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看法篇1
人们为什么偏好“做官”
国人有崇尚做官的传统。学而优则仕，可谓根深蒂固，历久不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虽反复强调：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可人们还是要削尖脑袋进机关、当干部。即使经过20多年改革，人们的择业观已有大变，可是在很多地方，从政依然是许多人的首选。人们为何对做官情有独钟，一定要往“官道”上挤呢？
人们乐于在政界摸爬滚打，主要受三样东西驱使：赢得尊敬、获取收入和权力。其中，权力最为关键。有了它，不仅前两样东西唾手可得，不费吹灰之力，有时权力甚至有通天的本事，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无怪乎古往今来，无数英雄拜倒在权力的魔杖之下。站在经济学角度看，掌握权力，就意味着控制了公共资源。对封建帝王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都是他的，所以皇权至高无上。从封疆大吏到七品县令，官印在手，管天管地管空气，说一不二，因此百姓称他们为“父母官”。当然，共产党的干部绝不是封建官吏，但人民给予的权力，同样是对公共资源的控制。计划经济时期，官员大笔一挥，可调拨物资，分配指标，下达任务，可谓字字千金。时至今日，越是市场经济欠发达、国有经济比重高的地方，人们的从政热情越高。在这些地方，机构精简难，公务员考试火，千军万马挤官道，大多都是冲着官员手中的权力来的。
如何淡化官本位意识？经济学的法门，就是“一收一转”：收缩政府对公共资源的控制，转变政府行使职能的方式。传统的计划经济，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认为政府无所不能。既然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政府机构便一再膨胀，吃皇粮的人不断增多。政府权力重，企业权力轻，为官员擅用职权、假公济私开了绿灯。而市场经济国家，则认为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政府的职责只有四项：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缺陷、保护“不能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成员。政府的权力锁定在此范围内，经济活动就不应听命于政府，而主要应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进行调节。只有当市场调节代价比政府干预大时，才需要政府那只有形的手出来帮忙。像国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个人无法提供；或者风险太高、无利可图，私人不愿意干，这样的事，只能由政府去办。换句话说，在经济生活中，政府只是个配角，别人不愿做或做不了的事，才需要它去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以民营经济为基础，提倡小政府，大服务。国有经济只需控制重要部门、关键领域，对国民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其它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应该逐步退出。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少了，管钱管物的权力自然相应收缩。另外，市场经济也对政府的活动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由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由微观调控变为宏观调控。比如将行政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就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如此一来，想借做官捞一把的人，一定会望而却步，另谋高就。想做官的人少了，做事的人多了，于己无害，于国有利，岂不善莫大焉。
人们为什么要“跑官”
“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此类顺口溜版本多，流传广，影响大，以至人们一提跑官，就会和买官挂上钩。其实，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万事万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抛开价值判断，只作经济学分析，跑官现象的出现，实在是事出有因，合乎情理。
经济学上讲，市场有一个信息不对称问题，所以你去商场购物，一定要先弄清该物品的有关信息(比如质地、价格等)后，你才肯付账。官场未必不是如此。握有选票的人，假如不了解你，或压根儿就不认识你，你不跑，不向他们传递你的信息，他们如何选你做官？所以，跑官本身并没有错。不论哪朝哪代，中国外国，做官都是需要“跑”的，不过体制不同，跑官的路径也有不同。有的往上跑，有的则往下跑。时下人们口诛笔伐的，恐怕是那种只往上跑，不往下跑的跑官现象。
其实，跑官往上跑还是往下跑，就看官帽子握在谁手里。如果是上级任命下级，一言九鼎，老百姓人微言轻，说了不算，那么想当官的人若往下跑，岂不是冒傻气。“官位”本来就是稀缺资源，求者若鹜，如此供给不足，你不往上跑，不进入上级领导的视野，领导又没有千里眼，哪知你是何方神圣？一旦调兵遣将，自然就没你的事。经济学家常说，制度高于一切。李瑞环同志也曾经讲过：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性上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向上跑官，所以会遭到人们抨击，说明此类现象已不在少数，追其原因，肯定是现行选官的制度有毛病。设想一下，倘若某人能不能升官，不是由上面一锤定音，而主要是靠老百姓投票，制度一变，你说他会往哪里跑？多年来，我们总是埋怨某些官员不联系群众，说到底，这种由上至下的选官体制难辞其咎。
如果对这种“往上跑”的现象，做进一步的经济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另一个奥秘。经济学分析，一个常规的方法，就是成本收益分析。向上跑官所以在中国盛行，千古不易，还因其符合收益最大化原则。因为跑官投入少，产出多，经济上很划算。姑且以县级为例，干部提拔一般要过三关：组织部、书记办公会、常委会。起关键作用的，主要是县委书记、党群书记、组织部长。即便把常委会成员，包括列席会议的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全都算在里边，总共不过10多人。只要盯住这几个人，经常跑一跑，如果有半数以上被“摆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大功便能告成。而一旦官位到手，日后自然会有人往他那里跑。屈指一算，跑官的诸种投资成本，与提升后的远期收益相比，只怕是九牛一毛，当事人即使不懂经济学，也能算得过这笔账。
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做官也得跑。君不见小布什前年竞选总统，还不是要跑断腿。不过，人家跑官的路径与我们大不相同。按公共选择理论的说法，官场也是一种市场。政府就好比垄断经营的企业，官员好比经理，组织政府运行，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公民类似消费者，用投票选择政府的“经理”，并由此决定自己将来享受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如此一来，西方人跑官，得按市场规则办事。那么，市场是如何配置官位呢？市场经济崇尚的是自由竞争，对稀缺资源，谁出价高，谁就有权使用。这里的出价，当然不是让你掏腰包，而是要看你为民造福的本事，此间情形，就有点像工程招标，要看你的资质，看你的韬略，看你过去的政绩。可是，老百姓对你素昧平生，怎知道你有多大能耐？于是，从政者要四处游说，要搞竞选，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跑官，与计划经济体制正相反，不是往上跑，而是往下跑，要争取让公众多投票。
对西方社会的选举制度，这里暂不作评价。但仅从计划与市场两种选官方式，我们一眼便可分出优劣。解决向上跑官问题，其实并不难，要害是变少数人选人为多数人选人，也就是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增强透明度。面对亿万百姓，原来吃请送礼、拉关系找门子的办法，因成本高昂，会不禁自止。要做官，跑基层，要提升，看民意。同样还是“跑官”，一上一下，不仅路径变了，性质也有了天壤之别。密切联系领导，变为密切联系群众，党的优良传统回来了，惟有如此，我们的干部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
“数字”为什么可以出官
官方统计数字常常靠不住，这早已众所周知。中央曾三令五申，统计数字要打假。可如今的假数字，仍是比比皆是。往往同一个指标，能整出几套数字来，真实的数字究竟是多少，谁也说不清。为什么统计数字要掺假？答案只有一个：“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数字和做官，乍一看风马牛不相及，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回事。可如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了互动关系，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但在经济学看来，此中道理一点即破。现行的干部任用体制，是一种典型的金字塔结构。握有干部升迁大权的人，处在金字塔上层，干部要想进步，必须取悦上级，唯上是从。上面任用干部，当然要看政绩。政绩怎么看？其实数字最有说服力。如果有人搞出一套考评标准，大而化之，笼统抽象而不能量化，让人不仅看不出纵向的变化，也难作横向比较。这样的考评标准，即使有也等于无。因此，考察干部听汇报、看数字，在现行体制下，有一定的合理性，它至少是一种成本较低的制度安排。
基层干部工作在下面，上面的大领导不能天天跟着，对真实的数字信息，了解很不充分，于是，这就使基层干部总是处在有利的一方，虚报数字，易如反掌。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在数字上做文章，时间一长，总会露出马脚，搞不好甚至会捅到上面去，可金字塔型的干部考核体制，却为违规者架起一道防火墙。数字报高了，对上面领导的提升，也是利多弊少，两相权衡，上级领导也干脆睁只眼闭只眼，能放一码是一码。由于越往金字塔顶，信息就越不对称，因此，只要数字造假别太出格，比如惊动了中央，乌纱帽是断不会丢掉的。于是乎，“村骗乡，乡骗县，一路骗到国务院”，弄虚作假之风愈演愈烈。
古人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对现行的干部考核办法，若不作彻底改变，数字和官的“跳背”游戏，肯定还会继续做下去。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不能再看数字呢？当然不是。数字出官，只要数字没有水分，真正反映政绩，出官也就无可厚非。现在问题在于，由谁来出数字。若是官出数字，官员为了升迁，难保他不加水分，如果改由民出数字，情况就大有不同。干部在下面工作，干得好不好，群众的眼睛最亮，也最有发言权。只要把干部的考察权交给群众，让老百姓给官员打分，这样打出来的数字，就不会造假。而基层干部，也没有必要再去造假数字骗人。所以考察政绩，一定要以老百姓出的数字为依归。
让老百姓出数字，说白了就是要用“民意”测度政绩。并且政绩的测度，既要看届中表现，又要听一听“卸任回声”，如对任内的干部，定期进行民意测验，对新任的干部，到原单位“追评”，这些做法，都不妨一试。也许，有人会担心，那些工作泼辣，敢于得罪人的好干部，会不会因此吃亏。一个明显的道理是：做好事会得罪坏人，做坏事会得罪好人，不做事的什么人也不得罪。经济学并不回避这种民主失灵问题，但仔细分析，得罪坏人其实无伤大雅，坏人毕竟是少数；再有，假如让选民明白，选举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又怎么会选那些无所作为的庸人呢？即便这种情况真的出现，那也只是特例。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行得端，站得正，群众心里那杆秤，总会抬举得很高的。
官场为何屡出贪官
改革开放20多年，干部队伍本来就像大浪淘沙，有的干部挺立潮头，引领；有的则经不起考验，腐化堕落。对于后者，人们大可以从其思想上找根源，但做经济学分析，则更应注重从体制上找原因，因为存在决定意识，思想的根源，归根到底还是在体制。
俗话说，制度好，坏人变好人；制度不好，好人变坏人。那么，如何才能有一个好制度呢？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出坏结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所以经济学里，必须把人假定为“经济人”，把人都看做是自私的。如若没有这样的假定，经济学就无从建立，经济政策也一无用处。在这方面，西方人倒是比较务实，他们认为，官员也是自私的，小到科员，大到部长，都想吃饱穿暖，都有七情六欲，都希望能在不损害别人的前提下，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所以他们在设计激励机制时，会充分考虑物质利益的作用。比如对政府，实行高薪养廉；对企业，实行年薪制等。可我们的体制，却假定官员们都是大公无私、毫不利己的公仆，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所以长期以来，我们搞的就是低工资，大锅饭这一套。对干部的激励，也是重精神，轻物质。应当说，物质激励不到位，是目前官员经济犯罪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其实，一个人做不做官，自私的本性都变不了。即使当上了部长，仍然有口腹之欲，也会患得患失。如果他的合理需求满足不了，便极有可能。从总体上看，古今中外，政府官员都是社会的精英，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他们付出的劳动，等于自乘的或倍加的简单劳动。忽视物质激励，不仅不能使他们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反而会诱使、乃至逼迫他们犯经济错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寒微，对官员铁面无私，要求严苛。朱元璋处理腐败分子，竟然能用“剥皮实草”之刑，措施不谓不重。但腐败却屡禁不止，原因何在？原来当时官员的俸禄，不足糊口养家，难以支撑用度，官员大权在握，却处境寒酸，怎能不催生腐败？近年来，干部中出现的“59岁现象”，也值得我们反省，“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其中折射出的，是激励机制的缺失。从这一点来看，对精兵简政和高薪养廉问题，应该合二为一，认真作些研究。
西方政治学里，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假定：政治家无赖假定。即是说，官员若无监督，必定变成无赖。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此话虽有偏颇，却也不无道理。所以西方国家，搞的是“三权分立”，哪怕是官至总统，也要照受监督。西方的“三权分立”我们无疑不能照搬，但对权力的制衡，却不能没有。因为无论外人国人，人都是自私的，这种自私的本性，反映到政治领域，便是“创租”，，谋取不正当利益。所以有腐败分子剖白心迹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我们对此种心态，不必大惊小怪。现在要紧的，是要找到看住官员的办法，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让这些人有贪心，没贪胆，想贪而寻不着机会。
数字经济的看法篇2
【关键词】数字经济；经贸法语；模式；措施
基于数字经济背景，该文从经贸法语的教学方式、师资力量、职场实践等方面，对经贸法语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提高经贸法语人才的质量，顺应数字经济的发展，助推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1重视数字经济发展
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创新的今天，数字经济成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出现。近两年，我国不断从多个角度来观察数字化的经济问题，也因此数字经济不断被社会各界所关注。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也预示着未来一定期间内，数字经济将成为全球发展的经济主要命脉。就如数字经济在贸易行业的地位，当前，数字贸易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已经同等于传统贸易，甚至高于传统贸易的地位。在20世纪，商品、服务、资金流动三大状态使全球化经济的重要体现，然而在2017年，三大表现形式的资金流动达到了历史最高——约为30万亿美元，而在此之后，不但增幅不是很明显，甚至会出现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对的，数据流动的速度却是飞速增长，如今已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占据绝对优势地位[1]。
2经贸法语专业中的不足
2.1学生对经济话题不敏感
在经贸法语的教学中，学生在大学的前两个时期内已经完成了法语基础文化的多洗，对基础的语法、词汇、句法等有了初步的认识。进入到第三学期，加入了更多的素质教育课程，如经贸法语、专业词汇、中法互译等内容。但是，这时学生接触的经贸类题材较少，对经贸中的专业名词接触的很少。并且，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游戏娱乐更为关注，极少会关注经济、贸易类的新闻，导致学生对经济话题不敏感，影响经贸法语课程的进行，降低经贸法语课程的授课质量。
2.2学生对经贸法语课程的主观能动性较低
当前时代，继续传统模式下的单一教学方式，很难提升学生的积极性，且当前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因此，必须根据时代对人才的要求，帮助学生提高综合能力，同时提高学习兴趣。改变学生对学习的看法，让学生认识到这门课程可以提高个人素养和能力，会对自己产生实际价值，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进行自主的学习和知识的拓展。
3基于数字经济，改变经贸法语教学模式的措施
3.1教学方式
丰富教学形式和方法，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将课本上的经贸法学专业知识进行提炼总结，以图片（多以ppt为主）、视频、动画等形式展现出来，便于学生抓住课程学习的重点。进行情境模拟教学，鼓励学生积极地参与创建的经贸工作场景总，让学生主动加入到学习中来，加上情境的渲染，学生可以更深刻的掌握知识[2]。模拟结束后进行及时的点评，从学生的肢体动作，语言表达等方面进行指导，达到教学的目的。在经贸法语的试卷考察时，教师应合理的设置试卷的考题难度和考题类型，在经贸法语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更多的进行对学生主观问题的考察，检验学生的理解和应用能力，避免给学生制造压力，让学生可以正面积极地学习。
3.2师资力量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下，其开始向各种领域进行渗透。党的报告提出，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推动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单纯的经贸法语教师不再满足现在的教学要求，实际中，也很少有具备数字经济背景和经贸法语知识的教师，这就需要学校提高经贸法语教师的教学资质，根据培训计划，匹配最合适的教师资源，去学习和了解数字经济，在丰富自身的同时，将数字经济与经贸法语进行融合，形成协同效应，培养走在专业知识前端的经贸法语人才。
3.3职场实践
经贸法语课程最重要的还是应用，深入校企间的合作，学生掌握了法语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后，进入到企业，学习了解经贸的运作模式，对经贸工作中的各个环节进行实践操作，培养动手能力，避免手高眼低。企业提供顶岗实习的机会，使得企业可以高效的招聘到需要的人才。在职场实践过程中，学生可能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教师应当实时关注学生实践情况，并给予相关建议。
3.4经贸法语中加入数字经济模块
数字经济即在互联网的发展下，交易方式对网络的依赖性较大。因此，在企业发展中需要职工具备一定的数据分析及信息处理能力。经贸法语人才培养中需要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要求，改变教学模式，加强学生的信息素养[3]。数字经济模块融入经贸法语可建立学生对数字时代的认知，并以经济学眼光看待教学。在此过程中，为强化数字经济模块在教学中的应用，教师可邀请经济学家进入课堂讲座，培养学生的社会认知，从而可全面提升经贸法语的教育质量。
数字经济的看法篇3
尼克拉期·尼葛洛庞帝的一本《数字化生存》一时风靡全球，原因在于他准确预言了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数字化、网络化革命。其实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指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以农业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所促成的生产力进步超过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生产力发展的总和。而在一个半世纪后，始自20世纪中期的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下述新趋势：（一）从生产力方面看，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基础，在企业数字化生存成为必然的选择；（二）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在日益加深，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些全球问题，如能源、环境、人口、粮食、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离开人类的共同努力和一个全球性的管理规则，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三）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界的战略并购一浪高过一浪，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和公司内在发展战略要求，逼迫它们不得不加快扩大规模，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步伐，而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又加速了中小企业进入这一竞争队伍的步伐，从而使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四）从宏观层面看，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宏观经济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国民经济有可能实现更加依靠知识资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趋势，出现所谓的新经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日益向网络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次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革命。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传统的资本经济向数字化网络经济转变。
二、警惕网络经济的西方范式
网络经济时代或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以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倡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nⅱ）为开端。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建立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自从互联网这一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头已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正以几何级数高速膨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是利用一种新技术，而且仅以它能否带来比不用它时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与巨大经济利益相关的重大技术发明，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几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家史，走的是一条强盗式的道路，它们通过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一旦达到目的，就将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谓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将非法变成合法，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金科玉律。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再一次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温旧梦，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它们试图依托网络和信息优势，控制世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使之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积聚，以期达到像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大的资本优势控制世界一样，在21世纪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世界。这种“吸血鬼”式的网络资本主义特征是信息时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它的实际价值和所产生的效益绝非首日之殖民掠夺，技术侵略等传统手段所能够比拟。
面对这一严峻形式，我们必须关注近10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这两个引人关注的发展趋势和它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数字经济的看法篇4
实事求是统计，统计则是一门科学；敷衍塞责统计，统计则是数字游戏；造假虚报浮夸，统计必是祸国殃民。
当数字与人们的感觉或期望相差甚远时，时常会出现“我被谁所平均，谁平均增长了我的收入”等等问题哗然大众。那么，为何会出现统计造假？原因又是什么？会造成何种危害？
杨永善：
造成统计不准确的原因有客观上的因素，也有主观上的，但主要是主观上的因素。
客观因素表现在：一是统计制度方法不够完善，统计范围不够规范，统计计算方法不够统一，统计手段相对落后；二是行为不够规范，国家诚信体制建设还比较滞后；三是统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统计是靠人来完成的，统计人员素质的优劣、水平的高低，对统计的结果影响极大。
主观因素表现在：一是各地“攀比风”盛行。存在省、市、县际之间竞争，“比学赶超”一浪高过一浪，用GDp看发展，以GDp论英雄。不断地提高GDp的增速，扩大其总量，以缩小同先进地区及周边的差距，这无形中充当了“攀比风”的吹鼓手，成了浮夸风的炮制者和执行者。
二是领导的“政绩观”欲望强烈。现在各地都建立了领导干部的考核机制，GDp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他们认为GDp总量越大，反映工作中的成绩就越大，他领导的地区经济就发展越快。当地经济虽没有多大发展，但还需要高数据和大的政绩，唯一的办法就是浮夸造假，在数字上做文章。正如民谣所言：“领导眼睛一闪，增长93%；领导嘴巴一咂，增长98%；领导屁股一拍，增长100%。”、“这大战，那大干，不如统计算一算。”
三是制定的经济发展指标过高。各地区急于缩小同先进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差距，在制定计划指标时，有意将计划高定几个百分点，其结果大大超出当地客观实际，致使计划指标往往完不成。完不成时，就常会出现“暗示”、“施压”等办法，改变现状，下级部门往往也主动“送数上门，投其所好”、“卖数保官升官”。在暗地里为领导“使劲”、“合理做假”，让指标完成或“超额完成”，给领导解围。这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在统计部门内部的反映。正如美国统计专家达莱尔·哈夫在所著的《统计数字会撒谎》一书中曾说：“统计数字并不总是代表事物的真相，它可以被精明的统计分析者操纵，达到他们所要的目的，有时候还制造假象。”
四是统计部门某些领导只对当地官员负责。各地统计局没有实行和国家统计局上下的垂直领导，属当地政府的职能部门，其领导的升迁、提级、任用等都由当地官员说了算，和国家统计局只是上下的业务领导关系，不是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上述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均由地方政府决定，所以形成了“戴着地方的乌纱，吃着地方的财政”、“拿谁的钱，吃谁的饭，就为谁喊，就为谁干”的格局。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国家统计局既要管数，又要管人财物，从体制上实行垂直领导，从源头上彻底解决数字造假问题。
五是不能正确对待目标责任制的考核。目标责任制考核是考核部门和干部政绩的一项十分有效的措施，利国利民，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勤政廉政建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从目前来看，考核已经成为好多政府的挡箭牌，使统计数据的虚报、瞒报“合法化”。首先是一些地方在考核时太看重GDp这个指标了，不是想法设法完成经济指标，而是当经济指标完不成时，大搞重复建设和“形象工程”，扩大GDp总量；其次是通过多种办法和渠道，给数字“注水”，在数字上大做文章，在造假上想办法，工作不足用数字来补；第三是通过给单位提前下达上报指标，加压单位按下达的指标进行上报，提前参与统计。
六是科学估计，修正数据被歪曲。由于统计指标体系相对滞后经济的发展，有些指标没有相应的统计渠道，如非公有制经济和服务业统计的不少数据，要通过典型调查、抽样调查或历史数据，对现有统计指标数据作出科学估计、推算，或者对现有统计数据进行修正等等。按理说，这也是统计数据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方法，做得好，还是比较科学的，数据也基本是准的。但由于目前人们普遍的浮躁心理、攀比心理、功利心理、升官发财心理、权欲心理等，估计、推算的数据往往掺杂有个人和某些地方官员的色彩，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和偏差，修正数据也成为个别人“篡改”统计数据的合法手段。
七是数字“水分”挤压不彻底。“挤水分”这是统计部门的一句行话，即对下级上报水分大的数据，结合当地前期及其相关联的数据，进行评估、论证，分析存在水分的大小，对其水分进行挤压，将其虚假部分拿掉，使其尽量反映客观实际。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各省数据之和大于国家数，各市数据之和大于全省数，各县区数据之和大于全市数。层层有水分，级级有虚报。一般来说，基层数字的水分相对较大，虚报也比较严重。一些企业厂矿等生产单位，常常是“烟囱不冒烟，机器不转圈，产值照样翻几番”。有的农村“白天没水，晚上缺电，睡了一夜，提前跨入（指数据）小康阶段”。
八是对造假官员打击不力。在统计法执行过程中，虽然也处理了一些人，但多是些“小萝卜头”，而县区一级以上的官员却处理的很少。因这些高官“精通”统计法，他们不会明着指示统计部门篡改数据，最多是作一些暗示而已。
以上8种表现对全国各地来说，多少都有所表现，只是表现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根本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的“增长主义”，在于“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功利逻辑和定位混乱。换句话说，统计造假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地方官员对于数字的过于干预。
为统计数字“注水”，危害是巨大的。没有准确的统计，就不会有正确的决策。真实性是统计工作的生命，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准确性是宏观经济决策科学性、有效性的基础。不真实的数据会误导政府决策，损害政府公信力，阻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还会使地方政府痴迷于做表面文章。
数字经济的看法篇5
【关键词】网络经济；范畴界定；理论创新。
一、数字化和全球化冲击传统生产方式。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一本《数字化生存》一时风靡全球，原因在于他准确预言了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数字化、网络化革命。其实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指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以农业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所促成的生产力进步超过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生产力发展的总和。而在一个半世纪后，始自20世纪中期的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下述新趋势：（1）从生产力方面看，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基础，企业的数字化生存成为必然的选择；（2）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在日益加深，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些全球问题，如能源、环境、人口、粮食、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离开人类的共同努力和一个全球性的管理规则，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3）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界的战略并购一浪高过一浪，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和公司内在发展战略要求，逼迫它们不得不加快扩大规模、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步伐，而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又加速了中小企业进入这一竞争队伍的步伐，从而使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4）从宏观层面看，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宏观经济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国民经济有可能实现更加依靠知识资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趋势，出现所谓的新经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日益向网络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次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革命。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传统的资本经济向数字化网络经济转变。
二、警惕网络经济的西方范式。
网络经济时代或曰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以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倡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nⅡ）为开端。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建立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自从互联网这一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头之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正以几何级数高速膨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是否利用一种新技术，以且仅以它能否带来比不用它时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与巨大经济利益相关的重大技术发明，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几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家史，走的是一条强盗式的道路，它们通过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一旦得到目的，就将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谓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将非法变成合法，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金科玉律。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再一次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温旧梦，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它们试图依托网络和信息优势，控制世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使之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积聚，以期达到像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大的资本优势控制世界一样，在21世纪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世界。这种“吸血鬼”式的网络资本主义特征是信息时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它的实际价值和所产生的效益绝非昔日之殖民掠夺、技术侵略等传统手段所能够比拟（张召忠，2001）。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必须关注近十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这两个引人关注的发展趋势和它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三、网络经济的实质。
从国际学术界看，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重视。就他们对网络经济研究涉及范围看，有宽派、窄派和中派之分。宽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起始于无线电的发明和莫尔斯密码的使用，从那时起就存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的萌芽，它涉及电信、计算机、电报、传真等媒介联系起来的一切经济领域。窄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就等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it产业经济，即纯粹的互联网经济。中派学者将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通过网络发展经济的做法，称作网络经济。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可分为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技术学派偏重于企业的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基础及由此而产生的战略问题研究，如电子商务发展战略，信息系统开拓战略等。社会学派大多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角度研究网络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侧重于企业战略联盟的生产关系层面的研究，如该学派中强调基于信任（trust）基础上的主观主义学派和客观主义学派。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一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标志是生产工具，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工具本身，它还包括建立在其上的人类相互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以及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要全面系统地认识网络经济，必须将两方面统一起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角度理解这一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应该看到，构成当代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工具是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相应地代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离开了这一点，便不能认识网络经济作为托夫勒所说第三次浪潮标志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所谓宽派、窄派和中派的看法，也不赞成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的观点，而将网络经济定义为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形态。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首先要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来规定。《资本论》第一卷第410页中论述到：“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①在今天，由工业革命转向数字革命时，数字化的工具机，如机器人、数控机床和其他数控设备、计算机等仍然是分析新生产方式的起点。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虽然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行业或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不容怀疑的是，在新的收入差距水平上，拥有生产资料股份的人群还是在大幅度增加。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日益平等化了，如企业管理中行为科学的出现，柔性管理的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更重的是，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社会中，地球正在变成地球村，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文化、生活等上层建筑也在逐步走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全球一体化，为此，西方有学者曾提出全球治理理论。这只不过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国际化的另一种表述。这些深刻变化都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到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互联网引起的数字化浪潮在4年的时间内席卷全球5000万用户，而一项产品或服务达到这一规模的时间，电话机用了58年，收音机用了38年，个人电脑（pC）用了16年，电视机用了13年。[1]这两个浪潮决非偶然握手，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将新经济定义为“网络经济”，它是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生产方式。之所以不称之为数字经济，是因为数字经济重点强调生产力的技术水平，而网络经济则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比较全面；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数字化也只是网络化的初级阶段。
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传统企业来说，无疑正面临着一次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如果企业不能迅速地进行数字化和网络化改造，将失去生存的机会。另外，我们应注意防止网络经济发展中的新“大跃进”思想和纯“泡沫经济”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只要国民经济实现了“数字化和网络化”，就可以将一、二、三产业取代，实现“非物质经济增长”，我国就可以实现新的“大跃进”，与发达国家处在统一起跑线上。还有些人以美国naSDaQ股市网络大起大落等事件为例证，认为网络经济不过是“泡沫经济”。这两种认识不仅脱离实际，而且十分有害。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经济作为新生事物，同其他新技术、新产业一样，有一个波浪式前进过程，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做一些不负责任的论证。
四、网络经济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
有些技术创新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但不会对整个经济产生持久影响。如果想让一场技术革命给整个经济带来一场革命，就像蒸汽动力和电力所起的作用一样，那么，它的影响必须渗透到许多经济部门，这样，对新产品的需求增长速度就会超过价格下降的速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新部门中快速的生产力增长才会转化为整个经济生产率的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计算机就已经无处不在，发挥着其他自动化机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假设社会中所有的计算机停机，可以想象到人类生活的巨大倒退：战略导弹无法寻找目标；飞机无法远距离精确航行；不会存在替代人类劳动的各类机器人；大型工程计算不能快速进行，工期一拖再拖；宇宙飞船和卫星不能升空探索宇宙奥秘；气象预报只能总结过去经验，无法准确预报未来天气。所有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与人类如果没有电灯可用的后果一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将每一台计算机的界限拓展到一个几乎无限维的时空中，数字化和网络化潮流作为一种既有创造性又有破坏性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娱乐、交流、购物、宣传等生活方式。[2]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说，新一代年轻人形成的新范式正在替代老一代人的旧范式。
互联网在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无限维向量空间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经济规则。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Hicks）1939年时曾指出：承认报酬递增，会导致“毁灭经济学理论最伟大的部分”。可以说，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观点之一。它反映的是起始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化规模生产的基本趋势。像金属矿藏、重化工业、生铁、煤炭、燃料、木材、咖啡、谷类生产等都是一些深深依赖物质资源而较少依赖专利知识的生产领域。在那个世界里，规模报酬递减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是存在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理论中的这一“规律”由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或者说“新经济”的兴起而受到挑战。与以往的大多数工业革命相比，新经济的发展带有自身明显的特征。新经济自身的特征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在新经济条件下，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进行创新，修正经济学的公理体系成为当代经济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1.经济生活中的关键产业已经或正向“报酬递增”的方向转化。这种现象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如医药生物工程、计算机的开发和应用、导弹与航天飞行、电子通讯设备与技术、海洋技术及其开发等。这些领域的产品生产和价值创造所依赖的已不再仅是传统的物质资源，而主要依赖于尖端技术和专利知识，研究开发成本很高，并与单位成本息息相关。如微软公司开发的第一张windows软盘投入了50万美元的费用，但其第二张和随后的磁盘仅用3美元就可生产出来，随着市场销售的增长，其单位成本迅速下降，呈现典型的报酬递增现象。[3]
2.新经济的发展，如遗传工业，电脑软件与网络业，生物化学工程，通讯工程等的发展无不与日新月异的基础科学领域的联系更加密切。基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它涵盖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各种知识，它是人们从事经济创新的厚实的知识基础，并构成了当代新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会使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运实质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建立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制度环境的变迁，及工程和企业界的牢固而稳定的合作关系。
3.新经济将彻底地改变传统的基础工业。这一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机床、交通运输、材料工业、以致农业、畜牧业、服务业等产业中已经或正在变为现实。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正在引发一场革命。[4]
4.新经济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要求将基础研究、新产品开发、规模化生产三个方面，或者说要求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密切地结合起来，它要求三个方面的人才、知识的共同作用与协作，尤其是跨国界、跨地区、无时间约束的合作。一种适应新生产力要求的虚拟组织应运而生，它建立在数字化技术基础上，圆满解决了人类长期的梦想。
5.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无限性。网络经济最为重要的产物是信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即我使用信息并不影响你的使用。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公共产品不同的是，信息的使用不会造成“公地的悲剧”，使用越多，边际成本反而会递减。在网络经济中，真正缺少的是注意力。信息的无限性和注意力的有限性将构成一对新的矛盾。
6.规则制造垄断：垄断双赢论。一个行业如果有着很高的固定成本和接近于零的可变成本，往往容易出现垄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价格差别的做法是有害的，因为垄断者藉此增加利润。但是在新经济中，价格差别能让一家公司通过在它的富裕核心市场中收取高价的方式获利，通过向穷人收取低价的办法增加利润。这类似于传统经济学中的两度价格歧视。但是，重要的一点是，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垄断是由制定规则引起的，不是产生于自然垄断。在一些领域只容忍完全垄断者———第一名的存在，第二名不会存在，如微软对视窗操作系统的垄断。规则型垄断无疑应该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结构理论的一部分。[5]
数字化和网络化经济为全球化进程提供强有力的生产力基础和经济基础，正在也必将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新的经济学理论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从经济史上看，经济学范式的创新离不开酝酿它的土壤。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由竞争走向垄断的阶段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学说。二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两种社会制度和经济理论体系展开了竞争。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只能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些体制上存在缺陷，并不表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失败。相反，正是因为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点，如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度、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等，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壳。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全球治理和规则趋向统一，这一趋势与马克思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相似，只不过是走向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雏形。马克思告诉我们，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网络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创新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东西方理论的混合产物。[]
参考文献
[1]孙健。网络经济学导论[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1:11-12.
[2]方美琪。电子商务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79.
[3][美]查克·马丁。数字化经济[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9:113.
数字经济的看法篇6
刘洪国家统计局局长
现年60岁，山东青岛人，196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先后在青岛市统计局、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从1974年开始在国家计委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和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先后任政策研究室主任、长期规划司司长。1993年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1997年4月，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邵宗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高级统计师。1956年至1960年先后毕业于上海工业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学院。196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研究生班。同年在国家统计局参加工作。1973年至1979年在河北省邢台地区机电设备公司和河北省统计局工作。后调回国家统计局，历任副处长、处长。现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卢春恒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1963年毕业于河北财经学院。长期从事工业统计，历任国家统计局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1993年7月起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翟立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1970年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先后在山西省储备物资局、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太原市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1985年调至国家统计局，先后在政策研究室、中国信息报、中国统计出版社工作。1993年起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贺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1965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1965年至1971年任武汉城建学院教师。1991年至1995在任西安统计学院教授、院长。1995年出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数字化生存
刘洪看起来不像已经到了耳顺之年，但今年确是他的第5个本命年。他的秘书说刘洪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白天干不完，晚上带回家干。
1997年4月就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以前，刘洪曾经有过在国家计委从事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和长期规划工作20年的经历。他认为，这段经历对他现在的工作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宏观经济研究就是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比例关系，从而找出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并在这个基础上预测今后5年、10年的发展趋势。而统计也是通过数据之间的联系来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并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刘洪说。
这个世界时时在变化，而真正的变化总是从数字开始。有人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只有数字是惟一的新闻”。我们或许真得静下心来，听听数字的声音。事实上，人们也正在一天比一天感受到“用数字说话的力量”。更多的企业、更多的研究机构甚至更多的股民都在关注数字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与数字为伍已不再是统计人员的专利。
“国家统计局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国民经济核算中心’和‘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而且力争要成为重要的经济监测和咨询机构。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都可能是统计服务的需求者。需求的多元化要求统计信息更加快捷、更加准确。”刘洪告诉记者。
刘洪还说，刚刚上任的时候，每天都在和数字与报表打交道，有时也感枯燥，后来钻进去，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因为“你能从数字的背后看到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
7.8％的背后
1998年，国民经济的运行在国内国际的严峻环境下变得更为复杂。统计局的监测工作就更重了。为此，统计局将以前每季度一次的分析改为月月会诊，监测频率大幅度提高。
刘洪告诉记者，国务院领导从来没有把“保8％”与国家统计局的工作挂钩。国务院对统计局的要求很明确：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虚报浮夸。“他们说就以你们统计局的数字为准。我从来没有感到过‘保8’的压力。”刘洪说。1998年7.8％的GDp增长率是国家统计局在各地统计的基础上，根据平衡方法汇总、核算而得的。人们普遍认为这表明1998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基本实现。
刘洪告诉记者，7.8％这个数据是准确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地方的数字有“水分”，但针对这种情况，国家统计局在汇总及核算全国的数据时，运用抽样调查、典型调查所获得的系数以及平衡验证方法挤掉了“水分”。
数字经济的看法篇7
【关键词】数字;数字应用;分众;精确新闻
在新闻报道中，数字可以从量化的角度准确地报道新闻事实，反映新闻事物的发展状况，说明报道的主体;也可以作为辅背景材料，解答新闻中的疑难问题，说明新闻事物的特征;或者对新闻中所涉及的学术名称、概念进行解释和说明，帮助受众理解新闻内容。
一、数字应用在经济报道中的“分众”原则
分众理论是近些年来传播学上论述较多的一种理论。该理论强调受众消费群体的差异性，是媒体进行受众细分的基础理论。我国经济报道改革阶段，专业化市场定位被广泛应用，但在受众的细分认识和理解程度上还有差异。特别是在看似简单的数字应用上，应该对受众心理需要的“分众”化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早期的经济类报道在受众的细分上极为粗略。随着后期受众心理的变化和报纸版面的细分定位，数字应用的“分众”原则越来越明显。
当前，已经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报道更应该遵循受众细分原则——即报道的“分众”和“小众化”。解决数字应用的现存问题也必须考虑这一大背景，这也是经济类媒体和专业性财经类媒体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美国《华尔街日报》一般每日出三叠，即三大板块，受众区分十分细致：
a版——新闻和综合内容。除了财经新闻、国内国际新闻外，还有政策、来信、艺术休闲等内容。
B版——市场板块。包括市场要闻、重要兼并或交易、合作经营、行业日志、外汇交易、经济简讯等。
C版——金钱与投资。通常18页，包含金融市场日记，道·琼斯等各类股票指数、股市数据库、股市行情、基金行情、债券行情、期货行情、货币利率、世界各国股市动态。
以上版面的划分是以受众的视点为前提的。根据读者群的需要，a版的内容更多的是考虑到大众的视点，以使读者以最快速度获得经济资讯和掌握经济政策，阅读方式是综合、轻松、愉快。B版和C版显然更专业、资讯更商业化，考虑的是两个板块的服务对象的强指向性，是为了读者能在众多的商业信息中快速找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内容，数字的处理可以相对专业些。
数字的应用虽然是其中小事，但是却能充分反映媒体的基本素质，以及对市场变化和受众心理变化的揣摩和分析水准。现在经济性节目媒体注意到了分众的必要性，比如中央电视台二套的节目，就有更细致的受众再划分。有为决策者办的《经济半小时》;有针对大众商业的《经济信息联播》;有针对民营企业家的《经济与法》。针对不同的受众，数字的处理和引用方式也各不相同。
二、数字应用在新闻报道中需要强化“娱乐”功能
目前财经类报纸的发展仍面临一些困境。据中国媒体研究中心2005年底的监测资料显示，财经类报纸广告市场占有率从2003年的9.45%到2004年的9.28%，再到2005年的9.20%，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同比全国性报刊广告总额则不断上升。究其原因，读者群数量有限。财经类报纸几乎都将读者定位于受过高等教育、有经济实力的城市阶层。这种定位必将影响到财经类报纸的社会影响力。
在这种情况下，业界人士及专家学者指出，经济类报道应走一条“平民化”和“社会化”的道路，报道的内容应该做到通俗、平实和大众化。要做到这些，首先要做的就是使经济新闻报道通俗、易懂，让大众乐于接受。而经济报道中间环节就是将复杂、生硬的各种经济指标及经济数字进行翻译、解读。
我国大多数媒体正在逐步强化资讯传播手段上的“娱乐化”功能。在这里，“娱乐化”主要指的是传播方式轻松、愉快、亲切，内容贴近生活和实际，并易于阅读和收视。这种基本的娱乐因素在各种专业性质的媒体上均有表现，特别是解决数字传播的枯燥问题上有较好的创意。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重庆晚报》在2005年10月1日为迎接“十一”而做的一组关于数字的系列报道《速读数字重庆》。其中的几个标题是这样的：
21平方米，重庆人均住房奔小康
长高2厘米重庆人越吃越有学问
在这组报道中，采用的是由重庆统计局提供的反映中共十六大以来经济成就的材料。报道的成功之处，一是在于精心挑选了这些数字而不是简单地堆砌和引用;二是角度贴近读者，是以生动的故事和事例来反映每一个宏观数字对百姓生活的影响。在这里，数字的“娱乐性”就表现为把枯燥的数字贴近化、生活化。
三、数字应用在新闻传播中必然走向精确化趋势
精确新闻也称为精确新闻报道，是由美国学者、新闻记者菲利普·迈耶最早提出来的，是指记者在采访时，运用调查、实验和内容分析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收集资料、查证事实，从而报道新闻。现在，精确报道已成为经济新闻报道的必然趋势。
精确新闻之所以会成为传媒普遍重视的一种报道形式，是由于社会现象的日渐复杂化，要求媒体对报道内容做到客观准确。应该说，在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中，记者的采访完全依赖于消息来源提供的材料。在现今社会，各种团体、个人都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向媒体透露不真实或者片面的信息，当信息出现无法辨别或者难以理解的情况时，就很容易造成新闻的失实。
不难看出，相对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式，精确新闻正是运用了科学的社会调查的方法，尽可能地排除个别的、偶然性的事件，而更具有普遍性、说服力，更符合受众的接收心理。同时，精确新闻用量化的数字语言描述新闻事实，力图排除记者的主观意见，使新闻更加科学、客观，这也是其传播的最大优势。精确报道的出现既是数字新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闻模式转变的一个必要因素，它带来了整个传播方式和资讯方式的变化。
对于数字资讯的传播来说，媒体首先出现了差异和分工的不同。就电视来说，有两个基本的优势：一是速度快，可随时传播，尤其是有线传输和卫星传输;另一个是资讯的动态化和便于接受。比如中央二台《经济信息联播》、《中国财经报道》等栏目注意精确数字灵活组合，使复杂问题简单明了化。还有《财富故事会》，在一个个经济故事中将精确的数字说得明白易懂。这些都是电视大众化的重要表现，它使复杂的经济问题大众化，因此，这种传播的受众市场潜力很大。
四、重视数字新闻的延伸意义和延伸应用
数字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不仅仅是其作为资讯的本质性和事实性，更重要的是其服务性和市场的需求性。在讲究资讯准确即时的时代，数字的意义更加特殊，不论是经济现象的分析、评述，市场波动的描述和传播，还是股市行情的信息服务，数字资讯成为商机和经济能力，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对媒体来说，每天拥有的庞大数字、花费物力财力的分析结果，如果只有一次利用价值就很不上算。所以开发数字新闻的潜在价值及延伸意义，是数字新闻价值最大化的关键问题。
比如，《华尔街日报》数字资讯是有层次的经济价值递增关系。它的第一层价值表现在资讯的快速传播上。其中的道·琼斯电讯的“立即”传播性能，对商业人士，特别是华尔街人士提供立即而准确的商情服务。目前它向世界34.6万名金融界专业人士提供全球财经信息，并与美联社合作向65个国家提供国际经济和金融新闻。它的第二层价值在网络。比如华尔街日报在线，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付费财经网站，也是美国惟一向读者收阅读费的报纸网站，2004年的收入达3.28亿美元。网络是报纸资源的延伸，不仅通过数字资讯本身，还通过不同角度和领域的数字和资讯再整合，实现更多层次的服务。
数字经济的看法篇8
新年伊始，经济疲软像瘟疫一样在很多国家传播，但印度经济一枝独秀地在春天绽放。在这一耀眼增长的背后，外界注意到其财政政策刺激力度加大、财政赤字率走高的新动向。
过去数月，伴随印度经济走强，是外界的各种将信将疑。3月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印度经济“公证”，imF指出，印度2016/2017财年经济增长率应会提高至7.5%，作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的印度，在3月31日结束的2015/2016财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7.3%。imF驻印度代表托马斯・理查森（thomasRichardson）表示，总体而言，以国际标准来看，印度经济增长轨迹相当强劲，更不用说与发达经济体相比。
印度高层官员一度为该国需求下降而烦恼，于是想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救驾。曾有提议希望将印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3.5%提升至3.7%或3.9%;也有建议希望推迟一年实施“到2017/2018财年将财政赤字控制在3%的目标”。不过在2月29日，印度政府公布2016/2017财年的预算方案，财政预算赤字占GDp比重从2015财年的3.9%下降至3.5%。
在印度已经考虑用3.5%的赤字率支撑7.6%的经济增长之际，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经济体，则祭出更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拯救低迷的经济。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近期中国财政部和央行有关人士，亦对提高中国的财政赤字率齐齐发声。
看起来，在全球经济困窘之际，以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又回到决策者视野中，提高赤字率成为一个主要选项。
美国咨询公司蓝水资本顾问（BluewaterCapitaladvisors）创始人及Ceo凯文・威尔逊认为，很多经济体的负债率都上涨了很多，而且处在一种不可持续的水平，新兴经济体情况更糟糕，它们的负债率增加了一倍多。威尔逊对《财经》记者说，负债率过高的问题是，债务要从经济增长中做减法;同时，很高的负债率似乎总会与不当投资相关联。目前全球存在的大问题是由不当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这又要归结到廉价信贷上。
货币政策失灵了吗
2016年一季度全球市场发出的信号混乱而令人不安，经济增长更明显的放缓，已经不再是不切实际的悲观论调。
投资者发现，收益率曲线变平。今年初，全球各大资本市场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糟表现。原油库存过剩的阴云笼罩市场，1月份原油收盘价一度跌破30美元，下探12年以来最低点。虽然近来原油市场不断地忽略不利消息和数据，但基本面预示着油价降至30美元/桶左右也不令人意外。
在经济动荡之际，避险投资品种黄金则迎来30年来最好的开年。ComeX4月黄金期货涨幅在盘后交易中扩大涨幅至超2%，刷新2015年2月以来高位至1269.30美元/盎司。3月的第一周黄金有望累计上涨3%。美元走软以及疲软的经济数据推动金价创一年多来最高收盘价。
距2007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有七八年之久，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仍然冲在刺激需求的最前沿。但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疲软，通胀率依然低迷。全球经济可能卷入新一轮衰退。各经济体避免衰退的对策似乎黔驴技穷。
在通货紧缩的泥潭中苦苦挣扎多年的日本，其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广泛质疑。在2008年一季度至2015年三季度的连续31个季度里，有14个季度日本实际GDp季环比增长年率为负，其中有四次出现了连续两个或以上季度负增长的情况。
情急之下，日本央行寄希望于负利率政策。但在负利率政策实施一个多月以来，通胀迟迟没有起色，日本1月份家庭支出同比下降3.1%，企业利润自2011年四季度以来首次下滑。日本央行进一步实施宽松政策的空间也不大，通胀目标似乎也遥不可及。
欧元区需求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欧元区2月通货膨胀五个月来首次降至负值，欧元区已重返通缩状态。2015年12月，欧央行将关键利率下调至-0.3%的历史低点，并承诺在2017年3月之前继续其每月600亿欧元的债券购买计划，显然，欧央行通过延长空前的货币宽松来重振欧元区经济的最新努力，并未大力提振欧元区经济。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下降，imF的数据显示，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在2015年仅勉强取得1.92%的产值增长，比发达世界1.98%的增长率还低。过去，新兴市场强劲的增长支撑油价，油价通过石油美元循环支撑资金流动，相应地，大量的资金流入又支撑了经济增长，如今这一循环已经由良性变成恶性循环。有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贬值引发输入型通胀，使其国内货币政策陷入两难。
以中国为例，2016年开局中国就显出实体经济乏力的症候。分析人士预计前两个月工业生产可能有所放缓，虽然通缩压力开始有所缓解，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对《财经》记者说，在通货收缩时期，货币政策的效力有所下降。
即便是在全球经济少有的亮点之一的美国，美联储褐皮书报告对美国经济状况的描述相对黯淡。
2月份最后一周，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增加，有报告显示2月份美国服务业增长速度放缓，且1月份工厂订单的增幅不及经济学家们的预期。指向经济衰退的指示灯开始闪烁。
一个重要而常被忽略的指标是劳动生产率指标。2015年四季度，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下降2.2%。美国政府上个月报告称，2015年最后三个月内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化数字下降3%。但修正后的数据表明，这些企业生产和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实际上更多。即便如此，这些生产率的增长最多也只能说是温和的。
过去一年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同期仅有0.5%的增长，2015年全年仅微涨了0.7%，2014年的数据是0.8%;自2007年-2008年以来，平均每年劳动生产率大约增长1.2%。
摩根大通一位不愿具名经济学家对《财经》记者说，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长只是温和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强劲。同时，尽管就业机会在增长，但就业增长并未进入到制造业领域，而制造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核心。如果劳动就业的增长进入非制造业领域，资本性支出将保持较低水平，这会使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情况得以强化。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取代;而面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淤滞的问题，货币政策束手无策。
争议3%的赤字法则
在威尔逊看来，由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一系列的股市泡沫孕育成形，膨胀之后破裂。而近年来，主要经济体的财政部门也把权力让渡给了中央银行，这使得各国债务大量叠加，在全球范围内，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债务增加了57万亿美元。而靠债务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正变得越来越差。2016年一季度全球市场发出的信号混乱而令人不安，经济增长更明显的放缓，已经不再是不切实际的悲观论调。
如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运行必须同轨的声音正在汇聚。imF和经合组织都对全球增长停滞发出警告，并敦促各国利用财政支出提振需求。威尔逊指出，很多经济体采取紧缩政策，恰恰积极地抵消了货币刺激的负作用。这些方面的范例国家是冰岛、爱尔兰和印度，这些经济发展得可圈可点的国家的经验表明，非凯恩斯主义的方式似乎在起作用。
在巩固财政后，爱尔兰经济持续复苏的势头非常强劲。虽然同欧元区经济体其他成员一样，受到英国脱欧和欧洲难民危机的影响，但爱尔兰的失业率和赤字都在明显下降，银行情况在好转。冰岛在控制通胀、削减公共债务、降低失业率以及解除资本管制方面都让人侧目。
冰岛统计局曾有一份经济报告显示，预计冰岛2015年经济增长率为4.3%，2016年经济增长3.5%。报告说，由于民众工资提高以及政府推出的减税政策，预计冰岛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将大幅增加和提高。
冰岛、爱尔兰和印度的复苏策略有其不可复制性。在可选的财政工具中，很多国家选择了提高赤字率。环顾全球主要经济体，目前美国赤字率达7%、日本6.2%，俄罗斯2016年财政赤字将会高达4%。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年度赤字率已从2009年至2010年的高点10%以上逐年递降。2016年，美国国会预算局发表报告，预计该国2016财年赤字率或升至2.9%，是六年以来首次增加。
报告亦提出，美国政府在2015年8月决定长期执行一系列减税措施，是赤字增加的主要原因。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同一时期的英国也录得9%至10%的高赤字率。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对《财经》记者说，从全球角度来看，赤字率在提升，但赤字扩大可能会有债务风险，提高赤字率的捷径对经济体是否适用、是否有债务风险，还要看具体的宏观经济条件以及债务可持续性指标。
以新兴经济体为例，在经济复苏的路径选择上，多数新兴经济体大幅增加了杠杆。
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Zandi）对《财经》记者说，在过去十年间，许多新兴经济体杠杆的增加，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前景施加了很大压力，因为大部分新增债务用于支持制造业和大宗商品生产部门的投资，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等影响，已经陷入泥淖。另外，相当大的债务是以美元计价，随着美元升值这也变成了更大的麻烦。新兴国家的企业和政府应着手减缓杠杆的增加，在某些情况下，去杠杆是重要的。
财政稳健的新兴经济体会有更大弹性空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瑟夫・加侬（JosephGagnon）给《财经》记者举例说，巴西负债率很高，利率也比较高，而且巴西有通胀水平过高的历史趋势。巴西的利率水平已比中国高出很多，利率水平越高，意味着财政赤字的成本也就更高。目前尚不清楚多少经济体的负债率不可持续，也许有少数几个国家是这样。负债率不可能无止境地增加，但是如果这些经济体的利率较低，它们可以适度地增加负债率。
欧元区因整体政策导向，1999年欧元区建立以后未见有年度赤字，直至2009年才开始出现，但都维持在3%左右的安全水平。有观点指出，欧盟各国现在的实际赤字率水平高于3%的标准。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说，欧盟3%的赤字红线及60%的国债警戒红线被写入欧盟的法律中，所以成员国在法律上有义务尽其最大努力守住这一红线。实际上，一些欧盟成员负债率已不限于60%，有的达到100%甚至还要高，对这些国家来说，运行更大的赤字难度很大。尽管经合组织等一再敦促欧元区展开更多的刺激措施，但欧盟成员国内部的压力使得欧盟成员国遵守3%的赤字率标准。
数字经济的看法篇9
【关键词】三网融合下一代数字电视网络双向改造
当今社会，网络技术普遍受到关注，在现如今的数字有线电视网络中，三网融合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三大网络经过技术改造，其主要技术功能趋于一致，业务范围也趋于相同，在网络架构中实现资源共享，用户可在网络上享受语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项服务。三网融合并不是指的是三网之间的物理融合，而是指高层业务的应用融合[1]。
1数字化双向改造的目标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满足人们日益强烈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广电总局推出了广电网络数字化双向改造的目标，满足各阶层的用户享受视频点播与远程教育的多媒体生活。三网的融合发展，正是广电数字化双向改造发展的契机，为加快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广电网络需要大量采用数字化双向改造的技术，从而确保广电在三网中有着强大的竞争优势。而广电数字化双向改造技术的发展，包含基本技术目标、管理目标、服务人群目标和质量目标[2]。
（1）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广电网络数字化基本技术目标是以完成模拟数字化的升级为前提，着眼于HFC上，实现单一的广播服务方式到双向互动点拨服务方式的改造，增强广大用户与广电工作者的联系与互动，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提升了网络数字化的进程，提高了网络终端用户进行视频检索时的速度与效率。（2）广电网络数字化双向改造的管理目标，是确保用户对数字化电视的可控性、可管性，这是广电网络服务于广大用户的基本责任，也是广电网络数字化与普通网络业务的不同之处。现今，基本的广电网络数字化的基本管理目标还包括广电网可支持的三级管理体制，从平滑过渡到扁平体制的技术内容[3]。（3）广电网络数字化双向改造的基本服务人群目标是大众化、个性化，而在对用户进行服务时，也包括与广电用户之间的互动模式，实时服务模式。广电总局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国家声音的传播媒介，也是支撑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础设施之一，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信息传播给每一位中国用户，是它的基本责任[4]。（4）广电网络的数字化双向改造的质量目标，是尽量满足于广电用户在搜索时能够享受标清和高清的接受标准，并且还需满足频道切换时的时效以及其他内在性能标准。接受现今快速发展的国内外的先进建议，制定相关的规定与标准，才能为广电用户更好的服务。
2“三网融合”的意义
三网融合是将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在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以及下一代互联网进行演进的过程中，通过技术改造，将技术功能、业务范围趋于相同目的，使得网络互通有无，资源共享，为用户提供语音、数据以及广播电视等多项服务。
三网融合在各方面的应用都比较广泛，在交通、环保、政府工作、安全教育、家居以及教育等多个领域均有涉猎。而三网融合的最终目的是使得电视可打电话、上网，手机可上网、看电视，电脑可打电话、看电视，将这三大领域进行交叉融合，使得各个阶层的用户均可使用，也为上游设备提供商带来若大的收益。
而三网融合也可叫三网合一，是指电信网、互联网和电视网三大网络相互渗透兼容，打破了电信运营上与广电运营商在传输领域的恶性竞争。而三网融合可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是物理网络角度，二是服务网络角度。
2.1物理网络角度
（1）从电信运营商与广电运营商的传输网上看，在我国网络架构上建设一个骨干传输网是完全没问题的；（2）从经济角度上来看，传输骨干网上的大运营商在对在网上建立骨干传输网所需的投资能力与经营成本均可接受；（3）从城域交换网上来看，普通电信网之间的电路交换机是电路的分组交换机，互联之间的网路交换机是路由器；（4）从接入网上看，在网络端口的接入端也有着五花八门的接入线，这其中并不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关系。综上所述，目前我国还不存在能够彻底对物理网络进行融合的技术，而在市场经济格局下，对于物理网络的三网融合也没有任何必要。
2.2服务网络方面
在当今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在，各行各业之间无法存在网络融合的问题，有的只是市场之间的竞争，这是符合我国市场经济规律的。就算是对于运营商自身而言，也无法避免在网络换代的时期，用尽可能少的网络设施为自身提供更多的业务。
这是市场的经济规律，在市场经济竞争的格局下，（1）三网融合无法成为运营商谋求不公平竞争手段的借口；（2）不同运营商之间不可能存在三网融合的问题；（3）三网融合仅仅是为了一个独立的全业务运营商自我规划时的理想目标。
因此，以上两点说明，三网融合仅仅只是一个技术手段，而并不是市场经营的导向目标，有意利用三网融合对当前市场经济造成震荡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
3下一代数字电视网络的需求展望
三网融合的发展有利于我国宽带战略的推进，并包括加强网络建设与改造，推动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手机电视、数字电视等业务应用内容。根据我国工信部规划，在2013年将推动“宽带中国”战略，加快推进3G和光纤宽带的网络发展，扩大覆盖范围。
4结语
综上所述，广电网络将从当前数字模拟混合阶段快速过滤到完全的数字化双向网络，从而进入到全新领域的通信发展阶段。在广电网络的现代化建设中，广电行业应掌握自身发展的主动权，成为规划革新技术的主导者，并成为新兴网络技术发展的革命力量。
参考文献：
[1]欧阳武.中国三网融合中的经济、制度与政策因素分析[a].中国国际三网融合与下一代网络技术高级研讨会论文集[C].2009（08）.
[2]龙靖.数据、图像、语音网络传输在工业以太网中的实现[a].第六届全国计算机应用联合学术会议论文集[C].2009（07）.
数字经济的看法篇10
关键词：数字经济市场变革企业发展
一、数字经济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趋势
（一）数字经济概念及特征概览
数字经济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995年，加拿大的商业策略大师唐泰普斯科特出版题为《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间的希望和危险》的著作。在书中泰普斯科特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他也因此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人。尽管人们逐步认识到数字经济对经济的意义，但长期以来对数字经济并没有给出统一的定义。2017年杭州G20峰会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做出权威定义。该倡议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根据这一定义的界定，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技术的应用与普及是数字经济兴起的基础，同时也是数字经济良好运转的重要保障；其次，数字经济具有智慧性、创造性和高附加值的特征；再次，数字经济是新行业、新形式创新与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并举的经济形式。
（二）互联网应用普及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技术发明的动力与国际格局的变化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联网技术正是在国际格局的变化之下诞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美国和前苏联为争夺世界霸主地位，展开军备竞赛。美国基于军事安全需要，提出建立分布联合的军事指挥方案：即为防止单个军事指挥点被破坏而导致军事指挥的中断，建立多个分散的军事指挥点，同时各个军事指挥点能够互相联通，以提高军事安全度，避免战略风险。于是，将这一构思交由aRpa（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展开研究。1968年，拉里罗伯茨（LarryRoberts）在其研究报告《资源共享的计算机网络》中提出张华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研究系北京102488）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了实现计算机互相联结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各个分布的节点既可以独立运转，节点之间又能够信息交换。美国根据这份研究报告建立了应用于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网”。这就是著名的阿帕网。1969年，阿帕网正式投入应用。阿帕网的诞生被看作是互联网的起源。尽管阿帕网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军事、国防的需要，但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飞跃，使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互联网成为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技术。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现状为例，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8年的报告：截至2017年12月，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7.72亿人，应用普及率达55.8%。这一普及率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51.7%）4.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46.7%）9.1个百分点。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技术能力和消费基础，为社会向数字经济转型创造可能性。
（三）数字经济影响经济社会的方式
作为以创新为驱动力，技术与各个部门相结合的经济形式，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发挥着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影响。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数字经济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获取经济信息的渠道，促进提高经济效率。互联网连接与沟通特征，使人们能够更加便利的交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阻隔。通过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收发电子邮件、开展社交、休闲娱乐，人们能够准确把握经济脉络，保持对实时资讯的敏感度。其次，数字经济能够实现交易模式多样化，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机遇。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电子商务、在线支付等应用得到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形式不断涌现，为经济、生活带来便利，同时创造更多的商机。最后，数字经济通过激励探索，为实现技术的价值助力，带动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互联网技术与传统行业融合，如互联网+农业、物联网及智能制造等等融合方式的应用，开拓智慧型社会的发展方式，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谋福利。
二、数字经济是对传统经济的变革
（一）市场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在传统经济中，厂家作为商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居于主导地位。消费者从已有商品中进行选择，相对厂家来说，处于被动从属地位。在数字经济中，情况则有所不同。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消费者的作用和影响力变得重要，不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自身需要，更能参与到生产过程中。首先，消费者能够在消费之前，通过社交网络和网络评价等渠道充分了解商品的相关信息，选择能够满足需要的目标商品；其次，在消费中，消费者能够通过网络与生产者进行沟通与洽谈，使定制化、个性化成为潮流和趋势；最后，消费者能够将使用体验通过更多渠道反馈给生产者或分享给其他消费者，将商品信息、使用价值及效用进一步推广。在数字经济中，消费者是生产灵感的来源、生产设计的参与者和产品宣传的推广者。通过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消费者能够参与到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主动性。
（二）市场格局发生改变
经济形势犹如为市场主体提供表演的舞台。市场主体融入其中，在经济浪潮的变迁中拼搏、壮大，同时促进经济格局的形成、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形式，带动市场主体调整、改进，推动市场格局的变化。一方面，互联网技术提供更加开放、自由的市场氛围，因此市场的进入壁垒在降低，中小企业能够获得更加均等的参与机会。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需要与上、下游企业共同打造产业价值链，实现企业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数字技术的应用，使传统经济中流线型的产业价值链向矩阵型产业价值链升级，促进整个行业效率的提升。
（三）数字商品形成促进交易模式改变
信息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具有与土地、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同等意义的作用。在互联网中，信息以“0”和“1”形式的数字进行表达、存储和传输。基于信息技术使得如在线音乐、视频、体育节目、网络直播等数字表现形式的产品构成数字经济中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颖、时效和创新的数字商品对交易模式产生影响。不同于传统商品，数字商品具有可复制、可传递、可重复消费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得数字经济突破传统经济的购买-消费模式，即支付费用获得商品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模式成为可能。在数字经济中，体验-支付-消费三环节的体验式消费模式成为交易模式的主要形式，即厂商向消费者提供部分的数字产品免费试听、试用，消费者对满足自身需要的商品及周边产品支付以获取所有权或使用权模式。
（四）数字技能成为社会要求
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对人们进行生产与实践的技能提出新的要求。人们需要掌握更多满足现代科技要求的技能，才能适应各种变革所带来的挑战。一方面，数字经济既是创造力的体现，同时也是对原有经济形态的革新。经济中交易规则和运转方式发生转变，职业类型也将随之发生更迭和转换。只有具备数字技能才能更好适应职业发展的变化。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已向经济、社会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推广、渗透，提升在庞杂的信息中获取、辨别和利用资讯的能力，避免形成与他人之间的数字鸿沟，是找到通往未来的钥匙，开启人们在数字经济中发展之路的有效途径。数字经济数字技能成为人们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具备更多的数字技能，才能够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
三、数字经济给企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数字经济给企业带来的机遇
1.激发经济增长动力，提供市场活力。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动荡波及全球，传统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状态。与传统经济不同，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实现快速的增长，呈现出繁荣景象。数字经济正在从政策、投资和需求等方面为经济转型提供动力，使企业获得宝贵的发展机遇期。首先，政策支持为企业的创新、创造提供宽松的环境。作为蓬勃兴起的经济形式，数字经济展现良好的发展前景，各国将数字经济提升到战略高度，制定政策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政府制定激励政策，构建鼓励创新开拓的市场环境，能够给企业更大的前行动力。其次，数字经济建设带动投资的活跃，增加市场活力。在数字经济的建设中，各项基础设施和前沿技术如宽带高速网络、5G技术等的研发与实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数字经济的预期收益将带动投资的增加，促进资本流动，为市场的繁荣增加活力。最后，更优的消费条件促进消费增长。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时间更加碎片化，对消费的形式和效率提出新的要求。数字经济的快速、便捷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带动消费的增长。电子商务、电子竞技等新型的消费、娱乐、休闲模式的需求正在实现突破性的发展。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消费需求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待开拓领域。2.打破界限，提供更大的空间。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时空的阻隔，使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世界联结成为更大的市场。经济交流更加密切，经贸往来更加易行，这将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互联网作为开放的平台，跨境贸易变得更加便利、企业面对更具有吸引力的发展前景。一方面，通过互联网技术，消费者通过搜索、点击鼠标便可畅享全球市场的商品和服务。这种消费习惯的变化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企业所面对的市场不再囿于某地区，而是全球性的市场，这为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另一方面，提供个性化、特色化的商品，填补市场空白，开发新的市场。在传统经济中，企业往往从大众化的观点出发向市场提供商品，这导致个性化、小众化的需求难以满足。数字经济中，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满足消费者的喜好，获得宝贵的市场份额。3.技术应用提高企业的效能。企业在保持持续的规划、运转和调整中实现既定的目标，获得收益和成长。数字经济的出现，为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遇。通过现代技术的革新，能够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加智能化、科学化、现代化。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能够促进企业提高效率。首先，企业能够实现更加灵活多样的办公方式，移动办公、异地办公等方式可以使企业能够大力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其次，组织结构变化使企业信息的送达和回馈通路畅通。在数字经济下，企业的组织结构正在由金字塔型向扁平化转变，这样能够避免层级繁复造成的信息失真和扭曲，使企业信息传递的清晰度有所提高。最后，各环节之间衔接流畅，能够使企业降低沟通与协调的管理成本。
（二）数字经济给企业带来的挑战
1.面临向数字经济转型的阵痛。得益于新技术的应用，数字经济能够更加精准地提供服务。这对企业提供服务的内容和方式提出新的要求，也使企业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变幻莫测。作为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分水岭，数字经济正在成为“破”与“立”更替和变换的推手。一方面，传统企业面临被淘汰、被替代的风险。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术手段的应用，能够提供甚至优于传统经济中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这使传统企业面临艰巨的挑战。从当前来看，传统实体商超正呈现出消费额大幅下降的态势，从长远来看咨询业、信息服务业等相关服务性企业也都存在被淘汰的风险。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跨界、融合的特点加剧竞争格局的变化，使之更加复杂化。与传统经济企业往往在相关领域探索拓展不同，数字经济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如百度、谷歌等原互联网企业开发地图、导航、无人驾驶等新领域、新应用，使数字经济的竞争更加白热化。2.复杂的信息环境影响企业战略制定和信息反馈。市场发展瞬息万变，风险与机遇并存。企业唯有通过更好地了解信息、判断环境的变化，来规避风险把握机遇。数字经济中，信息传递速度加快，范围扩大使信息环境变得更加神秘，这对企业的反应能力、辨别能力和信息可获得能力都提出更高的要求。首先，负面信息传播速度更加快，对企业形象的树立与维护提出新的要求。不同于传统渠道的一点对多点式信息传播模式，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具有多点、多角度、多维度联结的特点，使负面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影响范围远超从前。这对企业的应对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其次，虚假、失真的信息干扰，降低经济环境分析和判断的能力。在数字经济中，开放的互联网环境由多种信息构成，这其中也充斥着大量的失真、不实的信息。信息的扭曲与失真不仅不利于企业分析经营环境，更有甚者会导致企业制定错误的战略。最后，信息获取迟滞，导致错失发展机遇。企业进行前瞻性的战略规划与决策，是以全面搜索和判断信息为基础，立足于未来为发展制定的方向。只有充分了解经济社会信息，才能更加准确地制定战略。市场机遇稍纵即逝，如果企业不能及时掌握信息，存在错失发展良机的风险。3.权力与义务调整与改变。数字经济中，企业角色变得更加多样化，从原来单纯的产品生产者和提供者向服务提供者、平台的搭建者和信息收集和保管的守护者转变。这不仅是对企业运营能力和关注焦点的考验，更是对企业承担责任和义务提出全新要求。一方面，商品和服务提供内容和类型的转变，需要企业担负起监管和维护的责任。在互联网中，网络平台需要对产品的合法化、健康化和符合公序良俗进行监督和管理。这在平台经济中具有最突出的表现。作为新型的交易形式，企业作为平台的搭建者和维护者，为交易双方提供经济交易的桥梁。尽管平台企业不是最终商品与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对商品及服务的质量、安全具有重要的监管和维护责任。这对企业任务和角色的调整和转换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企业需要肩负尽职保管信息、确保存储和使用安全的责任。在数字经济中，信息具有宝贵的价值，是人们能够享受便利的基础。与此同时，庞杂的信息中具有海量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的不当流出会给消费者带来风险，甚至造成损失。因此，信息的安全和隐私权的保护对企业提出新的要求。企业需要对信息进行妥善保管、保护和维护，确保企业所掌握信息不泄露、不滥用和被不当获取。
四、新环境下企业建设的应对之策
（一）提高技术应用的能力
首先，扩大技术应用，提高办公效率。通过新技术的使用帮助企业进行各业务单元的协调与管理，提高成本控制和科学管理的能力。其次，运用互联网手段，实现宣传推广手段的现代化。互联网提供了更好的交流媒介，拉近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企业应当更好地使用微博、微信、app客户端等应用，直接与消费者沟通和交流，更好地了解消费需求变化，建立良好的消费者关系。最后，增强企业的信息获取、分析与反应的速度与能力。市场竞争中，充分、完备的信息有利于企业科学地制定发展战略，确定发展方向。企业应当通过正式渠道获取官方信息，剔除杂音和干扰，为企业的战略制定提供准确、客观的依据。
（二）提高互联网应用的安全系数
首先，企业应当加强对信息安全的管理与监督。一方面，企业可以将信息采取分级管理机制统一管理，既将企业的信息分为：宣传信息/公开信息、保密信息和机密信息三个等级。对企业人员与外界进行联系时可以了解、使用的信息等级和内容具有明确的界定和规范。另一方面，加强内部人员保密意识的教育和监督。通过提高人员网络风险识别与防范的意识与能力，从信息的源头进行安全性把控，避免在网络使用过程中信息的不当外泄。其次，企业应当加强网络接入设备安全性能的维护与监测。一方面，对需要接入互联网的设备安装杀毒软件、设置防火墙。通过对设备安全措施的管理、维护和监测，确保网络接入设备的运行状态和安全性能良好。另一方面，设置专门的设备维护、监测与保障人员，及时发现网络设备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异常情况进行修改与更正。从设备设置和应用维护两个方面入手识别和干预接入设备的非法入侵，增加网络使用安全性。最后，企业应当加强网络运营环境的净化。尽管互联网环境是复杂的，企业难以进行把握和控制，但是可以通过网络区分和访问控制，提高网络的安全程度。企业可以严格区分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的建设、规划和使用权限。根据业务的需要和要求规范网络访问的范围，对于机密的、核心的部分划分为内部网络，对需要经常外界联系的部分划分为外部网络。通过技术手段在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之间建立安全的隔离机制。同时，严格限制内部网络的访问权限，禁止移动存储介质在内部网络的读取功能。通过网络隔离和访问权限控制，打造更加安全干净的网络使用空间。
（三）竞争优势的重塑
在传统经济中企业在长期经营和发展中形成特色和优势，具有相对成熟的客户群体。这使得企业进入相对稳定的生存和成长时期。当今数字经济条件下，发展环境、消费习惯和产品需求都在发生变化，传统经济中企业的优势难以满足竞争的需要。裹足不前将使企业已有的优势消失殆尽，最终导致企业的失败，因此企业需要主动变革，塑造数字经济中新的竞争优势。善用技术手段，能够使企业适应数字经济的需要，为自身变革助力。一方面，企业应当调整组织架构，实现职能的优化和组合。在组织结构上应当基于互联网思维剔除陈旧的机构、组合重复机构，通过结构重组，提高企业的反应速度和运行效率。对传统生产部门进行机械化、智能化改造，使之更加符合数字经济的需要。另一方面，企业应当以网络化、智能化为基础，提供产品的功能。通过建立网络化产品生态系统，实现产品覆盖的集成化，提高消费忠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