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意义篇1
创意产业的一般含义和特征
国外学者关于创意产业的看法：
创意产业：艺术的商业之道。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e・凯夫斯运用产业经济学和现代合同理论着重考察了艺术的商业化过程。他认为，与物质制造业不同，创意产业所提的商品和服务具有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或是单纯的娱乐价值。创意产业包括书籍和杂志印刷业、视觉艺术、表演艺术、有声唱片、电影和电视节目，以及时装、玩具和游戏等。
点石成金的创意经济。英国的约翰・霍金斯从“创意经济”的角度提出，创意是个人的创新，包括“无中生有”或“赋予既有事物某种特色”。创意有两种，一是个人的新创意，二是在此基础上制造创意产品。而任何创意都拥有“个人性”、“独创性”、“意义”三个基本条件。霍金斯认为，创意未必就是经济行为，而一旦创意具有了经济意义或产生了可供交换的产品，创意就可能是经济行为。因此，创意经济是由创意产品（经济产品和服务）之间进行的交易。
国内学者关于创意产业的看法：
创意产业或创意经济：概念、特征和意义，我国学者厉无畏等人对“创意产业”作出了较全面的界说。他们认为，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和内容产业同属于知识产业。郭辉勤提出，创意经济学是研究以创意为主的文化产业的应用科学。它是以创意为主线去审视文化产业，其具体研究对象是创意经济型产业和创意经济型企业。
新“创意经济”论：周子琰、姜奇平等人在《创意经济新论――中国蓝海风暴》中指出，理查德・e・凯夫斯的创意产业经济学认识到了内容生产、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特殊产业规律，却忽视了技术革命特性也决定着创意的独特生产方式。当下，中国乃至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凯夫斯的学术观点为蓝本，掀起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浪潮，但“凯夫斯理论的致命伤，是没有把信息革命内生到创意经济中，所以说它是‘旧’创意经济，或现代版创意经济；而我们今天提出的新创意经济是要把网络革命内生于生产方式，来搞创意经济，所以是后现代版的创意经济”。①他们从工具的使用、创意的产生、需求的变化、利润的创造、创意人才的涌现等方面，生动地论述了以网络革命为基础的新创意经济与“旧”创意经济的区别。
从上述情况可见，虽然人们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和探索为时尚短，然而，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已经对此作了大量的探讨。他们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论述，为我们从一般意义上把握其含义和特征，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但是，目前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主要体现在：
国内外对“创意产业”的大多数研究，尽管也部分论及国民经济、社会生活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是从一般文化产业的意义进行考察的，他们对“创意产业”的划分也几乎囊括了所有文化产业的领域，没有突显以数字化、网络化为标志的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和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应当突出“数字创意产业”的研究和探索。
新“创意经济”论或“后现代版创意产业”论虽然极大地突出了信息革命或网络革命的创意经济的重大影响，论证了新“创意经济”不同于传统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性、运行机制和规律，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基于新媒体的“创意经济”的发展仍然要以一定的文化资源为基础，与传统的文化产业、部门具有多产业渗透、融合的重要特征，且数字创意经济本身即包含了提升传统文化产业结构的活动。
所以，我们认为，研究“创意经济”或“创意产业”，既要突出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创意经济或产业的重大影响，将数字创意产业置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先导位置，把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作为考察一定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指标；同时，又不宜把数字创意产业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割裂开来，而应当重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质和渗透、融合关系。
数字创意产业的内在规定和特征
数字创意产业的内在规定。笔者认为，数字创意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或创意产业最为典型的产业形态。而所谓“数字创意产业”是指建立在文化资源基础之上，运用现代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主要以人（个体和团队）的精神创造力、技艺才能为动力的企业及其以数字化、网络化生产方式进行的文化价值的创造、传播和交易等活动，也包括运用文化创意和新技术提高传统文化产业附加值的活动。在外延上，构成数字创意产业的核心产业部门包括通信增值文化服务业、互联网文化服务业、文化和娱乐软件业、现代影视业、数字（网络）游戏业、动漫业、数字（网络）出版业等，同时还应当包括这些核心产业部门与其他文化产业的融合和延伸的产业化形式。如数字动画与传统出版业的结合、现代影视与其他文化部门的融合等。
“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与西方一些国家和组织提出的“内容产业”的概念有某些相通之处。但是，“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与“内容产业”的概念的区别在于：其一，“内容产业”的概念主要关注的是数字类产品的文化内容，而我们使用“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既认同“内容”和“创意”对于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根源性意义，又区别于传统文化产业，强调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对于文化资源、文化创意的产业化具有的革命性作用；其二，与“内容产业”的概念把新、旧媒体截然分开不同，我们使用“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同时还强调数字创意产业与传统文化产业的关联性、渗透性和融合性。
数字创意产业的基本构架和基本特征。根据上述数字创意产业的界说以及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现实实际，可以把数字创意产业的产业链基本构架描述为：
从这一构架可见，数字创意产业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连接的方面：
数字创意产业是主要从事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文化、艺术、娱乐等信息的生产、传播、交换）的产业。与传统的物质制造业乃至传统的文化产业相比较，数字创意产业对物质资源的依赖最少，且具有可迅速和广泛传播的特征。数字创意产业的精神生产特征，决定了其产业链中决定性的环节在于人的创意或创新；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的可迅速、广泛传播的特征，又是影响当代经济生活中人们的创意能够转化为产业的重要因素。
文化资源的开发是数字创意产业价值创造活动的基础。数字创意产业的价值创造活动要以一定的传统文化为背景或依托；传统优秀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文化艺术创造活动为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从根本上看，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在于丰富和创造人们新的生活样式。
个人或团队的精神创造力、技艺才能是推动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根源或动力。数字创意产业体现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高度统一。它不仅依托于特定的文化资源，而且必须以新技术革命为契机，以创新为立足点，实现对传统文化产业的超越；它不仅需要以个人或团队的精神文化创新为动力，而且需要以个人或团队的技术创新为动力。因此，缺少具有创意的人才或者缺乏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发展数字创意产业都会成为空中楼阁。
数字创意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数字创意产业进行的文化价值创造和增值活动，是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为基本的技术平台的。而数字技术已成为现代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电视、电影技术等信息技术相融合的共同基础，同时，数字创意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强烈的网络传播特性和网络扩散的外部效应。因此，是否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是数字创意产业区别于传统文化产业的标志性特征。
数字创意产业具有多产业融合的特征。数字创意产业是以多产业融合的企业集群为载体而实现价值创造、传播、交换和价值增值过程。这不仅因为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全面采用，使原先独立设计运营的传统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正通过各种方式趋于融合，由此使三类不同的业务、市场和产业也日趋相互渗透、融合，而且，由于文化本身是具有广泛的社会生活总体性的概念，数字创意产业作为文化产业，通过向传统文化产业渗透、扩展，形成两者的融合、共生，共同构成或延长了数字创意产业的产业链。
界定数字创意产业的根据和意义
我们认为，之所以需要提出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主要的根据和意义在于：
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较为准确地反映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产业”的兴起，与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信息化、网络化之间的依存关系。美国《在线》杂志执行编辑凯文・凯利曾经指出?押“通讯是社会的基础，是文化的基础，是人文和个人认知的基础，是一切经济系统的基础。这就是网络如此了得的原因。通讯与文化及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通讯技术改革远远超越了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的范畴。”通讯“在文化、技术和观念上震撼着我们生活的根基。”②凯利的这段论述，深入地揭示了当代信息网络技术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全面应用，改变和造就了人们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的诸环节和诸方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没有由传统工业社会向现代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转型，没有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推动，要实现文化创意的大规模产业化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数字创意产业是信息时代的先导产业，发展数字创意产业可以提升产业结构，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指出：“虽然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是生活在工业社会里，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③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是以大规模工业发展为核心，单纯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目标，以无限制的能源、原材料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它带来了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粮食短缺等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宣告了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的总危机。而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大批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促进了新的产业群的崛起，使经济增长模式向知识密集型转化，其特点是以更少的物质资源消耗和更多的知识或智力的投入，获得高效的、更少负面影响的健康、持续的经济增长。从当代产业发展的情况看，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是对传统工业经济的一种超越，而数字创意产业则是对传统文化产业的又一次超越。因此，以对数字创意产业的界定和认识为基础，通过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重点推动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结构，提高其水平和规模，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
对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状况的评估，是考察一定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趋势的重要依据。信息化、网络化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数字化过程重新定义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含义就是以光速在全球传输没有重量的比特。当一个个产业揽镜自问‘我在数字化世界中有什么前途’时，其实，它们的前途百分之百要看它们的产品或服务能不能转化为数字形式。”④数字创意产业引领着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前锋，预示着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通过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更为准确地揭示该国家或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方式，判断其文化创意产业乃至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
注释：
①周子琰、姜奇平：《创意经济新论――中国蓝海风暴》，新星出版社，2006年。
②〔美〕凯文・凯利：《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萧华敬、任平译，广州出版社，2000年。
③〔美〕约翰・奈斯比特著：《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④〔美〕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
数字经济的意义篇2
[关键词]数字出版 法律法规 价值目标 制定原则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数字出版代表着出版业的方向和未来。随着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出版产业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加速融合，数字出版产业在我国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巨大的产业潜力。《2010—2011年中国数字出版年度报告》显示，2010年国内数字出版产业总体收入达到1?051.79亿元，比2009年增长了31.9%，并且产业增长率继续保持高增长速度[1]。数字出版已经成为我国新闻出版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了保障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在快速发展中有章可循，积极探讨数字出版法律法规的价值目标及制定原则，研究制定相关数字出版法律法规显得尤为重要。
一、数字出版法律法规的概念界定
一般来说，法律法规作为法律、法令、条例、规则、章程等的总称，是人们的行为规范，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数字出版法律法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数字出版法律法规是指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体现这一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用于调整人们在数字出版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体系的总称，包括宪法的有关规定、有关法律、有关行政法规与规章等各种法律规范性文件。狭义的数字出版法律法规是指专门用于调整与规范数字出版活动中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包括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与颁布的行政法规和由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与其他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而后颁布的地方性法规等。
数字出版法律法规是调节数字出版活动的法律规范，是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管理的依据，具有强制性和严格的规范性，其作用是确保数字出版活动及其管理正常开展。根据法的效力和适用范围的差别、立法机关和制定程序的不同，数字出版法律法规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如宪法法条、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规章、国际条约以及法律解释等。
二、数字出版法律法规的价值目标
根据法理学原理，法律法规作为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用于调整人们行为关系的规范性文件，都有其追求的理想目标，以达到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目的，这就是法律法规的价值目标。具体来讲，法律法规的价值目标包括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秩序、安全、效益等，离开了一定的价值目标，法律法规就会成为空洞的外壳。数字出版法律法规的价值目标就是在调整数字出版活动中的社会关系时所要追求的具体理想目标。它是在法律法规的价值目标基础上形成的，并包括这些基本的价值目标。具体而言，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追求各方主体权益上的平衡
在数字出版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存在着知识和信息创造者、传播者和使用者在行使权利时一定程度的对峙现象。数字出版法律法规在实现其对数字出版活动的规范与调节、管理与协调、促进和推动产业良性发展等作用的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平衡各种可能相互冲突的因素。法理学强调法律的价值目标，而“公平正义”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在数字出版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中，“权益平衡”正是“公平正义”的体现。如在数字版权的保护中就要充分体现“平衡”这一基本精神。
版权是数字出版产业的核心资源。数字版权的保护既要有效地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要积极地促进数字内容的传播和人类文化的交流，同时兼顾社会公共利益。从人类交往本性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知识和信息应该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传播，智力成果应得到尽可能广泛的应用，即需要强调智力成果的社会共享性，版权则必须承认著作权人的“私权”。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只有充分尊重和保护知识创造者的权益，才能有效地激励个体的创造性，并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2]。因此，在数字版权立法中应理顺创造者、传播者和使用者的关系，追求各方主体权益上的平衡。相关的数字版权法律法规就应通过权利义务的界定来合理地将作品中所包含的利益分配给作者、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以实现作者权益、传播者和社会公众权益的互动，保障数字出版产业的良性发展，促进社会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3]。
此外，还应注意各方主体权益上的“平衡”应该是一种“动态平衡”。数字出版是由新技术产生的新的产业形态，而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数字出版法律法规所体现的利益平衡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从原来的平衡变得不平衡，甚至失衡。因此数字出版法律法规在协调、解决、规范数字出版活动时，权益的分配永远都应在动态中保持平衡。追求各方主体权益上平衡的价值目标，使得不断修正既有的数字出版法律法规成为必然。
数字经济的意义篇3
关键词：消费者自主选择权；规范目的；契约自由；格式合同；公共利益
中图分类号：DF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1)06-0122-04
为加快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数字电视，届时将关闭模拟电视信号。全国许多省市纷纷响应，先后制定了关于推广数字电视的通知。数字电视的推广使用原本应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然而从数字电视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侵犯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其合法性与合理性之疑，成本与效益、质量之惑则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在这关乎所有消费者利益的表象之后，也折射出错综复杂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博弈。
一、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规范目的
对某一法律概念的分析,离不开这一概念的规范目的。“法律概念的功能在于规范其所存在的社会行为,为贯彻其规范的功能,不仅不应忽略其规范目的,且应赋予规范使命,使其‘带有价值’,期臻至当,唯有些概念,恒需由审判者于个案中斟酌一切情事始确定,亦即需由审判官予以价值判断,始克具体化。”［1］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必须服务于特定的规范目的,并按照立法者的社会理想对国家和社会进行调整。日常用语中的描述性概念就这样演变成了规范性的制度形成工具。因此,是规范目的决定了法律概念的功能,而不是相反［2］。消费者自主选择权是指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其基本内容包括：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可见，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保护消费者，立法者之所以要赋予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规范目的在于：
（一）平衡正义
乌尔比安认为法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科学，法来源于正义，正义如法之母［3］。按照正义的实现是否需要国家的参与，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平衡正义。分配正义是指需要国家介入对财富和机会分配实现的正义。平衡正义又称契约正义，指不需要国家的直接介入，个体之间以合意（合同）为基础的正义。平衡正义具有自主性，基于契约自由原则，在私法领域法律通常不会强制任何人缔结私法上的合同，也不会规定私法契约的标准，只要双方之间的交易是自愿的，就是正义和公平的。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由契约来规制的。所以对契约而言何为公平，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因为一个人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对他人而言就不在乎不存在不公平。”［2］
当然，平衡正义的自主性并非绝对的，也受到宪法和法律制约。例如在反垄断法领域，任何不公正的限制竞争行为的契约，就是违背平衡正义的。广电行业就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形成的垄断，在数字电视的推广使用中，消费者看似有选择权，实则是在不自愿的情形下不得已接受交易条件和服务价格，因而不存在合意基础，这一行为违背了平衡正义的基本要求。魏德士指出：“不证自明的是，计划经济不是将契约正义交给市民，而是掌握在国家手中。这就不存在以合意为基础的平衡正义，而只存在分配正义。它遵循的是计划观念。”［2］
可见，面对国家频繁的经济干预，政府经济管理权的无限扩张，分配正义取代了平衡正义，尽管这样做是不可取的，但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却早已荡然无存。
（二）消费者的弱者地位
在市场交易中，消费者与经营者相比处于弱势地位。首先，消费者在支付货币后，其消费需要只能在使用产品或接受服务时才可满足，这不仅存在着潜在的经济风险还存在着生存风险。而经营者得到货币后，其实现商品价值的需要已经满足。因而，消费者的风险负担永远重于经营者。其次，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识别能力低于经营者。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更加削弱了消费者信息识别能力。再次，消费者的财力一般无法与经营者抗衡，这一点直接制约了出现侵犯消费者权益事件时，消费者往往无力进行救济。最后，在合同交易中，消费者对合同条款的理解能力和选择，明显不及经营者。
综上，传统民法对消费者和经营者作为同质主体予以同等保护，对消费者极为不利。因而，从消费者在市场交易中的弱者地位来看，对消费者予以特殊保护，符合公平目标；从消费者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来看，对消费者予以特殊保护，符合效率目标［4］。
（三）意思表示不自由
意思表示自由、真实是合同有效要件之一。其中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均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不自由的情形。消费者自的核心首先应是自愿,没有自愿就无从谈起自主。如果消费者是被强迫而订立合同，尚可依据合同法主张合同无效。但由于数字电视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唯一性使得消费者没有选择余地，其多以不正当竞争或垄断的方式进行竞争，而不是公然以强迫方式与消费者签订合同，这样使消费者的交易行为表面上看完全是出于自愿与其进行交易，但实质上并非消费者真实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以强迫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因此,如何对格式合同进行规制,以维护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使经济上的强者不能假契约自由之名压榨弱者,是现代法律应担负的任务［5］。
二、契约自由与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悖离
“自由存在于不同的领域。法学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生活的自由，特别是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自由。即社会关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活动的权利。”这一自由思想表现在合同法领域即契约自由原则。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然要弘扬契约自由。契约自由包括契约意思自由和契约形式自由两个方面，其中契约意思自由包括当事人订立、解除契约的自由，有决定契约内容、类型的自由，有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和选择裁判方式和适用法律的自由。契约自由还意味着,当事人有缔结契约的自由,也有不缔结契约的自由。在数字电视推广使用中我们全然看不到契约自由的痕迹，看见的只是在“契约自由”的旗号下滋生的垄断、不公平的竞争及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肆意被剥夺。
首先，消费者没有选择缔约相对人的自由。由于电视行业属于国家垄断，数字电视提供主体的惟一性，使得消费者如果接受电视服务，就没有选择的对象和余地，数字电视提供者基于其垄断地位，利用格式合同破坏了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限制了消费者选择缔约人的自由。因此，那些依仗其独占地位或特殊行政权利，限定他人购买指定经营者商品或服务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侵害当事人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对此，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七条明文规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并予以禁止。
其次，消费者没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自由。消费者只有具有了对经营者的自主选择权，才有可能对经营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进行选择。而这种可能性在数字电视的提供商作为电视服务唯一提供者的的情况下丧失殆尽，目前各地运营商为了一己私利，采用卡、盒搭售等方式，变相强迫消费者购买自己指定的机顶盒并接受数字电视服务，强制关闭模拟电视信号，强迫消费者接受其商品和服务。消费自由是自主选择权的最低层次，这一层面的要求达不到，自主选择权也就无从谈起。
再次，契约内容不自由。消费者与数字电视提供者应可就契约的内容自由协商，例如价款履行方式履行地点及违约责任等。然而，数字电视收视费的价格是政府早已预定的，消费者根本没有协商的机会；其次，关于违约责任，在数字电视使用的格式合同中只有对于消费者权利的限制和违约责任，而没有关于数字电视提供者的违约责任，明显违背公平原则。
三、数字电视侵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原因
数字电视得以在毫无争议的情形之下强行推广使用，除了因广播电视行业属于国家垄断行业，法律对其滥用垄断地位规制的缺失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和数字电视提供商“以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公共利益，轻而易举地剥夺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权，而且剥夺得是冠冕堂皇［6］。在此，笔者对于数字电视提供者滥用其垄断地位剥夺消费者自主选择权方面不作赘述，而主要从“公共利益滥用”的视角加以分析。在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由于对政府干预经济权力规制的缺失，加之公共利益概念本身的罗生门特征，使公共利益成为“最臭名昭著的工具”，犹如一帷幕帐遮挡着政府及其部门的一己私利，并为之正当化和合法化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同时也沦为其肆意侵害个人权利的挡箭牌，掩盖了其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谋取私利的事实。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认为政府具有自利性，但由于其自身并不创造利润，只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社会公共资源进行谋利，表现为两种途径：一是直接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给自己；二是通过将社会资源配置给某个其他部门和企业个人，并向该对象索取回报，即寻租行为［7］。数字电视产业的推广使用即属于第二种情形。在此过程中，商业利益才是重要的驱动因素。“公众利益”只不过是既得利益者为达到自身目的的幌子和借口。政府将其自身利益、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相混淆，政府并非代表公共利益而只是代替了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分为绝对公益和相对公益。前者是指被社会所一贯承认，不能撼动的对于人的尊严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之作用的公益，有“社会价值独立性”的特征；而后者则是因为社会发展需要，由立法者制造出来的公益［8］。这种公益对于国民人格发展而言，并非直接的、必不可少的，而通常是促进和提升社会所针对的一种公共利益。而只有绝对公益才可以径直否认他人人权［8］。由此可见，如果不是涉及极为重大公共利益或绝对利益，是绝对不能限制和剥夺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
四、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保护建议
在我国现行社会意识形态下，广播电视行业由国家垄断原本无可厚非，政府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推广数字电视也是一个很好的举措。然而，任何国家以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借口，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帜，牺牲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都是不可取的，这既违背了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理念，也是对个人经济权利的一种剥夺。因为“政府的存在并不是宏伟的假设或历史的铁则，而是为委托人―人民―服务”［9］。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而契约的基础是自由，自由的基础是平等，没有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权的一个基本的必要条件是在交易中有“交易自由”。而“交易自由”的前提是与对方地位平等，且有其他可供选择的交易机会。否则，可能因对方的强势而没有实现自身利益的其他交易机会可寻。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规定了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权，但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救济，却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笔者认为，在数字电视推广使用中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保护。
首先，强调公共利益程序的法定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必需召开听证会，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数字电视的收费不经听证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也已演变成误导公众的工具，也说明公用事业的价格规范问题，实质已衍生为一个的问题，而不是一般部门法所能解决的问题。
其次，完善广播电视垄断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笔者认为，在《消法》的修订中，应加入专门章节或条款来规范垄断行业的经营行为、明确垄断行业的义务及其违反规定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另外，对《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条款加以修改，加大对垄断行业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处罚力度，切实做到保护消费者权益。
再次，完善垄断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目前广播电视行业政企不分，因而要建立独立有效的监管机构，使广播电视行业、政府监管部门与数字电视提供者彼此分离，只有保证三者之间没有利益牵扯与冲突，才能使消费者的投诉得到尽快落实。
最后，完善垄断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机制。建立公益诉讼，从而鼓励消费者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当前，数字电视推广使用的依据是政府的相关文件，消费者对数字电视提供者提讼时，法院则以此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为由，不予以立案，使得救济无门。
五、结语
“对于不同的个人或集团而言，共同的幸福势必意味着不同的东西”［10］。数字电视的推广的确让消费者享受了与模拟电视无以相比的视觉效果，然而这一切却是以牺牲消费者自主选择权为代价的。如果简单粗暴地认为“公共利益”就是“多数人的利益”，从而可以肆无忌惮地侵蚀消费者的合法权利，毋庸置疑，这样的“公共利益”是缺乏正当性基础的。
当下，政府滥用经济权力不当干预私权、侵害公共利益的事件层出不穷，而“公共利益”这个“口袋”却为谋一己私利的政府及其部门装下了许多不正当利益。大量寻租行为、滥用权力侵犯私权的现象折射出我国经济民主的缺位，经济法治的苍白。西方经济法治的经验表明：要保障私权不受侵犯，实现市场有序竞争，有效的途径就是经济法治。由于对权力制约与监管的失范，在经济改革中腐败现象重生，消费者幸福指数不断降低，这些现象表明对经济权力规制的必要性和人们对于经济法治的期盼。诚然，有关经济权力的规制与经济法治的建设既是经济法学者关注的焦点，更应是政府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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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Consumerprotection:FromtheperspectiveofDigitaltelevision
CHenRong
(LawSchool,Hunan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2,China)
abstract：Consumerchoiceisoneofthemostkeyrightofconsumer.thebasisoflegitimacyofconsumerchoiceisthebalanceofjusticeandtheweakpositionofconsumers.However,digitaltelevisionproviderabusesitsmonopolypoweranddeprivesconsumeroftheirchoicerightbythemeansofstandardformcontract,whichisviolatingthefreedomofcontract.Governmentandthedigitaltelevisionproviderstaketheirowninterestsaspublicinterests.whattheydidhasviolatedconsumerchoiceright.theconsumerprotectionlegislationshouldbeimprovedinmonopolyindustries
Keywords：Consumerchoice;purpose;Freedomofcontract;Standardformcontract;publicinterest
收稿日期：2011-03-20
数字经济的意义篇4
尼克拉期・尼葛洛庞帝的一本《数字化生存》一时风靡全球，原因在于他准确预言了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数字化、网络化革命。其实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指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以农业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所促成的生产力进步超过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生产力发展的总和。而在一个半世纪后，始自20世纪中期的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下述新趋势：（一）从生产力方面看，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基础，在企业数字化生存成为必然的选择；（二）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在日益加深，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些全球问题，如能源、环境、人口、粮食、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离开人类的共同努力和一个全球性的管理规则，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三）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界的战略并购一浪高过一浪，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和公司内在发展战略要求，逼迫它们不得不加快扩大规模，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步伐，而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又加速了中小企业进入这一竞争队伍的步伐，从而使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四）从宏观层面看，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宏观经济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国民经济有可能实现更加依靠知识资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趋势，出现所谓的新经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日益向网络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次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革命。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传统的资本经济向数字化网络经济转变。
二、警惕网络经济的西方范式
网络经济时代或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以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倡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nⅡ）为开端。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建立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自从互联网这一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头已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正以几何级数高速膨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是利用一种新技术，而且仅以它能否带来比不用它时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与巨大经济利益相关的重大技术发明，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几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家史，走的是一条强盗式的道路，它们通过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一旦达到目的，就将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谓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将非法变成合法，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金科玉律。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再一次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温旧梦，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它们试图依托网络和信息优势，控制世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使之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积聚，以期达到像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大的资本优势控制世界一样，在21世纪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世界。这种“吸血鬼”式的网络资本主义特征是信息时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它的实际价值和所产生的效益绝非首日之殖民掠夺，技术侵略等传统手段所能够比拟。
面对这一严峻形式，我们必须关注近10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这两个引人关注的发展趋势和它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数字经济的意义篇5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 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 总 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数字经济的意义篇6
关键词：知识经济；数字出版；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014(C)-0112-02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文化能够决定一个民族是否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和国家是否能够持久发展。如今知识经济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共识。我们已经不必像几年以前那样炒作“知识经济”的概念，对其他人灌输知识经济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知识经济已经是这个世界运转的基本规则。然而在我国知识的价值却被远远的低估，各种山寨产品、侵犯知识产权、非法拷贝等现象时有发生。近年来国家对教育、文化创意、科技发展等都进行了大力的支持，而且有着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些都意味着我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历程，文化建设也出现欣欣向荣的趋势。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出版，尤其是科技出版和学术出版扮演者重要的角色。
一、知识经济与数字出版简介
（一）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的本质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生产分配和消费为重要因素的经济”。在知识经济中最重要的是人才。知识经济时代具有如下特征。
知识是主要资源。在农业经济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在工业经济时代，还需要各种原料和能源作为重要的依托。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则是以以知识为主要资源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时代，一切都需要知识作为基础，基本所有的经济行为都离不开知识。如今知识资本已经开始成为创造与积累财富的主要条件。
知识经济时代以信息化为主要标志。信息化是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基础上实现的，而数字出版则是信息化后的重要产物之一。信息化也是知识经济与传统的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的主要区别。信息化打破了时空上的限制，突破了国与国之间的障碍，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加剧了竞争。
知识经济时代突出了人才的重要性。传统的诸如农业经济等经济形态都是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的，其竞争的对象也主要是土地、劳动力等重要的资源。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才是首要的生产要素，而知识的产生传播、继承、创新更加离不开人，这就突出了人才的重要作用。
（二）数字出版
数字出版时相对于传统出版的一个泛化的概念。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于出版的认识，大大的拓宽了出版的领域，对于出版物的种类也是一种丰富，同时还打通了各个出版环节。数字出版的概念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出版过程数字化、内容产生的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的数字化。数字出版的形式多种多样，从广义上来讲，在出版的任何一个环节如果使用了二进制技术手段，那么就可以归属于数字出版，包括了原创作品、编辑加工、印刷复制等等的数字化，如电子图书、数字报纸、网络游戏、在线音乐等。从狭义上讲是从传统出版扩展到数字出版领域，例如很多出版社所推出的各种在线工具书和电子图书等。
数字出版实现了出版物载体的拓展，可以利用各种先进的数字媒体来作为出版的载体。同时也可以让我思考到底何谓“书”。数字出版的出现使得出版业商业模式的重建。如今已经不是传统的为书寻找用户，而是为用户寻找内容，出版企业必须由以产品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进行转变。在如今这知识经济时代，数字出版使得文化交流的特性更加突出和易于实现。传统观的出版物在交流上则很难解决从一开始就与读者进行及时沟通的问题，也很难在创作的过程就能够与读者进行有效的交流，不利于知识的传播。而数字出版则可以大大的解决这些问题，它能使一部好的作品可以根据读者的要求不断改进延续，同时因为网络的存在，数字出版的产品可以进行广泛而又快速的传播，有利于知识的传播，也有满足知识经济时展的基本要求。
二、知识经济时代数字出版对文化建设的影响
（一）消极影响
外来文化的冲击，弱化民族精神，使得民族文化受到冲击。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已经按照承诺逐步地对外开放了我国相关的文化市场。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水平。为了能够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我国禁止了外商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音像制品、文艺表演团体、电影进口和发行等。然而知识经济时代产生的数字出版则可以不拘泥于传统纸质媒体的传播，通过新的渠道与形式进行传播。通过数字出版使得外国文化在中国的盛行，通过这些文化入侵，西方资本主义国际不断的推销他们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从而引起了部分国人对传统民族文化产生怀疑、否定，对一些传统美德视而不见，民族精神被大大的弱化，十分不利于我国文化建设。
知识经济时代的数字传播为不良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大力的提升，带来了人类文明的跃进，数字出版虽然对促进知识的传播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却不可避免的为某些不良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新的途径。知识经济时代，随着数字出版的高速发展，网络出版发展也在不断加速。然而网络却不分国界、不分民族，使得各种涉嫌色情暴力的网络游戏的广告科在网络上随处可见。在网络上充斥着色情及其他的各种低俗信息。整治这些不良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净化社会文化的环境的重要举措。
（二）积极影响
虽然数字出版对我国的文化建设有着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其起到的积极影响。
数字出版有利于将我国文化推向世界，从而增加文化的开放性。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在知识经济的推动下，全球化的进程逐渐加快，从而为人类知识的组合与利用开拓出了广阔的天地。如今数字出版已经是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大亮点。不同于传统的出版物，数字出版则可以有效的改善语言、内容、传播渠道和营销网络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正是因为数字出版没有了这些限制，可以使得我国的文化更容易走向全世界。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吸取其中的精华，去其糟粕，使得我国的文化更加具有先进性。
有增强我国文化的科学性，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社会要进步，就需要有先进生产力作为主要支柱。知识经济时代十分重视人才，而人才则又是提供生产力的关键。在知识经济时代，新兴的文化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并且已经逐渐的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以出版数字化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如今已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层出不穷，数字出版打破了传统观念、传统业态以及传统机制的束缚，推进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法律出版社
参考文献：
数字经济的意义篇7
Keywords：digitaleconomy；institution；innovation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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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数字经济的意义篇8
充分发挥地方文献的地域化优势．加强数字化建设．为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提供系统、全面的信息服务。
关键词图书馆地方文献数字化振兴老工业基地
分类号G255
地方文献是记录某个地区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发展轨迹的文献资料．是一个地方的发展见证。目前．各级公共图书馆已经充分认识到加强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开发、利用，是发挥本馆藏书优势，树立形象，体现信息服务特色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各级公共图书馆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地方文献工作．将地方文献的搜集保存、开
发利用列入其工作的重中之重。
1.地方文献信息数字化
1．1意义
在当今信息时代．若以传统形式保存使用地方文献．显然不利于这部分文献的开发利用．更不利于远程使用与信息共享。通过数字化将传统媒体文献转换成数字文献，将为地方文献赋予时代意义．并提升其对社会发展的价值。
1．1．1保存价值。可更有效地保存地方相关资料，极大地减少甚至杜绝珍贵地方文献资料的破损、遗失。
1．1．2传播价值。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及介绍地方历史与特色．提高地域知名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
1．1-3使用价值。利用全面系统的数字化信息，为地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更有价值与针对性的服务，并提高人们获取有价值信息的效率。
1．2世界图书馆地方文献数字化现状
国外图书馆的地方文献数字化资源相当丰富。比如．通过interact网在美国各公共图书馆的网站上．可找到与当地有关的地图、档案、史料、照片、音乐、艺术、文学等丰富资料。其中以国会图书馆“美国的回忆”(americanmemory)最为著称。这项源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档案资料数字化的工作。目前已扩展为各图书馆合作参与的、共同将美国历史文献数字化的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部分情况见下面附表。
2地方文献数字化的内容
2．1书目信息数字化
目前．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尤其是省市级公共图书馆已基本完成了书目信息数字化的建设。在此基础上，只需将地方文献数字化书目信息集中，并对相关字段重点补充完善，便可建成地方文献书目数字化系统。
2．2篇目信息数字化
地方文献内容涉及地方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科技等诸多方面，各种具体信息包罗万象。因此，需要深入到信息单元——篇目．建立地方文献篇名数据库，通过题名、责任者、年代、关键词、出处、分类等途径．将单元信息系统全面地揭示出来.
2．3全文信息数字化
一种是根据特定专题对使用率较高、开发价值较大的地方文献进行全文数字化转换；一种是选择富有独特性、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地位并在馆藏中占有一定优势的地方文献进行全文数字化转换；一种是在条件不具备时对某项专题文献进行文摘数字化建设。
2．4多媒体信息数字化
多媒体信息具有声形并茂的特点．因此通过对地方文献光盘、录音带、录像带、幻灯片、缩微胶片、影视作品等进行数字化转换，将使地方文献数字化信息更为丰富形象，增加地方文献的可读性、趣味性、直观性。在网络环境下，对于地方文献的广泛传播与利用有着特殊意义。
2．5专题数据库特色化
建设专题特色数据库其中一项工作内容是将馆藏某个特定专题的地方文献数字化信息(包括书目、篇名、文摘、全文、多媒体、电子文献等)加以集中，并把分散在不同文献中有价值的相关信息提炼出来，进行内容的编辑提升；另一项内容是
对网络中的相关专题数字化信息资源加以搜集、整合。
3利用地方文献数字化信息为振兴老工业基地服务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党中央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东北地区各级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地方文献工作应抓住这一良好契机，充分发挥文献的独特优势，加强数字化建设，为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提升地方文献信息
服务的效益。
3．1服务于社会公众
3．1．1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地方文献因其显著的地域性特征成为最好的乡土教材。数字化、网络化的地方文献．使广大社会公众足不出户即能通过网络方便地检索浏览图书馆有关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大量数字化信息，了解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大政方针，凝聚地方意识，激发爱国情怀，振奋精神，鼓舞斗志。
3．1．2提高公民文化水平。①加强文化素养。读者通过数字化的地方文献了解家乡各方面信息的过程，就是学习历史、提高文化素养的过程。这对启迪广大公众的创造力，激发人才潜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②培养再就业能力。老工业基地下岗失业人员多，图书馆可通过网络远程教育系统，建立下岗人员技能培训基地，帮助他们提高生存技能，树立生活信心，无形中对社会的稳定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3．2服务于领导决策
3．2．1提供纵向信息参考。地方文献兼容并蓄，从各个角度记录、研究和探讨该区域方方面面的情况，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地方文献的数字化，使这些信息的查找更方便、更集中；使提供的有关地区的诸多信息更系统、更全面。决策者对我们提供的数字化信息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研究，其决策更具有客观性、科学性、针对性和实用性。
3．2．2提供横向信息借鉴。目前东北的主要矛盾是偏重的工业结构与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矛盾。而德国的著名工业区鲁尔区。其初期发展跟东北很相似，现在却顺利实现转型。这种经验很值得借鉴。因此注重横向信息、即时信息、政策信息尤其是经实践证明成功的经验信息的提供，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人才、产业结构调整、社会保障等等重要症结的解决，对领导决策将产生更大的参考作用。
3．3服务于经济建设
3．3．1提供决策信息。通过数字化的地方文献为各级地方政府和经济部门提供全面系统的有关本地区自然、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使之结合当地现实情况制订出符合本地实情、发挥本地优势的科学的经济发展规划与措施，加快地区开发的步伐。
3．3、2展示地方特色。将东北优秀企业、优秀产品、地方特产、
旅游资源等信息资源数字化，通过互联网广泛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东北，认识并接受东北产品；同时，也可吸引国内外的投资经营者来东北投资，为企业和经济的振兴牵线搭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拉动地区经济建设；另外还可以以此争取企业资助，筹措数字化建设资金，形成良性循环。
3．3．3导航网络信息。发挥图书馆的资源整合优势，通过对网络相关数字化经济信息的搜索、导航。有针对性地提供有利于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专题实时信息。
3．3、4服务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许中小民营企业苦于无法得到其需要的信息而阻碍了发展。图书馆可通过数字化网络将这些企业组织起来，为其定期提供所需的各方面数字化信息，也可为其提供专门的网络展示，达到沟通信息、互通有无、把握市场、持续发展的目的。
3。4服务于科学文化研究
地方文献集古今科学文化成果之大成。既可横陈百科又可纵观千年．其中蕴藏的丰富信息资源。具有极高的参考实价值和应用前景．历来是后人编史修志、专家学者教学科研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东北各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收藏
相当丰富，尤其是《盛京时报》、日伪时期满铁遗留的书刊资料、二十世纪初的西文出版物等等，具有极大的研究和参考价值。加快这部分文献的数字化建设，不仅可保护和抢救这部分文献，而且对服务于科学文化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3．5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
地方文献记载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杰出人物、历史事件、风俗民情等，既是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传统
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文学艺术创作的素材源泉，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l）廖晓云．建立地方文献计算机数据库为地方建设服务．现代情报．2002(1o)
（2）姚宏伟．地方文献数字化及在我馆实践的探讨．图书馆学研究，2004(1)
（3）蒋祥春．胡强．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初探．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3(9)
数字经济的意义篇9
政治经济学论文4300字(一)：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逻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摘要：以资本积累为动力的全球性经济，其问题外在地表现为经济危机。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演变趋势的分析，可以把握到两重变化：资本积累从以暴力为前提的剥夺性积累转变为以信用体系为前提的隐匿性积累；经济危机从周期性生产过剩的萧条性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变革并没有使现实的状况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资本逻辑依旧是引发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在资本逻辑引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经济治理方案无法彻底地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因此，发挥超越资本逻辑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并促进治理机制变革至关重要。
关键词：资本积累；经济危机；资本逻辑；全球经济治理
一、引言：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演变趋势
探讨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演变趋势首先需要追问这样一个前提：经济问题从一国演变为全球性问题是从何时开始的，是什么样的变化促使我们在全球性意义上探讨经济问题。在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经济贸易虽然展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但彼时对于经济问题的理解还没有脱离单个国家或民族的限制。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世界市场”时，经济问题开始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世界市场的过程伴随着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因此，我们从全球经济演变的动力——资本积累，以及全球性经济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经济危机两个方面的入手，探讨它们的演变趋势。
(一)全球经济演变的动力——资本积累
在商品经济形成初期，经济交往的动机是单纯的交换。这种交换动机下的商业行为所能够联结的范围有限，以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为主。真正促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普遍交往并建立世界市场的内在动力是“资本积累”。
(二)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激化表现——经济危机
资本积累以暴力的形式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歼灭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进程，经济问题取代政治问题成为一国或多国之间的主要问题。经济问题最剧烈的表现形式便是经济危机。最早的经济危机是荷兰的郁金香狂潮。自17世纪的这一次危机之后，几乎每隔10年就会有规律地发生一次危机。由于危机的影响程度有限，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过度的投机活动引起的把危机的产生原因理解为投机性活动，原因在于当时的资本积累范围较小，危机产生的影响范围有限。随着资本积累全球性增长与机器大工业的广泛普及，投机性积累行为转变为规模性、规律性的资本积累。经济个体无法在单一范围内发生作用，而是在更普遍的社会联系中，成为了资本全球性运转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同时，经济危机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全球性经济危机破坏性最剧烈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使经济发展严重衰退，工业生产遭受重创、国家财政濒临崩溃，失业率急速上升。于是，经济学家们开始直面马克思关于危机的理论。美国率先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等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关系重新进行审视与调整。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调整只能相对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相对生产过剩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不能根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基本矛盾的重新激化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只是，经济危机的形式会有所改变。
二、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内在逻辑
对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趋势的分析，可以把握到全球性经济问题的两重变化。首先，资本积累作用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以暴力为前提的掠夺转变为以信用体系为工具的剥夺性积累。资本积累的剥夺对象不再仅仅是实体性物质资本，而是更加关注脱离实体的“数字资本”，资本的全球性积累更加隐匿化。其次，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改变。
(一)资本积累的全球性演变遵循资本逻辑的辨证否定机制
首先，全球性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走向自我崩溃的体系。资本积累的源动力在于想要无限制地获取剩余价值，资本积累是资本增殖逻辑的外在表现。全球性资本积累是一个发展的体系还是自我崩溃的体系，关键在于资本增殖自身的逻辑是否能够在内在调节机制下，实现无限的扩大。如果认为资本逻辑具有这种自身调节机制，那么全球性资本积累必然是一个促进资本主义实现的发展过程；如果认为资本逻辑不具备这种机制，资本积累在全球性扩张过程中会不断地加深对立与冲突，产生危机。那么，就会得出全球性资本积累是一个走向自我崩溃的体系。
其次，全球性资本积累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过程。根据罗莎·卢森堡对资本积累理论的发展性理解，资本积累离不开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性积累必须在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通过它的一切价值关系与物质关系——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而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结合着。”
(二)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
自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对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就没有停止过。但是，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多是从经济现象的层面理解经济危机的产生，很少有触及到资本本身。马克思则是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本身出发，探究了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第一个限制：“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会遇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11)。对于这一限制，马克思是在资本增殖方式——创造绝对剩余价值层面上分析的。这一限制使“流通本身”成为生产要素，生产是否过剩要在流通领域中判断。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资本主义要想延缓危机的发生，就要打破消费量与消费能力的限制，就要使流通范围不断地扩大。流通范围的扩大包括两个相继的方式：直接地创造更广阔的世界市场，改变非资本生产地区的生产方式。然而，“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⑦这种方式在达到饱和之后，还会引起新一轮的生产过剩。
第二个限制：“作为新价值和价值本身，产品看起来会遇到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首先是货币量的限制”(12)。对于这一限制，马克思是在资本的增殖方式——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层面上分析的。“新价值”即生产力的提高而产出的新的使用价值与新的消费需求。新的剩余价值需要有相应的剩余等价物，剩余等价物不足表现为资本增值在流通领域的第二个限制。
第三个限制：生产过程必须转入流通过程，“全部产品必须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资本要想实现G-w-G’的过程，必须经历“商品的惊险一跃”，必须转化为货币资本。一旦转化失败，流通则不能更新，生产无法进行。这一限制的问题在于，如果当交换越来越表现为货币的流通，资本增殖的流通也就越来越虚拟化，金融资本形式将逐渐代替实体资本形式在更大的范围内运转。货币不再是流通手段意义上的货币，货币不再执行它的工具职能，而是成为目的本身。这种流通方式会使投机行为更加普遍，当人们普遍追求货币资本收益时，经济危机则以金融危机的形式产生广泛的影响。
三、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针对全球性经济问题，世界各国合力建立贸易组织，创建协商机制，形成了全球性的经济治理体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于解决经济问题具有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动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这并没有改变部分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目的：维持自身的国际垄断与国际霸权。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优化的中国实践
中国七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是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刻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诚然，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资本主义国家主流。资本主义国家针对资本增殖在流通范围内的限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遵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不断创造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从而缓解全球性资本积累造成的扩大性生产过剩危机。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在“资本—市场”的关系层面来强调市场的作用，这就导致政府在“资本—市场”的逻辑下，以资本增殖的市场调配为先导，过度依赖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无法有效规避金融风险与经济危机。中国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是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为根本追求。如何在保持市场资源调配活力的同时避免市场失灵所导致的供需失衡、分配不公等问题是中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引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一度陷入低迷。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未能适应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德国学者施德凡·施马尔茨认为金融危机为东亚国家创造了机遇，促进了“全球经济权力从西向东”(16)的转移。实际上，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对外需求的严重下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各项经济发展指标持续低迷，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为应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通胀压力与经济下行风险，2015年首次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
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中国治理全球经济问题的新理念：“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9)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蕴含了在超越资本逻辑意义上治理全球经济问题的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对于全球性危机的本质把握。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对抗。
四、结语
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事实证明，资本逻辑依旧是引发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针对全球性问题，国际合作组织与国际多边机制共同构建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干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如果始终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则无法彻底摆脱资本逻辑的内在限制，甚至会加剧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扩大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发展理念以及对抗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实践经验为世界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治理方案。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依旧十分有限。中国正逐步推进自身在国际体系中从参与者到倡导者的身份转变，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利，真正成为国际经济事务的建设者、引领者，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贡献中国力量。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摘要：党的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对我国经济实现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加快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数据”已成为日益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资料，数据的生产和开放利用、数据相关技术及产业创新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我国数字经济及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正在由并跑变为领跑，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因而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数据作为一种特殊生产要素和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参与分配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市场在数据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要更好发挥调控与监管作用。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由数据要素市场决定的数据所有者和开发者报酬机制。当前，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实践中，要尤其注意数据的权属、数据的利用和保护、数据的科学分类以及数据交易机制等问题，在建立好相应的法律法规基础上，使数据要素在未来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最大功用和价值。
关键词：数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提出的背景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不断取得创新突破和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浪潮、新动能和新引擎，并呈现加速发展之势。由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是以大数据及其相关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形态，因而，作为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数据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凸显，数据的生产和开发利用成为新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支撑。而在这一领域，我国正从跟跑者变为并跑者，并在以5G为代表的通讯技术、集成电路、互联网金融等部分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此背景下，我国与数据和数字经济相关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崛起并迅猛增长，它们在不断向传统经济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使得整个国民经济越来越“数字化”。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1/3，达到34.8%，占比同比上升1.9%，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同比上升12.9%，超越部分发达国家，成为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1)最新有关研究报告还显示，全球数字经济国家竞争力我国排名前三，而在数字产业竞争力方面，我国反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
早在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设立新兴产业创业创新平台，在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大数据、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赶超先进，引领未来产业发展。”这是大数据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后每年政府工作报告都着重提到我国大数据及相关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应用问题。从2014年开始，中国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大数据创业公司纷纷崛起。2015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这一年我国也迎来了大数据时代。201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9月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大数据产业及技术的发展应用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首次明确提出“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5年)》显示，2015年我国大数据市场规模达到115.9亿元，增速达38%，大数据在我国开始从概念走向应用，快步迈进实用门槛。
2016年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促进大数据发展。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到国家大数据战略，并提出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让企业广泛受益、群众普遍受惠。这是“数字经济”首次被明确提出，表明数据资源和大数据技术已经成为关键因素，并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加广泛和重要的作用。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和数据存储公司希捷的研究，2018年我国产生约7.6ZB数据，占全球数据圈的23.4%，而且每年以超过全球平均值3%的速度产生并复制数据，数据总量到2025年将增至48.6ZB，将占全球数据圈的27.8%。(3)从数据总量来看，我国已经成长为全球性的数据大国。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到：“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首次明确将数据确认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发展，也是我国适应当今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的要求，特别是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发展需要所采取的重要举措，为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进而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二、生产要素的时代演进与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必然性
生产要素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是指人们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主要资源，是财富创造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经济学从产生伊始就致力于研究生产要素、破解增长之谜。古典经济学家把生产要素归结为土地、资本和劳动。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不断演进和变化。
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劳动力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所指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1]这里考虑到了“经济空间中的土地资源对于财富创造的作用”[2]。18世纪60年代，英国以发明纺织机和蒸汽机拉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此后机械化不断发展，作为物质资本的机器设备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要素。19世纪60年代后期，电力和内燃机的出现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强化，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进入20世纪，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日益壮大，部分企业出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职业经理人出现，管理和企业家精神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被加以重视。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控制技术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成为日益重要的生产要素。
20世纪80年代开始，数字革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渐兴起并蓬勃发展。当前，以云计算、移动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席卷全球。数据及其相关技术已经把人类社会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数据的生产、加工、传输流动和利用不仅使自身发展成为一个庞大产业，还推动了各个领域的深度变革，颠覆性地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就曾指出，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全球已经跨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就我国情况来看，数字经济走在了前列，数据相关技术与应用大多处于并跑甚至领跑的位置。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3，这表明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富有生机活力的新业态。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原料”和加工对象，作为网络经济的基础，数据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几乎一切都在数据化，数据几乎无所不在。数据作为经济发展的黏合剂和催化剂，赋予其他生产要素更多的能量，其对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将超过其他几个生产要素。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数据成为生产要素之一是必然。
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演进及数据参与分配的必要性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最早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3]，但这是以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为前提的。由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货币关系还在一定范围内大量存在，单纯的按劳分配原则显然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分配方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最终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得以确立。
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强调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允许参与收益分配。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首次提出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第一次明确指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强调，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首次提出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强调：“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并且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要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体现了中央通过加快健全相关制度和机制来调节再分配。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2017年党的报告再次强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在此基础上，刚刚召开的党的四中全会明确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标志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更加成熟。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性资源，参与收入分配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我国，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经济主体在产权关系上是相互独立的。由于存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特别是私有制经济成分和明晰的产权，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有理由追求各自利益和权益。要素资源拥有者根据资源的稀缺性、重要性和供求关系，以及其在生产经营和价值创造中所做的贡献获取回报，进而得到正向激励，使各种要素资源获得合理利用，也就成为必然。而数据资源也是稀缺的，也为不同独立的利益主体所拥有，且在一定情形下具有独占性，甚至是垄断性特征，因而也要按贡献参与分配，使其发挥应有作用。中央明确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无疑将激励数据的生产加工、传输流动和有效配置与利用。
四、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与实现方式
马克思认为，收入分配过程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新创造价值(v+m)在劳动者收入(v)和剩余价值(m)之间分配，二是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参与剩余价值(m)的分配，即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参与分配所形成的利润和地租，及利润再被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4]。当企业主收入表现为职能资本家或职业经理人等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管理劳动职能的报酬时，便成为管理的收入。这样就有了劳动、土地、资本和管理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途径。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下，劳动者得到劳动报酬(v)，其他要素所有者(非劳动者)则分享剩余价值(m)[4]。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可能持有资本和知识产权等资产；资本所有者和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活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复杂劳动；其他要素拥有者的知识与信息生产创造等活动也是一种复杂劳动。因此，劳动者和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提供和拥有者在整个新价值(v+m)过程中都参与分配。詹森和麦克林(Jensenandmeckling)在1976年发表的《企业理论：经理行为、成本与所有权结构》中关于企业的代表性观点认为：“企业是生产要素之间的合同集”[5]。尤金·法马(eugeneF.Fama)也强调，“企业只是一组合同，涵盖了将投入结合在一起以创建产出以及在投入之间分享产出收益的方式”[6]。这些观点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企业中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机理。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企业中真正创造价值的只有劳动，而其他生产要素则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一定促进作用。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要素获得工资，其他生产要素根据各自在生产中的重要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分享劳动剩余。因此，与数据相关的分配也包括按劳分配和按数据要素贡献参与分配两个部分。
数据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生产之前，最初表现为一种劳动产品或商品，随后才表现为一种生产要素。数据的生产创造和加工传播是一种劳动过程，与之相关的分配属于按劳分配的范围；而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服务于生产过程并因此而获得的回报则属于按要素参与分配的范围。数据作为一种越来越关键的生产要素，对生产经营活动，对商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数据所有者可以凭借所有权和所拥有数据的类别及重要程度获得一定的回报。首先来看按劳分配的劳动报酬(v)。根据马克思提出的“总体工人”的概念，即“随着劳动过程本身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他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7]。同时还明确指出“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8]。这意味着，在数据生产过程中，生产经营管理也是生产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数据技术和管理人员也可以因为提供了复杂劳动在参与收入分配时得到较高的报酬。随着时代的发展，“数据”被单独提出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体现了数据的重要性和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与时俱进。数据已经在实体和虚拟经济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那么与数据要素相关的生产劳动也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
再来看剩余价值(m)的分配。通常m代表资本的收入，物质资本要素连同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都对m的增加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因而，技术要素通过知识产权，管理要素通过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控制权，数据要素通过数据所有权获得对m的分配权。企业的资本结构以股权结构体现，资本要素股权化的同时，技术、管理和数据要素也可股权化，以股权结构来表示要素的所有权。要素所有权的收益则体现在按股权结构分配剩余价值上。企业的股权结构以资本为单位，技术、管理和数据要素可以按贡献折算成资本份额，相应的回报就是技术人员收入、企业家收入以及数据要素所有者的收入。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时应获得多大的份额？其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应如何评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通过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对资源进行配置，并通过对各种要素进行科学的有机组合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和增进社会福利。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通常来说，要素价格是指生产要素的使用费用或要素的报酬。例如，土地的租金、劳动的工资、资本的利息等。那么数据要素的价格也应该在数据要素市场上形成，反映数据要素的市场供求关系。不同数据的重要性、获得难度和使用的排他性影响数据的稀缺性，数据稀缺程度的高低又进一步影响数据价格，进而决定数据要素持有者在参与分配过程中的谈判力度。数据要素的稀缺性会影响到数据要素的报酬比例。市场对于数据要素贡献的评价和数据要素的稀缺性将是数据要素报酬的决定性依据。数据既可以作为劳动产品获得报酬，也可以作为要素分享剩余。不同企业对于数据要素的需求会有差别，所以相应的也会对数据给予不同的报酬。需要强调指出，尽管数据要素配置及其价格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但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战略性资源，政府也要在其中更好发挥监管等作用。
五、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在实践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
市场除了根据各要素的供求关系决定要素报酬外，还要根据各要素贡献大小决定要素报酬。而宏观上，各要素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取决于其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性和贡献度。在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时代，数据成为越来越关键的生产要素，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其在收入分配所占比重也会越来越大。但是，当前在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实践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数据的权属问题。首先，数据按照主体可以划分为个人数据、政府数据和商业数据。个人数据因为与个人相关，所以包括了人格权和财产权；政府数据通常被看作是公共资源，公共享有知情权、访问权和使用权；商业数据则包含企业的知识产权、商业机密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数据权利内容会随着应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形成新的数据权属，因此事先确定其权利归属比较困难。我们可以参考国际上对于数据权利界定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以人格权保护为首要前提、以数据价值贡献为重要依据、个人权益保护和商业发展利益相辅相成三条原则，分类确定数据的权属。其次，数据内容、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是数据的五个方面，数据内容是数据的本质，数据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则是数据产生效益的保障，这五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在这些环节中存在多个参与者，每个参与者都对数据价值作出了贡献，因此在收入分配时需要同时兼顾。对数据采集、存储技术和分析技术所有者的分配，可以参照技术要素分配的方式，如技术咨询、技术入股、专利收益等。然而，对数据内容所有者的分配则缺乏参照，需要率先探索。应鼓励各类基于数据资源、内容使用、数据链接、数据存储等的商业模式的发展，通过探索商业场景的多元化，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分配方案，促进数据生产要素的高效利用。最后，数据无人可以独占，但却可以创造巨大效益。数据总体上属于国家战略性资源，最终要为国家发展服务，为人民福祉服务。因而国家应该对数据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有必要通过法律法规确保数据被合理、安全地使用和配置。
第二，数据的利用和保护问题。数据纳入生产要素之后，利用好数据便成了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前提，但同时也涉及数据利用的权责问题，需要做好数据保护。这其中产生了两方面矛盾，一是数据的深度利用与个人数据保护之间的矛盾。比如，英国《观察家报》披露了英国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公司能够未经授权访问5000万份Facebook个人数据，并使用人工智能获得非常深入透彻的洞察，了解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并成功影响选民而协助唐纳德·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还介入了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9]。这表明个人对自己的数据被利用的情况知之甚少，甚至没有个人信息自决权。随着大数据的广泛使用，个人信息暴露在公共空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公众对于个人信息安全的需求和意识也越来越强，应该用严格的法律保障机制处理好数据深度利用和个人数据保护的矛盾，个人数据需要明确知情权、可支配权、可删除权等。二是数据的开放共享与数据内容产权保护之间的矛盾。比如，微软删除了其最大的公开人脸识别数据库——mSCeleb。mSCeleb数据库于2016年建立，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开面部识别数据集，拥有超过1000万张图像，将近10万人的面部信息。虽然这个数据库只作为学术用途来使用，但是微软还是担心侵犯公众隐私权而将之删除。因为微软是通过“知识共享”许可来抓取图像和视频中的人脸信息，并不一定直接得到照片与视频中人物的授权许可。目前就我国的情况看，关于数据使用的监管机制还有待完善，组织机构和个人滥用数据、数据被非法获取和交易的情况时有发生，影响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影响消费者合法权益[10]。近些年来，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产权保护已经受到国际上重视，我国应该多进行相关国际法律对话，推进数据领域的全球治理。既要高度保护个人隐私信息，又要推进脱敏数据的深度和广泛利用；既要依法保护私有数据产权，又要促进公共数据向社会开放。同时还需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数据监管机制，促进数据产业良性发展，提升我国在数据领域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第三，数据的科学分类问题。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需要最大程度地利用好、保护好。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数据都可以参与收入分配，应该根据其特征进行合理分类。比如，可以按照“敏感性”对数据进行分类。如果属于涉及诸如国家安全的敏感数据，要加强保护甚至限制其参与收入分配。再比如，我们可以参考经济学中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概念。公共物品兼具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共享性)，如国防、空气和法规政策；私人物品则兼具排他性和竞争性，只能私人消费，如私人食物；准公共物品的性质介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即具有非竞争性与有限的排他性，或者具有非排他性与有限的竞争性，如高速公路、医疗教育等。从经济学角度看，数据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非竞争性”(共享性)，意味着数据可以供多人重复使用。如个人数据，完全符合非竞争性的要求，因为数据可以供不同的人重复使用并且不存在使用后效用递减的问题，相反可以通过不断挖掘数据来发挥其最大功用[11]。但是对于其(非)排他性特征，需要在制度上进行合理安排。如果当前法律环境对于个人隐私的保障还没有达到满意的程度，那就有必要使个人数据具有排他性。但是如果要使个人数据在当今时挥最大功用，就需要反复对之进行挖掘并和其他数据一起交叉利用，因此我们有必要设计一种制度使得个人数据成为准公共物品，即具有“有限的排他性”。此外，还有一些数据可以看作是公共物品，比如天气数据、水质资源数据等，这一类数据人人都可获得，不可能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或构成市场进入障碍。
第四，数据交易机制问题。虽然各地已经陆续建立了一些数据交易市场，有地方政府主导的，也有地方政府和企业主导的，但是全国范围内没有形成统一的数据交易市场。各数据交易市场相对独立，缺乏统一的交易规范体系，具体包括交易规则、交易定价标准、交易定义；缺乏完善的数据登记、会员制标准、信息披露制度；缺乏关于国际数据交流的相关规则等[12]。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建议：首先，将来数据交易市场应在国家主导下形成统一的数据交易平台，通过统一规范的标准体系实现各数据交易市场之间数据流动与资源整合。其次，需要提升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水平，引导各行业企业积极参与数据市场交易，扩大数据要素市场规模。比方说不同行业可以成立相应的行业数据协会，国家可以对各行业数据协会的交流进行必要的监管。最后，数据质量不合格，会严重影响数据分析的效果，甚至会使得分析结果与事实严重不符。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都需要建立规范的数据治理流程和考核机制途径对数据质量进行管理，也可以通过建立具有国家资质的第三方数据评估机构，以严格保障数据质量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六、结语
数字经济的意义篇10
21世纪是社会高度信息化、经济高度知识化的时代，以数字资源为基础的新阅读、新创新、新交流的特征日益彰显，数字资源的建设不仅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而且还引发了一场社会革命和文化创新，也同时开辟了党校数字资源建设的新前景，具有深刻的意义。
1、加强数字资源建设，是国际信息资源发展的要求。数字资源目前已成为信息社会的核心资源，也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高点。谁掌握了数字资源，谁就能在经济发展、知识创新中处于优势，谁就能更有效地利用物质资源，从而在竞争中掌握主动。正因为如此，许多发达国家都对数字资源的建设予以高度重视，将其作为产业来发展。这种全球信息化的态势，要求党校图书馆必须加强数字资源建设。
2、加强数字资源的建设，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新时期，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任务，要求在社会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建设节约型社会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数字资源建设的本质是将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传递网络化、信息共享全球化、信息提供知识化。这不但节约了资金和空间，而且还方便了读者的检索，节约了读者的时间，同时使信息服务更具有个性化的特点，是一种符合节约型社会要求的、必要而有效的举措。
二、加强党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应处理好四个关系
数字资源建设是党校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核心和重点，也是实现党校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工作，但要真正把这一工作做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会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而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些问题，关系到数字资源建设能否顺利推进。对此，在党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进程中应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1、数字资源与传统文献资源的关系。目前，对党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建设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把数字资源和传统文献资源完全割裂开来，认为数字资源可以取代传统文献资源，数字图书馆可以取代传统图书馆，因此有忽视传统图书馆馆舍、馆藏和为读者服务的倾向；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文献资源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应当把购书的经费都投入到数字资源的建设上。另一种观点认为，数字资源无法取代传统文献资源，应当侧重对传统文献资源的建设，加大购书的投资。这两种认识对数字资源的建设都是不利的。数字资源是传统文献资源的延伸和发展，数字图书馆是图书馆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延伸和发展。数字图书馆虽然在当今世界中发展迅猛，但它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它的信息还不够丰富，许多知识和材料还没有进入数据库，人们还不能随心所欲地查阅各种资料，大量的知识还是以印刷品的形式存在；有许多内含着丰富历史意义的真迹和孤本，是不可能简单地用数字化的形式来替代的，不管时代如何进步，不管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收藏和贮存印刷品的工作也是不可能被取消的，企图以数字图书馆完全代替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资源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对传统文献资源的建设，二者应互为补充，协调发展。
2、自建数据库与外购数据库的关系。数据库是数字资源的基本组织方式。目前，党校图书馆系统数据库的主要来源靠外购，各级党校图书馆都根据自己学科建设的实际需要，购进了一批电子出版物和专题数据库，极大地丰富了党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为党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党校特殊的教育性质和特殊的服务对象，对数字资源也有其特殊的要求，这是普通数据公司难以提供或难以充分满足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社会上现有的成果，购买和引进数字资源，尽量避免重复数字化；另一方面，针对党校教学科研、干部教育的需要，选取本馆有较大价值的、有特色的、社会上罕见的馆藏文献进行开发，把数字资源建设的重点放在自建数据库上，这既是图书馆开展特色信息服务的体现，也是图书馆发挥自身优势、提高地位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