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经济分析篇1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发展分析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这是毋庸置疑的。实行改革开放，利用国际资本和市场更好的发展我国的经济，这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然，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安全带来的风险就是其次要方面。因此，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既要抓住机遇获得更好的发展，又要注意防范发达国家试图进行的意识形态的渗透，防范经济和社会双方面的风险。
一、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了各国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这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就是逐步融入全球化的三十年。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运用政治导向进行引导，使我国的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不断的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主要体现在：
（一）为我国对国内外两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供了条件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享，促使世界各国频繁的进行沟通与交流，使各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同时，促使世界格局由各自为政转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态。在经济全球化中，各国都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世界范围内的互补。我国的市场规模巨大，发张前景广阔以及劳动力偏低的优势日益凸显，同时对国外资本以及先进技术的引进，优化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使我国的经济不断的获得发展和壮大。
（二）提高了我国国内的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许多的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子公司，或者与国内的企业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合作，这都使我国国内的企业能够直接接触到最为先进的技术以及管理模式，促进了我国国内企业对技术的升级及研发，刺激我国国内企业不断优化自身的管理模式，向世界看齐，使我国国内企业的规模和水平都获得了飞速的提升，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为我国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资金及管理经验
对于像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吸收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无疑是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的。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就是充分利用外来资源使自身获得飞速发展的实证。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在于其强悍的研发能力，但是过高的劳动力成本高无疑给其生产造成了不小的阻力。此时，劳动力资源充沛且素质精良的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吸引力无疑就是巨大的。在其进入我国市场时就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管理模式，大量的资本也相继涌入，助力了我国经济的大发展。同时，加入经济全球化也使其他国家的市场对中国进行开放，有利于我国国内的企业走出国门，与其他国家在技术及管理经验上进行学习，提高进行技术及管理模式创新的能力。
（四）为人才交流提供了更加宽阔的市场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在企业的发展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一系列吸引人才的政策陆续出台，我国对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大批的人才相继涌入我国，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活力。同时，大批优秀人员出国进行深造，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学成归国后成为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二、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国内的市场和国际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往通过封闭市场保护国内产业的做法已经不可能继续使用，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我国国内的企业面临巨大的冲击。对于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采用贸易壁垒进行保护的做法也不是完全保险的，况且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国内的市场势必要全面开放，如何保护民族产业，就是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的第一大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势必会造成金融的全球化，中国也肯定会被卷入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国际资本快速流动，短期资本占上风，因其极强的投机性，势必给各国的经济带来巨大隐患。一旦短期资本因某种原有大规模撤出，那么肯定会导致货币和金融危机的发生。杜绝此种情况在我国发生，是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第二大挑战。
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的经济密切的联系在一起，每天无数的商品和生产要素都在各国之间进行着大规模的流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影响着世界，世界也影响着中国。一旦发生国际性的经济波动亦或是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金融危机等现象，势必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即使我国的经济结构毫无问题，因为人们心理的因素，我国的经济也势必会产生波动，更不用说如果我国的经济结构存在隐患时，其后果一定是不堪设想的。完善我国的经济结构，努力防范世界经济的不良影响就是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提出的第三个挑战。
三、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只有抓住机遇、直面挑战才是使中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正确途径，任何反对经济全球化的言论或者行为都是不合理的。只有积极的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利用其为经济发展提供的便利条件促进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提高应对挑战的能力，才能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参考文献
[1]杨柳.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J].企业家天地，2012，（6）：89-90.
[2]金欲立.浅谈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3，（35）：67-68.
全国经济分析篇2
关键词：经济安全个人（家庭）国家本质
我国经济安全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关于经济安全的研究有很多，基本都给出了一些定义，其中赵英[1999]、王永县[2000]、雷家[2000]、曹鉴燎[2002]、张志波、齐中英[2002]等学者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分析较为透彻和全面。
本文认为，上述研究虽然提出了较为详细的定义，但基本上没有提出经济安全的本质，往往都是对于现实经济现象的描述，其中目前研究最为集中的领域有：对外直接投资（FDi）的引进，外贸依存度，金融领域（以银行业的改革为主，以及部分证券业，很少涉及保险业），能源储备，粮食问题等。
当前和平与发展仍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首要课题，也是时代的主题。在这种背景下，当前世界经济领域的联系愈来愈紧密，虽然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部分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但毕竟体现了一种大趋势：国与国之间在经济领域通过贸易、投资两大途径实现了较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一个国家要发展和提高本国国民的福利和生活水平，就必须加深这种与国外的联系。
在这个背景下，一国国内经济发展必须面对一些必然要出现的问题，也就是上面所述的一些重点研究领域。FDi不仅体现在母国资本的趋利性上，还体现了东道国的受益上，中国引进FDi曾经一度成为世界第一，而当时我们却提出了FDi与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美国在2004年又重登榜首，但似乎美国没有为此分心，这其中固然存在中美经济总量方面的差距，但FDi引起的争议起源应当不在于此，应当有着其它方面的原因，这就涉及国家经济安全本质的分析。其中就涉及到外贸依存度的概念，我国1997年前后外贸依存度刚刚超过50%，有人惊呼，之后迅速超过60%，反而出现了更为冷静的分析，即中国的外贸结构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故该指标应当改变计算，但无论如何，更多人的意思是目前的80%还是高了，可是按照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超过100%的贸易依存度不是不可能的，而且指日可待，到底这个指标保持多少才适宜这个问题在实际中并没有意义，因为不同国家的经济免疫力是不同的，关键是过高的贸易依存度如何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这也涉及到对于国家经济安全本质的定义和理解。
至于银行业的开放，能源的大量进口以及粮食的自给等问题就其独立而言并非存在好坏的问题，关键之处在于这些问题在何处与国家经济安全接轨。
总之，一些经济领域的具体数据并不能够说明其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到底是否威胁了国家经济安全，具体如何威胁到了国家经济安全，其要点在于明确国家经济安全的本质。
个人（家庭）经济安全本质分析
经济安全的最初含义是指个人经济安全。美国前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认为联邦政府有责任为民众做到两件事：保障经济安全（economicSecurity）和人身安全。他还说：“没有经济安全和独立，真正的个人自由是不存在的。”个人的经济安全具体而言，就是包括能够避免失业，并非苛刻的工作环境，一定的可支配收入和时间，以及承受再教育的支出等。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家庭是社会的重要单元。1994年“国际家庭年”使全社会都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性，各国政府也开始制定一系列政策促进家庭的福祉。家庭对全球的和平与发展事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的经济安全是类似的。本文通过举例来简单说明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的本质。
设存在两个人（家庭）甲和乙，与经济安全相关的因素如表1。
从表中分析，在确定所有影响因素Xi之前，很难确定甲和乙谁处于经济安全或不安全状态。对于甲来说，a值如果很大，未必意味着甲处于破产的边缘，e和n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逐步降低a值，即便e和n较低，如果甲可以得到更多的借贷b，除了用以归还到期负债a，还可以用于弥补提高技能的成本c，这样同样可以实现s的增加，从而提高甲的还债能力，提高其生活水平；从另一角度来看，更高的e和n并不意味着甲处于经济安全状态，尤其是d和m值很大时，会造成入不敷出的可能，如果b值很小，a值很大，则甲就很难跨过这个难关。总之，以个人（家庭）为例，充分说明了影响个人（家庭）经济安全的因素集合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各因素的总集，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也相互促进，某个因素固然可能有较大的影响力，但绝不可过分夸大某个要素单独的影响力，应当全面观察。
下面分别给Xi赋值，进行简单的比较，以便更加清晰，见表2。
①X1:a=2a，很明显，甲的还债“压力”要远远大于乙，但是这种压力是否是真实的，此处并不能说明问题；
②X2：b=4B，这表明在关键的时候甲可以在不动用自己财产的情况下可以完全负担自己的债务，并且还可以进行借贷，而乙则明显处于劣势，B=a，通过信用方式还债，结果是无法得到进一步的融资，除非自有资金；
③X3，X4：甲具有技能上的优势，但是乙通过付出一定成本C可以获得与甲同样的技能，关键在于乙必须能够负担C的支出，来源则是自有或借债；
④X5，X6：d＞D，但是二人（家庭）发生同步增长的概率确是m＜m，对于收入较低的乙来说，这是一个很不乐观的情况；
⑤X7，X8：甲的收入水平高于乙，并具有较高的增长潜力；
⑥X9：甲的收入水平最低可以保证为e=200，而乙还要受到失业的威胁。
通过表2的假设，综合考虑各影响因素，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甲的生活质量要明显高于乙，通过正常收入可以保证正常支出，并借用相应信用额度可以解除当前到期债务，并同时利用相应信用余额进行预期消费，而改善生活质量；对于乙而言，只可以利用目前信用额度归还到期债务，为了提高收入水平必须付出的C=200却无从着落，只能是在一个怪圈中循环，直至破产，如果此时乙的信用额度B可以提高至400，则乙便可以通过技能投资，转变至甲的基本状态，尽快结清债务，逐步提高生活水平。
总之，个人（家庭）经济安全是一系列因素综合决定的一个均衡状态，该状态并不会因单因素的变化而发生绝对变化，同理，国家经济安全也具有类似的特征。
国家经济安全本质分析
首先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本质进行定义。
笔者曾持有以下的观点：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解偏重于从经济发展效率及其分配的角度，认为一国经济发展不论其各产业如何发展，只要经济整体和局部的发展是有效率的，并且发展的主要收益为该国最大程度的行为主体所共同获得（即追求收益的合法与合理性），则可以称该国经济处于安全状态，并因此具备抵御较大经济风险的能力。上述观点对于国家经济安全本质的分析并不是很全面。
国家经济安全在本质上应是一个国家保证经济正常投入、生产、运行和输出的状态，该状态不是一个均衡点，而是一个均衡面，该均衡面的大小取决于该国的经济综合素质，只要影响该状态的所有要素决定的最终经济状态处于该均衡面上，则可以说该国的经济处于安全状态。
此处对于其本质的分析强调了国家经济安全本质上是一种状态，而非一种能力。状态虽然体现了一种静态的分析，但是该状态在均衡面的游动仍体现了一种动态的思维，而能力过分的强调了一种动态的思维，强调了维持安全状态或从危险状态向安全状态的一种动态趋势性，而忽视了具有该能力的静态性，在某一时点虽然具有能力，但如果此时的基本状况很差，客观环境恶劣，很难想象此时是安全的。
国家经济安全的本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经济运转必须要素的投入保障。该部分相当于个人（家庭）的必要的生活资料，没有这部分的充分投入保障，必然会牵扯到以后的各个方面，但是，如何正确的理解“保障”是十分重要的：能够保障和不能够保障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不能保障必要投入的供应则必然会使经济的运转受到停滞的威胁，这是一个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否则经济安全状态脱离均衡面是必然的事情；低成本保障和高成本保障之间则是一个量的区别，只要投入和产出之间保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高成本的保障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多付出的部分可以从收益中得到补偿。
非人要素的结合进行的生产。在保障要素的供给之后，就是非人要素在人控制之下的结合再组合的过程，该过程的顺利与否也关系着经济安全状态的落点。通常所说的相关产业均属于该范畴，一国无论是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还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只要能够顺利地进行生产，在这个环节意义上，就可以保障经济安全，而无平常意义上的优劣之分。
作为经济运转核心的人的利益分配，决定着经济运行的速度和方向。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的最终受益者就是当事人所组成的各个利益集团，不同的利益集团对经济安全因素起着不同的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必须合理的在其间进行分配，这也包括国内利益群体和国外利益群体之间的分配，即本国要素的增值利益必须尽可能最大化的为本国所拥有，而非外流。
输出环节，即经济运转的产物得以被有效的利用，不仅仅被国内有效的吸收，而且向国外输出的通道和途径必须通畅，否则国内大量的要素闲置和存货生产会阻碍整个经济的运转。这里强调的正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二者虽然在不同时期会有一定的侧重，但是无论如何，国内市场的培育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大量产品的输出不仅仅是对外过分依赖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影响他国国内就业引起国际争端等问题。
一个国家保障了上述四个环节，以及其间更多细节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则该国便处于国家经济的安全状态。下面用简单的函数形式加以说明。
设neS表示国家经济安全状态，用函数形式表示则有：
其中Xi(i=1,2,3,…,n)表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αi表示Xi的权数，Σαi=1。
对于neS而言，其取值应当处于某一合理空间内；各相关因素xi由于性质的不同，所以其合理取值范围也就存在很大差别，同时由于权数之间的差别，故不同因素对于neS的影响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由于其中所涉及因素的多样性，这样也就可以得出一个前提：单一因素的变化对于neS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因此，由于个别因素的变化，而导致的neS值出现的恶性变化，并不能说明国家经济安全受到了冲击，也不必过分紧张而强调采取相关措施，非最优值并不意味着负值，实际上，由于其它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仍然会起到自动调节的作用，自发的遏制neS的持续恶性变化。但是，大部分的因素，或是权数较大的若干因素同时促进了neS值的恶性变化，这是一个neS值脱离均衡面的信号，必须引起企业和相关部门的注意，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正是如此，多方面因素正促使neS值脱离均衡面，这也正是更多研究出现的根本所在，但是很少有研究分析各因素之间的联系所形成的合力作用。
纵观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多方原因而出现了经济发展的波动，但是可以提到经济安全高度的似乎不多，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于经济安全的本质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进而影响到该思想的应用。
参考文献：
1.赵英主编.超越危机――国家经济安全的检测预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2.张幼文，周建明.经济安全：金融全球化的挑战.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雷家主编.国家经济安全理论与方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4.王永县主编.国外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与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曹鉴燎.制度冲突与国家经济安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全国经济分析篇3
关键词：石油储备供求关系安全管理体
2013年我国原油产量达到2.1亿吨，同比增长2.1%，石油和原油消费量分别达到4.98亿吨和4.87亿吨，同比分别增长1.7%和2.8%，石油对外依存度为58.1%。2014年1月15日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编撰的《2013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预计指出，2014年我国的石油需求增速将在4%左右，达到5.18亿吨，石油和原油净进口量将分别达到3.04亿吨和2.98亿吨，较2013年增长5.3%和7.1%，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8.8%。
自2009年我国原油进口依存度首次突破“安全警戒线（50%）”后，已经连续5年超警戒线，并持续呈上升态势。由于石油供需矛盾突出，石油储备不足，油价受国际影响大等问题依然突出，我国的石油现状不容乐观，石油安全问题依然严峻。
1我国石油供求状况分析
1.1我国石油供给状况分析
1.1.1我国石油生产状况总的来说，我国石油生产总量较大，但却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总需求。2010、2011、2012、2013年我国石油产量分别为2.03亿吨、2.01亿吨、2.04亿吨、2.1亿吨，而消费量分别为3.8亿吨、4.01亿吨、4.9亿吨、4.98亿吨。我国人均石油资源占有量相对贫乏，大约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六分之一。开采方面，勘探难度逐渐增大，隐蔽、复杂油气藏已成为勘探主要对象，老区产量递减，新区产量不足。品质方面，我国现产的石油品质不佳，蜡与其他杂质含量过高。我国在未来15年经济增长中，如果能够维持在7%以上，那么石油的需求最少也要以4%的速度增加，但是随着我国的原油供需缺口的增大，使得国内同期的原油产量难以有更大的突破，因此就导致我国原油的生命线将越来越脆弱。
1.1.2我国石油进口现状我国石油供需缺口巨大，对外依存度攀升。我国从1993年变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石油进口量不断飚升，2009年净进口石油1.99亿吨，为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2012年我国原油进口已达2.71亿吨。从图1可以看到，我国石油产量基本稳定不变，而石油消费量却逐年提升，预计2020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可能达到70.37%。
中东地区是我国第一大原油进口地区，占进口原油的一半以上，石油进口来源渠道单一。同时，我国进口石油的主要运输渠道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而这一“海上咽喉”近期频频发生海盗攻击运油船的事件，为我国石油运输安全敲响了警钟。
1.2我国石油需求状况分析近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按年均8%的速度增长着，原油消费量按年均5.77%的速度增加，但是同期的国内原油增长速度仅为1.67%，难以跟上石油需求的增长速度，因此使得国内石油供需缺口逐年加大。国内外能源机构纷纷对我国石油供需状况进行中长期预测，表1的数据表明，2000年预测的石油供需缺口为40mt，而实际却达到了将近70mt。2010年预测供需缺口为130mt，而实际上以达到180mt。
2我国石油安全现状分析
2.1供需矛盾突出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为2.03亿吨，而消费量为3.8亿吨，对外依存度为53.7%；2011年我国石油产量为2.01亿吨，消费量为4.01亿吨，对外依存度为55.4%；2012年我国石油产量为2.04亿吨，消费量为4.9亿吨，对外依存度为56.5%；2013年石油产量为2.08吨，消费量为4.98吨，对外依存度为58.1%。图2进一步反应了我国石油供不应求的严重现状。
2.2我国石油储备现状石油储备的起源可追溯至在1973年中东战争期间；法国是最早建立石油储备的国家，其石油储备大约为98天；日本是石油储备量较多的国家，采用160天左右的标准建立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属于石油储备量较多的国家。
2003年起，我国开始筹建石油储备基地。初步规划用15年时间分三期完成油库等硬件设施建设。2014年1月15日的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工作会议指出，一期项目全部建成投入运行，二期石油储备基地已经开始注油，各项建设有序推进，待工程全部完工后，我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期会达到60天左右。截至2013年底，一期四个基地全部装满储备原油，基地保持安全平稳运行。其中镇海、舟山、黄岛、大连基地储备规模分别为520万立方米、500万立方米、320万立方米和300万立方米。业内人士估算，目前我国石油储备天数约在30-45天左右，相比美日等国战略石油储备天数高达200天以上，与国际能源署石油储备需要的90天标准线相距甚远，严重不及格。
3积极建立我国的石油安全管理体系
3.1积极采取措施分散石油风险
3.1.1立足国内，稳步提高石油产量我国在第二次油气资源评价结果中，石油资源量94Gt。由于我国油气资源探明程度较低，陆上石油资源平均探明程度仅为38%，低于世界石油的探明率，世界石油探明率为45.6%，这就表明我国油气资源仍有潜力可挖，我国自产原油供应仍然应该担当国内石油供应的主要角色。
3.1.2利用海外市场，逐步完善石油供应体系目前，我国石油进口50%～60%来自中东地区，集中程度过大。我们应仿效美国和日本，进口采取分散化方式，以避免对某一地区进口的过分依赖带来石油危机。同时，实施“走出去”战略构筑国家石油安全战略的另一重要方面。目前我国效益较好的是大庆油田的原油，每桶成本已达17～19美元，而非洲和中东石油仅为3.73美元/桶，加拿大为7.17美元/桶，欧洲为8.29美元/桶，美国为13.3美元/桶。我们应该应充分利用海外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成本低廉的优点，走向国际市场。
3.1.3有效开发替代能源从整个能源战略出发，为了降低能源结构中石油的比例，就需要优化能源结构，以积极发展替代如天然气、核能、水能、地热、风能、水能等能源，以此降低国民经济发展对石油资源的过分依赖，以减轻石油供给压力。
3.2加强我国石油安全的计划管理
3.2.1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石油储备模式按照国际能源机构（iea）的分类，目前世界上大致有公司储备、政府储备和中介组织储备三种储备体系，每个国家又有不同的组合。我国在起步阶段宜采取政府储备和公司储备同时并举，建立国家石油储备所需资金主要由政府承担，建立企业储备所需资金主要由企业承担，国家可以考虑给予适当优惠。
3.2.2确定适当的石油储备规模我们在发展石油储备规模的时候，可以借鉴成功建立石油储备案例的国家，然后根据本国自身的国情、制度以及财力等因素设定。随着时间的变化，储备规模就会随之进行变化和调整。因此，我国的石油储备的目标也会随之扩大。
3.2.3完善石油安全管理保障与协调体系在国际能源机构和欧盟等成员国，大多数国家在制定的能源安全和石油储备的法律法规中，都明确涉及石油生产、销售、进出口、库存等诸多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2010年10月1日施行，但我国尚无一部综合性的《石油法》。我们应力争早日推出一部完善的、缜密的《石油法》，保证石油工业监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和石油市场有序竞争。
4结论
基于我国石油供求及储备情况，石油安全对我国经济发展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石油安全问题。面对我国石油供、需矛盾日趋激烈的问题，必须保证石油的安全供给，加强石油的战略储备，以此加快石油战略储备基地的建设以及新能源的开发、利用。
参考文献：
[1]丹尼尔・耶金.能源重塑世界[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2.9-1.
[2]贺程，杜静静.浅谈石油资源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知识经济，2013（18）：105-107.
[3]雷晓.金融危机背景下石油价格波动对我国经济影响实证分析[J].科技和产业，2013（9）：177-178.
全国经济分析篇4
自冷战结束以来,“安全”概念不断发展,它包括所有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事物,而不仅仅是军事方面的威胁。许多领域都被视为与安全有关的问题,进而被建构为安全问题。哥本哈根学派的学者们注意到这一变化后,提出了“安全化”的概念。所谓安全化(securitization),就是一种指定“威胁”并接受的过程。
安全是所有主权国家关注的首要问题。70年代以前,国际安全概念相对比较狭窄,主要是指领土安全,因而“安全”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学者们将与“安全”相关联的政治和军事称为“高级政治”,而将经济要素称为“低级政治”,并认为“低级政治”与安全的关联性不大。但是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经济安全”也随之成为国际关系学界以及政策决策界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
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经贸问题“安全化”,就是指把最初并不属于国际安全领域的经贸问题当作安全问题来对待,甚至把它变成安全问题。
二、经贸问题安全化的实例
中国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不外乎经济方面,双方在经济方面的共同利益获得显着增长。但与此同时,中国的迅速发展举世瞩目。美国便不想仅从中美的贸易中获得双方都可以得到的绝对收益,而是想获得相对收益,想要美国得益的同时阻止中国获得收益。
于是,中美双方都能够获得大量收益的经贸关系正越来越多受到美国的单方面限制和阻挠,与中国的发展相关的问题都被定义为与安全相关的问题,甚至于引起他国对中国威胁论的思考。比如:美方对中国收购美国企业的高度警惕,2004年美方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联想收购iBm案进行非常严格审查和限制。特别是,近年来很热门的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美方认为,中国阻碍人民币升值,不愿人民币升值,就是间接的通过人为方式压低人民币汇率从而获取对美出口的价格优势,美国认为这违背了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的原则,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持续增加和美国纺织业等传统产业失业增加的根本原因。因此,美方坚决要求人民币升值。但事实上,美国强烈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并不利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因为人民币大幅升值并不会引起美国对华出口的大量增加,反而会引起中国对美出口的锐减。
近一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也更为频繁,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的调查范围从汽车零部件产业扩展到了光伏等产业,频率之高实属罕见。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和国会就中美贸易保护和制裁措施的积极性会不断增加。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这种“反常”现象不利于中美双方在经济方面的发展,甚至有害于中美关系的整体发展。
以上所列举的中美之间的反常关系均表明:中美经贸关系正在被美国单方“安全化”。也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受到美国的战略利益、战略安全政策的影响。它表明美国不再以单纯的经济眼光来看待中美之间的经贸问题,而是夹杂了战略安全的眼光,用看待安全问题的方式来看待中美之间的贸易。也表明美国不再想和中国共同从中美的贸易中获得相对收益,而是想独自一方获得绝对收益,并且使中国的绝对受损越多越好。这毫无疑问,是美国为了维护其霸权而采取的措施。
三、经贸问题安全化的原因分析
针对美国以上在经济领域企图将各种问题安全化的事实,我们接下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美国的这种行为进行分析。
(一)相互依存论的角度
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存,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之间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这些情形往往源自国际交往——跨越国际的货币、商品、人员和信息流动。
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工业国家之间出现了一种经济相互依存逐渐加深的趋势。这种不断深化的相互依存程度使得民族国家追求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变得更加困难。换句话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使得民族国家追求自身的利益目标变得更加复杂。第一,相互依存扩大了各个国家收支平衡可用于调节的范围和程度,从而使国家政策的目标转向世界体系中的其他国家;第二,每个国家因为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加深,其自身实现国内经济目标的步伐被放慢;第三,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那些不愿融入国际金融中的国家的对抗运动,让国际社会中各个国家的处境都变得糟糕。
于是,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一国的经济行为或经济政策对与其相关的国家的影响日趋增大。所以,在中美贸易中,基于中国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的趋势下,中美的相互依存使得双方在贸易交往中共同受益,但是在这中间却存在着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相互依存论者主张,相互依存的双方只存在相对的收益和分配,即相对收益和相对受损。所以,美方便处于想让自己的相对收益增大的角度上,试图将经济领域的问题安全化,与其国内安全问题挂钩,从而对“获益多”的中国进行各种威胁、压迫、制裁,力图使中国采取措施,以有利于美方获益。比如人民币问题,美国不仅自身国会通过各种法案来采取措施制裁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以迫使中国人民升值;并且在各种国际会议上,联合其他国家,共同给中国施压。显然,人民币在这种压力下,有过升值,但是却不可能一味的升值,因为人民币的升值会给中国国内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
相互依存论者认为,随着依存程度的加深,世界政治中的问题便没有了等级之分。国际之间的议程是由多个并不是按照非常清楚的等级排列的问题构成的。由此,经济问题、安全问题中的界限渐渐的也不是那么清楚。经济领域中的问题极有可能引发安全问题,比如伊拉克战争,美国因为石油的经济问题最终发动战争,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安全问题;安全问题也极有可能引发经济问题,比如冷战时的美国和苏联,正是因为彼此感觉到的不安全感,最后引发两国相互的经济制裁等一系列行为。
与此相同,现在美国将很多中美之间的经济问题安全化也正是基于这些原因。
(二)贸易保护主义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国际领域出现了一些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包括:改用浮动汇率以及由此造成的汇率反复无常;世界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日本经济竞争力的加强;具有高度竞争力的新型工业化国家(niCs)进入世界市场;美国经济相对衰退;欧洲经济共同体越来越封闭;全球性经济滞涨的出现。所有这些事件结合在一起,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开始缓慢,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被看作“低层次政治”的国际经济被政治化,上升为“高层次政治”。
由此,美国将中美经贸问题安全化的原因就很明了了,源自其国内深刻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1985年的“广场协议”以及战后长期的农业补贴政策等,都与贸易保护主义相关联。究其根源,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其体制内、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的综合,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国家社会与世界社会的磨合所产生的龃龉。除国会之外,政府的高级官僚、职能部门等也很可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俘虏”。政府必须或者始终顾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如奥巴马的对华轮胎特保案换医疗保险的做法,就是典型的例子,也可视为贸易保护主义的胜利。
那么,近来美国将中美经贸问题安全化无疑也受到了这一因素的深层次作用。
(三)霸权稳定论
从70年代开始,美国的霸权力量明显衰退,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在美国国内,经济增长率急速下降,同时失业率翻了一番,通货膨胀率几乎增加了三倍,钢铁、纺织和造船业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并引起其他行业的恐慌;在国际政治方面,美国越来越感受到来自欧洲、日本以及中国的压力和挑战。美国霸权的衰退,使得国际体系中政治联盟之间权力的分配,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威望,以及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与原则都发生了变化。
美国之所以作为霸权国家,并且愿意建立和维持国际体系,主要是出于霸权国家的国家目标和利益。而随着美国霸权的衰退,这些对其有利的条件渐渐减少,直至不复存在。美国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出现,便在各个领域采取措施巩固、维护其霸权。
所以,中美经贸关系“安全化”原因不言而喻:美国担心中国崛起进而威胁其世界霸权的地位。美国采取一切措施打压中国经济的发展,阻止中国发展,防止中国利用经济发展得来的好处去发展军事力量,美国不想让中国强大,更别提中国会威胁到其自身的利益。所以,美国便将经贸问题安全化,将其扯到国际事务中,由各国均来进行干涉,一方面保证美国获得绝对收益,另一方面阻值中国收益的实现,使中国损失成为美国所得。也许这就是中美经贸关系中变异的“零和游戏”吧。
(四)国家主义理论
国际主义理论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认为国家是高于社会的,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这种分析基于两个理论前提:第一,国家和社会是有区别的,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不可还原为社会中个人需求的总和,国家是一个自治的要素,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国家利益。第二,理解国家的目标不能只根据经济的或战略的目标,而是要根据意识形态的目标。
国家利益是国家主义分析方法的出发点和逻辑前提,所以国家主义者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分析国家利益。克拉斯纳曾总结到,国家利益包括一系列可以相互转化的国家的偏好,这些偏好主要关心持续长久的推动社会的整体福利。
由此,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来看,美国正是基于以其国家利益为核心,置于社会福利之上,更置于国际社会之上。所以,美国采取各种措施想要将与中国相关的经贸问题安全化,从而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四、中国对此应有的战略和对策
那么,在面对美国如此多的想要将中美经贸问题安全化的实际行动时,中国是否就视而不见,任其为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的这种行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中国应当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这种状况。
全国经济分析篇5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经济安全影响因素
引言
国家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国家经济安全的思想源远流长，自从国家诞生之日起，只要涉及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思想或行为，都被认为是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的萌芽；国家经济安全的由来是国家安全演进，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延伸和发展，也是当代日益突出的新主题。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有关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首先使用“经济安全”概念的官方报告是1980年日本政府的《国家综合安全报告》，在该报告中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等并列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美国首先明确把经济安全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继美国之后，俄罗斯、日本和欧盟等国家也纷纷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加强对经济安全的维护。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逐步加深，经济安全这一有关国家发展、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其不可或缺性日趋凸显。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国家经济安全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引起高层的重视。党的十五大报告和十六大报告分别提出：“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2007年9月28日进行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最后一次集体学习的题目是“扩大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十七大报告中论及“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时，特别强调要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一个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而言，经济安全问题将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被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所关注。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相关问题如什么是国家经济安全、我国是否存在经济安全问题、我国经济安全问题存在于哪些经济领域、解决或缓解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怎样的手段等，无论理论界还是行政部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争议。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均被广泛关注，是因为缺乏安全的经济体尤其是大的经济体，其经济发展质量将存在严重的问题。对于国家是否存在经济安全问题其衡量标准虽大体相同，但根据时间、空间、重点领域之差异，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外延、评判标准亦在发生着丰富与发展。
经济安全的基本内涵
当前学术界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有三类观点。第一类是悲观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很不安全；第二类是乐观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安全无忧；第三类是中间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存在部分隐患，但总的来说是基本安全的。通过对文献的阅读研究发现，对我国经济安全现状的争论就本质上来讲与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判定以及对国家经济安全内涵的理解不同有关。在理解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概念以及研究方向上学术界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将经济安全问题的泛化，认为凡是威胁到国家经济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因素都属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范畴，使得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难以深入且容易导致研究成果与实际情况发生偏差；二是国家经济利益泛化，把许多产业、企业层次的利益都看成是国家经济利益，导致不同利益集团把本领域的问题上升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使得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不能得到准确的反应国家经济问题的信息，甚至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破坏作用；三是生硬的照搬而不是有效的借鉴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缺少对我国特有国情合理的理解和观察，使得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合理性被严重削弱；四是注重了经济安全的具体研究与抽象研究，但缺少具体与抽象结合起来的综合研究，比如如何提升、通过怎样的手段提升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偏少。诚然，学术研究与争论不可避免，且在某些时候在某种程度有助于探求事物的本质与真相，但是在理论界定上过多的不确定将不利于对实践的指导，将不利于通过必要而有效的手段使我国经济安全在重点领域乃至国家层面上的提升。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应选择符合我国时代背景的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为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分析和研究对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内容进行界定，选择必要的手段提升国家经济安全，界定其重点领域以期达到经济安全之目的。
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其在国家安全中所处的地位和内涵是不同的，所以，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性和历史性造成的，同时各国的经济安全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是指各国都存在的，个性是指对每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只要国家存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经济安全的个性就大于共性，所以讨论和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的提出就不能脱离国家的现实经济制度和所处历史阶段。所以，国家经济安全应该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因素：一是国家的经济不受侵犯；二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经济风险处于可控制的状态。
中国经济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全球化使得我国无法回避经济安全问题，对外开放是顺应国际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战略措施，应对经济安全问题也只能以继续对外开放和深入参加经济全球化为前提，不能因为对外开放可能产生经济安全问题就简单排斥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做旁观者。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并不总是对立的，对外开放从根本上是有利于国家经济安全的。但当对外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之间产生冲突，原有的开放具体政策和措施损害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时，对外开放应该服从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要求做出调整。调整对外开放的措施和具体政策，不等于回归到闭关自守的状态，也不等于排斥对外开放，而是为了更好地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根本经济利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着眼于国家根本利益，着眼于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为国家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服务。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是发展中大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中期水平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起步阶段，“入世”以来对国际市场形成了较高的依存度，使得我国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使我国对外开放风险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较高水平。对于我国这样“入世”过渡期已经结束，正在进入全面对外开放的大国来说，国家经济安全的外源性风险大于内源性风险。所以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主要来自市场、企业、金融和信息四个主要方面，具体表现为：
跨国公司利用雄厚资金实力和先进技术挤占了我国市场，会威胁我国产业安全，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国际游资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不成熟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冲击，加大了我国金融风险存在的威胁；许多国家使用所谓的贸易壁垒政策和措施遏制我国，这将在很长时期内对我国的贸易安全构成威胁；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得国家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变化，国家经济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转移，加大了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先进制造业、战略资源等的安全都能构成巨大的威胁；信息是一个特殊的因素，尤其是经济信息，一旦在传递过程中出现异常，就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将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巨大的危害。
综上所述，为提高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创造有利条件，必须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发挥自身潜在优势。
我国经济安全的重点问题领域分析
为了能较全面地反应我国经济及其相关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变化趋势，评价指标的选取要具有规范通用、采集便利和统计持续的特点，所有指标都能够在统计、经济和相关部门中采集，要选择一些对经济安全运行有重大影响的前瞻性指标，特别是要选择一些反映国家经济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数据采集、测算方式和评分标准在操作上简单可行，便于进行评价，从多个维度着手，既有客观评价以保证评价的公正性，又有主观评价以准确把握国情，可二者结合以保证分析评价的层次性和全面性，来确定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领域。
国家经济安全在内容方面包括产业安全、能源安全、贸易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财政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地区安全等。通过对国外法、专家法和指标评定法的综合，本文认为：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领域目前是以贸易安全、能源安全、财政安全、金融安全、产业安全为主，科技安全、粮食安全次之，地区安全、信息安全最后。
贸易安全的重要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即已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贸易安全关系到我国国家发展和经济发展，是经济安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能源安全的重要意味着能源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在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方面已经起到并且在相对较长的时间里起到不可替代的催化剂作用，能源安全日益成为国家生活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隐患和瓶颈；财政和金融安全是国家实现职能的需要，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与各有关方面之间的分配关系，财政和金融安全直接关乎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大局，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产业安全的重要意味着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经济的安全离不开支柱产业的支持，国家的支柱产业是国家经济活动的命脉，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来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借鉴美、俄、日、印等国经验，本文建议国家应成立经济安全专门委员会，委员会由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有关专家和行业协会商会及民间机构等方面代表组成，统筹贸易安全、能源安全、财政安全、金融安全、产业安全、科技安全、粮食安全、地区安全、信息安全等，负责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日常监督和审查工作，制定和运行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系统，完善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依法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贯穿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评估与预警系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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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经济分析篇6
摘要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关系到公共安全，这必然需要从政府和市场两方面来剖析其产生的原因。本文根据政府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来分析，揭露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原因，最后建议引入和培育第三部门来弥补市场和政府的缺陷问题。
关键词
食品安全政府经济学第三部门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问题不断，不但让消费者饱受其害，也严重侵害了政府的公信力。特别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更是引发了食品行业的“地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撼。此类惨痛事件的不断出现，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着诸多问题。根据政府经济学的分析，我们可以依据政府的经济行为和市场出现的经济现象来解释。
一、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原因分析
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控制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也作为一种行政权力，完全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监管权力。改革开放之后引入市场机制，但我国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经济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它是不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的市场的混合，“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就难以避免。
（一）不完善政府下的食品安全监管失灵
第一，食品安全监管产权很难界定清晰，而产权不清晰导致信息不对称，政府官员在缺乏有效的激励制约机制下，很容易被食品利益集团“捕获”，可能出现权力异化、出租和寻租现象，出现政府监管行为与监管收益的"弱相关"的现象，导致政府监管行为违背社会的公共利益。
第二，食品安全监管的单一供给模式，公众对监管制度没有可选择性。政府在没有相应竞争压力下，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导致行政监管的效率低下，出现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不均衡。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在制度供给、需求不均衡下，产权难以界定清楚，社会资源会产生巨大的浪费，增加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食品安全监管直接关系地方经济利益的得失，使得地方政府对新制度抵制、修正，阻碍新制度的实施。
第三，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它的资产专有性程度高，提供替代产品供给的成本代价高昂，并且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权威性；若是完全由市场提供监管立法、执法、司法方面供给，它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是巨大的，政府考虑到财政预算，监管的成本收益，不愿意提高监管能力。
第四，政府监管行为的单方性、强制性，导致行政监管行为的不易接受性，受监管主体可能会对监管行为不服，导致监管执行困难，增加行政的执行成本，也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增加社会的诉讼成本；政府行为的单方性，信息不能在政府、受监管主体和消费者之间有效沟通，致使制度供给的非合意均衡，出现“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政府监管达不到帕累托最优效果。
（二）不完善的市场下的食品市场失灵
第一，在垄断、公共物品提供、外部性和内部性、信息不对称等情况下，市场无法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在食品市场上，生产者和销售者拥有食品信息优势，消费者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这样的市场交易往往会出现“逆向选择”问题。与事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不同，“道德风险”是由事后信息不对称所形成的，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食品生产者、销售者为一己之利，往往产生机会主义的动机和行为，导致道德风险问题，损害消费者利益。
第二，市场发育不成熟造成市场失灵。其一，由于市场力量弱小，无法提供巨额资本所产生的失灵。其二，因市场制度自身的不完善而产生的失灵。由于市场制度正处于发育阶段，致使市场的一些功能不能正常发挥。这被查尔斯・沃尔沃称为“市场不完全”。他认为，在不发达国家中，市场不完全的情况比比皆是，其“特点是限制获取与经济有关的信息；要素不流动；价格和利率扭曲等等”。
二、改善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政策建议
不完善的政府和市场导致“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监管缺乏多元性、公开性、互动性、参与性和开放性，这就需要引入另一种力量、区别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方来弥补食品安全监管的不足。这个第三方就是第三部门，第三部门是以供给准公共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不具有强制性，实行自愿和自治式运作，独立于政府主体和私人主体之外的民间组织机构。
（一）第三部门的特征及其作用
第三部门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准公共性，其设立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优化，主要供给准公共产品，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第二，非强制性，即主要靠自愿和自治的方式来运作；第三，民间性，即它在法律地位上不能是政府的附属物，在人员任免上不能是政府编制，在业务活动上不能是政府命令或包办；第四，专业性，第三部门主体具有专业性，能在相关的专业、行业、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平衡各主体信息不对称之间的矛盾。第三部门是公众组织，它代表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能更好地协调政府、受监管主体和消费者的利益关系，促使第三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行为与监管收益“正相关”。
第三部门所具有的特征，使它对食品安全监管具有效率性、公正性、互动性、可接受性、专业性、参与性和开放性，降低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成本。第一，降低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执法、司法成本。第三部门的融入，促成了政府、受监管主体、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国家食品安全立法的科学性；第二，第三部门在提供技术、标准方面的专业、中立、公正，提高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威，增加社会受监管主体对监管行为的接受程度，减少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成本；食品安全监管立法的科学完善，执行的可接受性，减少了监管方面的纠纷，减少了不必要的诉讼成本；第三，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第三部门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多元性和参与性，可以在政府、消费者、受监管主体之间搭建了信息平台，食品安全信息低成本的向公众公开，降低了食品交易的契约成本，增加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指数，增加社会的经济收益；第四，降低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供给、变迁、创新的成本。政府、第三部门、消费者共同参与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在数量上增加了公共产品的供给；三元主体的供给，势必出现有效的竞争格局，在竞争压力下，供给主体必将提高供给的质量；信息合理高效流动，加快制度变迁的周期，降低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变迁成本；三元监管主体之间的有效竞争，增加了整个社会监管制度创新的动力。
（二）培育和支持第三部门的措施
基于以上的分析，政府应该加大对第三部门的培育和支持。
第一，通过立法确定第三部门的法律地位。目前我国第三部门主体的数量有限，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对食品安全监管的需求，并且我国第三部门的法律地位不高，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人事、业务、财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限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三部门的监管将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力量，所以要大力发展第三部门，赋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使他们能独立做出行为，政府也要把具体的食品安全管理权限回归给第三部门，使他们拥有准公共权力，保障它们的独立性、权威性、公正性。
第二，培育体系完整的第三部门组织。第三部门组织是监管食品安全的重要力量，要实现监管的作用，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机构、食品安全的检测机构、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机构、食品安全信用评估机构、食品安全的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机构，各机构分工合作，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对食品安全的监管。
第三，建立综合性监管网络，综合性监管本质是整合社会资源，利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实现监管目标，即调动政府立法、执法、司法监管、第三部门具体业务管理、媒体舆论监督、个人的起诉监督等，并利用网络平台，及时通报、食品安全的信息，实现在各监管主体之间信息共享，降低公众收集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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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经济分析篇7
关键词：自由经济；国际分工；全球城市；香港
中图分类号：F11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4－0166－05
引言
全球化的基础是建立在资本、产品、市场、技术、生产和通讯等一系列经济要素的一体化之上的，故此，全球化的主要现象首先是“经济全球化”。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角度检视，经济全球化就其本质而言是把全球作为一个统一的市场，突破国家与地区等人为界限，充分依靠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商品、劳务、技术和资金等生产要素跨国自由流动的同时，世界各国以谈判的形式通过多边贸易体制将这种市场机制规则化、法制化。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地影响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发展。从空间区域的角度观察，经济全球化指向一个进程──国家及其城市的经济发展超越国界，与国际经济的联系不断扩大和深化，进而达到相互融合的过程。这一动态过程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其实质也是资源配置的国际化进程。市场作为主体弥补了国家内部的市场和资源限制，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也就扩大了总体市场的规模，从而创造出更多市场盈利机会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深了世界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拓展了经济活动空间，促进了商品、资本的流动和高新技术的扩散。这些相关进程促使世界各个大城市生化联结而成一个相对有机的体系，令城市产生新的经济活动特征和产业结构，并使城市的中枢地位与影响力变得更突出。全球城市是连接性最强的城市，即是说以服务全球经济生产需要作为其功能基础，使生产资本、信息与劳动等生产元素流动内容通过最多的城市便成为全球城市。作为经济全球化核心载体的跨国企业，是整个全球经济网络联系中的关键性主体，正是这些企业在城市内和城市间的行为，造就了作为全球经济网络节点的全球城市。简言之，全球城市的衍生是全球经济扩张与全球化进程深化的结果。“全球城市”既是国际经济全球化的空间依托、区域经济集团的支撑点、各类“经济圈”的核心，也是国家实现与国外经济联系的桥梁和基地，故此对“全球城市”的形成及其发展进行研究，也将对“全球化”现象具体作用于经济实体的过程提供一个独特的诠释视角。据此，本文尝试检视“全球城市”这一概念框架，继之指出香港正是全球化时代中的一个全球城市，并进而剖析香港城市衍生为“全球城市”的背后动力因素。
一、跨国网络与全球城市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经济活动逐渐向世界范围伸延，形成了生产、贸易、金融等要素跨国流动和配置的全球化趋势。有别于以往由“国家”作为主导的情况，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管理和服务是生发在一个逐渐扩大的全球城市和连接地区的网络中，其结果是使“城市”在国家以及全球领域的传统脉络中重新定位。对城市的这种转变进行概念性探讨的理论工作可以追溯至peterHall、Friedmann和wolff等学者所提出的“世界城市”（worldCity）概念。Hall在其《世界城市》一书中对“世界城市”这一概念作出全面概括，认为世界城市通常是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并且汇集了各类专业人才，聚集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亦是文化汇聚之地，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发达的传媒网络。①学者SaskiaSassen则使用“全球城市”（GlobalCity）作为概念框架，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视角切入，把全球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和商务服务中心，其功能构成本质上是为全球资本提供“服务”的地方，而与Friedmann把世界城市作为一般“指挥中心”概念起点不同。Sassen更注重从城市中主要生产业的企业区位选择等微观角度来研究全球城市课题，并将城市置于全球等级结构的视角之下，联系全球化对城市的功能、等级、社会和空间结构进行全面审视。①在研究方法上则立足于实证研究，对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进行实证分析。②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全球城市的理论与检验方法，亦从而使其阐述的特定全球城市案例成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城市”。在Sassen的研究中指出，全球城市是高度集中化的世界经济控制中心区域、金融及专业服务业所在地，其生产的是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和相关金融产品，这种专业化服务是复杂的组织机构用来管理地域分散的工厂、地区办公室和不同地点的服务代销商等网络所必需的。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全球化下全球经济结构转型，经济重心向服务业和金融业转移，从而赋予了主要城市作为某些特定生产、服务、市场和创新场所等功能领域一种全新的重要性。经济越是全球化，中心功能在少数“全球城市”再集聚的程度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跟主要城市作为这些服务的合适生产基地和市场而联系在一起的，而并不是跟服务于城市本身经济基础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故此，一些非常突出地以全球市场为导向、生产业高度集中的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可以从就业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反映出其特殊的社会结构和内在动力。全球城市的经济增长形式为低收入群体创造了较其他城市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却使高级专业人员等高收入阶层更加富裕。这种城市中的先进部门优势不断增长而落后部门劣势相对趋于明显的结果便是社会层面上更大的收入差距，社会日益两极化。③总括而言，“全球城市”概念的提出为理解全球化下全球经济运行模式对城市的内涵解读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全球城市”在全球化时代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
作为经济全球化核心载体的跨国企业随着世界贸易和跨国投资机会的增加，对各国经济系统不断渗透，其经济活动所体现的便是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一定空间内的聚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不仅成为国际资本、国际高级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聚集地，而且成为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通道，故此也是跨国企业展开其跨国生产活动的空间框架和载体。随着跨国生产活动的发展，管理与控制生产的服务机构、分支机构及地区办事处组织成全球性网络。这种趋势不仅使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逐步形成，更带动了城市的发展，使一批崭新的具有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等作用的中心城市在经济全球化扩张的过程中涌现。这些城市促使本国经济体系与世界其他城市经济体系对接并联结，形成了紧密的、结构性的与层次性的联系，其实质内容中带有更多功能互补的内涵。而城市作为节点，它的连接程度越高，其所接受、转换和处理的事物就越多。资本、国际投资、通讯、市场信息、商品和劳动力等元素都是可以流动的内容，这些流动经常展现为从低级的商品贸易向高级的生产要素流动的方式发展，进程上表现为由局部性、单项性逐步过渡到全面性、综合性。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相互作用得越多，它的轴心性质便越强，城市的地位便显得更重要。而某些具有特殊功能的城市如果能有效地发挥其他城市未能拓展的关键功能，该城市就必然会获得更高的地位和随之而来的溢利，城市的影响范围更可超出国界。
“全球城市”作为概念单位使用时，其本质内涵意义联系着一种全球范围的结构性特征，亦即经济全球化现象下的一套整合的全球经济体系运作。在现今新的全球无边界经济体系中，城市的中心职能和地位是由其本身功能的获得和积累决定的。当一个城市与全球经济整合在一起，并且在全球层面的经济领域中发挥着一系列重要功能特别是金融服务功能，从而晋身成为全球化经济的核心控制中心时，它便可以被称为“全球城市”。按照这种角度理解，香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确立了本身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亦从而可被解读为在全球化下全球城市网络中地位最为重要的全球城市。④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在全球经济运作中占据着策略性位置，发挥着枢纽的功能，亦具有“全球城市”论述中所推导出的明显内部结构特征。若套用“全球城市”概念框架对国际化大城市的香港进行全新审视，非常明确的将是，香港的持续发展理所当然地需要服从于全球化的运作逻辑，并从中保有其生存的基础。
全球城市作为全球经济网络的节点，基本上是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的产物，这也就从根本上规定了全球城市的崛起不可能游离于全球化的进程之外。19世纪殖民时期的香港已经开始参与全球经济的运作，被设定为“日不落帝国”英国当时所主导推行的全球贸易体系中远东地区的重要港口。作为区域性的贸易口岸与商业中心，香港在20世纪初期逐渐成为海外华人资本和商业网络的集聚点。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制造业，产品行销于众多发达国家，迅速兑变为新兴工业体，成为初具规模的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随着贸易资本的集聚，香港开始具有充足条件发展国际金融业务，并从70年代开始渐次演变为区域金融中心。80年代经济全球化现象开始突显，生产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过程开始加速，金融资本全球流动；香港亦从90年代开始渐次成功蜕变，在新世纪中发展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如果从城市的“功能构成”角度审视香港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过往香港每一次的经济发展与转型从根本上是与全球经济体系息息相关与相连的。新兴工业体时期的香港，其发达制造业的制品是为供应全球市场的需求；现今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其金融服务和产品也是在为环球需求而服务。从这一角度出发，香港城市“功能构成”从属于全球经济网络的其中一环，也是全球化下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全球城市”之一。
城市演变及其功能构成的基本属性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的产业结构性质及其特征，而城市的发展是以相应的产业基础为支撑的。生产业特别是金融业在当今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占据着生产体系的策略性环节，起着控制与协调现代经济的主导作用，亦因此处于全球城市网络中顶端位置的“全球城市”无一例外的其经济结构是以服务业作为主导产业基础的。从2007年的数字可见，香港的服务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达到92.3%的高度比重；在服务业内的经济活动中，属于生产业的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达29.1%，其次是批发、零售、进口与出口贸易、饮食及酒店业等的26.9%。其中，金融服务、贸易、旅游和专业服务为香港经济的主要行业，它们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并创造就业，是香港经济的主要动力。1998―2007年回归中国的十年间，服务业在香港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这一转变明显地反映在服务业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由1998年的85.7%上升至2007年的92.3%这个比例中，而当中各服务行业种类在GDp所占比率均有所增加。相对地，香港制造业的重要性则进一步下降，它对GDp的贡献也由1998年的5.6%下降至2007年的2.5%。另外，服务业对保持香港对外贸易的增长亦担当重要角色。在2008年，服务输出总额达7190亿元，与1998年的数字比较，平均每年增长率达10.6%。运输服务是服务输出中最重要的组别，其次是商贸服务及其相关服务，两者分别占2008年度服务输出总额的31.0%和30.4%。除此之外，服务业亦提供了香港的主要就业机会。就业于服务业的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率在过去十年保持上升，由1998年的80.5%递增至2008年的87.1%。香港整体就业人数在2008年共有350万人，而整个服务业已经占了当中的310万人。①综观上述数字可见，香港的经济构成明显地属于“服务型经济”，而这个程度的产业结构比重，是一个如伦敦和纽约等全球城市的经济构成才具有的典型结构特征。
全球城市以其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营商条件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等，提供大量的现代服务活动特别是生产，因而成为现代服务部门高度密集化的地理空间。亦因此，全球城市也是海外公司和服务机构特别是跨国企业安设地区总部和办事处的首选城市。在香港境内设置区域总部和办事处的总体数字，在2008年达到了6612间。当中属于地区总部和地区办事处的数目分别是1298和2584间。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企业的母国主要均为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传统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这里同时亦反映出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聚集点，并且是涉及众多国际利益的交接中心。尽管香港对于来自不同母国的跨国企业来说其城市的“功能”重点会有所不同，例如对日本的企业而言香港最重要的功能表现在市务销售、市场策划和顾客服务功能范畴，对美国企业而言则侧重香港在商务联系、企业支援与区域业务运作方面的重要性，②但无可置疑的是，香港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国际性流动的重要通道和节点，成为联系和处理国家和世界资本、人才与资源进出的重要通道。这种现状是经过历年发展累积而成、并非一蹴而就的。事实上，香港作为设立地区总部地点的历史相当悠久，但直至80年代此趋势才变得明显。1991年在香港的地区总部数目共计602间，至2001年上升至944间，并在2008年到达1298间。③这趋势亦实际上反映着香港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爬升历程以及由新兴工业体的产业基础转换为服务经济来提升城市能级。从服务中国经济开放的历程中适应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使香港这蕞尔小岛聚集了来自全球各方的跨国企业，成为全球性经济实体的所在地，香港也因而在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地位并非仅仅只与其他大都会的经济相似，而是在本质上等同于伦敦、纽约和东京一样重要的“全球城市”。
二、香港：城市衍生的动力因素
一个半世纪以来，香港一而再地因应着国际环境中的变动而调整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始终遵循着本身的比较优势而在不同时期中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从历史可见，国际因素往往以一种外部因素变化的形式加诸香港，而面对不同时期的外部变化挑战，香港选择的是有意识的对外开放并积极参与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过程，经过百多年的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中少有的最开放城市和维系着多国利益的国际性大都会，并在二战后的特殊历史条件中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联系着东方与西方。香港经济受益于其经济开放和国际性格，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基于这种高度的外向性使得香港能集聚国际经济领域的充沛资源为己所用，使经济得以起飞、成长并壮大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这种面向外部、依靠外部、利用外部以提高自身经济运行机制和生存能力从而将经济推向前进的做法，表现为一种良性的不断的循环，亦是香港优势构成所在，而经济实力亦为香港稳定和繁荣发展的最重要前提条件。
香港能以高度开放的自由经济饮誉全球，被称为“经济奇迹”，与其开放性和外向性以及与香港所实行的自由经济体系是息息相关的。长期以来，在香港经济政策中存在着一个贯穿全局的一般性立场，即所谓的“积极不干预”主义。“积极不干预”（positivenon-intervention）一词为上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财政司夏鼎基所创制，其具体内涵是：除非有明显证据证明市场失效，即市场的自由运作不能发挥作用，市场出现垄断，出现常规无法抑制的波动以致公众利益受损，不能确保顺利调整和稳定增长等情况下，政府才会插手干预。在这样的宗旨下，港府实施了一系列以市场机制自我调节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使香港成为世界上少有的高度开放型自由经济体系。在贸易上，香港实行自由港政策，对于世界各国的正常工商业投资与货物销售都实行充分开放的策略。港府对于本地出口商不作任何贸易保护，也不抵制别国对本地出口产品的关税保护措施。在金融上，各国资金进出自由，没有外汇管制，没有黄金管制，没有投资限制。在市场运作上，政府对市场极少进行干预，资本、劳工、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皆以市场的供求作调整依归，故此也受到进口汇率和国际供求因素制约。在企业经营上，只要法律许可，投资者有兴办公司企业的自由，各行各业的工商活动由投资者自由作出抉择，人员、技术设备、产品、信息都是进出自由和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的。同时，政府尽量提供更方便、更灵活的营商环境给予投资者，对本地投资者和外来投资者都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即给予外来资金以“国民待遇”。政府同时维持低税率政策，实施简单税制方便营商。①“积极不干预”的实践获得广泛认同与赞誉之余，亦受人所批评，因为在社会上多个领域都得见政府的直接干预措施，例如在土地政策上，在管理公用事业上，以及在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上都体现着“干预性”。但是，如果撇除对字面意义的争议而从更宏观的角度检视，则可见香港的自由开放和“不干预”程度，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仍是极其显着的。香港的自由经济政策能够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即依照香港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制定下来，致力创造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完善投资环境，其所取得的良好效果又支持了香港外向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了一种良性循环。
香港自由经济体系的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相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二次大战后的国际环境对于香港的开放便甚为有利。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至80年代末期，虽然香港厕身于东西方冷战的夹缝之中，可是并未受困于意识形态对垒而带来的政治动荡。中国大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对香港施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原则，在香港事务上合作克制而不是把香港作为对抗帝国主义的前沿，使其时的殖民地港英政府能有效地维持了香港内部稳定；而邻近地区和国家则经历着争取独立运动或陷入意识形态的冲突而使政局长时期动荡不安，各国领导人为求政治稳定而施行高压手段，相对地使香港所拥有的社会自由与经济繁荣更显突出，成为资金的避风港而吸引了周边地区外资的持续流入。这种情况不单加速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国际资金的投资参与亦间接协助巩固了香港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模式和“潜价值”，如契约精神、言论自由和公平竞争观念的植根。香港并非国家，其生存须相适应于大国之间的利益偏好与政策取向所交织的国际政治环境，故此可以说二战后香港所经历的特殊国际环境有利于其开放性格的形成，也有利于其自由开放经济体系的持续发展与成熟。这种趋势还随着香港和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强，特别是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香港充当了中国通向世界和世界通向中国的门户和桥梁。有了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互补的因素，香港整个体系便愈加具备开放的需求和条件。身处相同的国际环境，不同的政治实体可以作出不同的政策回应。由于香港本身存在制约条件需要面向外部，而其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又促进了这样的开放式发展，因而使得香港稳步迈向“国际化”，成为国际城市。
开放性和国际化是香港经济得以成功发展和壮大的根基所在，也成为了香港经济体系的独特优势，故此香港以积极的态度参与融入国际体系运作，广泛开展对外交往；而积极参加国际组织活动和与众多国家政府缔结双边和多边协定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并非所有国家均愿意加入国际组织，因为遵守条约本身便意味着让渡国家行为的自主度而有损完整。香港城市并非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其广泛的国际参与主旨在促进香港的经贸地位，谋求和世界各国更密切的经贸往来。此外，也以加入国际组织作为外力，以图稳定香港的国际地位。以2008年底为止，香港总共参加了56个国际组织，其中的32个是按照《基本法》第152条的规定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这些组织大部分以加强政府间在个别范畴的合作为目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apeC）、亚洲开发银行（aDB）和世界气象组织（wmo）等。另方面，在其余24个国际组织的参与中，香港则以派遣代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有关活动，因为这些组织的正式成员必须为国。这些组织一般是其关注范畴的权威，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劳工组织（iL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世界银行（wB）等。而现时在香港生效的国际公约共计有239条，大部分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已沿用，并于回归后继续适用于香港特区。有一部分约70多条公约则只适用于香港而仍未适用于中国大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香港特区融入国际社会的先行者步伐。除了200多条的多边国际公约外，香港特区还根据《基本法》第96条、第133条和第151条等多款规定的授权下与世界各国和区域组织等签订和履行“双边协议”，例如，在1999年香港特区与欧洲共同体签订的海关合作及相互行政协助的协定，和在2000年与以色列国签订的就资讯科技及通讯合作事宜的协定。香港尚有与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的互免签证安排。这些数据除显示了香港除作为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的独特地位外，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作为国际大都会的香港的深厚国际联系和其高度的“国际性”。通过这些国际性条约，香港既承担着义务，同时亦维护和争取了应享的权益，使香港在国际关系纵横交错的网络中获取其国际地位。
结语
全球经济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间稳步发展，世界经济联系愈益紧密，跨国企业势力的发展与国际资本的增强都有利于香港开放性自由经济体系的运作。作为亚太地区最“国际化”的城市，自由开放的香港吸纳了来自全球各国的资本和跨国企业，形成繁密的国际网络，也使香港成为维系多国利益的国际都会。由于香港的生存涉及西方诸国的利益，香港本身亦接受多项国际公约的约束，严格遵守国际交往中的规范，在社会内部运作中亦体现了国际社会所重视的普世价值，故此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基于香港这种广泛的国际联系能为闭关锁国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都作出重大和独特的贡献，才能确立“一国两制”政策的内在价值。香港从其发展需要中塑造出自体的开放性，以开放的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增强了国际参与，在积极参与国际活动的同时自身融入了国际体系，成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香港开放的体系允许了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从经济领域扩散而至社会文化的运作，其结果使香港社会融汇中西，拥有独特的“国际性”。设若香港丧失其国际性，也就等同香港沦丧其城市性格特质与国际功能的时候。作为国际都会的香港从服务国际经济的过程中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贡献，也同时获取了其生存之资。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国际因素作用于香港体系的全过程，其重要性则达至左右城市生命存续盛衰的程度。回溯历史，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出口加工型工业的成长带动了香港整体经济的起飞，香港亦因而进一步担当了国际分工中的重要生产角色，亦因此而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并实现深层融合。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和自身条件的不断完善，香港对于国际环境的依存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日益加深，原因在于其自身狭小的市场和匮乏的自然资源产生不出能使香港经济持续飞跃的真正动力。全球化进程刻画出了空前的全球大变局，唯有及时因应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充分调用本身的特长，香港才能在不断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作为“全球城市”而获得生存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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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Chan-ran
(internationalpoliticsandeconomicsdepartment,internationalrelationcollege,Beij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全国经济分析篇8
一、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稍有回落，排全国第5位
2011年，我区地区生产总值达14246.11亿元，位居全国第15位，总量位次与上年相同。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14.3%，在全国排第5位，较上年上升1个位次，在西部省份中排第4位，较上年下降1个位次。
从总量看，全国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万亿元的省份已有23个；其中，广东超过5万亿元，江苏和山东超过4万亿元，浙江迈入3万亿元行列，河南、河北、辽宁、四川和湖南超过2万亿元。我区地区生产总值居全国中游，但人均GDp达到57515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3.8%，按年均汇率折算，人均GDp逼近9000美元，为8905美元，居全国前列。
从增速看，天津与重庆以16.4%的增长速度并列全国第一，贵州、四川、内蒙古分别以15%、15%和14.3%的增速紧随其后，可以看到，前5位除了天津外均为西部省份。全国有28个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我区高于全国平均增速5.1个百分点。由于全国经济下行趋势比较明显，多数省份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低于上年，我区较上年回落0.6个百分点。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上年的5个省区均为西部省份：贵州、云南、新疆、甘肃和，吉林省与上年持平。这些情况表明，2011年西部省份经济发展仍然保持强劲势头，主要原因是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不断加快，危机后国家扩大内需的投资又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促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强劲增长。天津作为北方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龙头，国家为打造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中心，为天津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滨海新区的快速发展为天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二、工业增加值增速与上年持平，排全国第12位
2011年，我区工业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全区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9%，排全国第12位，较上年上升2个位次，在西部省份中排第7位，较上年下降1个位次。
从增速看，2011年，全国范围内，除内蒙古与上年持平外，另有贵州、、河南、宁夏和云南高于上年，其余省份工业增加值增速都较上年有所下滑。工业增加值的全国平均增速也较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这表明，在外部经济低迷造成的出口疲弱和房地产限购等宏观调控累计效应的叠加作用下，我国多数省份工业生产增速放缓。但由于西部省份工业经济外向型特征不明显，特别是我区工业产品以能源等上游初级产品为主，上述因素对我区的影响较小，再加上产业承接等有利因素作用，西部省份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好态势。这些都是促成西部省份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有上佳表现的原因。
从总量看，全国全部工业增加值达188572亿元，我区全部工业增加值达7158.94亿元，占全国的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8%，总量居全国第12位，较地区生产总值位次高3位。江苏、广东、浙江、河南、河北、辽宁工业增加值超过1万亿元；其中江苏、广东两省超过2万亿元。
从结构看，全国有4个省区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我区为50.52%，居全国第四，前三位为山西、河南、江苏，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达55.18%、52.89%和51.51%。由此可见，上述4个省区经济属工业强主导型。从工业内部结构看，与河南、江苏制造业发达不同，我区工业经济表现出较强的重化工倾向，能源特别是煤炭产业，不仅是全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也是工业利润的主要来源。2011年1—11月，我区煤炭产业工业利润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的比重达48.3%。煤炭行业仍保持快速增长，2011年工业增加值增速达26.1%，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7.1个百分点。
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排全国第25位
2011年，我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10787.9亿元，位居全国第12位，较上年下降2个位次，西部排第2位，与上年相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上年有所回升，为21.5%，比上年高2.3个百分点，在全国排第25位，较上年上升3个位次，在西部省份中排第11位，比上年上升1个位次。
从总量看，2011年，全国有12个省份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万亿元，江苏、山东、辽宁居前3位；其中江苏、山东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2万亿，分别达26299.4亿元、25928.45亿元。我区固定资产投资首次入围万亿元阵营。
从增速看，全国21个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增速居前3位的省区为青海、贵州、新疆，增速分别达45%、40%、37.6%。总体来看，中西部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普遍快于东部省份，增速全国前10位的省份中，除东北三省外，六个为中西部省份。2011年我区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了高速增长，增速达44.8%，超过固定资产总投资额增速23.3个百分点，说明我区工业结构转型步伐将进一步加快，这为建设产业规模较大、产业链条较长、产业关联度较强的非资源型产业集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稍有回落，排全国第12位
全国经济分析篇9
关键词：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必要性；可能性；可行性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对会计从业人员提供的财务信息的广度和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西方国家如欧盟，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先后实现了其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其会计准则去向是相关从业人员一致关心的问题。
1、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必要性
1.1从宏观层面分析，会计准则的趋同是中国建立完善市场经济的需要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在较多方面为我国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第一，应对贸易摩擦高发期建立长效机制的需要。中国加入wto后中外贸易摩擦不断，应对反倾销，核心工作是会计。调查机构审核被诉企业会计资料来判定是否构成倾销，欧盟判定的标准之一便是“企业建立一套符合国际会计准则且账目清晰的报表体系，报表应由独立的机构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进行审计。”由此，我国迫切需要一整套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新准则，这将为我国应对国际反倾销提供有利的支持。第二，国际资本市场的统一。在国际融资过程中，巨大的信息获取及信息分析转化费用使融资成本大为提高。统一的会计准则编制成的财务报表可以减少跨国发行证券的上市成本，提高财务信息的可比性和透明度，刺激国际资本投资。
1.2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实现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会计作为国家商业语言，其信息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市场交易质量和全球资源配置效率。趋同可以带来强势推进力量，提高国际贸易效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会计信息作为商业信息媒介，信息质量高低直接影响交易费用，最终影响交易是否达成。其次，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存在互动博弈。如果各国都向美国趋同，美国就把握了会计准则制定的主导权，其它各国各地区将失去话语权，并担负很高的交易费用。如果向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则准则制定的主导权仍在各国的实力较量之中。因此我国应当积极参与会计的国际趋同，争夺我国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同时，世界银行等开发银行也相继提出了按国际会计准则提供财信息的要求。最后，全球金融风暴推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金融风暴发生的原因复杂，包括一些国家金融和计监管体系不健全、会计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会计准则的质量低。
2、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可能性
2.1从理论角度分析，持续发展运动的会计史揭示了国际趋同
首先，会计思想的逻辑起点在世界范围内是相似的；其次，簿记的发展方向及逻辑呈现国际趋同特性，复式簿记的诞生和传播过程本身就体现了国际化趋同趋势，经济全球化和趋同的会计技术共同推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
2.2从实际操作层面分析，会计准则的技术标准性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提供了可能性
会计行为从会计目的出发，确定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对会计要素确认时点、计量方法等，从理论上加以归纳并予以确定，形成国际公认的会计标准，以此准则反映经济活动，形成财务报表，帮助会计信息使用者做出合理投资决策。
2.3从会计技术层面上分析，我国会计环境和现使用较多的两权分离制也促进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
首先，公司治理中的会计推动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经济的发展与会计的发展，尤其是企业组织的发展紧密相连。会计准则的发展动力形成了股份公司分权与制衡相结合的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的趋同化能够促进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其次，会计环境促进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我们将内部治理结构之外的因素统称为“会计环境”，并分为两大部分：事前制度安排，引导企业自愿提供高透明的会计信息；事后惩罚机制，使得任何不遵循会计准则的尝试，会因相关机构的严惩而形成事实上不经济。
3、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可行性
3.1从信息使用者需求角度分析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出资人需要了解其所提供资金的使用情况及使用效果等信息，管理层需要了解企业自身的营运状况及经营风险等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大部分需要依靠规范的会计准则生成会计信息来反映。从信息需求者角度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融资增加，其对信息的质量要求是相同的，因此统一的会计规范应当一致。
3.2从新会计准则的可操作性分析
首先，对金融业的推动作用奠定了趋同的可行性。新会计准则中单独出现“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金融资产转移”、“套期保值”相关具体会计准则，将金融衍生工具表外业务表内化，使盈余管理的空间进一步缩小。这几项准则的颁布，将提高我国金融企业，尤其是上市或拟上市的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其次，公允价值的引入加深了趋同的可行性。新会计准则突破了历史成本原则，更多强调公允价值计量，将更多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利润，使之更符合经济收益观。通过公允价值，会计信息使用者可以及时了解企业当前资产负债的真实价值。再次，从新会计准则体系的改革要点来分析。新会计准则在会计准则、存货计价、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资产减值、职工薪酬、收入、所得税、企业合并等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或多或少都与国际会计准则是一致的。实践证明国际会计准则的标准是合理的，符合我国会计环境。
综上所述，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加速推进并完善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完整、准确、与国际一致的财务信息是我国会计工作的必经之路。从国际国内形势政策分析得到结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是必要也是可能、可行的。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真正实现两者合一，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充分论证。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之路或许会曲折，但这也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王静.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研究[D].大连：长春理工大学.会计之友.2006.
全国经济分析篇10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型酒店；机遇
中图分类号：F047.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118－02
一、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美国次级债抵押贷款危机在全球的“辐射效应”日益显现。美国是一个典型的高消费低储蓄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对债务存在高度的依赖性，次贷危机必将导致其国内市场信用级别下降，而这会减少流向美国的国际资本，于是，建立在国际资本流入基础上的美国国内需求将因此下降。与美国相反，中国目前处于高储蓄状态，外部需求的增长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内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较高,据有关数据显示，出口占GDp的比重接近40％，贸易依存度（进出口之和与GDp之比）接近70％。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总量高达中国出口贸易总量近50%，当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国内需求下降发生后，其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增速也将下降，这将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造成抑制作用，从而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因此，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型贸易企业存在较大的冲击，从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出口企业的经营分析来看，其影响表现颇为明显。相反，金融危机对以内销为主的企业来说，影响不是很明显。因此，中国国内GDp的增长，必须得依赖国内消费指数和消费需求的增长，这也正符合“投资驱动型的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型的需要。作为占据国民经济重要地位的第三产业中的旅游酒店行业，正好可以借此契机发展品牌、整合市场、完善布局。
二、我国旅游市场现状分析
（一）金融危机，国际入境旅游业受阻滑坡
首先，入境旅游可能滑坡。作为我国第一大入境客源国，韩国的经济也受到显著影响――韩国财政部10月6日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此次金融危机可能使韩国2008年经济增长率降至4.5%～4.9%以下。我国第二大入境客源国日本的景气指数也持续恶化，股市暴跌，经济下滑。在远程市场方面，我国入境客源的主体是“西方七国集团”中的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和法国等国。目前这些国家股市低迷，企业投资缺乏信心，私人消费普遍缩减。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公务旅游还是消遣旅游都将受到影响，而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奥运给我国旅游业带来的拉动效应，从而使得入境旅游增长放缓，甚至出现绝对量的减少。
其次，价格优势受到削弱。在国内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大量发行美元借以刺激经济，从而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使信贷紧缩问题严重危及欧洲，并拖累各国经济步入衰退，欧元、英镑贬值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加速。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人民币兑英镑汇率中间价继2008年8月14日首次升破1比13整数关口之后，于9月11日再破1比12关口，并在10月10日创出11.63新高；人民币兑欧元也在不断升值，10月7日创出汇改以来的新高，达到1比9.328。此外，人民币兑日元、港元等其他货币也呈现不断升值态势。尽管我国的金融体系所受影响相对较小，但人民币对美元及其他货币的持续升值，将削弱我国入境旅游长期以来所保持的价格优势。
（二）旅游理念深入人心，国内旅游市场相对平稳
中国旅游方式正由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转变。此次“五一”小长假，以亲近自然、体验农家生活、踏青赏花和采摘为主要目的休闲游、乡村游更是受到了青睐。如北京市十个远郊区县共接待乡村旅游94.4万人次，旅游收入6,273万元，分别比2007年同期增长37.3%和67.3%。预计随着中国旅游行业正逐步由纯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转化升级，以及在先前“清明”和此次“五一”小长假所呈现火爆的休闲游、乡村游现实示范作用下，旅行社、景点、酒店等营销、服务跟进和改善，未来中国休闲游、乡村游仍将继续火爆。
（三）商务交流频繁，也促进了国内酒店业的发展
2008年度，举行了大大小小的商品交易会，涉及服装、鞋类、旅游、饲料、机器、农产品等行业，参展商来自国内各大城市和国际众多国家。这些大大小小的商品交易会的举办，必将带动国内酒店业的发展。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大公司、企业缩减开支，所以理所当然地将住宿的目光转向经济实惠的经济型酒店。
三、经济型酒店良好发展契机
（一）经济型酒店吸引资金显优势
1.酒店业产权结构。近年来，饭店集团为了迅速扩大市场范围，抢占优势地位，纷纷采用了众多的经营方式，较为常见的有直接租赁、盈利分享租赁、管理合同形式、特许经营权、合作联营形式、时权经营形式，绝大多数情况下，使得饭店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开来。
从对我国酒店市场的相关资料分析显示，我国酒店市场的经营也采用了上述常见的形式，使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开来。在我国，高星级酒店市场主要的投资方以房地产集团为主，经济型酒店相对多样化，锦江集团下的“锦江之星”、“如家”酒店、“汉庭”酒店等主要采用的是连锁经营的方式，自筹资金、自我经营，基本上所有权和经营权相一致；iBiS、Daysinn、速8等主要采用的是特许经营或者管理合同的形式，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虽然经营方式多样，但是存在产权关系不清楚、资金结构不合理、缺乏资金、市场定位狭窄或单一等现象，经济型酒店的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撑和市场的调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型酒店在融资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经济型酒店融资优势分析。根据HVS分类，饭店被分成deluxe、luxury、upscale、midscalewithF&B、limitedservice等五种类型，而LimitedService类型饭店下又分为midscalewithoutF&B、economy和budget等三种类型。每种饭店建立所需的资金量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讲，deluxe、luxury、upscale类别的酒店所需的资金是以亿为单位来进行计算的，投资资金量大，投资回报期就相应变长，增加资金链的运转周期。midscalewithF&B、limitedservice（midscalewithoutF&B、economy和budget）类别的酒店所需的资金相对高星级酒店而言，投资资金量小，投资回报期短，降低资金链的运转周期。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金融市场低迷，国际热钱处于观望和等待状态；国内金融市场也受其影响，投资速度变缓，投资行为更加谨慎。在此背景下，经济型酒店所具备的投资资金量小，投资回报期短，降低资金链的运转周期的优势，会大量吸引金融市场资金向其倾斜，为经济型酒店的扩张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准备。
（二）经济型酒店吸引客源显优势
所谓“经济型酒店”，是指一种低价位、品牌化的住宿产品，既保证顾客住宿的安全性、舒适性、温馨性，又保证顾客入住的优惠性和较好的性价比。通过对经济型酒店的市场调查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型酒店的客源以商务型客人和团队旅游客人为主，针对商务型客人的经济型酒店定价一般位于200―300元之间，以团队旅游客人为主的经济型酒店定价一般位于100―200元之间。
1.商务型客人市场。金融危机的到来，经济活动频度降低，但是，并不意味着没有经济活动，于是，公司、企业削减开支，选择一种相对廉价的方式继续相应的经济活动。经济型酒店较好的性价比，正好成为这些公司、企业的新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