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的政策篇1
关键词：教育政策；农村家庭；教育消费；影响
教育政策是实现整个国家教育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反映了政府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对教育发展不同途径和方向的选择，其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志与愿望。从1985年开始的教育体制改革到2006年这22年间，年均出台88.8件教育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促进了教育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改变了家庭教育消费，特别对收入增长缓慢的农村来说，教育政策变化影响着他们的家庭生活消费。
一、教育政策的变化发展
（一）不同类型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1、教育管理政策的内容及主要变化。一是各种宏观指导性的政策，主要包括法制建设、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该政策的变化主要强调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弘扬社会主义精神风貌。二是教育经费的政策，主要包括拨款、学费、国家助学贷款等方面的政策，其变化始于1985年。在这之前，中国教育财政体制主要是单一的国家供给制，无论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由私人分担的比重都不大。1985年后，基础教育实施财政分权改革，基础教育投资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地区教育筹资负担加重，特别是非义务教育收费制度改革提高了教育收费标准，使家庭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不断上升，其变化对家庭教育消费影响较大。三是教育管理的政策，包括教育举办权、后勤社会化等问题，该政策的变化强调了教育决策的自、不同层次办学主体的资格以及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的问题。四是教育环境的政策，该政策主要强调包括校园周边环境、学生外出活动安全、校园文化建设等内容。
2、教育教学政策的主要内容及主要变化。教育教学政策主要包括以下5种政策：一是教学的各种具体政策，包括课程、教材、教学计划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关于教师的政策，包括教师的培养、培训、聘任等问题；三是关于学生的政策，包括学生的学习、思想、品德等问题；四是关于质量的政策，主要反映在优秀人员奖励、教学评估等方面；五是有关学术的政策，包括学术组织建设、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单位自主办学条件下的教学活动规范化管理，其变化对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很小。
（二）不同层次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1、基础教育教育政策变化。基础教育是提高整个人民群众和民族的文化素质，关系到整个民族文化和素质的根本。因此，国家不断地集中精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制定和出台政策指导来支持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投资责任的变化：基础教育投资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地区教育筹资负担加重，为了扭转了农村教育政策不力的状况，2006年起开始实行了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重要政策。
2、高等教育教育政策变化。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教育，它是一种非义务教育，且其常具有十分突出的专业性。中国的高等教育由过去的精英教育逐步向大众化教育转化，高等教育收费由国家主要供给逐步向个人负担转变，大众化教育使得高等教育不断扩展，特别是1999年后的扩招，高等学校的数量急剧上升，为了适应时代对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的要求，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来规范和引导高等教育。这些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教育经费、教育教学管理、教育管理等方面，而且这些政策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产业化
和市场化。
二、教育政策变化与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
（一）农村教育消费变化状况
本文以中部地区的江西省1995～2007年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人均现金支出为例来说明农村家庭教育消费的变化状况。
1、农民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成为家庭消费的主要部分。从表1可以看出，文教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一直维持10%以上，最高达16.23%。对于广大农村家庭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家庭来说，教育消费支出在农村家庭总支出中居于首位，这多是以农村家庭一部分成员取消享受资料、发展资料，仅维持低层次的生存需要为代价的。
2、农民家庭教育消费结构比较单一，学费支出成为教育消费的主要部分。农村教育消费比较单一，消费支出主要为学费支出，学费支出占教育支出的比例基本上都在75%以上，特别在高校扩招和还没有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的那几年，学费支出基本上占教育支出的80%以上，最高达84.94%。这一点说明农村除了缴纳学费以外，用于提高综合素质的其他教育却很少。
3、国家义务教育免费政策使农民受益。2006年开始在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实施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重要政策，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教育消费占收入和占消费支出的比例从2006年开始有所下降，到2007年均下降近2个百分点。
（二）教育政策变化对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
教育政策对农村消费影响最大的政策就是教育经费的政策，其变化特点若拿“90后”的话来说就是“以前读小学要钱，读大学不要钱，轮到我们现在是读小学不要钱，读大学出大钱”，这说明了基础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在收费方面的差异。由于目前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免除了学杂费、书本费，初中生每学年的收费仅400元至800元，对于农村来说负担也不算不大。随着中考和高考升学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进入高中或中职学习，非义务教育的高中（高职）及高等教育的教育消费支出大增。以江西省调查为例，高中生每学年的收费为2000~3800元，另外由于乡镇级的高中制学校较少，基本都集中到县城及以上，所以农村学生多数都是住校，因此住宿费、伙食费等费用的支出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偏高。
另外，高等教育消费年年递增，已成为一些农村家庭的最大负担。从1995年至今，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4000-8000元不等，学费猛涨约15倍。40%的农村家庭认为教育消费支出负担重，50%认为较重，只有10%认为轻。这道出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使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单一供给向多渠道筹集转变，多种渠道的学校自筹经费在高校经费投入结构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这使得高校向受教育者收取较高的学费，这对大部分农村家庭的教育消费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三）教育消费支出对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
教育政策使农村的文化水平大幅上升，科技文化给农民增收带来了收益，农村生活水平日益得到改善，农村教育消费支出增加。但在农村出现的教育消费型贫困与当前教育收费居高不下密切相关，使得农民不堪重负。从表1数据可知2007年江西省人均可用于储蓄的金额最大为1102元（用收入减去生活消费支出），而1位大中专生1年的学费最低在4000元以上，也就是说，农民家庭中4人才能送1个大中专生上学。而因“家庭收入低-没钱投资教育-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家庭收入低”，这成为一个贫困代际传递的“怪圈”，“教育消费型贫困”带给许多农民担忧的前景。
三、提升农村教育消费的对策
（一）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致富能力，提升教育消费能力
虽然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使农村文化水平得以提高，但农民的教育消费质量和水平依然不容乐观，现行的高教收费政策对广大农民来说压力依然巨大。因此，积极关注地方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出台具体的支农措施，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致富能力，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教育消费的承受能力。
（二）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和教育投资回报率，增强农民教育消费的信心
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接受教育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其接受教育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但其收益却并不明显，这显然会抑制农村教育消费的增加。各级主管部门、高等学校和用人单位要积极推动大学生就业工作，组织指导和管理毕业生就业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活动，搭建各种双选平台，提供公平竞争的就业机会，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另外一方面可以对农村大学生回乡创业提供补助或提供创业基金，一定程度上实现教育消费的投资回报，提高农民教育消费的积极性。
（三）加强金融部门对农村教育国家助学贷款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金融部门要在教育消费方面有所作为，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助学贷款政策，及时了解掌握贫困学生助学贷款的实际需求，加强助学贷款品种和服务方式创新，探索将保险引入助学贷款业务的新途径，对符合条件要求助学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贷款支持。
（四）设立国家奖学金、助学金支持农村学生，减轻农村家庭教育消费负担
政府可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投放更多的资金用于国家奖学金、助学金项目，鼓励学校通过各种途径设立更多的奖学金项目，这样既可以鼓励农村贫困的品学兼优学生勤奋学习，有可以为农村家庭教育消费减轻负担。
参考文献：
1、谢维和.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走向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教育政策数量变化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3).
2、苏黄兵,李金花.对农村教育消费状况的调查分析――以广西上林县为例[J].广西金融研究,2008(5).
3、程林顺.提升农民教育消费力的思考[J].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5(4).
家庭教育的政策篇2
双减政策与五五分流背后的底层逻辑
新近出台的双减政策是对教培行业从业人员的沉重打击，然而本该更有冲击力的普职比五五分流却没有让家长们人心惶惶。
教培行业是在市场需求下自然产生发展起来的，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取得合理收入也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当各路资本大举进入，从业人员数量超过在编教师数量，甚至于在职教师也纷纷介入的时候，课堂教学有益补充的性质就变了，社会服务的初心也不复存在了。一个国家的年轻人要是都买不起房子结不起婚生不起养不起孩子了，这个国家肯定是没有未来的。
但是，打击教培机构，严管K12辅导，全面推行5+2就能真的彻底取缔课外辅导遏制鸡娃的军备竞赛吗？
当然不能。在当前中考普职录取比例严格限定在5：5的基本国情之下，所有家长都会希望孩子考上普高大学接受到高等教育，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上职高技校。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中，与上普高念大学相对应的是研究所办公室公务员事业编精英白领，而与职高技校相匹配的则是工厂工地技工普工操作工，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从社会地位到经济收入都低人一等。所以无论怎样减负，焦虑与需求都依然还在。然而有钱人可以高价请一对一甚至住家教师，教师或者水平足够的家长也还可以在家里辅导自己的孩子，真正受到伤害的只是那些家长水平不高经济条件也不充裕的普通家庭。
补课的确是有用的，特别是对于大多数的中等生，通过适当的指导训练，短时间内单科提高几十分不是难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全员辅导也是一种教育公平，严格限制反而会加剧教育不公。而且，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是：中国目前的普高与职校录取比例并不是50：50，而是58：42。那么依然坚持5：5分流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不是与广大学生家长的美好愿望背道而驰吗？
问题在于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一方面大学毕业生严重过剩就业难，另一方面大量的工厂店铺依然招不到人难以为继。
基于国际大环境和基本国情，中国必须长期坚持制造业立国和全产业链方向，在努力冲击高端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多的留住一些低端制造业保证就业。所以，聚焦半导体大飞机空间站核聚变，是在绸缪未来占位卡位；留住富士康比亚迪的流水线以及沿海乡村的服装厂玩具厂，是保住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中国的高等教育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发展太快良莠不齐。1978年的大学录取人数是40万，到1998年不过108万，然而到了2018年，就变成了887万。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更是达到了909万人，以至于国家不得不扩招研究生来延缓就业压力，其实，让许多没必要考研的人盲目涌入考研大军也是人力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现在中国社会的所谓内卷，只是大学生的内卷，不是职校生的内卷。因为大学生太多了，才要向上挤压去考研读博出国留学；才会互相倾轧考公考编人满为患；才会向下挤压以至于清北硕士去当家政保姆，985硕士去卷烟厂当普工，更有7万硕士21万本科生送外卖的说法。当然，那些愿意去干普工去送外卖的大学生还是脚踏实地未来可期的，可怕的是那些身娇肉贵眼高手低宁愿啃老也不去工作的大学生们。据统计，中国16岁～24岁的年轻人中失业率为13.9%，不是没有岗位，而是没人去做。
06年我在济南见过一个农村的小建筑队，20几个人里几乎就没有40岁以下的，他们的孩子们就算是考不上大学，也没有愿意跟着他们再干建筑的。现在我在青岛莱西，身边有很多做服装鞋帽玩具的小工厂小作坊，里面踩电机的也都是中年妇女，极少见到30岁以下的女工。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始终都是缺人的，看看58同城，看看工厂超市餐馆的招工栏，只要不挑不拣，想要找份工作绝对是不难的。但是许多人即便是无所事事，也不愿意屈尊俯就。这就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向和体系出了问题。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大学，大多数学生初中毕业以后就只能去上职校技校了。所以双减政策无损根本，严格执行的普职比五五开才是从源头上卡住了大学的入口，保证了了职（技）校的生源。你连个大学文凭都没有，想要考公考编坐办公室当白领门儿都没有，只有去工厂车间超市餐馆才是顺理成章。够高！够狠！
看看人家德国吧。在德国那样的高度发达国家，小学生们在接受了四年的小学初级教育之后就要初步分流到三种不同的中学，在其后五年的中学教育过程中还要不断分流，最终只有四分之一的适龄青年能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绝大多数学生都在校企合办的各类职校中学到了实用技术拿到了等级证书。而且各工种都有许多级别区分，上升空间广阔。正因如此，德国的制造业才长期占居世界的高端市场，德国制造也成为了工艺精良的代名词。
中国当下的双减政策，以及五加二托管，坚持普职比五五开，不允许公办初中接收复读生，不允许985211大学接收专升本学生，加强青年人的廉租房保障，严厉禁止996等等，都是国家整体调控布局的一部分。
家庭教育的政策篇3
关键词：教育政策；农村家庭；教育消费；影响
教育政策是实现整个国家教育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反映了政府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对教育发展不同途径和方向的选择，其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志与愿望。从1985年开始的教育体制改革到2006年这22年间，年均出台88.8件教育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促进了教育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改变了家庭教育消费，特别对收入增长缓慢的农村来说，教育政策变化影响着他们的家庭生活消费。
一、教育政策的变化发展
（一）不同类型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1、教育管理政策的内容及主要变化。一是各种宏观指导性的政策，主要包括法制建设、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该政策的变化主要强调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弘扬社会主义精神风貌。二是教育经费的政策，主要包括拨款、学费、国家助学贷款等方面的政策，其变化始于1985年。在这之前，中国教育财政体制主要是单一的国家供给制，无论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由私人分担的比重都不大。1985年后，基础教育实施财政分权改革，基础教育投资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地区教育筹资负担加重，特别是非义务教育收费制度改革提高了教育收费标准，使家庭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不断上升，其变化对家庭教育消费影响较大。三是教育管理的政策，包括教育举办权、后勤社会化等问题，该政策的变化强调了教育决策的自、不同层次办学主体的资格以及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的问题。四是教育环境的政策，该政策主要强调包括校园周边环境、学生外出活动安全、校园文化建设等内容。
2、教育教学政策的主要内容及主要变化。教育教学政策主要包括以下5种政策：一是教学的各种具体政策，包括课程、教材、教学计划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关于教师的政策，包括教师的培养、培训、聘任等问题；三是关于学生的政策，包括学生的学习、思想、品德等问题；四是关于质量的政策，主要反映在优秀人员奖励、教学评估等方面；五是有关学术的政策，包括学术组织建设、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单位自主办学条件下的教学活动规范化管理，其变化对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很小。
（二）不同层次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1、基础教育教育政策变化。基础教育是提高整个人民群众和民族的文化素质，关系到整个民族文化和素质的根本。因此，国家不断地集中精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制定和出台政策指导来支持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投资责任的变化：基础教育投资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地区教育筹资负担加重，为了扭转了农村教育政策不力的状况，2006年起开始实行了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重要政策。
2、高等教育教育政策变化。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教育，它是一种非义务教育，且其常具有十分突出的专业性。中国的高等教育由过去的精英教育逐步向大众化教育转化，高等教育收费由国家主要供给逐步向个人负担转变，大众化教育使得高等教育不断扩展，特别是1999年后的扩招，高等学校的数量急剧上升，为了适应时代对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的要求，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来规范和引导高等教育。这些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教育经费、教育教学管理、教育管理等方面，而且这些政策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产业化
和市场化。
二、教育政策变化与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
（一）农村教育消费变化状况
本文以中部地区的江西省1995～2007年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人均现金支出为例来说明农村家庭教育消费的变化状况。
1、农民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成为家庭消费的主要部分。从表1可以看出，文教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一直维持10%以上，最高达16.23%。对于广大农村家庭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家庭来说，教育消费支出在农村家庭总支出中居于首位，这多是以农村家庭一部分成员取消享受资料、发展资料，仅维持低层次的生存需要为代价的。
2、农民家庭教育消费结构比较单一，学费支出成为教育消费的主要部分。农村教育消费比较单一，消费支出主要为学费支出，学费支出占教育支出的比例基本上都在75%以上，特别在高校扩招和还没有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的那几年，学费支出基本上占教育支出的80%以上，最高达84.94%。这一点说明农村除了缴纳学费以外，用于提高综合素质的其他教育却很少。
3、国家义务教育免费政策使农民受益。2006年开始在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实施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重要政策，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教育消费占收入和占消费支出的比例从2006年开始有所下降，到2007年均下降近2个百分点。
（二）教育政策变化对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
教育政策对农村消费影响最大的政策就是教育经费的政策，其变化特点若拿“90后”的话来说就是“以前读小学要钱，读大学不要钱，轮到我们现在是读小学不要钱，读大学出大钱”，这说明了基础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在收费方面的差异。由于目前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免除了学杂费、书本费，初中生每学年的收费仅400元至800元，对于农村来说负担也不算不大。随着中考和高考升学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进入高中或中职学习，非义务教育的高中（高职）及高等教育的教育消费支出大增。以江西省调查为例，高中生每学年的收费为2000~3800元，另外由于乡镇级的高中制学校较少，基本都集中到县城及以上，所以农村学生多数都是住校，因此住宿费、伙食费等费用的支出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偏高。
另外，高等教育消费年年递增，已成为一些农村家庭的最大负担。从1995年至今，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4000-8000元不等，学费猛涨约15倍。40%的农村家庭认为教育消费支出负担重，50%认为较重，只有10%认为轻。这道出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使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单一供给向多渠道筹集转变，多种渠道的学校自筹经费在高校经费投入结构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这使得高校向受教育者收取较高的学费，这对大部分农村家庭的教育消费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三）教育消费支出对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
教育政策使农村的文化水平大幅上升，科技文化给农民增收带来了收益，农村生活水平日益得到改善，农村教育消费支出增加。但在农村出现的教育消费型贫困与当前教育收费居高不下密切相关，使得农民不堪重负。从表1数据可知2007年江西省人均可用于储蓄的金额最大为1102元（用收入减去生活消费支出），而1位大中专生1年的学费最低在4000元以上，也就是说，农民家庭中4人才能送1个大中专生上学。而因“家庭收入低-没钱投资教育-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家庭收入低”，这成为一个贫困代际传递的“怪圈”，“教育消费型贫困”带给许多农民担忧的前景。
三、提升农村教育消费的对策
（一）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致富能力，提升教育消费能力
虽然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使农村文化水平得以提高，但农民的教育消费质量和水平依然不容乐观，现行的高教收费政策对广大农民来说压力依然巨大。因此，积极关注地方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出台具体的支农措施，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致富能力，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教育消费的承受能力。
（二）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和教育投资回报率，增强农民教育消费的信心
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接受教育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其接受教育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但其收益却并不明显，这显然会抑制农村教育消费的增加。各级主管部门、高等学校和用人单位要积极推动大学生就业工作，组织指导和管理毕业生就业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活动，搭建各种双选平台，提供公平竞争的就业机会，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另外一方面可以对农村大学生回乡创业提供补助或提供创业基金，一定程度上实现教育消费的投资回报，提高农民教育消费的积极性。
（三）加强金融部门对农村教育国家助学贷款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金融部门要在教育消费方面有所作为，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助学贷款政策，及时了解掌握贫困学生助学贷款的实际需求，加强助学贷款品种和服务方式创新，探索将保险引入助学贷款业务的新途径，对符合条件要求助学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贷款支持。
（四）设立国家奖学金、助学金支持农村学生，减轻农村家庭教育消费负担
政府可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投放更多的资金用于国家奖学金、助学金项目，鼓励学校通过各种途径设立更多的奖学金项目，这样既可以鼓励农村贫困的品学兼优学生勤奋学习，有可以为农村家庭教育消费减轻负担。
参考文献：
1、谢维和.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走向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教育政策数量变化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3).
家庭教育的政策篇4
1．提供公共教育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
当今社会，教育作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务用品，关系到各国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及国家发展，应由国家承担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责任。政府作为公共教育服务的最佳提供者，提供优质的公共教育服务就成为其基本职能之一。家庭教育指导作为公共教育服务的一部分，也已被纳入我国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因此，政府应为家庭教育指导在完善规章制度、健全组织结构、合理配置资源、整合全社会力量等方面提供必要支持。
2．家庭教育指导具有重要性
优良的家庭教育能够使人拥有健康的心理，从而使人具有获得幸福的能力，从这个意义而言，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只有充分发挥家庭与家庭教育的核心作用，才能真正实现个体、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科学文化水平的发展、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作为家庭教育的主体之一，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在教育孩子之前需先接受教育，接受专门的家庭教育指导已成为他们的迫切需求。此外，由于家长的文化层次不同，其文化素养、道德修养及育人观念、教育方法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家庭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亟待家庭教育指导的介入。由于对个人、家庭及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家庭教育指导逐渐成为新趋势，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课题。
3．目前我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存在的问题
家庭教育指导作为一项社会公共事业，在我国的发展正处于初期阶段。在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就指导的实施者而言，由于我国鲜少有高校专门设置家庭教育指导相关专业、国家未针对家庭教育指导师出台资格认定制度、其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不多等原因，以致家庭教育指导人员不足以及专业水准偏低，并由此带来了指导的内容及形式相对单一的问题，如未能就家长日益增多的“个别特殊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而就解决“相应年龄段家庭教育的易发问题”的指导较多等问题；“家庭访问”和“个别咨询”等个性化指导方式欠缺；就指导的渠道而言，各级学校组织形成了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垄断格局，社区、政府等指导渠道不够畅通。作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最佳提供者和职能承担者，政府能够也有责任在机构设置、专职人员配备、专业人员培养、保障工作经费、法律法规制订等方面解决以上问题，从而推动其走上法制化、科学化的发展道路。
二、政府支持家庭教育指导中存在的问题
1．保障性政策有待出台
自2007年起，我国针对促进家庭教育及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相继出台了《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一五”规划》、《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等，在最新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儿童与社会环境”部分提出家庭教育的工作目标是：“适应城乡发展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儿童家长素质提升，家庭教育水平提高”，并指出策略措施是“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普遍建立各级家庭教育指导机构，90％的城市社区和80％的行政村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点”。国家七部委颁布的《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2015年）》更将目标具体化，在高度、广度、深度上较以往的规划都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尽管如此，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所能参照的以上政策中，更多的是对指导服务的对象、目标、内容等指导服务标准、指导服务的实施主体和职责和指导服务组织管理协调机构及其职能的规定；而对指导人员队伍的资质与培养，监督制度，经费、设施、场所保障制度，指导服务机构的准入制度等方面的规定则较少。在当前的家庭教育指导政策中，主管部门的缺失和缺乏必要的保障性政策是较为突出的问题。
2．行政监管有待加强
完善而高效的执行机构是家庭教育指导相关政策落实的有力保障，家庭教育指导需要完备的负责统筹监管的领导机构，并由幼儿园、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实体为公众提供具体的服务。其中，统筹全局的领导机构是重中之重。《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基于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应由政府完成，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也同样是政府职能，应由政府进行规划和投入，购买相应服务等。在2012年《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2015年）》保障措施中则提出：“健全家庭教育工作领导管理体制，积极推进建立由各级党政领导牵头负责，妇联、教育、文明办、卫生、民政、人口计生、关工委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协调领导体制”。但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各省虽都建有家庭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等协调机构，但真正负责该事务的基本为妇联领导，日常工作机构设在妇联，业务工作也主要由妇联负责，政府部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而妇联作为社会群众团体，由于人力、财力、协调能力等方面的先天缺陷，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诸多困难。如所设专门负责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人员较少；下拨经费有限进而导致组织活动受限；在对家庭指导工作进行全面监管和系统规划方面，难以协调其他行政部门通力协作，导致有些人群重复接受教育而有些人群却被忽视的情况。
3．政府投入经费不足
总体而言，家庭教育工作经费逐步落实，绝大多数省妇联家庭教育工作经费已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并为之设立了专项经费。但据相关调查，尽管如此，除上海外其他省人均家庭教育经费投入仍不足一元；从基层经费来源看，需要自筹的经费接近所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经费的六成；从经费的涨幅来看，很多地区的机构经费没有增长。这严重阻碍了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有效开展。此外，政府在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机构所投入的经费缺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理论人才不足、研究力量薄弱、实证研究困乏、科学化水平不高、研究成果不多、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亟待完善、从业人员匮乏及素质偏低等制约家庭教育指导事业快速、良性发展的问题。
4．管理人员配备不足、政府参与从业人员的培训不足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开展在我国尚属初级阶段，所以存在管理机构中专业、专职人员配备不足，且以从事该专业时间不长的新人居多的问题，这是制约家庭教育指导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此外，专业化的家庭教育人才培养离不开政府支持。参与家庭教育指导管理及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是政府支持家庭教育指导事业的表现之一。然而目前从管理及从业人员构成来看，虽然基本形成了一支以机构内兼职为主、有较好学历背景的年轻队伍，但从人才培养途径来看，从业者多以自学及参加科研机构、民办教育机构举办的短期培训班为主，而由政府投入经费及组织的培训较少，即政府参与度不足。
三、家庭教育指导政府支持的策略
1．政策支持
科学化、法制化是家庭教育指导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必然趋势。政府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进行法制调研，促进家庭教育和家庭教育指导的相关政策法规逐渐完善，使各个层面职责的划分、工作的开展都有法可依。首先，强化政府在整个家庭教育工作中的职责，对相关部门的责任、权力和利益要作出明确规定。其次，使家长切实承担起教育子女的责任，并提高其教育能力和法律意识。再次，给予一定政策倾斜，调动更多社会组织及资源积极投入家庭教育指导领域。通过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以形成完整的法规体系作为保障，尤其是应尽快出台对人员资质及培训、指导服务标准及考核、机构准入、经费投入及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在使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内容、方法和途径等得到广泛社会认同的基础上，确保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贯彻实施和良性发展。其中，家庭教育指导师资格证制度应尽快建立。规范的家庭教育指导与咨询必须经过长期系统培训，通过职业等级资格认证认定其为专业性强、社会地位高的职业可从根本上保障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是对该行业健康、高水平发展的制度保障，对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开展有重要意义。
2．行政支持
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的关键在于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作为一种公共服务事业来开展，并且深刻认同其主体为政府。这需要政府不仅要推进家庭教育立法、完善政策，更要为其提供行政上的支持，积极落实相关规定，为城乡家庭提供普惠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首先，建立合理的管理体制。建立自上而下、覆盖方方面面的、整合社会各种资源的组织管理体系，包括工作运行机制、监督考评机制、受众反馈机制，理顺供给机制，以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的共同力量，以建立起富有成效的符合各地实际的家庭教育服务网络，推进家庭教育事业发展。其次，加强督导及监管。建立完善的评价考核体系，确保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包括政府加强经费管理，建立科学化、精细化的经费管理体制，科学编制预算，提高经费利用效率；加强对家庭教育指导资格及家庭教育指导师队伍的有效监管，可定期对家庭教育指导师进行考核、评估，举办继续教育培训班、研讨班、专家讲座等。这些政府工作将会有效促进家庭教育指导师的专业化发展。
3．经济支持
我国家庭教育工作“五年规划”中明确规定：“将家庭教育工作经费和事业发展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并逐年有所提高；每年有家庭教育工作专项经费；多渠道筹集家庭教育资金。”这要求各级政府首先要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各项收入的基础上，把家庭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保障，即积极落实经费政策；以此为前提，鼓励和引导企业、民间团体、慈善机构、基金会等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创办各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即多渠道筹措经费；允许对一些服务项目适当收费，用以支持公益项目发展，即引入市场参与调节。而对于广大边远贫困地区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事业，中央财政应给予重点支持。此外，鉴于学术机构和人才培养机构对于推动家庭教育服务事业的重要性，建议政府重视对其加大经费投入，保证其相对充足的研究经费，调动其积极参与家庭教育事务的积极性，使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丰富资源，加快课程建设，参与家庭教育师资及工作人员的培训，协助政府研究、规划及开展家庭教育，编写家庭教育相关书籍以供社会各界参考等。
4．人员支持
家庭教育指导要实现专业化发展，必须依靠大量专业人才的培养。因此，在政府层面，要注重管理队伍与专业队伍建设，提高人员专业素质。在管理队伍建设上，适当增加管理人员数量，并逐步做到定编、定岗，保障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顺利开展。在专业队伍建设上，政府牵头搭建专业人才培训正规化平台。包括依托并支持高校建立与家庭教育指导相关的独立院系及课程体系，开展集中教学和科研，培养兼具专业知识与人文精神的专业人才；吸引并整合具有较强专业知识基础的志愿者等民间力量从事家庭教育指导的研究和教学等。形成高效培训体系，通过研修培训、学术交流等方式，提高家庭教育指导机构教师专业水准和指导能力。不论是管理人员还是专业人员，都需要通过学习形成对我国家庭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现代化家庭教育理念、儿童生理心理发展基本理论、家庭教育基本理论、家庭教育指导与咨询方法等方面的系统认识。
5．舆论支持
家庭教育的政策篇5
关键词：贫困、青少年、教育救助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
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救助问题研究属于教育学、社会学和政策学交叉研究的范畴。本研究认为在从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看，社会问题与需求的定义是制定社会政策的主要依据。而问题和需求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指标，其影响因素除了客观层面的社会变迁外，也包括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主观层面的意识形态及理论取向。因此政府要制定政策保护贫困家庭青少年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就应当经常性研究“需要”，其意义在于这类研究一方面可以检视现有政策是否满足了贫困家庭青少年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根据问题/需求的变动修订政策和制定新政策。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对象为贫困家庭的青少年，其家庭贫困的鉴别使用了我国社会救助政策的标准，即政府核定的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家庭中青少年。由于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青少年时期的受教育问题，所以结合贫困家庭青少年的实际认知能力，以就读小学高年级（四年级）为年龄上限，以完成大学教育年龄为下限，确定10岁至25岁的青少年为本研究的对象。
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Quantitativeanalysis）的研究方法，主要采取抽样调查，发放结构式问卷的方式收集资料。分别在北京、哈尔滨、济南、长沙、兰州、杭州、武汉、重庆、昆明、南宁10个城市各随机抽取一个区，并在抽中区民政局所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领取家庭（以下简称贫困家庭）的登记名单中，随机抽取75个有10至25岁的青少年的家庭，由青少年自行填答问卷。为了与非贫困家庭的青少年进行比较研究，我们还在所抽中的区，随机抽取了35个有10至25岁青少年的普通家庭，也由青少年自行填答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100份，其中低保家庭750份，普通家庭350份。回收有效问卷1028份，其中低保家庭青少年问卷718份，普通家庭青少年问卷310份，回收率分别为95.7%和88.5%，样本的基本构成情况参见表1.
二、研究发现
（一）贫困家庭青少年教育经费支出水平低于普通家庭。
各国学者的研究都显示，由于经济问题，贫困家庭子女通常没有良好的学习场所及充分的学习用品，甚至无力负担教育经费，而且常因需要帮助家庭生计，而影响其就学和升学的机会，同时经济匮乏也会影响子女的学业表现，因为贫困家庭的家长缺乏足够的财力让其子女参加那些涉及学业成就的补习、兴趣班及寒暑假的夏（冬）令营活动等。
表1：贫穷与普通家庭青少年样本基本构成
贫困状况非常有限，丧失了继续就学的机会，虽然日后继续求学的机会还是存在的，但却要克服很多困难[6].
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部分青少年已完成学业，作为新生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数据显示开始工作的贫困家庭子女有107人，占718人中的14.9%，普通家庭有41人，占310人中的13.2%，贫困家庭子女投入工作的比例要略高于普通家庭，而其就业情况和职业稳定性是衡量教育成果的重要指标。调查结果显示，贫困家庭青少年失业和无业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家庭的同类青少年，职业稳定性却明显低于普通家庭。而对其在2003年10月份的收入情况的调查数据统计，结果显示，贫困家庭子女的平均收入为477元，普通家庭子女则为958元，t=-3.458，p<0.05，差异显著。这个结果直接反映了贫困家庭青少年受教育水平不高的现实（参见表8）。
表8：就业青少年的工作情况
ore，K.a.&Stief，t.J.（1991）Changesinmarriageandfertilitybehavior：Behaviorversusattitudesofyoungadults.YouthandSociety，22，362~368.
[6]翁毓秀：台湾地区儿童与家庭救助政策——从美国社会福利改革谈起[J]，社区发展季刊，（98），145~160.
[7]michael，m.o.Seipel（2003）Globalpoverty：nolongeranuntouchableproblem.JournalofinternationalSocialwork，46（2），191~207.
[8]万育维。如何从结构面预防贫困、专业面助人自助[J]，社区发展季刊（76），167~175.
[9]Grubb，w.n.（1999）Lessonsfromeducationandtrainingforyouth：Fiveprecepts.inoeCD（ed）preparingyouthfor21stcentury：thetransitionfromeducationtothelabourmarket：proceedingsofthewashingtonD.C.，Conference，23-24February1999，363~386.
[10]黄洪。青年失业问题成因及解决方法：海外经验对香港的启示[J]，青年研究学报，（10）：3~17.
注释:
家庭教育的政策篇6
关键词：“两免一补”政策 困境 建议
2001年，国家明确提出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两免一补”是“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简称。该政策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负责落实，即中央政府负责免费提供熬科书，地方政府负责免除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两免一补”的对象是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同时还有城市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的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还包括人均年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家庭的学生、父母患重大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的学生、单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突发事件导致家庭贫困的学生等等。“两免一补”政策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它使农村落后地区实施义务教育有了进一步的保障。
一、“两免一补”政策实施的困境
尽管“两免一补”政策是党和国家在经过深思熟虑和再三论证后做出的正确决定，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在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和配合下，“两免一补”政策在不少贫困地区已取得明显成效，但是，这一政策在落实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使“两免一补”政策在执行中陷入困境。其主要表现如下：
1.基层财力匮乏，配套资金难以到位
根据“两免一补”政策的规定。地方政府要分担免除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责任。然而，在我国西部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村贫困家庭比例较大，贫困学生的比例较高，这就意味这些地区的地方财政要承担相对比较多的财政补助。但是，作为国家划定了的贫困县，这些地方大多是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县、乡政府的财政收入非常有限。财政状况经常是入不敷出，政府再精打细算，也很难保证免除的杂费和贫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费专项资金的供给。这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一方面，学校希望政府给予更多的资助额度；另一方面，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减轻自己的负担。在经费无法保障的情况下，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学校只得缩减开支或者向学生收取额外费用。对贫困家庭学生的寄宿生生活补助经费，目前的制度虽然规定由地方政府来负担，但并没有具体规定由哪一级政府来承担以及承担的比例。
2.受助学生的资格认定工作复杂，贫困生的甄别难度大
目前，我国各贫困县受助学生人数是有限的，远不能满足所有申请人的要求。因此，就要对申请人进行严格的审查。而一般的做法是首先由省级政府将受助学生人数指标下达到市，由市再分配到县，最后由县教育部门按比例将其分配到各乡(镇)学校。享受“两免一补”政策的学校，往往家庭贫困学生比较多。这样一来，势必就有一部分贫困家庭的学生享受不到“两免一补”政策的资助，这就增加了学校对贫困家庭认定工作的压力。
另一方面，虽然有相关政策规定学生家庭收入在某种程度以下可以享受资助。但在家庭收入基本没有任何有效记录的农村地区，对收入的确定就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在同Jr村里，特别是在边远落后地区，大部分家庭处于贫困状态，家庭之间收入差别并不明显，这对受助学生的确定难度更大。由于名额有限，对于家庭困难程度相差不大的学生，往往有的得到资助，有的却没有得到资助。这往往引起部分没有享受到资助的学生及其家长的不满，使学校和教师承受较大的压力。
3.资助覆盖面偏小，资助额度偏低，无法满足实际需要
目前，大部分在民办学校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没有享受到资助。虽然没有相关制度明确规定只有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才可以享受“两免一补”政策，但大部分都没有资助民办学校学生。尽管早在2005年，国务院的《通知》就规定，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与所在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享受同等政策。但从有关调查的情况看。从农村地区跟随打工父母进入城市读书的流动儿童，大多数没有享受到资助。另一方面，目前贫困家庭的寄宿生生活补助费由县级政府财政承担的制度使得资金来源失去保障。这直接导致了贫困家庭的寄宿生生活补助覆盖面偏小，资助标准严重偏低。对贫困家庭寄宿生的生活补助根本不能解决其生活困难问题。
4.资助方式不当，给学生造成不良影响
按照现行制度规定，得到免费教科书和生活费补助的贫困学生，都要将其名单公布于众，还要在免费教科书扉页上加印“本书由国家免费提供”字样。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受助学生的自尊心。有些学生由于自尊心比较强，虽然自身家庭比较困难，却不愿提出申请，而放弃资助。另一方面由于资助对象的界定难以公平，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差，引起学生不满。在同等条件下，部分得不到资助的学生心存怨气，有的会感觉到委屈和不公平，对他们身心造成诸多不良影响。
二、促进“两免一补”政策实施的建议
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是我国政府应履行的义务。各级政府应该在促进“两免一补”政策的落实上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努力地促进“两免一补”政策的顺利实施。
1.增加财政投入，提高贫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
由于财政投入不足，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导致资助资金无法按国家的统一规定落实。另一方面，资金缺乏也直接导致了资助面小。资助标准严重偏低。在财政资助资金的投入方面，省级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份额。省级政府可以根据其所属各县(市)的具体情况拨付一定比例的资助金。如果资助金主要或大部分由县级政府负责，那么多数贫困县将由于财政短缺而无法保障资助金的拨付。贫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应该明确规定由省级政府来负担，以确保学生基本的生活费用。在资金的调配上，应该严格按照地区贫困家庭寄宿生的实际人数进行资助，而不是按照地区总人数的多少或区域的大小来分配。
2.加强立法，给予“两免一补”政策法律上的保障
教育是一种典型的非垄断性准公共物品，教育的公益性决定了它的经费应由政府和其他非营利性组织来提供。义务教育经费则应该且必须由政府来提供，政府要为保障每一个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创造条件。放眼世界各国，我们可以看到，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是世界教育发展的大潮流。实践也证明，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制度是促进义务教育发展的明智之举，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我们就要逐步对义务教育实行全免费。
目前我们所执行的“两免一补”政策，可以说是走向义务教育全免费的一个过渡性政策。一个好的政策要发展，就要有法律做后盾，使其稳固下来。国家应该尽快修订义务教育法，明确义务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应占的比重，并详细规定在所有的义务教育经费中用于支持“两免一补”政策的数额以及将来增长的幅度。我们只有把“两免一补”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它成为义务教育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才会显现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3.加强家庭贫困学生资助资金的筹集与管理
虽然中央和省级财政不断加大对西部落后地区义务教育的资助额度，但毕竟中央和省级财力也都是有限的。所提供的资金远不能满足全部资助的需要。因此，多渠道筹措资金则是资金来源的重要保障。为了增加税收，中央政府可开征教育税，所得收人专门用于贫困学生资助。同时，地方各级政府可以广泛宣传，充分发动各种社会力量来捐资助学，帮助贫困地区学生完成义务教育。在资金管理上，首先要保证“两免一补”资金全额及时地发放到被资助的学生手中。政府要加强对资金的监督，实行资金管理责任制，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截留、挪用“两免一补”资金。
4.合理制订“两免一朴”政策的实施方案
家庭教育的政策篇7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无锡214122）
[摘要]国际社会日益将儿童早期发展的照顾与教育服务有机整合，并不遗余力地将其纳入国家建设战略及公共政策议题的一部分。明确并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目标，对于形成全国系统性的儿童早期发展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国际经验，应统整中央与地方层级策略架构，确立儿童早期优先发展阶段计划与核心目标，并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创新设计适应地方化情境的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目标。
[
关键词]儿童早期发展；儿童照顾与教育；政策目标；学前教育稿件编号：2014100900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发展型家庭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编号：BCa130042）
通讯作者：杨启光，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原理与比较教育，e-mail:qgyang688@163.com
儿童早期发展的问题，逐步成为不同国家与地区高度重视的公共政策议题，并被上升为国家建设战略的一部分。许多国家与地区正日益强化统一而完善的早期儿童发展政策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以着力推进儿童、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发展。由于儿童早期发展涉及到一系列与儿童有关的政策，包括教育、儿童保护、经济、环境、健康、营养、减少贫困及社会公平等，由此形成包括但并不局限于健康、营养、教育、性别赋权、减少贫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减少灾难与共建和平的国际社会普遍追求的一揽子政策目标。亚太地区幼儿网络组织(aRneC)的白皮书《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亚太地区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指出，相关专业人士、幼儿发展的拥护者与政策决策者需要共同努力，将上述多重政策目标进行整合，对于国际社会而言是机遇的同时也是挑战。因此，重点检视国际社会关于儿童早期发展政策框架中作为首要问题的政策目标的实践经验，对于进一步深化当下我国学前教育改革具有迫切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整合性的儿童早期发展政策内涵
国际公认的“儿童早期发展”（earlyChildhoodDevelopment，eCD）一般指0岁到小学低年级8岁阶段的儿童人口群体的生命成长。处于这样阶段的儿童的发展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一方面是作为生命有机体，身心自然成熟与展露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个体不断与环境相互作用，获得经验学习与增强社会性的成长过程。这一早期生命成长阶段为儿童一生的生活及学习奠定了重要基础，因而儿童早期发展关注儿童早期的整体发展，囊括了婴幼儿童的孕育、营养、保健、照顾、教育以及社会互动等多项基本内容，体现了儿童早期发展多元化的本质要求。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率先开展了“儿童早期教育与照顾”(earlyChildhoodeduca-tionandCare．eCeC)发展的跨国比较研究与合作实践。在oeCD看来，国家层面针对儿童早期发展的政策，在功能上必须将儿童早期教育与照顾作为同一专业领域并列考虑，在内容上需要将早期发展的照顾与学习发展相结合，同时尊重幼儿的发展机制和自然学习策略。各种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与机构服务的哲学价值观念、法律制度、项目计划以及经营管理等都需要围绕教育与照顾整合的观点进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也持相同观点。该组织在关于幼儿教育及照顾的政策中指出，早期儿童教育及照顾制度的范式已朝向整合或协调移动，并主张儿童早期教育与照顾的政策需要将幼儿教育及照顾服务整并成单一行政系统或创立相应的合作机制。
国际上各国政府普遍将政策触角延伸到传统的家庭私人领域，将早期儿童的照顾与教育问题纳入公共领域，其根本动力在于儿童的照顾与教育问题将引发男女机会平等、劳动力市场、人口、儿童发展、反贫困以及福利改革等诸多社会领域的综合性变革。具体地讲，就是使年幼的子女有人照护，让父母能够参与劳力市场，让儿童及早学习，打破贫困与社会不平等的代际循环，增进其未来公民终身学习的能力，形成教育、经济与社会的巨大收益和回报。通过oeCD的成本效益分析所获得的经济性证据也显示，公共投资幼儿教育和照护政策（包括父母产假政策在内）是受到支持的。正是由于儿童早期发展方案将给儿童终身发展带来巨大的短期与长期惠益，国际上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在大力推进儿童早期照顾与教育政策体系的建设，将完善的合理的儿童早期发展政策体系作为国家或地区发展中具有全局性与根本性的问题加以顶层设计，以此作为拓展应对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化挑战的一种更为广泛的视野。
其中，首要的问题是需要明确建构与达成一种与自己国家或地区实际需要符合的早期儿童发展政策目标，这样才能在儿童早期发展涉及的多重目标上实现建设“伟大社会”的理想。正如多年从事美国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政策研究的科克伦(Cochran，m)教授指出的那样，为了建立一个具有“美国”特色的全国性幼儿教育系统，更具起点意义的应该是确立一系列明确的、能够反映与指导社会根本价值观的政策目标，其作用在于：有助于巩固政治意愿，从战略上调整优先发展领域的资源；固定各政府部门间的讨论，以便在儿童照顾与教育方面建立更好的领导能力；提升以儿童为中心的服务在社会与教学目标上的一致性；为儿童教育与照顾的服务提供者提供指导，为参与的相关实践者提供方向以及为父母提出明确的要求。
二、合理统整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的多元目标
儿童早期发展的多元化本质，决定了可以将其纳入到儿童早期政策框架中的发展目标的多样性。由于整合式的儿童早期发展概念涵盖了儿童的照顾与教育内容，使其政策目标不仅致力于早期儿童的护理、营养和教育的服务质量的改善，更是延伸到了减少贫困、促进社会接纳、家庭幸福及男女平等等复杂的社会问题，以此形成了多样化的儿童照顾与教育的政策目标群。科克伦教授通过对国际29个不同国家关于儿童早期照顾与教育的比较研究后指出，国际上现有全部有关儿童早期发展的政策目标主要包括：解放妇女；减弱贫困对儿童的影响；为儿童入学做更好的准备；为儿童提供健康医疗服务；确保照顾好受雇父母的儿童；鼓励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协助母亲们脱离公共援助；刺激出生率增长；使移民儿童社会化；促进政治和社会变革等。细致分析，可以将这些多元化的目标主要分为从儿童自身发展完善到家庭的需要以及劳工与社会福利政策的配合等三个层次。对于儿童，兼顾照顾关怀与学习教育功能的政策在于鼓励儿童进行有意义的学习活动，通过专业的教育活动以及与伙伴及成人的互动学习机会，提供幼儿社会化过程中所需的各种经验，扩大儿童早期发展经验，丰富其情感、人格与自我概念发展。对于家庭，它将指向增加父母的参与程度，给予家庭功能有意义的支持，与家庭共同分担育儿责任。对于社会，更多地被视为向职业母亲提供的一种社会化服务和对处境不利儿童的社会福利，有助于建立促进社会与性别平等的机制，并给贫穷家庭提供更多的机会与支持，以促进社会的和谐。
上述儿童早期发展的多重政策目标，将给儿童、家庭及社会带来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属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政策框架，涵盖了儿童政策、家庭政策及教育政策等政策分支研究领域。来自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UneSCo-iiep）的研究显示，尽管所有的教育计划都给予幼儿一定程度的关注，但绝大多数没有采取结合保育、健康、教育和营养的幼儿保育和教育综合办法。在实际运作管理中，依照行政管理部门的不同，一般划分为社会福利、教育、卫生、医疗、劳工等多个与儿童早期发展相关的政策干预主体，不同部门各自为政，依其所辖范围立法，提出片面服务方案，严重撕裂了儿童发展的整体服务需要，难以聚合统一的政策目标，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导致政策失灵。为此，各种与儿童教育有关的方案、项目与制度需要谋求在共同的政策目标下的统整，体现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的综合效益与政策效益的最大化。一方面，高品质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体系应该为儿童提供最适宜的照顾与教育，兼顾相关利益者需求，并将其纳入该体系中，形成激发社会整体变革的连锁效应，使与之相关的内容发生结构性变化，以便切实改变现实儿童发展政策体系中将儿童的身体健康、营养摄取．教育学习及家庭支持割裂的不利状况。另一方面，有效地将幼儿照顾与儿童学习不同阶段整合，建立一种集认证、监管与信息共享于一体的整合式体系，可以为家长提供选择不同的儿童早期服务提供者的明晰标准，也将为相关管理者提供连续的管理程序。
为了有机整合儿童早期发展多元目标，特别需要重点处理好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国家在儿童早期发展每一个阶段都必须有自己的优先发展计划。正如oeCD对各国幼儿教育及照顾政策主题探查后提出的政策建议所言，完善的政策必须有针对从儿童出生到8岁间的清楚策略着眼点，以及在中央与地方层级上协调的策略架构。在建立全国性儿童早期发展制度体系中，首先需要有一个具有管辖权的单位，统筹协调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机关，鼓励政府、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与父母之间的密切联系，提供一种系统性的教育及照顾整合服务管理体系。二是需要确立国家关于儿童早期发展优先考虑的核心目标——“公平与全纳”，因为使所有儿童在他们的生命之初享有平等、强大的幼儿保育和教育带来的益处，是符合我们所有人的最大利益。2001年经合组织与教科文组织共同出版了题为《开始茁壮：幼儿教育与照顾》(StartingStrong:earlyChildhoodeducationandCare)的报告，提出8个关键政策要素以支持一个核心价值，那就是“人人平等享有有质量的幼儿教育及照顾服务”(equitableaccesstoqualityeCeC)。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向贫穷家庭儿童提供免费学前教育、营养与保健服务的供给，以对处境不利的子女进行“补偿教育”，最大化实现教育机会均等。英国政府实行了“确保开端计划”(SureStart)，强调向贫困家庭儿童、少数民族儿童以及学业表现不良儿童提供特殊支持。对于国际上脆弱国家及冲突中和冲突后的那些后发国家而言，促进幼儿照顾和教育服务资源的公平供给目标就更具有特殊的挑战性。其中，最为关键的解决策略是政府要认识到，公共投资最能确保全部儿童入学的公平性及待遇。当eCeC被不同公、私资源赞助的同时，大量的政府投资更是不可或缺，因为公共投资将更加确保稳定优质的幼儿教育，包括公共建设的长期投资计划及优质教育的提升。
三、科学制定动态的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目标
20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关于儿童早期发展的政策目标往往是处于持续变动与发展之中的，而非一成不变，这反映了社会政策对变动不居的社会变革与家庭变迁的积极能动的回应。oeCD在为各国政府制定早期儿童教育发展政策提出的建议中明确指出，对社会经济背景的理解是早期教育政策制定的基础。儿童发展本身及相关领域普遍性地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社会变革及相关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影响，这使得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目标呈现一种历时态与共时态交织的演进特征。
首先，影响国家或地区确立特定社会变革阶段政策目标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回顾20世纪国际上关于儿童早期发展政策议题的变迁过程，可以看到儿童发展由一个以家庭为主要制度的私领域议题，逐步转变为带有普遍性的公共政策议题，“去家庭化”迹象日益明显。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妇女就业率的增加、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及老龄化加剧等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让“国家和公共政策如何营造有利于家庭形成和发展的环境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了。”随之而起的西方国家妇女社会运动与争取性别平等的不懈努力，让与儿童照顾服务相关的社会福利政策得到不断优化，提高对家庭儿童的支持成为这时期社会家庭政策的主要目标。之后，源于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的西方以社会投资为主要导向的新福利主义，尤其是社会投资理论的影响逐步壮大，致使整个西方国家开始竞相将儿童照顾与教育政策目标追求转移到对儿童未来人力资本的投资上，政策目标指向防止与终止处境不利儿童的代际传递，积极促进社会公平。同时期不断修正完善的关于儿童发展的理论也在改变着各国家庭政策目标。早期阶段，母亲被视为婴幼儿发展中的重要他人而不可或缺，“母亲是孩子最佳的照顾者”成为当时社会主流观念。随后，“优质的家庭外照顾与教育有助于儿童的社会与认知发展，集体形式的儿童照顾能帮助他们为今后融入教育体系做好准备”等新的儿童发展观点逐渐受到重视。在这种“群体养育”理论的发展与影响下，使得国家更为重视对家庭儿童的支持与父母教育能力的关注，开始大力建设更为广泛的、民众可获得的、高品质公共日托服务机构、保育中心及学前教育机构等，从而减轻了儿童保育对于家庭亲属网络的依赖，让家庭女性从家庭责任中更好地被解放出来。进入新世纪，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海克曼(HeckmanJ)的“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投资的经济回报率最高”的观点引导下，国际社会再一次聚焦儿童早期发展政策，将人力资本投入直接指向幼儿，以获得国家公共资金更有效的利用与回报。
其次，不同国家或地区确立的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目标总是能动地结合自己的地方化情境，尊重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信念、价值观及行为规范，努力形成与不同社会时期相适应的具有生机活力的独特的政策范式。以美国为例，对20世纪美国早期儿童保育与教育运动的历史回溯可以发现，60年代的儿童早期干预、70年代的儿童保育运动及80年代的家庭资源项目等三次政策变迁，都是源于对经济和社会处境不利儿童的关怀，都是围绕着实现儿童健康发展的基本目标而展开，但其中也清晰地反映了不同年代政策目标的细微变化。由于60年代以夫妻间不稳定性为特征的“后现代家庭”(postmodernfamily)结构与关系变革引起的儿童贫困及弱势地位的社会环境普遍蔓延，联邦政府实施了以“开端计划”(HeadStart)为代表的儿童早期干预计划，作为“向贫困开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预防取向的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目标。“过去的30年而言，关于儿童早期发展的政策目标最为关心的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与比例，以及这些生活条件对这些孩子入学准备的不利影响。”到了70年代，美国兴起了一场儿童保育运动，主要为儿童提供托管与日托的公共服务，这是为了回应儿童母亲大量步人职场的需要。20世纪80-90年代开始了一场为父母提供教育、家庭生活技能、信息及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资源运动，其政策目标重点转变为关注父母的儿童照顾与教育技能的支持，强调父母养育子女的能力建设与家长赋权方面。促进家长育儿能力的提升，已然成为这个时期美国早期儿童发展项目的核心目标。
可见，为了保证一个国家或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目标的科学合理，需要综合动态评估影响其发展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变革诸因素带来的挑战，为此一方面需要把握历时态的思维，不断回望国家既往历史传统，持续整合儿童、家庭及社会发展需要，凝练与本国本地区相适应的儿童早期发展目标特质及规律，其中最为可靠的策略是唤起与儿童早期发展相关的父母、教育人员及儿童等人士的民主参与意识，提高其相关知识技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与学习社区，为儿童早期发展的综合性目标的实现谋划不同阶段的策略与建议。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科学研判特定阶段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变化、家庭变迁以及社会与教育改革运动趋势，全面预测未来国家或地区儿童早期照顾与教育政策可能面临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以此确立下一阶段政府需要政策干预的重点领域与方向。对此，oeCD明确认为成功的eCeC政策需要有具体的程序来收集并分析所有相关数据，同时确认并分享在这个领域的现况数据，这是世界各国必须共同努力的方面。
四、创新设计适应本土文化情境的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目标
从总体上看，国际社会普遍加强了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国家公共干预力度，并呈现更多的趋同性政策目标。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儿童发展涉及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问题，并负载更为宽广的社会价值，不同国家或地区关于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的目标必然是丰富与多元的。换言之，在具体政策目标上将显示不同国家或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体现不同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的差异，从而决定其政策工具选择的不同偏好。
德国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时期与基民盟和社民党大联盟时期的家庭政策相比，就有所差异，反映了政治与意识形态是影响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在德国的文化传统里，相当重视传统家庭在儿童照顾与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传统家庭主义及天主教的影响，使其“去家庭化”政策程度有限，相关的保守性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目标还是以维持家庭功能为主。在英国，性别和家庭政策也相对保守，其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目标更多趋向于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少数民族学生与低成就学生提供特殊支持。在美国，关于儿童早期照顾与教育的政策目标则更多体现了美国以预防为主和通过社区支持增强家庭发展能力的独特政策价值观念，是对美国家庭生活的变迁给社会根基带来的挑战的积极回应。在北欧地区，以丹麦与瑞典为代表的国家推动高质量与可负担的家庭以外的儿童照顾与教育服务的供给，与该地区作为性别平等文化价值传统策源地有关，清楚标示其“去家庭化”的政策逻辑，以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关系，达到让儿童的父母更好地参与就业的政策目标。但与此同时，这些北欧国家也积极强化“再家庭化”的政策选择，主要通过津贴与亲职假，让家长从劳动职场中解放出来，强化家长照顾子女的责任，让父母可以放心参与照顾活动。这也反映了当下各国在具体政策目标建构、选择偏好及策略组合方面显现的整合性发展趋向。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推进国家儿童早期发展政策体系整体建构的进程，建立适合本国本地区社会经济与人口发展的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目标，需要处理好全球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oeCD指出没有普适的、最佳的早期教育政策体系。国家政治、经济的目标不同，政府与家庭关系的文化传统不同，公共和私立早期教育机构在成本和效益评价结果方面的差异，都会带来不一样的早期教育政策。c23]oeCD国家关于eCeC政策的目标及政策成果的期望，按照重要性来排序，可以主要分为五类，分别是公平性、政府的公共责任与投资、工作与家庭的平衡、母亲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应对人口变化的挑战。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国家，究竟制定哪些儿童早期发展目标，或以何种目标为重点，以及如何衡量与测算这些政策目标的达成度，都将因国而异，体现着明显的文化差异性。概言之，需要统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尊重本国民族文化传统，积极借鉴有益的国际经验，及时评估现有政策效果与目标达成程度，开展切合实际的关于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目标的顶层设计与创造性谋划，才能建立适合地方化情境与本土文化的全国性儿童早期发展政策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亚太地区幼儿网络(aRneC)．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亚太地区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eB/oL].Htp://arnec.net/ntuc/arnecwp_Chinese_FinaL.pdf,2013-12-30.
[2]李莹，赵媛媛．儿童早期照顾与教育：当前状况与我国的政策选择[J].人口学刊，2013，(2).
[3]Haddad,L.anintegratedapproachtoearlyChildhoodeducationandCare[R].UneSCoearlyChildhoodandFamilypolicySeries,2002:25.
[4]萧芳华，连宝静．提供整合性幼托服务政策之国际趋势——以加拿大为例[J].教育资料集刊，2010，(45)．
[5]杨一鸣主编，从儿童早期发展到人类发展——为儿童的未来投资[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1．
[6][8][19]蒙·科克伦．儿童早期教育体系的政策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1，23，30.
[7]oeCD.StartingStrongii:earlyChildhoodeducationandCare[eB/oL].dx.doi.org/10.1787/9789264035461-en?,2013-12-30.
[9][14]邱志鹏．台湾幼托整合政策的概念、规划历程及未来展望[J].研习资讯，2007，(6).
[10]庞丽娟，孙美红，夏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政府主导推进学前教育公平的政策及启示[J].学前教育研究，2014，(1).
[11][13][16]2010年世界幼儿教育与保育大会．筑建国家财富大会意见书[eB/oL].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8/.../187376c.pdf?,2013-12-30.
[12][15][20]JohnBennett.ResultsfromtheoeCDthematicReviewofearlyChildhoodeducationandCarepolicy1998-2006[eB/oL].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5/001547/154773e.pdf,2013-12-30.
[17][21]李姿姿．国际社会政策研究的最新进展：理论、领域和视角[a].见王世伟等主编，国外社会科学前沿（第16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41，443.
[18]张亮．国家、家庭和社会政策——战后福利国家儿童照顾政策的发展及改革趋势[a].见王世伟等主编．国外社会科学前沿（第16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26.
[22]王舒芸．向左走？向右走？儿童照顾政策之“去”或“再”家庭化初探[R].台湾女性学学会2007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2007.
家庭教育的政策篇8
关键词：模糊性;复杂性;教育政策;生成机制
公共教育资源分配是教育政策的重要功能，行之有效的教育政策运行对于确定政策对象、设计分配方法、制定分配标准、分配原则、分配程序至关重要，教育政策的目标和效能实现也与多元利益主体的利益增进和满足程度高度相关。然而，教育政策运行结果与政策目标背离的情况时有发生，教育政策研究者们也提出了诸多理论解释教育政策运行的“偏离”和“失真”。在作为系统存在的教育政策复杂运行过程中，模糊性在教育政策文本解读和行动关系建构中客观存在且无法回避，模糊视角中的复杂性生成机制研究有助于创新教育政策系统的方法论体系和拓展认识论视野。
一、模糊性：教育政策复杂系统的基本性态
从贝塔朗菲创立一般系统论以来，复杂性（complexity）科学越来越趋向于将社会世界理论看作是复杂生存系统，组成社会的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影响、博弈、冲突，社会呈现出整体特征且具有自组织、自适应的特点和能力。传统的社会科学往往习惯于把社会的某个部分或某个侧面从整体中剥离或切割开来单独研究，这种人为的简单化划分不但没有使社会研究达到精确化目标，反而使研究结果脱离了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系统的社会网络显得机械而生硬。复杂性思想正迅速地向人类思维的各个领域广泛渗透，并对传统的思维范式发出颠覆式的革命信号。从社会本体论的意义上说，对社会世界本身的理解正在由可预测的、决定论的、机械的世界向不可预测的、非决定论的、自组织的社会世界转变。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方法论始终充满着精确崇拜，然而机械系统和社会系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越来越多的生命现象和社会现象是无法清晰准确描述和界定的。模糊性（fuzziness）作为一种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运用是与社会系统复杂运行的研究密不可分的，从认识论的模糊性思维到概念的模糊性存在，再到推理、决策、方法的模糊性理解，人类在追求对世界认识的精确性和真实性的同时，始终难以回避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关系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模糊性。模糊学的创立者L・a・扎德认为“人们尊重精确、严格和定量的东西，蔑视模糊、不严格和定性的东西。但数学分析和计算机模拟在人文系统不能和在力学、物理、化学和电磁学所规定的无生命系统里做出相同的结论。在人文系统有一个原理断言高精度与高复杂性是不兼容的，具体一点说，一个系统的复杂性与分析它能达到的精度相互之间服从一个粗略的反比关系。”[1]
“近20年来，我们对于教育的复杂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大家都承认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组成因素（或称为系统）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家也都承认，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当前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以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性发展。”[2]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政策往往停留在文本的静态模式或自上而下执行的单向模式，随着社会变革和发展，教育政策逐渐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交互作用，成为教育活动满足社会发展与人的需求的重要实现手段。教育政策运行是政策文本从政策制定、执行到目标实现、评估反馈进而政策调整的动态传递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与社会环境、政策工具、宏观与微观客体等交换信息和能量并具有反馈功能的行动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在特定教育政策情境中围绕多元化的教育资源诉求展开冲突、斗争、妥协和整合的复杂过程。
保罗・a・萨巴蒂尔在《政策过程理论》中提出：“模糊性是政策制定中的事实，而不是一种非常的状态。它使政策制定变得凌乱、复杂、难于理解。”[3]教育政策运行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模糊性认知、概念、边界、关系，一方面会对政策目标准确实现产生影响，但同时作为事物存在的客观辩证关系，模糊与精确、简单与复杂都是互为条件、互相转化的，对模糊性和复杂性的全面认识和分析，对于拓宽政策分析视野，厘清教育政策运行脉络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文本模糊：教育政策复杂运行的生成起点
教育政策文本模糊性成为教育政策系统复杂运行的起点，伴随着政策运行过程逐步蔓延并扩散开来，构成了多元、多维、多层的政策运行网状结构，充满了非线性的不确定的策略互动。从教育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说，文本层面的文字和语义通常只能将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规则和行动方针呈现出来，而政策内涵与政策价值会通过行动者和潜在的政策目标群体去解读和再加工、再创造，形成具体的政策实施策略和差异化的政策理解和参与意愿。“并不是完全被政策所决定。政策参与者的回应一定是‘创造性’的，他们对政策文本所做出的‘再脉络化’（recontextualize）行为会将粗糙、抽象、简单的政策文本转化为调适的、可见的政策实践或政策现象。”[4]
以文本形态存在的教育政策通常包括以文本形式存在着的各类方针、精神、文本、文件的集合，尤其是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2007年5月，国务院决定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以下简称高校资助政策体系），其中包括国家奖学金制度、国家助学金制度、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师范生实行免费教育等诸多内容，标志着我国高校资助政策体系的正式建立。作为高校资助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7月，教育部、财政部出台了《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5]，政策文本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界定、认定原则、认定标准、认定程序以及资格审查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作为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政策起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对高校资助政策体系的有效运行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年来认定工作却始终受到广泛的诟病，各高校也做了很多实践性的探索，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这一政策运行所带来的资源分配、利益博弈和价值冲突将长期存在，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逐渐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或是一种社会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1.政策核心概念定义的模糊性
“每个科学概念都有一个形成过程，从最初初步的、较为粗糙的概念逐步建立起确切的、精确的概念……但无论认识活动如何深入发展，都不能消除概念的模糊性……模糊性来自对象本身，不可能因主题认识的深入而转化为精确概念。”[6]“贫困”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概念，到目前为止，经历了近100年的发展和演进，学术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定义，而不同的概念背后是学者对于贫困现象的认识、成因的分析以及贫困状态的描述，而概念的模糊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识别和度量的困难。
1901年，罗恩特里采用生物学的方法，将贫困定义为“总收入不足以获得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但很快被营养方法标准所代替。1971年米勒和罗比提出“贫困问题的本质就是一个不平等问题”，贫困概念开始从经济层面进入社会层面，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收入贫困到能力贫困再到权利贫困的深化过程。阿马蒂亚・森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贫困看作是基本能力的剥夺，并将“社会排斥”引入了贫困概念，他在《贫困与饥荒》中提出了权利失败给人们带来的饥荒和死亡，运用权力方法来对贫困进行度量时仍不忘强调权利关系之间存在着模糊性。[7]由此可见，贫困的识别和度量不是依靠计算收入或供给函数就能解决的，生存性资源的“弱势补偿”容易通过物质手段进行，从克服贫困到消除排斥才是资助政策目标的终极价值追求。
“模糊性是指对于同样的环境或现象有着多种思考方式的状态。这些不同的思考方式之间也许是不可调和的，也许会带来含糊、混乱和压力。”[8]每一个处于特定贫困状态的大学生都对于“贫困”有着不同的概念理解和主观体验，各种不同度量方法可以通过贫困线和贫困指数比较贫困程度从而实现贫困认知的精确化，却无法精确衡量贫困带来的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被剥夺感，加上每一个贫困个体的致贫成因都伴随着先天的缺陷和后天的遭遇，各种复杂体验和情感经历促成了差异的价值观和社会应对表现，于是与认定工作有关的信息呈现出可获知的、不可获知的、显性的或隐性的复杂样态，家庭经济困难的“是”与“否”，“真”与“假”，“重”与“轻”的边界变得模糊而不确定，非此即彼的精确认定也就显得异常困难。
2.政策对象界定标准的模糊性
何为“贫困”，何为“不贫困”，这是一个隶属度问题。“隶属度又叫资格度，表示对象属于一定类别的资格程度。通过把握隶属度的分布来把握模糊概念，是模糊思维的一条重要原理。”[9]政策运行过程中需要借助一定的标准将在校的大学生群体进行“是”与“非”的区分，便在政策运行之初将政策对象的范围、人数、困难程度加以明确，《指导意见》需要起到辨识、区分、筛选、分级与核查的功能。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即通常所说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
“需要申请认定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及在校学生要如实填写《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并持该表到家庭所在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加盖公章，以证明其家庭经济状况。”
学校在向新生寄送录取通知书时，应同时寄送《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在每学年结束之前，应向在校学生发送《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有申请需要的大学生主动填写《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需要就“孤残”、“单亲”、“烈士或优抚对象子女”、“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情况”、“家庭遭受突发意外事件”、“家庭成员失业情况”、“家庭欠债情况”等信息栏目进行填写。
在政策文本所规定的程序中，潜在的政策对象或政策客体需要借助政策认知能力对政策文本进行解读和理解。模糊性是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属性，教育政策文本的理解过程就是解读者努力克服语言模糊性所生成的语义复杂性，挖掘文本表面所掩盖的语义内涵，对文本中所表述的“概念”、“意义”、“边界”、“外延”进行更加具体而清晰的“再表述”。
《指导意见》并未就认定工作的责任主体做出明确的界定，也没有就认定责任由谁承担加以规定，对于实际承担认定工作的高校也并未赋予相应法律或行政权力来对提供困难证明的大学生家庭所在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加以监督和约束，只是用“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也可享受国家资助政策，具体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制订”的模糊性表述交由各地方、各高校进行“再理解”和“再表述”。
“家庭人均年收入”就是一个典型的模糊概念，按照字面理解应该是家庭年收入m家庭成员人数，“家庭成员”的范围是什么，“年收入”的计算方法是什么，“年”是指上一年还是前几年？这些在文本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于是，便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差异性理解，申请人家庭成员的概念模糊、收入计算的方法模糊、人均计算的结果模糊，困难情况的严重程度决定了受资助等级的确定，进而关系到受助金额的大小，在缺乏统一计算口径和方法以及真实性核查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困难情况”调查所能实现的精确反映无疑是很困难的。
3.政策资源信息推理的模糊性
信息的不断增加对于判断的精确性提供了更多的条件，似乎在努力减少不确定性，但对于甲和乙之间的判断区分却变得更加模糊和困难起来，不同判断者的经验和偏好在对每一个条件进行不同的理解，迫使判断者去寻求更多的信息来支撑自己的结论。“在人们探索研究客观事物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着对事物、现象认识的差异，及认识的广度、深度、知识水平、经验、智能、创造能力等主观判断与语言表达的模糊不确定性。”[10]
“认定标准可设置一般困难、困难和特殊困难等2-3档”，而参照本行政区域内各地（市、州）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各地（市、州）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
由于高校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各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有很大的差异，总体上，经济发达地区要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城市要高于中小城市，城市要高于农村，但是每个贫困家庭致贫的原因非常复杂，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等级区分上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2014年贵阳市城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437元/人・月，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515元/人・月。
1）甲同学来自贵州省，乙同学来自浙江省，请问可能哪一个困难？
2）甲同学来自贵州贵阳市城区，乙同学来自浙江温州市部级贫困县文成县，哪个更困难呢？
3）甲同学父母离异，系单亲家庭，乙同学父母务农，还有三个弟妹，又是谁更困难呢？
“复杂性意味着因素的多样性、联系的多样性。单因素容易精确描述，多因素一起作用就难于精确描述。因素越多，联系越错综复杂，越难于精确化。大量可以精确描述的单因素交织在一起，必然产生出具有新质的属性，即模糊性。”[11]在困难认定的过程中，参与认定的组织成员往往借助给定的标准对号入座，但如果客观标准是模糊而不具操作性时，其判断思维就会启动经验系统对信息进行加工和处理，而其中又不免加入了偏好、定势、下意识等非理性因素，于是便会出现复杂推理和模糊结论。
三、关系模糊：教育政策复杂运行的过程特征
1987年拉图尔在《行动中的科学：怎样在社会中追随科学家和工程师》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行动者”不仅指行为人（actor），还包括观念、资本、技术等许多非人的物体（object），共同存在于实践和关系之中。网络（network）是指“资源通过相互联结的网线集中到少数接点上，从而使分散的资源通过该网络扩散到各个地方”[12]。按照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方法，教育政策运行是一系列的行动（astringofactions），包括人（actor）和非人（object）的行动者，物体、仪器、程序、观念、技术、生物等许多“非人”（non-humans）元素行动者共同存在于实践和关系之中。教育政策主客体、情境、介体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政策环境中得以表征，而文本和场景能提供最为丰富的表征信息和内容，静态的教育政策文本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传导路径转化为特定情境中的关系、场景、事件并由此而引发冲突、妥协、抗争、对话等一系列社会行为。从政策运行来看，“模糊性”是教育政策行动者共同构建的行动特征，不同群体对教育政策的认知和理解、对政策目标的态度和认可、政策行动者的情感偏好、政策受众者的信息对称、非受众者的容忍限度和政策评价者的多元价值取向等因素都让教育政策的运行呈现出诸多复杂性，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就变得艰难而曲折。“教育政策不是反映某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而是对一个复杂的、异类的多种成分的组合体做出反应。”[13]
1.政策网络行动者关系的模糊性
教育政策运行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关系生成的过程，“学校”则成为各种社会关系发生的交汇点，生成出特定政策情境下的网络结构。教育政策运行一方面表现为纵向传导，按教育行政机构科层结构逐级向下到各级学校，同时围绕学校的教育和管理活动与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在校师生、学生家长发生横向联系。
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以高校为基本组织单元，资助名额和金额分配从中央到高校都是按照相应的规则逐级下放，再通过申报系统逐级上传反馈到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认定评议小组的评议程序中的具体流程设计由高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承担，认定工作的组织和管理责任则转移给了学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本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学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和管理全校的认定工作。”
教育政策行动网络中的“学校”既有位置和处所的含义，即围绕教育政策运行而发生的微观实践活动处所，也成为政策系统运行网络中各种社会关系的链接。与此同时，“非人”因素如制度、组织、行政、权力、资源等等也都成为“行动者”，“学校”对其他行动者的利益重新进行解释和界定，吸引行动者之间进行有效的言语、经验、价值、伦理及信念的交流和行为互动，把来自网络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复杂因素纳入到统一的解释框架中。
学生从收到随学校录取通知书寄出的《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和《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开始，学生的家庭困难信息承载着学生家庭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诉求进入了政策系统，申请学生的家庭成员也因此与政策行动者发生了联系;学生家庭所在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加盖公章以证明申请者家庭经济情况时，地方民政干部也与教育政策生成了行动关系;认定过程中，高校二级学院的院（系）领导、辅导员、学工办主任、班主任和班级干部、同学以及宿舍成员都成为认定工作的参与者，也可称其为“行动者”。
“院（系）成立以分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院（系）领导为组长，院（系）学生辅导员、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等担任成员的认定工作组，负责认定的具体组织和审核工作。以年级（或专业）为单位，成立以学生辅导员任组长，班主任、学生代表担任成员的认定评议小组，负责认定的民主评议工作。认定评议小组成员中，学生代表人数视年级（或专业）人数合理配置，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一般不少于年级（或专业）总人数的10%。”
在教育政策运行系统内部，各行动者之间无论是因公共治理而形成的行政科层关系，还是因资源分配和资源共享关系而形成的利益相关群体，都很难是清晰而明确的。不同行动者之间存在着政策目标模糊、行动角色模糊、边界责任模糊和伦理认知模糊，科层体制中的官僚机构与经济困难的弱势人群之间因为权力、资本和话语权的不对等，政策工具使用的合理与否以及政策环境良性与否，都成为教育政策运行过程中此消彼长的影响因素。高校困难认定政策运行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构成，纵横交错，角色叠加。以“学生辅导员”为例，当资源分配到每个班级若干名额若干金额时，各种利益相关群体或个人的诉求或行动形成一个密集的“焦点”，同时扮演着教育政策的实施者、教育行政的执行者、教育资源的控制者、政策工具的使用者、政策反馈的获取者、政策效用的观察者、政策对象的对话者、政策价值的实现者，各种关系汇聚的同时冲突、抗争也在不断引发新的模糊生成，于是模糊性成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影响着教育政策的运行模式。
2.政策效率目标与价值目标关系的模糊性
“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公平、公正、合理地分配资助资源，切实保证国家制定的各项高等学校资助政策和措施真正落实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
教育政策在分配物质性教育资源的同时，还承载着分配价值资源、满足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权益诉求的重要功能。教育政策的运行目标不单纯是以效率为核心的方案解决，更要关注不同群体间的利益诉求差异化，社会各群体力量的不均等带来社会各阶层的分化、社会权力转移、社会群体心理焦虑等社会问题，这也迫使教育政策的效率目标和价值目标之间的关系是高度模糊性的、动态性的、非线性的、错综复杂的。在教育政策运行的“‘目标关系模糊’造成的组织内政治冲突以及组织‘脱耦’现象，本质上讲，这种脱耦现象意味着正式制度与实际做法的脱节，从而衍生出诸多非正式运作，甚至是‘潜规则’，影响公共管理实践走向制度化”[14]。
伴随着受教育权利需求逐渐加大，新行动者的不断涌入对有限的教育资源提出诉求，越来越多的行动者更直接地介入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公正成为教育政策运行的内在价值诉求，行动者往往对资源、机会、权益分配的公正与否更为敏感。困难认定政策作为大学生资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策目标就是将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加以身份明确、诉求明确，从而实现合理救助，实现教育公平的政策理想。
政策效率目标的实现是指如何在规定的时间尽快地将资助名额和金额分配下去，完成上级教育行政机构的任务和规定程序。为了尽量减少判断的模糊性，有些学校以笔记本电脑、高档手机、奢侈消费品作为判断学生“日常消费行为”的依据，希望能够有助于提高认定“精确性”，结果却引发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否买苹果手机，能否穿阿迪达斯等各种各样的争议，各种质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签化”的批评声此起彼伏，有些高校将“学习成绩优良”作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隐性附加条件，对于成绩好的优先评为“特殊困难”，造成来自西部欠发达地区因教育基础薄弱带来的学业困难生，进一步加剧了弱势积累，加深了社会排斥，社会融入带来了困难。由于中央、地方财政近十年不断加大资助力度，同样的基本单位（班级）每年的受助名额和金额都会出现增加，在人员不变的情况下，调整困难等级便成为应对政策变动的最优策略，于是认定标准又开始在模糊中变化，直至将名额指标尽数消化。
政策的价值目标是指如何将有限的资助资源尽可能满足经济困难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和发展需要，弱势人群得到社会扶助，教育正义得以实现。受到地区经济文化差异影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着弱势积累的困窘、社会资本整合能力缺乏、边缘化的疏离境遇，有些学生甚至为了回避身份差异所带来的被剥夺感而放弃经济困难认定申请，与此相反，有些拥有一定社会资源却实际并不贫困的学生抱着“不要白不要”的心态进入资源分配系统，对于出具证明的地方民政部门的“行政不作为”，高校则无权问责。一部分困难学生因为成绩好或者与老师关系好而获得在资助等级和资助金额上的优先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特殊身份使其成为评价体系中的榜样或典型，社会资助以及勤工助学岗位叠加式的累积，社会资本在优势积累的马太效应作用下发生了再建或重构，经济困难学生群体内部逐渐发生了分化和疏离，呈现出精英化和边缘化的两极趋势。与此同时，政府在政策运行过程中对经济解困的工具理性过度张扬，大量困难学生的受助情况需要在媒体上曝光，加剧了受助学生的精神负担和身份反抗，政策运行目标的价值模糊使得政策网络行动者的动机和目的弱化了对人性的平等观照，增强了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政策氛围，效率和公平的价值冲突逐渐凸显，关系正义的诉求变得越发强烈。
教育政策运行复杂性的生成机制是一种模糊性集合，模糊性作为与复杂性相伴而生的存在性态，本身也揭示了认识客观世界和辨析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和规律，绝对的精确是不可能的，而绝对的模糊却是无法避免的，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教育政策运行过程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不同的机构之间、不同的组织内部，其过程和结果都是不同的，系统内部的行动者和运行结果也处于不同的变化之中，所以模糊性是教育政策运行系统的固有特征。罗素在牛津乔伊特学会宣读报告《论模糊性》别说到：“认为模糊知识必定是靠不住的，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的。正好相反，模糊认识可能比精确认识更真实，因为有更多潜在的事实能证明模糊认识。”[15]建立在对模糊性科学认识基础上的教育政策运行系统，可以更加清晰精确地认识政策运行的系统性和复杂性，运用多学科的视野进行综合、整体地分析系统内外的普遍联系以及组织、环境与人之间的政策互动，从而建立起一种能够准确描述和处理政策复杂性的分析框架。
参考文献：
[1]L.a.扎德.模糊集合、模糊变量及模糊逻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1-2.
[2]叶澜.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1）：4-5.
[3][8]保罗・a・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4：121，94.
[4]林小英.教育政策文本的模糊性和策略性解读[J].教育发展研究，2010（2）：23.
[5]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网，2007-07-10
[6][9]苗东升.模糊学导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122，185.
[7]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6-24.
[10]朱浩.科学研究中事物模糊性的哲学意蕴[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0）：23.
[11]苗东升.论模糊性[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5）：11.
[12]布鲁诺・拉图尔.科学在行动[m].刘文旋，郑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180.
[13]斯蒂芬・鲍尔.政治与教育政策制定――政策社会学探索[m].王主秋，孙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3.
家庭教育的政策篇9
关键词：城乡居民；教育支出；居民收入；人均财政支出；影响模式
一、引言
教育支出，是居民家庭支出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有些家庭的重要支出。近几年，居民教育支出一直是关系民生的社会热点问题，也是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关于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国内外学者根据各自研究的出发点或落脚点，分析了多种影响因素的不同组合，如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不仅与教育阶段有关，而且存在城乡差异。然而，对于各因素对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或作用机理的研究尚属空白，对于影响因素之间逻辑架构的研究有待深入。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以可获得数据为依据，从多视角研究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其模式，以期为相关影响因素的控制以及相关教育政策的制订提供参考依据。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在加拿大，虽然政府财政承担了小学和中学等基础教育成本，但学生家庭常常要支付材料费、学校各种活动费、私人家教费或子女就读私立学校学费等成本。加拿大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07年，有35%的家庭产生了教材、学校设备和学费等教育费用，这项费用平均高达2949美元，其中学费最高，“小学-中学”的平均学费为1306美元。印度学者桑德拉.J.休斯顿研究了家庭收入和家庭特征对家庭教育消费与服务支出（用于非必要性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的影响，她假设教育支出是教育价值的评价指标，那么教育对家庭的重要性评价来说，年龄、家庭生命周期、教育水平、收入、地区、种族和家庭规模等因素具有显著影响。2007年西班牙家庭生均教育支出为1099欧元，不同性质学校的费用差异很大，如：公立学校为658欧元，政府资助型私立学校为1433欧元，非政府资助型学校为2804欧元。从非洲平均水平来看，居民教育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为4.2%，占GDp比重为1.7%；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3.7%。国外研究表明，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可能来自学校的性质、收费制度或政策，也可能来自家庭结构和特征、家庭经济情况、种族或所处地域。
国内相关研究也不少。楚红丽认为，教育阶段、家庭人口数、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支出、教育期望等影响义务教育阶段的城乡居民教育支出，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受到家庭内部因素影响较少，而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同时受到家庭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倪咏梅认为，家庭收入、家庭上学子女数量、民族、地区等因素影响农村小学生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薛海平等人认为，家庭层次和家庭经济收入影响居民教育支出，其中家庭经济收入是重要影响因素；张恩英认为，居民收入增加的部分主要用于改善居住条件和子女教育投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调查与数据中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调查”课题组认为，子女性别、单亲家庭结构、家庭人口数、子女数、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支出状况、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家长对子女成绩的满意度是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内部因素，教育阶段、家庭所处地域是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外部因素，农村家庭教育总支出受子女性别、单亲家庭结构、子女数等变量的影响。
综观国内外研究成果，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分析。这些研究大体上认为：居民教育支出不仅受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教育政策的影响，还受到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水平以及家庭内部结构和特征的影响；同时，不同的教育阶段、城乡二元结构也影响居民教育支出。然而，这些研究没有涉及各种因素对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
三、因素分析框架及指标选择
居民不是教育投入的唯一主体。因此，居民教育支出也不是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影响教育经费其他支付主体的相关因素也会影响居民的教育支出。本研究从教育经费的支付主体出发，分析影响这些主体支付教育经费的主要因素。
（一）支付主体：政府、居民家庭和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相关统计，大体上讲，政府、居民家庭和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支付主体。在教育经费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三者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保持教育经费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财政教育支出增加，居民家庭和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的支付比例就相应减少，或者政府和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教育支出增加，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所占比例就可以相应下降。但是，这样灵活的教育经费支付机制，需要在相应制度和执行力度的保障下才能有效运行。
（二）影响因素：居民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教育政策、公共支出与宏观经济水平
由于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教育经费支付主体为线索，可以把三个支付主体的相关因素当作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
首先，考虑政府。政府是教育支出的重要主体，人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是政府支付教育经费的直接体现，但受财政预算的约束。因此，把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作为政府的两个影响因素。此外，政府还通过教育政策对教育经费产生影响，最常见的是教育收费政策，如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等，在此用人均学费表示。
其次，考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是居民为教育支付的费用，它受居民家庭收入的约束，还受到家庭消费总支出及其结构的影响，如食品支出、居住支出和家庭设备与服务支出等。为了体现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分析使用三个变量与家庭消费总支出之比的数据。因此，从居民家庭这个主体，找到了居民收入、居民消费总支出、居民食品支出、居民居住支出、居民家庭设备与服务支出等五个影响因素。
再次，考虑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包括企业、校办产业、国际组织等。该主体对教育支出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在一致性、规范性条件下，获得这方面数据的难度比较大，数据完整性和城乡可比性也较差。因此，本研究只考虑居民家庭和政府两个主体的影响因素。
最后，把宏观经济水平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引入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中。人均GDp是体现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常用指标，因此把它作为影响因素之一。
至此，以教育经费两个支付主体为依据，加上宏观经济发展水平，本研究找到了居民教育支出的九个主要影响因素，即居民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例、居民居住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例、居民家庭设备及服务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例（分别简称为食品支出比例、居住支出比例和家庭设备及服务支出比例）、居民消费总支出、居民收入、人均学费、人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人均财政支出、人均GDp。相关因素及变量代码如表1所示。
四、数据处理及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及其处理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1992-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从《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指标来看，对于居民教育支出部分，城镇使用“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的同时单列了“城镇居民教育支出”，而农村只有“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城镇和农村均使用“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的数据。也就是讲，本研究的对象是广义上的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和农村居民教育支出（下文简称“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和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居民收入数据也存在城乡差异，城镇使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使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二）分析方法及意义
模式分析具有发现规律的探索功能。分析并把握家庭收入和消费支出、教育政策、宏观经济水平对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对于政府将来制定教育政策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现实中的各种现象之间并不一定总是存在线性关系，曲线关系则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本研究将通过线性模型、线性对数模型、双对数模型、二次模型、三次模型，最终根据模型解释力、显著水平以及估计标准误等统计指标值和参数检验结果，来选取比较贴近现实的影响模式。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线性模型系数代表一种倾向，即城乡居民教育支出倾向。线性对数模型说明当自变量变动1%时，居民教育支出变动多少个单位，即自变量的相对变动带来因变量的绝对变动量。双对数模型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种变形，亦即不变弹性的函数形式，反映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动的敏感程度。二次函数图形是一条倒U型曲线（二次项系数为负数时），通常用来描述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而变化的曲线或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的财富分布状况，即在该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其财富分布不公状况经历了由小到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拐点）之后，又从大到小的倒U型变化过程。三次函数可以用来解释居民教育支出持续增加而居民边际教育支出经历了递减、拐点和递增阶段。
五、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通过单因素模型拟合，并对常数项不显著的模型进行重新修正，观察相关指标值的变化程度，综合比较相关变量系数的t值以及模型的调整R方值和F值，最后确定最优的居民教育支出单因素影响模型。各因素对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具体影响模式如表2所示。
（一）居民教育支出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模式
首先，相对于家庭收入与消费总支出因素，城乡居民教育支出倾向不断提高。家庭收入、消费总支出对城乡居民教育支出以及居住支出比例对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为线性模式，即随着家庭收入和消费总支出的增加，城乡居民教育支出倾向也上升。
其次，有些因素对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存在不确定性。家庭设备及服务比例对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为二次模型，而对农村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为三次模型；人均GDp对农村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为二次模型，但对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为线性对数模型。从城镇看，家庭设备及服务比例的影响处于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下降阶段，即随着家庭设备及服务比例的上升，城镇居民教育支出不断下降。换言之，城镇居民教育支出被家庭设备及服务支出挤占了。从农村看，人均GDp的影响处于农村居民教育支出的上升阶段，即农村居民教育支出随着宏观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根据二次曲线趋势，最近几年，随着人均GDp的逐渐增加，可能在未来几年，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将近最高值后逐渐下降，但达到最高值的时间并不确定。原因可能在于，根据弹性理论，我国宏观经济可能会出现下滑以及随后出现的公共教育投入减少；或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政府出台更加优惠的教育政策，使国民以越来越少的教育支付获得所需的教育机会。
再次，随着人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和人均财政支出的提高，居民教育支出不断增加，但增速先下降后上升。人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和人均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为三次模型，即：随着人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和人均财政支出的增加，城乡居民教育支出一直在增加，增速先下降；当增速下降为零时，城乡居民教育支出达到拐点；按三次曲线的走势，到达拐点之后，城乡居民教育支出不断增加，增速也上升。此外，家庭设备及服务比例对农村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也是如此。
最后，从敏感程度更能解释城乡居民教育支出对人均学费变动的反应。人均学费对城乡居民教育支出以及食品支出比例对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为双对数模型。换言之，从反应的敏感程度更能解释城乡居民教育支出对人均学费变动的反应，但比较缺乏弹性；而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对食品支出比例变动则比较富有弹性，如食品支出比例变动l%，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反向变动5%以上。
（二）居民教育支出对影响因素变动的敏感性
弹性是常用的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是一个敏感性指标，衡量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动的敏感程度。弹性公式一般适用于任何两个变量之间的反应敏感程度分析，其计算公式为：ε为1时，x变动百分之一引起Y变动的幅度相同；ε介于0～1之间时，意味着Y对x的变动比较缺乏弹性或反应不敏感；ε大于1时，说明Y对x的变动比较富有弹性或反应比较敏感，或者说x的较小变动会带来Y变动幅度较大。这里分析居民教育支出对家庭收入与支出、教育政策、公共支出与宏观经济水平变动的反应敏感程度。
表3的弹性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教育支出对人均学费、人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以及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动比较缺乏弹性；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对各种因素变动的敏感程度普遍高于农村；从弹性大小看，城镇和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对家庭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变动反应比较敏感，说明家庭收入与支出的较小变动会带来城乡居民教育支出较大幅度的变动。这些结果表明，假设以弹性大小为依据来判断影响因素与居民教育支出的关系密切程度，那么影响因素与城乡居民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居民收入和消费与居民教育支出的关系是最紧密的，紧接着分别是宏观经济水平、公共支出和教育政策。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综合运用了模型拟合、统计检验和参数分析方法，分析了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其模式。结果表明，因素影响模式呈现多样化特征。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居民能控制的因素包括收入、消费支出及其结构，而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和改变宏观经济水平和教育政策来影响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发展模式。
家庭教育的政策篇10
在2009年法治XX建设八件实事中，涉及区教育局的实事项目是第6项“健全助学制度”，具体内容为除继续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杂费和课本费外，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免除城乡低保家庭和低收入纯农户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各项费用，减免非义务教育阶段困难家庭学生的学费。对所有来宁务工人员子女全面免除杂费，使在我区就学的外来民工子女，享受杂费、课本费和借读费三项全免的同城待遇。今年，我区将投入140万元，继续推行幼儿助学券政策，从幼儿教育到高中阶段，让各类经济困难家庭子女全面普享政府“绿色助学”的惠民措施。
2009年以来，我局高度重视，扎实推进八件实事项目工作，现将工作完成情况总结如下：
根据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会议、文件精神，我区认真贯彻落实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助学政策，依据市教育局《关于建立健全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对具有全日制正式学籍的一、二年级的中职学生按月发放助学金，2009年，我区每月发放2200人，发放助学款共计330万元。
2009年，全区免收义务教育阶段杂费共计47850人次，免收金额568.59万元；提供免费教科书总金额376.09万元，享受人数为59752人；对困难家庭实施教育救助共计2565人次，减免学习费用91.68万元（其中高中、职校528人次，减免金额60.09万元；幼儿园59人，减免4.72万元）。总数中对低保家庭、低收入纯农户家庭分别减免1963人次、403人次，减免金额分别为56.40万元、24.85万元。为抓好文件的贯彻落实，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明确责任分工，落实机制保障。根据XX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关于“法治XX”建设八件实事的工作安排，经区教育局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对涉及的实事进一步分解，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分别由计财科、普教科、成职教科与托幼办负责，并成立领导小组，制定相应的工作方案。相关科室定期汇报工作实施进展情况，以确保涉及的实事按期保质保量完成。
第二，严格执行文件，确保救助到位。根据《区政府关于促进低收入纯农户增收的意见》及修订后《教育救助实施办法》的要求，同时结合市教育局《关于修改“助学券”制度的通知》文件精神，我们进一步扩大了“助学券”制度的发放范围，包括原享受本市城市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新增纳入XX市低收入纯农户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同时也扩大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救助范围，对低收入纯农户家庭子女就读区内、外公办高中（含职高）学校的，高中阶段学费、住宿费全免或者全额补助。同时为了更好地落实江苏省教育厅、财政厅关于做好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工作的通知及市教育局关于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杂费的工作意见精神，我们召开了中小学校长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组织分管校长和收费管理人员进行了专门学习，对免收课本费及杂费工作的实施内容、方法、范围、标准进行传达部署，确保学校能够正确运用政策，做到应免尽免。2009年春、秋季开学，区财政均将应免杂费的专项经费及时拨付到学校，保证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正常有序地开展。免费提供的教科书已由省财政统一支付。
第三，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知晓程度。要确保政策落实到位，使每一位学生、每一个家庭都能了解政府出台的教育政策，让困难家庭子女都能及时得到教育救助，关键在于政策的宣传力度，切实提高政策知晓率。为此，我们采取三种形式，在三个不同层面开展宣传工作，确保政策宣传到位。一是充分利用区“一报两台”、XX教育信息网等信息传媒，在全区范围进行广泛宣传。二是学校通过宣传栏、广播等形式对学生进行直接宣传。三是各街道、各社区充分利用现有的宣传载体，对居民尤其是困难家庭进行重点宣传。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这样的宣传方法，及时提示困难家庭学生或家长按时到规定地点办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四，深入调查摸底，健全工作台帐。我们在每学年开学前开展细致调研，及时了解掌握全区各街道困难家庭的状况，制订出全区年度教育救助工作计划和目标，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各学校都建立了困难家庭学生救助台帐，全面完整的反映受救助学生的基本情况和救助渠道，保证每一户困难家庭子女都能得到救助。同时，各学校还对本校困难家庭学生的救助情况进行公示，使教育救助工作公平、公正、公开，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
第五，拓展救助渠道，扩大惠民范围。充分发挥教育系统党、团组织的作用，通过设立爱心基金、建立奖学金制度、开展勤工俭学等，不断加大对贫困生的帮扶力度。积极开展结对帮扶、机关企事业单位送温暖、社会团体、个人捐助和爱心班、春蕾班等多种形式的帮扶活动，积极主动和企业、系统、部门等单位或个人联系，为贫困生争取更多的救助资源，拓展教育救助、捐助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