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化量刑指导意见篇1
【关键词】量刑规范化；必要性；《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融合
1.引言
自2003年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展开对量刑规范化的探索以来，这一改革便引发许多关注。2008年，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初步试点工作展开，福建省厦门市等4个中级人民法院及北京市海淀区等8个基层人民法院成为试点单位；2009年最高法扩大试点工作，并考虑在原试点单位扩大试点罪名的范围；这些都为下一步在全国法院扩大量刑规范化范围做好准备。许多人质疑这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但从司法现状及2010年10月1日开始在全国法院开始适用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内容看，量刑规范化并非否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是一种完善。
2.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必要性
量刑在本质上是一种司法决策活动,是法官对个案进行分析、判断并最终以定量的形式决定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的思维活动。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量刑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重定罪、轻量刑。我国刑事立法偏重定罪问题，对量刑的界定较模糊，操作困难。从司法实践来看，法官受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指引,普遍重视案件事实采信和性质认定；量刑方面则凭借自己对法条的理解和办案经验，在综合评估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的基础上估量出所要判处的刑罚，不存在量刑建议的空间，属于一次完成型。
第二，法官适用自由裁量权的差异。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条的规定多数较为模糊，以求能包容更多不同案件，所以法官经常面临自由裁量。但是法治水平和法官素质的差异，现实中“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屡见不鲜，引发了民众对法律的质疑。
第三，法官司法裁量的运作过程透明度较低。我国的刑事庭审模式已从纠问式变为控辩式，但控辩双方往往集中于定罪事实证据的质证、辩论，极少就量刑问题展开针对性辩论，合议庭的认证过程、量刑理由更是难以公开说明。另外，裁判文书比较简单、模糊，没有必要的判决理由，缺乏说服力。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为了适应现实中千差万别的案件，避免用僵化的法律和机械的思维处理不同的案件，但上述问题的出现也说明自由裁量权应该有限度，否则司法无法实现真正的公正。
3.《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体现二者的融合
2010年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印发《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标志着量刑规范化改革在全国法院的开展。通过分析这一指导意见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中体现的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尊重，而这正是对二者相互融合关系的充分说明。
3.1量刑的基本方法――立足司法实践，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相关
量刑的基本方法中基准刑的确定一直是争议焦点之一，基准刑是在排除任何量刑情节，在犯罪既遂状态下适用刑罚的参照点，它是法官判断某一犯罪应适用刑种及刑罚量的初始点。
指导意见中对基准刑的确定源于对大量司法实践的分析和总结，许多试点单位通过分析大量的审判案例，以归纳的方式系统地总结了法官自由裁量权适用经验，提取其中合理的内核，得出科学的量刑规律。而作为样本的案例其实蕴含着各地法官多年来理性的价值判断，体现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因此在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基础上形成的确定基准刑的方法并没有抹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反而是另一种理性的坚持，其实质是以法院集体的、抽象的量刑自由裁量来限制法官个体的、具体的量刑自由裁量，是一种更为规范意义上的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
3.2量刑的具体化――总结实践，幅度化比例指标，尊重必要的法官自由裁量
基准刑确立后，个体的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仍然具备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导意见中对不同量刑情节下调整基准刑的方法做了较为可行的规定，包括对量刑情节的列举，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原则，情节之间的调节比例，数罪下的量刑方法等。
指导意见对于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常见犯罪的量刑，均以一定幅度的形式出现，因此，在实践中法院仍可以在幅度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以满足实践中千差万别的案情需要。如盗窃罪按犯罪数额的不同，分别确定不同的量刑起点，“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然后根据盗窃数额、次数、手段等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如果是盗窃近亲属财务则可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另外，这一指导意见是量刑建议，非强制实施，意见中也声明“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当地实际，对常见量刑情节及其他尚未规范的量刑情节，以及常见犯罪的量刑起点幅度、增加刑罚量的具体情形和各种量刑情节进行细化，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这仍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尊重。
4.结论
自由不代表没有任何限制，规范也不代表不予自由一丝余地。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量刑规范化体现着对自由裁量权的尊重，从改革的过程到形成的指导意见的内容看，都没有顾此失彼，反而改革的出发点和成果都源于自由裁量得出的实例，即便是以后的调整，也是依据司法工作的实际情况。所以，量刑规范化不会抹灭法官应有的自由裁量权，辨析两者间相互融合的关系，能为中国特色量刑指南的真正形成及司法公正的实现创造法律环境，从而将司法努力的方向更多地集中于如何使得量刑更加科学化，而不是停留在否定和质疑是否应该进行这一改革上。在此过程中,随着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逐渐规范、透明,法官司法能力将极大提高,量刑规范化终将推动整个刑事法制的完善、法治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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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量刑指导意见篇2
一、具体做法
（一）调查分析近十年我院八类刑事案件的处刑情况，1999年至2008年我院审结的八类刑事案件共277年，涉案人数392人。其中交通肇事案44件44人，故意伤害案78件78人，抢劫案21件44人，盗窃案87件155人，案11件11人，寻衅滋事案25件29人，诈骗案8件14人，敲诈勒索案3件6人。对上述犯罪人员的处刑情况如下表：
（二）制定量刑基准。通过分析这八类案件的处刑情况，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并根据最高院的两个试行文件，制定我院《量刑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共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章为总则，第
灵台县人民法院近十年刑事案件处刑情况一览表
罪名案件数量刑格处刑
人数量种（幅度）处刑
人数所占
比例缓刑所占
比例
交通肇事44件44人＜3年34人拘役11人32%5人45.5%
6个月＜2年23人67.6%14人60.9%
3年＜7年10人3年＜5年10人100.0%7人70.0%
故意伤害78件89人宣告无罪11人12.4%
＜3年52人管制10人19.2%
拘役22人42.3%12人54.5%
6个月＜3年20人38.5%14人70.00%
3年＜10年31人3年＜5年21人67.7%
5年＜10年10人32.30%
＞10年6人10年＜12年4人66.70%
12年＜15年2人33.30%
抢劫21件44人＜3年17人管制5人29.4%
拘役3人17.6%8人66.70%
6个月＜2年9人52.9%
3年＜10年21人3年＜5年19人90.5%
5年＜10年2人9.50%
＞10年6人10年＜12年5人83.30%
12年＜15年1人16.70%
盗窃87件155人＜3年106人罚金9人8.50%
管制8人7.5%
拘役12人11.3%8人66.70%
6个月＜3年77人72.6%53人68.80%
3年＜10年35人3年＜5年27人77.1%
5年＜10年8人22.90%
＞10年14人10年＜13年14人100%
11件11人＜5年10人6个月＜5年10人100.0%
＞5年1人5年＜7年1人100.0%
寻衅滋事25件29人＜5年29人管制4人13.8%
拘役9人31.0%5人55.60%
6个月＜5年16人55.2%8人50%
诈骗8件14人＜3年11人6个月＜3年11人100.0%
＞3年2人3年＜5年2人100.0%
敲诈勒索3件6人＜3年6人拘役1人16.7%
6个月＜3年5人83.3%
二章为分则。1、总则部分主要以刑法总则为依托，对指导分则适用的原则规定作了量的相对细化。在最高院的试行文本中，规定的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幅度过大，大量存在着减少基准刑百分之几十以上或以下的弹性规定，这些规定依然使得法官在量刑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我院在制定《量刑指导意见》过程中，对这些情况都作了细化。如将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确定为减少基准刑的80%；对有犯罪前科的，确定为增加基准刑的20%；被害人有一般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一定责任的，确定为减少基准刑的10%—20%。2、在分则部分，我院《指导意见》所细化的内容是法律、司法解释中的一些量刑细化的点，是法定的，即为量刑起点或量刑基准。比如我院《指导意见》分则中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以上不满2000元，盗窃价值1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六个月，每增加300元，增加基准刑的20%，盗窃公私财物价值2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盗窃价值为2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一年，每增加500元，增加基准刑的10%。这些规定在遵循两个试点文件的前提下，大胆创新，通过对量刑调节幅度的进一步细化，确定了适用实际情况的基准刑，这不仅强化了最高院指导意见的可操作性，也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到了有效的规范。
（三）将量刑引入庭审程序。在试点阶段，我院首先将最高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基本精神向全体刑事法官作了传达，并组织全体刑事法官对两个试行本进行了讨论，在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后，让全体刑事法官高度认识到量刑试点工作的意义，并积极将规范化量刑引入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审理的第一审公诉案件中。
1、规范了庭前准备程序，庭前向公诉机关送达量刑情节提示书，并交换意见，由公诉机关提交量刑情节建议书，明确被告所犯罪刑的法定刑幅度，并确定对被告人有影响的量刑情节。在向被告人，辩护人送达书副本时同时送达量刑提示书，并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释明法律法规及本院规范量刑指导意见对相应罪名的基准刑规定。
2、规范了庭审控辩程序，改变了过去传统的庭审调查程序，把庭审调查程序分为定罪事实调查和量刑事实调查两个阶段，在庭审中的定罪事实调查结束后，由审判长宣布进入量刑事实调查阶段，根据量刑情节提示书的规定，由控辩双方提供证据，分别归纳陈述被告人有无量刑情节，量刑情节的轻重、法定还是酌定，并且控辩双方均可对对方归纳的情节表示异议。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庭审进入法庭辩论阶段，法庭辩论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对案件事实和性质进行法庭辩论，第二阶段对案件中有无量刑情节或有异议的量刑情节进行辩论，由公诉人先发表量刑建议书，然后公诉人、辩护人可就如何量刑、量刑的具体幅度，是否适用缓刑等展开相互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出现新的情况，可能对被告人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或者控辩一方提出中止量刑辩论的，法院可以决定是否中止量刑辩论或休庭，待查明情况后再恢复量刑辩论。
3、重视被告人最后陈述程序，被告人陈述作为庭审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在实践中，法官却很少告知被告人可以就哪能些内容进行陈述。为了保证立法目的的实现，无论是被告人认罪还是不认罪的案件，都应当告知被告人最后陈述的内容，即被告人可以就案件事实、证据、罪名和量刑等问题进行陈述，其对量刑有最后请求权。
（四）将量刑过程写入法律文书。为确保规范化量刑合理、公正地开展，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均应当充分听取控辩双方和被告人提出的量刑建议和辩护意见，并做详细地记录。合议庭在合议时，对控辩双方的量刑建议和请求的评议情况，采纳结果，也应记入合议庭评议记录，在裁判文书中充分阐述采纳与否的理由及依据，以增强量刑的公开性，避免法官判糊涂案、关系案。对不能在判决书中细化的量刑规范，应在宣判后进行释疑（答复），并附量刑理由书，量刑评议表，做到一案一书一表。
二、初步成效
（一）揭开了量刑工作的面纱，深受社会好评。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开展，使“神秘”的量刑工作得到了有效规范，进一步增强了量刑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效地避免了暗箱操作的现象，同时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社会各界的正面评价逐渐显现。大量案例和数据表明，量刑规范化的改革所追求的量刑均衡效果已初步实现。而量刑程序作为一个独立程序适用于庭审程序中，通过审判人员对量刑事实的查明、量刑辩论的引导、量刑问题的评议分析，及判决中的量刑说理，更加增强了量刑过程的公开和透明，有效地消除了诉讼参与人和社会公众对法院“暗箱操作”的误解和疑虑，也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公诉机关、律师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二）量刑活动日益规范，审判质量显著提高。1、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我院量刑活动得到了日益规范，审判人员量刑意识日益增强，量刑能力日益提高。通过对试行文本的学习，刑事法官对基准刑的概念和其确定方法有了清晰的认识，掌握了正确的量刑步骤，并能根据不同量刑情节，合理调节基准刑，规范的量刑意识逐步取代了以往的经验估堆，植入了审判的各个环节，量刑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2、量刑规范化试点后，在庭审中允许控辩双方对量刑发表意见，有助于人民法院作出客观公正的量刑决定，强化了人民法院量刑权的重要性，更有助于提高控辩双方对量刑结果的认同度，以量刑不公为理由的上诉、抗诉案件整体减少，刑事审判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三）树立了司法权威，实现了社会公正。不论是最高院出台的两个试行本，还是我院制定的《量刑指导意见》，都使得量刑规范化工作有据可查，公正均衡的量刑，公开透明的程序，进一步维护了司法的权威性，打消了人们对刑事审判量刑的顾虑，严密细致的量刑规范进一步确保了量刑的公正性，充分地保障了被告人以及被害人对刑事量刑的知情权、辩论权，确保了社会公正，体现了罚当其罪，罚当其刑的理念，也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存在的问题
（一）规范化量刑还需进一步转变观念，加大宣传，逐步推行。有的刑事法官对于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没有深刻地认识，而试行本的有关内容并不一定与本院的实际完全切合，协调好这些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当事人甚至律师人不了解，解释比较困难，尤其是当事人素质较低，一时难以适应、难以操作，或辩护人对量刑建议的幅度过大，这些都于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不利。
（二）在量刑实体上，现有文件仍存在不完善之处。个别案件基准刑确定方式，幅度变化有不合理之处（例如，贪污案件中，数额不好认定）；量刑调节幅度，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难以掌握，还需进一步规范、明确；财产刑中对罚金数额如何量化等成为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的“瓶颈”，影响了试点工作的开展。
四、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转变观念，加强舆论宣传，促使规范化量刑精神深入人心。首先，从试点工作的情况来看，规范化量刑的确对规范法官裁量权，解决罪刑均衡问题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对于此次改革，审判人员必须转变观念，改变传统思维模式，勇于接受新生事物，对于量刑工作的一些具体做法，应该在试点工作中不断探索完善，要认真吃透两个试行文件的精神，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予保障，确保规范化量刑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继续加大于规范化量刑工作的宣传力度，优化量刑公开的外部环境，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涉及面广，不能由法院一家唱独角戏，特别是量刑程序的规范与完善需要多个部分的配合。我们建议通过联席会、座谈会等方式，加强与公安、检察、司法部门及律师之间的协调沟通，征求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建议，在各行其职的过程中加强对当事人的解释、说理工作，充分调动诉讼各方参与人的积极性，为量刑程序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规范化量刑指导意见篇3
《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我国量刑价值的缺失在实践中很难实现法律公平、平等的目的。量刑价值缺失具体表现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没有得到规范化运行，同罪异罚、异罪同罚、轻罪重罚、重罪轻罚等现象不断发生。量刑价值的缺失造成的处罚的不平等与宪法的法律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不仅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且法律的权威性、公信力、目的性也将会受到质疑，不利于依法治国目的的实现。因此，量刑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目前我国量刑规范比较抽象、粗放、法定刑的幅度相对较大，实践操作往往比较困难。为此，我国量刑制度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抽象的法律规范具体化、细致化，从而来指导法官进行量刑的价值判断，实现公正、平等的法律目的。此外，可以把量刑归入法庭审理的程序中来，来凸显量刑价值和意义，确保量刑公平公开。
一、我国法制理念的价值追求是量刑改革的推动力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是公平正义。量刑制度的改革能够有效地惩罚犯罪，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也是贯彻我国刑法中罪、责、刑相一致原则的有力体现，所以，量刑制度进行改革是必要的。通常而言，量刑的改革有两个方面：量刑实体规范化和量刑程序规范化。
(一)量刑实体规范化改革。
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指导意见》指出，检查机关在对某一犯罪提出量刑意见时，要充分综合考虑这个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等实体性的规定，客观公平的提出量刑建议。
从实体的角度来推进我国量刑的改革，防止量刑价值缺失，实现量刑制度的规范化，这就需要公诉机关的工作人员创新工作方法，放弃传统的沽推式量刑方法，转而釆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新的方法。所以，公诉机关以后就不应该单纯依靠经验和法院对案件的判例等情况而采用沽推式的方法来提出量刑建议。
(二)量刑程序规范化改革。
传统上，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中，定罪的问题是庭审的核心和关键，量刑通常处于次要地位，量刑价值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为定罪服务的。在量刑改革的大背景下，在公诉机关提出公诉的案件审理中，公诉人不仅要细致表述量刑的依据、情节，还要就具体的量刑主张的合理性予以说明，辩方会对控方的量刑意见及依据进行辩解和反驳，从而将量刑从后台推上前台，由暗箱操作变为阳光作业。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开展量刑指导意见》对公安机关和公诉机关在具体量刑活动中的职责和任务进行了规定，它们应该对量刑的事实进行必要的查证，进行重要证据的收集，同时还特别强调在量刑的活动中要发挥律师的积极作用，这是量刑制度改革的一大进步。
二、我国量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的量刑制度处于初级阶段，涉及量刑的各项制度尚不完善，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处于探索之中。笔者认为在量刑制度在改革的过程中还存在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量刑制度没有必要的法律支撑，致使在司法实践中仅充当形式的角色。
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对量刑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目前在我国相关的立法上并无名文的法律条文把这项权利确认下来予以保护，甚至没有对量刑证据、量刑辩论程序等基本的问题规定下来，这就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量刑建议权没有法律效力，对于提出的量刑建议法院完全自主决定采取与否。往往在实践中法院采取建议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完全忽视，据调查显示法院的采纳率只有65%左右。由此影响了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积极性。
实践中，由于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进而只是扮演了形式化的角色，从而导致量刑制度预期的绩效大打折扣。此外，有些审判人员认为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会削弱了自身裁量权，从而对于量刑建议并没有引起重视，量刑建议制度也就形同虚设，没有实际意义和价值。
(二)与量刑制度相关联的配套制度不健全，由此量刑建议的运行受到很大阻碍。
在我国检察体制改革中，量刑建议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刑事和解制度、证据开始制度等都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证据的开示制度，那么公诉人在发表的刑事建议就会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撑，此时建议的正确性就无法得到保证，甚至还会出现严重错误的情形。目前而言，与量刑制度相关的一些制度，例如，社会调查制度、当事人关于对量刑建议的知情权、发表意见权等制度都处在探索阶段，由于量刑建议权的改革和完善需要与其相关的制度的完善为前提，所以公诉机关的刑事建议权的完善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三)实践中律师很少出庭进行辩护，阻碍了量刑建议权的发展。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律师往往很少出庭进行辩护，为此被告人受客观因素的影响对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往往无法准确把握，更没有能力针对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进行对峙、辩驳，所以庭审中没有得到辩论的充分性没有得到发挥，也缺乏必要的针对性，量刑建议制度的绩效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
三、量刑制度改革的视角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完善
(一)从立法上给量刑建议权的行使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为了使量刑建议制度在实践中顺利运行，提高量刑建议权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可以以法律的形式对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权确认下来，把关于量刑建议的时间、形式、量刑辩论程序等基本问题都分别予以完善和保护。此外，量刑制度的改革是一个综合、体系化的改革，预示着量刑的改革与过去的重视定罪，忽视量刑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矛盾和冲突，也面临着很大阻力。所以，在实践中可以把定罪和量刑二者放在同等的地位，然后对量刑制度每一个环节和具体程序进行改革和完善，避免量刑改革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追求达到预期的法律绩效。
(二)追求量刑建议标准的具体化，为实践的操作提供便利性。
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大约440多个罪名，追求把每一个罪名量刑建议的具体标准都具体化规定下来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立法成本之高，现实操作难度也无法想象。为此，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具体罪名的量刑建议标准予以规定，首先，量刑标准的制定相对于立法而言程度没那么复杂，灵活性强;其次，立法成本过多，而司法解释所需要的成本很低，也是适应法律经济原则的体现;第三，具体的量刑标准利用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规定，一方面是落实宽严并济法律政策的体现，同时司法解释内容的抽象性不高，方便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把握，能充分综合考虑各种量刑情节的基础上提出量刑的建议。
(三)健全量刑规则适用范围，使量刑改革中走向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量刑指导意见》对相关罪名尚不能完全覆盖，需要进一步完善对于刑种转换、附加刑和缓刑的规定，从而形成罪名较为齐全的、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需求的量刑指导。首先，扩大量刑规范的适用罪名。目前，我国刑法规定罪名约440个，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仅规定了15种常见罪名，覆盖范围还有待扩展。可以考虑根据全国法院的审判实践，通过实证研究，精心选择具体罪名进入指导意见的补充范围。其次，确定刑种转换的规范方法。在司法审判活动中，有期徒刑升格到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流通目前应当如何操作，应该如何规范量刑，需要早日明确规范方法，以指导司法实践。最后，规范附加刑、缓刑的量刑。关于附加刑的规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空间过大，很可能受主观因素的制约，造成量刑的不平等。缓刑的规范意义重大，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被判处缓刑以后，常常引发受害人的量刑不公感，而目前缓刑的适用主要依靠法官的法律水平和实践经验去衡量，不利于实现公平、公正，尚需制定完整的规范。
(四)完善与量刑建议相关的制度建设，为量刑制度的改革和运行保驾护航。
目前，我国证据的开示制度尚不健全，证据公开的范围和相应的程序规范化程度不高，证据的开始制度发展滞后也阻碍了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如果拥有一套完善科学的证据开示制度，那么控辩双方就能在熟悉对方证据的情况下围绕案件事实和依据进行辩论，才能最大追求量刑公平、公正目的的实现，增强量刑建议的实际效果。
(五)刑事辩护制度尚需进行完善和改革，以带动量刑制度的规范化建设。
司法实践中，如果被告缺乏律师的指导和帮助，受自身客观情况的限制就无法充分行使自身的权利，量刑就很难实现公平公正的目的，然而辩护难是我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没有辩护律师的有效帮助，司法实践中检察官没有履行客观公正义务，只注重收集有罪、罪重证据的情况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还有被公权力侵害的危险。因此，刑事辩护应该从以下几点加以完善：第一，切实保障辩护律师权利的充分行使，辩护律师在行使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权利的时候司法部门应该积极配合;第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应该完善经济困难的认定标准或者符合当地的申请律师援助的标准，扩大律师援助对象。
我们目前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并不广泛，只有当对象是聋、盲、哑或者未成年人时才给予相应的法律援助，但是一些被告人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无法委托辩护律师的时候，我们的法律选择了沉默，为此很多被告人的权利都无法得到充分的行使，辩护权更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笔者认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为辩护人提供相应的法律咨询服务;其次应当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对于没有财力、经济条件困难聘请律师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律师。
规范化量刑指导意见篇4
关键词：量刑改革自由裁量和谐社会
量刑,也称刑罚的裁量,指人民法院在查明犯罪事实、认定犯罪性质的基础上,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审判活动。量刑是人民法院行使刑事审判权的重要内容,能否规范、科学地行使这项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直接关系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立法目的和刑罚功能的具体实现。但是前段时间,在法院量刑中,不断出现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况,为此最高院进行了量刑规范化改革。
一、我国法院量刑现状评估与问题分析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在法律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基本精神以及公平、正义等基本法律原则或道德原则在缺乏法律明确指引的情形下,对事实和法律进行裁决的权力,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平和正义。然而,由于我国法制体系的不完善、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等原因,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现象严重,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相似的案件,其裁判结果却相差悬殊,有的甚至截然不同,尤其是在刑事领域。
(二)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负面影响及危害
1.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www.133229.com我国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即通过适用刑罚对犯罪的人进行惩罚改造,预防他们重新犯罪,同时也威慑社会上的危险分子和不稳定分子,抑制他们的犯罪念头,使他们不敢以身试法。而达到这些目的前提就是量刑适当、量刑规范。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普遍滥用自由裁量权,使不该判刑的无辜被判刑;不该判重刑的,却被判重刑,有的甚至因被错判极刑死刑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因而也就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2.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公正是司法活动的主题,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然而由于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原因,社会对法院判决往往持怀疑态度,从而造成法院刑事审判的公信力下降及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后果。
3.不利于判决结果的预测。由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往往不加仔细考虑,不经司法程序,滥用自由裁量权,正如一位学者所言,“量刑活动完全是法官的‘内心活动’,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所以,被告人以及辩护或律师对判决结果也就少了几分自信,判决结果往往难以预测。
4.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在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影响下,人民和司法机关的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加深,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仇官”现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有的甚至演化成暴力冲突。
二、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中采取的具体措施与实效
(一)出台相关法律文件
地方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为量刑改革出台了相关法律文件。江苏姜堰市人民法院、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在2003年和2004年出台了《规范量刑指导意见》;2004年6月2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我国法院系统第一个正式的量刑指导性法律文件《量刑指导规则》;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这些法律文件对量刑改革进行了有效尝试,也取得了一定了成效。但这些法律文件基本上都是在地方一定范围内有效,各地区量刑标准不一,仍然没有形成在全国统一适用的有关量刑改革的法律文件,这既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也很难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迫切需要。
(二)电脑量刑
2004年3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院实行“电脑量刑”。法官输入案件的具体定罪情节,电脑就能判决出一个具体刑期。这在我国量刑改革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地位,“电脑量刑”是科技的进步,也是科技服务于司法实践的具体运用。“电脑量刑”时,不进行任何观点考虑,只以刑事事实为依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能够严格依法量刑,防止出现“同案不同刑”的怪象。但“电脑量刑”不是万能的,其本身也有一定的缺陷。比如,电脑只具有储存、运算的逻辑功
能,只能代替法官的部分工作,无法完全替代法官的经验,对某些十分复杂的案件也无能为力。同时,“电脑量刑”仍然由人来输入有关量刑数据,法官仍然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样仍然很难避免“暗箱操作”的现象和人为因素的干扰,因而也就很难避免“关系案”和“金钱案”的发生。最后,有些法院盲目推行“电脑量刑”,对其顶礼膜拜,几乎完全放弃法官在审判中的重要地位,导致法官的懒惰情绪和依赖心理日益增长,法官素质江河日下。
(三)实行量刑规范化试点和量刑公开
22010年3月15日,广西自治区高院组织全区有关试点法院、桂林市中级法院、桂林市检察院和灵川县政法委、人大、公安、检察、司法、妇联等单位领导和专业人士,灵川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农村群众100多人,在灵川县法院参加一次量刑规范化试点的庭审,观摩法官运用量刑规范化制度,只用了1个半小时就完成一起盗窃案件的审理和宣判,并且做到了定罪和量刑公开透明。截至目前,灵川县法院运用量刑规范化制度共审结160件刑事案件,抗诉率为1.25%,上诉率为5%,上诉维持率达100%。实施量刑规范化制度后,所审判刑事案件的抗诉率、上诉率大大降低,没有出现上访案,充分反映了审判案件质量高、认同度高。由此可见,实行量刑改革公开制度还是有一定成效的。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量刑公开也有其缺点。实行量刑公开制度,媒体势必会介入,媒体通过传播引发舆论,舆论会带来民愤与民怜两方面效果,民愤与民怜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两大因素。一旦在定罪量刑活动中考虑了民愤民怜因素,就必然会对现代刑事法治带来危害,影响到刑事司法公正。由此可见,量刑公开还是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三、促进量刑改革的一些建议
(一)制定量刑规则
当务之急,我国应由制定全国统一适用的《量刑规则》,各省级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变通性规定,上报审批或备案。法官制作判决书判决书必须引用《量刑规则》,以说明量刑的法律依据。在具体内容上,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对一些酌定情节进行法定化。例如,刑法对故意杀人罪的杀人方法并没有限制,如果犯罪分子以一般的杀人方法,和以极其残忍的杀人方法。其二者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前者和后者仍然还有一定的区别,前者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明显轻于后者。因此,二者不可一同概论,应当在《量刑规则》中作出专门规定。
第二,制定相应的量刑规则。比如,量刑合理性和法定性原则,给予和制约自由裁量权,以此减少相似的犯罪行为人在相似的犯罪中量刑的不一致。
第三,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当前,我国刑法和相关法律文件的量刑标准仍不明确。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这不仅可以使量刑有法可依,避免量刑工作出现捉襟见肘现象,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我们要制定完善、明确的量刑标准。具体而言,就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明确详尽的量刑标准。
(二)定罪与量刑相分离
定罪与量刑应当分离,即量刑程序应当独立于定罪程序。理由是:
一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有助于转变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如果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量刑程序过于粗糙,甚至虚化,法官只重定罪而不重量刑。而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有利于法官认识到定罪与量刑都是刑事审判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二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符合定罪与量刑的逻辑顺序的要求。定罪在前,量刑在后,定罪后才谈得上对被告人进行量刑。如果罪名不成立的话,也就无所谓量刑的问题。定罪与量刑具有一个先后的逻辑顺序,即定罪在前,量刑在后。定罪需要有一个定罪的程序,量刑也同样需要一个量刑的程序,否则则难以避免定罪与量刑不分之嫌。
三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符合量刑不同于定罪的要求。量刑和定罪虽然同为刑事审判阶段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但量刑与定罪却是不同的,影响量刑与定罪的情节也是不同的。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量刑程序,那些只影响量刑的情节如果在定罪阶段提出的话,难免给人多此一举之感,因为其对定罪不产生影响。但问题是如果被告人不在定罪阶段提那些只影响量刑的情节的话,他就没有机会提了,因为定罪后没有一个专门的量刑程序。
(三)推行量刑辩论制度
“量刑辩论”是指在现有刑诉法规定的法庭辩论阶段中,公诉机关除对所指控被指控人的犯罪事实、定性、法定从重、从轻情节发表完公诉意见后,也应该对被指控人的量刑提出公诉机关的量刑意见供法庭参考。被指控人及其辩护人也可就公诉人提出的量刑意见提出自己的观点。“量刑辩论”不是游离于法庭辩论之外的一个新的诉讼程序,而是对法庭
辩论的增加和细化。它意味着法治的现代化在司法理念层面上展开后,更进一步在制度层面上的展开,表现出司法理念的进步。
(四)实行判决书说理制度
目前,我国司法审判过程当中还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司法行为。如有的案件的合议庭笔录只有意见,没有理由,有的裁判文书论理不充分等,这些行为往往会导致有些案件裁判不公,同时也会给媒体、人民群众实行舆论影响公正量刑“有机可乘”。据此,笔者建议,要确立“判决书说理制度”,实现司法结果的公开性。即依法要求法官在做成判决书时,对事实、证据的认定以及法律适用都给出充分、详细且有根据的理由,这样不但可以求得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认同,也可以使判决理由明示于公众,有利于全社会司法监督机制的形成,客观上也“制约”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持量刑平衡。
总之,我们一定要在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之上对量刑改革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创新,努力使之在伟大的神州之地开出公平的胜利之花!
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马均.浅论坚持司法为民确保司法公正的意义.http://law.chinaue.com/html/2008-10-11/20081011095745643041.htm.
[3]黄政.灵川法院实行刑案量刑当庭宣判.桂林日报.2010年3月18日.
规范化量刑指导意见篇5
关键词：量刑改革自由裁量和谐社会
量刑,也称刑罚的裁量,指人民法院在查明犯罪事实、认定犯罪性质的基础上,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审判活动。量刑是人民法院行使刑事审判权的重要内容,能否规范、科学地行使这项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直接关系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立法目的和刑罚功能的具体实现。但是前段时间,在法院量刑中,不断出现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况,为此最高院进行了量刑规范化改革。
一、我国法院量刑现状评估与问题分析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在法律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基本精神以及公平、正义等基本法律原则或道德原则在缺乏法律明确指引的情形下,对事实和法律进行裁决的权力,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平和正义。然而,由于我国法制体系的不完善、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等原因,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现象严重,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相似的案件,其裁判结果却相差悬殊,有的甚至截然不同,尤其是在刑事领域。
(二)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负面影响及危害
1.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我国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即通过适用刑罚对犯罪的人进行惩罚改造,预防他们重新犯罪,同时也威慑社会上的危险分子和不稳定分子,抑制他们的犯罪念头,使他们不敢以身试法。而达到这些目的前提就是量刑适当、量刑规范。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普遍滥用自由裁量权,使不该判刑的无辜被判刑;不该判重刑的,却被判重刑,有的甚至因被错判极刑死刑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因而也就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2.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公正是司法活动的主题,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然而由于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原因,社会对法院判决往往持怀疑态度,从而造成法院刑事审判的公信力下降及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后果。
3.不利于判决结果的预测。由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往往不加仔细考虑,不经司法程序,滥用自由裁量权,正如一位学者所言,“量刑活动完全是法官的‘内心活动’,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所以,被告人以及辩护或律师对判决结果也就少了几分自信,判决结果往往难以预测。
4.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在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影响下,人民和司法机关的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加深,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仇官”现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有的甚至演化成暴力冲突。
二、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中采取的具体措施与实效
(一)出台相关法律文件
地方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为量刑改革出台了相关法律文件。江苏姜堰市人民法院、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在2003年和2004年出台了《规范量刑指导意见》;2004年6月2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我国法院系统第一个正式的量刑指导性法律文件《量刑指导规则》;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这些法律文件对量刑改革进行了有效尝试,也取得了一定了成效。但这些法律文件基本上都是在地方一定范围内有效,各地区量刑标准不一,仍然没有形成在全国统一适用的有关量刑改革的法律文件,这既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也很难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迫切需要。
(二)电脑量刑
2004年3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院实行“电脑量刑”。法官输入案件的具体定罪情节,电脑就能判决出一个具体刑期。这在我国量刑改革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地位,“电脑量刑”是科技的进步,也是科技服务于司法实践的具体运用。“电脑量刑”时,不进行任何观点考虑,只以刑事事实为依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能够严格依法量刑,防止出现“同案不同刑”的怪象。但“电脑量刑”不是万能的,其本身也有一定的缺陷。比如,电脑只具有储存、运算的逻辑功能,只能代替法官的部分工作,无法完全替代法官的经验,对某些十分复杂的案件也无能为力。同时,“电脑量刑”仍然由人来输入有关量刑数据,法官仍然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样仍然很难避免“暗箱操作”的现象和人为因素的干扰,因而也就很难
避免“关系案”和“金钱案”的发生。最后,有些法院盲目推行“电脑量刑”,对其顶礼膜拜,几乎完全放弃法官在审判中的重要地位,导致法官的懒惰情绪和依赖心理日益增长,法官素质江河日下。
(三)实行量刑规范化试点和量刑公开
22010年3月15日,广西自治区高院组织全区有关试点法院、桂林市中级法院、桂林市检察院和灵川县政法委、人大、公安、检察、司法、妇联等单位领导和专业人士,灵川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农村群众100多人,在灵川县法院参加一次量刑规范化试点的庭审,观摩法官运用量刑规范化制度,只用了1个半小时就完成一起盗窃案件的审理和宣判,并且做到了定罪和量刑公开透明。截至目前,灵川县法院运用量刑规范化制度共审结160件刑事案件,抗诉率为1.25%,上诉率为5%,上诉维持率达100%。实施量刑规范化制度后,所审判刑事案件的抗诉率、上诉率大大降低,没有出现上访案,充分反映了审判案件质量高、认同度高。由此可见,实行量刑改革公开制度还是有一定成效的。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量刑公开也有其缺点。实行量刑公开制度,媒体势必会介入,媒体通过传播引发舆论,舆论会带来民愤与民怜两方面效果,民愤与民怜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两大因素。一旦在定罪量刑活动中考虑了民愤民怜因素,就必然会对现代刑事法治带来危害,影响到刑事司法公正。由此可见,量刑公开还是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三、促进量刑改革的一些建议
(一)制定量刑规则
当务之急,我国应由制定全国统一适用的《量刑规则》,各省级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变通性规定,上报审批或备案。法官制作判决书判决书必须引用《量刑规则》,以说明量刑的法律依据。在具体内容上,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对一些酌定情节进行法定化。例如,刑法对故意杀人罪的杀人方法并没有限制,如果犯罪分子以一般的杀人方法,和以极其残忍的杀人方法。其二者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前者和后者仍然还有一定的区别,前者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明显轻于后者。因此,二者不可一同概论,应当在《量刑规则》中作出专门规定。第二,制定相应的量刑规则。比如,量刑合理性和法定性原则,给予和制约自由裁量权,以此减少相似的犯罪行为人在相似的犯罪中量刑的不一致。
第三,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当前,我国刑法和相关法律文件的量刑标准仍不明确。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这不仅可以使量刑有法可依,避免量刑工作出现捉襟见肘现象,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我们要制定完善、明确的量刑标准。具体而言,就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明确详尽的量刑标准。
(二)定罪与量刑相分离
定罪与量刑应当分离,即量刑程序应当独立于定罪程序。理由是:
一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有助于转变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如果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量刑程序过于粗糙,甚至虚化,法官只重定罪而不重量刑。而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有利于法官认识到定罪与量刑都是刑事审判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二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符合定罪与量刑的逻辑顺序的要求。定罪在前,量刑在后,定罪后才谈得上对被告人进行量刑。如果罪名不成立的话,也就无所谓量刑的问题。定罪与量刑具有一个先后的逻辑顺序,即定罪在前,量刑在后。定罪需要有一个定罪的程序,量刑也同样需要一个量刑的程序,否则则难以避免定罪与量刑不分之嫌。
三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符合量刑不同于定罪的要求。量刑和定罪虽然同为刑事审判阶段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但量刑与定罪却是不同的,影响量刑与定罪的情节也是不同的。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量刑程序,那些只影响量刑的情节如果在定罪阶段提出的话,难免给人多此一举之感,因为其对定罪不产生影响。但问题是如果被告人不在定罪阶段提那些只影响量刑的情节的话,他就没有机会提了,因为定罪后没有一个专门的量刑程序。
(三)推行量刑辩论制度
“量刑辩论”是指在现有刑诉法规定的法庭辩论阶段中,公诉机关除对所指控被指控人的犯罪事实、定性、法定从重、从轻情节发表完公诉意见后,也应该对被指控人的量刑提出公诉机关的量刑意见供法庭参考。被指控人及其辩护人也可就公诉人提出的量刑意见提出自己的观点。“量刑辩论”不是游离于法庭辩论之外的一个新的诉讼程序,而是对法庭辩论的增加和细化。它意味着法治的现代化在司法理念层面上展开后,更进一步在制度层面上的展开,表现出司法理念的进步。
(四)实行判决书说理制度
目前,我国司法审判过程当中还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司法行为。如有的案件的合议庭笔录只有意见,没有理由,有的裁判文书论理不充分等,这些行为往往会导致有些案件裁判不公,同时也会给媒体、人民群众实行舆论影响公正量刑“有机可乘”。据此,笔者建议,要确立“判决书说理制度”,实现司法结果的公开性。即
依法要求法官在做成判决书时,对事实、证据的认定以及法律适用都给出充分、详细且有根据的理由,这样不但可以求得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认同,也可以使判决理由明示于公众,有利于全社会司法监督机制的形成,客观上也“制约”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持量刑平衡。
总之,我们一定要在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之上对量刑改革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创新,努力使之在伟大的神州之地开出公平的胜利之花!
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马均.浅论坚持司法为民确保司法公正的意义.law.chinaue.com/html/2008-10-11/20081011095745643041.htm.
[3]黄政.灵川法院实行刑案量刑当庭宣判.桂林日报.2010年3月18日.
[4]余晓东,何春华.我国现行量刑制度的不足及改革.chinalawyer.cc/deep/20100310201657_113290.html.
规范化量刑指导意见篇6
一、目前我国刑事审判量刑的基本情况
（一）量刑不精准，损害司法公正的形象
目前我们刑事审判实践中的量刑方法主要是经验量刑法或综合估量法，是指法官根据案件基本犯罪事实和各种量刑情节，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一次性估量出宣告刑的方法，而具体的量刑过程则主要是合议庭闭门合议或独任法官决定。这种量刑的方式不够规范，量刑步骤也不够明晰，主要依赖于法官个人的法律修养和实践经验进行，而不同法官的学识、素养、经验、量刑的思维和习惯不同，导致出现了部分量刑偏差、量刑失衡和罪罚不相称的现象，对于刑事审判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刑罚运用不能实现公正、合理的价值标准，必然会使人们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造成法院刑事审判的公信力的下降，损害了审判权威。
（二）量刑神秘，导致判决结果难于预知量刑活动完全是法官的“内心活动”，这种不公开的量刑行为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被告人以及律师对判决结果也难于预知。
（三）“罚不当其罪”，不利于实现刑罚的功能量刑不精准、量刑失衡，使得刑罚运用丧失了合法性、合理性的内涵，被告人会感到冤枉、不公平，难以认罪服判，社会公众也不认同，刑罚的惩罚功能、保障功能、教育和预防功能都难以有效发挥。
二、我国检察机关应积极参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意义
（一）积极参与进行量刑规范化改革是开展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刑事审判活动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环节,定性准确和量刑适当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定罪当然是确保经济犯罪案件得到公正处理的前提和基础。定罪不当,则无所谓公正;然而仅仅定性准确,出现了量刑偏差、罪刑失衡,也难以确保整个案件结果的公正性。我们不能因为定罪的重要性而排斥合理地量刑,认为其是无关紧要的。可以说,法官对于宣告刑的决定的实际意义不低于对犯罪认定,不公正合理的量刑比定性失误更值得重视。对于被告人、被害人和社会公众而言，定罪固然重要，但量刑问题往往是他们更为关心的。无论是实体正义还是程序正义，归根到底都需要量刑公正来体现。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量刑规范化改革使宽和严的标准更加明确、更加细化、更加具有操作性。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区别对待，宽严有度，量刑结果总体上保持平稳，没有大起大落。而且更加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更加公正和均衡，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同案不同判”的突出问题，也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积极参与进行量刑规范化是规范自由裁量权，确保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重要保证
在我国刑法中,法定刑幅度较大,给法官留下了相当大的刑事自由裁量的空间。法官在考虑量刑时一直采取的是“经验量刑法”,往往过分强调犯罪人的态度和表现,有的还可能存在情绪化的量刑,经常会发生犯罪事实相同或相似的案件的量刑结果大相径庭的情况。因此,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罪刑失衡的现象在所避免。,量刑情节的适用也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量刑规范化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的司法限制,使不同法院、不同审判人员对事实基本相同的案件做出相同或相近的判决,以防止自由裁量的过度滥用，确保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四）进行量刑规范化是促进公正廉洁执法，提高了裁判的公信力的重大举措
实践证明，量刑规范化增强了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效制约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的发生。量刑指导意见不但使量刑步骤变得明确起来，也使法官量刑的“内心活动”变得明白起来。不但使法官有了一个可供执行的办案标准，也使当事人和人民群众有了一个可供比较的监督标准。同时，由于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使得控辩双方对量刑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从而有效避免了“暗箱操作”的现象和人为因素的干扰，确保严格、公正、文明、廉洁办案。量刑活动在“阳光”下进行，使量刑这一本来模糊的、神秘的法官内心活动变得明确，有效接受外界监督，提高了裁判的公信力。
（五）是社会矛盾得到进一步化解。刑事案件呈现“三降三升”良好态势，上诉率、抗诉率、上访申诉率相对下降，退赃退赔率、调解撤诉率、服判息诉率相对提升。量刑改革后，据有关资料反映，湖南法院刑事案件上诉率为5.41%、抗诉率为0.49%、上访申诉率为0.29%，同比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吉林省延吉市法院、天津市和平区法院刑事案件上访申诉率均为零；吉林省法院刑事案件退赃退赔率为61.43%、调解撤诉率为77.9%、服判息诉率为91.2%，分别上升了17.43%、24.9%、15.2%；重庆市法院刑事案件服判息诉率为92.27%；上海市普陀区法院当庭宣判率、服判息诉率均为100%；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邕宁区法院调解撤诉率达100%，取得了良好的审判效果。
三、对我国检察机关应积极参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几点建议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任务，虽然目前还处在起步的阶段，需要有一个不断总结、不断完善、不断提高的过程。
（一）提高思想认识，积极参与构建规范化量刑制度的改革
在新时期，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认识不足，量刑规范化改革事关国家法制统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促进刑事审判工作的科学发展，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检察机关提高思想认识，积极参与构建规范化量刑制度的改革之中。在实践中，是工作层面的问题，还是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归根到底都与思想认识问题有关。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一项新生事物，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思想认识问题不应当成为开展试行工作的障碍，实践是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准，应当在试行中加深理解，在试行中提高认识，让改革成效来说话。上海提出“搁置争议、大胆探索、让改革的实际效果评判”的指导思想是非常务实的，值得各地借鉴
（二）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通过量刑监督限制法官的量刑裁量权
所谓量刑监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量刑活动进行审查和监督,以纠正可能出现的量刑错误或量刑不当的活动。量刑监督权是对量刑权的有效制约,两者是对立统一的,量刑公正是两者共同作用的效果。一是,在上述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当对法院部门出台的规范量刑的指导性文件相关程序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行监督。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量刑基准的确定提出合理化建议。二是,法院也应当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积极征求检察机关的意见和建议,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经常性地就量刑问题进行探讨，法院在个案的处理过程中应当将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作充分的考虑,同时加强刑事政策在量刑应用方面的研究;积极邀请检察机关派员参与到规范量刑的指导性文件的制定过程中。尤其是在进行确定个罪量刑基准的实证调查的时候,应当将检察机关刑事的量刑意见作充分的考虑,特别是对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量刑意见应当予以考虑,当然,对被告人和辩护人有关量刑的诉求也应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予以考察和衡量,从中得出对抽象个罪最合理、科学的量刑基准点。三是,量刑规范化改革需要密切关注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以往的刑事审判在量刑问题上,法庭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就量刑问题不辩论、合议庭评议时不重视量刑的论证、法院判决书中对量刑的说理不足。在由庭审模式向对抗式的转型中,量刑规范化改革必须与诉讼制度改革相协调,逐步强化量刑监督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对法官的量刑权有效制约的局面。针对量刑问题,在审查阶段,检察机关应当明确提出量刑建议;在审判阶段由控、辩双方遵循一定的规则,在裁判方的指引下展开量刑辩论;在法院宣判阶段,法院应当有详细的量刑理由;判决宣告之后,检察机关对量刑结果进行审查,从而将量刑程序由“秘密作业”变为“阳光作业”。
（三）加强量刑规范化理论调查研究
在我国亟需总结一种科学的量刑方法，做到裁判有序、量刑适当，以应对同一案件并存若干同质或不同质的量刑情节的情况，因此，应加强理论研究，以发挥理论指导审判实践的作用。首先,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应当一起展开调查研究,加强沟通与交流,在取得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共同出台适用于全国范围内司法实践的量刑规范性文件,对法院量刑和检察院量刑监督工作起到共同指导作用,这样就使量刑监督有了客观的评价标准和衡量准则,同时也避免法、检两家机关由于认识上不统一而可能导致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情况。其次，要充分发挥理论研究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通过对法治较发达国家的量刑经验进行总结，促进我国法院学习借鉴国外先进司法经验，推动我国量刑实践的完善。
(作者通讯地址：广西苍梧县人民检察院，广西梧州54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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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联系之外，各行为人必须是对结果之预见或回避有过失，没有过失或者是故意导致结果发生的行为人为成立共同过失共犯。
3、客观上必须具有共同的行为，各行为人的行为都是结果发生的原因。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所以，如果某人的行为对结果的发生没有原因力，则其不具有共同行为，无刑事责任可言。共同行为有多种表现形式，各行为人可能共同实施实行行为，也可能部分人实施行为，但至少有一人的行为是实行行为。共同行为与同时行为不同。共同行为是在具有主观联系的前提下，互相协作，对结果的发生具有整体作用的性质，而同时行为仅具有发生时间的同一性，偶合性。
规范化量刑指导意见篇7
2、轻微刑事案件的量刑不科学。我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以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简易程序审理的居多，适用量刑规范化过程中，从轻的情节，应当减少基准刑的条件要多，所以量出的刑罚照以前的量刑附度要大大降低。往往量出的刑罚为月计算，比如经常量出八个月、九个月、十个月等，改变了以往都以六个月或整年计算下判的方式，判决还经常出现一年一个月、一年两个月等情况，觉得是否太机械了。还有一些被告人拒不认罪，但因为量刑规范化程序中对此类情况没有增加刑罚，也仅能判处较低刑期，犯罪分子的气焰没有得到有效打击。
3、 同案犯在使用量刑规范化前后刑期应相同或相近。同案犯犯罪情节相同，但在实行量刑规范化之前有可能轻些，之后的有可能重。比如，在盗窃案件中，二被告人参与盗窃次数、数额相同，在使用量刑规范化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同案犯使用量刑规范化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畸轻、畸重的情形量刑应当等同，所以认为在适用量刑规范化量刑时，也应对照之前同案犯的量刑。
4、酌情情节的认定和适用问题。《量刑指导意见》中规定了诸多酌定量刑情节，在操作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问题。例如：持械抢劫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以下问题：a.共同犯罪中，部分被告人持械抢劫，是对持械者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还是对全案被告人都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b、持械聚众斗殴的也存在共同犯罪中有的持械有的没持械，是否对全案被告人都增加基准刑。c、聚众斗殴中致人重伤、死亡的，有轻伤的，对其中有的被告人要按重伤罪名处罚，有的按聚众斗殴罪名判处，一案中要出现两种罪名，多个被告人，如果出现聚众斗殴中有多个增加刑罚标准的如聚众斗殴每增加一次，可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每增加轻微伤一人，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每增加轻伤一人，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这对罪名不变的聚众斗殴的被告人都能均等量刑，但是因为造成了重伤以上后果的同案被告人按重伤的罪名来评价刑罚，这些被告人就不能增加聚众斗殴中应增加的刑罚，这样是否合理。
规范化量刑指导意见篇8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量刑建议、检察机关
量刑建议权，也称求刑权，是指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就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建议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处以特定的刑罚，即在刑种、刑期、罚金数额及执行方法等方面提出的具体建议①。因此，量刑建议除了是检察机关综合整个案情以及民情、社会现状等情况做出的预判，也是检察机关履行公诉权重要的内容。同时，检察机关对案件提出的量刑建议，也是在履行法律赋予其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目的不言而喻，自然是保障当事人正当的诉讼权利，也强有力的监督制约着量刑裁判，促进法院能够公正的量刑。但在实务中，由于检察院及法院对量刑建议的认识角度不一样，对一些量刑情节的量化标准不统一，容易产生个别案件量刑建议偏重或者偏轻的现象，而采纳率也偏低的问题。因此，关于量刑建议，能否在公诉案件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对法官在量刑时进行必要的监督，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近几年，最高检对量刑建议下发了《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后又对十五种罪名在全国检察机关普遍试行量刑建议工作。而2013年最高院最高检关于盗窃罪的最新司法解释颁布之后，浙江省的盗窃犯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追诉标准分别为3000元、80000元以及400000元人民币。其他诸如敲诈勒索、抢夺、诈骗等等常见的罪行，追诉的数额标准都已经或者即将要做相应的调整，而相关的量刑指导意见却没有及时做出配套的调整，也使得检察机关在进行量刑建议时容易与法院产生较大的分歧。
一、量刑建议存在的问题
（1）量刑标准不统一。检察院要开展量刑建议的工作，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量刑标准，量刑标准不一，容易导致量刑出现偏差。如我们常见的盗窃罪和故意伤害罪，《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浙江省《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的规定就有不一样的地方：前者规定盗窃数额达到较大起点时，建议量刑起点为一年有期徒刑，达到数额巨大标准时，则量刑起点为三年有期徒刑。但是后者却将该两种情况的量刑起点分别定在三个月至六个月拘役以及三年至四年的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特别是在新的盗窃罪司法解释出现之后，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当中幅度很大，如若不统一适用一样的标准，则相同数额的盗窃案件，在量刑上可能有巨大的偏差，笔者目前所经办的盗窃案件中，数额未达到6000元的，一般法院会在拘役四个月至六个月处刑。按照浙江省盗窃数额的追诉标准，应当是26000元左右刑期增加一年，但在拘役和有期徒刑之间的界限还没有明确。
（2）量刑标准不精细。法院虽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会提供相应的量刑指导意见，但是该些意见的内容存在不合理、不精细的地方，有些仅提供指导意见，但是并没有说明指导意见的科学依据。刑法罪名如此繁多，却只有15种罪名罗列其中，而且对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该如何科学增减刑罚量未明确规定，只以适当增减一语带过，因此实践中容易出现量刑偏差。②"例如靳克虎盗窃案、王海柳过失致人死亡案，量刑建议理由与判决理由一致，但由于双方增减的幅度不一，使得判决结果超出了量刑建议范围。"③可以看出，正因为相关的规范存在漏洞，才使得量刑建议没有发挥出真正的作用，这是刑事诉讼法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开展量刑建议的关键问题。
（3）缺乏制度予以保障。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法院是否采纳量刑建议，法庭也缺乏相应的判决说明。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不够充分，使得量刑建议的提出经常受到突袭证据的干扰。从而影响了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而量刑建议与抗诉之间又缺乏应有的制度安排。④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都是在法定刑的范围之内做出判决，属于合理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检察机关很难以法院的判决"畸重畸轻"为由进行抗诉。而因为缺乏相关的说明解释制度，法院在判决书中即使没有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也不会做出相关的说明。因缺乏量刑建议制度和抗诉制度的衔接机制，在量刑建议不被采纳，法院量刑虽符合法定量刑范围，但量刑确有较大偏差的案件不能得以及时纠正，故检察机关在何种情形下针对量刑行使抗诉权缺少法定的抗诉规则。⑤
（4）量刑证据的固定难以把握。量刑证据主要是在侦查阶段固定的，但是在司法实务中，侦查机关更容易注重搜集有罪、罪重的证据，对于犯罪嫌疑人罪轻甚至无罪的证据容易忽视，导致在搜集证据的最佳时机错失量刑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外地籍贯的犯罪嫌疑人在本地犯罪时，因财力物力等方面的影响，许多与量刑情节有关的酌定情节难以收集，因此，在新《刑事诉讼法》出台后，关于量刑事实的调查和辩论阶段容易产生控辩不平衡的状态，使得法庭的审理效果不好，甚至可能会出现社会将矛盾指向检察机关的情况。
（5）量刑程序如何开展不清晰。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有关的量刑建议只是做了概括性的规定，但是实务中碰到的案件复杂程度不一，情况也各不相同，对于简单的、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可以根据先定罪后量刑的顺序分别进行调查和辩论，但是对于做无罪辩护的案件、多人共同犯罪的案件等等，在能够保证庭审效果的前提下，如何合理开展量刑程序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完善量刑建议的几点意见
对于在司法实践中关于量刑建议产生以及碰到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1）提高司法干警的思想认识，尽快适应新形势下公诉工作的要求。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如何转变我们的陈旧观念，正确去理解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非常重要，我们应当树立社会主义刑事执法理念，即能够保障人权，又能打击罪犯，并做到定罪与量刑并重，不断提高自身的办案水平和能力，实现办案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有机统一，能够将量刑建议放在与定罪同等重要的位置；并且在平时办案的过程中能够深入调研，借鉴其他检察机关的一些典型机制，比如江苏常州市检察院在量刑建议试点中形成的"回头看"机制。⑥同时，我们也可以根据办案的实际情况，不断对量刑建议进行归案总结，定期分析具体案件的量刑建议，加强业务培训，能够确保经办人有科学的量刑建议方法，提高对案件的敏感性以及对量刑情节、幅度的整体把握。
（2）统一明确量刑规范。同一个地区有多部量刑指导意见，或者对案件的量刑有较大分歧的，检察机关与法院应该加强沟通，如召开列席审委会等方式统一明确适用的量刑规范和量刑标准，使量刑统一化、规范化。同时要细化量刑标准，就现在的状态，直接在立法上统一适用明确的量刑标准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因此检察机关可以在当地范围内与法院进行沟通，制定明确的基准刑的计算方式，确定量刑起点以及如何计算幅度比例等，能够让量刑建议有一个规范的标准。此外，应当充实量刑情节，引入监所表现。从目前的量刑指导意见中，量刑建议的内容过于机械化，只是对某个案件的一般情节进行罗列，但是在判决中需要考虑的量刑情节却没有在意见中体现，检察机关可以在该块内容上进行充实。而且大多数案件的被告人是被羁押的，在看守所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以反映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等情况的，因此，可以在实务中将监所表现引入量刑情节中。
（3）正确把握量刑证据。可以让公检配合，提前介入，侦查阶段是收集固定证据的最佳时机，如果能进行公检联席会议等方式，让侦查机关能够支持并且及时了解量刑程序的相关情况，在实务中形成共识，让侦查人员明白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同等重要，及时引导个别案件在侦查阶段的取证活动，在认定和收集罪轻、法定、酌定情节证据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重视对罪重罪轻、法定、酌定情节证据的收集和认定，以书面材料、电话通知等方式固定量刑证据，让量刑建议的事实依据得到充实，奠定开展量刑庭审的基础。其次是检法联席，界定证据。正确把握量刑，需要与法院加强沟通，对关于被告人的一些社会调查材料以什么形式在庭审中出示加以明确，以保证庭审效果和量刑建议的证据支持和效果。
（4）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的配套及监督制约机制。我国在构建量刑建议的制度时，应当设立相关的配套制度，否则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能起到很好的制衡作用，也无法提高诉讼的效率，让司法工作无法得到有效的开展。因此，只有从宏观上整体进行把握，以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度的整体性以及内在性为大局，将两者进行协调，对与量刑建议制度相关判决书对量刑建议的回应机制、量刑答辩机制、不采纳量刑建议的说明机制及不采纳量刑建议的抗诉规则等配套机制一并进行确立以形成体系，保障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具有切实可行性。⑦此外，关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得到了简单的扩大，也并不意味着量刑建议权不会被约束，必须用相关的监督制约机制来制约。该监督机制首先要从检察机关的内部入手，提高自身的量刑建议质量，建立相关配套的量刑建议考评机制，组建相关的绩效考评小组或者有专门的绩效考评部门联合办公室考评监督办案人员的量刑建议，并以此作为检察官公诉工作考核的一个重要标准。关于滥用量刑建议权的问题，可以按照检察官法的相关规定，对滥用量刑建议的办案人员追究相关的责任并给予相应处分，对严重违法的，还要追究法律责任。此外，还应通过人大监督及人民监督员监督机制来加强、完善对量刑建议权的外部监督机制，将量刑建议情况列入向人大常委会汇报的专题报告中，邀请人大代表和人民监督员观摩旁听公诉人的出庭公诉，收集其对量刑建议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提出改进措施，不断提高量刑建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⑧
（5）进一步明确量刑建议实施阶段和适用条件。根据《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只要是提起公诉的案件，检察机关都可以提出量刑建议。这就表示不是所有案件都必须提出量刑建议，对于有些较复杂的案件，给予检察机关是否提出量刑建议一定的机动权，在不合适提出量刑建议的情况下，可以不提出量刑建议。同时，对不宜提出明确具体量刑建议的特殊案件，可以只发表依法从重、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的概括性建议。但是，推行量刑建议应结合各地实际，探索其运行的一般规律，循序渐进地开展。鉴于市级院、基层院业务发展水平不平衡，现阶段市级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以提出量刑建议为原则，不提出明确建议为例外。⑨各基层单位应当在时间中累积经验，逐渐推行量刑建议的适用，可以对常见的罪名制定相关的量刑指南，让量刑工作稳健运行。
结语
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后，对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这一块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之以前一些量刑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量刑建议存在很多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需要我们站在大局的角度，既要宏观上把握这项制度的重要性，也要在微观上制定详细的规则来完善这项规定。相信我们从提升干警自身的素质、统一明确量刑规范、正确把握量刑证据、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的配套及监督制约机制以及明确量刑建议实施阶段和适用条件等方面着手，不断完善量刑建议制度，必能让量刑建议越来越规范，也越来越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陈淑霞：《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机制研究--以从化市人民检察院常见刑事案件为视角》，载《法制与经济》2012年7月，第91页。
②高峰、晏磊、姬凯：《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合理模式--以职务犯罪案件为视角》，载《政法学刊》2011年4月第28卷第2期，第59页。
③皮勇、王刚：《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几个问题》，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6月第13卷第3期，第77页。
④任志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在审判监督中的法律探析--以司法实践为视角》，载《法制与社会》2012年11月份，第113页。
⑤王志凯：《量刑规范化与检察机关刑事抗诉工作问题之初探--以唐山市某基层检察员公诉办案实践为视角》，载《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2期，第55页。
⑥承办人在审查判决书时，要对判决书量刑是否恰当作出说明，对于与量刑建议有较大差距的判决，则在作出说明的同时，提出是否提请抗诉的意见和理由。
⑦李晓雯：《对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司考》，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5月，第129页。
⑧塔青甲：《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分析》，载《赤峰学院学报》2012年3月第3期，第98页。
规范化量刑指导意见篇9
关键词：量刑改革自由裁量和谐社会
量刑,也称刑罚的裁量,指人民法院在查明犯罪事实、认定犯罪性质的基础上,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审判活动。量刑是人民法院行使刑事审判权的重要内容,能否规范、科学地行使这项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直接关系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立法目的和刑罚功能的具体实现。但是前段时间,在法院量刑中,不断出现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况,为此最高院进行了量刑规范化改革。
一、我国法院量刑现状评估与问题分析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在法律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基本精神以及公平、正义等基本法律原则或道德原则在缺乏法律明确指引的情形下,对事实和法律进行裁决的权力,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平和正义。然而,由于我国法制体系的不完善、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等原因,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现象严重,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相似的案件,其裁判结果却相差悬殊,有的甚至截然不同,尤其是在刑事领域。
(二)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负面影响及危害
1.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我国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即通过适用刑罚对犯罪的人进行惩罚改造,预防他们重新犯罪,同时也威慑社会上的危险分子和不稳定分子,抑制他们的犯罪念头,使他们不敢以身试法。而达到这些目的前提就是量刑适当、量刑规范。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普遍滥用自由裁量权,使不该判刑的无辜被判刑;不该判重刑的,却被判重刑,有的甚至因被错判极刑死刑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因而也就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2.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公正是司法活动的主题,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然而由于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原因,社会对法院判决往往持怀疑态度,从而造成法院刑事审判的公信力下降及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后果。
3.不利于判决结果的预测。由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往往不加仔细考虑,不经司法程序,滥用自由裁量权,正如一位学者所言,“量刑活动完全是法官的‘内心活动’,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所以,被告人以及辩护或律师对判决结果也就少了几分自信,判决结果往往难以预测。
4.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在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影响下,人民和司法机关的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加深,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仇官”现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有的甚至演化成暴力冲突。
二、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中采取的具体措施与实效
(一)出台相关法律文件
地方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为量刑改革出台了相关法律文件。江苏姜堰市人民法院、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在2003年和2004年出台了《规范量刑指导意见》;2004年6月2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我国法院系统第一个正式的量刑指导性法律文件《量刑指导规则》;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这些法律文件对量刑改革进行了有效尝试,也取得了一定了成效。但这些法律文件基本上都是在地方一定范围内有效,各地区量刑标准不一,仍然没有形成在全国统一适用的有关量刑改革的法律文件,这既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也很难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迫切需要。
规范化量刑指导意见篇10
笔者提出：“我国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过大，要从立法上进行控权和司法实践操作上同时进行控权”的观点，并具体构建了均衡法官量刑权的思路与走向。
法官正确行使量刑权中存在两个量刑均衡问题，一个是罪与刑的均衡，另一个是法定刑在一定域刑期均衡。后一个量刑均衡还可以派生出不同类罪的量刑均衡、同类罪的量刑均衡，同一地区量刑的均衡，同一法官的量刑均衡和不同法官之间的量刑的均衡。
不同类罪的量刑均衡主要在立法阶段设定，同一类罪的均衡、同一地区的及同一法官的量刑均衡问题在司法环节，对此，国家从立法的角度进行规定。
相同类罪的量刑均衡的问题一方面要在立法中解决，一方面要在司法执行中解决。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过大，要从立法上和司法实践操作上同时进行控权”的观点，均衡法官量刑权的方向构建应该是：准确定位量刑原则，合理确定量刑基准，正确确定量刑方法，从立法及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定量刑权总的指导思想，即量刑一般原则；从个罪抽象出量刑常用罪名的基准“域”；从确定和量化犯罪情节确定量刑的格次。
（一）准确定位量刑原则，从立法角度完善我国刑法量刑原则。
量刑的原则规范着整个量刑活动，既反映了刑法目的的要求，又衡量刑法裁量的正误。我国刑法第五十七条和六十一条都是对量刑的基本原则的规定，这两条原则体现了对刑事法律的基本要求，要求法官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量刑，也可以称之为依事量刑和依法量刑。这个规定过于笼统，不具备法官在行使量刑权上的可视性和操作性。现行量刑原则这种规定的弊端显而易见，一是没有给法官量刑规定具体的目标。法官在量刑过程中没有责任，不考虑社会的因素，眼界狭窄，法官在行使量刑权时的整个心理状态就是把被告人判出去，至于被告人将来复归社会如何生活，立法没有给法官设定责任。二是没有给法官设定相应的量刑注意义务。赋予法官量刑权，而没有将量刑的根据相对确定化，具体化。没有设定法官在量刑的时候要有注意义务，即，要考虑对犯罪人有利和不利的情况等因素。三是定罪原则和量刑原则混淆。我国刑法的五十七条实际上是定罪的原则，该条款实际上规定的是犯罪的构成情节，即定罪的情节，是犯罪构成的定罪原则，而非量刑原则。这种规定容易导致法官在行使量刑权的时候，得出错误的逻辑判断，而忽略实际犯罪情节的的概念，即误将犯罪构成视为犯罪情节。犯罪情节是犯罪构成必要要件的基本事实以外的其它的能够影响社会危害程度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它是由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犯罪的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等组成。
因此，建议立法修改量刑原则应体现以罪刑相适应为基点的精神，同时还要考虑刑罚个别化的思想，还要规定法官据以量刑的各种主要依据，使法官量刑时有所遵循，并且得到相应的控权，明确规定犯罪人平素品行和表现以及犯罪后的态度是重要的量刑情节，可以参考《德国刑法典》中关于量刑基本原则的规定精神，体现以下基本思想：一是体现法官责任主义思想。即设定法官量刑权的运行边界，现行的法官量刑权只有授权，没有设定控权范围，权力无限扩张，因此建议立法修改刑法五十一条，一方面把犯罪人的罪责确定为量刑的基础，体现罪责相适应的原则，另一方面要体现犯罪人将来复归社会的特别预防的思想，规定刑罚给犯罪人将来复归社会上生活期待的效果。这也就是说，给法官量刑规定了目标，从赋予法官在量刑过程中的责任目标来控制法官量刑权过于宽泛的弊端。二是体现法官注意义务思想。在赋予法官量刑权的情况下，将量刑的根据相对确定化、具体化，在刑法五十七条中增加第二款，将量刑的根据法定化，将犯罪的动机、犯罪的目的、犯罪的手段、犯罪造成的损害和影响、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所以的作用、犯罪分子以往的表现、犯罪和被害人平日的关系、犯罪分子的生活境遇、犯罪分子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及民愤大小等内容列举规定。也就是说，在明确量刑的一般原则上，列举量刑时应考虑的因素。这种规定提醒法官在量刑时因注意的义务，要考虑量刑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结合。三是体现定罪与量刑是各自独立的阶段的思想。可以借鉴德国刑法典的一些规定，区分定罪要素与量刑要素的不同作用。定罪要素考虑犯罪构成要素的该当性、违法性和责任性；量刑要素是在满足犯罪构成条件的基础上侧重于影响刑罚轻重的各种因素地权衡。
（二）合理确定量刑基准，在大的原则指导下，具体罪名，具体的基准。
周光权教授关于量刑基准点的定义：对已经确定适用一定幅度的法定刑的抽象个罪，在不考虑任何量刑情节的情况下仅依据犯罪构成事实所应当判处的刑法量。我们说，量刑基准有三个特征：一是量刑基准来源于抽象个罪，对量刑基准点应当真对抽象的个罪进行，这个基准点就是具体个案中具体个罪的参照物。那种以一类犯罪抽象出以个工友的基准点的作法是不科学的，如：江苏省高院《量刑指导规则》的将量刑基准规定为数额犯罪；非数额犯罪和故意杀人的犯罪或者绝对确定法定刑三个类别的基准点。这就导致了不能涵盖所有的抽象个罪，有的基准偏高，有的基准偏低，不便于法官在量刑时的操作。二是量刑基准是法官“想象性”或观念性的东西，它是对符合抽象为一般既遂状态下的犯罪构成特征的行为，“应当”判处的刑罚量而非实际所宣告的刑罚，其是一种“应然”的东西而非“实然”，在转化之前不能附加考虑其他具体的案件事实。三是量刑基准是一个“域”，而非“点”。所以不能严格的，或者机械地确定一个点，或者画一条线。
综上所述：基准点是一个“域”；基准点是个罪的抽象；基准点是理念的“应然”。所以，要针对每一个罪进行研究，论证其隐含的存在，找出每个罪的基准点，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平衡量刑的一个重要的，亟待研究的问题。
确定量刑基准点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根据个罪分别进行确定，如，惯常应用的罪名；另一方面是根据法定刑不同幅度的刑期分别确基准点，如：五年以下轻刑的研究。以诈骗罪为例：诈骗罪是数额犯罪，以哪一个“域”作为诈骗犯罪的量刑基准是平衡诈骗犯罪量刑的关键：实践中，有的法官认为：诈骗犯罪的量刑基准的数额“域”，应建立在国家统计机构公布的基础之上确定的。如徐州地区2003年居民收入8954元，接近一万元，如某人诈骗数额一万元的话，排除其他量刑因素，就可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我省的诈骗数额3000元是犯罪数额较大的起点，4万元作为诈骗数额巨大的起点，1年作为量刑一年的基准；2.5万元作为2年的基准；4万元作为3年的基准；20万作为量刑10万元的基准。
（三）从危害性说和维护被告人权益说的价值取向切入正确确定量刑方法。
鉴于我国刑法规定采用的综合估量法的量刑方式，已经不适合司法实践的需要，亟待改革，如前文所述，如何改革量刑方式在理论上却是见解各异，尚未统一。前文中介绍的层次分析法，数学模式法，定量分析法，电脑量刑法，定量分析法，参照判例法，都不能尽善尽美。
量刑方法，实际上是对量刑规则的运用，即，量刑方法就是在定罪之后适用量刑情节在法定刑的基础上确定宣告刑的具体措施，步骤和途径。
首先要确定法关量刑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中，法官对犯罪人在综合量刑情节确定判处刑期的时候，会有三种价值取向：一是保护被害人权益说，即，要考虑被害人的因素确定量刑的切入点；而是维护被告人权力说，充分考虑被告人的求刑权，即要考虑被告人诸多的因素来确定量刑的切入点；三是社会责任承担说，要充分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因素来确定量刑的切入点。笔者认为：应该采取社会危害性说为主和维护被告人权利为辅的切入点确定量刑方法。理由是，社会危害性与我国刑法量刑基本原则精神相符合，将被告人的对社会的侵害的危害程度归责于犯罪人是刑法的惩罚目的，而保护被告人权利说则考虑了被告人复归社会后的因素，是人权保护主义的体现，其结果是：错放一个只可能产生一个错误，错判一个会导致两个错误。显而易见，前者更合理。
其次、在这个价值取向的思想指导下，可以采用分解细化指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量刑方法。即，制定类罪量刑标准。就某一犯罪的专门制定指导性意见，根据各种量刑要素细化量刑幅度，以规范化为表征，以格次化为实质量刑标准。如：2001年《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盗窃犯罪案件量刑问题法律适用的具体意见》，盗窃罪基本量刑标准；盗窃犯罪量刑参考情节；盗窃罪罚金刑的有关问题；盗窃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的界定等规定了盗窃罪量刑的统一尺度。该《具体意见》经过三年来的适用的调查，盗窃犯罪量刑总体上在量刑技巧总体是平衡的。
第三、法定与酌定情节的确定与量化。量刑方法的核心是对量刑情节的适用，要正确适用法定和酌定情节就需要对其进行确定与量化。不同的量刑情节在整个量刑情节体系中影响刑罚轻重的分量是不同的，因此要对量刑情节进行程度等级的评价。有学者提出，量刑情节的量化主要通过立法来解决。比如，可以立法减轻幅度规定为减轻其刑期的二分之一、死刑可以减为无期或者一定期限以上的有期徒刑。如：故意杀人罪的减轻幅度应该如何确定，最高人民法院院副院长张军认为该罪的减轻幅度应减到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理由就是死刑、无期是一个幅度，以刑法条款的款来确定的幅度，还有学者认为应该以刑种划分，这两种减轻的标准没有确定基准，没有量化，足以引起量刑上的混乱。从轻、从重的幅度以一格为限，即确定刑格，统一标准。
酌定情节是法官量刑时酌定把握的情节，酌定情节的包括犯罪的结果、犯罪的时间、犯罪的地点、犯罪手段、犯罪目的与动机，犯罪前的表现，犯罪后态度等等。根据其作用决定量刑基础的酌定情节和一般的酌定情节。
决定基础地量刑情节。是指在定罪的基础上，决定裁量刑罚基础的情节。其有三个特征：反映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可以成为量刑常例形成的基础；与定罪情节有密切关系。
一般的量刑情节。指酌定情节中决定量刑基础之外的酌定情节。包括犯罪的时间、地点、对象、犯罪的目的和动机。具有对量刑常例进行修正的功能。
综上，笔者通过对全市法院量刑权行使的调查和对盗窃犯罪案件量刑情况的调查及对相关在均衡量刑权的的理论和实践中法官行使量刑权的现状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目前全市法院量刑权的均衡和案件的平衡是存在问题的，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进行进一步深入的调查研究，制订出常用犯罪的标准规定，以控制法官过泛的量刑权的行使，真正实现本地区地两形均衡，实现法院追求的工作主题：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刑法适用总论》——陈兴良著
《罪行均衡实证研究》——白建军著
《法定刑研究》——陈兴良著
江苏省高级法院《量刑指导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