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的基本要素篇1
关键词:城市农民工;社会地位;素质技能
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识码:a
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必要环节,但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的并不全面,从社保基金的供给看,严重向城市倾斜,占35%的城市人口得到将近80%的社会保障基金。在农村,集体制解体后则基本只有农民的“家庭保障”,以农民身份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则无法同城市人口一样享受到同等的社会保障。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的地位也不是并列的,而是有层次和其内在逻辑的。本文将从主要原因、根本原因、直接原因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
一、城市农民工的身份仍是农民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施行后,农民从集体制下解放出来,获得相对较为充分的劳动力所有权,但他们的农民身份和地位没有根本的改观,相反由于经济趋利机制的影响使得等级更被强化,农民的社会地位更为低下。在农村劳动力严重剩余,很多农民进城打工,但农民的身份和地位仍然限制他们获得与市民等同的公民权,而行政集权政治体制下的户籍制度则限制着城市农民工农民身份的转变。
户籍制度是“身份社会”的一个标志,是中国历史等级制度的产物。建国后所实行的户籍制度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行政集权政治体制下“身份社会”的一种延续。在中国社会尚未进入“公民社会”阶段时,户籍制度规定了中国社会成员的身份,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说是规定了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范围。
我国社会保障立足于保障城市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基本只面对城市居民,尽管城市农民工在城市里谋生,但户籍制度限制他们的农民身份,无法得到与市民平等的相对充分的公民权,从而也无法获得公民权利中的完善的社会保障权利。没有充分的公民权,这是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主要原因。
二、素质技能对城市农民工的限制
刘永佶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人生及其社会关系的矛盾,从劳动者角度看,就是劳动者素质技能与社会地位的矛盾”。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是指身体素质、技能素质和文化精神素质三个方面。其中,身体素质是基础;技能素质是主体,包括人的受教育程度、知识、各方面的技能;文化精神素质是主导,包括价值观、思想、道德、意志、精神状态等。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使得他们以此为根据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提高的社会地位又会促使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这是二者的辩证关系和辩证运动过程。
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水平,是决定他们社会地位及权利的根本因素,而城市农民工素质技能低下,是他们社会保障严重缺失的根本原因。他们素质技能的限制,主要体现在技能素质和文化精神素质上。
1、技能素质的限制。劳动者的技能素质是素质技能的主体,受教育的程度、知识、各方面技能是其表现。由于农民身份导致的不充分的公民权和农村教育中的一些实际困难,使农村的教育无论从覆盖面还是质量都是无法和城市中、小学教育相比的。尽管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多是农村中素质技能较高的一些人,但他们的技能素质普遍低下则是事实,曾有课题组对城市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进行过调查。(表1)这一调查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农民工普遍低下的技能素质。
农民工到城市打工,其本质是将劳动力使用权出卖给雇主,而其技能素质是劳动力使用权质量如何的标志,这决定了在劳动力市场农民工的地位。但无论在哪个行业,技能素质相对低下的他们所承担的都是低技术含量、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劳动,而且劳动时间长、强度高。如此的不利地位使得农民工能维持自己的工作已属不易,更不能奢谈向雇主争取社会保障的权利了。
2、文化精神素质的限制。中国农民在集权官僚制下形成了农民的个体意识――小农意识,是农民个体利益的表现,因此不可能导引农民联合形成劳动者势力。尽管建国后社会主义对小农意识进行了批判,但两千多年集权官僚制的统治使得小农意识延续至今。
城市农民工来自于农村,没有被克服而延续至今的小农意识作为文化精神素质中的重要内容在他们身上仍有很大的影响。在当前社会中,单个的个体农民工并未联合起来,因而尽管这个群体数量庞大,但这个体农民工的松散群体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弱势地位使得他们的社会保障缺失并体现为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三、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立法不完善,尤其缺乏对农民工的法律、法规保护,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尚无一部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全国性专门法律、法规,虽然1991年国务院《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对农民工社会保险有所涉及,但局限于全民所有制企业,适用范围很窄,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险的专门规则也仅停留在地方性和政策性规定上,如2003年北京市政府出台的《北京市农民工养老、失业保险暂行办法》。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法规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迄今为止我国仍然缺乏全国性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只有一些零散的地方性法规及一些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第二,因为各地法规不统一,做法也各不一样,从而使社会保障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第三,由于缺乏全国性的法律规定,使企事业单位在交纳农民工保险金义务的履行方面很难获得法律的强制力;第四,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的原因还在于我国现行各部门立法中缺少相应的制度加以配合。
尽管1998年以来我国就建立了城镇职工养老、医疗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但关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却没有相应的立法。法律制度的欠缺给农民工社会保障带来一系列问题,这是目前侵害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现象存在的直接原因。
四、政策建议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严重,原因是系统的,只有系统地制定政策并实施,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充分发挥社会的功效,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体现出社会的前进步伐。
1、确保农民工的公民权。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应当也必须明确城市农民工的公民权,这既是社会主义当然要求,也是建国后作为素质技能提高了的劳动者的农民和农民工争取社会主体地位和自由发展的内在要求。城市农民工和城市职工一样,在城市中工作谋生,是城市的建设者,应当和城市职工成为城市共同的主人,获得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公民权。
户籍制度是“身份社会”的产物,对户籍制度的改革,并非取消其作为公共权利机构管理手段的作用,而是针对其对公民身份的规定和限制进行改革。改革户籍制度,首要的是取消规定公民身份、限制公民迁徙的相关条款,以实现公民权中的迁徙权,即取消限制身份的户籍制度。
2、提高城市农民工素质技能。素质技能的提高,要通过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的学习来实现。城市农民工的工作为他们提供了生产实践的学习条件,在此之外,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来实现这两个方面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技能素质和文化精神素质。第一,改善农村的基础教育。一方面保证九年义务教育的实行,为农民将来素质技能的进一步提高打下基础;另一方面,明确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并在农村基础教育中落实。第二,成立城市农民工工会组织。要实现城市农民工文化精神素质的提高,一方面要通过宣传、教育和他们自身的理论学习;另一方面则是在以社会主义为导引的实践中学习,目前可行的办法就是在行政集权体制下利用其集权的特点,督导城市农民工工会组织的成立。第三,注重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以城市农民工为主体,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他们的技能素质和文化精神素质,必将促进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从而推进完善的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3、健全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普遍性原则指导,建立城市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在这一保险项目上应按照普遍性的原则为农民工建立工伤保险制度。城市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可以参照《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实行社会统筹,建立工伤保险基金,企业或雇主必须履行义务,按国家相关规定按时缴纳工伤保险金(一般不超过工资总额的1%)。第二,建立分类医疗保险。对于城市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应根据农民工的不同类别区别对待。城市农民工群体本身构成相对比较复杂,这个群体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根据其职业特点、市民化程度及流动程度不同,可分成三大类型:一是市民化的农民工,有稳定的职业和固定的住所,除没有城镇户籍外,与城镇职工没有太多的不同;二是流动性的农民工,他们的职业不稳定,没有相对稳定的住所;三是季节性的农民工,以务农为主,务工为辅,农闲时到城市打工,多数时间在农村家中从事农业生产。针对城市农民工的特点,应建立分类分层的社会保险制度。对于第一类农民工,可以实行与城镇职工相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对于第二类农民工,我们主张以“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为筹资原则,采取现收现付机制,即通过以支定收,使社会保险收入和支出在年度内大体平衡的筹资模式。对于第三类农民工,他们具有典型的兼业性质,他们出外打工只是为了增加收入,本质上还是农民,而且不具备连续缴费的能力,应把他们纳入农村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第三,建立城市农民工有区别的养老保险。对于第一类城市农民工,应当纳入当地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其养老保险费的缴纳办法可以参照城镇职工的标准执行。对于第二类城市农民工,应为其单独设计一种过渡性的方案。在缴费上可以实行低费率,低保障待遇。其次,可以个人身份为基础,为农民工建立个人账户,所有缴费都进入个人账户,此账户随参保人员工作变动、转移而接续。对于第三类季节性农民工,他们只是在农闲时出来务工,农忙时在家从事农业生产,本质上还是农民,其养老保险问题应通过健全农村养老保险来解决。第四,建立分类的失业保险制度。对于城市农民工的失业保险,也应分类对待。第一类农民工应参加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对于第二类就业不稳定、收入低的农民工,应由专门机构设立农民工失业保险基金,农民工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缴纳一定期限的失业保险费。对第三类农民工,由于他们进城务工时间较短,仍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没有必要为他们设立失业保险。
(作者单位:河北金融学院河北省科技金融重点实验室)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子操.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杨思远.中国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3]刘永佶.劳动社会主义.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社会制度的基本要素篇2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这是商品的二因素。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劳动的二重性是指生产商品的劳动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种属性，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由于劳动创造价值，所以商品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劳动量的多少，而劳动量只能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同时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的长短与当时的生产条件和劳动熟练程度密不可分，因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其中心思想是活劳动决定、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二、劳动价值论与我国现行分配制度中的按劳分配为主体
马克思正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来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得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科学结论的。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工人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因此工人应成为价值的享用者，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却无偿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制度，无产阶级应其统治。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最终结果应该是价值的创造者成为价值的享用者，剩余产品最终满足它的创造者的需要，真正实现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制度为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统一奠定了制度基础。生产决定分配，“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同样，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范围内，要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所谓按劳分配(亦称按劳取酬)是指按照每个劳动者向社会所提供的劳动量来分配劳动收入的收入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具有客观必然性。
首先，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前提。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劳动产品分配关系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井洞所有，劳动者不为那些生产资料的私有者据为己有，而是属于全体劳动者所有，并在劳动者内部按照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分配。因此，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范围内，消灭了小部分人凭借他们掌握的生产资料无偿占有广大劳动者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的制度，为实行按劳分配建立了前提，按劳分配是同公有制经济相适应的分配方式，它体现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特性和要求。
其次，旧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和劳动还是个人谋生的手段，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论在经济、道德还是精神方面，旧社会的痕迹都可能完全摆脱，旧的社会分工还没有消失，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还依然存在，因而劳动者相社会提供的劳动也有明显的差别。有些人能够向社会提供质量较高的复杂劳动。有些人只能从事比较简单劳动。同时，在现阶段，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还没有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便成为一种“天然特权”，如果在分配个人消费品的时候，不承认这种“天然特权”，不考虑劳动者劳动差别，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就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只有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孟，承认各个劳动者的劳动存在着差别，并把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同他可能获得的消费品的数量联系起来，实行按劳分配，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而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
最后，实行按劳分配的根本条件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一个社会可供分配的产品数量的多少，恩格斯在谈到未来社会中“是按照劳动者分配呢，还是按照其他方式分配”的问题时，指出:“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逐。恩格斯还在产品的“数量”二字下面特别加了着重号。这段话我们认识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分配方式有着重要的启发性。生产量发展水平决定社会产品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原始社会是平均分配，未来共产主义实行按需分配都是由生产量发展水平决定的，现阶段，在生产量没有达到高度发展以前，在旧的社会分工依然存在的条件下，不具有实行按需分配的物质条件，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综上可见，社会主义阶段在公有制范围内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必须遵循这个规律。
三、劳动价值论与我国现阶段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
社会制度的基本要素篇3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真正领会其中的深刻含义，对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把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自觉推动改革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原则的不断完善。人类社会的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用这些要素不是无偿的，对每一种要素都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所以，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多种所有制结构决定了生产要素的多种所有制，在分配上也必须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党的十四大提出收入分配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五大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六大强调，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把各类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由确立原则上升为健全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是经济领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各类生产要素逐步开始以不同形式参与了分配。这些都从分配制度、分配方式上为充分发挥各类生产要素持有者发展生产力和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作用提供了体制条件，客观上也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的部署中，提出了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要求。因此，大力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制度，使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成熟做法进一步规范化，增强稳定性，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就会推动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焕发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第三，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如何应对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战是我们必须应对的重大课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科技进步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体制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必须从体制上特别是分配体制上为创新活动提供有利激励机制，生产要素尤其是技术和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化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
第四，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逐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客观要求。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理顺分配关系、促进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关键是要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使劳动付出的多少、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技术的先进程度、管理的优劣，能够根据统一市场经济规则，按照对价值形成的贡献大小，获得相应的收益分配。这样，那些劳动付出更多特别是掌握复杂劳动能力的人，掌握一定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的人，就会逐步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壮大中等收入者队伍，他们创造的社会财富也会大量增加，社会的稳定性也会进一步增强。
社会制度的基本要素篇4
根据iSSa（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与美国社会保障局2011年8月公布的《全球社会保障报告》，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了四个方面，覆盖范围、资金来源、受益条件以及机构授权。
覆盖范围指针对执行统一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或区域，制度准予参与公共养老保险的处于劳动年龄的公民群体，通常与公民的从业情况相关，由公民所处的部门、所从事的行业、从业方式决定，有时还对公民的国籍、居住时间、收入水平其他作出限定。资金来源是实现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物质保障，由制度的两方责任主体构成，包括参保人和制度制定者，参保人包括了雇员和雇主，制度制定者是国家法律或法规制定主体即政府。
受益条件包括受益人的受益资格，在能够获得数据的140国家和地区中128个国家为参保人遗属提供保障，另外受益人的待遇水平需要达到规定年龄且保险税费缴纳也存在限定，有时还有附加条件，如形式上或实质上已经脱离了劳动市场。受益条件从支付方面影响公共养老保险基金运行，受益条件越是苛刻则基金支付总额就越小，如不为遗属提供保障，受益的最低年龄很高（已知的最高达到67岁），或不为有收入的老人提供养老金等等，反之则较高。
与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相关的机构设置有四个层面，一是政策制定机构，二是保险经办机构，三是基金管理机构，四是制度监督机构。以上四个层次的机构设置并不一定同时存在，大多数情况下各国政府会将上述机构功能互相融合形成2～3个机构。
二、公共养老保险基金制度风险因素
造成公共养老保险基金制度风险的影响因素包括三个，人口因素、经济环境因素和政策因素。在这三个因素的影响下，当基金运行依据制度安排将面临降低的资金筹集、更高的资金支付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时则产生制度风险。
人口因素是构成经济社会的人口特征的总和，包括数量、构成、分布以及迁移等等因素。公共养老保险制度安排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的人口因素，老龄化、地域人口分布不均以及突然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等等都会对公共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行产生影响。
经济环境因素涵盖的参数很多，对公共养老保险基金运行产生影响的主要有：收入、就业和市场环境。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通过经济周期作用于基金运行，当经济社会步入繁荣期时，收入提高，就业增加，市场环境宽松，这时基金筹集从绝对金额来说是提高的，在短期内基金支付不变的情况对基金运行是有利的，反之当经济社会进入衰退期时，经济环境因素对基金运行是不利的。
政策因素指与公共养老保险基金运行密切相关的社会福利政策，主要是关于基本保障的政策趋势。所谓“基本”在学界尚无统一的界定，一般来说有“基本”发展与“基本”生存两种思路。“基本”发展论认为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应该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目的。“基本”生存论认为公共服务应该只达到保障人的生存需求就可以了，过多的供给会导致“搭便车”的资源浪费现象。
三、两种制度变革以及对基金运行的影响
针对以上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关于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变革方向呈现了两种趋势，一种是已经建立了广泛和高福利保障制度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逐渐降低保障水平和严格化受益条件，另一种是逐渐扩大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变革对于公共养老保险基金运行风险的影响是相反的，前者对制度风险的缓释产生有利影响而后者则有可能加重制度风险。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思想出现很早，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以构建“理想国”为中心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萌芽就产生了。1883～1889年德国颁布了《疾病社会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和《老年和残障社会保险法》，西欧和北欧各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建立带有强制性的社会保险体系，之后，欧洲强国纷纷效仿。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为代表，以高福利、广覆盖、总体性和强制性为特征的社会保险制度不断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在为公民提供了必要的保障缓和了社会矛盾的同时也为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一方面保险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攀升，另一方面庞大的社会福利机构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相反，发展中国家公共养老保险制度起步晚覆盖面窄，为了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在老龄化程度逐步升级的同时他们则尝试着为老年公民提供更广泛、水平更高的保障制度。应该看到，在发展中国家中普遍进行的制度变革会加重基金运行制度风险，但从整体上社会风险是降低的，因此对制度风险政府应该积极面对，通过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将其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四、公共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决策机制
社会制度的基本要素篇5
关键词：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虽然是对立的，但也有统一的一面，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随着两种制度的发展和变革，这种统一关系则越来越明显。这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社会主义因素在增多
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能否产生社会主义因素，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理论或认识问题。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在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因素。因为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它不可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恰恰与这种结论相反。马克思说:“我把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成这样: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他还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恩格斯也说:资本主义“现在开始暴露出来的社会弊端是现行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端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列宁则进一步指出:垄断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开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准备。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肯定资本主义内部产生社会主义因素可能性的同时，还用他们经历的资本主义发展实践证明了这种可能性。例如，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国家股份制企业发展这一现象时指出:“股份公司这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意义时指出:“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马克思在分析工人的合作生产和合作社发展的意义时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他并且认为，股份公司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极地扬弃”，工人的合作工厂则是对它的“积极地扬弃”。列宁在谈到合作社发展的意义时指出:虽然“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理想中许多曾经是幻想，但合作制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仅从以上引述中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从理到实践充分肯定了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产生社会主义因素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可能性体现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事实上，资本主义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越多，离社会主义越近。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革，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比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生活的年代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这突出地表现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揭示的所有这些“新社会的因素”—股份经济、国有经济、合作经济、工人合作经济和职工人股等一一都有了更多更大的发展。总之，在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资本社会化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关系和资本组合方式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当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不能不受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恰恰是这种制约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腐朽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因此，决不能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与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而将其与“资本主义和平长人社会主义”的理论混为一谈。
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某些资本主义成分不可避免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都是继承与否定的关系，继承发展先进的成果，否定扬弃腐朽的东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也不会是例外。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先哲圣人主观臆造的，它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就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乃至社会主义革命。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从来没有否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进步性。而是把它视为人类向更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迈进的一个不可少的基石和阶梯，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均视为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统一过程的历史阶段。马克思指出，虽然并非所有国家向社会主义迈进都要经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却应该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优秀成果。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这一重要思想，在他的著述中反复强调了社会主义继承和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的必要性。他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他严词驳斥了那些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与资本主义一刀两断的论调。他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
社会制度的基本要素篇6
关键词：全质量观比较优势制度生态社会
引言
本文所认为的比较优势即在以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劳动、资本二要素的基础上纳入更多要素（如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等）参与的比较优势。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一个关键及经典的问题即“为什么会发生贸易”，但伴随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趋势，劳动、资本要素价格逐渐均等，这势必会影响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对该问题的解释力。说明在经典的“比较之比较”公理下，还存在着些许不足和需要修复的地方。另一方面，就质量而言，目前的国际经贸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关注商品质量本身，而是从质量中延伸出生态环保需求、社会性需求等相关概念。国际贸易质量标准应更好地与目前的需求相契合，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才能更好地为经贸发展服务。重新诠释质量，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
文献回顾
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质量标准）与贸易的关联，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种观点认为货物的质量标准对国际贸易产生了正向效用。代表性的学者有KnutBlind（2006），他认为商品的标准会引发规模效应（即网络外部性），这将为产业贸易的发展提供基础，并且会引致更多的产业内贸易。Dti（英国工业贸易部）（2005）在关于标准（制度）对英国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充分论证了标准（制度）对英国经济的正向推动作用。1948-2002年期间，英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13%是由标准（制度）贡献的。Din（德国标准化学会）（2001；2004）通过数据模型，验证了德国的经济发展与标准（制度）有较大的关系，在标准工作上投入7.7亿欧元，带来的直接贡献超过159亿欧元。上海标准化研究院（2007）也肯定了标准（制度）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认为经济全球化将促使国际标准进一步演化为国际贸易规则。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货物的质量标准在具有正向效用的同时，仍存在一定的负向效用。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施用海、沙玮、高耀松（2009），他们在肯定标准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认为标准的制定会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限制进口、形成技术垄断。徐洁香（2010）认为标准在短期内会对经济产生负效应，长期来看则具有一定的正效应。Farrell，Saloner（1995），Katz，Shapiro（1985）从标准（制度）的路径依赖角度分析，认为标准虽然对经济有贡献，但是过度的路径依赖会降低这种贡献度，出现标准次优甚至更次的选择，使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负效应。Shy（1991），Kende（1991）认为如果标准形成贸易壁垒，将使得国内厂商获利而国外厂商受损。关于标准产生的效用孰大孰小的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标准的经济效果很难定量衡量，需要综合考虑，Gandal，shy（2001）认为标准效应取决于标准的规模效应和转换成本的相对大小，但Boom（1995）认为规模效应和转换成本难以量化和比较。
综上所述，学者们一致认为这种质量形式的制度安排对贸易是有影响的，并且是正向影响。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资料还少有涉及。
通过上述现状及研究状况的述评，本文拟在勾画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的基础上，提出多要素参与的比较优势，并进一步提出包含技术、生态、社会制度安排的国际贸易全质量观，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钩沉、质量观及评论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钩沉
“发生贸易的原因”一直以来是国际贸易研究的主题及方向。最早贸易产生的雏形是以物易物、以互通有无为基础的原始贸易形式。随着剩余商品的增多，简单的以物易物形式难以承载丰富的商品交易活动，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资本要素），扩展了要素观的内涵。具有代表性的是15-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人们已开始认识到不仅仅只有劳动这一要素对经济起作用，要素的内容渐渐地丰富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时的英国作为资本积累的大国，急需一种理论来指导英国的发展，工业革命由此在英国开展，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的前身）。历史证明，亚当·斯密的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但随着德美等国家的工业化革命发展，英国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绝对优势理论地位不保。大卫·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关于贸易发生是由于两国要素相对价格的不同，但他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斯密的观点，即优势不是绝对化的，而是“比较之比较”的概念，这一提法一直延续至今。之后许多贸易理论，无一不包含“比较之比较”的思想。
总之，关于“为什么会发生贸易”，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各自的诠释。从而形成了古典、新古典、新贸易、新新贸易理论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而该体系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比较优势的比较利益原则，体现了比较优势理论经典及超长的生命力。“比较之比较”的思想广泛地在各种国际贸易研究中出现。
但同时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解释困境。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相对自由市场经济下，在“技术外溢（technologySpillovers）”，“干中学（learn-by-doing）”的影响下，要素的价格有均等化的趋势。要素的价格均等化，意味着产品价格相对地均等化，产品将失去比较优势，故学界也展开了呼唤新的比较优势要素、全要素论等，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竞争优势（林毅夫、李永军，2003），故比较之要素亟待进一步广义化。
（二）质量观
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广泛地运用于贸易领域。科学质量观的形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商品的质量，从而促进经贸的发展。iSo（世界标准化组织）对质量给出的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这一定义是从“特性”和“要求”两者之间关系的角度来描述质量的内容的，即某种事物的“特性”满足某个群体“要求”的程度，满足的程度越高，就可以说这种事物的品质越高或是越好，反之则认为该事物的品质低或差。
依据质量的定义，本文认为品质应包含供需两重含义。从供给面看，主要体现为商品品质标准；从需求面看，具体体现为品质要满足市场消费者对质量技术性、生态性、社会性的需求；通过供需双方共同决定商品的质量。
（三）比较优势质量观的评论
比较优势和质量观（一种制度安排）的交集在于相对价格，即“比较之比较”。比较优势的相对价格差异是导致国际贸易发生之原因，而质量观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演化过程中，其演进动力依然是相对价格的差异。简言之，即在传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质量观作一个制度要素上的拓展，通过相对价格的差异，从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诺斯与托马斯（1973）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论证了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并认为这种制度激励是完全有效的。但之后诺斯（1981）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否定了这种绝对的完全有效的说法，并认为相对价格仅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影响因素。再后来诺斯（1991）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对于相对价格赋予了更多的含义。我国学者黄少安（2004）认为只有当演进主体预先预测出这种相对价格变化的趋势，并进行制度创新使其最终结果获得经济效益时，变迁才有可能发生。这与国际贸易之动因不谋而合。
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孙杰（1997）详细说明了不仅只有传统的比较优势，才能促进经贸发展，并认同诺斯的制度促进论。比较优势质量观正是一种既基于比较优势又基于制度的新型比较优势形式。
比较优势质量观之所以目前提出，还在于在传统观念当中，对于质量的理解即技术相关性指标，认为质量即技术标准，而忽视了质量使用价值中，满足人的需要的社会属性，一味的追求商品的自然属性。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目前才被提出，还在于“制度”并不是传统经济理论当中的重要要素，并且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而进行的研究。在以牺牲生态、社会效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当中，质量的内涵需要得到全新的诠释，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质量观带有明显的工科色彩，这为比较优势质量观的研究带来一定的阻力，并且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难以进行量化研究。但是一个观念、一个概念、一种方法的提出，初始阶段不可能是完美的，需要提出后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应该认识到全质量观的提出的理论价值及较高的实际应用性。
形成比较优势之要素
（一）基本假设
制度经济学的一大贡献是把制度作为要素纳入经济学的研究。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中，结合目前社会的需求和人性的假设，将原有的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修改为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追求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社会人”。并且对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的经济学假设修改为规模报酬递增，这符合制度要素在经济中的实际效果。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之一：技术制度
技术制度，即质量技术制度，具体为商品的技术指标。通过技术制度的提高，能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形成比较成本优势。历史上英国正是依靠技术革新获得比较优势，从而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
地理大发现时期，贸易体现为西方列强的殖民贸易，期间英国等国家掠夺了大量的资本，并诞生了重商主义思想。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业技术发生了质的变化。英国学者大卫·李嘉图论证当产品的生产成本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时，应专一生产并出口具有优势的产品，即能获得额外的贸易收益。德美在英国崛起的影响下，发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提高科学技术，促使德美的崛起。技术要素在工业革命时期显的格外重要。
技术制度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通常为符合目标市场国的标准，符合标准进入，不符合则禁止。表1列出部分产品主要出口国的技术标准要求，即符合这些标准，并且超越这些标准，才能形成商品的比较成本优势。从表中可以看出欧、美、日、韩对我国玩具、纺织、食品、机电行业有着较高的技术要求。只有通过质量技术标准的提升，才能更好地符合主要目标市场国的技术标准要求，在品质技术标准形成中，各国相继开展技术竞赛，试图通过技术的革新，获得比较成本优势，占领世界市场。技术标准主要体现为技术不断更新，相对劳动成本下降，形成比较成本优势。
（三）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制度
产品具备比较成本优势，给出口国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增加了贸易双方的摩擦，出现了以生态为由的贸易壁垒。绿色贸易源于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世界开始关注贸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生态环境在贸易中日益重视，生态要素作为一种内生化的要素纳入产品的生产过程，形成生态制度。生态制度与技术制度共同作用，形成包含生态制度的技术制度。目前生态制度主要局限于生态环境的认证、通报的形式，如欧盟目前已经在商品中开展生态设计认证，美国也开始了产品的能源节约计划，德国亦开始关注产品的生态环境问题，试图把生态标准纳入产品的生产标准当中，如G/tBt/n/DeU/9关于生质燃料及化石燃料法案，G/tBt/n/DeU/8关于促进生物燃料使用规定的法规草案，G/tBt/n/DeU/10关于生物燃料可持续生产要求的法令。
生态制度在这一阶段，体现为通过实施生态标准，使商品的附加使用价值提升，形成比较竞争优势。
（四）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三：社会制度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制度不仅体现技术、生态的诉求，对于商品的社会福利亦有要求，即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物的因素、环境的因素，还要考虑人的因素。社会制度综合体现为技术制度、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的三者动态耦合。社会制度在这一阶段，在上述制度的作用下，形成广义比较优势，既包括比较成本优势又包括比较竞争优势。
目前关于社会制度的实践，主要体现为认证的形式。目前国际标准认证有向生态化、人文化演进的趋势，如表2所示。
“全质量观”的提出
质量是商贸活动中永恒的话题，在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劳工权益亟需改善的背景之下，商品质量被赋予了更广的含义。如何使技术、生态、社会三大属性要素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全质量观”的提出，是一种基于制度研究之下的，利用比较优势来诠释的，一种全新质量制度安排。通过“比较之比较”的方法，发现制度优势（如规模化优势），寻找“全质量”的优势之所在。
所谓“全质量观”，即将生态、社会福利制度要求内部化，并与技术制度作为影响质量的核心要素。即在质量诉求当中，有技术制度、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的要求，三种制度有机耦合，从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全质量”概念。
全质量观实现的困境还在于，如何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生态环境日益破坏之间的矛盾。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发生冲突如何协调的矛盾。短期发展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全质量观强调将空间负外部性内部化，将生态、社会制度纳入比较优势的形成中，使得环境成本内部化，社会治理成本内部化，从而起到调节上述矛盾的作用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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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ouglassC.north，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w.w.northon&Company，inc，newYork，1981
社会制度的基本要素篇7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规律；目的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是伟大战略的两个方面，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作为发展的最高理念，发展观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这样一些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目标、基本内涵、总体思路、模式选择和根本动力，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是我们党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经济社会发展是有内在规律的。一切社会活动的正确性,都取决于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变革的深化，使社会生产和生活在内容上日趋丰富生动、复杂多样，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处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深入探索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抑制和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从而卓有成效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突出强调了发展的为民性、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始终遵循的基本规律。
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遵循客观规律，运用多种手段，就能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上使全体社会成员的尊严都得到维护，权利都得到保障，价值都得到提升，从而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对于人的活动来说，目的是十分重要的，但目的作为一种观念性的东西，它的实现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即手段是实现目的的前提和基础。以实践为基本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目的的重要性，但并不因此而否定手段的重要作用，相反它必然尊重手段的价值。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认为手段的价值高于目的。重视目的而轻视手段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一种具体表现。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以赞同的态度转引了黑格尔的一句话：“手段是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事实证明，轻视手段不仅严重损害人们在实践中对手段的积极配置，而且直接损害目的本身，使某种合理的目的因手段的匮乏或不力而付诸东流，难以实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目的，发展生产力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首先，生产力的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纵观人类历史，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们为了能够生存，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生活资料，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这是第一位的历史活动。这一活动从根本上决定并制约着全部社会生活领域，决定并制约着人类总体历史的进程及其趋势。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社会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新的社会形态，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称”，都要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1]
其次，生产力的发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的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发展生产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看，发展生产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定条件。古往今来，贫困是社会不和谐最主要的根源，而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富裕不一定和谐，但贫困必然导致不和谐。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就只会有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然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物质财富才会增加，才能为消除两极分化，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物质条件；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保持国家的稳定，使人民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实现社会的和谐。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不足和缺陷，可以说都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有关。如果生产力老是上不去，连社会主义制度都保不住，还谈什么和谐社会呢？！
二、民主法制、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系统的目标。从价值目标讲，和谐社会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全面和谐的社会，它既要达到人与人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既要达到我国各社会阶层、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又要争取外部世界格局的和谐发展；既要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发展，又要促进各子系统内部的和谐发展。从现实而言，和谐社会是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文明、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公平正义的社会，分配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分配正义对和谐社会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的手段性——直接影响人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性，而且还在于它的目的性——分配正义是人类世代向往的理想目标，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基础，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公平和正义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核心价值取向。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就要在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这个关键环节上求得新突破。
公平正义是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实现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从制度的视角来解读，和谐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崇尚分配制度正义的法治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价值追求。正义是制度的首要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制度也是“一种配给制度”，是一种追求正义的分配制度。诚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在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中，秩序与正义这两个价值常常是紧密相联、融洽一致的。“一个法律制度若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就无力为政治实体提供秩序与和平。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个有序的司法执行制度来确保相同情况获得相同待遇，那么正义也不可能实现。因此，秩序的维续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存在着一个合理的健全的法律制度为条件的，而正义则需要秩序的帮助才能发挥它的一些基本作用。为人们所要求的这两个价值的综合体，可以用这句话加以概括，即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
法律有关权利、义务的分配，对社会财富及收入的分配有重要的影响。作为一种制度性和结构性的正义，分配正义所涉及的广度与深度远远超出收入的分配，它关系到各种社会基本资源在人与人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分配。这些重要资源的分配将决定此后的生活方式和收入分配，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或国家大法的主要内容。总之，分配正义是当代制度文明的重要价值，也是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性的文明特质。分配正义是和谐社会中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有序发展的制度保障。和谐社会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社会经济的运行只有在良好秩序的状态下，才能得到理想的效益，人与人之间只有信守诺言、不尔虞我诈，才能在经济活动中建立和巩固那种协调互助的合作关系，个人和社会才能共同发展。任何一种秩序都要有一定的环境，良好的秩序需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而良好的制度环境的生成与秩序的维系离不开人的努力，离不开正义的信念，也许这种信念是潜意识的，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分配正义就是要通过制度安排在社会成员或群体成员之间对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进行合理配置，从而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反，如果分配不公正，人们就会感到不公平，就会产生不满情绪，社会就不会安定。因而，分配正义是和谐社会有序发展、人们安居乐业的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分配制度总体上是趋向合理的，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改变单一的分配制度，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下，我国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上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日渐突出，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分享出现一些失衡现象。如果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调整和解决，就会在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造成对立，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党和政府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从坚持以人为本的高度，进一步调整并不断优化利益分配格局，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完整的社会公平体系。要使社会公正政策化。要依循公正原则制定和调整方针政策，努力使各项方针政策既能保证相关的社会公正要求落到实处，又对促进各个方面的社会公正发挥强有力的导向作用。要使社会公正制度化，切实把公正原则深入贯彻到制度建设中去，把体现和维护社会公正作为完善制度的根本取向，从而用具体制度来保障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公正。并采取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措施，让不同利益主体按照各得其所的原则分享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都能越来越多地获取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凝聚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上来。
三、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
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人的发展，是发展的实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重视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后来人们把这段话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人”、“人性”、“人道”、“人道主义”几乎成为禁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重新明确了人是最高价值目标。
******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要脚踏实地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现阶段就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把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到更重要的位置，这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表明，人的素质的高低、受教育程度，人的价值观念、思维能力、行为方式和创新意识等直接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作用，尤其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人的素质对发展先进生产力已经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全面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健康素质，才能积极推动社会发展。
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首要素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这就突出了道德建设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素质。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传播知识技能、培养思想品德、发展智力和体力的活动。教育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在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方面，在提高人的创新能力和提供知识、技术创新成果方面，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发展教育不仅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根本要求，也是发展先进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科学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知识系统。科学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力量源泉。它本身是彻底革命的，其认识功能在于促进人类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发展，使人类从旧思想旧传统中解放出来，促进思想的革命化与科学化。
提高人的身体健康素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保证，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素质。健康的体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本钱和载体，极为重要。身体素质包括体魄健康和心理健康。人的身体是人才素质的物质基础，良好的身体素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可以增强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能量，是其学好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保证。现代社会，无论是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是适应紧张的社会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强健的体魄。因此，要教育人民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掌握健身的基本知识、技能，养成经常锻炼和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促进身体健壮，全面发展体能，提高机体适应环境和抵抗疾病的能力，切实增强人民体质。
四、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
在唯物史观看来，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即它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性,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这两者是统一的。没有人的创造历史的活动,就没有历史,但人的活动又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每一代人所遇到的客观历史条件都是给定了的,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不是在人的活动之外,而是通过人们的活动体现出来的，这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在历史活动中追求的目的性是内在统一的。
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美的规律来建造。”在这里，“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包括了客体尺度和主体尺度。客体尺度指向对象、客体的本性、规定性和规律性，要求主体活动合规律性、合历史必然性。主体尺度指向人或主体的结构、本性、目的、利益、需要等内在规定性，要求人的活动应当是合目的性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就是在对象、客体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范围之内，不断实现主体自身目的、满足主体自身需要的过程。
合规律性就是说人类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否则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它考察的是工具、手段和方法是否合理的问题，属于理性认知方面的范围。合目的性则是指满足不同群体的人的需要，它主要关注的是动机和目的是否正当、是否合理的问题，是一个价值论的范围。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方面，二者内在地要求统一起来。在科学的视野里，世间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也不例外。社会是以人为主体，以自然界为环境，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有机体，这些要素之间按一定的规律相互作用。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必须正确处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客观规律的关系，尊重规律，按照规律办事，但不能创造规律、违背规律。
科学发展观正是我们党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新型发展观，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发展观。它既贯穿着唯物辩证法,要求人们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看待发展问题，又贯穿着唯物史观,立足人类历史活动的实践过程、特别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过程,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两大关系系统进行了科学归纳，深刻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系统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的独特运动规律和特点，进一步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同志指出：“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和运用规律，是坚持求真务实的要求。”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既要自觉地遵循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又要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以人为本”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最高宗旨；“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是合目的性的具体体现。在唯物史观中，“以人为本”与承认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是有机地、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人类社会发展包含有主体的价值取向、主体力求超越现存状况的目的性，这同作为实践主体的人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存在物直接相关，本质在于人的理想总是指向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所包含的“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思想，都体现了这个合目的性方面。
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及其现实的满足程度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因为人类追求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正是人类需要无限递增的丰富性和不断再生性，促成了人类社会的持续性发展。我们的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都是为了人，不是为了活动而活动，为了发展而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素质的提高、人际关系的升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因而是合目的性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树立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能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所以说，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理论典范，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37.
社会制度的基本要素篇8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自己通过认真学习认识到，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建立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则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自己按照上级的要求，带着“建立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这一命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和理性思考，并有所收获。下面，试从当前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社会矛盾的主要成因和建立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长效机制的基本途径几个方面阐述自己的见解:
一、当前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不均衡状况，各种不稳定因素错综复杂，矛盾加剧，特别是农村征地、农民工权益等方面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
1、农村土地所有权纠纷数量急剧增加，矛盾日益尖锐。随着国家农业政策的调整，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形成了大量纠纷，甚至引发上访、群访事件，一定程度上危及到农村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目前，农村土地纠纷尽管类别不同，但纠纷的成因和本质大同小异。一是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由于国家政策的重大调整，特别是农业税取消以后，种地效益明显增加，农民种地积极性提高，原来被弃耕的土地被争相耕种，原先自愿流转承包土地的农民现在反悔想自己耕种，因而产生的争执和矛盾演化为大量土地承包纠纷。二是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随着城镇建设速度加快，征用农村集体土地量大、面广，但因征地制度和实际补偿工作存在缺陷而引发大量纠纷。诸如村民资格如何认定、出嫁女、外来婿、在校大学生、入伍村民是否属于发放范围，是全部发放给村民还是允许村民委员会作为集体留存，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加之各村街的做法各不相同，从而引发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三是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矛盾益发明显。立法机关对土地补偿费的发放规定不明确，引发的增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后，确立了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性质，村委会对集体经济收入及财产的再分配以及新一轮的土地承包，触动了农村部分群众的经济利益。加上城乡建设的快速发展，区域内铁路、高速公路占地引发的征地补偿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出现矛盾往往引发，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对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生活秩序造成了影响。我区黄庄街东洲村的部分土地被征用后，村中的大部分村民轮流到城际铁路施工现场阻拦施工，在法院先予执行中，几百名村民暴力抗法。在涉及杨村街楼前、东蒲洼街大顿邱村拆迁工作中，几十户居民有的以暴力相威胁，或把家中的老人安放在被拆迁房内，采取软对抗的方式拒绝拆迁，思想工作的难度非常之大。
2、农村村级组织管理不规范，个别村街干群关系紧张。一些农村的村民自治章程、依法治村规划和议事决策规则不健全或执行不规范，甚至处于谁当村干部谁说了算，村民大会制度、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民主评议制度、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等制度，在许多村成了摆设。如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有些村民委员会没有提请村民会议通过，而是“两委”班子少数几个干部不按法定程序，随心所欲，擅自作出决定，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使农村的各项工作时有出现不规范和不和谐之处，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群众上访事件频发。加之农村卸任村干部与新任村干部对立情绪较大，往往借机鼓动村民闹事、上访，使个别村村风不正，上访问题严重，严重影响了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发展。
3、一些企业停产或倒闭，农民集体追薪行为过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乡镇中小企业面临倒闭或破产，工厂老板下落不明，不知去向，拖欠工人工资有的长达一年之久。工人们气愤之余，出现冲击乡镇政府机关、欲哄抢公司的物品，并集体上访的情况，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4、数量大幅度上升，上访者对抗性明显增强。一些人依法维权意识欠缺，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认识，乘机向有关部门或政府施压，一旦其要求短时间内得不到满足，动辄以进京上访相要挟，甚至采取哭闹、打骂等极端行为，力图扩大事态，制造轰动效应来迫使接访单位让步。
二、社会矛盾的主要成因
从宏观上讲，当前，制约我国社会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既有政策和决策上的，也有改革上的，基层干部的工作方法上的以及人们心理承受能力上的等等。从总体上看，这些矛盾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和经济社会由二元向一元的转化，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不均衡现象，利益格局的不均衡，导致了人们的心理不平衡，特别是社会不公正和财富分配不均造成的心理不平衡。
从具体上说，下列问题是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根本原因：
(一)经济上发展不平衡导致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了小康，但不安定因素和日益突出。由于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速，农村剩余
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失地农民增加，人地矛盾突出；经济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趋多样化，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渠道明显增多，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从而使我们处于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易发多发期。同时，我国在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轨过程中，贫富分化问题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二）基层干部的工作方法激化群众矛盾和情绪。基层干部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基础。维护基层的社会稳定工作犹为重要。当前，影响基层稳定的因素主要是个别基层干部的工作方法不当，主要表现在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缺乏群众观点，不善于做群众工作，导致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并由此引发事端。有的领导干部、形式主义、特权思想严重，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有的盲目决策，不能从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充分考虑、关注群众特别是困难弱势群体的可承受能力不够，使群众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有的回避矛盾，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能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和化解工作，或上推下卸，或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采取推、拖、压等不负责任的办法，诱发群众不满情绪，激化矛盾。
（三）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低，诱发不稳定因素。随着机制的转轨和改革的纵深发展，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差距拉大，社会分配机制不完善加剧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落差，腐败和滥用权力，成为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同时，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的渠道也受阻。随着社会各阶层利益不一致，占有权力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多寡就决定了社会各阶层必然会有强势和弱势之分。弱势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是最容易受到损害的，而且他们自己又无力保护，对国家和社会改革持消极态度，发出一些不和谐声音，有的甚至具有逆反心态，不稳定因素不断积累。
三、建立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长效机制的基本途径
总书记指出：“保持社会稳定，是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前提，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我们要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千方百计地化解矛盾，缓和冲突，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多年来的实践表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把长远目标和当前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建立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深层次问题。基本途径是：
（一）完善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结构。和谐社会应当是各种利益关系都能得到协调的社会。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利益分配格局，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相对均衡。要从法律、制度、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逐步做到保证社会成员都能接受教育，都能进行劳动创造，都能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都能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维护社会稳定的体制机制。一是要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制。正确区分矛盾的不同性质，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应当主要采取经济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得失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起来，建立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化、制度化的调处机制。二是要建立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要通过落实责任制，发挥专门机关的职能，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三是建立有效的社会管控机制。对因小团体利益、个人利益产生的越轨和违法行为，能有力、及时地制约和打击，对诸多的力量能有效地控制，使各种矛盾与冲突都在法治基础上得到调节与解决。四是健全矛盾疏导的政策和制度。要抓好源头疏导促稳定。各级党委、政府在重大决策出台前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建议、意见，增进群众对事关发展稳定的重大事项的了解、理解和支持；认真研究，创造条件，逐步解决土地征用、城市拆迁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减少由这些热点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五是要建立长效机制。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就要要求正视人民内部矛盾所引发的各种上访问题，做到及时接访不回避，耐心疏导不激化，坚持原则不迁就，解决问题不敷衍。在认真做好接访、约访和下访工作，分清是非、对错的基础上，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对群众上访问题中的合理成份，要尽心竭力地加以认真解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作好矛盾排查工作，及时掌握各类不稳定因素和治安问题苗头，完善、接待日、联席会议制度，着力解决群众上访问题，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
社会制度的基本要素篇9
【关键词】制度哲学/制度变迁/现代意识
【正文】
运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过渡时期经济学的重要走向之一。从哲学的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整体建构、系统推进的社会历史过程。因此，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社会历史方面的制度哲学的分析，能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价值理念上的指导。本文通过对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相关着作中关于制度变迁思想的厘定与分析，阐释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论与实践意义，建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哲学”分析的理论构架。
一、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的唯物史观的理解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从“制度是个人交往的产物”出发，马克思把唯物史观引入到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析之中，把经济制度变迁纳入到社会、历史以及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方式中加以考察，通过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相互作用，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马克思这一思维方式上的革命性成果表现为：其一，把生产活动看作社会主体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基本活动，从而形成了经济——社会互动分析的理论构架。其二，把再生产活动纳入到社会交往系统中进行考察，使生产活动带有了社会性的特点。其三，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理解社会再生产，从而使法权、科技、意识形态等要素被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之中。其四，从社会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物与人的关系），分析经济活动中商品关系所掩盖着的人的关系，进而把人的存在和价值纳入到经济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历史发展之中。这四个方面，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哲学制度分析的理论方法，使马克思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包含着历史的理解、社会的理解以及人学的理解。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把制度理解为个人交往的历史的产物，把制度变迁理解为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人的存在和发展制度的互动变迁，形成了马克思制度哲学历史理论的基本结构。这一结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被概括为五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经典性命题：a.由需要而生产。B.由生产工具引起新的需要。C.人口生产是历史发展的第三个因素。D.需要和生产方式是人们社会交往关系的基础。e.意识是在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发展的。马克思所界定的这五个经济——社会制度变迁分析的结构要素，结合其他的论述可以进一步拓展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生存需求与社会满足的制度条件。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体根据起源于需求与满足的矛盾。需求是主体性的；满足是对象性的。主体性的需求只是通过对象性的满足活动才能实现。对象性的满足活动既不是费尔巴哈宗教式的满足，也不是黑格尔抽象劳动式的满足，而是变革自然的直观形式的满足。满足人类生活现实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与满足的矛盾，实质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主体性表现。这一矛盾的解决需要人类社会生存与生产的一系列的制度条件才得以实现。
第二，劳动工具与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人类生存的质量与发展的能力取决于物质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而物质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决定于人采取何种劳动工具和技术手段提高人与自然交换方式的质量和水平。在手工生产时代，自然资源主要是生存环境所提供的“直观资源”。驱动手工工具的动力主要是人的体力和自然力。在这种情况下，（血缘群体关系的）生存制度对于驱动人类体力的数量以及对自然力的利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大机器生产时代，科学技术创新的“物化”，使自然资源以“科技物化”的加工资源为主。“科技物化”的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使人与自然交换的性质和水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分工协作的）工厂制度、管理制度、组织制度对于提高人与自然交换的性质和水平就具有重要的作用。当科技创新及其在工业中的应用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的时候，技术发明的产权制度以及科学发现的保护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要。
第三，人口增长与素质提高的制度环境。根据恩格斯两种生产的理论，人类在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同时，还必须进行人口的生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人口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要与物质资料生产的水平相适应。就人口数量的生产而言，当生产力的状况一定时，人口数量的增加，会形成整个社会的人口压力，造成资源供给的紧张，形成人口供过于求和资源供不应求的矛盾。就人口质量的生产而言，它与一定时期生产力创造的剩余所能提供的全社会的教育投入密切相关。无论是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还是解决人口的质量与教育投入的矛盾，都需要由科技创新物化为生产方式所提高的生产效率来解决。
第四，社会交往与财产所属关系的制度机制。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矛盾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所形成的巨大生产力来解决，但生产力诸要素作为商品，只有通过交换关系才能获得生产诸要素的使用价值。在此条件下，一系列的交换和交往的制度机制就成为物质生产的必要条件。而交换和交往制度的实质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产权或法权的交换。产权或法权交换的制度机制具有两个方面的职能。从管理的角度看，产权交换制度制约着微观生产组织和宏观生产组织之间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效率。
第五，意识形态与社会运行的制度系统。从社会再生产的交换关系看，生产过程不仅包含着生产——技术——分工与协作的制度关系，还包括着产权——管理——意识形态的制度关系。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过程是三个方面的统一，即人与自然变换的制度关系，人与社会交往的制度关系，人与意识形态互动的制度关系。人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与改造人类社会、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能力相结合。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力客观要求改造社会的制度管理力和改造主观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制度控制力与之相适应。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制度生产力、制度管理力、制度控制力的三维尺度。
二、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的唯物史观的考察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史既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史的“原生形态”，又是经济制度变迁史的逻辑前提。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奠定在“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以前（亚细亚、古代、日尔曼三种所有制形式）以及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史。马克思指出，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是“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也是部落共同体的一种“生存方式”。其生产方式的社会前提是部落共同体的自然形成，并占有相应的土地（包含着原始形态的生产要素），形成了公社财产的“间接公有制”，即公社财产的双重占有关系：一方面，公社财产属于更高的共同体，共同体的成员由于其血缘的身份在“观念”上是公社财产的所有者。另一方面，公社成员实际上占有属于自给自足的份地。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土地“公有”实质是公社成员“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公共条件”，如灌溉渠道、交通工具等等。亚细亚土地公有制的特点是部落成员“观念所有”与生产者“实际占有”的二元所有制结构。与亚细亚的所有制不同，在古代所有制的形式中，“公社制度的基础”出现了“三元结构”，即“公社财产——作为国家财产，公有地——在这里是和私有财产分开的”，以及小块土地为基础的私有财产。公社自然共同体具有演变为“军事共同体的倾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76.）。在日尔曼所有制的形式中，公社制度基本瓦解，由“三元结构”演变为“单元结构”，形成了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利益联盟。“公有地只是个人财产的补充”，“公社只是在这些个人土地所有者本身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公社财产本身只是表现为各个个人的部落住地和占有土地的公共附属物。”从而“公社便表现为一种联合而不是联合体，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一种统一，而不是表现为统一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m〕.北京：人民出版社，480—482.）。
马克思在分析公社制度“二元结构——三元结构——单元结构”的变迁动因时指出，公社制度存在（天然）的社会条件是劳动和土地的自然、有机的结合。所谓“自然”是指，人与生存环境（土地）的“天然统一”；所谓“有机”是说，公社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以“个人所有制”（个人生产和生活的原始生存方式）为基础或以原始生产要素的原始统一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然而，一旦公社制度引进“增量”的要素，如生产的发展、人口增加、战争征服等，就会使“个人所有制——各种生产要素的天然的统一”日益分化，个人原始的生产活动日益专门化为不同的生产要素，首先是劳动与生产的其他要素日益分离出来，破坏了个人原始的生存方式，同时意味着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原始公社制度与有限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发展。公社所有制的历史变迁表明，生产力诸要素的变化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化形成不同的社会交往制度，生产方式与交往制度的相互作用推动原始公社制度的社会变迁。
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的产生是在摧毁原始公社个人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过程的社会历史前提是个人由于分工而被片面化——个人不是由于“人”而成为人，而是由于从事不同的职业而成为行业人。人被异化为“物”的形式而存在，具体表现为制度所有权的“三个分离，一个对立”：即劳动者与土地（生产资料）所有权分离，劳动者与生产工具所有权的分离，劳动者与生产所有权的分离，劳动者与资本的对立。劳动者与土地所有权的分离是资本生产方式需要“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以确立“雇佣劳动的前提”。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分离是资本生产方式打破“行会同业工会制度”的控制，使劳动工具同劳动者分离出来，丧失其独立的生存能力。劳动者与劳动所有权的分离是由于“对于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条件。——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是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交换来占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99—501.）。三个分离的客观结果是劳动者与资本的对立。劳动者与资本对立的结果产生了资本家和雇佣劳动制度。资本所有制度和雇佣制度的产生，一方面是生产方式创新的历史结果；另一方面，适应创新的生产方式的要求所建构的一系列经济管理制度，也加速了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如在资本生产方式打破“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过程中，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现代保护关税制度——都是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19.）。马克思指出，“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税收制度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财政制度的剥夺作用，被这一制度一个组成部分即保护关税制度加强了”。而这一系列制度都强化了资本原始积累。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摧毁了封建制度下的土地所有制度、宗法制度、行会制度，代之以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雇佣制度、货币交换制度、贸易制度以及工厂制度。在生产者和生产条件分离的条件下，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了分工协作，并把科技纳入到生产过程：一方面既创造了庞大的机器和生产系统，又创造了庞大的劳动。人的需要超越了简单的人与自然的狭隘联系，自然变成了服从人的需要的对象，形成了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又超越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生存方式所造成的“孤立个人”的狭隘界限，形成以货币为媒介的、普遍的交往关系。
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行为，一开始就受到其占有制度的限制。由占有制度而来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制度在创造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又极大地摧残自然生产力，造成工人体力和智力的退化，一部分人的富有和发展以另一部分人的贫困和愚昧为代价，形成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制度异化现象。超越资本主义劳动者与资本对立的社会历史前提，就是重建以现代生产条件为基础的、社会化产权制度下的劳动者与资本的统一。“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的过程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只是通过它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才能被消灭”，“从而为个人的生产力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2.）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以前以及早期资本主义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揭示了人类社会三种所有制度的存在形式：原始个人所有制——异己劳动所有制——社会个人所有制。在这三种社会制度形式中，马克思对其所重建的个人所有制诸要素之间关系，还仅仅是制度哲学的逻辑构想，其理论的内涵和实践的意义还未来得及进一步拓展。
三、马克思制度变迁思想的现代阐释
马克思制度变迁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生产力要素的变迁、生产关系要素的变迁以及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变迁。马克思对这三个方面制度变迁的唯物史观的考察中，是以所有制的历史形式为主线进行动态分析的，重建“社会个人所有制”是这一历史考察的理论成果。它表明，在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所有制的构想中，存在着与现行“教科书”关于共产主义公有制（否认商品交换以直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所有制及分配制度）不同的制度哲学的构想。这一构想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在“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具有极其重要的制度哲学和唯物史观的意义。
就制度哲学的意义而言，它使人们意识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在不同生产力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实现方式。重建“社会个人所有制”的构想为建构不发达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实现方式提供了一条可操作的思路。
第一，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的哲学思想，揭示了制度构成性质和水平要与生产力诸要素的性质与水平相适应的原理。任何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都是生产力诸要素发生作用的“内生变量”。仅就社会所有制度而言，一个社会的财产所属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生产力诸要素发生作用的必要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对生产力诸要素而言，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例如，在部落所有制的存在方式中，所谓的公有制实际上是“部落公有”与部落成员“个人占有”相结合的“二元结构”，或是“公有”与“个人占有”的“混合所有制”。实际上在部落几乎“一无所有”的生产条件下（与其说是生产条件不如说是生存条件——马克思使用了“生存方式”的概念），几乎不存在人们今天所理解的“一切归公——公、平、统”的所谓原始公有制度。因为在生产要素与个人存在原始统一，即不存在分工与交往的条件下，所谓的“公”，实际上只具有防止外来者进入的意义；所谓的“平”只具有兄弟姐妹的意义；所谓的“统”只是家庭行为。就经济学意义上的财产使用权而言，部落所有制是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
第二，当分工、协作交往成为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方式的时候，个人占有权实际上已经被分解或片面化为不同的权利，如所有权、占有权、分配权、支配权、剩余索取权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个人或社会对财产归属关系的认识和制度界定。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所否定的是古代个人所有制，但这种否定是以把“个人所有”极端化为“物对人的占有”为前提的，因而是片面的占有。马克思还认为，未来社会对资本主义“物对人占有方式”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必须要通过“国家占有”这种方式去实现。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明确强调，无论是国家的占有还是阶级的占有，都是“偶然的人”和“片面的人”的存在方式或表现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79—85.）。因为，国家或阶级的权力只是一种偶然的权力，而不是个性自由的权利。
第三，马克思认为，否定“物的占有制”的未来趋势是“自由人联合体”的个人占有，即社会个人的占有。这种社会个人占有既区别于国家占有，也不同于部落的个人占有，而是公共所有和“自由人联合体”占有的统一。所谓的“公共所有”即国家或社区的福利设施对国家或社区成员而言只具有使用权，而不具有转让权。所谓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占有”是指，社会化的个人自由（自主决策）参与的利益联合体的占有。个人对这个共同体而言，不仅具有占有权，而且还具有剩余支配权，并且可以自主交换。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社会个人占有制，实际上是个人财产联合成为“直接社会财产”。
第四，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还表明，生产关系所有制的要求作为生产力活动的内生变量，在不同生产力水平上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将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其所有制的形式可以根据不同生产力的水平，建立不同的资本归属关系下的资本管理制度。而且，股份制作为扬弃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过渡点”，也有可能成为不发达社会主义选择适应不同生产力需要的财产所有制的管理形式，而不只是选择单一化的国家资本的所有制形式。中共十五大明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股份制则是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也是马克思制度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创造性的理解和应用——社会主义的混合所有制是对古代的混合所有制否定之否定的结果。
就历史唯物论的意义而言，马克思制度变迁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微观结构。
第一，突出了生产诸要素相互作用的微观机制。在“教科书”的历史唯物论的理论体系中，只是孤立地阐释生产力三要素的各自特征，忽视生产力运作内在动力机制的研究，以及生产力要素与生产关系要素相互作用的历史条件的阐释。在马克思制度哲学的思想中，马克思首先从人类需求与满足相互关系的生存方式入手，进一步分析生存方式实现的条件，即生产方式。然后把人类生存方式的条件纳入到生产方式中加以研究，从人与土地生产关系的分析到中介于社会分工和协作，人与劳动工具、人与资本的生产关系的分析，阐释在生产力专门化的过程中，生产数量与质量的提高以及人在片面生产方式条件下创造能力降低的双重变异过程。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揭示如何在变革人的生存方式的前提下，构建提高人类创造能力的社会条件。在马克思的这一分析中，生产诸要素的逻辑发展与生产关系的逻辑发展是相互交织、同时并存的。论述的是生产力诸要素与生产关系诸要素如何具体地、历史地发生作用与反作用的动态机制。
第二，强调生产关系运作的实现机制。在马克思制度哲学的思想中，与“教科书”对生产关系三要素仅仅停留在一般理念的界定或仅仅揭示其一般特征不同，而是通过生产关系具体的历史实现形式，阐释生产关系诸要素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例如，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探讨，“教科书”仅仅局限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一般理念的探讨，而没有进一步分析生产资料所有制理念实现形式的具体制度如何激励或约束生产力发展的运作机制。这就为把生产关系看作生产力的外在形式而忽视生产力的内在要求，片面追求生产关系超前或滞后的理念效应提供了可能。在马克思制度哲学思想的分析中，把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方式具体化为历史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如公社共同体占有制度、土地公有制度、城市行会制度、财产关系制度、占有权与使用权制度、剩余劳动分配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在法权关系上具体形态，如，雇佣制度、管理制度、公司制度、贸易制度、税收制度、货币制度、交换制度以及股份制，等等。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分析了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在不同所有制的理念要求下所具有的不同性质的功能，甚至可以跨社会形态的应用。这是由于所有制具体的实现形态在历史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二重性的特征，一方面它是适应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是人类进步、知识创新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些所有制具体的实现形式又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具有片面性。因此，当一种新的所有制建立起来之后，可以扬弃所有制具体实现形式的片面的历史条件，拓展其“科学性”的实用价值。
社会制度的基本要素篇10
关键词：技术创新行动环境变量
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具有工具合理性的科技与经济相结合而一体化发展的结构功能连续统，乃是现代社会系统为满足其经济、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之功能需要而作出的一种系统结构功能分化的结果。技术创新不仅在微观上构成了企业为满足其生存发展所必须作出的主导性行动，而且在宏观上也逐渐显示出其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并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功能层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技术创新“已经构成了一种至少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转型的基础发动机”（[1]，p.13）。
正因为如此，自从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并建构了其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理论体系以来，技术创新就一直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理论概括和统计测度，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显著的社会效益。透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技术创新主要是在经济与科技相结合的领域中得到生成和发展，故而首先主要是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由技术经济学、科技管理学和企业管理学等学科作出了较详细的考察和研究。但是，随着对技术创新研究层次的深入及研究范围的拓展，而且也随着技术创新活动逐渐越出单纯的经济系统并在社会整体系统之中功能凸显趋势的增强，其所具备的社会行动性质和社会关系结构等非经济特征就远非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所能涵括的了。而这实际上就是为对技术创新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契机，即对技术创新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对技术创新给出这样的解释性定义：技术创新是由创新主体（企业）所启动和实践的、以成功的市场开拓为目标导向、以新技术设想的引入为起点，经过创新决策、研究与开发、技术转化和技术扩散等环节或阶段，从而在高层次上实现技术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及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并最终达到改变技术创新主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可以看到，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技术创新无论其创新资源的获取与社会动力的提供，还是其社会运行机制的展开和社会功能满足方式的呈现，都总是离不开其社会环境的。因此，考察技术创新行动或行动系统的社会环境变量及其特征，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在社会学理论中，环境是与行动相关联的。从社会学中行动或行动系统的概念来看，任何社会行动总是行动者与其环境之间的某种关系，而社会行动之所以具有区别于行为或“观念的流溢”的规定并从而具有客观的自主性正是从这一关系中得出的。一般来讲，社会行动具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与行动的主观方面即行动者相对应的有两个因素：①目的——行动过程所要达到的未来状态；②规范——与行动目的相一致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与行动的客观方面即环境相对应的也有两个因素：①条件——环境中不能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②手段——环境中能够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这四种因素的组合即构成了所谓的社会行动的“行动参照构架”。正是这种行动参照构架（又可简化为手段——目的构架或条件——规范构架）的形成，不仅从整体上规定了社会行动的基本特征，即社会行动本身是包含其环境因素的行动参照构架整体，或者说是一种行动系统，而且也规定了社会环境的性质，即环境是作为行动的客观方面而参与了行动参照构架的形成，环境是不能脱离行动而自在成立的。这也就是说，社会行动不仅是有目的的，而且它总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中进行的，这种客观环境一方面作为条件限制了行动的取向和范围，另一方面又为行动提供了手段或工具；行动者在其行动过程中不能超越于环境之外，但却能从环境中获取行动的手段或工具。同时，环境也不是自在和孤立的，而是在和行动的关联中存在着和发展着的；其对行动的条件限制和手段提供只有在和行动的目的相连接时才能成立，才有意义。更进一步地讲，环境只有在和行动的互动关系格局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才能获得其与行动者相对应的独立性和外在性。行动者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文化为中介的，文化的作用是为行动者提供了行动规范。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技术创新也必然具备上述的行动参照构架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它必然要以其主观方面即技术创新的目的与规范同其客观方面即技术创新的手段和条件之间的关系来建构自己的行动构架。这一方面表明，技术创新行动不仅有着自己特定的目标指向，而且也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并与之发生关系，它或者受到环境的限制而调整自己的行动路线和范围，或是从环境中获取技术创新的手段和资源以达成自己的行动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同时也参与了对环境的重建。另一方面则表明，要考察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就必然离不开技术创新行动本身，因为环境已经成为了技术创新行动构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的考察应以环境和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出发点。但是，遗憾的是，在以往的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文献中，不仅对环境因素的作用强调不够，而且即或有所提及，也只是把技术创新行动和其环境当作两个无内在关联性的分离系统来处理的。而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出发点来考察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及其特征、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的互动作用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变迁的社会过程和机制等就更是殊见。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以技术创新行动之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基点，去考察技术创新行动其特有的社会环境变量及特征，而技术创新与环境的互动作用关系和环境变迁的社会过程及特征则留待它文中再作阐述。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就是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大系统。社会系统是由多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因素集合而成，其中经济的、政治的、科技的、文化的乃至自然环境的等等因素，构成了社会这一复杂的有机体。因此，广义地讲，这些因素及其关系均可作为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因素而存在。但是，由于我们在这里考察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因素的理论出发点是技术创新的行动参照构架，这种行动参照构架中的环境因素或者作为创新手段为创新主体所把握，或者作为条件因素制约着创新目标的达成。这就表明，要确定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因素就必须从其与技术创新行动的关联性特征出发，才能从广泛的社会环境因素中获得技术创新之独特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恰当的定位。从环境因素与技术创新行动的关联性或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出发，我们可以确定出作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特定社会环境因素的几个变量，即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三个环境变量。
1.社会物质资源
社会物质资源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行动的最基本环境变量，是社会环境系统中对技术创新行动的“硬性”约束要素。如果社会物质资源出现短缺，或者其与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互动交换关系发生障碍，则势必导致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中手段要素的比例减少而条件要素的比例增加，其结果，是在限制了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的有效获取的基础上也阻碍了技术创新行动的正常展开和顺利实现。
如果以文化的主层次结构的标准来看待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的话，则社会物质资源这一环境变量是居于该系统结构的器物层次，其和技术创新行动的互动作用和交换关系是最直接的也是最领先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居于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结构的器物层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并非纯然是一种具自然物质性的要素的集合，而是一种包含了生产要素资源、人力资源、资金投入、市场需求和信息资源等在内的广义性社会物质资源系统。
生产要素资源包含了技术创新所必须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它是影响技术创新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最基本的成份。如果缺乏这种最基本的环境要素的供给，技术创新行动将无从谈起。在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中就曾指出，所谓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现有生产体系之中，而其中的一种新组合形式即获得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的实现就是一种创新。由此可见，虽然生产要素资源不能涵括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要素的全部特征，但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物质资源性环境要素却是技术创新行动所不可缺少且必须与之发生互动关系的。
人力资源主要包括企业家群体和技术创新各环节所需的专门人才，它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的人才性资源环境。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包含诸多运行环节或阶段的社会行动，其全过程的顺利展开和成功实现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或行动才能完成；其各个环节、各个阶段的运行质量和速度都取决于从事该环节工作的专门人才的科技水平、创造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的高低。企业家群体是技术创新的启动者、协调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而技术创新各环节所需的专门人才则是创新能否正常运行和顺利实现的技术性保证。因此，如果技术创新行动系统不能同其人力资源环境要素发生通畅的社会交换和互动，则势必导致创新所需的企业家和各类专门技术人才的匮乏和枯竭，从而也必将导致技术创新行动的瓦解。在这一点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t·舒尔茨也曾指出，在通过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的问题上，“资本的传统概念必须加以扩大，以便容纳人力资本”（[2]，p.1），“从分析的角度来说，如果有可能将所有不同形态的人力资本集中在一起，其作用会大大超过全部非人力资本”（[2]，p.2）。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以一种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中的资本概念阐明了人力资源的贮备以及对其进行的投资对于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性。
资金投入是技术创新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又一重要的约束性因子。由于技术创新行动的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效益性质，从而决定了资金投入作为一种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要素的独立性和重要性。西方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曾经指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为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社会资本总拥有量与总产出之间存在着由资本产出系数所表示的关系；若资本产出系数不变，增量产出则完全要依赖增量资本投资。据此，他们认为，大规模的投资和由此造成的资本累积是使一国经济实现起飞的前提条件。不管这种纯粹的经济学增长模型的假设是否恰当，单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来看，如何选择合理的资金投入方向以及降低资金投入的风险-效益比，则的确是制约技术创新成功实现的前提条件。
市场需求既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外部社会动力，也是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创新实践来看，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体系不完善，则以市场需求信号为主要表征的市场机制就不能有效地起到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引导其创新发展方向的作用。因此，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如何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的类型及其发展趋势，如何建构良好的市场体系和市场运行机制，从而把市场需求从技术创新行动参照构架中的条件取向转化到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手段取向上，并形成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和市场需求之间灵敏通畅的社会互动关系，乃是技术创新能否顺利启动和成功实现的重要保证。
信息资源是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又一重要成分。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行动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内部以及该行动系统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关系的总和。就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和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换来看，在创新的启动和决策、R&D、生产、销售和创新扩散等诸环节或阶段上，都存在着大量的信息的流动和交换活动。如果缺乏这种从外部社会环境中获得或输入的足够的信息资源，如科技发展信息、市场需求信息、地区和行业技术改造信息、技术引进信息等，则势必导致技术创新行动由于得不到适度质量和数量的信息保证或是无法作出决策而启动，或是创新诸环节之间联系纽带中断，或是创新产出过程受阻，或是创新扩散过程失效等。因此，在阐述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物质资源这一环境变量时，就不能只定位在人力、资金、市场或生产技术要素等物质性的成分上，还必须充分认识到信息资源的重要性和制约能力，从而充分发挥信息资源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触发作用、纽带作用以及创新资源集聚作用等。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必须谋求有效的技术创新行动系统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信息沟通，并建构出有效的沟通渠道。这种信息沟通的渠道大致有以下几种：①大众新闻媒介；②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③政府部门的信息；④技术市场；⑤行业之间的信息网络；⑥同学、同乡、熟人等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等。
2.社会制度模式
在社会学看来，社会制度是“被历史地加以传递的外部社会安排以及在社会化过程中加以传递的内化了的社会价值”（[3]，p.316）。帕森斯则更明确地指出，“制度是规范的一般模式，这些模式为人们与他们的社会及各种各样的子系统和群体的其他成员互动规定了指定的、允许的和禁止的社会关系行为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总是有限制的模式”（[4]，pp.144—145）。这就表明，社会制度作为人们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规范价值体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发展而发展的。它在规范人们社会行动、实现社会进步以及必要的社会秩序的维系等方面都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从上述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制度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社会制度具有相对于社会行动的外在性和独立性。社会制度是在人们为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并维持社会秩序的整合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建构出来的；但社会制度一经建构出来，由于其组织人类社会生活的形式化程序和合法化价值，从而导致了它逐渐地同具体的人类社会行动相脱离而具有了外在性和独立性的特征。正如p.布劳所指出的：“社会制度构成一种历史现实，它至少部分地存在于人类之外并独立于构成社会的人类”（[3]，p.316）。第二，社会制度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具有限制性和规定性。由于社会制度的外在性和独立性，导致其表现为一系列形式化的规则和程序，从而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了一种限制性和规定性。作为制度的外在安排，这种形式化的规则和程序往往是由制度建构者或提供者通过强制性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从而也使得社会制度本身具备了一种强制性的力量。
对于技术创新行动而言，社会制度的这种外在性和独立性特征必然导致其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外部环境变量而出现；而社会制度的强制性和规定性力量则决定了它必然成为技术创新行动系统所必须面临的最为重要的环境变量的性质。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变量，社会制度或制度模式不仅为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提供了一种共享的行动规范，从而使企业之间或企业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和交换能够按照某种稳定的或可预期的方式进行，而且在这种互动或交换活动的制度化过程之中，它也历史地塑造出了一种企业之间、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企业在共享这一制度安排后果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其合法化和形式化程度的提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种制度化安排付出不断的、大量的利益投入尤其是机会成本投入，并对其抱有长期的利益收益预期。由于这种在历史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投入-利益收益行为选择模式是很难更改的，因为更改意味着企业以往的成本投入可能全部或大部分作废，因此，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从而对企业从事具“更改”性质的技术创新行动构成了强大的障碍和挑战。这就正如帕森斯所说的，社会制度模式以及其所塑造出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它们在满足处于某种典型条件下的系统功能必要条件的意义上，维持一种稳定状态的条件。它们规定的限制使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约束得以生效。这种限制一旦被打破，不仅会涉及利益的得失，还会涉及权力和义务的破坏和侵犯。”（[5]，p.90）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行动而言，其具体表现为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目标要求与企业既定利益分配格局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表现为那些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利益得失不同的企业或企业成员对由技术创新行动所建构出来的新的制度安排或原有制度安排的调整其社会认同方面的严重差异和分歧，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企业从事技术创新行动并由此建构新的行动规范和组织形式以及实现其制度化过程的严重障碍。
根据社会需要类型的分类标准，即根据社会制度满足人类社会需要和规范协调人们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维度，我们可以把社会制度模式划分成如下类型：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宗教制度、军事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及福利保障制度等等。其中能够纳入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中成为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变量的主要制度类型有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而其他社会制度类型虽也可作为环境因素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结构、过程与实现，但较之于前述几种的影响而言则仅具有一种间接性和边际性，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对它们存而不论。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制度这个词在社会科学或社会学中的使用其涵义是十分广泛且有较大差别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不仅指“由周密制定、易于确认和相对稳定的规范、价值观和法律控制的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6]，p.298），不仅“指日常意义上在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组织模式”（[6]，p.299），而且也指控制着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的制度领域或社会系统中各种独立完整的结构功能层面。上述社会制度的不同层面或维度均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必须面临且不得不产生和运行于其中的一种制度环境，而不论这种环境是表现在制度建构的发生学维度上还是表现在制度转轨的结构过渡维度上。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戴维斯和诺思曾对所谓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作了区分，在他们看来，“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7]，p.270），而“制度安排”则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7]，p.271），它可能是正规的、长期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暂时的。其实，这种区分从社会制度之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来看，并不是一种制度之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和内生变量的区分，而只是表明了社会制度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其作用方式的正式性与非正式性之分，表明了在社会制度模式中正规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化的行为规则同非正规的制度安排或非制度化的行为规则即所谓社会潜网的区分。但是，从这种经济学家对制度所作的区分中却可以启发我们看到，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由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也体现为一种新的制度规范或创新潜网的建构过程，而这种创新潜网作为更广泛的社会潜网之一部分往往对技术创新行动发挥着更直接更具体的影响。因此，同上述新制度经济学家不同，我们在阐述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制度模式环境变量时，应当更为关注这种社会潜网及其作用，因为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大量起作用的就是这一类行为规则，而且对于具创造性、新颖性和超前性的技术创新行动来说更是如此。
3.社会文化背景
社会文化背景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行动的又一重要环境变量。前面已经指出，社会制度模式由于其外在性、独立性、强制性和规定性的特征而对技术创新行动发挥着重要的决定性的环境影响，它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赖以发生、运行并实现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的制度性依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技术创新行动中所依循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并不完全是由社会制度来体现和承载的，也就是说，在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系统中还存在着一种无所不在且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来补充社会制度模式在规范现实的技术创新行动时之所不及。这种力量不是一种与社会制度模式相对立的，也不能仅仅被理解成是社会制度模式的补充力量，而是一种包含社会制度模式在内的、更广泛、更深层的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它甚至还成为了社会制度赖以创生、演变和发展的基本依据。这就是以文化价值规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对技术创新行动的规范和制约中，社会文化背景作为一种技术创新行动之特殊环境变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制约作用或者说社会文化价值规范的功能发挥并不完全以正式形式为条件，不一定具有相应的正式组织或设备作为其实体性物质基础；但正因为其不具备完整的、正式的实体形式，才显示出其对技术创新行动的无所不在的制约力量来。可以说，它不仅广泛地影响着技术创新行动的各个环节和层面，不仅涉及了技术创新行动的具体行动方向、范围和路线，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从事技术创新行动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员的心理定势、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第二，作用层次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统一。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制约力量具有超越于单个技术创新行动主体之上的外在性，同时又具有影响每一个技术创新行动主体的内在性。前者指的是任何技术创新行动主体在进行技术创新行动的选择或决策时，不得不依从既有的文化价值规范，从而力求为技术创新行动的开启、展开和实现谋求一种普遍的社会认同；后者则指社会文化背景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累积的性质并积淀在每一个技术创新行动者的意识之中，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其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具体表现。社会文化背景的这种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统一的特征，体现了其对技术创新行动制约作用的张力范围，塑造了其对技术创新行动的既促动又限制的作用性质。
最后我们可以说，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之一，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影响或作用虽不如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那样直接，也不如社会制度模式环境变量那样具有决定性，但它却通过自己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和作用层次的内外统一性的作用特征为基础，以一种文化规范潜网的方式发挥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影响，并填补了此二种环境变量对技术创新行动影响不及的作用真空地带。
4.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的特征
上面我们从技术创新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其行动参照构架出发，阐述了作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因素的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三个环境变量。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就已经包含了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的所有社会环境因素，而只是表明在和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的关联中它们被确立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特有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恰当性和重要性。但尽管如此，通过上面对三种环境变量的阐述，我们已基本上可以把握住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因素的主要内容和面貌，并且进而也可归纳出以上述三种环境变量及其关系为主体的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的基本特征。
第一，关联性。这是指构成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的各种要素或变量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着的。社会物质资源的交换与获取离不开社会制度模式的规范限制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价值影响；社会制度模式的规范性限制离不开社会物质资源的支持和社会文化背景的认同；而社会文化背景的力量也只有通过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物质资源为载体才能具体表现出来。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正是这种社会环境诸要素或变量之间的关联性，表征了我们前面把技术创新视为一种行动系统并以其整体性的行动参照构架作为考察其社会环境的理论出发点的正当性。因为，由于环境变量之间关联性的存在，使得技术创新行动主体在和任一环境变量发生互动交换关系的时候，都必然牵连着其他环境变量乃至整个环境系统的影响，如果不从系统的角度来把握技术创新行动的特征，不以技术创新行动的整体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基点来把握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的内容，就势必导致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之间互动交换关系网络的离散，并最终导致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系统之结构和秩序的紊乱。
第二，层级性。从社会系统论的观点看，我们可以把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系统的结构划分成分别以上述三种环境变量为表征的三个层次，即器物层、制度层和价值观念层。其中，器物层是以社会物质资源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制度层是以社会制度模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价值观念层是以社会文化背景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同时，如果我们从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社会环境系统之互动作用的顺序考察，也可以看到环境结构的很明显的层级性，即首先是技术创新行动和社会物质资源之间发生互动交换关系，其次涉及到社会制度模式，最后是社会文化背景。而反过来，则是形成一种作用调节的信息控制等级次序结构，即在信息方面社会文化背景制约着社会制度模式与技术创新行动的互动作用并限制着其互动关系的变化范围，而社会制度模式作为对扮演技术创新主体角色的企业的期望，又限制着其在和社会物质资源之间发生互动交换关系的动机、目的和决策过程。
第三，差异性。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创新行动主体，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目标取向、收益预期、行动方式和功能要求，从而决定了技术创新行动和环境之间的互动交换关系在形式和内容上会有差异，而这实际上也就表明了社会环境的差异性特征。对于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来讲，其可能采取不同的创新方式，或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或组织创新。而对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而言，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会物质资源和社会制度模式，而对组织创新或制度创新而言，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等。社会环境的差异性一方面可以为技术创新行动提供适宜的行动契机和行动方向，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创新主体获取创新资源和手段的机会和位置的差异，从而导致创新主体之间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不平等竞争。
第四，动态性。这是指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创新行动的展开会处在变动不定的状态之中。首先，社会环境的各种要素或变量具有较大的可变性。一方面每一环境变量都处在其他环境变量所构成的环境中，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每一环境变量都将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的形式和内容从而表现出一种动态的适应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也参与了其周转环境的构造与重建，因此由技术创新行动所体现出来的更新取向也必然导致环境变量的动态性发展。其次，各种环境要素或变量之间的结合方式或互动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地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结构。
最后，利用上述的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及特征的分析框架来对照中国现实的技术创新状况，可以看到在中国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结构的三个变量层次上，明显地存在着短缺效应、转型效应和迟发效应等三种环境变量的影响和制约，并形成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结构的刚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它们阻碍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行动的顺利启动、运行和实现。因此，从理论上讲，要消除这种环境影响的障碍和限制，就必须在对技术创新行动的目标选择和具体操作上要有一种系统的观念，即不单是把技术创新行动同其社会环境看作是两个互无内在关联的系统，而必须是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对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的建构过程之中，从而通过行动建构系统的过程不断地把环境因素中的条件成分转化到手段成分中去，形成一种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的共同创新和重建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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