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的含义篇1
近几年，各界对我国人口结构变动及其影响的讨论越来越多，争议也较大。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不会因劳动力减少而在未来10年大幅放缓，人口结构的变动将如何影响投资工具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在如何看待本轮通胀性质的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刘易斯拐点）导致的工资上升将成为中国未来持续高通胀的驱动力。本文将分析和探讨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通胀、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可能影响。
劳动力减少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增长、资本存量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过去30年，我国经济增长平均达到10%左右，这其中有劳动力供给快速增长、高储蓄率支持的资本存量扩张以及生产效率提高这三个方面的贡献。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满15周岁不到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有9.2亿，比2000年的8.25亿增加了近1亿。据统计局人口专家预测，我国未来10年年均适龄劳动力资源将增加9亿左右，2013年以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所下降，甚至会有负面的影响（图1）。
劳动力供给减少拖累经济增长的现象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存在，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尤为明显。但中国有一些特殊因素，增加了判断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的不确定性。
一是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从经济供给的角度看，城镇化意味着农村富余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生产转移到边际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此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城镇人口达到了6.66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9.68%，比2000年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而在前一个10年，即2000年比1990年的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9.86个百分点。50%的城镇化率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同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还在扩大，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在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未来城镇化率上升的速度可能比过去10年有所放缓，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可能降低，近几年农民工供给趋紧就是一个迹象。
二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文盲率从2000年的6.72%下降到2010年的4.08%，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意味着同样的劳动力供给，而平均生产效率增加。这同时也意味着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改变过去依赖低端劳动力、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当然，在调整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可能存在技能错配的失衡。近几年，一方面有农民工短缺的现象，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较快；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工资较低的问题仍然存在。在工作年龄人口中，15岁到24岁之间的人数在过去10年增速明显下降(图2),而中学和大学入学率却有较大提高，其结果是低端劳动力中的年轻劳动力供给显著下降，但现有经济结构对低端劳动力需求仍然大，所以工资上升压力有所增加。与此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供给虽有增长，但受限于现有的经济结构，对此类劳动力需求增加不够快，工资增长较慢。
总体来讲，工作年龄人口的变动将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在未来5～10年内将显著放缓。城市化所释放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将部分抵消工作年龄人口总数下降的影响，但难以完全弥补。依据中金公司对中国经济生产函数的估算，考虑到劳动人口、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未来可能走势，“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8%～9%左右，和过去10年平均10%的增长率相比显著放缓，“十三五”期间的增长率将进一步下滑。
工资上升不是长期高通胀的推手
人口结构变动影响经济的潜在供给和潜在消费需求，从而影响长期的平均Cpi上涨率。若将年龄介于25～64岁之间的人口定义为生产者，而将2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定义为消费者（此区间内的人口也可能参加生产，但其生产能力相对较小，储蓄能力较低，更主要是消费），然后计算生产者（储蓄者）与消费者数量之比（图3）。目前中国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比在120%左右，每100个消费者对应着120个生产者，潜在供给大于潜在消费需求。这一比例是在1995～2000年间才超过100%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短缺型转为过剩型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显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人口结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生产者数量大幅超过消费者，供给相对于需求变得比较充足，储蓄上升，支撑高投资，推动产能扩张。由此带来的结果是，通胀在过去10年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显著下降。
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在生产者多于消费者的经济体中，平均通胀率较低。过去10年年中国平均通胀率约为2.0%，而印度、巴西和越南的通胀平均分别为5.5%、6.9%和7.7%，人口结构的差异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2010年印度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比率约为80%，表明每100个消费者仅对应着80个生产者，而这已经比2000年75%的水平有所上升。巴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比率在2010年刚达到100%，而2000年时仅为80%。越南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比率目前是95%左右，10年前只有75%。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更接近于发达国家。过去20年，美国和英国的生产者显著多于消费者，而日本和德国处于这一阶段的时间更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通胀率显著下降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并非巧合。
当然，并不是说在生产者显著多于消费者的国家，其通胀始终处于低水平。过去10年，中国经历了三轮通胀周期，通胀的上下波动受经济周期（包括总需求和货币条件变动）的影响较大，本轮通胀主要原因还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内外比较宽松的货币环境。从国内来讲，2009～2010年货币和信贷大幅扩张带来通胀预期和总需求压力，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也造成输入型通胀压力，工资上升也增加了生产成本，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有部分抵消作用。退一步说，若没有总需求强劲和宽松货币环境的配合，企业把上游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空间有限。
生产者对消费者比率预计在2015年达到顶峰，然后缓慢下降。在相对长的时期内，中国的生产者人数都会显著超过消费者，是供给充分的经济。但中国与发达国家比，有一个重要差别，就是所谓“刘易斯拐点”对城镇劳动供给可能产生的影响。过去，农村富余劳动力较多，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城镇较低，造成低端劳动力工资低且增长慢。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近几年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加快，对企业成本压力增大。从这个角度看，城镇化的过程远没有结束，“刘易斯拐点”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此造成的工资上升将推动中国通胀长时期处在较高水平。因此，工资的上升幅度长期内仍然要受到劳动力转移这一供给因素的制约。目前，有些分析用中国现在的情况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韩国相比，认为中国未来平均通胀率会在5%左右。但是，中国和日本、韩国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当年这两个国家总体人口结构是短缺型的（日本当年生产者对消费者比率是83%，韩国当年的比率只有约60%），所以不能简单的比较。
从中长期看，还存在政策的通胀容忍度问题。过去10年，我国平均通胀率约为2%，但高点在8%。通胀是个周期性现象，上下波动较大，如果平均通胀率是5%，高点就会大大超过10%。基于社会经济现实，很难想象政策会容忍如此高的通胀率。通胀容忍度和人口结构也有一定关系，一个老龄人口占比越来越大的社会，对通胀的容忍度会降低。短期内，考虑到农村富余劳动力规模的不确定性，劳动力供给紧张有可能比一般预期要严重，也就是潜在增长率可能已经显著下滑。如果政策判断失误，还追求过去的高增长，通胀压力就会增加。从目前政策调控的力度看，这个风险在降低。
房地产泡沫是主要宏观风险
当经济处于过剩状态时，由于通胀温和，货币政策相对宽松，虽然可以控制消费价格上涨水平，却可能对资产价格有过大的刺激作用，也可以说，宽松的货币条件加上高储蓄率为持续的资产价格膨胀创造了环境。过去10年来中国房地产价格大幅攀升，不仅反映了持续扩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对住房的刚性需求，也是高储蓄率带来住房投资需求和宽松货币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总储蓄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35%左右，过去10年快速上升到近50%，主要原因就是生产者逐步超过消费者。尽管政府鼓励消费的政策可能使储蓄率未来几年见顶回落，但如果以上逻辑是正确的话，中国的储蓄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维持较高水平。
同时，发达国家的经历也值得关注和借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达经济体受到的主要冲击是周期性的高通胀，导致政策紧缩，随后是经济衰退。过去20年，发达国家通胀温和，但资产价格泡沫和与之相关的金融危机变成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日本在1975～1980年间生产者超过消费者，其后15年经历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破灭。美国在1985～1990年间生产者超过消费者，其后15年多一点的时期内，经历了科技股和房地产两个泡沫的生成和破灭。中国是1995～2000年间生产者超过消费者，尽管不能简单地比较，中国过去几年房价快速上涨，偏离基本面确实需要警惕。
总之，未来几年的主要宏观风险来自房地产价格泡沫。政府应当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引导房价回到合理水平，如通过结构性措施引导储蓄流向生产性投资，发展金融投资工具，以限制房地产投资需求，同时增加住房供给。货币政策也应发挥作用，不仅要针对Cpi,也要顾及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波动。
人口结构变化推动金融脱媒
高储蓄导致的投资需求也体现在我国股市和债市市值的大幅扩大。过去10年，我国a股总市值从2000年底的47212亿元上升到2010年底的263138亿元，占GDp的比例从48%上升到66%，债券余额也有大幅增加。近几年，银行的委托理财业务也快速增长。央行最近公布的有关社会融资总量的数据显示，直接融资的比重在增加，而间接融资（银行信贷）的比重在减小（图4）。这种金融脱媒现象当然有政策的推动的作用，但和人口结构也有一定关系。过去10年，年龄在35～64岁之间的高储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3%上升到42%。高储蓄人群所占比重上升，意味着整体投资的风险偏好增加，人们更多地追求银行存款以外的风险较高、回报也较高的投资工具。
经济结构的含义篇2
关键词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
2005年，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以不同的哲学理论为基础而生成，了解其中的哲学内涵，对于我们把握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有重要的意义。
一、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社会及其基本结构为哲学基础的理论
社会发展有自己的特点规律，有自己的本质和结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本质就是实践，社会结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社会制度就是随着人们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实质上就是人们关系的规范化和制度换。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就是基于这一点而产生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指人能动的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在这里马克思认为社会的本质就是实践，这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实践是社会关系的发源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联系就是实践在人类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基于这一构想发展的，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之间互相帮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这就是对人际交流，促进社会关系的最好诠释。第二，实践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包含物质生活领域，政治生活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生产是政治发展，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和谐社会的内容中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这一含义，就是对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产良好的美好诠释。第三，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生产时间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因为矛盾的存在所以才能推动事物的前进发展，因此，生产实践中的矛盾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结构一般说来分为三大结构：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中主要考虑的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它决定着其它一切社会关系。由此看来，我们国家实行的事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的背景下提出的，所以正是这一点的体现。政治结构的核心就是国家政权，国家的出现与阶级斗争和社会职能的划分是分不开的。从和谐社会的构想来看，每一个要求理想的提出都显示着以人为本的特色，民主法治就是要扩大民主的权利，发扬民主的精神。2010年，我们国家实现了城乡等比选举的选举制度改革就是对这一理念的最好诠释。第三就是文化结构，文化是对社会生活的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具体反映，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对现实文明的发展，在和谐社会的构想中提出充满活力就是对创新的鼓励和支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创造力的发挥，发展提供了平台与支持，就是对文化发展的最大鼓励。
二、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联系和发展为哲学基础的理论
联系与发展是辩证法的两个大的方面，联系和发展都是普遍存在的。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普遍联系的最好体现。首先，和谐社会的发展不能是独立的，必须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这些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互关联，这四部分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在发展中以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以政治民主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政治保障，以文化发展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时发展和谐社会最终是为了实现小康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所以和谐社会理念的理出与外部其它各个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和谐社会的内部各环节也是相互关系的。六个方面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所以说，和谐社会这一概念本身也是涵盖了各个不同方面的内容，内部因素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
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上升的过程，这在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提出的过程中就有这样的表现。在党的十三大中就明确提出“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提出了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的三位一体设想格局，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推进社会的更好发展，提出了社会和谐的构想，由原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发展扩展到包含社会和谐的四位一体的发展中。这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管中途遇到了怎样的困难与挫折，但是总体是前进的上升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的表现。
三、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立统一规律为哲学基础的理论
社会发展存在两大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矛盾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和实质内容，也是人们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根本原则。矛盾的对立双方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相对的，两者互为前提，互相渗透。比如说政治的发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经济决定政治文化及其它方面，但是这种关系是相互的，反过来政治，文化也会反作用于经济，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就会推进经济的发展，相反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正因为不同要素的相互矛盾，相互斗争才保证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面对矛盾的对立面，两者之间不是同归于尽的毁灭，而是相互促进的发展，这就是“和谐”的最大意义。
综上所述，和谐社会的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我们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指导。
参考文献
[1]郭秀丽．浅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职业圈.2007（16）
经济结构的含义篇3
一、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
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由以下诸部分组成：
(一)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发展”、“观”三概念的含义
搞清楚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发展”、“观”三概念的含义，是准确理解和阐释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的前提。
1、关于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概念的含义
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概念的含义，学界主要有三种解释，一种认为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种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一种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指的是一般词典上的说法，即反映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分学科的知识体系，即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称。笔者认为，这三种解释各有侧重，都有道理，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概念的含义肯定包括这三种意思，但绝不仅仅局限于此。笔者认为，作为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新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概念，其含义指的是包括狭义的科学在内的广义的科学，即既指自然科学，也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既指宏观科学，也指微观科学；既指抽象科学，也指具体科学等等。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毫无疑问肯定要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然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是指解放思想，求真务实，改革创新；反对迷信盲从、固步自封、停滞僵化。
2、关于科学发展观中的“发展”概念的含义
笔者认为，作为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新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中的“发展”概念，其含义指的是包括狭义的物质性硬发展即科技发展、经济增长等在内的广义发展，即既指科技发展、经济增长等物质性发展，也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既指社会发展，也指人的发展：既指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也指企业的微观经济发展，既指人的生存发展，也关注自然生态的发展：既指城市发展，更关注农村发展；既指东部地区的发展，更关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既指群体发展，也指个体发展：既指中国社会发展，也关注世界人类的发展，即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等等。
3、关于科学发展观中的“观”概念的含义
笔者认为，作为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新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中的“观”概念，其含义指的是包括狭义的“观”在内的广义的观，即既指观点、认识；也指观念、观感；既指观念、观感，更指观察、观测；既指观察、观测，更指观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要化解和解决国内外发展中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判断国内外经济社会等关系发展运行的状态好与否，首先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显微镜和当代人类社会创造的富含真理性品位的先进的各种认知工具，从总体上整体上对国内外经济社会等关系发展运行的状态进行科学的观察、观测，即对人的生存发展状态、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和条件的发展运行状态、自然的发展运动状态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科学的观察、观测，通过科学的观察、观测，解剖寻找发现影响国内外经济社会等关系良性发展均衡运行的内在结构关系的规则性病灶，重点观照占人口相当数量的劳动者群体、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和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发展状态，进而对调整改革其内在结构关系规则形成认识，提出观点，开出药方，对症下药。
二、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创立的世情和国情依据
搞清楚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基本国情及其发展变化和阶段性特征，搞清楚新世纪新阶段世界各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及其特点，是搞清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一切基本问题的根本依据，即历来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根本依据。
1、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创立的世情依据
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国情概括而言，就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普遍比较高，物质技术基础普遍比较雄厚，经济文化普遍比较发达。均处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比如北欧福利型国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发的社会保障等制度因素等。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比较而言，就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普遍偏低，物质技术基础普遍薄弱，经济文化普遍落后。其社会发展阶段多种多样，或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或处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或处于社会主义改革发展阶段；或处于资本主义和王国结合的发展阶段；或处于资本主义和政教合一结合的发展阶段。
2、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创立的国情依据
矛盾凸显期的中国属发展中国家的新型经济体，改革开放初期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普遍偏低，物质技术基础普遍薄弱，经济文化普遍落后的基本国情有了很大改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这是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呈现出“”基本特征。“同时”前面的基本特征为化解和解决矛盾凸显期的诸多问题，进而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良好的经济文化条件。
三、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创立的理论依据
1、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搞清楚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助于明确认识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一脉相承是坚持和继承的关系，这是基础性的低层次关系：与时俱进是发展和创新的关系，这是彰显创造性的高层次关系。这两种关系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坚持和继承是总体性整体性的，既有方法论的坚持和继承，也有主题的坚持和继承；既有抽象坚持和继承，也有具体坚持和继承：发展和创新也是总体性整体性的，既有对方法论的发展和创新，也有对主题的发展和创新；既有抽象的发展和创新，也有具体的发展和创新。
2、科学发展观与当代世界发展理论
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与当代世界发展理论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继承了当代世界发展理论的精华，并将当代世界发展理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理论上升到实践，率先创造性提出推动构建和谐世界，从而把当代世界发展理论创新提升到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新阶段，这就为当代世界发展理论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做出了中国式的贡献。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改革开放理论
1、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2、改革开放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三次新的伟大革命。
3、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
4、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
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理论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合理的社会形态结构和人的发展形态结构与和谐均衡平稳运行的社会状态有机统一的社会。
3、作为主题性答案的社会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理论既指作为发展的外在条件和环境的社会物质文化建设、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文化建设、社会精神文化建设，也指人自身的物质性建设。狭义的社会理论只指人自身的物质性建设。由此推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理论，指包括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在内的物质性文化建设和发展理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制度文化建设和发展理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制度文化建设和发展理论、文化体制改革和精神文化建设和发展理论，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理论等诸多方面。狭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理论只指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理论。
六、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的历史地位
(一)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是21世纪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新的指导思想
1、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在改革发展稳定实践中的巨大功能作用。
2、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在内政外交国防实践中的巨大功能作用。
3、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在治党治国治军实践中的巨大功能作用。
(二)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是21世纪新的历史起点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1、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人为本，针对矛盾凸显期的诸多问题，抓住“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新的首要基本问题，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创新性提出了科学发展的新论断。
2、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新的历史起点上，究竟构建什么样的中国社会”?这个新的基本问题，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从而把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主题性答案发展创新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水平。
经济结构的含义篇4
关键词经济波动供求冲击SVaR模型
引言
供给和需求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分析经济波动的供给和需求冲击效应，其主要思想是基于凯恩斯主义的总供给总需求（aSaD）理论。Blanchard和Quah（1989）BlanchardoJ，QuahD.theDynamiceffectsofaggregateDemandandSupplyDisturbance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9（4）：655673对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作用于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国实际Gnp和失业率两个变量的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将产出和失业的波动解释为具有长期效应的供给冲击和暂时影响的需求冲击作用的结果。Gali（1992）GaliJ.HowwellDoestheiSLmmodelFitpostwarU.S.Data？.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2，107：709738等对美国的实证研究、michaelFunke（1997）Funkem.HowimportantareDemandandSupplyShocksinexplainingGermanBusinessCycles？：newevidenceonanoldDebate.economicmodelling，elsevier，January，1997，14（1）：1137对德国的实证研究、mudabberahmer（2005）ahmedm.HowwellDoestheiSLmmodelFitinaDevelopingeconomy：theCaseofindia.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appliedeconomics，march，2005，2（1）：90106对印度的实证研究以及Zhang和wan（2005）ZhangY，wanG.China’sBusinessCycles：perspectivesfromanaDaSmodel.asianeconomicJournal，2005，19：445469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均证实，当经济受到总供给冲击和总需求冲击时，产出和价格水平波动的实际结果与基于凯恩斯主义aDaS理论的SVaR模型预测结果基本一致。本文将基于凯恩斯的aSaD理论，借鉴Blanchard和Quah的建模方法，构建一个包含台湾实际总产出和价格水平的两变量SVaR模型，来估计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对台湾产出的动态效应。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建立了一个包含总产出和价格水平的台湾地区经济波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第二部分对相关数据进行检验，并对模型进行了估计；第三部分分析供给和需求冲击对台湾地区产业波动的效应，并通过把台湾地区经济波动的冲击力量分解成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以及用供给因素解释的部分和用需求因素解释的部分，揭示驱动台湾地区产出和价格水平波动的供求力量及其相对强度，探索台湾地区经济波动的供求成因；最后为本文的主要结论。
台湾产出波动供求冲击SVaR模型的构建
经济结构的含义篇5
【关键词】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实践教学
经济学基础实践性教学，让学生深入领会和熟练掌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提高分析和研究经济问题的实际应用能力。掌握需求、供给与价格理论、弹性原理；理解消费者均衡的条件；领会生产、成本理论；理解厂商均衡理论、生产要素的分配理论；理解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掌握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货币需求、供给与利率的决定理论；理解iS—Lm模型；领会财政、货币政策的种类及其手段。促进学生对经济运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建立起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框架，为进一步学习其它专业课程奠定理论基础。能够正确领会和理解经济运行的逻辑关系和基本规律，能够对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进行简单分析，具备初步分析问题的能力。
1.总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有效地配置给有相互竞争的用途的科学。了解经济学产生的客观必然性，理解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及其解决的问题，熟悉经济学基本概念，了解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2）教学内容。稀缺性与基本经济问题：生产什么产品，各生产多少？用什么方法去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如何生产？生产可能性曲线与机会成本；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2.需求和供给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需求与供给的含义及规律；理解市场均衡价格原理，掌握价格分析方法；了解弹性的含义，掌握简单的弹性计算。（2）教学内容。需求：一种商品的需求是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有购买能力且愿意购买该商品的数量。供给：一种商品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有出售能力且愿意出售该种商品的数量。均衡价格；需求价格弹性；供给价格弹性。
3.偏好与效用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熟悉消费者的偏好；知道完全替代品、完全互补品、厌恶品、中性商品；了解效用的概念；理解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掌握边际效用分析方法；掌握无差异曲线分析法。（2）教学内容。欲望与效用；边际效用分析与消费者均衡；无差异曲线分析与消费者均衡；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与价格效应。
4.厂商理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生产函数的概念；了解单一可变生产要素条件下的产量变化规律；理解生产的合理区域；掌握两种生产要素合理组合的无差异曲线分析法。（2）教学内容。生产与生产函数；成本收益与利润最大化；厂商均衡理论。
5.成本与收益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理解成本的含义；了解短期总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的关系；掌握短期成本的简单计算；了解长期成本与短期成本的区别；理解厂商的利润最大化目标。（2）教学内容。成本的含义；短期成本；长期成本；收益与利润最大化。
6.市场理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四种市场结构类型及其特点；理解完全竞争厂商的特点；掌握完全竞争市场商品价格的决定以及厂商如何决定其产量；理解完全垄断厂商的特点；掌握完全垄断市场商品价格的决定以及厂商如何决定其产量。（2）教学内容。市场与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均衡；完全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垄断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均衡；寡头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7.要素收入理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理解生产要素需求的特点；了解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的决定；了结洛伦斯曲线的含义；掌握基尼系数的计算。（2）教学内容。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工资、利息、地租、利润；洛伦斯曲线与基尼系数。
8.市场失灵与政府垄断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掌握衡量收入分配平等状况的标准和收入再分配政策；掌握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了解收入分配的一般原则。（2）教学内容。市场失灵；解决市场失灵的对策；政府失灵论。
9.总需求与总供给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总需求函数，宏观生产函数，消费函数、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含义；乘数的含义与计算；iS曲线、Lm曲线的含义；了解需求变动时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影响；总供给曲线变动时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影响。（2）教学内容。消费函数、边际消费函数的含义；乘数的含义与计算；iS曲线与Lm曲线的含义；需求变动和供给变动是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影响。
10.失业与通货膨胀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通货膨胀的含义和类型；了解失业的含义和类型；理解通货膨胀和失业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了解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了解菲利普斯曲线。（2）教学内容。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含义和类型；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菲利普斯曲线。
11.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经济增长的含义；了解经济周期的含义；了解经济周期的成因。（2）教学内容。经济增长的含义；经济周期的含义和成因；增长核算方程；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人口增长对经济有哪些影响；经济增长的源泉。
12.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财政政策目标；了解财政政策的运用；了解货币政策的含义；了解货币政策的运用；资本证券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2）教学内容。经济政策：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平衡国际收支。财政政策：财政的构成与财政政策工具，自动稳定与斟酌使用，财政思想的演变，财政政策在实践中的制约因素，充分就业预算盈余与财政政策方向，赤字与公债，西方财政的分级管理模式。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货币创造机制，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货币政策其作用的其他途径，货币政策在实践中的制约因素，债券价格与市场利息的关系。资本证券市场：股票和债券，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证券的交易与价格，证券投资收益及风险。金融衍生品市场：期货交易，垫头交易，期权交易，双向期权。
13.国际经济的基本知识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熟悉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组织；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有关倾销的基本知识；政府调节国际经济往来的措施。（2）教学内容。国际贸易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金本位制的优点，金本位制的不足之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货币体系的演进。倾销的含义，倾销的特征，反倾销的措施，倾销的确定。限制进口的贸易政策，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外汇市场干预，关税。
参考文献：
[1][美]哈尔·R.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03.
经济结构的含义篇6
[关键词]创造；决策理论；经济逻辑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7)02-0055-05
自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基于实在论主观主义立场对新古典纯粹选择逻辑立场提出严厉批评以来，经济逻辑框架一直处于两大立场的争论之中。实在论主观主义经济逻辑立场的重要优势在于为创造的说明留下思想空间，而形式主义经济逻辑框架不能说明创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弱点。一般地，经济逻辑的出发点集中于对个体的思维和行为的描述，这里的个体是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化经济参与人。从这一点来看，经济逻辑的一般框架首先需要合理描述个体行为中的真正不确定性(或根本不确定性)。实在论激进主观主义者Shackle决策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是论证了根本不确定性的逻辑特征，从而为说明创造指出了一条合理的逻辑路线。对创造中内含的根本不确定性的描述，需要进一步对经济逻辑立场本身进行改造。根据杜威的逻辑改造观点，逻辑“不局限于脱离题材真实而在形式上正确的推理法则”，“它是科学，因为它对思维实际进行的方式给予有组织和验证的描述”，因此经济逻辑应该描述人们在经济行为中曾经怎样思考和现在怎样思考，以此提出合理思维的建议(或艺术)，而不是纯粹形式地指出人们应该如何规范性思考。这一逻辑的改造思路与实在论激进主观主义经济逻辑立场相一致，我们将根据上述经济逻辑立场展开对个体的创造的说明。
一、创造性决策的经济逻辑框架及其决定因素
创造性决策依赖于想象、乐观主义倾向和强自我效能感，以及在与环境及预期的相互交易中明确的目的、约束条件的认知。我们结合Shackle、mousavi、Garrison、Joas、Khalil等关于创造的理论分析，在Dequech关于非惯例行为的决策模型的基本框架上，建立创造性决策的经济逻辑框架(见图1)。目的、预期状态、约束条件的认知是创造性决策的直接决定因素(见图中粗实线框所表示的部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模型与Dequech的模型相同。预期状态由预期、自信心直接决定，它表示个体通过决策思维从多个预期中选取的行为方式的计划。人们可以不总是追求给定的目的，目的是在与当下时刻的问题环境及预期的相互交易中逐步形成和明确的。预期是指对于任一行为方案的可能结果及价值的判断，对应于多个备选方案形成多个预期，每个预期均包含根本不确定性。预期与问题环境及目的之间进行功能协调易，它由自发的乐观主义(由乐观主义倾向引起)、已有的行为规则及知识、创造性想象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来形成。自信心是基于预期来采取行动的倾向，它包含了对风险的认知，它间接地受到行为规则及知识、乐观主义倾向的影响，并且受到自我效能感的直接影响。它和这些预期中的一个满意行为方案一起直接决定个体心智中的预期状态，预期状态的最终决定因素包括行为规则及知识、创造性想象、自我效能感和面对根本不确定性的乐观主义倾向。另外，个体所面临的问题环境也是预期状态的最终决定因素之一，问题环境包含经济社会和物理两个维度，其中制度对于预期的形成具有重要认知作用。在图中，我们用虚线框标注预期状态的最终决定因素，我们的模型与Dequech的模型在预期状态的最终决定因素中只有乐观主义倾向相同，其他均不相同。下面将对上述创造性决策的诸决定因素的相互关系做进一步分析。
二、目的与环境、预期之间的互惠决定关系
在创造性决策中。不仅预期是根本不确定性的，而且目的也是根本不确定性的。mousavi、Garrison等根据杜威行为理论对行为目的作出了合理解释，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行为目的根本不确定性问题的探究。目的的形成和明确是创造的直接决定因素之一，根据杜威的行为理论，目的不是外在固定的，而是在行为过程中涌现的，这一过程包含环境、目的与手段三者之间的互惠交易。杜威对于行为意图的非目的论解释，是基于行为不是对于外在环境条件刺激的简单反应这一观点，行为意图是环境、目的和手段功能协调的结果。杜威的交易观反对行为主义的手段一目的二分法及互动观。根据杜威行为理论的交易观，行为主体和客体只能在交易中相互构建，主体和客体都不是预先构成的，而是在行为中相互构建的。与杜威接受进化论相似，许多学者，如哈耶克、波普、哈贝马斯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任何目的论、决定论的社会历史观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从宏观层面考察经济系统的运行进程，经济社会运行是一个非目的论、非决定论的进化过程。从微观层面考察人们的经济行为，根据杜威的交易观，人们的行为不受外在给定的目的支配，人们的行为的目的是背景化的、不断改变的。根据社会进化观，哈耶克、哈贝马斯等认为社会制度也是不断进化的。总之，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非目的论、非决定论的进化过程。在《确定性的寻求》中，杜威强烈批判了寻求绝对确定性的身心二元论及把认知与行为分隔开的旁观者认识论，他认为认知、行为和环境是不可分割的，行为的不确定性是不可消除的。他认为采用科学所发展起来的方法，可以对人们的行为作出更合理的探究。杜威的交易观对于我们深化关于手段、目的与环境之间的互惠决定关系的理解具有重要启示。一些非正统经济学家包括Shackle深入地揭示了预期及环境的根本不确定性，但没有把它们与行为目的根本不确定性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基于社会进化假设，从杜威的交易观，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目的根本不确定性，并且可以明确手段、目的与环境之间的互惠决定关系。
(一)目的的根本不确定性
根据杜威的交易观，行为目的是在行为过程中通过与手段和环境的相互交易、功能协调而逐步生成、明晰、确定的。我们关注于创造目的的背景依存特性、交易特性、功能协调特性，相应地，我们称创造目的的上述特性为目的根本不确定性。所谓目的根本不确定性主要包含以下4个方面的内涵：第一，在Shackle-Dequech狭义根本不确定性条件下，创造目的是通过与根本不确定性的问题环境和预期进行互惠交易、功能协调而逐步确定的；第二，创造的目的往往包含相互冲突的价值维度，具有不能够被功利主义合理描述的不可通约性；第三，创造的目的还受到个体情绪、无意识的行为习惯等心理因素的影响；第四，创造性
行为的目的不是个体通过反思一次性地完全确定的，而是随着个体在行为过程中的不断反思而修正、改进的。由于目的是创造性决策的直接决定因素之一，因此目的根本不确定性是创造的经济逻辑模型必须加以描述的。如图所示，我们的创造性决策的经济逻辑框架内在地包含了目的根本不确定性。
(二)手段、目的和环境慎思及功能协调
根据行为研究及决策研究有关过程分析的一般策略，个体在做创造性决策时首先要明确行为面临的问题环境，其后的核心任务是确定创造性决策的目的及相应的手段。根据新古典经济学选择理论的逻辑，个体面临的决策问题是选取最低廉的手段来取得一个给定目的以满足其固定的偏好，则个体不得不求助于手段一目的二分法及互动观，这一选择逻辑排除了决策中的根本不确定性。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者把手段与目的当作相互独立且都是对于未来条件的简单预见，而不是个体的主观构建呢?根据杜威对古典哲学观念的批判思想，Khalil认为绝对确定性的寻求决定了新古典经济学者的基本形而上学，因此他们假定人们的求知和行为不能改变固定和给定的客体。在《求知和被知》中，杜威等拒绝把被认知的对象当作是固定和给定的观念，认为主体和客体只能在交易中相互构建。根据杜威的行为理论及交易观，在创造性经济行为过程中包含个体对于未预先设定的目的、手段和被构建的环境的慎思，正是在慎思中达到目的、手段和环境的三方之间的功能协调。根据我们对于经济学中根本不确定性的辨析，我们强调在创造性决策中目的、手段和环境都包含根本不确定性；从杜威的行为理论及交易观可知，创造性决策的经济逻辑要合理地处理根本不确定性问题，应当内在地包含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同时慎思。在创造过程中个体的目的并不是预先功能协调好的，取得功能协调的慎思活动本身是行为的一个有机步骤，而不是一个不同的先前行为：问题环境和手段经常构建目的，目的的设立依赖于个体的能力、习惯及与环境的联系方式。对于新古典经济学选择理论以及西蒙决策理论的图灵机心理学模型，它们的严重缺陷是不能处理并且也不能一致地扩展到包含关于目的、手段与环境之间功能协调的慎思过程。
三、创造性想象与手段－目的的功能协调
与新古典经济学者和西蒙把目的、偏好当作给定的相反，我们把目的当作是自然－社会历史进化的，认为偏好起源于有机体与环境的交易方式。杜威在《求知与被知》等著作中强烈批判了把手段与目的看作相互独立的理论教条。杜威行为理论批判了内含于各种理性选择模型中贫乏的手段一目的线性工具理性观，坚持手段－目的非线性实验主义理性观。mousavi、Garrison、Joas、Khalil等理性重建的杜威式创造理论坚持认为手段经常构建目的，而且手段也具有由目的标注的意义；在行为过程中，目的经常不明确和仅仅是含糊理解，新的手段产生新的目的，目的的更佳理解也引起更有效的手段。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互惠过程构建了行为，这一慎思过程一般是在想象中实验地完成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实际地遭受实验后果。在想象中，个体采取实验来探究不同的可能行为方案，选择涌现于具有手段一结果智慧推理形式的不同子功能之中的功能关系。具有子功能的手段一结果智慧推理是依赖于问题环境的，随着手段、目的、环境变得越来越明确，行为计划将被选择；在想象中实验不同的行为方案，是创造的关键部分。比较杜威式创造理论与Shackle决策理论，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二者具有强互补性。首先，它们都强调了想象在创造性决策中的重要性，不仅认为决策必须在想象中进行，而且强调创造性想象在构建行为方案中的作用。由于在根本不确定性条件下做决策，任一行为方案的可能结果集合是未给定的、非完备穷竭的，个体不能基于已有的规则及知识仅仅通过逻辑推理得出可能结果集，必须通过创造性想象构建可能结果集。因此，已有的规则及知识和创造性想象都是预期状态的最终决定因素。其次，杜威式创造理论强调对于目的的慎思以及手段－目的非线性实验主义智慧推理。这弥补了Shackle决策理论模型缺乏目的慎思因素的不足。再者，它们也都认为在手段一目的的慎思中逻辑推理具有重要的作用，Shackle决策理论模型中包含了归纳逻辑推理和方案比较的完整形式，而杜威式创造性决策模型包含了逻辑推理和功能协调的互惠交易，显然二者具有强互补性。在图1中，结合Shackle的决策理论和杜威式创造理论，我们把目的、预期(或手段)及问题环境三方互惠交易、已有的规则及知识和创造性想象，当作决定预期状态的协同作用的最终因素。
四、乐观主义倾向、自我效能感与创造的说明
在真正不确定性条件下采取创造，个体将面临挑战性，一些经济参与人如企业家敢于迎接挑战而冒着风险作出创造性决策，而另一些经济参与人却不敢作出创造性决策。为了能够对称地说明和解释个体的创造和无为，我们需要从经济参与人的人格特征――乐观主义倾向来进一步讨论创造的因果说明问题。根据手段、目的来说明创造性决策，是对于创造的理由说明，根据Davidson的行为哲学看理由说明也就是因果说明，但是理由说明还不能足够合理地因果说明创造的所有最终决定因素。根据社会认知论对于人们行为的研究，行为不仅受到决策者的信念、愿望的因果作用，还受到其人格特征等因素的因果作用。我们强调在作出创造性决策中决策者的乐观主义倾向这一人格特征，由于创造包含根本不确定性，它们必定对决策者具有挑战性，因此乐观主义倾向对于创造性决策具有重要的因果作用。创造的挑战性不仅仅是风险忍受的问题，一般地，我们可以说创造性决策者更具有风险偏好；当决策者认识到面临的根本不确定性并且怀疑自己克服行为障碍的能力时，我们说此时决策者认识到了创造的挑战性。悲观主义倾向往往使得个体在面临创造的挑战性时，不行动；而乐观主义倾向使得个体对于根本不确定性的预期具有自发的乐观主义态度，并且增强对于选取挑战计划(或预期状态)的自信心。在根本不确定性条件下，创造性决策是独一的，个体遵从以往的行为规则不能有效地应付行为的挑战性，必须结合当前的境况对于行为规则进行创造性构思，行为的理由说明模型需要阐明激发个体采取创造的乐观主义倾向的因果作用。在上图中，乐观主义倾向通过引起自发乐观主义来激发个体作出根本不确定性预期，并且增强个体的自信心，从而对选取预期状态产生内在的因果作用。另外，自信心还受到决策者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与大多数研究创造理论的学者一样，我们把企业家行为当作典型案例来探究创造的经济逻辑模型。许多学者关注企业家精神对于创造的因果作用，企业家精神理论弥补了创造性
行为的理由说明模型的不足。Khalil认为创造包含了对于决策者的行为能力的挑战，企业家精神体现为行为人创造性地迎接冒险行为的挑战。maki认为企业家精神包含了企业家的敏捷因素。引入企业家的敏捷概念可以克服行为理由说明的不足，他指出企业家具有的敏捷禀赋对于创造性决策具有两个方面的因果作用：第一，敏捷的企业家倾向于把冒险的行为意图转化为实际行为：第二，敏捷的企业家能够随时抓住有利机遇，修正行为计划。在这些说明和解释企业家行为的模型中，企业家精神概念隐含了乐观主义倾向因素，Khalil着重分析了企业家精神中内含的创造性慎思能力，maki强调企业家的敏捷因素对于创造的因果作用力，其研究表明创造受到决策者行为能力禀赋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决策者的行为能力禀赋也是创造性决策中预期状态的最终决定因素。根据社会认知论，个体行为的自信心受自我效能感的调节，具有强自我效能感的个体能够采取创造。自我效能感是一种重要的行为决定因素，班杜拉将自我效能感定义为：人们对于自身完成既定行为目标所需的行动过程的组织和执行能力的判断。它与人们对所拥有的能力能够干什么的判断有关系，是个人对自己是否具备达到某一行为水平的能力的判断。自我效能判断，有别于对反应一结果的预期，结果预期是对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的判断。根据效能判断与结果判断的差异，我们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个体知道某种行为进程会带来某种结果，但是他们不能按照设想的结果来行动，因为他们不敢确定自己是否真正有能力去实施必要的创造。一般地，面对相同的根本不确定性决策问题情形，具有创造性慎思能力或敏捷的企业家要比其他类型的行为人具有强的自我效能感，因为他们能够确定自己有能力去实施必要的创造，因而产生自信心来选取内含根本不确定性的预期状态，并且实施行为计划。我们对于企业家精神的理解不仅意谓乐观主义倾向以及表现出的冒险精神，而且意谓决策者关于行为能力的强自我效能感的特性。综上所述，我们合理地把乐观主义倾向和自我效能感，通过自信心的协同作用，当作创造性决策中预期状态的最终决定因素。
经济结构的含义篇7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阶级意识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物质丰裕和大众消费主义的盛行导致西方阶级意识的模糊化。之后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出现，以及新中间阶级的形成导致各类非阶级的社会认同，影响和改变了新一代工人的价值观和阶级认同。从理论上看，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对以新中间阶级发展为中心的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及相应的阶级意识的淡化进行了现象学描述，对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一定启发意义。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理论不能真正说明当代西方社会的结构性演变、阶级意识淡化的根本性质和根源，因而也无法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深刻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政治上日益背离马克思主义，日益趋向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所以，重温并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意识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阶级意识的基本概念
阶级意识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阶级意识的概念作出具体的界定。但从相关著作中，可以理解阶级意识为关于某个阶级的自我意识。阶级意识的确立是以阶级的形成为前提，可惜马克思对阶级概念也没有系统阐述。马克思使用“阶级”一词时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经济层面上，马克思特别重视从社会经济的具体状况中进行阶级分析。在他看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还是失去，决定了人们在社会劳动组织的地位，决定了人们在劳动组织中的统治还是从属地位，以及决定人们对产品分配的多寡的影响，阶级是在客观方面可以相互区别的集团。人类社会各集团之划分为阶级是由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二是涉及的主观方面，人们首先是自己的共同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的意识，是对本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意识。因此还应该结合主观因素这一层面来理解阶级的含义。
阶级意识的层次。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区别了不同层次的阶级意识，不发达的阶级意识只具有阶级一致性的观念，对本阶级经济利益一致性的感觉。这意味着对一个阶级成员区别于另一个阶级成员的各种特征的认识。在较高层次的阶级意识里包含有阶级冲突的观念。在冲突意识的观念里，阶级一致性的意识跟其他阶级的相互对立的利益的认识相联系，这种冲突意识潜在地包含在阶级一致性意识中，并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马克思在分析“自在阶级”和“自我阶级”时已区别了这两个层次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大工业提供了阶级意识产生的前提，阶级意识是阶级从自发到自觉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培养起来的。对阶级状况的感性认识阶段只是对局部利益的一致性的认识。当人们认识到阶级差异的实质并组织起来反对与其相对立的利益时，阶级意识的水平也相应提高，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理论体系表达出来的阶级意识相应地产生了。马克思在谈到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时，工人刚开始是破坏机器，认为机器是贫穷的元凶。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是资本家对他们进行剥削，最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里就有了现存的阶级统治的观念。这就是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发展过程。
阶级意识与相关范畴的关系
阶级这个范畴，就是从阶级的存在、阶级意识，到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体系，成为劳动历史观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研究阶级意识，还必须弄清它与构成阶级的各个范畴之间的关系。
阶级意识与阶级。阶级作为社会总体结构的组成部分，包括阶级构成（经济）、阶级意识（文化）、阶级斗争（政治）。在对社会的个体成员进行阶级划分的时候，标准是他在经济上的地位与权力。在大部分个体成员认识到不合理的剥削存在是必定会采取斗争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后形成自己的政党统治阶级。阶级意识就衔接了阶级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所以，阶级意识在阶级范畴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尽管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阶级意识未必能引发阶级斗争，因为个人的心理意识是不可预测的。但是，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谈到法国的小农像一个袋子里面的马铃薯，虽然生活条件相同，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整个阶级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根本就不能成为阶级范畴意义上的阶级。可以看出，对于阶级认识不能把它当作是一种“死水”般静止的范畴，从而忽视了文化、政治方面的连接作用。阶级意识联通了阶级的经济存在和阶级的政治斗争。
经济结构的含义篇8
（一）出口贸易隐含碳测算模型1.扣除进口的投入产出模型投入产出技术由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Leontief）创立，用于研究一个系统进行某项活动过程中的消耗与结果的平衡关系，其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的基本模型形式。X表示区域内的总产出矩阵；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Y为区域内最终需求矩阵；eX、im分别表征出口和进口矩阵。本文所用的投入产出表为进口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中间投入部分就会同时存在进口及自产产品，在计算中必须扣除进口部分。假设进口量与当年的该部门生产总需求成正比。其中，进口系数矩阵K为对角矩阵；ki表示部门i的进口产品量占该部门中间生产与最终消费总需求的比值。将方程（3）代入到方程（2）中，整理可得新的等式如下这里，我们把[i-（i-K）a]-1用字母R来表示，同方程（2）类比可以发现，它是列昂惕夫逆矩阵的变换，相应的[i-（i-K）a]-1（i-K）Y部分表征为满足计算区域内需求的生产额，[i-（i-K）a]-1eX则表征为满足出口贸易需要的生产额。2.Co2排放系数各种能源Co2排放系数θk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得到式中，nCV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所提供的一次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ipCC也称之为净发热值）；CeF则为ipCC提供的碳排放系数①；CoF为碳氧化因子（通常取其缺省值1）；44为Co2的分子量，12为C的分子量。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涉及能源种类及消耗的权重，我们将最终能源消费种类划分为9类（煤炭、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3.出口贸易隐含碳测算模型在上述模型及公式的基础上，隐含碳测算的模型可构建如下中，QeX为区域内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θ为碳排放系数列向量；F为能源结构矩阵（指煤炭、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及电力消费所占比重）；e＾为分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耗强度矩阵的对角矩阵②。
（二）嵌套的隐含碳驱动因素分解模型1.隐含碳结构分解基本模型SDa模型方法是建立在投入产出技术模型上的，在SDa分解技术相关文献中，两极分解法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它为解决D&L方法复杂性计算的弊端应运而生[17]。对变量n<2的情形下，两极分解法为精确解；在n>2情形下，为近似解[18]。本文采用两级分解法构建模型。2.总产出结构分解模型根据投入产出表平衡关系，经济规模X的变化ΔX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消费和资本形成变动效应、出口扩张效应、进口替代效应与技术变动效应。
二、应用研究
江苏省经济总量位居中国前列，2012年，江苏省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41%，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4.17%。与此相适应，其能源消费量在我国总能源消费量中也占有较大比重，且这一比例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因此，本文选取江苏省作为应用研究背景，计算其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并利用前述嵌套的隐含碳驱动因素分解模型分析导致该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变化的原因。
（一）数据及部门分类本文借鉴刘起运（2010）编制的1992—2005年可比价投入产出表方法[19]，根据2007年江苏省投入产出表（现价）提供的初始数据，自编了江苏省200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其他相关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江苏省统计年鉴》《江苏省2002年投入产出表》《江苏省2007年投入产出表》。同时，根据匹配原则，按照《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部门分类方法，把42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重新划分为29个产业部门（如表1）。由于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具有相对不变性，碳排放系数相关数值来自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编制的《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二）出口贸易隐含碳测算根据上述推导模型及处理数据，通过计算整理，我们得到1997年、2002年及2007年间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情况，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7—2002年间部门隐含碳排放增长显得较为平缓，2002年较1997年出口贸易隐含碳由5703.442万吨（占同期Co2排放总量的31.84%）增长到7138.181万吨（占同期Co2排放总量的34.40%），增长率为25.16%；同期江苏省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189.83%，明显高于这一期间隐含碳的增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东南亚等地区经济造成的深远影响，虽然我国政府采用雷霆手段将此次经济危机对于我国的影响降到最低，但也不可避免地冲击了我国对外贸易。另一方面，联系到江苏省的具体情况，可能为产业结构调整，如高能耗行业的相对萎缩与低能耗高附加值行业的飞速发展；也可能为生产模式的改进，例如由原来的“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移；或者可能为能源使用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即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等。2002—2007年间，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从2002年的7138.181万吨增长至2007年的34370.21万吨，累计增长381.50%；隐含碳与Co2排放总量的占比也由2002年的34.40%上升到2007年的75.99%。出口贸易隐含碳增长率高于Co2排放总量增长率（117.94%），表明在这一轮经济增长过程中，对外贸易出口产品呈现出劳动密集、能耗高、附加值低和技术含量低等特征。这一方面与我国于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有很大关联，江苏省出口贸易总额在2002—2007年期间增幅达到245.56%；另一方面，从2002年间江苏省出口贸易结构来看，以代工为主、通过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控制成本的产业部门如19部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8部门（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和07部门（纺织业）的出口贸易额分别占总额的37.47%、23.14%和12.42%，这也是导致出口贸易隐含碳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三）出口贸易隐含碳驱动因素分析1.整体状况分解结果分析（如表2所示）表2显示了1997—2007年分阶段各因素对江苏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贡献，可以看出：从1997—2007年整个阶段来看，江苏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28666.77万吨，其中，能源消费强度变动效应及进口替代效应始终为负值，为减少江苏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发挥着积极作用；而与此相反，消费扩张、投资扩张、出口规模扩张等规模增长因素和出口结构变动效应始终为正值，是驱动江苏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力增长的核心因素，1997—2007年，三个规模增长因素合计导致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22116.53万吨，出口结构变动效应累计增加贸易碳排放8192.35万吨；表征广义社会进步①的列昂惕夫变换逆矩阵与技术系数变动效应两者累计增加江苏省出口贸易内涵碳排放3461.06万吨，且列昂惕夫变换逆矩阵效应由-234.89%提高为24.63%，说明在江苏省出口贸易经济增长的过程中，1997—2002年与2002—2007年相较经济增长内涵显得更为低碳；同时发现能源消费结构变动效应不明显，1997—2007年累计增长仅191.92万吨，表明江苏省能源消费的结构一直较为稳定，虽然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彻底的变革尚未到来。从两阶段的发展变化来看，可以将9个驱动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优化”的驱动因素，另一类是“劣化”的驱动因素。所谓“优化”的驱动因素是指该因素对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或促进效应降低，或抑制效应提高，类似地可定义“劣化”的驱动因素。由表2可以看出，出口结构变动效应、消费扩张效应、投资扩张效应、出口规模扩张效应及技术系数变动效应为“优化”的驱动因素，虽然这5个因素在两阶段均呈现正值，但必须看到，1997—2007年间，上述因素对江苏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促进作用均有较大程度的减弱，尤其是技术系数变动效应的优化，表明江苏省国民生产中间投入结构总体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这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劣化”的驱动因素包括能源消费结构变动效应、能源消费强度变动效应、变换逆矩阵变动效应及进口替代效应，其中，变换逆矩阵及能源消费结构均由抑制效应反转为促进效应，应引起重视，能源消费强度及进口替代虽呈现负值，但其抑制效应的大幅减弱值得关注。2.分产业分解结果分析（如表3所示）表3显示了江苏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分产业分解的结果。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在1997—2007年总的江苏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中（28666.77万吨），农业、工业、建筑业与服务业对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0.58%、94.84%、0.01%和4.56%。显然，工业行业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占据了决定性地位，工业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占据江苏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总量的九成以上，而农业、建筑业及服务业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增长量总量相对较少。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农业、建筑业与服务业低碳化拥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连年增长也体现出江苏省这三个产业对外贸易生产的“欠低碳化”，绿色农业、绿色建筑与绿色服务的进程仍然任重道远。图2表示不同时段分产业各效应的贡献情况，可以看出，1997—2007年能源消费强度效应和进口替代效应是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但在2002—2007年建筑业的能源消费强度变动效应却为正值，可见，建筑行业在2002—2007年在能源消费的强度上并没有与其他行业一样改善，“粗放”生产占据了主导地位。消费、投资与出口扩张一般都是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导因素，在不同产业中表现差异性也并不明显，基本表现为出口规模扩张因素占最主要地位，投资扩张因素次之，消费扩长因素再次之，体现出对1997—2007年江苏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产生影响的各个产业基本上呈现出受出口规模扩张、投资扩张和消费扩张逐次递减特性。
三、结论
经济结构的含义篇9
试图强调服务业更加重要的学者因为第三产业的就业超过第一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而将第三产业称为“支柱产业”。然而，无论是在理论导向的美国产业结构研究传统中，还是在政策导向的日本产业结构研究传统下，研究者从来都不会在三次产业的层面使用支柱产业这一概念，具有特定经济学含义和界定标准的支柱产业概念都是在纺织服装、化工、机械、汽车、房地产等两位或两位以上代码的行业分类层面上被使用的。
而希望强调制造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的战略性部门的学者认为，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可比收入时期的水平，因此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出现了“早熟”的问题。然而，任何一国的产业结构都受到其实际收入、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口结构、国际分工地位等复杂的外生因素的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持续不断调整的内生经济现象，并不存在早熟或晚熟的问题。
例如，法国的服务业比重远远高于德国，人均收入却低于德国，但没有人会认为法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存在早熟的问题。
针对国内有关三次产业结构问题存在的各种误读，我们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有关二三产业比例关系的问题内涵、理论逻辑和政策含义进行批判性的总结和厘清。一、服务业比重必将逐步上升
对于二三产业结构变动特征的基本判断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必然会随着收入水平而呈现线性或者非线性的增长，这是不争的事实。服务业比重逐步上升，也将是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没有必要为了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而采用所谓的创新方法低估服务业的比重或者高估制造业的比重。
一些学者认为，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主要是由于服务业价格的上涨，而服务业价格的上涨是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成本价格的上涨。持这种主张的学者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三次产业结构的测算工作中不应该剔除知识密集型的制造业，或者制造业中由于人力资本价格上涨导致的价值增加部分？
当然，在看到服务业比重必然提高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到，工业化后期相当长时期内服务业比重提高的主要原因，不是服务业自身的增速加快，而是工业的相对增速下降。
也就是说，工业化后期出现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在动态增长过程中的结构调整。而且从特定的国家看，还会由于外部技术冲击、市场开放等因素出现二三产业相对增速的变动和反复。
其次，应当从产业竞争力和经济效率这些更为根本性的福利经济学维度来评价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合理性，而不能因为我国的二三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模式存在偏差，就说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业结构是动态的内生过程。
仅仅从全球化这一个外生因素看，由于制造业具有可贸易的性质，服务产品多具有不可贸易的特点，而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是在较以往任一发达国家更加开放的环境下推进的，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更加深入，这意味着我国的制造业生产不仅要满足国内需求，而且要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形式满足庞大的国际市场需求，而外资以及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的服务链主要在国外，对国内的生产业的拉动作用就会较小，从而造成我国制造业比重偏高、服务业比重偏低。
因此，与其说我国制造业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毋宁说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引资模式和贸易方式有待改善，是产业组织结构、而不是产业结构偏差才是问题的根本。
再次，制造业和服务业下属的不同产业门类相互构成复杂的分工网络和投入产出关系，从增长的角度看，很难简单地说制造业或服务业是其他部门或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部门。与其说我国制造业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毋宁说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引资模式和贸易方式有待改善，是产业组织结构、而不是产业结构偏差才是问题的根本。
一方面，不能简单地说制造业是生产业的增长动力，因为从实证研究的结果看，生产业的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是投入到服务业自身而不是制造业;另一方面，也不能简单说服务业是制造业增长的动力部门，虽然一些服务业确实对制造业形成拉动，如信息服务业、金融行业、商贸物流行业的增长会拉动电子通信设备、交通设备等制造业的增长，但制造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生产业的增长，甚至在分工深化的过程中孕育了大部分的生产业。
当产业间存在复杂的相互投入产出关系时，相对低效率部门的存在已经成为相对高效率部门增长和发展的前提，我们已经很难通过比较产业间的生产效率或产出弹性来判断某个产业在经济增长具有引擎和动力作用。而缺乏对制造业和服务业投入产业网络关系的内生化，实际上也是包括库兹涅茨、钱纳里、鲍莫尔等学者的经典研究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内外结构主义研究的共同缺陷。二、不要割裂制造业和服务业
从规模比例关系的角度分析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对地位和相互关系的研究，实际上都隐含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只是在统计意义上有差别的两大部门，而没有关注到制造业和服务业各自的经济特性，以及这种特性所反映的经济理论含义和政策实践含义。
相对于第三产业，制造业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科技活动和管理活动的复杂性。虽然农业和服务业也有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问题，但制造业的技术复杂性和管理复杂性都明显高于其他部门。正因为制造业具有更高的技术复杂性，所以任何一国的技术创新活动都主要发生在制造业。
例如，虽然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有13%左右，但美国三分之二的商业性研发支出是在制造业部门实现的。也就说是，制造业是决定一国长期增长潜力的复杂能力的产业载体，发展制造业的关键是提高制造业的复杂度，而不是简单扩大规模。例如，尽管新材料产业在任何一国国民经济中都只有很小的体量，但由于新材料是几乎任何前沿技术和复杂产品的通用技术，因此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始终将新材料产业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而反观国内，由于受到规模比例关系思维的束缚，新材料技术和产业在政策操作层面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始终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羁绊。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独特性在于其经济福利评价标准的多元性。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的经济功能不仅包括促进增长（就业）和提高效率（竞争力），而且承担着以提供普遍服务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功能。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传统模式是“基于盈利最大化的市场化+激烈的地方政府间竞争+政府干预要素价格”，这种发展模式在较短的时间内扩大了产业规模，但牺牲了发展效率。如果我国服务业重走制造业的道路，则不仅会牺牲效率，而且会导致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事实上，我国的教育、医疗、金融、甚至旅游等等所谓现代服务业或生产业的发展，已经在陷入盲目追求规模和效率的误区。目前国内学术界在谈到服务业结构的时候，更多强调生活业和生产业，而忽略了同样构成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此外，与制造业不同，非营利组织是服务业的重要组织形态。
国际比较研究显示，教育、医疗等服务业中的非营利组织部门创造的价值通常占到一国GDp的5%左右、服务业增加值的10%左右。在美国，非营利组织创造的价值和就业分别占到其GDp和总就业的7%和8%。因此，二三产业的关系的要点，不是孰重孰轻，也不是“二者并举”的问题，而是真正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全社会福利最大化标准出发，有差别地确定二者的福利目标、发展模式和实现路径。
作为实证分析传统中的研究，三次产业结构分析的主要意义在于，在发掘三次产业结构变动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其他典型事实相结合，最终对总量性视角的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形成必要的补充和修正。如果抛开增长和发展问题，而利用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规律简单推断各次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并引申出具有选择性倾向的产业政策导向，将有失学术严谨和实践客观。三、理顺相关产业政策
当我们对三次产业结构和二三产业关系问题作出以上澄清和判断后，相应的产业政策建议就会顺理成章且逻辑清晰。
首先，不能将服务业比重提高作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标准，政府也不应当在产业政策中表现出对三次产业的选择性偏好。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部门规模比例关系发展趋势的判断，绝不能等同于传统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意义上的结构变动，如工业化过程中加工产业相对于初级产品制造业比重的提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相对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比重的提高。当我们面对“伴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服务业比重提升”和“伴随着一国经济发展，高技术行业比重提高”这两个在统计意义上具有相似性的典型事实时，其政策含义却完全不同，前者并没有直接的政策含义，后者的政策含义却是直接的;前者并不能引申出政府需要引导资源向服务业配置的政策含义，因为我们不能讲服务业较制造业具有更强的市场失败;而后者却意味着政府需要通过干预要素市场或产品市场引导资源向高技术行业流动，因为高技术行业较传统产业往往具有更为严重的市场失败。
其次，结构性分析的重点不应当放在工业和服务业孰重孰轻，而应放在如何通过服务业和工业的动态增长，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和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严峻的矛盾，我们认为，中短期看，应当重点通过制度改革增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为目前制约服务业增长和效率提升的问题主要是制度性的，通过放松教育、医疗、金融等领域的进入管制和扩大普遍服务供给，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为产业转型升级创造宽松的、适宜的环境。相对而言，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创业是长期技术能力积累的结果，由于以往30多年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没有很好地完成下一代技术和前沿技术的储备问题，因此需要在放松管制驱动的服务业增长周期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完善创新制度环境，最终通过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组合式增长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要抓住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本质，因地制宜地促进两大产业部门的发展。总体上看，制造业的增长和产业竞争力提升主要靠技术创新，而服务业的增长和效率提升主要靠业态创新和组织创新。提升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关键，一是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如切实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和知识产权保护;二是形成有利于创新的文化，并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形成一批具有创新抱负的企业家群体。
未来我国服务业增长的两大动力，一是放松管制。现代服务业、特别是基于互联网的现代服务业的业态创新的关键，是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放松行政性管制，而放松管制的关键是以法律替代产业政策，法律能够给企业家形成明确的预期，而产业政策的主观性和易变性使企业家很难形成稳定的创新预期，更严重地，多变的产业政策甚至会诱使企业家进行政策寻租，而不是开展商业创新。
经济结构的含义篇10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上层建筑；国家干预；政治；非生产劳动
一
无论当代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演化，无论当代社会上层建筑在演化过程中出现怎样的新形式和新特点，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总不会过时。因为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的重心在于揭示社会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现实基础和社会精神文化结构或社会意识形式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它们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和上层建筑形式的新变化，尤其是它的经济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加强，西方一些国家如德国、英国及美国等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中否定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的人大有人在。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就曾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展开过讨论。但是该学派的学者并未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或只是片面地抓住某些论述，或未能用系统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所以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社会实践条件下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的这一学说。马克斯·霍克海默认为，关于经济基础的永恒的首要性的假设是错误的，因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一切时候都相互作用，经济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的情况只是历史的，而且是随着时间改变的。他还说：“在事实上，20世纪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开始越出马克思的预言而表现出自主性。”该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则用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现象来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界限。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一文中指出，自l9世纪后25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保障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原有格局，于是，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地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国家[通过]干预对经济发展过程所做的持续性的调整，是从抵御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的、危害制度的功能的推敲中产生的，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固有观念——把自身从统治中解放出来，以及使政权中立化——显然是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了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实际上瓦解了。私人经济的资本增值形式，只有通过国家对起周期性稳定作用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改进才能得到维持。社会的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它今天不再直接同生产关系，即同那种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司法制度相一致，以及同保障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般措施相适应。于是，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如果社会不再是‘独立的’——这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真正新的东西——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用自我调节的方法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不再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键之中。”哈贝马斯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不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并由此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英国学者自30年代至80年代对上层建筑能否与经济基础区分开来的问题一直在进行争论，同样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既然人们无法准确地把经济结构与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那就不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例如普兰茨认为“每一种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因此，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种对照意味着二者有明显的差异”；海伯罗尔则认为意识要素充满整个社会有机体，人们很难“划定物质领域的界限”；而莱夫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61年版)一书中更是主张，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
美国有些对马克思的“世界观结构”理论持批判态度的学者更是对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理论持否定态度。例如约翰·麦克姆特利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大有问题，即它包含着技术型关系、所有权关系和市场关系。由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那“‘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就会扫落在地”。如果说其中几种关系同时存在的话，这就模糊不清了，那马克思不是存心困惑我们就是存心欺骗我们。约翰·麦克姆特利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最关键的范畴——生产关系——是一密码。当去解码时，马克思弃我们于‘混乱的地狱’。”从对生产关系的这种理解出发，约翰·麦克姆特利进而指出：何谓“法律的政治上层建筑”也不清楚。一方面，这种上层建筑交叠于如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方式里，“即是说，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另一方面，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楔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所有工序都受制于一些非技术类的规则和法律——这就不能认为这两者是可分开的。因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经某种方式与生产力的关系牵涉，这样马克思视它为一种明显的社会的因素就好像是在概念上变的戏法。
二
西方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变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本身无可非议。但他们根本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则未免有失轻率。哈贝马斯等人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因为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社会不再是“独立的”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这种观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未从系统观出发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并且只看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一面，没有看到上层建筑仍有独立发展的一面。无论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演化，也无论怎样因公民社会的形成、非政府组织等出现和政治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而使政治形式多样化和边缘化，但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地带仍是可以确定的，上层建筑永远不会从社会中消失。
莱夫、普兰茨等人认为，法律的和政治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因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这些说法的成因则是未把上层建筑看做是一种政治结构，未弄清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含义的转移变化；或受前苏联哲学界人士解释的影响，例如把社会意识置于上层建筑的核心或将其作为一种并列的上层建筑形式的影响，便产生所谓把“反映论的发展与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性缠结在一起”的难题。
麦克姆特利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提法，会导致“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扫落在地”。因为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楔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经某种方式与生产力和关系牵涉。这也同样是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紧密相联的一面来否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相区别的一面。他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可是却得出否定上层建筑理论的错误结论。
实际上，国外学者这种所谓难以划清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界限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由于现代社会中政治的经济功能大大加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情况突出，导致他们否定上层建筑的独立存在。(2)由于受前苏联哲学界有关上层建筑“定义”的影响，把社会意识看做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便产生了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性缠结在一起”的难题。其实，这只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系统方法即可解决。否则，在未弄清上层建筑理论本身的前提下去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并且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不仅不能解决所谓重构的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更加混乱。
三
不像国外学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其实早就指明过：上层建筑在耸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同时又深深楔入经济基础之中；思想意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决定又对它们发生反作用，并且它内含于前两者之内，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紧密相关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得很明确。他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界定时，已经说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与“财产关系”是同一种用语，指出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研究法与生产的关系的不平衡时，亦指出“生产关系”是“法的关系”。这表明马克思在划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或划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时，更看到了这两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相互贯通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