得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综合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模型的特点，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将不完全竞争、价格调整障碍引入理论模型，并对各要素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并将它们融入一个完整模型，并进一步对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进行详细建模。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垄断竞争、价格和工资粘性、理性预期等特征，因而该模型是目前研究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理论框架。
二、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与不足
1.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
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模型处理、基本假设、主要结论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扩展性都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的主要观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三大问题，即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一个动态问题。首先，经济增长理论中核心问题之一是最优储蓄决策，该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决策问题，拉姆齐模型就是在一个无穷期动态框架中分析行为人的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决策问题，而拉姆齐模型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其次，作为研究经济波动的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中为家庭决策行为和企业最优定价行为进行理论建模，并通过动态规划等动态优化方法求解模型。最后，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特别关注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对其有效性的影响，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框架是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因而在该框架中研究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具有天然便利性，并认为对未来政策行为做出可信的承诺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而，将静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扩展为动态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主流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第二，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建模、计量模型设定与评价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产生革命性影响。早期宏观经济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通常为静态模型并较少考虑行为人预期对经济运行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muth［4］首先将理性预期引入经济学分析，Lucas［1－5－6］则在20世纪70年代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模型，证明这一方法能够成功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并指出这对于政策效果的计量评价具有重要意义。Kydland和prescott［7］在Lucas相关研究基础上，首先提出经济政策制定不是与自然而是与理性经济行为人的博弈，当经济行为人是理性且具有前瞻性时，政策制定者就受到社会公众当前和未来行为选择的约束。因此，最优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社会公众当前与未来的行为选择。第三，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完整、稳健的微观基础。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最重要不足是从总量假设出发研究总量关系，在Lucas［1］提出“卢卡斯批评”之后，宏观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即一个好的宏观经济模型应当具有微观基础，总量行为关系应该是从微观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中得到。随后的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均是从家庭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人的微观主体出发建立。从微观基础出发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通过对深层次结构参数分析的框架，这些结构参数不会随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因此，这一研究框架可以有效回应“卢卡斯批评”，同时，该研究框架可以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福利影响进行讨论，从而使宏观经济学自身获得了更科学的基础，其逻辑一致性更强。第四，对宏观经济的供给面进行更加详细的刻画。总供给是每个一般物价水平上经济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总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早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和货币主义学派讨论的重点是总需求管理，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加强调总供给行为的微观基础，并在分析中强调供给冲击对总供给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进一步强调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并认为市场不完全和价格调整障碍会导致经济调整至自然率水平的速度变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微观基础出发将总供给影响因素扩展至包括生产成本等多个方面，使理论模型的供给面能够解释更加丰富的宏观经济现象。
2.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不足
自凯恩斯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来，经济学家通过将模型动态化，引入理性预期，为宏观理论建立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进行详细刻画使主流宏观经济学获得巨大发展。但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仍存在许多需要改进、完善与补充之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流宏观经济学加总问题的理论基础仍需进一步研究。作为研究总量行为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由于直接从总量假设研究总量行为而受到质疑，在“卢卡斯批评”提出之后的近四十年，宏观经济学家通过代表人模型使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不断加强。许建明［8］指出代表人模型以一个典型家庭效用函数作为社会整体效用函数的替代，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代表人的经济决策，将其进一步加总为社会整体的宏观经济行为。但是，根据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一般条件下无法将异质性个体偏好传递至社会整体福利函数。因此，主流宏观经济学通过对代表人建模，将个量总和视为宏观总量，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宏观经济行为的方式为宏观经济学所建立的微观基础是否能够真正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二，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的经济结构引入理论建模仍需进一步研究。主流宏观经济学如新凯恩主义经济学是通过将异质性家庭或异质性厂商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而使理论模型考虑了异质性，因而宏观经济学家从来都关心异质性。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不同部分以一定结构组成，所以，宏观经济运行不仅表现为总量行为调整，经济内部结构也对总量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林毅夫和苏剑［9］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在模型中引入支出结构、贸易结构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内部结构，使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也考虑了经济结构问题。但是，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对宏观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结构对总量行为的影响机制仍未能较好地体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第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引入理论建模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和机遇。古典经济学，亦称为政治经济学，特别重视制度和政治力量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然而，边际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强调在严密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制约下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行为，逐渐淡化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使基于新古典传统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中较少考虑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内生化产生过程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因此，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恰当方式引入理论建模对主流宏观经济学未来发展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存在不足的原因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1.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不足的原因
主流宏观经济学虽然存在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但是，19世纪古典经济学或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实际上十分重视上述问题，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考虑了宏观经济加总、经济结构和重要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理论界认为，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产生重要影响，即出现了经济学数学化，并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而这是建立在新古典传统上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发展与不足的重要原因。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使其具有利用数学工具的天然优势，但经济学数学化对主流宏观经济学而言也有显著的成本。从19世纪后期的边际学派到20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学分析以来，部分难以利用现有数学工具加以描述和刻画的重要经济学现象和事实被经济学家通过假定或技术性处理等方法简化处理。数学化虽然使基于新古典传统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十分精美并且对问题的分析也十分深入，但是理论界应该重新审视数学化对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所带来的成本，如本文提出的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重要宏观思想的借鉴意义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存在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逻辑并且对宏观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和非均衡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著名的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基础上，并主张学习和公正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但这些主张将主流宏观经济理论重新借鉴古典经济学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学派被逐渐边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了丰富的宏观经济思想和分析逻辑，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应重新借鉴和综合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联系与不同的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加总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分工使千百万企业之间形成全面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将它们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在相互的投入与产出中形成各种总量的比例关系。这意味着分工使每个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社会性，并且这种社会性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这种私人性决定了其提供的产品只有在转化为货币后，才构成社会商品总量或社会劳动总量的一部分。经济活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导致经济活动两个层面的分裂:由相互独立、相互竞争的千百万个单个企业构成微观经济层面;由千百万个单个企业之间的全面依赖关系所形成的各种总量构成的宏观经济层面。处在微观经济层面的每一家企业，既受到生产同类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约束，又受到社会总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到该类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约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类似于成本收益原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属于宏观经济层面。企业商品能否转化为货币的直接约束条件是其可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最终约束条件则是不为企业所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上述分析表明，微观经济层面的个量加总不能简单直接等同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加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的联系与不同是宏观经济学加总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关系。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创造性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提出应将社会再生产视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社会再生产涉及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总量和结构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的。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考察路径则不同，是从总供求平衡的角度入手去考虑国民收入决定的。国民收入会因总需求或总供给的调整而发生相应变化。但究竟这种调整会给产业内部以及产业之间的比例带来怎样的变化要借助其他经济学科进行分析。这就使得西方宏观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分析有待深入。第三，在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对经济现象影响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重新引入理论建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入手审视社会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在深刻揭示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的同时，还从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对强势权力的其他限制等角度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基本措施。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制度选择问题具有非常强的分析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快速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以政府与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公众中不同集团的利益不一致性为基础，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将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而又被主流经济学一度忽视的政治因素纳入研究范围，考察它们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内生化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增强了理论的洞察性和解释力。因此，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进一步综合和融合，能够大大推进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也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四、结论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篇5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布，宣告了以“纵横统一论”为基础的大经济法的解体，尽管自此以后经济法学界仍有个别学者坚持以“纵横统一论”作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注：孔德固：《“纵横统一论”是科学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但属经济法学研究中的个别理论现象，多数学者转向“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定义为“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注：李中圣：《经济法：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1期。），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有学者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人们的最大共识莫过于‘经济法应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判断”，并认为“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经济管理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也符合经济法的本来含义”（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因此，经济法学在近十多年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理论研究中，“经济管理关系论”基本上占据了经济法学研究的统治地位，成为经济法学研究中代表性的理论基础（注：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观点很多。在诸多观点中，以“经济管理关系论”最具代表性，其他的观点或难引起理论界的共鸣，或为“经济管理关系论”的不同表述方式，所以，本文以“经济管理关系论”为基础展开讨论，其他的观点不再一一评析。）。
由于“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因此，什么是经济管理关系或者说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在1992年以后，经济法学界逐渐从争执不休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从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经济管理关系，把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理解为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但是，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管理关系是否都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呢？对此，经济法学界分歧较大：有的认为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皆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围（注：谢次昌：《论经济法的对象、地位及学科建设》，《中国法学》1990年第6期。），有的认为笼统地讲经济法调整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是不妥的，因为经济管理关系中还包含有行政管理关系，而行政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经济法只应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但哪部分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经济法学界意见又不一致：有的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以公有财产和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纵向经济关系（注：尹中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初探》，《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有的则根据国家经济管理手段的不同把国家的经济管理划分为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认为在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以权力从属为特征的行政关系，这部分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而在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则是一种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关系，这部分经济管理包括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管理经济关系两个方面，它们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的仅仅是间接宏观调控性经济关系（注：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所以，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主张或赞同“经济管理关系论”，但学者们对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并不一致。
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虽然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区分开来，但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管理关系发生了碰撞，所以，经济法学界在诠释这一基础理论的同时一直致力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讨论，力图将经济法从行政法中分离出来。
（一）在经济法学界，学者们大多从以下诸方面阐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1.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不同
从调整对象的角度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学者们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性质及其范围缺少统一认识，因而，在讨论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到底有哪些本质的不同和区别时其观点亦各不相同。从总体上说，凡主张经济法应调整所有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多依据管理内容有无经济性而将国家的管理关系分为经济性的管理关系和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则是经济性的管理关系，从而依据调整对象是否具有经济内容而将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开来（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凡主张经济法只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则多从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包括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不同法律属性方面去分析两者的不同和区别，他们从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出发，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的社会关系，因此，在经济管理领域，如果经济管理关系是依据行政命令而发生的，是一种直接的管理关系的话，那么，这种管理关系就是一种仅具经济外壳的行政关系，它应由行政法去调整；相反，如果经济管理关系的发生根据不是行政命令，而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间接的调节手段，那么，这种宏观的、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因为这种经济管理关系与一般的行政管理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2.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不同
基本的看法认为行政法主要依靠直接的调整方式作用于管理对象，而经济法则主要采用间接的调整方式（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行政法主要采取单一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行政手段，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主要体现为普遍性的调控措施，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的运用，经济法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注：李中圣：《关于经济法调整的研究》，《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从而以经济管理的方式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作为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之一。
3.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法律性质不同
在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引证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观念而将我国的行政法定性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认为行政法并不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性内容，它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程序性内容，并以行政程序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而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需是控权法，经济法最关注的是用以干预经济的调控政策、竞争政策是否得当，并认为对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视为一种实体法、授权法。
此外，还有学者从行政法与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行政法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等方面去分析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认为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国家利益，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理念下产生的，是政治法，而经济法则是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在我国，行政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计划经济的法律代名词，它无法承担起管理市场经济的任务，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只能依赖经济法，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等等。
（二）经济法学界在讨论经济法以及其与行政法的区别时以下问题值得一提
1.在关系到经济法地位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共识
具体表现在：（1）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面，如前所述，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赞成“经济管理关系论”，但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到底具有哪些本质特征以及它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有哪些实质性的不同和差异至今未能解释清楚，至于不赞成仅以经济管理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观点就更多、更杂。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到底是什么，这实际上是经济法学界讨论至今仍未能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2）在经济法的调整方式上，尽管多数学者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定性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但是，国家干预经济（经济管理）的方式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表现形式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国家之手有三种基本动作即强制、参与和促导（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1页。），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非法律手段（包括价格、税收、工资等和行政手段如国有化和计划），一种是法律手段（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还有的认为国家干预所使用的是一系列具有充分弹性的经济手段（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等等。（3）在经济法的体系结构方面，对经济法调整对象及调整方式的不同认识导致经济法体系构架上的分歧与混乱：有的认为经济法应由市场障碍排除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国家宏观调控法及涉外经济法所构成（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目录第1—5页。），有的认为经济法主要包括市场管理法和宏观经济管理法两方面（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还有的认为经济法仅是指宏观调控法（注：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
2.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及研究方式上的牵强附会
具体表现在：（1）不少学者一方面坚持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宏观的、间接的经济管理关系，财政、金融、税收及其他普遍性的调控措施和经济手段才是经济法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又将市场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体系范围，并将竞争法视为经济法的龙头与核心，而在市场管理法中，无论是竞争法、价格法还是其他的管理法，立法上都是直接授予经济行政管理机关以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这些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无一不是行政法上以直接管理为特征的行政手段。（2）由于经济法学界一再试图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去研究，因而，在实际研究中唯恐触及行政法的内容，为了以示与行政法的区别而不得不在具体的研究中标新立意。譬如在阐述经济管理法律关系时，为了以示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区别而将行使经济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主体称之为经济法主体，将行政主体在经济行政管理中的职权与职责称之为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注：张守文等：《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139页。），将行政主体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对经济主体及个人实施的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称之为经济法律责任，将经济组织与个人不服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诉讼称为经济诉讼，甚至建议制定统一的《经济责任法》和独立的《经济诉讼法》（注：杜飞进：《论经济责任》，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95页。）。
3.对行政法特别是我国行政法的本质特征存在着重大的认识上的误解
具体表现在：（1）关于行政管理关系本质特征的误解。不少学者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单一的、机械的、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社会关系，并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只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而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间接管理关系需要由经济法去规范和调整。（2）关于行政法手段的误解。与对行政管理关系的误解相联结，不少学者将行政法手段等同于行政手段，又将行政手段简单地理解为行政命令，同时将经济手段等同于经济法手段，是经济法作用的体现，并以示与行政法相区别。（3）关于行政法价值目标的误解。有学者将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简单地归结为国家利益，认为行政法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国家利益的需求，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4）关于行政法本质特征的误解。有的学者置我国行政法上诸如治安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税收征收管理、城市建设管理、资源环境保护、司法行政管理、教育科技文化管理等方面的行政实体法、管理法于不顾，而片面地依据英美法系行政法的理念将我国的行政法定义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从而将作为我国行政法组成部分的行政管理法分割出去，并将作为行政实体法一部分的经济行政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范畴。
二、经济（行政）法的实质及其法律属性
如果将经济法定性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那么这种意义上的经济法实际上就是经济行政法，对此学界早有论及（注：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213页。）。但关于经济行政法的性质及其法律属性经济法学界与行政法学界在认识上存有较大分歧：经济法学界认为，经济行政法是与行政法相并列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仅是经济行政法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渗透因素（注：王保树：《关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思考》，《法学研究》1992年第2期。）；而在行政法学界看来，经济行政法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仅仅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行政法之间是总则与分则、基本行政法与部门行政法的关系，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注：王克稳：《经济行政法论》，《法律科学》1994年第1期。）。
在行政法学领域，经济行政法之为行政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一）国家干预经济的本质是公权力（行政权）的作用
亦如经济法学界所述，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干预与调控，我国也不例外，同时，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理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正因为如此，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将经济法归结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但国家如何去干预、管理经济活动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方式？经济法学界的概括模棱两可，让人难以捉摸。而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无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的干预，即通过国家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而国家在运用行政权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方面，其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直接的干预，也可以是间接的调控，既可能是以行政命令、行政强制为主的行政手段，也可能是以税收、利率、信贷等经济杠杆为主的经济手段，选择怎样的干预和管理手段是由经济活动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注：在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各国和地区干预和处理这一危机的手段即不尽相同，其中印度尼西亚政府直接下令关闭了16家信誉不好的银行，而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则采取提高银行贷款利率、增加投机交易成本的方式打击金融投机商的交易活动，上述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调节手段，但他们的本质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二是国家的非权力干预，即国家以非强制的手段在取得有关经济组织和个人同意或协助的基础上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这种非强制的手段通常称之为行政指导，主要有劝告、通告、建议、警告、注意、指导等形式。由于这种非权力的干预以取得相对人的同意或协助为前提，它不直接导致相对人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取得、变更或消灭，相对人不服从这种干预和指导，亦不会导致法律责任的产生，因此，在行政法上，这种行政指导为不具法律效力的事实行为，所以，它属于国家干预经济的非法律手段。由于这种手段的非法律属性，因此，它不是行政法上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行政法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即必须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严格意义上说，经济行政法是规范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的法律。在经济法学界，不少学者也注意到经济管理关系必须借助国家公权力（行政权）调整，经济行政法实际上是通过国家权力来完成民法所无力解决的市场主体的规制问题，正因为如此，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属于公法。（注：刘大洪等：《现代经济法的反思与重构》，《法律科学》1998年第1期；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但经济法学界的研究缺陷在于他们没有能够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规范公权力（行政权）的法律的本质属性。
（二）凡基于国家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行政关系，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篇6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进入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新时代。其表现是：一方面，原有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着众多新学派、新学说的挑战，另一方面，经济学视界内产生了很多新经济学分支，这些新学说或新分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从不同层面展示了新古典经济学在未来的可能进展。本文试图对此领域的进展进行一个较全面的综述。
一、古典经济学的现代复兴：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
20世纪80年代先后兴起两个新的学派：一个是试图以现代数学工具——线性规划与非线性规划复兴古典经济学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思想的新兴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另一个是试图用高级数学工具重新解读古典区位和空间理论而与正统经济学相容的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
(一)新兴古典经济学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因为无论是从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还是从更早的经济学传统来看，它们均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理论作为其研究的重要支点。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这样一股试图用现代分析方法复兴古典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思想的思潮。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理论以及交易成本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以杨小凯(x.Yang)、黄有光(Yew-Kwangng)、博兰(Borland)、贝克尔(Berker)和罗森(Rosen)等为主，超边际分析则是其基本分析工具。他们认为，所谓边际分析就是决策中有关某变量取值“多”与“少”的问题，而不是“做”与“不做”的决策。他们宣称，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社会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缺陷便可克服，现代经济学各个分支学科都可以在一个统一框架内合乎逻辑地被加以组织，许多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专业化和交易效率提高来进行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1)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消费者决策与厂商决策是互相分离的;(2)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作为生产者喜好专业化生产，而专业化生产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中的规模生产，专业化生产与每个人生产活动范围大小有关，而与厂商规模大小无关，这样，所有个人专业化生产合起来就表现为社会分工和网络效果;(3)每个人面临的总收益和总成本将决定整个社会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谓的超边际分析并没有抛弃边际分析，而是兼容了边际分析，并依旧强调一般均衡、经济人自利、成本一收益分析等。其缺点在于很多理论假设还不成熟，一些重要假定和结论是否站得住脚，还有待时间和实践检验。
(二)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的前身是所谓“经济地理学”。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经济地理学可能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循环累积关系、当地外部经济和地租以及土地利用五大传统的某种综合。事实上，从整个经济学的理论演进来看，其直接源头则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农业区位理论以城市作为一个假定来研究其周围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这种处理方法暂时回避了“城市如何产生”的问题，从而使它能够在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的经济学框架内研究城市周围的土地利用问题。但随着城市和空间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不断上升，这种解释法无助于理解城市区位产生的内在机制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从而使后来的经济地理学走进了其研究的尽头。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出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这些发展客观上均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福吉塔(m.Fujita)、西赛(J.F.thisse)、维纳保斯(a.Venables)等。他们主要解释了经济活动中区位或空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为什么在有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为此他们引入了三个关键概念：不可分性(indivisib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ens)和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固定投入之后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报酬，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优点在于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空间经济学问题，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解决。其缺点在于该理论研究过分依赖数学模型，经验应用尚不丰富，许多模型结论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如果将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这两个学派进行一个横向比较便会发现，在两者的产生背景、所运用的模型、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释结果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共同性。(1)两者均产生于20世纪80-90年代，而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进展均构成其理论基础;(2)两者均试图在现代的躯体上恢复古典经济学的思想;(3)两者模型的基础均是1977年的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4)两者模型的结果均产生多重均衡。这些共同性意味着，经济学家均认识到了现代经济学面临的困境，并且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形成了共识。
二、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
对人类行为、心理的重视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甚至之前就已存在。但新古典经济学不考虑人类行为和心理的缺陷，近年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和反对。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就是这一批评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行为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重视
1.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存在局限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的效用取决于其自身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但行为经济学近年的发现表明，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其个人的偏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个人与他人的比较，而并不一定依赖于决策者的收入和消费的总水平。这意味着经济学在进行效用分析的时候，应该将人们的习惯性消费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决策变量纳入效用函数。又如，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可以依据一个固定的贴现率对不同时期的储蓄进行贴现。但行为经济学发现，人们对现时效用和福利的关注往往要强于对未来效用和福利的关注，这意味着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是不一致的。毫无疑问，这些新认识大大加深了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深度和广度。
2.人们进行决策时遵循前景理论
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进行决策遵循的是所谓前景理论，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谓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eX--pected-utility)。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意味着人们在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独立于另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而前景理论并不这样认为。首先，行为人主观上的决策权重会影响最终的决策。其次，行为人心理上的参照点以及财富水平相对于此参照点的变化也会影响其最终决策。这意味着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原先的期望效用理论将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再次，在这些有关偏好的新认识下，人们主观上的判断将会与“理性”决策之间存在很大背离。比如，在信息模糊和不完全情况下，人们头脑中原先保留的偏见可能会得到强化，从而使这种偏见愈演愈烈。这意味着人们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常常会受到事物典型特征的过多影响，从而使最终的判断与经济学所谓的理性判断出现偏差。
(二)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
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则与行为经济学不同。就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特点而言，它更重视对金钱刺激在决策中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它也更加关注实验设计的重复性;就研究的领域来看，实验经济学更加关注市场结局，而行为经济学更加关注个人行为。比如，实验经济学的重要奠基者V.史密斯就先后进行过多次有关价格机制的实验。获得的结果与市场运作的结果基本相似，这表明通过实验可获得对市场机制的正确认识。此后，实验经济学家还针对拍卖市场运作机制、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及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
就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意义来看，正如史密斯所表明的那样，它可以检验或区分不同的理论，探讨理论失灵的原因，为构建理论提供实验基础，比较不同的制度环境对经济理论的影响，评价理论的政策含义，为制度设计提供检验场所等。实验经济学带给经济学的启示是：制度具有重要性，市场相互作用中人们具有不自觉的最优化行为，决策的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人们的行为具有公平性偏好等。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Smith)和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Kah—neman)，这似乎是对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很好评价：(1)它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认识程度大大加深，对经济行为背后根源的洞察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经济学家们的想象;(2)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原理建立在较弱的心理学和实验基础之上，在以心理学和实验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新认识下，传统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命题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比如，“经济人”假设是整个经济学体系中最根本的假设之一，传统经济学常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者。但是，行为经济学的有关发现证实，经济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利益的驱使以外，还常常受到自己“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影响旧。所有这些均意味着传统经济学中很多有关人类行为的假设需要进行某种修正，而这种修正正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目前从事的事业。
三、经济学工具的革命：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被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博弈论对理性经济人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比传统经济学更为深入
它认为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个人的选择，更依赖于他人的选择，因而，个人的最优选择不仅是自己选择的函数，也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显然，这不仅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而且也使经济研究变得更加精致和科学。正因为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呈现加速趋势。博弈论成为主流经济学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博弈论和经济学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使然。
(二)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工具主义色彩还可以通过考察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本假设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1)市场是充分竞争的，(2)局中人之间信息充分，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但在现实中，这两个假设均难以满足：(1)市场局中人的人数常常是有限的，市场也是不完全竞争的，于是市场局中人之间往往是直接的相互影响;(2)现实中市场局中人之间的信息往往并不充分，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要进行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就必须满足“激励相容”和“自选择”条件，而这一扩展恰恰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可见，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而博弈论以及由之衍生出来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是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这使得融入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真正成为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了。
(三)博弈论及其应用研究的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还体现为博弈论的数学特征
1944年冯·诺依曼(V.neumann)和摩根斯坦(0.mor-genstem)合作完成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thetheoryofGamesandeconomicBehavior)一书所讲的博弈论，实际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与经济学并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到了后来才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生产日益集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垄断和寡头势力不断增强、经济生活中各种力量的联合和对抗不断强化，这使得各国政府出于一定目的开始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得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和制约更进一步强化。注重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相互影响、作用、依赖和制约的博弈论符合了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开始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1982年，斯蒂格勒因他对经济管制和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与信息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位博弈论大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6年，米尔利斯(J.mirrlees)和维克里(w.Vickery)因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的突出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信息经济学领域再次捧回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事件表明：(1)博弈论作为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已经取得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2)经济学中的很多问题，在引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和新结果。另外，将博弈论引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使制度经济学有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使其在融入主流经济学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还有，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把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也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四、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
(一)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和组织的研究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认识
1.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在考虑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考虑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尤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研究领域——交换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它依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式，采取了一些与之兼容的分析方法，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它的缺陷，因而客观上推动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赋予它新生命力。
2.新制度经济学重新评估了市场、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作用。认为市场和组织都存在运行成本，正是在市场成本的边界上出现了节约交易费用的组织。市场和价格并不是惟一的配置资源手段，国家干预和制度安排都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其理论对于人们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与作用、组织和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交易费用的节约等内容都具有重要意义。
3.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可应用到许多领域。比如制度起源(如科斯)、制度变迁(如诺斯)、制度结构(如威廉森)以及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等，从而使传统经济学的现实性大为增强。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带给人们的不仅有理论上的启迪，更重要的是它还给予世界以更多的现实关怀㈣。
(二)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进化论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获得了对制度和体制演变规律的新洞见
演化经济学在当代的杰出代表是理查德.R.尼尔森(RichardR.nelson)和悉尼.G.温特(sidney.G.winter)两人。他们认为，企业之间也存在自然选择，盈利的企业会不断增长，而衰败的企业会不断萎缩，最终会出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经济主体的目标是追求利润，但并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人并不一定完全理性，而可能是有限理性;经济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
演化经济学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认识，这可从其分析框架看出：(1)其研究对象是随着实践而变化的某一变量或者某一系统，该变量或系统表现为一个动态过程;(2)这些变量和系统的变化具有一定随机性和扰动性，又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而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3)演化的关键在于其系统的筛选机制和过程。一个演化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依赖于对该筛选过程的把握。、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生存下来的特征具有一定惯性，因而很多变化量在较长时间内有着一个非常清楚的演化轨迹。
演化经济学的主要议题是解释经济变迁，它把经济看成一个演化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呈开放状态，系统演化的结果难以预测。影响系统演化的基本因素包括：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和易变性以及系统的选择机制(这个选择机制受到内部压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借鉴了生物学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利用它们解决经济系统存在的重要难题，这样的交叉研究对于认识人类社会、组织行为、经济系统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1.演化经济学对制度的关怀再次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很多思想，这对于认识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制度的形成、制度结构、制度对经济系统的作用等都均具有重要意义。2.演化经济学表明，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演进过程，其中偶然事件、历史进程等扮演了很大作用;同时，演进过程也可能带有一定的惯性和稳定性，因而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其中既有规律性也可能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混沌或者无序状态。这为人们认识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及其复杂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3.演化经济学考虑了经济发展中的非线性、报酬递增等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现实主义特征，这对于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结论
现代经济学在当代的新进展从不同层面展现了近年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如果进行简单的分类，可将博弈论、演化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列为经济学工具上的某种革命，因为它们要么是运用数学工具，要么在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解经济学理论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其他的新进展——新兴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则可归结为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它们不过是将被经济学过去所遗忘、忽略或不重视的研究内容重新带回经济学的殿堂。在这当中，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类知识的进步无疑是它们共同的时代背景。这表明，时代的发展对传统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以上所述的几个新动向不过是经济学与时俱进在客观上的表现。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篇7
一、什么是经济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需要明确的是，虽然他和经济挂钩，但是经济社会学内在的理论进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会学模式，它不会将经济现象独立于社会结构去看待。这门学科特色在于，它是社会学家以社会研究的视角对经济学领域进行的介入，而这种介入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可以说经济社会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反思和挑战。熊彼特被认为是最早倡导“经济社会学”的人物之一，在《经济分析史》中他提出本文由收集整理了“经济社会学”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经济制度”的科学。但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倡导的“经济社会学”更多着眼于“经济”，这就与现今我们所言的经济社会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是最早对经济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认定作出贡献的人，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他对社会学进行了三大类的划分，分别是一般社会学、社会形态学和社会生理学，经济社会学就被他划分在了社会生理学之下，成为了社会生理学的一个分支。诚如前文所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仍然是社会学式的，重点关注经济过程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而经济学则偏重于研究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包括：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等。经济社会学对消费的研究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侧重于研究消费者内在的购买行为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二是侧重于分析消费行为方式发生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三是对于消费文化的关注侧重于研究符号的意义、消费文化的形成以及行为感受过程。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把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纳入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较早时期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的学者就有韦伯、涂尔干、凡勃伦等，当代较有影响的经济社会学家则有帕森斯、斯梅尔塞、熊彼特、杜森贝利、西美尔、布迪厄、理斯曼和鲍德里亚和富永健一等。
二、主要研究方法与理论
作为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学的本身理论体系其实还尚无定论。有的学者将其理论体系概括为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几大组成部分。其中的经济行动是社会人一系列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且这些行动的目的也并非仅仅着眼于最大利润的获得，而是一种对多层次需求的满足。社会经济结构论就主张作为社会系统子系统之一的经济系统需要同其他社会内部的子系统达到互助的满足效用，从而使经济发展水平同社会结构相适应。社会经济变迁论是当代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它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变迁所具备的心理特质、发展的指标体系、发展中的协调与失调等问题。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论则是社会经济变迁论的理论延伸，主要是运用长远的目光去分析一国经济发展应有的道路，以便在联系本国实际的基础上，为经济发展出谋献策。
从具体内容来看，各国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但依据其内在共性，可将其大致分为五个研究方面：（1）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一般认为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起着决定作用，不同的群体结构、活动会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造成差异很大的作用。（2）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发生这些影响的诸多社会条件，具体就是社会当中政治、文化、人口、地域等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3）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主要研究支配人们开展一定经济行为的社会因素。（4）经济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包括对经济活动各环节的社会学分析，还会分析不同经济集团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5）研究经济政策的实施，主要是着眼于实施经济政策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
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基础理论有如下几种：（1）理性选择理论，即认为最大化的实现私利是决策者行为选择的标准，纯粹的理性在于人是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2）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和时候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3）谈判理论，以传统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项资源从股价低的主体转移到股价高的注意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
三、对经济法研究的助益所在
1、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的社会性本质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它的首要价值目标是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利益。这种社会性是对普遍而非特殊的强调，也是对全局而非局部的强调，它突出的是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体性。可以说社会性在经济法领域的凸显，既回应了现实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又满足了法律本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要求。作为一门以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交叉性质学科，经济社会学主张经济法研究中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对于经济法社会性本质有着很好的揭示作用。
2、有助于为经济法研究提供多种科学视角
经济社会学主要依托的还是社会学视角，这种实证的学科手段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前文中所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可以说这些经济社会学基础理论为经济法研究积累了不少的理论基础与创新方法。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篇8
论文摘要:经济法的基本理论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分清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之处,对于明确经济法的地位,促进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有效实施,完成经济法学的学科使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法和行政法区分的评析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调整对象方面
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是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以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范围为标准,行政法一般分为一般行政法和特殊行政法。一般行政法是对一般行政关系加以调整的法律规范总称,如行政基本原则、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现在的行政法教科书主要论述的是一般行政法的内容,把它作为行政法学总论的部分;特别行政法是对特别的行政关系加以调整,如经济行政法、军事行政法、教育行政法、公安行政法等,一般把它作为行政法学分论部分。由此而看,行政管理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卫生、外交等。所以说行政法不调整经济关系是不正确的。并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生在经济领域的行政管理关系会日益增多,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使用什么样的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管理,经济行政管理的“度”应是怎样,我们不能由一种“对经济全抓全管的政府”的这一极端走向“对经济完全不管的政府”的另一极端,从而把调整行政管理关系作为主要调整对象,把确认和规范行政权作为主要调整功能的行政法排除在经济管理之外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与经济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组织经济关系,也就是行政法所调整的对象不直接具有经济内容,并以此把经济法和行政法分开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需要问的是:什么是“直接的经济内容”,什么又是“间接的经济内容”?直接和间接本身就是对一事物或一种社会关系而言的,如果说经济法调整具有直接的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而行政法调整具有间接的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至少说明一点,这些学者看到了行政法也调整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
直接和间接的区别是什么呢?这里所讲的“直接”或“间接”主要是从法律调整的手段而言的。随着现代国家行政法功能的扩展,“秩序国家”向“给付国家”转型,传统秩序国家观念下的命令行政已不适合现代行政法功能的变革趋势,行政法一贯奉行的单方意志性在现代行政法理论和实践上都已发生动摇。
(二)调整手段方面
用传统的观点看待行政法的调整手段,基本上都将行政手段看作是命令与服从式的,强制性的和单方意志性的。而现实中,民主思想的激荡,福利国家的出现,使得现代行政法的功能大大突破了传统的保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以及确保财政收入的消极行政作用,而向积极整备环境、经济、地域空间等秩序行政方面,以及社会保障、公共义务的供给,资金补助行政等给付行政的方面扩展。行政调整手段由以前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不平等的地位已向平等协商的方向延伸。在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中出现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事实行为等现象。这些非直接权力性的行政手段的出现是现代行政法中合作、协商、民主精神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调节失灵和政府干预双重缺陷的一种补救方法,它是传统意义上行政职权行为无法替代的。这些行政行为引起的法律关系将成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内容。同时,这些调整手段也是国家调整各种经济管理关系时无法回避的手段。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现象,而简单的认为行政法制调整手段是命令与服从,是直接的行政命令方式,从而把行政法与经济法简单的区分开来,这是很幼稚的。
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具备独特的调整方法是否应是划分独立法律部门的一个标准?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调整方法只有民事、行政、刑事三种,当代的法律实践还未催生出其他的调整方法。因此用调整方法来划分法律部门是不科学的,即便是以此为标准,也不能把经济法和行政法完全区分开来。
(三)主体方面
对于经济法主体是否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问题,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人为地赋予国家不同于行政管理者的经济管理者的身份缺乏法律依据,毫无实际意义,且更易造成权力膨胀和权力运作的矛盾。法理学认为:我国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包括自然人、集体主体、国家和其他的社会构成。其中,国家机关,包括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监察机关等,它们在其职权范围内活动,能构成为宪法关系、行政法关系、诉讼法关系等多种法律关系的主体……由此可见,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包括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而行政法的主体只有行政机关是缺少法理学支撑的判断。同时,我们还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行政主体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是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由行政主体和相对方构成,因此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一部分。在区分行政法和经济法主体时,必须在同一层面上进行讨论,即对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主体进行区分,而不是经济法主体与行政主体的区分。如果只进行经济法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区分,势必将缩小行政法主体的范围。
(四)本质属性方面
从现代意义行政法的起源来看,它产生于资产阶级国家权能划分之后行政职权独立的基础之上。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掌握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封建专制势力的束缚,他们提出“民主”与“法治”的口号,以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用法律来控制政府的权力。资本主义行政法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为它在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充分保护公民权利。资本主义行政法的基础理论被归结为“控权论”。
与“控权论”对应的另一种理论是“管理论”。“管理论”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它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形成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国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巩固革命成果,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问题,强调和加强政府的集中管理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时期,人们显然不会和不可能过多地考虑控制和制约行政权的问题,相反,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运用行政权去进行管理,去高效地实现巩固政权和建设国家的目标。由此来看,单纯的认为行政法即控权之法是不科学的。我们必须用辨证的方法历史地来看行政法的作用。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控权论”和“管理论”都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当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暴露无遗,其盲目性、滞后性的经济问题的出现又引致一系列的社会危害,如高失业率、环境污染等,管得最少的政府已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得不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解决日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于是是政府的行政权得以扩张。与此同时,由政府主持的经济立法现象也日益增多,这种立法更加注重社会的整体效益和整体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巩固后,各方面发展步入正轨,特别是经济的复苏要求政府改变以往全方位管制的作风,要在行政法范围内加强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由计划向市场转型,政治上也加强完善社会主义民义制度。在行政法上体现为一系列控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的增加,例如《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的制定与实施。由此可见“控权论”和“管理论”相互渗透,借鉴对方的合理成分,以使自己的理论得以完善和发展。于是,一种新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应运而生并得以实践,这就是“平衡论”。“平衡论”认为:行政权与公民权既要受到控制,又要受到保障;公民权既要受到保护,又要受到约束;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也应相互制约,又要相互平衡。“平衡论”弥补了“控权论”与“管理论”的缺陷,又吸收了两者的长处。该理论贯彻于行政法的全过程,是行政立法、执法、审判的指针,也是评价行政法的根本标准。目前,“平衡论”为大多行政法学者所赞成,并且在客观上被各国法律实践所证实。
二、经济法和行政法区分的误区及其关系
(一)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的误区
为什么经济法与行政法不能清楚的区分开?这里面的症结在哪里,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传统与现实的交叉论证。传统法理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应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并以此为标准建构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设,经济立法日益增多,经济立法理念逐渐得到发展,私法中的平等、自治观念受到人们的青睐并被公法所吸收(当然也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的现象)。学者们为论证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划时代性,千方百计要给它们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谋求一席之地。为此,学者们千方百计地论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殊不知这已是不同语境下的法律现象。首先是经济法与民法进行论战,但随着《民法通则》的出台,经济法学者们不战而退,缩小自己调整对象的范围,把它定位于经济管理关系,这样又引发了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论争。为了给自己的论证增加法理支持,人们开始对法律调整的对象进行改造,如有学者提出“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调整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那么我们要问:如果提出一种新的标准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我们可以说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但这种独立的法律部门与行政法的独立是两种性质的独立,在此基础上论证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
2.对现代行政法了解的缺乏。很多经济法学者在论证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时,明显地表现是对行政法了解的缺乏,当然这也有行政法学者的原因。经济法学者对行政法理论的了解还是停留在传统的理论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行政法自身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行政法理论的发展。随着行政法理论的发展,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也在发生着变化,已从传统的以命令、强制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整方法的运用。由于我国现代行政法研究较晚,因此行政法学者大多只注重对总论部分的研究和论证,表现在我国现有的行政法教科书中几乎只涉及到总论部分的阐述,对分论部分的研究极为薄弱,部门行政法学与一般行政法学相比极不发达。的确,部门行政法的研究比较弱,但这与狭义的经济法的本质属性无关。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1.狭义的经济法应属于经济行政法。我们看到,现在所说的狭义的经济法在法律性质上即是经济行政法。经济行政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即经济行政管理关系),这种管理关系大多是无偿、不等价的经济关系,并且通过特殊的意识活动如行政命令、指示、调控、计划、指挥及监督等方式形成,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日益注重对被管理者权利的考虑和把握,这反映了行政关系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是经济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经济活动的管理;二是相对人对经济行政机关行政权行使的监督,经济行政法从法律属性上应是部门行政法,即为行政法的亚部门。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行政法的研究相对落后,以至有的学者称:我们可以把经济法划归于行政法范畴,但是行政法学者对这些经济行政法的理解仅仅是形式化的、限于手段层面的,因为从客观上说,行政法学者与经济法学者相比,在对经济及经济学的了解方面应该相对欠缺,故而影响其对国家调控经济活动形成深刻认识,自然也影响经济立法、执法等活动的效能。笔者并不想否认经济法学者的贡献,也不想否认经济法的作用,我们想说的是经济法学者不必要把经济法的研究领域限制在狭义的范围内,它应有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2.广义的经济法应是对整个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法律。我们认为:经济法规范不可以由任何一个部门法所囊括,而是散见在各个法律部门的规范中,形成了经济法规范的法域,这才是经济法的本来面目。经济法原本没有必要与民法、行政法进行区别,经济法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应该从国民经济整体、系统的高度研究我国的经济现象,以期待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进行理论的指导。而这种广义的经济法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法学的研究范畴,它包括经济宪法、经济民法、经济刑法、经济行政法等,认识到这一点对研究经济法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结束语
明确经济法地位的确立不一定非要求证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于经济法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法律部门的划分是对现行法律规范的概括,是属于理论范畴的主观意识,法律的创制和实用从来都是对现实中利益的冲突而为之。因此,法律部门的划分不应成为各家的“圈地运动”,况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现象日益复杂。我们需要对经济现象进行总体、综合的考虑,由此可见,经济法学的任务是极为重要的。
在当今的学术界,对于经济法学科的独立性问题,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这种学科独立性的确立工作还远未完成,这寄希望于经济法的基本理论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这种学科的建设时,我们一定不要囿于传统的部门法的理论构架,而应按照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来进行理论的建设,否则对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就如同走沼泽地,越陷越深。此外,对经济法学的研究应综合运用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关注时代的要求,回答时代的课题,为市场经济建设立章建制,促进经济法立法的修改、完善,从而推动经济法的实施,以完成经济法学的学科使命。
参考文献:
[1]余凌云·行政契约论[a]·行政法论丛,1998,(1)
[2]罗豪才·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宋华林,邵蓉·部门行政法研究[j],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2)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篇9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共同点是以物质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及相关活动为主要对象，因而被称之为物质的经济学。[1]在传统经济学中，信息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经济成本。同样，厂商、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等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处理能力，所以经济行为者的选择是确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经济学之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行为者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与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信息经济学正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论，提出了信息搜寻的概念。斯蒂格勒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而信息搜寻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与成本、产出联系起来，提出搜寻概念及其理论方法，是斯蒂格勒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继斯蒂格勒之后，著名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不确定性存在情况下的经济学。在他看来，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阿罗十分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经济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描述，用“信息结构”一词来描述经济决策利用信息的复杂分布及其与决策的对应关系，等等。搜寻理论后来经过萨洛普(S·Sulop)、截维德和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统地发展，成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众多著名经济学家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分析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诸如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对策理论、非对称信息概念以及价格分散理论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领域。
随着人们对信息经济的关注，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1962年，弗里兹·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1977年，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经济学者将信息要素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使宏观信息经济学获得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生产函数理论，试图说明经济发展取决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力数量。但是，过去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发达国家增加投资快于增加人数，投资收益并没有递减。针对这种现象，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力，而应该是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识构成生产要素之一，它像资本那样必须以放弃当前消费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教育）滞后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国家必须像对待基础设施投资那样对知识及传播知识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由于知识投资长期效用的干预，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良性循环趋势，即投资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而知识生产与传播获得的效用又促进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期提高某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个结论正是传统理论所否定的。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已经不在于资本与设备，而在于知识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正在由资本依附转向资本与信息的双重依附。
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asymmetricinformation)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mirle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william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论。他们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对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此后3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的对策理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经济学家于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又一次因为在“走进现实生活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享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学的麦克尔·斯澎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三位经济学家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时也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3]一种主张是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市场不确定性角度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另一种主张是按照信息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这一主张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也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为信息经济学“三分法”，即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产业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对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产业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较好地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体系相衔接，不仅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论体系与内容，而且还能较好地构筑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体系。在这一思路下，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构成理论信息经济学，而信息产业经济学则构成应用信息经济学。
思路二为信息经济学“二分法”，即按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与此相适应，将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信息经济学，而把宏观信息经济学作为应用信息经济学。根据这一思路构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将思路一中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归到一块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将厂商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这一思路的主张者认为，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区分，并且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在信息经济学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4]比如委托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委托—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起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为基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资产重组、企业破产与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这个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共同遵守和不断创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信息经济学较为深刻地探讨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经济行为的两个主要现象，即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生产者面临着消费者的大量的、复杂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消费者也同样面临着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选择和生产者转移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应的选择与对策。
再次，信息经济学中关于信息资源最优配置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的思想，将有助于我们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关注信息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努力创造信息资源合理流动的外部环境，提高信息技术对提高产业竞争力的认识，协调信息网络的发展，加大信息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强化信息产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带动功能，以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
最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我们研究现实经济社会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实事求是地讲，信息经济学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信息经济学所使用的方法为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思想方法。比如信息经济学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理论和对策论，把现代决策理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决策分析之中，使得经济分析不断贴近现实经济生活。实际上，在我国目前经济理论界的经济分析中，很多学者都引入了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相信随着信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分析方法将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领域的应用中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马费成等：《信息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2]王则可：《对付欺诈的学问——信息经济学平话》，中信出版社，2001年。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篇10
关键词：和谐社会；行为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公平互惠；机制设计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04-0008-06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目前对和谐社会的分析和研究多侧重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阐释，本文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一、从和谐的角度看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定
传统经济学一般是指由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和由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推演的基本出发点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即经济行为主体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也就是说，消费者总是在一定的收入约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厂商总是在一定的技术约束下最大化自己的利润。理性经济人假设包括：(1)自利假设。即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是追求自身利益。斯密在其经典巨著《国富论》中的一句名言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2)理性假设。即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通过引入边际分析方法以及建立最大化理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3)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然结果。斯密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个人的自利行为，从而促进社会福利。“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传统经济学之所以作出这种基本假定，有其社会学和哲学基础。首先，传统经济学认为，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生存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根本出发点。离开了生存，人类的其他任何行为都无从谈起。它的另一个基本假定是资源的稀缺性。人类要在资源稀缺的约束下生存下去，理性经济人就成为人类的一种本能，自利就成为决定人类经济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因而建立在资源稀缺性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之上的自由经济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制度选择。其次，基于科学主义的基础，传统经济学舍弃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社会性等特征，抽象出人类行为的经济性和理性，形成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从而建立了对人类行为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并可以运用数量方法对人的经济行为进行确定性分析，使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其自身框架下日益完美和精确。这充分显示了理性经济人假定的科学主义哲学特征。
下面，我们换个角度重新审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这个假定意味着人的行为动机是自利或者利己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活动中的唯利是图提供了理论基础。尽管斯密指出，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看不见的手”会引导理性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从而促进社会福利。但问题的关键是，当这种制度安排尚未完善的情况下，理性经济人的这种自利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增进社会利益，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是否会导致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矛盾和冲突。现实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团体与团体之间追求各自利益的自利行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政府、企业以及公众之间的利益互动过程，如果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之上的政策设计，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矛盾和冲突；自利的经济人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导致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有这些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和谐。究其根源，就是制度不完善情况下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看来，这些矛盾和冲突导致的社会不和谐现象是正常的、合理的。
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下促进和谐的途径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在传统经济理论框架下，也存在合作，但这种合作是被动的或者说是消极的合作。主要表现在：一是道德约束。不可否认，在现实中，道德约束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道德受到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情况下，以信用为核心的道德建设也显得相对滞后，因而道德约束的作用有限。二是舆论监督。随着社会的进步，舆论监督的作用及其影响不断扩大，这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舆论监督也不同程度地遇到了一些人为的障碍和压力，这本身又反映了社会的不和谐。三是法律制裁。完备的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根本保证。法律制裁是对违法者采取的强制性惩罚措施，它在惩罚违法者的同时，也对意欲不轨者起到了警示作用，但法律毕竟是以事后惩罚为主，依靠法律制裁来促进社会和谐。这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四是惩罚机制。随着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成功运用，传统经济学中的合作行为在博弈论的视角中被刻画为完全信息无限次重复博弈，或者是不完全信息有限次重复博弈，即声誉模型。这些博弈模型建立了在自利基础上对不合作行为的惩罚机制，通过这种潜在的惩罚机制，迫使自利的经济行为主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采取必要的合作行为。
然而，在传统经济理论中，上述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方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按博弈论的观点，经济博弈中的纳什均衡都是非合作均衡，或者说是低效率均衡，合作被解释为被迫的，而不合作是自然的常态。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并支持了社会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而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方式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行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产生各种社会不和谐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三、和谐的理论渊源：行为经济学
出于演绎分析的需要，传统经济学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是理性的经济人，从而使经济学成为完美的科学理论体系。然而，这一假定并不完全符合现实。心理学试验表明，现实中的个人行为并不完全取决于追逐个人利益的动机，还会受到追求内在社会偏好的影响。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进行了大胆创新。行为经济学认为，理性经济人假定具有非现实性和不可检验性，人类行为所追求的并不完全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们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同时还关注人的认知、需要和情绪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人类行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既有自利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通过修正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将复杂的人类行为分析纳入经济学理论体系。
行为经济学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以现实为基础，以心理分析和经济运行规律相结合，通过观察与试验等方法，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研究。其实，行为经济学思想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已经有了充分的体现。在这部著作中，斯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心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斯密指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斯密之后。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这种关注他人福利的社会偏好逐渐脱离了经济分析。
在行为经济学的萌芽阶段，Katona(1951)最先将心理分析引入经济学研究。他在广泛研究消费者行为的心理基础上，提出了通货膨胀心理预期假说。allais(1953)通过一系列可控试验，提出了著名的“阿莱斯悖论”。这个悖论说明：“现实中的人们在面临风险时并不总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行为选择也不是完全依据概率行事”。它揭示了人们的行为决策存在与效用最大化相背离的非理性情况。Simon(1955)最早对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的理性假设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经济行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进行选择时，其心理过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所以，应该把心理学的内容纳入到经济行为分析中。心理学中的理性选择注重过程而非结果，据此，他指出经济行为主体的真实选择不可能具备传统经济学假定中的完全理性，只能是有限理性而已。因为，人们在决策时不仅面临复杂环境的约束，而且面临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
随后，通过Kahneman和tversky的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奠定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使行为经济学由此步入成长阶段。Kahneman和tversky(1979)指出：人们的行为不仅受到利益的驱动，而且还受到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本能、偏见、歧视和嫉妒等。他们通过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有机结合，提出了经济行为主体有限理性决策的理论模型，即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前景理论揭示了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具有对理性偏离的倾向。相对于Vonneumann-morgenstern期望效用理论，前景理论向精确描述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人决策行为迈出了重要一步，对“阿莱斯悖论”作出了合理的解答。thaler(1985)提出了心理账户理论(mentalaccountingtheory)，这种心理账户以非预期的方式影响着行为主体的经济决策，使其违背最简单的经济法则。这为进一步研究现实中人们的经济行为和消费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而Shiller(1985)和Kahneman(1986)等以垄断价格现象为例分析了公平问题，揭示了人们追求公平的偏好。他们发现，消费者认为垄断价格一般是不公平的，因而即使是在物有所值的价格水平下，他们也会拒绝购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垄断厂商也会顾及人们追求公平的意识，将价格定在传统经济学所预期的水平之下。Shiller和Dawes(1988)证实了人们的“社会动机”和“公平意识”。
继Kahneman和tversky之后，又有一批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发表了众多研究成果，这表明行为经济学进入了繁荣发展阶段。Rabin(1993，1998)认为，追求公平的心理已经在很多市场，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作用。其主要贡献是，通过将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融入传统经济学理论，以修正其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持续偏好等基本假定。thaler(1999)和mullainathan(2000)认为，人类是有限自利的。人类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表明，利他主义、社会意识以及公正追求的品质和观念是广泛存在的，否则，无法解释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非物质动机”或“非经济动机”。DavidLaibson(2000)通过把经济运行规律和心理分析有机结合起来，研究了市场上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认为人性中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引导的成分。Camereretal.(2001，2003)将心理学解释应用于博弈行为的分析，由此出现了行为博弈论。
目前，行为经济学正在经历着由完全理性向有限理性、由完全自利到有限自利的转变和提升，使经济学研究进入到更现实和更深入的领域。正是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经济行为主体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从而为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四、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公平互惠理论
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意味着人是没有感情的天才。然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及社会现实表明，人是有同情心的，人不仅关心自己的利益，也会关心别人的利益，而且人具有内在的公平偏好；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有限的认知能力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互惠与合作提供了可能性，而公平、互惠、合作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要素。
和谐需要合作，合作就必须考虑行为人的公平、互惠等社会偏好。为此，经济学家特别是行为经济学家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Becker(1974)，arrow(1981)，north(1990)，Samuelson(1993)和Sen(1995)相继发现行为人关注他人福利的社会偏好，可能会导致重要的经济结果。随着试验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诸如最后通牒博弈、礼物交换博弈、公共品投资博弈及信任博弈等可控试验博弈的发展，发现绝大部分受试验者显示出了非公平规避、互惠等社会偏好。这表明：现实中的个人行为不仅受到追逐个人利益的动机所引导，而且还受到包括对于公平的追求在内的社会偏好的影响。如meidingeretal.(2001)通过单个委托人一多个人的委托关系的重复试验发现，委托人的公平契约报价有利于团队合作，可以减少搭便车现象；而在标准委托一分析框架中，由于没有考虑参与者的公平偏好和互惠偏好等社会偏好，从而不能改善团队合作。Fehr和Fischbache(2002)认为，传统经济学毫无例外地假定所有经济主体仅仅被物质自利所驱动，忽视个体显示出来的社会偏好，因而不能确定物质激励效果和决定因素。基于这些试验现象，Camerer和thaler(1997)、Camerer(2003)认为，应以这些试验证据为基础，把行为经济学和行为博弈论的成果结合起来，发展新的理论模型，这种模型应该把诸如公平和互惠等社会偏好纳入效用最大化分析框架中。Fehr和Fischbacher(2002)，englmaier(2004)，itoh(2004)将此发展为一种分析问题的新范式，即行为契约理论。
按照行为经济学的观点，公平互惠偏好是一种条
件合作行为倾向，关键在于对对方意图的信念或判断，对善意的行为进行回报，而对恶意的行为进行惩罚。在标准博弈模型中，参与者的最优反应函数是一阶信念或对方战略选择的函数，无法描述意图因素。Geanakoplos，pearce和Stacchetti(GpS，1989)首先提出了一个心理博弈模型，用于分析参与者的意图对博弈均衡的影响。在心理博弈模型中，参与者的最优反应函数不仅取决于对方的策略选择，而且取决于自己的二阶信念，参与者根据自己的信念结构判断对方的意图，进而决定反应策略。
(一)Rabin模型
对于公平互惠理论的经典研究，应当是Rabin(1993)所建立的博弈分析模型。他在GpS心理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引入公平偏好的博弈论体系。其关键性的工作是，通过对“公平”加以严密定义来改造传统博弈论中的支付函数，从而得到除传统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之外的新的均衡，即“公平均衡”。这项研究还发现了许多合作性均衡，但并不要求传统博弈论中的无限次重复博弈或者信息不对称条件，这种结果对利他行为与合作现象的解释是强有力的。他的一个独特贡献是把公平定义为：“当别人对你友善时你也对别人友善，当别人对你不友善时你也对别人不友善”，并且对这种概念给予明确的规定，即“如果你在损失自己效用的情况下去增进别人的效用，就被定义为你对别人友善；如果你在损失自己效用的情况下去损害别人的利益，就被定义为你对别人不友善”。心理学的诸多试验表明，人的行为在许多情形下是遵循这种公平规则的，特别是在按照这种规则作出反应所可能造成的潜在物质利益损失不太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给出公平的定义之后，Rabin(1993)以双人博弈为例，构造了一个“友善函数”来测度一个局中人对另一个局中人的友善程度，并由此构造局中人的效用函数，对其进行效用最大化分析。
在Rabin模型中，局中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依赖于下列三个变量：(1)他自己所选择的策略；(2)他的信念中对方所选择的策略；(3)他的信念中对方认为
通过这四个假定，Bolton利用激励函数验证了最后通牒博弈及独裁者博弈的试验结果。
相比之下，Rabin模型更强调意图公平，而Bolton模型则更强调结果公平。在他们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Sethi和Somanathan(2003)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人类互动关系中的互惠行为进行了研究，包括长期关系以及无固定模式的互动关系。Falk和Fischbacher(2006)提出了一个既考虑结果公平，又考虑意图公平的模型，并建立了规范的互惠理论。Coxetal.(2007)则提出了一个更易处理的公平互惠模型。该模型认为，局中人的相对身份和友善程度决定了局中人的情感状态，情感状态又决定着局中人之间收益的边际替代率以及后续的行动选择。
最近，蒲勇健(2007)的一项原创性工作是将Rabin(1993)的“公平博弈”概念植入现有的Holmstrom-milgrom委托模型，获得一个考虑了人表现出互惠性非理的新的委托模型，由它给出的最优委托合约可以给委托人带来比现有的最优委托合约更高的收益水平。该项研究发现，现有的Holmstrom-milgrom模型中的最优合约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可以通过植入人的互惠性非理进行帕累托改进。
五、公平互惠理论与社会和谐
从思想到理论、再到具体的模型，公平互惠理论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并逐渐成为经济学特别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这一理论认为，人们出于内在的公平互惠偏好，通过对公平的追求产生互惠的行为，进而在经济关系中形成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会进一步增进社会福利，并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由此促进社会的和谐。所以，公平、互惠、合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要素。在这三者的关系中，公平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公平是包括经济行为的动机公平和结果公平的行为人的一种内在偏好和追求。互惠是实现合作，进而促进和谐的途径和手段。行为人出于内在激励，通过在经济关系中的互惠行为，实现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合作。这种合作关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是必需的。合作是公平与互惠的必然结果，也是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合作而不是对抗，和谐而不是冲突。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和谐社会是公平的社会。是互惠的社会，是合作的社会。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如在城市拆迁中的“钉子户”现象，就是在拆迁过程中开发商与拆迁户之间利益冲突的集中表现。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开发商与拆迁户均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开发商在计算拆迁补偿费用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总是希望补偿费用越少越好，而拆迁户恰好相反。另外，现有的拆迁补偿政策仅仅考虑了拆迁户的生活成本，而没有考虑其他额外的成本，包括精神成本，由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钉子户”现象。反过来，这种现象又给开发商带来了不必要的成本，包括时间和效率的损失。因此，这种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博弈结果，使双方利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并在社会上产生不良的影响，违背了社会和谐的要求。根据蒲勇健(2007)关于植入“互惠性”的观点，如果从行为经济学的公平互惠理论出发，在拆迁补偿中，开发商作出互惠性的非理，给予拆迁户一定的额外补偿，即对拆迁户表现出一定的友善，同时拆迁户对这种友善性作出行为反应，即对开发商也表现出一定的友善，那么这种双方行为的友善必将导致互惠的结果，双方利益都会增加。这样，矛盾和冲突就有可能减少，才可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这正是我们把行为经济学中的公平互惠理论作为和谐社会的经济理论基础的原因。
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公平互惠理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微观经济理论基础。并可以依据这一理论对和谐社会进行机制设计或制度安排。同时，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也为公平互惠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可见，二者的关系可归结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辨证统一的。构建和谐社会，本质上就是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根本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当然，这种公平互惠理论也可以延伸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互惠与合作，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本质上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惠行为。因此，公平互惠理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六、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