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新农村建设政策篇1
1978年，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土地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1984年中央提出土地承包期15年不变，1993年又提出再延长承包期30年，并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2003年3月启动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也重申了“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在此基础上规定，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离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并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不得调整承包地，且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2004年以后，农村改革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农村公共品供应为主要特征。2008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外媒体称之为“新”。调整后的农村土地政策在保持土地承包期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下，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中央政策的意图完全是基于农民的整体利益考虑。
从这几轮土地关系的调整中可以看出，中央非常重视“三农”问题并将其提到战略高度。特别是2008年农村土地政策的调整，将对我国农村建设的科学提供良好的保证。
以沈北新区为例，深入贯彻中央的土地政策，在新农村建设上按照区里的统一规划建设大辛中心村，对村屯拆迁腾出来的土地进行复耕。但农民的土地关系不能改变，主要目标是在农民取得土地权益的前提下，推动“农民就业”，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建设和谐新农村。中央新的土地政策是保证农民耕地所有权不被改变，在发展现代农业上，该街道采取农民出租土地，企业承包土地进行大型的畜牧、花卉等养殖形式来发展农业。从本质上说，一、没有改变土地的用途，仍然进行农业化生产；二、农民通过出租土地得到了不少于基本种植作物的收入；三、农民被解放出来去企业上班，又增加了新的收入。在严格执行国家土地政策的前提下，基本模式都是在贯彻中央的政策方针，但使农民得到更大的实惠才是真正目的。
土地关系不牢靠，新农村建设就无从谈起
我们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部分地区农村面貌变化相对较小，一些地方的农村还不通公路，群众看不起病，喝不上干净水，农民子女上不起学。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会成为空话。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关系总体是健康、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然而，如果连最基本的土地关系都保证不了的话，作为最底层的农民就没有了基本的生活保证。近些年，各地都在大力发展工业，许多农民的土地被占用，长此以往，人民的吃饭问题就是个大问题。无农不稳，必须要切实保证农民的土地关系，把农民的土地关系打牢，抑制各种名目的占地，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发展进步。因此，在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时期，中央新的土地关系的明晰，不但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也给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更好的机遇。
农村新农村建设政策篇2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财政拨款；政莱性银行；商业性银行
中图分类号：F8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3―0043―03
一、引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其各项目标的实现，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显然需要金融支持。面对目前农村投资收益低且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抵押担保难问题，是完全依靠政策性金融还是依靠行政干预，要求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必须参与呢?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以及按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改革的农信社，如果不按“利润最大化原则”运作，岂不又回到了从前的大锅饭?新准人的民营金融组织在“利润最大化原则”下，难免又成了新的“抽血机”，势必冲销政策性金融投入的作用。显然，政府放开准人，成立许多民营银行，并非解决农村资金紧张的良药，相反，这些新成立的民营银行在利润最大化原则下又将成为农村资金新的“抽血机”，只能起着雪上加霜的作用。因此，系统地研究新农村建设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很有必要。
二、新农村建设的任务与财政金融支持政策的关系
(一)新农村建设的任务
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可概括为五大任务，即：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1]这五大任务中的大部分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需要巨大的财政资金、金融资金的支持。
(二)财政金融支持政策的内容
当前的农村财政金融支持政策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各级政府直接拨付的财政性资金。这部分资金主要用来支付农村公共产品的开支，以及农业科技推广经费和农村教育支出。(2)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无息或低息贷款。在我国这种金融机构是农业发展银行，改革前的农业银行、农信社也兼有这种职能。(3)以农村信用社为主其他国有商行为辅、为数不多的商业性贷款。这部分资金主要是农信社的款项，四大国有商行对农村发放的资金极少。
(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与财政金融支持政策的关系
1．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实现农业产业化，需要财政拨款加以扶持，也需要政策性金融资金的投入。一方面，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大，产出具有不确定性，造成农业收益低，加之农产品供求弹性小，使农业面临相当大的市场风险，决定了农业产业化的脆弱性；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新上项目在经营初期具有资金投入多、风险大、收益低等特点，且多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不强，科技水平不高，原始积累历程短，自有资金匮乏，经营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弱。[2]所以，农业产业化融资的弱质性，导致商业银行不愿介入，需要农业政策性金融发挥示范引导作用，对收益低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应率先投入政策性的启动资金，吸引商业性资金介入，引导社会资金向农业回流。
2、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需要财政资金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也需要政策性金融对农民扶贫开发的投入。对于那些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其有利可投的项目更需要商业性银行的贷款。
3．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和政策性资金的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风险高，而各级政府财政资金有限，农民又无力投入，农村信用社主要支持小额信贷，商业银行又不愿介入，从而形成了巨大的资金缺口，需要财政拨款和政策性金融予以支持。
4．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更是需要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和政策性银行的大量投人。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直接需要国家财政资金的投人，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费，也需要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全方位的投入。这不仅有利于农民的增收，还是我国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向现代经济转变，并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5．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这个目标的实现更是需要巨大的财政资金的投入为保障，以便化解利益重新分配的矛盾。
三、当前农村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支农政策存在的问题
1．财政用于支农的资金的绝对量有所增加，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仍呈现徘徊甚至下降的趋势；财政支农资金不足，且偏向于非农产业。研究发现，国家财政占GDp的比重远高于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即国家财政对非农部门的投人多，而对农业部门的投入少。根据每万元农业增加值与非农业增加值占用的财政资金，可以推算出财政对农业少投入的资金数量。按非农部门财政投入标准，财政支农资金的缺口在不断增加，“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国家财政分别少向农业投入2470亿元、3007亿元、3637亿元和6473亿元；1978～2000年国家财政累计少向农业投入16458亿元，年均少投748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财政支农支出的1．73倍。[3]
2．投资结构不尽合理，直接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偏小，地区分布不平衡。
3．科技三项费用占农业支出的比例有所上升，但总体水平较低，不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4，有限的投人中有部分不能及时到位或根本不能到位，挪用挤占支农资金现象严重，对支农资金的使用缺少监督保障。[4]
(二)金融资金的农村金融支持政策存在的问题
1．商业性金融退出农村金融市场的趋势比较明显，直接面向农业和农户贷款的金融机构不断减少，金融资金对农村的金融支持严重缺位。我国金融资金对农业的支持通常依靠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农业发展银行三大金融机构，随着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造的完成，农行资金开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当今的农业银行正加紧进行上市的准备，有完全退出农村市场的可能。
2、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太窄与其实际职能不相符，不能有效弥补商业性金融逐渐退出农村金融市场造成的缺失。农发行的业务范围包括政策性粮棉油收购等流通领域贷款，这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金融支农。随着国家粮食体制的改革，其支农的力度将弱化，如果其职能不能即时调整到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现代农业发展上来，其存在的
必要性将大打折扣。
3．农村信用社在支农上力不从心。由于历史包袱沉重、产权制度不合理、不良贷款比率较高，农信社改革的任务还很繁重，在支农上力不从心。
4．农村资金向城市倒流趋势明显。目前的金融改革，包括正在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是以减少不良资产为主、防止农村信用社本身出现风险为主。特别是改革过程中，强烈的商业化趋向使得包括农信社在内的金融机构只存不贷，资金大部分流向城市，仅邮政储蓄，2004年比2002年存款余额增加了3423．9亿元，其中，农村增加了1256．4亿元。15)
5．民间金融因政府严格的审批准入限制，长期被排斥在体制之外。
6．政策性保险机构的缺失。我国自1982年开办农业保险以来，由于赔付率高，保险公司难于承受农业保险带来的巨大风险，许多保险公司取消了该业务。
四、新农村建设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建议
(一)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总量，改变投入方式，建立农村专项发展基金
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除了取消农业税、实施完全免费的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外，还要直接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总量，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上来；公共财政在投入方式上要利用市场机制发挥效力。公共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可以由市场来提供，因为市场的效率要高，关键是政府合理的授权、定价与规范监督管理，可以模仿城市基础设施的提供方式采取多种形式，诸如Bot投资等方式；建立农村专项发展基金，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逐步引导商业银行信贷。
(二)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多元化的金融支持体系结构
农业发展银行要拓宽业务范围，农业发展银行要重新确定其性质和地位，其信贷支持的重点应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退耕还林还草领域向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民从事的非农产业转移，扩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在城镇创业安居的贷款；农村信用社要加快改革步伐，继续坚持支农作用，除了给予政策性的扶持外，同时要加强管理、监督，防止其过分商业化而偏离农村转向城市；赋予即将组建的邮政储蓄银行支农的金融职能，由于邮政储蓄资金的三分之二来源于农村，尤其是成千上亿的农民务工收入，因此应赋予其支农的金融职能并规定邮政储蓄资金不出省(市)，那么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邮政储蓄的负面效果；[6]国家放开准人条件，允许社会资本成立“只贷不存”的农村社区性金融机构；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是化解农业风险的有效途径，也为商业性金融参与到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活力。
(三)调整国家开发银行的职能使其支持新农村建设，并鼓励其吸收外资支持新农村建设
国家开发银行“开发性金融”的经营思路明确，其自身经营改革创新的力度也非常大，曾支持了众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积累了一定经验，创新了许多融资模式，这些都将成为其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资源开发等方面的有益借鉴。[7]国家开发银行可以力争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和国家政府，加大对新农村建设中不同地区与多个项目的援助，以及无息、低息贷款。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eB/oL)．http：／／www．/.
[2]吴德轩．新农村建设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n]．金融时报，2006―02―06．
[3]柯炳生，农业发展面临资金短缺困境[n]．中国经济时报，2003―11―24．
[4]陈共，财政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9]盂献斌．农村金融支农能力弱化、农发行信贷应力顶新农村[eB/oLJ．中国金融网．http:／／www．mrw．oma,2006―02―17．
农村新农村建设政策篇3
一、强化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中的责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其广泛的领域，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村公共卫生、农村义务教育、环境保护、文化娱乐、公共安全等诸多方面。从财政支持的角度讲，主要是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一是明确农村公共服务财政直接投入的范围，对于那些市场无法提供、私人无力承担或不愿投入的农村社会服务，以及基本的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应由政府直接投入，承担起提供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责任。主要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公共卫生，农村义务教育，环境保护，公共安全，贫困人口的救助等应由政府直接投入。二是对那些市场和社会具备一定条件，可以界入的农村公共服务，可以由财政投入部分资金，提供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并通过政府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机制的完善，为市场和社会介入公共服务创造条件和提供公平的环境。在政府制定具体政策、确定公共服务人员资格（如农村医务人员、代课教师、各种农业技术人员等）、并监督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市场和社会可以界入部分农村公共服务，提供部分准公共产品，可以由民间组织承担部分公共服务职能，以弥补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投入的不足。如农村道路建设、中小学校舍建设、具体的医疗服务、文化娱乐、荒山改造、慈善事业等，以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投入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扩大农村公共服务的保障范围。
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为不发达地区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投入保证社会成员获得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体现社会公平原则。中西部地区由于财力有限，不能完全保证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其缺口部分应由中央政府承担，通过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来解决中西部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缺口。中央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地区财政收入水平等有关数据，制定地区财政收支平衡指标，确定地区财政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然后，中央财政根据全国公共服务平均水平，确定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数额。同样一省区域内，由于同样存在经济基础、地理条件、资源情况的差异，因而也存在财政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的不同，存在着本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同，需要省市级财政通过本省市范围内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以及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投入的不足，使本地区农村人口获得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改善本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基础设施，提高落后地区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从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三、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
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需要，通过国家、社会和个人多渠道共同投资，可以拓宽投资渠道和服务范围，促进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速度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首先，引导社会和个人投入农村公共服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乡镇企业和个人财富，有能力为农村公共服务投入资金，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乡镇集体和民营经济投资农村公共服务，如可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到农村道路、文化娱乐设施、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和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以扩大投资渠道，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其次，合理利用国债资金和外国政府贷款，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和发行国债的力度都很大，有力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但由于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力度不大，出现了城乡差别扩大的局面，因此，在目前地方财政困难，用于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应从外资和国债转贷资金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农村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改造，以及农村教师、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农业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以改善农村教学、医疗、科技服务和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再次，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福利赞助和捐赠，在国外，社会团体和私人赞助及捐赠是社会公共服务发展的重要筹资渠道之一，国外一些有名的公司和企业家，对社会公共福利和慈善机构有数量可观的捐赠，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公共福利的服务发展。近年来，我国也接受了一些国外和国内社会团体及个人对教育、卫生、社会救助的捐赠，但由于这项工作起步晚，各种配套政策、管理措施和宣传力度都比较滞后，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及时制定有关政策和完善管理制度，规范捐赠、接收使用行为，并加大宣传力度，使我国的公司和企业家增加社会责任，积极参预各种公益活动，提高我国企业家和公司对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的支持力度。
四、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环境
一是大力加强农业重大工程的建设，搞好农田水利、中低产田改造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一些重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要实行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制，逐步扩大中央和省级小型农田水利补助专项资金规模，要继续搞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山区综合开发等生态建设工程，改善农业发展的生态环境。二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条件，解决贫困地区人畜吃水困难，推进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速度。三是要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大力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治理，山西省在“十一五”期间，分期分批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四化”和“四改”工程，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环境。
五、加大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力度，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一是提高农业科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保证农业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每年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国债资金用于农业科技投入，用于农业重大科技工程和重点农业科研基地的建设。二是要利用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来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科技。三是要发挥农业科技推广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农业产业化的促进作用，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联系科研机构和农业生产环节的桥梁作用，调动社会资源用于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农业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多种形式的结合，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搞科研，培养“公司＋农户”、“科研＋基地＋农户”等多种科技推广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培养农业科技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四是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化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山西省于2004年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意见》，各地根据地理位置和传统产业以及各类技术人员情况，依靠农村基层部门和农村能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使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因此，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鼓励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集团化、产业化发展，将分散的农户和企业联合起来，形成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专业协会，提高农村的社会公共服务能力。
六、加大农村公共卫生投入，改善农村医疗条件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卫生投入比重，保证各级政府卫生预算支出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增长的速度，并保证各级政府卫生投入向农村公共卫生倾斜。二是加强农村公共卫生经费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山西省已经制定了实施全省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救助体系规划，中央和省财政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加强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的建设。财政部门要加强经费的监督管理，保证项目资的安全和有效使用。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设步伐，加大对医疗救助资金的支持力度，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水平，重点解决好农村五保户等贫困家庭的医疗救助问题。四是严格合作医疗资金管理，建立稳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认真总结试点工作以来一些有效的做法，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简便有效、农民认可的筹资办法。同时要加强资金管理，将提高补助标准所增加的资金最大程度地用到农民身上，以要避免出现基金透支，防范基金支出风险。
农村新农村建设政策篇4
一年来，新农村建设已初步形成了政府、农民与社会协同推进的局面，并发生了一些明显可观察到的变化。但新农村建设毕竟刚刚起步，人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着模糊认识，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辨析。
1、家庭经营具有恒久的生命力，谨防左的倾向。*年初，安徽省小岗村组织村民到河南参观，有报道称“小岗村欲重走集体路”，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且争论的余韵至今犹存。我认为，华西、南街、刘庄等村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新农村建设的模式之一。此种集体主义精神要善加利用；但是，如果忘掉了过去曾普遍搞过20余年强制集中模式经济效果不佳的历史（*—*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加1元左右），而看到现在几个村子的情况，就无限夸大其普适性，就不是理性的态度了。从全国范围看，必须立足像小岗村这样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具有普遍性的现实之上，通过深化改革，赋予改革以更广泛的代表性和平等性，通过实行支农的财政政策和利农的金融政策，发展合作经济和产业化经营，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2、充分发挥农民的能动性，否则就是战略上的资源浪费。我国2.4亿农户分散居住在320多万个星罗棋布的村庄中，他们的生活消费普遍有了提高，但除了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外，绝大多数的农民还不具备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既不具备生产性投资的货币资本，也不具备经济内生增长的人力资本。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修复和维护、人力资本的培育（包括教育和医疗）等方面，都需要作为投入的主体而发挥主导作用；同时，需要继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并逐步建立类似现代西方国家的农业支持政策。
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政府是投入主体，但上什么样的项目，搞什么样的工程，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现实中，某个村庄内农民对优先选择什么样的项目，可能意见很不相同。我们曾经跟亚洲发展银行一起在贵州做项目，征求村民上什么项目，得到的回答的是，青年男女希望修路，以便于流动；成年农民希望修水渠，以便于发展农业生产；而农村家庭妇女则要求通电，以便于小孩晚上能够读书。最终上那个项目，必须经过农民的充分讨论，确立优先序。
我国农民一向务实而重行，不长于抽象理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大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但他们缺少组织性和对公共事业的热情，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新农村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农村中缺少的是资金，富裕的是劳动力，如果不在新的机制下（如“一事一议”）充分动员这一资源，就是战略上的浪费。新农村建设中，如果政府“一头热”，而农民晒太阳，聊大天，“四个月种田，两个月过年，六个月耍钱”，对村庄的公共事物熟视无睹，看着满街的污泥浊水粪土垃圾而不管，那么新农村建设就不可能获得成功。政府在增加投入的同时，必须引导和动员农民成为建设的主体，形成政府与农民良性互动的机制。农民的参与至少要经过四个阶段，即第一步从看不见到出现，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是旁观者，而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人；第二步从出现到给意见，对如何发展生产，改变自己村庄的处境发表意见，形成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第三步从给意见到有主见，农民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利益和问题的所在，对新农村建设有理性的认识和独立的见解；第四步从有主见到集体行动，即以共同的利益为纽带，以集体行动方式参与新农村建设中。
3、不能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同时不能忽视边缘群体。新农村建设不能仅讲面上的情况，不能忽视平均数下掩盖的不平均。有关部门曾做过一项涉及2万多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1%的最高收入农户拥有的全部收入是20%的最低收入农户全部收入的1.7倍。这就要求，新农村建设必须着力解决大多数农民的普遍增收问题，实现农民的普遍“中农化”，而不是两极分化。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增加农民在生产性投资信贷方面的可获得性，强化农民的职业培训，即强化农民在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的积累。
新农村建设同样不能忽视边缘地带、贫困地区和特殊群体。我国各地的自然、经济、文化和社会千差万别，对新农村建设的需求很不一样。比如草原牧区、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等，新农村建设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就有很强的独特性。再如，对*多万贫困人口而言，最需要的是发展生产，脱贫致富，而不是盖新房，建新村。我们的善政之光要少照绮罗筵，多照茅草屋。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在整体水平上还相差甚远，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新农村才刚刚起步，路途遥遥。近似地说，我国农村在空间上从西到东，几乎等于时间上的从古到今，西部一些农村经过20、30年的建设，也许只能达到东部地区今日的水平。新农村建设需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地推进，需要对其长期性和艰巨性有清醒认识。
二、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要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为此，必须解决两大关键问题：第一，通过“工业下乡，农民进城”，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让农民不当农民。第二，发展现代农业，让农民当好农民。本文对前一个问题存而不论，着重针对*年中央“一号文件”，探讨一下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问题。
根据本人的观察，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中，有些是过去长期存在但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有些是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所恶化的问题，有些则是农业发展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问题。择要而言：
1、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一个基础性约束，就是农业就业比重过高，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其结果使得我国的土地生产率尽管已经不低，主要农产品单产水平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劳动生产率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这种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反差，导致了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卷化，是我国小农经济最显著的特点，它严重地制约了农民增收，使得农民收入增长必然慢于整个社会收入的增长。
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农户家庭经营土地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略有下降。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新统计看，目前日本农民的人均土地规模已经是我国的7倍，韩国是我国的3.5倍。我国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不断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改造农业的微观基础，以期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在目前这种农地人均规模下经营农业，无论装备条件和科技水平多高，其增收的空间都是有限的。
2，农业市场风险有增无减。在现代农业中，决定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主导因素是市场需求，而不是生产和供给。事实上，经济发展不仅受到来自资源供给、配置及利用效率方面的约束，而且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需求方面的约束。农产品需求弹性不足，对供给总量规模的扩张构成了强劲的制约。正因如此，欧美国家农业政策的重心也是放在了应对过剩条件下的农民利益保护问题上，而不是主要用以促进生产。
我国自实行农村改革以来，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就一直困扰农业的稳定发展和农民的持续增收，而且随着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这个问题变得日益突出。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已基本上告别了农产品短缺的时代，进入了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阶段。进入21世纪后，粮食生产一度出现了下降，但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最近3年连续增产；而畜产品、水产品和水果、蔬菜等都得到持续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居民的食品消费需求增速已经明显降了下来，特别是城镇居民的食品需求已经稳定了下来。从供求两方面的变化看，我国农产品生产总体过剩的情况在加剧。相应地，农业的市场风险也随之增加。
3、全球化给我国农业带来挑战。入世后，我国农业将不可避免地卷入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去。超小型的家庭农业经营，要与经营规模比自己大百倍甚至更多的、同时享受着巨额补贴的欧美大农场一比高低，必然会给我国的农业生产带来挑战。比如，我国连续数年成为棉花净进口国，且进口数量逐年递增。*年棉花进口量增加到257万吨，其中一半以上来自美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棉花生产实施了高额补贴，从而造成国际市场上棉花价格低迷，使得国产棉花在价格上无法与美棉竞争。这种情况下，国内纺织企业力争多拿进口配额，纷纷采购进口棉，导致棉花进口规模大量增加，国产棉销售不畅，直接影响棉农植棉收益。笔者*年在新疆调查发现，由于进口棉的冲击，新疆棉花压库多达90万吨，棉花主产区喀什地区的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500元左右。
*年世界银行出版物《全球农业贸易与发展中国家》指出，贸易完全自由化后中国农民将是最大的输家：与维持乌拉圭回合相比，贸易完全自由化后，在2015年中国农民的损失将达到750亿美元；其次是西欧各国及亚洲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农民。中国农业就业和农民收入下降也是全球最多：2015年农业总就业减6.6%，收入下降3.1%；谷物和糖料就业人数减少达26.6%。
三、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权利
建设新农村，无论让农民不当农民，还是让农民当好农民，都需要适宜的土地制度。理论上讲，好的农村土地制度应该有两个核心功能，一可提高农业生产率，特别是劳动生产率。二可保障农民获得合理的土地增值利益。因此土地制度不能不动，也不能乱动。不动，就会把农业中最稀缺的要素排斥在市场之外，就无法从根本上走出小农经营的局限，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导致农业增长的内卷化，农民就无法当好农民；乱动，就会造成农民土地增值利益的流失，导致农民无序失地，甚至“啸聚倡乱”，农民就当不好非农民。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土地制度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在保护农民土地利益方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性的缺陷还很明显。目前，普遍的说法是我国有4000万失地农民，*年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以来，全国共查处土地征用违法案件16.8万件。农业部的消息称，我国每年土地减少400万亩，其中200万亩耕地，造成100万农民失业。所以，在新农村建设中，将会越来越多涉及到土地制度，无法绕开。我认为，改革的方向是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权利，即在国家的有效管理下、在先进行试点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土地归农”的制度改革。
在实行土地归农制度之时，国家应该制定一套相应的政策法规来完善其事，化解风险和防止偏差。一是做好土地利用规划；二是制定《国家征地法》和《农民土地使用、流转和买卖法》。对于土地的买卖，要限制商贾和权势巧取豪夺个体农民的土地，要有社区内部优先、农业利用优先和数量上的上限，等等。三是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这是不管有没有土地制度变革都需要做的事情。
对于实行土地归农的制度变革，目前一个主要的障碍是，有相当多的人认为现行的土地制度为农民提供了福利保障，担心土地归农后部分农民会失去土地而变成流民，影响社会稳定。这是一种很朴素，同时也经不起推敲的观点。试想，现行的土地制度只赋予了农民部分的权利，如果说部分的权利就能为农民提供保障，难道赋予农民完整的权利反而不能提供保障了吗？至于说有个别农民贪图一时享受，把土地卖了变得没有着落，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集体林权改革的成功实践是很好参照。*年，福建省就开始推进以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主要内容，也即“给予林农真正意义上的物权”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对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极具启发意义，应以此为契机把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引向深入。
四、建立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增强力度、扩大范围、完善机制
最近几年，我国发生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政策转向，政府显著增加了在“三农”方面的投入，重点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和农业支持三个方面。这里着重探讨一下农业支持政策的建立问题。我认为，建立我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关键是要用足wto“绿箱”政策，用好“黄箱”政策，增强支持力度，扩大支持范围，完善支持机制。简要而言：
第一，增强力度。资料显示，*年oeCD国家农业支持总水平为3852亿美元，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得到12346美元的支持，其中美国为49193美元，欧盟为2*美元，日本为20912美元；平均每公顷耕地得到923美元的支持，其中美国为632美元，欧盟为1815美元，日本为13555美元。oeCD国家农民的农业总收入中约1/3是来自于政府各种各样的补贴和支持。我国曾经很长时间对农业实行了征税政策，目前已由征税转向了支持。但总体上讲，农业支持的力度还很弱。无论从农业发展的内在需要看，还是从国家能力上看，农业支持水平都应该有一个更大幅度的提高。
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普遍存在着认识的误区是，认为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补贴，而我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补贴，所以补贴不起。事实上，农业补贴主要是针对农产品的数量而非农民的人数。发达国家的农民比例尽管很小，但所经营的土地规模和生产的产品数量却很大，比如美国平均农场规模是我国农户经营规模的500多倍，其城市消费者在农产品价格支持方面的相对人均负担显然更大。
第二，扩大范围。这里着重要指出的是，一要对水稻、小麦以外的种植业实行价格支持政策，如玉米、棉花、油料、杂粮、豆类等，并对重点地区给予重点支持。比如，过去7年来我国棉花需求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递增，产需缺口和进口数量不断增大，但国家并没有出台一项扶持棉花生产的重大举措，甚至连原有的一些优惠政策也相继取消，因此给予棉花生产补贴和价格支持，应当是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内容之一。
二要对畜牧业给予补贴，特别是要对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给予重点支持。资料表明，西北地区拥有草地26亿多亩，占全国的2/3，而牧业产值仅占全国的7.5%。全区农牧业结构中，种植业占70%左右，畜牧业比重仅为28.5%左右。我们认为，国家有必要实施“西北畜牧业振兴计划”，作为开发大西北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优先内容。其核心：一是加快西北的畜种改良。西北地区的畜种多为地方品种，既低产，又增加生态压力，与国外差距甚大，应该加快国外良种的引进，加快对当地畜种的杂交改良。中央政府要像实施粮食“良种补贴”一样，对西北地区畜牧业原种繁殖和杂交改良给予补贴，而且力度应该更大。二是加快建立人工草料生产基地。据世界银行估算，新疆和甘肃有46%和48%的草原属于中度或严重退化。另据研究，在荒漠干旱草原区，建设一亩有水利条件的人工饲草基地，一般可以解放、保护40－50亩天然荒漠草场，“建设一小片，保护一大片”。国家大幅度增加对粮食主产区投入和补贴的同时，也应加大对西北人工饲草基地建设的投入和对农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补贴。
三要对生态脆弱带进行补贴。我国从*年开始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国家给予相应的粮食、现金和种苗等补贴，工程受到了3200多万退耕还林还草农户的欢迎。问题是，即使按照当初设计的生态林补助8年计算（经济林5年），也很快就要到期。建议由对农民退耕损失进行补偿转向对农民参与生态维护和保育的补贴，借鉴国际经验，实施专门的生态脆弱带补贴计划。
第三，完善机制。目前我国在“三农”方面的专项资金多而凌乱，且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即使是专门的人士也无法对其有全面准确的了解。这就必然影响到“三农”政策的科学性和效率，同时也容易滋生各种问题。为此，需要尽快编制今后5到10年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总体预算框架，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仅仅提出一个“三农”支出“三个高于”的笼统原则。
农村新农村建设政策篇5
近年来，新安财政部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支持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努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使农村整体面貌出现了较大改观。
1.农村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税费改革以来，逐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并自2006年起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进一步减轻了农民负担。取消农业税后，全县基本实现了农民合同内的“零负担”。
2.农民得到了更加切实的实惠。近两年来，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积极落实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良种补贴、成品油补贴和贷款贴息等政策，大幅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06年以来，全县共兑付粮食直补资金5112.1万元，农机购置补贴255万元，优质改良玉米良种给予补贴360万元。在多种政策合力下，促使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
3.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新安县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和公用经费保障机制，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积极实施国家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危房改造工程，06年以来，先后投入1018万元资金，改造和新建校舍面积达2.5万平方米；同时，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学生实施了了“两免一补”政策(即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收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使全县农村贫困家庭共计22.7万人次义务教育学生享受到“两免一补”政策，基本解决了贫困学生因贫失学问题。
4.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06年以来，新安财政投入节水灌溉、人畜饮水、村村通自来水等水利基本建设资金2953万元，投入农业综合开发和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等农田基本建设资金2800万元，投入农网改造、“村村通”工程、沼气池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9619万元，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5.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新安县以构建农村安全保障体系为着力点，初步建立了农村养老保险、农村优抚对象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救灾救济、农村医疗救助、农村五保供养、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等一系列救助体系，在全县农村架起了社会救助的“网络链条”。目前，全县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100%，近19.9万(人次)农民获得就医补助，补助资金2724.7万元。
二、目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矛盾和难点
总结该县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两大矛盾和五个难点：
两大矛盾：一是资金供给量小与需求强烈的矛盾。由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刚性支出增长快，县乡两级财政无力拿出较多的资金支持农业发展，加上乡村经济实力不足，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增长有限。而与此同时，在“村村通”、农业产业基地建造以及各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需要较多的财政资金投入，资金供求矛盾尖锐。二是支农资金投入周期长、风险高与支农资金回收困难的矛盾。转贴于（）
农业投资无论是农业产业基地建造、各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才能产生效益，而在此周期内，由于自然灾害、市场变化等因素，使农业投资风险较高，农业投资回收较为困难，造成支农资金投资效益明显低于工业企业和加工企业，造成支农资金投入大与效益不保证的矛盾。
五个难点：一是农村产业发展缓慢。目前农业在产业化、市场化和外向化方面，与先进地区有较大的差距，龙头企业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不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弱，农村二、三产业发展迟缓，民营企业发展不充分，财政支持农村建设资金有限。二是村级债务沉重。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出现了旧的债务不去，新的债务又来。三是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不利于农民生活改善和扩大生产性投放。四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压力较大。当地就业容量有限、外出打工收益不大，城镇定居缺乏经济支撑等困难，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难。五是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教育、科技、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相对滞后。
三、财政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和措施
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以“增加投入、引导放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规范管理、提高效益”为原则，着力支持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落后面貌，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1.准确把握财政政策，争取新农村建设更多的资金、政策。发挥财政部门涉及面广、信息灵通的职能优势，准确把握上级财经政策的实质和走向，紧密结合县情实际，提出对策和措施，争取多的政策倾斜。同时，加强同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协作，用足用好省、市帮扶政策和国家产业政策，共争取上级在项目和资金上予以倾斜，确保得到上级更多的政策性投入。
2.创新投资机制，发挥主导作用。建设新农村，投入是关键，政府是主导，农民是主体。通过建立“各级政府出一点、涉农资金捆一点、受益群众出一点、政策优惠让一点”的融资模式，不断拓宽新农村建设的投资渠道，有效激活社会各方面资金投入。同时，充分发挥政策导向和典型示范作用，引导农民自觉自愿参与新农村建设，主动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搞好公共配套设施建设，防止产生“等、靠、要”的依赖思想。
农村新农村建设政策篇6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始终以中国特有的国情为基础，着力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为首要任务。作为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八十，“三农”问题是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央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今后我国农村勾画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蓝图。
所谓“新农村”，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五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范畴，缺一不可。“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形势下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建设新农村就是要维持农村和全社会的安定。这离不开以政府政策为导向，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审时度势，制定适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及初步探索
1956年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该章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规。这是中央领导人中最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
1960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共中央制订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
1963年12月，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提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其目的是要求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城乡差别越来越大。
二、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探索
1981年11月，国务院领导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报告中，号召全党带领和团结亿万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为新农村建设铺开了新的篇章。
1982年-1986年连续五年关注“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以促进农村改革和新农村的建设。
1996年10月，在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对新农村干部队伍的培育提出了要求，并先后开展了“三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要以提高农民素质、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开展创建文明村镇活动”。中央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始实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并规定了到2010年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多予少取，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接着又提出改革农村管理体制，搞活农村经济。2003年初，把农村改革列入四项改革之首，并把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列入第一项。
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其症结仍在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没有得到根本调整。
三、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探索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城乡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却不断拉大，我党针对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索。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概念，并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了“五个统筹”的首要位置。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命题。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全面免除农业税，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走入历史。
2004-2008年，中共中央连续出台5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分别以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主题，共同形成了新时期加强“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政策体系，构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框架，掀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篇章。
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
农村新农村建设政策篇7
1新农村政策自身存
在问题“制度实施的不完全还来自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政策是否适当，是否合理，严重制约着政策的执行效力。部分政策大而空，没有经过实地调研，想当然地制定，致使政策无法落实，制约着农村的发展。如2009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由于政策本身存在问题，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
2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
一是基层执行组织的“经济人”本身阻碍政策执行，政策执行主体的自身利益、需求和行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策的有效执行。二是从政策执行体制上看，政府在政策的制订、执行、评价和监督上占据主导地位，政府权力至上，监督和建议力量不足，这难免造成政策执行不科学的现象。
3政策执行客体的负面影响
农民的“自利”思想，阻碍了对新农村政策执行的监督。每个农民需要自己担负监督责任所需的成本，而由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民便把责任寄托在别人身上，自己独享成果，最后容易形成“人人都有监督责任，却没人监督”的局面。
4政策执行环境的阻碍因素
一是部分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影响了农民和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目标的期望和支持力度，间接影响了政策目标的达成。二是部分农村基层干群关系紧张，农村基层政府执行者腐败和不作为，农民对政府执行者信任度下降，导致基层执行主体的权威资源日渐缺失。三是现今农村缺乏完善的政策执行监督体系资源，影响着政策的有效执行。
二增强我国新农村政策执行效果的对策
1强化新农村政策体制改革
一是精简机构，撤销不必要的部门，合并职能相似的部门，实现资源整合，使资源利用最大化。二是加强执行机构的沟通协调，防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建立健全新农村政策沟通传播机制，建立完善信息系统，利用新媒体并开设电话热线等官民交流互动机制，促使基层干部与农民实现线上线下互动交流，使政府能够认真聆听农民心声，使农民获得监督政府的权利。
2提升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
一是要提升基层干部对新农村政策的理解水平。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政策学习、宣讲，使政策执行者“嚼透”各项新农村政策，确保政策实施不变形。二是要加强政治修养和道德建设。道德缺失、信念动摇容易使政策执行产生偏差。三是要提升执行者的执行能力。开展专业培训，使政策执行者掌握政策执行的把握能力和控制能力。
3打造新型农民队伍
一是加强和完善村民自治建设，强化农民的参与意识，在公正公开、农民自愿的情况下选出农民自己的“代言人”，保障农民自身应有的利益。二是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提高农民整体水平，有利于农民学习理解新农村政策，消除抵制新农村政策实施的心理。
4营造良好的政策执行
农村新农村建设政策篇8
摘要：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做出的一种权威性分配，公正性是其本质要求，中国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应以“实质的平等”为追求目标，注重对弱者的保护。社会性别是分析问题的一种新的理论或方法。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对于改善女性地位、调整原有的性别利益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省DC乡的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发现存在着决策层中女性的势单言轻、价值目标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别定位中复制传统以及性别中性化的现象，导致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城乡公正的同时，却忽略了两性的公正，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价值追求。而要推进社会性别的主流化进程，需要赋予妇联监测公共政策的权力，提高女性决策者的数量和影响，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8）03-0005-07
GenderanalysisofpolicyontheConstructionofnewVillages:waystoachieveGendermainstreaming
YinDan-ping
(CollegeofadministrationinHubei,wuhan430022,Hubeiprovince,China)
Keywords:publicpolicy,genderawareness,constructionofnewvillages
abstract:publicpolicymeansthatthegovernmenttakesintoaccountpublicinterests,achievesthegoalof"substantiveequality,"andpaysattentiontotheprotectionoftheweak.Genderisanewperspectiveoramethodtoanalyzesocialproblems.itisimportanttoraisegenderawarenessamongpolicymakersandbringagenderperspectiveinpublicpolicyinordertorespondtogenderissuesandimprovewomen'sstatus.However,inthepublicpolicyoftheconstructionofnewvillagesinDCtownshipofHUBeiprovince,thereisnowomaninthedecision-makinglevel.womenareregardedasatooltoachievehighervalues.traditionalpracticeisreplicatedaswomenarerelegatedtoasubordinatepositiontomen.whilethefairnessbetweenurbanandruralisraisedasavalueintheconstructionofnewvillages,theabsenceofwomenindecisionmakingpotentiallyleadstoanoverlookofgenderjustice,deviatingfromapursuitof"impartiality"inpublicpolicydevelopment.inordertopromotegendermainstreaming,localwomen'sFederationsshouldbegiventhepowertomonitorpublicpolicy,toincreasethenumberandtheinfluenceofwomenindecision-making,toenhancethedecisionmakers'gender-awarenessandeducation,andtoincreaseresearchongenderissues.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各级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新农村建设的公正政策。这些公共政策的初衷是为了调整利益关系，缩减社会差别，实现社会公正，其中性别公正是其内在要求之一。然而新农村建设两年以来，尚无人对其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性别分析。
本文在分析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价值以及社会性别的概念的基础上，阐明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的意义，并以湖北省DC乡为例，对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性别的解读，分析其中掩藏的社会性别问题，并探讨破解这些问题的对策和思路。
一、公共政策与社会性别
（一）公共政策的概念及其“公正性”价值
所谓公共政策，是指具有公共权力的组织或个人，为实现一定的目标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规制和安排，它体现为政府的法律、法规、决议以及具体的行为。政府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来调节和解决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是公共政策功能发挥的内在机制。
由于各个利益主体的境况是参差不齐的，他们分属不同的阶层、性别、民族、地域、行业，所拥有的社会资源量、受教育程度、经历和机遇等都有巨大的差别，因此他们的利益诉求是千差万别的。而社会资源在一定范围内又是稀缺的，不可能满足所有利益主体的各种需求，那么，公共政策在对各种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分配和调整的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地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缩小客观存在的社会差距，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就要求它具有公正性的价值追求。
有关社会正义的理论，有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罗尔斯的正义论。罗尔斯对正义的理解集中体现于他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2)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1](p56)简单地说，第一个原则是“自由的平等原则”，它强调每一个人都“平等”地享受政治自由等各种权利；第二个原则是“差别原则”，它强调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认为制度安排必须促使社会中“处境最不利”的成员获得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说，它允许有不平等（即贫富差距），但又必须限制不平等，使处境最不利的成员获得最大的利益，即所谓的“补偿原则”。
二是诺齐克的正义观。诺齐克的正义观以个人权利为核心，认为权利指个人对经济利益“持有的权利”或“持有的资格”，要保证个人权利的正义性，就必须使“持有”具有“正义性”，即“持有正义原则”。[2](p15)这种原则强调个人权利的绝对性和神圣性，认为任何行为（那怕是政府或国家行为）、任何分配模式，如果侵犯个人权利，都是不正当和非正义的，即他反对对集体财产进行有利于弱者的再次分配。
三是哈耶克的正义原则。在哈耶克看来，正义就是用“同样的规则”对待不同的人，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即法律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而不管这个人的其它自然或社会条件。这种平等是在自由和法治秩序之下的“机会平等”，是真正的平等，也是能够保持自由的唯一一种平等。[3](p102)除了“机会平等”、“平等地对待一切人”之外，不允许有其它任何形式的“公平”和“平等”安排，不允许对人有“差别对待”。
根据以上所说，三人在追求正义的合理性解释中，一致性体现在都坚决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歧义处则在于对平等的理解上。诺齐克与哈耶克只追求一种程序上的平等或“机会的平等”，反对某种所谓“实质性的平等”或“平等的结果”。换言之，诺齐克和哈耶克坚决要维护的恰恰是“机会平等”之下的“结果上的不平等”。而罗尔斯则强调结果的平等，注重在保持个人自由平等基础上使社会更趋于平等和公平。如果说诺齐克、哈耶克的“平等”是一种“弱平等”或“低调的平等”，那么罗尔斯的“平等”，就是一种“强平等”或“高调的平等”。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是“以先富带后富”，这就要求中国的公共政策的公正性追求应该自觉地以“实质的平等”为目标，即以罗尔斯的公正理念为价值导向，在维护平等的前提下，注重对弱者的倾斜，缩小社会差距，构建和谐社会。
（二）社会性别的概念
社会性别（gender）是与自然性别（sex）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指基于两性自然性别差异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包括社会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社会性别概念的核心在于认为历史和现实中两性的境遇差别不是由于生理差别导致的，而是由于社会形成的，是社会通过制度化力量将两性差别合法化、并代际复制的产物。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理论，旨在探讨两性社会差别形成的内在机制及重塑两性关系的制度革新；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视角，是将人还原为有性别的人，进而发掘制度对两性产生的不同影响。
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是对性别本质主义的公然挑战，性别本质主义认为人类的第一性征、第二性征和第三性征决定了两性的差异，并进而决定了两性的社会地位，它潜藏着现存的性别关系具有天然合理性及不可移易性的推论暗示。根据社会性别的观点，既然两性的社会差异不是由生理差别天然决定的，而是在社会的制度安排中后天形成的，那么，它就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力量改变的。这种改变同样也必须诉诸于社会制度重新定位和安排两性关系才得以实现，特别是作为公共政策重要内容的法律和制度，更是调整不合理的两性关系、建立新的性别关系的主要途径。
（三）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的重要意义
公共政策属政治系统的外在输出子系统，社会性别是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种新的方法或视角。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目的在于增强政策制定者的社会性别意识，使他们具备分析和预测某项公共政策对两性的影响及后果的自觉意识和能力，从而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充分体现“性别公正”的价值理念，以实现两性的真正平等和协调发展。
如前所述，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做出的一种权威性分配，是一定时期政策主体所制定的整体目标与行为的准则，它不仅决定着某一利益主体从政策中所获取社会资源的多少，还具有鲜明的导向性，即体现了政府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总体思路，引导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选择行为方向。[4]因此公共政策对任何一个利益主体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公共政策的形成中，制定者对利益主体的态度、体认、评价往往决定了利益分配的策略。
女性是一个有着独特诉求的利益群体，社会性别意识被纳入公共政策的程度，即公共政策的制定者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弱，决定了公共政策赋予女性社会资源的份额，决定了女性发展的权利和机会，影响了整个社会（包括女性自身）对女性的看法、态度。因此，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决策对于调整原有的性别利益格局、改善女性地位、重塑两性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此，国际社会提出了建立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机制。所谓社会性别主流化，是指将社会性别意识引入社会发展及决策主流，它要求：第一，政府要担负起促进妇女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责任；第二，政府和其他行动者应该把性别意识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第三，建立国家及地方一级的性别平等机制。[5](p296-297)如今，社会性别意识已经纳入了联合国的人类发展统计指标，成为衡量各国发展程度的指标之一，许多国家也建立了社会性别平等机制。
二、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
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确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两个“1号文件”（2006年的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和2007年的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确定了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宏观规划。由于地域差别的客观存在，新农村建设最终要由各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目标和行动方案。乡、镇政府作为直接面向农村的基层权力部门，制定的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具有全面、明晰、具体、细化的特征，因而也最能透彻反映出社会性别意识。本文以湖北省DC乡为例，通过对其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考察，发现在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一）决策者：女性的势单言轻
DC乡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共7位，其中男性6位，女性1位，占14.3%。班子成员中书记兼乡长是男性，其他几位各主管几个具体行业，这位女性被指派主管妇女工作和计生工作。权力核心层的这种性别格局及分工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从数量来看，女性比例极低，在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女性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少。公共政策是对公共利益在各利益群体间做出的一种分配，各利益团体为了本团体的利益实现，必然会通过一定的方式向政策决策者进行利益表达或施加影响。为使公共政策尽可能地反映、综合和代表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应该提高和保证政策制定者的广泛代表性。女性群体的利益诉求自然应该让女性参与决策过程、提高女性决策者比例才能予以保证。根据联合国的有关研究，任何一个群体的代表在决策层达到30%以上的比例，才可能对公共政策产生实际影响力。[5](p269)很显然，DC乡女性参与决策的比例远远没达到这一要求。女性代言人少就会使这一群体的利益因表达声音弱小而最终被忽视。
第二，从影响力来看，即使是进入权力核心层的女性，在权力结构的内部也处于边缘地位，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难以发挥为女性代言的作用，无法影响公共政策作出有利于女性的制度安排。
领导班子的这种性别结构使得女性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势单言轻，无法将女性的合理需求顺利传达给决策者，丧失了为本群体博弈和争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与机会，最终导致公共政策忽略甚至牺牲女性利益，偏离社会公正的目标，使本该从公共政策中寻求保护的女性进一步边缘化，其弱势地位得以巩固和强化。
（二）价值取向：女性的工具化
妇联是政府联系广大妇女的桥梁和纽带，其主要职责就是作为女性利益的代言人影响公共决策，同时组织妇女参与政府开展的各项活动。乡镇妇联是政府的一个内设机构，在政府领导下展开活动，因而制定的各种发展策略也具有公共政策的性质。在DC乡妇联2007年名为《积极发挥妇女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计划的开篇写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DC乡农村妇女劳动力已占农村劳动力的60%以上，是新农村的重要建设者。因此，团结带领广大妇女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充分发挥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是妇联组织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这段话的大意是：在新农村建设这一关系到农村的发展和面貌的宏伟规划中，妇女作为在数量上占多数的群体，是一支重要的人力资源，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应该把妇女纳入现有的发展中，充分利用这个资源促进新农村建设。显然，其着眼点不是将妇女作为发展的主体，而是把妇女的参与视为发展的工具；其出发点不是“发展能为妇女带来什么好处”，而是“发展能从妇女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其价值取向不是通过发展使妇女受益，而是通过妇女的劳动来促进发展。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参与被工具化了。
（三）性别定位：传统性别观念的无意复制
为响应国家“阳光工程”的号召，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2006年，DC乡所属的DK市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由各乡镇根据情况选派人员参加。在DC乡政府发出的通知上，除明确提出了技能、人数外，还注明了性别，内容如下：农民经纪人2人（男性），挡车工22人（男性），钳工35人（男性），电焊工9人（男性），家政服务员39人（女性），足浴技师17人（男性3人、女性14人），美容技师27人（女性）。
通过这一通知可见，政府对两性职业选择的期待有着明显的差别：男性适合从事技术含量高、相应报酬也高的工作，女性则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相应报酬低的工作；为男性规定的是生产性的工种，女性则是服务性的工种。其实政府的这种性别区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顺应市场在职业上的性别偏好而作出的无奈选择，试想一个男性的家政工或女性的电焊工在现在的市场中很可能难以就业，这意味着培训目标的失败。虽然政府的这种规定使被培训女性具备了一定的职业技能，提高了就业的能力，增加了向城市转移的机会，客观上改善了其生存处境，达到了为女性谋利的眼前目的。但是，这种性别定位是建立在尊重并迎合传统性别分工的基础上、并通过公共政策在无意中复制甚至强化了传统性别观念，使两性差距进一步拉大，前期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解构工作前功尽弃，并最终损伤女性解放的长远战略目标。也就是说，公共政策中对性别分工的定位满足了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却违背了战略性性别需求。
所谓实用性性别需求，即在不根本触及甚至尊重原有的导致两性社会差别的制度的前提下，通过一定的改革或举措，实现为女性谋取更多社会资源的实用需求或眼前利益。所谓战略性性别需求，即通过批判或解构男权制文化，将女性从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重构新的平等、和谐的性别关系的长远需求。在实践中，我们往往面临着这样的困境：追求实用性性别利益，可能会滑入偏离战略性性别目标的危险，使女性主义运动失去了方向的指引，阻碍女性解放和建立新的性别文化的理想；注重战略性性别利益，又可能牺牲实用性性别利益，而女性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现实条件，近期利益的满足还是实现战略性性别利益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在公共政策中，如何保证在满足女性实用性性别利益的同时，还能不违背甚至推进战略性性别利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四）支持系统：中性化带来的伤害
DC乡政府为了解决农民创业资金短缺的困难，与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推出了针对农民的小额信贷项目。申贷条件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熟练掌握从事该项创业所需的技术，自有资金在申贷金额两倍以上，具有两年以上的从业经验。申贷程序是：携带本人身份证、户主身份证、本人毕业证及村委出具的自有资金、从业技术、经历的证明，以家庭财产为抵押，到当地信用合作社办理。
DC乡以种植柑桔、小杂果为主要产业。为了提高种植效益，乡政府邀请了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到各村传授果树种植技术，要求每户派一位家庭成员参加，时间为每天早上。
表面看来，这些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或安排没有任何针对女性利益的伤害，体现了性别公正的立场。但在实质上，它们对两性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
先看信贷支持。申请条件之一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中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6]按照中国的学制，初中毕业需要9年。受“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儿是别家的人”等观念的影响，农村女性受教育年限普遍低于男性。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农村地区61%的男性和43%的女性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7]在这一文化层次上男性比女性高出18个点，而随着年龄段的上升，这一差距更大。因此这一条件将更多的女性排除在外。
申请条件之二是自有资金在申贷金额两倍以上。这里涉及到农村妇女家庭财产权的问题。农村妇女对家庭共同财产未享有平等的所有权。在结婚前，由于长期残留的封建男性家长意识，农村家庭中以成年男性为一家之主，家庭共同财产被认为由其所有并受其支配，女儿对家庭共同财产不享有所有权；在结婚时的家庭共同财产分割时，女儿仅能以馈赠的形式获得一定数额的嫁妆，嫁妆的价值往往低于其兄弟们从家庭得到的份额；更重要的是，女儿被剥夺了房屋、生产生活资料等实物的分割权。在结婚后的夫妻财产权中，女性的权益也得不到有力地保护。根据法律规定，夫妻财产权包括法定财产权和约定财产权，其中法定财产权指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享有共同共有权，约定财产权指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由一方或各自享有所有权。但农村妇女在结婚时一般都不约定夫妻财产的归属，这就使得农村夫妻财产权以法定财产权为主，农村妇女以嫁妆形式带入夫家的财产成为夫妻共同财产，虽然法律规定夫妻平等享有共同财产，但由于传统夫权观念的影响，农村女性对共同财产的管理、收益和处分权的行使受到限制。可见，对自有资金的要求，实质是将女性排除在申贷范围外。同时，在申请程序上要求以家庭财产为抵押，对女性来说也具有明显的不可操作性。在全乡39位申贷者中，仅有两位是女性。
再看果树栽培技术培训的支持。将培训时间确定为每日早晨，这一时段正是农村家庭为全家特别是学龄期孩子准备早餐、喂养牲畜的高峰期，而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些家务事往往由女性来操持，因此一般的家庭都会作出让男性参与培训的策略。在DC乡下辖的一个村，47位培训者中只有6位是女性成员。其结果是农业生产中的核心技术被男性成员所掌握，而女性只能做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辅的事务，使得两性在创造物质财富方面的能力被人为地扩大，从而影响女性地位的提高。
可见，在政府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的支持系统中，由于政策制定者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忽视了整体格局中两性的差异，没有意识到同一项政策将对两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因而作出了貌似公正、实则偏狭的中性化公共政策。这些政策无意中将女性排除在政府提供的支持系统外，使处于边缘的女性再次失去公共政策的普惠，陷入更加不利的处境。
新农村建设是国家为缩小城乡差别、推进农村发展而作出的的一项重大发展战略。通过前面对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结合我们对公正的理解，可见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在兑现对城乡差距矛盾体中处于弱势的农村的社会公正的同时，却无意于撼动对性别差距矛盾体中处于劣势的女性的不公正，漠视、纵容甚至再造了这种不公正。农村的女性人口在整体女性人口中占绝对优势，农村又是传统性别观念最顽固、女性处境最艰难的地方，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对性别公正的冷落无疑会加剧农村的性别差距，影响女性整体生存样态的改善和社会性别观念的传播，也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价值追求。
三、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对策
以上对新农村建设的公共政策进行了社会性别分析，揭示了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通过新农村建设这一侧面，暴露出中国公共政策在维护性别公正方面的缺失。要加强公共政策对性别公正的重视，加快社会性别主流化进程，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1.赋予妇联监测公共政策的权力
在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目标中，制度建设是决定性的因素。建立起国家性别平等机制，是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并通过公共政策实现两性平等的保障。早在第一次世妇会上，联合国就提出所有国家成立提高妇女地位机构以促进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策的建议。其后在第三次世妇会和第四次世妇会上，对妇女地位国家机制的设置、权限等有了明确的界定，如在《内罗毕战略》中，要求“在没有建立提高妇女地位的有关政府机构的国家，应当建立这种机构。为了能够发挥作用，这种机构应当为政府高级机构，并保证它拥有充足的资源、责任和权威，这样才能对各项政府政策对妇女的影响提出意见。”在《北京行动纲领》中指出：“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构是政府内部的中央政策协调单位，其主要任务为支持政府各部门将性别平等的观点纳入所有政策领域的主流。这种国家机构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包括：（a）尽可能设置在政府最高级别，直属一个内阁部长；（b）组织机制或进程应勘酌情况下放规划、执行和监测权力，以期带动自下而上各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的参与；（c）预算和专业能力方面有足够资源；（d）有机会影响所有政府政策的制订。”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号召，于1990年成立了国务院妇儿工委作为国家性别平等机构。
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女性问题，在它的指导下，早在1949年就成立了群众团体性质的全国妇联，并建立了各级妇联组织。半世纪以来，妇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女性的桥梁和纽带，为中国女性解放和发展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国家性别平等机构的职能与妇联有着重合性，基于对妇联功绩的肯定和历史的尊重，以及联合国提出的国家性别平等机构要加强与妇女组织密切合作的倡导，国务院妇儿工委不单独筹建，不设专职领导职数，而是作为全国妇联的一个内设机构，将30多个部委作为成员单位，借助于全国妇联开展工作。这种机构设置方式表明妇联实质上是中国的妇女地位国家机制，其主要职责之一是“监测政策、项目、规划和立法，并对影响进行评估”。[5](p327)而要行使这一职能，应当有足够的权威性和资源，并应有否决权。但在现实中，由于妇联没有被赋予相应的权力，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也没有经妇联或妇儿工委进行社会性别审查的程序性规定，因而难以推动社会性别的主流化。而要真正行使起监测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意识的责任，就必须赋予妇联或妇儿工委相应的权力，从制度上保证性别意识的主流化。
2.提高女性决策者的数量和地位
由于群体意识和特殊的生命体验，女性决策者更能够作为女性群体的代言人，在公共政策的形成中敏锐地发现被男性决策者忽略的性别问题，表达女性的诉求，争取女性的利益，捍卫女性的权益。因此，性别意识的主流化要求从数量上增加女性决策者的比重。同时，女性即使进入了决策圈围，还有一个权力大小和影响力强弱的问题。一般而言，正职比副职、权力要害部门比普通部门的权力大、影响力强，而现实状况是女性领导者基本上是正职少，副职多；在权力要害部门任职少，在普通部门任职多，处于权力层的边缘，在维护本群体利益时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局面。因此，性别意识的主流化还要求改变女性在决策层被边缘化的现状，让她们充分参与到核心层，在决策讨论和制定中真正发挥作用。
3.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
对于决策者来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只有在树立起了社会性别意识的前提下，才可能在决策中纳入社会性别意识。但社会性别意识不是先赋的，更不是由怜惜女性的感性情绪生发的，而是要在学习和了解社会性别研究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根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中“干部教育培训面向全体干部，创造人人皆受教育、人人皆可成才的条件，大规模培训干部”的规定，领导干部都有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因此，要充分利用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这些干部教育的基地，开设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课程，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决策者的社会性别意识。
4.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研究
现实中，女性遭遇的许多问题和困境，都需要公共政策的积极干预才能解决。但目前很多问题或只是媒体的呼吁，或停留于对现象的简单陈述，或是出于人道的感慨，缺少在大量取样调查和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严谨结论，没有强劲的说服力，无法引起政策决策者的关注。因此，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以研究推动决策，也是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要渠道。
[参考文献]
[1][美]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美]诺齐克著,何怀宏等译.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英]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m].北京:三联书店,1997.
[4]魏娜.公共政策[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5]李慧英.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农村新农村建设政策篇9
关键词：财政支农政策;资金使用效益;配套资金制度;监督机制
农业是维持我国社会稳定和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产业,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富。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影响下,处于关键转折期的中国农业,其发展的总体目标仍然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实现农业现代化。让老百姓吃饱、吃好、吃得安全,永远是农业发展的根本任务,这一任务并不随着农业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2010年1月31日新华社受权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从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加快改善农村民生、协调推进城乡改革、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五个方面,着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努力缩小城乡公共事业发展差距,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该文件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强化近年来“三农”工作的好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原则和措施。由此可见,我国党和政府时刻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新农村建设问题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因此,我国政府必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持,这是促进我国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以说,财政支农政策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败.
一、我国近几年财政支农政策的主要内容及效应分析财政支农政策是指以政府为主体,利用国家财政收入,为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和农村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2004年以来,国家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财政政策.这些财政政策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以“少取”为特征的税收政策,即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二是以“多予”为特征的支出政策,即出台了以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汽车、家电下乡补贴等支农工程为主的支出政策,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2002-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各项支出的年均增幅超过了20%。2008年,中央财政对农民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达到1027·7亿元,增长了107·7%。拨付家电下乡补贴资金104亿元,累计拉动消费9200亿元,激活了农民购买能力、加快农村消费升级、扩大农村消费、促进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
2009年,“三农”发展的中心任务被确定为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财政支农资金将紧紧围绕着该中心任务“保量”、“保质”地被配置到每个必需的环节。在2009年10月12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表示政府将继续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并加大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会议提出2010年白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格将同比提高3%,红麦和混合麦的最低收购价格同比各提高4%。[1]会议还强调落实增加农民补贴,鼓励小麦、油菜和马铃薯的种植及购置农机具。可以看到,国家连续多年实施的支农惠农政策已初见成效,我国“三农”将继续朝着健康、稳定、积极的方向发展。然而,当前我国财政支农政策仍不完善,政府在财政支农补贴工作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偏少、结构不尽合理、方式落后、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不甚理想、支农政策缺乏监督等,这些问题制约了国家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能力,影响了新农村建设的进展。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我国农业农村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形势仍十分严峻。因此,我们应重视当前财政支农政策存在的问题,对其加以研究分析.
二、当前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一)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低下目前我国财政涉农资金在分配、使用和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低下。2008年,审计署对河南、甘肃、山西、黑龙江、江苏、湖南、福建、陕西、内蒙古和重庆10个省区市2006至2007年的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使用以及相关涉农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调查发现10省区市财政和有关主管部门违规使用资金26·93亿元(其中用于建房买车5837·4万元),不规范管理资金45·75亿元,配套资金不到位65·97亿元。审计重点抽查的30个县在支农资金管理和使用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审计抽查的10省区市应于2007年底完成的86个财政支农项目中,有32个未达到设计要求和预期目标,占抽查项目总数的37%,致使已到位的8·24亿元支农资金未能充分发挥效益。[2]如内蒙古自治区应于2007年完工而未完工的支农项目总投资超过4·87亿元;重庆市林业局所属重庆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投资建设的昆虫博览园项目,因决策失误造成投资失败,其项目所有资产被法院拍卖用于抵偿债务,致使财政支农资金和国有土地增值收益1444万元全部损失.
我国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长期低下主要是由于国家各级政府服务“三农”职责划分不清,存在严重的“越位”、“错位”现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前财政涉农专项资金种类繁多,财政涉农资金分散。[3]1·我国各级政府在涉农资金的管理使用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和“越位”现象.
一些跨区域影响以及部分全国性的项目,如农村养老保险、农村新型医疗保险社会统筹部分等,虽然上级政府有专项转移支付,支持基层政府完成相关工作,但往往要求基层政府给予相关配套特别是资金配套。事实上,大多数项目基层政府无力配套相应资金。有些基层政府甚至为了争取资金和项目,不惜出现假配套的恶劣现象,这种做法又反过来影响了项目实施的进度和质量。另外,部分上级政府在安排财政支农资金时,没有足够了解掌握基层的实际情况,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基层的迫切需要,这种做法也影响和削弱了项目资金使用的有效监督和控制.
2·目前,我国在管理财政
支农资金方面存在行政部门过多、监督管理不规范、资金使用比较分散等,影响了财政涉农资金的使用效益。许多涉农项目的立项和审批权限分散在政府多个行政部门,无法有效协调运作,加上项目申报单位信息渠道不够畅通,到处奔走争取项目和资金,使得财政支农资金监督困难,并大大降低了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财政支农项目资金较为分散,数额少,一般是几十万元,有的仅有几万元,许多项目资金的安排缺口较大,无法满足项目实际需要。另外,各种财政
支农项目资金运行周期过长,运行成本过高,经过层层上报立项、审批,再逐级拨付,致使一些小型项目资金到达实施单位时已大打折扣,无法发挥应有的功效.(二)财政支农资金配套制度引发新的乡镇债务问题财政部于2004年下发的《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配套保障试点办法》指出,“财政配套资金指标一般坚持上限控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首先,国家相关部门计算确定应分配各省相关农业发展项目的中央财政资金规模,以此作为分配该省中央财政资金的上限;其次,各省财政部门参照国家下达的中央财政资金指标上限,安排落实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包括省、地、县三级),并据实上报当年地方可筹措的财政配套资金。国家相关部门以此为依据,测算确定应分配各省的中央财政资金投资指标”。[4]同时,该办法还指出,“凡是发现虚假上报配套资金规模套取中央财政资金的,按上报数与实际落实数的差额两倍扣减该省下年中央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指标。对能够超额落实配套资金的,在安排下年中央财政资金时给予一定奖励”。[4]可见,地方为了获得中央下达的财政支农资金,必须要有严格的配套制度。在省(市)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大量的资金则要求区(县)资金配套.
以江苏省某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专项资金为例,2008年全市累计发放低保金额总额5386·94万元,农村低保市财政补助资金2000万元,其余的62·88%就得由区(县)、乡(镇)承担。各区(县)为了落实环境整治配套资金,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特别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区(县),区(县)配套资金比上年共增加7811·4万元。[5]可见,省、市拨付的资金是“引子”,作为项目的启动资金,在整个项目资金中占小头,而基层配套的资金是主体,作为项目的主要资金,在整个项目资金中占大头.
国家设计配套资金制度的目的是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存在不少问题。当一个相关项目立项后,上级政府会事先承诺对超额或优先完成配套资金任务的基层政府予以奖励,但出现了基层政府不顾自己财力举债凑齐配套资金的情况后,上级政府的奖励就成了空头支票,出现的空缺负担只能由基层自己来背,这给基层政府造成了很大的负债风险。而且,上级政府在配套资金制度设计时存在“地区一刀切”和“项目一刀切”现象,这给一些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以及东部较贫穷地区的乡镇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直接增加了其负债。而处于行政底层的基层政府,财权不够,事权过多过重,争取配套资金就成了它们完成任务、提升政绩的“救命稻草”,但是通过负债来获得配套资金,不但没有在获得配套资金后使负债减轻,还使基层政府面临难以化解的危机和风险。这种配套资金制度造成长期的恶性循环,已引发新的乡镇债务问题。[4](三)财政支农政策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目前,财政支农政策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中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问题比较严重,支农资金中的寻租等腐败问题越来越多。如违反财政支农资金管理规定,在申报财政支农资金时弄虚作假骗取资金;贪污、挪用支农资金,支农资金被随意进行再分配、再调整,导致存在补贴资金不能及时、足额到位;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项目检查验收中为项目单位提供虚假情况等等。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对各部门财政支农投资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和完善,财政资金使用没有科学完善的监控评价体系,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没有落实.
追究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当前在国家政策的制定施行过程中,很少甚至还没有把人民监督作为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支农政策作为国家一项重要政策同样存在透明度不够、老百姓没有知情权等问题.
三、健全和完善我国支持新农村建设财政政策的对策建议(一)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1·要加大制度建设力度,不断规范各级政府在财政支农资金方面的职责和权限。要通过财政涉农转移支付,将财政涉农资金直接转移给基层政府,尽可能将上级政府安排的各种涉农专项资金进行整合,由基层政府根据需要统筹安排支出,同时反馈使用情况。取消省以上政府和各行政管理部门都可以安排涉农专项资金的做法,由农业管理部门统一协调,各级农业部门应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农业补贴的机构,整合财政补贴资金,彻底解决目前农业补贴多头管理的现象.
2·要努力整合现有的城乡一体化财政支持资金,对重要领域和重要项目进行重点支持。要积极推进财政资金管理体系改革,减少职能交叉,多级次、多部门整合财政支农资金,着力解决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分散的问题。要建立项目库制度,合理安排各项支农资金,着力解决无序申报、重复申报、随意向上争取资金等问题.
(二)解决配套资金制度引发的乡镇负债问题1·坚持基层本位和农民本位原则,进一步调整配套资金制度,既考虑上级政府的政策导向,又考虑基层政府的实际需要和财力情况。每年初,区(县)要根据上级有关政策规定测算好所需配套资金由下至上地制定中央的建设计划和补助政策.
2·严格手续,使配套资金的管理更加规范科学,强化财政支农项目立项审批工作,对一些区(县)、乡(镇)一味地申报项目,以套取上级财政“启动资金”,但自筹的配套资金又难以到位的做法要予以制止。要按照部门分块组织上报、专家审核评定、财政综合平衡、领导集体确定的要求进行项目的审批工作,确保支农项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此外,上级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关注资金是否专款专用,对违规操作者将追究责任.
3·在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投入,取消县及县以下相关资金配套要求.
政府应继续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不断降低乃至取消不发达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层政府的配套资金负担,努力提高中央支农资金的投入力度.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监督机制1·上级政府要进一步简化项目申报和审批手续,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
对涉农行政管理部门的整合与改革上。要致力研究制定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不同时期政府支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因此,要转变上级政府涉农部门工作职责,使其从过去主要批项目、分资金转变到加强对支农政策的监督管理上来,不断提高行政管理部门的宏观调控、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能力。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人大全程管理监督、社会公开监督、财政部门和金融机构联合监督支付制度、实行严格的审计和责任追究等制约机制及绩效评估机制,确保支农政策有效的实施。[6]2·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监督和管理。要建立资金动态管理机制,继续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县级报账管理等制度和措施;以“金财工程”等现代技术为手段,建立财政支农补贴直通车制度,确保财政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农民手中。要在做好日常监管的同时,采用重点抽查、专项检查、与有关部门联合开展检查以及委托中介机构进行检查等方式,对财政支农资金加强管理和监督。[7]还要把财政资金的有效性监督摆在突出位置,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加强各支农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和控制。积极研究建立财政支农资金奖优惩劣制度,对效果好的项目和效果差或者达不到效果的项目,区别对待,进行相应的奖励和惩罚.
3·大力发挥广大农民的监督作用,提高广大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目前,我国大多数支农项目的规划与立项基本上由各级政府直接研究确定,作为真正执行者和受益者的广大农民很少甚至没有参与进去,这不仅容易造成脱离实际,导致立项项目达不到预期效果,而且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影响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8]因此,为了完善支农政策尤其是规范涉农资金管理的制度,必须建立农民参与机制,制定具体的农民参与的办法和程序。例如,可以在村级设立
一个农民审计小组,小组中的审计人员从农民当中选举产生,他们始终代表着当地农民的利益,为当地农民负责。农民小组会定期对各项目实施情况以及各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严格审计和监督,每笔支农资金都要经过这些审计人员审核无异议后方可使用。审计小组会定期向村民如实汇报各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广大农民的主体作用,让农民成为国家支农政策的真正受益者.
4·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监管制度是一个艰难的判断、选择、比较、借鉴、创新的过程,它不仅要能够保障三农问题得到足够的、有效的财政支持;同时还要遵循财政法治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国家和政府的财政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制定程序和监管上的规范,以保证财政权力的实施。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建立和健全财政支农政策的法律保障体系,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财政支农政策得以有效实施.
[参考文献][1]徐雅平.农业部:国家将保持支农惠农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db/ol].中国网,(2007-09-13).
http://www.china.com.cn.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2009年第四号[j].审计文摘,2009(8):5-6.
[3]叶翠青.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j].财政研究,2008(4):30-32.
[4]温铁军,彭辉,范???等.中央支农资金配套制度对中国乡村负债的影响:一个初步估算———以中西部地区贫困县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9(2):15-23.
[5]方敏.财政支农资金配套难的成因与对策[n].
农民日报,2009-12-29(4).
[6]郭建强.财政支农效果的成因及建议[j].现代经济信息,2009(14):11-13.
农村新农村建设政策篇10
关键词：经济现状建议
一、双河彝族乡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
双河彝族乡位于昆明市晋宁县县城昆阳西南方，南与玉溪红塔区、北与安宁市接壤，距晋宁县城---昆阳30千米，是昆明市9个少数民族乡（镇）之一。境内直距长24千米，宽距长15千米，最高海拔2511.3米，最低1900米，总面积152.03平方千米，耕地面积9098.94亩，林地面积183688.5亩，全乡辖6个村民委员会，25个村民小组，总人口9786人，其中，彝族人口7633人，占总人口数的78％。财政供养人员283人，全供养人员145人，其中：教师95人，半供养人员138人。双河彝族乡属于滇中高原浅割中心地带，年平均气温13度。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有铁、铅、锌等矿产资源。境内风光秀丽、景色怡人，森林覆盖率高达77.8％为昆明附近少有。1990年，双河彝族乡被昆明市政府划定为“昆明市双河磨南德水源保护区”，1999年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为云南省革命老区乡（镇）之一，是一个集少数民族、革命老区、水源保护区、森林保护区为一体的山区农业乡。
双河彝族乡财政收入主要包括乡镇所属的不同所有制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流转税和其他税收；烤烟农业特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县属改制后下划乡镇的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地方税收；乡镇以各种方式引入的企业上缴的地方税收（不含国家、省、市直接投资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各种税收）；乡级各部门上缴非税收入；乡财政支出包括：乡镇所属的各项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建设性支出和其他支出。县对我乡实行“划分收支、核定基数、定额补助，超收分成”的分税制包干管理。收支矛盾突出，全乡经济实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当前，双河彝族乡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具体表现在：
（一）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由于群众文化素质低、科技意识不强，无论是种粮还是种烟，推广科技的难度都很大，造成产量低，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如在烤烟生产中，中后期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烟叶质量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慢，洋蓟、草乌等新兴产业推广难度较大，不能形成规模。大部分群众再生产资本缺乏，不敢干，不敢试，缺乏市场信息，部分干部群众怕担风险，不敢放开手脚大规模进行结构调整。农业基础仍较薄弱，农民增收困难。
（二）乡镇企业和非公经济发展不够。由于受自然环境、区位、交通及人口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双河彝族乡的招商引资工作进展缓慢。投资数百万元建起的狩猎山庄因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发挥到预期的作用，经济效益不明显，没能形成全乡旅游业的龙头。引进的一些生产性项目也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双河彝族乡属水源林保护区）、区位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而难以实施。
（三）乡财政收入单一，村、组集体经济薄弱,面临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势,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由于财政收入的单一，当地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缺乏，进一步造成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缓慢，要打破这样的经济循环怪圈，就必须加大投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不仅有利于当地的经济主体的发展，从“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的角度营造一个良好的外来投资环境也是十分有利的。
（四）基本对策及建议
要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作者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
不断加强农村交通、能源、生态和人畜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结合双河乡实际，1.抓好“宝夕”（晋宁县宝峰镇——晋宁县夕阳乡）公路的建设。由于“宝夕”公路的地理位置（该公路是双河彝乡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它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双河经济的发展，具有经济动脉的重要意义。2.合理开发矿产资源。双河乡矿产资源丰富，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矿产资源的开发。资源的开采，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工作思路和重点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建设资金要更多地向“三农”倾斜，公共服务要更大范围地覆盖农村。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一是继续巩固和树立以烤烟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主线，强化烤烟产业的支柱地位。二是积极走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推进藜蒿、洋蓟（中药材）、草乌（中药材）等名特产业种植推广力度。这样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从优化产业结构中求发展，有利于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中求发展。认真落实好这些任务和措施，将会明显提高资源
二是政府要积极贯彻落实支农政策，加大对双河彝族乡农业科技基础资金投入。
坚持“多予、少许、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农资金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领域。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积极鼓励农民种粮的同时，加大粮食种植过程的科技和资金投入,认真做好优质水稻良种补贴工作和保护价政策（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降低种粮成本，减轻种粮农民的压力，从2004年起实施了优质水稻良种补贴，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又实施了农民生产资料增支综合补贴。（这些政策的实施真正体现了农民种地不交税，还可以拿到补贴，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为了让补贴资金不被截留、挪用、挤占，真正补到农民手中，从今年起，中央、省、市对补贴到农民手中的全部资金将通过发放存折的方式进行，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资金到户。由财政部建设农民补贴网，通过
农户信息采集，录入农民补贴网系统，通过银行将补贴资金用存折的方式发放给农民，让资金顺利补贴到农民手中。积极贯彻财政支农政策,最大限度降低种粮成本,充分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加大对农业专项资金的投入，最大限度的扩大农民受益面。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以改水、改厕及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为重点，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并覆盖农村。同时，在加大基础建设的前提下，有重点地支持一批有特色、有市场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比如蔬菜、花卉、水果、奶牛等产业，有效发挥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示范作用，走规模化、产业化种植，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带动群众形成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另外，资金来源也不能单靠政府，也要积极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建立健全农民自主筹资筹劳的机制，引导农民自主开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直接受益的农村公益性设施及社会事业建设的投资投劳，自力更生建设美好新家园。建立、完善全社会帮扶机制和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激励机制，同时可以考虑由县人民政府牵头，出台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鼓励外地的企业到双河投资。动员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知名人士、志愿者（如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等形式）等社会力量与村庄结对帮扶，参加新农村建设，加快形成农村经济发展机制。
三是要大力支持双河彝族乡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民族民俗文化的不断弘扬，为旅游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秧佬鼓是70年代末期双河彝族乡复兴的一种彝族民间祭祀性舞蹈。90年代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整个滇中农村发展壮大，它对丰富双河民族民间文化、传播民风、增进民族团结友好，扩大对外宣传，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秧佬鼓曾经参加省市县举办的大型开幕式和闭幕式，并以云南的“威风锣鼓”在国际民间艺术节上一举夺魁，还在北京的“山花杯”中华鼓舞大赛上夺得金奖。这就是一个可供大力开发和利用的文化产业和旅游资源环境，面对这一资源，关键是要积极筹措安排经费，引导双河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充分利用各级新闻媒体（同时可以考虑建立网站加强对外宣传）对秧佬鼓这一传统的民俗方式和核桃园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文化景区进行大力宣传，这种民族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是宣传双河彝族乡，更重要的是宣传晋宁，甚至是弘扬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打好民风民俗这张特色牌，使双河乡的旅游业成为民族乡新的产业，成为彝乡人民的又一经济支柱。
四是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
财政要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让农民最大限度成为公共财政的受益者，构建农村农民的医疗服务体系，使广大农民看得起病。同时，提高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条件，让广大农民有放心的地方看病。继续完善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虽然是一种自愿性的医疗保险，但要鼓励农民都来参加，扩大覆盖面，这样可以减轻农民在遇到重特病时个人支出的压力。另外，建设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解决广大农民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障工作涉及到农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财政部门要在政策上给予引导，资金上给予支持，积极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老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保障）作为辅助保障形式，确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健康发展。
五是提高农民增收的自主意识，发展新型产业。
农村要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政策和资金，还必须与提高自身素质相结合。提高农民的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尤为关键。意识决定进程、决定发展。只有树立正确观念，只有在观念的指导下，大胆开拓、积极进取，农民富裕了，才有真正意义的新农村；只有发展富民产业，农民增收致富有了保障才可以支撑真正意义的新农村。要让农民有自主致富的意识，要以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为依托，培育新农民。“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民增收致富问题，核心是要提高农民素质问题。积极引导和教育农民遵纪守法、提高修养、崇尚科学、移风易俗，造就一代具有较高思想素质，又有一定专业技能、文明守法的新型农民，通过认真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六是增加教育投入。
新农村的建设，教育是基础，教育是关键，有了钱，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教育，苦什么也不能苦了孩子，缺什么也不能缺了教育。作为财政部门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保障农村业务教育经费，认真贯彻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免学费、免杂费、补助生活费），真正形成农民种地不交税，娃娃上学不交费的和谐好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我们立足当地的实际，积极调研、大胆创新、锐意进取，才能建设我们所期待的富裕、文明、开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
1.云南财政研究报告.2005/曹建方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12
2.地方财政理论与实践.2006/曹建方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