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的作用篇1
［关键词］教育政策学业考试规范性要求
［中图分类号］G5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1－0178－01
教育政策是指为了解决教育领域所产生的公共问题，由政党、立法机构、政府等所制定的教育方针、教育法规、规定等多种行为规范和活动的总称，是对教育工作目的、策略和途径的总体规划。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诸多教育政策为学业考试提供了法律依据，规范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
一、对学业考试具有规范指导作用的教育政策
《吉林省教育统一考试管理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考试管理意见》），是规范我省各类考试管理工作的行为规则总纲，对指导考试管理工作中各个环节加强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提供了政策依据。
《关于实行普通高中学业考试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考试意见》），对学业水平考试的性质和功能做出了定位，同时也对考试科目的设置、命题和施考、成绩评定和使用、考试组织管理和实施等都做出了原则性规定。
以上从不同效力上列举了对学业考试具有规范指导作用的教育政策。在实践中，规范指导我们工作的教育政策还有许多，还需要我们不断学习和领会。随着学业水平考试各项政策的不断深化，教育法律政策必将在考试管理的各个环节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二、教育政策在学业考试管理工作中的规范作用
教育政策在“约束力”上，依次按法律、法规、政府文件的梯度具有不同效力，过去那种只注意“政策规定”，忽视“法律规范”的倾向，随着全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已不再适应现代形势的发展。因此在考试管理工作中，要以“法律规范”为上，“政策规定”为辅，在对待同一个问题上，当“法律规范”和“政策规定”有区别时，必须依据“法律规范”的要求，在无“法律规范”要求前提下，要依“政策规定”。因此必须学习和掌握教育政策，在学业水平考试管理中发挥其规范作用，这样才能尽善尽美地完成学业考试各项工作。
（一）教育政策对学业水平考试管理工作内容的规范
《考试管理意见》第九条规定了“全省高等学校和中、小学校有责任承担考点设置和选派监考工作，并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做好考点、考场安排和抽调监考人员工作。”进一步规范了学校在考试管理工作中的地位、责任和义务。
法律政策对考试工作内容的规范，有利于加强各级考试部门和参与考试工作的学校对考试工作的重视；有利于明确考试工作内容的重点、标准和要求；有利于考试工作人员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开展工作。
（二）教育政策对学业考试管理工作队伍的规范
学业考试管理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必须从上到下、从上级管理部门到基层学校有一支业务过硬、思想政治素质高的“团队”，规范管理好这支队伍，对高质量地完成好学业考试工作非常重要。《考试管理意见》第十六条规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考试机构和考试管理部门要对参与考试工作的人员进行政策、业务、纪律、技术等全方位的培训。考试工作人员须具备政策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自律意识”。这条规定明确了考试管理工作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现代化管理技术。
（三）教育政策对学业考试管理制度的规范
要做好学业考试各项工作，各级考试管理部门，都必须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来规范我们的管理工作。在这方面，教育政策为学业考试建立各项管理制度提出了诸多规范与要求。
《考试管理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各级教育考试机构、考试管理部门要对考生进行考试纪律专项教育，考前签订《考试诚信承诺书》，促使考生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和服从管理”。实行《考试诚信承诺书》制度，是对考生进行诚信教育的一种方式和途径，也是对考生的一种考前教育，对考生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和服从管理都能起到积极作用。
三、教育政策在保证考风考纪等方面的规范作用
普通高中学业考试是国家承认的省级普通高中学生文化课学业水平考试，必须体现教育公平，而这种公平的实现必须依靠相应的教育法律、政策来保障。
《考试管理意见》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对违反教育考试纪律的考试工作人员，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考试管理意见》在第三章明确规定，考生应“遵守考生守则，不许在考试中有夹带、传递、抄袭、换卷、代考、利用通信工具作弊和其他舞弊行为”，“遵守考场纪律，听从考试工作人员指挥。”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对违反教育考试纪律的考生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四、教育政策在保障考生合法权益方面的规范作用
《考试管理意见》第二十四条规定：“考试成绩通知考生本人”。考生对自己的考试成绩有知情的权利，体现在及时和送达两个方面。及时即必须在考试成绩下发后及时告知考生，送达就是采取一定的书面形式通知考生成绩。延迟发放、口头或转告等方式都有悖于规范要求。
综上所述，教育政策贯穿于学业考试工作的整个管理过程中，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努力学习和探索，依从教育政策的高度，进一步规范学业考试工作制度，保证业已开展的学业考试工作顺利进行。
教育政策的作用篇2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教育辅导员积极作用工作要点
abstract:thesituationandpolicieseducationisaimportantpar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university.inthispaper,theoutstandingproblemsaboutthesituationandpolicieseducationatpresentwereanalysised,andthepositivefunctionsofcounselorsforthesituationandpolicieseducationweregived,andtheessentialsofworkatthesituationandpolicieseducationwereexpounded.
Keywords:Situationandpolicieseducation;Counselor;positiveFunction;theessentialsofwork
一、引言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是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提高当代大学生投身于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自觉性和态度，明确自身的人生定位和奋斗目标。同时使学生基本掌握一些形势与政策的基础理论知识、基本理论观点、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和方法去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把理论渗透到实践中，指导自己的行为。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下称16号文）以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下称13号文）精神，西安科技大学在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践中作了一些积极的探索，特别是发挥学生思想政治辅导员在形势与政策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取得明显的效果。
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突出问题
大学生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群体，他们不论是从体力、智力以及行为上都是最活跃的，而且其政治洞察力比较敏锐，但由于他们思想尚未成熟、社会经验缺乏以及社会的瞬息万变，导致其政治立场发展呈现不坚定性，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理论知识不足。由于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是一门综合性与应用性很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它的相关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因此要想达到该门课程教学目的，需要学生拥有较强的思想政治理论基础。但在目前学生的学业压力下，特别是在就业压力的作用下，专业知识的学习占据主要地位，思想政治学习仅仅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考试通过拿到学分就够了。这种想法往往会化成一种消极情绪，既影响自己的深入理解和钻研，也在同学中产生负面影响，最终结果是大部分同学不能很好的打下政治理论基础，缺乏一定的政治素养。
2.主观认识不足。主观认识往往也与个人的政治素养有关。由于当前社会的瞬息万变，党和国家为了使社会更加和谐、国家更快发展、民生得到改善做出了一些重大决策，其中也不乏关乎大学生切身利益的，但由于学校资源有限，不能将这些政策完整的提供给学生，学生的了解可能是支离破碎的；同时社会上一些不利因素对学生的思想也存在很大的干扰作用。因此，学生在关注这些大事的同时，没有能够充分了解，不能深刻的分析这些重大政策带来的积极效应，而是存在片面的、偏颇的认识。
3.社会环境制约。虽然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对学校以外的社会环境却无能为力，而且学校有是一种开放式的管理，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较多，他们一方面亲身感受到社会环境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和谐方面的一些成就，但一些西方思想也对学生的思想进行冲击，例如：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拜金主义、唯我主义、自由主义等一些腐朽的思想对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产生了一些冲击。
4.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理论教育是教育工作的基础工作，但由于这一项基础工作没有建立在实践的检验中，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缺乏政治教育的现实视角。对于形势政策的问题，学生要科学地加以把握，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由于学生的理论根基还不扎实，阅历不丰富，教师要通过对千变万化的、生动的实践进行理性分析，要以学生直接感受到的时事政策作为学习的生动教材，才能更好地加深学生对理论的体会和理解。但是，有些教师由于缺乏了解广大群众生动实践的机会和能力，对现实的形势政策了解得不深不透，说不清道不明，碰到难题只有绕道走或者答非所问，这样只会影响学生运用理论成果钻研重大现实问题的积极性。
三、辅导员在形势与政策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辅导员的工作职责是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行为管理工作，贯彻执行学校党委及系党总支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重大事项的指示和决定，贯彻执行大学生手册中的教育部、学校的大学生管理规定及有关规章制度，贯彻执行学校学生工作处、团委的学团工作具体部署。因此，辅导员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队伍，发挥辅导员队伍在形势与政策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可以有力的弥补其教育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1.加强理论教育。由于理论教育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学生的重视度不够，因此辅导员的引导显得尤为重要。辅导员的工作职责包括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包括加强学生党、团建设，在落实这些工作的同时可以引导学生加强政治理论学习，鼓励他们积极向组织靠拢，在组织考核的过程中加强他们的政治素养，通过这种激励方式让学生自觉加强对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
2.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形势与政策教育要围绕党和国家推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当代国际、国内形势的热点、焦点问题，并结合学校教学实际情况和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来确定。辅导员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线人员，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能最快的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做出反应，所以在辅导员这一战线上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效果最佳。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适时的帮助学生分析和解决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客观问题，引导他们利用所学的政治理论去分析和解决认知问题，从而达到思想教育的效果。
3.端正学生思想倾向。辅导员在形势与政策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优势在于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反应。目前的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求知欲、时代感和参与意识，但是他们的认知只是停留在“是什么”的层面，而没有发展到“为什么”的深度上，如果经过某些不正思潮的影响，其政治思想往往表现出不坚定性。因此，辅导员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线人员要能够及时发现，并通过各种有效的教育方式端正其思想。随着中国社会的国际化，各种西方思潮不断涌入中国，坚定大学生的政治立场需要辅导员发挥积极作用。
4.形势与政策教育模式的创新。形势与政策教育由于其课程内容的理论性与时效性特点，因此在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模式上要有创新。如何创新？首先要努力转变教育观念，不仅要注重政治认知教育，更要注重政治分析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核心导向应是：旨在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的教育，不断增强学生对当前政治形势的把握能力、对政治事件的认识以及对公共政策的理解能力，不断提高学生作为“现代公民”的政治分析水平，增强对客观形势的深刻洞察力和政治敏锐性，同时，在此过程中，逐步加深对党和国家形势、事件、政策处理的认同和理解。辅导员教育比较能够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教育观点能够渗透到学生的生活实际，所以相对纯属的理论更具有公信力和说服力。辅导员还能够党、团活动对形势与政策教育进行有力补充，由于活动开展的灵活性、生动性，所以能够调动同学的学习积极性，形成一种立体式的教育模式。
四、辅导员在形势与政策教育工作中的要点
因为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的特点以及辅导员工作的特殊性，所以在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过程中，辅导员应该把握时机，抓住工作重点，着有时效的开展教育工作。
1.明确学生需求开展工作。教育的目的在于解决学生的需求。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要针对学生对热点社会问题、国内国际形势以及国家政策与方针的反应，结合教育的基本要求积极思考与组织，决定如何正确的呈现教育内容，引导学生客观、积极的认知问题，并培养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努力提高其政治素养。
2.积极开展理论联系实际工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辅导员不仅要加强学生课堂管理，还要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要积极引导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并服务社会，启迪他们利用政治理论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学生中开展各种活动就是开展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要有效的利用这些灵活的方式将形势与政策教育贯穿与学生的实际生活中；同时要利用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点从不同方位对学生加强教育，让学生从感知上升到认知水平，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性。
五、结语
教育政策的作用篇3
[论文摘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最符合人的本质。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教师教
育政策保障教师直接受益和主动发展。在非直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教师教育政策之下，教师处于间接受益和被动发展地位。确定直接受益主体、分析主体受益的相关因素、保障直接受益主体利益度的获得，能够制定有效激励教师的教师教育政策。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而教师的素质和职业表现与教师所受到的教育息息相关。教师的培养和发展在教师教育政策的指导下进行。“教育政策是政府在一定时期为实现一定教育目的而制定的关于教育事物的行动准则。”[i]教师教育在教师教育政策的行动准则指导下，实现政府的教育目的。教师个人的行为有何特点，教师教育政策将对教师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制定能有效激励教师的教师教育政策。也相应成为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本文从人的行为假设出发。对就二战后中日两国教师教育政策情况展开研究，并分析其政策对教师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以求得出教师教育政策制定的应然之路。
一、追求利益最大化
社会科学所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包含对人们行为的假定。但是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对人的假定是最深刻的，因为经济学关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是人最真实的一面。在给定的条件下人们总是追求更多的效用。追求效用最大化几乎是一切经济理论的共同前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表现为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不惜铤而走险，工人在工资问题上则与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在古典经济学中。表现为斯密的“经济人”范畴。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构成了一切理论分析与其结论的基本前提和论证基础。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中。没有投资者的最大化行为，便不能说明投资波动、需求决定和经济循环等关键的问题。用新古典理论的研究方法研究经济制度的新制度经济学，更是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作为其基本假设。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模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因为人们为了追逐在现有制度中无法获得的潜在利润而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可概括为以下三点：1)盈利性；2)自发性；3)渐进性。其中第一点和第二点充分说明，人们总是会被盈利或者说更大的利益激励，自发自觉地去追逐更大的利益。利益极大地激励了个体。
二、二战后中国与日本教师教育政策的特点
表1和表2所列出的分别是中日两国在二战后所制定的、对教师教育的发展具有较为明显影响力的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明两个国家在教师教育政策制定上的政策主线。
通过对这一系列政策的内容比较不难发现。中国的教师教育政策的政策主线是：以体制为重心，关注办学方向、学制建设、教学计划以及领导管理等问题：日本的教师教育政策主线是：以教师为重心．关注教师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教师素质培养以及教师专业化等问题。
以政策制定主线为焦点对两个国家的教师教
育政策展开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教师教育政策制定主线背后的理念是：通过体制的不断完善，不断促进教师教育的发展。在这样一种理念背景下，教师教育体制作为一种执行制度，带有控制教师发展的目的性。教师在自身的发展中处于受控制客体地位。在教师教育的发展中处于间接受益地位，这种教师教育政策可以总结出两个特点：1)间接式受益；2)被动性发展。而日本教师教育政策制定主线背后的理念是：教师是发展的主体，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理当成为教师教育政策制定的核心和出发点。教师在教师教育的发展中处于直接受益的地位。这种教师教育政策的特点可以总结出两个特点：1)直接式受益；2)主动性发展。
三、追求利益最大化与两种教师教育政策类型对教师发展的影响
追求利益最大化与这两种教师教育政策类型对教师发展的影响有什么关系?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最本质的一面。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有一定的目的性。教师教育政策最终的目的无疑是要不断优化教师队伍。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发挥教师最大潜能。按照上一部分所做的分析，以直接相关主体为重心点，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制定政策促进直接相关主体的发展符合人的行为本质。在符合人本质需求的条件背景下。教师个体受到最有效的激励，教师不断自发自觉地逐步提高和发展自己。这种教师教育政策的效果达到最理想的状态。最大可能性地激励了教师个体。而以体制为重心的政策。通过间接相关主体的发展影响和制约直接相关主体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体制的发展成为制约教师发展的外在约束力，通过体制的不断发展来带动教师教育的发展，教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就被固定在体制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和改善条件。这种政策对激励教师的有效性方面将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如：政策制定者的偏好、意识形态、集团利益冲突等。甚至出现事与愿违的可能，这种政策的强制运作。很可能违背了一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可能并不按这些政策规范自己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就很难有效实施。
在以上的两个表格中。日本的这一系列教师教育政策自始至终围绕教师最直接的利益和教师自身发展的最重要相关因素展开。最直接的利益的体现，不仅有物质上的．还有非物质层面上的。教师在社会中良好的形象和地位毫无疑问可以增加教师的职业自豪感和个人价值自豪感。教师教育政策保障了教师利益的获得，也赋予了教师这个职业持久的吸引力。日本在20世纪6o年代末70年代初，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其他行业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教师职业的吸引力渐渐降低。但是，1974年，日本政府《人才特保法》的制定，给予义务教育各学校教师特别优厚的待遇。以确保优秀人才从事教职。“其结果，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了志愿报考师资培养教育学部的比例达到最高的盛况．参加由都道府县举行教师任用考试的报考者剧增，其竞争率也达到战后的最高峰。”这项政策的颁布有效地激励了个体对于教师职业的选择。中国的教师教育政策也成了一个体系，并且颁布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政策。不否认这些政策也会对教师的发展产生影响，但是，教师在这样的政策体系下。始终不是居于这些政策的主体地位。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也不能直接实现教师个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逐和实现。不能直接体现教师的物质受益和非物质因素的受益。既然不能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明对人的行为假设不贴近人的最真本质。而不符合人最真本质的政策，很难最大效力地实现激励的作用。日本教师和中国教师在社会形象、地位、待遇、敬业精神及专业化程度上的所体现出来的差别。是不是和这两个国家的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有密切的联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四、实现教师利益最大化。制定有效教师教育激励政策
有效的激励政策更能促进教师教育的良性发展。如何实现教师利益最大化，制定有效激励教师的教师教育政策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而从对于人的行为假设中，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质无疑为我们的教育政策提供了思考的路径。本文从三个角度提出对有效激励教师的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可参考的思维视角。
(一)确定直接受益主体
政策在制定过程中，有很多问题要探讨，如影响教师教育政策制定的因素、制定的步骤，每一步骤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采用何种政策制定模式等。但是，在制定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谁是这个政策的直接受益主体?明确了直接受益主体．对影响因素的分析、步骤的制定．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政策的制定模式才有明确的思想指向。制定出来的政策才不会偏离政策本身的目的。
(二)分析主体受益的相关因素
确定了直接受益主体，接下来要更深入思考明确到底是哪些相关因素对主体的受益起作用。对于教师，什么是他们最关心的?什么是最能有效激励他们的因素?对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最需要什么?厘清了这些问题．所制定出来的政策才能紧密围绕直接受益主体的利益．也就自然能有效激励主体。在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中。应充分考虑到教师主体受益的相关因素．有效的激励因素自然能保障优秀教师人才的来源．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这一系列环节的发展将引导教师教育的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三)直接受益主体利益度的获得
教育政策的作用篇4
关键词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主体
现代社会新媒体技术竞相发展，网络大环境信息传播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传统教育方式开始受到新兴媒体技术的威胁，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作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者，传统教育理念正受到新媒体技术的冲击，教育方式也悄然开始发生了转变，也就意味着思想政治工作的变化。而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在高校受调查者中有50.3%的人认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学生。由此可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对学生进行传统灌输式教育的要求，也需要明确学生为主体的现代教育价值观。
1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现存问题分析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环境中信息具有传播快、内容多、涉及面广、交互性强的特点，这使得当代教育者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固守成规，要与时俱进。网络平台的开放性、包容性、丰富性等特点，促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通过新媒体平台来获取相关知识，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手段趋于多元化，并且逐渐成为大学生交流互动之间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打破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以教育者为主体的理念，并开始挑战高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工作。据笔者研究显示现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新媒体平台对于信息传播管理建设制度落后。由于新媒体平台制度建设不够完善，并且开放的网络环境对于信息的甄别能力较差，尚且其中汇集了各地域之间的不同的价值观、伦理观、宗教观，充斥着大量的网络垃圾、网络色情和网络暴力，对于政治素质尚未成熟的当代大学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国家和社会团体对于新媒体平台的监管力度不够，作为新兴的媒介手段，尚未从法律制度层面加以规范。
（2）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法律意识薄弱。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学生群体表现出其本身的政治参与意识不够强烈，对网络政治安全行为没有合理的认知，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便利性，随意转发或传播虚假、暴力等不良政治信息，导致新媒体平台中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过度泛滥、良莠不齐。
（3）思想政治教育者责任感不强、专业知识缺乏。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较快发展，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相应的便利，也促使部分教育者产生懒惰情绪，未能积极获取最新的思想理论成果，将陈旧的政治思想传授给受教育者；甚至有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受到来自工作、家庭和社会各界的不同意识形态领域的知识，冲击了原有的政治教育体系，由自身专业知识能力不到位，无法辨清所接受的知识的虚假性，导致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将错误、歪曲的政治思想传授给受教育者，使得政治思想异化，对大学生政治教育思想产生极大危害。
2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积极作用
2.1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引导大学生价值观
大学生作为社会生活中的知识分子部分，其思维方式活跃，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征，对于新兴科技有较强的探索和接受能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也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即运用新兴媒体技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着对大学生价值观、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导向作用。所谓理想信念导向，就是指通过对大学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认识和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社会发展总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积极的理想信念，准确地认识社会和理解党和国家相关政策方针，从而引导其行为规范和培养探索学习的能力；对于奋斗目标的导向作用，就是指大学生应该树立远大的奋斗目标。从长远的层面来看，应该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全心全意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短期现阶段来看，牢固学习专业知识、培养良好的学习兴趣与爱好、坚定理想信念、用正确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来指引自身发展。
2.2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激发大学生价值观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发挥着作用，如何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和教导学生树立正确政治价值观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者所探讨的问题，发挥激励理论在网络教育中的作用，并拓展成为其对价值观激励，有利于引导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激发学生内在潜能，使他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推动激励的教育意义发挥出更好的调动、激发、发掘潜力和提高品德素质、完善人格的作用，促进教育对象全面健康发展，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任务的目标。
3运用新媒体进行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探讨
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国家基本战略方针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网络大环境下，政府在第十二届人大会议上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也需要努力拓展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据有关调查显示（图1），在受调查者中有较大部分人坚持认为需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可见，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需要进行改革。
3.1培育和践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媒体时代，网络教育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模式，成为了意识形态的渗透者制造谣言与传播舆论的主要平台。要致力于营造文明和谐的网络大环境，使w络成为党和国家政治思想传递的新平台，就必须把握社会主义鲜明旗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南来建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平台。在信息传播中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旗帜，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优越性；在网络舆论中，大力宣传党在现阶段的基本方针、路线。围绕着一些重大政治事件，要及时沟通、积极引导、纠正错误，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思想的渗透和控制。为此，各大高校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网站，以供学生主动学习参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3.2坚持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媒体技术有机结合
新媒体平台为高校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技术便利，而教育者需要充分将“现实”与“虚拟”相结合，坚持运用新技术来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以顺应时展。不断拓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媒体渠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给当代大学生。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国内成熟的新媒体平台作为新的教育平台，拓展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渠道，如慕课、网易公开课、百度公开课等，促使学生自主利用网络进行党政思想的学习，增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教育者应注重对学生的交流，通过与学生的谈话，了解学生现实所感兴趣的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以多种形式提高课堂的趣味性，避免传统教育的单调与枯燥。
3.3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与选取实现了主体自由，人们可以根据自身所需来获取自身所需要的信息。坚持学生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地位，转变传统教育观念。在新兴技术变革中，要继续进行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改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者单纯的灌输式理论教育，使教育者的主动作用与教育对象的主体作用相统一，实现教育模式的转换、师生之间平等的交流。在平等交流过程中，主动加强引导。坚持学生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就必须用正确的理论价值观来引导，及时调整思维方式，转变教育理念，建立平等教育^。
3.4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建设水平
在高速信息化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新媒体技术的掌握与运用能力，决定了在教育过程中对新媒体平台的资源利用效率。当前教育工作者需要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中新媒体技术应用水平，不断创新运用新媒体技术的优势辅助教学工作。这也就说明了教育工作者需要进一步提高自身政治素质和道德素养，并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观进行有效指导，引导学生获取有效的、积极向上的正面政治信息，树立合理的政治价值观。
由此可见，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作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我们不仅需要利用新科技来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还需要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学生的主体作用，积极引领学习的新风尚。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率提高，帮助当代大学生形成良好的社会信念与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教育政策的作用篇5
关键词：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私人博客；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217-02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宏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互联网络平台为基础，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私人博客等新型传播媒介迅速兴起，对传统的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书籍等产生巨大的冲击，在给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对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诸多复杂的影响。当代新兴传媒主要有哪些类型，它们对于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能产生哪些方面的重要影响？如何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对这些新兴传媒的负面影响进行有效调控？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略作探讨，以期能给从事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当代新兴传播媒介及其特征概述
新型传媒是与新技术的高速发展密切相关的。由于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传统媒体的变革和新型媒体的兴起。当前影响极为广泛的新型传媒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网络媒体。网络媒体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兴起的影响最为广泛的当代新型媒体，也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媒体形态之一。二是手机媒体。最初的手机仅仅是个通信工具，主要以传播声音为主，但随着手机和互联网的结合及其信息容量的增大，人们现在已可以在手机上读书、看报、看电影、看电视等，这标志着手机已成了一种新兴的媒体。三是数字电视。迄今为止，电视的发展经历了黑白电视、彩色电视和数字电视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从类型上划分，数字电视包括卫星数字电视、有线数字电视和地面无线数字电视。四是私人博客。“博客”的英文原名是“BLoGGeR”，是指常常撰写并在网上日志的人。博客们依托于某些网站的相关服务，在网络上不定期的发表和张贴文章，表达自己对国家、社会、时事政治以及历史文化等诸多问题的认识和看法。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兴媒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信息传输的速度和范围迅速扩大；二是真实与虚拟的界限趋于模糊；三是受众空前增大且可以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四是新兴媒体有利于多元观点并存[1]。因此之故，曾琳智认为新兴媒体具有“互动性”、“透明性”、“病毒性”、“经济性”等几个特点[2]；骆正林则认为网络媒体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快捷性”、“个性化”、“丰富性”等多个特征[3]。从上面诸位的总结可以看出，在当代新兴传媒的信息世界里，优势与缺陷并存，美善与丑恶共生，因此总体上看，它在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包含了大量的复杂信息，容易对中学生思想产生诸多不良影响，下文对此予以分析。
二、新兴传媒对思政教育的负面影响
新兴传媒的上述特征，使传播过程发生了巨大转变，同时也对媒体受众的信息传输心理和审美心理等产生了巨大影响。传统媒体的传播过程具有“单向”和“分散”的特征，即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单向流动，受众只能被动接受；由于传播时间和空间上的分隔，传播者与接受者无法展开现场交流，因此传统媒体的传播活动便于管理和控制。新型媒体的兴起改变了这一状况，它在信息多元的格局中可能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尤其是从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看，新兴媒体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特别值得注意。
1.“开放性”与渗透性。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新兴媒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开放性，它突破了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通信等传播方式的边界，在传播方式上也由以前的一点对多点，转变为多点对多点的传播，甚至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信息传播者。这种变革使得世界呈现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沟通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快速和便捷。但是这种新兴媒体的“开放性”同时也潜藏着一定程度的负面效应。在这个开放多元的复杂系统里，大量不良信息混在其中，容易影响中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西方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也常常借助网络进行渗透，一些消极思想和错误观念容易导致中学生信仰的迷失和价值观的偏离。如此种种，可见网络的“开放性”对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确实是不容低估的。
教育政策的作用篇6
一、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纯强制性变迁路径成因
在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中，当以政府为本位，以政府为委托人时，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规则，即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制度或政策，就往往是以政府作为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的主体。在基础教育质量政策中，当政府作为委托人来规定基础教育的质量目标时，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往往是随着政府意志的变迁而变迁的。这种情况下，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往往表现为纯强制性政策变迁和半强制性政策变迁；变迁较为迅速、频繁和反复，政策变迁较少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是供给方主导的政策变迁，政策变迁供给往往过剩。我国“”前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就表现出这种特征。政府用极短的时间，建国仅仅一二年，就改变了旧有基础教育质量政策，高考改为全国统考；培养目标改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这些政策快速而充分体现了政府快速增强国力、加强集权和巩固政权等意愿和意志。但这些政策难以巩固和稳定，一是民众没有这种政策的需求。高校入学考试、招生录取政策，中小学的教材政策、课程政策和教学管理等基础教育的质量政策，由集中到分散再到集中的反复，强制性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出现供给过剩的局面。二是随着政府意志由增强国力、巩固政权变化到改变旧有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上，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又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了的开门教学、重思想政治和轻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取消了全国统一考试和录取的政策，采取政治审查，推荐入学的政策，忽视科学文化知识考察，大大削减了科学文化知识课程。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在前出现了较大的变迁和反复。前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基本上是一种纯强制性政策变迁的动因，政策变迁完全出于政府的意愿，并没有得到非政府主体的诉求、赞同和支持，其政策变迁的第一、第二行动主体都是政府，因而表现出了纯强制性政策变迁的所有特征。
在基础教育质量政策中，当受教育者等非政府主体作为委托人来规定基础教育的质量目标时，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往往是随着受教育者意愿的变迁而变迁的。这种情况下，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往往表现为半强制性政策变迁和半诱致性政策变迁，变迁较少、较为缓慢，政策变迁较多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是需求方主导的政策变迁，政策变迁供给往往不足。我国“”后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就表现出这种特征。
二、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半强制性变迁路径成因
改革开放以后，在基础教育交易活动当中，当逐步以政府为本位，以政府为委托人，转变为以受教育者为本位，以受教育者为委托人时，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规则，即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制度或政策，就逐步由以政府作为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的主体，变化为政府主体与非政府主体或受教育者共同作为变迁主体，并逐步向以受教育者为主的情况转变。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由纯强制性政策变迁逐步变化到半强制性政策变迁和半诱致性制度变迁。政府由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的第一及第二行动主体逐步变化为第一行动主体再变化为第二行动主体，而受教育者等非政府主体则由不参与变化到第二行动主体，再变化为第一行动主体。
改革开放初期，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的变迁还保留着强制性政策变迁的痕迹。但这时的强制性政策变迁以半强制性政策变迁为主。第一行动主体是政府，但第二行动主体却主要是非政府主体的民众。政府用极短的时间，仅仅一二年，就改变了“”时期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高考改为全国统考。招生政策改为统一录取。基础教育的教材政策和课程政策的统一集权政策等，这些政策都快速而充分体现了政府加速经济发展、增强国力等意愿和意志。同时，渴望有一个阔别已久的求知求学的机会也是广大受教育者等非政府主体的需要。因为他们积极地充当了第二行动主体。为了表示在总体上赞同、支持和积极利用这些政策，受教育者等非政府的第二行动集团，对当时的基础教育政策给予了热情，因而，这些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得到了迅速的巩固。但由于此时，受教育者等非政府主体仍然没有处在委托人的地位，他们的意愿没有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们不能规定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的目标，他们只能被动地利用和适应由政府这第一行动主体发起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的变迁，政府的意愿与受教育者的意愿只有一部分是相同的，即希望得到的是一个良好的公平的求知求学受基础教育的机会，但国家的意愿只是提供一个对国家有利的基本的基础教育机会，由此来制定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如重点校政策、统一高考招生政策等。为了应对这些政策，非政府主体在实际中，运用大量行动策略，应试基础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加重学生学业负担等做法大量出现。使得这些政策运行的成本和代价仍然居高不下，所以，政府又不得不频频出台一系列抑制这些问题的政策。半强制性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也存在着供给过剩或供需不平衡的情况。
三、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半诱致性变迁路径成因
改革开放中期，国家的经济实力有所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人们的民本意识开始萌发，加之开放的影响，西方民主、人本思想的影响，人们开始加强了自身在各项活动中的主体意识，包括在基础教育活动中和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的变迁中，受教育者等非政府主体作为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中的委托人的地位开始逐步确立。
受教育者等非政府主体开始为基础教育质量政策设定目标，他们逐渐成为了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政府在综合国力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也更关注人民的需求和意愿，对人民为满足自身需求和意愿的行为进行支持，帮助作为“第一行动主体”的人民达成他们的目标，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做到这一点，政府逐渐成为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的第二行动主体。我国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逐步过渡到半诱致性政策变迁的动因模式阶段。受教育者等非政府主体由于不满基础教育质量政策所导致的基础教育实践中严重的应试基础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作为基础教育的委托人，他们或者更换人，到国外去接受基础教育，或者力图充当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将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体现在新的政策当中。基础教育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最大的利益不是学生考试和死记硬背，而是要提高能力和素质，为终身的学习和幸福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受教育者等非政府主体中开始出现了素质教育的诉求。1988年第11期《上海基础教育》（中学版）发表署名言实的文章，题为《素质教育是初中基础教育的新目标》，这是基础教育界正式出版的刊物中首次出现“素质教育”一词，标志着非政府主体为改变原有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所导致的基础教育质量的应试基础教育现状，力图影响和改革现有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的开端。
素质教育这一概念起源于民间，由我国一些基础教育领域的实践者提出，并在他们积极的推动下发展起来，表明了非政府主体对于作为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第一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影响力。这之后，素质教育的讨论不断地深入。随着讨论的深入，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逐渐构建起来。作为一种首先由非政府的基础教育实践者提出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思想，充分体现了非政府的民众对于基础教育质量的需求，及对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的创新和诉求，这引起了政府关注和认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时期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的制定，但时间慢长了一些。在非政府主体提出素质教育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目标的多年以后，1993年，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一中央级政策中，首次认同并明确地提出中小学基础教育中存在“应试基础教育”倾向，在政策中采用了在民间流传已久、流传很广的用来概括基础教育中所存在的种种质量问题的概念。
再稍晚一些，1994年，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首次采用了“素质教育”这一在民间流传已久、流传很广的用来消除“应试基础教育”所造成的基础教育的种种质量问题，改善基础教育质量的概念。提出“增强适应时展、社会进步，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和迫切需要的素质教育”。在政策变革上，促成了1993年的取消重点学校政策，1994年的小学后、初中后和高中后“三级分流”，大力发展各种层次的职业基础教育政策等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的出台。其后的1999年的“3＋X”的高考政策，2001年“加快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政策等都是政策响应民间消除应试基础教育发展素质教育的要求的，都是政府作为第二行动主体响应非政府的民间第一行动主体进行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的变革和变迁，是典型的半诱致性政策变迁。
四、诱致性变迁主导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革
明确了受教育者等非政府的个人在基础教育中的委托人的地位之后，今后的基础教育的变革就应当采取诱致性变迁的动因模式。用半诱致性变革来制定政策，用诱致性变革来创造和设计政策，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等非政府主体作为变革的第一行动主体和第二行动主体的作用，政府发挥好作为第二行动主体的作用[4]。在民众这一第一行动主体的参与下，根据第一行动主体所创造和设计出来的有关基础教育质量的非正式规则，与民众一道共同作为第二行动主体，认同、支持、完善和最终制定正式的有关基础教育质量的规则，即基础教育质量政策，使得只有民众参与，民众既是第一行动主体，又是第二行动主体的纯诱致性变迁，迅速地转化为有政府参与的、民众即是第一行动主体，政府是第二行动主体的半诱致性变迁，从而加强制度、规则或政策变迁的进程，克服纯诱致性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制度供给不足和延迟，同时，避免强制性变迁所导致的制度供给过剩，制度变迁运行成本过高等“政府失灵”的情况。力戒使用纯强制性政策变迁模式，即只有政府参与，政府既是第一行动主体，又是第二行动主体的变迁。除非在紧急、危机和特殊的情况下，尽量少用半强制性政策变迁模式，即政府是第一行动主体，民众是第二行动主体的变迁。以诱致性变迁作为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因，可以使得我们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更加能够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更能符合基础教育教学活动的实际需要，更能满足不同地区、不同个人的不同的多元化的实际需要。
教育政策的作用篇7
关键词：教育政策；教育公平；价值目标
中图分类号：G6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1-0121-01
一、教育政策与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性问题是现在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教育公平问题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一大主要原因就是教育政策的不合理。
（一）教育政策的内涵。教育政策的概念与公共政策概念的多样性一样，也是多种多样的。综合国内外对教育政策研究的情况来看，目前，学术界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多个认识角度。有将教育政策分为动态教育政策和静态教育政策。其中动态教育政策是从教育政策的决策、执行过程来看待教育政策；静态教育政策是把教育政策当作一种行动准则的文本形式。有从政策包括范围的角度，将教育政策分为广义的教育政策和狭义的教育政策，广义的教育政策包括教育方针和教育法规；狭义的教育政策指的是介于教育方针与教育法规之间的一种教育规范。
（二）教育公平的内涵。教育公平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古代孔子就曾提出“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观点，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中也都包含了教育公平理念，随着教育理论的发展，西方学者从未间断过对教育公平内涵的界定，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科尔曼所作的《科尔曼报告》，科尔曼认为教育公平主要包含四层含义:一是向人们提供达到某一规定水平的免费教育;二是为所有儿童，不论社会背景如何，提供普通课程:三是为不同社会背景的儿童提供进入同样学校的机会;四是在同一特点地区范围内教育机会一律平等。
而我国学者对教育公平问题所做的诠释用很多种，综合起来看主要是：教育公平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人类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的平等与受教育的非基本权利的不平等。
（三）教育政策与教育公平关系。通过对教育政策和教育公平内涵的界定，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很多联系。我把这些联系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具有核心价值相联的关系。教育政策的核心价值是公平与效率，而教育公平则成为了教育政策核心价值所追求的基础。第二，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教育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而教育公平则是公民能够自由平等地分享当时、当地公共教育资源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政策作为一种手段，促使公民能自由平等的分享公共教育资源这个目的的达成。
二、我国中学教育公平问题现状
（一）重点中学政策造成校际间差距。重点中学建设就意味着教育投入上的倾斜性政策，“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学校”是我国基础教育的一贯政策，这一政策对于集中有限教育资源，确保优秀人才的培养，的确起到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但它也造成了当前重点校与非重点校的巨大差距。重点校建设政策所导致的教育公平问题也越来越尖锐地凸显出来。重点学校政策在我国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时代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当今我国教育资源经过长期发展，已经远远不是当年那种情况了，重点学校政策再实施下去其消极作用就已经原形毕露了。
（二）城乡间教育经费与师资的差距。教育的城乡差距是教育差距的核心，缩小教育差距的关键在于缩小教育的城乡差距。从生均教育经费的城乡差异来看。2001年，我国城镇小学生均经费平均为1484元，农村为798元，城镇是农村的1.86倍。初中生均教育经费城镇平均为1955元，农村为1014元，城镇是农村的1.93倍。从教师水平的城乡差距来看，2005年全国小学具有专科以上学历教师，城市78.01%、县镇67.17%、农村47.49%，农村比城市低31个百分点；全国初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教师，城市62.44%、县镇34.5%、农村24.34%，农村比城市低38个百分点。
（三）教育地区差距。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制约我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不均衡发展的首要因素。因此，影响我国教育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就是教育经费投入的不平衡。教育经费的地区差距，首先表现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2001年，我国人均教育经费东部地区的平均值为619元，中部地区为264元，西部地区为282元。人均教育经费前3位分别是上海（1160元）、北京（1105元）和天津（722元），后3位分别是贵州（176元）、安徽（197元）和河南（203元）。由此可见，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教育经费差距是如此之大。那么教育水平的差距也不言而喻了。
三、解决中学教育公平问题的政策路径
（一）教育政策制定程序化。教育政策制定程序化是为了限制个人的恣意和专断。与教育政策执行及总结相比,教育政策制定所涉“公平性”更加明显。教育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具体形式,行政机关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应该具备一个合理的程序。在这一程序中,关键要做的是征求意见工作。建立普通公众、民间中介机构和政策研究组织参与决策、监督决策的制度,实行教育决策听证制度,最大化地关注、采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真正体现教育政策的公平性品格。
（二）将“公平”理念贯穿到教育政策执行全过程。公平是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与规则,教育政策是公平在社会领域、教育领域的具体化。公平性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教育政策来实现的。
政策文件所规定的公平性利益格局一般是原则性的规定,政策执行的实践操作才是对利益的最直接分配。
（三）将“教育公平”纳入教育政策评估指标。政策评估既是一个事实判断的过程,也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因此,政策评估既要设立价值标准,也需设立事实标准。价值标准建立在伦理、道德、文化、利益、政治、社会的价值取向基础上,它在政策评估活动中的应用,旨在确定一项社会政策在价值上所造成的影响。以往的教育政策评估较多重视的是政策效率、政策效能、政策绩效、政策回应的充分性、政策执行力等事实判断,而缺少社会公平、和谐发展等价值标准。教育在维护社会公平、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中有着重大作用,因而将“公平”作为教育政策评估指标,既是教育政策评估应有之义,又是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公平之时代所需。
参考文献
[1]翁文艳.教育公平与学校选择制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教育政策的作用篇8
关键词校长教育政策执行力要素
中图分类号：G610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ki.kjdks.2015.11.006
thepresident'seducationpolicyexecutionandelementanalysis
XionGYangjing
（CollegeofeducationScience，XinyangnormalUniversity，Xinyang，He'nan464000）
abstracteducationpolicybelongstoakindofpublicpolicy，educationpolicyfortheimplementationofeducationpoliciesistheheadmasterofcompulsorycourses.Sincethe21stcentury，implementingofeducationpoliciesbecamemoreandmoreinfluencesonthedevelopmentofnationaleducation，andhavealargeextentdeterminesthecourseofthenationaleducation.theschoolprincipalistheexecutoroftheeducationpolicy，andalsoisaestimatorofeducationpolicy.therefore，theresearchof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principalsofeducationpolicyimplementationsituationhasthevitalsignificance.
Keywordsheadmaster;educationpolicy;execution;element
1校长教育政策执行力的概述
“执行力”首用于企业界，随后因随着对该词的广泛使用，“执行力”作为一种专门的概念开始被引入到其他领域，其中教育领域就是其中的一个。中小学校长对教育政策的执行力对学校教育质量、教育前景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校长如果不能很好地贯彻并且落实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就是一位不合格的校长，校长的执行力在学校发展中的作用毋庸置疑，执行力已成为评价校长的一个重要指标。①中小学校长只有在真正领悟教育政策执行精神所在，才能促进基础学校的快速发展。因此，中小学校长只有做到在完全理解教育政策的同时，还要学会如何运用和执行，并且能够做到讲求方法，因地制宜，有效执行教育政策，提高领导效能，形成教育政策与学校实际情况的完美结合。②
2校长教育政策执行力的要素构成
2.1校长教育政策执行中“人”的要素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做理论分析，管理者对被管理者最基本的行为预期，是每一种管理理念的动机，而这个被叫做基本的行为预期却是以人性为假定前提。在管理学理论中，不同的人性假定相应的理论也是不尽相同的，相对应的，不同的管理学理论在管理实践中更是衍生为各具特色的管理方法。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③在管理与被管理中赋予人以特定的含义，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而作为学校领导者、政策执行者的校长，我们可以认为校长在教育政策执行上实际上是二元结构的矛盾人，作为执行教育政策的校长需要在认知上是理性的，且这种理性应具有价值，然后在理性的决策后又应该做到有“情”之人，将国家、社会、团体、个人之间的利益相互平衡并协调。因此，我们认为校长作为学校人员，有其特殊性。其原因在于，首先，从人本性看，中小学校长是追求自由发展，但又要受到国家大环境发展的限制，即要兼顾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三者的平衡发展。其次，从教育目的看，校长作为社会教育的公益代表人，是强调教育政策本质的公益性，那么校长对教育政策执行也理应如此。
2.2校长教育政策执行中“组织”要素
校长作为教育政策执行者，在执行教育决策目标活动的过程中必定还要遵循一定的组织规范以及依靠特定的组织机关，才能顺利完成教育政策的执行活动。因为特定的教育政策执行机关，本身就掌握着在实际教育政策实施的过程中的技术和资源、方法和策略。这些有利的因素都是联系教育决策者和政策目标群体的中介。因而，政策执行目标的达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执行组织功能的发挥。④校长对教育政策的执行借助一定特定组织也是为了完成某种教育目的，并希望将组织里的这样一群人聚焦起来以实现某种特定的教育目标。而校长作为该种教育活动的主要角色人物，校长作为执行者的权威是自上而下的。但作为校长在教育政策执行中“组织”要素明确分工的重要作用，对校长执行教育政策力权威关系也是真实的反映。
2.3校长教育政策执行中“制度”要素
对于教育政策执行活动，中小学校长也是在有一定教育政策约束力的制度中执行的。校长应该带领学校以及相关组织部门内外都制定相关的保障制度，以确保校长执行教育政策的顺利进行。其次，校长执行教育政策的各种制度要素，是教育政策执行者在实际执行活动中的框架制度，其执行机构发挥作用的规范保障也是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意义。执行制度要素对于教育政策执行者的行为和教育机构功能的发挥约束作用是必不可少的。⑤校长在教育政策执行中制度的要素对于人和机构的存在和发展，以及执行活动都是不可或缺的。当然也是校长执行教育政策顺利进行的保障。因此，教育政策执行制度是校长在执行活动时应具有的重要条件，以及顺利完成教育政策任务的必要条件。
3校长教育政策执行力的提升路径
3.1关于“人”的提升策略
校长执行教育政策的过程是极为复杂的，而人的因素是教育政策执行的决定性因素，而教育政策执行者，即校长的教育政策执行理论水平的提升，以及实践经验的积累就成为教育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因此，校长知识结构的完善、认知教育政策水平的提高对顺利完成执行任务有重大意义。然而，从教育政策执行者角度说，执行活动不仅仅是一种组织管理活动，更应该是达到教育育人的一种公益活动。当教育政策执行者以团体集体利益为重时，才会避免因追求个人利益而无法促使教育政策的顺利执行。校长在教育政策执行者中扮演者主要的决策者和指导者，他们在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存在特殊作用，也就决定了他们必须相应地承担与其权力相一致的教育责任。⑥因此，教育政策执行者必须注重培养自己专业能力的同时并强化肩上的责任意识，因为责任意识是促使教育政策执行者承担应有的教育职责，从而把教育决策转化为具体的教育政策执行实践的重要内在推动力量。
3.2关于“组织”的提升策略
由于教育政策执行的复杂性，教育政策执行机构在教育政策执行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我国各级教育政策执行机构也是依靠行使强制性权力对执行机构进行监督的。而受同级教育行政机构的监督，对同级教育行政机构以及执行组织掌握领导执行等重要权力，都是仅限于业务上的指导和领导。因此，欲强化社会监督主体的教育监督作用，并让社会监督主体在教育政策执行监督过程中有法可依，理应建立相应的督促、监管组织，加以约束并鼓励。⑦加强社会教育监督的立法以及健全社会教育制度，提高全社会监督主体的权利和地位，让全社会监督主体在教育政策执行监督过程中有章可循，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为教育政策执行有关的监督主体真正起到教育监督作用的同时，还可以彰显其组织的创造性。通过设立专门的教育政策监督组织，并公布监督电话、以及利用媒体等工具对教育政策执行实施监督。
3.3关于“制度”的提升策略
我国教育政策执行主要模式是中央集权下的官僚组织模式。美国政治学家阿尔德蒙曾将这种由单一的政府机构承担公共政策执行任务的做法称之“官僚垄断了政治体系的输出方面”。该模式的特点是：政府以及各级教育执行机构都是处于教育政策领导和权力的主体。他们既享有教育政策导向的权力，又享有教育政策操作的权力。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这种高度集权的教育政策执行体制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完善，其弊端开始日益凸显。校长对教育政策的执行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执行能力是一种领导智慧和领导者的综合素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需要其外在的培养。中小学校长在领导实践中应不断的自觉修炼和积极践行，才能保证教育政策执行活动的顺利进行。⑧
注释
①陈学军，邬志军.教育政策执行：问题、成因及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2004.9：27-29.
②吴恒山.你的教育政策执行力如何[n].中国教育报，2010-02-23.
③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3.
④[美]约翰・杜威著.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姜文阂，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33.
⑤[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m].厉以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27.
⑥丁煌，李晓飞.中国政策执行力研究评估：2003-2012年[J].公共行政评论，2013.4：130-157.
教育政策的作用篇9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实效性途径
一、当前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存在的一些问题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校“两课”教学的重要内容，自1987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设置《形势与政策》必修课以来，高等学校普遍将《形势与政策》课列入教学计划，以开设常规性课程或者进行专题讲座等形式进行教学，对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绩。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一课程的教学同国家教育部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要开设这门课，难度很大，有相当数量的高校现在还没能开设这门课或形同虚设，大学生的学习流于自发状态，以至于不少大学生形势政策知识匮乏，对国家大事的认识表现很幼稚，与大学生素质要求极不适应。
目前，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面临诸多挑战：学生价值取向多样化的挑战；社会功利化倾向的挑战；当代大学生成长的环境、心理特征、认知特点的变化的挑战；教学与实际生活脱离的挑战；教学模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挑战等等。另外，受教育面小，学生不是很重视，教学缺乏连续性，各学院教学不平衡等问题还比较突出。
二、新形势下提高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实效性的对策与建议
1．全面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课程建设和教学管理。
要把形势与政策课作为重点课程来建设。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由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形势报告会三部分组成。课堂教学要以专题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以“体验教育”和社会实践为主；形势报告会以时政热点为主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要服从于课程的性质和任务的要求，注重针对性和现实性、实效性。任课教师要从学生的特点出发，把教学对象的动态性和教学内容的动态性辩证地结合起来，处理好教学内容和效果层次性的关系，根据动态发展的学生和动态变化的形势政策的实际“与时俱进”地选择、优化教学内容。
认真编制教学计划。根据教育部教学要点和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的指导计划，紧密结合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制定本校的教学计划，明确教学要求。每学期开学之前，依照教育部制定的每半年一期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以及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职能部门根据关于形势政策教育的总体部署，结合本省及本校实际，组织编写形势与政策课学期教学指导计划。
建立健全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组织机构。由校党委宣传部牵头，教务处、学工处、政教系等共同整合教学力量，成立形势与政策课教研室，专门负责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的安排和实施。通过教研室落实备课、听课、期中检查、期末考核、教学信息反馈等制度，完善各个教学环节。教研室负责人由学校党委宣传部或教科处、学生处、政史系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担任。
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材建设。根据中央、省委和教育部有关形势政策教育的统一部署，结合教学实际使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时事报告大学生版》、《时事》VCD以及中央有关部门不定期下发的形势政策教育的文字、音像资料，以及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组织编写的反映国内外形势最新动态的《形势与政策》作为教学辅导和参考资料。同时，结合本校实际以及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编印学生专题学习辅导资料。
形势与政策课实行学年考核制。形势与政策课考核由形势与政策课教研室提出考核安排意见，教务处负责协调解决，每学期考核一次，主要考核学生对国内外形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形势与政策课的成绩为各学年考核平均成绩，一次计入学生成绩档案。
建立形势与政策课保障机制。要把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经费列入学校年度教学经费预算，专款专用；要提供必要的场所和设备，用于保障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研究，增强形势政策教育的前瞻性。要把形势与政策课列为精品课程，通过设立课题，鼓励和支持教师开展科学研究。要把形势与政策课的课程建设情况纳入“文明学校”和“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校”评估体系，以评估推进形势与政策课建设。
2．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
坚持以人为本，以理服人，探索新形式。要改进思想工作方法，坚持民主原则和积极疏导的方法，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说服力。
建立课堂教学专题讲授制度。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堂教学采用专题系统讲授，实行专题教学负责制，指定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专业教师担任专题负责人，并负责组建专题教学小组，撰写教学讲义。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着力构建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双主”互动式教学模式。
建立大学生形势报告会制度。一方面，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每年组织的大型形势报告会，听取省领导、省有关部门和地方党政负责人为高校学生所作的形势报告。另一方面，要建立本校相应的形势报告会制度，邀请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级机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结合本省发展实际和时政热点作形势报告，使学生更直接地了解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就和新变化。
建立重大节庆日和重大事件教育制度。每年围绕重大节日、纪念日及重大事件的发生，充分挖掘教育资源，通过组织座谈会、研讨会等，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增强教育效果。要充分利用各种教育时机，有针对性地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建立学生“体验教育”制度。要把形势与政策教育和“三下乡”、“青年志愿者”、“爱祖国、爱本省、爱家乡”等实践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使学生在社会实践的亲身体验中接受教育。要有计划地开展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的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参观省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我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项目，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深入体验本省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等。
建立先进典型教育制度。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宣传省教育系统先进典型特别是学生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先进典型和英雄人物事迹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引导、示范和辐射作用。同时，要充分挖掘、及时发现和树立本校学生的典型，积极用身边的典型教育引导学生。
积极拓展教育空间。学校网站和校园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要设立形势与政策教育网页和专栏，充分运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网上教学、讨论等活动，不断丰富形势政策教育内容。
研究分析社会热点，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事例、新颖活泼的形式，活跃教学气氛，启发学生思考，增强教学效果。要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方式和方法要努力贴近学生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要研究分析社会热点，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事例、新颖活泼的形式，活跃教学气氛，启发学生思考，增强教学效果。
3．切实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建设一支以专职教师为骨干、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为主体、专兼结合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学校党政领导、中级职称以上的政工干部都可兼任形势与政策课教师，承担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任务。要积极鼓励班主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或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教师兼任形势与政策课教师，承担一定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任务。
明确规定形势与政策课兼职教师的任课资格和条件。原则上要求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职称的教师才能承担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任务；助教职称的必须工作2年、跟班听课1年、经过试讲合格后，才能承担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任务。
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全国和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举办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培训班。请专家学者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师作专题辅导，培养教学骨干力量，并通过他们带动师资水平的整体提高。
建立灵活的激励制度。根据形势与政策课难度大、变化快、备课耗时多的特点，制定形势与政策课专兼职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每年要划出一定“优秀”等级的考核指标，用于鼓励工作出色、事业心强、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并积极创造条件，有计划地安排他们到国内外参观学习考察和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任课教师要树立现代教育思想，尽可能采取现代教学设备和现代教学手段、方式进行教学工作，要多利用多媒体开展教学。
严抓教师思想与敬业精神。全体《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要切实履行岗位责任，从严执教，教书育人；要重视师德师风建设，树立敬业精神，全身心投入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要关爱学生，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引导学生，教育学生。
严格做到教师、教材、教学参考资料、教学计划、教学地点、考核六个落实。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工作涉及到诸多部门，涉及到全校学生，各部门要积极配合，协调一致，做好此项工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办发［1998］10号)。
［2］、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新华网，2004。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2004）。
教育政策的作用篇10
关键词：高等教育；政策工具；教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40-011.8，G64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059（2013）01-0050-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逐步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并从精英化阶段步人大众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把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作为国家战略，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不断做出新的部署。从2007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已经排名世界第一。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教育结构也在不断健全和优化发展。在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政策工具的应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豪利特（Howlett）将政策工具看作政府赖以推行政策的手段。赵德余将政策工具看作实现某个具体或特定政策目标的方式或机制。朱春奎等指出，政策工具是联结政策目标和政策执行最重要的环节，良好的政策目标必须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政策工具是政策目标和政策行动的联结，恰当的工具的选择对于公共政策的成功有重要作用。吴合文使用英格拉姆与施耐德（ingram&Schneider）的政策工具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认为政策工具的增长和创新是高等教育政策领域的一个突出特征。
本文从政策工具使用和创新的视角，根据豪利特和拉米什（Ramesh）的政策工具分类，对中国主要的高等教育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和统计分析，并进行文本内容分析。该分类根据政府介入公共物品与服务提供的程度把政策工具分为自愿性工具、混合型工具和强制性工具。自愿性政策工具是指通过个人、家庭、社会组织或市场发挥作用，在自愿的基础上解决公共问题的手段、途径和方法；强制性政策工具借助国家或政府的权威及强制力推行公共政策，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混合型政策工具兼有自愿性工具和强制性工具的特征。该分类方法在政策工具研究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引用。
本文重点考察高等教育体制四次重要改革中的政策工具运用情况，对新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工具运用的改善和创新提出政策建议。编码结果在10名研究人员中进行了充分的研讨，达成了共识，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
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政策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层面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标志性的文件主要包括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1985决定》）、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1993纲要》）、1999年《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决定》（以下简称《1999决定》）和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2010纲要》）。
《1985决定》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推动教育体制的简政放权。放权主要有两个指向：一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二是政府向学校放权。谈松华等指出，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意味着将决策权和管理权下放到各级政府，中央一级教育规划的功能由指令性计划向趋势性、指导性规划转化。杨东平认为，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在高等教育领域将扩大高校的办学自、实行校长负责制作为主要任务。
《1993纲要》提出要重视高等教育质量，针对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具体改革思路，强调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背景下，积极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办学的法人实体。谈松华指出，《1993纲要》的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就是要在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的基础上，建立起既遵循教育规律，又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教育新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在解决“条块分割、部门办学”等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未有根本改变。周远清指出，为了顺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走向，国家对国务院部门办的大学进行了重大调整，一部分划转为教育部部属院校，大部分划转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行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从而使这些学校由过去的为行业服务变为为社会服务、为区域经济服务。
《1999决定》的背景是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人才作为至关重要的要素受到空前重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显得尤为迫切。周远清认为，《1999决定》提出既传授知识、又培养能力，同时又提高素质，从知识、能力到素质，是教育思想的又一大突破。更为重要的是，《1999决定》加快了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步骤。史朝认为，《1999决定》主要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促使中国高等教育在规模上迅速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二是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推动高水平大学建设；三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从重视规模向重视质量转型。
《2010纲要》的重点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教育质量与体制改革成为重中之重。张力指出，根据《2010纲要》的思路，2020年前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已不是重点，将进入发展理念战略性转变、创新培养模式和深化体制改革、全方位注重教育质量的新阶段。
三、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工具分析
（一）政策工具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但政策工具箱仍不够丰富
1985年以前，受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高等教育领域主要使用的是单一的命令性和权威性工具。1985年以来，政策工具的使用逐渐多元化，信息与劝诫工具、诱因型工具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使用，对自愿性政策工具进行了尝试。如表2所示，四次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政策文本总共使用了22种政策工具，其中《1985决定》共使用了9种政策工具，《1993纲要》共计使用了14种政策工具，《1999决定》共使用了8种政策工具，《2010纲要》共使用了11种政策工具。
（二）强制性政策工具为主，自愿性工具和混合型工具运用不足
林德和彼得斯（Linder&peters）根据国家能力的强弱和政策子系统的复杂性发展了一套政策工具选择的综合模型。如表3所示，当国家能力强，且政策子系统复杂程度高（社会行为者类型和数量较多）时，决策者更加愿意使用市场工具，需要管制的时候有管制能力作为保障；当国家能力强，政策子系统复杂程度低时，决策者更加愿意采用管制、公共企业、直接提供等政策工具；当国家能力弱，政策子系统复杂程度高时，政府没有足够能力进行管理，只能采用自愿性工具；当国家能力弱，政策子系统复杂程度低时，决策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用混合型政策工具，比如补贴、税收、信息与劝诫等。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处于国家能力强，但政策子系统复杂程度较低的情况，因而管制等政策工具使用较多，反映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是如此。所以，通过表4对历次高等教育改革政策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政策工具选择的时候，强制性政策工具是使用最多的，分别达到9次、20次、9次和20次，明显高于自愿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另外，混合型政策工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使用，自愿性政策工具的使用较少。
从三类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来看，自愿性工具数量有所增加，“1985体制改革决定”没有使用任何自愿性政策工具，1990年以来则逐渐开始使用家庭与社区、自愿性组织和市场等政策工具；强制性工具的使用呈现多样性，从规制性工具为主逐渐延伸到命令性和权威性工具，其中运用最广泛的4种是指示指导、体系建设和调整、计划、建立和调整规则；混合型工具的运用较为单一，主要是鼓励号召。《2010纲要》使用了自愿性组织政策工具，提出要“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人、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赵德余发展了一种新的政策工具选择模式，综合考虑了工具的特性、问题的复杂性和政策环境的复杂性，如表5所示。政府在进行政策工具选择的时候，首要的不应考虑自身是弱政府还是强政府，更加应该尊重政策选择的客观规律。基于这种权变模式，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在考量政策工具的选择时，将需要考虑更多的维度。
（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积极拓展市场工具的应用
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工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卢乃桂和操太圣认为，市场是国家更有效管理教育的一种工具。《1993纲要》提出“某些科类的高等学校可以试行以学生缴费和社会集资为主，国家财政为辅的办学模式”，“中央及部门所属高等学校要扩大服务面和经费来源渠道，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的合作与联系”；《1999决定》提出“加大学校后勤改革力度，逐步剥离学校后勤系统，推动后勤工作社会化，鼓励社会力量为学校提供后勤服务，发展教育产业”，“提高高等学校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加快实用科技成果向企业转移，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2010纲要》提出“高等教育实行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筹措经费的机制”。卢乃桂和陈霜叶指出，虽然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主要是国家政策所主导和推动，但更多的是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的一种回应，因而“市场”在推动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的角色亦不可忽视。比较全球化下高等教育改革中市场作用的特征和脉络，中国“市场”角色更多地表现出以下两点：一是作为新的资源配置渠道，增加来自民间的筹资；二是在协调机制上对原有计划体制的突破，如增强消费者的选择能力，提高大学办学规模效益，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四）“权力下放”政策工具效果不明显，大学内部政策工具进入误区
四次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文本都使用了诱因性政策工具，包括“权力下放”和“程序简化”等工具。1985年以来，由于权力下放是高等教育领域非常重要的政策指向，因而“权力下放”政策工具也是诸多政策工具中需要特别分析的。《1985决定》明确指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1993纲要》进一步提出，“属于学校的权限，坚决下放给学校”；《1999决定》根据《高等教育法》的精神，提出要“切实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增强学校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2010纲要》提出，要“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在“权力下放”和“程序简化”等诱因性政策工具的作用下，高等学校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同时利益诉求也不断被激发。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允许或默许下，高等学校作为公共部门也使用了一些内部政策工具，如贷款、收费、商业服务等。
今天的大学与改革开放初期已经不同了，人才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单位人在向社会人转变，维系单位和个人之间关系，收入分配制度是基础。但现在我们单位和个人的关系高度复杂，维系的强度很低，员工的收入结构已经支离破碎，从国家工资到地方附加津贴、学校岗位津贴、院系创收和个人创收，还有单位外收入等，完全就是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无序的情形，包产到户，各显神通，实际上破坏了一个组织的权力和功能系统。从社会看大学，仿佛“生产力”在上升。从学校内部看，好像是稳定了教师队伍，但“生产力”实际上是下降的，而且是一种扭曲的博弈。知识分子把余热都耗尽了，东奔西走，四处打工，凑合成一年的收入，持续创新能力是没有的。（某重点大学校领导访谈摘录）
但与此同时，高等学校的自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干预仍然是常态。
校级领导和管理人员的遴选和任命自主程度还较低，同时专业技术人员各级别的比例、管理人员职员职级的比例受到限制；政府拨款的自主支配程度较低，可完全自主支配的资金占总支出的比例不足30%；除自主招生外，统一招生必须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唯一依据；设置新专业须审批，国家本科生专业目录以外的专业不能自主设置；四门部办课程须国家统一大纲，材；科研项目评审机制和科研经费管理机制对高校内部科研的开展有较大制约；国际会议和国际合作办学须审批。（根据若干位部属、省属大学校领导访谈整理）
由此可以看出，“权力下放”政策工具的运用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落实。相当多大学自主办学真正需要的权力尚未真正下放给大学，而真正需要公共部门予以支持的教师薪酬体系，却又得不到公共财政的有效保障。国家将创收的权力下放给大学，大学则通过内部政策工具，开放创收渠道给院系和教师，看似稳定了教师队伍，实则耗散了教师的精力，抵消了教师创新人才培养和科技原始创新的动力。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进一步深化的新阶段，规划政策工具时应注意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发挥政策工具的互补性，重视对政策工具应用的后续评估，有效调整政策工具规划。
（一）提升高等教育政策工具的多元化与适切性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工具箱仍然不够丰富。从世界范围来看，政策工具都处于不断创新之中，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政策工具的使用仍然不够多元化。例如规制政策工具中的法规、法令、特许政策工具，直接提供政策工具中的政府购买、转移支付政策工具，信息与倡导政策工具中的信息、信息公开政策工具，补贴中的赠款、税收优惠政策工具，契约政策工具中的公私合作、服务外包政策工具，诱因型工具中的社会声誉、程序简化政策工具，都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领域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需要对这些政策工具的使用进行尝试和挖掘。同时，正如黄忠敬所指出的，每种政策工具都有其特征、适用范围及优劣。“命令执行”工具适合于行为一致，“劝诫”工具适合于象征性的政策目标，诱因型工具适合于鼓励政策对象发挥能动性，政策试验适合于早期的制度变革。
（二）重视自愿性政策工具和混合性政策工具的使用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对自愿性政策工具和混合性政策工具的使用有所不足。从自愿性政策工具来说，家庭与社区、自愿性组织政策工具虽有使用，但范围还比较窄，可以进一步拓展使用的空间。应当尝试使用自我管理政策工具，尤其是针对若干重点建设大学，赋予大学更多的自。混合型政策工具兼有自愿性工具和强制性工具的特征，具有激励、引导的作用，应当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正如《2010纲要》所提倡的，政府应当“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三）进一步重视“市场”政策工具的使用
程介明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后工业社会，高等教育领域的公私合作将会成为一个趋势，私营部门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占整体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将会不断上升，甚至公立院校内部的私营机构也会不断出现。从这个角度说，应当进一步降低民办和外资举办高等教育的门槛，同时鼓励现有公立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各种可能的合作形式，广泛开展合作办学。私营部门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方式包括社会捐赠、学生家长为学生支付的学费、项目赞助、委托项目、研究成果出售、服务创收等。从教育发展的资源策略来看，只有调动起可能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切资源，包括财政支持、民营资本、非营利组织的投资和外资，才能更好地支撑起―个规模更大、质量更优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