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体系的特征篇1
贵金属货币是商品货币，具有自身的价值；纸币是符号货币，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它只是价值的符号。因此，在纸币体系中，市场机制运行有着与在金属货币体系中不同的重要特征。在这些特征的基础上，经济体系中的一些微观行为将导致价格总水平上涨。而对于这个类型的价格总水平上涨，货币政策是失效的。
纸币的被动性膨胀
两种不同的关系与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与价格总水平上涨相对应的流通中纸币数量的增长是纸币膨胀，因而，纸币膨胀总是和价格总水平上涨同时出现。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反面就是纸币贬值，因而，纸币膨胀也总是伴随着纸币贬值。所以，价格总水平上涨、纸币膨胀和纸币贬值三者总是同时出现的。但是，同时出现的现象，却可以有不同的因果关系。一种关系是：纸币膨胀导致了价格总水平上涨和纸币贬值的出现，纸币膨胀是原因，价格总水平上涨和纸币贬值是结果；另一种关系是：价格总水平上涨和纸币贬值导致纸币膨胀，价格总水平上涨和纸币贬值是原因，而纸币膨胀则是结果。前者是主动性纸币膨胀，后者是被动性纸币膨胀。
价格总水平上涨与被动性纸币膨胀。当主动性纸币膨胀导致的价格总水平上涨对经济过程造成的危害，为人们较普遍地认识后，在一般条件下，纸币发行当局不再会轻易实行主动性纸币膨胀，不仅如此，各国政府还力求控制纸币膨胀以抑制价格总水平上涨。但是，即便如此，价格总水平仍然不断上涨，纸币仍然不断膨胀。这是因为，价格总水平上涨并不简单地只与流通中纸币数量相关，而且还与经济过程的许多实际因素相关，当这些因素导致价格总水平上涨时，价格总水平上涨又迫使纸币发行当局使纸币膨胀与价格总水平上涨相适应。我们将这种在实际经济过程中形成的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压力下，纸币发行当局被迫大量发行纸币而导致的纸币膨胀称为被动性纸币膨胀。在主动性纸币膨胀的情况中，可以将价格总水平看作流通中纸币数量的函数；而在被动性纸币膨胀的情况中，则相反，可以将流通中纸币数量看作价格总水平的函数，即m=F(pS)其中，pS是价格总水平，m是流通中的纸币量，F是函数符号。
被动性纸币膨胀原因分析。价格总水平上涨之所以会迫使纸币发行当局使纸币膨胀，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价格总水平上涨会迫使政府在使纸币膨胀或者使生产下降的两难中选择，而政府往往不得不选择前者以保证经济的增长。决定价格总水平的宏观因素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达
（1）
其中，n是货币流通速度，是劳动者总量，是社会产品价
值构成，是生产第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则是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率。
从（1）式可得
（2）
为了简单，假定
（2）式可写为
（3）
（3）式等号左边是生产劳动者数量的变化率与社会劳动生产率相对变化率之和，代表着社会经济的生产和产出变化状况。从（1～3）式，可以看出，当价格总水平因非货币因素而上涨时，即
时，如果流通中纸币量的相对提高率低于价格总水平的相对提高率，即
那么，等号右边是负数，左边也必然是负数，即：或者生产劳动者数量减少，或者劳动生产率降低，或者两者同时降低。这就意味着社会生产的衰退。只有流通中纸币量的相对提高率等于价格总水平的相对提高率，即
社会生产才能维持原状。
由此可见，当非货币因素导致价格总水平上涨时，政府陷入两难境地：要么提高纸币发行量，使纸币膨胀以适应价格总水平上涨；要么使社会生产衰退。这往往迫使政府适应于价格总水平的上涨而使纸币膨胀。
绝对价格“向下刚性”
绝对价格向下刚性的含义。绝对价格向下刚性是指：在纸币体系中，商品的绝对价格只能向上升，不能向下降，即只能有
不能有
绝对价格向下刚性是一种理想状态假定，以便于说明相关的价格总水平上涨的本质过程。实际上，根据具体情况不同，有些商品的绝对价格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下降的程度要比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小。这种情况可以称为部分刚性。令
为绝对价格向下刚性系数，其中，是第种商品
绝对价格的相对变化率，生产第种商品的劳动生产
率的相对变化率。绝对价格向下刚性系数，表示第种商品绝对价格的相对变化率与生产第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率的比例。
我们假定，劳动生产率总是提高的，即，因此，绝对价格向下刚性的含义又可以表达为
但是，实际上，根据具体情况不同，也有可能会出现
的情况。
当时，表示第种商品的绝对价格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下降的程度要比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小。这就是部分刚性。当时，表示第种商品的绝对价格下降的程度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相同。当时，表示第种商品的绝对价格会下降，而且，下降的程度要比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大。
实际上，有些商品的绝对价格可能是部分刚性，即
也就是，第种商品的绝对价格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下降的程度要比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小。这里，表示了部分刚性的强度或大小。
绝对价格向下刚性的形成。纸币的被动性膨胀为价格向下刚性提供了基础背景，在这个基础背景下，商品销售者的货币收入向下刚性和货币工资向下刚性的初始压力，导致了商品的绝对价格向下刚性的形成。
第一，绝对价格刚性形成的基础背景。绝对价格向下刚性形成的基础背景是纸币的被动性膨胀，纸币的被动性膨胀为绝对价格向下刚性提供了可能性的背景条件。在金属货币体系中商品绝对价格的变化取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与生产金属货币的劳动生产率两者之间的相对变化，因而，绝对价格既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不会有绝对价格刚性。而在纸币体系中，绝对价格的变化则取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和流通中纸币数量等因素之间的相对变化。在纸币体系中，流通中纸币数量往往会被动性膨胀。这就使得流通中纸币量的相对增长率有可能被动性地一直高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率，从而有可能使绝对价格总是向上升，而不向下降。因此，纸币的被动性膨胀为绝对价格向下刚性提供了可能性的背景条件。
第二，绝对价格刚性形成的初始压力。对于绝对价格刚性的形成，存在着来自经济主体的初始压力，这种初始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
绝对价格向下刚性的第一类初始压力是销售者的货币收入向下刚性，即销售者都不愿意降低自己的货币收入。在销售量不变的假定前提下，商品的绝对价格降低，商品的销售者的货币收入就会降低。销售者不愿意降低自己的货币收入，因而也就不愿意降低商品的绝对价格。在金属货币体系中，销售者的这种倾向是毫无作用的，因为，绝对价格的变化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率。而在纸币体系中，销售者的这种倾向就会迫使纸币被动性膨胀，从而使商品的绝对价格不下降。
绝对价格向下刚性的第二类初始压力是货币工资向下刚性，即工资收入者不愿降低自己的货币工资。与销售者不愿意降低自己的货币收入一样，工资收入者也不愿意降低自己的货币收入――货币工资。在货币工资不降低的情况下，如果商品的绝对价格下降，企业的利润和利润率就会下降，而销售者的货币收入刚性同样也意味着企业不愿意降低自己的利润和利润率，所以，企业不愿意降低商品的绝对价格。在企业的这种倾向的压力下，纸币会被动性膨胀，从而使商品的绝对价格不下降。在销售者的货币收入向下刚性和货币工资向下刚性的初始压力下，纸币会被动性膨胀，从而导致商品的绝对价格向下刚性。
“向上看齐”规律和“棘轮效应”
“向上看齐”规律。由于绝对价格向下刚性，相对价格体系调整时，任何一种商品的绝对价格都不会下降，所以，相对价格体系的调整只能通过各种商品绝对价格不同程度的提高来实现。这个过程在现实经济中表现为“向上看齐”规律。在现实经济中，当价格体系需要调整时，实际上就是商品的相对价格体系需要调整，这时，生产者、销售者和价格管理者常常说某些商品的价格偏低，需要提高。其实，某些商品的价格偏低，也就是另一些商品的价格偏高，但是，生产者、销售者和价格管理者不会说这一类商品价格偏高，也不会去降低这类商品的价格；而只是说某些商品价格偏低，去调高这些商品的价格。在现实经济中，生产者、销售者和价格管理者的这种选择，可以形象地叫做“向上看齐”规律。
消费者的感受可能是与生产者、销售者和价格管理者的感受相反的，他们往往会觉得一些商品的价格过高，但是，他们不是市场价格的主导者，无法决定市场价格的走向。生产者、销售者和价格管理者往往是市场价格的主导者，他们的行为决定了市场价格的走向。
“棘轮效应”。对于纸币价格体系而言，由于“绝对价格向下刚性”和“向上看齐”规律，如果某种商品的价格高于合理价格（由价值决定的价格）时，就会带动其他商品价格上升；而如果其价格低于合理价格时，却不会带动其他商品价格下降。这是一种单向的“棘轮运动”，这样不断地震荡，就会使价格总水平持续上涨。这可以称为“棘轮效应”。
微观行为的价格总水平效应与货币政策失效
在纸币体系中，在“纸币被动性膨胀”的基础背景下，绝对价格具有“向下刚性”，并由此产生了“向上看齐”规律；在“绝对价格向下刚性”和“向上看齐”规律的作用下，任何相对价格的调整，都会导致单向的“棘轮效应”，不断震荡，使价格总水平持续上涨。相对价格的调整是单个种类的商品及其市场变化的行为，是微观行为。因此，这种由相对价格调整所导致的价格总水平上涨，就是微观行为的价格总水平效应。微观行为的价格总水平效应有三种类型：劳动生产率相对变化的价格总水平效应、市场机制调节的价格总水平效应和需求刚性的价格总水平效应等。
微观行为的价格总水平效应是自纸币体系出现以来，价格总水平一直在上涨的最基本的原因。只要是商品经济，只要劳动生产率发生相对变化，劳动生产率相对变化的价格总水平效应就会出现。只要市场机制调节运行，市场机制调节的价格总水平效应就会出现。这两类价格总水平上涨是无法避免的，客观存在的。在纸币体系中，这两类价格总水平效应，会使价格总水平上涨成为日常经济现象。不过，他们本身是温和的，其导致的价格总水平上涨率，可能不会超出3%。这是一个估计数据，因为，排除历史上重大的价格总水平上涨，日常平均的价格总水平上涨率大体没有超出3%。然而，这种温和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会产生“积累效应”，图1表示了这种情况。
图1中，是价格总水平上涨率，t是时间，a点是加速转折点，在a点之前，微观行为的价格总水平效应导致的价格总水平上涨率是温和的，当到达a点后，产生自激型价格总水平上涨，价格总水平上涨率迅速提高，产生恶性价格总水平上涨。
市场体系的特征篇2
[关键词]公共空间系统；珠海；公共健身游憩系统；规划
CreatingapublicSpatialSystemwithUrbanfeaturesofSeashoreLandscape—withtheplanningofZhuhaipublicResortsandopenSpaceSystemasanexample/YangZhengping，Lantian
[abstract]theplanningofZhuhaipublicResortsandopenSpaceSystemhasputforwardtheaimof"constructinganopenairpublicresortsandopenspacesystemthatcoversalltheopenspaceinthecity".Resortsfunctionalzonesarepidedbythefeaturesofseaislandsandislets，countryareasandsuburbsandurbanpopulatedareas，etc.，thusformingaresortsandopenspacesystemwithtwolevels:oneforoutdoorresortsandopensapcesystemandtheotherforpublicresortssystemtogetherwithanecologicalhealthgreenbeltsystem.
[Keywords]publicspatialsystem，Zhuhai，publicresortsandopenspacesystem，planning
城市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需要多样化、个性化的公共空间来容纳。
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是指城市居民进行运动健身、户外休闲活动的用地空间，它包括城市绿地、广场、森林公园、公共体育用地等能发挥此类功能的开敞空间。
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人们对户外空间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进而对城市公共健身游憩活动空间的需求不断上升。构建一个高效率的、富有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是公共空间系统规划追求的目标。研究公共空间的空间布局，必须针对公共空间所处的社会人文环境、空间资源特征、从事活动的人群和公共活动特色进行深入的、全面的分析，以建立“人群—活动—场所”特征突出而相互匹配的空间系统。
珠海在进行公共健身游憩系统规划过程中，通过对珠海城市空间资源的独特性、使用人群及健身活动的类型进行分析、评价，提出“突出海滨城市、山水城市资源特色”的空间规划体系。
1、珠海城市空间资源特征评析
1.1整体风貌特征
1.1.1自然环境特征
珠海市位于广东省南部、珠江口西岸，濒临南海，市域面积为7 649 km2，其中海域面积为6 051.3 km2，占全市总面积的79％，陆地海岸线和岛屿岸线为690 km。
珠海市域地势平缓，且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陆地上的丘陵、平原和田野被纵横交错的水网分割，西江水系八大出海口(门)中有5个(珠江口、磨刀门、泥湾门、鸡啼门和崖门)在珠海，因此，水体成为珠海市最重要的自然景观要素。
珠海市域海上岛屿星罗棋布，共有近海、远海岛屿146个，被称为“百岛之城”。
1.1.2人工环境特征
珠海市城市结构为分散组团式，各城市组团之间被自然山体、河流、海岸线及生态农田分隔；珠海市城区建设形成山环水绕、临山而筑、滨水而建之势；珠海市城市绿地系统基本以各山体为绿心，以海河岸线、道路绿化为纽带。珠海市大部分城市社区800 m半径范围内均有城市滨水区、城中山体森林存在。
1.2分区风貌特征
在空间上，珠海市大致可分为东区、中区、西区3个各具特色的区域。
(1)东区—珠江口上的海岛、海洋区。该区岛屿星罗棋布，且大多数岛屿都尚未开发，神秘、独特的亚热带海岛景观成为开发海岛水上运动的重要资源。
(2)中区—从珠江口到磨刀门，北为唐家湾片区，中为中心城区，南为南湾城区。该区是城市建设活动最集中的地区，各城区组团基本形成以山体为绿心、海河岸线环绕、城区与山水交融的海滨山水城市的景观风貌。
(3)西区—其北部为斗门地区，以山丘、河流、田园等为背景，自然风貌尤其是田园风光成为西区的主要景观特征。西区南部为金湾地区，城市滨海岸线较长且邻岸岛屿众多，生态湿地资源丰富，海岸、沙滩、青山、湖泊等构成了海滨城区的主要特征(图1)。
2、人群活动及场所特征评析
作为一个新兴的海滨花园城市，珠海市经过二十多年的城市建设，已由一个边陲的小渔村发展成一个拥有150万人口的大城市，并以其独特的自然山水环境、四季如春的亚热带海洋气候及丰富的城市人文景观吸引着来自国内外的客人，更是许多人工作、定居的首选之地。
从对珠海市民日常的运动健身活动调查的情况看，珠海市市民健身游憩活动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除常规的球类运动和社区健身活动外，更多的市民热衷于户外休闲健身类运动，如跑步、骑自行车、登山、散步、郊游、海岛休闲、垂钓等，这反映出珠海市民的健身游憩活动对城市自然资源的适宜性特征。
珠海市民日常健身游憩场所主要是社区健身广场、社区绿地、水岸绿带、城市公园、公共海滩和城中森林公园，出行方式以步行为主。而市民的周末健身游憩场所主要是各类运动中心、郊野森林公园、海岛和乡村田野，出行方式以乘坐公交车和自驾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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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健身游憩系统规划
3.1系统结构
根据珠海城市资源和人群活动特征，规划提出“构造覆盖全市开敞空间的户外公共健身游憩空间系统”的目标，将全市的森林公园、水岸公园、城市公园绿地、文化广场、公共海滩、公共体育用地等开敞空间进行系统整合，在这些开敞空间里增加健身游憩设施，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体育运动健身游憩场所。
3.2四类运动健身游憩主题功能区
结合各城区的资源特色，规划提出“突出资源供给特色的运动健身游憩主题分区，以及特色健身游憩活动的开发指引”(图2)。
(1)以海洋岛屿为特征的运动健身游憩区。规划突出城市东部地区海域宽广、岛屿众多的空间特征，将其作为市民周末的海岛休闲游憩活动区域。规划将城市东部的万山海洋实验开发区作为海洋岛屿运动健身游憩区，在此开发海岛度假、海滩冲浪、垂钓、潜水等活动项目。
(2)以乡村郊野地区作为运动健身游憩区。规划突出斗门地区自然山体和田园风光特征，在该地区开发郊野远足、露营、森林探险等活动项目以满足市民周末自然乡村远足健身游憩活动的要求。
(3)以滨海休闲活动为主体的运动健身游憩区。该区位于西南金湾滨海地区，自然海岸线绵长，沿岸五大优质海滩似珍珠般串连，邻岸岛屿丛林密布，规划将其建设为以城市滨海休闲活动为主体的运动健身游憩区，在此开发沙滩球类运动、滨海自行车赛等活动项目。
(4)以城市密集区群众社区健身活动为主体的运动健身游憩区。该区处于城市人口密集区，通过公共体育用地、城市绿地、城中森林公园建设，为市民提供多层次的健身游憩空间，并形成以群众日常社区健身游憩活动为主体的运动健身游憩区，开发球类运动、户外健身、散步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登山等常规活动项目。
3.3两个层次的健身游憩空间系统
规划拟从系统层面，构建城市户外健身游憩空间和公共体育用地空间两个层面互为补充、和谐一致的健身游憩空间系统。
3.3.1城市户外健身游憩空间系统
规划将城市森林公园、水岸公园、城市公园绿地、公共海滩、户外公共体育场地等开敞空间纳入城市户外健身游憩空间系统之中，并建设各类健身游憩空间之间的交通网络(包括步行和自行车系统的建设)，进而提出各类户外健身游憩空间开发策略(图3)。
(1)森林公园健身游憩空间。规划将城市森林公园按区位划分为城中森林公园和郊野森林公园。城中森林公园即位于城市组团中心的山体森林公园，开发此类森林公园可为市民日常健身游憩活动提供场地。郊野森林公园即位于城市边缘的山体森林公园，它可以承担区域绿地功能，对其进行适当的开发可为市民周末健身游憩活动提供场地。
规划针对区位、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提出建设五大城中森林公园健身游憩设施的指引，并强调设施建设的日常化，如登山路径、眺望点、小型健身场地等建设的日常化。规划还相应地提出建设三大郊野森林公园游憩设施的指引，用以满足周末家庭郊游的需要，如露营地、野外探险等特色项目的建设，并增加度假服务设施、停车设施等。
(2)水岸公园健身游憩空间。规划结合珠海已规划的距离市区滨水地带30 m～100 m的水岸公园，提出6条海岸公园、5条河岸公园健身游憩设施建设指引，并根据公园区位、服务对象的差异，确定设施类别和比例；为旅游人口服务为主的公园，强调保留自然景观，适当建设游览广场、自行车路径和小型服务设施等；为社区居民服务为主的公园，强调各种设施的建设，如增加健身广场、小球场地、健身路径等。
(3)城市公园、公共海滩健身游憩空间。规划根据城市公园绿地规模等级和主题特征，提出在公园内增加运动设施的指引和用地控制指标，如增加篮球场、健身广场、健身路径等运动设施区，并提出城市公园绿地内公共体育用地的下限指标(公共体育用地在城市公园绿地内的比例须在10％以上)。
3.3.2公共体育用地系统
(1)体育运动休闲中心系统。体育运动休闲中心即指以室内体育场馆、综合健身馆、社区活动中心为主体，综合室外健身广场、运动服务中心(包括运动培训学校在内)的综合体。它既可提供正规化的体育运动服务，又可提供业余运动健身服务。规划拟在运动休闲中心内适当增加休闲服务设施(如餐饮、保健设施)，以增加服务收入用于设施维护。
(2)公共体育运动场地系统。公共体育运动场地即指在室外开展体育运动和健身活动的设施场地，包括全民健身广场和社区健身运动公园。
全民健身广场是在户外集中安排各球类场地、健身广场、健身路径、游泳池等户外设施的公共体育运动健身场地。
社区健身运动公园是在城市社区内，以500 m为服务半径集中设置的户外健身活动场地，内设小型健身广场、健身设施和球类场地。规划提出建设社区健身运动公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与社区公园绿地对应，二者结合布置，实现共建。
3.4一条生态康体绿道系统
规划利用与城市道路并行的带状绿地，结合城市滨水带状公园，形成一个供市民自由活动的非机动交通网络，该网络可以覆盖主城区，并联系城市公园绿地，形成一条串联所有居住区及公园绿地的环形绿廊。
环形绿廊在设置上要注意避开主要交通性干道，并且应具有快捷的步行交通功能，自成体系地形成一个生态康体绿道系统，在其中可设置专门的游憩步道和自行车道，以便市民进行长跑和自行车运动等康体活动。规划的康体绿道按照服务半径分为大环和小环，两者之间通过廊道连接，在康体绿道与道路交叉的地方设置天桥和自控式红绿灯以保证绿道系统的畅通(图4)。
市场体系的特征篇3
第一种是市场主导型模式，又称民营模式。这种社会信用体系模式的特征是征信机构以营利为目的，收集、加工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为信用信息的使用者提供独立的第三方服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的作用一方面是促进信用管理立法，另一方面是监督信用管理法律的贯彻执行。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北欧国家采用这种社会信用体系模式。
第二种是政府主导型模式，又称公共模式或中央信贷登记模式。这种模式是以中央银行建立的“中央信贷登记系统”为主体，兼有私营征信机构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央信贷登记系统是由政府出资建立的全国数据库网络系统，直接隶属于中央银行。中央信贷登记系统收集的信息数据主要是企业信贷信息和个人信贷信息。该系统是非营利性的，系统信息主要供银行内部使用，服务于商业银行防范贷款风险和央行进行金融监管及执行货币政策。据世界银行统计，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七个国家有公共信用登记机构，即中央信贷登记系统。其中，除法国外，其他六国都有市场化运营的私人征信机构。
第三种是会员制模式。这种模式是指由行业协会为主建立信用信息中心，为协会会员提供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互换平台，通过内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征集和使用信用信息的目的。在会员制模式下，会员向协会信息中心义务地提供由会员自身掌握的个人或者企业的信用信息，同时协会信用信息中心也仅限于向协会会员提供信用信息查询服务。这种协会信用信息中心不以营利为目的，只收取成本费用。日本采用这种社会信用体系模式。
美国的市场主导型模式
美国的征信业始于1841年，第一家征信所是由纽约的一名纺织批发商刘易斯·塔潘所建立。1870年，R.G·邓恩接管了这家征信所，后来又与布雷兹特里特征信所合并，组成Dun＆Bradstreet。从简单征信服务到比较完善的现代信用体系的建立，美国的征信业差不多经历了160多年的时间。“美国模式”是典型的市场主导型，美国的征信服务机构，都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营征信机构（或称为私人信用调查机构），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方式建立，并依据市场化原则运作的征信服务主体。
美国的征信服务机构具有明显特征：在机构组成方面，征信机构主要由私人和法人投资组成。在信息来源方面，民营征信机构的信息来源广泛。消费者信用调查机构的信用信息除了来自银行和相关的金融机构外，还来自信贷协会和其他各类协会、财务公司或租赁公司、信用卡发行公司和商业零售机构等。在信用信息内容方面，民营征信机构的信息较为全面，不仅征集负面信用信息，也征集正面信息。在服务范围方面，美国民营信用调查机构是面向全社会提供信用信息服务。服务的对象主要包括私人银行、私人信用机构、其他企业、个人、税收征管机构、法律实施机构和其他联邦机构，以及本地政府机构等，这些机构都是征信报告的需求方。
美国对征信的立法是由于上世纪70年信业快速发展导致了系列问题而开始，走的是一条在发展中规范的立法过程。到现在美国不仅具备了较为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和政府监管体系，而且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伴随，形成了独立、客观、公正的法律环境，政府基本上处于社会信用体系之外，主要负责立法、司法和执法，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同时其本身也成为商业性征信公司的评级对象，这样就保证了征信公司能确保其独立性、中立性和公正性。
美国的信用管理法律制度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直接的信用管理法律规定。第二层次是直接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这些法律都直接规定，在相应的特殊环境中不能公布或者限制公布个人或企业的相关信息。第三层次是指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为征信机构收集政府公开信息提供法律依据。
欧洲的政府主导型模式
欧洲征信业的发展主要采用的是政府主导型模式，欧洲对于征信的立法最初是源于对数据、个人隐私的保护，因此与美国相比，欧洲具有较严格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律。
欧洲的政府主导型征信模式与美国的市场化模式的差别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信用信息服务机构是被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建立，而不是由私人部门发起设立。二是银行需要依法向信用信息局提供相关信用信息。三是中央银行承担主要的监管职能。
日本的会员制征信模式
市场体系的特征篇4
关键词:特征价格加权平均房地产价格指数
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处于供求两旺的状态。面对房地产业的大好形势,为了防止泡沫现象的发生,促进房地产市场信息的透明化是一个重要举措。房地产价格指数是房地产市场综合因素影响下,供求关系的直接体现,能及时地向社会传达市场信息,是房地产市场信息透明化的主要标志。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房地产价格指数的编制与既有政府主持的,也有民间承担的。民间的房地产指数由房地产开发商或中介机构编制,如中房指数(CReiS)、戴德梁行指数(DtZindex),伟业指数、中原城市指数(包括CCi和CCL)等。政府的房地产指数一般由房地产管理部门组织编制,如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指数、深圳房价指数、上海住宅预售价格指数、西安40指数等。这些价格指数的编制和使用上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张宏斌、贾生华,2000):指数编制过程中,板块、片区和商业圈的划分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指数的计算方法落后;价格指数的预测方法不能体现房地产市场的内在特点;各地编制房地产价格指数的主体不一样,造成了数据的来源和样本的选择方法存在很大的差异。
国外的房地产价格指数编制方法众多,从现有文献来看,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关键类型:重复交易法、特征价格法以及混合模型方法。其中重复交易法和特征价格法是解决房地产价格指数编制中由于房地产结构差异、品质差异所造成的指数偏差等问题的较好方法,尤其是特征价格法在国外住宅价格指数的应用中最为广泛。然而,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市场条件,国内目前十余种房地产指数的编制大多采取了理论上简单、实际编制上粗糙的加权平均法,或者是加权平均法和重复交易法相结合的不规范做法。在指数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指数测算方法不完善、样本数据缺乏代表性、指数的应用受到很大的局限等问题。
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国民经济的稳步高速增长,我国各地房地产市场在数年内就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发展。在经济发展迅速、市场体制较完善的地区和城市,房地产市场不断规范和成熟,市场交易案例逐步增多,房地产交易登记备案制度也逐步得以实施和完善。这样,我国城市房地产指数在编制的基本理论方法上,一些城市地区已初步具备了应用特征价格法的现实可行性,大量的交易案例和实际价格数据使得房地产各属性与房地产价格关系的测算成为可能。同时,由于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仍然以一级市场(即新盘的交易)为主,大多数城市的二手房市场远未放开,市场交易资料相对来说还是较封闭不公开,这种现实状况极大地限制了重复交易法的应用。当然,在一些二手房市场较发达、市场基础较好的个别地区,如上海,可以考虑采用该方法编制房地产指数。此外,由于大多数地区和城市,毕竟房地产市场的发育晚、规范慢、交易少,在一定的时期内都不一定能够具备仅仅应用征价格法的条件。这样采用细分市场和加权平均法以及特征价格法可能对目前国内很多亟需编制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城市还是一种可行的思路。
总之,从未来我国房地产价格指数编制的趋势看,特征价格法因其方法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完善性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应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此外,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条件选择合适的、可行的房地产价格指数编制方法。在有条件的地区、城市,可分别采取两种以上的方法进行房地产指数的编制,并进行比较研究。
二特征价格模型
房地产特征价格法编制房地产价格指数的理论依据源于“特征价格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Lancaster于1966年创立,其意义为每单位消费者在追求效用极大的过程中,每增加一个单位某种属性的消费,所愿意支付的边际费用。这种方法是应用特征价格理论,运用模型求出影响房地产商品价格的品质因素所隐含的价格,并可确定每一品质因素变动对商品价格的影响程度。这样即使是非同质商品也可以在基期和报告期进行比较。设p为房地产商品价格;Xi为房地产品质因素;βi为各品质因素对房地产商品价格的影响系数;tj为房地产商品在j期售出的虚拟变量,若出售tj=1,否则tj=0;rj为在j期出售的房地产商品价格变动;为随机误差项。根据特征价格理论可以建立房地产商品价格模型:
Lnp=∑βiLnXi+∑rjtj+e(1)
通过回归分析,以得到各期的值,利用这些数据就可以编制房地产价格指数。这种方法虽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但在应用时要注意考虑这样几个问题:影响房地产价格的特征因素有那些;房地产价格与这些特征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因此,在实施时,该方法需要大量的房地产价格资料及相应的大量统计数据,这样有助于发现其中的规律,目前国外一般采用特征价格理论编制房地产指数,使计算出来的房地产指数尽可能反映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特征价格模型的实证研究和应用分为两个方面:
价格指数的编制。特征价格模型最初的用途是编制价格指数,即使在现在,特征价格模型的第一种且非常重要的用途,也还是根据数据的性质(时间序列数据、横截面数据、面板数据)对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进行全面改善,研究的基本目的是提高住宅价格基准的精确性,一些研究还构建了适用于特别用途的住宅价格指数,如对贫困分界点的测量进行改进。
推断特征的隐含价格和估计特征的市场需求。大多数研究往往把焦点集中在运用模型如何求得科学合理的特征价格这个问题上。而美国不少学者研究不同人种、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另外,有不少学者使用特征年龄系数来测度折旧。尽管估计特征的市场需求存在一些困难,但还是有许多研究试图得到单个住宅特征或特征群的需求参数(有时是供给和需求参数)。
三我国房地产价格指数的构建
应用特征价格模型的理论前提是市场均衡,在现实世界中满足这一理想条件的情况不存在。但是,国内市场经济的发育已经为应用特征价格模型创造了条件。应用的切入点可以房地产行业,因为在国外大约有一半多的房地产价格研究采用特征价格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借鉴经验。此外,国内房地产行业的资料收集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可以通过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各种渠道获取市场资料。因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重点研究:一是房地产价格指数的编制;二是房地产评估方法的完善;三是研究环境、交通等具体因素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这些都是可行的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由于房地产价格特征指数法要采集大量的数据,一般直接编制全国的房地产价格特征指数有困难,现以成都市房地产为例,探讨改进的房地产特征指数的实施方案。
(一)对城市房地产市场作分区、分类
这里主要是指对住宅的分类,可分为普通住宅、公寓、别墅,或分为多层、高层等,主要是使各类之间的品质更为接近,各类之间的区别更大些。分区就是将城市区域划为一个个片区,划分的原则就是保证每一个片区在环境品质方面,如周边学校、商业中心、医院、周边道路、空气污染情况、治安环境等方面大体的相同性。在实际操作时,应邀请本地区房地产市场方面的专家,采用特尔斐法确定影响房地产商品价格的品质因素。
(二)采用抽样调查方式获取数据
该方式能够事先计算和控制误差,同时还可以降低编制指数的成本。首先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分区分类后,抽样时宜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根据抽样原理在允许误差的情况下确定样本数目,再根据各片区的规模及近几年各片区的交易量来确定在每个片区抽样的数目。
然而,在同一片区内,房地产商品之间仅在楼层、建筑面积、装修程度、朝向等建筑物本身品质方面存在不同,因此较容易应用特征价格理论建立模型来评估这些品质的变动对房地产价格带来的影响。这样,如果同一房地产商品在报告期没有交易,也可采用在同一片区有交易的房地产商品修正后的价格作为代替,解决了样本前后期同一性的问题。同时因为同一片区的环境品质大体一致,前后期品质的影响也可消除。这样,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面提到的样本可比性和价格评估的问题。
(三)价格指数的构建
1.分区分类房地产均价。每一个片区同一类别的房地产价格保证了同质可比性,因此可以通过计算分区分类均价:
pij''''=∑p''''ijsq''''ijs/∑q''''ijs(2)
其中:i表示片区,j表示住宅类别,s表示样本房地产,t表示报告期,p''''ijs样本房屋用于房地产指数编制的房地产价格,q''''ijs为该房地产交易面积,t表示报告期,0表示基期。
2.分区分类房地产指数。由于每一个片区同一类别的房地产可以看作是同质样本,因此分区分类房地产指数就相当于个体指数,其计算公式如下:iij=p''''ij/q0ijs(3)
3.综合指数。接下来就要采用加权的方法将分类分区指数合成综合指数,根据需要,可以合成某一行政区指数,也可以合成某一类别指数,或者合成总体综合指数。由分区分类指数合成综合指数,非常关键的是权重的选择。权重的选择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采用成交面积还是成交金额,目前国内房地产指数较多的采用成交面积,略显不足,有些高档住宅成交面积虽小,但成交金额较大,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中所占地位较重,这在权重中应有反映。二是只考虑有交易的房地产还是考虑全部的房地产交易面积都会发生变化,也就意味着现实中的权重在每一个计算期都发生变动,因此,按基期权重计算的结果就会与实际情况出现偏差。有些片区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因各种原因而退出指数计算,而有些新建小区可能要成为指数计算的样本。另外根据本地区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各片区所占权重经过一段时间也要进行调整。这些调整间隔大约一至两年为宜。样本或权重调整后都要对当期指数进行调整,以保证指数前后的衔接。
四结论
理论上,特征价格法要求房地产市场完全竞争。就房地产市场而言,由于房地产行业具有资金密集、开发规模大的特点。同时,我国政府对房地产企业的管理实行严格的行业准入制度,这样房地产市场存在一定的进入壁垒;而房地产建设投资周期长的特点又决定了企业在退出房地产业时也存在一定的障碍。房地产企业的数目与具有完全竞争行业的企业数目相比,相对而言要少得多。同时,虽然房地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产异质性,但应该看到,在同一类型的产品上,各企业提供的产品差别实际上并不是很大的。因此可以判定房地产市场至少不是完全竞争市场。
本文提出的房地产价格指数构建方法,不仅保留了特征价格指数方法的优点,还充分结合了目前我国实际的情况,对于构建适合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指数具有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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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ilsonww.HedonicpricesinthemaltingBarleymarket[J].westernJ.agri.econ.,1984,9(1)
市场体系的特征篇5
（一）法规建设进程迟缓，目前的草案尚不成熟。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运营全过程都需要法律法规支撑。到目前为止，只有上海、深圳出台过关于个人征信方面的地方法规，国家层面尚没有统一的有关社会征信体系方面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这使得构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基础薄弱。大量可以开放的信息封闭在行业主管部门手中，部门之间因缺乏法规约束而难以协调。
当前制约联合征信开展的瓶颈问题是缺乏强制公开信息、有限制披露信息和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法规，而不是限制中介机构（特别是一些市场自发成立的从事信用增值服务的机构）发展的问题。
（二）全国征信体系模式的选择众口不一。首先，在全国征信体系构建方面，有人认为，征信体系建设应当自上而下开展，除上海之外不再搞其它试点，主要依托银行信贷登记系统，建立全国数据中心；但地方同志和许多专家认为，全国统一建设起步慢、立法时间长，数据更新效率低，协调管理有难度，应当在条件好的中心城市扩大试点，然后横向联合、互联互通、上下结合。其次，在基础数据采集方面，一种观点认为企业与个人信用数据库并立，由一个机构管理运营；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与个人征信差别很大，应仿效发达国家的分立模式。再次，在征信体系的基础数据库平台建设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应由政府出资作为信息基础设施来建设；另一种观点认为完全可以市场化商业运作。
近年来，各地政府积极推动征信体系建设，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了本地区征信试点或法规起草、征信机构筹建等实质性工作，对宣传引导企业和公民诚信观念、整治市场秩序、树立本地区诚信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实践表明并未出现财政资金流失、重复建设和重大违法违规的不良后果。因此，地方积极性不应受到抑制。笔者认为扩大试点本身并无风险，基础数据库接口从技术上讲也没有大的障碍，应当保护地方积极性，稳步扩大试点，继续摸索经验。
（三）商业银行组建征信机构设想欠妥。根据国际经验，建立社会征信体系应当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和个人自愿的原则。上海试点表明，当前条件下，由政府指导推动联合征信、第三方中介按市场规律运行的模式比较成功。笔者认为，“将人民银行现有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剥离出来，由各商业银行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征信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管理企业、个人信贷信息征集工作”的设想欠妥。原因如下：
银行贷款登记系统与企业、个人征信系统有很大不同。现代社会中的信用关系渗透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单一部门掌握的信用信息很难满足社会需求。现有的银行贷款登记系统与企业、个人征信系统在建设目的、信息来源、征信内容、评估标准、管理维护、服务方式和服务对象等方面区别很大。社会征信系统的信息内容来自金融、经贸、财税、工商、审计、物价、统计、公安、海关、司法、审判、质检、教育、劳动保障和公用事业单位等一系列部门，以及法人（包括事业单位、企业和社团等）和个人，而银行信贷登记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征集企业或个人与银行发生的金融交易信息，只是社会征信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自身很难实现从同业征信向联合征信拓展。基于其服务对象的需求，将来仍然只是金融征信方面的子系统。
商业银行作为发起人不利于市场公平。商业银行既是银行信贷登记系统信息的提供者，又是该系统的主要使用者，如果再成为该系统的所有者和建设、维护、经营者，容易构成新的行业信息垄断。一旦如此，各类市场主体提供的信息也会“按需提供”，易引发信息失真。发达国家一般采取“第三方征信”制度，即在银行和个人作为当事者之外，由“第三方”即中立机构组建社会征信机构。
关于加快我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尽快明确信用管理总体协调部门。笔者认为，当前包括企业和个人征信制度建设在内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监管，应由政府推动，明确一个综合部门依法或授权协调好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民间机构之间的关系。在信用体系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的作用在于推动和规范，后期的作用在于监督与服务。待条件成熟、法律环境具备后可以考虑由行业协会发挥自律作用。
（二）加快法规建设步伐。建设征信体系应该有法可依。由于我国征信业发展历史不长，地区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许多相关的现行政策法规尚需要修改，因此制定专门法的时机还不成熟。人民银行代国务院起草的《征信管理条例》应规范的重点：一是强制有关行政机关和社会部门以义务的形式向信用中介机构无偿或有偿开放；二是规范信用资料的公开、合法、正当的收集与使用；三是加强信用行业管理，监督中介机构，制裁各种违规行为。
（三）正确选择征信体系发展模式。根据国际经验，建立社会征信体系应该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和自愿的原则。建议在信用信息征集环节建立基础数据库，可考虑由社会公益性机构垄断运营；在信用信息评估等信用增值服务领域，目前可鼓励成立完全市场化的中介服务机构，实现有限度竞争，避免形成新的行业垄断。
当前建立完全由国家一级包办、上下一体的征信体系极不现实，特别是在个人征信领域难度更大。针对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城乡差异大、发展不平衡的特点，笔者建议宜对法人和个人均实施信用记录属地管理，按省、市、自治区分立数据库，再行连接，实现资源整合与信息共享。总的思路应当是按照“先中心城市、后边远农村，先发达地区、后落后地区，先地方、后全国”的步骤实施，加快建立起统一的社会征信体系。中央部门应当在推动立法方面多做工作，打破信息封锁，促进区域性、行业性的征信系统全国化、网络化，资源共享；近期应着手统一规划，并考虑在基础好的省市扩大试点。鼓励地方打破封闭，形成区域联合，按法律规范和市场需求逐渐统一技术标准和工作规范，最终达到全国征信体系统一。
市场体系的特征篇6
5月18日至19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上海召开“征信与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与会代表就我国如何借鉴各国征信机构建设经验，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征信体系，加强诚信社会建设，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研讨。笔者作为民事法律专家参加了会议，现将会议观点综述如下：
我国现阶段亟须建立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
建立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的基本目的，在于建设诚信社会，确立诚信观念和诚信道德，推动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国的征信体系建设有了初步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战略任务，中央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个人征信试点也开始进行，并在上海取得了很好的经验。至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建立了四类不同的征信机构：一是政府部门所属、专门提供企业资信调查活动的机构；二是中资民营的企业征信公司，主要从事企业信用调查和咨询、风险管理等业务；三是已经进入中国的外国征信机构，提供企业征信服务；四是正在试点的个人征信机构，例如上海建立的个人征信机构，已经有100多万上海市民在个人征信机构中拥有自己的信用记录。
应当看到的是，尽管我国征信体系的建设已经有了上述的发展，市场化运作模式也初步形成，企业征信市场的集中度在逐步提高，但是就全国征信体系的状况而言，这仍然是初步的发展，离建设诚信社会的整体需求，仍具有相当大的差距。
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的基本思路
与会者认为，为了中国社会诚信建设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归纳其基本思路是：
第一，必须全面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的建设速度。就目前我国征信业的发展而言，面对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远远不能适应商业银行和社会各界对征信服务业提出的迫切需求，加快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建设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
第二，征信机构建设应当公共模式和民营模式并举，引进外资征信机构，形成市场化良性竞争。在美国，发挥主导作用的征信机构是民营征信机构，主要的征信业务集中在三大民营征信机构。在欧洲，以国营的或者公共征信机构为主导。中国建设社会征信机构，应当公共模式和民营模式并举，同时欢迎外资征信机构进入市场，形成征信业的良性竞争，通过市场引导征信业的健康发展。
第三，以建立统一的银行征信机构为先导，带动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机构发展。现在，中央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已经建立并运行，录入420多万借款企业的信用信息，查询用户达到6万多个，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认为，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还应当建立个人的信用信息登记，将中央银行征信体系建设和上海市个人征信试点经验推向全国，逐步形成少数拥有全国基础信用信息资源的大型的综合性征信机构和众多提供信用信息评估等信用增值服务的各具特色的地域性、专业性征信机构，建立覆盖全国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
第四，坚持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的方针，全面开展征信业务，充分发挥征信体系作用。征信机构由于涉及到企业和私人的信用信息披露，必须坚持特许经营，经过必要的审批。征信机构不仅要开展一般的信用信息的征集、加工、使用服务，还要进行信用评级、评估等信用增值业务，并且要开展专业性的、地域性的征信业务服务，形成信用信息资源整合，实现信息共享。
建设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
建设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必然涉及到被征集信用信息的主体的权利保护问题，建立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市场体系的特征篇7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性HHi指数技术规范
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展经济法研究以来，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的特征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审视当前经济法学界，大部分的经济法学者仅仅运用传统的法学分析方法，通过经济法与传统法律部门的比较，试图揭示经济法的特征。然而，毕竟经济法是一门与传统法律部门差异极大的法律部门，这样的研究方法有它固有的局限性，唯有将经济法置于整个市场经济，并将其与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紧密结合，才能更加深刻地揭示经济法的特征。
分析经济法规群的共同特点，笔者认为经济性是而且应该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经济法的经济性进行论述，这也是笔者的一点思考。
一、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市场秩序调控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以及社会分配关系。
从市场主体调控关系来看，国家为了维护市场的有效运行和整体利益，通过市场准入制度等制度，对市场主体进行经济调控。以《商业银行法》为例，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主要经营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由于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至关重要，为了保障商业银行的安全性，国家对商业银行的设立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准入条件。《商业银行法》第13条以严格的准入制度对金融业做出了调整。商业银行在设立后仍要受到持续调控，由于商业银行主要是经营负债业务，负债率就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新《巴塞尔协议》做出明确规定，要求各成员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高于8%。我国也根据这一协议做出了相应的要求。这些规定无不显示出经济法对现代经济关系的积极调控，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才引发了国家通过经济法进行有效的调控。
此外，国家为实现一定的产业布局调整以及社会公平目标，也经常通过产业政策、再分配政策、财政政策等对经济发生作用。这在日本等发达国家集中表现为《产业政策法》《结构不景气法》等法规。无论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哪一方面，源于经济法的产生正是客观经济关系出现而传统的民法、行政法都无力调控，它们天生就具有强烈的经济性，这也内在地决定了经济法具有经济性，并且经济性理应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二、经济法调整工具的经济性
经济法的发展与干预主义的出现密切相关。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但干预主义并没有提出可供操作的干预经济的调控工具。随着西方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西方国家逐渐提出了操作性极强的调控工具。
以国家对垄断的干预为例，由竞争引起的垄断，反过来又必然妨碍、限制甚至消灭竞争，最终使市场机制遭到破坏。为维护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通过经济法限制垄断成为必然的选择，但何时该由国家介入呢？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市场结构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当竞争使得市场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垄断。衡量市场集中度有几种经典的指标，譬如四企业集中度（CR4）、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以及熵指数（entropindex,ei）。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采取了HHi指数作为判断企业收购行为是否构成了垄断威胁，国家是否应当进行干预。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
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意图实施兼并的企业必须提供该企业以及其竞争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接着由该委员会计算兼并前与兼并后的HHi指数值的差值，倘若这个差值达到兼并法则规定的数值，联邦贸易委员会随即根据反垄断法作出允许或者不允许企业兼并的决定。运用HHi指数进行垄断的认定有一个相当典型的案例，即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兼并较量。倘若允许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实施兼并，将使兼并后的HHi值严重超过法则规定。
在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经济学的工具被运用于判定垄断与否的标准，而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是经济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调控工具具有浓厚的经济性，其数据完全来自真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而诸如HHi指数之类的调控指数最先纯粹是经济性的指标，而后才引入了经济法的领域，故而经济性成为经济法的特征自然而然，并且应该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三、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
经济法的重要表现，是经济法往往把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要求直接规定为法律。直接赋予经济规则以法律效力，也意味着经济法具有专业性。在我国经济法的法律框架之中，存在相当多的专业性技术规范。在经济法的各个领域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出此类规范。譬如房地产法中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会计法中的《企业会计准则》。这类规范产生的目的带有极强的经济目的性，来源于对市场交易关系、结算关系进行规制的需要，显然这些社会关系具有强烈的经济性。故而从经济法对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也反映出经济法的经济性特征。
以上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控工具以及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适当运用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经济法的经济性着重论述，深化了对经济性这一特征的理性认识。当然，经济法仍具有诸如政策性、综合性、回应性、指导性、后现代性等特征，但与经济性相较而言，其他对其特征的表述均是第二位的，或可称为经济法的区别特征，但毕竟不是本质特征。因此，经济性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参考文献：
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市场体系的特征篇8
论文摘要：在考察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演变的基础上，分析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过程，剖析农地征用矛盾的内在机理，探索农地征用矛盾的解决思路和具体方案，揭示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政府日益重视各种社会经济矛盾，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2006年3月，致公党中央常委牛文元提出建立“五大基本国家补偿制度”，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其中，“国家土地补偿制度”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社会冲突事件中，65％都涉及农地补偿和房屋拆迁问题，由征地矛盾导致的农地补偿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因此，考察农地征用矛盾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状况，完善农地征用制度，探索农村社会的市场交易机制，势在必行。
一、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演变
农地征用矛盾实质上是社会主体围绕农地问题展开的博弈活动，它取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约束条件。中国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产权制度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断演进，农地产权制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1．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演变阶段
(1)第一阶段：“土地改革运动”之前(～1948)。1948年以前，中国的基本农地制度是私有制，土地所有权通过大量民间交易逐渐集中于地主阶层，土地使用则普遍实行租佃制由于租佃制导致的农地利益冲突，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焦点。
(2)第二阶段：“土地改革运动”后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前(1948～1953)。自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经验推广到广大农村地区，没收地主的土地产权，直接分配给无地农民，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
(3)第三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到人民公社解体(1953～1978)。自1953年起，中央政府积极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逐渐形成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1962年，中央政府为巩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地产权制度，实质上将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都集中在生产队。
(4)第四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78～1978)年中国农村社会逐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求分离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保证农地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允许农民拥有农地承包权和使用权。l982年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成为集体土地的共同所有者，逐渐形成目前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农民承包使用的产权格局。
2．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特征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分析表明，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一致。
(1)所有权方面．农地集体所有制明确了“集体”的所有地位，但“集体”概念具体化为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它们的“共同所有”模糊了所有者权利。这就可能产生两种后果：①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利益较高时，三级体系中的各种主体争夺土地收益；②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成本较高时，三级体系中各种主体相互推诿而导致“所有者缺位”。事实上，随着农村社会的经济利益和组织独立性不断增强，三级主体的“趋利避害”行为特征将愈加显著。
(2)使用权方面，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拥有了农地使用权，但他们的农地使用权是不完整的。①农民行使土地使用权具有使用方式和使用程度的限制：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和经营，禁止闲置耕地。②农民私人不得出租和转让农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必须以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为前提。⑧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有一定期限，尽管目前的承包期限可以长达30年，但承包期限风险仍然埋藏着农地经营的不稳定因素。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因素的前提下，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实际上承担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地产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正因此，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根源，它涉及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城乡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
二、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过程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地征用问题始终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根据2004年的中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可以征收或征用农村土地并给予适当补偿。①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构成了农地补偿命题的实践背景，也是解决农地补偿问题的事实基础。
1．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
“征收”或“征用”是两个不同概念。土地征收的对象是土地所有权，国家通过征收活动剥夺原土地所有者的所有权；土地征用的对象则是土地使用权，中央政府征用农地之后，必须对农民丧失农地使用权进行适当补偿。然而，根据现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规定，农地征用前提是农地所有权的转变，由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因此，中国的农地征用实践造成了“征收”的效果。
农地征用的过程中．农民丧失了农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组织丧失了农地所有权。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和征地实践，完整的征地过程一般包括三部分：①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组织协商，征用农村土地，转变农地的所有制属性和使用权主体；②地方政府对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进行适当补偿；③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者协商，将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用土地，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上述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意味着农地权利的转移和农地利益的重新分配。
2．征地过程中的矛盾
农地征用过程的利益冲突使农地补偿问题日益突出：
(1)农地征用的补偿标准较低。根据2004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农地征用后按照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作为计算基数，农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和不能超过该基数的3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补偿标准的前提条件是土地使用权转让，但在农地征用实践中，作为农地集体所有者的乡、村、村小组也要求获得相应利益补偿，结果使农地补偿费被层层提留，农民最终通常只能得到征地补偿标准的5％～10％。
(2)地方政府以“公益用地”名义进行征地后，按照农用地标准对农民进行补偿；然后以非农用地名义出售给经营性组织，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获得回报。在较低的征地补偿标准和较高的土地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巨额租金，它被地方政府以行政强制手段占有。这必然导致农地征用矛盾：①高额租金对政府行为产生误导，使地方政府怀有扩大征地范围的非理性冲动；地方政府获得的高额租金与农民得到的较低补偿形成鲜明对比。激化了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3)地方政府对农地“一次性买断”之后，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就随之消失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日益突出。丧失了基本生产资料的失地农民必须重新寻找工作。但城乡教育差异、就业渠道残缺、就业宏观形势等因素使失地农民很难重新“就业”，大量失地农民难以保持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进行生产经营。
三、农地征用矛盾的内在机理
1．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原因
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表明·现行征地制度具有内在缺陷，它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征地矛盾。
(1)农地征用的前提是所有权由集体转让给国家。①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下，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对农地转让进行一定的产权限制，起到了适当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也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残缺的必要补充。②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具有经济利益独立性，农地转让的产权限制使地方政府成为农地交易中的双边垄断者，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经济利益。这种体制缺陷必然误导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它对土地交易的成本收益判断，扭曲农地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2)农地征用的范围界定缺乏理论依据。根据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农地征用的主要理由是“公共利益”。但关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含义，土地管理部门在法律条文和实践过程中都未进行明确界定。按照经济学基本理论’“公共利益”的经济内涵是“公共物品”，经济学者对此存在不同解释。在征地实践活动中，部分地方政府更是出于各种目的任意解释“公共利益”，以此作为农地征用和低补偿标准的政策依据，从而以较低经济成本取得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3)现行农地补偿标准未能反映农地产权转移的真实状况。现行的农地征用补偿标准以“农地使用权转让”为理论依据·但在征地过程中，乡、村、村民小组三级管理体系确实失去了农地集体所有权，他们必然对农地补偿提出分配要求。根据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作为农地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应当要求地方政府对农地所有权转让给予补偿；但行政管理体制的上下级关系限制了农村三级管理主体的权利诉求，结果导致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无偿转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对于农民而言，乡、村、村民小组处于强势地位。它们是农地转让和农地补偿的具体操作者，有机会从农地使用权的补偿费用中“分一杯羹”。
简而言之，目前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征用的经济成本较低，土地市场信息被扭曲；地方政府以独立经济利益和机会主义动机为出发点，利用扭曲的市场信号进行成本收益判断，从而具有扩大征地范围和直接干预征地过程的非理性冲动。
2．农地征用制度的改革思路
针对现行农地征用制度的内在缺陷，政府主管部门和农村问题专家进行了广泛探讨，逐渐形成了改革农地征用制度的两种主要思路。
(1)第一种思路是渐进改良式，核心问题是重新制定征地补偿标准。自2001年起，中央财经办公室和国土资源部展开针对“征地制度”的调研活动。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了完善现行征地制度的一系列建议：①严格行使土地征用权，规范征地范围；②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制定征地补偿费用标准；③以社会保障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拓宽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途径；④坚持政府统一征地，实行征地与供地分离；⑤建立征地仲裁制度，保证征地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和高效。
（2）第二种思路强调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属性，主张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进入土地市场，推动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刘守英认为，征地行为实质上是以行政权侵犯财产权，以“公权”侵犯“私权”，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强制占有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如果不能根本改变征地制度的基本性质和方式，地方政府侵犯农民权利和权力寻租的现象就无法得到有效遏止。
上述两种思路对中国农地征用状况的认识基本一致，但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存在明显分歧：第一种思路代表着决策部门的主流看法，第二种思路代表着学者的主要意见。①从目前征地制度的现实需求来看，第一种思路具有相对优势，它是征地制度改革方向的现实选择。②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致性要求来看，第二种思路是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是农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未来目标。
四、化解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对策
根据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状况和直接原因，应当设计一种合理的农地交易制度来化解农地征用矛盾。这种农地交易制度应当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够迅速缓解目前的农地征用矛盾，改善农地征用过程中的不公平状况；二是改善农地交易环境，提供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制度条件。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以拓展农地征用命题的分析视野。
1．“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包含四项要点：
(1)地方政府不直接介入农地交易过程，它只是土地购买者与农村集体组织进行土地交易的监督者，交易双方以独立经济身份参与交易，协商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让价格。
(2)农村集体组织必须将协商结果对农民公开，接受相关质询，经过农民集体决议之后的转让价格才具有真实有效性。
(3)土地转让费的分配方面，农民直接获得农地使用权价格。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中的村组织以农地所有权的代管者身份获得农地所有权价格，但它是作为农民集体产权的代表而取得这项权利的，因此应当将农地所有权价格作为集体产权划分成股份，进行农民集体产业投资，以解决农民失地后的继续生产问题，这实际上是农民失地的间接补偿。
(4)国家和地方税务部门根据土地交易价格，按照适当比例征收交易税；部分上缴国库作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部分交付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事务开支。
2．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职能
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具有两大职能：①作为地方事务的管理机构，监督农地征用过程；②作为国有产权的地方代表，直接参与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的过程。这种双重身份特征提供了大量寻租机会，地方政府可能利用行政权力和制度缺陷谋取经济利益，扭曲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限制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权利：一是对于经营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职能仅限于提供交易渠道和监督交易过程，交易价格应当由农民集体组织和购买者直接协商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也只能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参与土地交易，平等地与农民集体组织进行市场交易，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决定农地转让价格。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很难准确界定公益性土地和地方政府职能，因此应当将公益性土地交易和经营性土地交易都纳入市场化框架。
这两种土地交易类型的区别在于：一是对于公益性土地，地方政府在按照市场价格征用土地之后，地方财政和地方税务部门应当进行适当补偿，以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二是对于经营性土地，农村集体组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土地交易之后，依据集体产权要求对交易收益进行分割。近年来，江浙地区正在试行“同地同价”，这种政策措施已经体现对公益性土地和经营性土地的“一视同仁”，客观上起到了缓解农地征用矛盾的效果。
3．农地征用补偿的权利归属
根据农地产权的特征，农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都应当获得合理补偿。①农民转让农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补偿标准应当遵循现行《土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应当取消具有计划经济“父爱主义”色彩的安置费。②村民自治组织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直接代表者，它应当代表村民集体意愿对农村集体产权进行管理，索取农地所有权转让的适当补偿；通过对集体财产和集体收益的合理分配，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分红权利，以替代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农地征用的实践过程中，补偿形式是多样化的：农地使用权补偿最好以现金形式直接交付；农地所有权补偿可以采取土地人股等方式参与地方经济发展。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体现了“公正补偿”的司法理念，它要求对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进行合理补偿，以维护农民的正当权利。同时，它也充分重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明确了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强调对农地集体产权进行适当补偿，以维持农民的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生产能力。
五、培育农村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型土地交易”方案着眼于缓解目前农地征用的各种矛盾，但彻底解决征地矛盾问题，必须依赖于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的不断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应当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限制，从市场主体、市场规则、市场环境等诸方面着手，努力改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缩小城乡差距，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
1．农村集体组织的话语权
社会经济组织的话语权是市场交易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取得了部分话语权，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中国农村的主要产权形式是集体产权，它包括农地所有权在内的各种集体权利，应当体现农民的集体意志。这种集体产权安排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但它恰恰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特征，避免出现由于分散产权导致的“搭便车”和“公地悲剧”。问题的关键在于：由谁来代表农村集体产权?它如何保证农民集体利益的实现?
根据市场交易制度的要求，农村集体产权的代表者必须具备两项条件：①独立的经济利益它能够真正代表本地农民的集体利益，其自身利益与农民集体利益基本保持一致。②独立的经济权利表达能力。它能够在现行制度框架找到适当的权利表达方式，准确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能够尽量阻止外部力量的不当干涉。从现行的农村行政管理体系来看，乡级机构与农民集体产权的“距离”较远，并且受地方政府行政影响较大；村民小组的组织建设较落后，缺乏权利表达的有效手段；惟有村级行政单位，恰恰能够较好地体现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
目前，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许多地方正在推广“村民直选”和“村民自治”制度。村组织逐渐摆脱原有的行政管理角色，日益强化了集体产权代表的特征。因此，如果村组织能够有效利用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切实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积极参与农民集体事务，就能够使包括农地集体产权在内的农民集体利益得到有效保护。事实证明，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如果村组织能够较好地进行权利主张，那么征地矛盾就会较少，也能够较好地维护农民集体利益。
2．土地交易的监督机制
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条例》，地方政府是农地征用过程的主要监督者。实践证明，单纯的行政监督具有局限性，完善的市场交易机制要求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并重。两种监督方式各具特点：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是常规性的；相对独立的司法监督则是维护交易主体权利的最终保障。目前，中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关于农地征用等内容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出台，但关键在于通过司法体系来具体体现立法精神。
基于这一理念，目前交易监督机制应当重点关注两个方面：①司法独立性。借鉴西方法治社会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以司法力量来抗衡行政力量，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增强地方司法系统的独立意志表达能力，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活动的干预，进而维护市场交易主体的经济利益。②申诉和仲裁渠道。由于法律诉讼的成本较高，申诉和仲裁将是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经常性补救措施。如果申诉和仲裁渠道畅通，将缓解农地征用过程中的矛盾；如果农民的正当利益受到侵犯，又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抗议，那么社会经济矛盾将会逐渐积累，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3．社会经济环境
根据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演进规律，经济发展战略和历史文化背景是目前中国农村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社会的制度一致性要求日益强烈，完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不断改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残缺，农地产权实际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虽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征地补偿来部分替代社会保障功能，但这毕竟是暂时性的；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性来看，必须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城乡差别待遇问题，就无法推动农村资源和城市资源的合理流动，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事实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不止于此，它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市场体系的特征篇9
关键词：农地征用；市场交易制度；土地补偿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政府日益重视各种社会经济矛盾，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2006年3月，致公党中央常委牛文元提出建立“五大基本国家补偿制度”，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其中，“国家土地补偿制度”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社会冲突事件中，65％都涉及农地补偿和房屋拆迁问题，由征地矛盾导致的农地补偿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因此，考察农地征用矛盾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状况，完善农地征用制度，探索农村社会的市场交易机制，势在必行。
一、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演变
农地征用矛盾实质上是社会主体围绕农地问题展开的博弈活动，它取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约束条件。中国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产权制度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断演进，农地产权制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1．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演变阶段
(1)第一阶段：“运动”之前(～1948)。1948年以前，中国的基本农地制度是私有制，土地所有权通过大量民间交易逐渐集中于地主阶层，土地使用则普遍实行租佃制由于租佃制导致的农地利益冲突，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焦点。
(2)第二阶段：“运动”后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前(1948～1953)。自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运动”，将解放区的经验推广到广大农村地区，没收地主的土地产权，直接分配给无地农民，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
(3)第三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到解体(1953～1978)。自1953年起，中央政府积极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和运动，逐渐形成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1962年，中央政府为巩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地产权制度，实质上将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都集中在生产队。
(4)第四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78～1978)年中国农村社会逐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求分离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保证农地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允许农民拥有农地承包权和使用权。l982年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成为集体土地的共同所有者，逐渐形成目前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农民承包使用的产权格局。
2．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特征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分析表明，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一致。
(1)所有权方面．农地集体所有制明确了“集体”的所有地位，但“集体”概念具体化为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它们的“共同所有”模糊了所有者权利。这就可能产生两种后果：①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利益较高时，三级体系中的各种主体争夺土地收益；②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成本较高时，三级体系中各种主体相互推诿而导致“所有者缺位”。事实上，随着农村社会的经济利益和组织独立性不断增强，三级主体的“趋利避害”行为特征将愈加显著。
(2)使用权方面，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拥有了农地使用权，但他们的农地使用权是不完整的。①农民行使土地使用权具有使用方式和使用程度的限制：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和经营，禁止闲置耕地。②农民私人不得出租和转让农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必须以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为前提。⑧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有一定期限，尽管目前的承包期限可以长达30年，但承包期限风险仍然埋藏着农地经营的不稳定因素。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因素的前提下，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实际上承担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地产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正因此，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根源，它涉及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城乡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
二、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过程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地征用问题始终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根据2004年的中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可以征收或征用农村土地并给予适当补偿。①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构成了农地补偿命题的实践背景，也是解决农地补偿问题的事实基础。
1．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
“征收”或“征用”是两个不同概念。土地征收的对象是土地所有权，国家通过征收活动剥夺原土地所有者的所有权；土地征用的对象则是土地使用权，中央政府征用农地之后，必须对农民丧失农地使用权进行适当补偿。然而，根据现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规定，农地征用前提是农地所有权的转变，由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因此，中国的农地征用实践造成了“征收”的效果。
农地征用的过程中．农民丧失了农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组织丧失了农地所有权。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和征地实践，完整的征地过程一般包括三部分：①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组织协商，征用农村土地，转变农地的所有制属性和使用权主体；②地方政府对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进行适当补偿；③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者协商，将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用土地，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上述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意味着农地权利的转移和农地利益的重新分配。
2．征地过程中的矛盾
农地征用过程的利益冲突使农地补偿问题日益突出：
(1)农地征用的补偿标准较低。根据2004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农地征用后按照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作为计算基数，农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和不能超过该基数的3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补偿标准的前提条件是土地使用权转让，但在农地征用实践中，作为农地集体所有者的乡、村、村小组也要求获得相应利益补偿，结果使农地补偿费被层层提留，农民最终通常只能得到征地补偿标准的5％～10％。
(2)地方政府以“公益用地”名义进行征地后，按照农用地标准对农民进行补偿；然后以非农用地名义出售给经营性组织，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获得回报。在较低的征地补偿标准和较高的土地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巨额租金，它被地方政府以行政强制手段占有。这必然导致农地征用矛盾：①高额租金对政府行为产生误导，使地方政府怀有扩大征地范围的非理性冲动；地方政府获得的高额租金与农民得到的较低补偿形成鲜明对比。激化了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3)地方政府对农地“一次性买断”之后，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就随之消失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日益突出。丧失了基本生产资料的失地农民必须重新寻找工作。但城乡教育差异、就业渠道残缺、就业宏观形势等因素使失地农民很难重新“就业”，大量失地农民难以保持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进行生产经营。
三、农地征用矛盾的内在机理
1．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原因
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表明·现行征地制度具有内在缺陷，它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征地矛盾。
(1)农地征用的前提是所有权由集体转让给国家。①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下，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对农地转让进行一定的产权限制，起到了适当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也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残缺的必要补充。②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具有经济利益独立性，农地转让的产权限制使地方政府成为农地交易中的双边垄断者，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经济利益。这种体制缺陷必然误导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它对土地交易的成本收益判断，扭曲农地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2)农地征用的范围界定缺乏理论依据。根据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农地征用的主要理由是“公共利益”。但关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含义，土地管理部门在法律条文和实践过程中都未进行明确界定。按照经济学基本理论’“公共利益”的经济内涵是“公共物品”，经济学者对此存在不同解释。在征地实践活动中，部分地方政府更是出于各种目的任意解释“公共利益”，以此作为农地征用和低补偿标准的政策依据，从而以较低经济成本取得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3)现行农地补偿标准未能反映农地产权转移的真实状况。现行的农地征用补偿标准以“农地使用权转让”为理论依据·但在征地过程中，乡、村、村民小组三级管理体系确实失去了农地集体所有权，他们必然对农地补偿提出分配要求。根据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作为农地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应当要求地方政府对农地所有权转让给予补偿；但行政管理体制的上下级关系限制了农村三级管理主体的权利诉求，结果导致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无偿转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对于农民而言，乡、村、村民小组处于强势地位。它们是农地转让和农地补偿的具体操作者，有机会从农地使用权的补偿费用中“分一杯羹”。
简而言之，目前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征用的经济成本较低，土地市场信息被扭曲；地方政府以独立经济利益和机会主义动机为出发点，利用扭曲的市场信号进行成本收益判断，从而具有扩大征地范围和直接干预征地过程的非理性冲动。
2．农地征用制度的改革思路
针对现行农地征用制度的内在缺陷，政府主管部门和农村问题专家进行了广泛探讨，逐渐形成了改革农地征用制度的两种主要思路。
(1)第一种思路是渐进改良式，核心问题是重新制定征地补偿标准。自2001年起，中央财经办公室和国土资源部展开针对“征地制度”的调研活动。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了完善现行征地制度的一系列建议：①严格行使土地征用权，规范征地范围；②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制定征地补偿费用标准；③以社会保障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拓宽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途径；④坚持政府统一征地，实行征地与供地分离；⑤建立征地仲裁制度，保证征地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和高效。
（2）第二种思路强调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属性，主张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进入土地市场，推动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刘守英认为，征地行为实质上是以行政权侵犯财产权，以“公权”侵犯“私权”，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强制占有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如果不能根本改变征地制度的基本性质和方式，地方政府侵犯农民权利和权力寻租的现象就无法得到有效遏止。
上述两种思路对中国农地征用状况的认识基本一致，但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存在明显分歧：第一种思路代表着决策部门的主流看法，第二种思路代表着学者的主要意见。①从目前征地制度的现实需求来看，第一种思路具有相对优势，它是征地制度改革方向的现实选择。②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致性要求来看，第二种思路是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是农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未来目标。
四、化解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对策
根据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状况和直接原因，应当设计一种合理的农地交易制度来化解农地征用矛盾。这种农地交易制度应当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够迅速缓解目前的农地征用矛盾，改善农地征用过程中的不公平状况；二是改善农地交易环境，提供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制度条件。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以拓展农地征用命题的分析视野。
1．“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包含四项要点：
(1)地方政府不直接介入农地交易过程，它只是土地购买者与农村集体组织进行土地交易的监督者，交易双方以独立经济身份参与交易，协商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让价格。
(2)农村集体组织必须将协商结果对农民公开，接受相关质询，经过农民集体决议之后的转让价格才具有真实有效性。
(3)土地转让费的分配方面，农民直接获得农地使用权价格。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中的村组织以农地所有权的代管者身份获得农地所有权价格，但它是作为农民集体产权的代表而取得这项权利的，因此应当将农地所有权价格作为集体产权划分成股份，进行农民集体产业投资，以解决农民失地后的继续生产问题，这实际上是农民失地的间接补偿。
(4)国家和地方税务部门根据土地交易价格，按照适当比例征收交易税；部分上缴国库作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部分交付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事务开支。
2．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职能
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具有两大职能：①作为地方事务的管理机构，监督农地征用过程；②作为国有产权的地方代表，直接参与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的过程。这种双重身份特征提供了大量寻租机会，地方政府可能利用行政权力和制度缺陷谋取经济利益，扭曲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限制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权利：一是对于经营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职能仅限于提供交易渠道和监督交易过程，交易价格应当由农民集体组织和购买者直接协商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也只能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参与土地交易，平等地与农民集体组织进行市场交易，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决定农地转让价格。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很难准确界定公益性土地和地方政府职能，因此应当将公益性土地交易和经营性土地交易都纳入市场化框架。
这两种土地交易类型的区别在于：一是对于公益性土地，地方政府在按照市场价格征用土地之后，地方财政和地方税务部门应当进行适当补偿，以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二是对于经营性土地，农村集体组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土地交易之后，依据集体产权要求对交易收益进行分割。近年来，江浙地区正在试行“同地同价”，这种政策措施已经体现对公益性土地和经营性土地的“一视同仁”，客观上起到了缓解农地征用矛盾的效果。
3．农地征用补偿的权利归属
根据农地产权的特征，农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都应当获得合理补偿。①农民转让农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补偿标准应当遵循现行《土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应当取消具有计划经济“父爱主义”色彩的安置费。②村民自治组织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直接代表者，它应当代表村民集体意愿对农村集体产权进行管理，索取农地所有权转让的适当补偿；通过对集体财产和集体收
益的合理分配，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分红权利，以替代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农地征用的实践过程中，补偿形式是多样化的：农地使用权补偿最好以现金形式直接交付；农地所有权补偿可以采取土地人股等方式参与地方经济发展。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体现了“公正补偿”的司法理念，它要求对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进行合理补偿，以维护农民的正当权利。同时，它也充分重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明确了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强调对农地集体产权进行适当补偿，以维持农民的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生产能力。
五、培育农村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型土地交易”方案着眼于缓解目前农地征用的各种矛盾，但彻底解决征地矛盾问题，必须依赖于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的不断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应当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限制，从市场主体、市场规则、市场环境等诸方面着手，努力改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缩小城乡差距，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
1．农村集体组织的话语权
社会经济组织的话语权是市场交易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取得了部分话语权，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中国农村的主要产权形式是集体产权，它包括农地所有权在内的各种集体权利，应当体现农民的集体意志。这种集体产权安排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但它恰恰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特征，避免出现由于分散产权导致的“搭便车”和“公地悲剧”。问题的关键在于：由谁来代表农村集体产权?它如何保证农民集体利益的实现?
根据市场交易制度的要求，农村集体产权的代表者必须具备两项条件：①独立的经济利益它能够真正代表本地农民的集体利益，其自身利益与农民集体利益基本保持一致。②独立的经济权利表达能力。它能够在现行制度框架找到适当的权利表达方式，准确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能够尽量阻止外部力量的不当干涉。从现行的农村行政管理体系来看，乡级机构与农民集体产权的“距离”较远，并且受地方政府行政影响较大；村民小组的组织建设较落后，缺乏权利表达的有效手段；惟有村级行政单位，恰恰能够较好地体现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
目前，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许多地方正在推广“村民直选”和“村民自治”制度。村组织逐渐摆脱原有的行政管理角色，日益强化了集体产权代表的特征。因此，如果村组织能够有效利用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切实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积极参与农民集体事务，就能够使包括农地集体产权在内的农民集体利益得到有效保护。事实证明，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如果村组织能够较好地进行权利主张，那么征地矛盾就会较少，也能够较好地维护农民集体利益。
2．土地交易的监督机制
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条例》，地方政府是农地征用过程的主要监督者。实践证明，单纯的行政监督具有局限性，完善的市场交易机制要求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并重。两种监督方式各具特点：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是常规性的；相对独立的司法监督则是维护交易主体权利的最终保障。目前，中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关于农地征用等内容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出台，但关键在于通过司法体系来具体体现立法精神。
基于这一理念，目前交易监督机制应当重点关注两个方面：①司法独立性。借鉴西方法治社会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以司法力量来抗衡行政力量，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增强地方司法系统的独立意志表达能力，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活动的干预，进而维护市场交易主体的经济利益。②申诉和仲裁渠道。由于法律诉讼的成本较高，申诉和仲裁将是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经常性补救措施。如果申诉和仲裁渠道畅通，将缓解农地征用过程中的矛盾；如果农民的正当利益受到侵犯，又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抗议，那么社会经济矛盾将会逐渐积累，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3．社会经济环境
根据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演进规律，经济发展战略和历史文化背景是目前中国农村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社会的制度一致性要求日益强烈，完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不断改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残缺，农地产权实际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虽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征地补偿来部分替代社会保障功能，但这毕竟是暂时性的；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性来看，必须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城乡差别待遇问题，就无法推动农村资源和城市资源的合理流动，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事实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不止于此，它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2)改革农村行政管理体制。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表明，分散产权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集体产权能够更好地实现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表明，乡村自治制度能够较好地维护农民集体利益，增进农村经济的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正如前文所言，村组织最能体现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村民自治制度和直选制度提供了村组织发展的制度条件，使之能够逐渐摆脱行政管理角色，演变为农村社区的集体产权代表者。
市场体系的特征篇10
[关键词]证券；税收制度；完善
一、我国证券税收制度现状
证券的流转主要包括交易、持有、转让、转移四个环节，依各环节可设置不同的税种：在交易环节可设置证券交易税，在持有环节可设置证券所得税，在转让环节可设置资本利得税，在转移环节可设置遗产和赠与税。这些税种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从而形成证券税收制度体系。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主要有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等证券品种，在交易、持有、转让三个环节设置了税种对其予以征税。
(一)交易环节的印花税
1.我国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名为凭证税，其实际效用与证券交易税一致。1990年6月28日，深圳市政府参照香港证券市场的做法，制定了《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凡在深圳市内书立股权转让凭证(包括上市股票和企业内部的股票买卖、继承、赠与、分割时书立的书据)的单位和个人从当年7月1日起均由卖出股票者按成交金额缴纳6‰的印花税。1990年11月30日，深圳市又规定对股票购买方也征收6‰印花税。1991年6月1日，根据当时市场情况，深圳市的印花税减半征收。同年10月，上海市也开征股票交易印花税。1997年5月，国务院为了抑制投机，适当调节市场供求，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上调为5‰。1998年6月，国务院又将股票印花税税率下调为4‰。2001年11月16日，财政部决定即日起，将证券(股票)交易(包括a股和b股股权转让)印花税税率降为2‰。可见，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仅对二级市场上的a、b股交易双方分别课征，印花税率几经调整，最新的税率为0.2%。
2.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国家股和法人股等的交易，场外交易，以及一级市场上企业发行股票，对于出让者和投资者，双方都不需缴纳印花税。
(二)持有环节的所得税
在证券的持有环节，会产生股息、红利、利息等投资所得，依据投资主体的不同，分别设有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1.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定。对企业投资者所获得的股利并入利润总额课征企业所得税，如投资方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被投资方，不退还已缴纳税款；如投资方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被投资方，投资方分回的税后利润应按规定补缴所得税。税率则根据不同的企业性质(如外商投资企业或内资企业)和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而不同；购买企业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并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征收企业所得税。
2.个人所得税的相关规定。对个人投资者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纳入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由派发股利的公司按股息、红利金额的20%代扣代缴；对个人取得的公司所送红股，由派送红股的公司按红股面值的20%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目前国内上市公司所发的股息、红利，享受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个人购买企业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按照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由发行企业代扣代缴。
3.对于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券的利息所得，开放式基金分配收入，非流通股的国有股、法人股的股利，免征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三)转让环节的所得税
在证券的转让环节，会产生资本利得，依据投资主体的不同，分别设有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1.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定。对企业投资者买卖股票、封闭式投资基金差价收入，申购和赎回开放式投资基金的差价收入，并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征收企业所得税。
2.个人所得税的相关规定。对个人投资者买卖股票、封闭式投资基金、开放式投资基金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我国现行证券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行证券税制在筹集财政资金、控制交易成本、促进股票市场平稳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从证券税收的完整体系和内在功能来看，仍存在下列主要问题。
(一)未形成完整的证券税收体系
目前我国对证券市场的征税主要是采取一般税种向资本市场领域简单延伸的方法，在交易环节延伸使用印花税，在持有环节延伸使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转让环节延伸使用企业所得税，在转移环节尚未设置税收制度。这种证券税收制度，未充分考虑证券税收的特点，未形成统一、规范、完整的税收政策，具有临时应付、零星分散的特性。
(二)调控“真空”和重复征税并存
1.存在较大的调控“真空”。对债券、投资基金交易、一级市场的股票发行、二级市场上的个人证券交易差价收入、国家股和法人股的投资所得、场外交易，均未有税收约束，形成较大的调控“真空”，有悖于税收公平原则。
2.存在较严重的重复课税问题。对于股票投资所得，同时适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由此产生大量重复征税。按照个人所得税的有关规定，对个人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课征20%的个人所得税(目前国内上市公司所发的股息、红利，享受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这实质上是对企业税后利润再次征税，特别是对没有支付现金的红股征税，不但因该税款由上市公司代缴并承担，增加了企业负担，而且影响了再投资的积极性。
(三)资源配置功能不完善
证券税收制度可以通过依证券种类设置差异税率，以引导资金流向，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目前我国在交易环节的印花税对股票交易征税，对债券交易免税；在持有环节的所得税对股息、红利、企业债券利息征税，对国库券、金融债券利息免税，这种设置有利于稳定股票市场的发展，引导资金投向债券，特别是国库券和金融债券市场。但是，我国现行证券税收制度的资源配置功能仍不尽完善，主要表现在：1.对于股票而言，对一级市场的股票发行免税，对二级市场的股票交易征税；对法人股、国家股交易免税，对个人股票交易征税；对场外交易免税，对场内交易征税，这种在同一证券市场上，对某些证券征税而对另一些不征税，会造成各种证券交易成本的差异，最终会影响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2.对于债券而言，为扶持某些特定证券品种的发展，国家规定了在特定时间内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并未形成一套成熟的税收政策，使相关证券市场带有较强的“政策市”的痕迹；3.各类证券税收税率结构的不尽合理，导致各类证券的投资回报率的不合理性，如某些企业债券所获利息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其投资回报率反而低于国债和金融债券，不符合风险投资回报的市场原则，有损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四)公平社会分配的功能缺失
目前，我国证券税收制度较多注重税收的资金筹集作用，适当兼顾交易成本控制和资源配置，但对公平社会分配的功能体现不足。股票一级市场和个人二级市场的资本利得未征税，而股票投资者无论盈亏都要按照每笔证券交易的全部金额依比例税率缴纳印花税，使得中小投资者因资金规模小，信息获取迟缓，盈利几率低，却要负担较重的税收，而大额投资者因资金规模大，信息获取迅捷，盈利几率高，却只负担较轻的税收，投资者之间的税负分布严重不均，投资所得的级差收入未能调节，税收的公平性受到很大挑战。
三、完善我国证券税收制度探析
(一)完善证券税收制度的政策目标
1.稳定证券市场。我国居民储蓄率高，间接融资比重大.这种较单一的储蓄——投资机制对企业融资、银行信用和个人投资均不利。为此，应大力发展证券市场，鼓励直接投资，促使企业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资。这种直接投融资机制的实现，有赖于有效抑制证券市场的高投机性和高风险性，保护投资者利益，保持股市交易活跃，建立一个稳健的证券市场。为此，证券税收制度应通过对交易成本、投资收益等的控制，抑制投机，鼓励理性投资，维持证券市场的稳定。
2.合理配置资源。在一个理性、成熟、规范的证券市场，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地调节资源配置，政府应避免干预市场；但在一个尚不成熟的证券市场，由于存在大量的非理性的“噪声交易者”，市场机制不能完全有效地调节资源配置，政府应加以适当的引导。证券税收制度应通过对不同种类的证券、证券持有时间的长短等设置差别税率，引导投资方向，合理配置资源。
3.公平社会分配。证券市场内在的风险回报机制，导致了证券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尚不成熟的证券市场，由于信息分布的不对称性、市场操纵能力的差异性以及市场的不规范性等，不同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所处的地位和条件不同.使得市场操纵和内幕投机成为可能，甚至较普遍，导致少数投资者获取超额利润，大多数投资者微利甚至亏损，使得证券投资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重要源泉之一。为此，证券税收制度应通过对证券投资收入的调节，公平社会分配。
4.筹集财政资金。证券市场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和纳税能力原则、税收公平原则，证券交易或证券投资收益也是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经济税源之一。
(二)完善证券税收制度的设置原则
1.与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相适应，主体税种逐步演进。证券税收制度依主体税种的不同，可分为以证券交易税为主体税种的流转课税型和以资本利得税为主体税种的所得课税型两种体系。证券交易税和资本利得税由于征税对象不同，导致其调节功能各异。证券交易税以证券交易收入为征税对象，能控制每一次买卖证券的交易成本，可以较有效地抑制“做庄”“对敲”操纵股市、频繁交易等投机行为，稳定证券市场的功能强，但由于证券交易税对于每笔证券交易，无论盈亏，均以比例税率按交易额征收，难以调节纳税人的所得，公平社会分配功能弱。资本利得税以证券转让所得为征税对象，直接调节纳税人的个人所得，公平社会分配的功能强，但由于其不直接作用于每笔证券交易，其干预、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较弱。
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证券交易监管不规范、信息披露不及时全面准确、信息获取不对称、非理性“噪声交易者”居多等，导致市场机制调节部分失灵，证券市场具有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在此阶段，应设置流转课税型体系，以充分发挥证券交易税稳定市场的功能；为了扶持和鼓励证券市场的发展，可暂不设置资本利得税。在证券市场发展的成熟阶段，由于证券交易监管规范、信息披露及时全面准确、理性的“知情下注的交易者”居多等，市场机制调节灵敏、高效，证券市场投机性低。在此阶段，可取消证券交易税，设置所得课税型体系，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和资本利得税公平社会收入分配的功能。
2.遵循系统化、一体化原则，消除重复征税和政策漏洞。为了充分发挥证券税收制度的功能，应按照系统化、一体化原则，协调企业所得税制与个人所得税制，消除对证券投资所得的重复征税；扩大证券税收征税范围，覆盖全部证券投资品种和整个资本市场，以消除税收政策漏洞，体现纳税能力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
(三)逐步完善税收证券制度
1.完善证券交易印花税。(1)拓宽课税面。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税范围应既包括基础证券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投资基金市场)，又包括衍生证券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互换市场)；既包括主板市场，又包括创业板市场、三板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2)卖方纳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纳税人由买卖双方改为卖方，由卖方卖出证券时缴纳税款，可以降低买方交易成本而促使其积极投入资金，同时增加卖方交易成本促使其卖出证券时慎重决策，这有助于稳定证券市场。目前，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仅对卖方征收证券交易税；(3)差别税率。根据不同的证券种类和证券市场，设计差别比例税率，股票适用较高税率，债券适用较低税率，以拟制股票市场的投机性；非政府证券适用较高税率，政府债券适用较低税率，甚至免税，以鼓励投资于政府债券；场外交易适用较高税率，场内交易适用较低税率，以限制场外交易，鼓励集中交易。
2.完善投资所得税。对于证券投资所获的股息、红利、利息等的征税，应重点解决好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对投资所得征税的衔接，避免重复征税。(1)根据“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原则，对国家股、法人股的投资所得征收所得税；(2)红股属用于再投资的股利，对其在分配环节不征税，改在其变现环节征税；(3)均衡设置各类债券利息适用税率结构，避免过度扭曲风险投资回报的市场原则；(4)避免重复征税。为了有效避免双重征税，可以采取抵免企业已纳所得税的办法，即通过将企业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归属给股东所得股息、红利中去，以抵免股东的所得税。目前，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抵免制以消除对股息、红利的双重征税。
3.相机出台资本利得税。资本利得税是对在资本市场上，特别是证券市场上的买卖差价收入所征的税收，公平社会分配功能强，同时也有一定的稳定证券市场的作用。(1)允许全额扣除费用，包括手续费、印花税；(2)允许抵补亏损，个人证券转让损失允许在综合缴纳个人所得税时扣除，但应设置每纳税年度的最高扣除限额，超限额的转让损失可延至后续年度扣除，直到扣完为止；企业的转让损失不得扣除，但允许在5年内用资本利得收入冲抵，5年内未冲抵完的不得再冲抵；(3)证券持有期较长的，适用较低税率，甚至免税；证券持有期短的，适用较高税率，旨在鼓励长期投资，稳定证券市场。
4.相机出台遗产和赠与税。在适当时机开征包括证券资产在内的遗产和赠与税。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的不断积累和交易，必然会产生巨额证券资产的拥有者。当证券资产因赠与或遗赠发生所有权转移时，受赠人或继承人会不劳而获地取得巨额财富。为了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维护社会公平、促进勤劳致富，应相机开征遗产和赠与税以调节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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