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的特征篇1
在201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同志第一次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他指出,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在党的十报告中,同志再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这也是党的报告中首次写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论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和鲜明特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执政
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区别是,共产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确立的。人民在实现翻身解放的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领导,而共产党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意志。共产党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执政理念,有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正确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和带领全体人民为伟大事业而奋斗。在中国,能够担当这个历史重任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未来的前进征途上,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凝聚亿万群众智慧和力量共同奋斗、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挑战、持续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也只能靠中国共产党领导,没有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向世人昭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没有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没有民族的强盛和复兴。
二、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筚路蓝缕数十载,探索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不懈探索与实践,党和人民深刻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与这一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只能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兼取了民主和效率之所长,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能够保障人民充分行使国家权力。13亿人民当家做主,不可能都进行直接管理,必须通过选举产生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通过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这一形式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又充分保障国家机关运转的效率。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与政府、法院、检察院是决定和执行、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一府两院”由人大授权得以运转,又置于有效监督之下,防止权力滥用,避免重大失误。这一制度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分立制衡制度导致国家机关之间经常摩擦、扯皮、互相牵制的弊端。
三、和衷共济管理国家的成功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也不同于一些国家的一党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既有历史必然性,又具有伟大的独创性和巨大优越性。辛亥革命后。中国曾一度效仿西方,实行议会制和多党政治,几年间就出现7300多个政党政团,但多党制并没有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站稳脚跟,反导致党派倾轧,乱象丛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人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了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是各派的自觉选择。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不是“”。中共与其他党派有着共同的政治基础、奋斗目标和根本利益,各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友党和参政党的关系,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既不争权夺利,也不互相倾轧,有效避免了一些多党制国家政党之间出于一党私利的相互攻讦、相互拆台、相互掣肘。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总体上保证了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较好地实现了民主与效率、活力与秩序的统一,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有利于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有利于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四、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制度保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合作,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繁荣富强?如何在增进各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和认同感的同时,充分实现各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发展进步?中国共产党为此做出了积极探索。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民族区域自治就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这一重大历史抉择,是基于对中国国情和民族问题实际的正确把握: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依据;近代以来中国在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基础;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人口分布格局,各地区资源禀赋条件和客观的发展差距,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现实条件。在这一制度架构下,各民族自治地方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利,享有自由的权利,享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按传统风俗习惯生活及进行社会活动的权利和自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精神,反映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是尊重历史、合乎国情、顺应民心的正确选择。
五、基层民主政治的平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城乡基层单位和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的民主制度,是最直接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城市和农村按居住地分别设立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由群众自己管理本地方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此后,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和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村委会组织法进行两次修订,从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和罢免程序、民主议事制度、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细化完善,突出了法律的时代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1989年12月26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于1990年1月1日起施行。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和城市已进行了6次以上的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85%的农村建立了实施民主决策的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98%以上的村制定了村民自制章程或村规民约,90%以上的农村建立了保障民主监督的村民理财小组、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等组织,村务公开、民主评议等活动普遍开展。89%的城市社区建立了居民(成员)代表大会,64%的社区建立了协商议事委员会,不少社区建立了业主委员会,居民议评会,社区听证会等城市基层民主形式普遍推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深入贯彻落实,有力地促进了基层民主的发展,基层群众自治范围不断扩大,民主管理制度日益完善,群众的民主素质和民主管理能力显着提高,基层社会的生机活力竞相进发,城乡社区正日益成为富有活力、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六、依法治国的坚强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011年3月,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实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一方面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另一方面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的法律法规,确保党的正确主张的贯彻执行。我国的法律体系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为党坚持依法执政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制基础和法制条件,同时也为国家法治建设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光明的前景。
七、经济体制的重大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机制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的重大体制创新,是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
1.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平等性。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是平等的,独立的经营实体,具有自主地做出经济决策的权力,独立地承担决策所带来的风险。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完善的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以公司企业为主要形式,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的现代企业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企业法人制度,企业自负盈亏制度,出资者有限责任制度,科学的领导体系制和组织管理制度。
2.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发挥土地、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规范发展产权交易。发展财产、人身保险和再保险市场,发展期货市场。由市场形成价格,保证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各种经济资源由市场来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
3.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建设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4.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政府主要是通过各种非行政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间接的调控。
八、充满活力的所有制形式: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完善所有制结构不懈探索而确立的。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对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防止两极分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遵循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法则,汲取计划经济体制下不顾基本国情而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教训而做出的正确抉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可缺少的所有制形式,两者平等竞争,互相促进,共同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制度的特征篇2
[论文关键词]
传统社会福利制度是在农业社会状态下孕育、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众生活保障措施、规则和方案，是以政府、家庭、社区、宗族为主体的福利提供模式，也是建立在家庭保障基础上的制度体系。尽管传统社会福利制度有别于现代公共福利体系，但它却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历史基础，它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影响。当前，以传统生活保护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社会政策和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继往开来和面向新时代的历史前提。而把传统问题纳人现代视野来研究，更成为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的重要取向之一。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历史不仅具有过去的精神，而且还指示着未来的命运。恩格斯也曾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a3“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z}zsa可见，传统社会福利问题正是一个现代性的命题，理论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部门必须澄清思想理念中的模糊认识，白觉地走出一条通向未来的必由之路。有鉴于此，笔者拟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基础上，着重对
(四)以宗族保障为社区单元，呈现出制度运作的家族性
传统的社会福利体系以血缘关系和家庭邻里为网络形成的社区福利与救助单元，传统的福利观念与家庭、家族和宗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社团、群体和邻里的互助网络中，福利观念强调以家庭为中心，先照顾自己的亲人尤其是父母、兄弟、姊妹，然后才是别人。所谓“推己及人”的思想，主张和体现的就是明显的亲疏和远近的差别化对待。
社会制度的特征篇3
关键词：社会保障税制度设计配套改革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保障基金也逐步实现了社会化的统筹与管理。但在实践当中，现行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式—统筹缴费暴露出欠规范、不统一和无法为社会保障提供稳定资金来源等弊端。开征社会保障税，应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完善的必由之路。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遵循国家、企业、个人（职工）三方共同负担原则；坚持公平为主，兼顾效益原则；预算管理，专款专用原则；政令统一、政事分开原则，本文提出如下关于社会保障税税制设计方案：
一、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设计
1.纳税人。根据国外通行做法，我国境内各类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外资企业的中方人员、自由职业者（包括个体工商户）均为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义务人。考虑到我国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且不平衡，农民负担能力有限，近期内暂不将农民列入纳税行列。可选择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以乡镇或县为单位建立统筹式的区域性社会保障制度，待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税的征税范围。
2.征收对象与计税依据。社会保障税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或生产、经营利润为征税对象。雇员，以其因雇佣关系取得的、由雇主支付的工资薪金为征税对象；雇主以其因雇佣员工而支付雇员的工资薪金为征税对象。自营者，以其生产、经营利润为征税对象；企业、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者，如果对经营成果不拥有控制权和所有权，而只取得固定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等同于雇员，以其取得的工资薪金和承包、承租所得为征税对象；如果对生产、经营成果拥有控制权和所有权，除固定上缴被承包、承租单位一部分经营成果外，其余经营成果全部归承包、承租者所有的，按自营者征税，以其工资薪金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为征税对象。自营者，是指同时既为雇主又为雇员的城乡个体工商业户以及依法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作为征税对象的工资薪金应以1998年9月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工资总额统计项目为标准。同时，社会保障税应税工薪收入应是职工的全部工薪收入，在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前提下，既设起征点又设上限。社会保障税的计税依据应为工薪收入（工薪支出）或生产经营利润，不作任何税前扣除。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雇员应纳税额=雇员取得的工资薪金×适用税率
雇主应纳税额=雇主支付雇员的工资薪金×适用税率
自营者应纳税额=自营者的生产、经营利润×适用税率
纳税人取得（支付）的工资薪金或生产、经营利润为外币的，应按照国家外汇牌价（原则上为中间价）换算成人民币计税。
3.税率。社会保障税是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而筹集资金的一种形式，是专税专用、权利与义务相匹配的特殊税种，在性质上与个人所得税不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5个社会保险险种中，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涉及的人群范围广，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涉及的基金金额也最大，并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考虑到目前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本着征税简便、降低税收成本的原则，根据社会保障税的专款专用和受益原则特点，社会保障税的税率根据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保障项目统一采用综合比例税率予以确定。其中，养老保险项目的税率为10%，医疗保险项目的税率为6%，失业保险项目的税率为6%.其他保障项目的税率视具体情况确定，统一合并征收。为便于与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较好地衔接，雇主的负担率应高于雇员的或起码应与雇员基本相等；自营者的税率应基本上等于雇员与雇主税率之和。
4.税负调整制度。社会保障税实行限额征收，超过限额部分的工资薪金或生产、经营利润不再征税。考虑到中国现行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金在工资薪金中的扣缴办法，这一限额对工资薪金应规定按月缴纳，对自营者的生产、经营利润应规定按年缴纳。为照顾低收入阶层，以体现社会保障税的立法意图，社会保障税应规定起征点。未达到起征点的，免予征税；超过起征点的，就工资薪金或生产、经营利润全额征税。起征点的大小可参照中国现行的最低生活水平标准制定。纳税人缴纳的社会保障税税款，可申请在其个人所得税前予以扣除。具体办法由税法另行规定。但对社会保障税的政策优惠如税收减免、税收抵扣等制度必须规范化，做到全国统一，以利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对于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可以用专门条例做出特别规定。
5.征收管理。将社会保障税划为中央税，由国税机关负责征收。雇员和雇主的社会保障税按月计征；自营者的社会保障税按年计征，按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多退少补。雇员、雇主应缴纳的社会保障税于月份结束后7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自营者应缴纳的社会保障税于月份结束后10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预缴，年度结束后3个月内汇算清缴。自营者少缴纳的社会保障税税款，于下年度补缴，多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可抵缴其下年度应缴纳的社会保障税税款或本年度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雇员应缴纳的社会保障税税额，由其雇主在申报缴纳应纳社会保障税时一并代扣代缴。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社会保障税由纳税人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雇员在多处取得工资薪金的，由纳税人向其户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如果其雇主已代扣代缴社会保障税，在申报缴纳时，可申请退还多缴的税款或者抵缴其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二、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需要解决的几个相关问题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配套改革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筹集办法多由地方做出规定，难以收效；筹资机制不规范，地区间、部门与行业间负担不一，统筹面窄，社会互济范围小，多头管理，自收自支，缺乏宏观调控和监督机制，挤占、挪用时有发生；现收现付所形成的隔代支付与社会老龄化的矛盾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措施，参保的权利与义务透明度不够，影响参保积极性和参保范围的扩大。目前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只有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一些单项法规，法律层次低，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从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与改革取向的长远目标出发，开征社会保障税，必须首先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配套改革：
1.必须尽快制定颁布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法》是规范社会保障各主体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依据，也是社会保障税开征的法律依据。国家通过《社会保障法》可以明确参加社会保障的各主体在社会保障中的权利与义务，把社会保障范围、基金筹集、托管运营和发放，以及国家对基金的保障与监督管理等在法律上得以规范，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与管理，确保社会保障税收入的稳定增长。通过《社会保障法》可以规定社会保障税收入的安排使用，做到有法可依，税务机关负责及时足额把社会保障税征收入库，财政部门负责社会保障税的预算管理和资金安排与监管，满足不同社会保障项目的资金需要，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社会保障资金的社会化发放工作。同时，通过《社会保障法》，鼓励商业性人保业务，构造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2.改变社会保障收付模式，将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改变为部分积累以至完全积累模式，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设立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增大受益原则的透明度，确保资金筹集与运用管理的规范性、合理性与公正性。
3.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为了改变收付模式，理顺关系，平稳过渡，转制成本应由政府承担，所需资金用国有资产变现解决。
4.通过《社会保障法》明确规定发行国债和社会保障，用于弥补社会保障支出缺口。
（二）财政预算制度的配套改革
我国现行的财政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位”和“越位”，不但公开性和透明度太低，而且预算内预算外收支严重倒置和扭曲，最突出的就是按照公共财政要求应列为预算内收支的社会保障基金，由于收入制度上为社会保险费而列入预算外收入和支出，而又缺乏强有力的收入弥补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使资金被挪用流失，出现社保不保等严重问题。社会保险费作为一种公共收入，其收入属准税收性质，其支出具有明显的公共性特征，但却长期列为预算外收入，没有受到严格的公共管理和监督。开征社会保障税后，应进行财政制度的配套改革。社会保障税作为一项税收，由国家税务机关征收，为社会保障预算提供了固定的资金来源，社会保障基金征收和支付实行“两条线”，按照公共财政的基本原则，列入国家预算内管理，财政部门负责税务机关征收的社会保障资金的接收工作、社会保障基金财政账户的收支核算工作，以及监管社会保障资金的使用及票据管理工作。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执法地位和预算管理地位，从财政制度上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规范，建立完善的预算制度，优化支出管理。社会保障税的开支，应与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社会保障税收入是一种基金性收入，与一般预算收入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专门的用途，其收支应自成体系，单独管理。我国可以在目前由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组成的复式预算的基础上，增加一项社会保障预算，将社会保障的收支全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这样有利于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运用，置于国家法律的制约和监督之下，更好地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即使在社会保障预算内部，不同税目的收入也必须专门用于相应的支付项目。在社会保障预算、公共预算、债务预算和国有资产预算之间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资金运用上应遵循各方平衡、相互调剂的原则，以充分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效率。在财政制度上，还要加大财政支持社会保障资金的力度，允许通过资本市场变现部分国有资产用于社会保障预算。同时，通过立法，发行社会保障和国债专项用于弥补社会保障预算的入不敷出的缺口，在公共预算的编制中留有一定空间，每年划出部分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障预算的平衡和积累，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发挥财政对经济的“内在稳定器”作用。还要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公众的监督，使社会保障制度深入人心，维护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
（三）税收制度的配套改革
开征社会保障税，应对现行税收制度进行配套改革，具体是：
1.个人所得税制度的配套改革。由于社会保障税和个人所得税税基的基本一致性，即都是对雇员（个人）工资薪酬收入总额征收。两者不同的是，社会保障税的起征点和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不同，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为800元，个人收入超过800元以上部分征收个人所得税，而社会保障税的起征点比个人所得税应低得多。开征社会保障税后，应考虑个人薪酬收入超过800元部分的重复纳税问题。同时，个体经营者或个人取得劳务报酬收入缴纳社会保障税也存在与个人所得税重复征税问题和总体税负问题，应合理设计社会保障税的税基和税率以及对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和税率进行必要的调整，在课征个人所得税时，对个人薪酬收入或劳务报酬收入已纳社会保障税的税款从税基中给予必要扣除。
2.企业所得税制度的配套改革。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度的税前扣除项目应明确规定，允许企业将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在税前列支，以避免重复征税，增加企业总体税收负担。
3.税收征管制度的配套改革。由于社会保障税的专项税收特点及与其个人账户对称性强等特殊性，开征社会保障税后，新的《税收征管法》应相应根据社会保障税的特殊性增加补充条款。如个人纳税账户与个人领取社会保障费和保障项目是否对称及其操作的条款；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和社会保障资金经办部门提供征收单位的欠缴额等条款。
（四）工资制度的配套改革
社会保障税税基为所得额，在征管中容易遇到收入不明的问题。此外，现行工资制度不规范，加大了社会保障税征管的难度。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深化工资制度的改革。在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同时对国家公务员、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作相应调整，使其工资组成包含社会保障支出。由于目前分配中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发放给职工的各种补贴上，应将已固定化的补贴收入加入工资基数，作为社会保障税的税基，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其次，应实现工资性收入的货币化，建立实名制的个人工资性收入银行账户，用人单位通过银行支付工资，以利于税务部门的稽核检查。
（五）相关政策的配套改革
对破产企业或经营困难企业的扣款顺序政策进行调整。把社会保障税列为第一还款顺序，按税、贷、货、利的还款顺序，而税款项中应将社会保障税列为首位。
参考文献
（1）董树奎《对我国社会保险费征收管理体制的分析》，《税务研究》2001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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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坚、付广军《社会保障税：前景与目标》，《税务研究》2001年11期。
（5）刘小兵《中国社会保障税的制度设计及其释义》，《财政与税务》2002年1期。
（6）麦正华《关于设计社会保障税改革方案的思考》，《税收研究资料》2000年11期。
社会制度的特征篇4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是专门针对被征地农民这个特殊群体而产生的，它的出现能够有效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权益，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土地被征收征用以后，被征地农民初期生活水平并未受到较大影响，甚至有可能因为补偿款的缘故使生活水平得到暂时性提高。但从长远来看，如果没有完善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大部分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会随着生活成本和就业压力等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而有所下降，他们将面临生存和养老压力。如何构筑完善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安全有效、合理以及全方位的保障，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化保障机制。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对于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基本权益、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维护社会安宁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导下，我国致力于将国家的事务纳入法治化轨道，保证被征地农民实现好“土地换保障①”，从而有利于保障农民个体都能享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新成就，提升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相关理论界定
（一）被征地农民的概念
被征地农民是指为了满足我国城市化发展、工业化建设，在征地时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并登记在册，因为土地被征用而丧失相关土地权利的农业人口，简单来说即指被动离开土地的农民。被征地农民失去土地但却仍具有农民身份，由于土地物权的丧失而导致财产权受损，其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受到威胁或者损害，成为弱势法律群体。
（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②的构成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为了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为因依法征地而丧失土地的农民提供安全可靠的基本保障的制度。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四项，分别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
三、我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分析
土地是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承载着农民的养老、医疗、就业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功能。农民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保障的基础。目前，我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形成完善、规范的法律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重要问题。
（一）相关法律不完善，立法层次低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具体法律规定缺位是被征地农民在社会保障运行过程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目前，全国没有真正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法作为保障被征地农民权益的法律依据，也没有形成统一、完善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上不能做到有法可依，这导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实施仅仅以实施意见和暂行办法为参考。因此对于广大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中的各个环节的运行实施，各市、区、县只能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并根据自身对相关问题的认识理解和判断独立操作，各自为政。鉴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在保障范围、待遇水平、支付标准等方面缺乏统一规定，导致被征地农民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水平参差不齐，这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依法治国总方略的全面贯彻存在不利影响。
（二）保障水平相对偏低
被征地农民受到的保障水平对其现在以及将来的生活质量具有很大影响。我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项目主要是养老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仅在部分较发达地区制定了被征地农民就业扶持和就业培训等相关补充措施，总体保障措施不完善，而且补偿标准普遍偏低。部分被征地农民缺乏长远发展观念，不能充分利用征地补偿款实现可持续发展。从客观实际来看，被征地农民所享受到的保障水平总体偏低，他们享受的保障待遇与城市居民所享受到的保障待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而在较低的保障水平面前，被征地农民的参保意愿难以被调动。
（三）被征地农民保障基金制度不成熟
被征地农民保障基金是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功能顺利实现的物质基础，是被征地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实施、运行以及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与被征地农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被征地农民保障基金制度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目前我国被征地农民保障基金制度不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制度缺乏法律规范，被征地农民保障基金的运行没有相关的法律规范作为依据；其次，社会保障基金缺乏安全有效的来源机制，来源不稳定导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经济基础难以保证；最后，被征地农民保障基金制度缺乏严密的管理体系，监管力度不够，监管手段不到位，难以实现被征地农民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不利于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功能的顺利实现。
（四）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缺乏有效协调运作及监督机制
农民的征地问题牵涉到劳动社会保障、财政、国土资源、农业、审计、民政等多个部门，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运作管理上也必然会牵涉到上述部门。全国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于保障基金如何运作、管理、监督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措施，各个部门之间也缺乏协调和管理监督机制，这些都无形地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正当权益。社会保障主管部门缺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等因素及时调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运作及监督机制，这使得被征地农民保障水平难以跟上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步伐，造成了实际上的保障水平降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被征地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
（五）缺乏对被征地农民生计的长远保障机制
在现有制度下，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农民不仅失去了收入、资产、权利和地位，而且破坏了农民维持生计的生产体系。我国现行征地安置政策的设计和补偿标准，很难防止被征地农民面临的生活困难。实证数据显示，被征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有所下降，外出务工以及经营第二三产业劳动力人数有所增长，但同时也导致部分农民处于无业、待业状态。土地被征用后，由于失去赖以依靠的土地，加上部分被征地农民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且缺乏劳动技能，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缺乏相应的生活来源，随着补偿费的日益消耗以及子女教育、就医等费用日益增加，导致生活难以维持。此外，高额的医疗费用和养老问题使被征地农民不堪重负，成为被征地农民普遍关注的重点。
（六）被征地农民缺乏利益诉求③表达的正式制度性渠道
被征地农民在合法合理利益不能得到切实保障的情况下缺乏反映利益诉求的正式制度性渠道。首先，被征地农民对法律法规认识不足，他们的维权意识相对较差，自我保护能力也相对较弱，也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合法组织；其次，在制度层面信访、诉讼、复议等解决机制互相衔接不够，有些部门对被征地农民上访事宜置之不理，在立案登记制实施以前，很多被征地农民提起诉讼也难以立案，缺乏相应的司法救济权。被征地农民意愿表达不出来，政府就无法真正了解被征地农民的难处和需求，更无法为被征地农民提供能够切实解决被征地农民困难的办法。民意诉求受阻可能会引起有诉求的被征地农民长期反复上访，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引发社会矛盾的几率，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四、完善我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路径
要完善我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既不能照搬某一省份的经验，更不能照搬国外的已有制度，必须在我国的国情基础上探索完善的路径。
（一）明确土地产权④
被征地农民问题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没有充分尊重农民的土地产权。要建立科学、合理、明晰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对保护农民的财产权益，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这也是推进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的核心和重要途径。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很难对他们按照平等的价值交换原则进行合理的补偿。为了充分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权益，土地产权等必须明确，应充分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经营权、继承权、抵押权、转让权、受益权以及处置权等多项权利，这同时也是被征地农民获得以土地所有权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的补偿费的必要条件。公共利益的界定能够有效杜绝各级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名超范围征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额外增加农民负担。在合理界定“公共利益⑤”的前提下，要保证土地征用权仅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征地目的和范围应有严格的界定。其他非公益性用地，不能依靠征用农地，而应当主要依靠盘活城市土地存量市场以及开放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来解决。
（二）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化保障机制。制度保障是解决被征地农民保障问题的最有效途径，但目前我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根据地方性法律法规的规定，总体规划水平偏低。要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国家应加快出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法的步伐，确保被征地农民顺利实现以“土地换保障”，缓解征地阻力，促进征地工作的顺利推进。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应最大限度地参照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标准，而且要在实质上保障被征地农民的根本利益，制定符合他们自身情况的保障制度，切实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三）加强土地立法，完善土地征收制度
为了满足城市化进程，征地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征地必然会涉及到土地立法和土地征收制度。随着征地的出现，部分农民失去了土地，同时也失去了土地上的经济利益和保障功能，被征地农民为城市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应该得到合理补偿和完善的保障。完善土地立法和土地征收制度是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条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要加快完善与征地相关的法律法规，全面完善征地政策。一方面应尽快出台更为细化的土地征用法律法规，并对征地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另一方面应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创新征地制度，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角度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适当提高补偿标准，完善征地的补偿机制，把被征地农民权益和被征用土地的利用效益相互结合，真正做好对被征地农民的有效保障。
（四）利用行政法规范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1.行政法应该明确规范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设立、权限、职能、行使职权的程序、工作人员配备要求等，这样才能为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保证。
2.行政法应该对行政征收作具体明确的规定，规定行政机关征收的权限以及对于征收的限制，征收以后的补偿合理性等问题，另外还应该保持行政行为、行政信息在不泄露国家秘密的情况下向公众公开，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权利在阳光下运行，保障土地征收的程序合法性，给行政机关形成有力监督。
3.政府作出的指导行为应该充分地尊重被征地农民的意愿，不能表面上实施行政指导，暗地却是在行政命令，强迫被征地农民违背意愿参加不能保障自身应有权益的保险制度。
4.行政法规定了行政相对人有权在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情况下采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方式，请求有权的国家机关依法对行政违法或行政不当行为实施纠正，并给予经济补偿和经济赔偿的救济途径。对于目前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行政法的规定应该更具有针对性，从而更好地促进这一制度的完善。
（五）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再就业培训机制
就业是民生之本，它不仅关系到人的生活，也影响着一个人是否能活得有尊严。就业是预防和解决被征地农民保障问题的根本途径，促进被征地农民就业是保障和改善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状况的关键性因素，应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再就业培训机制，加强就业发展战略的重点部署，制定符合被征地农民的就业政策，健全促进就业的制度体系，构建我国全面改革发展体制机制条件下的新就业模式，建立专门针对被征地农民的职业培训体系。加大对于被征地农民的创业能力培训，促使他们以创业带动就业，改变过去保姆型的就业方式。有计划地针对被征地农民再就业进行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劳动技能，同时鼓励被征地农民转变就业观念实施自主创业。
结语
城乡一体化是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综合性途径，土地征收是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必由之路，由于被征地农民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做出显著的贡献，国家和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促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城市化发展的前提，是保障农民基本权益、保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举措。民生问题，并不只是经济发展，而让老百姓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才能真正解决民生问题。针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问题，应充分发挥法律制度规范的特点，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好被征地农民的利益，为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提供充分保障，让他们真正享受到社会更多的关怀。
注释：
①以土地换保障”的实质或核心是承认农民在让出承包土地或被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应当获得某种补偿，并且这种补偿应当被用来为其建立社会保险。
②社会保障体系是指社会保障各个有机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总体。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
③利益诉求机制――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机制之一。其指加强各社会共同体、社会组织交流，增强与群众沟通，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所反映的问题的机制，也是群众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和方式表达自身需求和意见，以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机制。
社会制度的特征篇5
关键词：农地征用；市场交易制度；土地补偿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政府日益重视各种社会经济矛盾，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2006年3月，致公党中央常委牛文元提出建立“五大基本国家补偿制度”，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其中，“国家土地补偿制度”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社会冲突事件中，65％都涉及农地补偿和房屋拆迁问题，由征地矛盾导致的农地补偿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因此，考察农地征用矛盾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状况，完善农地征用制度，探索农村社会的市场交易机制，势在必行。
一、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演变
农地征用矛盾实质上是社会主体围绕农地问题展开的博弈活动，它取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约束条件。中国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产权制度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断演进，农地产权制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1．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演变阶段
(1)第一阶段：“运动”之前(～1948)。1948年以前，中国的基本农地制度是私有制，土地所有权通过大量民间交易逐渐集中于地主阶层，土地使用则普遍实行租佃制由于租佃制导致的农地利益冲突，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焦点。
(2)第二阶段：“运动”后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前(1948～1953)。自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运动”，将解放区的经验推广到广大农村地区，没收地主的土地产权，直接分配给无地农民，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
(3)第三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到解体(1953～1978)。自1953年起，中央政府积极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和运动，逐渐形成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1962年，中央政府为巩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地产权制度，实质上将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都集中在生产队。
(4)第四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78～1978)年中国农村社会逐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求分离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保证农地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允许农民拥有农地承包权和使用权。l982年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成为集体土地的共同所有者，逐渐形成目前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农民承包使用的产权格局。
2．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特征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分析表明，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一致。
(1)所有权方面．农地集体所有制明确了“集体”的所有地位，但“集体”概念具体化为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它们的“共同所有”模糊了所有者权利。这就可能产生两种后果：①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利益较高时，三级体系中的各种主体争夺土地收益；②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成本较高时，三级体系中各种主体相互推诿而导致“所有者缺位”。事实上，随着农村社会的经济利益和组织独立性不断增强，三级主体的“趋利避害”行为特征将愈加显著。
(2)使用权方面，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拥有了农地使用权，但他们的农地使用权是不完整的。①农民行使土地使用权具有使用方式和使用程度的限制：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和经营，禁止闲置耕地。②农民私人不得出租和转让农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必须以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为前提。⑧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有一定期限，尽管目前的承包期限可以长达30年，但承包期限风险仍然埋藏着农地经营的不稳定因素。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因素的前提下，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实际上承担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地产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正因此，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根源，它涉及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城乡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
二、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过程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地征用问题始终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根据2004年的中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可以征收或征用农村土地并给予适当补偿。①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构成了农地补偿命题的实践背景，也是解决农地补偿问题的事实基础。
1．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
“征收”或“征用”是两个不同概念。土地征收的对象是土地所有权，国家通过征收活动剥夺原土地所有者的所有权；土地征用的对象则是土地使用权，中央政府征用农地之后，必须对农民丧失农地使用权进行适当补偿。然而，根据现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规定，农地征用前提是农地所有权的转变，由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因此，中国的农地征用实践造成了“征收”的效果。
农地征用的过程中．农民丧失了农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组织丧失了农地所有权。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和征地实践，完整的征地过程一般包括三部分：①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组织协商，征用农村土地，转变农地的所有制属性和使用权主体；②地方政府对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进行适当补偿；③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者协商，将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用土地，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上述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意味着农地权利的转移和农地利益的重新分配。
2．征地过程中的矛盾
农地征用过程的利益冲突使农地补偿问题日益突出：
(1)农地征用的补偿标准较低。根据2004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农地征用后按照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作为计算基数，农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和不能超过该基数的3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补偿标准的前提条件是土地使用权转让，但在农地征用实践中，作为农地集体所有者的乡、村、村小组也要求获得相应利益补偿，结果使农地补偿费被层层提留，农民最终通常只能得到征地补偿标准的5％～10％。
(2)地方政府以“公益用地”名义进行征地后，按照农用地标准对农民进行补偿；然后以非农用地名义出售给经营性组织，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获得回报。在较低的征地补偿标准和较高的土地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巨额租金，它被地方政府以行政强制手段占有。这必然导致农地征用矛盾：①高额租金对政府行为产生误导，使地方政府怀有扩大征地范围的非理性冲动；地方政府获得的高额租金与农民得到的较低补偿形成鲜明对比。激化了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3)地方政府对农地“一次性买断”之后，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就随之消失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日益突出。丧失了基本生产资料的失地农民必须重新寻找工作。但城乡教育差异、就业渠道残缺、就业宏观形势等因素使失地农民很难重新“就业”，大量失地农民难以保持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进行生产经营。
三、农地征用矛盾的内在机理
1．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原因
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表明·现行征地制度具有内在缺陷，它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征地矛盾。
(1)农地征用的前提是所有权由集体转让给国家。①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下，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对农地转让进行一定的产权限制，起到了适当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也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残缺的必要补充。②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具有经济利益独立性，农地转让的产权限制使地方政府成为农地交易中的双边垄断者，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经济利益。这种体制缺陷必然误导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它对土地交易的成本收益判断，扭曲农地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2)农地征用的范围界定缺乏理论依据。根据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农地征用的主要理由是“公共利益”。但关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含义，土地管理部门在法律条文和实践过程中都未进行明确界定。按照经济学基本理论’“公共利益”的经济内涵是“公共物品”，经济学者对此存在不同解释。在征地实践活动中，部分地方政府更是出于各种目的任意解释“公共利益”，以此作为农地征用和低补偿标准的政策依据，从而以较低经济成本取得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3)现行农地补偿标准未能反映农地产权转移的真实状况。现行的农地征用补偿标准以“农地使用权转让”为理论依据·但在征地过程中，乡、村、村民小组三级管理体系确实失去了农地集体所有权，他们必然对农地补偿提出分配要求。根据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作为农地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应当要求地方政府对农地所有权转让给予补偿；但行政管理体制的上下级关系限制了农村三级管理主体的权利诉求，结果导致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无偿转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对于农民而言，乡、村、村民小组处于强势地位。它们是农地转让和农地补偿的具体操作者，有机会从农地使用权的补偿费用中“分一杯羹”。
简而言之，目前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征用的经济成本较低，土地市场信息被扭曲；地方政府以独立经济利益和机会主义动机为出发点，利用扭曲的市场信号进行成本收益判断，从而具有扩大征地范围和直接干预征地过程的非理性冲动。
2．农地征用制度的改革思路
针对现行农地征用制度的内在缺陷，政府主管部门和农村问题专家进行了广泛探讨，逐渐形成了改革农地征用制度的两种主要思路。
(1)第一种思路是渐进改良式，核心问题是重新制定征地补偿标准。自2001年起，中央财经办公室和国土资源部展开针对“征地制度”的调研活动。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了完善现行征地制度的一系列建议：①严格行使土地征用权，规范征地范围；②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制定征地补偿费用标准；③以社会保障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拓宽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途径；④坚持政府统一征地，实行征地与供地分离；⑤建立征地仲裁制度，保证征地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和高效。
（2）第二种思路强调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属性，主张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进入土地市场，推动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刘守英认为，征地行为实质上是以行政权侵犯财产权，以“公权”侵犯“私权”，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强制占有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如果不能根本改变征地制度的基本性质和方式，地方政府侵犯农民权利和权力寻租的现象就无法得到有效遏止。
上述两种思路对中国农地征用状况的认识基本一致，但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存在明显分歧：第一种思路代表着决策部门的主流看法，第二种思路代表着学者的主要意见。①从目前征地制度的现实需求来看，第一种思路具有相对优势，它是征地制度改革方向的现实选择。②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致性要求来看，第二种思路是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是农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未来目标。
四、化解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对策
根据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状况和直接原因，应当设计一种合理的农地交易制度来化解农地征用矛盾。这种农地交易制度应当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够迅速缓解目前的农地征用矛盾，改善农地征用过程中的不公平状况；二是改善农地交易环境，提供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制度条件。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以拓展农地征用命题的分析视野。
1．“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包含四项要点：
(1)地方政府不直接介入农地交易过程，它只是土地购买者与农村集体组织进行土地交易的监督者，交易双方以独立经济身份参与交易，协商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让价格。
(2)农村集体组织必须将协商结果对农民公开，接受相关质询，经过农民集体决议之后的转让价格才具有真实有效性。
(3)土地转让费的分配方面，农民直接获得农地使用权价格。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中的村组织以农地所有权的代管者身份获得农地所有权价格，但它是作为农民集体产权的代表而取得这项权利的，因此应当将农地所有权价格作为集体产权划分成股份，进行农民集体产业投资，以解决农民失地后的继续生产问题，这实际上是农民失地的间接补偿。
(4)国家和地方税务部门根据土地交易价格，按照适当比例征收交易税；部分上缴国库作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部分交付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事务开支。
2．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职能
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具有两大职能：①作为地方事务的管理机构，监督农地征用过程；②作为国有产权的地方代表，直接参与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的过程。这种双重身份特征提供了大量寻租机会，地方政府可能利用行政权力和制度缺陷谋取经济利益，扭曲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限制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权利：一是对于经营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职能仅限于提供交易渠道和监督交易过程，交易价格应当由农民集体组织和购买者直接协商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也只能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参与土地交易，平等地与农民集体组织进行市场交易，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决定农地转让价格。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很难准确界定公益性土地和地方政府职能，因此应当将公益性土地交易和经营性土地交易都纳入市场化框架。
这两种土地交易类型的区别在于：一是对于公益性土地，地方政府在按照市场价格征用土地之后，地方财政和地方税务部门应当进行适当补偿，以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二是对于经营性土地，农村集体组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土地交易之后，依据集体产权要求对交易收益进行分割。近年来，江浙地区正在试行“同地同价”，这种政策措施已经体现对公益性土地和经营性土地的“一视同仁”，客观上起到了缓解农地征用矛盾的效果。
3．农地征用补偿的权利归属
根据农地产权的特征，农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都应当获得合理补偿。①农民转让农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补偿标准应当遵循现行《土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应当取消具有计划经济“父爱主义”色彩的安置费。②村民自治组织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直接代表者，它应当代表村民集体意愿对农村集体产权进行管理，索取农地所有权转让的适当补偿；通过对集体财产和集体收益的合理分配，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分红权利，以替代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农地征用的实践过程中，补偿形式是多样化的：农地使用权补偿最好以现金形式直接交付；农地所有权补偿可以采取土地人股等方式参与地方经济发展。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体现了“公正补偿”的司法理念，它要求对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进行合理补偿，以维护农民的正当权利。同时，它也充分重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明确了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强调对农地集体产权进行适当补偿，以维持农民的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生产能力。
五、培育农村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型土地交易”方案着眼于缓解目前农地征用的各种矛盾，但彻底解决征地矛盾问题，必须依赖于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的不断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应当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限制，从市场主体、市场规则、市场环境等诸方面着手，努力改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缩小城乡差距，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
1．农村集体组织的话语权
社会经济组织的话语权是市场交易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取得了部分话语权，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中国农村的主要产权形式是集体产权，它包括农地所有权在内的各种集体权利，应当体现农民的集体意志。这种集体产权安排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但它恰恰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特征，避免出现由于分散产权导致的“搭便车”和“公地悲剧”。问题的关键在于：由谁来代表农村集体产权?它如何保证农民集体利益的实现?
根据市场交易制度的要求，农村集体产权的代表者必须具备两项条件：①独立的经济利益它能够真正代表本地农民的集体利益，其自身利益与农民集体利益基本保持一致。②独立的经济权利表达能力。它能够在现行制度框架找到适当的权利表达方式，准确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能够尽量阻止外部力量的不当干涉。从现行的农村行政管理体系来看，乡级机构与农民集体产权的“距离”较远，并且受地方政府行政影响较大；村民小组的组织建设较落后，缺乏权利表达的有效手段；惟有村级行政单位，恰恰能够较好地体现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
目前，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许多地方正在推广“村民直选”和“村民自治”制度。村组织逐渐摆脱原有的行政管理角色，日益强化了集体产权代表的特征。因此，如果村组织能够有效利用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切实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积极参与农民集体事务，就能够使包括农地集体产权在内的农民集体利益得到有效保护。事实证明，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如果村组织能够较好地进行权利主张，那么征地矛盾就会较少，也能够较好地维护农民集体利益。
2．土地交易的监督机制
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条例》，地方政府是农地征用过程的主要监督者。实践证明，单纯的行政监督具有局限性，完善的市场交易机制要求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并重。两种监督方式各具特点：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是常规性的；相对独立的司法监督则是维护交易主体权利的最终保障。目前，中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关于农地征用等内容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出台，但关键在于通过司法体系来具体体现立法精神。
基于这一理念，目前交易监督机制应当重点关注两个方面：①司法独立性。借鉴西方法治社会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以司法力量来抗衡行政力量，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增强地方司法系统的独立意志表达能力，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活动的干预，进而维护市场交易主体的经济利益。②申诉和仲裁渠道。由于法律诉讼的成本较高，申诉和仲裁将是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经常性补救措施。如果申诉和仲裁渠道畅通，将缓解农地征用过程中的矛盾；如果农民的正当利益受到侵犯，又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抗议，那么社会经济矛盾将会逐渐积累，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3．社会经济环境
根据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演进规律，经济发展战略和历史文化背景是目前中国农村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社会的制度一致性要求日益强烈，完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不断改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残缺，农地产权实际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虽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征地补偿来部分替代社会保障功能，但这毕竟是暂时性的；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性来看，必须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城乡差别待遇问题，就无法推动农村资源和城市资源的合理流动，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事实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不止于此，它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社会制度的特征篇6
关键词：税收背景；地税收入；社保工作
一、国家税收背景地税概要以及社保工作
（一）国家税收背景概要。我国的税收，是指借助其政权并且按照法律制定的要求强制且无偿性地向纳税人征收一定税款形成的固定的分配关系。国家税收实现了以下方面的作用。（1）维护我国政权的行驶。作为维护我国政权强有力的工具，它产生于国家政权，同时又对国家职能的行驶起着积极良好的作用。如果没有税收，那么国家的很多职能是不能够得到实施。它是国家进行利益重新分配的手段，以达到维护国家政权的目的。（2）监督并调控国家的经济。在进行税收时，一方面可以发现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产生出现的问题，并通知相关的政府或者纳税人进行处理。另一方面，将税收进行重新分配，有利于调节贫富差距，社会的生产以及更有效的运作。如公共事业的建设、社会保证工作的进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等。
（二）地税概要。作为中央税的一种对称，地税是由一个国家地方政府管理、征收、支配的一类税收。是在一个基于收入支配以及税收征收管理的进行的分类。地就是属于地方管理、地方征收、地方使用的一种固定的收入税种。在中国地方明确支配与管理的税收份额比较少，并且收入零星、税源分散，但是地税对于调动地方政府的行政积极性以及保证地方政府在行驶职权的范围内解决地方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地方税收包括以下几种税种：营业税（不包括各保险总公司、各银行总部集中收缴中央的营业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税、房产税、印花税、屠宰税、耕地占用税、地方教育附加税等等。地方税的职能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执行贯彻国家相关的税收法律法规、上级机关制定的各项税收办法与制度、行政规章，可以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出有关的具体实施方法。其次，负责实施与规划系统信息税务工作。然后负责组织实施管理地方税收的规章制度。最后负责党风廉政建设，负责行政复议以及税收行政诉讼等职能工作。地方税的税收特点具有地方特色，在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根据地方特色来研究制定当地的税收制度安排，中央赋予地方税收一定的灵活性与自主性，考虑到地方财政一些特殊的经济情况需求与利益。在这种地方税收背景下，利用地方税来增进社保工作是一种切实可行有利于民生的一种财政政策与措施。
（三）社保工作概要。社保即为社会保险，是一种对于暂时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岗位、退休人员、因为健康原因造成劳动力丧失的人口提供的一项社会保障服务。在国家政府的管理统筹下，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手段，依托社会基金来保障居民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是通过个人投保、集体投保、强制储蓄、国家支助等手段进行资金的筹集工作。社保工作有利于一步步地增进全社会成员的文化与物质福利，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全面小康的一种有效的制度。
二、运用地税来增进社保工作的措施方法
根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社保保险费等有关办法条例，自从2001年开始，我国就开始征收实业、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三项社会保险费。但是由于社保工作支出长久固定而且是一笔较大的社会民生开支，所以在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基础下，还需要利用地税来支持与增进社保工作。具体的方法在以下几点：
（一）稳步提高征收社会保险费用的金额与效率。征收社会保险作为各个地方税收部门的一种政治任务，是地税部门重视的一项日常工作。社会保障工作是一个任务量大、压力重，关乎人民切实的利益工作，所以应该督促地税部门做好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与管理工作。随着人民生活的日益提高，物价的逐步增长，我国的社会保险支出也在不断的增大，在依靠国家有关财政支持下，地税部门也要逐步增加社会保险费用发金额，切实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来保障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在逐步提高社会保险的金额的同时，地税部门要提高征收社会保险费的效率，加强对于社会保险费用的管理工作。
（二）逐步规范收缴工作，加大收缴力度。地税部门应该在现有的税收征收的体系组织下，充分利用税收征收管理的优势，将社会保险的费用与社会税收征管纳入一个体制下，规范社会保险费用的收缴步骤与程序，实行统一管理、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等手段。加强突出基础工作，积极推进管理加科学技术的帮助，不断提高征收管理的效率，使得社会保险费从此迈向依法征收的步伐与轨道。社会保险的依法有效征收就是对于社会保障工作的一种大力基础支持。自从地税部门着呢感受社会保险费之后，由从前的差额征缴到现在的全额征缴，而且实行了社会化的征收与发放，相应了国家的相关政策，加大了征收成本与征收难度。应该主动催缴，加强监控，加收滞纳金，通报长期欠费用户等手段来保证社会保险的及时征收与入库，大力清理欠费的现象。加大收缴力度，支持社会保障工作。
（三）积极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实践经验。对于社会保障工作庞大复杂的工作而言，社会保障要增加收入资金来源就应该通过“费改税”，征收社会保障税等一系列税制改革来完成，这也是未来国家税收改革一个热点话题。地税部门通过研究世界上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国家发现，这些国家主要通过征收社会保障税来支持社会保障工作。地税部门在长期的税收制度研究与税收制度征收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该在切实可行的时机贡献自己的智慧，加入税收改革与社会保障工作的队伍中。
三、总结
在国家税收背景下，通过研究税收、地税以及社保工作来研究如何利用地税来增进社保工作。本文得到以下几个措施方法，稳步提高征收社会保险费用的金额与效率，逐步规范收缴工作，加大收缴力度，积极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实践经验等。如何继续发挥地税的力量来促进社保工作仍然是社保工作者与地税工作者的一项长期研究努力的命题。
参考文献：
[1]邓子基，林致远.财政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59.
社会制度的特征篇7
关键词：社会化网络环境；企业社会资本；企业间连带；在线社交网络
中图分类号：F27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5-0109-06
企业社会资本是指蕴含在企业拥有的社会网络中的有形和无形资源，对于企业创业、融资和创新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企业间通过微博、博客和微信等在线媒介构建连带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从而使得企业社会资本的来源不再仅仅局限于真实社会关系，而同时包括基于社会化媒介形成的虚拟连带。相较于真实社会网络，基于虚拟连带的在线社交网络突破了私人社交和地理接近的限制，改变了企业间传统的交互与协同模式，从而为企业社会资本形成提供了新的可能。然而，尽管已有研究围绕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展开了大量探讨，但对社会资本的形成仍关注较少。特别是对于在线社交网络在企业构建社会资本过程中的角色并未给予重视。鉴于此，本文将从梳理企业积累社会资本的前因及其影响机制人手，提出企业社会资本形成机制的整合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基于虚拟连带的社会化网络对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认识并不统一，其中，以资源观和能力观较有代表性。持有资源观的学者将企业社会资本看做是一种资源，nahapiet和Ghoshal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指源于企业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且有助于企业达成其目标的实际和潜在的资源。不同于资源观，能力观认为社会资本是企业的一种能力。边燕杰和丘海雄指出，企业的社会资本实质上是企业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而张方华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指是企业建立在信任和规范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范围与质量，以及在此基础上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然而，尽管现有研究对企业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并不一致，但普遍认为企业社会资本与关系网络、社会连带、信任等社会结构特征紧密相关，并且有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
多数研究证实，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第一，企业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获得外部资源与支持。Uzzi指出，社会资本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融资；而李京提出，企业社会资本能够为企业提供政策、资金和人才等一系列支持，从而有助于企业经营和成长。第二，企业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和企业间的知识转移。企业参与技术交流的强度与企业社会资本直接相关，进而影响企业创新水平。蒋天颖等通过对中小企业的研究发现，在企业社会资本有益于企业间的知识共享和创造，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第三，企业社会资本有助于加强信任，抑制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隋敏和王竹泉指出，企业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获得外部信息和资源、防范机会主义和节约交易成本：Kumar等的研究发现，制造商与供应商和零售商的社会资本对制造商的绩效具有显著正效应。
对于企业而言，获得和累积社会资本是建立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已有文献从企业社会资本的来源和获取角度考察了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关于社会资本的来源，王晓文等通过对新创企业的分析，指出创业者社会资本是企业社会资本的最初来源；徐军辉提出，民营企业的社会资本包括源于其经营者血缘、地缘社会关系的原生陛社会资本，企业家社交网络拓展带来的社会资本以及与经销商、供应商合作过程中形成的社会资本。关于社会资本的获取，盛意指出，企业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特征影响社会资本的获得。同时，部分学者探讨了网络连带和网络位置的形成，ahuja等研究发现，在企业网络中，企业间连带的形成与企业资源特征有关：Zaheer和Soda指出，已占据网络中心位置的组织更容易在后续网络的扩张中获得优势位置。
尽管现有研究围绕企业社会资本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相关研究多侧重于社会资本的结果而很少涉及社会资本的形成。隋敏指出，现有研究成果并未全面揭示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过程以及内在机理，同时，相关研究往往仅涉及社会资本的单一维度。nahapiet和Ghoshal指出，社会资本包含结构、关系以及认知维度，其形成需要不同维度的综合演进，探究单个维度社会资本的形成固然有利于揭示社会资本形成的基a，但仍不足以勾勒出社会资本构建与累积的整体过程和机制。此外，目前相关研究均以现实环境为背景，而随着web2.0技术和社会网络软件的广泛应用，企业间连带和网络的建立突破了现实的时空局限，企业如何在虚拟环境下拓展网络和获取社会资本等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二、企业结构社会资本的形成
企业结构社会资本是指企业之间的连接模式，包括网络联系、网络结构形式和可使用的组织等。因此，现有研究中往往将企业间连带或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作为度量企业社会资本的指标，例如企业间联盟关系与合作关系的数量、企业间联盟或合作关系的形成概率以及企业在网络中的中心度和结构洞位置等。企业结构社会资本的形成受到社会网络特征、资源依赖和制度环境塑造三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制约了企业拓展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的机会、动机和资源，从而影响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
1.既有网络特征的影响
社会网络的演化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因而未来的网络结构会受到已有的网络结构的影响。上述影响通过社会网络的信息传导和信号释放两方面机制实现：一方面，已有的网络限制了网络成员对于新信息的获取，从而使其拓展网络的方向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已有的网络能够帮助网络成员鉴别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使网络成员在后续构建合作或联盟关系时免遭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因而企业倾向于和原有的伙伴建立其他层面的关系或借助于原有合作伙伴扩展网络。
在企业结构社会资本形成的过程中，企业现有网络的结构和网络地位是主要影响因素。Zaheer和Soda以及Rosenkopf和padula等学者认为，现有网络结构对企业结构社会资本形成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企业间或企业成员间现存连带（pre-existingties）的影响，以及网络位置（position）的影响。在企业间连带方面，现存连带增加了企业了解网络中其他成员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后续连带的形成，而企业成员间已有的私人社交关系有助于培养信任，从而导致个人所在企业间连带的形成。同时，占据某些网络位置的企业更容易与其他企业构建连带从而累积社会资本，例如地理位置的相邻是企业问连带建立的重要基础和有利条件。ahuja等发现处于网络中心位置和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企业在信息获取和传播方面更有优势，更容易吸引网络中其他企业与之建立合作或联盟，而边缘位置的企业在吸引合作伙伴方面则具有天然的劣势。此外，企业在原有网络中的地位与企业间联系的建立有关。网络地位体现为企业的市场主导性和绩效表现。在企业网络中，绩效较优的企业在选择与其他网络成员建立连带时拥有更大的主动权，也更容易在新的网络中占据较为中心的位置。
2.企业资源禀赋的影响
组织间的资源依赖是建立组织间网络并形成结构社会资本的重要驱动力。通过建立和改变网络结构特征，组织能够通过网络中的其他成员获得资金、技术、知识诀窍和市场等资源从而实现自身的目标。基于以上观点，一些学者从资源依赖的角度探讨了企业间连带形成过程中，资源禀赋的特征如何影响企业选择联盟伙伴和合作对象。研究发现，企业的伙伴选择存在两类策略：第一，与和自身禀赋相似的企业建立连带。Rosenkopf和padula指出。企业间相似的资源禀赋为双方获取和利用彼此的资源提供了便利，因而企业往往更容易与和自身资源禀赋相似的企业建立联盟。madhavan等发现，企业间采用技术的相似性和人力资本的相似性均正向影响企业间连带的形成。第二，与和自身禀赋互补的企业建立连带。mitsuhashi和Greve提出，市场的互补性正向影响企业间联盟的形成。Baum等则指出，企业知识的互补性有助于企业间创新协作网络的形成。
3.制度和环境的影响
除去原有企业社会网络的惯性和企业自身资源禀赋的特点，环境与社会制度因素在企业结构社会资本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ebers认为，蕴含在环境中的制度、规范以及文化是网络发展的内在惯性，而法律制度和产业特征是影响企业间网络形成的重要原因。环境特征影响企业网络扩张行为所需的资源并决定了企业的战略选择，进而影响企业间网络形成的可能性和网络演进的模式。部分研究发现行业环境影响企业间网络形成，肖东平和顾新指出，在技术密集、产品更新频繁或市场需求多样化的行业中，企业更加需要缄默知识、技能诀窍等无形资源的频繁交换，由于企业间网络具有突出的信息传播能力，在上述行业中的企业间更容易形成网络。同时，制度因素对于企业间网络的形成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在制度的推动下与其他企业建立联系并加入网络能够免于被孤立、获得更多合法性资源。而李国武则提出，法律制度是组织间网络形成的基础，平等宽松的反托拉斯法律体系、促进研究和开放的政策法规以及激励高等教育与产业合作的国家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了企业间研发联盟的建立，进而有助于企业间网络的形成。
三、企业关系社会资本的形成
企业关系社会资本是指通过创造关系和利用关系获得的资产，包括信任和互惠规范等维度。在企业间关系中，关系社会资本能使企业减弱对交易或合作伙伴的怀疑，降低对交易或合作伙伴违约的预期，并强化未来再次交易或合作的意愿。elfenbein和Zenger认为，企业间沟通的便利性、地理接近性和企业面临技术环境的动荡性会影响企业间合作与交互行为，从而影响关系社会资本的形成。其中，沟通的便利性。例如共同的语言和沟通技术的使用能够促进企业间的交流，有助于关系社会资本的积累：地理接近提高了企业间发生交互的可能性，促进关系社会资本的形成：交易环境的动荡影响交易双方调整对交易关系持续时间的预期，可能导致一方提前退出合作，从而减少关系社会资本。由于信任和互惠是p系社会资本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下将分别围绕企业间信任和互惠规范的形成展开分析。
1.企业间信任的形成
作为商业关系的基础，信任是企业关系社会资本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故在相关研究中，信任往往被用来表征关系社会资本。企业间信任的形成受到被信任者的特征、双方关系特征、双方的沟通和制度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在被信任者特征方面，Fulmer和Geffand认为。被信任者完成任务的质量和能力、组织规模与声誉以及企业道德等有助于向合作伙伴展示自身的优势，减少双方信息不对称从而消除合作中的不确定性，促使信任形成；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似特征，例如高管对于企业经营的共同的理解和看法有助于培养企业间的信任。第二，双方关系的特征，包括过去的合作经历以及在过去合作中的相互依赖程度等。例如企业间曾经的合作经历能够增进双方的了解，强化合作双方对未来继续合作的期望，从而有助于培养信任，因而企业在正式合作前往往通过参与实验性合作消除彼此的不信任感，而当企业在合作中相互依赖程度较高时，对出现机会主义行为的预期较低，从而提升对合作对象的信任感。第三，在沟通方面，较为频繁的沟通有助于消除合作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培养信任；而在沟通时表现出的诚实和礼节也对信任的形成有正向影响。第四，在制度因素方面，Bachmann和inkpen认为，制度可通过法律条款、企业声誉、资格认证以及规范等机制为信任的形成奠定基础。而在虚拟交易背景下，交易制度的规范性同样影响企业间信任的形成。
2.企业间互惠规范的形成
互惠是企业合作的基础，企业在网络中能够获得其他成员的帮助和支持，一方面，源于信任；另一方面，则与网络中的互惠规范有关。网络中的互惠规范包含了获得和给予两方面，即每一个网络成员在借助其他成员获益的同时也为其他成员的利益而付出。网络成员之间的互惠常与自身利益相冲突而仅仅有利于网络的整体发展，互惠规范的存在能够增强成员之间协作的可能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Cropanzano和mitchell指出，网络中的互惠规范的建立以网络成员之间的社会交换行为为基础，需要网络成员投入时间和努力，一方面，通过网络成员之间的社会交换，例如信息交流或社会支持，成员对他人的帮助和付出得到了回报，从而强化了成员助人的意愿：另一方面，网络成员对互惠规范的违反会受到其他成员的抵制和制裁，从而遏制了搭便车的冲动。
四、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在线社交网络因素的影响
1.企业社会资本形成：一个整合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资本的累积是包含多个层面和环节的复杂过程，涉及企业间连带的形成、企业网络结构特征的演进以及企业间信任的建立等问题，其影响因素包含企业自身、企业间以及宏观环境三个层次，这些因素会导致企业在积累社会资本的机会、动机和条件上产生差异，从而影响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根据对上述因素的综合，笔者得到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机制框架，如图1所示。
（1）企业自身特征。影响企业社会资本的企业自身特征包括企业既有的社会网络特征，例如网络中的位置和占有的社交连带，以及企业的声誉和绩效特征。社网络特征决定了企业获得信息知识和了解其他企业的可能性，从而影响企业间社会连带的形成。在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或拥有更多连带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其他企业的信息，在网络扩张方面有更大的主动权，从而增加累积社会资本的机会。企业的声誉和绩效特征则有助于向潜在的合作伙伴展示优势，减少双方信息不对称并且消除交易和合作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强化企业间建立连带、构建社会资本的动机。
（2）企业间特征。企业间资源禀赋的异同是导致企业间连带和网络形成的动因之一，企业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影响企业选择联盟伙伴、扩张网络和积累社会资本的动机，从而影响企业间连带的构建。占据互补性资源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动机建立合作与联盟，而地理位置、技术和市场地位相似的企业则由于更容易相互了解而形成联盟。同时，企业间合作关系的特征对关系社会资本的积累有重要影响，例如曾经的合作经历有助于强化双方对继续合作的期望和信任的培养。相互依赖程度较高的合作关系能够降低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预期，提升双方的信任。此外，企业问沟通的频次、工具和便利性也是交易与合作中积累关系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影响因素。
（3）宏观环境特征。企业所面临的制度、市场环境以及文化特征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市场环境与文化特征影响企业对于建立企业间关系网络的决策以及企业塑造和管理自身关系网络的策略，限制了企业网络扩张行为所能动用的资源，同时，制度的存在通过法律条款、资格认证以及社区行为规范等形式影响企业对于交易与合作关系的预期，从而影响与其他企业建立关系的动机。
2.社会化网络因素对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影响
在现实环境中，企业社会资本的构建受到地理接近性与私人社交的约束，伴随着真实互动过程的逐渐发展演化。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企业社会资本的建立已不仅仅依赖于现实社会网络嵌入中的强连带，同样可能建立在虚拟嵌入中的弱连带的基础之上。上述变化引起了企业自身、企业间以及宏观环境特征的改变，为企业社会资本形成提供了新的途径与方式。
首先，社会化网络的出现强化了企业行动在社会资本的获取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社会资本形成的过程中，企业自身特征，例如企业原有社会连带数量和网络中的位置决定了企业获得信息的机会，从而限制了企业构建社会连带和拓展社会网络的行动。而在在线社会网络的背景下，企业能够脱离现实网络的限制，更加主动地获得其他企业的信息，从而在企业间连带关联对象的选择方面有了更大的自。通过选择合作伙伴并借助在线社交工具维护与伙伴的关系，企业得以建立企业间虚拟连带与社交网络，占据较为有利的网络位置，从而获取和积累结构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不再被动受限于既有社会网络的特征，而是更为主动地构建网络和塑造网络特征。在虚拟社会网络中，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同样呈现出网络化和虚拟化的趋势，例如借助蕴含在社会媒体和网民中的知识，企业能够为其研发设计提供支持。
其次，在线社交网络背景下企业间关系特征与交互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网络中维系连带的成本相对较高，企业更倾向于与同一个伙伴建构多重连带或重复连带，而在虚拟社会网络中，虚拟连带的维持成本较低，故企业基于不同目的构建较多数量的连带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相对于传统社会网络，虚拟社会网络中个体之间的沟通手段大大丰富，并且基于互联网的频繁互动业已成为新一代电子商务的最重要特征。博客、微博等社会化媒体以及用户创造内容的广泛出现，使得企业在沟通的时机、内容以及沟通互动的模式等方面具有更大的自由和主动性。企业间关系特征和沟通方式的改变会如何影响企业间连带、信任以及社会资本的形成，上述问题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最后，在线社会化网络丰富了企业面临的宏观环境。在传统社会环境下，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因素更多地来自于行业规范和法律制度，而对于虚拟社会网络而言，媒介和网民正在成为企业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推动了系统内规范与文化的构建和形成。在传统社会环境下，规范和制度有助于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那么，在虚拟社会网络中，媒体、网民以及企业间的协同演化如何塑造网络生态系统的规范和文化，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上述问题仍需要深入探索。
五、结论
社会制度的特征篇8
一、从横向角度论述
（一）人民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显著的人民性特征，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发展阶段及其主要内容两个方面：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阶段上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掀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章；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人民群众参加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事业。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这个目标指引下，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上看，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正如胡锦涛所说“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和最终目标。
（二）实践性
实践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体现着实践性的本质特征。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于科学社会主义，但其主要是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中孕育产生的，是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不断发展的。
实践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区别于其他理论的一个鲜明特征，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实践就不可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不可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质和价值所在。因此，实践性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把握好实践性特征，是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渠道。
二、从纵向的角度论述
（一）全面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面性主要是与斯大林模式的比较中总结的。二者特点有很大不同。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经济上，公有制为主体的单一所有制体制，政府集中管理经济和配置资源的行政命令体制。政治上，以党代政，党政合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文化上，表现为对文化领域的集中控制，人民文化需求和文化权益具有单一，封闭的特点。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体制。经济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行包括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包括通过健全民主制度，建立科学化、民主化决策体制。文化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前提下保证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体制。因此，从比较中可以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全面性的特征。
（二）阶段性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但是在历史事业和理论内容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从中国历史视野看，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处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因此，从中国的历史视野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较强的阶段性特征。
社会制度的特征篇9
关键词：主体责任，政府失灵，养老保险基金，征收
随着人口老龄化“银色浪潮”的到来，中国的养老问题日益重要和迫切。但由于各种原因，养老保险基金的征收仍然困难重重。对这些原因，学界各持己见。世界银行中国养老保险问题的专家们认为，中国现行的养老金制度“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养老金问题，因为统筹范围有限，拒缴和豁免率高，有活力的非国有企业部门没有被包括进来。”因而“特别要注意降低拒缴率。加强税收管理可以减少逃缴行为，但非正式行业拒缴率增加将在整体上提高拒缴率。提高遵缴率的一个有效办法是在体制制定阶段建立适当的激励措施和加强税收机制。”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现行缴费方式所存在的诸多缺陷和社会保障税至今仍未开课是养老保险基金征收难的主要原因。“在现行社会保险筹资方式下，税务部门方式名不正，言不顾，而且只有代行权，没有执法权，致使许多地方社会保障缴费率较低”。还有学者认为，当前养老基金征收难主要是因为：“保险费供款率过高，企业负担过重”，“社会保险体系的覆盖面狭窄，扩面难度日益加大”，“制度运行在财务上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前景”。与以上学者的认识不尽相同，本文认为，政府是养老保险基金征收的当然责任主体，而目前存在的一定程度的政府失灵是养老保险基金征收难的重要原因。
一、政府——养老保险基金征收的当然责任主体
首先，政府作为养老保险基金征收的当然责任主体是由养老保险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养老保险是国家和社会为解决劳动者年老退休后的社会保障问题而依法强制建立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因此，承担具体责任的政府作为养老保险的当然责任主体是与生俱来的。当今，养老保险的责任主体虽有多元化的趋势，但政府依然是最主要的责任主体，因为养老保险的实施要么依赖于行政机构的直接组织，要么通过政府制定的法规政策，引导私人部门组织实施，这两种方式都离不开政府的责任主体作用。政府的责任主体作用在养老保险法律不健全的国家更为突出，这里，政府的行政法规在规范养老保险行为准则、维护公民权益和社会稳定、保证养老保险基金按时足额征收等方面凸显着作用。由此可知，在社会保障税至今仍未开课、养老保险法律依然极不健全的中国，政府理所当然是养老保险基金征收的责任主体。
其次，政府的养老保险基金征收责任主体地位是由宪法所赋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这一规定表明，政府作为国家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在社会保险等方面的主体责任是不可推卸的。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特别是作为社会保险基金核心部分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稳定的经济来源，从而实现国家的社会与政策目标，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制征收手段，这也就决定着养老保险基金的征收主要地应由政府来承担。
最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要求政府主动承担起养老保险基金征收的主体责任。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效率优先是其铁定信条，它总是在社会许可的范围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而，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产生社会福利，且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及优胜劣汰还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并加剧两极分化，从而激化社会矛盾。为解决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政府必须主动承担起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责任。中国的市场经济虽还不发达，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却已非常明显。“1998年，在大量体制外收入无法在基尼系数中得到反映的情况下，中国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6，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分配不公的现象相当明显。”之后，基尼系数进一步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2004年的基尼系数为0.459，2005年逼近0.47。这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更需要政府的介入，并在市场经济所不能及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方面，特别是养老金的征收方面主动承担起主体责任。
二、政府失灵——养老保险基金征收难的重要原因
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所不能及的领域，人们总期望政府能够办好市场办不好的事情，但结果却发现，政府有时不仅不能补救市场的失灵，反而降低了社会效益，这就是经济学界常常提到的“政府失灵”。
关于政府失灵，西方学界不同学派的学者从不同维度对之进行阐释，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保罗.a.萨缪尔森和J.m.布坎南。新古典综合派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保罗.a.萨缪尔森指出：“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他认为最重要的政府失灵是：没有代表的政府，即“一个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政府”；官员的必然性，即政府官员很少能够“抵御增加他们自己的影响或权力的诱惑”；眼光短浅，即政治领袖们必须经常面临的压力“会导致政治决策上的近视眼或眼光短浅。”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J.m.布坎南是最早系统研究政府失灵的学者，他指出，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自利的人，其行为可以通过分析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因此，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
当然两派对政府作用的认识截然不同。新古典综合派赞同政府调节，“萨缪尔森和其他经济学家把政府在试图弥补私营经济的缺陷时使情况恶化的可能性压至最低限度”。而公共选择学派反对政府调节，他们争辩说：“在民主社会中政府的许多决定并不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而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不管两派争论的前提到底有何不同之处，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他们对政府失灵的分析有利于我们对现实问题的解构。具体到养老保险基金征收问题，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政府的养老保险基金征收政策存在偏差。现行的养老保险基金征收政策的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很少纳入征收范围，征收面狭窄，从而导致养老保险基金来源匮乏。2004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口共75200万人，……，其中，第二产业16920万人，占22.5%；第三产业23011万人，占30.6%。”而“参保职工”却只有“12250万人”。
政府的征收政策之所以发生偏差，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现行养老保险基金征收政策的改变或征收手段的强化所带来的长期效果虽比较好，但政府因其短期效果不大且代价很高而不欲改变或强化。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和绝大多数政府官员都深知：以养老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具有稳定社会作用的“安全阀”、“稳定器”，是调节经济运行的“蓄水池”，“没有社会的安定，就没有社会的发展；没有社会保障，就没有社会的安定。”也就是说，他们对改变或强化现行养老基金征收政策的良好长期效果清楚无误，但另一方面，良好长期效果的取得却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而且较大的代价付出还不能产生显著的短期效果。原因显而易见：加强或者改变现行的养老基金征收政策，意味着企业，特别是无养老负担的企业，要向社会让渡一部分利润，这势必会加重企业的负担，阻碍地方经济的发展；而地方政府目前格外关注的是：对一些企业实行优惠政策，减轻企业负担，改善各类企业的投资环境，以发展地方经济，因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征收漠然视之，甚至多有阻碍。这就导致养老保险基金征收机构难以按规定执行基金的征收任务。二是目前政策的偏差有利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或特殊个人。政府部门中存在着一些与企业有特殊关系的特殊利益集团和特殊个人，他们往往与某一个和某几个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之间除隐易外，企业利润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张往往还是特殊利益集团或特殊个人捞取政治升迁的资本，因而，他们作为有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自然反对或抑制对企业发展有短期阻碍作用的养老保险基金的征收。
其次，某些政府部门的“哥租”、“腐败”行为抑制了民众缴纳养老保险基金的主动性。既然政府官员是有理性的、自私的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那么，作为经济人集合体的政府部门也极有可能追求本集团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导致了政府对公共利益的偏离，“设租”、“收租”、“寻租”、“分租”和“腐败”行为盛行。具体到社会保障基金上，便是资金的被挤占和挪用，甚至是被贪污。结果，空帐日趋严重。“据相关统计，2000年我国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空帐已达1990亿元。而到2002年底，该数字超过了4000亿。”2004年时，“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空帐近7200亿元。”严重的空帐问题势必影响到民众缴纳养老保险基金的主动性，从而加剧了基金的征收困难。
最后，政府各部门权力分配的不尽合理导致了养老保险基金征收的低效率。中国的政府部门可以笼统地划分为两大类：核心权力部门和非核心权力部门。前者如工商、税务、公安部门，后者如养老保险基金的征收管理机构。之所以把养老保险基金征收机构归为非核心权力部门，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独立处罚权非常有限，且没有自己的处罚执行部门。1999年的国务院第259号令虽然规定：社会保险费“延迟缴纳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依照第十三条的规定决定加收滞纳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但对于拒不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征收机构因为没有独立的处罚执行部门，只有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此，征收效率必然降低。同时，格外值得注意的是，征收的低效率有时还主要由于于核心权力部门对基金征收的冷淡态度。通常情况下，因为养老保险政策没有经过立法，征收执行机构实施政策缺少法律的合法性强制力作支持，所以，征收机构常常向核心权力部门寻找支持。后者的支持主要表现为：以核心权力部门的名义下发的各类政策规定；核心权力部门主要领导人召开宣传动员工作会议，或通过各类媒体表态，形成一种支持氛围。当权力核心部门对养老保险基金征收有强力的支持行为时，征收效率可能会得以提高，但问题是，这些核心权力部门常常对基金征收采取一般性态度，支持力度不大，这自然会削弱基金征收执行机构对缴费单位的控制强度，拒缴率增高，缴费基数不断下降。据估计，当前企业的缴费工资大约只有实际工资的67%。养老保险基金征收的低效率由此可见一斑。
三、引进法律机制，改进政府职能——养老保险基金征收难的解决之策
政府失灵之所以会成为养老保险基金征收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最为关键的是政府行为缺乏法律约束，基金征收机构的征收和处罚举措无法可依。因此，目前最为迫切的是在养老保险基金征收领域引进法律机制，以改进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的主体责任，最终提高基金的征收率。
社会制度的特征篇10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税；社保基金账户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事关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大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喻为市场竞争中弱者的“第一道社会安全网”及社会稳定的“减震器”。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目前社会保障基金以费的形式征收、软收硬支导致社会保障基金缺乏稳定性，不能适应改革时期隐性失业显形化趋势和我国进入老龄化时期剧增的庞大社会保障费用开支的需要，更难以为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社会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为此，我们以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费改税”为研究重点和突破口，对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以此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一、社会保障税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必然选择
社会保障税又称为社会保险税和社会保障缴款，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征收的用于社会保障体系所需资金的一种税或税收形式的缴款，它主要对薪金和工资所得（即劳动所得）课征，除了具有税收的一般特点以外，还具有强烈的累退性、有偿性、再分配性和总偿还量不断扩大的特性，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得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目前世界各国的情况看，社会保障筹资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征收社会保障税；二是缴纳社会保险费；三是强制储蓄形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改社保费为社保税，对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筹资机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重大意义。
1.有利于增强社会筹资的强制性，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力度
社保税的征收、管理和支付都有严密的法律规定，税比费更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法律规范性，促使社会保障基金有稳定、及时、足额的收入保证，有利于增强社会筹资的强制性，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力度[1].
2.有利于减轻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
国家后给企业和国家财政带来的巨大的养老金负担至2010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将达到12%，超过国际老龄化社会10%的临界点，只有开征社会保障税才能够逐步缩小社保资金缺口，才能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行和可持续发展，走出社保支付的困境[2].
3.有利于实行全国统筹制度
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基金才便于政府在更大的空间内调剂余缺，平衡地区差距。目前的省级统筹只能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过渡形式，全国统筹才是终极目标，毫无疑问，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将为全国统筹创造有利条件。
4.对社会保障税实行收支分离原则，进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
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有利于社会保障税的健康运行和廉政建设，有利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监督机制，增强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形成社会保障的收入、支出、管理分别独立的科学管理系统。
5.有利于与国际的税制惯例接轨，促进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程的发展
目前，社会保障税在国际税制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经济杠杆作用，成为了各国除所得税外的第二大税种，我国依国际惯例开征社会保障税，在国际税收协议中可以相互抵免，有利于协调国家之间社会保障支出的负担，有利于维护国家及本国居民的权益，促进国际间的开发与交流。
二、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可行条件分析
经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逐步建立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和能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前，我国实施社会保障税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1.社会保障税实施有立法依据和制度基础
费税改革已成为我国当前财税乃至整个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各方面都非常关注。我国政府决策机构和理论界对开征社会保障税已做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呼声很高，形成了广泛共识。1999年国务院公布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其目的、内容、方法、措施、征收对象、征收环节、征纳双方的规定都具有税收法规的特点，这为社会保障税法律条文的制定提供了立法依据。
“九五”期间，社会保障各项改革措施稳步推进，保障体系建设步伐加快。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方面的条例和决定，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保险覆盖面，规范了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加强了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征缴力度，基本上实现了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社会保障制度的这些改革和实践，为社会保障税的实施提供了制度基础。
2.社会保障税实施有国际经验借鉴
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目前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来筹集社会保障基金，世界范围内70%的国家都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其中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荷兰等社会保障税还是头号税种。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发展，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税税法，各国的社会保障税制呈现出以下共同的几个特点：社会保障的法制健全，立法规范，实施规范化、制度化，依法筹资，依法保障；社会保障税的课征范围比较广，纳税人包括本国有工薪收入的人，也包括不存在雇佣关系的自营人员和农民；社会保障的项目由少到多，逐步增加；税率是从低到高，其税负随生产发展而调整，并与政府、雇主、职工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与管理分开，税务机关征收，纳入财政部门预算范畴，集中到社会保障机构统一管理使用，保障资金收、管、用相分离，形成相应的制约机制。目前凡是实施了社会保障税的国家，政府基本解决了无法支付国民安全、保险资金的困扰，人民对缴纳税收也有了更高的透明度和防病养老等方面的更大的安全感，如今社会保障税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已逐步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由于国情的差异和所实施的社会保障模式、保障范围的不同，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深入地总结西方国家征收社会保障税的理论和实践，汲取成功的经验和有益的做法，设计出优良的税制，使我们在费改税过程中少走弯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税收体制[3].
3.社会保障税实施有社会基础保证
一方面，社会保障税具有很强的有偿性，能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而能被纳税人普遍接受，而且，城乡居民市场意识和法制观念已经基本形成，收入普遍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社会成员的抗风险能力和自我保障意识逐步增强，因此开征社会保障税具备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立独立于用人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筹资渠道进一步明确，同时国家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也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财力基础。当前是我国人口负担系数较低的时期，尤其在“十五”这一关键时期，为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做好物质和制度准备提供了机遇。此外，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社会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进一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保证[4].
4.社会保障税实施有充裕的税源支撑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分配杠杆逐渐向企业和个人倾斜，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私人收入积累也有了一定规模，物价相对稳定，，工薪收入规模不断扩大，工薪阶层已具备了一定的纳税能力。另外，国有企业通过改制、改组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已完成了三年脱困目标，基本上具备了纳税能力。而且开征社会保障税，“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都成为纳税人，使得国有企业的税费负担相对以前有所减轻，有利于改善其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竞争地位，再者，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全体公民都希望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排除将来的养老、医疗、失业等后顾之忧。因为只有现在缴纳了社会保障税，将来才能享受到社会保障福利，所以在目前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前景广阔的情况下，他们也有能力负担社会保障税[4].5.社会保障税实施有较成熟的征管条件
（1）征收机构和人员已经到位。国务院1999年颁发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社会保障基金可以由地税机关征收。这就为开征社保税，移交税务部门征收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直至今天，地方税务局有着几年的征收社会保障费的经验积累，拥有遍及全国、组织严密的征收机构和一支专业较强、素质较高、善打硬仗的征收队伍，保证了社会保障税开征的运作筹备工作顺利进行。
（2）税收征管水平有保障。税务系统通过长期的实践，初步构筑起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税收监管网络，加强了对参保单位缴纳社会保障税的征收管理和纳税检查，有效防止申报不实和逃、避税现象。
（3）成功的实践经验可借鉴。自2000年采取税务机关征社保费以来，全国已有19个省市的社保费由地税部门征收。地税部门通过长期基础性管理工作，探索出一套“征、管、查”一体化、运作有序的社保费征管模式，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并积累了征收经验。
6.社会保障税实施有配套的工作准备
（1）新的企业财务制度规定，管理费用包括为劳动者缴纳的各项劳保费用和税金等，已实行从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企业所得税规定，基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允许税前扣除。上述规定为社会保障税税金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作税前扣除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保障税的开征。
（2）我国从2002年开始，实行社会保障号码制度，即每个公民以其身份证号码作为社保号码，以新发的iC卡身份证作为社保号码的载体来记载公民的社保信息，并在条件成熟时采用社保号码作为公民银行个人账户的账号，使个人收入真实化和显性化，这一措施将有效地从源泉上控制和减少社会保障税的流失，并且使人们无论流动到何处都可以凭卡受到社会保障，建立全国统一的、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可能。
三、开征社会保障税亟待完善的问题
1.加快法律制度的改革
尽快制定《社会保障税法》、《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法》等法律法规，通过全国人大进行立法，这是费改税的前提。立法后，全国企业、事业单位依法缴纳社保税，税务机关依法征收社保税，改变目前依据行政“决定”“条例”征收社会保障的状况，彻底取缔各种乱收费现象。
2.加快财务制度和审计制度的改革
对企业财务制度进行必要修订，建立养老金会计准则，明确社会保障税作为费用成本，并对有关会计信息的披露进行规范；建立健全审计、统计等各项财经制度，将社保基金的管理和营运纳入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同时，政府和企业的审计范围和内容应及时做出调整。
3.健全个人社保基金账户管理制度
必须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发放个人缴费记录信用卡，使职工个人可以了解自己账户的情况；二是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个人账户转移，避免职工缴税记录因就业地的变动而中断；三是必须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及时足额发放，提高企业和职工对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和信任度。
4.大力推进信息网络化建设
健全的社会保障税征收管理体制必须要以一个覆盖面广、功能齐全、规范透明的社会保障税信息网络作为载体。社保税的征收管理需要接受和处理大量的信息资料，在征缴过程中，地税、财政、社保各个部门还要共同使用有关资料。改革必须加强统筹规划，按照软件开发统一、硬件配套统一、网络信息统一、数据传递统一的要求，加快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建设，把社保税登记、缴纳、申报、核算、支付及查询服务等都纳入计算机管理，并逐步实现全省联网、全国联网，大力提高社会保障税的科学管理水平。
5.多渠道开辟社会保障资金来源
在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渠道上，可以不局限于利用社会保障税筹集资金，利用一般税收形式在一定情况下也是可以的，例如可以将对存款利息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用于补贴社会保险计划，扩宽社会保障资金的财源；我们也可以利用除税收以外的途径为社保筹资，如减持国有资本，政府通过减持、转让、变现等方式补偿社保资金缺口，还可以发行社会保障债券，通过发新债偿旧债，国家可以掌握一笔资金应对支付高峰期。
在基金的管理上，要逐步市场化，满足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我们可以借鉴国际经验，组建一些专业化的社会基金管理公司，由法律规定基金管理公司的行业准入及其目标责任，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政府不用直接经营社保基金，只需在资金的安全性方面通过法律进行干预。同时强化会计、审计等部门及社会舆论的监督，完善有关基金营运、监管管理，规范基金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提高基金营运的透明度。
总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深入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们都应该认识到加快社会保障“费改税”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持社会的稳定，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保证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参考文献]
[1]刘颖。关于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研究[J].湖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3-5.
[2]焦东瑞。我国社会保障费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经济师，2005，（4）：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