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战略意义篇1
尼克拉期・尼葛洛庞帝的一本《数字化生存》一时风靡全球，原因在于他准确预言了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数字化、网络化革命。其实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指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以农业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所促成的生产力进步超过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生产力发展的总和。而在一个半世纪后，始自20世纪中期的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下述新趋势：（一）从生产力方面看，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基础，在企业数字化生存成为必然的选择；（二）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在日益加深，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些全球问题，如能源、环境、人口、粮食、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离开人类的共同努力和一个全球性的管理规则，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三）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界的战略并购一浪高过一浪，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和公司内在发展战略要求，逼迫它们不得不加快扩大规模，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步伐，而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又加速了中小企业进入这一竞争队伍的步伐，从而使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四）从宏观层面看，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宏观经济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国民经济有可能实现更加依靠知识资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趋势，出现所谓的新经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日益向网络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次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革命。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传统的资本经济向数字化网络经济转变。
二、警惕网络经济的西方范式
网络经济时代或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以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倡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nⅡ）为开端。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建立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自从互联网这一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头已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正以几何级数高速膨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是利用一种新技术，而且仅以它能否带来比不用它时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与巨大经济利益相关的重大技术发明，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几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家史，走的是一条强盗式的道路，它们通过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一旦达到目的，就将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谓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将非法变成合法，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金科玉律。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再一次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温旧梦，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它们试图依托网络和信息优势，控制世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使之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积聚，以期达到像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大的资本优势控制世界一样，在21世纪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世界。这种“吸血鬼”式的网络资本主义特征是信息时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它的实际价值和所产生的效益绝非首日之殖民掠夺，技术侵略等传统手段所能够比拟。
面对这一严峻形式，我们必须关注近10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这两个引人关注的发展趋势和它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数字经济战略意义篇2
关键词 规模 公共品 数字版权 政府责任 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2009年1o月国内各大媒体曝出新闻：全球第一大网络公司谷歌未经权利人允许将570名中国作家的作品先行扫描上网，进入谷歌图书馆，然后提出每本书赔偿60美元。过期不候。一时引来各方口诛笔伐，国人谴责谷歌违背了基本的商业伦理，唾弃其老大的做派，由此也引发了我们对以网络(网站)为代表的中国新媒体产业未来发展的思考。
一、规模
新媒体产业乃至整个新经济，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一种成功之道――技术、资本、盈利模式。技术是原创性的基础动力；资本是孵化器；盈利模式是自我造血功能。但在谷歌图书馆事件中，我们首先要重新思考规模的重要性。
1 规模恐惧
数字图书馆并非谷歌独创，以行政方式运作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以商业模式运作的超星，其中国业务都早于谷歌，为何谷歌图书馆一染指中国，当面临同样没有解决的数字版权问题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出于对践踏数字版权的义愤，而是我们不愿承认又不得不面对的来自谷歌的规模恐惧――谷歌图书馆在2008年就与美国作家协会和出版商协会等相关方达成和解，国内数字版权问题松绑，目前在中国已经获得6万本图书的授权，其中国业务已达瓶颈突破之势。这不得不引起国人的极大关注。
2 规模、生活方式与盈利模式
在新媒体业界，最热门的词汇之一就是“盈利模式”。当一种新的媒体形态遭遇亏损尴尬的时候，“缺乏盈利模式”是一种常见的抱怨。其实，这种意义下的盈利模式是一种短期的、战术上的盈利模式，而非长期、稳定的、战略意义的盈利模式。
媒介即讯息，新媒体经济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它在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价值观念。一种新的媒体形态，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未来生活方式的可能，接下来的工作是发展其用户规模，培养主流生活方式，并最终形成战略意义上的盈利模式，而规模是盈利模式探索的第一步。
而在新媒体理论和实践探索中，规模经济(staleeconomies)的这一工业经济时代的原理似乎有些被人忽视，其实这一理论在信息社会中同样起作用，甚至作用更加明显。只有规模才能产生经济性(economies)，市场细分后要整合，长尾市场也要尽可能整合，只有整合成规模，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才更有现实操作意义。
相比之下，谷歌图书馆是一种战略性的布局，并非盈利模式的苦思冥想，其发力点就是规模。搜索是网络的基础性应用，具有强大的基础用户规模；而图书作为最原始的媒介形式之一，凭借其内容组合的系统性、叙述方式的流畅性早已印烙下人类文化生存方式的基因。二者的简单结合，就足以完成战略盈利模式的打造。
谷歌已经发射了地图卫星，2009年lo月又曝出微软、谷歌欲投资英国海上风能发电的新闻。当我们醉心于贴片广告和视频版权分成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战略上遥遥领先了。
二、数字版权
经济学中依据产权归属、偿付难度的不同，将产品分作公共品(publicGoods)和私人品(privateGoods)，而文化产品兼具两种产品的特点。一方面，知识、信息、文化，惠及全球。恩泽后世，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质；另一方面，版权则是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公共品与私人品之间的矛盾在数字文化产品中表现得更加复杂：
1 数字产品的低成本复制、强传播能力，强化了其公共品特性
数字文化产品是历史上复制成本最低、传播能力最强的产品，人类知识的几何级数增长(exponentialincrease)和信息爆炸(informationexplosion)正基于此而发生。这种情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知识、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但也强化了人们免费获取信息的消费习惯，从而使数字产品的盈利只能绕道广告二次销售或是开发虚拟付费产品，由此网络精英们开始了盈利模式的艰难探索。
2 数字产品的公共性与数字版权价值的悖论
客观地讲，公共性与版权价值悖论在传统文化产品中已然存在，只是在数字产品中体现得更加明显。2009年数字版权争端频现，优酷和搜狐版权大战更是夺人眼球。但稍早一点时间，2009年9月1日，番茄花园园主正式服刑则让人同情惋惜。据一项超过15万人参加的网络调查显示，在回答“你对番茄花园作者被拘一事的态度”时，支持番茄花园的人达到79.88％。
人们的同情惋惜来自番茄产品的速度、好用和免费。但仔细思考一下，如果微软真是一个唯版权至上的企业，它的反盗版行为应该始自上个世纪90年代，而为何偏偏迟到了1o多年?显然，这1o多年是windows操作系统成为中国普通pC用户使用习惯的10年。也是windows版权价值在中国市场得以确立和增长的10年。
数字产品的公共性与数字版权价值之间存在悖论。当数字产品在以公共品方式迅速传播，形成巨大规模受众的同时，数字版权的价值才有商业的意义。如果仅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570名作家可以接受谷歌的和解，每本60美元，并获得未来收入的67％分成，这是充分实现版权经济价值的理想方案。
三、对策
但，对谷歌图书馆的和解方案，出于对自身权利和人格的尊重。中国作家可以说不。不仅如此，通盘考虑，谷歌图书馆事件理应让我们有更全面的对策意识，以应对国际网络巨头的竞争，促进国内新媒体行业的发展。
1 政府
凯恩斯主义。作为上一轮全球性经济危机给我们留下的经济学遗产，其核心观点是政府在熨平经济周期的巨大波幅上负有责任。在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正是凭借超凡的智慧和勇气。以强力投资拉动经济保持8％乃至以上的增速，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果把美国和中国都看作一种市场+政府的混合型经济(mixedeconomy)，显然，美国是偏市场型经济，中国则是侧重于政府主导型经济。这就使得中国政府在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文化产业经济发展中担负有更多的责任。
在2009年一系列产业振兴规划中，《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于9月正式出台，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市场化深度改革的正式启航，结合当前新媒体快速发展背景，中国新媒体产业的相关政策也迫近破题之时。就此，我们提出如下思考：
(1)培育具有战略气质的民营文化主体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规划目标”的第一条就是“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完善”。对此，我们的理解是要深化国有文化企业改革，使之成为产权清晰、面向市场的主体，同时要
培育壮大民营文化主体，形成国有、民营双主体良性竞争，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产业振兴的伟业。
国有文化企业实力雄厚，是中国文化产业的中流砥柱，法人制度的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是其未来工作的重点。而就新媒体领域，培育具有战略气质的民营文化主体似乎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中国的草根智慧、民营资本和风险投资，为我国的新媒体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alexa的网络点击资料表明，在日本、法国的国内排行中，美国的网站都占据前列，而中国则门户有新浪、搜索有百度、电子商务有阿里巴巴、即时通讯有腾讯，我们的民族网站似乎在哪一方面也不输给美国。但就全球业务总量而言，我们却远远落在后面。当中石油与埃克森美孚。工商银行与花旗可以比肩的时候，谷歌的总市值为1700亿美元。雅虎为220亿，而百度和新浪的总市值分别为130亿和20亿美元。
可以说，中国网站在本土上胜利，得益于我们对本土文化的深刻理解，更得益于在既缺乏银行信贷又缺乏国内风投融资平台的条件下所激发出来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草根创业精神。这种以务实、灵活、坚韧为特征的草根精神为我们赢得了网络产业发展的第一个10年。那么以后呢?我们更需要的是精准的战略眼光和长期持之以恒的能力，而这正是美国企业的强项和中国企业的短板。今天，当谷歌图书馆来我们家门口要图书版权的时候，我们更加感到民族网络业实力亟待扩张的紧迫。
战略气质不可能凭空而降，归根结底需要有实力作底气。这就要求政府在信贷资金投放、政策制定和实施上给与民营文化企业以倾斜或至少公平的待遇，让它们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战略的问题，去考虑如何将企业发展与国家未来，将利润与公益良好结合起来的问题。
(2)宽严有度、循序渐进、有所作为
为保证效益与公平，保证宏观经济健康和微观经济活力，我们需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划出合理的界限。对于新媒体产业的发展，我们同样面临划线难题。但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当行业处于幼稚期、发展期，规范过严将阻碍行业的上升之路。新媒体行业在初创时期，面临寻找盈利点和规模扩张的压力，政府扶植、爱护的态度至关重要。
“扶植、爱护”并非听之任之，而是应该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司法判例、行政干预等方式为新媒体作出行业导向。数字版权问题具有复杂性，存在公共性和版权价值的悖论，对此问题，政府应审慎对待、循序渐进，在适当时点对数字图书版权、音像版权、新闻版权保护问题有所突破。比如，此次谷歌图书馆事件，是解决数字图书版权的有利时机，稳妥处理可以成为解决国内网络图书馆发展瓶颈的一次契机。
中国曾经经历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中铝收购力拓失败的尴尬，西方国家对资源性收购异常敏感，而此番谷歌图书馆旨在打造全球图书网络资源平台的做法又恰恰触及中国图书资源的敏感问题，这需要政府运用智慧、有所作为。从长期来看，提升中国软实力必将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而面对2009以来愈演愈烈的西方贸易保护主义，这些都需要政府及早做出战略、战术上的安排。
2 产业
产业是市场微观主体的集群。在表1所示的全球点击排行中，我们看到了美国产业团队的实力，包揽全球前5，谷歌更是在任何一个国内市场中位居前列。差距仍然十分明显，需要我们做出多方努力，本文在此处重点谈产业结构和产业文化两个问题。
1 由泾渭分明到结构优化
中国文化传媒产业泾渭分明非常明显：国有与民营分别在传统传媒领域和新媒体领域各自把持一端。二者当前的任务似乎也依然明了：国有文化企业做好法人制度建设，走向市场，做好传统媒体与新传媒的对接；民营网络则继续发扬创业精神。扩大规模。深度挖掘需求，创新产品，同世界网络巨头抗衡，为中国网络保有一席之地。
这种泾渭分明的结构。有其历史原因，但并不具有必然的合理性，理由是：
(1)不利于实现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构想
未来，国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首先会体现在网络上。传统传媒在资源消耗、成本、多媒体、国家文化壁垒等许多方面的缺陷，决定了它在国际传播中与新媒体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法国是对美国文化入侵欧洲最为敏感的国家，但又能怎样呢?法国排名前5的网站不还都是美国网站?依靠传统传媒在西方落地或是中国导演在奥斯卡上获奖来传递更多来自中国的声音，远没有网络传播更富有效率。承认这一点，按目前泾渭分明的产业结构，提升中国文化全球影响力的重任将最主要地担负在民营新传媒的肩膀上。当然，这样做并非不可，但存在控制风险、责任与利益不匹配的问题。
首先，单从经济理论上讲，要让企业长期提供公共服务，必须保证其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地位，因为“在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条件下，以牺牲利润为代价去追求这样的非盈利目标是不可能的。”。显然，在新媒体领域单一地让民营处于(寡头)垄断的地位，同在传统媒体领域单一地让国有产业处于(寡头)垄断的地位，都是不尽合理的。这会增加政府的管理成本，加大控制风险的难度。
其次，中国的民营网络如阿里巴巴、新浪等最初以国外风险投资起家，现为上市公司，追求利润回报股东是其壮大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机制。它们的资本、资源实力和政策优势目前还难以同国有产业相比，而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为充分调动各方优势、积聚资源，国有产业理应更多地加人新媒体行业。当年，国有企业长虹以产业报国为己任，领导中国家电业打了一场翻身仗。今天，国有文化产业更应在提升中国文化传播力上作出自己的贡献，而此时已有其它产业先行一步了。
(2)不利于形成良性竞争的战略格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表明，改革不能关起门来改，必须与开放并行。开放能为我们带来技术、管理，更重要的是请来对手、引入一种竞争的机制，从而激发微观主体的创造力。我们尚且能对外国开放，为什么让国有和民营在传统传媒与新传媒各持一端，泾渭分明呢?这样做，既不利于国有文化企业的深化改革，也不利于中国新传媒行业的再次勃兴。
国企和民企，投资主体不同、资源优势不同，内在激励机制和管理风格也不相同。打个比喻，中国的国企像个职业经理人，稳健持重，而民企则更像个创业者，激情四射、充满梦想。如果说中国网络在过去的lo年所取得的业绩更多地来自于创业者的激情和执着，那么接下来则更需要战略眼光的精准，更需要国企和民企两种气质的融合。
2 塑造开放、共享的新媒体产业文化
产业文化是涉及产业发展和管理哲学的问题。媒体的文化基因存在于媒体的物理结构之中。网络去中心、开放、共享的信息传播结构决定了新媒体文化必然是以开放、共享为特征。按照媒介决定论的观点，这种由网络所开启的开放、共享的新产业文化，是对机电传媒(印刷和广电)时代的分工文化的打破。
从这个角度上讲，谷歌图书馆旨在全球共享图书资源的战略布局，是符合新媒体产业文化逻辑的。但我们仍需警惕地对待此事，因为已经高度发达的新产业文明，仍无法绕过军事力量、政治权利、经济利益以及文化霸权这些现实问题。
我们需要做的是迎合新媒体产业的文化特征，争取实现我国新媒体产业的跨越发展，具体体现在：
(1)积极有序的开放
传统媒体领域向民营资本的有序开放，有助于国有文化企业的深化改革；国有资本、银行信贷、创业板以开放的心态积极进入新媒体行业，有助于新媒体行业产权结构的优化、媒介形态的转型升级、战略性地提升中国新媒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传统的机构新闻开放公民新闻的窗口，有助于舆论监督、内容的生产并最终提升新闻机构的影响力。
数字经济战略意义篇3
关键词：管理会计预测
传统的以生产经营导向为基础的经营预测，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它适应了生产过程中原材料、人工成本比重大的特点。根据销售量、成本、利润的线性关系，以变动成本法为预测、决策的理论基础。保本点的预测、利润的预测、成本的预测，生产决策、定价决策、存货决策等都以此为基础。在数字化经济背景下，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在会计核算方面具体体现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增多），管理会计进行预决策的理论基础之一——变动成本法也面临着变革。
变动成本法是在计算产品成本时，只包括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而把固定制造费用全数一笔列入期间成本，作为贡献毛益总额的减项。变动成本法下，产品成本仅包括变动成本，将固定成本视做期间费用，所以变动成本法下的存货不包含任何固定费用。如此得到的成本信息相对全部成本法有一定进步。它适应了工业化时代的要求，成为传统管理会计学科的基石。但数字化背景下，企业面临的制造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制造环境一方面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的比例。以直接人工、直接材料体现的变动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越来越小，特别是那些技术先进的组织，这样的变动成本的比重低于10%。另一方面，以传统的交易或数量为基础定义的大部分固定成本，在新制造环境下，只是在很短时期内是固定的，在长期都是变动的。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变得模糊，以合理界定变动成本为基础的“变动成本法”将失去意义。面对新制造环境的冲击，如果继续使用传统的成本会计技术与方法，势必造成产品成本计算不正确，成本信息失真。
一、预测内容由财务信息到非财务信息拓展
传统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更多的是财务信息，而数字化经济时代由于竞争加剧，仅仅依靠基于财务信息加工而成的管理会计信息进行预决策是不够的，必须结合大量非财务信息。例如市场占有率作为非财务信息，它的变化反映了企业竞争地位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的现金流入量，从其变化中可以看出企业竞争地位的相对变化，起着财务信息不可替代的作用。
重要的非财务信息指标，在产品方面：市场需求量、市场占有率、产品质量、生产的弹性、顾客的满意程度、从接受订单到交付使用的时间、声誉、品牌、客户关系和销售能力（销售网络覆盖面等）；在外部竞争方面：竞争对手信息以及与企业战略相关的背景信息、企业经营业务、企业资产的范围和内容、公共关系、产业结构对企业的影响；在生产能力方面：知识能力（专利权、情报、培训）、装备能力（产能和技术水准）、技术能力（技术水平，研究开发费及其比例，研发人员及其比例）、人力资源（各类人才、企业文化、员工文化水准、人力资源和薪酬制度等）。如果管理会计报告中包括非财务信息，那么无疑会提高管理会计的相关性。
二、预测内容由短期预测到长期战略预测拓展
数字化经济要求管理会计提供大量的长期、战略性的信息，从耗散理论角度看，即“扩大负熵的信息输入，以抵减企业内部的管理熵”。支持战略管理所需的信息比经营决策和控制的信息更广泛和更复杂，数字化经济时代的数字化管理为提供这样的信息提供了可能。对收集的基本数据按不同的战略管理阶段要求加工成战略决策有用信息，可分环境分析和企业战略能力分析所需的信息。(1)环境分析所需的信息。广义环境分析所需的信息可分为：政治和法律的、社会和文化的、技术的、地理和生态的信息。市场环境分析用的信息可分为：供应商的、顾客(买主)的、替代产品的、潜在竞争者的、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信息。(2)企业战略能力分析所需的信息。企业战略能力分析包括企业资源能力和核心能力分析。
三、增加竞争对手分析预测
超出会计主体范围本身，联系竞争者来分析企业的竞争优势，通过与外部竞争者的比较来研究本企业销售额、利润和现金流量的相对变化，对数字化经济时代管理会计更好地实现其规划功能更有意义。竞争对手分析主要是从市场的角度，通过对竞争对手的分析来考察企业的竞争地位，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信息。竞争对手分析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1)竞争对手是谁(2)竞争对手的目标和所采取的战略措施及其成功的可能性(3)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和劣势(4)面临外部企业的挑战，竞争对手是如何反应的。
四、增加顾客信息分析预测
在工业时代，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是一个相对稳态结构，产品生产表现为大批量、标准化，市场需求变化周期较长、个性化特征较少，竞争主要体现在市场占有率高低方面。与此相适应，传统管理会计把注意力集中在企业内部，并主要针对生产经营进行预测分析，通过控制产品生产成本来完成管理会计的目标。进入数字化时代后，由于信息传播、处理和反馈的速度大大加快，经济环境变化和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取而代之的是以快速响应顾客需求为导向的实时预测，即时为顾客提品或服务，以敏捷制造实现顾客的“零等待”，其目的就是为顾客创造满意，创造价值（降低顾客的成本，提高顾客的收益），使顾客获得更大的效用，由此衍生企业价值的增长。由此可见，在数字化经济下，企业的预测更多的是收集关于客户的信息。顾客信息分析包括：顾客群体和构成、顾客购买实力、支付习惯、对竞争的行为参数(产品质量、价格、销售服务、其他因素)的敏感性、需求变化的趋势、对其他产品的互补性、顾客的地理分布等。
五、预测方法的集成
管理会计运用定量和定性预测分析方法来实现预测功能。
1、定量预测法是用预测对象的有关历史数据，建立相应数学模型，推论其未来可能达到的数量值的一类预测方法。它又可分为时间序列预测法和因果关系预测法两类。时间序列预测法是以预测对象随时间变化所得到的一系列数据为依据，分析研究其变化规律，建立数学模型，获得其未来数值的方法。具体包括：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法、趋势外推法、季节变动预测法等。因果关系预测法是以预测对象及其各影响因素的历史数据为依据，建立反映它们之间变化的因果关系的数学模型，并以此推论预测对象未来在特定条件下所将达到的数值的方法。包括：回归分析法、经济计量模型、投入产出法等。
数字经济战略意义篇4
第一个态度是超越
工业4.0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发展战略，学习借鉴德国经验，首先应超越其中的技术细节，站在历史的、战略的视角观察和评价工业4.0，判明其实质。
从历史的角度，德国人所谓的工业1.0到工业4.0，其实质是两场革命。工业1.0（蒸汽机）和工业2.0（电力）是人类拓展体能和解放体力劳动的革命;工业3.0（信息化）和工业4.0（智能化）是人类拓展智能和解放脑力劳动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会推动人类文明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别深刻的变化和巨大的进步。这一点已经是全球各大经济体的共识。
从战略的视角，中国提出的“两化融合”战略与德国的工业4.0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理念和战略上，中国没有落后多少，关键在实施，需要在执行力方面比拼。
第二个态度是要分析
为了学习借鉴国际经验，我们应通过深入分析搞清工业4.0的具体策略。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与大唐电信科技的共同研究，工业4.0大体上包括六七个要点：基于无线移动网络的数字识别（射频传感器）、生产监控与精细化生产（精密测量与控制）、大数据与物联网支撑下的新商业模式、无线宽带上的虚拟工作与移动工作场所、以服务为基础的实时CpS平台，加上大企业与政府合作，人才培训配套跟上。
用通俗语言归纳，德国工业4.0就是在生产、物流和服务方面深度应用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思路和技术。就是系统、深度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三化”。
对专业技术人士而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概念、功能、任务、支撑技术、相互关系是清楚的，但是目前“三化”来势凶猛，许多管理人员还是“云里雾里”的朦胧状态。这样就不容易破解工业4.0，也不容易深刻理解“两化融合”。实践中或者认为又是专家在忽悠，或者不得要领而盲目模仿。
如何理解和推进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本人在最近出版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管理的视角》一书中提出，对信息化要做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信息化是一个时代概念，包括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等;狭义信息化是系统而深度开发信息资源，强调测量记录、互联共享、整合应用，核心是网络化。数字化是一类信息技术，解决信息的快速传输和处理，以及对象虚拟化的问题，是信息化和智能化最主要的工具;智能化是通过人机协同，完成复杂、高速变化、大容量数据处理，以完成计划和控制任务，提高工作及生活的功效。无论是德国的工业4.0，还是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其内容无不由上述“三化”构成。
第三个态度是要再设计
在全球经济面临大变革的时代，中国要努力学习和借鉴人家的经验，包括德国、美国、日本乃至印度的经验，但不要乱了自己的思路和阵脚。我们要在学习、借鉴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等先进思想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成我们国家和企业赶超战略的再设计。
德国和美国信息化战略的特点之一，就是都非常注意发挥自身的优势。
德国的优势在于先进的工业技术、扎实的工业文化、iCt的广泛推广、卓有成效的专业培训，还有像西门子那样世界一流的富有创新传统和实力的机电大企业;这些东西发挥得好，确实能够增强德国的经济优势。
美国的优势比较多一点。一是他们占领了信息科技的前沿，美国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理论突破者，还是掌控着信息技术的基础与核心技术，包括通信标准、操作系统、关键零部件等;二是在美国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包括门户网站、电子商务、大数据开发、智慧城市建设、可穿戴设备等;三是美国有一大批突出的创新企业，2014年“世界经济论坛”评选出的“技术先锋2015”24家企业美国占了17家。
数字经济战略意义篇5
关键词：蓝海战略企业规模经济消费者规模经济生产者规模经济
中国企业实施蓝海战略的必要性
蓝海战略一词来源于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的著作《蓝海战略》。他们将企业目前所用的战略分为“红海战略”和“蓝海战略”。“红海”代表已知的、饱和的市场，利润前景黯淡，恶性竞争激烈；“蓝海”代表未知的、新兴的市场，蕴含巨大的利润高速增长的机会。
目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中国在步入经济高速公路的同时，产业市场也显得越来越拥挤，加之外资和外国商品不断涌入对本地市场产生剧烈冲击，竞争趋向白热化。由于我国地区间、城乡间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需求增长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相对滞后。因此，用传统竞争方式争夺有限的市场和利润只能令企业陷入“红海”，而解读蓝海战略对于我国企业具有现实意义。
双向规模经济：蓝海战略实施的关键
根据价值规律，商品的价格总是围绕其价值上下波动。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商品的价格是在消费者的效用和生产者的成本之间受供需关系的影响上下波动。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一般为消费者的最大效用）和商品实际价格之间的差额叫做消费者剩余；生产者愿意出售的最低价格（一般为商品的成本）和商品的实际价格之间的差额叫做生产者剩余，即利润。通过两大剩余的此消彼长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即消费者和生产者均获得最大剩余。
（一）消费者规模经济—消费者边际效用递增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一般情况下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消费者每消费一单位产品所获得的效用会随着消费产品数量的上升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这一规律是建立在人类消费心理之上，人类如果单一地、重复的消费某一个产品则会产生厌倦情绪，达到消费饱和。而当下“简单模仿-批量生产”的模式使得市场上产品同质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加深了产品的单一性和顾客的重复感，使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实现消费者效用的规模经济，可采取以下措施：
1.转变客户理念。近代营销理论强调以客户为中心，顾客就是上帝。这里的客户仅仅只是局限于对产品有需求和拥有交易倾向和交易记录的群体。实施蓝海战略必须转变既有的客户理念，将传统定义的内涵扩大。本文将客户分为三大类型：“固定型”即已经对产品形成一定忠诚度和依赖感的客户；“潜在型”包括具有潜在消费倾向（如关联产业的客户）和潜在消费能力（如即将获得固定收入的毕业生）的客户；最后一种是“排斥型”及对产品存在一些排斥倾向的客户群体。
2.实现效用创新。效用是人类的一种主观反应，边际效用递减也是一种正常的消费心理体现。如果能够针对人类消费心理的特点进行效用创新就能有效的延缓递减规律。
3.效用增值。最后一种逆转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办法来自效用增值，效用增值的基础是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体验经济学派认为，体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能帮助消费者发现已经存在却不易被察觉的，能提升消费效用的“感觉碎片”，如西餐厅的灯光亮度、背景音乐的类型等，将这些“感觉碎片”移植入产品中就能增加消费者效用。还有一种指向更为明确的效用增值手段就是开放产品的多方位功能，形成需求方的规模经济，使得需求方的需求函数相互关联而非排斥。
（二）生产者规模经济—生产者边际成本递减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随着产量的不断增加，每增加单位产量所引起的成本增量会不断下降，一旦达到某一程度之后，每增加单位产量所引起的成本增量反而会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中国市场上，为了应付激烈的竞争，很多企业不得不将大量资金投入广告宣传，或者大打价格战。因此，应从以下方面进行改善：
建立价值评价体系。蓝海战略制定与实施的原则中，有两条至关重要—“关注全景而非数字”和“克服关键的组织障碍”，价格战关注的是数字而非全景。
重构需求边界和生产边界。重构生产边界就是追求范围经济。范围经济的原意是指在相同的投入下，有某一企业同时生产多种关联产品的成本要低于由多个不同的企业分别生产每种产品的总成本所表现出的经济性。蓝海战略范围经济的实现体现在它专注与整合各种不同的消费需求进行生产，致力于大多数客户的共同需求，合并细分市场，整合不同消费者需求的共同之处来重新定义和整合自己的产品，确定新的生产边界。
参考文献：
数字经济战略意义篇6
[关键词]文化安全 发展战略安全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也在加强,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地选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抵制其他国家试图以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经济模式强加于本国的做法,防范来自内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或颠覆,从而能够很好地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保护文化的民族性,维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并利用必要的手段扩大本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240)文化安全是个新概念,但文化安全并不是个新问题。在我国最早提出文化安全概念的是一些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的学者,主要针对当时愈演愈烈的西方文化霸权。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以文化为手段,加速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和文化生存提出了严重挑战。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霸权”,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应对文化全球化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影响,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主要文化安全问题
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谓全球化进程深刻改变了世界面貌。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全面开放的历史发展新时代。在融入现代世界体系中,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是经济的和政治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在文化上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要严重得多,由此而带来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也复杂得多,清醒地认识和分析开放条件下中国面临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并制定科学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将是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国家战略和中国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
1 综合文化国力西强我弱态势将长期存在
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是学术界用来描述当前世界文化形势的一对新概念。所谓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实际上反映的是当代世界文化力量的一种对比关系。衡量的标准,不仅是文化本身,还包括一种文化背后的政治、经济,包括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文化传播力的水平和文化影响力的水平等等。2000年全球图书市场销售额达800亿美元,美国253亿,占32%,德国100亿,占13%,中国50亿,仅占6.3%。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01年中国图书、报纸,期刊出口额为1764万美元(比上年增长5.5%),而进口额为6904万美元(比上年增长19%),进口是出口的4倍。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为出口额的14倍。文化实力对比的悬殊,决定了我国在没有克服和消除目前这种状况之前,中国文化将处于弱势文化的地位。西强我弱就成为我们必须认真地面对的一种文化力量失衡的现实存在,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文化安全因素。
2 国内区域文化发展不稳定程度将进一步加大
在21世纪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与信息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核心内容。有研究显示:中国知识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东部地区综合知识发展指数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8个少数民族省区都属于低知识发展水平地区。作为知识发展差距的具体表现,东、中、西部地区不仅在传统的文化发展指标上存在着显著的巨大差距,而且在新型信息指标及因特网普及率上呈现出的地区差距更大,其中东部地区的因特网普及率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97倍,而西部地区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2%;城乡之间的信息差距呈明显扩大趋势,因特网的城市普及率为农村普及率的740倍,在网络用户中只有0.3%的用户是农民,农民处于“信息化革命”的边缘。(173)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国家安全无保障。经济上是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国内区域文化发展不稳定,必然导致国家文化安全危机。这是一个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国家文化安全形势。
3 文化产业发展将遭遇整体性全球战略挑战
文化产业作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家保持文化稳定和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国家文化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化产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和强大程度,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化安全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欧洲、美国、日本,文化产业的产值已超过制造业成为第一大产业。而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总值只占全国GDp的3%左右。中国文化产业的弱小和市场空间的广大就招致了全球强势文化产业的整体性挑战。由于中国无法充分地实现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应该对等性进入他国文化产业领域的要求,文化产业准入的非对称性使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在它的成长阶段就面临被扼杀在摇篮中的威胁。根据市场研究公司公布的数据,2006年中国内地网络游戏玩家人数约为3300万人,预计5年内将增至6900万人。2006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65.4亿元人民币,增速高达73.5%,成为国际公认得最具发展潜力的市场。(201)日本游戏厂家纷纷加大在中国开发软件的力度。任天堂公司和索尼计算机娱乐公司等日本大公司,都把扩大在中国网络游戏市场中的份额作为调整其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面对全球战略挑战我们要加紧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大力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安全系数。
4 文化遗产资源面临双重危险将濒临消失
一是发达国家正在借助经济与技术双重优势,谋求对我国文化资源的无偿使用或低成本占有。我国有五千多年丰厚的文化积淀,文化资源极其丰富和宝贵,令世界各国文化资本垂涎三尺。近几十年来,西方文化列强正在以其所具有的文化产业优势,通过合法的国际文化交流渠道掠夺我国的资源。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98年《世界文化发展报告》明确指出:由于后发国家缺乏对本国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依赖于国际资本实现其文化遗产数字化,从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格局中再一次成为文化资源的廉价出口国和文化产品的高价进口国,那么,他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对自己文化的解释权,而是整个文化遗产的基本含义发生的变异,从而使一个民族迷失最基本的文化认同感,在文化的根部彻底动摇它存在的依据。二是国内人为因素对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的破坏和浪费问题严重。由于文化体制改革滞后,文物保护观念淡薄,处在市场经济中的我国许多文化遗产正在经受磨难或正在消失。如各民族的传统民间音乐、舞蹈、节庆仪式,以及特殊的手工艺品的生产技艺绝活也在日渐衰微消亡。韩国以端午的名义申遗成功给予我们的文化提醒是在社会转型期必须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否则,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之根将会
丧失。我们必须从根基上巩固中国新文化发展的合法性基础。这是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底线。
二、制定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
建设文化大国是确保文化安全的根本战略。要实现建设文化大国这一战略,必须要有相应的国家文化战略系统配套,从而通过一个高控制的国家文化战略配套系统,构筑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系统。
1 努力建设先进文化
文化安全问题,首先是文化有没有先进性的问题。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顺应时代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社会历史发展方向。中国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性质绝不能改变,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交融,资本主义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侵蚀、瓦解并极欲取而代之的情况下,更应当保持文化的自觉,清醒而坚定的坚持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今天中国的文化安全和文化,需要有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立起它的全部合法性。合法性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同时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执政的重要前提。
2 全面推进文化创新战略
一个国家文化的兴衰根本上取决于文化自身能否随着历史的步伐不断前进,不断创新。在全球化背景下,从深层次和长远的层面上来看,文化创新构成了保障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为从根本上保障国家文化安全,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为此,要大力推进文化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和体制创新。
(1)大力推进文化观念创新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文化观念的创新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前提和保障。文化观念的创新,首先是指破除民族文化中的一些僵化、落后意识,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际,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培育一些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心理取向,同时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形成一个有利于文化创新的浓厚氛围和空间。特别是从以往的对文化产品,文化活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偏颇理解中解放出来。我们要改变过去狭隘的观念,要认识到文化除了具有“事业”的意义之外,还具有“产业”的性质。
(2)大力推进文化内容创新
我国文化安全在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扩张下出现了危机。其中,中国文化对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及信念弱化,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不强的问题是最突出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缺乏能够适应时展潮流、满足现代人精神需求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中,当人们希望得到更多的精神产品是心灵得到慰藉与寄托时,我们的一些文化产品却大力宣传与之格格不入的“精神垃圾”。因此,我们在继承,引进、熔铸、超越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内容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在哲学、文化、文化理论研究上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改变照搬复述西方话语的处境,创造出属于当代中华文化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艺术,建立新国学。
(3)大力推进文化形式创新
在实现内容创新的同时,要不断进行形式创新。文化形式的创新需要立足与民族传统,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去发现先进文化发生,传播和弘扬的有效载体,去寻找具有时代气息、健康向上、新颖别致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要在注重作品思想性的同时,在表现形式上求新,在编制创作上求精,下大力气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和观赏性。
(4)大力推进文化体制和机制创新
现在的文化体制和机制有很多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一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影响着文化建设的生机和活力_二是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导致政事不分、事企不分、管办不分,既造成政府不堪重负,又使社会和民间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三是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缺乏分类管理和指导,造成文化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使部分政府文化资源和大量社会文化资源处于闲置和浪费状态,四是文化结构不合理,文化事业部分偏大,文化产业部分偏小:如今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文化体制和机制必须做相应的改革。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标志着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启动阶段。
3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1)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安全意识,确保我国文化资源安全。
在文化资源开发问题上,一方面,我们要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资源保护意识,将中华民族一切独有的文化传统、文学艺术、文物古迹,像保护专利技术那样全面,妥善地保护起来,防止外商以极低的价格获取我国的文化资源,尤其是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要保护中华民族原有的独特性,绝不能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失掉原有的文化传统。
(2)积极努力,严密筹划,发展我国数字文化产业
数字文化是我国文化产业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目前,我国已有29处人文自然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1268处,省级重点文物单位8000多处,其他各类文物景点40多万处。可惜,这些宝贵文化资源的优势还得不到充分发挥。有些珍贵文物还躺在库房里睡大觉,因资金短缺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因此我们应该实施“数字文博工程”、“数字景观工程”、“数字教育工程”,“数字娱乐工程”、“数字文档工程”对我国的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处理,来保护和弘扬我国的优秀文化。
三、构筑起国家文化安全战略
1 确立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当中国在实现国际利益所遭遇到的现实困境,中国必须重新考虑实现和拓展中国国际文化有益的方式与手段,这就需要我们要有更新的文化战略思维。中央在《“十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必须“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这就为中国文化产业调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思路要积极实施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战略,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根据现实可操作性。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启动国外文化市场。根据各国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能力,相继在不同国家分别举办“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年”等活动。第二阶段:冲击国外文化市场。在做好中国文化产业精品储备的基础上,将中国文化产品有组织地集中投放国际文化市场,造成中国文化产品冲击波,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世界热潮,扩大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第三阶段,扩大国外文化市场。在中国文化产业全面繁荣的基础上,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产业优势,不断向世界推出中
国文化精品,用中国先进文化引领世界文化潮流。适时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实施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战略转变的同时,制定和实施文化与文化产业的“走出去”战略,实行“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的改革开放新格局,也就应该成为今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长期的战略安排。
2 建立新的国际文化外贸体制和政策系统
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外文化交往过程中,比较地重视政府文化交流,很少或基本不从市场角度去考虑中国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市场的问题;比较重视文化交流的意识形态宣传,很少关注贸易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作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不仅地方缺乏应有的文化久贸自,而且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国际文化外贸体系和确立国家文化外贸战略。因此要”走出去”就必须建设一批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跨国公司。要加快对现有我国文化外贸企业的改制,使企业真正成为享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调整我国文化外贸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实施文化与经济的有机联动,不要停留在一般意义的文化交流和国际贸易概念上,要树立国际文化贸易的观念。
3 建立科学的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
要在立足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基本国情的基础上,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从整个国家战略高度和预防的角度出发,建立起科学的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防患于未然。建立起科学的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是要对中国文化产业基本国情广泛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安全“红线”,尤其是它的早期报警系统。通过对国际市场“文化商品”的流动趋势及其对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威胁,特别是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的不良趋势的分析,能够及时而准确地做出预告性和警示。眭反应。在此基础上,启动相应的应急机制,运用法律的、行政的、市场的和经济的等文化安全管理手段,对那些可能危及我国文化安全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进行鉴别,从而把可能对我国文化造成生存与发展危机的因素和力量,牢牢控制在安全警戒线之下。
维护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指出:“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融合器。”由此他断言“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时代”。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推进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建设,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一定会更加繁荣,更加强大、更加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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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战略意义篇7
关键词：四川；餐饮业；发展战略；政策取向
1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意义
1.1餐饮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餐饮业是一个重要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产业[1]，餐饮业的发达程度，是经济活跃程度、市场繁荣程度、人民群众生活丰富程度等的重要标志。
餐饮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具有投资少、产出高、增长快、贡献大的特点，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2007年全国住宿与餐饮业零售额累计实现12352亿元，同比增长19.4％，比2006年同期增幅高出3个百分点。2007年，我国餐饮消费持续快速增长，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全国住宿与餐饮业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13.8％，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6个百分点，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贡献率为15.6％。餐饮消费继续成为拉动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2]。
1.2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意义
餐饮业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加强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促进餐饮业发展的政策取向，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和谐发展。
研究餐饮业发展战略将有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持续增收。“十一五”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要努力完成三大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确保农业增效和农民持续增收[3]。餐饮产业，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大市场，餐饮业的发展将带动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的关联发展，从而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进程。
研究餐饮业发展战略将有力促进我国旅游业发展。餐饮业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由“吃、住、行、游、购、娱”六大部分组成，其中“吃”排于首位。一方面餐饮业因旅游业的发展而带来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餐饮业发展也将有力促进旅游业的完善和增长。
研究餐饮业发展战略将有效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压力依然巨大。餐饮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传统产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对劳动力具有很大的吸纳能力。另外，随着餐饮业发展而带来的对农产品的新需求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作用，还将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
研究餐饮业发展战略将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国餐饮业历史悠久，烹饪文化源远流长，消费市场极其广大。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消费性支出中，在外用餐的支出逐年增长[4]。在外就餐的增多，要求餐饮企业在传统的店堂经营方面很下功夫，提升其整体产品质量，满足消费者日益提高的享受和营养要求。
研究餐饮业发展战略有助于餐饮产业升级和提高竞争力。通过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有助于推动四川餐饮业改变陈旧的经营方式，开展特色经营，改善生产方式，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增加科技含量，以适应开拓市场的需要。因此，餐饮业应加快升级和提高竞争力，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要。
2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的基本状况
2.1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的现状
餐饮业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引人瞩目，但理论界对餐饮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却不如人意。基本状况可以概括为，研究成果数量少，研究缺乏系统性，研究的视角局限性明显。综合2000—2005年有关成果，对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大体集中在以下方面。
2.1.1综合研究我国餐饮业发展战略
代表性成果有张世尧的《从战略高度认识餐饮业的重要地位与发展趋向》、中国烹饪协会对我国餐饮业发展现状与趋势的年中和年末分析报告、何义钊的《中国城市餐饮市场特征及发展策略》[5]等。此类研究着重于对行业趋势进行分析，对发展战略基本上只是提出一些战略思考，缺乏必要的战略路径和战略实施分析。
2.1.2地方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
此类研究相对较多，主要针对各地方餐饮业和餐饮市场的状况，在分析当地餐饮业现状基础上，提出针对本地餐饮业发展的战略或策略要点，对地方餐饮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代表性成果有：刘涛的《淮扬菜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6]、陈忠明等的《浅谈淮扬菜的发展战略》[7]、武汉餐饮发展调查组的《打造武汉餐饮品牌拉长餐饮产业链——关于武汉餐饮业发展的调查》[8]、陈涛等的《武汉餐饮业：走出微利时代的沼泽》[9]、胡滨的《促进海淀区餐饮产业链发展的战略构想》[10]、陈秋梅的《新时期重庆中餐企业发展策略》[11]等。
2.1.3中式快餐发展战略研究
快餐发展战略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针对餐饮业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式快餐而进行的。中式快餐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但与洋快餐的市场表现相比差距巨大，此类研究试图探索中式快餐与洋快餐竞争的战略路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刘清斌等的《中式快餐发展战略与人才培养》[12]、侯兵的《从烹饪产业化发展透析中式快餐的市场开发战略》[13]、申甲的《中式快餐市场区域特征及其战略模式的选择》[14]等。
2.1.4从品牌战略角度研究餐饮业发展战略
针对餐饮业日益竞争的市场形势，研究指出发展品牌餐饮已显得更为重要。此类研究主要从餐饮企业如何抓住市场有利时机，深化企业内部管理，并形成具有竞争力的连锁经营模式，塑造有影响力的品牌企业出发，探索餐饮企业品牌战略实施的一系列问题。主要代表性成果有：徐海军的《新世纪餐饮企业品牌经营战略》[15]、万蓬勃的《对我国餐饮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思考》[16]、张渭林的《实施品牌战略的研究与实践》[17]、沈思敏的《从上海餐饮业的发展看品牌战略》[18]等。
2.1.5餐饮发展战略的比较研究
针对国外成功餐饮品牌的发展和我国餐饮业发展的差异研究，为中国餐饮业参与市场竞争包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借鉴。代表性成果：何义钊的《海外餐饮企业渗透中国市场的特点》[19]、张益的《百姓全球餐饮是如何经营品牌的》[20]等。
2.1.6其他有关餐饮业发展战略的研究
除上述几方面的研究外，近些年来，理论界对餐饮业发展战略还从其他许多方面和视角进行了研究，主要有对老字号餐饮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如圣梧的《危机四伏的境地——老字号面临新问题》[21]、直言的《百年不散的宴席——谁来拯救老字号》[22]等；对餐饮业国际化的研究，如何义钊的《上海餐饮业的现代化国际化》[23]；针对餐饮业战略的具体战略手段的研究，如涂永式的《wto呼唤中国餐饮业推行tcs战略》[24]等。
2.2四川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的基本情况
检索近年来文献发现，对四川餐饮业的研究成果较少，甚至连餐饮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可见，四川餐饮业的学术研究远远落后于产业发展水平，在这种现状下，四川省餐饮业的发展更加需要针对性的理论指导，对行业发展的战略问题研究也显得尤为迫切。
2000年以来，对四川餐饮业战略问题研究有三位作者的文献。
一是小鲜的《论川菜发展战略》和《再论川菜发展战略》，着重从川菜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角度，提出川菜要巩固和稳定其霸主地位，必须继续提高和扩张。不断创新、提高质量、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是其稳步扩张的基础。
二是席文举的《倾力打造川菜王国》，文章站在四川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度，对川菜业的发展进行了宏观规划，提出了六条川菜产业发展的战略措施。文章对四川川菜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广泛的思考，在业界和川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三是陈云川的《西部大开发中川菜产业升级对策研究》，提出川菜产业作为四川省特色优势产业日益受到重视，同时作为关联产业，它对西部大开发中的四川农业和特色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对四川川菜产业进行研究，分析了川菜产业的产业水平，详尽研究了提高产业水平的战略措施和对策。文章全方位地研究了川菜产业升级的战略路径和战略措施。
3四川省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实证
“四川餐饮业产业结构优化及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近年来对四川餐饮业的现状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对四川餐饮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运用swot战略分析模型对四川餐饮业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四川省餐饮业发展战略对策和政策取向。
3.1四川省餐饮业现状
2005年，四川省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成果明确了四川餐饮业网点数量、从业人员数量、餐饮业经济结构、餐饮企业投资规模、资产负债状况、投资收益等数据[25]。为“四川餐饮业产业结构优化及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系统地分析四川餐饮业现状特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通过与发达地区和与四川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省份作对比分析，揭示出四川餐饮业具有以下特征，行业发展规模较大，2004年餐饮业法人单位数达到2333个，高于1623个的全国平均值；企业规模相对偏小，全国餐饮企业单位法人吸纳的从业人员平均为42人，四川省仅为36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企业营业效益较低，全国餐饮企业单位从业人员营业收入平均值为6.88万元，四川省仅为5.58万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0万元；企业投资规模较大，资本密集程度较高，从单位法人资产总额分析，四川省餐饮企业资产规模为326.15万元，略大于全国平均水平320.68万元，但与江苏、浙江、广东、湖北的餐饮业发达省区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四川餐饮业经济结构中民营企业全面主导市场，个体餐饮经营者成为四川餐饮市场的主力军。
3.2四川餐饮业主要问题
通过对四川餐饮业现状的研究，我们发现：尽管近年来四川餐饮业飞速发展，在全国餐饮市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和地位，但在发展的背后显在或潜在地存在一些影响餐饮业发展的问题。
四川餐饮业网点规模大，但企业规模偏小；投资和资产规模较大、资本密集程度相对较高，但经营效益却相对低下；企业的竞争意识不足，竞争管理不力；餐饮市场无序现象严重，市场秩序混乱；餐饮连锁发展速度减缓，连锁经营受阻；四川餐饮业产业链短，产业化水平较低；四川餐饮业发展不平衡；四川餐饮业从业人员素质较低。
3.3四川餐饮业swot分析
在明确四川餐饮业基本现状，从中发现四川餐饮业存在的问题后，通过swot战略分析模型对四川餐饮业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分析，我们提出四川餐饮业发展战略在于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克服自身劣势，去抓住机会，避开威胁。四川餐饮业的优势十分明显，川菜、火锅一直是四川餐饮业发展的重要优势要素，有四川省政府重视和大力支持，还有一批在全国餐饮界著名的品牌企业的影响，有力地带动了四川餐饮业走出四川、走向世界。面对国内餐饮需求持续增长，要抓住国内市场，搞好四川餐饮业的本土发展和全国性扩张；随着四川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要抓国际市场，让四川餐饮业走出国门，实现四川餐饮业国际化。
同时，我们也看到四川餐饮业与沿海发达城市先进餐饮企业相比劣势十分显著。比如，品牌战略力度不够、文化建设未能提高到战略高度、管理体系不完善、管理能力薄弱、四川餐饮业标准化程度不高，等等。随着市场的开放，国外越来越多的餐饮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四川餐饮业面临着他们带来的先进的生产技术、营销思想和手段、服务方式和独特的企业形象的巨大威胁与挑战。
4四川餐饮产业升级对策
从四川餐饮业发展战略考虑，提出四川餐饮产业升级对策：四川餐饮产业要改变陈旧的经营方式，开展特色经营，改善生产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四川餐饮业技术装备程度，将科技含量高的工具设备用到餐饮业生产销售之中；推进四川餐饮业标准化建设，提升效率管理和质量管理水平；增强餐饮行业营销能力，发现和开发新的市场，发展良好顾客关系和实行差异服务；拓展四川餐饮业企业规模，培育大型餐饮业集团企业、连锁企业，发展壮大四川餐饮业市场主体；提高四川餐饮业从业人员素质，建立起全新的人才培养机制，餐饮企业要站在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人才的价值、重视人才的培养；加强四川餐饮产业规划和管理，依托四川各地市州城镇的区位条件，进行前瞻性规划和建设，加快现代服务业产业资源引进，发展一批综合性餐饮经营区。另外，还要不断加强餐饮品牌战略力度，将餐饮文化建设提高到战略高度，才能够真正克服劣势，避开威胁，把握机会，实现四川餐饮业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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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战略意义篇8
（50人论坛·北京）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第三阶段于1999年1月1日正式启动后,其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两点,即超国家货币和超国家机构。欧元作为欧元区单一货币成为超国家货币,欧洲中央银行作为超国家的机构负责制定统一货币政策。欧元的诞生和欧洲中央银行的创建是欧洲一体化历史一次质的飞跃,也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空前的创新实验,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
一、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战略
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105条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欧元区物价的稳定,在不影响物价稳定的前提下,支持欧盟的总体经济政策,促进总体经济活动的协调和均衡发展。然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物价稳定的目标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就如何实现物价稳定做出具体规定。
1、货币政策战略对欧洲中央银行尤为重要。首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但欧洲中央银行自身的声誉及其政策的可信度必须在实践中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中央银行只能通过实现稳定物价的目标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其次,欧洲中央银行的合法性不足。现行经济中,货币本身并无真实价值，是依靠发行主体的力量支持其流通的货币，因此,一个明确的、有能力的、拥有自主资源和资源处置权并能够担当最后贷款人的发行主体是至关重要的，统一的政治实体是货币既定的前提。欧洲中央银行是没有国家的银行,欧元是没有政府的货币,欧洲中央银行并没有对欧元区经济资源的处置权力,欧元没有真正的最后贷款人,信用不足。再次,从各国的历史经验看,运用货币政策抑制物价上涨或促进经济增长往往存在1-2年的时滞,主要原因是货币政策需要通过金融机构、资本市场等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才能发挥作用,而传导机制本身也经常随经济主体行为或经济体制的变化而变化。第四,货币政策战略的制定不仅能够为欧洲中央银行提供全面、及时和准确的信息以利决策,而且也是欧洲中央银行与公众沟通的重要途径,社会公众据此可以对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效果做出客观评价。为保证欧洲中央银行正常运转和其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正确的货币政策战略至关重要。
2、货币政策战略的原则。欧洲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遵从以下几个原则,第一,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即货币政策战略能够使欧洲中央银行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维护欧元区的物价稳定,让社会公众相信欧洲中央银行有信心和能力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实行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第二,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即货币政策战略目标必须是明确的、并且容易为社会公众了解和把握,社会公众能够拥有充分的信息和广泛的渠道对欧洲中央银行的决策程序和效果做出判断。第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即货币政策战略应当排除可能来自欧盟和成员国对中央银行的政治压力,独立自主行使货币政策的职能。
3、货币政策战略的主要内容。货币政策战略的核心就是要对物价目标给以明确的量化规定,同时通过对主要中间目标的选取,有效地运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确保最终目标的实现。不同国家的中央银行在不同时期所采用的中间目标虽有差异,但一般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名义收入等。
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战略包括三个方面,(1)对物价稳定做出明确的量化定义。(2)为实现物价稳定的最终目标确定货币政策战略的中间目标,欧洲中央银行称其为两个支柱,一是公布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参考值,二是运用一系列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率、消费、工业生产、就业、汇率、对外贸易等)对欧元区价格变动趋势及物价稳定的风险进行评估。
二、物价稳定的量化
按照欧洲中央银行的解释,所谓物价稳定是指一年中欧元区的消费物价协调指数低于2%,而且物价稳定在中期内得以维持。物价稳定并非要求消费物价协调指数持续下降,即出现通货紧缩。之所以选用消费物价协调指数作为衡量物价稳定的指标,是因为欧盟成员国都使用消费物价指数,便于欧盟在各国消费物价指数的基础上计算欧盟和欧元区的消费物价协调指数。
欧洲中央银行的物价稳定目标是针对欧元区整体的,并不为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物价形势变化所左右。物价稳定必须在中期内维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引起物价变动的一些短期因素对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干扰。导致物价变动的短期非货币因素很多,比如一国税收体制改革、国际商品价格波动、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等,这些显然是欧洲中央银行不能左右的,其货币政策自然不能因短期物价变动而改变。关注中期物价稳定,也有利于政策的连续性。
欧盟统计局每月计算欧盟和欧元区的消费物价协调指数,同时公布77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指数,其统计数据可回溯到1995年。消费物价协调指数的计算权重为:
-----------------------------------------------
鲜活食品之外的食品(面包、饮料、烟草等)13.4%
鲜活食品(肉类、蔬菜、水果等)9.0%
非能源工业品32.5%
能源产品8.8%
服务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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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义货币供应量
通货膨胀终究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欧洲中央银行将货币供应量作为最重要的中间目标,明确规定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参考值为年增长率4.5%,并以三个月的移动平均值为基础计算。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德国战后的货币政策实践有关。西德中央银行长期把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基本实现了稳定物价的最终目标,在反通货膨胀的长期实践中树立了崇高的信誉,欧洲中央银行仿效德国的做法,会为其初始阶段的运作赢得可信度。
选取一个特定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参考值,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如果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其参考值出现偏离,欧洲中央银行就要分析造成偏离的原因和影响,只有当这种偏离会对物价稳定构成威胁时,欧洲中央银行才会调整其货币政策。二是如果不是作为参考值,而是设定一个变动范围或高限,社会公众会对货币政策产生误解,认为货币供应量超过规定的范围,欧洲中央银行就要改变货币政策,调整利率,以使货币供应量回到允许的范围内。三是有利于欧洲中央银行灵活机动的制定货币政策,维持中期物价稳定,并通过向公众公布实际广义货币供应量与其参考值出现偏离的原因增加决策的透明度。
欧洲中央银行选定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4.5%的依据为,消费物价协调指数低于2%;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潜在增长年率为2%-2.5%;货币流通速度趋势性每年下降0.5%-1%。
四、影响价格变动的一系列经济指标
为使货币政策有效地维持物价稳定,还必须对影响物价变化的一系列经济指标做出评估。
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欧洲中央银行确定的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潜在增长年率的参考值为2%-2.5%,如果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与参考值发生偏离,欧洲中央银行就会关注其原因以及对物价带来的影响。欧洲中央银行同时考虑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其他指标如消费、投资、工业生产等。1999年,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政策后,经济增长速度较快,1999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8%,2000年增长3.5%,鉴于经济增长速度大大高于2-2.5%参考值,欧洲中央银行从1999年11月份起七次提高利率2.25个百分点,使利率水平在2000年10月份达到4.75%。自2000年底,经济开始减慢后,欧洲中央银行采取相反的货币政策,从2001年5月份起5次降低利率2个百分点,使利率水平在2002年12月份降到2.75%。
2、财政收支状况和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和债务负担不仅通过公共消费和转移支付直接影响消费和投资,而且会通过赤字和债务的融资对物价造成严重影响，并长期影响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2001年以来，欧洲经济发展速度大减，葡萄牙、德国财政赤字相继突破了《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能超过3%的限制，部分成员国提出修改《稳定与增长公约》对财政赤字的严格规定。对此，欧洲中央银行表示坚决反对。
3、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指标是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一般来说，失业率下降，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会得到缓解，工资上升的可能性就响应增加。工资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成本，如果其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就会对物价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最近几年，欧元区的失业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失业率水平在8%以上，而工资增长幅度相对较高。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僵化，高福利、高税率、高标准就业保护措施、工会势力强大和劳动力流动缓慢所谓三高一强一慢是主要表现。因此，高失业率并不一定使工资成本降低，加快劳动力市场体系的改革，对货币政策战略意义重大。
4、对外经济指标。能够对国内物价造成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涉外指标主要是进出口和汇率。进出口是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进出口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国内价格的变动。汇率的变动直接影响进出口价格的变动，货币贬值，进口产品以本国表示的价格就会上升，而升值的情况正好相反。欧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汇率的变动不仅会影响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反之，汇率政策本身又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资本市场发展和证券价格的变动、新技术突破带来生产率的变化、突发性政治事件、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主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等都是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战略第二支柱的内容。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战略是一个整体，对所有经济指标的分析都不是孤立和机械的。
五、当前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
数字经济战略意义篇9
【关键词】数字机场；机场建设；民航信息化
数字机场是中国民航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转换的基本标志之一。它一般指机场能够有效获取、分类存储、自动处理和智能识别海量数据的、具有高分辨率和高度智能化的、既能虚拟现实又可直接参与机场管理和服务的一项综合工程。它伴随所在城市“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和谐发展而发展，反过来又为所在城市的发展提供优质的设施和服务。
和数字城市/智慧城市所需的关键技术一样，数字机场、智慧机场所必需的关键技术包括：超大容量超高速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图像分析与处理技术、空间信息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测绘技术RS即3S技术）、网络技术和智慧感知技术等。数字机场、智慧机场所必需的基本知识自然也同数字城市、智慧城市一样，包括城市规划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统计学、城市生态学和城市管理学等。因此，无论从科学层面的定义，还是从管理层面的定义，数字机场/智慧机场同数字城市/智慧城市一样，均可视作是人类发展的台阶式进化，其中既包含着生产方式、文化方式和人际关系的社会经济变革，也包含着决策、管理和服务等的革命性进展。中国数字机场/智慧机场的建设，将对中国民航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对民航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对中国民航和机场管理水平的提高、对实现民航强国的梦想以及民航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们认为，从宏观层面上进行思考，有以下几个战略要点应当加以集中关注。
1、数字机场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是实现数字机场的战略准备
机场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是任何一个机场进入数字机场/智慧机场的先决条件和战略准备。与数字城市一样，一个机场的数字化水平，首先取决于它的信息获取能力，以及与该能力有充分联系的信息产生、信息传递和信息应用等各个环节。数字机场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其中心始终围绕着机场对于信息获取总能力的持续提高。
对于一个高效、便捷、动态的数字机场建设而言，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居于战略基础地位。这事实上是一个联系着空中、地面和地下的立体网络，该网络通过各类传感器、各类应用终端、各类传输通道、各类反馈系统、各类自动识别系统和各类虚拟现实中心等组成，从各类信号（包括卫星信号）接收、图形图像处理、传输网络、超大型计算机枢纽同常规的人文、经济、环境统计资料的有机结合，形成数字机场信息基础设施规划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了不断更新的技术进步，也包括了不断提高的机场管理水平，同时还牵涉到所在城市和行业立法与决策的相应转换，从而为信息机场数字化水平的整体提高，编制出高质量的发展蓝图。同时，数字机场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作为最必要的战略准备，还必须针对每个机场的自身特点及机场的发展方向，严格地从空间布局、网络构建、数据处理、应用领域、信息安全和效能评估诸多方面，做出与传统机场和城市规划相连接的整体思考。
2、机场基础地理空间数据库建设是数字机场建设的战略基础
一个机场的信息化程度，从源头上取决于该机场基础地理空间数据库的容量、速度、便捷性、可靠性、可更新能力和智能化水平。从宏观上去考察，一个数字机场的基础地理空间数据库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机场区域（主要是机场总体规划内）的数字土地（地籍）和噪声相容性管理：主要对机场规划、土地利用、机场空间布局、机场图形及其动态变化、机场区域噪声的动态变化等，一直到机场基础设施（航站楼、跑道与滑行道系统等）的动态记录和识别。
（2）数字环境管理：对于机场中垃圾处理状况、环保设施以及机场生态、机场绿化等的系统档案。
（3）数字交通管理：立体化、智能化、自动化的交通网络管理，以机场为枢纽的综合交通体系。
（4）数字灾害管理：机场火灾、地震、交通灾害、管道泄露、地面沉降等。
（5）数字犯罪管理：机场安全、罪犯识别等。
通过以上几大类的机场数据库建设，将为促进数字机场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全方位的信息资源共享架构是数字机场建设的战略核心
数字机场的最大服务对象和需求用户是关于机场信息资源（特别是地理信息资源）共享的全面建设。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与加速发展，联系到所有驻场单位、每个旅客和在机场的工作人员的切身需求，机场信息资源的全方位、多等级和虚拟化建设与共享，将成为未来机场发展活力的具体体现之一。
4、以机场为枢纽的智能交通体系的全面建设是数字机场的战略启动
数字机场的先行战略启动，应首先考虑机场交通智能化的全面建设以及以机场为枢纽。机场交通，尤其大中型规模以上机场的交通是一个高度动态化的空间网络体系。它从一个（随机的）起点，经过不同等级通道，通过不同交叉联结，经历不同信号调控和不同速度交混，走到目的地的（随机的）终点，其中还包括了不同车辆特性。不同静态交通（如停车场、修理厂、洗车厂等），不同环保要求和不同交通工具的具体规定。机场交通智能化的最终目的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路程最小化、时间最小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函数、形成以机场为枢纽的智能综合交通体系。
机场交通智能化必须把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和卫星遥感技术的3S技术，加上各种智能化传成器，结合机场规划中的现实交通网络（包括地面交通、地下交通、空中交通和铁路、公路、水路）和未来发展的交通网络，在数字机场的总体规划下，完善不断变化着的机场电子地图和各类地物标志，周密设置不同交通等级的虚拟控制中心，虚拟流动模拟、虚拟通过能力、虚拟交通疏导方案、虚拟交通寻的优选，从而将移动物体（车辆）的流动通量，无人值守的自动调控信号及车载智能终端等的信息采集、信息处理、信息反馈和优化决策组成一个高度灵敏的智能交通系统，该系统将成为数字机场建设中首先实现的可行目标。
中国的数字机场建设，是促进民航行业信息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数字机场的实现，将会更加优化地去配置机场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生产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由此达到大力节省资源，提高整体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推动行业和社会进步，改善生态质量的基本要求，将民航乃至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所规定的目标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数字经济战略意义篇10
《哈佛商业评论》今年1月发表文章称，研究表明，单就美国而言，其经济中的数字化潜能迄今仅释放了18%，而若能将其潜能100%开发出来的话，则意味着造就2兆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文章进一步阐述道，如今几乎每个公司、机构与个人都能接触和应用到数字技术，所以很难找到所谓的“裸奔者”（havenots），差距更多存在于那些“领跑者”（have-mores）和“跟随者”（haves）两个群落之间；更为关键的是，在数字化推动下本应催生的生产力收益并未广泛地体现在经济领域――而这正是新的“数字沟壑”。
研究显示，之所以能成为“领跑者”，概因其（无论是行业还是企业）正运用超乎同侪的数字化能力在进行创新、变革与迭代转型，其他则只是处于追随之中。自1997年至今，领先行业的数字化投入和能力增长了4倍，在过去的10年中体现尤甚。在创造经济价值方面，领先者群落的生产力和利润率在过去20年间也达到社会平均水平的2～3倍。
该项研究所列出的“领跑者”行业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除了科技行业本身，媒体、金融服务和专业服务等领域发挥出了较大的数字化潜能；而“跟随者”军团中，则有政府、医疗、本地服务、接待礼仪和建筑行业等身影。
对于数字化能力与生产力和经济价值呈正相关的背后缘由，经济学家们有着多样视角的解读。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数字化创新往往伴随着网络外部性效应，导致“赢家通吃”的局面，因此表现最出色的公司往往收益也远高于平均水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数字鸿沟并不是单靠重金投入设备与系统就能弥合的（事实上如今大部分的产业、企业都在电脑技术上投入巨大），而关键在于多大程度上能将数字化能力转化为竞争优势、并助推生产力的井喷。
因此，亦不难解释，缩小经济整体中数字化
“跟随者”与“领跑者”之间的差距业已被提上政策议程――尤其在全球经济相对低迷时期，前者的赶超与成长被视为是重要的国家竞争力来源。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与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于2015年10月的《美国创新战略》报告中，即有“为新兴技术设计智能化的监管体系”（DesigningSmartRegulationtoSupportemergingtechnology）的特别章节，直指应为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创造“松绑”的监管环境，其中包括：减少现有管制者的权能、运用柔性与灵活的途径、监管体系内使用更多上乘的技术来减少管制成本，等等。
此外，旨在社区层面建设新一代的数字化基础设施，《美国创新战略》报告还提及将在全美范围复制推广业已在田纳西、加利福尼亚、北卡罗莱纳州等地实施的“千兆比特网络”（Gigabitnetwork）实践。在这些配备有新一代网络的千兆应用社区，数字化大大提升了医疗服务、教育、公共安全、交通、高精尖制造业和清洁能源转化等领域的效能。
另外，麦肯锡咨询公司智囊组织“mcKinseyGlobalinshtute”针对全球150个跨国企业的数字化战略、能力建设和文化体系等18个类别的实践进行深度调研的基础上，也于去年推出了“数商”（DigltalQuotient，简称DQ）指数，用以揭示当今跨国公司的数字化成熟度和绩效表现。
在公司层面，如何在战略和战术上提升“数商”呢？麦肯锡mcKinseyGlobalinstitute指出，说很多公司在找寻正确的数字化战略的过程中“苦苦挣扎”言不为过。因为，对于存量公司（也就是在某一业态领域已经开展业务的公司），95%～99%的企业需要放弃“在现有业务进行之余实行数字化”的策略，而应全心全意地来规划“无数字不商业”的新业务模式。
就战略制定而言，企业有若干思考路径。除了常见的“借助数字化途径来提升现有业务效率”之外，还可以“在部分业务领域进行自我颠覆”、从而进入（或再定义）一个全新的数字化业务疆域。此外，亦可未雨绸缪地将公司核心资源“从潜在最易受到数字化威胁的资产领域转移出来”、重建具有数字化优势的投资组合等。
在战术上，数字化的应用同样有着丰富的上佳实践可供借鉴。麦肯锡例举了“数字赋能的决策体系”、“创造连结”、“it双速结构”等若干有效方法。其中的具体案例有――
在2012年流感盛行期，利洁时公司使用来自医疗网站webmD（当时月访问量达3200万）的搜索数据来追踪全美各地区的感冒与流感症状，并据此预测疫情可能发生的区域；随之公司了有区域针对性和症状相关性的产品广告（其中包括送药上门服务的信息）。适逢当年一场大流感季，数字赋能的决策体系帮助利时洁公司在四周时间取得了全美咳嗽与感冒药物销量同比增长达22%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