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术考察报告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4:05:48

民间艺术考察报告篇1

本文运用建构主义与社会文化观学习理念,在教育哲学的层面分析美术学院美术教育专业开设艺术考察课程的重要性与前瞻性。建立新的学习观点与理念并用其反思评鉴美术学院艺术考察课程活动式教学实践。

一、艺术考察课程所依据的学习理念

艺术考察课程所依据的是建构主义学习观与社会文化观学习理念。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只有通过把个人世界里的经验组织起来以提高个人面对世界的效能,学生才能主动地建构自己学习的求知方式”。①建构主义的情境式学习是通过问题解决而进行的,是一个建构过程。学习者与环境互动并主动地对外在的经验加以筛选、组织和整合,学习者无须依赖一些既定的程序来进行心智活动。社会文化观强调实践活动对学习发展的重要性。把活动与社群文化有组织地联系起来,并强调认知过程从属于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学习活动与社会情境和文化情境有密切关系。学习是因共同参与实践社群文化而产生的。建构主义观与社会文化观相辅相成。在实践中面对特定情境时,寻找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学习应成为学习者主动参与、合作探究、相互撞碰、开放式学习。学习者依据自己的活动,在具体的学习环境和空间建构自己的学习方式,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生成学习的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这样的学习是创生式学习,笔者称为“艺术考察活动式学习”。

二、艺术考察课程中学习者与教师的关系

教学变成考察活动,教学不再是说教,而是协作和帮助,教学成为考察活动的组织和协作式的框架与在具体考察情境中上下求索发现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变成考察者并成为学习的主人,学习与考察成为主动参与、主动进取,在兴趣与激情的引导下,在开放的环境中自主、合作、探究式地学习与考察。在具体的学习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中碰撞创生出自己的学习考察成果。教师变成考察者的协助者和服务者,与考察者共同建构考察方法,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与学习者、考察者共同建构考察成果,当然也是学习者进行学习与考察活动的咨询者和解决问题的协助者。

下面笔者具体列举一些艺术考察课程课例:

1.课程简介

艺术考察是艺术情景式实践教学。运用建构主义学习观与社会文化观学习理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学习者的亲身感知与体验使学习者做到知行合一,自主建构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社会的动态关系,扩展艺术视野,提高学生全面艺术素质与文化修养。在国内选取艺术考察对象如石窟、碑林、专题博物馆、民居、帝王宫殿、帝王陵墓、名山大川等。

2.教学目标

扩展学习者的艺术视野,感知与体验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学会对各门类艺术的赏析、考证并能深入研究,提高对艺术的研究能力与审美能力。通过访问民间艺人、著名画家、民俗专家,以画速写、做笔记、记录影像等动态情景式学习方式获取艺术资料,为各门美术专业课搜集素材。通过艺术考察的一系列活动,学会欣赏、感知、探究不同时代的艺术品,获取优秀艺术经验与丰富的艺术知识,培养学习者热爱优秀的中国文化,开发学生的艺术创作思维,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3.教学重点与难点

了解不同地域的传统文化、风土人情、民俗等,探究其与艺术的关系。提高学习者生动准确地感知考察对象艺术特征的能力,掌握快速记录与把握艺术要领的能力。潜移默化地培养学习者举一反三、实事求是、应目会心以及应物象形的艺术思维与实践能力。

4.教学内容

根据教学内容,确定艺术考察对象如石窟、专题博物馆、民居、名山大川等。先聘请专业导游或当地专家、学者讲解其文化、艺术、历史价值。教师作为学习者的首席与学习者共同学习。在听完介绍之后教师与学习者讨论、探究、访问并进一步深入考察。在考察的真实情景中教师给学习者传授搜集考察资料的方法。

(1)学习者根据考察的不同地域,自由选择艺术考察的侧重点,如游历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

(2)学习者访问民间艺人,欣赏民间艺术,感知民间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方法,获取艺术灵感。

(3)参观考察不同专题博物馆,提高审美欣赏能力,提高艺术视野和艺术感知能力。

(4)学习者搜集自己感兴趣的艺术素材,根据自己的特长,认真整理考察记录。

5.考察延伸与艺术考察报告和撰写考察学术论文

(1)学习者通过不同获取信息的方法与方式如速写、笔记、影像等,仔细分析并深入细致地整理自己获取的信息资料。

(2)把艺术考察的对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国人传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整合探究,深入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征。

(3)教师讲授考察报告、学术论文的撰写方法与要求。

(4)艺术考察外出时间为15天,回校整理资料、图书馆查阅资料、完成考察报告和撰写学术论文共15天。

6.考核方式

课堂教学包括教师讲授考察报告及艺术考察学术论文的撰写方法与要求。学生按照课程要求撰写考察报告与学术论文,教师根据文章质量、课堂表现与考察态度情况,给予综合评价,以百分计入成绩。教师根据质性与过程性评价方式,把分数与学生的过程性成绩客观地填入下表。

三、为什么要在美院美教专业开设艺术考察课程

美术院校美术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学习中国画等专业基本功的同时,还应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与美术史,加深对国学包括儒、释、道文化的研究,培养研究型人才。美术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建筑等综合概念。开设艺术考察课程主要是开阔学生艺术审美视野,感知不同地域风土人情,赏析经典艺术品,提高艺术审美能力。通过速写、笔记、影像等记录方式,为专业课收集素材。通过艺术考察活动培养学生以优秀的中国文化为底蕴,开拓创作思路。艺术考察课程中,教师以艺术考察活动式学习方式引导学习者参观名胜古迹、洞窟壁画等,培养学习者搜集资料、筛选信息和研究问题的能力,以及创作、互动、整合、展示的综合性艺术和文化素养。教师引导学习者在社会生活或艺术环境中了解与国画课程内容相关的知识与能力,鼓励学习者接触多样的文艺形式,丰富文化素养,初步形成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并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发表见解。学习者在社会生活情境与艺术考察活动中提高体验艺术的综合能力,并形成学生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情感、态度等综合人文素养。

美术教育专业学生更应该明白自己将来做中小学美术教师或艺术教师,要了解中国和世界的美术与艺术史与发展轨迹,这些具体的美术史与艺术史真正的存在方式是生态的存在于地面、地下与民间。所以给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开设艺术考察课程更显重要。

结语

民间艺术考察报告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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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考察报告篇3

科技情况考察报告;

科技会议考察报告;

学科研究考察报告。

1.科技情况考察报告

科技情况考察报告其内容深度是介于科技论文和科普作品之间的。比起科普作品,它常常使用专业词汇和术语来介绍抽象、深奥的科学知识和复杂的生产技术;比之于科学论

文,则不像科学论文那样注重论证说理。科技情况考察报告是运用通俗易懂、明白入理的文字直述其所见到的科学技术事实,为科技工作者传达科技方面的最新发展动态,进而为科研提供情报线索。

随着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科技写作的研究也硕果累累。在体裁上,科技情况考察报告由过去的类别单一发展为现时的多种类别并存,其中有:某一国家科技情况的考察报告;某一国家某一学科的考察报告;几个国家某一相同学科的科技情况考察报告。体裁形式的多样化,增强了科技情况考察报告的表现力度,为科技情况考察报告的写作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科技情况考察报告的格式为前言、概述、考察细目三个部分。

“前言”部分,主要是简单地介绍本考察团的名称、组成,考察过程中所访问的国别、城市、机构、参观的具体单位等。

“概述”,也有单独写,或者和前言放在一起写的。这部分主要是交待考察的总体情况。写这部分内容时,不但要写得通俗易懂,而且要清楚地写出考察的内容和收获。

“考察细目”是考察报告的主体,主要内容都在这部分。写法上,可把考察内容分成若干条,然后逐条详细介绍考察所获得的专业内容。可以使用科技术语,语句力求简明扼要。

科技考察报告

例文:

《日本半导体器件技术概况考察报告》的提纲是:

(1)题目

(2)考察团名称

(3)前言

(4)综述(介绍日本半导体的发展现状、动向以及特点)

(5)日本集成电路发展概况和工艺

(6)日本集成电路的制版工艺

(7)日本集成电路生产的净化技术

(8)日本集成电路的生产设备

(9)日本集成电路的外壳封装

(10)日本微波半导体器件的发展概况。

2.科技会议考察报告

科技会议考察报告是为完整地反映各种科技会议所取得的成果而写成的综合材料。在这里,科技会议是其考察的基础,会议上宣读的各种文献则是它要深入考察的所在,因为会议的主题内容都反映在会议文献中。

科技会议考察报告的写作一般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部分“概况”,要写明会议名称、主办机构,会议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会议的主要议题、开会的方式等等。

第二部分“收获”,这是考察报告的主体部分。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是本次会议上本学科在研究方面的新动向,出现的新成果、新技术和新方法,那个分支领域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

二是介绍会议的主要论文,要具体到图表、数据、方法、论证、结论等。在方法上要注意选择会议中最主要的论文,摘取其精华进行介绍,不能流水帐式地进行介绍,也不能照录全文。

三是结合国内具体情况,介绍国外在本学科上的科学管理、学科方向选择、技术设备、数据处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以便国内借鉴、汲取、运用。

3.学科研究考察报告

学科研究考察报告,是科技研究人员为了某一科研目的,通过实地考察,得到研究成果而写成的报告。

学科研究考察报告的范围很广。搞地质的科研人员可以对某一地区的地层地质发育情况进行考察,也可以对某一雪山的冰川进行考察;学生物的科研人员可以对某一稀有动物进行考察,也可以对某一经济作物的生长习性、经济价值进行考察。只要他们对实地考察得来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用文字表达出来,就可以成为学科研究考察报告。

学科研究考察报告的结构方式灵活多样,有直贯到底的,有分成几部分的,还有采用日记体裁写的。例如,我国古代地理学家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采用的是日记体裁;物候学家竺可桢的《雷琼地区考察报告》在结构方式上是“小标题式”;地理学家徐蓉的《天目山冰桌的发现及其古气候意义》在结构方式是分成几部分叙述和论述。

考察报告格式·民办教育考察报告·服装企业考察报告·赴外地学习考察报告

学科研究考察报告的格式是:

(1)题目;

(2)作者及单位;

(3)摘要;

(4)引言;

(5)考察方法;

民间艺术考察报告篇4

【关键词】彝族;彝族宗教;研究综论。

彝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彝族宗教文化研究是彝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西南民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巫术在内的彝族宗教研究作大致的回顾和评述,这无论对彝族宗教文化知识谱系的梳理,还是对学科学理方法的总结,显然都是很有必要的。

一、开创时期: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彝族宗教文化考察。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外国旅行家纷纷进入西南彝区游历考察,对彝族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毕摩文献发生浓厚兴趣,肇彝族宗教文化研究之先河。对彝族宗教文化的研究,最早甚至可追溯至元代马可波罗(marcopolo)著《东方见闻录》(travelsofmarcopolo),书中记述了建都州和云南大理的见闻。[1]随着鸦片战争后,到西南彝族地区的旅行者、探险家逐渐增多。1860年,布拉克斯顿旅行四川、湖南、湖北各地,1862年出版《扬子江五月考察记》[2],书中详述了彝族民风民俗。1882年到1884年,英国亚历山大·浩熙率队考察西南三省少数民族地区,著《华西三年纪》。1867年法国人杜布益和罗毅也来西南考察,著《云南史》和《云南亲王史》,书中介绍了云南彝族习俗。随后还有其他外国学者纷纷赴中国西南考察,出版了彝族历史文化的著作。法国澳尔良亲王曾赴四川大凉山和云南思茅、蒙自一带等地考察,搜集了大批彝文手稿返送回国,现为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珍藏。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在云南路南彝族地区传教三十年,对彝族文化有较深的造诣。[3]随后法国传教士利埃达尔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区传教著《阿西倮倮地区》、《云南倮倮泼──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记述了云南彝族的风俗。法国传教士马尔丹在四川彝族地区传教,搜集了大量彝族风物和彝文文献。[4]1907年至1910年,法国人吕真达率考察队先后两次来四川彝区和云南彝区,著有《建昌罗罗》、《在云南和东京的崇山峻岭中》。这一时期,还有英国人李特根据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考察著《滇西北旅行》一文,对滇西北小凉山区彝族作了介绍。这一阶段是彝族宗教文化的开创性研究。主要是外国旅行家、传教士等在彝族地区游历时对彝族人口的来源、经济状况、宗教文化和习俗考察和描述。这是为后人对彝族宗教、习俗进行较为客观而系统研究的重要资料。

二、民国时期: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的彝族宗教文化考察及研究。

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是人类学边疆研究风行时期,中国学者杨成志、丁文江、凌纯声、芮逸夫、庄学本、徐益棠、高伦、林耀华、雷金流、马学良、陈宗祥等分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的田野调查,写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著述。其中不乏介绍彝族宗教文化、巫术活动方面的著作。

1928年7月12日,杨成志赴四川大小凉山、云南昆明及河口调查。翌年著有《云南民族调查报告》。[5]该报告中搜集了彝族宗教资料。他于1930年春在云南昆明县东乡大麻苴村调查,翻译毕摩经书《太上清净消灾经》,后来发表《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对译》[6];1931年又撰写《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7],文中考察搜集了130部彝族经书并将其分为十六种类。1934年春,雷马峨屏考察团深入云南、四川两省彝区考察,次年发表《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8],是现代学者研究凉山彝族问题重要的参考资料。丁文江收集整理《爨文丛刻》[9],收录彝族神话传说故事及毕摩经典数种,被认为是研究彝族宗教文化、彝族历史文化等的重要文献。随后,凌纯声、芮逸夫等赴云南曾经调查滇东南的彝族。

抗日战争期间,北方学术机构和大批学者相继迁往大西南,由于图书资料的匮乏促使他们转向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田野调查研究,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1938年11月1939年7月,庄学本在宁属周围的十二个彝族村落考察,此后,他将调查结果整理撰写《西康夷族调查报告》,该报告中搜集有彝族宗教丧葬、婚姻生育文化的情况。[10]1937年马长寿根据凉山彝族调查资料,撰写《凉山罗夷系谱》,遗憾的是,此数十万言的调查报告未曾公开发表。[11]后来他又撰写《凉山罗彝的族谱》。1939年至1943年期间,魁星阁社会学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在费孝通的领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许烺光的《滇西巫术与科学》[12],这本著作用一整章来阐述宗教与巫术的概念差异。1940年,金陵大学徐益棠参加四川省教育厅组织的“边区施教团”,赴雷波、马边、峨边等彝族地区考察,著《雷马峨屏纪略》[13],随后他《雷波小凉山倮族调查》,此文探讨了彝族的宗教文化,包括彝族巫教的神灵、宗教法器、宗教仪式等,是研究彝族宗教文化的必要参考资料。张云波著《雷马屏峨边区之夷务及倮倮文化概论》,也涉及彝族宗教文化内容。这些学者对彝族社会和文化作了不同程度的记录和研究,并用相当篇幅对大凉山彝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作了描写,他们对体验彝族文化感到自豪。1941年夏,高伦考察大凉山彝区,著有《大凉山彝区见闻录》[14]。1943年7月2日至9月26日,林耀华学成归国后率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赴大凉山彝区腹心地带进行民族学考察,并于次年撰写《凉山夷家》[15]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有彝族社会组织、家支、宗教观念、巫术习俗等情况的介绍,这是建国前首屈一指的一份凉山彝族调查的学术专著。1939年,雷金流在云南彝区调查,发表《云南澄江罗罗祖先崇拜》[1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陶云逵根据云南彝族调查材料,著有《大寨黑彝之宗教与图腾制》和《西南部族的鸡骨卜》[17],这是在彝族地区发现并首次报道了图腾制的遗留,长期以来都被学界不断引用。马学良在云南从事彝族语言调查时,发表数篇有关宗教文化方面的论文,如《黑夷做斋礼俗及与祖筒之关系》、《黑彝风俗之一──除祸祟》、《倮族的巫师“呗髦”和“天书”》,《从倮倮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倮倮的招魂和放蛊》,《倮民的祭礼研究》[18]。1946年冬,陈宗祥对大凉山彝族社会组织和宗教的调查,撰写《倮倮的宗教》[19],文中探讨了彝族原始宗教信仰具体面貌。江应樑于1948年发表的《凉山夷族奴隶制度》,亦是与彝族文化研究有关的重要学术著作。

另外,外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对彝族宗教研究也作出了贡献和成就。主要是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美国葛维汉。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率考察团的中国西南之行,于1905年撰《倮倮的神话》,1926年出版《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他用科学的方法记录了中国西南诸族群的生活文化实况,其中有彝族族群的调查。[20]20世纪20至40年代,美国学者葛维汉(D.C.Graham),多次赴四川的藏族、彝族、羌族等地区进行考察,对彝族宗教研究也有见地。1928年夏,发表《四川的倮倮》,其中记述了今西昌、汉源附近彝族的宗教活动。

概括来说,民国时期的研究,研究者都意识到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许多学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为主,融合了历史文献地方史料对彝族宗教的原始面貌和基本精神进行了讨论,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加之,由于诸多学者的积极参与,他们治学独到,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也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著,从而开辟了彝族宗教研究的良好途径。这阶段大多数著述的内容涉及彝族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政治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历史渊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见地。客观地说,这些前辈学者能在当时深入到经济社会条件落后,交通不便、生活状况相当艰难的彝区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并整理出这些成果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其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和努力,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由此,我国彝族宗教研究也取得一系列阶段性的成果,为后人的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彝族宗教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彝族宗教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与20世纪前半期相比,毕竟有了比较显著的进展。特别是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彝族宗教研究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有价值成果。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强调的是对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调查,加上意识形态反对宗教活动的存在,彝族传统文化一次又一次遭受以“扫除封建迷信”等为名的社会运动的抑制与涤荡,文化活动大多转入非公开或停滞状态。因而国内的彝族宗教研究因历史原因一度中断。

1956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国家民委的领导下,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识别调查、民族语言调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并提出在调查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民族简史、简志的任务。其中云南、四川、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获得了彝族社会和民俗方面的大量材料。后由研究工作者整理出卷帙浩繁的调查报告,其中有不少关于各地彝区民族宗教、民俗、巫术活动方面的有价值材料,为以后彝族宗教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一批专家分赴云南彝族地区,在继续完成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组织有关专家编写《彝族简志》,书中介绍有彝族宗教方面的内容。1959年,马长寿撰写《彝族古代史》初稿,次年方国瑜教授写出《彝族史长编》。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结合彝区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云南社会历史调查组联合组织编写《彝族简史》,于1987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经历文革十年动乱之后,有关彝族宗教的研究得以复苏,并逐渐走上正轨。1978年出版了马曜主编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1979年出版了尤中的《中国西南古代民族》,这些著作包含了彝族宗教文化的内容。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以后,彝族宗教研究开始呈现出蓬勃的生机,获得突飞猛进的大发展。随彝族宗教研究的迅速发展,在全国逐渐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研究队伍的壮大,新生力量的成长,为彝族宗教研究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这一时期国外对彝族文化研究的学者较多,其中涉及彝族宗教方面的著作有日本白鸟芳郎著《关于四川省彝族独立地域的特殊社会结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一次考察———彝族和苗族》、君岛方子《虚幻的夜郎国———论竹王神话的原乡》等等。这些著作都是后人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多元化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彝族宗教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经过30年的沉寂后,我国的彝族宗教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步入了她的成熟期,达到了一个研究高潮。从以外国学者、汉族学者为主的客位立场的研究,转为有彝族本土学者参加的近乎主位立场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类侧重于巫术仪式研究,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系列成果:20世纪80年代,马学良、于锦秀等先后在川、滇、黔彝区对彝族原始宗教专题调查,出版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民族志资料《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其内容有丧葬、祭祖、作斋、作祭、招魂、咒术等仪式记述和研究。马学良从彝族语言和宗教文化的关系角度发表《彝族经典和彝族的原始宗教》(《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8月第2集),《明代彝文金石文献中所见的彝族宗教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于锦秀《从彝文<指路经>看现存彝族原始宗教系统的类型》(《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4期)。王丽珠《彝族祖先崇拜研究》,探讨了彝族祖先崇拜在原始宗教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朱文旭《彝族招魂习俗初探》(《彝族文化研究论文集》1993年7月);巴莫阿依1994年著《彝族祖灵信仰研究──彝文古籍探讨与彝族宗教仪式考察》,以彝汉文本与调查相结合研究凉山彝族祖灵信仰,目前该书是此领域最权威的著作。《凉山彝族的“晓补”反咒仪式》(《毕摩文化论》1993年);巴莫阿依发表《彝文仪式经书与彝文<驱鬼经>》(《凉山民族研究》1998年年刊);巴莫曲布嫫发表《巫术咒仪于鬼板符画??大凉山彝族鬼灵信仰于巫祭造型之考察》(《艺术研究》1998年第2期),该论文有关彝族鬼灵信仰、咒仪、咒经、鬼板等探讨非常有见地;巴莫曲布嫫《“画骨”传统与文化渊源??彝族毕摩巫祭造型艺术探源》(《艺术研究》1998年第3期);巴莫曲布嫫《神图巫符与仪式象征──大凉山彝族毕摩宗教绘画中的神话原型》(《民族艺术》1998年第1期);巴莫阿依《凉山彝族山民的仪式生活》(《人文讲坛》2003年第2期);巴莫阿依《凉山彝族的疾病信仰与仪式医疗》(上、下)(《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1、2期);特此指出,巴莫阿依、巴莫曲布嫫、巴莫乌萨嫫组成的“巴莫姊妹彝学小组”是新时期彝族宗教研究中有影响的学术楷模,注重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学术研究动态和西方理论推动彝族宗教的发展研究。为彝族宗教文化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蔡富莲《凉山彝族的招魂仪式及灵魂崇拜》(《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1期);《凉山彝族的招魂仪式及灵魂崇拜》(《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1期);张祺亚《论民间巫术信仰的符号象征》(《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马长寿著《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上、下册)由李绍明、周伟州整理于2006年出版,这是马长寿在1937年和1939年两次考察凉山彝族获得的大量第一手的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完成于1940年年底。该书是目前国内外内容最为丰富的凉山民族志,加以调查时间较早而弥足珍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书中第九章《凉山罗彝巫术、祭祀与信仰》分别详细探讨凉山彝族对待自然的态度、罗彝巫术、祭司毕摩、祭祀生活、招魂与祈禳、诅咒敌人、解毁与修餐、占卜、苏尼与师娘、喇嘛咒敌仪式、民间巫术等内容。[21]樊秀丽《大凉山彝族的民族表象和宗教仪礼──-种动态的归属集团表象的租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朱文旭、余丽丽的《彝族“咒语”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该文也有涉及彝族巫术咒语的论述。

第二类侧重巫术占卜研究,主要有刘尧汉《彝族占卜与西方未来学》,安伍合《彝族虎星占的科学和哲学意义》;汪宁生《彝族的羊骨卜──再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毕摩文化论》1993年);张纯德《彝族的占卜术》(《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龙倮贵《滇南彝族尼苏人的占卜》(《凉山民族研究》1998年年刊)。

第三类侧重巫傩文化研究,如庹修明《彝族傩戏撮泰吉的原始形态》,唐楚臣2000年著《中华彝族虎傩》,该书介绍彝族虎傩源于古氐羌虎傩。其中以云南彝族保留最多,又以双柏县小麦地冲彝族保留的最为原始、最为完整。和晓蓉《巫傩逐疫──彝族虎节仪式的巫术文化研究》

(《学术探索》2007年第1期);杨甫旺《云南双柏小麦地冲彝族跳虎节历史文化考察》(2006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及四川大学朱飞的2005年硕士论文《彝族地区的巫文化探析》。此外,这时期关于彝族宗教与巫术的研究也取得可喜成绩,其主要有吉克·尔达·则伙(口述),吉克史伙、刘尧汉等著《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杨学政1991年著《原始宗教论》,该书有关于彝族宗教观念、巫术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左玉堂、陶学良1993年编《毕摩文化论》,该论文集收集论文59篇,其中有探讨彝族宗教、毕摩文化、占卜文化、丧葬与婚俗习俗、经书翻译等内容。李世康1995年著《彝巫列传──禹步、巫步;步虚声、巫歌声》,书中详细地列举了24名著名彝巫的传记和从事巫术活动的情况,是研究毕摩文化有价值的参考资料。美姑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于1996年编写《美姑彝族毕摩调查研究》,此调查报告详细介绍当代美姑彝族毕摩、毕摩宗教活动、经书、法器等内容,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一手材料。

第四类侧重彝族毕摩文化研究。孟慧英《彝族毕摩文化研究》,重点探讨毕摩彝族宗教神职人员的体系。(《毕摩文化论》1993年)起国庆2003年著《信仰的灵光──彝族原始宗教与毕摩文化》,该书广泛援引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并通过一定的实地考察撰写而成。图文并茂地介绍滇、黔、川、广西四省区彝族的原始宗教,毕摩及其文字经籍、神秘的原始巫术,以及无处不存在的禁忌等方面的内容。

第五类侧重彝族宗教的比较研究。如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普珍《道家混沌哲学与彝族创始神话》,其二位学者开拓了彝族宗教比较研究的学术思路。蔡华著《道教与彝族传统文化研究》,探讨了彝族宗教与道教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专门研究彝学的机构也成立,包括很多学术刊物的创办,如《云南彝学》、《贵州彝学》等,彝族宗教文化研究这期间是既充满活力又硕果累累。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的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呼声日益强劲,中国政府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艺术大师和民间文化传承人命名等一系列保护与建设工程,从而形成了政府与民间互动、保护传承与经济开发并举的格局,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制度环境。另外除了对传统研究领域继续进行深入发掘外,还开辟出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至此,彝族宗教研究进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我们所看到的资料显示,学者们已经运用民族学、历史学、艺术学、法学、宗教学、人类学、生态学等相关理论展开对彝族宗教的研究。并提出了独到见解,丰富了彝族宗教研究的视野。

彝族宗教文化是奔流不息的河流,无法摆脱时间一维性的掌控。在现代社会,彝族宗教文化的重建不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再生,只能在现代性的时空坐标中探寻栖息的方式。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彝族宗教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如道教和佛教已经深深地对彝族文化产生了影响。“现代性在其发展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一方面它在消解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在不断重建传统。”[22]中国彝族宗教文化与现代性的整合及其现代重塑过程远未结束甚至才刚刚开始,其“现代性的后”尚未呈现,此时作价值判断为时过早。

民间艺术考察报告篇5

【关键词】实景教学艺术设计应用研究

对于现代艺术设计类教育而言,建筑、景观、城市设计等艺术设计专业体系都是应用性强、专业性强的学科领域,因此,在教学中也应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然而,在未来实际设计工作中,有很多市场化内容与项目环节,在传统的艺术设计课堂教学中不能得到很好或真实的体现。所以,艺术设计专业在教学构成中要创新教学思维、改革现有教学模式、采用更具有实践性的教学手段、面向就业、提倡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一、艺术设计专业中实景教学模式

实景教学模式是指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通过创造实际或重复经历的情境和机会,呈现或再现、还原教学内容,让学生身临其境,能充分调动学生角色的转换,使之由一个学生变成当事人,提高学生参与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其核心思想是“在真实的或模拟的工作场景中,让学生自己思考怎么做甚至做什么,而不是让学生接受教师思考好的现成的结论”。在这种模式的引导下,学生置身于现实场景中观察周围的环境和事物,感受工作场景的现实氛围与细节,并成为学习与工作场景中的参与者或主体。

实景教学最大的特点在于:第一,实景教学所要求的教学环境较为复杂,教学难度随之增大。“走出教室,步入实景”,相对简单可控的传统教学环境而言,实景教学的环境(社会环境或者自然环境)有着诸多不可控因素。第二,实景教学资源非常丰富,相对而言,其信息量更大。课堂上书本上所教授的学习内容来源于从实际场景的提炼和总结,内容精炼、纯度很高,实际场景中的信息来源相对比较原始、粗放,但也更加具体细致。第三,当学生置身于教学实景中变得更加活跃、求知欲更强,因为他们身临其境,学生对所学的知识有更为直观的感受,在接受这些知识的过程中,身体感官更为机敏,会在体会的过程中产生更多疑问,导致主观上的求知欲望更强。

实景教学模式现阶段在很多专业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在法学专业的模拟法庭、英语专业的情景角色扮演、经济学专业的模拟沙盘都是实景教学模式应用的典型案例。

二、实景教学在建筑专业课中的分类与应用

城市设计、建筑、景观等课程在艺术设计专业领域中都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对于实景教学方法的运用也具有较为广泛的空间。以建筑专业课为例,从教学形式上,实景教学模式可分为活动组织类、实物认知类和现场设计类。

明确实景教学模式的分类,有利于提高其使用的针对性和合理性,充分发挥其在艺术设计专业相关课程教学中的作用。在建筑专业课程的教学中,笔者通过个别班级的实验,记录了实景教学的全过程,总结了3种实景教学模式的具体教学形式以供分析。

1.活动组织类

活动组织实景教学是对一个实践项目实施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进行具有现场感的模拟。例如在建筑设计这门课程中开展“建筑设计招投标会议”的实景模拟,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从招标文件与设计任务书开始,到承接任务,进行方案设计,投标文件的制作与汇报展示,最后到评标环节,这种全过程、全方位地模拟建筑设计公司的设计前期与后期工作,让学生完整地掌握建筑设计的工作程序。这类教学属于活动组织类实景教学。

范例:建筑设计课的“方案汇报与投标会”

建筑设计作为应用性很高的一门学科,很多学生在毕业之后会选择各类设计单位从事项目相关工作。这一范例是在一个30人班级的建筑设计教学中,采用实景教学模式进行一次对建筑设计投标过程完整真实的模拟。

在设计工作的初始阶段,首先,向学生介绍设计工作的流程与工作环节:一般流程为,设计招标与任务书发放――信息收集与分析――单元小组方案设计――设计整合交流――设计成果展示――汇报与投标会议,同时以分组的形式开展合作学习与自主学习。其次,以最后阶段的方案汇报与投标作为实景教学的试点过程,由专业负责教师组织现场投标会。最后,现场投标会进行全程记录,现场由其他专业课教师进行评标,最终总结。学生通过项目投标的实践操作,了解学习并完成设计的整个过程及每一个环节中的基本要求。此次教学过程的核心是整场活动的组织与编排。

通过这种教学活动让学生在一个现实的工作环境氛围中,对设计工作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了解,特别是一些属于行业特有的规范,可以得到加强与深化,有利于学生职业素养的全面提高。

2.实物认知类

实物认知类的实景教学是通过对事物的实地考察,对该事物有一个全面、真实的认识和了解。例如在中国建筑史的课程讲授中,加入对中国古建筑的实例考察与图形解析的实景教学内容。在园林植物学课程教学中,带领学生到植物园中实地考察,通过对实物的近距离观察加深对该植物的特征以及生活习性的了解。

范例:中国建筑史课的“乐平戏场考察与评估报告”

笔者在中国建筑史的教学中发现,学生对于我国传统古建筑的空间的适用性、社会功能及营造方式的理解存在一定困难。本次实景教学实践利用对江西乐平县仿古木构建筑评估的机会,带领大二学生开展了一次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通过实物向学生讲授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特征,加深理解,并形成评估考察报告。考察的工作流程为:任务发放――考察行动安排――考察方式讲解――目标建筑认知――现场测绘考察――评估考察报告。

此次教学过程在学生中引起热烈的反响。幸运的是,建筑还在修复阶段,所以可以清楚地看到建筑的结构形式,包括建筑的插梁式结构体系、外檐斗拱式的挑檐以及主入口门屋采用三重檐歇山顶的情况。在现场,用实例向学生讲授梁枋与柱之间的榫卯连接方式、减柱法的构造形式,更加形象和具体,学生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通过这种教学方式,让学生在一个真实的场景中对需要了解的实物有一个比较生动、具体的了解,特别是一些比较抽象、复杂的知识点,实景教学可以对现有的教学方式进行补充,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

3.现场设计类

现场设计类实景教学,主要对需要设计的目标地块进行实地考察、资料汇总后,现场进行方案设计。例如在城市公共空间设计课的户外广告现场设计的课程教学中,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城市中选取广场等重要节点的户外广告进行改造设计,运用拍摄、测绘以及三维地理信息与成像等现代设计辅助手段,对于现状的各项系统指标进行记录、分析、总结,提出合理的改造方案,再邀请广告的受众者参与讨论,最后进行深化设计。这种通过对地块实地的感知,让学生的设计不仅限于图纸上,而是基于现实状况更具可行性。这类教学属于现场设计类实景教学。

范例:城市公共空间设计课的户外广告现场设计

该课程的现场设计部分主要分为:前期现场调研与考察、现场构思与方案探讨两个部分。在课程总体安排中,现场部分在前期考察与方案探讨中较多,后期则主要为课堂设计部分。现场设计在于让学生在现场充分了解该地块具体特征的基础上因地制宜,设计该区域建筑广告牌。

本次教学方式是由专业教师在城市中选取3个有待改造的城市空间节点,分别交予3组同学进行前期考察、踏勘与现场设计工作。现场设计的工作流程为:设计场地选择――现场调研考察――现场构思设计――设计现场公示――受众参与讨论――方案深化设计。在初期考察结束后,汇总为“户外广告考察与设计报告”并在课堂上进行汇报。报告内容是对目标地段的广告位数量统计、类型分布、设置现状等方面分析现有问题,现场提出合理的改造意见及勾画初步方案草图,再将设计草图在现场公示,邀请市民参与方案讨论,听取受众者意见,最后各组在现场勾画的草图与市民反馈的基础上再回到课堂进行深化设计。

这次现场设计使学生更真实、细致地对目标地块进行了一次完整、全面的分析,使他们更为深刻、具体地了解到设计与周边环境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关系,从而使设计更符合当地环境,符合受众需求。通过这种教学方式,让学生在一个现实的目标场景中对自己所设计的场地有一个比较真实的、具体的、综合性的了解,有利于学生设计过程更接近真实情况,提高设计能力。

三、艺术设计专业课中实景教学模式应用的注意事项

为了推进实景教学模式在艺术设计专业课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提高该教学法的应用成效,减少专业课教师在应用时遇到的困惑与障碍,结合上述建筑专业应用实景的成果与问题,对艺术设计专业课应用实景教学法应注意的事项做下列思考:

1.深化多元合作,优化实景教学环境

实景教学环境建设仅靠学校自身的力量不够。一是学校的财力、人力及物力有限,可能达不到预期建设效果;二是建设的教学环境与设备企业岗位需求可能不吻合,仿真性差,脱离实际职业情境,实景教学效果不佳;三是自行建设的实景教学环境可能在使用安全性上考虑不够。因此,需要加强多元合作建设,避免学校在模拟教学环境建设上的偏差与盲目,努力构建一个与社会、企业接近的真实或仿真的职业与工作环境。

2.灵活应用实景教学,促进与其他教学方法结合

实景教学法注重专业知识的实际应用,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体现学生的学习主体性,但任何一种教学法都不可能是万能的,实景教学模式也不例外,其过程也需要灵活地加以应用,不能只讲形式,并与其他教学方法有机结合,达到最佳的使用效果。

3.注重教学应用规范性,保证实景教学成效

规范地运用实景教学模式是教学出成效的必备条件。实景教学模式是以模拟或构建真实工作场景为目标,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它打破传统学科教学的局限,不仅很好地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而且对学生的专业理论、道德品行、学习能力、社会能力等综合职业素养的培养有很大帮助。专业课教师需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因势利导地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

4.促进与信息技术结合,推动实景教学现代化

实景教学模式与信息技术结合主要体现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上。虚拟现实技术是一个新型教学媒体,它是利用三维图形生成技术、多传感交互技术以及高分辨显示技术生成三维逼真的虚拟环境,可以让学习者在仿真虚拟环境里模拟训练,通过逼真的声像展现,使学生得到真实情况下难以获得的体验。

参考文献:

[1]沈金辉.“校企联动,实景驱导”课堂教学模式探讨[J].教育界,2012(6).

[2]戴菲.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特色教学体系探索[J].中国成人教育,2010(18).

[3]赵一.环境艺术设计专业项目式教学法探索[J].美术大观,2010(2).

[4]逯海勇,胡海燕.基于“问题与参与式”的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模式研究[J].美术大观,2013(12).

[5]史瑶.伦敦建筑联盟学院(aa)的建筑教学研究[D].天津大学建筑学院,2007(6).

[6]赵崇晖.模拟教学法在中职学校专业课中的应用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3(5).

[7]张金华,叶磊.体验式教学研究综述[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6).

民间艺术考察报告篇6

王子云从1930年底到1937年初,在法国巴黎的高等美术学校学习雕塑、绘画并自费考察欧洲各国美术遗存。回国之初,王子云没有回到他出国前工作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而是在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旅行几近半年。他本来有回来筹集美术作品和文物资料,再往法国举办展览的打算。他也有在法国长期生活的准备。在法国生活的几年,因为欧洲社会对中国古代艺术的推崇,也影响到王子云;特别是恩克尔曼的田野考古学派的风靡,竟使得本来以油画与雕塑创作为业的王子云,对艺术文物的考察兴趣日增。这时候,他当年在徐州读师范学校的老同学刘季洪正在做河南大学校长,介绍他参观了洛阳等地的出土文物。这应该是王子云留心于艺术文物的开始。(1)

1937年7月7日夜间,王子云与老友乌叔养一起坐火车从济南往青岛,在火车上听到广播:因为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抵抗日本侵略军进攻,本列火车将执行军运任务,立刻折返济南。王子云回到济南,立即给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发电报,表示愿意回到学校,与同人一起为国家的抗战文化事业工作。几天之后,王子云就收到林风眠回电,聘其为学校一级教授,并请他立即到杭州。当年中国美术界中人,最讲究的就是“留法”。王子云在“西湖”,自以为艺不逊人,就是因为没有“留法”的金字招牌,就是当不上教授,如今,八年留洋,谈起欧洲美术的一切,他都不逊于任何人。至于艺术方面的实际造诣,这时候的王子云,几乎是一个全能人物。他的油画,在日本和法国都是上了大雅之堂的;在欧洲近八年,还使自己从一个单纯的画家进入了学术视野。这,在当时的杭州艺专,也是凤毛麟角。(2)

就在王子云心静下来,准备为学校努力服务的时候,战火烧近了杭州。学校搬迁,先往金华。又到湖南沅陵,在这里,从北平迁来的北平艺专奉命与杭州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原两校校长赵太侔与林风眠都没有当成新校长,被教育部派来的滕固长校。从此以后,国立艺专便风潮不断。滕固的短暂长校,有提升艺术院校学术品位的抱负,可是,那时侯美术界中人,普遍重技术而轻学术;“西湖”老人,也普遍认为滕固一政客而已,谁会去把他当成一个美术教育家呢!中国是个“官本位”传统深厚的国家,文化人对官,是又羡又嫌;惯常情况是官对文化人的命运发生影响,在有些情形下,文化人的“众口铄金”,对某些有官“名”也有文“实”的人也发生影响,甚至是悲剧性影响。滕固在国立艺专的遭遇,即为此类。

两校合并,倒是给王子云带来一次小小的“官运”:校长是上面派了,但学校的中层,还是要照顾两边。这样,从北平来的常书鸿当了学校的专科部主任,王子云当了中专部主任。据王子云回忆:当时在艺专学习的学生有董希文、李浴、毕晋吉,赵蕴修、姚继勋、张祖武、吴冠中、卢善群、柳维和、乌密风、周绍森、朱培均、王炳照、雷震、赵无极、群等。(3)其中雷震、卢善群、姚继勋三人,在王子云组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时,都前往报名参加。这里须要说明的一点是:王子云在欧洲学习雕塑艺术时间最久,他回来后,最适合的位置应该是艺专的雕塑系,但他一直到离开艺专,都没有在雕塑系任职。当时艺专雕塑系的主任是李金发。他也是早年从欧洲学习回来的艺术家,但他作为诗人的影响远远大过雕塑家的成绩。王子云虽然未进雕塑系,但这时期对学习雕塑的王朝闻、朱培钧等学生都有影响。他在欧洲的见闻,成为行军路上学生们喜闻乐问的内容。

在沅陵呆了没有多久,学校又往贵阳、昆明撤退。在长达三千多里的长途跋涉里,真正是千辛万苦。这时候王子云和常书鸿又被派为先遣人员,在昆明为学校寻找抗日战争期间的长久性地址。应该说,王子云和常书鸿既有在法国留学时期的接触,又有千里长途中的患难与共,又都是学校倚重的中层干部,应该有很多话可讲。他们在昆明一起求见龙云,为学校要求合适的建校地址,龙云虽为武人,对艺术教育还表现很热情,他主动建议把昆明市区的风景名胜圆通寺拿出来作艺专的校址。(4)龙云应该是王子云和高级官员打交道的第一人,以后,他还将和卫立煌,和蒋鼎文,和胡宗南打交道。在这些官员里,他没有什么深交,也没有想过和他们深交,多为办公事,大多也还得到帮助。当时他不曾想到:和这些人的公事来往,在以后也会给他带来麻烦。

王子云在昆明呆的时间不长,1939年春天才到达,他为学校联系建校地址,刚刚有着落,便于1939年暑假之后离开学校,前往重庆。有说法是因为林风眠的离校,造成王子云的跟随而去,这可以是一个人情上的原因,但更加重要的是王子云为自己的出路着想。这时候,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重庆作为“陪都”地位已经巩固,文化人多往重庆聚集。王子云到重庆不久,便通过“投标”方式接受了重庆市政府为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作雕塑的任务。

二、考察团成立的决策者

王子云到重庆后,在半年时间里拿出了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的图稿和模型,获得当局的通过,已经备料兴工,却因为日军的狂轰滥炸,使得重庆“战时首都”的建设计划大部搁浅。纪念碑是当时最高建筑,又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当然是日军轰炸的显要目标,而且,在山城重庆复杂的地形条件下,还容易成为日军飞机的导航路标。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是重庆市政府一项重要建设计划的纪念碑及雕塑,不能不取消。王子云在这一时期,三天两头等待官方的决定,他心里却在思考:在如今这样诸事难为的环境下,怎样做一点可以较长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在国外的时候,他就想望一旦回国,要有重点地寻访古典美术遗存,那时侯的想法是把这样的考察收获带到国外,可以办展览,写文章,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向国外介绍中国美术,现在既已决定留在国内,为什么不更加系统和细致地进行这项工作?他渐渐理出一个头绪,并且很快向教育部提出自己的计划:组织一个以艺术文物为主要考察内容的队伍,前往祖国西北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了解,并且以现在可行的科学手段,作以记录表现。这样的工作,不仅是千百年来,历代政府未曾顾及,史无前例之盛举,尤在当前抗日战争艰难进行时期,对中华民族伟大文化之认识及感知,对国人坚持抗战之信心必有极大鼓舞,即从发挥现有美术专业人才作用,减少失业之具体而言,也是事半功倍之举措。王子云平时并不善言谈,也不多写文章,可是,林风眠与之共事,却每委以必须条分缕析清爽明白之任。在出国之前,他是西湖艺术院的注册科长,回国之后,又任合并后艺专的中专部主任,这两件差事,都要些行政才能,而王子云偏偏不想受行政历练,他就是想靠艺术成名成家。但是,公文报告,等因奉此,阐述申请之类的作业,毕竟也不是毫无用处。他对教育部的有关人员谈起组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想法,立即引起重视,很快便通过所有的官场程序,到1940年秋天,考察团便组织成立。(5)

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立,王子云即出任团长。按一般人的想法,王子云是出于林风眠的推荐,这个因素是存在的。在西湖艺术院的老人里,出国学习雕塑艺术,时间最久的应数王子云,而在进行创作的同时对学术发生强烈兴趣的也是王子云。早在杭州国立艺专成立之初,王子云就与林风眠共事。滕固取代林风眠任校长之后,林风眠不能再在学校呆下去,只身前往重庆,几近赋闲。很快,王子云也来到重庆,二人如影随形。这一时期,王子云的进退出入受林风眠直接影响是显然的。

其时,抗日战争逐渐进入相持阶段,“前线”和“大后方”的战略格局渐趋分明,“大后方”的社会生活得到暂时相对宁静,而大量的文化人则处于失业状态。王子云有幸进行陪都重庆“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的创作,是最为光荣,也有生活保障的事情,但是,一但停顿,也处于失业威胁之中。这时候的林风眠离开国立艺专校长位置,比一般失业教员要好过些,他毕竟是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服务多年的教育官员,这时候在重庆教育部以“专员”名义挂个闲职,也同滕固前来艺专之前的身份差不多。王子云和林风眠都有法国生活经历,两人议论之间,既为个人前途计议,也离不开艺术事业。在王子云下决心往西北之时,林风眠的意见肯定是起了作用的。但是,这时候的林风眠,“既已不得志于有司”,他也没有决定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的权力。

还有一说,是王子云靠他的徐州老乡兼老同学刘季洪而得遇于教育部长陈立夫(6)。其实,考察团成立一年多以后,刘季洪才就社会教育司长之任。而根据王子云自己的回忆,他于1941年率领考察团到河南洛阳考察时,刘季洪还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王子云还通过他和河南省官方联络有关事宜。刘季洪任河南大学校长是1935年11月到1939年4月,而在就任社会教育司长之前,他已经是教育部秘书,实际上就是陈立夫的专任秘书。(7)王子云的记忆也有误。

不能排除刘季洪在王子云就任考察团团长一事上发挥的作用,但是,王子云自己向教育部提出了一个报告是确实的,而当时,教育部也确有进行此项工作之计划。遗憾的是,王子云本人对考察团组建时期的记录已经难以寻见,还是当年一位当事人的“交代”材料所叙甚详。这个人是徐朗秋。他写于1955年8月7日的材料说:

“在伪教育部退到重庆以后,有一个反动的阴谋计划,就是登记逃亡的各种教育工作人员,把他们组织起来,为它们做反动教育工作。我所知道的在社会教育方面的有社会教育工作团,戏剧教育工作队,电化教育工作队等各一队到三队不等,分散各省巡回工作。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就是那时计划设立的。

“1940年(大概在暑假前后),王子云到了重庆,还有画家林风眠一同住在旅馆里。

“王子云那时侯就谈到西北艺术文物的丰富,特别是汉唐文物,都需要考察整理,他就向伪教育部提出了考察建议书。这个建议书是托我转给社会教育司长陈礼江的。”

可见,当时决定考察团组建问题的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王子云和司长陈礼江并无个人关系,老同学徐朗秋只是一个科员,王子云是怎样当上考察团团长的,徐朗秋的材料说:

“这个建议书得到了伪教育部的采纳,决定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规定考察洛阳龙门石窟、陕西汉唐文物及甘肃敦煌石窟等。并指定由王子云负责筹备,登记并选用合格人员。我那时是社会教育司主管科(二科)的科员,就由我拟稿,以社教司名义签报核准的。我是不是有这样大的力量举荐比较地位高的团长取得陈立夫的信任呢?在实力上,我是没有的。我想,那是陈礼江口袋里没有这路人才,王子云本身有这种工作条件。科长相菊潭是陈立夫的人,他也和王子云谈过,这件事要做,或者以王子云为合适。王子云是个纯技术观点的艺术工作者(我那时的看法),不见得有什么政治企图。至于他是否另借其他方面的力量如滕固、林风眠等向陈立夫处推荐,我就不知道了。”(8)

徐朗秋写这份材料时,正在上海的一所中学工作,当时正是“肃反”运动之中,其材料里把政府教育部称为“伪教育部”,对当局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的所有文化方面的工作统称为“反动阴谋计划”,这是当时的时代烙印。其实,其所言及的一些文化组织,如演剧队,不唯有大量进步艺术家在其中工作,有些还完全在共产党员的控制之下。某一时期,越是在政权里工作过的人,越是要谈国民政府必称“伪”,谈及高官必称“匪”,这是两党尖锐对立,政权易手后的时代语言。当时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徐朗秋,既要表示和旧政权的一切行为划清界限,又要尽量保证所谈问题的客观,以他所叙,王子云没有大后台却可以因为工作需要而当上直属教育部领导的考察团负责人,这岂不是又在为旧政权评功摆好?于是他留下伏笔,说王子云可能通过滕固等人去游说陈立夫,这样的“想当然耳”,也显得书生气。滕固固然是当过政府教育部的高官,但是王子云正是因为与他“不搭界”才很快离开艺专,通过他去请托显然不可能。徐朗秋的证明材料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在王子云任职一事上绝口不谈刘季洪。刘季洪在1940年确实不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但他也已经离开了河南大学校长之任,在教育部任“专员”。刘本来就是教育部长陈立夫的亲信,在王子云的任职问题上,比林风眠和滕固更有说话权力是显然的。徐郎秋和王子云都回避谈刘季洪,显然出于共同的苦衷:他们和刘季洪都是江苏第七师范学校的同学,1945年以后,徐朗秋又与刘季洪、王子云在西北大学共事,而刘季洪1950年之后正在台湾任政府“考试院院长”,位居政府部长之上,是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之一。如果谈起刘季洪,徐朗秋既怕给王子云带来麻烦,也怕给自己带来麻烦。五十年代初期,徐朗秋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任教,在反运动时,自杀未遂被关进监狱。后瘐死狱中。从此人对王子云的实际帮助,及至危难之中,仍屡出善言,亦堪敬重叹息。

关于刘季洪,现在在大陆很难得见其人资料。由于多年挨整,王子云在生前的有关文字记述里几乎没有提到其人,实在避不过去之处便含糊言之。刘季洪在1944年至1947年曾任西北大学校长。早在二十年代,王子云在南京中央大学和教育部共辖的南京民众教育馆工作时,刘季洪就是馆长,王子云为美术部主任,其属员有吕凤子、乌叔养。这时候徐朗秋也在馆内工作,为民俗调查部主任。以后,王子云想往西北考察文物,徐朗秋作为教育部一个普通科员而能够全力促成,有共同的文化兴趣和职业经历应该也是原因之一。刘季洪在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期间,对艺术文物考察团的事情有很多关照,考察团在重庆举办成果展览时,刘季洪陪陈立夫前往参观,当时报纸评价是宏扬民族文化的显著成绩,作为社会教育司长的刘季洪脸上有光。考察团结束之时,恰恰也是刘季洪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调任西北大学校长之时,而王子云其时直接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当了教授,除却有徐州老乡萧一山在西北大学当文学院长,刘季洪身为校长的原因也是显然的。刘季洪以后在台湾历任“考试院长”、“总统府资政”,和张群、王云五、张其昀等身份仿佛。王子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战战兢兢,在“”之前,他是根本不敢提起刘季洪其人的。不论陈礼江、刘季洪,还是滕固、林风眠,都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官员,决策者是陈立夫。于右任到敦煌考察之后以监察院院长身份向行政院提出建立敦煌艺术研究院,是在1941年年底,而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建立是1940年秋。考察团筹备之初,敦煌考察便是主要内容之一。于右任对西北文物遗存的关心是超过其他大员的。作为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却是当时成立考察团的决策人。以后,敦煌研究机构的成立,也是考察团工作的必然延展。

三、考察团人员的构成

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成员是公开招聘的。当时教育部在重庆郊区之青木关,考察团的筹备处即临时设在部属之民众教育馆内,应聘者均须往青木关接受考试,内容主要是对美术学历的资格审查和绘画基本知识的考试。当时前来应试者多是美术院校的毕业学生。现在可以看见的王子云和夫人何正璜对考察团的回忆多为学术性质,而对考察团的人员组成,语焉不详。倒是当年考察团成员,解放后在江西省文化部门工作的雷震,于1955年向有关方面的一个“交代”材料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据雷震所言,考察团的编制一共是十人,除团长王子云外,其余人员是:

周思铭,浙江人,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是和王子云同时到团进行筹备的“元老”,任总务组长。1941年便离团回重庆。

戚承先,浙江人,据说是陈立夫的远房外甥,在考察团担任社会风俗调查工作。1941年与周思铭一起回重庆。

何正璜,女,湖北人,毕业于武昌艺专,后往日本东京高等美术学校留学。在考察团担任文字工作。

张仁均,江西人,曾在南昌做中学美术教师,在考察团担任绘画工作,1941年因精神疾病离团,以后在四川璧山的社会教育学院工作,解放以后,还在四川省政府研究室工作过。

姚继勋,浙江人,国立艺专毕业,担任雕刻摄影,1942年离团,回重庆后协助刘开渠搞雕塑,解放后曾在上海中山公园文化馆当馆长。

陈典尧,四川人,武昌艺专毕业,在考察团担任翻制雕刻模型工作,1942年因病离团,。

雷震,江西人,杭州国立艺专毕业,在考察团担任图案绘图和文字工作,并临时担任过总务组长和采集组长,解放后在江西省文化厅工作。

梁启杰,广东人,中山大学建筑系毕业,在考察团担任古建装饰和测绘工作,1942年离团。

李炳章,四川人,为考察团工友,以后成为技工。

这是雷震参加考察团工作期间,他所知道的成员情况。王子云的回忆则说考察团成员是十一人。在长达四年多的存在期内,团员有进有出,但似乎最多时没有超过十人。还有几位团员,雷震也提到,他们是:

卢善群,江西人,解放后,卢在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任教;邹道龙,江苏人;马基光,河南人,他们都是杭州国立艺专毕业,都在考察团工作过,其中邹道龙参加了对敦煌的考察。

李松如,西安有名的拓制碑帖的艺人,也参加了考察团的部分工作。

郑祖良,在重庆50兵工厂做建筑设计工作,临出发退团,由梁启杰补。郑祖良与梁启杰以后都在广州市的建筑设计院做技术工作。(9)

雷震没有提到的考察团成员还有一位赵瑞琪,抗日战争时期从山东来西安,也参加了考察团在关中地区的工作。赵瑞琪解放以后在南京市工作,因为他在考察团期间与雷震一起参观过原杭州艺专教授李朴园任职的西安“劳动营”,此劳动营是抗日战争时期当局关押改造受共产党影响的青年的变相集中营,故赵瑞琪在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时写出了他参加考察团的一段经历。雷震在较为详细地介绍考察团成员情况时,却不提此人,可能也与这点政治原因有关系。(10)

从考察团成员的结构来看,绝大部分是专业美术院校毕业,且多系杭州国立艺专出身。王子云本来是该校教师,又有留学巴黎多年、对西方美术考察的经验,此番组织艺术文物考察团,事业人望,师生联袂,在当时国家危亡,士心困沮之间,是难得的一派文化气象。

王子云一生,最显赫之事应该算艺术文物考察团期间,工作虽然艰苦,毕竟得以完成。以一个职业画家的经历而论,考察团的事业使王子云以后渐渐离开了创作而进入学术,而像傅抱石、黄宾虹这样的画家,都是先学术而渐渐专注于画艺,终得大名。比较之下,王子云却渐渐寂寞,这转折点就是西北艺术文物考察。但是,衡之王子云一生,考察团的一段还是充实而顺利的。中国当代的大画家很多,王子云本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大画家。中国当代画家出身的学者却并不多,几乎没有什么画家愿意成名之后再去搞清苦寂寞的学术,而王子云则走了这样的道路。

四、何正璜及其回忆

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所有成员里,只有何正璜一个女性,而在以后的考察团事业里,对王子云帮助最大的也是这位女性。

何正璜原籍湖北汉川,1914年出生于日本。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时,和傅抱石夫人罗时慧,江西才子彭友善等为同班同学。何正璜到日本读东京高等美术学校,与后来成为将领的唐平铸为同学好友。(11)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胡辛所著《彭友善传》一书,其中谈到何正璜。如该书第129页说“她的母亲却是个日本女人”。错。何正璜确实出生在日本,以后又曾在日本学习美术,她的母亲却没有日本血统。何母张楚,字佳牖,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妇女运动的活动家,可惜在何正璜十几岁时就去世了。张家几姊妹都受她影响,其中何正璜的五姨张佳敏虽然一生为小学教员,却用自己微薄的薪水支持吴晗夫人袁震上了武汉大学。袁震的姐姐、陈郁夫人袁溥之被当局逮捕时,张佳敏冒险到监狱去看望。因为这样的关系,袁家姐妹与张佳敏为终身之交。解放后,何正璜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筹备石刻艺术陈列室,曾经通过五姨找袁震,希望历史学家吴晗题额。吴晗感觉自己的分量还不足以为古都西安的这个重要陈列室题额,便找了书法人望两相高的。(12)现在,到碑林博物馆参观的人,都还能够见到的那块题匾。关于王子云的经历,《彭友善传》第388页说:“王子云先生……解放前曾任林风眠创建的北平美专的教务主任,后又出任国民政府驻欧洲美术代表,40年代初,王先生出任敦煌考察团秘书长,常书鸿先生任团长”。皆错。这里所云人事涉及王子云的履历和中国现代美术史的一些细节,当为澄清:北平美专非林风眠创建,其第一任校长是郑锦,林风眠1925年由法国归来,被北平美专师生以“一人一票”方式选举为校长。王子云曾经在北平美专读书,因参与未能毕业。王子云在该校读书和林风眠来校时期,北平美专教务长是大名鼎鼎的闻一多。在这里,《彭友善传》的作者将王子云拔高了。王子云到欧洲留学,曾经有西湖艺术院驻欧洲代表的名义,是林风眠院长想帮助他得到一点经费补助。国民政府从来没有过什么“驻欧洲美术代表”。任何一国政府也不会有驻外国的“美术代表”。这里,作者只图事情人物的辉煌,把王子云一介书生拔高到国家驻外代表的身份,美意可嘉,但若任“传奇”,清晰的历史就成为花里胡哨的游戏。关于“敦煌考察团”之名,也是作者想当然的产物。显然因为敦煌学显,一沾上它,便不免夸张之词。常书鸿因敦煌而知名于世,但他从来不曾是考察团的成员。考察团总共十来个人,王子云独力支撑为团长,哪里有什么“秘书长”。作者乱封官,到得真正“序职”的时候,手里纱帽批发已尽,又将王子云降职。

何正璜回国以后,就经历战乱生活,所学的美术专业和对生活的浪漫憧憬都被残酷的现实抛入阴霾,她没有职业,和父亲一直逃难到鄂西山区的小城恩施,这里是武汉失守后的湖北省政府所在地。有一天,何正璜在江边洗衣服,见水边漂着一张《大公报》,上面有教育部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招聘启示,见到这个启示,她欣喜若狂,很快便乘船到重庆,求见已经发表为考察团团长的王子云。

在何正璜未发表的日记里,有她和王子云初见时的记录:

“阴晴不定的天气,欣戚不定的心情,是去呢,还是算了,老在我心中间争执。洗过脸,没敢搽胭脂,为了昨天不该穿了这件玫瑰色的衣服来去见一个太陌生的人,太惹人注意当然是要不得的。但是借不着别的衣裳又有什么办法呢。想了想已经十点钟了,只有大着胆子喊车到两路口,一转弯就看见四川饭店了。踌躇了半天,才敢推门进去,一个不十分讨厌的人招呼我坐下。我感觉我当时的心跳动得厉害,尤其是谈了半天,简直找不到一点中心主题,我更是莫名其妙了。我有点失悔不该来的,但是那个人相当和蔼,才使我稍稍安定一点。可是我不敢看他,因为他的眼光似乎很射人。我觉得脸有些红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又不是藏在深闺中长大的,又不是初次和陌生人交谈的,为什么今天忽然这样窘迫羞涩?实在自解不得。幸而谈话一下也就结束了,我告辞出来,他送我到房门口,相当亲切的和我告别。我松弛了的心不由得又跳了起来,不敢回头看他,低着头就匆匆的下楼了。步行回指委会,心中相当高兴,因为他许可我考虑。假若我真能和他们一块去,我该是几样的幸运和快乐啊!约在次日十时答复他。七爹要我过南岸斟酌一下,我便怀着极大的希望回到南岸。这第一次生疏客气仓促陌生的会晤,却使我从此都不安静起来,夜间睡在床上,想着那人的眼睛,北方的口音,搓着的双手,有轮廓的裤脚,一切我所不应当想到的事,我不敢往下想,好象有人在羞我……”(13)

在组织艺术文物考察团时,王子云也面临自己对生活伴侣的追求。以后,王子云和何正璜很快就相恋结婚,应该说是情投意合。何正璜的学历、才华证明,她对艺术文物考察团的事业是合适的人选,她以后写作和发表的大量文字,对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实践经历和文化影响绘声绘影,是当时十分杰出的学术散文。有位读者留心剪辑保存了何正璜的大量此类文章,在几十年后寄给她,使得这些已经鲜为人知的文章得以保存,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的《艺术界》杂志曾经发表过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其文笔之流畅练达,观察之细致开阔,情感之真切深挚,历数十年依然有十分强烈的感染力。何正璜的文学才华还表现在她的日记和书信等“寻常文字”里,且看何正璜记述和王子云“抗战时期的爱情”是怎样的情形:

“在月明之夜,乘白木船,横渡大江,其味其乐,不足为外人道”

“出店门忽然警报大作,人马又一齐飞奔,我们赶快算了账,提了东西便跑向江边,包了一只小船买了许多水果,二人登舟解缆放流,一江秋水中,照得这样一双艳影平添了自然界不少的美与生气,别船的人对我们投以羡妒的眼光,我们这一舟骄傲的情人,今天是开始做了第一次的甜侣于大众之前了,山的一半都在云中,只露出隐约的顶来,很有中国的淡墨画意,令人自觉亦染仙氛,可惜诗在辛酸中每每不作自出,而在甜蜜中却一点踪迹也寻不到……但是,黄绿色的江水拍着轻舟的边沿,舟人一篙一桨尽打出适当的节奏。”

“并到一心花园访林风眠先生,其处还有林先生之法籍女友及其他友人,我很局促的在他们之间坐了一会。他在友人面前的态度已足以告诉别人我们已到了什么程度了。”

“他也曾再三的说过,他一无所长,但能爱我一生绝无中变,这当然是我所最期盼的。我所以不婚富家子,不婚势贵人,也是因为怕受那种冤气。我宁肯裙布荆钗和他黄卷青灯的过一生。”

“今天是我们见面的三周月,他说在这一天举行我们的订婚比较有意思。好在一切亲长的同意都取得了,我们便从今天起开始有了一种正式的关系了。我个人因这很高兴,但同时却更害怕。

“今日无电灯,市街黯淡,星星小火荧荧有如鬼市,然二人心境殊乐,且至一心饭店与林先生共餐。三人笑谈无间,兴极而归。”(14)

王子云和何正璜谈了三个月的恋爱,这三个月也是艺术文物考察团的筹备时期,当考察团准备完毕,踏上征途之时,他们的爱情也成熟了。

注释:

(1)(2)(4)王子云《中外美术考古游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

(5)王子云在《考古游记》中将考察团从重庆往成都时间记为1940年6月,根据何正璜日记,应为当年11―12月,则考察团成立则当在1940年冬。

(6)西北大学在解放初期对王子云的审查材料及考察团员卢善群证明材料均持此说。

(7)《西北大学学人谱?刘季洪》,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

(8)徐朗秋1955年8月7日证明材料。

(9)雷震1955年11月7日证明材料。

(10)赵瑞琪1955年9月14日“我的补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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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舞台精英:建国后戏剧教育的场域——一种戏剧人才培养的"制度化仪式"胡志毅,HuZhiyi

3.外国戏剧中的人文精神教育刘明厚,Liuminghou

4.作为艺术存在方式的艺术活动张玉能,ZhangYuneng

5.近代中国报刊广告画的若干特色探析邢照华,XingZhaohua

6.对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史编写及其运用的史学方法之思考吴士新,wuShixin

7.接受·对话·交融——论美术史研究中的"图像学"徐习文

8.家国军旅一身事铁板铜琶唱大风——我国军事题材电视剧50年发展述略胡辉

9.对云南文化生态环境构建的初步探索汪瑶

10.论顾仲彝的改译剧刘欣,LiuXin

11.论设计美学的连体语境邢庆华,XingQinghua

12.论建水紫陶的特色与成因董万里

13.追寻"民居之魂"谭良斌,潘慧羽

14.试论装饰色彩的审美特点汪玲

15.二胡吟揉探微梁伟,段瑞雷

16.信息动态

17.论胡松华的歌唱艺术潘勋

18.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本真于热情之外——丁善德《新疆舞曲第二号》的艺术分析王梅

19.我国民族声乐发展管窥祝真伟

1.理想破灭了——从《玩偶之家》到《野鸭》陈军,ChenJun

2.一元化·极致化·辐辏化——论过士行戏剧创作的意象叙事刘文辉,Liuwenhui

3.徐渭《四声猿》本事考辨及对后世剧作的影响栗鹏

4.齐如山:梅兰芳赴美演出的总设计师李向东,LiXiangdong

5.黄佐临对舞剧《白毛女》的艺术构思杨洁,YangJie

6.隐蔽的言说与艰难的探索——从三部华人影像同性情感的表现策略谈起马潇,maXiao

7.跨境合作的华语商业电影之文本特征与创作缺陷景虹梅,JingHongmei

8.苏联交响芭蕾之历史经验研究王彬,wangBin

9.怒江州福贡县傈僳族民间传统舞蹈文化特征及演变初探彭小希

10.怒江传统民间艺术保存现状调查报告罗梅,Luomei

11.少数民族民间歌舞艺术的新文化语境探索苏常青,张锦鹏

12.少数族裔传统艺术传承机制探析——对石屏县哨冲乡慕善村花腰彝民族文化艺术传承班的调查迟燕琼

13.三大音乐流派中的情感表现——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音乐谈起周倩旎

14.比例节奏之结构力探微——泽纳基斯大型管弦乐《灯芯草》第二部分节奏分析庞莉

15.通才与专才的别样人生——李斯特与肖邦比较研究陈劲松

16.殊途同归——肖邦、李斯特钢琴练习曲之对比分析钱杨杰

17.弗里德里希绘画中的宗教意象与象征表现化铉

18.时代不同艺亦同——山人和黄宾虹山水画艺术特征的比较分析黄思源

19.公共艺术教育的新形式——艺术设计通识教育金银,JinYin

20.云南高师构建"民族声乐"教学模块之意义字舟云

21.试论声乐的色彩美感孙兰鹃

1.艺术意义的存在方式特征张弓,ZhangGong

2.重建艺术教育和艺术批评的审美体验维度陆兴忍

3.形式与内容的时代悖论——对中国当代戏曲革新的思考张默瀚,Zhangmohan

4.神秘、胁迫与生存的荒诞——品特剧作《送菜升降机》解读王佳磊,wangJialei

5.在现实语境中解读《老妇还乡》和建元

6.中国少数民族舞蹈艺术理论发展状况及前沿金秋,JinQiu

7.浅论禄劝彝族笛脚舞的保护与传承杨茂香

8.从文人画看当下民间美术课程化的意义李向伟,杨祥民,LiXiangwei,YangXiangmin

9.国画发展踯躅前行——50年代"国画创作接受遗产问题"的论辩蔡青,CaiQing

10.民国昆明电影放映业的发展车辚,CheLin

11.第六代导演的嬗变——从"文学"电影到"新闻"电影汪开庆

12.从《建国大业》看当前国产电影发展现状的一些特点郭晓,赵正阳

13.当代语境下中国电影产业的推广任妍

14.仪式与变迁——云南麻栗树村花腰彝祭龙调查谷家荣,罗明军,GuJiarong,Luomingjun

15.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艺术的生存与传承——基于云南彝族、傣族两个村落的田野考察魏美仙,蒋少华,weimeixian,JiangShaohua

16.对红河州石屏县的两所学校和富民县小水井村苗族唱诗班的考察——从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看云南传统音乐的可持续发展汪瑶

17.浅析传统歌曲演创中的字调现象孙建华

18.追求多样的音色表达、塑造丰富的音乐形象——舒曼《幻想曲集》op.12的演奏分析陈轶群

19.从艺术语言到语言艺术——对播音主持专业培养目标的思考王倩

20.山居花园植物生态景观构建探析文俊鸿,蒋黎曦1.全球化视域下的云南民族文化产业建设袁斌,YuanBin

2.艺术批评的引领意识张维青,Zhangweiqing

3.中国的艺术学发展张玉能,ZhangYuneng

4.高等艺术院校音乐教育中的本土音乐文化传承——以云南艺术学院为例黄凌飞,HuangLinfei

5.云南钢琴教育百年的三重溯源申波,武丽娟,ShenBo,wuLijuan

6.电脑音乐制作技术在和声课习题写作中的应用研究张岚

7.从社会学角度看原生态音乐之勃兴陈震

8.《卡利古拉》:自我的边界与自由的困境王洪琛,wangHongchen

9.在装置和戏剧之间的选择——情景展览剧《岁月1978》朱永军,ZhuYongjun

10.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与异化——从美狄亚到克莱尔熊美

11.论汉德克"说话剧"的戏剧特征严程莹,李启斌

民间艺术考察报告篇8

一、中国民间美术及其特点

民间美术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精髓之所在,它的创作主体就是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将民间风俗活动等精神需求加入到日常的劳作中,物质与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造就了现在的民间美术,民间美术体现了劳动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与艺术追求。他们在劳作生产中获得艺术灵感,他们的美术呈现出一种真诚、朴实、富有强烈民族特色的艺术特征。民间美术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需求,民间美术在原始社会就埋下了一颗种子,那是原始艺术孕育的标志。民间美术是劳动人民在日常的劳作中产生的,因此它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在民间艺术中可清晰地发现劳动人民的生活融入,比如:生活用具、房屋建筑、服饰特点等。民间美术可以说是劳动人民生活艺术的结晶,它不是局限在艺术的范围里,也不是追求艺术美,而是包含着深刻的寓意以及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希翼。民间美术汇集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与信仰,彰显出劳动人民独有的情感、人生观、生活经历等,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它可以折射出富有独特韵味的民族精神。

同时,我国是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国家,由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理念、精神信仰、风土人情等差异繁衍出多种个性鲜明的民族,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民间美术的表现形式,促使我国民间美术开出风格迥异的“民间美术之花”。

二、中国民间美术与现代广告设计的相通性

(一)色彩运营的相通性

民间美术在用色上大多以强烈的对比色为主,给人以强烈的对比感,反映了劳动人民热忱、真挚、朴实的品质。民间美术以简洁的色彩搭配碰撞出夺人眼球的色彩效果。在现代广告设计中同样也有类似于对比的用色方式(比如:冷暖色对比),展现出不一样的视觉效果,一般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色彩来对比,产生出强烈的差异感,使广告设计作品在视觉上给人强烈的冲击力。

(二)表现手法的相通性

从视觉原理的角度上来看,现代广告设计与民间美术仍然存在极大的相通性,它们的表现形式都是通过图像来表现视觉语言传达给他人。在传统美术中有许多利用点、线、面来设计图像,这与现代广告设计如出一辙。现代广告与民间美术在艺术创作情感的基础上诞生,虽然两者有不同的情感倾向,民间美术侧重的是创作者内心的情感表达,表现出创作者的情感理念。现代广告设计倾向引发大众情感,进而产生情感共鸣的目的。

(三)构图与造型的相通性

艺术作品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三维视觉形式来表现,同样的物体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但是民间美术,例如:皮影、剪纸等实则为二维的平面表现形式,经过艺术加工后以多位的形式展现,它的表现效果虽然达不到现代广告设计的效果,但它们的构图与造型的原理是相通的。例如:公益海报“牛”,它运用民间剪纸元素融入到整体设计中,运用“中国”的英文字母“China”来表现,将牛形剪纸与英文字母“China”融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头牛的造型,在展现力量感的同时也给人以强烈视觉冲击的效果,饱含着设计者对祖国发展的深深祝福与坚定信念。

三、民间美术对现代广告设计的启示

(一)充分吸收民间美术中的传统文化

民间美术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与经济性,促使劳动人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民间美术是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孕育而生,民间美术蕴藏着中华儿女丰富的情感经历,在民间美术的色彩应用上富有深厚的含义。现代广告设计应吸取这一精华,促使民间美术精髓与广告设计理念充分结合,让广告设计作品有绚丽外表的同时富有传统文化底蕴,带着民族特色的光辉,成为世界一流广告设计作品。

(二)结合民间美术设计应注意平面元素

现代广告设计在积累了二维平面设计与三维立体设计的双重概念之后,平面设计应在遵循视觉传达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改变转化为有序的组织。目前,我国的现代广告设计在技术上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民间美术的技术,现代广告设计利用电脑软件制作替换了手工制作,其设计风格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虽然现代广告设计与民间美术之间还具有一部分的差异,但在比较设计理念之后就可发现其相似性,它们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具有审美功能与使用功能的存在,并且实用功能占主体地位,作品的呈现也是由字体和图形的构成来表现。

(三)从民间美术的表现形式上寻找新颖设计元素

许多中国传统节日的礼品包装上都可寻找到传统民间美术的踪影,将传统美术精华以广告作品的方式展现给世人。比如:我们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月饼象征着团团圆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现代广告一般会提取富有民间美术特点的符号经过艺术加工后加强其视觉效果。民间美术的设计与装饰理念与现代广告设计如出一辙,在现代广告设计中可发现许多民间美术元素的痕迹,在广告作品《西安印象》的平面广告设计中就运用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剪纸艺术,在传统文字的基础上展示西安美食,设计简洁却极富有中国文化的传统意蕴。广告设计师可从民间美术元素中得到启发,通过自我的创新和改变转化为新的现代广告设计作品。

四、结语

中国现代广告设计想站在世界设计领域的前沿,就应立足于传统民间美术的基础上。民间美术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精华,蕴藏着我国几千年的文化积累,饱含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民族特征,将民间美术元素加入现代广告设计中,不仅达到发扬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我国传统艺术的继承与发展。现代广告设计与民间美术融合,以简约的视觉语言、先进的设计技术促使设计作品既符合现代审美又蕴含传统韵味。由此可见,民间美术对现代广告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注重民间美术运用对现代广告设计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我国现代广告设计定位的明确,而且有利于发扬我国的民族文化,促使我国现代广告设计领域成为国际设计界的巅峰。

参考文献:

[1]黄荣.对当前我国民间美术传承与发展途径的思考[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0(2):49-50.

[2]胡轶男.试论影视广告美术的特征及其作用[J].长春大学学报,2002,12(2):92-94.

民间艺术考察报告篇9

关键词:人文素质;民间艺术;田野调查

九十多年前,蔡元培先生致力于“以美育代宗教”,他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之仅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现今的大学艺术专业教育,以培养人的艺术感知力、鉴赏力和创造力为己任,应该是最接近于蔡先生的教育理念的。但是,大学的扩招、艺术专业教学思维的僵化,都不符合现代教育给我们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一、大学艺术专业人文素质培养的问题与必要性

中国的大学艺术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在专业艺术院校、综合性大学的艺术系生根发芽,专业涵盖了造型艺术、艺术设计、综合媒体艺术等多个领域。当前的大学艺术专业在人文素质培养方面有以下困境:(一)艺术专业招生条件的先天不足。艺术类学生的自我意识比较强,但是由于高校扩招、高考招生政策等一些原因,导致学生中存在过于偏重专业技能而轻视文化学习的现象,如:大量的艺术类考生的文化课成绩低,没有培养爱好读书、如何读书的习惯,国文水平不够,不关心民族艺术等现象,造成部分学生的人文素质并不高。(二)大学教育的功利化趋向造成的后果。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教育规模的日益庞大,曾经提出的“教育产业化”“学生就是上帝”的思潮是否应该反思?名之为大学,就应该为莘莘学子们提供“博、审、思、辨,行”的环境和条件,而不是建造“贩卖知识”“混文凭”“找个工作”的名利场。大学教育对于人格的培养是潜移默化的,不是单凭一两门课程能够解决人文教育问题。教师的严谨的治学、科学的方法、慎独的态度都会影响到学生的一生。(三)传统艺术教育观念的误区。艺术对于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艺术教育工作就要运用人类长期实践的所总结的审美和创造规律,去训练和影响人的感官和心理。但是传统的艺术教育观念往往重实践,轻规律,“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以“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来完成教育工作。传统教育对于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也基本是“放羊式”的管理,这不利于现代教育的趋势与发展,也难以承载扩招后的教育现状。此时,我们应重视现代教育学中科学的方法论,与艺术教育现状相结合寻找出符合当代要求的教育模式。

二、大学艺术专业人文素质培养的研究思路与策略

(一)以培养人文精神为核心,选取民族丰富的人文资源。一是差异性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艺术类的学生比较有独立的意识,创造性思维活跃,这是他们的优势。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以培养学生的个性为宗旨,找到每个人的差异,进行合理引导。我们选择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与保护,就是要培养学生对于传统艺术的了解与热爱,在抢救这些传统的民间艺术的时候,他们潜移默化地增强了传承民族文化,担负历史使命的责任感。二是学者与学生的人格互动。“教学相长”,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和素养,先进行知识储备工作,在与学生的互动中相互影响,以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这样才能发挥教师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以教师研究多年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三是选取丰富的民族人文资源。多年以来,艺术教育忽略了民间美术、民间说唱艺术等植根于民间沃土的广大资源,学生一般的学习方式是从课堂到课堂,没有深入研究我国的民间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我们寻找到于北方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皮影,通过追溯青龙皮影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分析,厘清文化渊源,强调民族性与民俗性,带领学生进行考察和艺术实践活动,提高艺术类学生的人文素质。(二)研究方法。首先是查找、总结文献资料的能力。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是艺术类学生比较欠缺的一种能力。我们主要通过图书馆、网络等来查找当地县志、图文资料、案例等,进行田野调查前的准备工作。这些资料需要搜集成册,进行分析和论证,在其中找到有价值的数据、图文和材料,以深化研究内容。其次是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奠定的。它通过实地考察、参与观察等方法观察、了解、认识被调查者的文化与社会。这需要长期的跟踪调查过程,比较深入地去理解一种文化的发生、发展的内外因素,从中寻找文化传承的线索。还有是比较研究。在对于某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进行调查的同时,深化资料,进行国内不同地区、民族出现的类似种类的比较研究,找出共同点和区别,研究出现差异的原因和该特点在本区域的发展。我们甚至可以打破艺术门类的限制,研究在不同领域该艺术特点的延伸。如在电影、动画、新媒体等综合艺术领域,某一种传统的民间美术形式是如何发展的。(三)改革艺术专业教学方法,强调深入调查与研究的体验式教学。课堂教学只是一种基本知识的介绍和传播,我们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出具体要求,请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和自主提出方案,进行论证,实地考察,得出结论。这样学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场景中提高了独立思考和组织的能力,最终达到知识体系的完备和自由创作的目的。(四)建立于完善学生人文素质评价体系。在教学过程中如何控制学生的学习进展,怎样了解教学效果,及时调整教学进度以及最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有何评价呢?建立一套完善的评价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此体系必须是从实践中来,并能够分项进行综合评价,在不同的大学、艺术专业都可以推广试行。

三、大学艺术专业人文素质培养的具体实施方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等教育要“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天津大学仁爱学院艺术系动画专业借鉴工程教育改革的理念与方法,提出了独特的“二段式”培养模式,即通识教育与工作室培养模式。特别是近年来应对动画专业向“泛动画”发展的趋势,在第二课堂提出加强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策略。依据此方针,我们打通美术基础课、实验动画创作、艺术考察、民间美术研究等课程体系,将某一课题贯穿其中,应用“走出去”、“做中学”等项目教学法,使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得到提高。(一)确立适用的课题研究。历史上的奚族文化与满族文化孕育了青龙皮影独特的的造型、唱腔、制作工艺等民间艺术特色,2009年被列入秦皇岛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立足于河北省深厚的民间艺术根基,结合大学艺术教育中的人文素质培养目标,为课堂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和方向。在民间美术课程中,教师结合青龙皮影的文化内涵,通过大量的图文资料教授学生该民间艺术的基本知识,要求学生通过图书馆、网络对本课题进行搜集资料,达到初步理解的目的。(二)打通实践环节的教学,运用田野调查法进行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我们结合青龙皮影的调研,将大学艺术教育课程中写生、艺术考察、实验动画创作、毕业创作结合起来,让学生深入乡村,进行田野调查,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并为他们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向。以2012级为例,在写生过程中增加了到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考察皮影的教学环节,对河北省的民间艺术形式进行深入的调研工作。(三)将传统艺术与动画创作结合。动画专业具有新技术、新媒体方面的优势。在工作室实践教学中,我们进行了皮影艺术资料库的建立的选题研究。直至毕业创作,先后有多名同学进行了皮影艺术与动画创作方面的研究,并创作出独具民间艺术风格的动画作品。(四)建立好学生评价体系。我们在教学安排上的专业实习考察、专业拓展、第二课堂环节,通过专业教师选报课题、学生自由报名的方式保证教师带学生的主导性与学生的自觉性。这几门课程为实践类课程,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实施尤为重要。该体系包括学生自评、提交成果报告、答辩、教师考评一系列的措施,形成常态化的管理与考评机制。通过几年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我们已经基本完善了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体系。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要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多提出一些适用的课题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学生是真正的受益者,能够在调研、实践、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观念,提高艺术感受力和人文素质。

作者:苏静徐春丽单位: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参考文献:

[1]胡广利.《青龙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

[2]张太保.《浅谈高校的人文素质教育》.淮南工业学院学报,2002.

[3]刘锐华.《冀东皮影史探讨与论述》.唐山戏曲资料汇编第3集(《冀东皮影戏专辑》)(内部资料).

民间艺术考察报告篇10

>>恭王府:磕磕绊绊的开放最不像王府的恭王府恭王府花园的旧日新天收藏的恭王府家具谷牧为恭王府开放努力30年李宏伟的“恭王府油画史诗”

">恭王府铭紫檀宝座的目鉴与考证

从非遗演出周看恭王府的文化空间建设对恭王府福文化展览的一些思考小故宫恭王府游恭王府闲说恭王府萃锦多福恭王府游恭王府花园等谷牧主持腾退修复恭王府恭王府静含太古福满园非遗之韵邂逅恭王府恭王府现有导视系统浅析“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艺术>恭王府:磕磕绊绊的开放恭王府:磕磕绊绊的开放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document.write("作者:高雪梅")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2009年2月22几,游客在北京恭王府参观

北京的王府不少。根据1959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普查登记,当时北京尚有清代王府55处。可惜打开大门的很少。

幸运的是,有一座号称“世界最大四合院”的王府,一年四季都敞开大门,迎接游客前来参观。

它就是始建于1776年的恭王府,也是目前北京保存最为完整且唯一对公众开放的清代王府。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感叹:“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

历经近30年的腾退修缮,2008年8月20日,恭王府终于揭开神秘面纱,对社会全面开放。

“这时距总理留下‘对社会开放恭王府’的遗愿已过去46年。国家将恭王府列入对社会开放计划已近30年,不计物价上涨因素,累计投资保守估算要6亿元以上。”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原党委副书记吴杰告诉《t望东方周刊》,这是当初启动恭王府全面开放工作时,人们很难想象的时间和支出。

恭王府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王府?

为什么留下开放恭王府的遗愿?

为什么谷牧同志年近90岁高龄时还说“恭王府不开放,我无法向交代啊。恭王府不开放,我死不瞑目”?

恭王府对公众开放,又历经了怎样的曲折?

吴杰向《t望东方周刊》记者讲述了恭王府的历史变迁,以及近30年的腾退开放往事。以下内容均为吴杰口述。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

恭王府是我国唯一保存比较完整、对社会全面开放的王府古建筑群,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占地面积约61000多平方米,其中府邸32000多平方米,花园28000多平方米。2006年11月,一名工人站在修缮基本完成的恭壬府多福轩正门前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这座著名王府是清王朝从康乾盛世一步步走向衰亡的见证。在清代,这里先后经历了三位主人,分别是乾隆年间大学士和|、嘉庆年间庆王永U、咸丰年间恭亲王奕?。

1860年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颁旨恭亲王奕?负责与英法联军等外国列强进行谈判,恭王府成为奕?与英法联军谈判的重要场所。

清朝灭亡后,恭亲王孙子溥伟仍梦想复辟清王朝统治,为筹措经费及过上奢侈生活,他将恭亲王留下的古玩珍宝卖给日本山中商会,又拿恭王府龙票为抵押向天主教会借了4万银元。复辟未成,但4万银元10年后利滚利已变成20多万银元,这位末代王孙无法偿还这笔债务。辅仁大学利用其与教会的特殊关系,以108根金条代他偿还了欠债,但恭王府的产权转移给了辅仁大学。

民国年间,这里与毗邻的涛贝勒府成为辅仁大学的校舍。

新中国成立后,恭王府的府邸和花园被分割开来,府邸让中国音乐学院(简称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简称艺研院)等用了,花园则让公安部宿舍、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幼儿园(简称幼儿园)、北京市冷风机厂(简称风机厂)、天主教爱国会等多家单位用了。

王府内还住进上百户居民,见缝插针盖了不少临时住房。“割据”的无序局面,导致恭王府安全隐患问题突出,文物保护工作受到极大威胁。

“要将这个园子保护好,将来有条件时对社会开放”

陈鸿舜、凯茨合著的《恭王府及其花园》中说:“有一部中国长篇小说分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恭王府,她就是著名的《红楼梦》。”

1962年,曹雪芹忌辰200周年的前一年,《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柳先生的《京华何处大观园》,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不仅再次推动大观园遗址在何处的寻踪之旅,也掀起了关于“京城何处大观园”的讨论。

讨论越来越热烈之际,电影越剧《红楼梦》也风靡一时,著名越剧演员王文娟、徐玉兰因分别饰演林黛玉和贾宝玉,红遍了大江南北。

喜欢看《红楼梦》的接见了王文娟、徐玉兰,并邀请她们到中南海家中共进午餐。餐间,说:“你们演了那么多遍《红楼梦》,走,我带你们去看看真正的大观园。”

那一次,陪同去恭王府的有红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等人。在考察恭王府时说:“此园是不是大观园不要轻率地肯定,也不要轻易否定,要让红学家们去争论。但是,要将这个园子保护好,将来有条件时对社会开放。”

首次提出要将恭王府文物保护好,将来要对社会开放,拉开了恭王府文物保护和全面开放工作的序幕。

随后,郭沫若、陈书通、张奚若、李富春、李先念、杨尚昆、先后到恭王府参观考察,他们对恭王府是不是大观园都非常感兴趣。郭沫若考察后还题诗一首:“一日清闲结雅游,百年余梦觅红楼。楼前尚有湘妃竹,扇上钱塘天外流。”

“一砖一瓦都不要再破坏了”

谷牧同志在《谷牧回忆录》中,专门用一个名为“完成保护恭王府等几件交代的任务”的篇章,回忆了交办他对社会开放恭王府的遗愿,以及为完成遗愿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谷牧回忆:“贯穿20世纪80年代(我在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任上)延续到90年代(我任政协副主席及卸任之后)一直到新世纪之初,我为抢救恭王府,改建琉璃厂文化街和建设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倾注了不少精力。我曾经为解决恭王府问题,多次召集文化部、北京市、公安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开联席会议,一再讲上面提到的几件事是交给我的任务。当然,交代我的事情并不止这些,我之所以集中谈这三项,主要是都跟文化有关……这使人联想到过去对梁思成保护北京传统建筑的建议重视不够(有的领导甚至反对),造成了一些遗憾和教训,需要进行修正。”

1980年6月,全国政协文化组的王昆仑、单士元、朱家玫任员视察恭王府后,看到其危在旦夕,痛心疾首,随即联名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递交了《呼吁书》,呼吁保护恭王府,重建“大观园”。

《呼吁书》说:“这座如此珍贵的古建筑,二百多年来没有毁于封建王朝,没有毁于八国联军,没有毁于军阀混战,没有毁于日本黩武主义者,没有毁于外国传教士,也没有毁于反动派,如果毁于我们之手,那我们有何脸面去见先人,那简直是一种罪孽”。

《呼吁书》用词非常犀利,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由此拉开了恭王府腾退搬迁和全面开放的大幕。

1980年7月19日上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视察恭王府时指出:“越看越觉得有修复的必要,现在一砖一瓦都不要再破坏了。”

根据谷牧同志的要求,国务院副秘书长袁晋修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召开了恭王府搬迁工作会议,当时的国家计委、文化部、公安部、北京市政府等领导出席了会议。会议传达了谷牧同志关于落实“对社会开放恭王府”遗愿的指示。会议决定,加强对恭王府文物保护工作的领导,占用单位必须保证恭王府文物不能再受到任何损坏。占用恭王府单位和居民的腾退工作,可以采取先易后难,“谁的孩子谁抱走”的指导方针。

会后,各相关部委和北京市政府对完成遗愿表示支持。

“搬迁问题未解决之前,仍要不停顿地修复”

“革命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改革开放年代那么多的困难都度过来了,唯独完成遗愿开放恭王府这件事情,办得很艰辛。”对于恭王府搬迁腾退工作,谷牧曾经很感慨。

尽管各方面表态支持恭王府开放工作,但从占用恭王府的单位和居民的搬迁工作一开始,单位利益与文物保护的矛盾就难以协调,这使得恭王府对社会全面开放举步维艰。

为此,1981年9月29日,谷牧主持召开了占用恭王府单位和居民搬迁工作会议。会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局)根据会议确定的事项,分别同有关单位进行多次磋商。

国管局当年12月7日向谷牧呈报的《关于恭王府住户搬迁情况的报告》中写道:“鉴于恭王府的单位和住户将陆续搬出,为做好腾出房屋的交接工作,特提出以下意见:1.恭王府内腾出房屋,无论原产权属于哪个单位,均移交恭王府,建议由文化部负责接收和管理。今后恭王府的保护、管理、修复工作,亦由文化部负责安排。2.恭王府内的单位和住户,按隶属关系,由其所在单位及上级单位负责动员搬迁和妥善安置。搬迁后的遗留问题和房屋产权等问题,由其所属上级单位负责处理。”谷牧批示“同意”。

1982年2月13日下午,谷牧在中南海听取恭王府腾退搬迁和修复工程的汇报时说:“恭王府是世界瞩目的我国古建筑,我们应该把它维护好。整个恭王府的修复、管理以及今后如何使用都交给你们文化部……如有不是,就唯你文化部是问。”

1982年2月28日,恭王府及花园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月24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仲秋元签发了向谷牧呈报的《关于恭王府修复工程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请求:请批拨23.5万元作为清理恭王府花园垃圾的经费。谷牧于4月14日将《请示报告》批转给时任国务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建议予以支持。姚依林同志4月15日即批转财政部:“同意支持,请财政部先拨23万元作为清理用,以后由文化部提出正式修复计划报计委批准。”

从《请示报告》可以看出,一是在当时国家财力捉襟见肘情况下,中央决定为对社会开放恭王府拨款,已属不易;二是恭王府23万元清理经费,在当时却需要两位国家领导人作出批示,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三是恭王府花园仅垃圾清理费就需23万元,可见当时恭王府文物保护状况和脏乱差的情况。

为了尽快完成的遗愿,尽早对社会开放恭王府,谷牧同志与有关领导进行沟通,得到姚依林等同志的支持,为落实艺研院、音乐学院新址建设资金创造了条件。

1982年,为保证占用恭王府单位和居民腾退工作顺利进行,在谷牧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由国管局牵头,当时的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公安部、文化部、国家宗教局等部委和北京市政府组成的“恭王府搬迁修复委员会”。修复委员会组建了恭王府修复工程专家组,专家组由古建专家单士元、朱家谩⒍畔芍蕖⒏盗兴、罗哲文、赵光华、李聚贤,和红学家周汝昌、李希凡、冯其庸等组成。

1982年4月,根据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仲秋元的要求,文化部总务司下属文化部修建队进驻恭王府,在专家组指导下,开始进行恭王府花园的修缮工程。

修建队进驻恭王府后,立即开始对恭王府情况进行初步调查,并形成了《关于恭王府工作调查报告》,用文字记录了80年代初恭王府的残破景象。同时,修建队开始对花园进行清理工作。

1983年11月8日,谷牧、胡启立等到恭王府视察,作出“在恭王府搬迁问题尚未解决之前,仍要不停顿地进行修复,要作整体规划设计”的重要指示。

同年11月19日,在恭王府搬迁工作专题会议上,谷牧说:“当前主要应抓搬迁和确定修复方案。由北京市牵头,文化部参加。所有住在恭王府及花园的单位和居民一律搬出。第一步是花园单位和居民,由北京市、公安部、国管局负责,1984年底全部迁出。第二步是住在王府的中国音乐学院,由北京市、文化部负责作出搬迁方案,力争在三年内迁出。第三步中国艺术研究院也要搬出。”谷牧再次强调:“修复管理要继续工作下去,要将恭王府修复总体方案在年底搞出来,由国务院讨论后报中央批准,成为一个国家项目。”

为落实谷牧的指示,做好恭王府修复保护规划方案,12月6日,文化部在恭王府召开了为期一天的恭王府修复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有朱家谩⒍畔戎蕖⒙拚芪摹⒌ナ吭、杨乃济、常学诗、傅连兴、孙晓翔和周汝昌等。

古建专家孙晓翔在发言中说:“历史文物表明人所走过的道路……要摆在这里叫人们去看。历史文物是怎么样的就怎样保护……我的意见:恭王府要按照王府修复。”

杨乃济说:“过去在建筑历史研究上,没有给王府应有的地位。恭王府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修缮不能离题,确定修复方案要以文物保护法为前提。”

罗哲文说:“文物的价值在于保持原状,要有比较深入的调查,取得可靠的根据。如暂时找不到,就要保持现状。”

傅连兴说:“我同意把新房子全部拆掉,如果王府前保存两栋大楼(不拆掉),就谈不上恢复恭王府。”

红学家周汝昌说:“我们的修复是为了开放。但在修复中要切忌公园化,而要保持王府的特色。”

1984年6月20日,恭王府管理处依据《文物保护法》颁发了经谷牧同志批准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恭王府保护管理细则》。

同年3月,文化部财务司形成了《关于恭王府修复规划总体方案的请示报告》,呈报国务院。

8月29日,谷牧批示:“经国务院研究同意,我也同意,按此报告办。”自此,恭王府文物保护事业走上依法依规发展的道路。

在修建队的艰苦努力下,恭王府花园修复工程取得积极进展。1988年8月,恭王府花园对社会开放,根据职能变化,恭王府修复管理处更名为文化部恭王府管理处。

在国家支持下,音乐学院新址建设进展顺利,艺研院新址建设也提上议事日程。

2003年,恭王府面临着府邸修复和全面开放的重任,文化部决定并经国家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了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从此,占用恭王府单位和居民的搬迁工作以及恭王府全面开放工作步入正轨。

花园腾退搬迁之难

恭王府搬迁工作是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按照“先易后难”“先花园再府邸”“谁的孩子谁抱走”的工作原则,艰难地从花园开始起步的。

幼儿园和天主教爱国会长期用的是恭王府花园西路,面积约占花园面积的三分之一。

为尽快解决天主教爱国会搬迁腾退问题,1982年12月20日,国务院副秘书长袁晋修召开专题会议,决定新建5000平方米房屋,解决天主教爱国会三团体及开办神哲学院的办公和教学用房。会后,时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同志决定拨款3000万元支持天主教搬迁腾退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天主教爱国会腾退搬迁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继续占用花园西路面积近5000平方米,房屋4071平方米。

1983年幼儿园搬出花园西路,可是交房时,由于接收手续不完备,幼儿园腾出的建筑一夜之间被当时在花园西路还留有部分办公室的天主教爱国会工作人员占用,没几天,修复管理处又将幼儿园交回的房屋收了回来。这里面的问题历史成因复杂,盘根错节。

当时谷牧副总理意识到,必须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解决天主教爱国会搬迁腾退工作,这个问题时间拖得越久,解决起来越麻烦,难度还会不断增加,影响恭王府全面开放工作。

2001年3月18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汪光焘陪同谷牧视察恭王府时,谷牧交办给他“三年开放恭王府”的任务,他向北京市委领导汇报后,由他出面与国家宗教局协商。2001年底,天主教爱国会主动交回了古建筑澄怀撷秀。

风机厂占用的是花园东北部大戏楼等古建筑。《谷牧回忆录》记载,1980年7月谷牧视察恭王府,“在看到空调器厂对戏楼造成的破坏时,我说了一句硬话:不管(恭王府)将来开放不开放,戏楼里的人都要搬迁出去”。

国管局召开的恭王府腾退搬迁工作会议结束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直接领导督促。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1984年空调机厂完成腾退搬迁工作,是占用恭王府花园单位腾退搬迁工作中唯一没有国家财政投入、北京市用自有资金完成搬迁工作的、搬迁最彻底的单位。

公安部宿舍是当时花园搬迁工作的难点,前后几经反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宿舍在花园古建区内的残败景象触目惊心,当时不仅古建筑年久失修,破损严重,而且住户随便倾倒垃圾,成为北京市“脏乱差”典型。

1983年9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视察恭王府后,对宿舍存在的“脏乱差”问题提出严肃批评,并指示,“修复恭王府是中央定下来的事,占用单位不要存在幻想”。

宿舍占据着恭王府花园中部和东部的古建筑。解放初期,公安部起初借用恭王府花园是为了给苏联专家工作和休息,苏联专家撤走后,改为公安部宿舍。经当时恭王府修复管理处统计,涉及腾退搬迁的有40多户。

当时国家财政经费十分紧张,但在谷牧的领导督促下,经过六年不懈努力后,1986年初位于木樨地的搬迁用房终于落成,搬迁了原住花园的44户中的38户。但还是留下6户居民,使得花园东府墙无法恢复。直到20年后的2006年,搬迁才全部完成,东府墙才得以恢复。

就在公安部的居民从花园搬出时,艺研院却将文化艺术出版社等单位搬进了花园,使刚有起色的恭王府搬迁工作再次陷入被动局面。谷牧对此提出严厉批评:“不对!不管什么原因,进去都是不对的。”

1986年5月18日,谷牧再次到恭王府视察并召开会议。他说:“修复恭王府是我过问的。1975年的指示,要修复恭王府。经过多次会议讨论研究决定下来的。恭王府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好的王府,是曹雪芹写《红楼梦》取材最主要的地方。”最后形成的《会议纪要》商定:公安部在恭王府花园住户要在本年内全部迁出。艺研院的红楼梦研究所和文化艺术出版社使用的房屋也要全部腾出(实际上出版社1998年才搬出)。

会后,谷牧视察恭王府腾退搬迁和修复工程。他走到花园中心时,看到住在此处的一位老同志还没有搬迁,直接影响了花园修复开放。恭王府管理人员说动迁户资格很老,对动迁不理解,动迁工作遇到了困难。谷牧当即告诉那位老同志:开放恭王府是交给他的任务,是的遗愿,请老同志予以支持。老同志立即表示支持恭王府全面开放工作,没有多久就迁出了恭王府花园。

1988年8月,恭王府花园对社会开放,为完成的遗愿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更艰难的府邸腾退搬迁

占用恭王府府邸的艺研院、音乐学院的搬迁工作直接决定着恭王府全面修复和尽快对社会全面开放的进度。府邸还居住着几十户居民,主要是艺研院和音乐学院的职工,另外还有强占办公用房当住宅的职工。2003年7月18日,工人在恭王府多福轩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进行搬迁

1980年,文化部向中央呈报了艺研院、音乐学院新址建设方案。几届文化部领导也向中央承诺尽快完成恭王府府邸搬迁工作,但是府邸搬迁工作依然进展缓慢,问题层出不穷。

1995年4月22日,时任恭王府管理处处长康明邀请谷牧再次来恭王府视察,当谷牧听到看到恭王府还只有花园对社会开放,占用恭王府府邸单位和居民腾退搬迁工作的承诺还停留在纸上时,非常震惊:“距上一次来9年了,我以为早就搬完了。”谷牧说,搬迁工作不理想,关键是没人逼。听完管理处负责人汇报“按比较乐观的搬迁进度,1997年大部分单位可以搬出恭王府”后,谷牧说:“看来我是见不到恭王府修完的那一天了。”

实际上,1995年恭王府府邸搬迁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音乐学院新址落成后,面积比原来扩大几倍,音乐学院于1989年搬出恭王府,但将音乐学院附中留了下来,成为新的搬迁单位。艺研院新址建设因施工质量、预算超支、拖欠施工款等原因,被迫停工多年。承建单位甚至威胁艺研院要收回土地。艺研院负责人请谷牧出面找到副市长张百发才使问题得以缓解。

占用恭王府府邸单位搬迁举步维艰,居住在府邸的居民搬迁更是难点,此项工作政策性强,难度很大。

占用恭王府府邸居民的第一次搬迁工作,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音乐学院的争吵中以失败告终。房子分出去了,却前搬后占。

1996年文化部再次拨付给府邸居民搬迁的50套房已经全部到位,要求1997年5月完成恭王府府邸居民动迁工作。可是搬迁工作进展缓慢,直至1997年10月,虽然搬迁房已经分出去了,但只有一户居民搬出,其他几十户居民分了房却没有搬,还在持观望态度。

对此,文化部主管部门多次下文催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音乐学院的领导吸取了第一次搬迁工作的教训,坚持原则,态度坚决,同时恭王府管理处也加强同搬迁单位的合作,尽可能地提供支持帮助,使一些企图浑水摸鱼的人无机可乘,这才有力保障了居民腾退搬迁工作平稳顺利地推进。

整整46年后,大功终告成

1998年8月恭王府花园开放十周年,谷牧再次到恭王府视察,听取恭王府腾退搬迁工作情况汇报。恭王府管理处汇报时又将恭王府开放时间推迟到2000年。其实管理处领导明白,在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建设追加投资没有着落,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搬迁杳无音信的情况下,2000年全面开放恭王府只是梦想。但是为了安慰长期关心恭王府全面开放工作、支持文化工作的谷牧同志,只好如此。实际上谷牧心里也十分清楚。谷牧在回忆录中说:“我对这类保票和所谓乐观估计有点不太相信。”

1999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视察恭王府,解决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建设的问题。

2000年,李岚清带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领导到恭王府府邸现场办公,听取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建设工程进展情况和筹建中国音乐博物馆工作汇报。国家发改委将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建设经费增加到1.16亿元。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建设工程在停工多年后,终于开始进入正常轨道,中国艺术研究院腾退搬迁已指日可待。

2001年3月18日,谷牧再次到恭王府视察。他十分关心中国艺术研究院、天主教爱国会、公安部6户居民、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搬迁和恭王府违章建筑拆除工作。谷牧再一次语重心长地说:“恭王府不开放,我无法向交代啊!恭王府不开放,我死不瞑目。”谷牧同志的这次视察,为日后北京市支持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搬迁工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促进了其他单位和居民的搬迁工作,进一步推动了恭王府全面开放。

2002年,北京市政府承诺完成留在府邸的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搬迁工作,府邸居民搬迁工作基本结束,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落成,恭王府全面开放指日可待,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艺研院搬迁工作再起波澜。艺研院搬走后,却将研究生部留下。2006年11月23日,工人正在给恭王府多福轩的窗框上漆

李岚清2002年9月28日得知此情况后,当天即要文化部向中央汇报恭王府腾退情况和使用方向,并指示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秘书三局局长高强召开有文化部、公安部、国管局、北京市政府等部委参加的会议,督办文化部限期2002年底完成恭王府腾退工作,尽快完成的遗愿,对社会全面开放恭王府。2002年底,文化部如期完成了恭王府单位和居民的搬迁工作。

2003年11月3日,李岚清和谷牧再次到恭王府视察,当谷牧谈到是受的托付,多年来一直关注恭王府的搬迁、修复和开放工作时,李岚清说:“谷牧同志受委托,我是受谷牧同志的委托,抓了5年恭王府的工作。”

2006年,北京市投资几亿元,占据恭王府府邸的最后一家单位――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完成腾退搬迁工作。同时,公安部宿舍中最后的6户居民,也完成了搬迁。至此,历时近26年的腾退工作,终于画上圆满句号。

2008年8月20日,在国家财政支持下,大修后的恭王府对社会全面开放,成为唯一一座对公众开放的清代王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