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农问题的理解篇1
为了论文题目收集新名词、新概念，也为了“求新”，为了一鸣谅人，就把别人的东西照搬过来，囫囵吞枣，东拼西凑，这样的论文当然是写不好的，选题时要引以为戒。怎么选题呢？小编整理了一些三农问题论文的题目，给大家提供帮助。
1.关于三农概念与三农问题提法的考察
2.解决好三农问题亟需农村第二步改革
3.“三农问题”与农村成人教育发展战略选择
4.中国三农问题:现状与未来
5.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研究
6.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7.我国粮食安全和“三农问题”研究
8.论“三农问题”的现状与解决前景
9.“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10.“三农问题”的市场经济理论解析
11.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百年三农问题再思考
12.城镇化问题对三农问题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13.乡村旅游:缓解西部“三农”问题的一种尝试
14.“三农”问题与高等农业教育——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农业院校改革发展
15.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以“三农”问题为背景的分析
16.三农问题解决路径:协同推进新三农建设
17.“三农”问题的研究综述与反思
18.人口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路
19.农民国民待遇与制度伦理分析——兼论“三农”问题的解决对策
20.“农家乐”民俗旅游与“三农”问题探讨
21.现代化视野中的“三农问题”
22.对治理中国"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23.对三农问题的几点思考
24.从解决“三农问题”入手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25.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26.剖析“三农”问题的内外部逻辑——“三农”问题的实质及解决之道
27.权利保护、法律供给与“三农”问题
28.“三农问题”:一个一般分析框架
29.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三农问题
30.关于我国三农问题的政策反思
31.三农问题:一个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32.浅析法国的重农学派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对“三农”问题的启示
33.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34.生态农村工程: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新思维
35.我国“三农”问题与城市化战略
36.全球化与中国“新三农问题”
37.河北省贫困农村地区“三农”问题与金融支持的分析与研究
38.以新的制度设计破解三农问题核心困结
39.我国“三农”问题的特征分析及政策选择
40.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与发展
41.农村社会结构与“三农”问题研究
42.“三农问题”的困境及其对策
43.浅析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
44.从培养、开发农业人力资源入手解决“三农”问题
45.对治理“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46.论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及其解决途径——兼谈我国农民金融发展权的保障
47.权力资源、生活机会和财政体制——论我国“三农”问题及农村税费改革思路
48.“三农”问题与二元结构政策
49.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十八大之一瞥——三农问题
50.三农问题传统解决路径的反思
51.“三农教育”: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52.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53.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
54.制度的彻底变迁与三农问题化解
55.论解决三农问题的市场增进观
56.农村就业转移增长的困境——论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逆向趋势
57.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
58.城中村:一个特殊的三农问题
59.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破除二元社会结构
60.试析新形势下三农问题与城镇化发展关系
61.解决“三农”问题的障碍与路径
62.小城镇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63.“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
64.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与中国三农问题
65."三农"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66.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核心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67.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研究
68.“三农”问题现状反思及工作方法的改进
69.论城乡互动: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与对策
70.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探讨——论乡村旅游的作用
71.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主体的改变看“三农”问题的解决
72.贵州“三农”问题的现状分析——兼议贵州农村法制发展的社会背景
73.“三农”问题现状及建议
74.新世纪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
75.统筹城乡: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
76.从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与变迁思考西部地区“三农”问题
77.“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与改革思路探析
78.论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三农问题
79.“新三农问题”背景下农地优化配置的制度保障研究
80.中国“三农”问题:分析框架、现实研判和解决思路
81.取消农业税后面对“三农”的公共财政建设问题——兼论解决云南“三农”问题的公共财政政策选择
82.三农问题背景中的村民自治
83.美国内战后南部地区城市化与三农问题之关系初探
84.统筹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85.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村市场化改革
86.论解决“三农”问题的公共财政政策选择
87.发展乡镇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88.论“三农”问题与农业人力资本的积累机制建设
89.“三农”问题:社会公正与社会排斥
90.“三农”问题网络舆情的传播特点与应对策略
91.三农问题困境与出路
92.农村合作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创新
93.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94.解决“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95.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
96.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给农民国民待遇
97.浅谈三农问题及解决措施
98.三农微观层面存在的问题分析与改进措施思考——以三亚市崖州区为例
对三农问题的理解篇2
本期刊发《依法治农依法护农依法兴农》一文，旨在阐明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法制保障是人大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人大农业、农村工作的现实抓手。要深化认识，提高解决“三农”问题的自觉性；强化监督，增强解决“三农”问题的实效性；奋发有为，树立解决解决“三农”问题的坚定性。对进一步做好新时期人大农业、农村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性、针对性，供各地参考。■围绕中心，增强解决“三农”问题的自觉性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同时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实现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因此，党中央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人大工作理所当然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中心，把依法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人大义不容辞的职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增强解决“三农”问题的自觉性。
“三农”问题的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1984年，中国农民过上了历史上最好的日子，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经济也同时出现了“黄金增长”期。1998年，经济增长放缓，农民负担和“民工潮”出现，城市工人下岗，一些城市开始设置各种条件限制农民进城，农民在负担加重、就业受阻的双重压力下陷入困境，“三农”问题由经济问题变为社会问题。到2000年，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进一步突出，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总理，陈诉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由此，捅开了“三农”问题的窗户纸。2003年温家宝总理谈农业问题时指出，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止一次，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趋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黄宗羲定律”。他同时指出，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我们一定能够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一定能够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三农”问题由此从社会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统筹城乡发展等“五个”统筹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的永久主题。
统筹城乡的实质是解决“三农”问题。“五个”统筹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统筹城乡发展是我们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是解决“三农”问题战略思维的重大创新。把“统筹城乡”发展摆在五个“统筹”的第一位，其背景是“三农”问题到了最严峻、最紧迫的程度，已成为中国发展的“瓶颈”制约，“三农”问题又是一个关系全局很敏感的重大经济政治问题。目前，农业比重大、农民数量大、农村贫困面积大；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是薄弱社区。这主要表现在，全国农村还有3000万人尚未解决温饱，近6000万人处于低水平、不稳定的温饱。有40.2%的农民不能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有33.4%的农民无力供养子女读完法定的九年义务教育……这一现状说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三农”问题甚至会显得更加突出。近年来耕地面积锐减，粮食产量下降，农村社会矛盾突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现阶段，我国进入了工业化中期，正是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调整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增长主要来自非农产业；另一方面，农民增收缺少重要支撑，不能再为工业化提供积累。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我们必须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不统筹城乡发展不仅“三农”问题解决不了，城市的很多问题也难解决，城市也难更好发展。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只有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才能不断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村产业的繁荣、提高农村的购买力，促进城乡经济发展，才能民富国强。现阶段，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拉大，种种迹象表明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
一是城乡收入绝对差拉大。200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47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相差5850元，而1978年收入的差距只有210元。我省2003年城镇居民收入为7042元，农民为2230元，相差4812元，而1978年两者相差只有211元。二是城乡收入比拉大。1978年全国城乡收入比为2.6：1，2003年为3.1：1。我省城乡收入比，1978年为2.88：1，2003年为3.16：1。这种收入比较，仅仅是以现金形式体现，如果考虑到实物、福利、补贴等情况，城乡收入比实际差距可能达到1：5左右。三是城乡收入增长速度拉大。从1997年到2003年，农民收入增速最高为1997年达4.6%，平均增速不到4%。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为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直接导致了城乡消费的差距、社会事业的差距、社会保障的差距和城乡建设的差距。
“三农”问题历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党是执政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三农”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占有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现实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最终将削弱我们党的执政基础。这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全局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的党和政府是统筹的主体，统筹就是兼顾协调，不是顾此失彼，更不是平均着力。统筹各方都要向“三农”倾斜，着力解决城乡发展失衡，工农业发展失序，经济社会发展失调，整合资源，全面协调发展。要进一步围绕解决“三农”问题这一中心，不断增强解决“三农”问题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坚持依法治农、依法兴农、依法护农，为促进农民增收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强化监督，增强依法解决“三农”问题的实效性
宪法和法律赋予了人大立法权、监督权、任免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其中监督权是人大重要的职权之一。做好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是人大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解决“三农”问题实效性的重要途径，是依法解决“三农”问题的着力点。只要我们围绕解决“三农”问题这一中心，把党委决策、人大监督和政府实施相结合，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就一定会有所作为，也完全能够大有作为。
加强法律监督，运用法律手段，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法制保障。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紧迫性，迫切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作支撑。同时，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艰巨性，又必然要求以法制来保障。解决“三农”问题，一靠强化工作监督，落实增收政策。二靠加强法律监督，提供法制保障。
提高立法质量。根据2004年省人大农委工作要点，今年有两项立法任务，要确保立法质量，力争年内出台。
《水法》实施办法修正案。水是生命之源、生存之本。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基础产业，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命脉，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四川水资源的形势严峻，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水少、水浑、水脏”。修订这部全社会都很关注、事关全局的法规，我们要力求把握水法精神实质，结合我省实际，深入调查，反复协商，集思广益，力争制定出针对性、操作性、实效性强，高质量的实施办法。把有限的水资源开发好、管理好、利用好，依法治水、依法兴水，把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纳入法制轨道。
草原法实施细则修订。我省草原面积达3.13亿亩，是全国第五大牧区，占我省总面积的43%。草原还是我省广大牧民的生存之本，是我省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草原还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我省的草原现状不容乐观，沙化、鼠害、虫害、过度放牧现象等较为严重。我们在修订草原法实施细则时，既要立足现状还要着眼长远，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做到保护与利用并重，使草原法实施细则的修订，能真正促进我省草原建设的健康发展。
增强监督实效。今年农业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任务较重，一是协助常委会对贯彻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执法检查，二是人大农委关于种子法的执法检查。这两部法律的贯彻实施关系着农民切身利益保护，所涉及的问题也较多。要采取三级联动方式，在检查的广度、深度、力度上下功夫，增强执法检查的实效。
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执法检查。土地是农民最终的退路和保障，是农民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一句话，是农民的命根子。目前，农村土地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违法违规征用、占用农户承包地。二是农村土地撂荒现象突出。三是在土地流转中，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1987-2001年，全国征用耕地2400万亩，至少有3400万农民的人均占有土地减少到0.3亩以下或者完全丧失土地。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942个失地农户的调查，46%的农户生活水平下降，失地农户共有7187个劳动力，安置就业的只占2.7%，被迫闲在家里的达20%。农民大量上访，其中60%以上都与土地有关，大量失地无业农民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面对农村土地的严峻形势，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省人大常委会紧扣中央部署，确定今年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贯彻实施进行一次全省性执法检查。省市县三级人大农委要全力以赴，积极主动把这部法律检查作为今年三级人大农委工作的重中之重，精心组织，务见实效。
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执法检查。农作物种子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直接关系到农民增收。目前，农作物种子的品种不断增加，种子管理现状不容乐观。以次充好，假种子等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种子坑农事件时有发生。与此同时，在制种、流通等环节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对农作物种子重要性的认识还需要不断提高，种子的管理措施和手段还要不断完善。在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执法检查中，要突出“针对性”。在制种、流通等重要环节上加强监督。
转贴于
今年，我们还要有选择地做好个案监督。主要是社会反映强烈、比较典型的涉农案件。
强化工作监督，认真贯彻中央1号文件精神，用“加减乘除”法促进农民增收。1982年中央发了第一个1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开创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局面。随后在1983年、1984年、1985年、1986年连续出台了中央1号文件。这5个1号文件的出台，使几千年温饱不保的农民，在历史的瞬间基本解决了温饱。今年2月8日中央再次就“三农”问题发出了1号文件，这是时隔18年后的1号文件，也是55年来第一个关于农民增收的专题性文件。认真贯彻中央1号文件精神，要用“加减乘除”法来促进农民增收。
加法，就是要全方位、多渠道地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和对农户的支持。减法，就是要减税减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减少农业生产风险。乘法，就是要发挥科技、管理对农村生产力的乘数效应。进一步提高科技对农业的支撑，使农民从科技进步、农产品质量优化以及农产品加工增值中获得更多实惠。除法，就是要加快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废除体制性障碍和歧视性政策，使农民真正享受国民待遇。缩小分母，做大分子，使农民从农业和非农收入中增加收入，得到实惠。■奋发有为，增强解决“三农”问题的坚定性
今年，各级人大农委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能，努力研究新形势下人大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情况，把依法办事同与时俱进相结合，进一步开创人大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
勤于思考，认清形势。善于学习，勤于思考，这是提高执政水平之必须。当前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是认清“三农”问题的新情况和新任务。笔者认为，“三农”新情况集中表现为：耕地锐减，部分农民失地失业；粮食减产，威胁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困难，影响经济社会全局，使城乡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增多。从全国和省“两会”情况看，代表和委员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意见，成为“两会”最大的看点和关注的焦点。仅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确定的18件议案，关于“三农”的就有7件，占议案总数的39%。同时，中央和国务院对解决“三农”的决心和力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这些新情况给人大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同志提出了新任务。一是从感情上关心农民。学会并引导农民用法律和政策保护合法权益，维护正当利益，为农民说话，为农民办事，为失地农民排忧解难。二是从法律上保护农业。以法律来保护农业这一基础产业和弱质产业是人大农业立法的初衷。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大要按“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履行职责，为农业发展营造一个安全有序、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三是从工作上关注农村。农村改革进入一个身后无退路、脚下是雷区的关键时期，应该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加大统筹力度，构建各种资源向“三农”倾斜的体系，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使农民的合法权益真正得到保护。
对三农问题的理解篇3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摘要】：当前农业、农村、农民中存在相当突出的问题，原因主要是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政策、环境以及农业天然生产要素不适合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三农”问题是我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全局，是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要减轻农民负担，搞好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管理体制的战略性改革。本文就如何破解“三农”问题和发展农村经济，提出了一些想法。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经济；破解举措
参考文献：
1、沈亚军《wto与“三农”》；《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2年第3期
2、郑庆昌宋国林王东炎《透视“科技特派员”制度——农村科技推广体系转变与破解“三农”》；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期
对三农问题的理解篇4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经济；破解举措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地位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参考文献：
1、沈亚军：略
2、郑庆昌宋国林王东炎：略
对三农问题的理解篇5
1、“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2、“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参考文献：
1、沈亚军：略
2、郑庆昌宋国林王东炎：略
3、朱厚伦：略
4、益盛：略
对三农问题的理解篇6
1.1问题的提出:农民、农业和农村为什么总是放在一起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农民、农业和农村几乎总是被联在一起进行观察和研究,但工业、工人和城市只有在极罕见的时候才联在一起进行观察和研究,“三农”和“三农问题”这些概念即是这一现象的集中反映。我们的农业经济学,不仅研究农业,也研究农民和农村;我们的农业部门不仅管农业的事情,也管农民和农村的事情。“三农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其解决的办法,在当前的理论研究和政府政策中都存在一个基本的思路:在三农中解决三农问题,通过三农解决三农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农民、农业和农村始终合并提为三农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迟缓,农村的落后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越来越制约内需的增长。企图通过三农内部来解决三农问题,被实践证明是难以实现的。对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的三农问题的破解,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路。讨论三农问题不能就三农而言三农,而是要跳出狭隘的三农领域[1]。必须跳出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三农”思维定势[2]。
传统解决思路是基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关联性:农业发展了,农民的收入就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村的落后面貌也就能够改善;农民的收入增加,农业的投资就可以增加,从而农业也就发展了;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改善,农业也能够发展,农民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也就可以提高。但这些现象并没有如我们所愿而出现。传统解决思路过分关注于三者的关联性,而没有注意到三者之间其实还存在着根本的独立性,这需要我们对三者的内涵进行重新解析。
1.2基本概念分析: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一般属性和特殊属性(1)农民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具有一般经济主体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从事农业活动和居住在农村的特殊属性。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经济主体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按照最优化进行决策的行动者,其同时或分别扮演三类角色:企业家、要素供给者(土地、资本、劳动)和消费者。在这一点上,农民和其他所有的具有独立判断和决策能力的公民没有任何区别。但由于主要或长期从事农业这种特殊的经济活动,以及主要或长期居住在农村这种特殊的地理区域,农民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主要表现为:①农民所掌握的资源主要是土地;②农民所拥有的技能主要是农业活动的技能;③基于传统农业生产的特点,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④基于农业的生产特点,农民以分散居住为主。
(2)农业作为一类经济活动具有一般经济活动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由农民主导和在农村进行的特殊属性。经济活动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其产出是由投入要素的种类、数量、结构和质量决定的。在这一点上,农业与其他经济活动没有区别。但基于农业自身经营对象的特点,并由农民这一特殊的经济主体主导,以及在农村这一特殊的区域进行,农业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即其投入要素的种类、数量、结构和质量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为:①农业生产的基础性和分散性形成了农业活动的封闭性;②农业活动的封闭性降低了农民对发展技能的需求,反过来制约了农业活动的技术进步;③农民生活的封闭性降低了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兴趣,从而制约了农业规模的扩大;④农村相对落后的生产生活设施提高了农业活动的成本。
(3)农村作为一类生产生活地理区域具有一般生产生活地理区域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主要承载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特殊属性。生产生活地理区域主要以资源、生产生活设施、经济活动密度和人口密度为基本要素。在这一点上,农村与其他生产生活地理区域没有什么不同。但由于主要承载农业活动和农民生活,农村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主要表现为:①为了适应农业的土地密集型特点,农村在区域面积上比城市要大得多;②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制约了农村经济活动的密度和人口聚集的可能性;③由于主要承载农业活动,农业活动的剩余制约了农村生产基础设施的发展;④由于主要承载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收入制约了农村生活设施的发展。
根据上面的分析,农民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农业作为一类经济活动、农村作为一类生产生活地理区域,在一般意义上,相互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具体的农民并不一定要在农村从事农业活动;具体的农业并不一定要由现有的农民来经营和主导;具体的农村也不一定只是供农民来从事农业活动。我们现在的问题是:①具体的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实联系是怎样被固化下来的?②三农困局是否与这种固化的联系有关?③这种被固化的联系能否被突破?④突破固化联系能否破解三农困局?
2二元结构与三农的关联性
2.1二元结构的形成
“二元经济”的概念是指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有关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这个术语最初是由荷兰社会学家伯克提出的。[3]伯克调查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在1953年出版专著《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最早提出了二元结构的概念和理论。伯克认为,摆脱荷兰殖民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一方面,广大农村依然是工业革命以前的没有实现西方工业化的传统社会,农业部门主要依赖土地、使用劳动力生产;另一方面,为数不多的城市却是殖民主义输入以后逐步进行西方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工业部门主要依赖资本、使用机器和技术生产[4]。
从根本上讲,二元结构就是一个特定社会中并存着两个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社会系统,且这种并存状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应包括:经济主体、经济活动、承载生产和生活设施的地理区域。不同发展程度表现为经济主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贡献,经济活动的技术含量和产出能力,以及生产和生活设施的充分程度。两种不同发展程度的系统能够相对稳定的并存,说明必然存在某种障碍因素阻碍两个系统的要素相互流动。经济社会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如果人可以在两个系统中自由流动,二元结构显然是不会存在的,所以二元结构的存在,从根本上讲就是存在某种障碍因素阻碍了经济主体在两个系统之间相互流动。
二战前就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基于以下原因并没有形成显著的二元结构。①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经济活动的要素基本属于自由流动。②工业化具有内生性和自主性,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关系较紧密,在自由市场体制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障碍难以形成。③技术进步也以自主发展为主,工业技术的发展速度并没有能够在短时间内与农业的技术进步形成鸿沟。④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工业的利润增长不需要来自于对农业进行剥削,而主要来自于世界市场,从而农业的发展有较宽松的环境。在这些条件共同作用下,二元结构没有存在的基础。
二战后才逐步开始进行工业化的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形成过或者仍然存在二元结构。这些落后的农业国是在世界市场已被少数工业国控制的背景下进行工业化的。这些国家的二元结构主要基于以下原因。①基于民族独立需要和国际经济关系的背景,这些国家大都没有建立起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较多,经济活动的要素难以实现自由流动。②工业化具有的外生性和被动性,也就是说不是由于国内经济自然发展引致,而是由于学习国外的发展模式,或接受外国投资而形成,从而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存在较多的人为因素,而非紧密的自然关系。③工业技术以学习和引进为主,技术进步较快,同时大多数农业成为被发达国家控制的原料产业,技术进步缓慢,从而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形成技术鸿沟。④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工业的发展在国际上受压榨,从而便以在国内的相对优势对农业进行剥削,从而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这些原因在不同国家的显著性各有不同。
2.2三农问题的出现:农民、农业和农村的联系是怎样被固化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二元结构是后发展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在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发展滞后而形成的。同时,二元结构的形成又反过来进一步阻碍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从而形成恶性循环。那么这种恶性循环的具体机理是什么,三农的关系是怎样被固化的?
(1)农业和农村在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发展滞后。后发展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受到国际国内的双重挤压:出口部分的农业受国际寡头控制,利润极低,技术进展缓慢;国内与工业和城市的交易,出于国内工业化的需要,贸易政策对农业极端不利,农业和农村缺少必要的发展资金。农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根源在于传统农业延续下来的封闭性和分散型,而这一现实在国际国内环境制约下又缺乏改善的新生力量。
(2)技术鸿沟要求农业和农村保有更多的劳动力,同时工业和城市无法吸纳较多的劳动力,从而导致传统农民滞留农村。传统农业延续下来的落后的技术水平,为了保障农产品的供应,农业需要保有相当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如果农业的技术进展缓慢,那么农村人口比重就不会很快下降,如果由于收入的差距导致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将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从而制约农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工业发展受到国际市场的挤压,工业和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当有限,所以农村人口在城市就业会受到一些政策的制约,如果劳动力自由流动,会在城市里形成大量的失业人口。
(3)传统农民滞留农村进一步阻碍了两类经济系统的要素流通,从而固化了三农的联系,也进一步阻碍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传统农民滞留农村,为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外来资本的进入会受到限制,这进一步促使三农关联进入稳定的恶性循环状态。三农关联的恶性循环导致两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反映三农发展停滞不前的“三农问题”就产生了。
(4)就三农内部来讲,恶性循环的根源在于农业的发展滞后。其实,从循环的过程来看,很难看出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农业的落后会制约农民收入和素质的提高,同时也制约农村的发展;农村的落后同样会制约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和素质的提高;农民素质的高低也是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循环过程来讲,三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从历史和逻辑上分析,三农低水平恶性循环的根源在于农业的发展滞后。农业基于生产特点主要在土地资源丰富的地理区域进行,这样将始终需要一定数量的经济主体在相对分散的区域进行农业活动。同时,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基础在于物质资料生产,物质产品和物质财富才能够为经济主体和生产生活区域提供发展的物质资料。农业发展滞后对其经济主体和地理区域的发展将形成关键性制约作用。
综上,由于物质资料生产(经济活动)是经济社会系统的物质基础,从而二元结构是以农业发展滞后为根源。所以,从根本上讲,二元结构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农业的发展:这一类经济活动发展滞后,依附它的经济主体和承载它的区域必不能获得较多的剩余,从而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尽管二元结构同时又是以三农恶性循环为现实基础,但二元结构的突破点却不是在三农内部解决三农问题。通过农民在农村发展农业来解决三农问题并不是成功的选择:①农民并不一定要从事农业才能够获得收入,强调或局限农民从事于农业,限制了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权。②农业不一定要由农民来经营,限制农业只能有农民来经营,违背了要素优化配置原则。③农村也不一定只能承载农业和居住农民。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深入研究三农的独立性。
3三农的独立性与三农问题的破解
3.1三农的独立性
从一般意义上讲,农民与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并无本质区别,农村与承载其它经济活动的地理区域也无本质区别,现实中农民、农村和农业之所以被紧密关联在一起是基于历史延续和国际国内经济环境。这种紧密关联导致这些特殊的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地理区域处在低水平发展的恶性循环状态。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必须打破这一紧密关联。打破这一关联的基础在于三农内在的相互独立性。
(1)农民的独立性。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农民可以依据其禀赋自由选择获取收入的方式,从农民个体来观察,农民和农业、农村并无本质和必然联系。作为个体的农民可以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禀赋,选择成为资本供给者、劳动者或土地供给者,也可以成为企业主。农民可以根据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选择成为任意行业的劳动者;可以根据所拥有的管理禀赋选择成为企业主或管理者;可以根据所拥有的土地资源使用权成为土地供给者;可以根据所拥有的资本成为资本供给者;也可以根据多种资源和禀赋成为上述经济主体的综合。农民个体选择哪一种获取收入的方式,取决于每一种方式的收入和成本。农民的独立性体现在作为个体的农民并没有也不应该打上先天农村和农业的烙印。
(2)农业的独立性。作为一类经济活动,农业尽管由于其经营对象的特点主要在土地资源相对较丰富的农村进行,但仍可以依据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选择参与的要素:包括经营者、劳动者和资本供给者。参与农业活动的经济主体包括农业经营者、农业劳动者和农业资本供给者,而这些经济主体并非与现实的农民有本质和必然的联系。农业活动的开展应当根据各要素的具体质量和数量所可能引致的农业活动效率进行优胜劣汰,而不能全部由农民来包办,这样不仅制约了农业,也束缚了农民。
(3)农村的独立性。作为一类地理区域,尽管农村首先需要承载农业活动,但在满足农业需要的前提下,仍然可以依据效率的原则承载其他生产和生活活动:包括其他工业和商业活动,以及其他非农业经济主体的生活活动。
三农的内在独立性说明了历史延续下来的现实中的农民、农业和农村并没有永恒不变的联系,在本质上他们分别与其他的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地理区域并没有区别。他们历史地并相对稳定地成了农业经济主体、农业经济活动和农业地理区域是由特殊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决定的,这些特殊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将改变他们历史的特征,还原他们本来的面目。
3.2三农问题破解的希望在于拆解三农
从表面上看三农问题是农民贫困、农业效率低和农村落后三个问题的改善停滞不前,但从本质上看,这三个问题之所以被联在一起是因为政策和人们的意识把农民、农业和农村始终捆绑在一起。三农被政策人为的捆绑在一起是三农问题的根源,而三农问题破解的希望在于拆解三农。拆解三农就是要打破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实关联,实现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①农民可以从事农业经营和劳动,也可以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从而还原农民的普通经营者或劳动者的本来面目;②农业可以由农民来经营和劳动,也可以由其他经济主体来经营和劳动,从而还原农业的普通经济活动的本来面目;③农村可以承载农业和居住农民,也可以承载其他经济活动和居住其他经济主体,从而还原普通地理区域的本来面目。
3.3拆解三农的基本思路
拆解三农的实质就是要对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进行分别思考和解决:①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就是仅仅把农民作为一类经济主体,研究怎样通过充分利用他们所拥有资源和禀赋来增加其收入,而不再只着眼于通过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来解决;②解决农业的效率问题就是仅仅把农业作为一类经济活动,研究怎样通过增加投入数量和提高投入质量来增进这类经济活动的产出效率,而不再只着眼于通过农民的发展来解决;③解决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设施问题就是仅仅把农村作为一类地理区域,研究怎样通过聚集经济活动和居民,从而增加生产和生活设施的投入来提高基础设施的水平,而不再只着眼于通过农业和农民的发展来解决。
三农问题恶性循环自农业效率低开始,至农村落后,再到农民贫困,并周而复始,但要拆解三农却不能从农业开始。如果没有解决农民问题,而首先开放农业经营,把农民强制推向大市场,其结果只能产生更复杂和混乱的社会问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大规模城市无业游民就是这样政策的结果。因此,拆解三农必须从农民开始。
(1)把农民从农业和农村中释放出来,实现农民自由选择获取收入的方式。经济系统中经济主体是目的,经济要素是资源,经济活动是手段。农民作为经济主体,其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是三农的核心和首要问题。在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由于三农存在相互制约的问题,所有需要优先考虑农民的问题。基于拆解三农并独立解决各自的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所以把农民从农业和农村中释放出来,实现农民自由选择获取收入的方式是拆解三农的第一步。农民自由选择获取收入方式需要两个基本条件。①解除农民的身份限制。农民的身份限制,就是对农民进入非农行业和进入城市就业的各种制度性限制,以及在社会保障上与其它居民进行区别。这些限制和区别固化了农民和农业农村的关系,限制了农民的自由选择权,同时也阻碍了其他要素进入农业和农村,这不符合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农民工缺乏起码的社会保障,这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5]。只有解除这些限制和消除这些区别,还原农民的普通经济主体的本来面目,才能实现农民的自由选择权,为最终解决这些经济主体的收入问题奠定基础。②解除农民的能力限制。自由选择是一种权利,自由就业却是一种能力,能力问题不是解除身份限制就能够解决。获得持续和相对稳定的生存发展条件,需要持续和相对稳定的就业。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体就业岗位的稳定性较低,要在不断变换的就业岗位上实现持续稳定的就业,需要相当的就业能力。如果没有相应的就业能力,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就难以获得良好的就业预期,失业风险增大。农民的恋土情结(即尽管在非农产业或城市就业也不愿意彻底放弃土地经营权)是农民在非农产业和城市无法获得持续稳定就业的集中表现,而其中的根源除了农民身份的限制外,主要在于就业能力的限制,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岗位以极不稳定的体力劳动为主。解除农民能力限制的基本途径是对现有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以及对潜在农民———农民子女进行平等的基础教育。
(2)把农业从农民经营中释放出来,实现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和自由化。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转移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同时农业现代化也必须具有高素质的农业生产者才能实现[6]。当农民的生存和发展保障能够从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中获得而不再依赖于土地时,作为土地密集型产业的农业就可以摆脱由农民经营的束缚。农业只能由农民经营,这事实上就是一种垄断,一种低水平的阻碍产业进步的垄断,显然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当农民不再需要用垄断农业(土地)经营来保障其生存时,农业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和自由化便不是问题。多元化和自由化的经营主体有利于农业经营的优胜劣汰,并进一步导致其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和自由化关键在于在限制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实现土地的自由流转。
对三农问题的理解篇7
关键词：三农问题小农经济市场经济矛盾
“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这仍然是一个问题。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学界关于“三农问题”症结的判断迄今仍然歧见纷呈，比如：“农民的收入过低”，“农民过多”，“土地产权不明”，“农民负担过重”，“农民权利缺乏”，“农村政府机构膨胀”，等等说法，见诸于相关讨论，人们已耳熟能详。从“三农问题”的种种表现来看，这些说法当然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深究起来，我认为这些“道理”也仅仅是就表象来说的道理。所谓症结，就是问题的根源或本质。事物的表象是多元的，但事物的本质却是一元的。在我看来，上述的“症结”并非“三农问题”的本质所在，而只不过是“三农问题”本质的种种外在表象罢了。正因为许多学者误将表象当作本质，所以在“三农问题”的症结上才会有如此混乱的说法。至于有些论者干脆将上述所谓“症结”一一罗列，打包批发，这种貌似全面的公允除了使问题更加复杂之外，其实并未推进认识的提升。如果上述所谓的症结仅仅是对“三农问题”现象层面的刻画，那么它们离“三农问题”真正的本质就还有相当的距离。
一、“三农问题”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展开的必然结果
由于对“三农问题”的症结的诊断存在歧义，学者们开出的药方也就见仁见智了，比如：“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裁撤乡级政府”，“让农民享有公民权利”，“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等。如果说学者们关于症结的分歧体现了各自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那么对开出的药方究竟孰轻孰重，谁先谁后，也就同样难以达成共识了。药方的不同反映了对症结的诊断存在分歧，足见对“三农问题”的症结在认识上还有待廓清。为了有针对性地切入问题，我们不妨对这些药方逐一分析，看看“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必须指出，这种分析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的：（1）市场经济对中国农村的侵蚀作用逐渐增强；（2）小农经济仍然是中国农民的基本存在形式。以下的分析将表明，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和冲突，才是“三农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
（1）增加农民收入。在现实的产业结构、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增加收入的途径是“市畅（如提高农产品价格），那么这种增加就必然存在着“市场局限”（比如与国际现代化的农产品价格相比，我国小农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已是天花板价格）；如果增加收入的途径是“行政”（比如“直接补贴”、“转移支付”），那么这种增加不仅存在着“财力局限”，且也不可能过分偏离市场经济的要求。如果没有现代农业的“规模经营”支撑，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来增加农民收入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小农经济收入的增加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负相关的。
（2）减轻农民负担。这很有必要，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小农经济收入过低的问题。在我国的GDp中，农业产值已不到15%，可是在总人口中，农民却占8亿。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农业产值的比重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如果以小农形式存在的农业人口没有大的减少，平均到农民人头的农业产值就难以增加。可见，在分子（农业产值）减少而分母（小农人口）不变的情形下，即使把农民的各种税费全部取消，靠农业来增加农民收入也难有很大的作为。换言之，经济结构的变迁必然减少可供小农经济分配的产值，单纯的削减税费改变不了农民的命运。
（3）撤消乡级政府。政府机构日益膨胀（乡级政府），正税无力支撑，结果必然是各种名目的收费泛滥成灾。此问题不解决，减轻农民负担的各种举措就只能是扬汤止沸，即使暂时减下来，也会反弹。因此，撤消乡级政府应当是釜底抽薪之举。但是，政府退出后的权力真空由什么填补，如果出现“南霸天”、“西霸天”等等的“恶人治村”又当如何？或曰寄希望于农民自治，问题在于：“自治”的诉求与分散、孤立且不合群的小农经济能否整合（耦合）？如果小农经济本性要求自治，那么就意味着现代政府的管理方式与小农经济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冲突。或许，小农经济的“自治”诉求就是“不需要现代政府”的自治，那么也就意味着在小农经济面前，现代政府的“失灵”是必然的。因此，问题就不再是政府机构的“十恶不赦”，而是小农经济本身的特征决定了现代政府机构的多余。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没有为现代化的政府（即使是形式上的现代科层制）提供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谓的“用数目字管理”的条件。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内在地要求“数目字的管理”，于是，一旦这种管理向农村延伸，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必然扭曲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管理，并通过机构膨胀、税费加重等所谓的“政府失灵”表现出来。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所谓农村基层政府的膨胀，并不是单纯的人员过多的问题，而是相对于大海的小农经济而言，“用数目字管理”的现代政府未免太奢侈了。
（4）让农民享有公民权利。必须强调的是，公民权利绝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土壤中生长出来，而只能以小农经济的解体为前提。可见，学术界所谓“中国农民权利的缺乏”，本质上是小农身份与现代农民权利的矛盾。如果人们所说的农民的“公民权利”就是今日中国8亿农民作为小农经济的生存权利，那么市场经济要消灭的正是这种权利。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谈农民的权利，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比如，不少人以为只要取消了户籍制度，给予农民以“选择的自由权利”，就能解决“三农问题”。这种看法隐含着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农民“被用暴力的手段束缚在土地上，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自己的幸福”（秋风文，《东方》2001年第10期）。然而，这种主张似乎忘了，进城打工其实并非小农的自愿选择，而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面临解体的小农除了进城打工一途，他们能有别的选择自由吗？正如吕新雨所说：“农民背井离乡是农业严重凋落后无法生存的被迫选择，出外打工其实是惟一出路。……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到充满污染和危险的工厂和矿井，去忍受歧视、伤残与死亡。”（吕新雨：《“民工潮”的问题意识》，《读书》2003年第10期）诚然，风雨飘摇的户籍制度的消亡已经指日可待，但是它的消亡的积极意义并不意味着小农从此有了选择的“自由”，而是对于小农经济不得不走向解体的一种法律追认。换言之，户籍制度的消亡并不是小农经济从此具有合法生存权利的证明，而是小农经济生存权利已经丧失的必然结果。在小农经济广泛存在的中国呼吁农民的权利，或许不无道义上的优势，对于抑制资本的过度压迫也不无积极意义（比如在收容制度、民工欠薪等问题上的作用）。但是，这个权利必须以真实的经济权利为基础，没有经济权利的话语权利不过是画饼充饥，说说而已，当不得真。在市场经济下，这个经济权利就是非农就业的出路和切实的社会保障，而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精英挂在嘴上的择业、迁徙的自由。高尚的道德诉求必须靠“形而下”的就业出路和社会保障来落实，否则，享有了择业和迁徙“自由”的破产小农就“不过是从农村贫民窟迁到了城市贫民窟而已”。
（5）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农民过多”，这个假设在经验上和实证上都已经得到了“证实”，但遗憾的是该假使在理论上却是含混不清的。其实，真正“剩余”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以“小农经济身份”存在着的农民。澄清这一区别并不是完弄文字游戏，因为被“精简”掉的农民只能是“小农”，而决不可能是现代化的农民，现代化的农民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穿换言之，只要小农经济存在，就必然存在“农民过多”的问题。因此，所谓“农民过多”的真实含义是“小农经济过多”，而并非笼统的“农民过多”。
由此可见，今日中国之“三农问题”，本质上就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和矛盾，这个矛盾才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不难理解，“三农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其实是内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之中的；农民的破产、农业的凋敝、农村的衰落，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展开的必然结果。在土地承包制复活了小农经济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农业生产已越来越成为负效益的事实，即是明证。对于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这种“不共戴天”的紧张关系，马克思曾有过十分深刻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导致小农经济消亡的直接因素在于：大工业的发展破坏了农村家庭手工业；土地逐渐贫瘠和枯竭；公有地被大土地所有者所霸占；资本主义大农业加入了竞争；等等。（《资本论》第三卷，第909-91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显然，在这些因素的背后我们都可以找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因此，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必须以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为基本前提，任何离开这个矛盾来观察“三农问题”的视域，都是幼稚的，肤浅的。正因为看不到“三农问题”的本质所在，所以学术界不少人在分析“三农问题”的原因时，总是在现象层面上纠缠不清，不得要领。
二、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消灭小农经济”
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解决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从理论上讲，解决这个矛盾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1）消灭市场经济，重新回到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这是开历史倒车，既不可取也不可能。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农经济“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资本论》第一卷，第83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和平共处、共存共荣。这种良好愿望几近空想，即使权宜之计可以短期维持市场经济下的“田园风光”，但长期的内在矛盾发展则是无法调和的。农村承包制的尴尬处境，就是明证。所以马克思说，要使小农经济“永远存在下去”，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但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资本论》第一卷，第83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消灭小农经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大农业相比，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农经济“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资本论》第三卷，第91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此，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必然的，只有“消灭小农经济”才能解决“三农问题”。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消灭小农经济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道路，另一个是集体化的道路。迄今的实践表明，前者是“进化主义”的自发过程，后者是“建构主义”的自觉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避免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的恶果，中国共产党曾选择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然而，出于对失败的反思，中共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最终放弃了农业集体化的实验，从新复活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注：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这种成功与化肥、良种的关系如何？除了个别学者的关注外——如网上老田的文章，主流经济学至今未给予科学的说明。第二，这种成功能证明“制度重于技术”吗？既然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它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复活后创造出的经济上奇迹又如何解释？主流的观点对“制度优先于技术”的命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的看法则不同，我对此的解释是：它与中国农村的生产力状况是吻合的。可参拙文《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制度抑或技术？》，《哲学研究》1997年第10期）。但是，在市场经济的侵蚀下，小农经济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在复活了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中国重新开始了市场经济对小农的不可抗拒的自然分化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分化和解体大大加速，从而使得“三农问题”演化为“三农危机”，以至成为社会的焦点。
其实，承包制的成功只是证明了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并没有证明小农经济的优越性和先进性。承包制的核心是“分地”，“分地”的改革之所以能得到农民的支持（至少没有遭到大多数农民的抵触），其合理性在于：
（1）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力与“分田到户”的生产关系是内在吻合的，中国农民几千年基本未变的生产力（肩挑背扛锄头挖）只能用小农经济的单家独户经营，难以用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来组织——用经济学的话语讲就是：组织和监督成本太高，结果难免造成搭便车和效率损失。分地的结果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解放了农民，再次证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是正确的。顺便指出，虽然今日的主流经济学企图颠覆这个原理，但仍有学者认为“化肥和良种的普及对解决吃饭难题功不可没”。实证来看，分地的作用与化肥的作用孰大孰些比例多少，或容研究。主流经济学否认技术对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过分夸大承包制的作用，主张“制度决定一切”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2）现有农民的生产工具的水平（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农具）决定了：“分田到户”使单个小农能够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也就是成为土地的“老板”。加之分地只是分割土地的使用权，农民对所分土地的所有权没有“私有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每个小农的“老板”身份，在一定时期内避免了由于土地买卖所引致的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当然并未根除。由于承包制带来的利益分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而农民对这种制度变迁自然会给予认可。
上述分析表明，只要中国农民的原始生产力性质不变，农业的生产关系就只能是小农经济的结合方式。反过来说，社会化的组织方式只能适宜于大农业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力。比如，大型水利工程是大农业生产力的要素之一，它要求社会化的组织方式来实施和使用。然而分地以后，集体兴修的水利越来越呈衰败之势，这就证明了：即使中国的小农经济与其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但与中国正在发展着的现代生产力的矛盾也是无法回避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土地要求集中化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越来越受到发展着的农业生产力的压力。在农村改革20多年以后，当前对“包产到户”的可持续发展质疑的呼声，以及“三农问题”的凸现，也证明了中国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冲突正在走向尖锐。
有趣的是，中国古代的土地集中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量的农民最后被逼上梁山。但是，中国古代出现的农民问题在性质上不同于今日中国的农民问题：
（1）中国古代的农民问题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崩溃，而是在生产力水平没有本质变化的背景下，封建土地集中导致了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崩溃。不过，这种崩溃是暂时的，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的土壤中，除了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外，不可能生长出新的生产关系。由于缺乏新的产业吸纳，中国古代失地农民不可能进城打工，只好聚啸山林揭竿而起，也就不难理解了。于是，周期循环的王朝更替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色。中国古代的大地主的经营方式仍然是小农经济的（土地出租），而不是社会化的农场经营，道理正在于此。试问，在手工操作的原始的生产工具下，能产生出产业化的农场经营要求吗？不过，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交换（市场）经济与小农（自然）经济的不共戴天的关系，看到了交换经济对小农经济的破坏作用。市场的发展，交换的扩展必然压缩小农经济的生存空间，必然要消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2）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三农问题”并非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是产生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市场经济对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持续冲击。中国经济史对此已有深入的研究，恕不赘述。我要强调的是，与古代的农民问题不同的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的市场经济（其物质表现是坚船利炮和机器生产的廉价商品）导致了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破产，而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表现为市场的扩展和交换的深化——即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常识来看，农产品和农村剩余劳动的同时增加，就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最有力的依据。如果没有二、三产业的支撑，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在城市打工，中国当今的“三农问题”就必然重复古代的故事。虽然今日的“三农问题”本质上仍然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但这个重复不再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周期循环，而是鸦片战争以来市场经济瓦解小农经济的逻辑展开和延续，这是两个不同版本。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发展，中国今日农村的衰败、农民的困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那么，小农经济的破产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并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我们应当担心的并不是小农经济的破产，而应当是破产小农的出路问题。因此，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什么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尽管这些的确重要，而是农民的出路问题、就业问题，一句话，是“消灭小农经济”的问题。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会理解农民的收入低下、权利缺乏、负担沉重、机构膨胀等，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只有将这些问题放在农民出路的框架里来思考，我们解决和缓解“三农问题”的政策才是有的放矢。
三、“怎样消灭小农经济”才是真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应不应当消灭小农经济，而是应当怎样消灭小农经济。因此，一旦我们把握了“三农问题”的症结就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那么“是否消灭小农经济”就成了一个伪问题，而“怎样消灭小农经济”才是一个真问题。如果我们仍在“是否应消灭小农经济”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只能是智力资源的浪费。
既然“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那么“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就必然指向“消灭小农经济”这个根本方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减少农民”。不论是传统社会主义的集体化实验，还是今日的市场化改革，事实上都将小农经济视为“革命”的对象，只不过采取的“革命”手段不同而已。小农经济的消亡固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可是问题在于，如何消灭小农经济？走集体化的道路已被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所抛弃，走私有化的道路又会付出社会分化和动荡的巨大代价。于是，学术界两种对立的主张由此产生。
一种是“私有化”的主张，认为应当立即实行农地私有化，推动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就理论的逻辑来讲，现有的农户土地承包制是小农经济的基础，而“减少农民”就要求打破土地承包制，实行“土地私有化”。这应当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举，也是许多人不遗余力所倡导的主张。但是，“土地私有化”在目前的中国行不通。这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活生生的国情问题。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人口增加使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的矛盾制约下，土地占有权没有向少数人集中的条件”（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年第12期）。土地私有化的目的是将土地所有权集中于少数人手，消灭小农经济，以便于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然而土地私有化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失地农民的出路（进城后的就业）；二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历史上的前车之鉴使得任何有责任的政府都不敢贸然实施这剂虎狼之药，否则，“天下大乱”决非危言耸听。正如温铁军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农业人口严重过剩，土地已经成为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它不能作为生产资料交给市场处理。且不说转移一半农民后土地规模经营有多大，目前失地又失业的农民形成的惊人规模已经令政府寝食不安了。如果说小农经济的解体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那么国情的制约也同样是不可逾越的。事实上，顽强抵抗市场经济对小农经济瓦解的力量，并不是政府的某项政策，而是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然而我们的许多专家学者却不知自我反省，反而抱怨政府的政策还不够“与时俱进”。温铁军曾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曾经在‘实验’中大力推进土地流转，搞了十年还是只有1%的农户转让土地，这说明我们这种内生的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温铁军，同上）如果“土地私有化”的结果仅仅是把千万小农变成无业流民，那么这样的“治本”之举不仅没有“治本”，而且必然危及、动摇中国社会的根本。中国农村之所以承受不起两极分化的制度成本，道理盖出于此。
另一种是“维持现状”的主张，认为应当稳定现有的农村特点承包制几十年不变，有学者甚至主张“重建农地自耕农所有制”（陈躬林等：《重建农地自耕农所有制》，《求是学刊》2003年第1期）。这种主张的实质是想通过维持小农经济的生存来解决“三农问题”，比如温铁军说：“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温铁军：《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矛盾》，《读书》2004年第5期）。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小农的生存到底能维持多久？虽然稳定承包制与中国现有的人多地少的国情相符，但是，市场经济以其不可抗拒的内在必然性，不断侵蚀着小农经济的制度保护——承包制，使得“维持现状”的主张越来越难以维持。
显而易见，“三农问题”之所以是个难题，关键在于“怎样消灭小农经济”的难题没有解决。用经济学的话语表述就是：“三农问题”的解决面临着“制度变迁成本过高”的难题。由于对“成本”的计算不同，在“私有化”的主张与“维持现状”的主张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张力，学术界强烈呼吁农村改革应当有突破和创新正是这种张力的反映。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数目字管理”对中国农民的“失效”，而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土地集中、城市化的进展难以在短期内完成，使得具有共识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药方也“远水不解近渴”。于是温铁军说：中国的“三农问题”存在“两个失灵”（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困境，几近于“无解”（温铁军：《“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读书》2001年第11期）。如果我们锁定了“三农问题”的本质，对于温铁军的“两个失灵”的痛楚就会有真正的理解。
“三农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标本兼治。在指向“治本”的大方向时，治标的目的是缓和矛盾并为“治本”创造条件。中国的国情和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在消灭小农经济从而解决“三农问题”的选择中，或许并没有最优解，而只有次优解。于是在政策上，消灭小农经济的努力便不得不修正为缓解“三农问题”的种种权宜之举。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有关“三农问题”的政策不得不在“促进小农解体”和“保护小农经济”之间游离（比如：农产品收购保护价、鼓励农民进城的各项措施、加入wto对农业的让步、取消户籍制度的动议、粮食直接补贴、稳定承包制不变，等等）。这是明智的，但是在推行权宜之举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始终把握砖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使得缓解“三农问题”的权宜之计最终指向“消灭小农经济”这个正确的大方向。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正是对这个方向的确认和引导。说它是“确认”，就在于“消灭小农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依据，离开了城乡的统筹发展，小农不可能自己消灭自己，小农经济不会自动消亡；说它是“引导”，就在于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城乡统筹发展、共同努力的必然结果。当然，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还只是“破题”，如何“解题”尚有待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探索。我对此的初步认识是：
（1）尽管“跨越式发展”的主张用心良苦，但“劳动密集型”很可能是中国产业结构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必然选择。这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落脚点所在，也是“统筹城乡发展”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破产小农的消融就无法与城市化的展开良性互动，“二元社会”的差距就会演变为越来越严重的断裂危机。
（2）目前用土地私有制来置换承包制的条件并不具备。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来看，在城市尚无能力吸纳大部分破产小农的条件下，承包制而不是私有制必然成为农村的基本制度选择。中国政府始终没有轻率地实行土地私有化，因而在延缓了小农分化速度的同时，也缓解了由此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尽管这种选择在理论上是矛盾的，但在实践中确实是明智的。那些主张土地私有的学者只知道拿理论去裁剪实践，所幸决策者十分清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对三农问题的理解篇8
我国的“三农问题”是指农民、农村、农业的问题，实质是农业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根本上也是农民问题。如何看待“三农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从时间上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二是从空间上要看到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贫富差异，党和国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出的全新发展理念，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特殊历史进程中存在的特殊“产物”
1.在经济发展中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形成了“三农问题”。一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发展工业经济,政府对农副产品实行价格剪刀差,以牺牲农业经济发展为代价,发展工业经济。二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业和非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被筑起了一道高墙,随着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传统农业经济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其弊端也日益凸显。三是广泛重视重工业发展,轻视轻工业发展，在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的指导下,多数地方政府重视重工业发展而轻视轻工业,重视生产性建设而轻视非生产性投入,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造成落后局面。
2.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后,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形成了“三农问题”。一是农业内部积累机制弱化,短期行为严重；二是有些政策因素也造成了不利于粮食生产形势,农民种粮积极性明显下降；三是地方财力大大增加,但地方建设投资却没有兼顾农村农业的发展建设，明显向倾斜于城市建设；四是全国工业投资大幅增加,但为农业服务的农用工业投资却不断下降；五是在城市工业经济过热增长中,投资膨胀和消费基金膨胀导致持续通货膨胀；六是农村基本设施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七是税费体制不合理；八是农业经济组织形式的不足日益显现。
3.农业农产品价格持续低廉及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形成了“三农问题”。自本世纪以来,中国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几乎所有农产品都呈现出阶段性、结构性和区域性的供过于求现象,导致农产品价格连年下跌。另外,农民不合理的负担过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以及深层次的体制等问题都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国内外市场的衔接脱节，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用科学发展观理论统筹兼顾有效解决“三农问题”
我国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战略全局出发,必须坚持系统和统筹的观点,必须采取经济、政治、法律、行政手段以及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等,既要坚持“持久战”,又要保证每个阶段有目标、有成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来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
1.以农为本，深入调查研究，热心倾听农民意见和呼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要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贯彻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深入了解广大农民朋友的疾苦,倾听农民朋友的意见和呼声,调查农民朋友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党和国家指定的关于“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才能落到实处、才能有现实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主席曾经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这一英明论断充分说明调查研究是做到实事求是的实践基础。因此,调查研究是做到以农民为本位,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
2.因地制宜,开拓发展思路,减负增收，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才有了物质基础。依靠传统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思路是不能提高农民收入的,要增收就要打破陈规陋习,力求创新发展。同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要求,开拓发展思路,更新发展观念。在此基础上，各地区农村要一切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的技术、人才、资源、环境优势,扬长避短,优势互补,走创新型的发展模式。并且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努力发挥创造性，开拓广阔的发展思路是做到以农民为本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对三农问题的理解篇9
什么是“三农问题”？一般而言，“三农问题”就是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三农问题”具有一般性，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三农问题”，我国目前的“三农问题”一定程度上是旧中国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历史问题”。“三农问题”的普遍性在于，二元经济结构普遍存在，而且长时期得不到有效治理。然而，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质，它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性问题，而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难点和重点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因而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不同时期的“三农问题”有不同的特点和重点，并不是只要与农有关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泛泛地使用“三农问题”这个用语，会迷失了问题的要害和本质。什么是眼下的“三农问题”及其性质？我认为，目前的“三农问题”就是城乡产业、收入和社会发展的差距过大。具体说，“农业问题”——农业不稳——实质是城乡产业生产方式的差距过大；“农民问题”——农民太穷——实质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的差距过大；“农村问题”——农村太落后——实质是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过大。“三农问题”表面上是“农字号”问题，实质是我国城乡发展严重失调，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凝固。
“三农问题”的形成非“一日之寒”，“三农问题”的根治也非一日之功。“三农问题”盘根错节，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针对“三农问题”的特殊性质，选准突破口和切入点。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既是发展的重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又具有可行性和高效性。解决农业问题，核心是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解决农民问题，核心是实现充分就业，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村问题，核心是繁荣农村经济，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全面解决“三农问题”，还必须提出纲领性的发展战略。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容是多方面的，相互联系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任务，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同时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解决“三农问题”，可以把分散的突破口和切入点联接进来，可以做到纲举目张。
第一，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三农”工作，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观的重大调整。统筹城乡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指导思想。党和政府并不是今天才面临和解决“三农问题”，然而，“三农问题”屡治无效，愈演愈烈，从根本上说是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累积性后果。在既定发展模式下，治理“三农问题”局限于农内言农，必然使“三农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城乡统筹发展抓住了“三农问题”的根源，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找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积极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通过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明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
第二，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三农”工作，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发展农村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基础，核心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现代农业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以现代工业为依托，在现代市场条件下进行的大农业，是一种高科技含量、高资本投入、低劳动投入、高消耗、高产出、高商品率和高度社会化的农业。必须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业设施建设，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建设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大力发展畜牧业，保护天然草场，建设饲草基地。积极发展水产业，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改造中低产田，搞好土地整理。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农业标准化，健全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动植物病虫害防控体系。积极推行节水灌溉，科学使用肥料、农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第三，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三农”工作，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农民和农村生产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农产品产量最大化，以满足温饱。在农产品供给总量短缺时，农产品数量扩张，就可以达到农民增收，供给目标和收入目标“一举两得”。长期以来，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务农，收入增长受到农业资源不足、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过多、农业经营规模过小的致命制约。随着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和市场化的深入，农民就业多元化，收入来源也多元化了，虽然农业收入依然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所占比重不断下降，来自二、三产业的收入比重不断上升，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导性因素。因此，采取综合措施，广泛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扩大养殖、园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绿色食品的生产，努力开拓农产品市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带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继续完善现有农业补贴政策，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开辟增收途径。因地制宜地实行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方式。对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实行易地扶贫，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建立救助制度。
第四，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三农”工作，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迅速，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相对缓慢。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应当统一起来。改革以来，虽然我国城乡经济和社会都获得了发展，但是，由于“城乡分治、重工轻农”的经济发展战略没有根本转变，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明显改善，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加快推进农村道路、饮水、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增加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加快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重点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对农村学生免收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课本和寄宿生活费补助。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强人畜共患疾病的防治。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发展远程教育和广播电视“村村通”。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快乡村道路建设，发展农村通信，继续完善农村电网，逐步解决农村饮水的困难和安全问题。大力普及农村沼气，积极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清洁能源。
对三农问题的理解篇10
温铁军博士答记者问
今年以来，三农问题被提高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工作被强调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社会各界便纷纷热炒“三农问题”。此刻应该提示的是有关背景：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广泛讨论和相关政策研究。兹摘要如下：
1989－1991年出现了改革以来首次农民收入连续3年增长速度为负数的情况。农业部范小建副部长曾经骑自行车考察20多个县，他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政策建议得到当时农业部刘中一部长的重视，中央十四大之前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也有很多老同志提出过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意见。
1993年农业部刘江部长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蹲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司杜鹰司长通过安徽调研写出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当年5月《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解决农业问题“功夫在农外”。
此后，由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和“过热”，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被宏观环境的变化和城市改革加快掩盖了。
1994－1995年粮食产量在需求拉动和价格政策刺激下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少数坚持搞农村基层调研的人提出“新一轮粮食过剩”的可能，1995年有“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以及对过度紧缩影响就业和内需的不同意见，1996年则有“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等文章引起讨论。1996年秋季，以“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明确分析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从基层调研出发、比较实事求是的政策研究工作，都发生在1997年再次出现“卖粮难”之前，对那以后的问题，确曾提前予以警示。看来，不是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而是总理所强调的“科学决策”客观上没有条件实行；或云“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一、“三农”问题是怎样被提出的？
社会上一般误认为“三农问题是近年来才被决策层采纳的”。但有“温三农”绰号的温铁军却不能苟同。他在20__年4月9日回答安徽《决策咨询》编辑部记者采访时，针对性地回顾了十多年来关于三农问题的提出和观点的形成过程。
记者：温铁军同志，从我能够搜集到的资料看，是您早在1996年就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作为两个制约三农问题的关键提出的。我们的问题是，您为什么把农民问题置于三农问题的首位，为什么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农民大国”？还提出“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农业经济科学”；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进行综合的改革，并且出路在三农之外，这如何理解？
温铁军：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但这几个问题在我1993年以来的文章中都作了很详细的说明，拿来读一下答案就出来了。为了不耽误读者的时间，也给你们一个“独家”，我想换个话题。
安徽不仅是大包干的发源地之一，其实，也是我们10年前讨论并且基本上形成三农问题的主要观点的地方。因此，尽管我历来不愿意参与北京学术界的争论，但却认为应该把三农问题提出的过程作为背景介绍给安徽的读者。
其实三农问题的有关讨论的源头是比较远的，并不是近来才提出。而且应该说是科学决策的产物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说远，可以从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算起；因为从那以后，耕地的“双重功能”问题、“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问题等等，农村政策负责人早就都提出来了。其实，我们历来就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属于中国的“基本体制矛盾”，直到去年党的十六大把这个观点写入正式文件。所以，应该说经历了18年的反复了。
说近，可以从1991年后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研和政策讨论算起；从那以后，今天才引起人们关注的农村的税费改革、金融改革、机构改革和流通改革等，各种“农业外部”宏观环境的改革早已相继进入试验课题，至今也有十多年了。
说最近，也得从1996年“三农问题”这个概念的正式见诸报刊发表算起。那以后的问题，似乎更加复杂、日益严峻。因此，最少也有7个年头了吧。
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的开通城乡的建议没有条件实行。1988年价格改革失利、通货膨胀发生，1989年搞“关停并转”导致城市“三角债”、经济下滑，在这样的宏观变化影响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连续3年下降，这在改革后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时，农业部范小建司长（现任副部长）骑自行车微服私访了20多个县，了解农民负担问题，并把调查结果上报给农业部，指出农民收入下降导致相对负担很重，已经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刘中一部长对他的调查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且力排众议，决定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向上汇报。这时期，还有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很多讨论。可见，90年代初期就已经发现并涉及到了三农问题的相关内容，政府有关部门是清楚的，只是还未引起社会上足够的重视。
第二次关于三农问题的深入讨论是在1993年。政府换届之后，农业部的刘江部长组织人员到各地蹲点，当时农村实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同志（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农村司长）带人在安徽蹲点，对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各部门做了大量调查，形成了题为“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那时就已经强调，农业农村问题涉及到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的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刘江同志也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93年年中，我作为调查组成员，根据安徽调查在《经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题为“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的文章，认为农村问题主要受宏观政策影响，而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
之后的1993到1996年期间，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期，需求拉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又有增长，农村困境相对缓解；同期的城市改革力度加大，反映农村问题的声音虽然小了，但讨论却在不断深化。
一方面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朱副总理曾经强调“三不”，即：土地不能动，粮价不能低，负担不能重；另一方面，从1993年开始，在和陈俊生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下，现在人们重视的问题，如土地制度、税费与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和乡镇企业的股权交易，以及西部贫困地区和山区、牧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已经列入政策试验课题。
尤其是在1995年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指出三大差距在扩大,并警告这样下去“恐会酿成大祸”（后来此话不幸而言中），使政策界在认识上有所转变。例如，当时尽管没有宏观部门统一协调，但仍然形成国家11部委于1995年自动联合起来，开展农村小城镇改革发展试验的现象，并在江苏昆山召开了第一次“小城镇改革与发展经验交流会”。这在25年的改革决策中是前所未有的，表明决策研究领域的大多数同志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
此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数千万农民工进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也提出来了。随之，国务院发展中心、中国社科院、农业部农研中心等8个单位的专家联合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这就涉及城乡二元结构如何突破、城镇化如何发展等课题。具体政策实验也相继开展。可以说，从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问题不断演化，有关部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也有好的研究思路和具体做法。
在1995年秋粮上市之前，我们对中部粮食主产区进行调查。认为用价格政策过度刺激粮食生产，会导致1995-1996粮食年度出现过剩。在一次全国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把粮食可能出现过剩的问题提了出来。与我同感的还有前国家体改委农村司的李铁，不过，那时我们确实是“少数”，尽管也汇报了，可那些跟从主流的人却没反应，我就写了“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大胆分析“丰收的代价”，从粮食周期这个农民都懂的常识谈起，分析粮食问题与财政、金融、外贸等宏观政策的相关。这与1993年写“功夫在农外”的思路是一致的。
由于1996年粮价继续提高、继续刺激粮食高产，因此，当年粮食产量提前4年实现了20__年的粮食产量目标。从当时来看，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确实挺上去了，以粮为纲的感觉似乎又有了。但其结果是什么呢？由于人口并没有随着粮食产量而增长上去，也就是说，消费并未增长上去。简单说就是：有了20__年的粮食产量，而没有20__年的人口，必然出现过剩。正是基于此，“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一文才被许多报刊转载，大家开始觉得这种提法有意思了。学术界也有类似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宋国清教授关于粮价被动地受物价指数影响的量化研究，针对性地对当时主流认定粮价带动物价的观点提出反诘。
1997年后粮食果然积压，重现了1984年粮食大规模增产后出现的卖粮难问题。因此，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又连续下降，农业农村的矛盾又开始凸现出来，继而引起了那种“王顾左右而言他”式的讨论。我又写了有一定针对性的“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先内部征求意见，到1996年秋季，我在《战略与管理》上公开发表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综合以往政策试验的研究成果，提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认为只有宏观政策对应解决，或缓解这两个基本矛盾，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合理地解决。
至此，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正式见诸报刊。需要再次强调一下，三农问题的提出过程由来已久，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1985年“开通城乡”的提出；到1991年范小建的调查、刘中一部长对调查报告的肯定，和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讨论；再到1993年杜鹰同志主持在农业大省安徽的调查被刘江部长肯定；最后是1996年以后关于粮食政策的不同意见……；总之，大凡了解农村基层的政策研究人员从来都坚持认为，农村问题主要是宏观方面的问题。
二、“三农”问题是怎样被研究的？
记者：这期间，决策层对解决三农问题搞过一些试点吗？
温铁军：在1993-1994年期间，直接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的农村实验区办公室提出了第二批试验课题，其中就有在安徽太和等地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那时就认为，税费改革是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但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当时是把税费改革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
这与后来搞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最大的不同在于：1993年税改与粮改相结合的办法本来就是基层创造的，很有“中国特色”：在免除农民税费的同时，一亩地缴一百斤粮。全国当时2亿亩耕地，那么国家会得到至少20__亿斤的粮食储备，足够平抑市场，不用担心粮食安全问题。而且，这20__亿粮食是按公粮方式收的，没有成本。正常情况下，政府手中只要掌握1500亿斤粮食就够了。当时全国有5个省份分别布置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有的地方农民缴100斤粮食不够，提高到120斤，复种指数高的“吨粮田”也不超过150斤。由于基本上防止了跑冒滴漏，把这些粮食折算成现金，农民负担最多也就70多元。
其实，坚持农村调查的人当时不光是提出问题、进行调查，而且还通过实验进行具体政策操作。除了上述涉及中长期发展的政策试验课题外，1993年还在河南搞了商、粮、供、贸、物五大流通系统全面改革的流通体制改革实验。也就是说，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
客观上看，1995年我们为什么说“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1996年又写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其实主要就是根据上述的实验课题，根据基层的经验，从客观实际入手，逐步创造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因此，1993年以来的那些成果，都是根据基层经验和科学试验提出的，相关的政策思路也是清晰的。
综上所述，如果要按照温总理强调的，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既不能照搬某种理论，也不能就粮食谈粮食，就农业谈农业。需要认真反思，不惟书、不惟上，重新端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
三、由决策层的重视到全社会的关注
记者：决策层和全社会是如何重视和看待三农问题的？
温铁军：中央对这个问题在政策层面上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深化。比如，1998年同志到苏南视察，指出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大战略，同一年又指出城镇化是个大战略。同志对我们在政策科学中的试验和国家各有关部委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予以肯定，决策的科学性逐渐在中央层面上反映出来。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正式形成了一个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跨世纪的农村工作指导性文件。之所以说这个文件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因为它把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城镇化都作为农村发展的大战略肯定下来。尤为重要的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提法之所以很重要，就在于重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接着，1999年前后，中央的农村政策讨论中就不再单纯强调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结构调整，这是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在决策思路上的一个重大提法，它与以往在决策领域中做的研究和实验还是相关的。可见，中央对三农问题认识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在中央科学决策的鼓舞下，1999年夏季，我根据那几年的课题研究和在中国农大做的博士论文摘要，改写成“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99年12月份的《读书》杂志上，不仅把现在的三农问题，也把100多年来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做了分析。到20__年，我又进一步把课题报告扩充为一本书，正题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副题还是“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没想到的是，课题和文章都分别得了奖。这也许表明了学术界的认可。到这时，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的梳理大体上也清楚了。
20__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把三农问题形象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期，1999年上海学者曹锦清到河南农村基层考察以后写出《黄河边上的中国》；李昌平又把他的信引发的一系列的事情，写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于20__年出版，进一步引起社会广泛反应。他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推动作用。
到这时，政策理论成果有了，社会反响也有了，那么，到20__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就正式变成一个不仅为决策层理论界关注、而且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四、“三农”问题在政策思路上的变化
记者：从你的介绍可知，党和政府历来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那么，决策层如何破解三农难题？
温铁军：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第一次写进十六大的文件中，这是从1995年2月同志对三大矛盾予以明晰以来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变化，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把城乡差别当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阻碍。说明新的领导集体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进入21世纪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是对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清醒认识的结晶，是与时俱进的直接表现。
十六大之后，离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而重点难点都在农村。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和总理对这些问题的表述非常之客观，非常之现实，反映出“实事求是”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在十六大和今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有明确的体现。三农问题在党的领导同志交接班的时候得到特殊强调，在以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日程中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一个最重要的提法：“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与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结合在一起，把三农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接着今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又把三农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对我们从事农村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欣慰和深受鼓舞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度重视，最近一两年，所有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都在广泛地展开，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税费改革与基层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以及农村土地问题、农民权益问题、村民自治问题等等。尤其是同志在平山县西柏坡讲的“两个务必”，这对我们关于三农问题严重性的讨论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如果我们好大喜功，文过饰非，不能坚持“两个务必”，就无法讨论今天严峻而复杂的三农问题。
记者：那么，有哪些迹象表明三农问题正在从政策层面上加以解决？
温铁军：我们应该看到，这两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都有很明确的政策思路。具体表现在“十五”计划提出“以人为本”，提出每年转移农民工进城的具体目标，并强调了城镇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从“十五”计划以来，中央高层的政策思路是越来越清楚。再比如，尽管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试点遇到很多困难，去年仍然下发了“两办”文件强调农民负担“一票否决”，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碰就摘谁的乌纱帽。接着，今年国办一号文件出台了打破一切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要促进农民能够通过非农就业增加收入，就要破除一切限制和障碍，使进城的农民工得到公正的待遇。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的问题正在通过打工的政策得到体现。为此，各地也都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前所未有的“干货”是，今年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了财政新增的科教文卫开支，要向农村基层倾斜。另外，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又特别强调了发展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化。
最近，温总理又提出了农村金融改革的问题。信用社正朝着农村合作银行改制，农村金融的其他形式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温总理的高度关注下，国土资源部正在总结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的各项实验经验。进入一级市场的方式是，公益性的建设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股；工商企业用地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租赁。这就是说，把土地的增值收益留给农村和农民。并且中央正在出台文件，严格限制征占范围，只有纯粹公益性用地由政府出面征用，其他一律走市场。此外，在计划投资上，开始强调和农村、农民直接相关的一些领域要增加投资。比如说，适合农村发展的道路建设、水利建设，以及其他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六小工程”，将成为今后的农村投资重点。财政正在增加向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总之，党和政府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政策思路上都开始向农村和农民倾斜。
综上所述，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越来越清晰，这将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缓解和解决。
记者：但是我们在基层还可以随处看到乡镇企业频频倒闭、农民土地被征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