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制度篇1
合作社制度是指包括体现合作社性质、宗旨、目的、价值的合作社原则以及合作社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在内的规则体系。研究农业合作组织制度创新应以研究合作社制度的历史变迁为切入点。
（一）合作社的历史发展。合作社在各国的发展进程虽不尽相同，但就世界范围内，以合作社原则发展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等因素为主线，可分为五个阶段：史前期：1844年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社———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诞生前。该阶段的合作社从今天所研究的合作社制度内涵角度讲都不具有典型性，可称为史前期。初创期：从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产生至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创建。该阶段合作社大量涌现，消费、生产、信用、农业合作社在这一时期均已形成。各国有关合作社的最初立法基本完成。发展期：从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成立加强了各国合作社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各国政府也开始更为积极地扶持合作社发展。合作社立法大多从综合性合作社法转向了各类专业合作社法。成熟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七十年代。这一阶段，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大规模地开展了合作社运动，合作社原则经过多次修改有了大的发展和完善。各国根据本国特点创建了各类适应本国经济发展的合作社。创新期：从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这一时期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动，既对合作社发展提出了挑战，又为其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条件。发展了合作社若干原则的北美“新一代合作社”就诞生在这一时期，它是合作社制度创新的典型代表。上述简单回顾表明：我们虽在理论上可以把合作社发展的第五阶段称为创新期，但事实上在合作社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实现着创新。创新是生命体的本质内涵。因此，必须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创新问题加以研究。
（二）合作社原则的演变。合作社制度的核心是体现合作社本质与特征的合作社原则。合作社原则是合作社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形式的要素，是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社———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在当时确定了如下原则：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按市价销售商品，收取现金，不赊购赊销；合作社的盈利，按社员购买货物的比例分配给社员；表决权一人一票，不因出资多少而有差异；合作社的资金不靠捐献，而由社员自己出钱入股；遵循公平交易，货真价实，足斤准尺；重视社员教育，提取合作社盈余中的2.5%作为社员教育费用；对政治和宗教保持中立。这些内容成为后来国际合作社联盟制定和修改合作社原则的基础。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把罗虚戴尔合作社的这些原则作为国际合作社联盟办社原则列为联盟章程，史称罗虚戴尔原则。1937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将合作社原则归纳为七条，新增“股本利息应受到限制”。1966年又作了修改，去掉了现金交易和政治宗教中立，增加了“促进合作组织间的国内和国际合作”。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100周年代表大会将合作社原则修改为七条：自愿和社员资格开放；社员民主管理一人一票；社员经济参与；自治和独立；教育、培训和信息；合作社间的合作；关心社区发展。纵观合作社原则的演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当合作社原则由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提出并实践后，一种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新型经济组织———现代合作社诞生了。合作社原则凸显了合作社的本质，成为指导各类合作社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准则；第二，为了回应外部环境的挑战，合作社原则在不断发展变化。这样的变化是为了使合作社既保持自身的性质，又能够更好地生存发展；第三，无论合作社原则如何变化，最能体现合作社本质特征的主要原则没有根本性改变。比如，自愿入社、民主控制、按惠顾额分配盈余、资本报酬有限等。
（三）传统合作社的主要制度缺陷。伴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传统合作社在制度上的缺陷越来越凸显出来。
1、合作社规模不稳。传统合作社社员资格开放原则使得社员进入与退出比较随意，成员的不稳一方面导致合作社规模的不稳，要么生产能力过剩，要么供给能力过剩；另一方面也使社员的责任心不强，对合作社关心不够。这些制约了合作社的发展。
2、合作社融资能力有限。传统合作社所有者与惠顾者（即投资者与利用者）统一的原则将只想投资不想利用合作社的人排除在外，不能很好地吸纳社会资金。社员的经常变动致使合作社的资产也不断变动，这又使合作社获得贷款也变得比较困难。融资能力下降必然导致竞争力下降，发展艰难。
3、合作社产权制度模糊。传统合作社是典型的“人合”，决策一人一票，盈余分配按惠顾额，这两方面都与社员投入资金的多少无关联。且合作社的规模越大，社员个人在合作社财产中的份额就越小又不清晰，这就会产生“搭便车”行为。社员对合作社关心度不够，合作社对社员吸引力不强，合作社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4、合作社专业化管理缺失。传统合作社遵循社员民主管理原则，而合作社成员未必一定是专业素质好的管理人员。
二、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运行现状
从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经历了萌芽、起步和提速三个阶段。其运行现状主要表现为：
（一）加入条件。合作组织的基础是会员。
成为会员的条件与程序直接影响组织的运行。
（1）资格条件。缴纳会费是成员的一项重要义务，部分合作组织成员还必须缴纳股金。无需缴纳会费的也占一定比例。对个体会员的加入一般没有限制，但部分合作组织对法人会员进行限制，规定不能超过某一比例；
（2）加入程序。已经从事相关产品生产的农民，由组织成员或组织领导推荐，即可加入；
（3）退出。大部分合作组织都允许会员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自由退出。会员退出时，对于投入资金的处置情况：撤回、继续持有以及享受分红、必须退还给组织、将股金自由转让给其他成员、不退还股金或组织在此方面没有相关规定。
（二）机构设置。
大部分合作组织建立了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理事长、监事会和具体经营部门，组织机构比较完整；会员（代表）大会由全体会员（代表）组成。监事会和绝大多数理事会都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提名方式主要有生产经营大户提名、理事长提名和海选；会员（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履行组织章程中规定的职责，如选举或罢免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制定和修改章程等等。理事会是合作组织的常设机构。监事会代表大会执行对理事会、经营管理者的监督；投票方式主要为一人一票，也有一股一票、按人投票与按股投票相结合、交易额与股权相结合等方式。一些组织对出资额较多的会员给予附加表决权，但为避免“一股独大”，保障普通社员的决策权利，一般对单个社员表决权占表决权总数的比例进行限制。
（三）资金来源及构成。
（1）没有兴办实体的专业协会（在组织中所占比例较大），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会员缴纳的会费，一些无需缴纳会费的日常支出则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
（2）严格意义上的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社员股，吸收的非社员股较少。一些合作组织对单个会员持股比例有限制，限制的比例彼此不一。此外，领导成员（理事长、理事会成员等）持股相对较大，普通会员的持股量较小。
（四）利益分配机制。
（1）分配方式。收益分配方式主要有：按经过组织销售的产品数量分配、按经由组织销售的产品价值分配、按提供给组织的资金分配、不分配利润（其收入全部用于组织的开支）；
（2）分配项目。盈余分配项目包括：公积金、公益金、风险基金、二次返利和按股分红。能够提取公共积累的组织占一半稍多（各组织提取的比例不等）。二次返利的标准主要有按成员的交易量、交易额、股金等。二次返利的分配范围主要有：在所有与合作组织发生交易的会员和非会员中分配、在全体成员中分配、在持股成员中分配等。上述运行状况表明，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与国际合作社的发展相比，一方面需要加强规范；另一方面需要在入社条件、资金来源、利益分配等方面结合我国实际，推进制度创新，促进组织发展。
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任何组织的制度安排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适时的制度调整和创新不可避免。
（一）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原则。原则是对客观规律的总结和反映，研究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原则，对于指导创新，实现其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现实问题原则。矛盾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矛盾就是问题，就是差距。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在哪些方面取得创新突破，首先取决于它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什么。
2、发展趋势原则。从问题出发是立足当前，创新更要立足长远。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创新必须研究社会经济、农业经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我国农业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即现代工业和现代技术将深入农业和食品工业，农业日益采取工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延伸产业链条，把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与服务，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不同环节连成一体，形成一体化经营。农业合作组织的制度安排必须适应这一变化和要求。
3、事物本质原则。创新是为了发展而不是毁灭。当事物本质发生改变后，一事物就不再是其自身而变成了他事物。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不能改变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属性：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成员民主控制；按惠顾额分配盈余；资本报酬有限等。
（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条件。只有具备相应条件，创新才能实现。就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而言，至少需要三方面的条件：
1、客观层面：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时期，农业拥有了较好的发展条件。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更加重视，提供了较好的政策支持。我国农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这些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客观条件。
2、主观层面：人们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与创新的认识。改革开放30年来，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开拓创新的文化氛围已经具备。但就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而言，人们的认识还不到位，对合作组织本质、作用、前景的认识与判断都还比较模糊，思想上对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创新的重视程度不够，还需要做艰苦的创新宣传教育工作。
3、操作层面：政府的支持与推动。政府已做了许多支持推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与创新的工作，如制定扶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优惠政策，颁布相关法律、出台合作社（示范）章程，等等。但在把优惠政策做实；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政府放手让农民去实践，不追求形式而更注重实效，创造更有利于合作组织发展创新的外部环境方面还有许多细致工作要做。
（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内容
1、社员结构创新。传统农业合作社作为小农的互助组织，其成员由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生产者组成。据此可推断，传统农业合作社的规模比较小，社员来源单一，不利于合作社增强活力，参与竞争。因此，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上应加以变通，扩大包容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不仅农民可以加入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人员也可以加入，允许他们以技术作价出资；自然人可以加入，法人也可以加入，利用它们拥有的技术设备资源或信息资源。当然，为保持农民社员在合作组织中的控制地位（合作社性质），对非农民及法人入社要在所占成员比例或股金比例上做出限制性规定。具体比例应从实际出发，允许彼此有一定的差别。
2、融资机制创新。传统合作社存在融资能力弱的问题，这就需要在合作社融资机制上进行创新。比如，有入股的生产者社员，也可以允许有纯入股的投资者社员；允许一人认购多股，也允许缺乏资金的农民多人认购一股；社员认购股金的方式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实物作价出资；为增加资金的流动性，可以规定经合作社同意，股金在合作社内部社员之间可以转让等等，以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和其他生产要素，扩大自身的融资能力。
3、民主管理创新。传统合作社实行民主管理，一人一票。由于现代农业合作组织社员认购股金数量增大，且彼此不同，这给民主管理原则带来了挑战。严格遵循一人一票原则，实现了公平，但会置投资额于不顾，损害效率。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要求改变单纯按社员人头设置投票权的原则，而要照顾社员持有股金的差异。可以在实行一人一票的同时，允许一人多票或多人一票，但同时对单个社员占总票数的比例做出限制。这样变通，便于协调利益与风险、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既有利于调动持股大户的积极性，又不会改变多数社员对合作组织的控制，保证民主管理。
农业经济制度篇2
摘要：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可以作为一种规则、一种习惯，也可以作为一种组织。制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可以为人提供行为模式、为人的行为提供预期减少不确定性、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研究对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指引和省示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构建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制度，但是以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研究来分析就会发现，该制度具有建构理性主义的色彩，存在制度价值无法得到发挥、制度运行成本较高等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的构建应当尊重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演进理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并尽可能降低制度运行成本。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制度制度价值演进理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DF4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2-0045-09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经于2007年7月1日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系统的规定，是我国第一部合作社法，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标志着中国合作社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该法实施的效果似乎并不十分尽如人意，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不断提高，但农民专业合作社应有的意义和价值似乎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利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财政扶持及优惠政策的挂牌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之，乡镇领导为了完成任务或争取政策支持、刻意追求农民合作社建设分布范围上的广泛和数量的大幅度提升而强行组织“催生”出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有之；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度不高，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运行不规范，管理随意性大，民主参与程度低，资产管理混乱更是普遍现象；组织规模小、服务内容单一，忽视互助合作的本质，局限于解决农民“卖难”问题的现象也相当突出。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的宗旨、治理结构、收益分配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却被扭曲和虚化，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制度以外的问题，如何使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好地嵌入我国的农业生产领域，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既符合中国农村的经济风土，又吻合市场经济的时代脉搏，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经典阐释
制度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政治学研究政治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法学研究法律制度，伦理学研究伦理道德（非正式制度）。从宏观上讲，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法律制度，在制度经济学①看来都属于制度范畴。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是由《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确立的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一种制度，属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制度范畴。
（一）制度及制度类型
在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有多种分类，其中主要的分类是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也称为正式规则或正式约束，指人们主要是公共权威机构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等制度形态；非正式制度也称为非正式规则或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观、道德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这种分类主要来自于经济学家诺斯，他认为：“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人们自觉发现并加以规范化和一系列带有强制性的规则。正规规则包括政治（及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这些规则可以作如下排序：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确的细则，最终到确定制约单个合同，从一般规则到特定的说明书。非正式制度包括行为准则、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和惯例等，它构成了一个社会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延伸、阐释或修正，它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准则。”②正式制度一般是有形的、成文的，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量得以施行，在国家层面上，法律是正式制度的典型代表；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是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拓展、修正、说明和支持。非正式制度的建立早于正式制度，具有持久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非正式制度具有较强的心理意义和文化意义，心理意义表现在对人的行为动机、理由、意图、态度具有引导性；文化的意义表现在对惯例、价值、规范的文化传承。
（二）制度的生成与演进
制度的生成与演进，在经济学上也称为制度的变迁，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对制度生成与演进的机制和理路进行研究，有助于发现和理解历史不断进步的路径和原因。在经济学的当代制度分析史上，对于制度生成与演进的进路，美国经济学家安德鲁·肖特在其《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中进行了归纳，他辨识出了经济学说史上对制度产生机制认识上的两种进路：一种是亚当·斯密—门格尔的演化生成论传统，另一种是康芒斯的“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制度设计论传统。前一种传统在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以及诺齐克（Robertnozick）的“最小国家理论”中得以集大成；而后一种传统则在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如赫维茨（LeonidHurwicz）的激励经济学的机制设计理论，布坎南（JamesBuchanan）的以“同意的计算”为核心的宪政理论，甚至像舒贝克（martinShubik）这样的博弈论大师的数理制度理论中隐含地承传下来。③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可以分别概括为：一是演进理性主义，门格尔、哈耶克是其中的代表；二是建构理性主义，康芒斯、诺斯是其中的代表。演进理性主义认为，制度是不可人为设计的，制度只能产生于行为主体实现自我利益的过程中，而不能产生于某些人或组织的设计，如哈耶克认为，人类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类得以繁荣稳定就在于对于一种抽象规则的遵从，这种规则“恰恰是因人们的理性不足而人们又要把握错综复杂之现实的详尽细节渐渐学会而使用的一项工具”。④而建构理性主义传统所坚持的命题之一是：人生而具有智识和道德的禀赋，这种禀赋能够使人们根据审慎的思考而型构文明。诺斯传承了从笛卡尔、卢梭和马克思所遗传下来的建构理性主义路径取向，并提出：“制度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制度演进着，亦为人们所改变”，⑤“制度是为人类设计的、构造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是人类设计出来的型塑人们互动行为的一系列约束”。⑥如此看来，建构理性主义带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演进理性主义则体现了强烈的自发秩序意识。
（三）制度的价值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认为，“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制度将影响到资源配置效率；市场失败是存在的，但解决的关键在于制度安排；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不是传统上认为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制度在经济运行中具有内生性与稀缺性，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⑦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制度价值主要表现为：
农业经济制度篇3
关键词:制度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制度变迁
abstract:institutionalinnovationisthechangeinexternalledtotheformationofpotentialprofits.whenexternalities，economiesofscale，riskandtransactioncostscan′tinternalizedthepotentialincreaseinincome，theinnovationofnewsystemoccurs.thepaperputsforwardthatagriculturalindustrializationmanagementisaninevitablechoiceforagriculturalsystemchangebyanalyzingmarketoperatingenvironmentandtransactioncostofdispersedsmall-scalefarmersbasedoninstitutionaleconomics.
Keywords:institutionalinnovation;agriculturalindustrializationmanagement;changesinagriculturalsystems
制度经济学认为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费用所引起收入的潜在增加不能内在化时，一种新制度的创新可能获取这些潜在收入的增加。所以，制度创新是由于外在性的变化促成了“潜在利润”的形成，但是对于规模经济的要求，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等使这些“潜在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内实现，原有制度安排下的组织或利益群体要克服这些障碍，就会寻找新的制度创新，以带来潜在的收益或减少成本。这里试图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分析我国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市场环境与交易成本，提出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必然选择。
一、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土地“大包干”，由此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制度变迁的最大功绩在于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农村改革发展30年实践证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外部利润的产生是由于现有的制度安排不能将外部性、规模经济、不确定性等因素所带来的收入潜在增加内部化。因此，制度变迁就是“外部利润”内部化的过程，促进制度变迁的诱因是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从全国整体上看，今日中国的农业既不是完全的传统农业，也够不上完全的现代化农业，而是处于向现代化农业向的迈进之中。农户的商品量小，搜寻信息的手段落后，信息搜寻的机会成本变得更高，农户决策的趋同性和分散性造成难以满足市场均衡供给的需要。作为农村经济组织的独立生产经营者，农户不仅要承担自然风险、政策风险和技术风险，还要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由于农产品的流通主要集中于分散的城乡集市贸易，客观上造成了市场分割。农民对市场信息的滞后使农产品的短缺和过剩交替出现。在这一特定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户的剩余产品少、商品率低、外生交易费用大。因此，农业生产与农产品供给的分散性，决定了农资的垄断性定价与农产品竞争性定价的差额，只能由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户承担。
众所周知，农村改革的突破是从调整土地政策入手的，并逐步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是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赋予其出租、抵押、转让和继承的权利。第一，家庭联产承包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农户在满足自家生活的需要、完成国家任务之后，只有少量的剩余产品进入市场交换，资本积累能力较弱;第二，受宏观制度条件的制约，农户无法通过兼并扩张实现规模经营，不仅阻碍了农业现代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使用，而且原有的农业生产制度在降低转化成本的能力上已达到该制度所允许的边界:由于受土地不可流转和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大量的农村经济依然是农户经济，农业土地规模经济小，农户人均耕地日益减少，边际生产力递减。由于规模经济程度非常低，制约了土地集中使用。
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实现了历史性巨变，建立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土地承包权长期化，并赋予其出租、抵押、转让和继承的权利，明确要求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确立农民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地位，使土地承包权更趋近于成为一项清晰完整的现代产权。我们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决定》的内在实质，坚决贯彻“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基本政策，积极探索农村制度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体制机制，以制度建设和创新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不断深化。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制度潜力在于:第一，实现农业规模效应。通过合理组织、分工协作和专业化的生产，带来了农业和其共同体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行业联合带来行业规模效益;通过区域集聚带来区域规模经济。第二，缓解市场风险。通过产业化经营组织中的“龙头”或内部市场组织(中介组织)，化解市场风险，引导农户有序地进入市场。这些组织能够有效地应付市场的不完全性、信息非对称性和信息偏差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种解决方法也叫做“市场机制的内部化”。第三，降低交易费用。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生产、加工、销售的结合，减少了中间环节和利益流失，相应的组织管理费用有所下降，而且农户从对市场交易变为对公司交易，交易效率提高，节约了交易费用。所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否定，而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之上的深化和发展，是通过发挥农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优势，弥补家庭经营内部规模不经济的缺陷。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分析
根据参与主体的构成和与农户连结紧密程度，农业产业化经营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1.“农业加工企业+农业生产企业”，这是我国较为重要的一种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我国各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兴建了一批菜篮子工程基地，它们在有关部门的行政协调下，以骨干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为龙头，联合同类型的其它企业，并与相关的上下游企业联合，形成了一批“农业加工企业+农业生产企业”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2.“公司+农户”。公司和农户通过彼此间的资金支持、技术服务、生产资料的供应和产品的销售等环节，实现系统内“非市场安排”，降低了各方的交易成本，使各参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这种经营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广大农户进入市场的风险问题。面对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市场，公司和农户紧密连在一起，既可以发挥整体优势，又可以较合理地保证和实现各参与主体间经济利益。
3.农民自我兴办的专业合作组织。这种经营模式在自愿的前提下，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农民市场竞争力为目标，以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生产、供销、加工等互相合作和服务的经济组织。建立这种组织农民可以解决自身直接进入市场须支付昂贵的交易费用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农民合作组织是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的一个有效途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选择合作社作为与工商业资本抗衡，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经营模式，合作社在农业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广大农民联合自组性组织，组织农民共同进入社会化大市场，将市场关系内部化，形成合作制机制，有效地调节和实现成员之间的合法权益，合理分享市场交易利益，比其他组织更为直接，更为农民所依赖。
三、农业产业化运行机制分析
1.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分配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系统中最核心的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和实施:一是在产供销经营层面上形成了经济利益共同体，另一个是在产权层面上形成经济共同体，利益机制通过分配方式来实现。现行的利益分配方式有:(1)“龙头”企业按合同保持纯收购签约农户的产品，农户至少可以获得15%-20%的利益;(2)实行股份制的按股分红;(3)利润返还和让利于农户;(4)企业与农户有租赁关系的，以租金方式付给租让其承包地农户;(5)“龙头”企业多实行工资制，企业按职工工种、技术水平等指标付给工资，对成绩突出的发一定奖金。目前，我国多数地方的农业产业化的利益分配机制与农民致富的迫切要求不相适应，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根本目的不相适应，还处于一种随意性、非规范性比较突出的阶段。这是一些地方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不快，质量不高，企业关系不顺，甚至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2.约束机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约束机制有如下五种:(1)市场约束机制。在农业产业一体化试办时期，“龙头”凭靠自己的信誉和传统的产销关系其贸易随行就市。(2)系统内“非市场安排”。“龙头”对农户的资金扶持、无偿低偿服务。以低价赊销生产资料，按保护价收购农户产品。(3)契约约束机制。它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普遍采用的主要方式。“龙头”企业与基地和农户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产销合同，明确规定各方的责权利，以契约关系为纽带，进入市场。产销合同可以防止生产的盲目性，保证供需平衡，是普遍适用的产销制度。(4)股份合作约束机制。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中，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农户之间实行股份合作制，形成新的资产关系。(5)租赁约束机制。
3.引导机制。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项系统性的战略工程，需要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培育与引导。所以，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着力构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引导机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引导机制本身是一个有机的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主导产业的培育上引导。在主导产业的培育上，政府部门应利用经济、法律、行政相结合的多种杠杆，通过利益的诱导，促使农业开发企业和农户集成主导产业的培育主体。
二是从龙头企业的发展上引导。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龙头企业的培育必须坚持“高位运作，多元投入，促强扩优、制度创新”的发展思路。“高位运作”，就是新建企业的运作和扩建改造企业要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真正起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带头羊”作用。“多元投入”，就是要打破行业、地域和所有制界限，坚持乡办、村办、个体私营一起上，并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采取多种形式投资开发农业和建设农产品基地。“促强扩优”，就是谁有能力当龙头，谁有潜力当龙头，就重点发展谁，促使其壮大、扩张。“制度创新”，就是利用资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以低成本或重组形成新型的农业产业化主体。
三是从合作经济组织的突破上引导。合作经济组织是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组织形式。目前不少地区的实践表明，要在不动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坚持自愿、互利、民主、服务的原则，组织农民参与兴办各种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
四是从农业科技进步上引导。从科技进步上引导农业企业，使产业的回报率较高，企业积极性越高，成果推广越快，引起的社会效益也越大，企业对科研推广的投资就越多，政府就能集中精力办该办的事。
五是从金融杠杆的着力点上引导。这主要是指农业银行应该按照“效益优先、因地制宜、规模经营、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充分进行市场调查和掌握足够的产业政策信息的基础上，选准选好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金融杠杆的支点。从金融上大力支持一批交易规模大、功能齐全的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发挥其对区域乃至全国的农业生产经营的市场引导和带动作用。
五、对策建议
1.组建农业企业集团。各地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大部分仍是国有、集体的农业生产企业，而不是以农户为主的基本生产单位。他们与农户一样面临着规模经济不明显、交易费用大、风险过度集中的问题。一批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经营困难，而另一些企业形成优势，急于吸纳新的生产要素，扩大发展。对此，最经济的途径是打破条块分割的多头行政管理体制，以骨干企业为主体，运用联合、合并、收购、兼并等资本运作方式，把各个企业围绕优势产业进行联合，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组建成农业企业集团，实行以产权为纽带的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
2.大力发展“公司+中介组织+农户”模式，以“公司+中介组织+农户”模式代替“公司+农户”模式是近几年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一种新的趋向。主要是克服这种中介组织的纯商业性质，代表农民利益。即应发展以为农户服务为第一目的的农民合作组织，形成“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3.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从世界农业一体化经营的经验来看，发展农户合作经济组织是实现农业市场化、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推进产业一体化经营过程中，应逐渐按国际公认的合作社原则，即“罗奇尔原则”加以规范和发展，使之成为既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能维护农民利益，又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能与农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
4.要做好起步和生产经营全过程的论证。首先，要围绕着生产潜力和资源优势，选择好市场空间大、资源后备优、经济效益高的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或龙头产业;其次，要围绕产业化方向，确立产业化的经营组织模式，模式选择要因地制宜，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搞一刀切，无论采取哪种模式，都必须明确参与各方的责权利，并签订协议与合同，使之成为比较规范的经济共同体。再次，要围绕着龙头产业，确立好带动范围，规范相应的生产基地;最后，要围绕经济效益，协调和衔接好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关联，使之成为环环相扣、一体化经营的龙头企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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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制度篇4
关键词：城镇化；失地农民；就业安置；制度经济学
城镇化是农业人口逐步向城市聚集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实现农民市民化、就业非农化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1］。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不断向扩张，建城区面积越来越大，城镇周边农村逐渐纳入到城镇范围内，与此同时，城郊农村的耕地也逐渐被城镇新建的各种建筑或基础设施所取代，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及生活保障来源，生计受到严重影响。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并使失地农民融入现代社会，是城镇化过程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2］。虽然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失地农民可以得到一笔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土地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等科目在内的补偿款，但由于补偿款标准总体严重偏低，而且补偿款是一次性支付，根本不足以补偿农民失去土地带来的损失，无法满足失地农民长远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如果不对失地农民实行就业保障，使失地农民获得稳定的生活来源，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基于这一共识，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在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研究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劳动就业权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政府有责任通过一些制度措施确保失地农民享受该项基本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往往通过市场途径实现就业，政府不负责安排工作。但是，市场存在失灵之处，一些特殊人群由于自身素质和社会经济原因，无法通过市场途径顺利实现就业，这就需要政府以适度干预的方式来保障这些人群的就业权利。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是社会特殊弱势群体，他们的就业权利理应由政府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保障。
一、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失地现状与就业安置方式
（一）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失地现状
城镇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对我国承接信息化、提升工业化、接轨国际化、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必将发挥着重要作用［3］。然而，伴随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失地农民的数量也与日俱增。有学者估计，1990年—2003年的13年间，全国失地农民的总数超过6500万人，而且每年以250万～300万的人数递增，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将达1亿人［4］，预计到2030年我国失地农民将达到1．1亿人以上，其中有5000万以上的农民既失地又失业，而从动态来看，这一数字可能达到8000万人［5］。由于城市扩张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城市化，他们虽然在空间上已经进入了城市，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仍然带有浓烈的农村色彩，使得这一群体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他们城里人不像城里人，农村人不像农村人，成为游走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边缘人”［6］。大部分失地农民文化程度低，并且缺乏非农职业技能，只能沦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依赖有限的征地补偿款勉强度日［7］。农民失去土地后，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长远生计受到严重影响，有限的征地补偿款很快便花光，之后生活就陷入了贫困境地，不少失地农民因此走上了上访的道路。据统计，目前全国1／3以上的群众上访都归因于土地问题，而其中60％左右的纠纷是直接由征地引起的，失地农民问题已经由发达地区局部的社会问题扩展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8］。
（二）现行失地农民就业安置方式
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征用农民的土地，按政策的规定，需要把失地农民安置在国有企业就业，国家用行政手段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也由以行政手段“分配”为主，逐渐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无论是大中专毕业生，还是部队退役军人，抑或是国企下岗职工，基本上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实现就业，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显然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把失地农民强行安置进国有企业，因为企业拥有自主用人的权利，政府不能干预。目前，政府征用土地基本采用一次性经济补偿的方式［9］，让失地农民自谋职业。政府给予失地农民的土地补偿款严重低于被征土地的实际市场价格，而政府却以远远高于土地补偿款的市场价格把所征用的土地向房地产开发商出售，从中攫取巨额利润。被征土地转让价格与补偿款之间的巨大差距，驱使城市政府热衷于经营土地，而失地农民的权益却严重受损。由于政府不再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因此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处于失业或者半就业状态，无地、无业、无保障的“三无农民”在城乡结合部表现得特别明显［5］。针对文化程度偏低、职业技能较差的失地农民普遍素质特点，为了促进失地农民尽快实现从从事农业生产转为从事城市非农职业，以获得稳定和持续的生活来源，有些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进行了培训，向他们提供就业信息，推荐工作岗位，但总体而言，效果不甚理想。有学者调查发现，失地农民在非农就业中，通过政府组织获取就业信息的比例非常低，只有8．04％；而参加过政府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班的比例更低，只有6．15％［9］。由于丧失了耕地，又无法在城市找到理想工作，不少失地农民赋闲在家，无所事事，一项调查发现，赋闲在家的富余劳动力，占调查户全部富余劳动力的68．5％［10］。
二、现行就业安置方式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当前各地对失地农民普遍采用的货币补偿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安置方式，看似简便易行，并且似乎也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际上按照2011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土地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所构成的征地补偿款中，“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只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虽说征地补偿款四个组成部分之一的“土地补偿费”最终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发给原土地承包者，但往往要截留一部分。这样，本来就非常低的征地补偿款，真正发放到失地农民手上就所剩无几了。当失地农民坐吃山空有限的补偿款之后，很快便会陷入生计无门的境地，由此常常引发与地方政府间的矛盾与冲突，对社会和谐稳定与城镇化进程造成不良影响。既然以数额有限的货币补助作为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安置的手段已经严重侵害了失地农民的权益，那为什么会成为地方政府解决就业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主流措施呢？这或许不能完全用“按法律法规执行”来解释。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集体所有的土地实际产权不清
政府之所以能以低价从农民手上获得土地，又以高价转让给开发商，是因为农地的集体所有属性，农民仅拥有土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不能自由买卖土地。事实上，农地的集体所有属性存在产权不明晰或产权主体不明确的弊端。土地名义上归村集体所有，但能够代表村集体的往往是村干部，在经济利益驱使和上级行政压力双重力量作用下，村干部极有可能在未征得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出让农地。政府征用土地之后，土地的所有权属性便发生了变化，从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政府再通过招、拍、挂的方式，把征用的土地高价出售给开发商，而政府则根据土地管理法的有关条款，给村集体一笔大大低于土地市场价格的土地补偿费。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之所以补偿标准低，是因为集体所有的土地不符合市场自由交易的条件，因此其价格无法通过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来确定，只能由基于现行土地管理法有关征地补偿的相关规定，通过行政手段来定价。由于土地补偿费并不是直接给农民个人，而是先支付给村集体，再由村集体向原承包土地的农民发放，一些地方的村委因此出现截留土地补偿费的现象，造成农民拿到手的土地补偿费实际比政府给予的补偿数额还低。如此低的补偿费，只能让失地农民维持短期的基本生活，还不能指望用它来自谋职业，而用于创业则更显困难。
（二）政府安置就业的交易费用过高
地方政府虽然是就业责任的主体，承担着辖区促进就业的责任。但是，政府促进就业的工作重心更多的放在了解决城镇职工的就业问题上，而对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却缺乏具体的措施。究其原因，是因为解决城镇职工的就业问题有现存制度《失业保险条例》作为决策依据。《失业保险条例》的覆盖对象是城镇企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不包括失地农民。尽管2011年开始实施的《社会保险法》扩大了失业保险条例的覆盖对象，在附则中规定“征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足额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费，按照国务院规定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但实际上，由于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和操作措施，有关失地农民的失业保险条文无法落到实处，失地农民仍然游离于失业保险制度之外。“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和作用在于节省交易成本”［11］，由于没有专门针对失地农民的就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那么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通过协商沟通，联系众多愿意接收失地农民的企业，把数量庞大、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参差不齐的失地农民安置就业，必然产生相当高的交易费用，地方政府显然不愿意承担这个交易费用，因此普遍采用比较简便易行的做法，给予一笔征地补偿款，让失地农民自谋出路。
（三）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均衡
尽管多数地方对于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采取给予一笔征地补偿款的方式，让失地农民自谋职业进行就业安置。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劳务经济，拓展失地农民的就业空间，仍然会出台失地农民就业安置政策措施，比如针对失地农民的自身特点制定专门的培训方案，聘请专业老师，对失地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失地农民的素质，促进失地农民尽快实现就业；城镇职业介绍服务窗口免费为失地农民进行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然而，由于长期农业生产养成的职业惯性，并非所有的失地农民都愿意参加技能培训和接受职业介绍；有些失地农民即使愿意参加培训，因为年龄和文化水平等原因未能获得用人单位的聘用，最终也可能放弃参加培训的打算。政府对失地农民就业安置的制度供给，和失地农民对就业安置制度的需求最终达到一个均衡点，实现制度的均衡。制度均衡的结果，往往是政府对失地农民采取货币补偿的方式，让失地农民自谋职业。
（四）就业安置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从经济学角度看，路径依赖是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12］。也就是说，我们以往选择了某种路径，便习惯被长久地锁定在这一路径上，因为改变这一路径需要支付成本，因此，人们往往不愿意改变既定的路径。在GDp导向的绩效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领导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刷新GDp数字，以谋求自身职务晋升的政绩资本，普遍热衷于搞城市扩张与建设的政绩工程，但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却不愿意投入过多，也不愿意变革与创新工作思路，因为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既要花费财政资金，又无法展现政府官员的政绩。由于地方政府主要官员流动性较强，一些主要官员在一个地方工作不到几年，甚至才一年半载，或者得到晋升，或者调整到其他地方或部门任职，因此他们往往追求短期政绩，而对于失地农民就业安置措施，更愿意沿袭以往做法，使得失业农民的就业安置制度形成路径依赖和制度锁定。由于失地农民就业安置办法已经形成制度惯性，过去采取一次性货币补偿的方式让失地农民自谋职业，新任官员也不愿意花费成本去实现制度的变迁，而是继续沿用低价货币补偿的方式。
三、促进失地农民就业的制度创新建议
保障失地农民就业权利，促进失地农民实现就业，不仅是解决失地农民长远生计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城镇化进程顺利推进的必要保障。如果仅仅是城镇建城区不断扩张，农村土地逐渐纳入到城区的范围，而农民失去土地之后被迫变为“城里人”却没有较为稳定的非农职业，缺乏稳定生活来源，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而是城市扩张对农民生存权益的剥夺。对失地农民进行妥善的就业安置，对于缩小失地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地方政府不能把给予微薄的征地补偿款当作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手段，从而甩掉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安置的包袱。为了有效促进失地农民就业，必须转变观念，对多项制度进行变革与创新。
（一）改革对地方官员以GDp为导向的绩效考核制度
地方政府之所以倾向简单地以货币补偿的方式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即使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发动各方面的社会力量，把失地农民安置在各类企业或社区公益组织就业，却不能彰显其政绩。而征用农村土地出售给开发商，不仅能够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收入，而且通过开发地产、兴建基础设施，进行招商引资，还能创造出新的GDp，从而能够以此向上级展示自己的政绩，以获得职务上的晋升。因此，地方政府热衷于征用农地、经营城市，而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却热情不足。所以，要转变地方政府的施政观念，重视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首先要变革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要彻底改变唯GDp至上的政绩考核导向，而应该把民生工程的实施及成效当作考核的重要指标，特别是把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作为民生工程中的专项考核指标予以突出，并提高该指标的分值权重。
（二）制定专门针对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政策法规
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征地农民的安置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附属物和青苗补偿。这种征地补偿费本身已经大大低于土地改变用途之后的市场价格，安置补助费只是仅仅占其中一小部分，这说明安置补助费是相当低的，对于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根本无济于事。《社会保险法》虽然规定，要把“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但由于失业保险制度主要是对企事业单位职员制定的，参保单位和个人按规定须按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失业保险费，而失地农民既没有雇主，个人也没有缴纳失业保险费，因此要把他们纳入失业保险制度，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为此，应该出台专门针对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政策法规，如《失地农民就业保障条例》或《失地农民就业安置条例》。在《失业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失业农民失业保险费的缴纳办法，包括出资主体和缴费标准。由于失业农民没有雇主，且失业保险费本身并不高，建议从征地的增值收益中提取，由政府缴纳，失地农民不必缴纳失业保险费。失地农民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参照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待遇标准。
（三）尽快落实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的政策取向
众所周知，征地过程中，之所以时常发生失地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纠纷，甚至发生或上访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征地补偿标准太低，与征用改变用途之后的土地价格存在巨大差距。有限的补偿款最多只能维持几年的生活，当征地补偿款用完之后，如果没有收入来源，失地农民将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然而，在市场化就业机制日臻完善的今天，再由政府统一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安置，显然不符合现实制度环境，并且将产生无法估计的巨大交易费用。另外，制度供给也不一定完全符合制度需求，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政府即使出台以行政手段进行就业安置的政策措施，也不一定为所有失地农民所接受，一些失地农民或许根本不需要政府安置就业，而是倾向于自己创业。因此，自主择业应当是失业农民实现就业的主要途径，政府不必包办。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失业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权益，就要彻底改革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大幅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尽快落实中央最近提出的“实行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13］的政策取向。当然，政府在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之后，并不表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就放手不管了，而是要充分发挥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对失地农民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供用工信息，进行就业指导，推荐就业岗位，在此基础上，让失地农民自主择业。对于有意创业的失业农民，政府应该积极扶持，免费提供创业培训，并在工商、税务、金融、卫生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作者:周毕芬单位:福建农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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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制度篇5
关键词:农村;金融制度;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7-0067-02
金融制度是金融交易赖以存在的社会形式,农村金融制度是金融制度在农村金融方面的具体化。作为金融交易的规则、惯例和组织安排等,金融制度对社会金融行为进行规范,对金融体系地位、职能和组成部分间的关系、活动原则和行为方式进行规定,从而决定着金融体制的性质和效率状况。研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农村金融制度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对我国金融体制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创新,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国外关于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开端,需从瑞典经济学家魏克赛尔创立货币经济理论说起,他指出货币金融对实际经济活动具有重大的实质性影响。在他之后,凯恩斯等人提出了旨在说明货币金融对经济的短期影响的理论。熊彼特则指出金融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从长期上讲具有重大影响,即在经济发展中,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初期,银行信用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
二战后,美国经济学家格利和肖先后与1955―1967年发表三篇代表性文献(《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1955,《金融理论中的货币》1960,《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1967),认为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制度变迁的前提和基础,而金融制度变迁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格利(J.Gurley)和肖(e.Shaw)认为,如果一种金融制度过死地把支出分配与收入分配捆在一起,如果它不在制度上创造条件使一些部门的盈余预算与其他部门的赤字预算有选择地相匹配,这种金融制度就会限制增长。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则从实证的角度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包括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而金融结构的变化是金融制度变迁的集中体现。
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出版《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同爱德华・肖同年出版《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标志着金融发展论的形成。根据麦金农的分析,所谓金融抑制是指政府对金融体系和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压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体系的不发展,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金融压制与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所谓金融深化,肖认为是指如果政府取消对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可形成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金融深化论的核心观点是,一国的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简言之,金融深化就是整个经济中金融部门的发展和社会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因此,所谓金融压制和金融深化实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金融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家继承并发展了麦金农―肖学派的观点。在实践上,通过实证分析试图对理论模型的结果加以检验。(1)经济增长及政府行为对金融制度变迁的作用。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Greenwood&Jovanovic,1990)、格林伍德和史密斯(Greenwood&Smith,1997)以及列文(Levine,1993)在他们各自的模型中引入了固定的进入费或固定的交易成本,借以说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是如何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发展起来的。列文(Levine,1993)扩展了上述观点,在其模型中,固定的进入费或固定的交易成本随着金融服务复杂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在这种框架下,简单金融体系会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演变为复杂的金融体系。另外,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由于市场的失败,政府行为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效率中的作用也十分重要。他们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善、外部性(与公共物品)和规模经济的存在,竞争与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将增加不稳定程度。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应采取间接控制机制,并依据一定的原则确立监管的范围和监管标准。完善的游戏规则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Stiglitz,1994)。(2)金融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于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对金融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机制作出全面而规范的解释。由于相关的文献很多,我们借用马乐科・帕加诺(1993)简易框架,概括地介绍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作用机制上的观点。a.金融制度变迁――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更高比例的储蓄被转化为投资―――经济增长,金融体系的第一种重要功能是把储蓄转化为投资。b.金融制度变迁――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资本配置效率提高―一经济增长。
二、国内关于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金融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近几年来,国内有许多经济学家尝试运用金融发展理论来对我国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谈儒勇利用我国近几年的季度数据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深度指标m2/GDp所反映金融中介总体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存款货币银行相对重要性指标BanK则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引申出的政策建议是大力发展存款货币银行。此后,国内学者发表了大量论文,如韩廷春(2001,2002),周立、王子明(2002),米建国,李建伟(2002)等相关著述。但他们都得出了一个与谈儒勇相似的结论,即我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与经济增长指标(GDp)是负相关关系。这显然与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相悖,并与在其他国家得到的验证不符,其根源在衡量金融深化指标的选取上。首先,指标m2/GDp不能反映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或者金融深化程度,相反,它与金融深化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它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是金融抑制的反映。其次,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使得该指标在衡量各国金融深化程度上已经产生了系统性误差。在指标选择上,史永东(2004),宾国强(1999)等直接利用国外成熟金融市场上的一些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不能完全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周立(2002)、韩廷春(2001)等虽然考虑了中国的具体情况,但考虑的角度不同,指标设计带有主观性和不完备性,影响了结论的可靠性。
除此之外,还有些值得我们重视的研究成果。李广众运用计量分析表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不应放在扩大存款货币银行的规模,而必须提高提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曹啸等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分析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我国的金融发展确实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数量上的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杜询诚(2002)比较了中国近代经历过的自由市场型和垄断型两种金融制度模式,他发现在自由市场制度下,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平行”的;在垄断制度下,经济仰赖金融,而政府控制金融,金融市场不再具有自发创造性。韩旺红等对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也表明,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马正兵则建立金融部门和实物部门的生产函数,并借助于此,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的外部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是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曾发挥了支持作用,随着经济增长不断从金融部门抽取租金,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有减弱的趋势,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多重均衡。并指出,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加强金融部门的发展,特别是要优化政府的金融制度安排,使金融部门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从经济增长获得动力,实现融合全身发展与经济增长效应最大化。
三、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研究现状
徐笑波、邓英淘、张元红、张兵、朱建华、贾红岗等关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都做过探讨。提出了金融相关率指标理论,该金融相关率指标(FiR)在数值上等于“行社存款”与“农村国民收入”之比,并通过图示分析了二者的发展变化规律,同时也分析了农村信贷资金与农村国民收人增长的相关关系。张元红(1999)计算农村金融相关率的方法与前者类似,采用的是“行社存款”与“农村GDp”之比。通过对各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业务领域已不再局限于农村,所以“行社存款”指标值显然大于农村实际金融资产数值。张兵等对上述指标所作的修正是用“农户存款”、“农业存款”和“农户手持现金”三者之和作为“农村金融资产”数据;同时以“农业GDp”指标代替“农村国民收入”指标。
农业经济制度篇6
关键词：广西农业；浙江农业；自然资源；产业结构；政府职能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127-02
1浙江、广西现代农业发展的现状比较
从农业自然资源看，浙江全省土地总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06%，是面积较少的一个省份。其中：山地和丘陵占70.4%，平原和盆地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地貌结构为“七山一水二分田”。广西全省土地面积23.1万平方公里，属喀斯特地貌，山地和丘陵占68.3%，平原占23.4%，台地占6.3%，河流和湖泊占2%，浙江的水资源总量1014亿立方米，人均2070立方米，年供水量209.91亿立方米，有44.9亿立方米用于农业耕地，大小水库4061座，库容量386.4亿立方米。广西的水资源总量2085亿立方米，人均3894，供水量312.8亿立方米，有206亿立方米用于农业耕地，大小水库4380座，库容量252亿立方米。浙江的农作物总播种面积2837.9千公顷，其中水田占80%，旱地占20%，粮食生产面积1510千公顷，花生生产面积18千公顷，油菜生产面积227.19千公顷，蔬菜666.73千公顷，而广西的农作物总播种面积6343千公顷，，其中水田占56%，旱地占44%，粮食生产面积3350千公顷，花生生产面积243.7千公顷，油菜生产面积60千公顷，甘蔗生产面积747千公顷，木薯生产面积269千公顷，蔬菜生产面积1094千公顷。可以说，广西的自然资源总体上是优于浙江的。
从农业生产效率生产看，浙江的机械总动力2111.3万千瓦，机耕面积990千公顷，机耕率60%，有效灌溉面积1411千公顷，灌溉率88%，农用化肥总量450万吨。而广西的机械总动力1909.7万千瓦，机耕面积1032千公顷，机耕率40%，有效灌溉面积1519千公顷，灌溉率59%，农用化肥总量201万吨。05年浙江粮食年产量814万吨，每公顷产量5393斤，油料生产量50万吨，每公顷4404斤，蔬菜产量1741万吨，每公顷52818斤。而广西粮食年产量1516.3万吨，每公顷粮食产量4525斤。油料生产量63万吨，每公顷4100斤，蔬菜产量2130万吨，每公顷39251斤，很明显，浙江农业的生产效益远远高于广西，造成两地农民人均收入的巨大差距，浙江为6659.59元，广西为2494.67元。在浙江，农业和农村经济中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比例为9：51：40，农村从业人员2430.7万人，从事第一产业仅786.92万人，结构比较合理，规范化的农业龙头企业已达5000多家，全省农产品市场已发展至700多个，农产品购销大户30万户。而在广西农业和农村经济中一、二、三产业比例为22.2：37：40.8，农村从业人员2275.39万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1503.06万人，第二产业182.84万人，第三产业589.49万人，第一产业占的比重过大，规范化的农业龙头企业不到1500家，农产品市场不到200个，没能行成有效的农业经营运行体制。
在推进现代农业的进程中，浙江政府年农业支出为57亿元，农民用于再生产的资金多，大大改善了农业基础设施，科研发展。通过科技进步创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能力、农产品质量，形成了效益农业，通过“种子工程”大大提高种子的质量和市场竞争能力，大力发展特色、名牌产业，提高了浙江农业的知名度。发展生态农业，良好的农田基础设施和农田林网保护到处可见，不少地方被国家环保总局评为生“生态示范区”。广西近年来虽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总体上来讲科技还是比较落后，产品也缺乏竞争力，政府年农业支出仅23亿元，加上农民收入少并且扩大生产意识薄弱，从而用于再生产资金少，造成总体资金缺乏，基础设施落后，科研经费少，而且特色产品开发力度不够，知名品牌较少。农业的区域划分相对来说比较凌乱，大多数地方没有具体的规划保护，污染问题突出。
2浙江、广西农业发展主要因素分析对比
浙江农业能在可以说是先天不足的条件下而跑在中国农业发展的最前端，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1思想文化因素
要发展，首先得解放思想。但在广西，大多数农民还是没有摆脱传统小农思想，市场意识薄弱，体现为生产的盲目性、滞后性，营销的低效性、封闭性上。例如前几年，主要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民发现了甘蔗比较赚钱，结果一哄而上，导致甘蔗供过于求，价格走底。这也导致了农产品结构适应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低质量的农产品占绝大多数，价格低，需求量逐年萎缩，积压严重；而适合市场需求的高品质农产品供不应求，造成农民收入难以增加。由于广西农业单一的生产、销售模式，没有建立现代化的营销体系，产品难以有效的销售，开发省外市场，发挥本省的区域优势，造成大量的产品滞销，结果只有一个――亏本。而浙江干部、农民的意识观念市场化很强，通过农业内部产业化创新，充分发展区域化和专业化生产，积极培育特色农业、主导产品、品牌产品，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和养殖业，拉长农业产业链，从而大大推进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进程，促使传统农业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培育了农民增收的新亮点。从农业外部寻找出路，进行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调整，走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乡镇工业为主体，一二三产业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更重要的是改革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由单一的以务农为主的生活组织方式由传统的村落向农村社区转变。如全省在确保粮食生产能力在1500万吨的前提下调减250万吨的粮食耕地面积。生产量、生产品种完全由市场供求机制决定。根据比较优势思想，在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有市场交换优势的蔬菜、瓜类、水果、茶叶、药类、花卉等高效经济作物。在确保省内市场供应的基础上，开拓省外市场和抢占国际市场，以外向型农业发展为导向，组建优势产业利用浙江地处长江中下游紧邻上海、苏南、多处沿海、港口众多等区位优势，资源优势。
2.2科技投入因素
据广西农业厅调查，广西现有的农业科研仪器、设备仍相当陈旧落后，尤其是畜牧水产科技设备因缺乏经费多年来无法更新，实验材料和试剂也因经费问题不能按需使用高标准产品，直接影响试验成果质量。农林、畜牧及水产病害防疫体系、检测手段等都不适应当前农业发展形势的需求。各级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经费紧缺问题突出，缺乏市场导向和龙头企业带动，乡镇企业发展落后，产业化进程慢。由于条件限制，目前大部分地区还不能及时地给农业科技部门和农民提供有效的市场信息，还做不到瞄准市场来进行科研与生产。农业科技体制不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和机制不健全，如目前涉及农业科技工作的主要有农科院、所、农业厅、农学院、校等，虽然都为“三农”服务，但单位机构性质不同，部门条块分割，农科院属科技部门，农业厅属政府部门，农学院属教育部门，不利于设备的充分利用，不利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而在浙江，通过不断的科学技术培养创新，产业得以升级，农村传统经济保持了发展活力。深入贯彻科技兴农的战略方针，通过农业科技体制的创新、农业人员的技术创新、农技推广体制的创新、乡镇企业的技术创新，按照产业化、社会化的思路，重新构造农业、科技、教育、推广体制，充分发挥现有农业科技教育推广队伍的作用。
2.3体制因素
在广西，农村相对封闭，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在经营管理体制方面，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多数农民还是以单家独户生产、独家经营的小农经济模式，生产经营过于分散，相当多的地方还是实行僵化性、封闭性的流通体制，使得农业发展落后，造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闲置，龙头企业、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其本身的制度也不健全，企业消化的农产品数量少，吸收就业量小。反观浙江在贯彻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政策的同时，努力探索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路子。乡镇企业通过几次体制改革已经发展成股份制、有限责任和现代企业集团等不同层次的企业。通过体制创新，集团经济不断以新的经营组织方式出现，使乡镇企业再现辉煌，增强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提高了集体经济对整个农业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农村借鉴城市工业园区的经验，建设具有特色的农业种植园区，创造了新的农业生产管理体制；通过龙头企业、乡镇企业增加了农民再就业机会，使农民的工资性和投资性收入大大提高，从而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就业体制；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创造出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组织自己的营销队伍农产品的流通，农产品的流通形成多层次共同发展，一是农民经纪人、运销大户，二是乡村基层组织参与协调组织农产品流通，三是县、乡各级涉农部门积极参与农产品流通。这一切都是大胆地实施制度创新，繁荣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从而大力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成功创举。
2.4政府职能的创新
从总体上看，这几年广西农业的快速发展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由于各种原因，旧体制的束缚或干扰仍存在，政府行为不当在农业发展中时而出现。主要表现为政府的干预行为。地方政府过于强调本地区农业发展的速度和整体水平，采取行政推进的方法加快发展，而在内部行使政绩考核的做法更是具有强制性，不利于农业的健康发展。政府在农业支出较少，不到浙江的一半，资金的缺乏，造成了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的科技信息化也严重滞后、整个农业的运行效率低下。
3浙江经验对广西农业发展的启示
浙江的经验对广西农业的发展很有借鉴作用，当然广西与浙江毕竟在地域、农业资源和农民素质等方面差异很大，他们的经验不能生搬硬套，因而要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和浙江的经验才能探索出适合广西发展之路。主要启示有：
3.1提高农民市场经济意识优化产业结构
政府应出台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农民走出去，多与外界交流，大力发展农业信息网络设施，大力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特别是对市场经济意识的宣传教育，发展健康的乡村文化，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增强农民市场经济意识，高效发展农业。通过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率，全省在确保现有粮食生产能力的前提下调减粮食的播种面积，增加优质粮食和优质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鉴于广西的具体实际，所调整出来的粮食用地，主要用于种植较短期的经济作物，一旦粮食偏紧，可及时调回种粮。按五大经济区域划分原则，发挥区域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农业部门的工作重心应从只注重生产转到生产与加工、流通并重，使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3.2发展科技
（1）农科教各方面加强协调，合力开展科研，加快农技推广工作，推进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使农业产业化各环节能及时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2）抓好农业科技队伍建设。一方面落实科技人员的有关优惠政策，稳定农技队伍。另一方面，鼓励农业科技人员一技术入股等形式直接参与的方式深入农村第一线农业产业化经营建功立业。（3）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素质，掌握各种农业技术知识和使用技术。（4）农产品企业瞄准国外同行的先进技术，以提高产品质量、产品竞争力为目标，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加快技术改造，增加科技投入，积极引进新技术。（5）充分利用现有名特优产品的优势，继续加大对产品的包装、宣传等销售力度，提高产品知名度，努力把他们培育成名牌产品。（6）研究和推广各种先进农产品的技术规范模式。把比较先进、成熟的从生产到加工、销售的技术规范模式来保证农产品的优质化。
3.3创新经营体制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大力推进完善龙头企业、乡镇企业的体制，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创造出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展农业种植园区，创造了新的农业生产管理体制，大力并合理地发展农产品市场，重点建设一批具有多功能的专业批发市场。尤其是开发国内外市场，充分发挥我省亚热带气候和邻近港澳及东南亚国家的区位优势，有组织、有计划地在这些地区和国家布设营销网络，对外树立广西品牌形象。加速信息网络建设，及时掌握市场动态。三是培育和发展农民营销队伍，减少中间环节，加速农产品流通，创造新的营销体制。3.4转变政府职能
减少政府对农业发展的干预，特别是一些强制性的干预，打造服务管理型政府，发挥好政府的“引导、支持、保护、调控”作用，为广西的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主要做好以下几个工作（1）引导。一是规划引导。各级政府根据农业资源和农业规划，按照因地制宜和因市制宜的原则，确定重点扶持的农业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作为农业发展的重点培养对象，通过规划引导农民进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二是信息引导。通过信息引导农民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从而避免一哄而起，政府舍得花钱，投资大量的人力、物力，搞好农业信息网络建设。三是典型的示范引导。政府对农业生产经营的典型进行总结、宣传、推广，以典型示范引导农户进行生产经营。四是教育培训工作。农业现代化经营离不开一大批既懂经营又懂技术的高素质干部、农民，政府要做好教育培训工作，使得人民能不断掌握新技术、思想，这才是农业健康发展、长盛不衰的治本之策。（2）支持。主要在资金、税收、资源利用等政策上对农民予以支持，优化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比如对大型龙头企业、高科技企业，实行重点支持，做到五优，即信贷从优、资金投入从优、项目审批从优、股票上市从优。适时推出支持力度更大、内容更全面和明确的政策性文件并很好的贯彻落实。（3）保护。主要是对龙头企业、基地、农户以及整个产业体系的保护，制定切实的法律、法规，对基地、农田、进行保护，确保其不被随意侵占、变更用途。同时也重视对农户利益的保护，鼓励和扶持龙头企业从利益中提取一定的比例设立风险保障基金，以应付市场经营经济的波动，实行保护价收购。政府对农业的保险实行财政的补贴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4）调控。政府除了在健全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上发挥重要作用外，还通过组织农产品批发市场、期货市场，调控主要农产品价格。政府在重视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积极扶持各种农产品市场建设的同时，还搞好市场流通秩序的建设。对一些大市场进行重点扶持，使其从一般的集散型市场转变为集信息、交易、拍卖以及多项服务为一体的市场中介，此外，还对全省农产品市场发展的科学规划，使其布局合理，功能齐全。
参考文献
［1］[ZK(#]李平.改变农民意识是提高农民素质的关键［J］.新视角，2005，（5）.
农业经济制度篇7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
中图分类号：F235.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3-0099-02
为了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会计工作，财政部于2007年12月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决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该制度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财政部颁布并于2005年1月1日执行）共同构成了我国农村会计制度体系。本文就两个会计制度的主要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一、资产的比较研究
1.资产组成内容的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将合作社的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对外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则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资产分类具有以下特点：（1）将农民专业合作的所有投资统一为对外投资，不区分为短期和长期投资；（2）增加了无形资产的相关内容。
2.存货的比较。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存货的核算有以下两点不同：（1）存货核算范围扩大了，增加诸如受托代销商品、受托代购商品、委托代销商品和委托加工物资等内容的核算；（2）仅对存货盘亏、毁损和报废的会计处理做出规定，即将盘亏、毁损和报废的存货价值计入其他支出，而对存货盘盈未规定其处理方法。
3.对外投资的比较。关于对外投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分为短期投资、长期投资，并分别规定其会计核算方法。《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未将对外投资进行短期和长期之分。
4.固定资产的比较。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固定资产的核算主要有两项变化：（1）增加了接受捐赠旧固定资产的计价内容，即接受捐赠的旧固定资产，按照经过批准的评估价值或双方确认的价值计价。（2）未对盘盈固定资产确认、计量和记录做出规定。
5.无形资产的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无形资产的内容，并对无形资产计价、摊销方法、转让无形资产的处理等均做出明确的规定，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未有相应的规定。
二、所有者权益的比较研究
《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资本、公积公益金、未分配收益等。《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盈余等。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所有者权益有以下不同：（1）部分项目的称谓不同，如收到投入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资本”，《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股金”；（2）《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增加了“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的核算；（3）部分核算内容更为细化，如接受捐赠资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计入公积公益金，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单独计入专项基金。
三、收入和收益（盈余）的比较研究
（一）收入的比较
收入内容的比较。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两个制度关于各项收入确认、计量、记录及报告方法差异不大。
（二）收益（盈余）的比较
1.称谓不同。作为反映和考核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成果的综合性财务指标，《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收益”；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盈余”。
2.构成不同。虽然两个制度均将收益（盈余）区分了经营活动和非经营活动产生的收益（盈余），但其构成确不同。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收益总额=经营收益+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经营收益=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的本年盈余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本年盈余＝经营收益+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经营收益=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3.收益分配核算内容不同。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的分配方案，对其当年可供分配的收益按下列顺序进行分配：（1）提取公积公益金；（2）提取应付福利费；（3）外来投资分利；（4）农户分配；（5）其他分配等，其核算内容包括村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提取公积公益金、提取应付福利费、外来投资分利和进行农户分配等内容。
四、会计报表的比较研究
（一）会计报表组成的比较
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中间(即月份或季度)和年度终了应当提供的会计报表种类有所不同：
1.年度中间：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中间(即月份或季度)，应当提供两张会计报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其中。科目余额表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按月或按季度编制，用以反映月末或季度末会计科目余额的会计报表；收支明细表是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各月或各季发生的各项收入和各项支出情况的会计报表。
2.年度终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终了，应当提供两张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和收益及收益分配表。其中：资产负债表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末全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状况。收益分配表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度内收益实现及其分配的实际情况。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应编制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财务状况说明书等。其中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性质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中的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性质、结构等内容基本相同。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不同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增加了成员权益变动表和财务状况说明书。
（二）会计报表结构和内容的比较
1.资产负债表的比较。由于两个制度关于资产、所有者权益组成内容的差异，进而影响了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部分的结构以及所有者权益项目的内容。《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将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四部分、所有者权益分为资本、公积公益金、未分配收益三项内容；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社会计制度（试行）》则将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分为流动资产、长期资产和其他资产三部分，所有者权益分为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盈余五个项目。
2.收益（盈余）及收益（盈余）分配表的比较。反映合作社一定期间内实现盈余及其分配实际情况的会计报表，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收益及收益分配表”。而《农民专业合作财务社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盈余及盈余分配表”。不仅称谓不同，其结构也不同：
“收益及收益分配表”采用的是报告式结构，其上端为收益的形成，分为经营收入、经营收益和本年收益三个层次，下端则为收益分配，包括本年收益、年初未分配收益、可分配收益和年末未分配收益部分。
而“盈余及盈余分配表”则采用账户式结构，左边为“本年盈余”，右边则为“盈余分配”。每一方分为若干具体项目，左边项目是依据“本年盈余＝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其他收入-其他支出”的依存关系排列，而右边“盈余分配”则是根据“本年盈余+年初未分配盈余+其他转入-提取盈余公积-盈余返还-剩余盈余分配=年末未分配盈余”的依存关系排列。
农业经济制度篇8
按照经济学家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所谓“二元经济结构”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代部门”（现代工业）与“传统部门”（传统农业）的二元对立并存的现象，他认为，经济发展可以理解为在传统的以自给型农业为主体的不发达经济内部，出现并发展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现代部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正是在一种传统农业为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我们建立起部门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工业体系，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地向前推进；但是广大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许多地区农村经济仍然处于劳动投入为主的生产方式，这就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不仅制约着现代工业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也严重制约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若单从收入的量上来看，农民的收入水平是不断增长的，尤其是取消农业税等许多支农惠农政策实施以来，但是若要从增长率和城乡对比中来看，农民收入增长是相对缓慢的。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至2012年35年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加7917元，城镇居民收入从343.4元增加到24556元，①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速是农民的1.21倍。1978年城乡收入比是2.57:1，随后有所下降，但始终保持在1.5:1以上，并且在近10年保持在3.0:1以上（如图所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造成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这就必然会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
2.落后的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经过多年的农村建设，尤其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我国的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比如2012年，全国20户以上自然村通电话达到到95.2%，行政村通宽带达到87.9%，农村信息化建设下乡活动惠及82%的乡镇；②全国通公路的乡（镇）占全国乡（镇）总数的99.97%，通公路的建制村占全国建制村总数的99.55%；③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1.25张，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1.37人。④但是这其中的不少项目也是要农户筹集部分款项完成的，这影响了农民的自身积累。农村的基础设施与城市相比还是极为落后的，在交通、通信和电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农村的公路、网络、电讯是修通了，但运行管理维护跟不上而受到损坏，导致基础设施效用发挥不出来，严重的多次投资建设也未能彻底解决问题。这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农村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农村也远远落后于城市，比如在医疗方面，2011年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农村是2.80张，与城镇的6.24张相差1.22倍。⑤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必然造成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根基和动力，从而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
3.农业生产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低
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以来是以分散的个体农户为主体的，虽然有些地方也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成立了产业化经营组织，但整体比例不高。截至2012年底，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63.4万个，实有成员达4436.0万个（户），带动非入社成员5646万户。⑥由于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就难成规模效应，也增加了生产成本，再加上分散的小农户很难经营形成产品品牌，产品无法批量生产，还缺乏市场信息，这就大大降低了其在农产品市场中的竞争力。我国的工业、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而农村工业与服务业发展滞后，这就造成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所创造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较低，影响了先进的科技手段应用到农业生产中，难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速度。农业生产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不够，农产品加工和贸易发展的相对滞后，不能使农业生产形成与工业和商品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形式，这也是制约目前农业经济发展障碍的主要因素之一。
4.二元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问题
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实行的是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把居民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种户籍制度是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它以二元的户籍制度控制人口的迁移。这种户籍制度把农民束缚在了土地上，造成了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一些政策上的放宽，大量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但这种二元的户籍制度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不同的户籍决定了不同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于是出现了人才和劳动力集中于城镇，而农村则出现了“空心村”等现象，这似乎与农业经济发展滞后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农业经济越是发展滞后，人才和资源越是涌向城镇，从而又反过来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另外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但是由于户籍限制，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其所在地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于是就出现了近几年比较突出的“农民工”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的是城市化进程和农民收入问题，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有连锁影响。
二、成因归集：历史、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综合分析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是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必须面临的现实难题，它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历史、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等方面。
1.历史因素
我国历史上就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重农抑商”、“强本抑末”的经济发展方式造成我们在近代社会中工业发展的落后，新中国也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当时中国只有占国民经济总值10%左右的现代性工业，90%左右的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需要有强大的国防来巩固新生政权和防止外部势力的入侵，因此就必须首先考虑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国防的现代化以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落后。优先发展工业，是一个后发展国家迫切要求改变其落后状况的战略选择，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相适应的。由于长期地采取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造成对农业投入的不足，从而使农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增长。虽然近些年我们也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张，并采取了许多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措施，但由于农业发展的长期积弱，并没有使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2.经济体制因素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隔离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忽视甚至否定经济发展中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利用行政指令的办法规定农产品价格，利用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来实现从农业中汲取发展工业的物质和资金，直接削弱了农业自身积累的能力，这种工业对农业的长期的剥夺造成了农业发展的落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还有一系列的制度，如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及燃料供给制度、住宅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人才制度等等。这些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一起导致了一种封闭的城乡关系，这就大大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3.发展战略选择因素
建国后的几十年里长期奉行的是一种赶超战略，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与传统的其他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太一致，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模式一般是由轻工业到基础工业再到重工业，但由于历史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由于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积累和资源消耗，而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于是采取“以农补工”的方式，将农业的资金资源转移到重工业上。据统计，“1952～1990年，我国农业通过税收、“剪刀差”和储蓄三种方式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总量达11594亿元，扣除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同期我国工业化从农业中净调动资金9528.15亿元，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⑦这种剥夺农业来满足重工业发展资本量的做法不仅造成了农业经济发展的长期落后，也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体制和机制的转换，农业经济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善。
三、路径选择：消解二元经济结构
以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当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农业经济要取得进一步的长足发展就必须破解这个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1.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以更多优惠政策繁荣农村经济
要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就应加大对农业经济的投入，补上这个国民经济的“短板”。首先，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必须完善道路、电力、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只有这样农村经济的繁荣才有了根基。提高农村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水平，才能更有助于激发农民劳动的积极性，降低城乡之间的待遇差别，从而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其次，给予农业经济发展更多的优惠政策和保护，比如在农产品的价格方面，国家可以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管控，以减小由于市场波动和少数人投机对农户造成的伤害。除此之外，还应以培养良种和推广为重点，加大农业的科技投入。做到这一点除了应不断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还应加强农业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增强农民科学种田的能力。
2.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机制
在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下，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资源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流动和重组，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农村产业发展为基础，促进城乡之间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双向流动。通过市场互动，帮助农民适应市场、把握市场、占领市场，促进农产品销售，提高市场价值和附加值，同时把真正符合农民消费需求的工业产品销往农村，扩大内需。通过信息互动，建立城乡信息沟通的有效渠道，实现城乡优势互动、资源互补；通过产业互动，逐步形成城乡分工合理、产业链对接、共同繁荣的格局。
3.加强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一体化的制度障碍
如何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为生产效率高的经济部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必须建立一套适于改造传统农业的制度，他指出“制度上的相应的改变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要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必须通过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来扫除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障碍。就要不断深化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就业制度改革，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即建立健全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等等。
4.加快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农业经济制度篇9
关键词:现阶段;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这些年，我国一直加大对于三农的投入，同时也提出了农村振兴战略，旨在更好地促进农村地区发展。而农业经济管理作为我国开展农村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能充分整合农村地区优质资源，不断促进农村经济地区发展的新动力。因此为了更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建立和完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从而提高农业经济管理质量水平。而且提高农业经济管理对于提高我国农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还能够有效改变传统农业发展落后的问题，因此本文就农业经济管理对于农村经济管理的相关问题做了一些探索，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经济管理概述
农业经济管理对于农村经济发展起着积极指导作用，经济管理能够根据农村经济整体发展的目标，通过利用有效管理手段引导农村经济不断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机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开展农业经济管理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地区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农民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对于相关经济信息和国家相关发展战略认识程度不够，在制定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制定成熟的发展战略，使得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因此为了更好实现农村经济振兴战略，需要从宏观角度上不断规划好农村经济发展宏伟蓝图，只有大方向正确，在开展农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各种方针政策才能更好落实和发展。在微观层次上，要将制定宏观目标落实到具体工作部署当中，认真执行制定的各种经济管理策略，从而更好地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更好地实现农业振兴发展。
二、农村经济管理对于农村经济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
(一)农业经济管理能够更好地指导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农业经济管理工作能够更好指导农村农业经济整体的发展，通过管理这个手段来有效引导农业经济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现在很多农村地区由于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在发展农业经济过程中没有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仅仅按照之前自身成功的经验去开展农业经济管理，这种经济管理发展影响了农村农业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问题，且制定的经济管理方案易出现一些偏差，对经济发展不利。但通过利用现代化经济管理理论能更好地为农村地区发展和制度上提供保障，通过引进先进的农业经济管理理念，结合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制定不同的农业经济管理方案，从而更好地帮助农村地区改善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发展。
(二)为农村经济提供优质发展环境农业经济管理工作能够充分调动农民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实现农村地区发展过程中，还能提高农民的可支配收入。通过农业经济管理工作在整合农村地区优势农业资源过程中，还能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在发展农业经济管理中能通过加大对人才和技术引进力度来不断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通过将更加先进的管理方案和管理技术应用到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使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创新，不断改变农村经济管理理念，从而更好提升改善农村落后的农业经济环境。同时针对不同农村地区，充分挖掘农村优势资源，从而制定更加合理的发展方案，促进农村地区又好又快向前发展。另外开展农业管理，还能有效维护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最大限度提高土地周转和利用效率，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提高农民经济效益。
三、更好地开展农业经济管理，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建议
(一)利用先进的信息管理平台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各种信息平台应用到经济管理中，极大提高了我国相关部门工作质量和效益。通过将先进信息管理技术应用在农业经济管理中，通过信息技术改变现有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传统的管理方案和手段，进一步促进农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首先，要投入相关技术和人才资源来建立可靠的网络信息平台，即农业经济管理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能有效宣传当地的优势资源，比如农业绿色产品、生态旅游资源等，这样能最大限度推广当地农业产品，从而更好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使得群众提高自身收入。其次，相关管理者可利用信息管理平台来有效评估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管理方案，从而更好帮助管理部门制定合理管理方案，更好促进农业地区发展。
(二)建立完善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为更好促进农业经济管理质量，需不断完善相关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在发展和实践中不断完善相应制度，更好促进农业经济健康发展。一方面，在完善经济管理制度中需不断提升工作人员自身管理水平，不断加强对基层管理人员培训力度，更好地使他们掌握相应管理技术以及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水平，只有管理者管理意识提升，才能更好开展相关管理措施，更好指导农村农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除利用信息平台进行农业产品销售以外，还需管理人员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加强对社会中有关农业经济合作与沟通，获得农业经济与社会组织机构支持，在资金方面获得更多帮助从而拓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途径，加快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步伐，使农业经济增长带动农村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三)注重风险评估问题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在发展农业经济过程中需面临不确定市场影响。这就需相关部门做好风险评估和审计风向评估问题。传统风险导向审计的模式更加注重的是对风险模式中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分析，且这种对风险的分析大多数是从会计角度进行解释和评估，但这种风险判断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分析结果仅仅体现了财务报表中含有的两种风险。那么基于财务报表分析控制和固有分析就局限在财务报表本身。但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方案更具有先进性，在“固有风险”认识和评价中，除了包括传统风险审计中的会计报表中固有的风险之外，同时还需要考虑在发展农业经济过程中存在的战略风险和经营风险问题，那么对这样的评估就更加具体和具有控制力。现代风险控制注重了对农业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以及农业经济实际经营环境的研究，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它将农业经济发展放在实际发展体系当中，从而更好评估农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风险问题，从而制定各种风险控制问题，可更好体现农业经济发展过程的风险控制和防范问题。
农业经济制度篇10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业经济经济管理
一、农业经济管理简述
在我国，农业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不仅仅关系到经济的发展还涉及到了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要深入的了解农业，并了解农业经济。
农业经济管理简单的说是以国家的经济政策方针、社会经济条件、市场环境为依据的管理活动。具体的说就是结合当地的市场经济条件以及市场环境，并以国家在经济上的政策方针为指导，确定未来的农业经济的发展目标，最重要的对信息化再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要素以及生产资料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不同环节进行计划、决策、控制以及组织协调。使农业经济的发展逐渐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
二、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经济管理现状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农业经济管理没有适应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导致农业的经济管理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农业经济管理的效果就不尽如意。
1.管理体制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现在的农业经济管理没有确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观念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现在的管理制度不仅与农业社会结构不相适应、也与快速发展的农业社会不相适应。这种不健全的经济管理制度使很多的经济管理活动失去了执行力，为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不利影响。农业经济在机制管理上也出现了很多的缺陷，尤其是在相互利益之间的协调上表现明显。
2.农业管理人员对农业经济的管理缺乏一定的重视
我国的中央领导对于农业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视的，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都明确的显示了对农村经济管理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农业人员的重视，导致出现了执行力度差等问题，农业经济管理的效果不显著。造成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有很多。如：农业管理人员的思想没有因经济的发展而随之改变；农业管理人员的素质较低，对管理工作没有明确的认识与要求，造成经济管理制度没有足够的执行力度，造成很多政策都没有去贯彻执行；农业管理人员没有意识到农业经济管理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3.农业管理人员的执政能力较差
农业管理人员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不能满足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的要求，这就要提高农业人员的执政能力。
三、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不断发展。它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农业经济管理思维向现代农业管理转变
随着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已经驶入了新轨道。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开始渗透到农产经济的生产的各个环节。农业经济管理将会越来越重视农业经济的深加工以及农业产品质量与安全，由于人们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改变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这就要求改变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方式和思维。
2.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
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化改变了各行的发展模式，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将成为实现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我国农业经济信息化的不断普及，使得信息化开始进人到普通农业经济的各个方面。农业技术的信息化，使得农业科技成果进一步向农业生产力转变，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农业经济管理是提高农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措施，农业只有不断我国基层农业管理人员信息化的意识，才能提高我国农业管理的效率。
农业管理信息化就是将农业生产和管理以及农业科研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农业管理信息化除了能够服务于农业经济的生产、管理和科研，还可以作为农业经济决策的辅助系统。农业管理信息化是农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农业经济的重要工具，也能实现农业科技的高效开发。
3.农业经济产业化管理
农业产业化带动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农业产品基地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随着农业合作政策的出台，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迅速发展，以及相关的中介服务组织也得到较快发展，通过利用利益政策连接起来的农业经济产业化机制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市场化的组织形式得到提高。在一些大型企业的带动下，农业产品开始标准化生产，农业产品质量得到有效提升，产生了一大批优质农业产品生产基地，满足大型企业的生产需求，而且带动了农业经济标准化生产水平，通过让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进而促进农业经济效益增强，农民收入提高。
4.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创新
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创新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只有坚持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创新，才能扫清农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加强对农业经济的财政支持制度改革，提高对农业经济投人。加强政府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增加对农业经济的支持力度和保护制度，在中国农业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实施农业高新农业技术、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完善农业科技管理服务体系，加强培养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建设，并相应地推进农村经济制度与农业技术政策创新，这是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关键，全面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
四、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经济管理的有效措施
现在我国的农业发展出现了不平衡、不协调、不持续等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要结合实际制定出一系列的防治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我国的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1.提高管理人员对农业管理的重视程度
为了使新农村建设的经济管理得以加强，农业管理人员必须对农业经济管理予以重视，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并对管理工作予以相应的部署。对农业管理人员进行相应的教育和培训，并让他们知道农业经济的管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的重要意义。
2.建立完善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合理的规划是基础、经济的发展是首要、增加收入是关键、管理体制是保障。所以农业经济的发展要以经济为发展中心，并转变管理模式，对农业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农业经济制度进行创新，建立一个完善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过程中，第一、使农业发展的理念得以改变，实现农业经济结构的转型，从而使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得以转变。第二、通过深加工来转变农产品的形式，拓展销售市场；积极拓展农业产业链条，实现产品的多元化发展；第三、让农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予以提高、农业的安全能力得以保障、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得以提高，从而使农业的竞争力以及农业经济得以增强。
3.完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
政府之间要形成一种科学的机制，该机制能有效的调解处理矛盾、协调利益、保障权益、表达诉求，使各个方面的利益得以统筹与协调，从而让人民内部的矛盾得以妥善处理，也让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得以快速的纠正。同时政府部门应强化经济职能和服务职能，使人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4.建立经济管理队伍
在农业经济的管理中，首要任务就是对管理人员进行综合能力和综合知识的培训，为农业的经济发展创造出业务水平较高、工作责任感较强、政治素质也比较高并勇于创新的农业经济工作队伍。鼓励管理人员去参加各种的培训活动和教育活动，提高他们的知识能力素质，让他们的管理水平能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趋势。
5.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不但可以使农业的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的调整，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还能增加产业附加值，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
五、以科技创新促进农业发展
1.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农业科技进步的投入，加强政府对科技市场的监督
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试验发展经费占农业生产总经费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因此，应加大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多渠道筹措资金，使我国农业科研再上新的台阶。提高农业生产力，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科技，应进一步明确农业科技活动为国家的公益事业，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在农业科研、农技推广投入的最低增长幅度，建立一套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的投资机制、监督机制和责任制，确保农业科技投入的增长高于各级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加强政府对科技市场的监督，实行规范有序运作。通过制定政策，鼓励国内外农业技术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加强对执法的监督，对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出现的假冒伪劣农业技术和信息以及不规范交易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和取缔，为农户采用科技成果创造安全可靠的市场环境。
2.加快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必须建立全新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并给予政策保障。可选择农业科技、教育人才较为密集的区域创造适合农业高新技术成果迅速转化的环境。通过招商引资，使知识和资本对接，加快孵化、培育或引进竞争力较强的龙头企业，从而加快农业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人才开发战略。特别要重视对懂得农业高科技、企业管理、市场开发和国际贸易的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坚持不懈地抓科技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3.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
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农业产业化经营进程的逐步深入，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不高的问题已成为制约农业、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高低最终体现在现代科技的应用能力上。目前，当务之急是着力改革和完善农村教育培训体制，采取多层次、多样化的培训方式，加强农业科学、实用技术的普及推广，努力提高农民学、用现代科技的能力，培育具有现代农业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新型的农民群体，培养一大批各类农业技术带头人，形成以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为主体的农业人力资源结构和人才优势，推动农业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
4.深化推广“科技特派员制度”
实践证明，“科技特派员制度”能把生产咨询行为转为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创业，把干部的“被动”锻炼转为主动发展，使广大科技干部的潜力和作用得到最大的发挥。要进一步明确科技特派员的工作职责，建立服务承诺公示牌，加大对具有地方优势特色产业的派驻力度，通过深化制度创新和人才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科技与农村经济的紧密结合。
5.加强农技110建设
要通过成立农技110机构，开通农技110咨询电话，建立农技110信息网络，聘请专家实行无假日工作制，开展“坐诊”与“出诊”服务，利用互联网、报刊杂志等多种渠道，收集各方面信息，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接受农民的政策、技术和信息咨询，及时解决农民群众在农技方面的急难问题，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物资。要通过现场咨询、实地指导、科技示范、技术培训、发放资料，为农民提前、产中、产后的信息服务指导和推动基层农技推广活动，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农产品的流通。这样，可以实实在在地为农民群众排忧解难。
六、结束语
加强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创新，充分开发农业经济资源，调整农业经济产业结构，加强农业科技的创新，提高科技成果的改变，并且改善农业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才能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罗卫江.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的前沿问题与资助方向[J].时代经贸，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