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科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杂草；政治生态学；人文素养；社会活动；除草剂；自然景观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推进和深化，生态学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生态学是一门与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学科，其不仅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与发展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人们已经意识到人文社会科学在生态学研究中的作用。杂草生态学是与人类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研究领域之一，该文以此为例说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生态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植物因其生物学特性和功能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农业生产、植物化工、城市绿化、庭院景观、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等都离不开它。我国传统中医药还赋予植物重要的医疗保健功能。但在我们生活中，有一类不受人类欢迎植物——杂草。传统上，杂草被定义为没有使用价值或美观价值，且会阻碍有益植物生长的野生草本植物；在社会学上，杂草被定义为在人类活动中不受欢迎的草；生态学上杂草则被定义为繁殖和生长能力突出的草。目前人们最关注的杂草生态学问题是外来植物物种入侵[1-2]，其实杂草生态学问题不仅存在于野外，在农村和城市也广泛存在，后者与人类的社会行为密切相关，但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3-4]。比如：杂草的生物多样性与土壤侵蚀、除草方式、农药使用、环境治理及国家政策都有着密切关系。最近，科学家提出了“杂草政治生态学（politicalecology）”的概念，开始关注人类社会活动对杂草生态学的影响[5]。该文从政治生态学这一特殊视角，阐述了杂草的性质和价值、人类与杂草关系，以及人文文化和人类社会活动对杂草生态的影响，为生态学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杂草政治生态学的概念与价值
目前的杂草科学主要研究杂草的生物学特性及其管理策略。杂草种子数量多，繁殖能力强，具有非常有效的种子传播机制或通过根状茎在地下繁殖。另外杂草还具有生长速度快，抵抗不良环境和病虫害的能力强、潜伏期长等特质，如有的杂草的种子能在土壤中休眠5年以上。为了适应除草剂的广泛施用，有些杂草还进化出了抗除草剂的能力，形成“超级杂草”。杂草的这些突出的生物能力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杂草与人类社会活动相互关系的学科就是杂草政治生态学[1]。政治生态学是把生态学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学科，通过分析生态资源和人类社会的辩证关系来解释生态问题，提出新的发展途径，也包括人文文化对生态学的影响。东西方文化对杂草的态度有显著差异，西方文化的主流观念是“二元对立”，他们更加追求经济利益，常把杂草看作是对资本积累无用的植物[6]。我国传统文化则是从农耕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强调多元、平衡、和谐、共存，特别重视杂草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往往从开发应用的角度去研究杂草的价值。由此可以看出，杂草生态学问题的成因和解决方式都与人文及人类社会活动密切相关。
2人类与杂草关系的研究现状
2.1国家生物安全计划中的杂草
植物物种入侵、气候变化和土壤侵蚀是目前全球面临的3个主要自然威胁。物种入侵虽然并非完全由人类活动所驱动，但日益密切的全球贸易加剧了植物入侵事件的发生。2020年1~10月份，我国海关就截获有害植物3948种、40.97万次[7]。有些植物是通过自然入侵的方式进入我国，如紫茎泽兰、薇甘菊等主要通过风媒，水体流动或由昆虫鸟类的传带等自然方式传入我国。但大部分入侵杂草是人为因素引起的，如互花米草是一种源自美洲的植物，1979年被引入我国，用于抵御台风，保滩护岸。然而，引种的互花米草在各地迅速繁殖扩张成为入侵物种，威胁当地海岸生态系统，影响湿地滩涂养殖，阻塞船道。为此，我国于2021年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植物入侵的危害常定义为“威胁当地生物多样性，影响当地植物生长繁殖”，但其本质上是因为杂草入侵影响了人类的社会生活。所以杂草从生态学上常分为“本土植物”和“外来植物”两类。这种二元分类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有更多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植物引进，包括农作物。因此，我们应该还是以多元、平衡的理念来看待杂草的入侵，而不是一概地排斥。这里以一个故事进行说明，200年前，在美国费城召开的世界博览会上，有位日本人带来了一种叫野葛的绿植作为装饰。有位美国人觉得野葛非常好看，就偷了一小株回去种植。野葛因其生长速度快，生命力顽强，具有很好的防止土壤沙化的作用，曾被美国政府鼓励广泛种植。200年后，野葛在美国南部泛滥成灾，即使建立了专门消灭野葛的组织，仍然收效甚微。野葛也广布于我国除新疆和西藏以外的所有地区，却从未泛滥，这是因为在野葛在国人眼中全身都是宝，其根、茎、叶、花均可入药。葛根除了具有药用价值外，还具有较好的食用价值，可制成经济价值较高的葛粉或葛酒，其茎皮纤维则可以织布、造纸或制成绳索，这在西方国家看来很不可思议。由此看来，植物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排斥对于杂草生态学具有重要影响。各国在制订物种安全计划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扩大生态学者的人文视角，有利于他们接受杂草的社会新属性，为解决杂草入侵问题提供新思路[8]。
2.2庭院杂草问题
在私人庭院、校园或其他企事业单位庭院里，人们都会种植一些植物来美化环境。但是杂草往往会破坏我们对庭院美丽、整洁或功能的预期，这就涉及了庭院杂草生态学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私人庭院较大，他们喜欢在庭院中种植大面积私人草坪；他们的足球场、高尔夫球场等大面积公用草坪也比较多。这些草坪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清除杂草，常常甚至大量使用除草剂来保持完美干净的草坪和庭院景观。与西方国家的草坪文化不同的是，我国居民喜欢在自家小院内种植蔬菜、花草，庭院除草时很少使用除草剂，植物多样性相对好一些。不过，新世纪以来我国单位庭院的草坪绿化面积逐渐扩大，成片的天然杂草植被在单位庭院中已经很少见到。即使在农村，由于庭院及周边的地面硬化和人工绿化，杂草生物多样性也显著降低。这使得人们与杂草亲密接触的机会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人工植物景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杂草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减弱，人们对杂草的情感也有所减退，“人与天然植物同存”的和谐理念有所淡化。无论是曾经庇护人们生活的杂草、广泛作为生活用品的杂草，能够救荒的野菜野果，还是能够治病救人的中草药已开始淡出人们的生活视野，即使出现在我们生活区内的少数杂草，我们也大多不知道它们的名字，说明我国的自然科学教育中缺乏相关的人文教育和植物分类的基础知识教育。保持一些“百草园”也许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乐趣和收获。我们真的需要把生活中的杂草全部清除吗？清除了杂草的花园才是完美的吗？庭院中“除草”还是“不除草”目前已成为世界上反草坪、反单纯人为景观运动的中心问题[9]。
2.3城市与四旁绿化杂草问题
由于杂草可能导致各种虫害、传染病，或者本身具有一定的毒性，或者其本身缺乏美感，或者经常蔓延入侵到人们的生活空间，常常被人们所嫌弃。现代城市化建设中，人们更倾向于建造更清洁、健康和安全的城市，这就意味着人们必须与杂草作斗争。比如：在城市的施工或拆迁的闲置区域，由于缺乏人员管理，往往杂草丛生，这些自发形成的杂草往往是单一的优势群落，如葎草。这些带有倒刺的葎草常常给过往的人们带来不便。但茂密的葎草可避免该区域产生风尘以及雨季水土流失，效果要比遮尘网好得多[10]。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葎草嫩枝嫩叶还可以食用，并且是清热解毒的名药。所以，从不同角度看待杂草，就会产生不同的态度。城市公共区域的杂草管理也一直陷入“除草”与“不除草”的矛盾冲突中。有些国家甚至颁布了《杂草法》，规定了必须清除的杂草名单。我国的文化传统使得我国居民对杂草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在城市的角落中都有一定的杂草分布，这对我国城市杂草生态多样性的合理保持和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制定城市杂草管理制度时建议相关部门充分征求植物生态学家的意见；同时要普及杂草知识，经常举办“人类-杂草”互动活动，让民众了解杂草，主动参与到城市生态建设中来。杂草宣传活动有助于民众真正地亲近自然、融入自然，丰富民众的生活知识和生活情趣，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在城市的郊区，曾是杂草的自然分布区，现在大多都改造成了公园或者进行了人工绿化。即使曾经杂草广布的四旁（村旁、路旁、水旁、宅旁），随着我国美丽乡村建设计划的实施，也逐渐变成了人为景观带。这些区域过去曾经是人们踏青游玩，采摘野菜和中草药，观察或捕捉蝴蝶、蟋蟀、青蛙、蛇、刺猬等小动物的天然乐园。目前，这些区域面积广大，管理人员较少，为了保持这些区域的人为景观整齐有序，管理者大多通过喷施有毒的除草剂来控制。这些区域临近农田和河流，除草剂污染不仅危害人体健康，还有较强的致癌性，给郊区及四旁绿化带来了新的问题。另外，由于农药的大量使用，景观植物单一，动物生态也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小动物已经绝迹，人们想看到它都成为了一种奢望。所以，我们在美化生活环境运动中也丢失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包括杂草和野生动物。园林学家已注意到这些问题，“自发绿化”开始被纳入公园设计，为城市和四旁绿化提供了新型的“生态美学”[11-12]。自发植物具有较好的生态稳定性和抗逆性，人们只需对特殊物种进行适当控制，无需播种、耕耘、浇水、施肥、除杂、喷施农药，就可保持美丽的自然景观，既能节约成本，也能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为可杂草的生物多样性创造了安全避难所。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总是在不断“犯错”和“纠错”的道路上不断前进。近些年，在突飞猛进的城市化运动和乡村改造运动中，我们过多地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理念，大规模使用人为景观美化环境，用大量的人力和农药清除杂草，忽略了生态学科的理念和方法在改造环境中的作用。随着生态文明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人们又开始渴望自然的生态景观，希望随处可以看到美丽的野花、美味的野菜、神奇的中草药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形形色色的动物。自然生态景观设计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既需要综合的生物技术和生态工程，也需要考虑人文环境、资源管理和生态美学。
3农业杂草
“杂草”的称谓最早来自于农业，杂草种类繁多，无处不在，与农作物争夺水分、养分、土壤和阳光，降低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在社会生活中最受关注。所以我们把农业杂草单独进行讨论。
3.1正确认识农田杂草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杂草的危害。如在蔬菜的种植中，杂草会使蔬菜的长势大小不均，改变了蔬菜的形态，影响蔬菜的美观度和经济价值。此外，杂草还有很多危害：杂草可以寄生作物害虫和病原体，诱发病虫害；杂草还可直接吸引脊椎动物（如啮齿动物、鸟类）和无脊椎动物（如昆虫）捕食者来摄取蔬菜；杂草种子含有丰富有机营养，可促进有害的细菌和真菌繁殖；杂草生长快速，营养吸收能力强，会导致土壤贫瘠，难以恢复。杂草的繁殖方式多样，生命力顽强，一旦杂草泛滥，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进行清除。在没有机械除草和化学除草的技术之前，除草是农业曾经是农业生产中最繁重的工作之一，农业的产量直接取决于除草的效果。20世纪，我国的半数以上的劳动力被限制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目前，我国的有机农业，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其生产过程中最主要的投入仍然是杂草的控制。不过有些有机农场中会把一些有益的杂草种植在农田边缘，或者与农作物间作，以促进作物生长。如用紫云英、苜蓿、山毛豆等功能不同杂草作为绿肥，不仅可以给作物提供肥料，还能够将土壤深层的营养吸附至土壤表面供作物利用。有些杂草可以吸引鸟类、瓢虫等有益动物，防治病虫害，杂草与农作物之间的化感作用也可以减少作物病害，我国科学家朱有勇院士提出了多项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控作物病害的策略[13]。在我国沿海地区，渔民甚至成功利用杂草预防对虾病害。此外，杂草还经常用于受损或污染土壤的修复。杂草在农业方面的有益功能也不可小觑。除上述杂草对人类的有益作用外，杂草本身所具有的生物学特性也是一种宝贵的生物资源。袁隆平院士因找到了野生型水稻中雄性不育的品系，从而打开了水稻杂交育种的大门。李振声院士利用野生小偃麦培育出抗病、耐旱、耐干热风的杂交小麦，是我国小麦育种的主要骨干亲本。屠呦呦先生因从青蒿中发现治疗疟疾的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每种生物都是一种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只是人类还未认识到它们的重要作用，这是保护杂草多样性的根本意义所在。
3.2化学除草及其危害
人类在与杂草的现代斗争中发明了两大武器，一是除草剂，二是抗除草剂的转基因的农作物。20世纪初，西方国家曾用无机的有毒物质（铜、硫、铅）等除草，这种方法对土壤的污染难以恢复，很快被弃用。1932年，人工合成了第一种除草剂——二硝酚，由于二硝酚剧毒，也很少被使用。1941年，美国科学家发现高浓度生长素2,4-D具有良好的除草效果，而且成本低，安全性强，选择性杀死双子叶植物杂草，它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广泛使用的除草剂。1971又出现了一种广谱除草剂——草甘膦，其后各种各样的除草剂不断被人工合成。除草剂的出现，形成了新的现代农业模式，这种模式鼓励农民最大限度地种植最有利可图的农作物，但导致了作物多样性锐减。比如：转抗除草剂基因大豆的广泛种植，使得上千种优良大豆品种的种植面积萎缩或消失。除草剂也并非完全根除杂草，只是在某一个季节或某一个领域暂时灭杀了杂草。不抗除草剂的杂草被灭杀，抗除草剂的杂草反而更加泛滥。像前文提到的野葛就因具有抗除草剂的特性而在美国南部泛滥。我国北方农村的葎草、蒺藜、白茅等抗除草剂杂草的分布面积也逐渐扩大，更多杂草却因除草剂的使用逐渐减少甚至灭绝。人们进行的化学除草犹如“植物种族灭绝主义”一样可怕。有些杂草被灭绝，有些杂草则更加顽强。西方这种“二元对立”和“追逐利益”的思维观念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危害极大，使人忘记了人与杂草的共生关系，忽视了杂草的功能。转基因作物大行其道，则导致经济利益小的优良品种因被弃种而消失，严重降低了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如何克服除草剂带来的生态危害，又成了新的研究课题。目前，草甘膦是世界上使用最多的除草剂，草甘膦被植物叶片吸收后，干扰氨基酸代谢，从而杀死植物。草甘膦在播种前和出苗前施用，有助于杂草在作物出土前就已被控制。20世纪90年代，人们又发明了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农作物（GlyphosateResistant，GR）。GR农作物发明后，迅速风靡世界，被称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效、最便宜的杂草管理技术”[14]，用飞机等机械喷洒草甘膦后，杂草全部死亡，GR农作物却安然无恙。目前，在美国种植的大豆、玉米、棉花中，转基因品种占到90%以上。除草变得如此简单，现在的农民似乎已忘记了还有非化学除草的方法。种植GR农作物的土地喷施草甘膦以后，土壤中已有的杂草已被杀死，落在地表的杂草种子也不能萌发，所以农田无需耕作，就能更好地除草，由此促进了农田免耕，减少了因耕作导致的土壤侵蚀，保存了土壤自然储存的各类营养，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但是科学永远是把双刃剑，GR农作物带来的危害也不可忽视。GR作物促进了草甘膦大面积广泛使用，对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危害。草甘膦对人和动物剧毒，对农产品也不可避免地产生污染。除草剂的大量使用，不仅杀死了植物，同时也杀死了依赖本地生物多样性生活的生物，如鸟类、昆虫等（Dentzman，2018；müller，2020）。更严重的是，化学除草压力下，进化出了一些抗除草剂的超级杂草。
3.3超级杂草的危害
在同一片田地中定期和重复使用相同的除草剂，就会迫使杂草为了生存而不断进化，产生了抗除草剂能力（adler，2011），它们在田地里迅速扩张，使得人们不得不发明新的除草剂来杀灭它们。至今为止，大约40种抗草甘膦杂草在37个国家蔓延，34种农作物受到影响[15]。有些抗除草剂杂草本身就是GR农作物，它们转移到了其他农作物田地中变成杂草，如GR油菜在英国已遍及23％的谷类种植地、9％的甜菜种植地和马铃薯种植地。超级杂草的出现，使得除草剂种类和施用量增加。除草剂本身有剧毒，其对农产品的污染以及对人类自身的直接危害逐渐增大，除草剂以及杀虫剂的施用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种人类经济利益至上的除草模式不可持续。了解农业化学除草状况、除草剂施用技术和法规，以及除草剂滥用的危害等方面的知识，有利于生态学者探索维持农作物与杂草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
4结语
人文社科的重要性篇2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江泽民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形势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的全面交流与渗透使社科普及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把各民族文化带人了全面的交往中,使文化的经济功能和政治渗透功能紧密结合。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融人其中,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同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明成果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为不同民族的人们打开新的文化视野,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推进文化的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首先,某些西方大国仍然坚持冷战思维,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加剧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次,经济全球化虽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但同时也宜扬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思想、文化帝国主义思想,传播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支持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是邪教分子进行颠覆活动。
为此,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加大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大力宏扬民族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同社会转执时期矛质凸显,和谙社会建设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人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保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工具,对协调个人惯性与社会变化、润滑发展中的社会和谐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宜传和普及,让哲学社会科学走进百姓生活,让人文精神渗人千家万户,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和谐社会建设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坚持“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针对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释疑解惑,舒解公众的不良情绪,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通过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民众法律意识,培养公民法律理性,从而增强公民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自觉性,促进社会的有序与稳定;通过人文社科知识讲座和报告会,向大众阐释和谐文化精神,倡导人文关怀,养人心志,育人情操,以文化育和谐。
信息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网络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改写着社科普及工作的历史,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宣传形式的综合性将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辐射力;网络的开放性、现代性将为实现社科普及工作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前提条件;网络有助于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网络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网络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其一,网络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其二,网络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其三,网络传播方式迫切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社科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回立法滞后,经费无保障,社科普及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宜传和普及基本处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尚未被全社会充分认识和重视,一些人将“科普”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普及。尽管很多有识之士近年来都在呼吁,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力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人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但在实际工作中,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地位,严重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没有真正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专项经费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列入同级财政算,使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制度建设和长期发展计划难以得到完善和落实。
闪会众对社科知识雷求增长较快,社科普及产品供给不足,会众获取社科知识的梁道不畅。
经济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使公众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在迅速的增长,尤其是经济学、管理学等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社科知识。虽然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社科普及工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社科普及工作仍然没有摆脱困境,社科普及的形式、内容、方法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资源缺乏有效地组织整合,其宜传和普及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不能有效地夜盖社会各个层面,难以满足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三、搞好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问加强社科普及工作自我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重视社科普及的良好氛围。搞好新时期的社科普及工作,首先要普及的是有关“社科普及工作的重要性”的理论和知识,我们要通过各种宜传手段和方法,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人文社科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高校；人文社科教育
目前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文社科教育的缺失和人文素质的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1]，也是多数学者的共识，更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10年我国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高等教育促进文理交融，提高大学生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而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则将人文素质教育提到了更高的层次。笔者认为要加强高校的人文社科教育，需要采取提升高校人文社科素质和发挥大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双管齐下的方式，才能达到预期的绩效。
一、提升高校人文社科素养
高校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社科教育的主要场所，它的人文社科素养就极大地关系着大学生是否能充分接受人文社科教育，因此，提升高校本身人文社科素养是加强高校人文社科教育的主要手段。但是，提升高校的人文社科素养却是项艰难的整合工作，需要着手三方面的工作：充分认识人文社科教育的重要性、营造校园人文社科氛围、提升行政后勤人员、教师和辅导员三大群体的人文素质等。
高校人文社科教育具有极大的价值，对国家来说，它是培养人才的基础、促进创新的先导、进行决策的灵魂和实施管理的金钥匙；对大学生个人而言，它直接关涉到人才的精神家园，能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为人文精神的培育提供基础。然而，现状是部分高校、特别是一些理工科院校存在重理轻文现象，在办学思想上功利性极其严重，人文社科教育的重要性未得到广泛认同和深刻理解，他们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排除于知识体系之外，认为它既无法帮助高校获得大笔的资助和项目，也无补于学生获得实用的技能，故而人文社科教育无足轻重。他们的表现就是强调专业教育和技能教育，却大量削弱人文课程，歧视人文学科的师生，导致教育的人文精神严重缺失。其实这些认识和做法都是错误的，高校要从上至下转变教育思想和观念，改变以往重视专业知识教育、轻视人文社科教育的教育观，树立专业素质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并重的思想。为此，学校应结合日常的政治学习业务学习和党团活动，组织员工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大学习和大讨论，充分认识到人文社科教育的重要性，改变轻视人文社科教育的错误倾向。
其次，高校需要营造校园人文社科氛围，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有学者认为，人文社科精神是一种信息流，源源不断流淌在每一个环境空间；它是一种氛围，弥漫在每一个环境的每个角落。[2](p48)有的教育家也说过，办大学就是办氛围。这些话道出了办学的真谛。同样的高中毕业生，进人了不同的大学，四年之后，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别，这就是不同氛围作用的结果。校园氛围，是高校师生共同创建的一种特定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学生生活在其中，耳濡目染，他们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和思想品格会不知不觉地得到提高。因此为了让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接受人文社科教育，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文社科氛围就势在必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高校要大力宣传人文精神，积极组织各类文化艺术竟赛、文化艺术节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比如举办大量的科技节、文化节、艺术作品展览等，开展人文讲坛、科学讲座等专题性的学术讲座或音乐欣赏、书画欣赏，让大学生在参与活动、参与竟赛的实践中提高了自己的人文社科修养，展现学校独有的人文历史文化和精神风貌。此外，为了让大学生在良好的氛围中受到人文社科的熏陶，高校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修建富有人文气息的草坪、雕塑、艺术长廊，在校园内塑造良好的文化艺术氛围，这对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欣赏能力是非常有益的。第三，提升行政后勤人员、教师和辅导员三大群体的人文素质更是万分重要。高校中的这三大群体直接面对学生，提升他们人文素质和道德水准极有可能大幅提升高校的人文社科教育。行政后勤人员是高校的服务群体，他们的服务态度往往影响到学生的切身体会感受。如果他们能本着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的原则礼貌待人，彬彬有礼，势必会形成对学生的隐形人文教育。当然，高校教师是人文社科教育的关键，他们渊博的专业知识和人文社科知识对学生会产生深刻影响。
对高校“两课”教师而言，提高人文素质和学习社科知识可以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过分说教的状态，增加学生对两课的易接受程度。对专业课教师而言，也应该认识到专业知识教育与人文社科教育不仅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而目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丰富的人文社科知识可以增加教学的趣味性，活跃课堂气氛。此外，教师还应该积极开设人文社科选修课程，内容尽可能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艺术等方向。大学辅导员有辅导学生的职责，与学生朝夕相处，他们的举手投足和一言一行都会对辅导的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具有人文修养的辅导员可能在促进学生对人文社科教育的认识、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上具有重要作用。
二、发挥大学生的主体能动性
高校人文社科教育是指对在校大学生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科方面的教育，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基础。显然，大学生是高校人文社科教育的对象和主体，他们对人文社科教育的认识、学习与投入直接关系到人文社科教育的成败，只有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高校的人文社科教育才能落到实处。要达到这样的要求，首先需要让大学生重视人文社科教育，了解其巨大作用，否则发挥主体能动性就无从谈起。大学生参与人文社科课程、开展社团活动、从事校外实践活动则是发挥大学生主体能动性的有效渠道。
目前的部分大学生功利性较强，认为人文社科教育无法帮助自己增强将来的就业机会和能力，也无法解决自己面临许多的现实问题，因此对人文社科教育不够重视就在情理之中。[3]其实这是对人文社科教育的一种误解，它不但有助于建设和丰富自己的精神家园，而且也有助于自己的学业和未来的工作能力。人文社科教育实际关系大学生人才成长，它给大学生成才构筑完善的知识结构，成为其作为人才成长的不竭的动力之源，从而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还能通过内化而成为大学生作为人才的素质，从而养育他终身。此外，人文社科教育也能培养自立自主意识，学会处理好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从而有助于事业发展。因此，高校首先需要向大学生普及人文社科教育的重要性，让大家明白接受人文社科教育的巨大意义。
在高校进行人文社科教育时，尤其是教授人文社科课程和“两课”课改时，需要充分听取学生的意见和看法，从而使得学生能参与课堂。在教学中不仅要采取讲解的方法，而且要让学生说话，让学生参与课堂讨论、辩论和教学活动，让他们就有关重点、难点、疑点、热点问题进行充分的争鸣，在争鸣中达到共同提高认识的目的。此外，学生也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就人文社科知识与教师进行新型的交流，比如在互联网上建立有关的交流社区、开设微博、建立相关的QQ群等。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在某些高校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人文社科教育的沉闷局面，让学生从消极被动地接受变为积极主动地探求，从而在生动活泼的氛围中实施人文社科教育，以增强其实效性。
文化艺术活动是人文社科教育最有效、最实际、最直接的途径，有利于倡导、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而高校中的学生社团是学生在自愿基础上自由结成按照章程自主开展活动的学生群众组织，它们可打破年级、系科以及学校的界限，团结兴趣爱好相近的同学，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在文化艺术活动方面的特长，开展有益于人文社科教育的活动。实践证明，学生社团举办社团活动是开展人文社科教育的有效载体，在高校人文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学生积极开展社团活动，可以从中启发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帮助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远大的人生理想，更好地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社会的命运结合起来，从而提升自己的人文社科素质。
人文社科教育绝不只是课堂教育，也绝不只是校园教育，它从本质上应该是一种社会教育。校外实践活动是课堂的延伸和有效补充，认真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外实践活动，是大学生人文社科教育的重要途径。大学生本着“自觉自愿、品学兼优”的原则，积极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四进社区”等青年志愿者实践服务活动，将之作为大学生人文社科教育的实践活动。通过社会实践，大学生不仅能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检验自己掌握知识、应用知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实践能深人社会、认识国情、开拓视野，明确并强化做人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促进大学生社会化，促进了大学生的成才意识和自身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陈媛媛，黄安石.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缺失与重建[J].教学研究，2008(3).
人文社科的重要性篇4
一、社会科学普及和学术研究的关系
社会科学普及和学术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相辅相承的两个方面。学术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产品的生产和供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上游，是供给端。社会科学普及是学术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下游，是消费端。二者是哲学社会科学由潜在生产力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关系，是哲学社会科学中同样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由于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具有“非直线性”、“非实验性”、“非唯一性”、“非标准性”的特点，因此，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途径、方式、结果比自然科学要复杂得多。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大体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通过学者刊发论文、出版著作形成知识产品，通过读者吸收而转化；二是通过研究报告、咨询报告等形式为决策、立法提供建议；三是为企业、地方提供咨询服务。这几种转化形式，高校和研究机构均已纳入科研绩效考核管理之中，学者普遍比较重视。而更重要的转化途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不论高校、研究机构，还是学者个人均没有给予应有重视。由于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阅读门槛比较高，很多成果是不能直接对大众普及的。而没有人民群众的掌握，不转化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理论就无法指导实践，学术研究的实践价值就无法最终实现。由于社会科学的价值大多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来实现的，因此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是大事情，不是小事情；是不可或缺，不是可有可无，它是构建我们民族精神家园的工作，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进步。21世纪是哲学社会科学世纪，社会科学普及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高校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要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把学术研究的优势转化为社会科学普及的优势，把学术研究的力量转化为社会科学普及的力量，充分发挥自身的学科和智力优势，发挥社会科学普及的主力军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插上理想的翅膀，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二、社会科学普及与自然科学普及的关系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而言它们尤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构成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两大知识体系。同样，科学普及包括自然科学普及和社会科学普及两个方面，它们均采用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推广科学技术。在科普工作中，既要注重科技知识的外在功利，更要注重其内在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自然科学普及和社会科学普及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共同构成人类科学知识传播的完整平台，缺一不可。当代科学发展交叉和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不断涌现，很多问题很难用单一的学科来解决，采用多学科协作攻关的方式已是重大问题研究的常用方法。自然科学研究要考虑社会因素，社会科学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借用自然科学方式、方法来进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样，科学普及工作也不能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割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自然科学由于其自身的特点，有些注定是由少数人掌握的。借助社会科学的概念、方式、方法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更易为群众所接受。社会科学普及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增加自然科学的内容，更能增加说服力、更能给群众带来实效。要不断探索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进行“大科普”、“综合科普”的途径和方式、方法。社会科学普及和自然科学普及是协作关系，不是竞争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和人们普遍对自然科学普及比较重视，而社会科学普及则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事情。借助自然科学普及的平台和制度体系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是各级社科联组织与科协组织协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共同研究科学普及的长远规划、重大事项等，共同开展重大科普活动；二是“借壳上市”，利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制定本地《科学技术普及办法》，将社会科学普及的主体、原则、目标、保证等内容纳入其中，为社会科学普及奠定制度和法制保证；三是充分利用自然科学普及平台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自然科学拥有完整、系统的科普平台，这些平台作为公共的科学和文化资源，自然科学可以用，社会科学也可以用，而且社会科学的进入为其注入人文知识、人文要素，也会受到自然科学的欢迎。
三、服务大局与服务群众的关系
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担负着为大局服务和为群众服务的双重任务，这两重任务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为大局服务归根结底是为群众服务，为群众服务是为了充分凝聚群众的力量更好地为大局服务。二者相互促进，统一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之中。为大局服务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根本要求，关系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方向。包括社会科学普及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事关党和国家盛衰兴亡，坚持正确的方向是党和人民之福，坚持错误的方向，是党和人民之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为大局服务，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要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贯穿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始终。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使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永远纳入大局，在大局之中，服务大局。为群众服务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根本目的。为群众服务，就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以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就要努力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宣传好、普及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适应人民群众多样性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创作更多高质量的科普作品，开展更丰富多彩、更具现实性和针对性科普活动，使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提高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就要针对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实际，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四、把握规律性与富于创造性的关系
把握规律是做好工作的必然要求。只有把握规律性的要求，掌握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才能顺势而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工作的功效。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对象是人，而人是有思想、有理性的动物，任何一个人都有异于其他人的特殊性。尤其是当今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这就使得把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规律，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由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具有非功利性、公益性、大众性的特点，把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规律必须调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科普工作的高度，挖掘科普工作的深度，拓展科普工作的广度，在创造性的探索中理解和把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规律，在规律性的掌握中推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创造性开展。把握规律是提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科学化水平的关键。总结近年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实践，以下几点应是我们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思考和把握的。一是平台牵动，引导社科普及其工作者把工作的着力点切实转到为大局服务、为群众服务上来。通过公共讲坛、科普周、巡讲、咨询服务等平台，开展主题鲜明，针对性、群众性、实效性强的活动，把自发的科普活动变为有组织的自觉行为；二是基地带动，整合公共文化资源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通过组建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把高校、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市民活动中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公共文化资源纳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渠道、主战场，壮大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力量，丰富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场馆设施；三是培训拉动，提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通过举办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骨干培训班，就建设社会科学核心价值体系、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以及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方式、方法进行培训，解决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知识储备不足、能力不够的问题；四是工作机制推动，确保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落到实处。要探索建立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机制。此外，还要推进社会科学普及立法进程，形成社会科学普及财政投入机制、组织管理机制、工作激励机制等，形成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制度保证。富于创造性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动力源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凝聚起全民族、全社会的力量。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不能自满、不能懈怠，更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圆中华民族百年复兴之梦注入强大的正能量。要在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这条主线，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上有新提高；要在丰富科普及其工作内容，更好地吸引群众、服务群众上有新进展；要在创新科普工作形式，更好满足群众精神生活需求上有新思路；要在强化科普平台建设，扩大工作容量上有新办法；要在扩大覆盖面，推动科普工作入心、入脑、入户上有新成效；要在健全工作机制，推动科普工作可持续发展上有新举措；要在提高工作水平，发挥科普工作的实效性上有新突破；要在加强队伍建设，培养更多科普“名嘴”、“名师”上有新建树。
五、有为与有位的关系
“位”是开展任何工作必要的环境和条件，“为”是人们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影响和利用环境，创造条件，使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最佳效果。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但我们不能坐等环境和条件，要依靠自身的积极努力，依靠卓有成效的工作羸得人们的肯定，为自己争得必要的地位，并通过有利的地位更好地开展工作，实现良性循环。我们党历来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本世纪初，同志先后四次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四个同等重要”、“五个高度重视”、“两个不可替代”等重要论断。2004年初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以中央名义专门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发出的文件。党的十七大把哲学社会科学提升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党的十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全面部署，明确提出“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人文社科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浅析；社科研究；社会责任；政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2-0226-02
近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已有近50万人投身于我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工作。然而，我国有部分人文社科研究者醉心于经院式的闭门造车的纯理论“学术”研究，其研究脱离现实，淡化对现实社会的自觉关注，弱化了对时代脉搏的敏感把握，不能从现实需要选取和锁定课题，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改革实践的认识、预测、决策、咨询和指导功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正确与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因此，人文社科研究者必须充分认识人文社科的地位和作用，摒弃仅为个人的兴趣或名利而研究的心态，走出象牙之塔，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直面我国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立足国家目标确定研究方向，研究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深入社会，深入实践，深入群众，着力推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现代化建设实践需要的理论成果，勇敢地担负起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应尽的社会责任。
一、人文社科研究服务于国家政治建设
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制(三权分离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奠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则科学地解决了对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诸如此类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真是举不胜举，由此足见人文社科研究对于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性，然而由于我国经历过反，等一些特殊历史时期，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是基础理论研究，即“两耳不闻窗外事”，尤其是对时事政治的敏感度较低。但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政府的许多重大现实问题迫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回答。人文社科研究应逐步走出纯理论的研究范式，结合社会需求开展实证性和应用性的研究工作，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对其亟需解决的问题及时作出有深度的回答、提出有决策咨询价值的解题方案，即便是纯粹的理论建构，也应该从思想、方法等角度对实践有所启发和帮助，努力成为政府部门解决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思想库”与“智囊团”。
近年来，从地方政府单位到中央各部委每年都会有各种人文社科类委托课题或以公开招标的方式，或以直接指定的方式交到广大人文社科研究者手中。随着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显现，政府的各类委托课题也与年俱增，有不少课题还打上了“应急”字样，这就要求我们人文社科研究必须走出纯理论的研究范式，关注时事政治，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发，从社会现实问题f_J发，从矛盾的根本点出发，深入观察问题的本质，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将国外的东西“生搬硬套”，而是踏踏实实地做好社会调研，及时地上交能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高质量的咨询报告，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只有这样我们人文社科类咨询报告的采用率才会大幅度的提高，而不会成为一纸空文被弃之如敝屣。
尤其是一些法律法规政策相关的委托课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提交的研究报告无论自身理论的建构有多么的完美，也只能是些“精雕细琢的概念、术语、逻辑编织起来”的“虚拟世界”而无多少实用价值；当然也不能套用过时的理论，使用过时的数据来说明问题，无论那理论在那个时期有多完善，有多结合实际，也无法保证能完全适用于现时期；更不能大量移植、借鉴国外的理论，忽略、漠视本土文化，制造出英式、美式、日式、德式等几个方案来，已导致一些政策从其制定之日起，就注定无法完全实现。这些无法指导当前当地实际操作的用于制定、改进、推广各类政策的参考，仅仅是纸上谈兵，对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治理力度与效果不足，甚至可能起反效果，激发矛盾恶化问题。因此，人文社科研究尤其是在对待政治问题是更应该注重务实作风，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引领社会的精神导向，促进社会持续、协调、全面发展。
二、人文社科研究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不仅严重损害了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在某些国家甚至危及到他们的社会稳定，这就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密切观察、深入研究。诚然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无法像自然科学研究的科技成果那样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通过市场，形成消费者的物化需求，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它所形成的思想与智慧，却能够转化为人们对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某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意志，最终有利于物化的消费产品的形成，它往往对经济建设起着比自然科学研究的科技成果更重要的作用。
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涉及和影响人们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单以其所包含的“应用经济”为例，就分为“管理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交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25个学科，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国仍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会不断地遇到一些新问题和新情况。如三农问题、老工业基地改造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再就业问题、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对策性研究往往涉及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城市科学等社会科学，这就要求人文社科研究从这些实际出发，以实践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命题和研究方向，运用案例分析、实证研究、模型模拟、综合集成、对比分析、系统研究等研究方法来合理地规划，科学的管理，包括优势产业的认证，特色经济的挖掘，以推动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人文社科研究周密详尽科学的论证，经济建设缺乏清晰的思路，很可能会导致盲目开发、重复建设、该扶持的未扶持、该投入的未投入，即使是一些原本很有特色很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项目，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管理和扶持也在零敲碎打中未成规模，像这类无重点无特色的经济建设必定会最终导致无经济效益。
当然并非所有的社科研究成果都会转化为生产力，并非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都能推进社会的经济建设，社科研究成果能否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取决于研究成果是否对社会进步与发
展有促进作用，取决于研究课题是否是国民经济建设的急需。也有不少人文社科研究，理论与实际脱节，许多研究往往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不少研究者只看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是否“填补了某项空白”，是否得到了国家、省部级的奖励，是否对评聘技术职务有帮助，为研究而研究，至于发表出来的成果是否被运用到实践中，是否解决了实际问题，研究者就不再关心。在当今大力倡导科研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形势下，我们人文社科研究者应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入到经济建设实践中去，这是人文社科研究肩负的重大社会责任，也是人文社科对国家对社会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三、人文社科研究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
纵观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辉煌使古希腊、古罗马走向了世界； 莎士比亚作品让全世界的人了解到近代以来的英国；我国的唐诗、宋词也是中华民族绽放在世界智慧园里的亮丽的奇葩，就连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2600多年的古巴比伦王国靠着当年刻在泥板上的那些历史、宗教、律法等等使它灿烂的文化至今都被人们传颂。
人文社科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182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将这个词项进行一次逻辑概括后，也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人的解放科学。解放的科学，内涵丰富，具体是指使人类在劳动中去除危险性与繁重性，在生活中去除贫困性与不可控性，在文化中去除愚昧性，在人类关系中去除剥削性，使全人类都能够因全面发展、自由发展而美满与幸福。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解放，解放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无产阶级是全人类中的一部分，但只有无产阶级解放这个基础才会有全人类的解放。[1]所以，这个解放又分为不同的阶段。围绕“两个解放”这个主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倾其一生进行大量的研究，取得了极其丰富的科学成果。这些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等十几个组成部分。[2]由于围绕“两个解放”的实践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同，这十几个组成部分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关系。
1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马克思与恩格斯倾其一生进行大量的研究，并进行不断的实践。而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解放，只有无产阶级解放这个基础才会有全人类的解放。所以，这个解放又分为不同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这个定义通过两次逻辑概括，可知概念是解放的科学。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主题，不能单凭一腔热血，而是需要各种丰富的科学整合协作、浑然一体来为之论证。围绕马克思主义主题，又有几个问题相比其他问题是更加需要及时理论说明的，更加重要的。这几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这三门科学。但是这三门科学是一个整体，将它们分开只是便于更加深入细致研究马克思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阐述规律来说明主题的目标和道路，其中的规律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算作围绕主题的起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算是第一个层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通过揭示秘密与论证矛盾来指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其中的秘密指的是剩余价值剥削，而矛盾指的是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算作围绕主题的中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算是第二个层次；科学社会主义通过阐明作用和使命，认定第二个层次中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认定两个阶级的斗争和对立必然导致资产阶级统治被无产阶级统治取代，指明了主题的道路和目标。其中的作用指的是无产阶级的作用，使命指的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科学社会主义可以算作围绕主题的终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算是第三个层次。在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三门科学中，科学社会主义相对来说又更加重要。因为，科学社会主义阐明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道路和目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更具有直接性，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具有全面性。[3]
2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所述，科学社会主义这门科学由于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这是因为，要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除了要研究政治与经济的内容，还必须要研究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内容，还要研究这些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规律、总体发展的规律。当然，这不等于说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就仅仅涉及这五个方面，而是说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各方面中，最主要、最迫切需要协同发展的是这五个方面，同时这五个方面在不同时期也存在着不同的辩证关系。如前所述，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解放，解放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无产阶级是全人类中的一部分，但只有无产阶级解放这个基础才会有全人类的解放。因此，这两个解放要分先后。首先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时期，也就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时期。这个时期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政党实践的主要内容是革命，是开展改变资本主义的斗争，掌握政权。在未取得工人阶级政权时，大谈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还为时过早。所以，这个时期政治是中心，体现出较强的阶级性；其次是在过渡时期，这里的过渡指的是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这个时期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权还未稳固，同时革命后要急于着手改善群众生活。所以，主要内容是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配合这两个内容协同发展；最后是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时期。由于在不同时期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主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性的同时，逐渐突出人民性。由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无论是阶级性还是人民性，都是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加上生态文明的基础性日益明显和资本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等原因，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就随着两个过程（一个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另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推进而逐渐显现。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两个过程（一个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另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推进，其重要性将不断提高。
3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前提之一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解放。但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单靠一门科学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科学相互配合、形成合力。绕“两个解放”这个主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倾其一生进行大量的研究，取得了极其丰富的科学成果。这些丰富的科学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同科学社会主义一样，是马克思主义整体中的一部分。科学社会主义是研究两个过程（一个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另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世界）规律的科学，对马克思十几个组成部分的科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这里面就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在科学社会主义全面的、系统的指导下，能够更加明确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和道路，能够更好地为改变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服务。由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大量生态学成果，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具有很强的联系性，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性明显。因此，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前提之一。[4]
4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
要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即需要理论，也需要实践。[5]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只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实践的目标是人在改造过程中通过自身需求来制定的，并通过实践的反馈来调节，最后总结成为理论之后，再为实践作指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的起始点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是同时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包含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整体当中。相比科学社会主义的其他实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是随着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过程的推进而逐渐显现的。20世纪初，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关于生态与环境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生态问题非主流化以及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下，苏联的生态环境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虽然苏联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没有结出成功的果实，但是其这方面实践模式的理论与实践，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的重要性是逐渐显现的。从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到十六大，到十七大，再到十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的重要性正在逐渐显现。[7]十以后，我国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大环境督察工作力度，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8]当今，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四国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比如：老挝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生态环境也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到21世纪以后，老挝意识到经济增长必须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实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组建了职能完整、针对性强的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制定、颁布多项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与政策，多方筹集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积极开展国际生态环境保护合作。[9]古巴通过长期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统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框架。古巴将生态文明实践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建设实践相互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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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的重要性篇7
大力发展人文社科阶段。进入新世纪，高等教育迎来了大发展。人文社科也在中医药院校转型中的特殊地位不断凸显出来。实现中医药院校由单科性院校向多科性大学的发展，人文社科必须有现对独立的学术和学科地位，有自主发展的学术规模、空间，并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和学术地位。各校开办了卫生事业管理、市场营销、英语、日语等本科专业以及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中医伦理学、中医保健体育等研究生学科专业。这些非医学科专业的学生数占到各学校学生总数的2-3成以上。
二、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分析
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以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为基础，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研究解决医学引发的重大现实问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医学科学发展过程中，医学技术的应用范围与社会价值层面引发一系列争论，而这些超越技术本身的问题要通过社会、道德、文化等方面给出合理判断。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医而言，需要用包括人文社科在内的多种方式对中医进行解读，让公众了解中医知识，相信中医文化，传播中医理念。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具有良好的基础。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资源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阵营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新时期勇担责任和使命，取得长足进步。中医药院校基本形成了全面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文社科学科体系。医药院校人文社科发展受到关注。在国家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背景下，医药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也受到了关注。教育部主导成立了全国医药院校社科研究协会，定期举办全国医药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
三、中医药高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任务和思路
《中国•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中规定:“独立的中医学院校或在综合性大学以及医科大学中设置的中医学院(系)，必须得到学校人文、社会学科及其他自然学科的学术支持，应该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对中医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努力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融合”。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科的基本任务可以定位为三个层面，并逐步向最好层面努力:一是在最低层面上，使人文社科不拖和少拖学校发展布局和发展速度的后腿;二是在居中的层面上，使人文社科达到与学校其他学科协调发展的水平;三是在较高的层面上，使人文社科能够为学校的整体发展战略作出更多贡献。在学科布局上，要通过建立人文社科来扩大学科覆盖面，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整合，加快从单科性向多科性的转变和提升。在学科水平上，人文社科应有与学校其他学科相当的学术水准，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和发展空间，使人文社科的地位由辅向基础性转变，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和人文品位。在社会地位和影响上，提升中医药院校在高教领域的地位和发言权，争取在人文社科主流学术圈中的话语权。在学术功能上，人文社科教师要走出单纯讲授公共课的区域，开展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争取在国内外所在学科中的学术地位。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科的基本思路是入主流、倡交叉、创特色。“入主流”就是要把中医药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专业的人文社科来加以建设，以达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定水平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能够参与主流对话，参与学科中重大问题的研讨。“倡交叉”就是这些学科的教师应该积极参与到中医药学科的发展中去，在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医学之间寻求新的生长点和交叉点，达到良性的互动和互渗，使之成为不可或缺的内生性学科，成为学校的有机组成部分。“创特色”就是要走特色之路，“特色”可以在与医学的交叉中产生，也可以在对某些新的研究领域或者分支学科开发中产生。
四、中医药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态势
人文社科的重要性篇8
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确立教育设施趋向案》，规定“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遂开“重理轻文”之端。[1]新中国成立后，在高等工程教育基础薄弱的背景下，为培养对口的专业人才，国家对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从而产生了许多纯工科院校，也导致一些人文学科被停止和取消。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推动下，科学教育的主导地位得到巩固，而人文教育则被严重削弱。进入21世纪，我国加快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步伐。在发达国家普遍关注人文与科技整合、关注学生人文精神和道德修养的潮流影响下，我国越来越多的理工科高校加入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行列。
2001年8月7日，同志在北戴河讲话中指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以上关于“四个同样重要”的论述表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同样能转化成生产力。区别在于，与周期短、见效快的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往往通过意识的先导作用来影响社会，具有潜移默化的“慢热”属性。哲学社会科学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亦是在充分的时间积淀基础上逐步显现的，即通过思想观点、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等精神文明成果来推动物质文明建设，进而实现其研究成果的社会化。所以说，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同鸟之双翼，同为人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倚重或偏废一方都是万万不能的。
但是，文理工并重的高等教育理念，在一些理工科高校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有的一哄而上、贪多求大，却因基础薄弱、资源有限，造成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地位总体偏低，教育效果不容乐观。还有一些理工科高校，误入形式主义歧途，为综合化而综合化，盲目开办了一批与原有理工科专业既无关联、又无交叉、更无融合的文科专业，导致同一屋檐下近在咫尺的资源无法得到有效整合。之所以会步入这些误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上述高校没能从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一言以蔽之，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不是光鲜的摆设，更不是理工科的陪衬。当前，理工科高校对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认识高度的不足直接酿成了以下三方面问题：
1.管理理念错位，即用发展理工科教育的思路来管理文科。
办文科，就要按照文科的发展规律办学。文理两大科的发展规律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如果用管理理科的办法来管理文科，就忽视了文科发展的个性。在学科建设、师资培养、科研成果的量化指标、教学方法和培养文科学生的路径抉择等方面，都不能搞“无差别论”，不能“一刀切”，不能用理工科的办法去管理文科。当下，理工科管理模式及学术评价标准极大地制约了文科的发展，致使文科学术队伍建设陷入窘境。
师资是学科构成的主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质量。与综合性高校、传统文科院校相比，理工科高校领军人才有限。为摆脱“先天不足”之困扰，这些学校加快了对外引进的步伐。马卫华认为，“由于理工科实力较为雄厚，它们在人才引进政策上一般遵循‘国际化’原则，尤其注重应聘人员的海外经历和在国际高水平期刊的情况。可现实情况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与国际接轨的程度远低于自然科学，同一标准要求下，满足条件的文科高层次人才非常少，而近年来已在国内相关领域崭露头角的学者却可能连基本‘门槛’都达不到。以上因素致使理工科高校的文科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陷入尴尬局面。”[2]另外，与校内理工科相比，文科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尚不完善。理工科高校多参照理工科标准来建构文科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却忽视了文科自身的属性。过度量化的评价机制挫伤了文科教师的积极性，让他们的工作成就感大打折扣。
2.办学思路偏颇，课程设置功利化，缺乏文科基础学科。
哲学是统领全局的智慧，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对自然、社会、思维意识的概括和总结。她使人“知而能识，学而能思”，是安身立本、提高自身综合素养的重要基石。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哲学不管是作为独立的学科，或是作为传播其他理论学说的媒介，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知识的首要载体是语言文字，优雅的母语教育包含了人文性和工具性两个层面，有利于丰富学识、塑造人格、培养情趣。汉语言文学不单是文科的专利，也是理工科的必需品。她将语言文字、诗歌散文、小说杂文等作为研究对象，可使学生具备扎实的汉语功底和较强的写作能力，是当今大学生必备的基本素养。哲学和汉语言文学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很多理工科高校忽视了这一点，其办学思路仍旧停留在培养理论研究型和工程应用型人才的原始层面，体现在课程设置中，就是教学的程式化和考试的标准化。市场经济刺激下，应用教育理论与实践学科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而基础学科却受到了冷落，无法产生直接效益的哲学和汉语言文学更是被边缘化。“哲学社会科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文科教育在科技专门人才培养中只起到点缀作用”。类似的观点在一些用人单位、学生家长、学生本人、新闻媒体中很有市场。为适应市场，校方只好把大量财力、物力、人力投向理工类专业和外语、工商管理、艺术等见效快的文科专业。由于课时有限，无法兼顾，除必要的“两课”、大学英语、体育外，文科基础学科不是被压缩，就是被砍掉。
3.忽视文科与理工科的交叉渗透，人才培养模式僵化保守，复合型人才培养之路依然漫长。
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经历了一个螺旋式发展过程。农业时代，“成人”是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到了工业时代，专业型人才变成了社会的宠儿。信息时代的合格人才，既有别于农业时代“成人”教育模式下的“通才”，也不能是工业时代“一招鲜”培养模式下的“专才”，而应当是精干内行的情商智商兼备的复合型人才。
令人忧虑的是，相当数量的所谓人才往往是学理工的不懂文，学文的不明白理工，可谓文理相隔如山，老死不相往来。如此，又怎能跟紧知识经济时代的步伐。长期以来，我国理工科高等教育只重视专业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却很少关注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重理工轻人文、重知识轻能力、重技术轻素质的人才培养模式，导致学科单一、专业划分过细，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系统知识结构的形成。
二、理工科高校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战略意义
1.增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实力是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前提。
从高校自身发展规律看，文理相融、互补互动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现代大学向社会输送的不仅是具备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更是心智健全、道德感强烈、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历史经验证明，科技怎样造福于人类，是科技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靠掌握科技的人才能解决。一旦失去了人文精神的保驾护航，科技成果甚至可能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二战战犯奥博特·斯皮尔在纽伦堡审讯的供词中谈到了技术掌握在坏人手里的危险性，“离开探索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孤立地学习技术是危险的。”[3]
可见，人文教育是“成人教育”，而科学教育是“成才教育”。人文精神赋予科学人道内涵，可防止科学走向歧途。所以说，教育培养的是“人”，而不是“机器”。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培养既有科学头脑又有深厚人文底蕴的新型人才，是保证当代大学生和谐发展的战略需要，应成为大学教育理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外部经验看，理工科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确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参与。麻省理工学院设置的文科有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艺术学等。长期以来，该校文科与理工科相得益彰，协调发展，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州理工学院是一所袖珍型精英大学，培养出了钱学森、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该校认为，“自然科学旨在提供知识，而智慧是知识与判断的综合体。当理工科与文科发生某种关联时，才能产生智慧。”因此，该校不仅拥有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质等优势学科，还设置了一批高水平人文学科。二战后，东京工业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将哲学史、艺术史、社会思想史、经济学史、科学技术史等人文学科导入理工科学生的课堂。这些举措使该校由单一的工科大学发展成为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成为战后日本理工科高校教育改革的典范。
上述理工名校的办学思路说明，必须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人文教育对学校发展的重大意义，切实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努力建设相当数量的文科精品课程。这是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2.提升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水平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历史上，哲学社会科学曾是自然科学的“母体”。14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使自然科学从哲学社会科学中独立出来并迅速发展，18至19世纪的两次工业革命进一步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伴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自然科学知识的实用性得到了普遍认可，自然科学教育顺理成章地占据了近代教育的主导地位。
虽然自然科学教育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但由于其过于强调知识的实用价值，却忽视了以厚德、热忱、正义、关爱、责任为特征的人文精神的传递，故而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接踵而至。例如，可持续发展层面的人炸、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社会关系层面的钱权交易、钱色交易、权色交易，价值观层面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等。
面对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人类精神层面的种种危机，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然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并不能百分百造福人类。在此背景下，倡导对人类进行终极关怀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开始复兴。上世纪后期，自然科学教育与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结束了分庭抗礼的局面，逐渐走上了协调并进的融合道路。“合久而分、分久而合”的历史轨迹，充分印证了二者对高等教育的不可或缺性。只有坚持二者并重，高等教育才能走上和谐发展的轨道，才能最大限度地服务人类。
3.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内在要求。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这一概念。“软实力”是一国运用感召力而非强制力实现目标的能力，可使他国按照与其偏好、利益相一致的方式界定自身的偏好、利益。与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相比，“软实力”更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关照下的思想道德、文化传统、文化遗产、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念。刘洪顺认为，“一个国家的崛起与发展固然需要壮大经济、科技、国防等硬实力，但如果不同时注重打造强大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4]
2007年的十七大，“软实力”第一次被写入党代会报告。2012年的十，同志再次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5]
哲学社会科学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史学、艺术学、法学等领域，是人对人文现象、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她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人们提供甄别是非、善恶、美丑的准则，具有认识世界、传承文化、资政育人和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一个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直接反映了其精神风貌和发展潜力，更为“软实力”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可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软实力”的灵魂。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软实力”建设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三、理工科高校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有效路径
1.在文科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建立文科教师激励机制。设立专门的文科科研管理机构，在科研成果评价体系改进方面走人性化道路。鼓励文科教师在教书育人的基础上潜心做学问、搞研究，对发表高水平论文和获得重大项目的教师给予可观的物质奖励。
2.深化教学改革，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处理好重点学科建设与学科综合发展的关系。促进学科间的文理渗透，用文理交叉的思路对传统专业进行改造提升。改变狭窄单一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拓宽专业口径，打破学科壁垒，完善人才知识结构，采用主辅修、双专业、双学位等形式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与此同时，组建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系、部和研究中心。
3.以文为主，文理互补，科学设置本科生通识教育课程。课程设置应重点关注学生的团结合作意识、创新精神、人文素质和文化内涵，以实现不同专业的沟通与融合。成立通识教育课程指导委员会，对日常教学工作加以管理和协调，包括教学任务下达、新开课程管理、学生选课、教学安排、考核安排、质量监控等。
4.邀请专家型学者开设文、史、哲系列的人文讲座，借助开放式课程普及学生的人文知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端正学生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拓展校园文化建设的渠道，建设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校园文化网络，使网络成为人文素质教育的新阵地。
四、结语
在中央的大力推动下，党和国家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已达到历史的新高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是文科院校的事，理工类高校也应积极参与其中。2012年10月，山东大学新设置的儒学学科开始单独招生；2012年10月20日，清华大学宣布成立人文学院。在业内人士眼中，这是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在蛰伏数十年后上演的“复兴大戏”。正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所讲，“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沉寂之后，再一次宣告成立。与其说这是一次大学学院体制的跨世纪重建，不如说是一次大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新生。”[6]虽然前进道路上会遭遇诸多曲折，但我们相信，任何障碍都无法阻挡理工院校“人文复兴”的步伐，越来越多的德才兼备之精英将伴随教育事业的推进而诞生。这才是素质教育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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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的重要性篇9
服务社会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
“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高校历来都是科技文化知识产生、发展的重要集散地，服务社会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也是高校的基本功能。
“据统计，目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类专业在校学生所占的比例接近学生总数的50%，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2/3以上在高校，每年约80%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产自高校。”应该说，这支队伍和所取得的成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为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弘扬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可以说，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力军，在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居于重要地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将对大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着直接的影响。大学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他们的理想信念、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水平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来认识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过程中高校的地位和作用。
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要素在综合国力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目前，世界各国之间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同时相互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特别是西方某些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文化优势，推行“文化霸权”，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严峻挑战。“文化的背后是思想、观念、价值，其核心是哲学社会科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文化凝聚力、影响力的提升，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以创新的视野全面深刻地阐述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创新能力和研究质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建设性意见和措施，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精神支持以及宽松的学术创新环境，是既具有纲领性质同时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文件。党中央、国务院的这一决策必将推动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迈向一个更高的水平，迎来一个更加繁荣发展的局面。
四个“不到位”阻碍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迫切要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繁荣文化、解决社会重大现实问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目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与哲学社会科学所承担的时代责任还不相适应，与党和人民的期望相比还有不少差距。学术风气浮躁、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理论脱离实践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应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社会问题的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反映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理论研究和教材建设亟待加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原因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是四个“不到位”。
第一，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高校党委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加快发展的重要保证，是解决制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全局性、深层次问题的前提条件。然而，一段时期以来，在高校学科建设和经费投入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理工轻文史、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倾向，对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四个同样重要”落实措施乏力，没有真正把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纳入发展规划；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缺乏长远规划，人才队伍不整，物质条件缺乏，经费投入不足，项目资助力度不大，很多高校还不能自觉地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宽松环境，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缺乏紧迫感和责任感。上述问题的产生应该说与一些高校领导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作用的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有关。
第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不到位，功能发挥不够。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还与哲学社会科学未能很好地回答现实中提出的重大问题，没能主动为党委、政府和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有关。一是服务渠道不畅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封闭运行，与社会和政府决策部门相互隔离现象比较严重。高校科研部门和研究者研究题材缺乏从实践中提炼，与决策者之间缺乏经常性的沟通渠道，缺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有效智力供给的制度保障。二是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的思想观念有待更新、自身素质有待提高。在思想观念上，一些科研人员服务意识不够，创新意识不强，思想上存在着重理论、轻应用的旧观念，对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不敏感，知识结构单一或老化，科研方式、方法和手段落后，习惯于关起门来搞科研的传统治学模式，研究成果脱离实际、缺乏针对性，难以直接为现实服务。
第三，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改革创新机制不到位，成为制约其繁荣发展的障碍。目前，制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问题。就管理体制而言，主要存在四个“瓶颈”：一是管理体制不够健全，二是学术评价机制严重扭曲，三是研究成果转化应用机制不完善，四是缺乏与政府、社会和市场之间有效对接的交换机制。由于管理体制不健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没有切实可行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也难以制定包括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经费投入与条件支持、课题研究等事关全局的科学决策。这导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对滞后，学科方向相对分散，学科竞争力不足，服务社会的能力不强，学科资源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整合与利用，跨学科研究往往流于形式。就运行机制而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一直是按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运作，缺乏深入调研，研究课题无法回应社会重大现实问题，不能直接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服务等。
第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投入政策和人才政策不到位，影响其繁荣发展。当前，鼓励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优惠政策尚不完善，主要表现为投入政策和人才政策不到位。由于政策缺失，科研经费来源渠道单一，与自然科学相比经费不足问题突出。科研经费不足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如一些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无法开展，科研人员无法参加必要的学术交流，图书资料购置受限，在职科研人员的培训提高及科研成果的转化缺少经费的有力支持等。由于人才队伍建设政策不完善，导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队伍中高水平人才缺乏，造成学术梯队结构不合理，很难形成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的团队，单打独斗的“个体户”现象非常普遍，承担重大项目的能力偏弱，不利于构筑一流的学科、产出卓著的成果、造就优秀的人才。再加上哲学社会科学专职研究人员收入较低，导致人才流失现象严重，使有些学科本已存在的人才结构断层现象更加严重，严重制约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哲学社会科学既要“顶天”又要“立地”
当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高校应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加强领导、完善制度、强化管理，采取得力的措施，加快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第一，党和政府要高度重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党和政府的重视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前提和重要保证。一要加强和改善党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宏观指导，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二要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高校主管部门和高校党委落实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一项重要工作，结合实际，制定好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完善配套政策和实施方案，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上来，加强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引导和管理，确保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三要关心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调动他们投身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二，深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改革的核心是解决好科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问题，目标是建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的现代科研机制。一要推进科研管理体制和组织形式改革，按照“指导监督有力、管理科学规范、责权关系明晰、开放合作有序、组织运行高效”的原则，建立高校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有效互动的科研合作和组织新模式。二要确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以服务国家需要、弘扬先进文化、引领学术发展的实质性贡献为标准，更加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原创性和实际应用价值，改变“简单以数量评价业绩、评价人才”的做法，真正建立起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特点、有利于激励创新的多元评价体系。三要完善科研经费投入和使用机制，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财力支持和物质保证。四要创造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良好环境。不断深化人事制度、科研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完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立项管理制度、职称评聘制度、成果评价体系和考核奖励机制，从而更好地吸引、使用和培养人才，更好地整合科研力量、合理配置资源，为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提供制度保证。
第三，加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风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探求真理的过程，它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从事实本身的内在联系去把握规律。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诱惑不断增多，社会心理较为浮躁，在这种情况下，广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要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从人民群众丰富的实践中提炼研究题材，汲取思想养分，提出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
第四，改进应用对策研究，重视研究成果应用转化。积极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宏伟而壮阔的事业，思考和回答实践提出的一个个课题，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既要“顶天”又要“立地”，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同时，应当主动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服务社会实践，研究成果只有应用于社会实践，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要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率和影响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转化机制。因此，要加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组织管理，合理设计研究课题，自觉围绕社会需求来开展研究，选题要与时代合拍、与现实需求对路、与行政工作衔接，并善于提出有针对性、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只有这样，高校才能充分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才能将“咨政”与“育人”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人文社科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评价程序；程序公正；评价主体
中图分类号：G3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5009307随着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在内的科学评价工作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在理论上产生了诸多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研究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工作实践。评价程序是评价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评价程序公正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开展及评价结果的公信度。
一、程序公正的内涵
程序作为一种行事次序，是为进行某活动或过程所规定的途径，也是行事过程的规范标准和逻辑步骤。所谓程序，是指一个机构、个人或一种制度向若干其他人分配利益（或负担）的规则或途径[1]。在一个组织中，程序代表某种规程和法式，是人们由此具有对各种利益的权利的实际过程。公正作为一种道德诉求，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同时也是任何权利与权益实现的价值基础。所谓公正，是指人们之间分配关系上的合理状态，是一种价值和道德的判断标准[2]。在一个组织中，公正是促进组织高效运行、增强组织成员凝聚力、提升组织成员满意度的关键因素。据学术界考证，最早将程序与公正两者相结合并提出“程序公正”这一术语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Johnw.thibaut和Laurenwalker，他们于1975年在对法律程序的研究中，提出了程序公正的概念。随着众多研究人员对程序公正的进一步研究，程序公正所涉及的范畴不再局限于法律领域，向公共事业管理、企业管理、教育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拓展。
什么是程序公正？根据thibaut和walker的观点，程序公正是指投入或参与到程序中的程度，具体体现在决策的过程中是否给个体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3]。按照他们的观点，对于一个组织中的个体来说，人们关心的是“决策如何制定”，很少关心“决策能给个人带来什么结果”，只要程序是公正的，那么结果也会被认为是公正的，而无论结果对个体是否有利。但是，thibaut和walker对于程序公正的要素并未过多考虑。在thibaut和walker的基础上，G.S.Leventhal等基于对程序要素的考虑，提出了他们对于程序公正的理解：在社会机构调节分配的过程中，个体对其所用的程序要素是否公正的感知[4]。Leventhal等同时还提出了程序公正的六项基本原则：（1）一致性原则（consistencyrule），指在决策过程中，所有成员都应适用相同的程序；（2）避免偏见原则（biassuppressionrule），指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应摒弃个人的私利和偏见，乐于接受所有观点和意见；（3）准确性原则（accuracyrule），指应该依据最完整的、最有法律效力的信息以及有佐证的意见做出决策；（4）可修正原则（correctabilityrule），指对不适当或不公平的决策应该有可修正的机会；（5）代表性原则（representativenessrule），指决策程序能代表反应所有可能被决策影响的成员的利益；（6）伦理性原则（ethicalityrule），指决策程序必须符合那些可能受到决策影响成员所能够接受的道德伦理标准和价值观[5]。以上六项原则，构成了程序公正的基本部分。p.m.peterson、a.Green、J.Cary等人对程序公正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扩充，认为除了Leventhal等提出的六个要件外，还包括另两个要件：（1）过程控制（processcontrol），指组织成员能对程序表述自己的观点；（2）决策控制（decisioncontrol），指通过程序相关成员可以影响结果[6]。
因此，当程序具有过程可控性、决策可控性、一致性、无偏性、准确性、可修正性、代表性、伦理性时，就是一个公正的程序。
程序公正作为一种价值诉求和价值标准，在社会组织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作用：程序公正可以影响个体的内部动机，激发其信任水平，提升完成任务的积极性；程序公正有助于化解矛盾、提升利益受影响主体对结果的满意度；程序公正有助于个体在行为上配合决策执行的力度，勇于承担风险，激活其创造力，努力回报组织[7]。
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含义
1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9卷第5期
谭春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探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离不开程序。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准则的创设、执行和纠纷投诉的处理，都在特定的程序时空内进行。评价程序就是评价时所应遵守的步骤、方式、流程安排和规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是指在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行评价时，评价主体（包括评价方、被评价方、委托方）所应遵守的步骤、方式、流程安排和规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的设置与推广，其目的是为了保障与更好地达到公正的评价结果。评价结果公正，这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或难以达到的，因为由于个体或组织所掌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源的差异性，导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源的分配结果难以符合正义的要求，难以实现结果的平等。尽管学术界积极努力地探索确保结果公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标准，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公正的程序，也就不存在公正的评价，也很难保证结果的公正。正如分蛋糕游戏一样，如果设置了一个公正的程序，大家自愿参与，规则对大家一视同仁，划分蛋糕者最后取蛋糕，在分蛋糕过程中没有违规行为，无论结果如何，参与分蛋糕的人都会认为是公正的。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是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结果公正的理性考量，是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结果公正的最佳方式与步骤选择，是繁荣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是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按照合理的顺序、方式、步骤与规则，以有效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体利益的过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所张扬的是一种过程价值，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通过设置相应的评价顺序、方式、步骤与规则，保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结果能够代表各研究主体的利益，保证各研究主体能普遍地接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结果。
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价值
为什么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要强调程序公正？这正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价值所在。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价值的实际认知，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主体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态度，进而影响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结果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可接受度。
（一）有利于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结果公正
程序公正是实现结果公正的首要前提、重要手段和有力保障；结果公正是程序公正的衡量标准和最终目的。追求结果公正，只能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获得[8]。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所追求的结果公正是由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价值体系构成，一方面，孜孜不倦地追求评价结果公正；另一方面，评价结果公正又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尺度，总是渗透着主观意识和客观影响，不存在绝对的评价结果公正。因此，只能凭借一定的可见性规则与流程对价值需求加以调整，才能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价值目标处于一种平衡的理想状态。不可否认，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结果公正是学术界与管理界的美好愿望，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不懈价值追求，但是，不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标准如何精心设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制度如何精心安排，评价方如何公正评价，绝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结果公正是无法实现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为结果公正提供了信念和制度保障，当评价程序公正的理念一旦被评价主体所接受，评价主体对评价结果公正的有限性是可以接受的。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一般会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结果公正的实现。
（二）有利于节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成本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成本的节约，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节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经济成本；二是节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道德成本。为了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评价主体必然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经费、实验设备、信息资料等资源，这些资源耗费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直接成本；另外，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由于未按照既定的评价流程与规则而导致未能很好地完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而耗费的资源，包括评价错误给相关主体造成的成本和为了纠正错误而投入的各种成本，这些资源耗费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间接成本。公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不仅仅有利于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结果的公正，还能够保证公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结果通过付出最少的资源耗费而获得。道德成本是指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由于错误地采用评价标准、评价规则、评价流程而给无辜者带来的不正当结果。相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经济成本的有形损失，这种不正当结果是一种无形损害，具有更为严重的危害性。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道德成本的产生源于相关主体的权利受到剥夺，如参与的权利、发表意见的权利、反馈的权利等，而公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这种剥夺，从而避免或减少发生道德成本。
（三）有利于保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主体利益
根据w.C.Kim和R.a.mauborgne的研究，对等交流和反驳能力是程序公正的重要特征[9]。公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同样应具有这样的特征，这就意味着，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评价主体的人格尊严受到尊重、确保利害关系主体参加、评价主体能够充分地表述自己的意见、评价主体可以与其他主体展开平等对话、评价主体能够受到平等对待。因此，从本质上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是过程性的或可操作性的，体现的是一种尊重与文明。通过保障评价主体的控制权、平等参与权、发言权、申诉权，评价主体的多元利益才有可能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被普遍表达出来；同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部门通过积极地聆听不同评价主体的利益表达，才能保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指标、标准、模型、结果等真正代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利益。另外，评价主体能够通过公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预防或补救自身权利可能遇到的损害，从而得以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不公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是对评价主体基本权利的一种剥夺，没有评价程序的公正，评价主体的正当利益也就很难实现。
（四）有利于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公信力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主体中的评价方与被评价方，在评价过程中都可能具有利用信息不对称条件欺骗对方以从中获利的动机，如被评价方的学术造假、学术浮夸等，评价方的人情关系、本位主义的影响等[10]。无论是评价方的道德风险，还是被评价方的道德风险，都会带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结果的不合理、不科学、不公正，降低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信任程度，甚至引发学术界或社会公众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结果的集体抵制。公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有具体的操作过程和执行标准，对评价主体中各方的角色定位有清楚的认知与界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评价主体的不良行为，也能限制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不当干扰，破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过程中人的随意性因素过于泛滥的情况，从而形成学术界、管理界和社会公众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普遍认同和信任，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公信力。
（五）有利于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繁荣发展
研究表明，程序公正感与个体行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当个体认为程序是公正的，个体就会积极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适应该程序所指向的对象；当个体认为程序是不公正的，个体则会有消极的行为取向[11]。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体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与否的感知，同样会影响到他们的科学研究行为。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体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是公正的，也就会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结果是公正的，就会激发他们对于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责任感，从而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激情，创新性地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这将促进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标准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有着非常丰富的含义，其标准也是多方面的，且随着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标准要求也会越来越多。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必须有能被学术界、管理界和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最低限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标准，是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公正的底线，坚持这些标准不一定能确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绝对实现，但不坚持这些标准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是不公正的和不可接受的。作为最低限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标准，应在前文所提到的八项构成要件的基础上，符合以下要求。
（一）主体平等
评价主体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所指向的当事人，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受到平等对待，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主体平等既是强调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标准与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人操纵程序规则、做出偏袒和专断之举；又是强调对参与各方的意见与信息给予平等关注，不得偏听偏信，无根据和理由地表现出倾向性；同时还是强调评价主体的各构成个体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过程中应受到同样尊重与认可。
（二）实质参与
评价主体以及科研行政管理部门、社会公众等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利益相关者，他们能否自主地和有效地参与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的制定和实施中是判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与否的首要标准。特别是评价主体，能否有机会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充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保证其基本话语权，实现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的过程控制和决策控制，是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关键因素。
（三）价值中立
评价方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法官”，在评价中应确保中立，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重要标志与基础，没有这个标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就无从说起。价值中立，一是要求与自身有关的人不应该是“法官”，任何人不能评价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被评价方；二是要求评价方在评价时不受时空限制，抑制个人偏好，公平地对待各个被评价方；三是要求评价方不能利用评价权利进行寻租，从而损害被评价方或委托方的利益。
（四）程序理性
程序理性是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的合理性，体现和承载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核心价值，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灵魂。程序理性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的各个环节与流程不是随机的、任意的，而是有计划的、科学的、合理的，符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客观规律，符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效率的要求，程序中的各个环节与流程及评价目的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五）程序公开
程序公开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使评价程序公正成为看得见的公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的公开，有助于相关利益者享有基本的表达权和知情权，加强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过程的监督与制约，防止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开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指标、标准、模型、规则、流程等公开；二是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过程公开；三是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结果公开。
（六）程序自治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一旦被利益相关者所确认，就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启动、展开、推进、结束等均应在程序自身内进行，不需要外力的介入，并尽量维持经由该程序得到的评价结果，反对随意修改、歪曲或否定其结果。这种程序自治的要求，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结果不是产生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之前或者之中，而是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自身最终决定，并且具有形式上的强制性与不可逆性。
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实现
在现阶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离公正的标准还有较大距离。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的公正，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尊重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和规律，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扩大宣传。
（一）明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主体职能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工作的行为主体包括评价委托方、评价方（受托方）及被评价方。其中，委托方是指提出评价需求的一方，主要是各级人文社会科学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负有管理人文社会科学活动职责的机构、科学研究者、普通民众等；评价方（受托方）是指受委托方委托，组织实施或实施评价活动的一方，主要包括学术同行、科学计量学研究人员、各级科研行政管理部门、民间机构等；被评价方是指申请、承担或参与委托方所组织实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机构、组织或个人。基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主体平等、价值中立、程序理性的标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各主体应明确各自的职能，以保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效率性、民主性和稳定性。例如，作为评价方，应该主动协助委托方分析其评价需求与目的，而不应越权一手操办，以评价方的自身意志代替委托方的本来意志。又如，作为被评价方，不能组织评价活动和为评价方支付评价费用，这样会给评价方认为被评价方是“委托方”的感觉，这将严重影响评价公正性。同时，作为委托方，更多地是提出评价需求与目的，而不应对评价的标准、方法、过程等无端指手画脚。
（二）激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主体道德自觉
道德自觉是指社会主体有效地发挥主导性和能动性，自觉遵循普遍的规范体系，使主体的行为与规范体系保持协调，并促使其优化认识和实践过程[1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内涵、价值与标准，如果不能转化为评价主体内在的价值准则和价值目标，那么公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主体平等、价值中立、程序理性、程序公开、程序自治等标准，并不必然导致评价主体对它的遵从与服务，而如果主体具有道德自觉，则会加深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认同，并在实践中加以遵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主体道德自觉的激发，一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主体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素质，形成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正确认识；二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主体要不断提高个人修养和情操，具有正确的价值观与利益观，在是非面前立场坚定，坚决维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公共利益取向，同时在需要回避时自觉采取回避措施，维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纯洁与公正；三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主体要不断强化守制意识，既要有对不遵从评价制度而带来恶劣后果的畏惧之心，更要有对评价制度的心甘情愿的接受之心，不得随意省略或删减合理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步骤与环节，真正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落实到位，以保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目的的真正实现。
（三）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指标体系
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指标体系，是确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先决条件，是有效完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工作的前提。一套完整的、科学的、标准化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指标体系，能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利益相关者对评价过程产生信任感，从而产生对评价结果的信任感。目前，不同的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提出了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指标体系，但能让绝大多数学者、管理人员和社会公众所认同的指标体系并不多，而所有成果一刀切、重数量轻质量、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等导向是造成现有诸多指标体系不受认同的主要原因。因此，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指标体系，应坚持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正确把握数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针对人员、项目、机构、成果等不同评价对象，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等不同研究类型，论文、著作、教材、研究报告、普及读物、非纸质出版物等不同研究成果形式，充分考虑同行评价和社会评价、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当前评价和长远评价、直接评价与匿名评价、现场评价与异地评价、会议评价与网络评价等评价方法的适用性，建立分类评价指标及各指标的评价标准，合理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选择合适的评价模型，最终得出综合评判。
（四）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制度建设
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的公正，还应加强评价制度建设，通过刚性的约束确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规范有序。当然，评价制度涉及多个方面，如答辩制度、回避制度、反馈制度、公示制度、举报制度、申诉制度、问责制度、信誉制度等，其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问题，当前重点应加强以下评价制度的建设：一是加强专家遴选制度建设，应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行政管理部门的主持下，建立和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系统，开发专家遴选算法和回避算法，以随机、回避、轮换为基本原则，建立评审专家随机分配系统，加大同行专家评审力度，降低特定专家的影响力与偏执；二是加强回避制度建设，通过界定专家需要回避的条件，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坚持杜绝泄漏评审信息、行政干预、暗箱操作、权学交易、利益冲突等可能导致不公正评价的行为；三是加强专家问责制度建设，明确评审专家的职责和失责后果，做到权责明晰、过失必究，对因不作为（有权不用）、乱作为（滥用权力）或不当作为（工作过失）而造成不良后果者，必须严肃追究有关评审专家的责任；四是加强申诉复议制度建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利益相关者有权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工作和相关规则提出申诉，并能得到反馈，出现问题也有途径寻求矫正和补救；五是加强监督制度建设，提高监督科技含量，实现行政监督、公众监督、学术共同体监督、舆论监督和个人监督相结合，网络监督与传统监督相结合，过程监督和随机监督相结合，提高监督工作效能。
（五）优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实施流程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强调利益相关者特别是评价主体的实质参与与主体平等，强调程序理性、程序公开和程序自治，这就必须用程序公正的标准体系检视和改造现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实现各流程设置的全面与合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一般都包括三个阶段：评价前准备阶段、评价实施阶段、评价后反馈阶段。从目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实践看，重点放在评价实施阶段，而对于准备阶段、反馈阶段比较漠视。因此，优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实施流程，就是要根据评价的三个阶段，明确各阶段的工作环节与任务。具体来看，评价前准备阶段应包括以下工作流程：（1）了解评价对象和委托方的评价需求；（2）明确评价目的，确定评价标准和原则；（3）获取评价所需信息，进行相应的成果检测和查新；（4）遴选评价专家，组建评价组织。评价实施阶段应包括以下工作流程：（1）确立指标体系，选择评价方法；（2）各个评价专家独立评价；（3）综合评价，得出评价结论。评价后反馈阶段应包括以下工作流程：（1）公布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2）接受被评价方申诉；（3）异议处理；（4）对评价进行“元评价”。
（六）保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主体参与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标准，特别是实质参与的标准，要求各利益相关者能自主和有效地参与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流程之中，因此，需要切实保障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评价主体的基本话语权，反对单方的话语霸权，从而实现实质参与。为保障评价主体的参与，首先要建立一种透明的、开放的、诚实的信息沟通机制，提供良好的互动平台，形成畅通快捷的信息沟通网络，为评价主体的实质参与提供良好的信息支持；其次要充分尊重评价主体的话语内容，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公众意见反馈机制及后续跟踪评价机制，使相关主体感觉到其尊严、价值得到维护，从而更易于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是公正的；第三，创造评价主体参与的良好氛围，鼓励相关评价主体的主动式参与，创新参与方式，通过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咨询专家意见、民意调查、网上博客与论坛、新闻媒体等形式扩大公众参与范围；最后，规范评价主体参与的程序，在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评价制度的前提下，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不同阶段，不同主体参与的时机应有严格规定。
六、结束语
目前，中国正处于人文社会科学大繁荣、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不仅需要全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创新性研究，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机制的不断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正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正常运行、发挥作用的最核心要求和价值取向。尽管目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离公正的标准有相当差距，但有理由相信，随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的不断追求，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必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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