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篇1
关键词：计划生育，独生子女，二胎，工作方向，任务
一、计划生育的工作方向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但同时也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有待我们解决。现阶段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我们必须在当前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加强对我国人口总量大之一事实的深刻认识，必须认识到由于人口问题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及自然方面的较大压力问题。具体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下三点：第一，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仍没有改变；第二，国家的行政手段是实现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手段，但具有不平衡及不稳定特点；第三，由于不平衡的基层基础，使得低生育水平仍有反弹的潜在危险。所以，当前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仍坚持计划生育这一国策。
二、计划生育的工作任务
我国通过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发现计划生育问题能够直接的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好坏，其影响作用是十分关键的，同时也与民生大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央的相关报告也指明了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未来发展方向与工作任务，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仍然会坚持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不动摇，但是随着人口形势的不断发展与变化，计划生育工作还必须长远考虑未来的协调、稳妥的发展，不断完善生育政策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人口的均衡与持续发展问题。未来低生育率、老龄化严重、高度城市化以及流动广泛化是人口的新常态，这样的人口形势会带来许多新的特点和问题，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因此，新形势下的计生工作，不再是单纯的重视人口数量的控制，而更加重视人口整体素质的提升和人口的均衡发展。可以说，均衡发展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计生政策的显著特征。通过人口结构的改进，让人口向着协调、持续的趋势发展，时刻警惕人口中少年人口、劳动力人口的下降以及老龄化人口的上升。
三、“单独二胎”政策的必要性
3.1什么是“单独二胎”
所谓单独二胎/单独二孩指的是在夫妻双方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同时第一胎不是多胞胎的，这种情况的夫妻允许生育第二胎。
3.2“单独二胎”政策的实际意义
随着近二十年来的发展，我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适应当前我国人口的发展趋势，单独二胎政策应运而生，这项政策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项重要调整，同时也是一项满足人们需求的关键举措。因此，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实施该项政策有利于在保持原有劳动力规模的基础上，减缓我国社会老龄化的步伐，让人口持续、健康的发展，优化我国人口环境。二是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是国家政策与人民意愿的统一，同时该政策还有利于家庭结构的稳定以及家庭养老问题的解决，达到了个人小家庭和社会大家庭的和谐发展。三是国家逐步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保障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性，同时也利于人口的持续发展，是一种人口、社会资源以及经济水平的协调发展。
3.3“单独二胎”政策产生的影响及所需继续协调的工作
（1）生育率
由于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能够使我国的生育率在较短时间内出现一个显著的回升，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之后，我国的生育率将会在1.6左右持续的波动。
（2）人口结构
我国在计划生育政策中做出单独二胎的生育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化。按照相关政策速度预计，我国在大约二十年后将增加2200万劳动力人口。
（3）公共资源
随着单独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我国诸如医院、学校等公共资源将会面临缺乏的问题，这势必会给社会资源及自然资源造成一定压力，这也是未来计生工作中一项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内容。
（4）管理工作
针对相关的计划生育的管理部门而言，该政策的实施势必会给他们的工作造成一系列的变化，诸如办事流程、孕产假的调整以及政策宣传等方面的变化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相关部门应当采取逐步协调、稳步前进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工作的逐步完善，同时也绝不能放松不符合政策规定行为的监督力度。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我国计划生育的改革发展史的简要介绍，不难发现单独二胎政策是一个计划生育中的进步政策，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如今计划生育工作正面临着长期的低生育率、严重老龄化以及人口广泛流动化的现状考验，可以说它正处在抉择的十字路口。在经济新常态的今天，计划生育工作改革势在必行，而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一方面缓解了社会的老龄化进程，另一方面促进了我国人口、经济以及资源等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如彦.生育率转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宿州学院学报.2014（07）
2.左晶晶，王仙慧.可持续发展观视角下“单独二胎”政策研究[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07）
3.李红燕.探讨新形势下的计划生育工作[J].中国职工教育.2013（16）
4.李德山，张淑英.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评估――以四川省为例[J].江汉学术.2014（06）
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篇2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国外也有值得我国借鉴的教训。分析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观和国外一些国家生育观的变迁，从中可以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以确保我国的生育政策少走甚至不走弯路。
国外：三种生育观
世界其他国家的生育政策是怎样的？哪些国家抑制生育？哪些国家鼓励生育？归纳总结之后发现，主要有“发展中国家多抑制生育、发达国家为人口过少犯愁、部分国家先抑制后鼓励”三种情况。
一、发展中国家多抑制生育
印度：资助“二次蜜月旅行”
印度的生育政策是控制人口增长、鼓励少生。印度西部的一个地方政府标新立异试图通过资助“二次蜜月旅行”来控制人口出生率。根据这一办法，一对夫妇若是在结婚两年后才生第一胎就会得到价值5000卢比的礼包；如果将第一胎的出生时间推迟至结婚3年后，则可得到7500卢比的大礼包。这些奖励金足够一对夫妻在结婚两三年后去旅游胜地度第二次蜜月，所以又叫“二次蜜月大礼包”。印度虽然长期实施抑制生育的人口政策，但效果并不十分明显，这导致印度人口预计将在本世纪30年代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埃及：“计划生育国民计划”
到苏丹、肯尼亚、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旅行时，经常能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手里牵着一个孩子，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孩子的情景。生育高峰时期，非洲平均每个妇女生6.9个孩子，居世界之冠，其中肯尼亚妇女平均每人生8个孩子！埃及的情况在非洲算好的，因为其适时推出了计划生育政策。埃及的“计划生育国民计划”作为国家人口战略，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在全国建立了6500个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免费提供计划生育用具和药品，还定期派卫生人员下乡，向农民宣读计划生育政策的意义。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埃及的生育率有所降低，但人口仍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导致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失业严重、物价上涨，国家如今政局不稳、示威骚乱不断。
二、发达国家为人口过少犯愁
俄罗斯：专设怀孕日、授勋“英雄母亲”
在世界人口出生率最低的25个国家中，22个为欧洲发达国家，欧洲已有18个国家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俄罗斯情况最糟糕，是世界上人口减少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每年净减少人口几十万。为了鼓励育龄妇女生育，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将每年9月12日设为“怀孕日”，这天所有已婚夫妇可以不用上班，在家专心“造人”。前苏联“英雄母亲”瓦莲京娜生了69个孩子，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她生了16对双胞胎，7个三胞胎和4个四胞胎，27个单胞胎。69个孩子中的67个都活了下来。“英雄母亲”是前苏联政府为生育10个以上儿女（且最小的孩子不小于1岁）的妇女们设立的荣誉称号。
德国：在家带孩子有补贴
随着出生人口的减少，如何提高生育率已成为德国的头等大事。德国政府规定：停职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全年每月可得到相当于税后月收入2/3的补贴，最高可达1800欧元。如果父母中的一方继续停职两个月，则可享受14个月的补贴，最高达2.52万欧元。尽管政府绞尽脑汁采取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但收效甚微——1970年～2006年，德国的总生育率还是从2.0下降到1.3，是世界上生育水平较低的国家之一。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三、一些国家先抑制后鼓励
韩国：为低收入夫妇提供保障住房
1960年初，韩国开始控制人口，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1964年之后，通过各种途径推广和鼓励人们采用避孕方法，生育率随之下降到1995年的1.65。1996年，韩国政府取消了控制人口出生的政策，转而鼓励生育；在结婚、生育、子女养育等方面制定了奖励政策：政府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性住房；为怀孕女性提供一定的产前诊查费用；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有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且每月可领取40万～50万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等。但是，这些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不佳，2006年韩国生育率降到1.2。
新加坡：由两个就够到鼓励多生
1960年，新加坡开始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年的5.01下降到1977年的1.82。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对以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认真检讨，取消了这个政策，转而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如孕妇享受“星级待遇”：在产假方面，强制性的产假有8周，产假期间产妇领全薪；非强制产假有16周，假期长短由雇主与劳方协议，员工在非强制产假期间领半薪，工资成本由政府负担。此外，政府给每个小孩发育儿津贴，两个小孩以上的家庭，给予高免税额及特别扣除额，到第三个小孩，还可分配到住房。另外还有“婴儿红利”计划，政府会在一对夫妇生第二个或第三个小孩时，将钱存入夫妇的账户，由其支付托儿所或幼儿园的费用。
综上所述，无论是抑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取得成功的国家都是少数。世界各国人口政策的实践表明，单独人口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人口政策发挥作用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必须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
国内：六个生育期
从1949年成立至今，我国大约经历了6个生育期。
50～60年代初：鼓励生孩子。伟人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观点深入人心。这时期政府主张“人多力量大”，“人越多越好”；民众的生育观念也是多子多福；即使家庭经济状况困难，也不懂、不做节育。公务员刘大明回忆：“1959年过年的时候我两岁，那时国家还不主张计划生育，不懂得节育措施的母亲在几年里竟生了4个孩子，且肚中还孕育着一个！当时父亲虽在学校教书，但微薄的收入难以支撑好几口人的家。母亲曾回忆那几年说，也不知怎么的，粮不够吃，菜也极少，过年的时候哪还有肉？连大米、白面都是借的……”
60年代初：不敢生孩子。三年自然灾害，大人都不够吃，哪敢生小孩！一位李姓老人回忆说：“60年代的前三年，是解放以来老百姓活得最苦的三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加上当时苏联逼着我们（中国）还债，实在是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那时候物质非常紧缺，每个人都是饿着肚子的；家里孩子多的，生活就更艰苦了。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基本上是人奶不够吃的，只能靠再喝点稀粥水充饥。看见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真是心痛死了。各家各户根本没有条件生孩子，即使生了也很难养活……”
60年代末70年代初：比赛生孩子。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人们的生活水平又恢复到灾害前。日子过得好了，生儿育女的条件也具备了。当时大家都认为生得越多越光荣；尤其在农村，生孩子简直成为一种比赛了！所以这一时期成为我国的人口增长爆发期。
70年代中：一个不够，两个正好。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家开始逐步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我国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减小。这一时期“人越少越好”论占主流。这些观念经过反复宣传，逐渐深入人心，少生才好的思想意识逐渐普及，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都认为应该实行人口控制。
70年代末：提倡只生一个。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始于1980年。当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首次以公开信的形式倡导“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标志着我国的生育政策开始转变为严格控制二胎和独生子女政策。于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了。
新一代：不愿生孩子。29岁的张小平表示：“我是独生子，也是‘丁克族’。其实现在这个年代，实在属于高消费年代，什么都要用钱——结婚要用钱，买房子要用钱，生养小孩要用钱。如果我也是跟一个独生女结婚了，我们今后就要照顾三个家庭——自己家、父母家、岳父母家。如果我也生了孩子，我们夫妇要负担的家庭人口就是1-2-4（1名孩子，2名青年，4名老人）。面对这样的生活消费，必须要有不错的经济实力才能负担得起。我不是永远都不想结婚生子，但如果生了孩子，又没办法给孩子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这是不负责的行为。所以，经济基础还没打好前，我是不会考虑结婚的，更别说生小孩了。”
我国是世界上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最成功的国家，其措施主要是惩罚超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大约少生了4亿人口，我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2%已经下降至2010年的19%。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已降低到0.57%，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期，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得到根本缓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政策的成功实施，目前已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
建议：二胎全放开
2009年底，田雪原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二胎方案”，而长期支持计生政策的国情专家胡鞍钢也呼吁对人口政策重新调整。胡鞍钢最初赞同计划生育政策时提出中国资源紧缺，应进行人口控制以防超过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现在他提出，“随着科技和生产的发展，现在的资源已经能够承受起人口政策的调整。”
2012年7月5日，15名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上书，呼吁松绑二胎政策，要求在尊重公民生育权的前提下，让公民自主、负责任地生育。他们认为，人口政策属于国家战略政策，短期不是非常紧急，但是长期不调整，等问题出现则没有了调整的机会。
有“忧民哥”之称的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表示，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他在2013年两会期间再次呼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放宽生二胎。这已是他连续第三年提出相关建议。
还有网友调侃：
1.城市人不应比农村人低一等：好多地方农村都可以生二胎，我们好不容易从农村拼搏到城市反而不能生二胎了，严重不公平。公民都应该享受一样的人权。
2.我不是独生子女不是我的错：是对非独生子女人士的歧视，我们的父母生二胎不一定有错，更不是我们的错。
3.男女平等：有些农村第一胎是女孩的可生二胎——这是裸的不公平和性别歧视。
4.五十六个民族是平等的一家：少数民族可以生二胎，汉族也可以生；汉族人数多不是我的错，我是汉族也无错。
5.等我们老了交社保后继有人：现在社保基金开始入不敷出，不放开二胎到时交钱的人会越来越少。
6.减缓移民潮：资本主义国家随便生，发补贴鼓励生，怪不得一流人才争相出国。再不放开会把有能力的人都逼走，到别的国家去“造人”。
7.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人越来越少，还怎么拉动内需？
问题：两问盼回复
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篇3
关键词：二胎生育率；社会抚养费；榜样作用；农村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8—0049—03
一、引言
关于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近年来的研究大多数是从宏观因素出发，如生育政策、经济、文化等。澳大利亚学者考德威尔（J.C.Caldwell）认为，只存在两种生育类型：一种是具有经济效益的生育，另一种是不带经济效益的生育[1]。中国学者李银河也提出两种生育类型：一类是经济型生育，另一类是政策计划型生育[2]。魏津生则更宏观地指出，自然环境、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和政策干预，是决定生育最为显著的因素[3]。风笑天的研究则反应了二胎生育者自主意愿对生育的影响[4]。这些研究对于了解中国生育情势，制定生育政策产生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但这些研究更侧重于宏观，在微观形态中，生育行为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的问题并不清楚，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基层生育形势会有直接帮助。
笔者共实地访谈了12个家庭，两个孩子之间间隔在八年以上。这样的家庭类型，占该村家庭总数的9.67%。之所以选择二胎生育间隔大于八年的家庭，是因为这些家庭第一个孩子都已经离手，有的家庭生育二胎时，第一个孩子已经上大学或是已经外出打工。与两胎间隔较短的生育相比，这部分父母生育第二胎没有通常所理解的必要性和自然连续性。因此，选择这部分家庭作为研究样本，更能提示当下农村二胎生育的原因。
二、原因分析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影响被访者生育二胎的因素主要是基层干部为多征社会抚养费暗中鼓励、传统的养老和延续香火观念、乡村妇女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后推动精神归宿、抚育二胎的负担得到有效分摊及二胎家庭群体对一胎家庭的压力等五个方面。
1.基层干部暗中鼓励。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初期，基层干部对农村的计划生育把关非常严格。在访谈对象中，有一位十年前生育二胎的妈妈说：“那时候为生儿子，东躲，每天都活在恐慌之中，生怕被计生办的人抓住，还不敢躲藏在关系比较近的亲戚朋友家，那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就躲到工地上，可是有一次还是被计生办的人找到工地上了，幸好当时工地的人多，有工人看到计生办的人立即告诉我丈夫，我当时没有办法就躲在工地储藏材料的地下室。那时完全无家可归了，家里被贴了封条，值钱的东西也被搬走了，自己的亲戚也被抓起来审问，现在真的不敢想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这样的情形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初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不管想生二胎的意愿多么强烈也不敢轻易冒这个风险。而近几年“只需交钱便可安心生育二胎”已经成为乡村民众心中的“政策”。和前些年动辄株连和逮捕的惩罚相比，不难发现基层“政策”放宽了，给那些原本是独生子女并且一直想生二胎的农村家庭提供了机会。
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篇4
关键词渐进决策模型计划生育二孩政策
一、问题背景
自20世纪70年代末始，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的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我国创造了较大时期的“人口红利期”，也在教育、卫生领域营造了较好的社会公共环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如生育率太低、人口老龄化、劳动适龄人口下降等问题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论。诸多统计、研究机构证实当前中国的生育水平低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甚至出现了人口的零增长和小范围区域内的负增长。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当前各方面在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在飞速发展，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国策将长期认真地坚持下去。启动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数量变化，及时、审慎、灵活、稳健地调整和不断修正生育政策，促进人口的平稳发展。所以说，推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了一定的改变。此后各地具体政策陆续落地，但“单独二孩”的政策效果却未达到预期。据多项全国摸底调查预测结果显示，单独二孩政策能够覆盖的目标人群数量在1100万对左右。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了再生育。与公众低迷的生育意愿相对的是由于我国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引发的老龄化的加剧与人口红利的消失。在此背景下，现行生育政策加速调整已迫在眉睫，不少专家都认为全面放开二胎生育已十分必要。
二、理论模型
渐进决策模型是由美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提出的。所谓渐进决策，就是指决策者在既有的合法政策的基础上，采用渐进方式对现行政策加以修改，通过一连串小小的改变，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渐实现决策目标。渐进决策模型需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按部就班原则。决策过程是决策者基于现行政策的稍加修改。他把决策过程视为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也就是强调决策过程的连续性。
第二，积小变为大原则。渐进决策对现实的变革是通过一点点的积累，逐步实现根本变革。所实施的决策方案也不是全新的方案，而是对现行政策所做的小修改或稍大规模的调整。
第三，稳中求变原则。政策上的大起大落无助于决策过程的稳定性，且势必会危害到社会的稳定。为了保证决策过程的稳定性，就要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小变达到大变的目的。
三、分析论证
（一）用按部就班原则分析“二孩政策”
我国现行生育政策是在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形成的。事实上，尽管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除了人口大省的河南以外，其他的省、市、自治区均规定了“双独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的有关政策方针。只是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初，“双独夫妇”远没有成为社会现实，因而在上世纪末人们似乎将“双独夫妇”可以生育二胎的政策遗忘。整体上看，我国的生育政策前后是保持连续性的，是按照“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到“双独”，再到“单独二孩”再到考虑放开“全面二孩”的路径发展的，是决策者基于过去的经验，结合现有的政策环境，对其稍加以修改形成的最终政策。
（二）用积小变为大原则分析“二孩政策”
为确保一项政策的有效性与针对性，就必须对原有的政策进行不断修正，从而实现一项政策能够真正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生育政策不断地经历着决策、执行、评估、调整的过程。2011年我国出台了计划生育新政策，就“可申请生育二胎”给出了新的标准，增加了农村居民、少数民族、烈士、再婚家庭等特殊条件的夫妻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情况。地方政策上，2003年前后，吉林、江苏、海南、上海成为第一批取消二胎生育间隔的省（市），目前全国已有近20个省（区、市）取消了二胎生育间隔。2014年，我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也采用各省份相继启动的方式，浙江省、江西省、安徽省在2014年1月成为第一批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省份。2014年3月以来，全国出现了“单独二孩”新政启动的小高潮。从中可以发现，我国在推广“二孩政策”坚持了积小变为大的原则，在执行中不断评估、调整，逐步完成在全国范围内的政策执行。
（三）用稳中求变原则分析“二孩政策”
人口政策是百年大计，着手改革生育政策的同时，忌“大起大落”，“稳”是最关键的。政府在2011年酝酿“单独二孩”政策时遭到很多学者反对，有些学者担心一旦放开会导致人口井喷式增长，反而不利于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等问题的解决，影响社会稳定。2015年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在国新办新闻会上针对关于2016年全部放开二胎问题，其表示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致，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单独两孩”的政策，逐步完善调整生育政策，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015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针对记者提问的关于全面放开二胎问题表示目前正在推进，也正在进行全面的评估，会根据评估的结果，依法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在制定推广“普遍二孩”的政策上，政策制定者遵守了稳中求变原则，在调整过“单独两孩”的政策后需要再评估社会公众反应，再逐步完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四、结论
“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在人口持续发展上有着重要意义。但从政策效果上看，公众的生育意愿远低于预期。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形势和社会趋势看，“单独二孩”这一项政策还不足以满足于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口的需求，逐步地、有针对性地全面放开二孩是计划生育政策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但是应考虑到，要避免全面放开二胎造成人口堆积现象，仍需要适当控制放开“普遍二孩”政策的节奏。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将始终贯穿于整个21世纪，“人口红利”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消失。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举措并不应该是依赖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而应该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同样，应对劳动力资源优势消失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其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加快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增长方式转变。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作者简介：王玮（1988―），女，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14级mpa研究生2班。]
参考文献
[1]郑丙浩.科学发展观视角下的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研究[D].福建：华侨大学，2012.
[2]丁煌.林德布洛姆的渐进主义决策理论[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1993（03）.
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篇5
关键词：二胎政策；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辩证影响
我国在十八届三中上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上指出要全面实施二胎政策，改变原有计划生育政策，鼓励人们积极生养二胎。生二胎政策的全面实施是我国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改变人口发展局势所进行的重大调整，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意义。
一、单独二胎生育政策实施的理论依据之科学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指的是在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范围内，实现既满足当代人发展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能力发展需要。在我国人口的持续增加下，我国自然资源和能源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人口规划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即实行计划生育。
在计划生育实施的几十年，我国人口快速增长问题基本得到了控制，我国逐渐步人了低生育率的行列，减少了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但重新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我国作为人口资源大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人口资源的支持，在人口减少的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突出表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和社会年轻劳动力的减少。为此，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要在人口规划控制的基础上和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适应。
经过有关调查分析表明，单独二胎政策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在单独二胎政策之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目的是降低社会人口的数量和生育量，经过多年的发展证明这种政策不再适应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计划生育的实施逐渐出现了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导致我国人口结构发展变得不合理。二胎政策的实施时为了纠正过度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在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上，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二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辩证影响
（1）积极影响
第一，能够解决用工荒的问题，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后一步是劳动力过剩问题。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一些区域发展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据有关调查报告系那是，我国现阶段已经转出的农村劳动力在2.3亿左右，剩下的没有转移的劳动力一般是年纪大、劳动力不足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2009年开始，我国内陆地区出现了用工荒的问题，导致劳动力成本费用增高，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实现二胎政策能够带动人口的增长，在长远上增加社会年轻劳动力总供给，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二，能够减少甚至消除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首先，能够协调人口性别比例。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人们在计划生育的指导下喜欢生男孩，由此导致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衡。而二胎政策的实施能够拓宽人们的生育选择权，减少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能够解决人口老龄化及社会养老问题。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人口生育的正常规律被打破，导致人口结构问题开始凸显，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进而引起社会保障问题。二胎政策的实施，虽然不能立即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问题，但是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减缓因为老龄化引起的社会负担问题，实现人口劳动力发展比例的平衡。
（2）消极影响
第一，加剧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在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的短缺问题，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见，不断增长的人口会为本身已经很脆弱的资源环境发展带来更多无法预料的问题，加大对各种资源的损耗，不断引发各种环境问题。第二，会引发日后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全面独立二胎政策的实施目的是缓解我国现阶段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实现对人口结构发展的优化。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是否能够起到真正的作用引起了群众的思考和质疑。因为，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仅仅依靠生育来缓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外，人口的发展具有延时性的特点，现在表现为人口的增长，可能在多年以后才会反应出来一些隐性的老龄化问题。在社会保障体系得不到发展的情况下，这种隐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会导致社会养老资源的争夺，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第三，会对独生子女家庭带来消极影响。中国传统思想的弊端在于重男轻女，一些家里是女孩的家庭，在二胎政策之后会继续鼓励家里人生育男孩，但是基因的影响所致不能保证这些家庭生二胎的孩子使男孩，为此出现了一些家庭超生的恶性循环，进而影响到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会加重原本生活困难家庭的负担。
三、如何实现独立二胎政策的良好发展
独立二胎政策的实施需要多个部门配合完成，首先，要处理好人口资源和社会环境资源发展的协调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促进人口资源发展和社会环境发展之间的协调。同时，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设我国的人力资源强国。其次，要将计划生育政策贯穿到独立二胎政策中。再次，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实现对人口流动发展的合理把控，有效处理好人口流动问题，比如留守儿童问题、空巢老人问题等，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最后，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口生育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为此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关注人的需要，提升人口的总体素质水平。在二胎政策实施下，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在统筹人力资源、社会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篇6
10月29日晚间，五中全会公报允许普遍二孩政策。通过《新闻联播》确认新闻属实，杭州的刘栋（化名）百感交集：为了生二孩，他在两年前不得不辞了事业单位的工作，让妻子在美国又生了一个孩子。如今创业没有想象的顺利，他也没法回事业单位上班，二胎政策放开让他五味杂陈。
最大利好是公务员人群
在希望放开二胎的人群中，像刘栋一样的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职员是最迫切的。他们吃着“皇粮”，开除的代价让他们想生二胎而不敢生，因为代价太大。
记者的一位朋友是公务员，他有一个姐姐，30年前母亲为了生他，丢掉了教师的工作。生了一个女儿之后，这位朋友很有强烈生二胎的意愿，但是一直不敢生。“终于等到了二胎放开。我原来以为还要等一两年的，这下好了。”朋友说，他马上就会开始二胎计划。
实际上，对于普通人来说，二胎放开是一个“利好”，但是没有公务员群体对这个消息反应强烈。农村由于一胎是女儿的可以再生一个，加上罚款也不高，很多想生二胎的人早就生了。计划生育政策尽管对所有人都有约束，但是一般地方几万元的罚款，有些西部城市只罚几千元，对多数强烈想生二胎的人来说还能接受。只有北京等大城市，超生罚款超过40万元，才让不少想生二胎的人望而却步。
相比之下，由于“开除”利剑高悬，导致有些公务员想生二胎不敢生。而像刘栋一样为了再生一个孩子辞职的，毕竟是少数。
事实上，即便是“少数”，这个人群的数量依然不少。在北京某国企上班的路先生之前与记者闲聊时说到，他们单位有几个女同事陆续辞职说出国了，但同事都怀疑她们其实是去生二胎了。他本人只有一个女儿，很想生二胎，但是迫于单位开除的压力，一直不敢生。如今政策放开，路先生坦言，自己肯定会再生一个。
解决人口危机刺激经济
全面开放二胎，预期之中，也是预期之外。民间传闻，二胎政策2015年年底开始会在浙江等省份进行试点，全面放开预期要在2016年甚至更久之后。为什么会提前呢？
人口危机加剧，民间呼声很高，经济增长放缓，使管理层最终下定了决心。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曾按高、中、低三种生育率方案对中国人口增长率作出预测，按照中方案，中国人口将在2026年转入负增长，此后负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直到2060年才稳定下来。而按照低方案，中国人口在2017年达到13.6亿的峰值后迅速下降。分析认为，当前我国人口面临三大危机：少子化，增长率低，红利在消失。
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股票分析师告诉记者，实体经济太差，他原本对经济前景比较悲观，二胎政策放开，他的信心增强了不少。他认为，多生孩子就需要买房子，或者换大房子，拉动消费，其他直接的消费就更不用说了，从长久看对经济刺激的作用会比较大。
有专家分析称，从“单独二孩”政策实行一年多的实际效果来看，每年受惠于新政而增加了几十万新生儿。再加上本次进一步放宽限制的“全面二孩”，根据估算，未来每年平均新增的小孩规模预计将在250万左右。
有人算账说，按照每个孩子每年带来3万元消费来计算，那么每年新增的消费就是750亿元。除此之外，伴随着新生人口数量的增加，房屋、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内的民间和政府的投资都会成倍放大，因此在最开始的5～10年里，每年可能额外增加2250亿元的投入。将以上两项预期数据相加，3000亿元相当于中国GDp额外增长0.5%左右的水平。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保7”的目标，同时也会提振国内外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
你养得起吗？要生二孩理财先行
二胎政策放开，让人雀跃的同时，也有不少人担心：会不会导致中国人口暴增？
这样的顾虑也许是多余的。在记者身边的人群中，想生二胎的多数已经生了，只有几个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朋友有生孩子愿望，其他多数人表示即使政策放开也不愿意再生，因为压力太大。
某门户网站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个情况。多数受调查者表示“不想生，一个孩子都养不起，哪还敢生两个”。
生孩子不易，养孩子更难，居高不下的养育成本让一些人望而却步。二胎政策放开后，很多人表示不想变成“孩奴”，并不想生二胎。
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篇7
那时，房价下降是必然，托着不降也托不了多久。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五中全会公报宣布，中国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中国实施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终结。
有接近决策层的人士表示，这一政策具体实施，将从“十三五”期间，也即2016年开始。“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整个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弃。同时，按照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这意味着中国内地31个省份，需要对应地修改各自的计生条例。
独生子女政策35年
独生子女政策，发轫于1980年9月25日。是日，中共中央刊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称《9・25公开信》），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同时，《9・25公开信》中，也提出，“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此后，“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在城乡得到较为严格和普遍的实施，甚而一定程度上，成为计划生育政策的代名词。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教授说，有一个常被公众忽略，但应该明确的事实是，包括独生子女政策在内的整个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其实一直在不断地“调整完善”中。
1973年国家提出的政策是“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不久演变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78年，国家进一步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政策。1980年《9・25公开信》之后，施行独生子女政策。
1980年至1984年之间，由于不分城镇农村地实施较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矛盾尖锐、工作压力巨大，于是在1984年之后，调整为农村居民可以生育“一孩半”的政策（第一胎为女孩，可以生育第二胎；第一胎是男孩，则不允许生育）。同时，至迟从1986年开始，全国各省份除河南外，又陆续开放“双独二胎”政策。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五中全会公报宣布，要“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那么如果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可能会新增多少人口呢？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计委科研所所长马旭曾表示，预计如果“二孩”政策全部放开，一年会新增1000万新生婴儿。
其他公开可见的人口学者的测算，则从每年新增250万至800万不等。
数据显示，多数的预测，尤其是来自计生系统的预测数据，都会比实际情况，要“高一些”。最典型的是，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国家卫计委曾预计每年将新增新生人口200万左右。但2014年全年，实际新增不足100万。
2012年至2014年，中国新出生人口分别为1635万、1640万、1687万。
二胎政策和中国房市
二胎拯救楼市？
专家预测，2030年左右或现人口峰值14.5亿。
面对新政的出台，坊间揣测不断：“房价会不会涨？”“楼市会不会井喷？”“市场去库存是否会加速？”
然而，二胎是否利好房地产？或许论断为时尚早。有地产媒体通过调查近百位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白领后发现，一线城市生育二胎的意愿并不高，仅有14%的白领有生育二胎的打算，其余要么不想生，要么还在考虑。而对于二胎对房地产的刺激作用，大部分人也并不看好，一方面，“大家不愿意生，需求基数小”，另一方面，“一线城市房价高，消费不起”。仅有30%的人认同二胎将促进大户型、改善房需求。
一线城市的二胎难题
二胎不是你想生就能生。
“70后没人打算生二胎吧。钱！精力！”被访者周立丹说。
周立丹76年出生于温州，其后在上海生活。其父亲在上海有一间大规模服装厂，结婚时她父亲将绿洲紫荆花园一套96平米三室一厅的房产转至其名下，也就是周立丹一家三口现居住的地方。周立丹老公年薪30万，家境殷实，但为了让女儿到更好的学区上学时，一家人还是为房子问题一筹莫展。“现在房价太高了，为了孩子上学要换一套房，成本已经够高了。再生个二胎，以后还要想着他们长大的房子问题，太恐怖！”周立丹感叹道。
对于周立丹这一批70后来说，他们首套房源或是长辈基业，或是父母首付、自己还贷款，或是赶上拆迁。他们买房时并未料到今日这水涨船高的房价，纵使当下的70后是有存款的一代，但能够应对当下这天价房的也实属个别。
在70后看来，在上海要有钱养得起才能生，首先考虑的是怎么养。70后的第一胎已经逐渐长大，他们充分意识到养一个孩子需要多大的成本。“这是一个有钱人才生得起二胎的时代。”周立丹叹息。
某媒体问卷调查的90份样本中，横跨70后、80后、90后三代。90位白领中，仅有3位白领养育了两个小孩，有40位白领拥有一个小孩，其余47人暂时没有小孩。
而当笔者问到是否愿意生二胎时，仅有13人表示：当然生，早盼着这一天了。有20人表示：不想生，一个孩子都养不起，哪还敢生两个！其余54人表示还要考虑考虑。
影响生二胎的因素中，“没精力”、“养育成本高”、“房子”、“上学”都成为现实的阻碍。一位80后表示：“二胎有想法但是不敢生，上海房价太高，二胎意味着更大的住房面积，目前承受不起。”一位70后白领则表示：“最担心孩子上学问题，因为学区房太贵了。”
房子已成奢侈品
对于在北上广深生育人口来说，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无疑是一件幸福的事。
媒体调查的这90位已经结婚的白领当中，有41位目前是租房的状态。其余49位已经买房的白领中，大部分是两居室，大户型、大面积较少。
王子文是一名it从业者，80后，和妻子一起在上海工作。他有一个二岁的小孩放在老家由父母照顾。随着小孩上学年龄的接近，王子文正考虑在上海买房，将老人小孩一起接过来在上海生活，“我不想我的儿子一直这样成为留守儿童。”王子文说，“新一代的外来务工者和老一辈外来务工者不同，他们希望在城市安家立业，而不仅仅是在城里赚钱，在老家使用。”
上述41位租房白领中，有一半以上的白领表示要在所在工作城市买房，将孩子带在身边，给孩子一个安定的家。有部分白领表示无法承受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将在老家置产，还有部分白领表示将在一线城市周边置业。
王子文考察一番后发现，上海的房价已逼近承受极限，上海外环新房的均价已逼近三万，这意味着他两百万的预算也仅够在外环买一个两居室。
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10月上海全市17个区县中，静安以85340元/平的成交均价高居榜首，而浦东作为传统的供应大区，新房成交均价已飙升至36321元/平米。
“对于我们普通白领来说，上海的房价真的是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王子文说。二胎放开后，王子文的父母正试着和他商量生二胎的事情，王子文正苦恼如何婉拒父母的要求：“目前对于我来说，生二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一线城市房价太高，对于一般的白领，买房会花掉大部分积蓄，对生二胎会更加谨慎。”
改善需求有压力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让很多开发商有所期待，部分开发商甚至认为这将催生套四以上户型房源的市场需求。而坊间专业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说：“所谓‘二孩’政策放开，将催生房价上涨、套四房源热销绝对是个伪命题，是自娱自乐的表现。”
对于短期内的房地产市场，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政策刺激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市场利好。“而且，随着家庭成员结构的改变，现在主流产品设计其实还需要推倒重来。”有房企负责人表示，“目前的市场刚需产品，基本都是按照一家三口的人口构成来设计的。对于真正有需求的家庭来说，并不合适。”
对于在一线城市工作的白领来说，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如果真的生育二胎，那么最中意的是近郊或者市区、100-200平米、三室两厅的房子。“这类房子基本可以满足二胎的住房需求。”一位受访者说。
当然，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调查显示，有49位已买房白领，大部分为两居室。笔者询问如果计划要二胎，是否有换房要求？有半数表示需要，因为“目前的房子太小，需要换个大户型的房子”。大约四分之一表示“目前的房子可以满足”，剩下约四分之一表示“不需要，因为房价太高，换不起”。
一位在基金公司做技术顾问的白领告诉笔者：“一个孩子的压力已经很大了，思想上的压力、经济上的负担。我们总要给她最好的东西，最好的教育，现在孩子才6岁，我们已经花了30多万元，积蓄相较没有孩子时没有增加，根本没有能力再买一套房子。”
人口红利逐渐减少
一位90后白领说：“二胎放开与不放开，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对于房地产来说，更是扯不上边。据统计，从2010年开始，我国的劳动力已经处于下降通道中，劳动力人口下降意味着什么，我想大家都明白的，现在的房价已经是虚高状态。”
今年1月国家卫计委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底，全国“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的不足100万对，远远低于专家给出的200万预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经济蓝皮书》说，中国目前总和生育率仅为1.4。按照国际惯例，人口正常更替水平是2.1，“低生育陷阱”的红线是1.3。
“目前我们这一代二胎的生育意愿已经比较低了，我身边的80后90后朋友基本都是只有一个小孩。”上述90后说。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2014年以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统计对象，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比上年末减少了371万人。这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第三年绝对数量下降。业内普遍认为这一下降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
专家表示，我国的“人口红利”从2010年开始逐渐消失，即使执行了“全面二孩”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但是从长期来看，将有利于实现合理的人口结构，提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例，从而能够对潜在增长率产生正向的影响。
不过，随着推动房地产繁荣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中国楼市未来几年或难以摆脱“大拐点”的命运。一方面是新增人口在减少，一方面是多地仍在加大商品房的供应。
最新的人口结构研究显示，90后人口总数比80后缩减了23%，00后又比90后缩减16%。25岁至49岁的购房主力人口将在今年达到峰值，并从2018年开始急速下降。
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将开始经历需求结构的改变，在未来的三到五年，楼市购买力也许就会出现严重的结构性短缺。
二胎生育与买房意愿，70、80、90后有话说：
看涨派：二胎刺激房价
1、租金会越来越高，房价也会继续攀升，真正分割了贫富差距。
2、二胎会多方面的刺激经济增长。包括房价，母婴、食品、玩具、汽车等需求。
3、二胎会刺激房价。
4、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意味着实施了36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终于寿终正寝。看似与房地产没有关系的二胎放开政策，实际上跟房地产政策走的是一条路，而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二胎放开政策甫一出台，市场上就几乎一边倒的预测房价将大涨。
5、实施生二胎政策在家庭条件的允许下，会有大批量的人会想到要改善自己的居住面积，从而“以小换大”，房价上应该要促进购买大房的优惠力度。
6、短期内可能会刺激房价上涨。
7、对于一线城市来说，二胎和房价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一线城市的本地人不愿意生二胎，外来人口压力大，生不起。对于中小城市来说，二胎和房价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悲观派：二胎生育买房难
1、生不起，养不起，压力大。
2、想生二胎，但房价太贵。
3、房价太高，收入太低，一个孩子也无法达到小康水平，二胎明显拉低生活质量。
4、在上海市区仅靠工薪阶层能力购置一套刚性需求住房都是困难无比的，因此二胎问题只能由有条件的人家去考虑。
5、二胎不是你想生就能生；房价不是你想降就会降。想要二胎，只是自己希望过丰富的家庭生活，与政策无关，当然前提是会考虑好孩子的基本生活保障，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给孩子舒适的成长环境。对于房价无力吐槽，房子成了我们最奢侈的追求，真是可悲而又无奈。
中性派：二胎与住房无关
1、有条件就生，没条件创造条件生。
2、自己是独生子女，已经感受到照顾两家老人的压力。孩子这一代以后承受的压力更大，希望生二胎帮助减轻压力，也有个伴。生不生跟买不买房，没什么必然的联系，有也是等孩子们都稍微大一点才会考虑。
3、基本上在生二胎的问题上，我们首先考虑的并不是买房的问题，而是以后怎么养。
4、虽然政策放宽了，但是也得根据自身情况考量是否生二胎，对房价肯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整体影响也不会太大，毕竟有没有房子不能作为生不生孩子的标准。
5、二胎放开与不放开，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对于房价来说，更是扯不上边，现在的房价已经是虚高状态。
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篇8
然而，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人口代际更替水平，生育意愿持续低迷，劳动力绝对数量首次下降，老龄人口上升的速度快过预期，进而造成实际赡养负担加重，近百万失独家庭从精神慰藉到养老支持将陷入困境。透过种种矛盾可以看到，生育政策调整是触及利益较少、受益者众多、改革红利最大的改革领域之一。因此，本届政府任内，应当对未来的中国人口政策作出决断。
——编者
“计生内部谁也不想合并，但大家心里都知道，这是大势所趋。”2月底，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一名官员对《财经》记者说。
此时正值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方案。若方案在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讨论通过，国家人口计生委将可能整体并入卫生部。这意味着，组建32年之后，人口计生委作为一个独立部门将不复存在。
具体而言，国家人口计生委将与卫生部整体融合，其原有人员和职能将被拆分，在新的“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部”之下，设立单独司局行使人口控制职能。而国家人口计生委原有的生殖健康、生育服务等职能，与卫生部里职能相近的司局合并。
公众最为关心的是，计生机构的调整，是否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政策转向？据《财经》记者了解，十以来，新一任领导集体尚未正式讨论生育政策调整的议题。此次机构改革与计生政策调整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不过，机构调整仍给予民众“生育松绑”的想象空间。最主要的反对意见亦由此而生——专门机构都不存在了，计划生育如何继续实施？
实际上，中国未来的生育政策调整，已非国家人口计生委等部门层面所能左右。调不调，怎么调，何时调，皆需中央高层拍板。但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本届政府任内须对未来的人口政策作出决断。
就下一步调整而言，此前有关分省、分步骤放开“单独二胎”（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胎）方案测算最为详细、进展最成熟，在体制内认同者最多，亦符合中国类似政策“循序渐进”的惯例。因此，未来政策调整，很可能延续这一思路。
计生委下一步
早在十年前，有关计生委机构改革的呼声就已出现。曾有的讨论包括，计生与社会保障、卫生、发改委等部门合并，但均未进入实操阶段。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创立于1981年3月6日，由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七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设立，其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负责全国计生工作。2003年3月，在国务院行政机构改革中，这一机构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此后，其再无大变动。
近年来，随着中国各项生育指标全面下降，人口控制压力减轻，一度沉寂的改革讨论重新升温。基于人口形势变化，各界皆认为改革契机已然来临。据《财经》记者了解，两年前，国家人口计生委内部即有十之后“大部制”改革“要动计生”的说法。
接近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知情人士分析，此次“计生”与“卫生”合并方案被通过的可能性很大。主要原因在于，随着人口压力减轻，城市居民生育意愿大幅降低，在省、地市一级，人口计生部门的人口控制功能已日渐萎缩，而其负责的生殖健康、节育等职能，与医疗卫生机构存在颇多重合，且受困于人员、技术等条件，难以与卫生系统抗衡。比如，人口计生系统在城镇设有计生服务中心或计生服务站，但由于人们往往更倾向于前往条件更完善的医疗卫生机构，享受更好的生殖健康服务，计生服务机构的地位已显边缘化。从这一角度而言，两方合并，符合“大部制”改革精简机构、解决职能重叠的方向。
目前，人口计生委系统的机构设置直达县一级，即使在乡镇一级，也一般设有计生办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二者通常是同一机构的“两块牌子”。
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刘集镇，镇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计生办）共三层楼，第一层和第三层是提供生殖健康、生育服务的诊室，第二层为行政人员办公室。该机构共人员25人，只个别有公务员或事业编制，其他聘用人员支出需自筹。
3月4日，《财经》记者走访该中心时看到，诊室空无一人，玻璃门上了锁。二层办公室也房门紧闭，不见人员出入。
据刘集镇计生办副主任张艳军介绍，计生服务中心属于生育服务的孕前检查、发放叶酸等项目，与镇卫生院的功能重叠，村民更倾向于去专业水平相对较高的卫生院。
基层计生机构最重要的人口控制功能也已转化为社会抚养费征收。在刘集镇，村民反映的情况是，社会抚养费征收已经和计划生育脱钩，成为非第一胎新生儿上户口的一项行政性收费，“还可以讨价还价”。
除去基层计生机构的职能萎缩，就技术层面而言，计生委合并难度也不大。目前，国家人口计生委机关拥有行政编制143个，加上下属事业单位，共约千人左右。相较于体量庞大的卫生部，人口计生委是国务院部委中较小的机构，各级计生服务中心也可与同级的卫生机构合并。
在国家人口计生委内部人士看来，整体融合是相对理想的方案，若是在卫生部下设独立司局，人口计生委实际上被降格。整体打散并入，并将新部委更名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部”，则显示计划生育仍被置于重要地位。
但是，挑战依然存在。一直以来，卫生部以医疗专业人士为主，行政管理职能并不突出，而计生系统干部更多承担的是行政管理职能，新部门如何磨合，计生管理职能是否会弱化，令人口计生委内部有所顾虑。
松绑后人口会反弹吗
机构调整固然引人关注，但未来中国的人口政策走向，更是公众关心的焦点。
前述国家人口计生委官员认为，城市的人口矛盾确已减轻，但在广大农村，生育控制压力依然较大。目前统计显示农村生育率不高，部分原因在于一套强大的农村计生队伍仍在发挥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口计生系统人员近40万人，在较大的乡，专职工作人员多达十余人，多由副乡长主抓计生，实行超生一票否决制。在村级组织，计生责任由村干部承担，具体工作则由志愿者开展，对超生者实施“盯防”。
就在今年2月22日，湖南省湘阴县还发出通报，12名村支部书记因为计生工作不力，受到撤职处分。国家人口计生委内部亦有人担心，机构调整之后，基层计生职能弱化，不利于农村的人口控制。“政策一调，农村人口肯定要反弹，计生系统弱化了，生育还能不能控制住？”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本轮机构调整的讨论中，主要反对意见来自人口大省的主政者。他们担忧，机构调整后，计生功能受到削弱，人口形势一旦反弹，将给本省资源环境带来压力，并摊薄人均GDp指标。此外，一些当年的计生政策设计者，也强烈反对。
由于人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之间存在差额，人类群体行为亦受“羊群效应”、公共服务等因素影响，放松生育政策之后，究竟会造成多大反弹，尚无法精确测算。
中央高层内部对农村人口反弹也有担忧。2011年4月，在“六普”数据公布之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信息司司长于学军就人口形势给中央政治局讲课，对于生育政策调整之后的农村人口反弹的问题，有领导专门发问，但二位人口学家的解答未能说服当时的领导。
国际上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达2.1可保持人口代际更替。在此之上，人口逐渐增加，其下则减少，被称为低生育率。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总和生育率之低超出主流人口学界预期。翟振武依据每年新生儿约1600万人推算出，总和生育率为1.6。联合国人口司编制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认为，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005年－2009年间是1.64，预计2010年－2014年为1.56。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蔡泳、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等学者测算，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不到1.5，已进入超低水平。
近年来，国家人口计生委一直将中国的生育率口径保持在1.8左右，并称有必要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但其内部，对真实生育率能否达到1.8也存在不同意见。
但是，无论哪组数据都说明，中国的低生育时代已经来临。
曾参与国家人口计生委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制定的学者称，国际经验和历史证明，人口一旦进入低生育时代，就很难大幅反弹。
从“六普”结果看，中国人口结构中，10岁以下少儿组降幅很快，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城镇化进程加速、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性别选择依然严重，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生育意愿下降，且和生育政策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近十年来，中国人的生育选择越来越少受到生育政策影响，越来越多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影响。”也就是说，即使生育政策调整，对人的终生生育选择也影响有限。上述学者测算，按照分步骤放开“单独二胎”的方案，长期来看，生育率将从1.6回升到1.7－1.8左右，依然符合“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预期。
对于城市生育政策调整后，是否会引发农村人口反弹直至“失控”的担忧，大部分人口学家认为，事实上，在中国农村，“二胎”已普遍存在，即使政策调整，主要的人口增量会出现在城市，并且只是将过去不合法的“二胎”合法化，不会造成新的“人炸”。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曾长期跟踪农村生育意愿。自2007年开始，她在江苏农村进行的跟踪调研显示，在2万余名妇女的样本中，18岁－43岁育龄妇女总体生育意愿都不高，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5个，平均希望生育子女数为1.42个。
2010年，郑真真在进行回访时发现，2007年明确表示自己“肯定会再要一个孩子”的妇女（符合二胎生育政策），只有44％生了二胎。而在2007年明确表示自己“不打算要”的妇女中，仅有2％生了二胎。郑真真表示，这说明农村的生育意愿也在下降，而且，人的真实生育行为往往低于生育意愿，放开生育政策，对农村生育的激励非常有限，“农村居民的生育行为也是理性的，受到经济、教育等条件限制”。
“从2000年到现在，第一波生育率下降是城市人口，第二波生育率下降是流动人口，现在农村本地非流动人口生育率也下降了。这是大趋势。”郑真真说。
“认为农村人口的生育行为仍处于无序状态，这是一种传统思维定势。”前述人口计生委官员称。
旧方案新方案
据《财经》记者了解，生育政策的调整目前尚未列入日程，但未来几年，生育政策调整最大的可能，还是沿袭过去分省、分步骤放开的“单独二胎”方案。
上一轮“单独二胎”方案自2007年酝酿，于2009年正式提上日程。2010年初，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提出，“十二五”期间，“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
当时，曾有多版“二胎”方案进入讨论，有按女方年龄分步放开；有按省份逐步放开；还有如北京大学教授曾毅提出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方案，即在适当晚育间隔前提下，不分地域、不分城乡，也不论夫妻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均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
最终，按省份逐步放开的“单独二胎”方案入选，此方案被认为更好地体现了“平稳、逐步、有序、可控”原则。目前，中国内地各省皆已实施“双独二胎”政策——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二胎。前述知情人士表示：“先‘双独’、再‘单独’，最终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比较容易被接受。”此外，弥补独生子女家庭为生育政策业已做出的牺牲，亦是个中考虑。
“单独二胎”实施方案，最早设计了“三步走”策略：2011年，浙江等五省份首批试点；其后，开放北京、上海、天津等六个左右的省份；其他省份则为第三批。最终在“十二五”期内，实现全国全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详见《财经》杂志2010年第7期“独生子女政策谋变”）。
2010年11月初，方案经微调后，由国家人口计生委提交至国务院。当时，包括国务院“六普”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内的数位官员，均预计“六普”主要数据出炉之际，即为政策调整一锤定音之时。
但在中央高层中，政策调整未取得共识，方案被“无时间表”地搁置。知情人士表示，当时决策层对整体人口形势走向仍未有定论，对待人口老龄化也态度不一。一些意见认为，老龄化固然是大趋势，但生育政策的变化对未来老龄化程度有多大的影响，尚不能准确评估。
同时，历来的政府决策主要解决本届任期内的问题，人口问题的负面作用将在未来逐渐显现，老龄化高峰也出现在十多年后。对政府而言，调整生育政策并非最紧迫的问题，“解决民生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更为优先”。此外，部分人口大省也对计生政策调整态度保守。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家人口计生委官员透露，生育政策调整重启之后最可能采用的方案，是新成立的“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部”出台政策调整意见，经国务院批准后，转发各省自愿分步实施“单独二胎”。由于主要的人口反弹顾虑在农村，政策调整将主要针对人口压力较小的地区，而北京、上海这种特大城市，由于其人口资源压力大，当地政府对人口态度谨慎，很可能在最后放开的省市之列。
在一些更积极的人口学者看来，时至今日，“单独二胎”方案已过于保守，难以解决中国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
2012年10月2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题为《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的报告，亦认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胎”。报告建议，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最终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郑真真等学者也认为，2004年时，调整生育政策还可以考虑“单独二胎”等渐进方案，现在九年过去，人口形势已发生变化，“单独二胎”政策内覆盖的人群很窄，调整影响变小，应当采取更宽松的调整方案——全国直接放开“二胎”，容易操作且公平。
前述参与国家人口计生委调整方案起草的学者表示，中国的第四次生育高峰即将结束：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口普遍进入育龄，每年新出生人口在1500万－1600万人左右，待这一高峰结束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生人口进入育龄，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将下降到1000多万，比现在少400万－500万人。此间全面放开“二胎”，才有可能对冲生育水平快速下降的曲线，使人口变化波动趋于平缓，“现在是比较好的时机。”
时机不可贻误
相反，若政策调整一再拖延，带来的影响可能是长远且不可逆转的。
2013年初，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2012年，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亿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69.2％，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降，势必会造成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的加剧。在人力资本质量相同的情况下，社会人力资本存量将会降低，劳动生产率也将相对降低，并通过影响社会消费和社会投资而严重影响总体经济发展。
劳动年龄人口，乃至少儿组人口数量下降，与计生政策实施息息相关。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的研究，如果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未来20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减缓直至零增长。与之相对应，0岁－14岁少儿人口比例将从2010年的16.6％持续下降到2050年的11％左右；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从2010年的74.53％持续下降到2050年的60％左右，这将导致人力资本后续供给乏力，劳动力来源受到严重制约。
一方面是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下降，另一方面，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六普”数据显示，老龄人口上升的速度快过预期。两种变化叠加，造成实际赡养负担加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认为，按照新数据，到2038年，统计赡养率很可能修正为1比2.6或者2.5，那么，对应的实际赡养率可能修正为1比0.8甚至0.7。中国进入老龄化高峰期的时间也会提前到2035年，甚至更早。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做过测算，假设生育率下降对老龄化的影响是4％，死亡率下降的影响只有0.5％，“相差8倍之多，几乎没有可比性。所以，计生政策导致的生育率下滑，对老龄化影响巨大”。
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篇9
释疑不会威胁国家粮食安全
原新教授指出，“单独二胎”新政在各地落实后，毫无疑问将增加人口总量，加剧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竞争性。根据测算，全国城乡普遍实施“单独二胎”，将使总人口在2030年达到14.53亿，峰值人口增加1500万；2050年，总人口下降为13.85亿，但比现行生育率，至少增加5000万人。
不过，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此间也指出，我国粮食安全以及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均是以2020年总人口14.3亿人、2033年前后总人口峰值15亿左右作为基数制定的。因此，“单独二胎”虽然会导致人口规模扩大，但尚不会威胁国家粮食安全，或给基本公共服务造成过大压力。
利好缓解老龄化增加劳动力
原新指出，目前启动实施“单独二胎”政策，近中期不会影响老年人口总量，但会微弱的降低老龄化水平。据测算，“单独二胎”与现行生育政策相比，2030年老龄化水平从24.1%降到23.8010；2050年从34.1%降到32.8%；直到2074年以后，该政策会影响老年人口数量。
此外，“单独二胎”会适当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研究显示，城乡普遍推行“单独二胎”政策后15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增加，203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8.75亿升到8.77亿；2050年从7.00亿升至7.26亿。
受益提升家庭抗风险能力原新认为，“单独二胎”最大受益点是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单元——家庭。
超低生育率使得家庭被简约化到了极致。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普遍进入婚育期，城市“421”式极端简单的家庭数量显著增加。这样的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并因此导致空巢家庭、失独家庭大量存在。
原新指出，“单独二胎”实施后，可以在政策上终止“421”的家庭结构，取而代之的是“422”，可明显增加家庭人力资源，提高家庭抗风险和未来照顾老人的能力；同时，有利于家庭自身发展，比如让孩子的成长受益，有兄弟姐妹的相互陪伴，有利于孩子健康人格的养成。
酝酿阶段提四方案两松两紧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介绍，2008年，中央部署绸缪生育政策调整完善至今，对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学界主要有四种意见。
一是首先在全国城乡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保持生育水平的总体稳定，为下一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创造条件，“这是多数专家的观点”。
二是实施普遍两孩政策。有专家主张在适当晚育加间隔的前提下，普遍允许城乡所有35岁及以下的夫妇生育二孩；35岁以上的夫妇作为“奉献一代”，只能生育一个孩子。
三是继续坚持现行生育政策。年出生人口数下降到1200万上下时，再由各地根据实际调整完善生育政策。
四是进一步收紧生育政策。严格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个孩子。
单独两孩易为社会接受
对于第二种调整方案，王培安指出，“以年龄作为界限缺乏合理性，不宜被接受”；同时，在多数省份已取消生育间隔的情况下，再恢复难度会很大；一旦管理失控，极易造成生育堆积。
“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保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易为社会接受。”王培安说，辽宁、吉林、天津等7省市农村已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具有实践基础；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由各地依法组织实施，风险可控；“同时，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可以释放一部分生育势能，有利于保持生育水平的总体稳定。’北京落地部分二级医院产床尚有闲置
【市民反映】家住朝阳区的李女士：我和老公是“单独”，也想要两个孩子。但现在我才刚怀第一胎，到妇产医院排队建档，已经体会“一号难求”、“一床难求”的问题。政策一放开，大家都要第二个孩子，去哪儿生啊？
【专家说法】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生育政策改革将带来社会服务目标人群的变化。卫生计生部门在计生服务、妇产科服务方面，教育部门在托、幼教育方面，规划部门在人口空间布局变化方面都要尽快做出科学的分析、预测，早作服务能力调整等相应安排。
【官方回应】北京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北京市绝大多数二、三级综合医院都有产科．全市助产机构近140家，产科床位近4000张。如果每张床位平均年周转60个产妇，全市的产科床位每年可接纳24万人次。近年来，全市年分娩总量约22万，“生孩子难”主要集中在三级或妇产专科大医院，不少二级医院的产科床位尚有闲置。未来3年至5年，全市将有约20所大医院扩建，11家位于郊区县的区域医疗中心建成，会相应增加产科床位壮大产科服务能力。
三年增加7.5万个入园学位
【市民反映】家住昌平的刘女士：小区里的配套幼儿园因为申请不到办园资格关闭，为了给孩子找个可靠的幼儿园，找关系又花钱。前不久新闻上还说，“单独二胎”政策一出，学区房都跟风要涨价。再生第二个孩子，以后上幼儿园上学都成问题。
【专家说法】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刘爽：近期做过一项调研，北京的幼儿同学位尚不能满足需求，如果近两三年内再出现出生人口小高潮，将直接导致孩子入园更加困难。政策调整必然带来人口变化，政府需要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积极跟进，做出调整和完善。
【官方回应】昨天，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缓解入园难，2011年北京颁布《北京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年-2013年）》提出，市、区（县）3年投入49.6亿元，规划建设并改扩建769所幼儿园，今年底将增加学位7.5万个。另外，今年北京新建的30所城乡一体化学校，已于9月1日开学，加上去年已建的15所，将提供6.4万余个学位。
建议“失独家庭”补偿纳入社会福利体系
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篇10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完善；
【中图分类号】C9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851（2014）2-0495-02
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形成及实施成效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形成
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国人口只有5.4亿，当时我国并没有制定人口计划，所以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国人口一度出现无序增长，人口增长率最高时甚至达到20%。在1957年被誉为“中国人口学第一人”的马寅初就曾指出我国必须控制人口增长，否则以后会导致一系列严重问题。但是这个观点不但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反而遭到打压和批判。至1974年，我国人口已经达到9亿。此时，终于批示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指令。从此，我国开始重视计划生育。进入80年代，对城镇户籍人口，我国严格执行“晚婚、晚育、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农村地区也是有限制性的允许生两胎。到了2001年，我国颁布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法律形式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方针、政策、制度、措施，最终把计划生育作为我国基本国策之一。
（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的成效
1.大幅度降低了我国人口出生率，使得人口过高过快增长的情况得到了改善。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三十多年里，我国人口出生由以前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数据统计显示，1981年我国人口已经突破10亿，而直至2012年我国人口才达13.7亿，人口增长率大大降低，缓解了由于大量的人口给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所带来的压力，而且还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口条件。
2.较低的生育率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有效的实行计划生育，使得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不仅有效缓解了我国能源、基础设施、教育、住房交通、原料、服务、粮食和就业等方面的巨大压力，也提高了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人均占有粮食的水平。
3.有利于提高我国的人口质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放缓，节约了大量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投入到教育和健康医疗等领域，可以让全民的教育、培训和医疗保障提高不少，所以，计划生育政策也有利于提高全民族人口质量。
二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的风险
1.家庭教育不当对于子女的成长不利。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子女，导致部分家庭对子女期望值过高。但是这样可能会适得其反，当子女发现自己无法达到父母的期望时，容易产生挫败感甚至出现偏激的行为。此外，部分独生子女家庭还会过分溺爱自己的子女。上述这些家庭的过高期望或者溺爱，很容易导致独生子女的性格出现缺陷，比如性格上十分自我、自私，或者是非不分、经不起挫折、不愿帮助他人、缺乏与人沟通的能力等。
2.空巢家庭和失独家庭的生活陷入黑暗。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空巢家庭，当他们的子女因就业或就学等原因不得不离开父母的时候，父母很容易陷入孤单、困苦中。此外，在中国的失独家庭高达500多万户，失去独生子女不但使得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更使得这些父母以后的生活无所依靠，也没人可以传宗接代。
（二）人口老龄化严重
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12%，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加，将来这个比例将会达到30%。远远超过国际平均比例。人口老龄化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主要就是养老的负担问题。
大量的老人会给子女、政府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此外，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力数量骤减这将会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人口性别比例失调
国际上正常的男女性别比为103至107：100。而在我国存在着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达到114.2，2000年则升到116.86，2011年更是上升到118.06。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不少地区存在着重男轻女的现象，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违法进行胎儿鉴定，只生男不生女。人口比例失调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将会直接导致不少男性难以找到配偶。
三调整和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加大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力度
奖励措施足够的好时，会吸引不少打算铤而走险生二胎的家庭打消这个念头，以前的奖励大多没有实质性效果，就是因为奖励的太少，无关痛痒。
（二）逐步放宽“二胎政策”
首先，放开“二胎政策”不一定导致人口数量激增。20世纪80年代以来二胎生育政策试点地区人口数量仍然保持低增长。并且二胎政策还能使人口性别比例趋于平衡。
再次，我国大部分家庭都愿意生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不但使得以后养老的问题容易解决，更满足了农村地区的传统观念。当然，对于企图生育三个子女的家庭来说，就要进行严格控制。
此外，应该积极调整改善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执行环境。包括完善现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地区不少家庭渴望生二胎就是因为养老问题得不到解决，如果相关保障体系完善的话，养老不是问题，那么不少家庭还是愿意只生一胎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