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制度篇1
[关键词]乡村治理；制度权威；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3-0080-06
乡村治理是治理理论与乡村实际相结合、解决乡村问题的新模式。在当代乡村治理实践中，如何通过制度安排促成治理网络的一体化行动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当下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不是缺少制度规范，而更多是制度权威不强、制度效率较低、制度失灵频繁，所以在推进中国乡村治理机制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增强制度运作的有效性，重构制度权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要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制度安排，都凸显了乡村治理中制度权威建构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制度权威是衡量制度发挥作用和有效性的重要标尺，表现为人们对制度的服从关系。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是指以正式制度规范作为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准则，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管理行为的基本准则，不是个体的或者少数人的意志，而是与现实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制度规则，这些制度规则是人为制定的、组织和社会成员熟悉和知晓的正式规则，不是习俗、惯例等非正式的制度规范；二是管理行为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它能够使组织和社会成员理解、认可和认为合法。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虽然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但本文所指的制度权威系以正式制度为基础。
一、乡村治理与制度权威的契合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多层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地方层次和制度上实现善治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改革过程。[1]而制度作为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和规则体系，既要界定多元参与主体的权能边界，又要明确治理体系的根本价值。以此来建构多元行为主体的共同愿景，聚合人们的理性共识，进而保证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一）乡村治理中制度权威建构的可能性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利益行为”。[2]就其功能而言，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规范，它在一定意义上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就其内容而言，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它表征着人们之间关系的某种结构性和秩序性。
治理的各种界定大多都涉及对制度及其权威的强调。比如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定义中强调，治理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3]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治理的基本内容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4]法国学者皮艾尔・卡蓝默提出了以制度伦理为正当性“内核”的合作关系原则，认为治理机制必须具有相应的理论规范或品质。[5]
治理概念中对制度的强调表明，制度是保障治理的基础性要素。公平、有效的治理必须以一个稳定、有序的制度框架为支撑，否则空谈治理将没有任何意义。[6]另一方面，治理作为改变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实现善治目标所采取的一种新型理念和制度安排，其合法性主要源于公民的认同和共识。这与制度权威的内在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治理结构可以被视为制度框架[7]，制度权威的建构被视为检视治理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理论层面的观察揭示了治理与制度权威的内在一致性。与此同时，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同构性也为制度权威的建构提供了可能。目前，虽然我国乡村发展形态各异、地方差异较大，但各地的乡村治理经历了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具有相似的发展要素、呈现出相似的利益结构。在顶层设计作为乡村治理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下，乡村治理中的同一性特点决定了其制度化发展的水平与大体进度，有助于“建立、维系或强化一个共享性制度权威”。[8]此外，对制度的尊重和服从也内在的包含了对体现为差异性的不同区域制度安排的服从关系。
（二）乡村治理中制度权威建构的必要性
制度既是多元行为主体进入治理的规则空间，也是治理行为的发生场域。制度权威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是要防止治理行为与公共利益的脱节和对立，从而避免社会冲突和治理困境。
1.制度权威是乡村治理的秩序化保障。社会公正、合理的前提在于所有社会成员独立于不同个体之外的、客观公正的标准――即制度，并赋予它权威。[9]在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时期，面对复杂的利益纷争，乡村治理的内在秩序难以自觉生成，由外而内的制度权威就成为影响乡村治理变局的重要基石。首先，制度权威能够增强未来预期，消除人们的社会焦虑。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乡村成员的焦虑情绪更多来自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这一忧虑情绪又会进一步导致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制度权威的建构能够帮助社会成员消除远期无知、强化行为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其次，制度权威能够最大可能地消除基层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与发展。在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下，基层社会矛盾往往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了基层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制度能够提供独立于社会个体之外的客观标准，并通过聚合多元治理主体对未来共同愿景的展望和共同利益共识的达成，成为解决乡村社会问题的功能性资源基础。
2.制度权威有助于整合乡村治理的多元要素。在快速多变的后现代社会中，随着乡村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和资源配置的离散化倾向，其公共参与和利益博弈能力不断提高。承载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行动目标，乡村治理中的多元主体极力挣脱传统的社会角色定位，形成利益纷争的各色场面，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隐含着乡村治理的诸多矛盾，由此，制度通过确定乡村利益的统一性和公共性规范着乡村成员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方式，从而维护乡村的稳定性和可治理性、另外，具有权威的制度体系是组织和动员多元力量有序参与乡村社会各方面建设的前提条件。乡村治理通过特定程序把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对于整合离散的乡村社会，输入现代性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治理秩序，有着重要意义。[10]
3.制度权威有助于乡村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制度权威的建构能够切实推进中央政府关于乡村改革的政策措施。中国的现实复杂性决定了改革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路线，顶层设计是乡村改革的基本指导原则，保持与中央政府政策的一致性是保障总体改革顺利进行的基础。为此，遵循制度规则，严格程序，是稳步推进改革的基本前提。制度的广泛规束还有助于降低乡村治理中的交易成本和治理风险。交易成本存在于所有的治理转型中，但这个问题随着乡村治理中参与主体的规模增加、结构复杂和制衡机制的缺失而被放大和加剧了。制度设计通过规定有关行为规则和角色期待的治理框架，来渗透和连接乡村治理所覆盖的各个层次和不同角落，维系相应的治理机制。这种整合机制减缓了日益分化的社会对乡村治理的挑战，维护着乡村治理的内在结构，有助于其持续稳定的发展。
二、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缺失
“乡村社会的冲突问题，根源在于实际运行的一系列制度规则的缺陷，这些制度在构造基层政权的角色、权利义务及其和村民的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着内在的价值、目标和利益紧张。[11]应该承认，当下的乡村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旧的制度规范消解和新的制度规范重构的过程。但一直以来，中国乡村都是社会传统思维和行为规范积淀最为深厚的区域，正式制度权威并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目前，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制度失灵，即现有的制度规范无法有效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制度悬浮，即现有的制度规范未被有效地遵守和执行；三是制度权威碎片化，即不同来源、不同主体制定的制度规范彼此分割与独立，制度效果差异性较大；四是制度权威替代，表现为乡村治理中的非正式制度权威对正式制度权威的替代。
从一定程度上讲，制度权威是一个客体性概念，它取决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对制度合法性的认同，也取决于制度的性质、动员能力、执行条件等综合性条件。具体分析，乡村治理中制度权威无法有效建构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制度权威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内在紧张
制度权威的核心目标是保证制度安排的有效实施，以相对稳定的运行规则和程序来应对乡村治理中的复杂性、降低治理成本。但从实际运作的角度来看，乡村治理往往以问题解决为中心，要求以更加灵活和弹性的制度框架来应对多元反复的利益博弈、对话与协商：事实上，乡村治理的评估标准更多关注具体问题解决的可行性、有效性，尤其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这样运作逻辑下，制度的稳定性、封闭性特点与乡村治理所强调的适应性、灵活性无法有效兼容，形成二者之间的矛盾和紧张。
另一方面，制度权威是刚性的合法性象征，但是有效治理更强调合理性的调适。在现实的乡村治理中，制度的刚性程度越高，乡村治理的灵活性就会越少，其回应民众需求的有效治理程度就会越低，此时二者间的矛盾主要体现为制度权威约束下乡村治理的保守与呆板；而从有效治理的视角看，治理能力的增强意味着治理主体自由裁量权的增强，但由于治理的“灵活性”与治理过程中的制度“偏离”常常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标签，在这个意义上，有效治理是以弱化权威体制的正式制度为代价的。[12]所以，无论是治理失效还是制度偏离，都会对制度权威的建构产生巨大的威胁。
（二）制度权威的碎片化
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碎片化是指由于权力分化、冲突缺乏协调和利益统一，导致制度相互分割、无法有效整合引发制度性的利益割裂，造成制度运行低效或目标偏离等低效治理现象。导致制度权威碎片化的原因有：
一是科层体制的影响。传统官僚体系是按照功能分化原则建立起来的，过于强调专业化分工及标准化工作流程。这不但造成了行政机关的本位主义，组织之间壁垒森严，而且由于缺乏利益协调与权责整合导致各行政部门出现条块分割和职能割裂。不同部门各有利益诉求，各有表达手段，围绕乡村治理出现众多的“文件打架”。另外，自上而下的制度贯彻也要要经过这些部门层层过滤。在不同层级的执行中，资源损失和效率损失不断放大，制度不断变形。[13]
二是我国的改革属于渐进式改革，问题驱动的特点较强，缺乏整体性治理的思路。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制度回应的滞后性，制度设计目标各异、前后不一。另外，这种“临时性”与“前瞻性不足”[14]的治理形成了彼此分割与独立的制度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之间并没有实现无缝对接，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利益取向的冲突，并进而导致乡村社会各主体选择行为的冲突，引发制度性的利益割裂。[15]
（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缺乏相容性
按照诺斯的界定，非正式制度是在人们长期的社会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人们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及风俗习惯等。[16]在我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文化生态中，个人权威以及各种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形式在社会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式制度的权威依赖于它与非正式制度的兼容和协调程度。[17]但从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环境来看，传统农业封闭保守的生产方式和家族伦理观念与正式制度权威所要求的产业化分工、开放经济以及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独立自觉意识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距与矛盾。正式制度的运行机制与乡村治理的社会文化生态相互抵牾，导致正式制度无法通过嵌入非正式制度而发挥其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也无法建立与正式制度的接续与转换，制度权威的建构受到很大限制。
需要注意的是，非正式制度并不都发挥积极的作用。其内含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与正式制度相互冲突会阻碍人们对正式制度的认同，增加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从而成为弱化正式制度权威和作用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交叠的大背景下，经济利益的追逐放大了非正式制度的运作空间，而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18]则在舍弃正式制度权威的组织化资源的同时，将乡土游戏规则等非正式制度的运用进行了消极的扩散。
（四）乡镇政府的自利行为选择
在乡村治理的结构体系中，乡镇政府作为行政阶梯序列中的基层政权组织，既是国家形象的代表，也是民众利益的最直接反应者。这种双重角色要求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构建起一套利益共享和责任互赖的制度联结体系：乡镇政府既要在科层组织体系中遵循制度规则以保障自上而下政策体系的严肃性和连续性，又要及时回应民众利益诉求、修改完善制度规则以获得更多民众的合法性支持。但是在实际的乡村治理体系中，乡镇政府基于理性自利人的角色发挥往往突破制度的限制与约束。特别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行政权力下沉，乡镇政府不再只是科层体制末梢的政策贯彻者和执行者，而更多开始运用各种策略拓展自身的权力边界和利益空间。由于传统的科层组织制度是通过严密有序的制度贯彻建立和强化了对制度的认同，所以乡镇政府的自利角色调整使得制度对乡村社会的下渗失去了可以依托的载体，从而出现了制度权威弱化的现象。之后的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镇政府的权力运作空间，这虽然有助于其职能转变，但“被边缘化”的境遇也使其失去了回应民众利益诉求的动力和基础，制度供给链条在乡镇政府遇到梗阻。
乡镇政府的自利行为选择使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脱离制度的限制、独立于外在的社会需求，成为现有治理体系中的悬浮角色，既不是中央的基层政府，也不是当地人民的基层政府。[19]乡镇政府角色的破坏割裂了制度供给与制度贯彻的链条，被置换成破坏制度权威的一个负面标杆。
（五）制度环境的约束
制度权威有赖于民众的广泛认同和遵守。所以，各种制度安排只有与乡村民众的利益诉求相契合，才能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结构之中，才能被人们所接受和拥护。[20]但中国乡村是中国社会传统思维和行为规范积淀最为深厚的区域，长期较为封闭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使社会成员和社会治理主体对旧有的制度规则习以为常，对新情况、新问题熟视无睹，对新的制度规则缺乏研究、理解，在治理和被治理的过程中出现非规范。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乡村传统的生活节奏受到冲击，人们开始重新建构对利益的追求。于是，凡事必经过理性计算，利益成了衡量事物价值的主要尺度。人们开始关注制度、政策、政府行为对自己利益的影响，对无利于自己的制度规定不再积极响应，也不再被动、简单地服从政府的决定。需要注意的是，利益多元化导致利益边界的不确定，人们经常根据利益的游移而允许不同的规则在乡村中被转换运用。由于利益纷争的真正目的在于利益而不是制度，它并不涉及制度权威的形成、转换，所以周而复始的利益纷争无法建立制度并防止下一次制度失灵的发生。在这种治理背景下，漠视制度权威的投机行为强化了乡村民众的行动逻辑，很难推进制度进步或者推行一套不同以往的治理规则。
三、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重构
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重构，既要遵循制度权威建设的一般要求，又要从实际出发寻求制度权威建设的有效路径。
（一）制度权威重构的基本原则
当代地方治理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形成开放、应对变化的治理制度和机制。[21]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乡村治理的权力中心转向法理化的基本制度安排，并不是意味着对乡村治理灵活性的否定和排斥，而是要将乡村治理问题纳入到法理化的制度框架之中，为日益增多的多元治理主体提供一种公平竞争、良性合作的新机制，防止和避免通过非制度化手段而获得公共权力与利益资源的行为。为实现此目标，未来乡村治理中重构制度权威需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即整体性原则、弹性原则和回应性原则。
所谓整体性原则，主要是指乡村治理的制度权威建构应该着眼于中国改革的全局和整体，通盘考虑治理体系和权力结构、不同政府层级和部门的职能分工与机构整合，在政治、经济、社会多个层面综合推进，避免乡村治理的单兵突进或者是乡村治理某个层面的孤立进行。也就是说，乡村治理是利益重新整合的过程，制度权威所涉及的运作环境、权责结构、组织机制等等必须相互配合，既要注重中国改革的实际，又要兼顾乡村的民情。
所谓弹性原则，是指制度权威建构要追求适应性和有效性来适应高度分化、复杂的乡村治理环境。具体说来，由于乡村治理环境变动不居，制度必须能够适应这一动态的变革过程，并在保持自身的开放性和适度刚性的基础上，根据权益诉求和政治生态的变化来进行动态的制度调整，以实现整个体系的适应性和稳定性。[22]由此可以看出，制度不是要固化乡村治理各主体的行动逻辑，而是为其行动提供标准和框架。制度权威的逐渐强大并不意味着乡村治理模式的趋同性和人们行为的简单重复；恰恰相反，制度权威在保证乡村治理基本价值的基础上往往会塑造和延续村庄间的多元状况。
所谓回应性原则，是指制度设计必须能够积极敏感地回应乡村治理的社会需求、化解社会冲突，使制度成为乡村民众所共享的价值理念。在很大程度度上，依据制度所负载的权力资源来加强对乡村治理的约束，形成的只是被动的强制性服从意识。所以制度“回应于环境的变革，将新的外部需要和价值判断渗透、渗入内部，实现适应性的变革发展”[23]，既是制度能被乡村民众广泛认同并获得价值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民众对制度认同从工具理性权威到价值理性权威转变的核心要素。
（二）制度权威重构的路径设计
治理与制度的同构性使得制度权威与乡村治理结构的再造密不可分。制度权威是是多次认同效果的积加，所以制度权威的重构需要多层面的努力。具体看来，制度权威建构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1.整合政府职能，完善制度设计。制度权威以权力结构关系为基础，并影响乡村治理的进展、为建构整体型乡村治理，需要在权力结构的两个方向进行整合：一是横向的公共管理职能整合，要破除权力和资源配置的碎片化，建构无缝隙的整体性政府。由于乡村治理面临的问题具有整体性特点，所以建立共识是各部门朝着整体目标协调一致行动的前提。应该围绕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核心，着力理顺部门职责关系，从中央政府的层面上继续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逐步建立科学合理、协调统一、分工明确、覆盖全面的管理制度体系，为增强乡村治理的制度化转型奠定权威基础。二是纵向的制度体系整合。中国的同情和传统治理模式决定了贯彻落实好顶层设计是中国乡村改革的基本前提。所以，增强乡村治理的制度权威首先要在顶层设计方面形成卓有成效、高效严格的制度规范，保证乡村治理的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的正式制度优先，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投机行为，同时也要关注配套制度的设计和创新，整合与完善乡村治理制度的中层设计和底层设计。[24]
2.增加制度供给，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制度权威的建构要求增加能有效满足民众需求的制度供给。但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致使规则制定出现滞后性，即现在乡村治理一方面要“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又要受旧有规则的制约。这种陈旧规则与现实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会形成制度不遵从的状况，从而影响制度权威性的确立。为此，乡村治理中的地方政府组织需要加快制定各种制度规范，创新制度供给，用适应现实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制度形式来规范组织和个人的社会行为。另外，制度供给中要注意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整合。乡村治理的实践表明，正式制度无法完全替代或者消除非正式制度的运行空间，必须要以正式制度的价值取向为引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加强对非正式制度的吸收，将正式制度嵌入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使之深度融合、落地生根，从而建立起在正式制度框架与约束范围内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治理体系。[25]
3.多元民主参与，回应制度需求。乡村治理网络的形成意味着多元利益主体通过权力分享，获得了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和机会。多元利益主体的权利表达打破了政府对规则和政策制定的主导权，需要在利益博弈和积极互动中寻求政策共识。而且，制度以一种总体化的方式规定了社会关系网络中每一个具体角色的权利与义务要求。因此，合理、规范的制度必须来源于社会民众的持续同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适应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治理制度，必须在承认各参与主体利益差别及其诉求合理性的基础上，建立开放的、促进公民权利和机会平等的民主参与制度和公共需求的有效表达机制。这种制度化框架内的开放讨论和平等参与，能够在制度设置不能平衡各方利益需求的情势下，传播一种平等、协商、理性讨论社会问题的价值观，有助于寻求共识、化解分歧、疏导情绪、减少非制度化行为的作用机会。另外，多元主体参与的理性商谈机制能够克服政府主导形成程序的局限性，并在真实反映民众利益和尊重其意愿的过程中培育制度权威坚实的社会基础。
4.明确政府定位，规范政府行为。作为社会行动的标杆和表率，政府行为规范与否对社会行为规范化至关重要。为此，需要厘清政府与社会关系，明确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必须建立在其职能明确的基础之上。同时，也要在政府行为的程序性、公务人员行为的规范性方面严格要求，并且要提倡政府行为的社会监督，争取社会认可。作为乡村治理中的重要角色，乡镇政府的职能发挥与制度权威的建构之间具有极强的同构性。从制度结构安排的视角来看，乡镇政府功能的理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明确不同主体的治理价值和权能边界，促使乡镇政府回归公共服务的核心职能，以制度规范为前提释放乡村社会的治理空间；二是明确乡镇政府在政府体系中的职能定位。乡镇政府作为国家与社会互动链条的末梢，其角色冲突是村民自治和压力性体制两个治理背景的摩擦与冲突，折射出国家自身在处理乡村问题上的摇摆不定。[26]为此，必须从法律制度层面明确事权关系，理顺乡镇政府及其他组织权力分配关系、动力机制和利益结构，建构乡村治理协调整合的运行规则和激励机制；三是提升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没有一个在制度上和能力上与治理结构相配套的乡镇政府组织体系，乡镇政府就不具备承担维护公共利益和自主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责任。所以，要根据乡镇政府的结构和功能是否符合乡村治理的客观要求，改组乡镇政府内部的组织和功能结构，有效组织乡村治理的运作。
5.增强服务保障，消除路径依赖。制度权威的保障还依赖于其运行所需的传统渊源和社会资本。目前，利益多元化使社会竞争加剧，出现“搭便车”的投机行为便不可避免。同时，社会矛盾又使社会竞争进一步加剧，反过来刺激制度失灵的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制度变迁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即社会成员和社会治理主体对旧有的制度规则习以为常，对新情况、新问题熟视无睹，对新的制度规则缺乏研究、理解，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非规范。[27]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各项制度的存在造成了人们生活习惯、意识形态的“路径”适应，对这种制度权威的消除必然带来人们制度权威的“无意识”状态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加剧。当新制度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这种状态还会进一步发展。针对此问题，应该加快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促进乡村社会养老、医疗、教育、休闲等公共服务的发展，消除乡村社会成员基本社会生活忧虑，为社会成员规范行为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还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加快社会信誉制度在乡村的实施，为乡村治理的制度化建设提供规范行为的有力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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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structionofinstitutionalauthorityinRuralGovernance
LiSongyu
[abstract]Rulesandinstitutionsaretheoperatinglogicofruralgovernancesystemsandgovernancestructures.thereisaninternalconsistencybetweenruraleffectivegovernanceandinstitutionalauthority.theconstructionofinstitutionalauthorityisasystemizedsecurityofruralgovernanceinChina.itcanpromoteeffectiveintegrationofmultiplefactors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Butnow，therearemanydifficultiessuchassystemfailures，fragmentsandreplacementofinstitutionalauthorityintheprocessofruralgovernance.alloftheseproblemshaveprofoundreasonssuchastheinternaltensionsbetweenruralgovernanceandinstitutionalauthority，spatialandtemporalsegmentationofrules，lackofcompatibilitybetweendifferentsystemforms，andsoon.inordertoreconstructingtheinstitutionalauthority，weshouldfollowthemainprinciplesofintegrity，flexibilityandresponsiveness.Furthermore，promotingintegrationofgovernmentfunctions，increasingthesystemsupply，andstrengtheningserviceguaranteewillbethebasictacticsforeffectiveruralgovemance.
乡村治理制度篇2
一、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和创新的理论基础
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革相当于一次农村制度变迁，源于制度不均衡。下面将用制度变迁理论来为农村社会治理结构变革寻求理论支撑。
（一）制度变迁的动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行为主体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获得某种利益和好处，同时，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运行和维护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和费用。因此，任何一项制度的创新都不是任意发生的，需要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权衡。对制度变迁动力和条件的分析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是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所谓"潜在利润"就是"外部利润"，是一种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理论。只有这种外部利润存在，就表明社会资源的配置还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可以进行帕累托改进，即在不损害其他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至少还可以使一个人的处境得到进一步改善，使社会净收益增加。
（二）制度变迁的类型
我国学者林毅夫以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制度变迁的主体差异为依据，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具有代表性的模式。
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现行的变革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影响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一群人或一个团体，由于人的有限理性，而且具有不同经验和在结构中具有不同作用的个人，他们对制度不均衡的程度和原因的认知也不同。
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令引入和实现，其变迁的主体是国家。作为垄断者，国家可以比竞争性组织（如初级行动团体）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一定的制度。国家在制度供给上除了规模经济这一优势以外，在制度实施及其组织成本方面也有优势。例如：凭借强制力，国家在制度变迁中可以降低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
二、从供给主导到需求主导：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下构建新型乡村治理结构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为乡村治理结构重组提供了多维度的理论依据，论证了乡村"多中心治理"尤其卓越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制度不均衡条件下，制度变迁包括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称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和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两个基本类型。
首先，诱致性变迁的成本低、收益高，乡村多元主体共治经济效益好。相比强制性制度变迁要协调不同利益集团博弈及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广度、深度、偏好所产生的高额的交易费用，诱致性变迁的交易费用越发减少，制度变迁成本也在降低。由政府向下推进的制度变迁，方向及实施力度不一定能适应社会的需求，容易造成社会大动荡，出现好心办坏事或欲速则不达的局面，因而强制性变迁的最终结果在增进或减少社会总福利方面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发挥社会组织能动性，开展村民民主自治，实现"多中心治理"的社会效益。强制性变迁的供给导向决定了它往往缺乏需求基础，从而不能得到足够多的理解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违背了村民民主自治。而诱致性变迁发挥了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及社会组织的能动性，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真正实现"草根民主"，有效完成经济生产、村务管理、纠纷调解等乡村社会治理。
三、我国乡村治理新型模式评析
（一）专业大户或农村能人带动型
这类型的农村治理结构由从事营销、生产、经纪的农村能人或专业大户牵头，联合从事同种专业生产的农民而自发建立。这些农村中的能人或者专业大会是经营或技术能手，他们技术上有专长，善经营，会管理，有丰富的种养经营或经营渠道，在农村中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深受周围农户的信赖。
（二）龙头企业带动型
这种模式是由实力较强的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主动引导农户组建或直接参与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成"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在三者只能上，农户负责生产，合作经济组织侧重联系和服务，公司偏重营销。
这种模式要求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有较强的带动能力，一般在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较高的地区发展较快。以龙头加工企业牵头的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将农户的经营风险大大降低，对提高农业效益和农民收益非常有利，但风险几乎集中于企业，因而要求企业有较强的带动能力和承担能力，而对于大多数农村，培育这样的龙头企业并非易事。
（三）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型
这种模式下，生产经营相同内容的农民通过专业合作组织（协会）而连接起来进行生产活动，专业合作组织（协会）是组织协调者而处于核心位置，农民围绕合作社（协会）而分散生产，乡村正式组织（即乡镇政府和村组织）起到指导服务作用。这种模式能够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弥补个体生产在信息、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劣势。
乡村治理制度篇3
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就是其中一种富有特色和代表性的做法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创始于1999年6月。“民主恳谈”的内容已经由先前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化为健全和完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基本功能“民主恳谈”这一制度创新治理模式也已经在全市各乡镇(街道)、村、社区、非公企业、市政府职能部门等全方位的推开。五年来。全市参加恳谈的群众已达50多万次，提出的意见、要求和建议4万余条。
温岭“民主恳谈”的成功经验已引起了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并荣获了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3年l1月。笔者怀着对“民主恳谈会”模式成功经验的极大兴趣。曾经三次现场观摩了恳谈会的现场。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本文试图运用西方新近兴起的治理理论。对温岭市村级“民主恳谈会”作一深入剖析，以期能够对中国农村治理转型与制度创新作出力所能及的探索。
一、民主恳谈会是“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成功制度实践
村级多中心治理以农村社会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为目标导向。其要求权力来源的多样性和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大家在平等对话和共同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以致形成一个共同的目标。组织形成平等伙伴关系的治理网络。从而能对乡村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治理。以达至“善治”的状态。当然。多中心治理模式本身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当前已在我国普遍推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只是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实践提供了可行的制度运作平台。民主从来都只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和手段而村级治理中的民主和国家层面上的民主更有本质的区别国家层面上的民主意味着多数通过的决议。能够以强制的手段迫使少数人遵守和执行：而村级治理中的民主只是社会层面上的民主。其权威也只限于社会层面。多数通过和形成的决议不能以强制性的手段迫使少数人遵守和执行。任何有关村级公共事务的重大决策。都须村民们共同商议讨论，得到村民的同意。才能保证决议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温岭“民主恳谈会”的成功经验即是把村民自治制度和多中心治理模式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在一系列相关制度的配套作用下。使村民自治制度得到了深化和细化。
(1)民主恳谈会为村民提供了“沟通、协调和对话”的公共论坛温岭市创建的民主恳谈会为村民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使得干部和群众能够面对面地进行沟通、对话与交流。公开相关信息。让群众参与讨论、决策村级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比如。在温岭市箬横镇东洋村。有一个井然有序、繁荣的钢材市场。村民们都说：“市场能有现在这个景象。多亏了几个月前的民主恳谈会!两年前。这个村原本想把市场向外承包招标。有些村民认为村干部搞的承包方案“不够透明”。结果闹了一场，导致招标“流产”。从此。市场管理找不到责任人。变成了无人把舵的“漏底船”。
2004年年七月，在镇里帮助下，村班子成员走访村民。搜集了有关市场管理的多种建议。然后与党员和村民代表一起，将其归纳为4个方案：租赁、摊位承包、整体出租和整体承包。交由民主恳谈会商议。这一下来了200多村民。他们认真地讨论开了：租赁吧，等于把法人代表换成外村人，不放心：按摊位承包吧，“螺蛳壳里做道场”。太分散。整体出租吧，好像是卖给了人家。议来议去，还是整体承包稳妥，村民每年可有几万元承包款人账。旱涝保收。等大家讨论有个眉目时，村里紧接着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结果都同意整体承包。村党支部书记江中民憨笑着说：民主恳谈会其实就是个“诸葛亮会”。必须把群众当成“诸葛亮”。村上的事情怎么管。只有让老百姓发表看法才管得好。
(2)民主恳谈会教育了村民群众。使群众具备了较良的民主素养。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参与式民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麦克弗森在其著作中指出。公民只有不断地、直接地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个人的自由与发展才能充分体现。在民主恳谈会上。村民们在进行相互对话时，难免会在一些问题上产生明显的分歧。但群众却依然表现了很好的尊重异见的涵养。颇有英国上议院“贵族”议员的遗风。站起来发言时。言必称“感谢大家给我一个发言的机会”。“前面的同志讲得都很精彩，下面我想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说得不好请大家指正”。在民主恳谈会上。干部和群众之间完全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公共事务治理的目标。而聚集在一起进行广泛而深入地讨论。有这样一个案例。在温岭市石桥头镇小学搬迁建设选址的恳谈会上。总共有5套方案提供给群众讨论。大家普遍对第3套方案比较拥护。结果最后的决议却是靠近镇政府所在地的第5套方案。台下一片哗然。群众纷纷指袖离席。一个群众直接走到台前大声质问镇党委书记、镇长：“还民主呢?民主你娘个头呀?”台上的镇领导十分尴尬，一时问下不来台。最后这个决议也只能作罢。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成为了群众民主教育的学校。让他们学会了平等和尊重。这正尤如广为人知的美国早期英格兰地区的乡镇民主。美国人民在较早时期开始的社会基层和地方政府中的民主治理活动。培育出了有利于美国民主制度成长的因素。托克维尔对美国人民通过结社直接管理或参与管理地方公共事业的做法赞誉有加。时至今日。这仍然是被认为是美国民主中最有活力同时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3)民主恳谈会有效地化解了民主参与的“广泛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矛盾。民主的价值和魅力正在于充许公民自主决定和个人利益密切相联的公共事务。直接民主即公民能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曾经在历史上成为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可是人类历史已经不断地证明了直接民主无法解决“民主与效率”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在较大范围内实施但不可置否的是。直接民主在乡村治理中有广泛的发展空间。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村民们彼此之间相互了解。能够相互尊重各自的利益诉求。每个人都是自已利益的最佳知情者。村级公共事务是和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只有让村民广泛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才能保证村民的利益得到到尊重和维护。但我国长期以来的民主只是仅仅停留在法律层面和理念层面。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实际行为有较大距离。这容易导致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内涵往往只侧重于民主理念本身。强调事务处理的结果。而不关心事务处理的过程。在如此民主内涵的指引下。人们一般特别关注选举活动。一旦选出了代表或领导人后。民主的任务也就差不多宣告结束了。
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实现了从理念上的民主、结果性民主逐渐向实效性民主、过程性民主的转变。民主的实施不仅仅停留在选举这一环节。更多地还拓展到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诸多环节。民主参与的主体扩展到了全村的村民。任何对今天“恳谈会”的议题感兴趣的村民都可参与。到会场畅所欲言。充分表达个人的意见。民主恳谈的议题及程序都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进行规范。从而充分保证了决策的有效性。在温岭市的农村。凡是涉及村级集体资产的增值、变更、租赁、出售和集体举债。村民承包土地的调整、租赁、出让、股份化、重大工程项目、公共项目的立项、建设以及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村民代表议事制度、村级财务开支等村里重大事项。都必须召开民主恳谈。由村民来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越来越多的农民是通过这种民主实践学会了如何维护自身权益。然后。他们就会反过来主动要求和推动这种民主实践”横镇党委宣传委员陈美霞深有体会地说。该镇某村村民就以“没有开过民主恳谈。我们不知道”为由。断然对村里一项决策提出异议。而在松门镇松建村。村里聘一个护林员、一个管抽水机的工人。村民代表都要求以无记名投票表决。
二、民主恳谈会的制度运行机制分析
民主恳谈的运行实际暗含着一套基本制度。归纳起来包括以下几方面：民主恳谈的议题、民主恳谈的主持人及乡镇、村两级干部的角色、民主恳谈的参与人、民主恳谈内容、民主恳谈重要事项和决策制度、民主恳谈挂牌销号制度、民主恳谈的实施监督机制。正是这些基本制度使温岭市“民主恳谈”能够正常有序地运行且不断得到创新并向前发展民主恳谈的议题。在乡镇或市区的街道一级议题既可由党委、政府提出。也可由乡镇人民代表或群众联名提出：在村一级议题可由村党支部或村委会提出。也可由村民代表或村联名提出。在举办恳谈会前。要先把决策事项的初步方案或意见向群众公布。在“民主恳谈”形式深化之后。市里对“民主恳谈”的次数做了明确规定。乡镇每年不得少于四次。村里每年不得少于两次。
民主恳谈的主持人及镇干部和村干部的角色。在镇民主听证会中。他们的角色是主导会议进程。在肯定政策方案大体可行的前提下努力征求改进意见。最终的结果是强化政策方案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村民主议事会中。他们的角色是支持会议讨论。寻求最基本的共识并以此为基础实现渐进式地推进。试图确定具体的政策措施和集体行动。
民主恳谈参与人。具体依据议事的性质而定。既包括乡镇人大代表、政府部门的代表和村民代表或居民代表。同时也欢迎普通民众或关心这一问题的人自由参加。在镇一级的会议上，参与者大多是平时比较关注公益事业或某项政策方案对其切身利益关系较大的人员。参与者是代表一个家庭或几个家庭。是在负有义务的基础上受托参加会议的。
民主恳谈的内容。主要是镇民主听证会和村级民主议事会内容的规定。乡镇民主听证会集中于决策方案的边缘性改进。一旦有人就讨论的政策方案提出意见。与会干部可以当场评估和判断。如果合理，马上吸纳进既定方案。其问所设定操作性前提是既定的政策方案。已经经过内部的多次讨论和征求有关当事方的意见。政策方案应当已经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村级民主议事会更像是一种决策方案的讨论会。其目的认真、及时、公正地给予以处理。并将办理结果转告本人。由当事人签署意见。是对具体的政策方案进行现场选择。因而会议过程更像是集体决策，必要时还需动用投票程序民主恳谈重要事项论证和决策制度。
对于民主恳谈会上农民反映涉及到全局性、集体性、决策性的影响大的问题，镇人大会将提出的重大事项。镇重大工程的确定。其他途径反映上来的涉及到镇发展思路的重要建议。乡镇组织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进行专题评议与论证。然后通过乡镇政府、人大或村民代表会议形成决策。
民主恳谈挂牌销号制度。农民的意见。可通过所在行政代办点、工作片服务窗口，便民服务中心，民主恳谈会反映，亦可来电、来信、来访等途径反映。工作人员将反映的总是归类。编号、登记、汇总整理后当日通过政府主要领导签发意见。并予以挂牌。承办人对手里的事项。必须当事人满意的予以销号。不满意的重新办理，直到满意为止。
民主恳谈反馈监督机制镇决策的执行和实施结果由乡镇人大负责监督。而干部在开展民主恳谈中的表现成为组织部门考核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村决策的实施过程与结果由村民参与管理和监督。温岭市的许多乡镇还建立了由镇人大、纪委组织的便民绿色通道工程监督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将定期不定期地开展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各受理点的服务态度、办理的情况、挂牌销号情况。并设立举报电话。
广泛接受群众的监督对在检查中或群众反映上来核实的服务态度不佳、处理不及时的单位和个人。监督小组将及时找相关的负责人谈话。对便民绿卡处理的情况，作为机关干部年度考核的主要依据。
三、民主恳谈会形成的社会内在机制
正如前文所言。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是当前农村治理从“官治”单中心治理模式向“民治”多中心治理模式转型的一例制度创新。所谓官治是指村干部主要以国家人的角色管理农村事务，其工作内容主要是完成上级政府布置的各项任务，领导方式以行政命令和强制方式为主。所谓民治是指村干部发生身份或角色转换，主要以村庄当家人和村民利益保护人角色管理农村事务，兴办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成为日常工作的主要任务，领导方式以协商决策和民主同意为主。它实际上是一种村级民主协作治理。同时鼓励上级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支付干部报酬等方式保证村级组织完成政府任务。
那么，民主恳谈会形成的社会内在机制是什么呢?
(一)发达的个私民营经济，使温岭人拥有较强的自主、平等和自由意识。为民主恳谈会的形成打下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温岭地处浙东沿海地区中部，北邻宁波。西连温州。三面涉海。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区位优势。使温岭人走在了改革开放发展的前列。据2oo4年国家统计局测评。温岭市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居全国2000多个县市第33位。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居第l1位。温岭还是全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诞生地个私工业占全市工业产值的5o％以上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人们往往会对民利要求更高。农民对乡村治理是否合理会要求更多的发言权农民在与乡村传统公共权力主体进行博弈时也更占优势。从而会出现民主进步较快的情况。民主恳谈作为适应这一社会发展趋势的制度创新必然会得到广泛发展。
市场经济的发展。造就了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而多元的、差异性的社会利益结构。使民众的民主参与动机与行为全然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据初步统计。2002年温岭市参加民主恳谈的群众就达3o万人次。占全市总人口的25％以上。另外。农民有了更多的自由。包括依法处置个人私产的自由、契约交易的自由、择业自由和流动的自由等等，这些自由赋予了农民可自愿地进行制度创新的权利。也可自愿地退出的权利(用脚投票的权利)。这就改变了农民的身份。也提高了农民的交易地位与能力。由于农民有了比以往更多的自由。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农民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就会倾向于选择更民主的秩序。
(二)农村社会权力影响力结构的重塑，推动了“民主恳谈会”的形成。权力是指行为者(个人、群体或组织)在公共事务方面控制社会资源。从事各项活动。实现预期目标。影响相关行为者的能力。权力资源是权力主体影响权力客体行为的资本或手段。财富、职位、声望、威胁都可以成为权力的资源村级治理中的权力是社会性的权力。这和强制性的公权力具有本质的区别其权力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权力主体可供支配和利用的资源的多少。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深入发展，“农村财产制度、财产使用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和收入分配格局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村民手中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也日益增多。并且已通过组织化的形式或明或暗地在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发挥着作用。民主恳谈作为一项民主制度创新。其运作过程实际上就是村落场域内各权力主体之问按照民主的“游戏规则”博弈和妥协的过程民主恳谈使民众真正享受到了“民治”，真正的还权于民。民众成为了乡村博弈中的最为重要的局中人。对博弈的结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结语
乡村治理制度篇4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乡村治理治理结构善治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
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是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和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传统的单中心治理模式逐渐向多中心治理模式转变，农民群体、农村社会组织等主体性要素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综观相关的文献可以发现，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对我国的乡村社会研究越来越多元化，有的学者基于乡村治理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强调乡村精英在村政运作和乡村政治中的核心主角地位;有的学者基于公共行政理论的视角，从乡村的公共关系入手研究乡村社会管理的绩效问题;有的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从需求与供给、成本与收益等角度研究乡村社会的公共产品供给，对当下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所关注的多中心治理主体中的市场环境，正是基于对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体现效益与公平而展开的。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多中心治理理论为重塑乡村治理结构提供了一个契机，通过反思乡镇政府和乡村各组织之间“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的倾向，以此复归“治理”与“多元”的乡村治理主题。
多中心治理及其对乡村治理的现实意义
多中心治理的内涵。多中心治理理论是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考察国家处理公共经济资源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随后被广泛地运用到政府治理、公共资源、社会组织等研究领域，成为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公共经济学等学科的前沿话题。“多中心”和“治理”的共同特征是分权和自治，“多中心”凸显竞争性，“治理”则凸显合作性，因此，“多中心治理”是包含多个中心主体的竞争与合作的新型公共管理范式①，包括治理主体多样化和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把社会中多元的独立行为主体要素组织起来，对公共资源进行共同自主治理，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多中心治理：现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方向。在传统的政府“单中心”治理模式下，公共权力的运行是单向度的，公共权力资源配置是单极化的，基层政府运用权威的行政命令安排农民完成任务，这种集中化的行政权力不仅制约着农民基本的民主思想和公民精神，更使乡村治理失去实现“善治”的基础，进而严重影响着乡村社会的长远发展。多中心治理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路径之一，可以通过推进有效政府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培育公民社会、实现多元合作。②它以改变乡镇政府对乡村事务的行政控制为基点，充分调动乡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通过协商、协调、合作等方式，共同解决在公共产品供给、社会秩序维持和社会矛盾化解等领域的地方性问题。由此可见，多中心治理不仅仅体现在公共事务多元的管理主体和公共产品多元的提供者上，它还是一种超越了传统治理模式的崭新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意味着以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参与作为治理的基础，在治理的方式上，政府必须转变其自身的角色和任务。
“多中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多中心治理是一个多维度互动的管理过程，尤其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后，更加强调政府、农民群体、社会组织、市场成为相互独立的治理主体，通过互动、互补、合作、制约的方式，达到“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社会组织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治理格局。
政府是乡村治理的引导者。多中心治理的核心是多元、平等的合作与协调，在治理的框架上，政府不能凌驾于其他的组织之上，那么应该如何以一个平等的地位去确保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呢？如果在治理过程中出现失衡状态的时候，它又该如何去协调和规范其他主体的行为呢？“治理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③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乡镇政府是独立的基层行政单位，对乡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力，乡村的“善治”需要政府的权力参与才能把涣散的社会资源与力量整合起来，但这不是一种统治型的权力，也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和权力中心。乡镇体制改革的目的并不是局限在“乡政”体制内部的职能缩减，也不是减少基层政权的规模与范围，而是在解构现行乡村治理体制的同时，以现代的治理理念重新构建起乡镇政府引导者的角色。乡镇政府要承担起指导乡村行动的共同准则及方向的任务，兼顾公平与公正、效率与民主，不仅需要规范自身的权责体系，保证政府行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还要顺应治理理念的要求，吸纳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引导各社会组织进行平等沟通与协商，构建起多元的乡村治理格局。
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主导者。农民是实现乡村社会转型的主导者，他们通过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沟通、协商与合作，承担起乡村社会管理的公共责任，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之中，实现共同治理的目标。
普通农民。普通村民既是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者，更是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多元治理的框架内，广大村民与其他治理主体共同形成互相依托与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是推动乡村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农村社会管理的本质在于民主，具体体现在村民自治上，村民委员会由广大村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是农村社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负责乡村内部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广大村民不仅仅拥有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合法合理的治理权力，而且还是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重要提供者，他们是乡村多元治理主体中重要的一隅，如果乡村建设实践活动脱离了广泛的农民群众，更是不可能完成的。
体制精英。体制精英主要是指获得国家政权体系的认可，其社会影响力来源于正式授权，以村民委员会为运行载体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等人士，他们是政府行政机构与农村社会承上启下的中介，也是乡村内部权力互动的集合点，现代乡村社会主要通过他们在国家、精英和普通村民的三层互动机制来实现地方自治。因此，要培养一批具有公共理性的体制精英，需要加强他们的组织与协调能力，建立村两委、村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三者的合作机制，充分发挥村民会议在实现村民自治中的最高权威地位。
非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是指乡村社会中由于文化认同或者利益的联系，凭借其掌握的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行治理的主体，如宗教和宗族势力、经济能人、文化精英等，他们代表着部分村民的利益，同时也具有自利性的政治目的，是处于体制精英和广大村民之间的中间带，其非正式权威力量在多元主体治理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非体制精英拥有优于一般村民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他们往往通过协商、默契或利益互惠等互动博弈的方式与其他的主体一同干预或者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尤其在广大村民民主参与和自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其作用更加不容小觑。同时，也要防止非体制精英与合法的公共权威力量抗衡，引导他们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所在。
农村社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参与者。农村社会组织是指在乡村范围内活动，主要由农民组织和参加，以维护、实现和发展农民利益为目的的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组织。④在传统的“乡政村治”的管理体制中，农村社会组织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空间相对狭小，使得其在治理的过程中受到各种挑战与障碍，不能很好地承担起乡镇政府向乡村社会转移的公共职能，更不能向广大农民和乡村社会提供满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然而，农村社会组织有着民间性和自治性的显著特点，代表并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是提高农民主体性地位的重要途径。在多中心治理中，农村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的治理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了使农村社会组织能够顺利参与并逐步融入到乡村多元治理结构中，要求乡镇政府优化制度环境，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制度建设，将家族、企业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利益整合起来，构筑一种多元合作的治理结构，促进乡村结构的转型。
市场是乡村治理的推动力量。市场在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传统的单中心治理过程中，政府行政干预过多，抑制了村民自治的发展，从而也弱化了市场在治理体制中的作用，导致治理绩效低下。在多中心治理理念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保障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有限性和独立性，同时使得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起公共责任，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乡村治理中要实现市场的推动作用，可根据“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市场化运行原则，广泛吸取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到乡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中来，构建一个多元化的投资体系。具体而言，涉及到农村发展的战略计划、项目推广、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和与基础教育相关的重大性公共产品依然由政府提供，其中的某些项目也可以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方式，由政府购买的方式提供。涉及到农村水利灌溉、供电供气等一些政府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可以借助市场的力量，将社会的企业资本引入到公共产品领域上来，从而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政府从中承担起监督与政策支持的职能。
走向多中心治理的障碍性要素分析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在其已经发达的市场环境和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上，结合其独特的社会文化提出来的理论，如果简单地移植或照搬应用到我国的社会管理领域，将会出现“水土不服”。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客观地认识到，要实现多中心治理有其特定的前提和理论假设，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不同政府单位与不同公益物品效应的规模相一致;二是在政府单位之间发展合作性安排，采取互利的共同行动;三是有另外的决策安排来处理和解决政府单位之间的冲突。⑤由此可见，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三者力量的协调均衡是实现多中心治理的重要基础，科学理性的公共政策是实现多中心治理的有力保障。
目前，我国乡村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的社会组织规模较小、分布不均衡，并且缺乏政策性引导和有效的经费保障，在其内部管理机制、组织结构、运行模式、角色定位等方面还不够规范，需要加强乡镇政府的阶段性指导和扶持。其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还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阶段，尤其是在乡村社会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公共服务不均衡问题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困难。最后，主体之间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寡成为制约着多中心模式构建的重要要素。过去行政主导型的“乡政村治”作为一种代替对乡村社会进行管理的模式而存在，其特征就是公共权力运行和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由于制度设置的滞后性，行政独大的局面矮化了乡村自治，使得“乡政”与“村治”难以对接，行政职能部门可能会出于某种特殊的利益关系，偏袒社会资源的均衡分配，乡村社会资本的不均衡与缺失，势必影响着农村的发展。
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实践路径探索
第一，转变政府的管理理念，推动多元协作机制。基层政府应该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契机，将多中心治理的理念纳入行政体制改革中，树立民主公开、平等协作、共同参与为要点的核心理念。理顺基层组织的权力关系，明确乡村社会中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体系和责任范围，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改变权力的运行方式，着力推动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行政事务控制应逐渐减弱，具体到乡村治理而言，应该是国家、市场和乡村社会，农民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既相互独立又分工合作的多元权力主体结构。政府应该树立“放权”、“分权”和“平等”的民主精神，支持乡村社会中各主体通过平等对话和共同协商，凝聚和动员乡村社会的多元资本到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推动一种多元协作机制的运行。
第二，促进农民政治参与民主化，构建乡村治理核心主体。完善乡村的民主自治制度，实现广大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保证其在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有序地扩大农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和管理的空间。具体而言，民主选举的过程要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选举出符合条件的具有良好素质的能够代表着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能人志士担任职务。在民主管理上，通过建立“民主治理章程”和“村规民约”等制度性文件，保证村民可以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的日常管理。健全科学的村民会议制度，完善村民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明确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会议之间的关系，确保村民会议的决策性地位。在民主监督上，通过民主评审制度与村务公开制度，充分调动广大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
第三，扶持和引导农村社会组织，促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首先，法制建设是保证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前提，它不仅可以规范各社会组织之间的行为，而且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动力，农民社会组织在参与农村公共事务过程中，迫切需要一套公平公正的法规与政策支持。其次，针对我国农村社会组织自身存在的自主运营能力差、组织差和资金短缺等问题，政府要进一步规范农村社会组织的管理机制，加强政策的引导和提供资金的扶持，促使其在治理的过程中保持独立性，走市场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道路。最后，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把重点放在农村经济上，鼓励发展多样化的组织形式来承担乡村社会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为政府的职能转变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多中心治理的理念是符合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发展的。在实践中，应借鉴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内核，按照“简政放权”的基本原则，推动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互动的乡村社会发展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作者单位：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系）
【注释】
①王志刚：“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起源、发展与演变”，《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35页。
②王雪梅：“地方政府多中心治理模式探析”，《人民论坛》，2011年第14期，第54页。
③俞可平：“治理与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第40页。
④董玉萍：“农村社会组织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安徽农业科学》，2010年第17期。
乡村治理制度篇5
关键词：村民自治；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乡村关系；宏观体制根源
abstract：withthepracticeanddevelopmentofthevillagers'self-governance，
China'sruralsocietyhasformedanewpoliticalstructure"township
administrationandvillagerautonomy".accordingtotheinstitutionandtext，
thetownshipgovernmentisthebasic-levelgovernmentofChinaandthevillagers'
committeeisanautonomousorganizationofvillagersunderthetownshipgovernment.
However，thereexistsomeirregularitiesandevenconflictsbetweenthetownship
andthevillagers.thisseriouslyconfinestheefficientperformoftheexecutive
functionofthetownshipgovernmentandthehealthydevelopmentofthevillagers'
self-governance.throughtheanalysisonthecurrentsituationintherelationship
betweenthetownshipgovernmentandthevillagers，inthesightoftherelationship
between"nationandsociety"，myessayemphasizesonthemacroscopicsystematic
sourcesofit.thisessayiscomposedoffourparts.partoneisanintroduction，
whichcomesupwiththequestions，reviewingthestudiesofrelativetopic，defining
thefundamentalconceptsandtheresearchapproaches.intheparttwo，
iwillintroducesomedisplaysoftheirregularitiesbetweenthetownship
governmentandthevillagers'committee.ifoundthattheadministrative
over-controlofthetownshipgovernmentandtheexecutivesubordinationof
thevillagers'committeeisthemaindifficulty.partthreeisthemainbody
oftheessay.ianalyzethereasonsoftheproblemfromsixrespects，which
includethenationruraldevelopmentalstrategy，pressurizedsystem，self-inflation
ofthepowerandbenefits，systemvacancy，financeandtaxinstitutionbetweenthe
centralstateandthesections，relationshipbetweenthepartyandtheadministration.
thelastpartistheconclusionofthewholeessay.
Keywords:villagers'self-governance;townshipgovernment;villagers'committee;
relationshipbetweenthetownshipgovernmentandthevillagers;macroscopic
systematicsources
一、导论
1.问题的由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解体，在辽阔的中国农村，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基本内容的村民自治悄然兴起。在20余年的时间里，得益于执政党领导下的国家的制度供给和农民的自发创造这一合力的共同推动，村民自治这一最广泛的农村基层民主形态和社区治理形式，渐成燎原之势，成绩斐然，其对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并不逊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如果说，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广大农民在经济领域的伟大创造；那幺，以村委会选举为核心的村民自治，则是中国农民在民主政治领域的又一宏伟发明。随着村民自治的实施与推进，国家开始转变其对农村强控制式的管理方式，即从全面管理转变为行政管理和服务，依法对农村的社会秩序、社会关系进行仲裁、调节，从宏观上引导农村发展。这样，建国以来"命令-服从"型的乡村关系就为新型的"乡政村治"格局所取代。从国家体制上，行政权上收至乡镇，乡镇成为基层政权组织，依法行政；乡镇以下的村实行村民自治，建立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于是，形成了"乡政村治"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并且同时存在两个处于不同层面且相对独立的权力主体：一是代表国家自上而下行使行政管理权的乡镇政府，二是代表村民行使基层社区自治权的村民委员会。[1]《村委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这就明确了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指导-协助"关系。从实质上说，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是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工作关系，换而言之，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然而，制度文本上关于乡村关系的"应然"状态和理想模式并没有普遍出现在现实之中。相反，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中，乡村关系的调适存在着诸多困难，出现了一些失范现象。一方面，乡镇政府[2]直接或间接地排斥指导关系而尽可能建立起领导关系，乡镇政府要求强化对农村基层社会的行政控制，弱化村民自治。另一方面，作为代表村民利益的村委会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村委会组织法》等制度供给抵制和削弱乡镇政府的领导权和动员力，要求减少行政干预，从而加强自身的自主性。这种乡村关系失范现象的存在，严重制约了乡镇行政职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长此以往，不仅会损害乡镇政府及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威、合法性和有效性，也会加剧农民与国家、政府和农村社会的诸多矛盾，对农村基层的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对乡村关系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深入分析，从中找出制约乡村关系的深层次原因，不仅是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之所需，而且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乡镇的视角来看，这些失范现象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直接干预和行政控制；从村委会对乡镇政府过度干预的回应来看，主要表现为"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两种倾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过度自治化"的倾向在全国尚不普遍，"附属行政化"的倾向在一些地方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3]本文主要讨论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过度干预和村委会的附属行政化问题，对于村委会的种种抵制行为和"过度自治化"倾向，限于篇幅，不作详论。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乡村关系失范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探索。既有主观认识上的原因，也有客观的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原因；既有体制内的原因，也有体制外的原因；既有宏观的带有普遍性的原因，也有微观的具有个案性质的原因。笔者从宏观体制方面去探寻乡村关系出现问题的原因，并非否认其它原因的存在与作用，而是想把握其背后的深层根源。
2.研究现状
国内学术界自1998年以来就开始探究乡村关系的诸多问题，并形成了数十篇论文和几部专着，而且专门召开过"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学术研讨会。这是因为人们逐渐认识到，尽管村民自治是政府层层推动的，整个过程无不体现政府的作用和主动性，但事实上乡镇政府对于村庄的控制并没有减弱，村民自治落到实处的不多，基层政府似乎成了村民自治的"绊脚石"，因而有必要从乡村关系这一更为宏观的层面来认识村民自治的政治生态环境。
从研究角度的选择上，绝大多数学者倾向于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解读当下的乡村关系。（贺雪峰，2001；项继权，2002；金太军，2002；等等）[1]也有少数学者从"权威-利益"的关联来理解乡村关系诸问题。（张静，2000；徐湘林，2003）[2]有的研究者将村庄选举置于乡村关系这一更大的背景中，从而获得更多关于村民选举的认识。（仝志辉，2002）[3]但有一个共性是，基本上所有的学者都以《村委会组织法》所构建的"乡政村治"格局为标尺来衡量目前的乡村关系水平。
至于乡村关系的类型，有的学者认为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目前存在三种类型：健康型的乡村关系，行政化的乡村关系和放任型的乡村关系。[4]也有的学者发现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乡村之间并非简单的"领导关系"或"指导关系"，而是存在多重互动关系，乡政村治至少存在"上下分治"与"并立分治"两种结构形态。[5]尽管在实践中存在多种类型的乡村关系，但行政化的乡村关系成为学者们探讨最多的。对于乡村关系不协调的原因，众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成因，有：传统格局的影响；村委会角色的失衡、相关法律制度不具体；乡村拥有资源的不对称；乡村干部素质的制约；认识上的误区等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政策建议。
尽管研究者所探讨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乡村关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原因、危害、相关对策等。然而，经由检索和梳理之后，笔者发现专门从我国的宏观体制因素去解读当下乡村关系问题的成果甚为罕见；即便是有所论及，也是流于表面，未作深入研究。（毛飞，2003）[6]尽管荣敬本等人开启了从体制研究农村政治的新思路，但压力型体制的研究还有待于向下深化，注意压力产生的阻力，关注农村社会的经济结构、利益关系以及现时代农民的行为。[7]因此，有必要也有意义从宏观体制的角度来探讨乡村关系失范的原因，以期填补学界的空白点，全面深入认识乡村关系的宏观生态环境，并藉以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3.概念的界定
乡村关系。是指乡镇政府（包括乡镇党委、人大在内）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按照郭正林先生的说法，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存在复杂的三重关系：乡镇党委与村党支部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体现的是党的领导原则；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事务范围内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体现的是村民自治原则；乡镇党政机关与村级组织之间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政府公共政策等事务方面是行政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体现的是依法行政原则。[1]虽然乡村关系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然而从以往的实践经验和当前的现实状况看，在乡村关系中最重要的最难处理的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而本文所涉及的乡村关系的内涵，是指村民自治所规定的村民委员会的权力是否受到政府的侵蚀，村庄事务是否受到来自行政力量的干涉；其外延，就是《村委会组织法》所规定的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
村民自治与村民委员会。我国现行的宪法与法律中，没有关于村民自治的定义，只有村民委员会的定义。《村委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目前的学术著作，对于村民自治定义多是从关于"村民委员会"的界定中推导出来的。笔者在此采用徐勇的定义。他指出，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是农村居民根据法律自主管理本村事务的基层民主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它包括以下内容：自治的主体是农村居民；自治的范围是村；自治的内容是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自治的目的是使广大农村居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有效地处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最基层，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2]
乡镇政府。指乡、民族乡和镇的政府，它是我国政权体系中最基层的政权机关，是包括乡镇党委、人大在内的广义政府。
4.研究方法的使用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一种重要分析视角。该学说认为："社会决定国家，社会的发展使国家形态不断发生变化；国家又作用于社会，社会必须接受国家的引导和治理。"[3]这种分析视角关注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相对应的关系结构，探讨权力的界定、分化、平衡和规范秩序的社会法则的变化。在此视野里的国家，主要指国家和政府组织机构，而社会则指国家以外的个人和组织，包括经济组织、教育组织、宗教组织和其它社会组织。持"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者把国家与社会视为某种意义上的两个平行体，认为"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和构成被统治对象的社会之间反复出现某种形态的制衡关系，并由此产生政治发展和社会变化的核心力学。"[4]中国学者运用这一框架来解释乡村政治时，除了承认国家对村民自治的介入和巨大影响外，还看到了村庄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与国家进行着一种独立的搏弈与对话。（景跃进，1998；徐勇，2000；吴重庆，2000；等等）[5]
从类型学的意义来看，根据对各种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的不同，国家与社会从逻辑上可以分为四种组合：（1）强国家对强社会；（2）强国家对弱社会；（3）弱国家对强社会；（4）弱国家对弱社会。在我国，由于国家支配着大部分资源，国家的组织化水平远比社会高，市民社会尚未充分形成，政府对社会实行着强控制。就目前的乡村关系而言，无论是资源配置方面，还是组织化水平方面，乡镇政府明显优于村委会，并且这种格局将长期存在，这是我们研究乡村关系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范式，以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为主要方法，对中国目前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乡村关系进行分析，试图找出乡村关系失范的宏观体制根源。
转贴于二、过度干预和附属行政化：乡村关系失范的主要表现
尽管《村委会组织法》第四条对乡村关系作了原则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也就是说，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在法律上不再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和直接的"领导关系"，而是"指导-协助"关系。
但是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中，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远不像法律规定得那样简单划一，而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复杂情况。程同顺先生根据村民委员会在村级事务中的自主程度以及协助乡镇政府完成任务的情况，把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的现状分为三种类型：（1）村民委员会在村级事务中保持较高的自主性，同时能很好地协助乡镇政府完成国家任务，乡镇政府能对村民委员会提供适当的支持、指导和帮助，即健康型的乡村关系；（2）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以"命令"代替"指导"，村民委员会在村级事务中缺乏应有的自主性，主要完成乡镇布置的任务，即行政化的乡村关系；（3）村民委员会在村级事务中保持着过高的自主性，或者乡镇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不到位，或者村民委员会拒绝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同时村民委员会也不能很好地协助乡镇政府完成国家任务，即放任型的乡村关系。第一类情况是我们所期望的关系，第二、三类情况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但又不能完全回避的客观存在。[1]
根据王振耀、白钢等人给乡村关系协调所确立的具体指标：a.乡镇政权组织不能侵犯村民和村民自治组织依法享有的独立自治权；不能越权包揽和插手村民自治事务，把村民自治事务行政化；B.村民及其自治组织依法行使自治权，不能把自治权绝对化和无限放大；不能用自治的口号来免除必要的国家负担和义务。[2]我们可以分别从乡镇的视角和村委会的视角来审视现行的乡村关系。结合程同顺先生的分类，我们发现行政化的乡村关系是最多最普遍的一类，其具体展开为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过度干预和村委会的附属行政化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下面，笔者就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乡镇政府的过度干预
具体地说，乡镇政府的过度干预主要集中在对村委会的人事权、决策权、财政权以及生产经营自主权的非法干预上，体现在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多个环节之中。
1.对村委会选举的干预。村委会由村民依法直接选举产生，这使得传统的乡村行政隶属关系丧失其合法依据。也正因为如此，一些乡镇总是力图通过种种手段操纵选举，使他们认为"听话的"、"有能力"的人当选。乡镇介入村委会选举的主要环节包括选举发动；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提名候选人；确定正式候选人；组织选举；解释投票结果等等。有的学者认为，在村民自治现阶段，乡镇政府对村委会选举的不适当干预以及随意撤换村干部是乡村关系中最为突出的问题。[3]如1998年12月，浙江省上虞市某镇仍然用红头文件任免村委会干部，文件大意说：经镇党委研究决定，提名林某等16人为林岙村等村的村委会主任，建议卢某等人不再担任村委会主任职务等。[4]而同年海南省琼海市某镇党委的做法更为荒唐，只因该镇某村16名党员联名推举的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与镇领导心目中的人选不一致，镇党委便动用警力，以党委书记挂帅，将签名推荐候选人的部分村民连夜带走，并以"企图推翻村委会"的罪名对他们实施了变相拘禁。[1]据江苏省民政厅统计，在全省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他们收到160多份群众来信，其中有60%是反映乡镇领导干部干预选举的。[2]有关研究资料和学者们的调查表明，现阶段，乡镇政府在村委会选举中往往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且这种干预一般不会激起村民与政府的冲突。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的干预（如取消贿选所产生的村委会）通常被认为是合理的。
2.不尊重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权利，利用行政命令代替村庄决定社区自身的事务。村里的经济工作、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等原本都是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项，如乡统筹的收缴办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村干部的工资待遇或误工补贴，村集体经济收益及使用、分配，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公益事业的经费等等，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以及宅基地的使用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都必须提请村民会议决定方可办理。但在不少地方，村提留、乡统筹都是由乡镇政府决定征缴，统一管理和使用的；村干部的工资待遇也由乡镇政府统一规定；有些乡镇政府还直接插手村集体经济事务，从中牟利；在村公益事业建设上，大多数也是乡镇政府向农民集资，由乡镇政府出面组织。近些年来，有些地方为了搞教育"双基"达标，有些乡镇政府为了追求政绩，搞形象工程，强迫村里举债、农民集资，激化了乡村和干群冲突。
3.对村委会的财政监控。为了保持对村干部的有效控制，乡镇常常利用一切尽可能的机会和条件加强对村委会的财务控制。一是乡镇对村干部的报酬和奖励标准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进行间接监控；二是由乡镇统一收取税费后，向村干部发放工资或奖金，进行直接监控；三是实行"村财乡管"制度，对村委会的财务收支进行全面监控。这种做法的典型是在一些地方兴起的"2528"工程，即要求每月25日由村民会议或村委会讨论本村财务事项，28日上报乡镇政府批准。[3]项继权等人调查的30多个乡镇，绝大多数乡镇实行了"村财乡管"制度。[4]根据金太军等人对江苏12个县40多个乡镇的调查，"村财乡管"也极为普遍。[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有些乡镇以清理、整顿村级财务，加强村级财务监督为名，强化对村委会财务的控制，并使"村财乡管"或"村账乡理"合法化和制度化。
4.干涉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乡镇政府以下达生产任务指标、签订经济发展计划责任书或者通过行政命令的形式，强制村委会和农民如何生产、生产什幺以及达到什幺样的指标要求。我们不否认乡镇政府在引导村级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不否认有些地方在这样的做法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更多的地方则是一种出于分解任务指标的需要，而这恰恰又忽视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市场供需状况，具有很强的盲目性。结果，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与生产的积极性，造成干群关系的紧张与对立。如湖南省永江县某镇要求全镇农民都种香柚，建立全县的香柚基地，但有个村有24户农民不愿种香柚，插秧种了水稻。结果镇干部就组织了40多个劳动力，把这些农民的秧苗全部拔掉。[6]2000年春，湖北房县桥上乡强迫东蒿管理区公路两侧农田全部改种辣椒，引起数百农户与乡政府的严重对立，其中有个名叫陈龙菊的农民因为乡干部把他家农田种植的玉米强行毁掉而服毒自尽。[7]
5.对村委会的诱致性控制。乡镇作为村级以上的正式的国家基层政权，掌握的治理资源远多于村，与此同时，由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也由于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复杂多变，村委会在遇到诸多棘手问题（如"钉子户"拒交提留款、计划生育等问题）时，自己实在难以解决。因此，村级治理在许多方面仍需要以乡镇的公共权威为后盾，[1]而乡镇政府则通过支持和协助村的工作来影响村级治理：一是对村级权力的认可和支持，可以增强村干部工作的合法性和权威地位。村干部的权威地位在相当程度上来源于乡镇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干部行政权的虚化，使得村干部的很多工作更加需要取得国家正式权力的支持。二是为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如争取贷款、减免税收、开发市场等，特别是村委会希望能从乡镇多得到一些贷款。三是直接参与村级治理，协助村干部工作。乡镇政府往往直接派人支持和协助村干部解决问题，以免村干部采取强硬措施与村民直接发生冲突，从而使得今后更难办事。因此，村委会一般来说总是尽量地贯彻乡镇的意图，有的甚至有讨好乡镇的倾向。这样乡镇政府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村委会的权力，实现了对村委会的诱致性控制。
（二）村委会的附属行政化
与村委会过度干预相对应的则是村委会的附属行政化，亦即村委会的行政职能侵蚀自身的自治功能（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成为乡镇政府的一个下属办事机构或一级"准政权组织"。
尽管有的学者认为村委会对乡镇过度干预有两种典型回应，即"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董磊明等，2000；金太军，2002）[2]但笔者认为，后者在全国范围内不具有普遍性，因而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而村委会的附属行政化则是目前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村委会的功能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自治功能，即村务。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负责办理经济工作、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等自治事务，如负责集体土地的发包、集体财产的管理与使用、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提留的收缴和使用、筹集经费兴办公益事业、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等。二是协助行政功能，即政务。作为政府与村民的之间的中介，村委会协助乡镇政府进行行政管理，完成各种任务。如征收税费、发放救灾救济款物、计划生育、征兵等。理想模型的村委会，应当谋求自治职能与行政职能之间的平衡，用徐勇教授的话说，既要做好政府的"人"，又要当好自治组织的"当家人"。[3]但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中，村委会的自治职能往往让位于行政职能，使村委会附属行政化。不少地方的村委会把完成乡镇政府的行政任务放在首要的地位，它们只是一味执行或迎合乡镇政府的要求，完全听命于乡镇政府，忙于"收粮、催款、刮宫、引产"，而置村民的意见和利益不顾。客观地讲，直到现在许多村委会仍然没有从"行政化"中摆脱出来，它们的主要精力基本上还是纠缠于乡镇政府所交给的行政事务之中，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只有极少数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村庄的民主化治理，自主地开展村民自治活动。[4]
村委会的附属行政化是一个涉及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的问题，反映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实质就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当年彭真同志无不忧虑地指出："村委会头上压的任务太多，'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这样就会把它压垮。"村委会的附属行政化，不仅疏远了普通村民与村干部的关系，成为当前农村干群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它使村委会变质，破坏了村民自治的本质精神，阻碍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
三、宏观体制困境：乡村关系失范的根源
对于乡村关系失范的原因，学者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笔者认为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宏观体制的困境，具体来说，有如下六个方面：
（一）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及其矛盾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现代化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一个环节就是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中国，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和现代化目标的尽快实现，需要国家开发农村社会的创造力，培育社会自组织力量。而现代化进程又要求国家对农村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维护社会稳定，合理地抽取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农村"放权让利"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村经济体制产生深刻的变革，形成新的经济关系格局；另一方面导致农村社会结构与利益的高度分化，从而出现诸多新的社会问题。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过程中，农业始终承担着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处于基础地位。除此之外，当前国家仍然需要让农村继续为城市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提供粮食作物、部分工业品和工业原料以及限量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农民能否自主地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亦是个大问题。从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来看，无论是农业产业结构面向市场的战略性调整，还是发展二、三产业，推进小城镇建设，实现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靠村民群众自己"依法办理"是实现不了的。因此，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国家必须加强在农村的影响和对农村的控制。那幺，如何保持国家对农村的控制？如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原来的"政社合一"体制已失去基础；把正式的政府延伸至村一级，显然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实在不堪重负。剩下的可能性选择便是实行村民自治。国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由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发展群众性自治组织。同时，国家仍需要通过正式的政权组织渠道，特别是乡镇政权来引导和规约村民自治及其组织形式--村委会的活动。因此，村民自治是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维护农村乃至全社会的稳定，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保证能较顺利地从农村社会提取资源，在政治上采用的一种新的控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村民自治进程中乡村关系出现的失范现象，正是在这种控制方式下国家艰难地寻求"放权"与"控制"两者平衡的外在表现。
（二）压力型行政体制
如前所述，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国家和政府力求将权力渗入到社会的多个角落，以尽可能多地动员一切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这种后发的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往往都是以压力型行政体制作为制度支撑的。压力型体制一般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1]压力型行政体制中，上级行政机关制定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并加以具体化和数字化，以指标和任务的形式分派给各个下级行政组织，并以这些指标、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评价、考核的主要依据，对下级行政机关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考核，有的甚至采取"一票否决制"（如目前县对乡镇领导的工作考核普遍实行"三个一票否决制"，即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信访社会治安一票否决制、发展经济一票否决制）；下级行政机关官员的升迁、工资福利、荣辱和完成上级下达指标的情况挂钩，承受着来自上级行政机关的巨大压力。乡镇政府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基础和末梢地位，处于整个科层组织的最底端，所承受的压力往往最大。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计划和任务，最终需要乡镇加以贯彻、落实，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在体制性的压力下，乡镇政府没有动力和精力指导和支持村委会运作。同时，出于完成指标和追求政绩的动机，乡镇政府及乡镇主要领导往往倾向于把指标分解，下派到各村，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指派村委会完成任务。压力型行政体制驱使乡镇政府控制村委会，也是村委会附属行政化的外在原因，这一体制是乡村关系失范的压力源。
（三）权力和利益的自我膨胀
当前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过度干预也是权力和利益自我膨胀的产物。权力和利益都有一个显着特点，这就是自我扩张性--不断地追求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利益，直到受到约束和抵制为主。正如霍布斯所说的那样，"我把永无休止地谋求权力的欲望，至死方休，作为一切人类的普遍倾向"，这是"因为他不能保证如果不再获得更多的权力和手段却仍可像目前一样安稳的生活。"[1]对于任何政府来说，权力和财政需求都有自我扩张的趋势。政府的财政需求和压力不仅来源于社会和公共的需要，也来源于政府自身利益的膨胀和扩张。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权力和利益的自我膨胀最突出地表现在乡镇职能的扩大和机构、人员的膨胀，管了许多管不好也不应该管的事。并且这种趋势被中国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模式不断加以强化，因为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承担着许多原本属于社会的职能和任务。这不仅降低了行政效率，也增大了管理成本，加剧了财政短缺的矛盾。河南省许昌县1994年全县各乡镇财政供养人员为7986人，1999年达到11241人，年均增长651人，按年人均工资4800元计算，1999年仅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支出就达4650万元，高于同年财政收入的4384万元。[2]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建国以来政府机构膨胀给财政带来的巨大压力和负担。为了缓解自身的财政压力，确保自身的财政收入，乡镇政府也竭力维持和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干预。
（四）制度供给短缺
现阶段，《村委会组织法》作为村民自治的一个基本制度安排，立法精神是十分明确的，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执行制度安排的有效支撑，乡村关系存在着制度短缺的现象，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现行的成文法律过于原则化。《村委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这虽然从原则上规定了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指导-协助"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但总的说来，这些规定都过于原则，难以操作，既没有明确规定指导、支持、帮助的内容、方式与方法，也没有明确规定协助的范围和形式。[3]在全国各省人大制定的《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中，只有辽宁、黑龙江、湖北和新疆四个省、自治区明确列举了乡镇政府的具体指导事项，其它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只是对《村委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的简单重复或略作补充，甚至有的省出台的实施办法中根本没有规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的专门条款。[4]模糊不清的法律规定客观上给予了乡镇政府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使乡镇政府能够以指导为名对村委会的正常工作加以干涉，损害村委会的自治权益。另外，从和乡村关系密切相关的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来看，现有法律制度同样也未能明确划分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职权范围，有关规定多是模糊、定性的规定。
成文制度规定与制裁手段相脱节。从制度层面讲，乡镇要求加强对农村的行政管理与村民要求扩大自治之间的矛盾，是由现行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权利义务及其违反后应承担的责任所造成的。任何一项完整的制度都应该由规范性制度安排和惩戒性制度安排两部分构成。《村委会组织法》第四条只粗略地规定了乡村的"指导-协助"关系。它虽然确定了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指导地位，却只规定了行为模式，而没有规定哪些是"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它虽然规定了村委会应协助乡镇开展工作，但没有规定协助的范围与形式，也没有规定村委会不履行义务应受到何种制裁；它也没有规定乡镇政府侵犯村民的自治权，应承担什幺责任，村民应当向哪个部门寻求保护和救济。成文制度安排在逻辑结构上存在着这种规范性制度与制裁手段相脱节的缺陷，往往会导致实际中的两种现象：一是乡镇政府侵害村民对村委会的制度决定权；二是村民及村委会干部搞狭隘的地方主义。
（五）现行财税制度的缺陷
政治体制和行政体系中出现的病症往往可以在经济领域中找到病原体。乡村关系的失范现象与现存的财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1984年乡镇财政体制建立，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一般由税收和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构成，前者主要以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增值税等税种组成，后者以县政府的财政拨款为主要形式。1994年分税制实行之后，中央与地方财税制度的变化使乡镇财政陷入困境之中。中央政府通过控制能够带来更多财政收入的税种与制定有利于中央政府的税收分享比例，使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得到了巨大好转，这种利益上收的做法得到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相继效仿，而作为行政体系最末梢的乡镇政府就成了最大的受害者。然而，在压力型体制的影响下，乡镇政府承担了大量的经济发展任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而乡镇政府机构膨胀、人员膨胀使得乡镇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结果通常是入不敷出。诚如项继权教授所说的，财权的中央集中化与事权的地方化之间的矛盾是乡镇财政危机的体制性根源。[1]随着税费改革的推进，乡镇财政收入将进一步减少，从而导致乡镇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在现有的体制下，巨大的财政压力迫使乡镇政府将权力的触角延伸到村委会，从村庄汲取财政资源。扩大和提高"三提五统"的标准、罚款、集资、摊派甚至乱收费都成为乡镇政府弥补财政收入不足的办法，这就与村委会的自治原则相冲突，自然会受到村委会的抵制，乡村关系必然走向紧张。
（六）党政关系下的"两委"体制
如果说压力型行政体制和不平衡的财税制度激发了乡镇政府控制村委会的动机，而现行规范性制度的供给短缺又给这种行为留有空间和余地的话，那幺党政关系下的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两委"体制则为乡镇政府控制村委会提供了便利条件。《村委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就明确了"两委"中村党支部与村委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村党支部直接接受乡镇党委的领导，而乡镇政府的最高行政首长--乡镇长一般都是乡镇党委的副书记。这种合法的权力格局为乡镇党委和政府（即广义上的乡镇政府）控制村委会提供了合法合理又便利的条件。乡镇政府常常通过党的组织领导体系来完成行政任务的下派，乡镇党委书记与乡镇长利用与村党支部书记的直接领导关系间接形成了对村委会事实上的领导关系。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这种间接控制不仅加深了乡村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扩大了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已有的矛盾，使"两委"冲突激化。更加值得忧虑的是，为了化解"两委"矛盾，相当一部分村庄开始推行"两票制"或"两选联动机制"，实现村支书与村主任"一肩挑"。"一肩挑"虽然能够暂时缓解"两委"冲突，但却为乡镇政府支配村委会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乡镇政府可以利用村委会主任的"双重身份"对其发号施令，以符合法律和组织程序的方式直接干预村庄事务，村委会的独立地位很难得到保证，从而陷入"附属行政化"的泥潭之中。
四、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本文运用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框架，以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为主要的研究方法，着重从理论的层面探讨了村民自治背景下乡村关系失范的宏观体制根源。通过上述分析，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农民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从这一层面上讲，村民自治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根本上要受国家宏观体制的影响。"矛盾在下面，问题在上面"，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失范的根源在于宏观体制中存在问题，乡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往往只是"宏观体制困境在基层的映像"。[2]换而言之，是我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在基层社会的现实体现。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压力型行政体制、立法与司法体制、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制度、党政关系与党的基层组织制度等宏观体制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中的种种弊病也不会得到化解，乡村关系的失范现象仍然会存在。
2.协调乡村关系，不能仅仅将目光局限于乡村，不能"头痛医头，脚病医脚"，应从全局的角度审视乡村关系的体制病灶，最终通过积极推进宏观体制的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简单评论学术界关于理顺乡村关系的一些意见。无论是程同顺的"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具有现代民主政治素质的乡镇干部队伍"[1]；还是金太军的"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体系"，"将村委会与乡镇人大衔接起来"，"改革乡镇政绩考核机制"，"明确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各自的权限和职责"[2]。这种在既有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内进行改革与完善的努力，无疑忽视了乡村关系的政治生态环境和国家宏观体制的影响。而沉延生"乡治、村政、社有"的主张[3]和徐勇教授"县政、乡派、村治"的构想[4]，则从更为宏观的行政体制上提出了改革的方案，姑且不论这种方案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然而，笔者认为单纯的行政体制改革尚不足以解决现行的乡村关系问题。所幸，项继权则从法律制度，行政和财政政策，乡镇管理体制，党的组织、领导及活动方式等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和调整措施。[5]这种颇为全面的宏观体制改革当然比前述两类意见更为全面。然而，由于作者没有认识到党和国家对农业、农村的定位及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设想，所以这种意见无异于"空中楼阁"，最终会因缺乏相应的基础而无法付诸于实施。笔者认为，只有国家转变农村发展战略，并相应地从宏观上改革现行法律、行政体制、财税制度、党的领导方式，并辅之以具体而富有实效的微观变革与发展，才能最终理顺乡村关系。
3.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乡村关系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其最终解决离不开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充分发育和成熟。在转型时期，建构一种既能解决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有效贯彻，又能实现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制约的民主合作型乡村关系，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关系到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关键性因素。而民主合作型乡村关系的构建仅仅局限于乡村层面的微观改革与发展是不够的，它需要我们在更为宏观的国家层面上进行制度创新，就当前我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现状来说，后者显得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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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常涛：《领导权与自治权的搏弈--乡村关系现状及深层原因分析》，中共中央党校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5月。
注释:
[1]徐勇：《论村民自治与乡镇管理的有机衔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
[2]这里的"乡镇政府"是指包括乡镇党委、人大在内的广义政府，这样比较切合我国的政治现实。本文的"乡镇政府"这一概念都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
[3]彭向刚：《我国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
[1]贺雪峰：《民主化进程中的乡村关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项继权：《乡村关系行政化的根源与调解对策》，《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新时期乡村关系冲突的成因分析》，《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2]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徐湘林：《"三农"问题困境下的中国乡村治理》，《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
[3]仝志辉：《乡村关系视野中的村庄选举：以内蒙古桥乡村委会换届选举为个案》，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程同顺：《村民自治中的乡村关系及其出路》，《调研世界》，2001年第7期。
[5]项继权：《乡村关系的调适与嬗变--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的考察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6]毛飞：《宏观体制困境的基层映射：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问题》，《中国政治》（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7期。
[7]吴淼：《选择性控制：行政视角下的乡村关系--对湖南省H镇政府与村关系的各案阐释》，《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01年12月。
[1]郭正林：《论乡村三重关系》，《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01年12月。
[2]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3]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509页。
[4]（日）猪口孝：《国家与社会》，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5]景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村民自治》，《中国书评》1998年5月号；徐勇：《草根民主的崛起：价值与限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夏季号；吴重庆：《孙村的路："国家-社会"关系格局中的民间权威》，《开放时代》，200年第11期。
[1]程同顺：《村民自治中的乡村关系及其出路》，《调研世界》，2001年第7期。
[2]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中国村民自治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页。
[3]程同顺：《村民自治中的乡村关系及其出路》，《调研世界》，2001年第7期。
[4]《人民日报》（华东版），1998年12月30日。
[1]张传宣、柳昌林：《海南琼海市大路镇动用警力干涉村民选举》，《南方都市报》，1998年11月18日。
[2]董磊明、夏民：《乡村关系冲突现象剖析》，《调研世界》，2000年第6期。
[3]同上。
[4]项继权：《乡村关系行政化的根源与调解对策》，《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5]金太军、施从美：《现行乡村关系的张力及其成因分析》，《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01年12月。
[6]《乡镇论坛》，2000年第5期。
[7]原载于《南方周末》，转引自《今晚报》，2000年6月29日。
[1]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董磊明、夏民：《乡村关系冲突现象剖析》，《调研世界》，2000年第6期；金太军：《中国乡村关系的现状及对策》，《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3]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人与当家人》，《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8期。
[4]吴理财：《乡、村关系与基层民主》，《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01年12月。
[1]荣敬本等著：《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型体制的转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1]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6页。
[2]许昌县志编纂委员会：《许昌县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229页。
[3]白钢：《中国村民自治法律建设平议》，《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4]毛飞：《宏观体制困境的基层映射：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问题》，《中国政治》（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7期。
[1]项继权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乡镇体制改革"研讨会（2004年2月）上所提交的题为《乡村治理体系的改革与重建》论文中提出这一观点，笔者在此加以引用。
[2]毛飞：《宏观体制困境的基层映射：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问题》，《中国政治》，2003年第7期。
[1]程同顺：《村民自治中的乡村关系及其出路》，《调研世界》，2001年第7期。
[2]金太军：《中国乡村关系的现状及对策》，《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3]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
乡村治理制度篇6
关键词：乡村治理；行政体制改革；社会资本
以\"乡政村治\"为主体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是近些年来对民族乡村生活干预最大的外在因素之一，它引发了乡村治理结构上的巨大调整。
从地方回应的角度来看，民族乡村基于特殊的文化传统与社会资本结构而具有了较大的特殊性，因而特别值得关注。
一、民族乡村治理的外部推力：基层行政体制改革（一）乡村生活秩序的重构：治理结构的视角。\"乡政村治\"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自1982年《宪法》规定设立村民委员会，作为一种为中国农村治理量身打造的制度形式，\"村治\"被赋予了推动中国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期望。从本质上讲，选择\"乡政村治\"的改革模式有意识地革除掉先前\"政社一体\"的基层权力结构，重新以市场经济理念为指导、以整合乡村精英与传统权威为手段、按民主理念重新设计的乡村现代化的建设方案。\"乡政\"将先前直接深入到村寨的行政权力终止在乡镇政府一级，作为地方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在逐步转变自己的角色定位，从而释放出乡村的管理空间给民间进行自我管理。www.133229.Com乡村权力调整给村民自治提供了治理空间，在这一权力的调整过程中，村民、村两委、经济组织以及其他利益团体与政府实行有效的合作并完善乡村治理是一个重要问题。
（二）民族乡村治理的压力与动力。在\"村治\"的过程中，来自于外部和内部的压力对村民自治进程提出了挑战。村民自治组织和村民在自我管理中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是影响村民自治的制约因素之一，也为乡村治理带来了内在压力。由于在广大乡村中，受传统习俗等社会资本因素影响，如何选择乡村治理的方式是摆在\"村治\"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另外，在我国民族乡村中，不同民族间由于组织文化的差异，公民的参与意识也因而存在显著不同。乡村自治的真正实现与公民参与意识的提升有密切联系。因此如何提升村民的公民参与意识也是民族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压力之一。同时，行政干预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这构成了对村民自治的外部压力。虽然在\"村治\"过程中面临许多压力，但是基层行政体制改革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最终实现乡村生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民族乡村治理的强大动力。因此要以改革为动力，不断突破面临的各种压力和制约瓶颈，在改革和创新中推进民族乡村的治理。
二、民族乡村治理的内部动力：民族社会资本（一）\"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提高社会的效率[1]，他并从\"信任\"、\"互惠的规范\"、\"公民的参与网络\"的分析视角对意大利地区进行了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资本因素。
譬如：家支在凉山彝族乡村治理中的发挥整合资源、凝聚人心、内部控制、强化认同的积极功能[2]，而本文仅以苗族为蓝本，揭示民族社会资本因素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罗伯特·帕特南的研究方法为我们研究民族社会资本影响下的乡村治理提供了有用的分析框架。
（二）以\"社会资本\"为主体的调查情况。
2008年1月，课题组成员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的西江苗寨进行了调查。根据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我们在问卷设计中特别考察了苗族乡村生活中的信任、规范、网络三个维度的情况。通过对问卷的统计（如下表）与分析，揭示贵州苗族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的状况：
1.网络关系的现代化有助于乡村的民主管理如表所示，通过对问题1、2、3、5、12的回答情况统计，可以看出多数人认为民族乡村应当按民族管理方式进行治理，缺乏现代化的参与意识。问题4和问题6这二个涉及选举的问题考察了影响选举的不同因子。第一个因子是\"家族的影响力\"如何的问题，第二个因子涉及\"亲情\"和\"友情\"。问卷结果显示，聚族而居的苗族并不完全地顺从宗族的影响，他们大多数非常看重选举的责任和意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选举责任看得高于亲情和友情，这显示出苗族在组织上的成熟与理性，是促进参与网络完善的推动力量。
3.传统权威与规范在村治中受到重视第7、8考察的是村民关于自治主体、自治原则的相关看法。对问题7的统计说明，在与新政策相比较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老规矩。对问题8的统计表明如果打算在苗族乡村当中发现一种可以取代老年苗族的地位而居于苗族乡村生活中心位置的群体相当困难。
尊重老年人，尊重生活经验的积累，尊重传统智慧，在苗族乡村中已经不只是涉及到伦理道德问题，更深切的意义是表明了苗族社会进行组织与管理所进行的集体选择，这种选择源于历史但是在当下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4.信任关系的边界在调整中不断扩展第9、10、11个问题则集中于测试村民对信任对象的选择，这一组问题所反映的核心是苗族村民如何选择信任对象以及对组织化的乡村生活的基本态度。有72.2％的村民表示出对民间组织的依赖，认为参加民间组织会获得帮助。这种认识与苗族历史以来的共济共助传统相互说明。这表明在社会网络建设的过程当中，基于血缘关系所建立的强联系正在逐步为基于地缘关系的弱联系所平衡，邻里之间的空间联系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侵蚀了曾经是单纯的血缘组织内部所拥有的高度信任。苗族乡村社会的组织因子既有血缘联系的传统也会有地缘关系的发展。这组答案似乎暗示了一种综合了血缘与地缘的网络关系会不断地在苗族乡村社会中发育出来的可能。
三、完善民族乡村治理的路径：行政改革与社会资本互动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基层行政体制改革与民族社会资本分别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对民族乡村治理产生影响，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完善民族乡村治理的路径。
（一）构建\"政府引导\"与\"多元参与\"结合的治理结构。以\"乡政村治\"为主体内容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来自于国家层面的推动，在民族乡村治理中，政府依然将担当重要角色，但应逐步在民族乡村治理中转变自己的角色定位，由\"政府主导\"逐步过渡到\"政府引导\"；协调村民、家族、民间的村民组织、经济组织以及其他利益团体的利益关切；发挥政府和多元主体在治理结构中处理共同事务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建立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合作的体系[3]。构建\"政府引导\"与\"多元参与\"结合的治理结构要发挥民族乡村的社会网络的重要作用。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实现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冲突和矛盾，而科学运用民族乡村的社会网络资源有助于提升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增强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协调与配合，缓解和化解矛盾、增加他们在处理共同事务中的能力、提升村民的认同感。
要重视家族关系、友情、亲情关系对网络关系的影响，减少社会网络的外部性,促参与网络的完善，使民族乡村的网络关系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积极功效。
（二）健全\"行政权力\"与\"乡村话语\"信任的合作模式。由于行政权力长期的影响，乡村生活中产生的行政依赖和行政权力的影响力还将在一定时期存在，行政权力在乡村自治过程中退出后仍将拥有一定影响力。但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行政权力在苗族村寨中的影响应逐步减小。从现实来看，权力的调整和转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要认识到行政权力在\"村治\"过程中退出是改革的要求，也要看到在基层行政体制改革中权力和制度的惯性的存在。因此，在民族乡村治理中，应使村民能够有效的表达意见观点和利益诉求，建立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建立政府与村民互信的关系，构建两者的信任合作模式，使行政权威和乡村话语共同在乡村秩序重构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而构建两者之间信任合作的模式，建立健全乡村话语表达的渠道应
从以下几点进行思考：一是不断增加村民的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提升村民的政治14参与能力；二是使村民话语表达规范化，保证乡村秩序的稳定；三是建立畅通的乡村利益表达渠道，完善参与参与网络；四是促进政府和村民之间信任关系的形成，促进国家和乡村的互动。
（三）完善\"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合作的规范体系。体制内精英是村民中拥有正式权力资源的人，体制外精英是村民中拥有传统资源及其他资源、在村民中有一定影响的人，比如苗族中的老年人群体等。为促进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合作，要完善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合作的规范化制度体系。完善关于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合作的规范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要完善关于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合作的法律法规，使两者之间的合作有规范化、制度化保障，促进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互信与合作关系的形成；二是要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精英合作提供有效机制，提供组织保证；三是要有相关的道德规范和制约，对其道德方面进行规范和约束，能够使其更好的遵守相关规范，实现村民利益；四是要逐步建立体制内和体制外精英合作的监督体系，对\"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合作的过程进行监督；五是要加大投入，促进苗乡经济发展，尽快缓解劳动力持续外流的势头[4]。
（四）实现\"发展目标\"与\"认同目标\"互融的目标愿景。在民族乡村生活重塑过程中既要实现民族乡村的发展目标，促进民族乡村生活的现代化又要重视民族文化传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获得村民对国家的认同。只有不断促进农村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使民族乡村融入到现代化发展中。因此在民族乡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要考虑民族乡村区域发展的特殊性和社会资本结构的状况以及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使民族地区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同时，保持民族特色、并在社会资本与改革的互动中不断重塑民族乡村秩序，完善民族乡村治理，实现民族乡村的永续繁荣和发展，这样才能促进广大村民对国家的认同，实现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在民族乡村治理的目标愿景规划方面要根据民族乡村的社会资本等状况，使民族乡村既融入现代化发展之中又具有民族特色，构建不断现代化的民族乡村自然地方面貌，实现民族乡村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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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制度篇7
一、政治背景
乡村自治制度作为地方自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是南京国民政府出于本身的政治需要而制定的。
众所周知，南京国民政府在腥风血雨中建立后，为树立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权威，始终以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自居。孙中山遗教被提升为国家的最高根本法，三民主义被称为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说：“全国人民乃至本党自身之一切苦痛经验，皆可归纳一点，即已往一切之苦痛乃在不能确信三民主义，努力实行建设之过。今后之生路，亦即在于努力实施三民主义之建设。”[1](p627)在国民党中央的大力鼓吹下，关于三民主义的研究和宣传迅速成为社会热潮，国民政府也将以“总理遗教”为标识的地方自治作为一项当务之急，推向了政治建设的前沿。
地方自治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按照孙中山的构想，地方自治当以县为单位，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目的。他说：“无分县自治，则人民无所凭藉，所谓全民政治，必无由实现，无全民政治，则虽有五权分立、国民大会，亦终未由举主权在民之实也。以是之故，吾夙定革命方略，以为建设之事，当始于一县，县与县联，以成一国，如此，则建设之基础，在于人民，非官僚所得而窃，非军阀所得而夺”[2](p35-36)。孙中山认为，县为中国传统的国家行政管理单位，人民对县有深厚的观念认同，“事之最切于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从政治与人文环境来说，县比省更适合作自治单位。只有实行县自治才能实现直接民权。
从理论上讲，孙中山的县自治主张无可挑剔，但一经实践便会遇到不少问题。单从人民利益上看，人民最为关心的往往不是县事，而是乡村之事，乡村是天然的人民生活和政治单位。再则，一县范围的直接民权如果不从更小的单位——乡村着手进行，则不可能真正实现。换言之，没有乡村自治作基础，县自治便无从谈起。对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政界渐成共识。一些省份纷纷进行乡村自治实践，造成了乡村自治运动的声势。
山西全省推行乡村自治最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阎锡山就将山西村制（村政）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他说：“欲实现三民主义，除村政外，无法下手，”“先总理曾评为藉村政以实行三民主义，最为相当，盖有由也”。[3]（卷8,p93-94）1927年8月，阎锡山为扩大山西村制的政治影响，捞取政治资本，进一步修订了村制法规，完善了关于村民会议、村公所、息讼会、监察委员会等的制度规定。（注：详见拙文：《阎锡山与山西村制变革》，《晋阳学刊》2001年第5期。）
山西村制被各地视为乡村自治制度的范例。1927秋，江苏民政厅长钮永建呈文省政府，指出：“民权之训练，民生之培养，皆职厅应负之职责，今欲御繁以简，切实可行，似宜仿办晋省村制，用植始基，而资附丽”[4](p352-353)。于是江苏仿效山西，实行村制。随后，浙江、江西也着手举办。
从制度规定看，江苏、江西两省与山西的村制形态较为相似，但制度精神有了很大不同，具有了鲜明的行政化特征。如两省均未有村民会议的内容，村长副等公职人员自然皆非由全体村民选举。江苏的村长副系由市乡行政局长保举，其村制组织变为了政府的行政末梢机关。浙江的街村委员会也受政府严格的行政监督，其会议决议须经市县政府核准后，方能由街村委员会公告实行。对于街村经费预算，政府也拥有最后裁决权。此外，浙江也没有村民会议的内容，它所确立的只是一种间接民主制度。
除山西、江苏、浙江等省政府外，国民党地方党部在浙江萧山东乡也积极从事乡村自治活动。东乡自治实行乡村两级自治体系，以村自治会为基本组织，受区分部的指导监察，受乡自治会的指挥，乡自治会则受区党部的直接指挥指导。《萧山东乡自治会组织法》规定，村自治组织正式成立后，其权力机关为村民大会，村民大会闭幕后为民众团体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闭幕后，为村自治会全体委员会及其执行委员会。乡自治组织完竣后，其权力机关依次为：1)由各村自治村民组成的乡民大会；2)由各村民众团体代表组成的各村代表大会；3)由各村自治会全体委员会选出代表组成的全体委员会；4)由全体委员会互选执行委员3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5]
综观1927年后的乡村自治实态，虽然各地均揭橥“三民主义”，但其制度形式各异。南京国民政府深感有整合划一的必要。1928年6月，阎锡山乘机向中央政治会议提议，将山西村制推行于全国。7月25日，政治会议复电称：其提案“规划精详，并悉晋省行之，已著成效，良可钦佩。现内政部正草拟县组织法，自应尽量采纳，本日第三五二次政治会议业经议决，交内政部法制局查照办理矣”[6]。9月，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初步确定了全国统一的乡村自治制度。
二、主要内容
1928年12月，为促进乡村自治等内政工作的全面展开，内政部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期民政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限期实行乡村自治案》，指出：“地方自治，为训政实施之基础，而乡村自治，又为地方自治之造端，乡村自治不良，则县自治无由美备，而训政设施，亦感困难。我国对于乡村自治，除晋省外，向无一定之成规，际此建设伊始，关于村里闾邻各长之任用标准，以及一切制度之改革厘订各项，亟应颁布施行，以期实现，苏皖闽浙赣五省处交通便利之区，接近畿辅，尤宜树之风声，模范全国，事关训政基本工作，认为无可缓行。”[7](p77)因此，呈请中央迅即颁布乡村自治法，限令苏皖闽浙赣各省，于一定时间内筹办完竣。
第一期民政会议检讨了乡村自治的意义和运作方式，推动了乡村自治的政治实践。会后，国民政府将《县组织法》酌加修改（主要将村里的称谓改为乡镇），重新颁布。接着，《乡镇自治施行法》、《乡镇闾邻选举暂行规则》、《乡镇坊自治职员选举及罢免法》等法规陆续出台，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乡村自治制度体系。（注：参见徐百齐等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行政，（一）内政部分”。）
（一）自治机关
1.立法机关——乡镇民大会。其职权为：选举及罢免乡镇长及其他职员；制定或修正自治规约；议决单行法规；议决预算决算；议决乡镇公所交议事项；议决所属各闾邻或公民提议事项。会议办法：1)大会以到会公民过半数之同意决定之；2)大会以各该乡长或镇长为主席，但关于乡镇长本身事件，其主席由到会公民推定；3)乡镇民大会由各乡长或镇长召集，每年开会二次，如有特别事件或乡镇公民十分之一以上要求时应召集临时会。临时会关于乡镇长本身事件，应由监察委员会召集之，关于监察委员会本身事件，乡镇长延不召集者，应由各该乡镇超过半数之闾长联名召集。
2.执行机关——乡镇公所。设乡长、镇长一人，副乡长、副镇长一人（500户以上者增设一人）。乡镇公所于现行法令、区自治公约及乡民大会或镇民大会决议交办的范围内，办理下列事项，由乡镇长执行：户口调查及人事登记；土地调查；道路、桥梁、公园及一切公共土木工程建筑修理；教育及其他文化事项；保卫；国民体育；卫生疗养；水利；森林培植及保护；农工商业改良及保护；粮食储备及调节；垦牧鱼猎保护及取缔；合作社组织及保护；风俗改良；育幼养老济贫救灾等设备事项；公营业事项；自治公约拟定事项；财政收支及公款公产管理；预算决算编造；县政府及区公所委办事项；其他依法赋予该乡镇应办事项。
3.监察机关——乡镇监察委员会。该会由乡镇民大会在选举乡镇长副时，另选监察委员若干名组成，开会时由各委员依当选次序轮充主席。监察委员会得随时调查各该乡镇公所的帐目及款产事宜。乡镇财政收支事务之执行有不当时，监察委员会得随时呈请区公所纠正之。监察委员会纠举乡镇长违法失职情事，得自行召集乡民大会或镇民大会。
4.调解机关——乡镇公所调解委员会。该会由乡镇民大会选举若干人组成（乡镇长副不得被选），办理民事调解及依法撤诉的刑事调解事项。
（二）自治职员
1.资格：乡镇公民年满25岁，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得为乡镇长副、乡镇监察委员会的侯选人：1)侯选公务员考试或普通考试高等考试及格者；2)曾在中国国民党服务者；3)曾在国民政府统属之机关任委任官以上者；4)曾任小学以上教师职员或在中学以上毕业者；5)经自治训练及格者；6)曾办地方公益事务著有成绩、经区公所呈请县政府核定者。现任军人或警察、现任职官、僧道及其它宗教师除外。
2.产生办法：区长民选以前，乡镇长副由乡镇民大会加倍选举产生，报由区公所转请县长择任，闾邻长由闾邻居民会议推选。乡镇长副、监察委员等自治职员的选举程序为：1)区公所于选举前5日内派定选举监理员一人，投票管理员、开票管理员各若干人；2)选举前15日内将公民姓名公告于本公所门首；3)公民于选举日领取投票纸时，先在投票人名簿所载本人姓名下签名；4)自治职员之选举用无记名投票，按照应选出之名额于侯选人姓名上加圈。5)自治职员之选举以得票多数者为当选。
3.罢免：乡镇长违法失职时，乡镇民大会应报由区公所转请县长罢免，但县长亦得自行罢免之。闾邻长由本闾邻居民会议罢免改选。监察委员、调解委员均由乡镇民大会及法定程序罢免。其具体程序为：如乡镇监察委员会依法纠举或有法定人数之公民（全体公民百分之三十以上）签名提出罢免案，经监察委员会审查无误时，得提交乡镇民大会公决。提出罢免案之公民得附具理由书，被提出罢免案之自治职员亦得提出答辩书，分别于开会15日前、7日前送达各公民。罢免案经投票公民过半数赞成时始为确定。
4.公给及任期：乡镇长副、监察委员均为无给职，但依情形之必要，得支办公费；乡镇长副任期一年，得再被选。
（三）乡镇公民与自治财政
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论男女，在本乡镇居住一年或有住所达二年以上，年满20岁经宣誓登记后，为乡镇公民。有出席乡民大会或镇民大会及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享有以上权利：有反革命行为经判决确定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经判决确定者；剥夺公民权尚未复权者；禁治产者；吸用鸦片或其代用品者。
规定乡镇财政收入为：各该乡镇公产及公款之孽息；各该乡镇公营业之纯利；依法赋予自治款项；县区补助金；特别捐（征募此捐应由乡镇民大会决议）。乡镇预算决算由乡镇民大会通过后呈报区公所核查，汇转县政府备案。乡镇财政收支应于每三个月终公布一次。
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自治制度基本上是在山西村制基础上的发展。第一，它没有突破山西村制的总体框架，在乡镇编制上，仍然以百户为标准，即百户以上之村为乡，不足百户者联合邻村为乡；在乡村自治体的组织上，仍然有立法、执行、监察、调解四大机关，只不过将山西村制的息讼会改为了调解委员会；在乡村公民资格上，同样没有性别、财产及教育等积极资格的限制。第二，它充实了不少新的内容，如增添了所谓反革命者、土豪劣绅等乡镇公民的消极资格限制，政治意味更浓；乡镇自治人员均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选举方法也程序化、规范化，渗透着现代民主制度精神。当然，这种民主还只限于社会层面，而且有着严重的缺陷。如乡镇民大会的决议只要有到会公民过半数的同意即为有效，对全体乡镇公民具有约束力。它对到会公民所占应到公民的比例未作原则性规定，这就为表面上是多数人的统治，实则少数人专政，埋下了伏笔。
不过，南京国民政府乡村自治制度根本否定了江苏等地将乡村自治行政化的倾向，指明了乡村自治的民权主义方向，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三、实施与转捩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上述乡村自治制度，反映了其改良和划一乡村组织，推动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诉求。但受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注：参见拙文《略论民国乡村自治的社会制约因素》，《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其实践结果与制度精神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国民政府的有关法令制度在地方流于形式，即使在河北定县、广东中山这些各方面条件公认较好的县份都未能幸免。
定县是近代乡村自治的发源之地。20年代中期，中华平民教育会选择定县为实验县，大力开展平民教育，改良人民生活，使定县成为全国的教育先进县。在南京国民政府《县组织法》和《乡镇自治施行法》颁布后，河北省制定了《河北省各县乡自治总纲及纲要表》，以为推进乡村自治的指南。1930年，定县县政府据此将全县分成6区，编为310乡。（注：河北省民政厅根据本省省情，通令各乡村地方一律编乡，未设镇制。）随后，全县依法进行了乡长副等乡村自治人员的选举，建立了乡村自治机关。
据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4年调查，定县除几个特殊的乡村因有特殊的人力来指导帮助，有少许规模外，一般的乡村因不了解自治的意义，不感觉自治的需要，一切事业很少有进行的表现。全县的乡村自治体普遍缺乏主动性，对县区交办之事往往因循敷衍，搪寒应付。“县区叫干什么事，他们（乡长——引注者）就干什么事，县区叫他们怎样组织，他们就怎样去组织，能应付的事情就敷衍了事，有什么组织，他们照样挂上了一块招牌，就算完事了”[8](p30)。乡村自治人员虽由选举产生，但存在两大弊病：一是选举人对被选举人的能力绝不注意，以致各乡的乡长副，不识字的有之，庸愚不堪的有之。自身没有自治能力，“更不知自治是什么一回事，叫他膺一乡之长，于自治事业，那里能够发展？”[8](p33)二是乡长表面上是由民众普选，但民众根本就不明白选举的意义，没有选举的兴趣，甚至连选举字也不会写，易于被人操纵，以致出现了豪绅把持的现象。因此，定县乡村普选的制度，似乎是实行了，然而其结果不过是一种虚应的故事。所谓乡监察委员也形同虚设，他们根本没做监督财政或纠举乡长副违法失职的事情。
定县在实行乡村自治的过程中，普遍出现了自治机关行政化的现象。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就此指出：乡村自治机关“本为民众自身集合的处所，为谋本身的福利而设立，但其结果，变成了一种下级行政机关，负传达公文和征发的任务。于本身所负的责任，几乎渺然不相关涉。所以猛一去看，各区和有些乡村进行的步骤，如组织方面和实施方面，好像甚合法令的规定。可是深一层去看，却没有多少实际的活动”[8](p24-25)。
中山县为孙中山的故乡。1929年2月，国民政府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确定中山县为模范县，并颁布《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组织大纲》。10月，正式成立中山县自治筹备处，将全县划分为9个自治区，委任各区自治筹备处主任，同时由各区指导乡、镇设立乡事委员会百余个。
中山县推行乡村自治伊始就顿失人民信仰。一些区筹备处主任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呈准县政府征收各种附加费、特别捐。“苛细杂夹，名目繁多，徒使人民未得自治之益，而先蒙自治之害。虽然有些区筹备处得了这项特别收入，除了应支几个职员的薪俸和开销一些办公费，此外均未能切切实实的做事，致令到自治施行程序所规定的半年完成筹备的自治方案，只成了所谓‘官样文章’”[9]。至1930年3月，中山县撤消自治筹备处，将所有自治工作划归县政府第二科办理。4月，又撤销乡事委员会，成立区公所，并在各乡镇设乡镇公所筹备处265个。中山县的村治没有取得什么良好的成绩，其“离‘自治’两字，尚在百千里之遥”[9]。
定县、中山县在当时均有模范县之誉，其乡村自治的实际办理情况尚且如此，它县更可想见。1932年10月内政部在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上指出，各地地方自治能够达到预期成绩者百不见一，即使办理较优的省市，其“自治机关组织完成之后，自治之事业，已难进行，人民之信仰，亦未增加。盖所谓地方自治机关，本为民众自身集合之所，以谋本身之福利。而结果乃纯变为下级行政机关，负传达公文及征发之任，于本身之责任，几于渺不相涉，故有时观其步骤虽甚合，考其实质则全非。驯至人民因办理自治而负担日重，怨望日增。长此以往，不独有背本党训政建国的初衷，实为国家前途莫大的隐患”[10](p24-25)。会议决定对现有自治法规进行实质性修改。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重新制定县区镇组织法规，区或乡镇以下施行保甲制度案》，推销其在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四省废自治行保甲的经验。会后，陕西、福建、浙江等省纷纷改行保甲。至1934年10月，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地方保甲工作，关系地方警卫，为地方自治之基础，应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提前办理。”[11](p263)于是保甲制度迅速在全国大部分省份确立起来。
保甲制度是自治制度的对立物。时人指出：保甲的功用是安定社会秩序，自治则是地方人民参政的阶梯，是整个地方政府体制上的变革；保甲是辅佐官治的制度，保甲人员虽然由户长甲长推选，但最后选委大权操在政府之手，自治则是整个宪政系统中的基层组织，一切自治人员均由人民公选。[12]内政部承认，“保甲制度之本身，与现行自治制度，不无抵触”[11](p263)。为解决保甲与自治之间的矛盾，内政部建议将保甲与自治融为一体，即以保甲代替闾邻，以乡镇代替联保。1936年5月，行政院长蒋介石主持召开全国地方高级行政人员会议，通过了关于融保甲于自治中的地方自治议案。三个月后，中央政治会议据此通过了厘定法规原则，正式决定容纳保甲于自治之中，乡镇的编制为保甲。
1937年7月，立法院通过《保甲条例》，作为《县自治法》的补充。这样，国民政府以立法形式确立了保甲在自治组织中的地位，使保甲获得了所谓“新生命”：“依县自治法，县以下为乡镇一级，并未因施行保甲制度而稍有变更，于办理自治事务，训练民众使用四权，毫不发生影响。在自治未完成前，依照现在事实，甲长由本甲内各户户长公推，保长由本保内各甲甲长公推，至自治已有相当之成绩，人民已受四权使用之训练，保甲长由乡镇区长，召集所属保甲公民推举之，仍与自治法上，以公民为单位之本旨，不相违背。”“是由自治法产生之保甲条例，与在剿匪区内产生之编查保甲户口条例，性质上稍有不同”。[13]
30年代初期以来与自治相对立，且已形成取而代之之势的保甲制度，经过立法解释，被融入了所谓自治制度之中。
不过，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紧锣密鼓地重新起草或修订的以上几种自治法规，均未明令颁行，原来的乡村自治制度体系也未明令废止，遂使制度混杂。这种状况直至1939年才根本改变。
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了蒋介石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县各级组织纲要》。12月，行政院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办法》，规定各省无论敌后与前方，三年内一律完成。这就是以“自治”相标榜的新县制。新县制虽然仍有乡镇自治的规定，但已与原来以行政村为区域，以直接民权为灵魂的乡村自治制度迥异。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以保甲为乡镇内的编制，根本动摇民权制度的基础。保设保办公处、保民大会，甲设户长会议，这些会议均以户为参加单位，封建宗法关系起着纽带作用，这是与民权主义的基础——人权背道而驰的。而保甲制度所规定的各户户长互保连坐，更具有落后性、封建性。因此，将保甲纳于自治组织，使自治制度发生了畸变。
乡村治理制度篇8
关键词：古代；乡村治理；影响因素；变迁特点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6―0137―07
“三农”问题研究是本世纪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乡村治理模式研究更是“三农”问题研究的重中之重。要研究好乡村治理模式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伟大实践给予理论支持，就必须了解乡村治理模式在古代的发展状况，以及它的影响因素和主要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前，虽然偶有专家先进涉足过乡村治理问题的研究，如闻钧天先生的《中国保甲制度》和吴晗的《皇权与绅权》等，但是在数量和系统性上都有所欠缺。80年代以来，乡村治理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论文与著作也层出不穷，比较有影响的有赵秀玲的《中国乡里制度》和仝晰纲的《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等，但是这些作品没有把乡村治理模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论述。为了把古代乡村治理的模式更清晰地呈献给读者，作者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古代乡村治模式的影响因素、主要特点及其变迁进行梳理。
所谓乡村治理就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乡村治理模式则是指为了管理乡村社会或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而建构的包括治理主体、权威来源、治理理念、机构设置、制度安排、权力运作方式等的综合体系。
一、古代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要素
《墨子・尚同》认为，做好“乡治”便能“国治”、“天下治”，乡村治理好坏成为国家统治稳定与否的关键。如果从合法性来源与利益关联等方面考察乡村治理，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源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塑造。古代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乡村行政建制、官员选拔制度、土地赋税制度。
(一)乡村行政建制
乡村行政建制指的是不同时期的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与控制，对乡村管理者地位的界定和对行政机构的设置。它体现的是乡村治理模式中的机构设置及其制度安排，它的变化对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最直接。不同时期的乡村行政建制不同，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看乡一级是否属于官方设置的地方行政建制。行政建制的目的是方便乡村统治与治理，其功能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赋税徭役征收、户籍的整编、维护治安，组织选举、教化乡里、赈灾等行政事务。国内研究乡村治理的学者，对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有多种提法，主要有：“乡官制”和“职役制”或“乡亭制”、“坞壁”、“乡里制”、“村社制”、“乡里制”和“保甲制”等等。“乡官制”是指乡治为官治，乡为政府基层政权组织。乡官是官，由国家通过乡举里选予以任命，给予品级，与国家共享强制性政治权威。“乡官制”始见于周朝，至秦朝进行改革后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之后规模渐缩，沿用至隋唐。“职役制”是指乡治由官职转变为半官半民治。乡官从某种程度上已不再是官，地位也逐渐降低沦为士绅。“职役制”萌生于隋朝，“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废弛、两税法的实行，地主阶级内部构成发生了变动，原来实行乡官制的乡里制度，开始向职役制转化”，至宋代完成了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变。
乡官制和职役制是从整体趋势上进行的两分法，而对于不同朝代又有不同的变形和与之对应的名称。如秦汉时期的“乡亭制”，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坞壁”、“宗主督护制”、“三长制”。北宋中期以后，王安石在全国推行的“保甲制”，县级成为基层政权组织，乡级虽然不再是基层政权组织，但依然是主要的治理单位。确切地讲，北宋中期至清，才是当代学者常说的“皇权止于县”的最准确的适用时期。元朝为了更深入地控制居民，在县以下建立乡都，乡都之下是村社，全国各地以自然村为基础编社，故称作“村社制”。明代乡里制度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明初期的“里甲制”，二是明中后期的“保甲制”。清朝乡里制度与明朝大致相似，尤其是前后的演变趋势较为类似，大体是从里甲向保甲演变。
古代乡村建制与各朝代对应关系大致如表1所示
(这种对应关系并不是绝对的，有时是处于两种制度的转换期，如隋唐时期；有时则是两种建制并存，如明清时期)，从表1可以看出乡村治理模式是逐渐从以官方主导模式向官绅结合模式过度，设想其下一步演进方向可能会是村民自治或是官绅民结合的多元治理模式。
(二)官员选拔制度
人才要素是社会治理中最重要的因素，不仅国家层面的治理需要人才，乡村治理同样需要人才。一个国家总的人才资源是有限的，而知识分子作为精英的主体，一贯奉行儒家“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思想，这样一来，国家的官员选拔制度对社会精英的有效汲取必然对乡村治理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官员选拔制度是指古代国家通过选举拔擢途径录用国家官吏的方式。从选拔的方式上看，可以把官员选拔制度分为选举制和科举制两种。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选举制为主，隋唐至明清时期以科举制为主。
秦朝以武力统一天下，整个社会无不弥漫着军事化色彩，官员选拔制度也不例外，实行的是军功爵制，军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文人受到轻视甚至坑杀。这样大量的社会精英就被排斥在官僚体制之外，生存与乡村社会之中，当残暴的统治触及这些乡村精英的生存底线时，他们便开始反抗，陈胜、吴广如此，成为汉帝的刘邦亦如此。刘邦深知人才存于民间，统一天下后便实行新的官员选拔机制――察举制，察举的对象面向各个社会阶层，民间优秀人才，包括农民、知识分子、士绅等等。这种官员选举制度一方面满足了中央集权制度对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如察孝廉。汉朝的另一种官员选拔制度称为征辟制，是由皇帝下诏直接吸收一些社会名流或去职官吏入朝参政的选拔方式。被选举之人大都是能左右社会舆论，在地方上有较大的影响力。这些人参政对乡村治理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他们了解乡村社会的特点能够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来治理乡村，这是对乡村治理有利的一面，但是这些士绅的离去却使乡村治理失去了大批治理精英。
东汉末期察举征辟制已经完全腐败，曹魏时实行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虽然在制度内容上和权力运行方面与察举征辟制有较大的区别。但是，就对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来看，它与察举征辟制并无显著的不同。九品中正制一直延续至南北朝时期。隋唐时产生的科举制度不仅在选举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并且对乡村治理模式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科举制是封建时期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通
过分科取士的方法选拔精英人才成为官吏的一种制度。科举制比选举制更加正规化，选拔人才的数量也较多，对人才资源具有强大的汲取力，因此科举制度的实行、兴盛、衰落与废除都会对古代乡村治理产生巨大影响。科举制始于隋兴于唐，隋唐之前国家政权为门阀所把持，农村优秀精英很难走到政治舞台中心。科举制实行后，从平民中选拔出大量精英人才，同时也为乡村治理培育了大量优秀士绅和乡官里吏。及至清朝末期，科举制衰落，新式教育的流行和城市新兴精英集团的崛起，使大量优秀士绅流入城市，致使士绅劣绅化，乡村治理的人才机制受到挑战。正如罗兹曼所说“科举制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持儒家学说在中国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是攫取特权和向上爬的阶梯，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
(三)土地赋税制度
任何时期的各项制度都不是孤立的，必须与其他几项制度相配合，从而相互牵制和影响。就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来说这两种制度相互配合对乡村治理产生的影响特别大。
秦朝在商鞅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的基础上，在全国推行“名田制”，并推行“强本弱末”的重农抑商政策。这种政策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以方便统治和管理。汉代开始征收山林池泽收获所得之税，农田赋税归国家，山林池泽之税归皇帝私用。至汉武帝时期，讨匈奴、通西域，武功过多，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实行“盐铁政策”。到了北魏太和九年(485年)，文明太后冯氏颁布均田令，其目的在于“劝课农商，兴富民之本”，这就是影响中国历史几百年的均田制度。与均田制配套的是租调制，每户在充分授田的情况下，向国家缴纳一定量的粮食和布匹。
唐代在租调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庸”，就是要求人民对国家义务劳役。保障“租庸调”制的顺利推行，要靠“账籍制度”的整顿。账籍是国家管理户籍和壮丁的一种方式。时隔不久，账籍制度便弊端丛生，迫不得已把租庸调制改成“两税制”。这样，人口便可自由流动了，田租改征货币，田亩可以自由买卖和兼并，直到清代。可以说，两税制是中国田赋史上
总体来看，官员选拔制度与各朝代的对应关系如表2所示，从表2
可以看出，官员选拔制度是从无固定规则的选举制逐渐到规则化的科举制过度，设想其下一步演进方向将会是向以考试选拔为主、其他方式为辅的多样化人才选拔机制发展。最大的变更，结束了历史上田赋制度的上半段，而以后也只能沿着这个制度稍事修改，继续运用下去。
宋朝初期实行“差役法”，军队每到一处便找当地地方领袖派差，办差的办上三五年家私就垮了。这时地方领袖不再是官，颇有点义务服役的性质，加速了乡村治理模式从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变。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推行“免役法”，应当承担徭役的人家缴纳免役钱来代替徭役，有产业而不承担徭役的人家缴纳助役钱。“免疫法”直到清代，使中国社会一向不再有力役了。
从明至清，国家为了方便征收赋税，都使用黄册和鱼鳞册这两种重要的册籍。黄册用于登记户口，鱼鳞册用于登记田亩。明朝实行“一条鞭法”，把民间差役杂项，一并归入田赋项下，计亩征银，以求手续之简便。但是一条鞭法也历时不久便紊乱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朝廷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使得丁银总量固定化，为摊丁人亩提供了条件。雍正元年开始推行摊丁人亩的改革，田地多的农户摊到的丁银较多，田地少的农户摊到的丁银较少。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完成了人丁向土地的转移，长期存在的人头税在法律上消失。粗略来看，土地赋税制度与各朝代对应关系如表3所示。
二、古代乡村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
(一)皇权与绅权相结合
在经济自给自足的中国社会，地方治理表现出中央权力当局和地方自治社区相结合、皇权与绅权相结合的特点。笔者认为中国权力的运行并不仅仅像费孝通先生在《中国士绅》中所说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轨政治”，而应该是“双循环政治”与“双轨政治”的结合，并且是以“双循环政治”为主。所谓“双循环政治”是指将社会分为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两个系统，不同权力和权威分别在两个系统内部循环。“双轨政治”是指人们可以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相平行的轨道进入到不同的层级社会系统。在“双循环政治”下表现为皇权在上层社会内部循环，绅权在下层社会发生作用；在“双轨政治”下表现为皇权与绅权的有机结合。
士绅官僚是传统中国政治结构中的关键所在，士绅的维持是靠经济上有土地，政治上做官。按照张仲礼先生的观点“士绅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凡属上述身份者即成为士绅集团成员。”这样士绅集团的外延就非常广泛。取得士绅地位的两大途径是考试和捐纳，除此之外还有恩赐和“荫”，但比较少。士绅阶层按照权势和职责也可以划分为上层和下层两个集团。通过初级考试的生员、捐监生以及其他一些有较低功名的人都属于下层集团；上层集团则由学衔较高的以及拥有官职――但不论其是否有较高的学衔的士绅组成。一般说来，官品以七品为界。对乡村治理产生主要影响的是居住在乡村的下层士绅，但有时也会通过这些下层士绅的私人关系而触及上层士绅甚至皇亲国戚。
士绅在行政官员眼中非常重要，可以与地方官平起平坐。官吏倚重士绅辅助，以方便行政，同时也害怕他们带领民众对政府产生威胁。正如有人所说“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在士绅与州县，既不若农工商贾，势分悬殊，不敢往来”。士绅是一个特权阶层，这一方面表现在法律上，一方面体现在赋税和徭役上。法律保护士绅所享有的势力和威望，士绅犯罪不会上刑，法律同时保护士绅免受百姓的冒犯，如有冒犯，将予以严惩。在纳税方面，士绅能够利用自己的地位偷漏赋税，有的士绅还包揽本地赋税的征收，从中渔利。士绅中的不法行为有时是与乡官里吏相串通的，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谋取经济利益。
然而，士绅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责任。他们负有保护自己亲属和同乡免于受专制权力侵犯的任务，他们进入政府，但不是为了政治权力本身的目标。事实上，即使他们是在政府里做官，典型的官员还是同样作为他亲属和关系户的代表发挥作用。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作为本地的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进行博弈；在社会方面，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在文化方面，他们弘扬儒学，教化乡里，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等；有时还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物。
(二)皇权与族权相结合
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社会，因此乡村治理又表现出皇权与族权相结合的特点。上自秦汉，下至清末都能找到乡里组织与宗族组织结合的记载。同一宗族，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宗族之间互非常强。一个家族要起作用就必须有一些共同的财产，利用这些财产，可
以资助年轻人的教育。以便他们有机会进入学者阶层，做大官，保护他们亲属的利益。这种财产的来源一般是“本族子孙仕官者或殷富者”捐田，作为族田。另外，这些财产还有周济族内穷苦和赈灾之用。
与家族关系紧密相连的主要有土地关系和姻亲关系。为了保存本族的地位，家族组织有权禁止族人对外人的任何土地买卖，以保存土地的持续拥有。土地交易的个人契约，除非有卖主家族代表的签字，否则便是无效的。为了使家族立于不败之地，婚姻也是家族控制的一个方面，结婚对象主要看对方的门第，婚姻应该成为家族联盟的一种手段。
在一个家族内部，设有族长，立有族规。族长是一个家族的代言人和控制者，享有一定的特权，为了宗族利益，对内可以依照宗族家规处理宗族内部的纠纷，惩罚伤风败俗破坏家规者；对外可以代表整个宗族与其他宗族或官府进行交涉。由于宗族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安定相一致，因此，宗族势力往往得到皇权的认可，乡官里吏在催征钱粮时往往需要族长的配合，有时则表现为宗族家长直接担任乡官里吏，使行政组织与宗族组织合而为一。
三、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
从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要素可以看出，乡村行政建制、官员选拔制度制度、土地赋税制度的变化在时间上并不完全一致。但是，综合考虑这三种因素，对比表1、2、3，可以把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治理大致划分为三种治理模式：官方主导的乡村治理模式；官绅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士绅主导的乡村治理模式。
(一)官方主导的乡村治理模式
中国传统社会，自秦始皇建立郡县制以来，王朝就垄断了国家权力，并通过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系统和严格统一的法律制度，控制着整个社会。如果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可以将这种垄断了国家权力的皇权分为治权和法权两个方面。治权是以国家权力机构为内容的权力体系，而法权则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规则体系。从理论上来说，封建王朝的治权和法权是统一的，但是就具体的封建王朝而言，治权和法权则表现为一定的区分。
秦朝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由皇帝直接统治全国所有的郡县，直至乡村。在行政体制上，废除了西周的诸侯国制，改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在地方建立直属中央的郡县两级行政区划，在一县的基层分成若干乡，乡下有里。在县以下还有亭一级组织，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地方行政组织。因此这一时期的乡里制度又被称为“乡亭制”。乡官主要有三老、啬夫、游缴、乡佐；里吏主要有里正、父老、什长、伍长等。从皇权表现形态而言，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深入到了乡政，啬夫是乡的主要行政长官，由其掌一乡之事，负责赋役征派和狱讼；法权则普及亭里，亭长和游缴属于外部官吏系统，直属于县功曹的属吏，负有乡里治安管理和督促皇权实施的义务。三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乡官，但是由于它是由年龄五十岁以上德高望重、为民表率者担任，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所以人们往往把它比作官吏。三老的职责在于推行教化、表率乡里。由于秦朝废除“井田制”实行“名田制”，名籍制度就成了乡村治理的重要补充形式。名籍制就是将全国人口以五家为单位进行编户，将户籍管理与乡里什伍之制结合起来。户籍记载了年纪、土地等内容成为官府控制人民的一项根本制度。
刘邦建立汉朝后，汉承秦制，继承并维护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地方行政系统郡、县、乡、亭、里。这种设置及其性质与秦相差无几，只是乡民的组织化程度更为系统和严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承袭秦汉，实行乡亭里制；另一方面则仿《周礼》实行邻、间、党制或里、党制。汉末，国家长期分裂，战乱不止，人们为了自保聚居一起修筑高墙、挖掘深沟，自给自足，形成坞壁。坞壁既是自卫组织，又是生产单位。北魏统一北方后，战乱渐少，坞壁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坞壁主便以宗主的名义督护地方，形成“宗主督护制”，实际上是利用地方豪强控制乡村。《通典》卷三《乡党》记载：“后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北魏中期以后，宗主督护制成为强化中央集权、保障国家赋税收入的严重阻碍，北魏孝文帝改革时采用李冲的建议，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邻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三长取代了宗主成为乡村的领导者，主要负责检查户口编造户籍、催督征调征发徭役、并负责乡里一般行政事务。三长制的普及保障了均田制与租调制的实施，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兵丁来源。
(二)官绅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
公元581年，杨坚由隋国公一跃而为隋王，建立隋朝。隋文帝杨坚有着汉族与鲜卑族的混合血统，使他建立的隋帝国具有与先前的汉帝国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隋初地广人稀、人才奇缺，隋文帝创建了文官考试制度为帝国选拔人才；在国民的管理方式上，隋文帝下令州县冒按乡村统治体系检查户口，整顿户籍管理制度。隋代的乡村统治体系是乡、党、里。但是由于隋初国家对户口控制不严，“五百家置乡，使有的乡甚至比县还大。针对五百家置一乡出现的种种弊端虞庆则等提出“废止乡正”。《通典・职官十五》记载“开皇十五年罢州县乡官”，但是之后仍可见到关于乡官的记载，这样看来乡官的废止应该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乡官的废止导致基层行政建制逐渐由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变。
唐代县以下地方基层组织结构为乡、里、邻保，“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贞观十五年废乡长，乡的建制依然存在，作为统计户口和编造户籍的单位。里有里正，从民间富户中遴选，里正为乡村实际管理者，主要负责查核户口，加强对乡民的控制；收授土地，监督农业生产，征敛赋役等。农业是唐代乡村经济的支柱，均田制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易不断扩大，作为商品交换中心的农村集市迅速发展起来。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京城、县、府驻地城区及近郊实行坊与村坊制，这些地方开始与乡村分离，是为后世镇之萌芽。
科举制经过唐朝的发展日臻完善，各人“怀牒自列”到各自的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的考试，这就打开了底层民众进入政权组织的通道，使政府与社会紧密联系。“凭事实讲，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汉制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人亦不能经商，乡举里选系由地方政府察举呈报。现在自由报考之唯一限制，即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而参加科举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出身于农村，加上中国传统的“叶落归根”思想的影响，官僚弟子大都回到农村去，保持了农村人口的较高质量。这一方面抑制了世袭贵族和工商大资本的发展，使社会能够相对平等，另一方面防止了作为乡村治理精英的士绅们的流失。
(三)士绅主导的乡村治理模式
宋朝处于学者常说的“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时期，是中国历史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折点。由于唐
末和五代十国时期藩镇林立、战火不断，大量人口死于战乱。宋初，乡里的编制虽然存在，但由于村落数量减少，原来一乡的五个村落现在仅剩下一个或两个村落，如此一来，一乡一里、乡里合一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开宝七年(974年)宋政府“废乡分为管，置户长主纳赋，耆长主盗贼词讼”。即废除原来的乡级设置，将原来的乡分成若干管，管成为乡村基层组织单位。科举制度在宋朝达到了它的顶峰，然而宋代官僚政治却带来了冗官、冗兵和冗费。为了加强兵政和增加财赋收入，王安石变法推行了“保甲制”，“始连比其民以相保任。乃招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心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财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保甲制是一种“兵民合一”的制度，以家连保、以丁连兵、大户掌事。变法失败后，保甲制并没有废止，直到宋朝灭亡，保甲制一直都在乡村基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辽、金、元在本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按民族习惯进行管理，而在汉族地区实行的乡里制度与宋朝的保甲制有所差异。汉代是中国古代乡里制度最为辉煌的时期，其基本精神之一即是重视用“王道”来治理乡里社会，百姓与乡里组织领袖容易建立良好的关系。而金代乡里制度有其重要特点，就是用“霸道”治民。随着朝代更迭，乡里制度越来越重视对百姓的控制。元朝建立以后，最初承袭金制，以里正、主首管理乡村事物。至元七年颁布里社法令，始在北方各地农村推行“村社制”，后逐渐在全国推行。但是村社制并不是独立于里甲制的一套系统，而只是元代里甲制的一个组成部分，里正、主首主管催办税粮，社长主劝课农桑。因为社具有民间组织的互，更易于管理民众，其地位越来越高，以致人们往往以村社制代表元代的乡村基层组织。
明朝建立初期，面临元末以来人口流亡，户籍失修的混乱局面，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明承元制并稍作修改，在县以下设乡、都、图(里)。各地乡村基层组织的建置有所差异，有的叫都图，有的称都保，还有些地方两者共同使用。都图和都保的区别实质上是“黄册”与“鱼鳞册”的区别。黄册是登记户口的，鱼鳞册是登记田亩的，而都图是以户口来划分的，都保则是以田亩划分的。到洪武十四年，为了改革徭役不均的状况，明朝以登记户口的黄册为主正式实行黄册里甲制。由于是以户口为依据，黄册里甲制方便了赋税的征派。为了保证赋税征收，明朝还专门设立粮长负责催征、经收和解运税粮，被称作“粮长制”。在乡里依然设置里长和甲首负责本地的行政事务，但是他们并没有报酬，只是一种荣誉，已经完全转向职役制。弘治以后，黄册废弛，黄册里甲制衰落。万历年间，张居正主持改革，对全国土地进行丈量，推行“一条鞭法”，把民间差役杂项，一并归人田赋项下，只征收征收地银和丁银两项，地银按土地摊派，丁银按人头摊派。
清代乡村基层组织是里甲制与保甲制并存，在清前期里甲制比较重要。康熙五十一年，朝廷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为摊丁人亩提供了有利条件。雍正元年推行摊丁人亩，赋税征收以土地为依据，人口因素受到忽视，保甲制逐渐取代了里甲制度。保甲是以村民居住地为基础，按一定规则组织起来的治安组织，甲头和保长由庄内村民担任，负责乡村教化、维护治安、承办公务和赈灾救荒等事务。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然而县政作为清王朝最基层政权却保持着相对稳定状态，国家行政权力的边陲是县级，县级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绅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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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制度篇9
关键词：乡村治理；善治理念；美丽乡村；城乡统筹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075-02
一、善治是乡村治理的基本趋势
治理（Governance）主要用于与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进行了全面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我国学者则从不同角度分析治理和乡村治理的内涵，徐勇认为“乡村治理是通过公共权力配置与运作，对村域社会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从而达到一定目的的政治活动”[2]；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活动”[3]。可见，对社会的公共治理目标是能够使公众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发展决策，保障公众政治自由和参与决策权利的政治意愿，“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4]。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善治”（GoodGovernance）成为实现治理目标的重要范畴。“善治”就是良好的社会治理，它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是国家与公民社会良好合作的一种新颖关系，善治“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和二者关系的最佳状态”[5]。
乡村善治就是通过治理农村社区以实现农村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动态管理过程。善治理论提示我们乡村治理的根本改善有赖于形成乡镇政权和公民社会合作共治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多中心治理体系，善治理念是改善乡村治理的必然选择[6]。首先，善治理念所提倡的多中心理念，为我国乡村治理中各种组织性因素提供了完善其组织和人事的基本准则。其次，善治理论有助于实现我国乡村治理改革模式由国家权力本位型向公民权利本位型的转化。再次，善治理念所提倡的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理念，有利于“信任”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和合作型治理精神和文化的培养。善治的网络治理理念有助于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尤其是政府之外的主体在改善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二、乡村善治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乡统筹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城乡统筹是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为目标，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平等、和谐、协调发展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7]。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就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统筹发展的有序转变。因此，城乡统筹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正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统筹发展的过程与手段，而城乡一体化是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的实现状态，是统筹发展的价值目标。
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的具体内容包括城乡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与城乡居民生活均等化。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缩小城乡公共事业发展差距和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等战略举措正是围绕城乡一体化的具体目标实现而展开的，这与乡村善治的推进也是密不可分的。
（一）城乡经济一体化是城乡统筹的基本要求
城乡经济一体化可以构建更大的区域统一体和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城乡经济一体化需要通过有效的乡村治理解决农村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与农村土地有效利用的根本性问题。城乡统筹发展要求协调城乡资源配置关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8]。乡村善治的基本目标是充分发挥乡村自治的基本功能，完善农民集体组织的运行和决策机制，实现土地要素功能的一体化、土地要素地位的均等化与土地要素流动的自由化。
（二）社会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延伸
实现城市与农村的融合和平等化，通过实行城乡空间结构优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实施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等措施实现城乡地位平等和城乡共同繁荣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统筹是对区域经济系统中城市与乡村两个共生单元的综合考虑、相互兼顾，以保持二者协调、持续发展”[9]。因此，未来的乡村治理应当围绕农村社区形态的转变，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社会化职能，为农村居民融入城乡一体化进程提供综合平台。
（三）城乡居民生活均等化是城乡统筹的最终目标
城乡居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统筹城乡发展正是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民社会保障、增加农民权益等手段实现城乡和谐发展。一方面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为城乡居民提供均等化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实现农民的市民化，通过农村人口的城镇化以及农村人口待遇的普遍提高向市民转变。未来的乡村治理应当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以保护农民权利特别是土地权利为核心，使农民能够以土地的权益来分享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成果，并建立保障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生存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善治的内在品质
乡村治理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涉及国家的权力建构，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乡村善治作为一种目标追求实施起来，在现实中仍存在着种种问题或困境。如何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对当前的农村治理模式进行调整和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美丽乡村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工程、新载体，是统筹城乡发展实践的又一重大创新。美丽乡村建设应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主线，以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核心，着力构建有利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永续发展的农村产业结构形式、农村建设管理模式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美丽乡村是实现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核心内容，美丽中国战略是在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时期提出的，“体现了中国现阶段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的转变，是中国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手段”[10]。在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需要积极贯彻“善治”的乡村治理理念，以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区和谐，而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密切联系的。
1.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统筹性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首先应将新农村建设放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格局中来谋划部署、统筹推进。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具体实施途径，“美丽中国”是一个集合和动态的概念，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的中国实践，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美丽中国的基础和保障[11]。美丽乡村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城乡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生态富民与绿色乡村的基本目标。
2.以人为本理念下的主体性参与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它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合理利益与个性发展[12]。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需要培养村民的主体性意识，鼓励和保障农民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这种参与应该是有序化的制度性参与。村民的主体性参与也符合直接性参与民主政治的治理理念，强调公民对公共行政和政治生活的直接参与，有利于激活公民精神和培养现代公民，是政治和行政民主最充分的体现。因此，村民的主动性和直接下的政治参与是乡村治理的重点，包括制度化参与和而非制度化参与都有利于提高村民自治的程度。
3.公平法治理念下的和谐性构建
公平和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障，乡村法治和公平是解决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重要保证。善治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基于民主和法律的治理，亦即民主治理和依法治理，将管理社会事务和保护公民自由等都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公平法治的治理理念是为了构建真正的乡村和谐，包括村民之间、村民与集体之间，以及村集体与乡镇之间协调合作的社会关系。乡村善治的实现要求在乡村治理主体上、乡村权力流向上和空间上的多中心，要求变单一的自上而下权力流向为上下左右互动的多元权力流向。通过对乡村和谐社会构建，能够促进乡村治理主体间对公共权威的高度认同和相互合作，增进公平与效率，因此完善我国乡村治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乡村治理机制创新是乡村治理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学者们一直所讨论的话题。美丽乡村建设不能局限于乡村的自我完善，而是应当顺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完善多元、自治、有效的乡村治理机制。传统的乡村治理是由政府主导下的治理模式，即所谓的“乡政村治”，但这种制度设计和实践中带有浓郁计划经济色彩的治理方式，正被市场经济催生出的多元治理模式所打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由于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利益需求的多样化，嵌入市场因素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乡村治理的趋势和必然。我国乡村治理应当适应多元化中心的趋势，充分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功能，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转变职能，通过制度性安排来构建平等自主、具有活力的多元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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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制度篇10
一、我县乡村治理的现状分析
我县辖24个乡镇，182个行政村和6个社区，户籍总人口41万余人，其中城镇人口10万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农村改革进程深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当前我县乡村治理机制不断完善，社会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增强。在建立推行民主法治、优化治理主体结构、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均有明显进展。
（一）基层组织建设持续夯实
1、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全部完成，“两中心一所一大队”实现编制、人员、财务全部划归乡镇管理，解决乡镇公共事务管理的权责对应问题；2、村级党建标准化建设持续提升。2018年村两委换届，全县182个行政村和6个社区党组织、村委会及村务监督委员会、团、妇、兵等配套组织齐全，书记主任一身兼比例达到57.4%以上，村两委年龄、文化程度等结构持续优化，基本实现了大学生村级后备干部全覆盖；3、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实现全面上台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人民调解室、道德讲堂等均实现标准化配备；4、村级优秀带头人不断涌现，“双十佳”评选选拔机制稳步推进。
（二）基层民主活力显著增强
1、全县各村坚持“四议两公开”制度，保证群众对村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升村民参与村务管理积极主动性；2、规范建立村级财务监督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和“阳光村务”；3、各村均成立了“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等“四会”组织，让群众推选自己的代表参与管理服务。
（三）群众法治意识得到提升
1、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司法资源和党政资源，乡、村两级均构建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等多元纠纷化解体系；2、“七五”普法取得较好成效，群众法治意识得到增强，特别是在护林防火、生态保护等方面法制意识提升较快；3、扫黑除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群众安全感和对政法工作满意度综合指数和排名不断提升。全县共打掉黑恶势力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89人。
（四）德治氛围日渐浓厚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特别注重从“娃娃抓起”；2、乡风文明建设开始启动，通过采取乡贤论、榜上亮、群众评，每月评选“文明户”、“身边好人”、“道德模范”“好媳妇好婆婆”等；3、“道德讲堂”全面铺开，结合“扶贫夜校”等弘扬慈孝和睦、诚实守信等传统文化，提升群众道德素质；4、村规民约均已建立，部分取得良好效果，如我县天堂镇城东社区查湾组早在三年前就用共同约定禁限放烟花爆竹且一直共同遵守。
二、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城乡统筹发展、市场经济、社会自组织发展的日益活跃，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快流动，社会利益关系协调难度加大，原有社会规范和管理手段逐渐弱化。尽管乡村治理能力水平得到整体提升，呈现向好发展态势，但是也面临一些亟待破解的问题：
（一）村民自治能力不强
1、部分村级党组织出现软弱涣散情况，全县摸底越有11个“软弱涣散”村，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来实施村民自治；2、部分村村委会班子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能力不足，不能很好调动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主动性；3、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占大多数，特别是边远山村出现了“空心村”现象，在家“三留守”人员参与自治意识不强，能力不足；4、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优不快，大部分村除了光伏之外，很难找到集体经济增收途径，距离县委提出的“351”目标仍有差距。
（二）治理主体法治意识不够
1、乡村治理主体运用法制思维和法治方式不够熟练，乡镇依法行政能力有待加强，村级熟人社会、人情社会仍然存在；2、针对外出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口的法制宣传存在空白，没有做到全覆盖、高频率，宣传手段以传统散发传单、以案说法、会议宣传为主，缺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一些村民法制观念淡薄，陷入“套路贷”网络骗局，影响社会稳定；3、信访机制存在漏洞，少数群众“信访不信法”、“以访代法”等观念仍然存在，通过信访渠道反映问题的意愿强烈，不愿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4、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仍不够深入、及时、有效,有的地方潜在的矛盾纠纷隐患，例如两性情感纠纷等，难以及时发现，发现后不能及时有效化解，存在较大稳定风险。
（三）基层德治缺乏有效手段
1、农村普遍存在传统道德观念淡化现象，受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影响，上慈下孝、勤劳致富、邻里和睦、耕读传家等家德家风传承出现断裂，不愿意赡养父母、懒惰散漫、不服从管理等现行均较为常见；2、乡村存在诚信缺失问题，少数群众不愿履行公共义务，对修路、水利等公共设施建设不愿筹资筹劳，欠钱欠款不愿偿还，特别体现在贫困户不积极主动偿还扶贫小额贷款，逾期率逐渐上升，影响较大；3、村规民约执行缺乏有效监督，对不遵守执行的村民，尽管写了惩罚性条款，但是缺乏较真碰硬的执行主体和强制措施；4、道德评议会的影响力有限，部分乡贤、“五老”等道德评议会组成人员因为多种原因参加道德评议的积极主动性不够，有的有怕得罪人的思想，导致评议流于形式，扬善惩恶的作用没有发挥到位。
（四）治理体系运行不畅
1、基层党委、政府还没有实现从“社会管理”到“乡村治理”的根本转变，治理方式单一、被动，主要依赖于行政命令和国家强制力， 疲于应付和解决具体问题，缺乏源头性、长效化的治理机制和措施，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运行协调性不高；2、村级治理手段有限，村两委工作有行政化倾向，不适应新时代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快速流动趋势，主要依靠行政推动、口头调解等传统手段，在掌握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治理方法和治理手段方面先天不足；3、普通党员、村民组长、村民代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年龄普遍老化，加上待遇不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找不到人当组长现象，在发动群众、引导群众参与自治管理服务最后一米上出现“空档”。
（五）乡土人才留不住
1、城市人才虹吸效应明显，农村产业发展提升与需要匹配的专业技术型人才已经形成剪刀差,年轻人不愿意到乡、村工作,来了也留不住人,基层农技队伍知识严重老化,年龄结构、专业结构、梯次结构不合理现象普遍,推广新技术的人才尤其缺乏；2、村两委年龄结构虽有改善，但是由于工资待遇相对不高，村干队伍留不住年轻人的现象仍普遍存在；3、农业产业化带头人、农业专业合作社带头人、农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严重缺乏。
三、乡村治理的对策建议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做到“德治、法治、自治”相融合，是适应形势变化、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一）构筑乡村治理基础
1、要强化村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加强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健全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村级团支部、妇女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一核多元”乡村治理架构，加强和改进对农村自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群团组织的领导，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转变成乡村治理的制度优势；2、加强乡村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大从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选派优秀人才担任村党组织第一书记的力度。进一步提高村干部的待遇水平和工作保障，逐步实现与外出务工平均收入基本相当，调动其工作积极性；3、提高民主协商治理能力，善于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方式推进乡村治理。
（二）创新乡村治理机制
1、深化细化压实“网格党小组+”治理服务机制，将行政村化分为若干个网格，乡村党员干部全部进网格，在每个网格成立以先进党员代表任组长、其他党员为成员的党小组，建立“村两委成员+乡网格干部+党员+乡贤+群众”联动体系，把乡村治理中所有人的因素联动、带动起来，延伸服务群众解决问题最后一米；2、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道德讲堂+扶贫夜校+乡村振兴连心讲堂”等思想政治宣传新平台，在村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把党员干部、乡贤五老、发展能手组织整合起来，常态化深入群众及时学习宣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四中全会精神，把扶贫政策、慈孝文化、技能培训等送到百姓庭院、田间地头；3、真正发动群众参与村民自治，提高村民参与自治的能力。在村党支部引领下，通过宣传、发动、引导群众遵守村规民约，参加“四会”，拓宽党员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让村民一道对村里要办的大事、要解决的难事、影响和谐稳定的矛盾纠纷等进行讨论解决，包括低保评定、乡村建设、产业发展、收益分配、邻里纠纷等，让村民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把合理的建议提出来，把心里的怨气释放出来，提高广大群众脱贫致富、建设家园、振兴乡村的积极性，最终实现邻里和睦、农村稳定、产业发展。
（三）推进乡村法治建设
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乡村治理中，自治是基础，法治是前提，德治是支撑。法治是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之举，自治和德治都要以法治为前提基础，通过法治加以引导、规范和保障。1、紧密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按照“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要求，坚决扫除“村霸”、宗族恶势力、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净化、优化农村发展环境；2、充分运用综合治理手段，建立村级法律顾问制度。加强对乡村治理的法治指导，确保乡村事务依法妥善处理，自治章程、议事规则，村规民约等自治行为在法律规定内依法运行。探索将文明创建、环境整治、移风易俗、诚信文化等涉及公共事务的管理纳入地方规章框架；3、进一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选择村民集中回村的重要时间节点，通过以案说法、法治讲座、法律援助进农村等多种形式，扎实开展法律进乡村宣传教育，加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涉农法律法规在广大农村的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引导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4、运用法治治理成果，建立农村诚信体系，对违规违法的村民建立约束限制机制，树立违法行为除了接受法律惩罚外，在生产生活其他方面受限制的鲜明导向。
（四）提升乡村德治建设
1、加大农村道德建设的宣传力度。抓住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利契机，主动顺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文明发展趋势，因地制宜探索可行性强的措施、机制。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和村庄文化，提高农民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农村社会文明程度。2、搭建道德建设的平台。给予“乡贤”和道德评议人员相应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建立健全道德评议机制，通过举办道德讲堂、开展道德评议和德孝主题文化等活动，形成良好道德风尚。促进乡贤、道德模范等评议主体在乡村矛盾纠纷化解、公共服务开展和公益事业建设中的作用；3、组织群众参加红白理事会，弘扬科学精神和时代新风，抵制封建迷信和腐朽落后文化对农村、农民的侵蚀，引导群众抵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引领基层文明新风。4、创新德治成果的运用，例如可否在村级建立家庭道德档案，在征兵、升学、报考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察考核中把家庭道德档案作为参考依据，形成村民遵守道德、敬畏道德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