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控机制实施方案篇1
为加强安全管理工作，落实安全风险的管控措施，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根据上级部门《关于推进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实施方案》文件精神，在太原市文湃苑小区3#楼项目部施工现场范围内推行双重预防机制，现结合太原市文湃苑小区3#楼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思路
坚持源头管控、标本兼治，通过识别风险、控制风险，及时治理风险管控过程出现的缺失、漏洞及失效环节等形成的事故隐患，实现把风险管控在隐患前面、把隐患消除在事故发生前面，有效提升安全生产整体防控能力，夯实遏制较大以上的安全事故的基础。
二、工作目标
全面推行隐患排查治理、风险分级管控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识别分析生产作业区域的安全风险，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加强隐患排查力度，实现双重预防机制落实到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实现闭环管理，切实加强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工作，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三、实施步骤
（一）
准备阶段2020年9月—10月
1、成立双重预防机制推进小组。
组长：张杰
副组长：林元宏
组员：黄华
周孝富
牟顺意
陈德强
刘月娥
项目负责人负责制定双重机制建设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实施内容、工作要求及督促各单位建设工作。
小组成员根据自身专业特点，负责对应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
各单位是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具体实施单位，根据总实施方案，牵头组织开展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由单位负责人督促工作进度
双重预防机制推进小组成员及职责表
职
务
姓
名
职责分工
联系电话
组
长
张
杰
主持全面工作，明确工作目标，实施内容，督促各单位建设工作
18281351888
副组长
林元宏
负责牵头组织开展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督促工作进度
18835124270
组
员
陈德强
负责施工现场生产安全后勤材料保障
13990037422
组
员
黄
华
负责施工现场安全隐患的排查和记录，落实整改责任人，督促整改
13388336320
组
员
牟顺意
施工现场质量巡查监督，并如实记录
18708303909
组
员
周孝富
施工现场技术指导并监督
18681319060
组
员
刘月娥
现场资料搜集整理
19935142778
2、开展全员培训。
对全体人员开展关于风险管控和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等内容的培训，掌握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相关知识、具备参与风险辨识、评估和管控的基本能力。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使其具备辨别工作场所的危害与风险、并将相关知识和理念传播给全体员工的能力，确保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顺利开展。
（二）风险评估阶段2020年9月—12月
1、合理划分风险单元。
各施工班组根据本班组的生产工艺流程或作业活动、设备设施等划分风险辨识和评估单元，其中岗位单元是风险评估的最基本单元。在划分作业活动时，要特别注意设备检修、调试，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是否按照规定进行操作、佩戴。
2、全面辨识各类风险。
发动全体人员围绕物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作业环境的缺陷和安全管理上的缺陷进行全面的安全风险辨识。
3、开展风险评估分级。
在全面辨识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要认真分析风险导致事故的条件、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事故后果严重程度，采用LeC评价方法，通过定性或定量的风险评估方法确定每一项安全风险的等级。安全风险等级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级风险四级，分别采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识。
4、制定风险管控措施。
针对辨识出的每一项安全风险，从技术、管理、制度、应急等方面综合考虑，通过消除、终止、替代、隔离等措施消减或采用管理和监控手段管控风险，确保每一项安全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三）风险管控阶段2020年9月开始
1、实施风险分级管控。
明确各等级风险管控责任人，明确各责任人管理职责。要重点关注和管控较大以上安全风险，确保管控措施落实到位，有效遏制较大事故。
2强化检查督促落实。
项目部对各单位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和责任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确保各项风险管控措施落到实处。
3、加强变更风险管控。
凡是生产工艺流程、关键设备、设施等出现变化，要重新开展全面的风险辨识，完善风险管控措施。凡是组长机构发生变化，要对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等管理制度、责任体系重新制定并完善。凡是发生伤亡事故，一律要对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运行情况重新评估，针对事故原因修订完善双重预防机制的各个环节。
4、开展公示教育。
根据风险辨识评估和分级管控情况，建立安全风险清单，绘制安全风险四色图。进一步修订完善安全操作规程或作用指导书，加强风险教育和技能培训，在醒目位置和重点区域设施工安全风险公告栏，公示安全风险分布图，制作岗位危险因素告知卡，标明岗位安全操作要点、主要安全风险、可能引发的事故类别、管控措施及应急措施等内容，便于施工人员随时进行安全风险确认，指导员工安全规范操作。
（四）深化隐患排查治理2020年9月开始
1、编制隐患排查清单。
各单位针对每一风险装订符合实际的风险防控检查与隐患排查治理相统一的清单，明确和细化隐患排查的事项、内容。
2实施隐患排查治理。
按照公司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和办法，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实施隐患排查、登记、评估、治理、验收等持续改进的闭环管理。
3隐患排查治理公示。
对每次排查出的隐患治理情况进行公示。
四、工作要求
(一)思想高度重视。
项目部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作为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抓手，周密安排部署，明确专人负责，确保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二)强化宣传培训。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班组长及员工开展风险管理知识、危险因素辨识方法、风险评估方法等内容培训，提升风险管控意识和能力。
(三)督促工作进度。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各项任务负责人，完成期限。
四川明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双控机制实施方案篇2
为认真做好2020年度**站安全生产考核工作，按照《**局关于印发<全市**系统2020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考核评价实施细则>的通知》（*安监字[2021]2号）文件精神。**站认真开展自评，现将全年安全生产工作自评情况汇报如下：
一、责任落实情况
1.**站严格执行《**局党组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精神，制定并下发了《**站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办法》和《**站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清单》。制定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扫黑除恶等工作方案，成立由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的各项工作领导小组，与下属部门签订责任书、责任状，按规定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监督考核物资站下属部门的安全生产目标完成情况。
2.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双控”机制建设工作为契机，大力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在**站主管领导的带领下，结合物资站工作实际，制订了双重预防控制体系文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实现闭合管理。
二、依法治理情况
1.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一岗双责、监督检查、约谈、挂牌督办等各项规章制度，制定消防安全工作方案，完善各类应急预案。
2.制定事故责任追究制度，严格执行安全防范措施，督促隐患排查整改落实。
三、体制机制情况
1.**站设立安全生产领导和管理机构，在下属各部门都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相关制度，对所属各部门加强安全生产检查。
2.制定并组织实施**站安全生产培训计划，参加了市局及上级部门组织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教育培训和考试，全年组织全体职工参加的消防安全培训2次，着力营造“讲安全、学安全、重安全”的深厚学习氛围，从思想上切实提高全体职工安全意识。
3.按照市局安委会要求配备各类应急救援物资，共储备铁锹1000把、铁镐1000把，编织袋10000条、路锥30个、防撞桶4个、道路标志牌10块，并在12月份，组织开展了消防应急救援演练，为抗灾应急随时做好准备。
4.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值班值守，今年3月至12月，我站在局老楼参加行政值班和防汛值班4次，合计排班共81班次，参加人员162人次。值班期间认真遵守值班纪律，实行领导带班、双人双岗值班制度和重大事件报告制度，认真详细做好值班记录，未发生一起脱岗、漏岗的情况，圆满完成值班任务。
四、安全预防情况
1.在“双控”机制建设工作中，**站成立了“双控”机制建设领导小组，确定了主管领导牵头，安全科负责定期组织“危险源”的排查工作。编制了“双控”机制建设体系文件，制订了《**站安全风险辨识标准及管控办法》，汇总了安全风险源4条，制作安全风险告知栏4块。建立健全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安全风险管控等一系列制度规定，完善了对“双控”机制建设工作的规范化管理。设立了“双控”机制工作档案，对安全生产风险源台账、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记录等资料进行统一化管理，做到有迹可循、有据可查。
2.疫情防控时期，认真开展复工复产安全大检查。在**站领导班子带领下，针对特殊时期复工复产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火灾、用电等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整改，以微信等形式向全体职工宣传防疫期间酒精、消毒液等各类消毒药剂的使用方法和防范措施，为疫情防控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3.在全国“两会”、国庆等重点时期，**站分管领导召开专题会议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部署，并带队深入一线进行督导检查，向下属部门传达省、市各级领导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三队措施”，严防各类事故发生。
4.认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攻坚行动，健全完善“一个台账、四个清单”，按市局安委会要求开展集中整治工作，制定了《交通运输三年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隐患排查治理百日攻坚行动方案》，下大力气防范重大风险，治理安全隐患。
五、安全基础情况
制定落实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计划，全年组织全体职工参加的消防安全培训2次，着力营造“讲安全、学安全、重安全”的深厚学习氛围，从思想上切实提高全体职工安全意识。制定《安全生产月工作方案》，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11.9消防宣传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宣贯等活动，完成了《河北省安全生产杂志》的订阅任务。
六、综合治理情况
成立**站平安交通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创建工作，健全贯彻物资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加强物资处范围内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风险隐患防控工作。
双控机制实施方案篇3
关键词：水利工程；施工进度；质量控制
中图分类号：tV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水利工程施工的进度和质量控制问题一直是水利施工企业管理的重点，分析施工进度与质量之间的关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若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则对控制施工质量有促进作用，而施工质量又是施工进度的保证，并对施工进度有决定性作用。因此，需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保证合理施工进度的同时，确保施工的质量。但实际上，要做好水利工程是施工进度与质量的控制工作并非易事，主要是由水利工程施工的特点所决定的。
一、面临的主要技术难题
水电工程施工进度与质量实时控制主要面临的困难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施工系统的复杂性。施工过程影响因素多，施工系统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不确知性。水电工程施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施工过程受到系统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系统的外部因素包括地质、地形、水文、降雨、气温等因素，系统的内部因素包括机械的合理配置、施工方法、施工工艺等。施工系统包含主动控制的环节。水电工程施工系统属于一个“主动系统”，包含有“主动环节”，例如，管理人员、决策人员等，此外还有针对工程特点和目标偏差而制定的调整措施。水电工程施工进度与质量的协调性分析。
二、水电工程施工进度与质量实时控制关键环节
2.1水电工程施工组织与进度控制
必须做好水电工程项目的进度控制工作，在工程项目目标实施的过程中，为使工程建设的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要求相一致，定时地开展施工进度的比较分析和控制活动，以保证施工计划的顺利实现。进行大型水电工程施工组织和进度控制，关键在于严格遵守基本建设程序和施工技术要求，科学安排施工顺序，合理配置资源，充分利用机械设备，力求连续、均衡地施工，提高设备的利用率，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速度，实现连续快速施工，严格控制施工进度，按期完成工程项目。
2.2水电工程施工方案与施工工艺
水电工程项目的施工工期是指工程从开工起到完成承包合同规定的全部内容，达到竣工验收标准所经历的时间，主要由工程的施工过程的持续时间所组成，而工程的施工过程也是质量形成的过程。故水电工程进度与质量的实时控制主要是指施工过程的控制，主要的控制对象是施工方案和施工工艺，施工方案的设计是否合理，施工工艺是否有序、连续、按照规范标准执行，均对工程的进度、质量和造价有很大的影响。
水电工程施工方案选择的基本步骤如下：根据工程规模、布置、施工要求，结合工程的地形等具体情况拟出各种可能的建设方案，并经初步分析选择几个主要方案。根据总进度要求，对主要方案进行各种机械设备选型、需求量计算、布置，并从施工方法上论证总进度的可行性。对几个主要方案进行经济、造价计算。对几个主要方案进行技术、经济分析，总结各个方案的主要优缺点。通过对各方案的优缺点比较，综合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设备供应可靠等要求，因地制宜的确定推荐方案和备选方案。在确定了施工方案后，结合各阶段详细的进度安排和质量控制标准，可以基本确定机械设备的配置、施工工艺和施工工序的安排。在水电工程的施工实时控制中，对各个施工工序及施工工艺的控制是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的关键。
2.3水电工程施工进度与质量实时控制方法
目前水电工程施工进度控制分析的主要方法有横道图法、网络图法、S型曲线法和前锋线比较法等。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工程进度，存在各自不同的优点和局限性。
2.3.1横道图法
利用横道图法可以进行工程施工进度的比较分析。横道图比较法，是指在项目施工中检查收集的实际进度信息，经整理后直接用横道线并列标于原计划的横道线下方，进行直观比较。通过对实际进度数据与计划进度进行比较，获得二者之间的偏差，为进度控制者采取进度调整措施提供了明确的方向。这是施工管理者进行工程进度控制常用的一种最简单、熟悉的方法。横道图比较法可分为匀速施工横道图比较法、双比例单侧横道图比较法、双比例双侧横道图比较法等。匀速施工是指施工项目中，每项工作的施工进展速度均为匀速，即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的任务量都相等，累计完成的任务量与时间成直线变化。匀速施工横道图比较法适用于施工进展速度不变的情况下实际施工进度与计划进度之间的比较。
2.3.2网络计划图法
网络计划图是由节点和箭线两个基本元素组成的，根据网络计划图中作业时间的估计性质划分，可分为肯定型网络和非肯定性型网络；根据网络计划图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同，可分为总网络图和分网络图；根据绘图符号的不同，则可分为双代号网络图和单代号网路图。双代号网络图是以箭线表示工序，以节点表示事项，单代号网络图则是以节点表示工序，以箭线表示各工序之间的逻辑关系。
2.3.3S型曲线法
S型曲线是以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工作量完成情况的曲线图。工作量的具体表达方式可以采用实物工程量、工时消费、支出额或相应的百分比来表示。S型曲线是从工程整体的角度把握工程进展或费用情况，比较适合于业主方对工程整体进度的偏差比较或投资控制。
2.3.4前锋线分析法
前锋线分析法，又称横道图进度跟踪法，是我国首创的用于时标网络计划的控制工具，它是在网络计划执行中某一时刻正在进行的各工作实际进度前锋的连线。在时标图上标画前锋线的关键是标定工作的实际进度前锋位置，其定方法有两种。
三、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控制分析方法
目前还难以对施工质量进行完全实时控制与自动反馈，一般还是通过人的主动控制性来对施工质量进行控制。在实际的水电工程质量控制与管理方面，必须建立强有力的质量控制系统，充分利用财务、技术、计划、测量试验等部门的密切配合，进行联合的网络化的控制。其主要的控制方法和手段为：现场质量监理；测量手段；抽样试验；实时监测；管理体系与制度。
双控机制实施方案篇4
一、案件防控工作的指导思想
案件防控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进一步提高对案件防控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把案件防控放在监管工作和银行业各项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要坚持突出重点、标本兼治、重在治本、预防为主，各司其职、双线问责的原则，切实改变重经营轻管理、重业务发展轻案件防控、重经济处罚轻行政处罚、重处理办事人员轻处理领导人员，以及重事后处理轻事前预防等现象，确保案件防控工作全面、扎实、有效地开展，促进寿阳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经营和健康发展。
二、案件防控工作的总体目标
通过加强对领导干部和员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内控建设，建立健全内部各项工作体制、经营管理制度、业务流程，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业务和和重点人员的监督管理，形成治理结构合理、内控严密，经营合规，操作规范，依法履职，监督有力的业务运营体系，确保案件防控工作和商业贿赂治理有效开展，杜绝各类案件的发生，继续保持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零发案率”的良好势头，使辖区银行业实现“三无”即，无各类案件、高级管理人员和要害岗位人员无违法违纪行为、无“黄、赌、毒、黑”等不良行为。
三、案件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与职责分工
案件防控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根据职责分工，晋中银监分局寿阳监管办事处负责寿阳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专项治理工作的组织实施，对本辖区案件防控工作负总责。各行(社)均要成立案件防控领导小组，组长由各行行长、联社理事长担任，成员由会计、信贷、业务拓展、科技等业务职能部门和基层信用社主任参加。
领导小组负责对本行(社)案件防控工作的开展，负责制定并上报案件防控工作措施、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和案件防控工作情况。建立反映迅速、协调运作、有序高效的案件防控工作机制。各行社每月要对案件专项治理工作进行自查;每季要对案件专项治理工作进行总结，每半年要对案件专项治理工作进行总结评价，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并向领导组报告对本行、社案件排查情况和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
晋中银监分局寿阳监管办事处负责对寿阳辖区银行业案件专项治理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及时对各行、社案件防控情况及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并提出整改措施和监管意见。准确上报分局有关案件专项治理情况，初步提出对案件处置意见并上报分局党委;对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和要害岗位的重点人员的日常行为进行全面监控和动态排查。根据排查情况对有不良行为的人员，提出有关处理意见或建议。
寿阳辖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负责对本行、社银行业案件专项治理工作组织实施，高级管理人员和要害岗位的重点人员的日常行为进行管理，对有不良行为的人员，提出有关处理意见并报晋中银监分局寿阳监管办事处;对发生的案件情况进行初步处置，根据案件情况提出对案件有关责任人员的初步处置意见并上报晋中银监分局寿阳监管办事处。
四、案件防控工作的主要措施与责任追究
为了使案件防控工作取得实效，现阶段，主要采取“五双”管理，即：
一是“双向包点”，就是寿阳监管办事处的监管人员和各行、社的负责人均要分别对所属机构网点进行分片包点，将每个机构网点落实到每个领导人头上,对内控管理薄弱，案件隐患较大的，“一把手”要亲自包，并定期不定期对所包的机构网点案件防控工作进行实地检查，对其存在的问题监督整改。各行、社负责人包点名单要在7个工作日内上报寿阳监管办事处备案。
二是“双重管控”就是既要管好业务，更要管好人。二者要同时管好，人的因素至关重要。案件防控,关键在人,切实把好选人、用人和监督关,就等于牵住了案件防控的牛鼻子。各行、社要根据银监会防范操作风险13条规定和干部交流、岗位轮换、亲属回避和强制休假“四项制度”。“四项制度”要求，加强改进和完善内部控制，按照“权责分明、平衡制约、规章有效、运作有序”的原则，规范业务流程，加大对其决策系统和权力运用中的制约和检查监督，真正做到有章可循、照章办事，把风险隐患降到最低程度。
各行、社每月要对所属分支机构重要空白凭证、库存现金、计算机授权管理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每季组织对内控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发现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和隐患漏洞，及时加以纠正。同时，要根据排查结果和存在的风险点，监督有关机构抓好整改，并及时将每次检查查情况报寿阳监管办事处备案。
各行、社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管理与监督，严格把好”三关”即进人关、用人关和监督关。切实从源头上防范和控制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特别是要切实加强对高管人员可能发生的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实施动态监管。密切关注从业人员的异常行为动态，要严格对要害岗位人员的岗前审查，对发现有违规违纪，以及涉黄、赌、毒、黑等不良行为的，一律不得任用，防止“带病上岗”，已经任用的，要立即调离。晋中银监分局寿阳监管办事处每年要组织一次或两次对辖区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和重点人员的不良行为全面排查。根据排查情况对有不良行为的人员，提出有关处理意见或建议。
三是“双向排查”，就是内部自查自纠与外部现场检查相结合。根据省局提示的“十二项重大安全隐患”，组织开展了对重点资产负债业务如大额存取款业务、票据贴现业务要建立动态监测台帐，并及时开展银企对账;要求基层信用社主任按旬对重要空白凭证、库存现金、计算机授权管理等内控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严密防范操作风险。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对本单位案件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全面的检查，采取有效的整改的措施。尤其是对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业务和和重点人员要下大功夫，检查监督要经常化、制度化。
及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隐患，及时予以整改;寿阳监管办事处将及时向分局和省局报告排查情况。要经常性地组织力量对内控执行情况和前期现场检查情况进行后续检查，建立整改评价机制，提出监管意见对整改措施不到位或整改不力的，要严肃处理。并内控管理情况列入高管人员业绩考核范围并与任职资格审查相结合。不定期开展对高级管理人员、重点人员商业贿赂行为动态排查工作，
从2009年4月开始，按照山西省银监局和晋中银监分局的统一部署，在辖区集中开展“案件风险排查”活动，农信社和农业银行确定为今年案件防控的重点。因此，农信社、农行系统排查面要达到100%，排查的范围、内容和时间要求按照省市银监局的统一部署开展。此项工作至6月底结束。要将排查情况和对违规违纪人员的处理情况上报办事处。同时，要对高级管理人员及重点人员不良行为情况进行排查，排查结束后，认真填报《高级管理人员及重点人员不良行为排查情况表》，及时全面地了解和掌握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日常行为规范、思想作风。
四是“双向监督”。就是要内部审计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各行、社要高度重视内部审计监督机制建设，尽快充实稽查审计人员，提高内部审计的持续性、有效性。稽查审计部门每季要对所属网点的重要空白凭证、库存现金、管理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每季度要对计算机授权管理、内部授权等内控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一次排查，发现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和隐患漏洞，及时加以纠正。
各行、社要根据业务工作的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岗位轮换和强制休假。对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事信贷、会计、出纳、计算机操作等重要岗位人员实行定期轮岗轮调。要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和规定，并确保纳入人事管理，防止因一个人长期主管或从事一项业务可能带来的风险隐患。各行、社基层营业网点岗位轮换和强制休假面每年要达到20%以上。寿阳监管办事处将出台《寿阳县银行业案件防控举报奖励办法》，下半年，办事处将组织力量对各行、社岗位轮换和强制休假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对岗位轮换和强制休假不力的，要严肃处理。
同时，要加强与地方纪检、监察，以及公安、法院等有关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聘请一批责任心强，敢于反映情况和揭露问题的《案件防控监督员》，首批监督员初步确定为20名左右，主要职责全方位收集、掌握有关案件防控和风险防范，以及从业人员的行为动态情况，搭建起全方位监督平台，形成信息共享机制，构建预防案件的群防群控监督网络，认真做好案件防控和风险隐患的排查工作。
五是“双线问责”，就是建立案件防控和防范风险责任追究制度，严格执行“一把手”负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实行谁监管，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一把手”负总责，亲自抓案件防控和案件查处，做到“事有人管、责任有人担”真正把案件防控和防范风险工作落到实处。办事处和各行、社分别制定和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案件防控工作规划〉，与所属分支机构和网点负责人层层签订《案件防控工作目标责任书》，分解落实责任制。2009年度案件防控工作目标责任书签订仪式于3月24日在寿阳监管办事处举行。
双控机制实施方案篇5
日本学者野田良之在研究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文化时，强调了中国诉讼文化的非对抗性，他将中国传统的刑事诉讼称为上诉或保护性诉讼模式，而将西方的诉讼模式称为竞争性诉讼模式〔1〕。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教授进一步将中国传统诉讼形态归纳为“父母官诉讼”〔2〕。我国法文化学者梁治平先生也指出，对抗需建立在某种文化的共识之上，而维持整个社会的和谐，构成了中国古代法的出发点。〔3〕
家国传统与和谐精神，使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缺乏竞争和对抗的要素。正是由于这种传统，加上当时的“情境因素”，近现代中国的诉讼形式，虽采用了控辩审分离的近现代诉讼形式，但具体的道路，是倾向于欧洲大陆的诉讼形式，具有明显的“职权主义”即非对抗制特征，仍然缺乏对抗制因素。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两种基本的诉讼结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即对抗制与非对抗制，存在重要的差别。所谓职权主义的非对抗制模式，其特征是强调国家机关的职权作用，由侦查阶段主张国家具有单方面侦查权的侦查职权主义，到审判阶段由法官直接调查积极审判的法官职权主义，都显示出一种国家主义倾向。它强调国家机关正确解决社会冲突的职权和责任，要求这些机关依据其法律责任查明真相，最大限度的保护各种应当受到保护的社会利益。我国过去的刑事诉讼，从包大人打坐开封府问案，到按照1979年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审案，虽然由于时代不同在诉讼程序的技术性设置上有重要区别（如是否允许“大刑伺候”——刑讯取供），却都是采取国家司法官员依职权主动审问的方式。在这种诉讼方式中，可能因社会的进步赋予被告人自行辩护或委托他人（如律师）辩护的权利，但在法官审问和推进诉讼的条件下，诉讼的对抗性较弱，因为法官掌握诉讼的命运，被告人原则上不能也不宜与法官对抗，而因法官在庭审时直接调查案件事实，也缺乏控辩双方进行诉讼对抗的充分条件。
另一种被称为当事人主义或对抗制模式，则是以控辩双方的诉讼对抗和法官的中立听证为审判结构的基本法理。其特点是将诉讼双方视为法律地位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并以抗辩即诉讼对抗的方式推进诉讼，并从诉讼对抗中发现案件真实和妥当解决争讼。首先，从诉讼关系上看，在这种结构中，检察官已从法制的“守护人”的角色走下来，实际上成为代表国家执行犯罪控诉职能的一方当事人，并与另一方当事人——刑事被告及其辩护人形成一种法律地位平等、诉讼权利对等的相对关系。其次，从诉讼双方的任务和职能看，控诉方承担在法庭上对有罪指控进行举证的责任，辩护方则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极力进行辩护举证并抨击控诉方的立证，从而使诉讼抗辩成为庭审的基本内容。再次，从查明案情所采取的证据调查方式看，对案件事实的调查不再采用法官直接审问的方式，而是主要依靠控辩双方进行“交叉询问”——在证人出庭的情况下，由一方作主询问，另一方针对主询问再作询问，以图抵消主询问的作用，主询问与再询问可以循环多次。这就是抗辩式证据调查。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既有价值上的考虑，又有技术上的动因。前者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国原刑事诉讼结构存在对公民个体权益保护不足的弊端，因此应强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为他们创造行使这种权利的机会和条件。后者则是认为原诉讼结构以检察官移送的侦查案卷为审判的基础，而且法官在正式审判前将全面阅卷，对案件作实质性审查，这样既容易形成有罪认识的先入为主，又使法庭的公开审判流于形式，形成所谓的审判“走过场”。“走过场”即制度虚置，而人们普遍认为，法庭审判，是以公平和公开的方式寻求公正诉讼结局的最重要的制度设置。这次修改刑诉法采用了由控辩双方向法庭举证的所谓“控辩式”诉讼形式，也就是说，在法庭上，讯问被告、询问证人、出示物证、宣读鉴定结论等，都不再以法官为主进行，而主要由检察官和律师从事这些活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控诉和辩护双方可以相互辩驳（过去只能在法庭辩论阶段进行辩驳）虽然保留了法官调查证据的权利，但以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为庭审中查明案情的主要方式，已经大大加强了对抗制因素，检察官在庭审中有某种当事人化趋势。这实际意味着以弱化职权主义因素、强化对抗制因素为基本特征的诉讼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已经开始发生。
进一步而言，这种以当事人举证为主要内容的庭审方式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尽管修正案对庭审问题的规定有一些弹性，为法理解释和司法实务留下了一定的变动空间，但法庭举证主体已发生变化，“控辩式”庭审已基本确立，这一改变不仅影响法庭审判制度，而且势必导致刑事诉讼内在机制的转变。由此而引发侦查、起诉、审判程序的结构和功能发生重大的变化。庭审是诉讼活动的中心，也是对全部诉讼活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庭审的改变，对抗制诉讼方式的贯彻，将使诉讼双方趋于平等，使被告方获得较之非对抗制诉讼大得多的维护自身权利的条件和机会。而且它将促使侦查起诉方式或早或迟作相应改变。因为要让辩护方能在法庭有效举证，就必须赋予他相应的调查能力，被告辩护方的辩护性调查可能与国家侦控机关的犯罪调查同时展开并互相监督。同时，实行司法令状主义，由法官掌握搜查、扣押、逮捕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决定权尤其是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决定权，可能成为下一步变革的方向之一，这将促使侦查中对抗性的增强。当然，从目前看，侦查模式目前大体未变。虽然已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但尚有较大限制，目前还谈不上采取以“弹劾制”侦查观支撑的对抗制侦查方式，但律师的介入和嫌疑人在侦查中地位的强化，使侦查中的对抗性显然增强，这一点却是不能否认的。
关于增强对抗性的正负效应
增强诉讼的对抗性必须伴随观念的转化。对抗式诉讼形式的设计以某种“裁判哲学”为支持。它有两个要点，第一个是“相对主义”，或称“相对制度”，即强调相对和对立面的设置，由相对式抗辩，“使案件置于正反意见之间悬而未决，以防止任何轻率的结论，直到主事者可以探索它的一切特性和微妙差别为止。”并由此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以抵御官僚弊端，防止国家对个人权利的漠视和侵犯。第二个要点是“辩证”思想。即以相互对立观点的交锋，即抗辩求证为寻求真理的最佳途径。由于法庭审判的任务要求获得某种确定性的结论，因此这种“辩证”方式有一个条件，即必须存在一个居于其间、踞于其上、中立客观并具有权威性的“评判者”，这就是法官的角色。
现代刑事审判是一种维护法律秩序，保护社会和公民，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机制，而将非对抗制与对抗制诉讼相比较，二者在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方式上有重要区别。前者给予国家的犯罪控制机关以更大的信任和更多的权力，同时将保护公民权益包括不冤枉无辜的责任也更多地托付予它。而后者则体现出对国家权力的某种疑虑，从而将权利更多地赋予公民个人，强调个人与国家在诉讼中的平等和对等关系，以抗辩的方式制约国家的犯罪侦查与公诉机关，保护个人权利。
相比之下，应当看到，对抗制的突出优点在于能够对国家机关的行为进行更有力的监督，从而更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人们往往认为对抗制在程序上显得比较公正。其一是作为诉讼对抗的前提和条件的相对制度与“辩证”方法，有利于从不同侧面观察案件事实，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司法认识的偏颇；其二是提高了被告人一方的诉讼地位，使诉讼双方的诉讼地位趋于平等，使被告人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为自己辩护，这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其三是使法院成为更为中立的听证——裁判者，可以防止控审不分，有利于树立法院的公正形象；其四是将程序控制权归于当事人，使争议各方对通过自己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容易感到公平和满意。对此，有关的调查和实验表明，无论实际上的利弊得失如何，人们往往在不同程度上偏爱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程序。〔4〕
但在另一方面，增强对抗性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从结构功能分析，向对抗制发展可能带来几项弊端，其一，当事人倾向。由于对抗制度将诉讼双方设定为诉讼立场相互对立的诉讼当事人，双方出于当事人立场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各种手段实现胜诉。在这里“胜诉”是最重要的，而实现正义，即对犯罪予以适当的制裁和对无辜者予以保护，则往往容易被忽视；其二，由于诉讼被当事人推进，诉讼结局受双方的诉讼技巧影响较大，一般认为，它较之法官职权主义，不利于查明案件的实质真实，而查明真实是刑事诉讼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实现正义的先决条件；其三，由于对抗制带来的“牙科医生式的诉讼作业”，即反复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以及由当事人推进诉讼，必然降低诉讼的效率，“从重从快”难以贯彻；其四，大大增加了指控的难度，在目前我们的司法能力和司法条件之下，对打击犯罪不利；其五，增加了国家的诉讼负担，目前刑事司法的经济资源可能难以支持；其六，辩护举证受被告人经济状况影响较大，可能使法律在金钱下倾斜，辛普森案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
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些问题，新刑诉法保留了相当的职权主义因素，如不采“起诉一本状主义”，要求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和证据目录；不承认法官的完全被动，而赋予法官相当的调查和控制审判的职权。这些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对抗制的弊端。当然，反过来也可能恰恰因此而致使庭审实务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原状。在诉讼制度改革尤其是在现代对抗制和非对抗制之间作出取舍时，应当看到两种诉讼结构的利弊依附性，对某一种制度，用其长处也必然要承受它的不足，“择优结合”、“用利去弊”的说法虽然动听，但难免有画饼充饥之嫌。因此在诉讼制度改革时不能苛求有利无弊，更不能奢望完美。
确立对抗制因素的合理限度
利弊共生的情况下，关键在于价值观和价值选择。首先要对原体制作一个基本的估价，应当承认它的主要弱点在于忽视了对进入诉讼过程的公民个人的保护，以此为基点，在推进某种民主化改革的同时应当承认某些“必要的丧失”。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大处着眼”，即宏观评估。因此而言，在原有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增强诉讼的对抗性是必要的，这种增强，是要保证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双方，尤其是辩护对公诉方，能够发挥为保证案件的正确处理尤其是保证进入刑事诉讼的公民个人的权利所必须的制约能力。也就是说，应当形成一种“他律”的合理机制，而不能仅仅依靠或基本依靠国家机关的“自律”。而且，这种“他律”，主要是一种“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即“民”对“官”的制约机制。
基于上述考虑，在程序运作中，有几个要点应予注意：一是律师的及时和有效的介入以及对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制约。刑事诉讼中，由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受的地位、环境和行为条件以及知识技能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其辩护权的行使不能不较多地依赖于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在诉讼中的及时介入，对于防止和纠正侦查的封闭性以及所带来的某种片面性和侦查越轨，是有积极意义的。对此，新刑诉法已经确认，但现在的问题是要在司法实践中切实贯彻这一立法精神。而这个问题至少在目前是值得引起注意的。这是因为：其一，由于我国强大的国家司法传统和相对弱小的“民间势力”，尤其是重视安全和安定，强调打击和控制犯罪的价值观，使得公民权利易被国家权力所压制，加之我国目前律师制约机制不健全的现实，更为这种压制找到了比较合理的说法。其二，从目前的一些方案和实际部门的心态看，也比较倾向于从严从紧控制律师的介入，尤其是侦查阶段的律师活动。如会见的时间、次数限制，利用“涉密规定”禁止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等。其三，我国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易生岐义，实践中可能不利于立法精神的切实贯彻。例如国家秘密条款，从字面理解，所谓国家秘密，应该是指国家保密法所确定的秘密事项范围，刑事侦查中的保密事项和材料等司法秘密亦应包含其中。如此解释，就可能将律师基本排除于侦查程序之外。这显然与立法精神不合。这里的国家秘密应当作限制性解释，至少应排除案件本身。利用某些条款限制律师权利的问题在不少国家都曾出现。如日本刑诉法第39条第3款鉴于在押嫌疑人的调查时间有限，为协调辩护人会见与侦查上的必要之间的关系，规定在侦查上有必要时，可以指定上述会见的场所和时间。过去，侦查机关利用这一规定，采用“一般指定”和“具体指定”制度大量限制律师会见嫌疑人，但90年代以来情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变，律师会见权进一步得以实现〔5〕。日本的例子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二是对强制性诉讼行为尤其是强制侦查的司法控制。在刑事诉讼中，强制性诉讼行为即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主要是指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为了发现和保全证据，控制和“保全”嫌疑人，而依法采取的各种具有强制性的方法。依强制客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对人的强制措施和对物的强制措施，前者如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以及逮捕，后者如搜查、扣押、冻结等（我国刑事诉讼中通常只将对人身的强制称为强制措施，而将对物的强制称为“专门调查工作和强制性措施”）。强制措施对于刑事司法说来，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但同时却又会或多或少地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及其他权益造成侵害，因此，强制措施必须控制在必要限度内。在刑事诉讼中，近现代人权思想的发展，主要就是以刑事程序中强制措施的抑制或合理化为中心展开的。主要的办法是对强制措施的适用实行法律控制，尤其是司法监督，即实行强制措施适用的“司法令状主义”，要求强制措施在一般情况下应根据由独立的司法官员审批后签发的“司法令状”才能实施。
随着人权保护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为防止犯罪控制机关滥用强制权，加强对强制措施的司法控制是完全必要的。尤其是考虑到诉讼中对抗制因素的增强对司法控制的要求提高了；而且这种增强可能带来的“当事人化”（即角色偏向）的消极影响，也需要加强司法控制对其予以防止。例如，对新刑诉法规定的拘留措施在几种情况下（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等）可以延长至一个月才报捕的规定，学者们颇有微词。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将一名嫌疑人关押时间的长短，而在于这个较长的关押时间未获得司法的审查和监督，我国刑事诉讼中采用的对侦查活动的检察监督对这一块实际上是不能控制的，对抗制原则在这里也是不适用的。虽然立法上确有弥补收审取消而带来的手段欠缺之意，但从总体上看似乎超出了一个必要的限度。再如侦查中的搜查措施，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确定，随意性较大，今后的方向是可以考虑加强对这种措施的司法控制。
具体的司法控制方案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可以考虑仍用对侦查活动实行检察监督的方案，因为这种做法有宪法和刑诉法奠定的法律基础，而且也比较现实，对侦查活动所带来的影响也比较小。尤其是我国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对强制措施的使用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的如逮捕，由于涉及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的职责与形象以及赔偿的可能，检察机关的批捕十分慎重。1996年3月，人大修改刑诉法的决定修改了逮捕条款，放宽逮捕条件的立法意图十分明显，但就是这样，检察机关目前仍倾向于从严掌握逮捕，因为仍然存在形象与赔偿问题。当然，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今后不排除将某些最重要强制措施的审批权交给更中立和独立的审判机关行使。
三是审判活动中对抗制因素的确定。这主要体现在控辩式庭审需在一定程度上切实贯彻对抗求证的精神。目前控辩式庭审的大框架虽已由立法确认，但具体的方式却还有待摸索，其完善与成熟无疑还要有一个过程。在庭审程序的具体设置和掌握上，应当注意使控辩式不流于形式走过场。例如，庭审调查可以借鉴国外对抗制庭审的基本证据调查方法：交叉询问——区分控方举证和辩护方举证阶段，证人由提出一方作主询问，另一方作交叉询问，可以再询问，提出证人一方享有最后询问权。这种方法已经为长期的对抗制庭审实践以及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证明是以控辩双方举证为主的诉讼形式中查明案情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方法。这种方法集中体现了对抗制诉讼抗辩求证的精髓，使证据内容的各个侧面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显现，而且能够真正贯彻“质证原则”，使证据的真伪、可信度得到检验。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对抗制因素必须注意控制其限度，以防止其消极影响，而且注意对抗制因素与我国司法制度及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要求，基本构架与运作机制相协调。首先，我们不能忽视目前中国由于历史传统、价值取向、社会心理特征，以及现实的政治结构所形成的这块土壤。在一块典型的适合于职权主义生长的土壤上移植一种异质的诉讼结构，如果不注意双向改造以求相互适应，就很可能发生“南橘北枳”效应。我们与日本、意大利毕竟还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一种大背景的区别）。中国目前条件下，就增强诉讼对抗性尚缺乏一些基本的制度环境和实际条件，处于中国的现实环境和社会条件下的立法者和司法者都不能走得太远，否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因为重视安全、依赖国家权力的保护作为一种国民性格特征和社会心理具有较为恒定的性质，这个社会必然要求国家有效地发挥其“警察职能”，确保正常的社会秩序以及公民人身、财产的安全。尤其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犯罪更为严重，而且呈现出更强的智能化和组织化的趋势，这种情况下，如果诉讼中对抗性太强，犯罪控制机关将更难完成他们的社会使命。在这种现实压力下，为了保证犯罪控制的效率和效益，中国的审判制度改革向对抗制的跨度不应太大。具体要求是对抗制因素不能对国家的刑事司法能力造成较大的损害，要基本保证侦查、检控犯罪的有效性，以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秩序。这在制度设计和操作上应当注意：
其一，仍要充分肯定检察机关的客观公正，而应努力避免其当事人化。
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务，这是司法制度对检察官的基本要求。可以想见，拥有公诉裁量权、侦查权与一定的监督权的检察机关如果不能持客观态度，公正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公民权益和社会利益无疑会造成巨大损害，而公正的审判也势必难以实现。
检察官客观公正地履行职务，就是要求检察官不是单纯地站在追诉者的立场，而应站在法律的立场，作为“护法者”，保证切实正确地实施法律。他必须着力于发现案件客观真实，在诉讼过程中，必须以客观态度既注意对被告不利的方面，又注意对被告有利的方面，一旦发现被告受到不公正待遇包括不适当地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则应当为之作出纠正的努力，包括撤销起诉以及为被告利益提出抗诉等。
由此可见，“客观公正”，是刑事诉讼的根本价值所系，也是对检察官执行职务的根本要求。不过，任何一种原则的贯彻都必须有实际条件支撑，检察机关的客观公正固然需要检察官在其实践活动中的自律，同时也需要司法和诉讼制度为之提供条件和保障。为此应注意两点：一是维护检察官的司法官员和对执法活动的实行监督的监督官员地位，反对将其“当事人化”。所谓“当事人化”，是指简单地将检察机关视为与被告相对应、相对立且地位平等的诉讼原告人，而否认或忽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尤其是负有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切实贯彻，负有客观公正地执行职务义务的法律监督机关这种“超当事人”的性质、职能和地位。二是可以在侦查中引入诉讼结构观，确认检察官在刑事侦查过程中的“司法”作用。所谓“诉讼”，即由原被告双方和居于其间踞于其上的司法官所构成的一个“三角结构”。而侦查阶段的“诉讼结构”，指侦查官员与嫌疑人分别作为原被告，而由检察官作出诉讼裁决这样一种构造。在我国，对侦查行为的法律控制主要的不是通过预审法官制等法院控制方法，而主要是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侦查活动监督等检察监督方式实施，因此，前述侦查之诉讼结构可以说在我国条件下更具基础。
其二，在实际操作中，发挥制约作用，保持诉讼结构的必要“张力”固然重要，但也应十分注意在刑事诉讼主体之间应用协调性手段，如协商、协调、沟通、调节，调解等，避免诉讼关系的僵化，以求程序运行更为有效，诉讼结果更加合理。刑事诉讼是一个“多元化”的机制，包括主体多元化和价值多元化等，在主体的各“元”之间，无疑存在而且十分需要一种制衡的关系，以利于法律所认可的多种利益的协调。但在具体运作中，协调性方式是十分必要的。
协调处理的意义，首先是一国刑事诉讼总体上的同质性所决定的。因为任何国家所设定的刑事诉讼程序，都是为了保障法律所确认的利益，都是为了维护特定的法律秩序，而且由于司法界人员，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律师），他们所遵循的法律行为规范是同质的，他们的法律教养在价值和技术上也是基本同质的，因此也可能形成一种相互协调的关系。第二，这种相互协调性对于司法的运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一定程度的协调才能保持司法的效能。否则刑事司法就会在无休止的相互掣肘、摩擦、扯皮中耗尽司法资源，同时很难实现司法的效率与效益。而且这种不协调对保证案件的合理处理包括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是不利的。尤其在检控官员与辩护律师之间，如果互相视为仇人冤家，只讲相互防范和相互攻击，不讲彼此的协调，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从根本上看，均属“法曹”，负有维护司法公正的共同职责，通常没有必要搞得关系紧张，以敌相待；同时这样做对被告也往往是不利的，因为事实证明，辩诉双方的充分沟通和协商，有利于避免司法手段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并使案件获得合理的处理，使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利益得到必要的保护。第三，从国际刑事司法的情况看，注意协调处理也是普遍的做法。如国外大量采用的简易程序，其适用基础就是诉讼各方的协调，因而导致程序的简化，使案件采用更灵活的方式得以处理。美国是最典型的实行对抗制诉讼体制的国家，但以多方协商、协调为特征的审判前解决程序在诉讼中占了重要地位，甚至处理了大部分案件。这应当引起我们思考。第四，从我国刑事诉讼的制度结构和文化、政治背景看，协调性处理方式尤其值得注意。从政治和社会因素看，我国社会的同一性与统一性较强，这是不可否认的；从文化的因素看，我国文化的和谐传统也难以适应那种高强度对抗的日常行为方式；再从司法的结构看，目前宪法奠定的司法结构基础还是公、检、法三机关互相制约、互相配合型的，司法至上在法律和实践中尚未被认可，在缺乏一个具有充分权威的机关处理和裁决争议的情况下，过分的对抗因素只会造成不断的扯皮，很难产生多少利益。而且在多年的实践中，司法各主体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习惯性的协调性做法，为新的诉讼机制下案件的协调处理提供了一定基础。
协调处理，包括侦查、检察、审判以及辩护等各方的彼此协调。这里尤需强调的，是控辩协调以及侦、检、审三大有权机关在案件处理上的协调。
首先是控辩协调。这里需注意，一是控辩沟通，包括案情沟通与意见沟通。控辩双方虽有诉讼立场的区别，但以适用同一法律，尊重法律的价值以及保持行为的合法性及正当性为前提，控辩双方完全可以谋求对双方立场和诉讼行为的相互理解，并保持彼此行为的基本协调。而且，应当看到，在一种相对性制度中，彼此的制约是实现法律价值的重要途径。因此一个明智的检察官对律师的合法介入应当而且也完全可以持一种开明的欢迎态度。甚至可以说，即使双方可能在案件处理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基本的协调不仅可能，而且是一个具有对抗制因素的司法制度有效运作的必备条件。否则只会在无休止的诉讼对抗中耗尽彼此的精力而于事无补。而且我们相信，随着法制的健全以及在操作上的逐渐“磨合”，这种协调性将更为明显。因此，在律师介入提前后，检察官和律师都毋须彼此过分戒备，而应当在合法与合理的基础上需求共识，寻求对案件正确处理的方式。因此，只要双方都注意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那么在案件信息上可以进一步的彼此沟通，在案件处理上以合法为前提可以通过协商找到更为适当的处理方式。为此，需要进一步健全案件信息的沟通制度，如通过法律或规则确立证据开示程序，要求对凡是准备用于法庭的证据，除某些不起重要作用的补强性证据以外，均需事先在庭前向对方展示。也就是说，律师所取具有诉讼意义的证据应事先向检察官告知其内容，检察官对律师的看卷也可以扩大范围，使其能在开庭前阅览全部基本的诉讼证据。
这里，有的同志也许会批评上述说法和做法有理想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际。因为现实生活中，尤其是目前的条件下，律师，以及司法官员都是不完全理性化的个体。确实如此，我们在注意协调处理的同时，也要注意实际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不合法与不合理的行为并对其予以防范。实际上此次刑诉法修改也是充分考虑了这种非理性化状态而给予了一些限制（可以说，在相当规范化和理性化的法律操作中，诸如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时侦查人员可以在场，律师会见被害人及其证人需得检察院或法院同意等限制都完全是不必要的）。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控辩双方也不能不注意对方行为的不适当与不合法性而采取适当对策，有的时候不排除采取激烈的方式。如律师对侦查中的某些强制行为提出控告，或检察院追究律师作伪证的法律责任等。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措施防止在所谓的彼此协调中丧失法律原则，甚至出现司法腐败。这可以加强监督和司法审查等方式予以解决。
再就是有司法权的国家机关之间的协调。这里的司法权是从广义上讲，指侦查、检察和审判的权力。司法权的协调在我国有充分的宪法和法律的基础，这主要是指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的制度。可以说，相互配合，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指对案件的协调处理。三机关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以客观公正与符合法律为前提，求得对案件的共识，有效率的处理刑事案件。当然如果不具备这个前提，则应当利用制约机制去争取合法与合理的结果。为此，目前尤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在新刑诉法的操作实践中，司法机关之间应基于准确、严格执行法律的同一目的注意彼此的协调，减少扯皮，以实现诉讼的效益和效率。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坚持法律的原则性的同时，相互之间应多通气、及时和经常的交换意见，用协调的办法可以减少冲突，争取更大的诉讼效益。例如，对疑难案件的处理，检察机关可以与法院事先通报情况，征求初步意见（许多国家都有在侦查起诉阶段法官即介入作司法控制的制度——不过这种法官一般不再介入庭审）。在一定阶段，同时可以请律师参加，检察、审判和律师在庭下以讨论、研究、协商的方式使案件的疑难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也就是说，强化诉讼的对抗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协调性处理方式在诉讼中的作用。不过应注意坚持两条，一是严格执法，原则问题上不调合；二是保持程序的严格性，庭下协调只能为案件的解决作准备，不能代替以公开庭审的方式解决处理案件。
注释：
〔1〕野田良之：《比较法文化学》，《比较法研究》1987年第4期。
〔2〕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考察》，《比较法研究》1987年第4期。
〔3〕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双控机制实施方案篇6
我国现有的证据开示制度并不完善，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1．对于开示的证据的范围的规定不明确。
2．对适用证据开示制定的案件范围无明确规定。
3．对证据开示义务的不对等。
4．对于适用证据开示的具体程序和方式没有明确规定。
5．缺乏对违反证据开示义务的制约机制。
对于证据开示制度不仅应在具体操作上加以明确规定，还应对违反证据开示义务的一方的惩治措施加以明确规定，这样才能保证证据开示制度的绝对实行。由于缺乏对违反证据开示义务惩治措施，在一些试行证据开示制度的地方，一些案件仍存在“突袭”的情况，仅仅依靠控辩双方的职业道德标准来约束双方的行为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制约机制，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促进控辩双方履行开示义务。
关键词证据开示证据展示刑事诉讼司法公正。
针对我国现有证据开示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本人提出以下几点想法
(一)关于证据开示范围
在检控方向辩护方开示的证据中，除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文书及技术性鉴定材料外还应当包括证人证言、被告人的辩解及出庭作证的证人的自然情况等，即控方准备在庭审时使用的证据除《人民检察院都应在开示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二十条规定的情况外都应在开示的范围之内。对于控方应否向辩方开示其所收集的不准备在庭审中使用的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如能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等)我认为这应当在开示的范围内，因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检察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虽然有人认为检控机关在向法院提起公诉时，是经复核、取证等已经排除了那些证据材料的；而且开示此类证据是有悖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我认为，即使被告人确实存在犯罪事实，一些有利被告人的证据还是应当予以考虑的，且有谁敢保证控方对此类证据的排除就一定是对的，即便是对的，但大家要的不仅仅是公正，而且是看得见的公正，因此控方应当开示这方面的证据。并且根据刑事诉讼法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这一立法目的控方也应当开示这一方面的证据。
（二)关于适用证据开示的案件范围
根据一些地方的一些试行证据开示制度的法院的情况，在一些简易案件如果采用证据开示制度，不仅没能提高庭审效率，反而会使案件的审理时间延长，本来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审完的案件而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构建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提高庭审效率，根据这一目的具体适用证据开示制度的案件应该是一些案情复杂证据繁多的案件，对于一些案情简单基本事实清楚的案件及一些简易案件可不必使用证据开示制度，当然若当事人自愿开示的也可以进行开示。
(三)关于控辩双方证据开示义务的不对等
证据开示的义务应当是双向的，如果只规定一方单方向另一方开示，就会导致负有开示义务的一方在庭审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也有悖于证据开示制度促进司法公正这一目的。实行双方开示，可使控辩双方共享案件的信息与资源，就能更有利于案件的公正、效率地处理。
(四)关于证据开示的具体操作
1．证据开示的时间
证据开示的时间应该是在庭审之前，这里的“开庭审理”应作广义理解，不仅指第一次开庭审理还应包括由于某些原因延期审理，在新开庭审理之前若双方有新的证据也应及时向对方开示。
2．证据开示的地点
由于检察机关搜集证据的能力要比辩护律师要强一些，而控方向辩方开示的是案件的全部卷宗，因此地点设在检察机关为宜，如果是延期审理期间收集到的新证据，为了便于案件的审理，开示的地点可设在法院。
3．参加证据开示的人员
参加证开示的人员除了检控方及辩护方各派一人之外，为了防止控辩双方对证据认定的非法交易及辩护人可能让人串供或翻供等情况，法院还应调派―位在庭审中除主审法官外的一名法官进行监督并应由书记员记录在案。
(五)关于对违反证据开示义务的惩罚措施
对于违反证据开示义务的惩罚措施可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如：(1)对于违反开示义务的一方，法官可责令其开示，若其仍不予开示，必须提供有力的证明，否则法官可责令其不准在法庭上使用未经开示的证据。(2)若控方或辩方在法庭上使用未开示的证据，法官可排除其可采性，使其失去证据的效力。(3)若检察机关引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第三百二十条的规定来抗辩庭前的证据开示，则其必须提供合理的理由，如果其既不提供理由又不进行证据开示的，可按撤诉处理。(4)如果控辩双方故意隐匿证据不予开示构成犯罪的，可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通过全文的论述可见证据开示制度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只是我国现有的证据开示制度并不完善，要使证据开示制度能普遍地应用于司法实践，我们就必须不断地去完善它。本文结合英美两国关于证据开示制度的有关规定，针对试行证据开示制度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对证据开示制度中有关证据开示的范围、适用证据开示的案件的范围及违反这一制度的后果等问题提出的几点想法，以补充现有证据开示制度的不足。但任何制度都是利弊共存的，我们在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的同时，必须看到适用这一制度的弊端。如果确立了证据开示制度，就会公开证人一些情况，这就可能会有贿赂、威胁、恐吓证人进而翻供、串供或做假证供的情况发生；另外，对证据进行了开示以后，有的犯罪分子为了逃脱惩罚，就很有可能针对控方所掌握的证据的弱点做较逻辑的虚假供述，为自己开脱。为了避免证人的安全受到威胁，也为了能更好惩治罪犯，我们在适用证据开示制度的同时应加强对证人的保护机制并防止这一制度的滥用。我们要利用这一制度的优点，加之一些补强措施来避免不利情况的发生，让这一制度成为我们有效地惩治罪犯的利剑，而不是一些犯罪分子逃脱惩罚的丁具。
参考文献
1、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九卷中国检察山版朴2005年6月第一版
双控机制实施方案篇7
摘要：隧道的顺利贯通，洞内控制测量至关重要，本文作者结合工作经验，对隧道洞内控制测量进行了论述，引发思考。
关键词：隧道贯通洞内控制测量测量方案
1概述
隧道贯通时，贯通误差的影响值，由洞外和洞内控制测量两部分组成。由于洞外控制测量现如今多采用gps静态观测控制网，精度高，且观测条件不利影响因素对测量精度的影响较小，易于控制，本文主要对洞内控制测量方案进行论述、分析。本文以作者主持施测的G314国道奥依塔克镇至布伦口段公格尔隧道工程为例进行论述、分析。
2测量方案的要求及精度
2.1洞内导线测量。根据《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规定，洞内的平面控制网宜采用导线形式，并以洞口投点（插点）为起始点沿隧道中线或隧道两侧布设成直伸的长边导线或狭长多环导线。导线的边长宜近似相等，直线段不宜短于200m，曲线段不宜短于70m，导线边距离洞内设施不小于0.2m。当双线隧道或其他辅助坑道同时掘进时，应分别布设导线，并通过横洞连成闭合环。
本次论述、分析的实例公格尔隧道全长为2.3km，根据测量规范要求，本次洞内导线测量的等级应为四等。2.2洞内水准测量。根据《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规定，洞内的高程控制测量宜采用水准测量方法。隧道两端的洞口水准点、相关洞口水准点（含竖井和平洞口）和必要的洞外水准点，应组成闭合或往返水准路线。洞内水准测量应往返进行，且每隔200~500m应设立一个水准点。
本次论述、分析的实例公格尔隧道全长为2.3km，根据测量规范要求，本次洞内高程控制测量的等级同样分为四等。
3测量方案的设计对比及选定
3.1隧道洞内平面控制网布设方案设计。由于隧道内施工场地狭小，控制网布设难度较大，为了提高导线端点的精度，在不增加较多工作量的前提下，提出以下两个方案。方案一：支导线法（单导线）。传统的支导线布设方案（如下图）简单，观测工作量少，布设灵活，但由于没有多余观测和其他约束条件，在实际工作中即使发生错误也无法检查，同时随着导线长度的增加，端头点横向误差随机迅速变大。
支导线法控制点布置对隧道贯通误差预计的影响计算如下：结合洞内施工条件，洞内导线平均边长200m，从洞口至贯通面设7个导线点，按四等导线测量技术要求，测角中误差2.5义，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1/35000。
①测角中误差对贯通的影响：
②测边中误差对贯通的影响：因为支导线控制点基本在隧道中线附近布置，测边中误差对贯通误差的影响极小，故将测边中误差对贯通的影响忽略不计。
所以公格尔隧道支导线法布置控制点洞内测量对贯通误差的影响为±45mm。
方案二：双导线法（主副导线法）。沿洞内布置控制点形成闭合导线环，沿隧道中线布设主导线，在主导线旁靠隧道边布设副导线，构成主、副导线环，组成一个闭合导线环。观测闭合环的所有内角，进行角度检核，测量各条导线的边长，通过角度闭合差可以评定角度观测的质量和提高测角的精度，对提高导线端点的横向点位精度非常有利（主副导线网布置见下图）。
双导线法（主副导线法）控制点布置对隧道贯通的影响：
结合洞内施工条件，洞内导线平均边长200m，从洞口至贯通面设7个导线点，按四等导线测量技术要求，测角中误差2.5义，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1/35000。
①测角中误差对贯通的影响：
②测边中误差对贯通的影响：因为双导线导线控制点基本在隧道中线附近布置，测边中误差对贯通误差的影响极小，故将测边中误差对贯通的影响忽略不计。
所以公格尔隧道双导线法（主副导线法）布置控制点洞内测量对贯通误差的影响为±24mm。
根据以上综合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①导线横向误差随导线延伸成递增趋势，导线越长增加速度越快，当采用双导线法方案时，横向误差精度明显提高。在上述两个方案中，支导线的精度最低，双导线法（主副导线法）精度较高。②在工作量方面，双导线法（主副导线法）较高，支导线法较低。结合以上两方面，按《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中规定，本隧道洞内控制测量横向贯通中误差的限值为45mm，本隧道采用支导线法横向贯通中误差影响值已经达到45mm，故本隧道不可采用支导线法布置洞内控制点；本隧道采用双导线法（主副导线法）布置洞内控制点，经计算横向贯通中误差影响值为24mm，小于《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中规定的45mm，故决定本隧道洞内应使用双导线法（主副导线法）布置洞内控制点。
3.2隧道洞内高程控制网布设方案设计。为保证隧道竖向施工的精度，首先对隧道洞口附近至少2个已知高程点进行附合测量，合格后方可进行后续高程测量。高程控制网布设直接利用双导线置的平面控制点，布置图见前文双导线法布置示意图。
本隧道高程测量设计为四等水准，每公里(km)高程测量高程中数中误差m塄=±5mm。
则m塄h=±m塄姨L=±5×姨2.4=±7.7mm。
结合以上计算，按《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中规定，本隧道洞内控制测量高程贯通中误差影响值的限值为25mm，本隧道采用四等水准高程测量设计经计算高程贯通中误差影响值为7.7mm，小于《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中规定的25mm，故决定本隧道洞内高程测量采用四等水准。
4技术总结及结束语
由于隧道洞内施工条件的限制，隧道洞内施工控制网在保证隧道顺利贯通有着重要的地位和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而如何合理、严密的建立隧道洞内施工控制网，便成了决定工程质量和生产效益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此，在国内外各种长大隧道施工中，测绘工作人员之间也对如何能够建立满足更高精度要求的施工控制网进行了各种论证研究。本着为工程服务的原则，本文以作者主持施测的公格尔隧道控制测量方案的研究简要归纳出以下提高隧道洞内工程控制测量精度的现场施测方案、方法。
通过对两种导线控制网方案的分析比较最终确定采用双导线法（主副导线法），因为此种方法在保证精度的同时又能检核测量成果。此种方法可以使长度在1000米以上隧道的控制测量取得良好效果，可长期运用到隧道控制测量中。不过隧道工程洞内施工控制网的建立都大同小异，很难找到具有突破性质的新方法，但并不是说所有施工控制网的精度都一样，而相同的最佳布置形式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不一定是最佳方案。因此，控制测量没有定论，如何选择更好的布置形式不单取决于外界等因素，也要依靠测量工作者长期的经验积累和大量的知识积累。
参考文献：
[1]GB50026-2007，工程测量规范[S].
双控机制实施方案篇8
关键词：交通组织交通管理措施单双号智能交通
一、北京奥运期间交通运输保障措施总体情况
1.采取的保障措施
(1)明确了12条城际“奥运快速通道”，确保奥运车辆优先通行，做到通过收费站无障碍行驶；
(2)全面加强对奥运通道交通运行的监测、预警与出行服务信息工作。实施“奥运快速通道”全程监控，及时沿线公路交通流量、车辆速度、公路路况等交通运行状况；
(3)全力做好奥运车辆行驶途中的休息接待与服务工作。对奥运快速通道沿线的公路服务区，按照国际服务标准和风俗习惯进行改造和布置；
(4)做好公路交通应急处置的各项准备。由交通部牵头成立奥运公路交通服务保障省际协调小组，强化跨省应急处置工作，确保省际间无缝衔接。
2.成立北京奥运交通运行中心
作为奥运会主办城市的交通主管部门，北京市交委牵头成立了北京奥运交通运行中心，全面协调和负责奥运赛时交通安全保障、赛事交通服务、城市运输服务和交通设施保障工作。
（1)奥运交通基础设施相继投入运行。地铁5号线、10号线一期、奥运支线、机场线相继开通试运营，机场南线、机场第二高速、京平高速、京津二通道等相继建成通车。奥运场馆周边道路建设项目、临时公交场站、公交临时指路标志标牌都已全部完成。
（2)加强奥运交通环境整治。对全市道路、涉奥道路及沿线环境进行了全面整治。加强交通执法力度，查处交通违章违规行为，保障城市交通正常有序。
（3)奥运赛事交通服务保障准备就绪。做好专车客户群的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建立协调指挥与运行组织保障机制，制定奥运会注册人员、持票观众赛时免费乘坐公交政策和奥运注册车辆道路快速通行政策，保障覆盖所有竞赛场馆交通站点的奥运专线有序运行。
（4)奥运交通保障方案及配套措施。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实施《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北京市交通保障方案》。在客运保障和货运保障方面，分别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配套措施，保障奥运期间城市交通和奥运物资运输正常有序。
（5)深入开展“平安奥运行动”。建立市交通系统“平安奥运”工作体系和三级指挥协调机制，制订和实施平安奥运行动工作计划。组建交通应急救援保障队伍，加强公共交通安全防范工作。
二、单双号车辆限行措施
北京奥运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措施就是实行单双号车辆限行。从7月20日0时至9月20日24时，北京市机动车及外省区市进京机动车需按号牌尾号分单双号上路行驶，期间每日0时至3时设置3个小时缓冲时间，机动车上路不受单双号限制。单双号限行首日，车流量下降一半，各环线主路车速都有很大的提高，部分道路上的车都能保持在时速七八十公里的状态。来自交管部门的统计数字显示，限行的前4天，市区主要道路车流量比平日下降26%，拥堵和事故报警分别下降76%和46%。而全市道路的交通流量比限行前下降41%，拥堵报警下降96%，事故报警下降48.5%，长安街和二、三、四环路等7条主干道高峰小时流量下降24.7%；交通秩序安全稳定，剐蹭等轻微事故下降50.2%，未发生重大恶通事故。全面实行单双号限行措施后，每天约有180万至200万辆机动车停驶，约有410万市民要从小汽车里走出来。这无疑增加了每天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人数，为了保证市民的正常出行，北京市采用了发车更密集、容量更大的公交车;线路更多、发车间隔更短的地铁——公共交通每天将多运送乘客400余万人次。在距北京奥运会开幕仅有20天之际，北京地铁10号线一期、奥运支线和机场线3条新线同时开通。
在首都市民全力支持北京奥运会的同时，也要让市民充分享受奥运，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北京市公交集团总公司增加配车、缩短发车间隔、提高车辆周转率、延长运营时间。坐地铁的乘客也感觉地铁越来越便捷了。从7月19日开始，5号线早高峰的发车间隔就已经从3分半钟缩短到了3分钟，早高峰时间也从2小时延长至3小时，直到9时才结束。目前，地铁1号、2号线列车最小运行间隔为2.5分钟，13号线为3分钟，八通线为3.5分钟，均以最大运力全力保障市民出行。7月20日以来，地铁的日客运量比以前增长了15%左右，日客运量超过350万人次。据悉，8条地铁线日客运量最高可达580万人次，完全可以满足奥运会时市民、观众的出行需求。
单双号限行相关政策也体现了人性化的管理。7月20日至9月20日期间，每天0时至3时将设置3个小时缓冲时间，允许机动车不受单双号限制上路。许多有夜生活习惯的市民又可以在夜间与朋友相聚言欢，夜班编辑们也解决了凌晨返家这个迫在眉睫的难题。这也成为限行令推出前最引人瞩目的人性化举措。除此以外，还采取了很多项人性化措施，如考虑到部分市民一人多车的实际情况，允许本市拥有两辆尾号同为“单号”或“双号”私人小型客车的个人申请变更号牌等，尽最大可能为群众出行提供方便，努力做到让国际社会满意、让各国运动员满意、让广大市民满意。
三、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保障奥运交通
1.现代化的交通指挥调度系统。该系统集成了电视监控、交通信号控制、诱导显示、单点定位等多个应用系统的相关数据，通过制定的预案进行智能化的指挥调度。依托交通指挥调度系统，市交管局建立了由现代化的奥运交通指挥中心、交通勤务指挥中心和38个场馆通指挥所组成的三级奥运交通指挥科技体系。对社会交通和奥运交通进行有效组织、精确管理，保证奥运交通和社会交通有序运行、和谐运转。
遇有突发事件，指挥人员通过警力定位系统，实时掌握全局路面警力部署，动态调整警力投入；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派装备卫星通信、无线传输、图像采集等科技系统的交通指挥通信车赶赴现场，实现快速反应。同时,在指挥调度集成系统可视化的图形界面下，可以按照预案同步实现电视监控、交通控制和交通诱导等多个技术系统联动，一方面利用信号系统对事件周边路口、快速路出入口进行控制，减少附近车辆向事件地点的汇聚，另一方面利用路侧大型可变情报信息板诱导信息，提示附近驾驶员绕行，缓解事件点段交通拥堵。
2.交通事件的自动检测报警系统。奥运会期间,由安装道路上的上百台交通事件检测器等组成的交通事件检测系统，可在第一时间发现交通事故、路面积水等各种意外事件,自动报警并对事件过程全程录像,在指挥中心实时显现,指挥人员使用警力定位系统迅速显示事件区域的警员、警车分布,指派最近民警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置。意外事件自动报警应用以来,对交通意外事件的处置时间平均减少3分钟至5分钟,大大提高了对交通意外事件的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确保城市主干道的安全与畅通。
3.自动识别“单双号”的交通综合监测系统。遍布全市快速路、主干路网和奥运专用路线，交通综合监测系统的上万个检测线圈、超声波、微波设备，是城市交通管理的神经末梢，24小时自动准确采集路面交通流量、流速、占有率等运行数据。系统还能对每天上路的几百万车辆进行自动检测，包括违反“单双号”限行规定等多种违法车辆，为保证道路的通畅，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4.数字高清的奥运中心区综合监测系统。在奥运中心区，建成的基于高清数字化技术的综合监测系统，实现了对进出中心区车辆的全时空、全方位监测。这个系统的路面监测设备把原来视频监控、流量统计、车辆识别、事件检测、违法检测等5种功能融为一体，一个设备替代多个设备，如此高集成度的应用在我国也是首次。5.闭环管理的数字化交通执法系统。固定安装在路面上的1100套的电子警察全部联网，对闯红灯、超速等9种路面违法行为进行24小时自动监测，并将违法信息上传中心数据库，与42个车辆检测场、车管所、执法站高度共享，实现了科学的闭环执法管理。此外，利用移动的巡逻警车车载交通监测设备，在行驶过程时随时随地无线联网中心数据库，对过往车辆进行实时检测、抓拍，自动识别逾期未检、套牌车等涉车交通违法行为，可每小时检测车辆2200辆左右，从识别到系统终端报警不超过1秒。
6.智能化的区域交通信号系统。根据北京路网结构和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混合的交通特点，市交管局在城区建成了交通信号区域控制系统，系统通过埋设在路口的交通流检测器采集到的交通流信息，对路通信号进行实时优化，可以实现单点的感应优化控制、干线绿波协调控制和区域优化协调控制。可以在中心随时查看路口信号控制的实时显示界面。近2000台信号机在计算机自动控制下协调联动，实时检测并根据路网流量变化，在高峰时进行最大通行量控制、在平峰时进行协调控制、在低峰时进行感应自适应控制。能够通过合理调整车辆通行时间来优化车辆在道路空间的分布，大大提高了路口、路段的放行效率，增强路网整体管控能力，路网综合通行能力提高15%。另外，在奥运中心区内的信号灯控路口，还首次增加了行人过街绿灯倒计时和盲人语音提示功能，最大限度提供人性化服务，礼让民权、保障行人安全。
7.灵活管控的快速路交通控制系统。快速路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环路及其联络线，是城市道路交通的主动脉，承担了城区一半以上流量，也是奥运专用路线的组成部分。北京市交管局建成了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最智能化的快速路交通控制系统，利用设置在二、三、四环及其联络线主要出入口的信号灯，根据流量变化自动关闭和开启出入口，对进出快速路交通流进行智能控制。在快速路主路流量达到拥堵警示标准时，通过信号灯控制进出主路车流，诱导司机从辅路通行。当快速路主路出口由于拥堵造成车流不畅时，出口信号灯控制出口上游辅路车流量，为主路出口提供更为顺畅的通行条件，保证主动脉的畅通；并通过可变信息板及时提示驾驶员选择路线，注意进出口车辆，有效预防出入通事故。
8.公交优先的交通信号控制系统。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改善城市交通环境的根本出路。奥运期间，市交管局在已经施划公交车道和奥运专用道的道路上，建设了126个具有公交优先控制的信号灯路口。当公交车辆通过这些路口时，设置在道路上的公交车辆检测器将检测到的公交车辆信息传送给信号控制系统的计算机，计算机根据当前路口的信号放行状态和流量情况，或是缩短另一方向的放行信号时间，或是延长本方向的绿灯放行时间，使公交车辆在路口的延误时间最短，达到优先放行的目的。充分满足大容量、高速度的客运需求，为奥运大家庭成员、观赛人群提供高效、快捷的交通服务。
9.连续诱导的大型路侧可变情报信息板。利用分布在全市主干路、环路的228块大型路侧可变情报信息板，每两分钟一次将本区域，以红、黄、绿三种颜色分别表示拥堵、缓行和畅通的实时路况信息，提供给道路交通参与者，同时，每天奥运交通管制、道路限行、绕行路线等交通服务信息上千条，实现对奥运车辆和社会车辆的全程连续诱导。
10.交通实时路况预测预报系统。系统对交通检测设备采集来的全市路网交通流数据，进行深层次挖掘分析，准确掌握实时的路网运行状态，并通过预测预报数学模型，预测路网流量变化。在该系统的支持下，利用互联网站、手机wap网站和各种媒体，为广大民众提供最权威、最及时、最准确的个性化交通信息服务。不仅包括实时交通路况信息、交通管制信息，而且提供交通预报和行车路线参考，做到随时随地贴身服务。
四、奥运期间的交通管制措施对物流业的影响
从7月1日开始限制外地车辆进入北京，从7月20日开始实施单双号限行，这2项限行措施将一直持续至9月20日，前后将近3个月的交通限行，对于每天运营都离不开车辆的物流行业来说，影响不小。为了满通限行措施中对于车辆环保标准的要求，物流企业需要报废黄标车，购置符合环保标准的车辆。即使是这样，在单双号的限制之下，车队这样的规模在满足奥运期间的运输要求方面仍有一些困难。许多企业选择临时租用一些车辆，那时的租车价格肯定会升高，但是为了保证货物的运输，企业肯定会受些损失。为了应对北京市对外地进京车辆的限制，有的企业在六环以外建立了一座临时转移站。外地运入的货物卸载在这个转移站中，然后再由可以进入城区的车辆送往目的地。这座转移站是为了奥运会期间管控措施而特别修建的设施，对于企业来说也就是一笔额外成本。在成本上涨的压力下，企业不能马上提高价格，价格是不能随便动的，否则会让消费者失去对公司的信任感。
清华大学现代物流研究中心的高本河教授建议说：“单双号措施对物流企业的影响只有一天，可以尽量利用人员，延长车辆在一天中的运营时间，比如在凌晨和夜晚都继续运行，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为应对交通限行，中外运敦豪（DHL）选择天津、青岛、南京和上海等机场口岸作为北京机场的备用口岸，以降低可能出现的货量激增、航班延误和航班取消给运输带来的影响，并提供保税卡车将货物在上述各机场与北京之间运转。还打算加强与各航空公司的运力协调管理；租用更多的单双号牌车辆，将车队规模增加至现有的两倍，并预先进行路径规划以避开交通管制区域；确保车辆符合“绿色标志”排放标准，并能做到24小时运营，以及在廊坊、燕郊及香河等地设立紧急运输枢纽等。DHL已经确定的五项应对措施：第一是争取到更多可免受限制的运行证件；第二，确保车辆的排放标准可以达到要求的水平，为此公司最新购置了40辆绿标车；第三，通过购买和租赁，扩大车队规模；第四，与emS（记者注：emS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直属公司，根据保障方案，邮政用车不受单双号限制）以及下游供应商合作，共享车辆；第五，与客户加强沟通，确保中国政府开列的禁运物品名单不在快递之列。
双控机制实施方案篇9
【关键词】造价管理方案控制变更及索赔
施工阶段造价控制是指在工程开工至竣工的整个施工期间，工程管理人员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等，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合理有效地控制工程造价。在这一阶段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金等，是工程项目建设费用消耗最多的时期，为加强工程造价的管理和控制，避免资源浪费，必须在保证质量和工期的前提下有效地控制工程造价。工程施工阶段的造价管理是实施建设全过程造价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工程施工阶段，为有效的控制工程造价，应主要从施工方案、材料控制、施工机械控制、变更与索赔等多方面采取措施。
1施工方案控制
施工方案是否先进、合理对施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仅直接关系到施工质量，也会影响工程造价。具体施工顺序的安排和流水段的划分，也是需要考虑的重点。工程概况、施工部署、总平面图、总进度要重点结合实际情况来写在工程项目开工前，结合工程项目的性质、规模、工期、劳动力数量、机械装备程度、材料供应情况、运输条件、地质条件等各项具体的技术经济条件，对施工方案、施工进度计划进行优化，提出改进意见，使方案更趋合理。
在编制施工方案时，应兼顾以下几个方面：
1.1方案优选原则
一般情况下，编制施工方案首先必须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符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其次在资源、技术上提出的要求应该与当时已有的条件或在一定时间能争取到的条件相吻合，根据编制的方案选择最优的方案进行施工，可以确保施工工程成本不突破承包合同价，降低施工成本。因此只有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量求其先进和快速。【摘要】本文就施工过程中的施工方案、材料、施工机械及变更与索赔五方面问题论述，只有不断提高工程造价控制工作的管理水平，才能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关键词】造价管理方案控制变更及索赔
1.2合理安排施工进度，遵循均衡原则
在确保合同工期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安排施工进度，以尽量减少抢进度赶工期而增加的各项措施费。遵循均衡原则安排施工进度，在编制施工进度计划时，结合本企业内部实际情况，应按照工程项目合理的施工程序排列施工的先后顺序，合理安排各单位、分部等工程的施工工期，使建设工程按计划分期分批进行，做到高效均衡、有节奏地组织施工。为此，在施工组织上要统筹安排，均衡施工，在技术上尽可能地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工艺、新材料，对工程造价进行动态管理和控制。
1.3采用以简化工序、提高经济效益为原则。
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尽量采用成熟的施工方法，采用简化工序和提高经济效益的施工技术。因为成熟的施工方法只要提出要求，施工人员不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掌握它。这样可以避免人员窝工、机械设备闲置及周转材料的无谓消耗，简化工序的施工技术即节约了时间，也达到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
2材料控制
材料费在建筑工程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材料用量、材料价格对施工阶段的工程造价影响很大，只有合理确定材料价格，才能有效地控制工程造价。首先做好材料计划控制，按工程进度计划采购材料。在施工的各个阶段，施工现场进场材料数量，应以保证正常的施工进度为原则。其次做好材料价格控制，采购时要及时认真地分析材料市场的价格走势，对水泥、钢材、砂石料等大宗材料的采购应多家比选，在质量、服务、价格方面反复比较，从中选优。最后做好材料使用控制，材料在使用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施工材料消耗定额和工程进度安排用料，并对材料使用量上进行监督，防止浪费，合理使用资源，达到节约和控制材料费的目的。
3施工机械控制
在工程施工中，主要施工机械利用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工程成本和施工进度。为有效控制施工机械使用费支出，正确选择施工机械是合理组织施工的关键，加快施工进度及充分利用机械的要求，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而正确地选择施工机械能使施工方法更为先进、合理、经济。因此施工机械选择的好与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施工方案的优劣。
4工程变更控制
在工程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由于设计、施工等方面的原因，常常会出现工程量、材料、施工进度等变化。导致工程费用发生改变。如何处理工程变更及经济签证费用，将直接影响到整体工程造价。因此，应该合理控制这些工程变更。
4.1引起工程变更的因素
勘察设计工作不深入、不细致，导致在工程实施期间设计与现场的情况不符，引起设计变更、工作量变化；建设单位意图变化引起的工程规模、工程数量变化；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如在施工期间发生大的洪水、地震等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引起工程停工、已建工程被损重建等因素。
4.2工程变更的控制
首先，施工单位不能擅作主张进行工程变更。对任何工程问题，施工单位不能自作主张，进行工程变更。如果施工中发现图纸错误或其他问题需要进行变更，应首先通知建设方，经同意或通过变更程序后再进行变更。其次，工程变更的量不能超过合同规定的工程量，如果超过了这个量，施工单位有权提出进行变更或坚持先商定价格后再进行变更。
5索赔的因素与处理
5.1索赔的因素
一是法律、法规变化引起施工单位费用增加的，可以索赔；二是自然条件的变化。施工期间遇到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导致施工费用增加的，也可进行索赔。三是图纸的失误、合同文件的缺陷、建设单位违约、监理工程师错误的指令、工程质量缺陷等，通常的合同文件中都有调价条款，在施工期间发生的劳务、原材料涨价等情况，施工单位都可向建设单位提出索赔要求。
5.2索赔的处理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通过索赔可以提高合同价格，增加收益。遇到索赔事件时，在施工建设期间应积极搜集一切可能导致索赔的资料，以便在处理索赔时，能够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
双控机制实施方案篇10
这一部分的调研工作，调研组主要通过对未来改革的利益各方，即法官群体、检察官群体、律师群体、鉴定人群体和侦查人员群体进行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以期掌握这些司法群体对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整体需求及具体的改革意见和建议，为后续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立法和理论研究提供翔实、准确、客观的实证资料。
（一）司法鉴定制度的宏观改革
1．改革的整体需求
关于现行鉴定制度是否需要进行改革的问题，总体而言，86.59％的调查主体认为有必要对现行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进行改革，13.4％的调查主体认为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基本能够适应当前刑事诉讼发展的要求，在近几年的时间内不需要进行修改。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分析，在填写问卷的74名法官中，认为需要修改现行鉴定制度的有61人，占法官总数的82.43%；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13人，占法官总数的17.57%。在填写问卷的85名检察官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65人，占检察官总数的76.47%；认为鉴定制度无需修改的有20人，占检察官总数的23.53%。在填写问卷的61名律师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54人，占律师总数的88.52%；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占11.48%。在填写问卷的20名鉴定人员中，17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鉴定人总数的85%；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3人，占总数的15%。在填写问卷的49名侦查人员中，42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总数的85.71%；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比例为14.29%。
以各调研地区为轴线进行对比分析，北京市有118名司法人员认为应当对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进行修改，占北京地区调研总人数的84.89%；青岛市有52名司法人员表示修改现行鉴定制度很有必要，占青岛地区调研总人数的77.61%；在呼和浩特市，有69名司法人员表示赞同修改现行鉴定制度，占内蒙古地区调研总人数的83.13%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从总体而言，还是各地区抑或各司法部门的角度，赞同改革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比例都在75％以上。可见，在实践中对于修改司法鉴定制度的需求比较高。
第二，与上文司法鉴定制度落实情况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约36.39％的司法主体认为虽然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能够得到基本落实，但仍然需要对其进行改革。这说明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各种问题，不仅仅是由于各司法部门有法不依造成的，现行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2．改革的主要方面
课题组设计了“目前司法鉴定制度中亟须改革的事项”这一问题，选择内容共涉及“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鉴定人的选任程序”、“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和“鉴定结论的效力”五个方面。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104名填写问卷的法官中，有41人选择了首先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1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9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15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18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45名检察官中，有57人选择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17人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18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22人选择修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31人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05名填写问卷的律师中，有36名律师首先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5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8名律师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25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1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在23名填写问卷的鉴定人中，有7名鉴定人选择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名鉴定人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5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8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62名侦查人员中，有3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2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4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14人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
比较上述数据，可以发现：法官和检察官群体对改革事项选择的比例是大致相同的，都认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最需要改革的事项，其余各方面的比例都维持在10％至20％之间。在律师群体中，仍然以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为首选改革事项，但其迫切程度显然要低于法官和检察官群体。此外，律师群体中仅次于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需求是鉴定人的启动权问题，其比例接近25%。在侦查人员群体中，首选事项为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其次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鉴定人的选任程序”和“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二者的比例相对较低，都低于10%，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改革事项与侦查人员自身的侦查工作关系不大的结果。对于鉴定人来说，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比例最高，远远超过其他群体对于这一改革事项的比例，其次为鉴定结论的效力和鉴定事项的范围，可见，这三类改革事项都与鉴定人的日常鉴定工作有重要的联系。
以修改的主要事项为主轴进行统计，五类改革事项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占总数的38.95%;“鉴定结论的效力”，占总数的20.96%;“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占总数的16.17%；“鉴定事项的范围”，占总数的13.21％和“鉴定人选任程序”，占总数的10.71%。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北京市的五类司法主体中，有86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2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34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31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45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青岛市，有37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4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19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5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呼和浩特市的五类司法主体中，有52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1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20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2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具体对比见下图：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总体而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各司法主体普遍认为应当进行修改的事项，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同样也占有较大的比例。这就说明，虽然《决定》对司法鉴定体制进行了改革，但改革之后，实践中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
第二，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主观意见可谓各有侧重。例如，侦查人员对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最为关注。鉴定人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最为迫切，其比例近乎半数。律师对于鉴定程序启动的改革较为关心，其比例是各主体同一改革事项中最高的。各主体对于改革事项的侧重点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对于侦查人员来说，鉴定结论无效将直接影响其侦查的效果，鉴定管理体制对于鉴定人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律师对于鉴定制度能否向控辩平衡改革即辩护一方能否取得与控诉方相同的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为主要关注点。由是观之，在推动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中，要注意各诉讼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
第三，从调研城市的角度进行分析，三个城市的大致比例是相同的，都是以“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为最需要修改的事项，其次为鉴定结论的效力，鉴定管理体制的比例都在35％至45%之间。其中，青岛市的这一比例略低，呼和浩特市略高，北京市居中。即在司法鉴定改革的宏观方面，地域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经济因素不是导致其改革的主要因素。
（二）司法鉴定程序改革
1.控辩双方的鉴定程序参与权
鉴定程序参与权是一项非常广泛的权利集合，其一般包括鉴定程序的启动权、鉴定结论的质证权、鉴定过程的审查和监督权、鉴定的知情权等一系列具体的诉讼权利。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没有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鉴定程序参与权，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官享有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等各项与法官相同的鉴定程序的权力，辩护一方的当事人享有的鉴定程序参与权极少，其只享有申请鉴定人回避和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权。如何维持控辩双方诉讼力量的基本平衡，遵循对抗制下平等武装的基本原则，尊重当事人的诉权行使，是改革鉴定程序参与权分配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课题组针对该问题设计了控辩双方都享有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和控辩双方都不享有鉴定程序的参与权两种改革的模式。总体而言，在所有受调查的276名司法主体中，有215人认为控辩双方都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较为合理，占77.90%；有61人认为双方都无权的改革模式更合理，占22.1%。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填写问卷的76名法官中，有61人倾向于控辩双方都享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方式，占法官总数的80.26%；有15名法官认为控辩双方都无权的方式更合理，占法官总数的19.74%。在检察官群体中，共有83名检察官参与了调查，其中有58名检察官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检察官总数的69.88%；有25名检察官支持控辩双方都没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30.12%。在61名律师中，有58名律师赞同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占律师总数的95.08%，其中有部分律师强调这种参与权必须是平等有效的，有1名律师特别说明如果无法保障控辩双方享有相同的参与权，则其宁愿选择控辩双方都没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有3名律师选择支持控辩双方都没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律师总数的4.92%。在20名参加调查的鉴定人中，有17名鉴定人表示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占鉴定人总数的85%；另有3名鉴定人持反对意见，占总数的15%。在侦查人员群体中，36名侦查员中有21人赞成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其比例为58.33%；认为控辩双方都没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更符合我国国情的有15人，占侦查员总数的41.67%。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北京市的135名参与调研的人员中，共有102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75.56%；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33人，占总数的24.44%。青岛市的59名接受调研的人员中，有47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79.66%；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12人，占总数的20.34%。呼和浩特市的82名被调研人员中，有66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80.49%；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16人，占总数的19.51%。
这组统计数据着重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大部分受调查群体都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模式，其比例与各地区之间的比例大致相同。各司法主体之间赞成赋予控辩双方程序参与权的比例要高于反对该改革措施的比例。在各调研地区之间，这一比例也不存在本质性差异。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上还是能够解读出部分对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有价值的信息。显而易见，律师是赋予控辩双方程序参与权这一改革建议的最大支持者，其比例高达90％以上。而相对来说，其他诉讼主体对待该问题则要平和得多，尤其是鉴定人群体，两种模式的支持率几分秋色。律师支持赋权给双方当事人是因为在现行制度下，辩护人一方根本无法参与到鉴定程序中去，无形中加大了辩护工作的难度。而对于鉴定人来说，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的参与权意味着其鉴定工作将在一定程度上面向当事人公开，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审查和监督，其对待该问题的支持率与其他主体相比处于最低也就是可以预料的了。
2．鉴定程序的启动权
从本文对司法实践中鉴定程序启动的实证调研统计来看，目前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刑事司法鉴定都是由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自行启动的，由控辩双方当事人依其诉权和法官依职权启动的鉴定程序极少。而从对鉴定制度改革的总体评价的统计中，可以看出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在所有鉴定制度改革事项中排第三位，仅次于鉴定体制改革和鉴定结论的效力两个事项。由此可见，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是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大的鉴定事项之一，也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重点问题。
课题组认为，目前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中鉴定程序启动问题的症结在于立法赋予了检察官作为控诉一方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力，而实践中，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在追诉犯罪问题上的立场是高度一致的，由侦查机关启动并完成的鉴定程序，一般而言符合公诉机关的利益。因此公诉机关一般不会再自行启动鉴定程序。而作为诉讼控辩中的辩护人一方，立法没有赋予其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利，其享有的只是针对鉴定问题要求法院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权。而实证研究的数据表明，实践中，辩方当事人向法官提出的该种申请，有相当一部分被法官驳回。由此可见，一方当事人享有权力而怠于行使，一方当事人想要行使而苦于没有权利。正是因为缺乏应有的对抗，使得对立的双方之间在该问题上没有形成交集，享有权力的一方不行使其权力而无损其利益。
自1996年对抗制的积极因素引入到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中之后，控辩平等对抗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在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上，控辩权利的不对等直接导致了控辩力量的失衡。因此，在鉴定程序启动的改革问题上，首先要解决的即建立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鉴定启动机制。根据这一原则，未来的改革可以分为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控辩双方都只是享有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权，即削减检察官现有的程序启动权，通过控辩双方都无权的方式达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第二种思路是赋予辩护人一方的司法鉴定启动权，使其享有与检察官相同的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即在检察官基本权利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辩护人一方的权利，以此达到控辩平等的目标。
对于该问题，调研组主要调查了利益相关的检察官和律师群体的意见。对于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问题，呼和浩特市的16名检察官中，有3人认为可以接受这一改革措施，有13人认为不能接受，其中，有10名检察官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有3人认为实行这一改革措施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检察工作的效率。在青岛市共有7名检察官选择接受该改革措施，另有20名检察官认为该改革措施不可以接受，其中15人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3人的理由是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了工作效率，2人的理由是会造成程序的失控。北京市接受调查的51名检察官中，有13名检察官选择“可以接受”，有16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因为检察机关是国家机关，应该享有与法院相同的鉴定启动权”，有18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因为可能会降低工作效率，受制于法院工作”，有4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会造成程序的失控”。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三地接受调查的检察官中，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24.47；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75.53%
从检察官反对取消其鉴定启动权的理由来看，最主要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占57.74%)，其次是“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检察工作的效率”（占33.80%)，最后是“会造成程序的失控”（占8.45%)。
律师群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与检察官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在律师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23名律师认为这一改革措施非常合理，有4名律师表示反对实施该改革措施。在青岛市，11名律师全部赞同该改革措施。北京市有14名律师认为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非常合理，有9名律师认为此举不合理。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接受调查的律师中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78.69%，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21.31%。
这组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律师群体与检察官群体在该问题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超过70％的检察官明确表示反对取消其鉴定启动权，超过70％的律师表示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说明这一问题的改革与两个司法群体各自的执业利益皆有较大的关系。
第二，与检察官群体各地趋于一致的支持比例相比，律师群体对待该问题在不同地区形成的意见有所不同。北京市有接近半数的律师表示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而青岛市受调查律师则100％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可见，在律师群体内部，对于该问题似乎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第三，从检察官反对取消鉴定启动权的理由进行分析，超过半数的检察官反对取消该权利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可见，虽然我国的对抗制改革引入刑事诉讼以逾10年的时间，但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思想仍旧停留在改革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到改革执行者的思想之中。这些认为检察机关法律地位优于辩护人一方，不承认控辩审三角诉讼结构的检察官必然会坚决地反对推进控辩平等武装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由是观之，在推进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进程中，最大的障碍并非具体的技术性设计，而是如何使改革的各方接受和顺应改革的理念，只有改革的各执行方真正地接受了改革的理念和原则，刑事司法鉴定改革才能切实地深入进行，达到改革的目标。
上文可见，对于取消检察官鉴定程序启动权这种改革思路，律师群体与检察官群体的意见出现了本质上的分歧。对于保留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并且同时相应地赋予辩护人一方相同的鉴定启动权，而不仅仅是现行制度下的鉴定申请权，作为控辩双方的律师群体和检察官群体的态度依然存在差别。
如果赋予控辩双方完全相同的鉴定启动权，呼和浩特市有8名检察官认为不合理，其中有5人的理由是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有2人认为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有1人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有5名检察官认为较为合理，可以接受。青岛市有16名检察官认为不合理，其中有4人的理由是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有5人认为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有7人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也无法保证技术顾问的中立性。有9名检察官认为较为合理，可以接受。北京市有16名检察官选择“不合理，因为可能会实际加大检察官的公诉难度”，有10名检察官选择“不合理，因为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这一传统，不符合国情”，有9名检察官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有17名检察官选择“合理，可以接受”。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从总体而言，共有31名检察官表示可以接受这一改革建议，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占检察官总数的34.44%。有59名检察官反对该改革建议，比例为65.56%。
从检察官反对赋予辩方鉴定启动权的理由来看，多数认为“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占42.37%；另有认为“我国从来没有这一传统，不符合国情”，占28.81%；还有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也无法保证技术顾问的中立性”，占28.82%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大部分的检察官反对赋予辩护人一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但与单方面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相比，这一改革方案的反对比例降低了近10%。也就是说，两种改革鉴定启动程序的改革措施中，后一种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受到的改革阻力可能要小得多。
第二，与上一组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相同，对于司法鉴定的启动问题，基本不存在地域之间的差别，三个调研城市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基本一致。
第三，对检察官反对的理由进行分析，加大公诉的难度是最主要的理由。增加诉讼成本和不符合
对于希望获得专家协助的原因，呼和浩特市被调查的律师中有2名律师认为专家的协助能够帮助法官做出判断，使案件得到迅速地处理，有23名律师认为专家的协助可以使辩护在鉴定问题上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9名律师认为可以据此有效反驳控方的指控。青岛市有7名律师认为其有助于增加辩护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5名律师认为其能够有效反驳控方指控，4名律师认为可以迅速帮助法官判断选择。北京市有13名律师认为获得专家的辅助可以帮助法官迅速做出判断，有21名律师认为其可以增加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17名律师认为其可以有效地反驳控方的指控。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认为获得专家协助可以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的，占50.86，认为可以有效反驳对方指控的占30.35%，认为有助于迅速审结案件的，占18.79%。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无论是作为控方的检察官还是作为辩方的律师，绝大部分都希望在诉讼过程中获得专家的协助。相对而言，律师群体对专家辅助的需求要比检察官群体的需求更高。这也可以间接地说明，目前由于专家辅助制度的缺失，已经给控辩当事人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或障碍。
第二，从律师希望获得专家协助的原因分析，超过半数的律师表示获得专家的协助能够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律师表示能够有效反驳对方的指控，这两个主要原因都说明律师将获得鉴定专家的协助视为是加强辩护力量，与公诉方进行对抗的有力手段。
如果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出庭，呼和浩特市被调查的21名法官中有9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2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10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青岛市被调查的11名法官中有5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4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2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北京市被调查的47名法官中有31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利于案件审理；6名法官认为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10名法官认为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
与法官群体不同，在律师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23名律师认为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4名律师认为这一做法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青岛市有8名律师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名律师认为无助于案件审理，2人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北京市有21名律师选择“有助于案件审理”，有6名律师选择“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
在鉴定人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允许控辩双方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有1名鉴定人认为其有可能拖延诉讼，有6人认为这一做法会有利于案件的审理；青岛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协助庭审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人认为有可能拖延诉讼，有3人认为有利有弊；北京市有4人选择“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人选择“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3人选择“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在接受调查的鉴定人群体中，认为允许控辩双方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案件审理的，占65.45%，认为有利有弊的，占18.79，认为不利于案件审理的，占15.67%。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
第一，总体而言，无论是法官、律师还是鉴定人都支持当事人平等地聘请鉴定人协助参与诉讼活动。其支持的总比例达到65%。其中，对其表示反对和担忧的司法主体的主要原因是担心这样做会降低庭审效率，拖延诉讼过程。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而言，律师群体对待该做法的支持率最高，可以说明绝大部分的律师希望通过这一改革措施改变目前辩护方力量过弱，控辩失衡的现状，以此加强辩护能力，协调控辩对抗机制，维护被告人的利益。在三类受调研群体中，相对较为保守的是鉴定人群体。课题组在设计该调研题目之初认为鉴定人群体会是该改革主张的最大拥护者，因为目前实践中，大量的社会性鉴定机构鉴定案源不足，鉴定资源出现了空置和浪费的情况，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参与诉讼活动，会使鉴定业务的需求量成倍增长，为鉴定人，特别是社会性鉴定机构的鉴定人提供用武之地。事实却恰恰相反。结合调研报告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实施现状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在于鉴定人不愿意以出庭的方式参与诉讼活动。可见，鉴定人的出庭问题是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的核心技术问题，鉴定人出庭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与司法鉴定制度相关的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都难以切实地得到执行。
对于如果法律允许，是否会聘请技术顾问提供与司法鉴定有关的法律咨询和服务的问题，呼和浩特市有9名律师表示肯定会聘请，有13名律师表示有可能聘请，有5名律师表示将视当事人的经济情况而定；青岛市有1名律师表示肯定会聘请，有6名律师表示有可能会聘请，有4名律师表示一般情况下不会聘请；北京市有9名律师选择“肯定会聘请”，有8名律师选择“有可能会聘请”，有11名律师选择“根据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决定”。
如果未来的司法鉴定改革允许辩护人一方聘请鉴定人，呼和浩特市有19名律师表示将选择聘请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为己方服务；有4名律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委托过的鉴定人；有3名律师选择在鉴定人名册中随机挑选。青岛市有8名律师优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合作过的鉴定人；5名律师选择权威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北京市有14名律师选择“在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中从业的鉴定人”；有9名律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委托过的鉴定人”；有4名律师选择“在鉴定人名册中随机挑选”。
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从辩护律师聘请鉴定人的需求而言，在填写问卷的66名律师中，有19名律师表示如果法律允许，肯定会聘请，比例达到了28.79%，表示可能会聘请的达到了40.91%，明确表示不会聘请的只有4人，还有24.24％的律师会根据当事人经济情况来确定。这就说明，一方面，如果该改革主张得到确立，在实践中会有相当一部分律师实际实施该措施。另一方面，还有近四分之一的律师要根据当事人的经济情况确定。可见在改革措施的论证和研究过程中，要考虑到国家对经济困难被告人的鉴定援助制度的配套。
第二，从辩护律师选择鉴定人的标准分析，其优先选择的是较为权威的、所在鉴定机构级别较高的鉴定人。这与课题组对法官的调查的答案是基本一致的。可见，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在选择鉴定人时，都是将鉴定机构的级别作为考虑的首要因素。这也可以解释实践中鉴定资源利用不合理，大量社会性鉴定机构资源空置浪费的现象。在司法体制改革中，鉴定机构社会化，各鉴定机构之间应当是平等的，不存在级别上的差异，只有如此才能彻底解决鉴定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难题，实现鉴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第三，从三个调研城市的数据来看，呼和浩特市和北京市的比例配比大致相同，青岛市的律师则更倾向于从较为熟悉的鉴定人中挑选。此外，三个城市对于通过名册随机挑选鉴定人的方式都不支持。
关于聘请的鉴定人的身份问题，调研组设计了“证人”、“诉讼人”、“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和“其他身份或无法说清”四个选项供三个调研城市的受调研主体选择。总体而言，在290名填写问卷的司法主体中，有77人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身份，占26.55%；有142人认为其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48.97%；有33人认为是诉讼人，占11.38%；另有38人表示无法界定这些人的身份，占13.10%。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分析，在接受调查的76名法官群体中，有15名法官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身份，占19.74%；有17名法官认为其是诉讼人，占22.37%；有32名法官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42.10%；有12名法官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占15.79%。在接受调查的80名检察官群体中，有21名检察官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占26.25%；有1名检察官认为是诉讼人，占1.25%；有52名检察官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65%；有6人表示无法说清，占7.5%。在接受调查的61名律师群体中，有26名律师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占42.62%；有4人认为他们是诉讼人，占6.56%；有22人认为其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36.07%；有9人认为该问题说不清，无法界定，占14.75%。在接受调查的21名鉴定人群体中，有2名鉴定人认为是证人身份，占9.52%；有5人认为是诉讼人，占23.81%;有9人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42.86%；有5人认为该问题说不清，占23.81%。在接受调查的52名侦查人员中，有13名侦查员认为是证人身份，占25%；有6人认为是诉讼人，占11.54；有27人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51.92%；有6人认为无法界定其身份，11.54%。
以各调研城市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呼和浩特市，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为26.55%，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为11.38%，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48.97%,还有13％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在青岛市，认为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与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相同，都是20%，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53.64%，还有6.36%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在北京市，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为40.5%，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为15.5%，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37.5%，还有6.5％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
第一，总体而言，有接近半数的受调查人员认为控辩双方聘请的协助参与刑事诉讼的鉴定专家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其后依次为证人和诉讼人。另外尚有13％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可见在这一问题上，理论的研究尚待深入，在实务界尚未形成一致性的意见。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的主观意见分析，除律师群体外，其余各司法主体都首选“独立的诉讼参与人”这一诉讼角色，律师群体首选“证人”身份。与之相对，鉴定人群体中，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是最低的。课题组认为，这一组对比虽然只是身份上的争论，但能够反映出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和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主观态度。对鉴定人而言，由于其在实践中强烈排斥出庭，其必然反对以证人的身份协助当事人参与诉讼。对律师而言，其之所以支持该改革措施，直接的目的即加强辩护力量，以便与公诉方进行对抗，证人的身份最有利于其掌控技术顾问在诉讼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对检察官而言，由于其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其自身即扮演了国家的诉讼人角色，其必然否定鉴定人的诉讼人身份。由此可见，对技术顾问的身份定位看似是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其实质上反映出了司法鉴定体制的宏观结构，在未来的司法体制改革中，如予采纳，需要明确其身份定位。
3．法官获得专业帮助的程序化改革
当面对专业程度极高的鉴定结论时，呼和浩特市参与调研的19名法官中有1名法官认为由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10名法官认为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7名法官认为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6名法官选择了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选项。在青岛市填写问卷的12名法官中有7名法官认为由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2名法官认为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能够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2名法官认为建立技术陪审员的方式更有效；有1名法官选择了其他方式的选项，并在其后注明其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是让鉴定人出庭与专家证人进行对质；没有法官选择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选项。北京地区参与调研的47名法官中有23名法官认为由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22名法官认为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8名法官认为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3名法官选择了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选项。
总体而言，选择“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这一方式的法官比例最高，达到了36.96%；其后依次是“允许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比例为33.7%;“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的方式，比例为18.48%；“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方式，比例为9.79%；其他方式，比例为1.1%。
以各调研城市为主轴进行分析，呼和浩特市的法官群体中，最倾向的改革方式是“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比例为41.67%;“建立技术陪审员”和“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两种方式所占比例基本持平，约占调研法官总数的26%；赞同法官自行聘请专家顾问方式的法官仅有1名，比例为4.17%。在青岛市，法官自行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最受欢迎，有58.33％的法官支持这一主张。支持“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和“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的比例是相同的，都占总数的16.67%。在北京市，允许法官自行聘请技术顾问的方式支持率最高，达到41.07%。其次是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比例达到39.29%。建立技术陪审员的方式和依靠控辩双方聘请技术顾问的方式分占14.29％和5.36%。
上述统计数据可以说明：
第一，在法官群体中，针对该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性的意见。建立鉴定咨询委员会和允许法官自行聘请顾问的方式相对而言支持率较高。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技术顾问的方式比例最低，可见，在我国法官群体中，法官更倾向于依据职权主动解决专家协助的问题，而并不赞同英美法系中法官消极居中裁判，完全依靠双方当事人辨明是非的诉讼方式。
第二，各地区法官在该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北京市和青岛市的法官都倾向于法官自行聘请专家顾问，而呼和浩特地区的法官针对该方式的支持率极低，相对而言，呼市的法官对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方式较为感兴趣，这一地区间的差异，课题组认为其可能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各地法院经费的分配有关。
三、几点初步结论
通过对我国现行鉴定制度实施现状和各调研主体对未来改革措施的实证调研，可以看出，《决定》的颁布和实施确实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部分问题，例如自检自鉴、自审自鉴的问题都已基本得到解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本次调研的过程中还是暴露出大量亟待解决的鉴定问题，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嵌套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之中，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绊脚石。
课题组认为，根据上文分析的统计数据，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权力配置不平衡”、“资源分配不合理”和“配套措施不到位”三个方面：
（一）权力配置不平衡
在现行司法鉴定体制下，权力配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鉴定制度能否在实践中顺利的运行。权力的配置并非鉴定体制内部的独立问题，其与刑事诉讼中诉权与审判权的博弈以及诉权之间的对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司法鉴定制度中的权力配置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审判机关而言，其享有权力而难以行使权力。法官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裁判者，是通过对证据进行审查和判断来做出最终的判决。鉴定结论作为法定的证据形式，自然也要经过法庭的质证程序，由法官对其证据能力进行审查，对其证明力作出综合判断。即对鉴定结论的审查是法官行使裁判权的一部分。此外，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还赋予了法官依据职权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力。但是根据调研的统计数据可知，在实践中，法官极少运用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对鉴定结论的审查也几乎是名存实亡。当然，根据上文法官对合议庭权力的主观评价可以看出，法官并非怠于或不屑于行使这些权力，而是难以行使这些权力。鉴定结论多产生于侦查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其封闭性、行政化的特点决定了法官无法触及鉴定的过程；鉴定人不出庭又使得法官无法当庭审查鉴定程序的合法性，而鉴定人出具的鉴定结论在实践中也往往没有对鉴定过程、鉴材提取、实验室条件和鉴定标准的记录，使得书面审查鉴定过程无法完成。由此，法官只能望权力而兴叹。
第二，对于公诉机关而言，其享有权力而怠于行使权力。我国现行鉴定体制下，检察官享有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但根据课题组本次实证调研的数据来看，实践中检察官极少行使这一权力。课题组认为，检察官不行使该权力，并非与法官一样难以行使，而是其根本无需行使这一权力。这是因为，在我国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中，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的职业利益是趋于一致的。实践中绝大部分的鉴定结论都是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启动鉴定程序做出的，检察官一般说来使用侦查机关提供的鉴定结论提起公诉即可，其不需要再自行启动鉴定程序重新进行鉴定。
第三，对于被告人而言，其渴望权利而无法享有权利。与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相比，作为辩护一方的被告人在鉴定制度中享有的权利可谓少之又少。其不享有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无法自行启动鉴定程序。作为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其只能就鉴定程序的启动向法院提出申请。根据调研数据可知，对于这仅有的权利，还存在相当的比例是法官当庭驳回了被告人的申请。在司法鉴定制度中，辩护人一方是否需要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权利？答案是肯定的。根据调研数据的统计，超过70％的辩护人表示能否在庭前获知鉴定结论对其辩护效果至关重要。超过60％的辩护人认为现行鉴定体制下鉴定人的中立性没有得到保障。从控辩对抗、平等武装的诉讼理念而言，我国现行鉴定制度中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已经严重失衡。辩护人一方在鉴定程序上根本无法与控诉方展开对抗。不仅辩护方没有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其对鉴定结论的知悉权也无法正常行使。这是因为，是否允许辩护人在庭审之间接触到案件涉及的鉴定结论，是由作为对抗一方的检察官自行决定的。由是观之，辩护一方在鉴定程序中所行使的所有权利—重新鉴定的申请、鉴定人回避的申请以及鉴定结论的知悉权—都需要依赖其他主体的认可或批准。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实践中即使是仅有的几项权利，辩护人一方也往往难以实现。
（二）资源分配不合理
与其他司法资源相同，一个社会的鉴定资源的总量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确定的。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各种高科技犯罪在实践中逐渐增多，诉讼对司法鉴定的需求也就不断扩大。这就与相对有限的鉴定资源之间产生了矛盾。
从调研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实践中有限的司法鉴定资源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和运用。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决定》的实施，原属于法院和检察院内部的鉴定机构和人员被剥离出来，大量进入到社会性的鉴定机构中，增强了社会性鉴定机构的鉴定力量。而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刑事司法鉴定都是由侦查机关内部的鉴定机构做出的，由社会性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只占所有刑事鉴定结论的五分之一左右。这就导致了大量的社会性鉴定资源闲置，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侦查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由于资源相对较少而又承担了大量的鉴定工作，往往无法保障鉴定工作的质量。另一方面，根据课题组对法官判断鉴定结论效力的一般标准，超过70％的法官是以鉴定机构的级别和鉴定人的权威性为标准判断鉴定结论的效力。这就导致实践中当事人更倾向于委托鉴定级别较高或具有官方背景的鉴定机构，无疑在社会性鉴定机构内部进行了资源的重新再分配。少数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吸引了相对较多的鉴定案件，大量普通的鉴定机构却只能承接到极少的鉴定案件。
（三）配套措施不到位
配套措施不到位也是本次调研实践中暴露出的大问题。课题组认为，几乎目前实践中司法鉴定制度产生的所有问题都与配套措施的缺失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在现行鉴定制度中，配套措施不到位的例证可谓比比皆是。例如，在鉴定人出庭问题上，通过对鉴定人群体的调研数据统计可以发现，鉴定人主观上排斥出庭作证与“无经济补助”、“无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等配套措施的缺失有重要的关系。再如，在鉴定人回避问题上，仅仅在立法上明确了鉴定人应当回避的法定情形，赋予被告人申请鉴定人回避的权利，但却没有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使被告人在开庭之前根本无法获知鉴定结论的内容，更不必说查明鉴定人是否存在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形了。
目前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权力配置的不平衡”、“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和“配套措施的不到位”三者并非完全隔离，互不影响，而是存在着互为因果的紧密联系。权力配置的不平衡导致了实践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而在权力配置中处于弱势的当事人由于无法决定资源的利用与分配，使得资源的分配实际上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而配套措施的不到位又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权力配比上的失衡状态。三者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成为困扰司法鉴定实践的最大难题。
结合对未来改革措施的实证调研统计，课题组认为，要切实地解决司法鉴定实践中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仅仅移植外国的相关制度难免有扬汤止沸之嫌，难以真正打破目前实践中所形成的恶性循环。要标本兼治，就必须要结合我国的法律传统，以结构层面的改革为主体，以技术层面的改革为补充。从国情出发，选择适合我国的司法鉴定发展模式，同时吸收两大法系司法鉴定制度的有益因素。一言以蔽之，即将大陆法系的司法鉴定模式和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模式进行融合。考虑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结构和近百年的司法传统与法律文化，结合十年来刑事诉讼对抗制改革的成败经验，课题组认为，我国鉴定制度结构层面的改革应以大陆法系司法鉴定模式为主，在技术层面，可以大胆地引进英美法系专家证人模式的有益因素，强化鉴定程序中当事人的对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