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的社会效益篇1
关键词:数字城市;数字乡村;电子政务
一、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
云南省加强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工作，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工程，是省委、省政府根据三农工作新形势决定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云南省通过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采取以点先行、典型示范、积累经验、完善政策、先易后难、逐步推广的政策，对于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云南省农业厅在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中已经给出了简要的概括描述:“通过完善互联网、电脑、数码照相(摄像)机等农业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立和完善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农村基础情况、乡风民俗、政策法规、政策补贴、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农业生产管理、农业科技、农村财务管理、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标准、名优产品、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招商引资、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资源环境管理、农村规划建设、农村疫情检测防治、气象、扶贫开发、卫生、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农村经济社会信息数据库，建设信息网络服务平台，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社会管理服务信息化，采用图、文、声、像和多媒体等多种形式，为农民提供及时，高效的信息服务，为各级党委、政府了解农村基层和新农村建设情况、实施科学决策提供依据。”[1]由此可知，“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实质就是三农的信息化建设。
二、从“数字城市”到“数字乡村”
1.用“数字城市”带动“数字乡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信息化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信息化的运用已经融入到了城市经济、乡村经济及其社会的各个领域。信息化一般首先是在发达地区和城市建设发展，而后慢慢过渡到落后地区及乡村的一个动态过程，是信息时代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如中国信息化发展，首先是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等发达城市率先进行科学规划并进行试点工作，而后才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开。一般来说，城市以工业化为主，而工业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乡村以农业为主，而农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基础。按照成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先实现工业化，后发展信息化，然后再把信息化延伸到农业，最终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并不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在全球信息化浪潮中，人们不仅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推动工业化发展，建设“数字城市”，同时也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建设“数字乡村”，反过来，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的发展又为信息化提供了建设经验和技术支持。中国目前数字城市建设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同样得到很大发展的同时，用“数字城市”经验来带动“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种相互依赖、互为促进的关系，两者也将共同推动信息化的进程。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理解为信息社会的重要内容。
2.“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能互动发展。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个全局性的长远的战略思维，其核心在于:(1)用数字化手段统一处理城市或乡村问题;(2)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3)为建设数字省份、数字国家、数字地球创造条件。具体地说，就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层次上，长远地规划区域数字信息的获取、处理、应用等方面的相关工作，从系统论和一体化的角度来整合已有的或者正在发展的与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相关的理论、技术、数据、应用和能力。数字城市与数字乡村的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定目标。目前，应当建立多应用层面的数字化地区、数字化城市或数字化乡村，能够更广泛、深入地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云南省自2007年提出“数字乡村”建设以来，“数字城市”建设同样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特别是2008年11月4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考察中国电信云南公司时指出:“昆明将建成为‘无线数字城市’，以信息化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毫无疑问，以信息化推进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是未来各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同时，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也要将实现地区数字化、省份数字化、国家数字化、全球数字化作为其发展目标，因为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三、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及成因分析
1.现状。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从2007年开始起步，到目前为止，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据统计，到2008年10月27日，全省共制作上传乡村视频文件2238个，其中乡镇视频351个，完成比例为26%;行政村视频1887个，完成比例为14.1%;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行政村有6547个，完成比例为48.6%;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自然村有34388个，完成比例为28.8%。另外，数据更新工作已完成近50%，其中德宏州、红河州、保山市完成了80%以上，普洱市完成17.2%、临沧市完成20.3%、迪庆州21.7%、昭通市25.1%。视频制作上传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昆明市已经完成了所有乡镇和行政村的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楚雄州乡镇视频已经百分百的完成，大理州、保山市也完成得较好，分别完成了61%、44.4%。丽江市至今还未启动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普洱市只做了一个乡镇的视频，完成比例为0.09%、临沧市完成了3个乡镇和10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1.3%，昭通市完成2个乡镇和51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3.9%，文山州也只完成了3.9%[2]。从上面的这一系列数据中可看出，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仅仅在短短两年之内，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且其建设力度仍在不断加大，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增多。但同时也会发现，在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部分地方领导不够重视，目前仍就没有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信息化滞后等状况。
2.存在问题。总体来说，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离保障三农工作顺利开展还有一段距离。从科技上看，目前由于对“数字乡村”的理论方法、关键技术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难以对全省各地“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从人员素质上看，部分信息采集人员、电脑设备、电脑操作人员技术不熟练，影响了工作进度，在信息采集过程中，虽然对各村、寨进行了基础信息和照片采集，但照片采集数量不够，有的照片规格不附合要求，不能满足网页制作需要。其次视频采集制作要求要有较为专业的人员进行摄像、编辑、配音，编辑还要有相应设备和软件，而部分地州，特别是贫穷乡镇均不具备条件;从工作进度方面看，有的地市(如昆明、曲靖、玉溪)工作进度较快，已按实施方案要求完成全部村民委、自然村的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并已完成电子版信息表录入和照片分类保存;而有的地市(如香格里拉、丽江、怒江)进度较慢，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还未完成过半，电子版信息表录入、照片分类保存工作进度缓慢;从建设规划角度看，云南省各地市在数字乡村建设上的条件、标准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统一、规范的规划和技术标准难以确立，即使在着手统一规划之后，也很难尽快达到协调统一;从自身利益考虑，在统一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各地市对本地区的利益考虑得太多，不仅仍然各自为战，而且顾虑太多，拖拉被动，对总体建设规划不支持，具体到各村和个人则更不会积极响应，甚至还会抵触;从应急管理和服务体系角度看，旧的应急体系容易导致重复建设、浪费资源，表现在人、财、物等各方面的重复投入，各地市为了完善本地区的应急机制，往往重复购置一些设备，同时增加一些人员。另外，随着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现有应急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问题也越发凸显出来，不仅变得反应迟钝和效果不佳，而且还常常发生相互之间的脱节和制约，造成本就非常有限的应急资源大量浪费，导致应急管理与服务成效急降。
3.原因分析。毫无疑问，“数字乡村”的建设其基础条件取决于信息化发展程度的高低，如果某一地区信息化程度高，则该地区发展数字化也将相对容易。然而伴随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入，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的认识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影响和制约信息化长远发展的因素也日益显现。对于在云南省数字乡村初始建设过程中，为何会出现上述一系列相关问题，本文认为这主要还是应归结为云南省的信息化水平，具体体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云南省信息化应用总体上仍处于分散推进阶段，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仍然存在，电子政务协同服务水平有待加强，社会信息化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第二，信息化基础设施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现象比较突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共享相对滞后，条块分割的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信息系统的标准、相关数据的格式、形态等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三，信息化发展水平尚不平衡，地区间、城乡间信息化水平差异明显，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差距”较为明显;第四，信息化普遍服务的广泛性不够，社会化专业服务体系和配套的政策措施尚待完善，低收入社群和弱势群体的信息能力较弱，信息不对称现象有加剧倾向;第五，信息化“双刃剑”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信息系统故障、计算机病毒、网络犯罪、黑客攻击、不良信息传播等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信息安全管理比较薄弱，信息安全的技术能级亟待提升。日益严峻的信息安全、网络安全问题威胁着重要信息系统的可靠运行[3]。
综上所述可知，在云南省“数字乡村”持续快速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只有立足现状，发现问题，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再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最后认真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才能强化云南作为全国“数字乡村”的领头兵地位，才能为其他省市提供相关的参考标本，才具有其他省市借鉴的价值，才能初步形成信息社会的基本框架，勾勒出“数字云南”的大致轮廓。
四、建设“数字乡村”的对策建议
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是一个创新，综观全国三农工作的开展过程，把三农纳入信息化建设，云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因此，对于云南省乡村数字化的发展就不可能从其他省市借鉴经验，但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电子政务和数字城市的建设无疑都给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基于电子政务平台建设“数字乡村”。云南省电子政务工程自2002年开始实施，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也自此开始建设，截至2007年底，全省电子政务骨干网已接入4344个政务部门，省级各部门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网已建及在建全省性专网达44个，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得到充分应用。另外，2007年7月以来，云南省建立了以云南省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为龙头，80个省级部门网站、1300余个州市政府和部门网站、8300余个县区政府和部门网站为支撑的全省政府信息公开网站群，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为下一步推行“一站式”服务和网上审批、交费、办证、求助等电子政务应用以及实施网上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因此，如果云南省在建设“数字乡村”时能很好地应用其已经成形的电子政务平台，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建设已取得的成效，很好地利用云南省电子政务已有的信息基础设施资源，相信定会为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基于数字城市经验发展“数字乡村”。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可谓独一无二，因此，要实现快速发展，就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也并非毫无经验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100多个数字城市的建设经验就可作为参考。如“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数字深圳”、“数字杭州”的建设都已经初具规模，其经验也可谓丰富。另外，2004年，云南省为了结合电子政务建设的需要和步骤，提出了建设“数字昆明”的设想，并开展了对“数字昆明”建设的前期摸底调研工作，2007年底，“数字昆明”建设启动了三期工程——昆明市地理空间信息资源数据交换共享平台扩容项目，并计划于2008年8月完成。从中可以看出，云南省通过对“数字昆明”的建设，已经总结了一套“数字城市”建设的技术思路，相信对云南省数字乡村的信息化工作将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指导作用。所以可认为，在云南省建设数字乡村时，如能借鉴其他省数字城市建设经验，把在云南省打造数字昆明的技术、思路，通过修改完善后，直接转嫁到数字乡村建设上，进行去粗取精，优势互补，相信定能促进云南省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
3.基于云南省省情完善“数字乡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重点在农业，难点在农民。“十一五”时期，云南省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作为目标。并认为，全面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云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云南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是进一步提高云南人民文化经济生活水平的急迫需要和重要选择。正是立足于这一战略选择，云南省的信息化发展从电子政务开始，接着打造数字城市而后迈向数字乡村，以建设“数字云南”为长远目标，最终构建面向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全数字化信息系统。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规模庞大，所以在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强调统筹协调，节约物力，即集中全省各业务部门现有设备和信息资源，与国家实施的“金农”、“金水”、“信福”和“三电合一”项目等信息化工程建设项目相结合，不搞重复建设。同时，还需运用市场机制，鼓励企业参与，共同建设农业信息交互平台，尽最大努力争取做到使云南省数字乡村信息库内容基于省情，立足于三农，让农民尽快掌握先进技术和市场信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不断完善，从而形成开放的现代化、信息化模式，为云南省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整体性地解决区域、全球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等问题，为解决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建设方案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云南省农业厅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eB/oL].云南数字乡村网，http://www.ynszxc.gov.cn/szxc/provincepage/newsview.aspx?id=2280016，2008-01-10.
[2]省农业厅“数字乡村”工程项目实施小组办公室，全省“数字乡村”工程建设进展顺利[n].数字乡村快讯，2008-10-28(2).
数字乡村的社会效益篇2
关键词：村落学校；乡土中国；离土中国；农村学校布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数字乡村的社会效益篇3
一、开展调研基本情况
（一）确定调研课题情况。
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农民收入逐年增加，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各类文艺队伍相继成立，推动了农村文化建设。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差异以及环境的影响，简陋落后的农村文化体育条件与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需求，仍然很不匹配、很不适应、很不协调。因此，加快作为新农村文化建设基本构件之一的公益性文体活动场地建设尤为重要。
（二）下去蹲点调研情况。根据局调研方案的有关要求，本人结合工作实际，10月10日—12日，组织体育运动中心相关同志先后到扬武镇排莫村（跟随县文体广电旅游局调研小组一起）、红星村和龙泉镇合心桥村、原长青乡、金钟移民社区、东湖社区等开展以农村文体活动场地建设为主题的专题调研活动。通过走访群众、现场查看等方式听取群众意见，认真查找农村文体活动场地建设和管理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研究提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办法措施，确保调查研究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二、调研了解存在的具体问题
(一)当前农村（社区）文体活动场所及设施建设基本情况。
1.农村文化设施。目前，建成7个乡镇综合文化站、159家农家书屋，并配备有相应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设备（主要是配送图书、书柜、DVD及电视机等资源共享工程设备），全部实行免费开放。有167名村（社区）级文化管理员、7个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数字图书进农家7户。全县35%的行政村建有业余文艺队伍；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和2017年以来实施的扶贫广播“寨寨响”工程覆盖率达100%；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站1个，队员5人；实施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项目5乡镇、92个行政村【2016年、2017年两年，累计为5乡镇、92个行政村配送资源共享工程设备（乡镇级配送金额是5万元：摄像机1台、平板电脑2台、卫星数字一体机1台42寸、移动数字网络1个），村级配送金额是2.5万元（卫星数字一体机1台32寸、平板电脑2台），为159个农家书屋配送图书共361884册】；建有县电视发射台1座；有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个（石桥古法造纸遗址、万寿宫和丹寨汞矿近现代工业建筑）；有部级传统村落7个（排莫村、麻鸟村、扬颂村、送陇村、石桥村、王家村和排佐村）、州级重点民族文化村寨9个（排莫村、羊排村、送陇村、石桥村、大簸箕自然寨、卡拉村、排牙村、麻鸟村、雅灰村）、县级重点民族文化村寨34个；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基地12个。
2.农村体育设施。分别实施乡镇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7个、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139个，加上资助和群众自建90个，村级活动场地累计达229个，覆盖率分别为100%、86.3%。同时，还为积极性高的村补助部分资金及配送篮球架90付和乒乓球桌30张；完成全民健身路径工程23套。
3.社区文体设施。建成移民安置点金钟社区、东湖禥儿城西社区文化馆分馆、图书馆分馆各1个；建成金钟、东湖2个移民社区多功能运动场，金阳社区多功能运动场正在启动建设中；为金湖、东湖、金阳3个移民社区各安装1条健身路径工程；为金钟社区配送8000余册各类图书、铜鼓、芦笙，以及乒乓球桌、球架及相关健身器材。
（二）调研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农村（社区）文体活动场地少，设施简陋。目前，我县虽然分别实施乡镇级和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7个、139个，加上资助和群众自建90个，村级活动场地累计达229个，覆盖率分别点原7个乡镇和161个村的100%和86.3%。但是，大部分都修建或配送在村委会驻地的中心自然寨，而且大多数都只是一个村1—3个场地或1—3套设施，覆盖率仅占全县486个自然寨的47.2%。另外，实施早的村现文体设施有部分已损坏，急需更新。
2.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资源缺乏有效利用。目前，全县农村文体设施的管理制度不够完善，没有形成规范有效的管理。已建有的文体活动场地，大多数村没有按照要求明确专人负责管理，部分场地平时无人管理或闲置，多用于停车、堆放物资等，只有在节日期间才用于开展文体活动。
3.经费投入不足，文体设施建设滞后。大多数文体公共场所和设施都依赖上级投入（农体工程每个村补助3万元）且投入不足。加上我县财政经费困难，有时专项经费划拨不及时，给场所建设和设备购置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4.部分公共文体化场所和设施实际使用率偏低。一是乡镇没有专门的体育工作机构，只能由文化站工作人员兼顾，给农村文体活动开展带来一定困难；二是部分村图书室明显是摆设，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开放一下，其余时间关门。部分乡镇把综合文化站当着食堂、职工宿舍、储藏室等。加上上级配备下来的设备被挪为它用（包括电脑、桌子、椅子等），尤其是配备的乐器因质量问题或者长期无人使用，放在文化站也基本成为摆设，使乡镇综合文化站职能已经不能正常履行，有的甚至形同虚设。
三、对存在问题的具体原因分析
（一）村干部重视不够。有很多村群众积极性很高，但村组干部重视不够，协调和落实建设用地困难，加上这两年脱贫攻坚任务重，部分村没有认真组织实施，延误建设工期。
（二）经费落实不到位。上级补助经费下达后，县文体广电旅游局督促相关建设点加快建设进度。但由于经费落实不到位，大部分项目点没有钱购买砂石、水泥和支付人工工资，导致项目没有启动实施，影响建设进展。
四、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二、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领导重视，明确责任，为农村公益性文体场所建设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县委、县政府要切实重视农村公益性文体场所建设，成立相关工作小组，明确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文体广电旅游、乡镇、财政及相关部门为成员，按时召开会议，对工作进行调度。同时，县财政及时划拨项目建设补助经费，以便督促各项目点抓紧实施，确保按时完成我县建设任务。
（二）建立多方投入机制，为农村文体场所建设打下坚实的硬件基础。将农村公益性文体设施建设列入乡村振兴计划建设内容，充分利用荒地、荒坡修建文体活动场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向上争取项目支持、县财政局列入一事一议项目、帮村单位帮一点、村民集资一点，着力构建“结构合理、发展平衡、运行有效、惠及村民”的公益性文体场所服务体系，为发展和繁荣农村文化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数字乡村的社会效益篇4
关键词：文化共享工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文化权益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7（c）-0255-02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是新形势下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惠及千家万户的一项公共文化基础工程，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对于改变落后地区文化信息闭塞的状况，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兴义市文化共享工程已经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服务网络体系，依靠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向广大基层群众传播优秀的文化信息资源，从城乡共建进入到全面共享的发展阶段。
1基本情况
贵州省兴义市地处滇、黔、桂三省（区）结合部，是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中心。国土面积2915平方公里，总人口83万，聚居着汉、布依、苗、彝等27个民族。辖22个乡镇、8个街道办、37个社区，184个行政村。截至2012年12月，兴义市文化共享工程已建成县级支中心1个和22个乡镇、4个街道办、188个行政村、16个社区、5个机关企业等共235个基层服务点，初步形成了市（县）、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企业）三级网络服务体系，基本实现“村村通、全覆盖”，全市各级基层服务点全部实现免费开放，年均接待各类读者20万余人次，扩大了共享工程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兴义市文化共享工程发展状况
2004年以来，兴义市文化共享工程在网点建设、经费投入、资源建设、技术合作、合作共建、惠民服务、宣传推广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1）在网点建设、经费投入及资源建设方面，兴义市2004年建成兴义市图书馆、马岭镇平寨村两个基层服务点，分别安装了共享工程服务器1台、卫星接收系统1套、投影播放设备1套和500G数字资源，为读者提供文化信息阅览查询服务。2007年10月，组建兴义市文化共享网络图书馆，采取以图书馆为主体，单位职工和社会力量参与支持等方式，筹资36万元配置电脑85台/套等设施设备，开放了公共电子阅览室、多媒体网络室、多功能视听室等服务窗口，依托共享工程和数字图书馆平台资源，开展电子图书/音像资料借阅、网上资料查询、参考咨询辅导、举办专题讲座、免费播放优秀影视片、提供网络服务活动，年均接待各类读者10万余人次，为传统服务模式下的公共图书馆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2008年兴义市文化共享工程争取国家和地方财政投资221.6万元，建成兴义市支中心1个，乡镇（街道办）、行政村（社区）基层服务点213个。2008年10月建成兴义市县级支中心，新增公共电子阅览室1个，配置读者端计算机36台（套），卫星接收系统1套，投影播放设备1套，资源服务器4台等设备。2008年12月在兴义市图书馆内挂牌成立兴义市县级支中心，贵州省分中心授牌并配送了约1.0tB的数字资源。
2011年6月起，兴义市县级支中心及各乡镇村基层服务点全部实现免费开放，2011年至2012年获得国家和地方财政补助免费开放经费共256万元，获中央财政补助村级文化事业经费共134万元，主要用于村级文化共享工程、农家书屋、文艺演出、体育活动等文化服务项目。全市21个乡镇综合文化站获得国家财政统筹配套价值约210万元的设施设备。2012年建成全市22个乡镇、4个社区公共电子阅览室，每个点配备了6台读者端计算机，并安装了1.0tB数字图书馆资源。目前，通过资源配送、卫星接收、网络下载、自建购买等途径，兴义市支中心已整理存储数字资源约4.5tB，初步形成图书期刊、影视曲艺、知识讲座、法律常识、农业科技、卫生保健等数字资源库，为开展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数字文化服务，满足城乡群众学习需求提供了资源保障。
（2）在技术支持、合作共建、惠民服务等方面，兴义市县级支中心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加强与中国电信黔西南分公司、贵州网恒科技服务公司等单位进行技术合作，根据《兴义市文化共享工程与农村党员远教工程整合建设实施方案》等安排部署，推进共享工程与远程教育工程等合作共建，整合建成223个乡镇、社区、行政村基层服务点。同时，协助建成中国电信黔西南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黔西南分行、兴义市饮食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兴义市总工会等单位“职工书屋”服务点，由企业和建设单位投资60余万元，组建开放4个公共电子阅览室，受到了企业职工和基层群众的普遍欢迎。
（3）在宣传推广、培训工作、工程管理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兴义市支中心不断加强与新闻媒体进行合作，借助地方电台、电视台、报刊、网络、宣传栏等平台优势，通过电视专题片、宣传资料、宣传展览、网页平面等途径，抓好文化共享工程宣传推广工作，让广大基层群众逐步认识、了解并参与共享工程建设与服务工作，充分发挥了工程设备及资源的积极作用。同时，结合国家中心、省分中心工作安排部署，通过专题培训、现场指导等方式，加强对全市工程管理人员进行业务技能培训，使之较系统地学习了共享工程硬件安装与操作，计算机与网络基础知识，投影机的使用和上机操作，基层服务经验等方面内容，达到了培训预期效果，为推进兴义市共享工程建设、管理与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3兴义市文化共享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兴义市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完善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增强了图书馆的服务活力，推动了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但是也存在以下问题亟需解决。
一是基层领导对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重要性、责任感和使命感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大部分乡镇没有落实工程运行保障经费，影响了文化共享工程建设管理服务工作的全面开展。
二是共享工程专业人才匮乏和不稳定性，影响了工程的顺利开展和资源的有效利用。文化共享工程是一项公共数字文化创新工程，特别需要熟悉计算机应用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推动开展工作。由于兴义市农村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发展滞后，导致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匮乏，加之农村基层文化工作没有严格纳入地方党委政府绩效考核范围，使得基层文化队伍几乎没有从事群众文化工作，乡镇文化站（室）有岗无人或人员被借用到其他部门工作等现象非常普遍，基层文化队伍的不稳定性导致部分基层服务点无法正常利用丰富的资源和先进的设备为广大群众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三是共享工程运行管理机制有待完善，长效运行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目前贵州省文化共享工程管理办法尚未正式颁布实施，其运行管理机制尚未完善、长效的运行管理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全省大部分地区还未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作为对地方党委政府目标考核范围，从而影响了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服务功能正常发挥作用。
四是共享工程宣传力度还不够，基层服务点工作自觉性不够，服务内容和方式有待加强，广大城乡群众对该工程的认知度不高。虽然兴义市在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和服务过程中也注重了宣传工作，但总体来说宣传的力度和效果不佳，宣传的方法和途径单一，深入农村基层服务点开展宣传与服务工作的力度不够，导致城乡群众对文化共享工程的认知度不足，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影响了共享工程对农村群众的服务程度和服务面。
4关于文化共享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
（1）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正确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要正确处理“建”与“管”的关系，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确保文化共享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二要正确处理“建”与“用”的关系，坚持以服务为导向，大力开展公共文化惠民服务。三要正确处理“供”与“需”的关系，坚持以群众文化需求为导向，努力提高数字资源内容的针对性、适用性和吸引力。四要正确处理“有”与“用”的关系，坚持共建共享原则，全面推进文化共享工程管理服务工作。
（2）加强领导，完善机制，将共享工程纳入各级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共享工程纳入巩固创建全国文化先进县、文化先进乡镇等相关评比标准，把共享工程建设管理与服务工作纳入地方公共文化建设规划，以及创建文明乡镇、文明村寨、文明社区的工作要求，将文化共享工程的建设、管理与服务情况作为衡量地方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指标进行考核、抓好落实。
（3）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落实工程运转经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资金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和省级财政配套，地方财政需配套落实各基层服务点运行管理基本费用。地方政府应逐步加大基本费用的投入力度，确保工程建设管理各项经费落实到位。
（4）加强协作共建、促进资源共享，扩大工程服务范围。借助国家“三网融合”工程发展机遇，加强与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信息化综合服务工程等合作共建，完善构建内容安全、服务规范、环境良好、覆盖广泛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通过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工厂企业、政府机关、部队军营等开展合作，拓展工程服务渠道，扩大共享工程惠民服务覆盖面。
（5）坚持建设、管理与服务并重，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和工作形式。通过完善工程技术支撑平台，健全管理制度，丰富公共电子阅览室的资源内容，推进免费开放惠民服务。利用工程资源和设施设备，搭建科技助农平台，为广大群众提供文化信息资源服务；推出文化共享工程便民服务卡、为群众提供方便、免费的数字信息资源服务；播放优秀电影讲座，开展科技、法律、文化与政策等讲座培训，为农村敬老院、留守儿童、农民群众、特殊群体等提供文化信息资源服务。同时，通过新闻媒体、工作简报、宣传展览、宣传标语、定点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加强对共享工程建设的重要意义、目标任务等进行广泛宣传，使广大群众对共享工程有所了解和认识，积极参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
（6）加强督促检查，完善考核制度。制订完善共享工程管理、评估和考核办法，加强县（市）级分中心对各乡镇（办）文化站和村（社区）文化活动室等基层服务点的指导管理工作。加强对基层服务点管理服务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提升工程管理服务运行效益，将共享工程建设情况纳入年终目标责任制考核，每年底对各乡镇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综合考评，确保工程建设真正收到实效、长期发挥作用。
数字乡村的社会效益篇5
随着经济的繁荣、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面对现实,积极响应党关于建设新农村的号召,发展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基层服务点,逐步开展农村数字化信息服务,让信息资源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乡、镇农业资料室工作是公共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在图书馆业务指导下的农业资料进行管理利用体系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党和国家在建设新农村工作中对我们公共图书馆工作提出的新的要求,而乡、镇农业资料室又有着与乡党政机关、中小学图书室不同的特点,把乡镇农业资料室建设好,对普及乡镇文化,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有着重大意义,而乡镇农业资料室面临如资金严重缺乏,资料少,信息不快,不易被农民朋友认识等现状。造成这些现状主要原因有:
(1)资料室的房屋建筑破旧,没有专门的读书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
(2)资料室仍然以印刷型文本形式收藏为主造成慢、散、不全现象,而有的乡、镇资料室还徒具形式,有名无实,甚至有些地方根本就无资料室。
(3)数字化信息资料的出现解决了上述问题,同时又出现诸如声像、音响、多媒体等新载体的分类、管理等问题。
(4)农业资料室目前仍处在或基本处在原始的文本检索状态,对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和农业科研都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5)声像、音响、多媒体等信息资料的出现,对建设新农村有着独特的意义。
因此,乡镇农业资料室的建设发展就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和机遇,特别是在网络条件下,数字化农业信息的大量涌现,给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检索和利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农业资料室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对我们建设新农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乡镇农业资料室建设的意义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网络信息,他们多以数据库超文本、多媒体的形式存在,电子型、数字型信息资源逐步占据网络时代的主导地位。随着网络信息数量的不断扩充,对信息资源进行有效地组织与控制的要求日益迫切,将现代化技术手段应用于资料室,不仅是将手工操作转换为计算机操作,更主要的是它将服务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载体的多样性,数字化影像资料的大量利用,解决了长期以来依靠手工检索资料的难题,因而大大提高了资料的利用率,尤其是满足农村读者可在不出家门的情况下就能搜索到所需的文献信息。
3乡、镇农业资料室特点
3.1农业资料载体特点
农业资料一般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几大学科。特别是各种动植物标本,由于专业种类繁多,农业文献资料类型多样化,资料室收藏不但有印刷型的纸质文献,还有非印刷品的实物标本资料,以及磁、光、电介质的资料如VCD、LCD和磁盘、光盘等。这些丰富的文献资料构成了农业资料室的专业文献收藏。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迅技术将这些丰富的文献资源进行综合数字化处理,不但使大农村读者更有效利用这些文献,还能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文献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可以彻底解决特殊文献难以实现的查检和存取难题,实现按需阅览和随机存取,同时还可提供多用户使用,不再受藏书量、时间、地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农业资料室网络化、数字化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具有新的活力的。
3.2乡、镇农业资料室的特点
乡、镇农业资料室的服务对象不同于公共图书馆较集中于城区,而是主要面向广大农村,而农村读者居住较散,交通不便。许多村社距乡、镇较远,且农村读者白天还要忙农活,他们主要是夜间学习。农业资料室还有一个特殊的收藏特点,即实物标本的收藏。这些标本不能像书刊一样借给读者,其定期展示的受益面也是有限的,所以网络化、数字化的农业资料室更方便读者学习。
4乡、镇农业资料室的困境
4.1资料室工作人员网络信息服务意识不强,计算机操作技术欠缺
首先,由于受传统文献服务方式的影响,资料室工作人员目前仍然偏重于手工检索和局限于资料室收藏的印刷型文献的查找,对于网络信息的利用缺乏足够的认识。其次,计算机知识不够深入和全面,不能熟练地运用计算机技术来进行网络信息的检索和利用,仍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分类、加工、著录。
4.2资料室文献收藏形式单一,现代化设备不够完善
目前,乡、镇农业资料室仍然以印刷文献形式收藏为主,绝大多数没有自动化系统。
5农业资料室管理的组织设计
负责制定农业资料室建设的发展、目标、方案、制度和运行机制,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为其争取更广泛和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支持,促进农业资源共享,有计划地协调和控制管理职能,宏观调控农业信息资源的建设。调控资源建设。根据各农业资料室所处的地理位置、特长、特点等因素,对信息建设进行合理的调配,解除资料室的后顾之忧,避免资源的重复浪费,切合实际和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并发展具有自己优势的信息资源。
6对农业资料室建设发展的设想
6.1进行资料室网络信息组织设计
以现有资源为基础,以网络技术为依托,构筑一套农业网络信息技术系统模型。首先,建成单位农业信息网络数字资源库,向全乡、镇广大读者提供农业资料查询、信息资源开发,大众目录服务,开展网上读书、光盘数据库查询和提供文摘、索引、全文数据库及多媒体信息服务等。
6.2抓紧进行资料室资源库建设
抓紧进行资料室资源建设是实现农业网络信息组织优质服务的首要任务,资源建设要把重点放在建立本乡、镇农业文献资源库上,以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文献资源库。
6.3注重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
将社会上大量分散的农业信息资源,经采集、分类、整理、加工、建库,形成大型的农业数字资源库,向大众提供服务。充分利用农业资源,为建设新农村服好务。
6.4进行网上农业信息资源建设
随着因特网的广泛应用,给传统资料收藏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难得的机遇。网络信息资源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比传统资源大得多的空间,拓展了资源利用和服务的渠道。进行网上农业信息资源建设,可以使大部分读者不用走进资料室,就可通过网络得到大量宝贵的农业资源服务。
数字乡村的社会效益篇6
关键词：村落学校；乡土中国；离土中国；农村学校布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
(四)理顺村落学校的管理关系：“以县为主”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教师待遇和教育水平
数字乡村的社会效益篇7
金融业务发展和风险防范的关系
乡村振兴面多线广，项目建设资金需求量大，据测算投资需求将达7万亿元以上，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巨大的业务发展空间，同时也在金融风险防控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机构是经营风险的机构，处理好业务发展和风险防控的关系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在乡村振兴中金融风险防控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相对较差。由于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仍存在“数字鸿沟”“信息孤岛”，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为突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也抑制了农户信贷可得性。同时，农村地区空心化叠加老龄化，整体金融素养相对较差，对新的金融产品、服务认知度和接受度普遍较低。二是中小银行机构风险抵御能力有待提升。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服务乡村振兴的一线中小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资本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其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三是涉农贷款风险管理成本较高。据国家第三次农业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农业经营户为20743万户，其中规模农业经营户仅为398万户，规模经营占比为1.9%。我国农业生产主要还是以农户分散经营为主，规模化经营水平还较低，涉农信贷分散度高，导致涉农贷款成本高、风险管控难、收益相对低。四是金融风险交叉存在。在农业供应链融资中面临核心企业信用风险、抵质押资产风险，在银政合作业务中面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道德风险，在金融市场业务中面临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及政策风险又交叉存在，提高了风险识别和防控难度，需要更高的风险防控能力和多元化的风险防控措施。风险防控和业务发展要“两手抓两手硬”，不能离开发展空谈化解和防控金融风险。只有坚持在发展中化解风险，坚持在发展中完善防控措施，坚持通过金融业务发展增强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才能实现在乡村振兴中避免金融脱实向虚和自我循环滋生、放大和扩散风险。一是加强监管指导。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严审快贷多投，提高再贷款再贴现资金使用率，防止“跑冒滴漏”，加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考核评估结果运用，将评估结果与监管评级、央行评级挂钩。金融机构要夯实风险防控微观基础，加强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在风险防控中的运用，提高相关业务领域的风险监控、识别、预警和风险处置水平。二是强化财政资金风险分担措施。完善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和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贷款风险补偿金动态调整和补充机制，根据放贷规模及时补足贷款风险补偿金。建立健全涉乡村振兴项目转贷应急机制，合理安排续贷过桥资金规模，优化资金使用流程，对银行贷款到期暂时存在资金周转困难且银行同意续贷的重点企业和项目，给予过桥资金支持，切实降低乡村振兴企业和项目的流动性风险。三是加强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加快推进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信用档案建设，多渠道整合社会信用信息，解决信息“孤岛问题”，加强社会诚信教育，持续优化农村金融生态。
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乡村振兴关系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当前乡村振兴促进法已经正式实施，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50年乡村要全面振兴。围绕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发挥金融作用助力乡村振兴是金融机构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也是促进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有力举措。2021年我国明确了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还较多，防返贫工作任务依然艰巨。原深度贫困县、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欠账较多，城乡收入差距还较大，发展基础还非常薄弱，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任务非常艰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金融为民初心，履行好三农金融服务的社会义务，具有重要意义。一是金融机构自觉从“要我参与乡村振兴”向“我要参与乡村振兴”转变，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和具体体现。二是持续开展金融系统定点帮扶，将经营思维、风险防控思维和市场波动思维等市场理念传递到脱贫群众的生产经营全过程，增加脱贫人口的生产经营能力。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继续给予金融资源倾斜、援建项目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产业支持、人才支援，能推进脱贫地区产业梯度转移。三是通过减免手续费、降低贷款利率、无还本续贷、提供绿色通道等方式在信贷资源配置、资金转移定价、产品服务创新等方面加大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将优惠的货币信贷政策红利传导至三农等实体经济领域。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的风险经营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是金融机构经营过程中要统筹考虑的目标，二者不是对立分割，而是相互依托融合。一方面，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培育了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和三产之间的衔接，为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培育了众多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实现支农模式和载体的创新，推动自身数字化转型提升经营竞争能力。因此，金融机构需要将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纳入发展战略之中统筹谋划，在履行社会责任中考虑商业可持续性，在追求经营目标的同时兼顾好社会责任。
引导和市场运行的关系
数字乡村的社会效益篇8
从“工业经济扶贫”向“数字经济扶贫”思路转变
只有从意识上“脱贫”，才可能从行动上“创富”。这其中需要政府、企业、个人思考如何从工业时代“授之以鱼”靠政府救济，向数字经济“授之以渔”靠本事创造财富，最终营造“共创渔场”建生态系统扩大财富实现利益均沾，而电商正是通往“创富”彼岸的康庄大道，实现“平等分享”“普惠富裕”，共享改革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红利。
传统的工业经济，强调大规模、标准化、集中化管理，经济中心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主要的原材料消费地；工业经济在产业分工上，呈现金字塔或链式的、垄断垂直的分工体系，即发达地区控制产业链的设计、组装、精密制造、品牌、市场营销等高端环节；落后、贫苦地区提供原材料、低端劳动力等附加值环节。在产业转移中，贫困地区虽然也从“扩散效应”中受益，但这种受益是相对的，并且是梯度式、跟随性质的。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在一轮轮的产业转移过程中，西部地区始终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工业化的自上而下、垄断垂直分工体系，固化了落后地区的角色定位，加剧其边缘化趋势。
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其底层架构就是分布式、网状的结构，在产业分工上日趋表现为分布式、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价值网络。贫困地区的人口、企业有机会接入到这一协同价值网络，就有可能成为有价值的“节点”，摆脱封闭状态，并与发达地区的“节点”保持相对平等的关系。而且落后地区还具有很多文化、生态优势，有可能获取更大的价值。例如，四川青川、江苏沙集、浙江遂昌、山东曹县、江苏沭阳等通过电子商务接入到全国统一大市场中，成为不可或缺的“节点”。
着眼于产业兴旺，探索可持续的脱贫模式
产业兴旺是实现永久脱贫的最关键因素。数字经济的发展，为贫困地区换道超车提供了可能。
发挥平台优势助力农产品上行。整合、利用优质平台资源，开设平台脱贫活动专区，推动优质平台商家对接贫困县域优势产业，让更多的原产地“好货好品”具备“供”的能力，集中资源帮扶当地农产品上行。作为电商促进农村偏远地区产品外销的典型代表，淘宝村从2009年的3个，扩展到2019年的4310个，其中800多个分布在省级贫困县，63个位于部级贫困县，部级贫困县的淘宝村年电商交易额接近20亿元。有效解决“空巢家庭”“空心村庄”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发挥技术优势实现以销定产。深入产业基地，通过技术赋能帮助贫困县域完善供应链体系，提升农业科技化、标准化和市场化水平，帮助更多贫困县域实现由“品”到“业”的全面升级。利用大数据，对消费者购买习惯进行分析，为当地农户制定种植标准，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增加了农民收入。在打造特色产业带的同时，有效带动了贫困户增产增收，让科技赋能农业和农民。
此外，乡村物流和普惠金融，也要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打通县、乡、村三级快递物流配送通道。为全国贫困县的农民和个体户提供无抵押、免担保的无接触贷款，满足农户季节性资金需求，为其发展注入了新血液。
着眼于人才振兴，探索具有内生动力的脱贫模式
人才是贫困地区未来的希望，也是促进贫困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从乡村教育、电商直播、女性培训、人才输出等方面助力贫困地区人才振兴。
乡村教育面向未來。通过赋能乡村教师、优化育人环境、培育乡村学生，助力每个乡村儿童成为最好的自己。通过扶持乡村教育，带动更多的社会人士，投身乡村教育，发展乡村教育，为贫困地区未来发展点亮灯光，带来希望。
培育电商直播人才。通过培训普通农民主播，让农民直接对接市场，帮助乡村乃至贫困地区更高效地销售特色农产品。电商直播不仅培育了大批农民“网红”，也吸引了领导干部为家乡产品代言，给农货带来了很好的品牌背书，共同孵化新农人，通过直播带货，实现农产品销售额大幅提高。
建立脱贫特派员制度。选派互联网人才扎根基层，真情付出，针对地方发展实际需求，用互联网的思维和方法，发挥经济体技术和平台优势，让更多的脱贫项目落地，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全方位激活县域经济，助力当地脱贫攻坚工作。
实现数字经济创富的建议
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缩小数字鸿沟。持续加大对公路、电力、网络接入、上网设备的投入和建设力度，让贫困区域人群“用得上、用得起”互联网，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共享改革开放、技术进步红利。
通过电子商务实现从“扶贫”到“创富”。通过电子商务等信息化手段帮助贫困地区寻求致富机会，进一步挖掘农村及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支持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加强贫困村的电子商务培训和帮扶。支持各地发展农产品原产地网上直销模式，打造更多农产品品牌，探索农产品预售模式，多途径激活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实现从“扶贫”到“创富”的根本性转变。
逐步完善农村金融信用体系，通过扶贫小额贷款等多种方式建立金融扶贫长效机制、造血功能。建议逐步建立农村金融信用体系，发挥互联网银行的技术和平台优势，探索提供无抵押信用担保的扶贫小额贷款等多种金融服务，解决贫困人群首贷难问题，建立金融扶贫机制，发挥金融杠杆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
不断改善市场监管环境，进一步削减行业准入的事前审批事项。目前，市场经营主体准入和退出依然沿用传统的管理模式，针对传统企业设定的准入、退出条件与规定，与互联网环境下草根创业者进出市场的速度、频度、经营跨度不相适应。在扶贫工作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适度降低贫困人群经营准入门槛，减少审批环节，压缩证照审批时间。
数字乡村的社会效益篇9
一
“五不清”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1、会计基础工作薄弱。目前村级会计基础工作差，具体表现在：一是帐簿设置不规范。“糊涂帐”、“流水帐”、“包包帐”较多，核算乱；二是原始凭证不规范。白条抵库现象严重，签字手续不全，自批自报、自买自报等现象时常存在；三是报表不齐。有相当部分乡镇企业有年报无季报或有月报无年报；有的报表数字是根据上级下达的计划和任务倒算出来的，采取“统计加估计”的方式上报的，结果造成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四是会计档案不全，有些凭证、帐簿、报表没有及时分类归档保留，一两年就遗失了。
2、管理体制不明。目前在村级财务管理权问题上一直意见不一致，客观上存在着乡村两级财务由乡级农经站，乡级财政所或乡镇企业局两线管理，造成了机构重叠，人员冗多，管理职权、范围不明确。
3、财会人员素质不高。据调查，目前村乡财会人员普遍年龄老化，文化程度低，大多数没有经过专门培训。
4、对管理者制约不严。不少乡村领导不熟悉财会知识，“外行”管“内行”现象履见不鲜；而且有的乡村领导财经法纪观念淡薄，有章不循，有法不依，个人说了算，长官意识严重。
5、财务监督不力。不少乡镇很少对村级财务进行定期审计，没有监督机制，没有审计组织机构，缺乏民主理财和群众监督意识。
二
农村财务管理不仅是一项经济工作，同时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是农村基层组织、思想、政权建设的需要。由于目前村级财务管理中存在着“五不清”问题，造成了目前村级经济的重大损失，影响了村里工作的正常运转，使得村党支部缺乏号召力和凝聚力，各种公益事业难以兴办，所以完善村级财务管理、财务审计、民主理财制度在当前是刻不容缓。为此笔者建议：
1、围绕“统”字，加强财务规范化管理。首先要统一思想，规范监督程序；二是统一帐、表、册、据，规范会计操作程序；三是统一审批手续，规范支出管理；四是统一业务培训，规范交接手续；五是统一档案专柜，规范财务资料。为此，乡镇领导必须提高对村级财务重要性的认识，加强领导、强化管理，使之逐步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2、强化“责”字，加强会计资料管理。村级财务档案是记录和反映村级业务的重要证据，是村级财会的信息载体，因而必须要管理好财务档案。首先是对会计凭证、帐簿、报表以及其它会计资料进行全面清理，逐月逐年装订成册，立卷归档；二是要专人保管，专柜专地存放；三是对会计档案存档、移交、查阅，要建立存、交、查登记簿，完善手续，明确责任，避免资料的丢失。
3、明确“章”字，建立健全约束机制。建章立制是村级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要解决村级财务混乱状况，最迫切的任务是在一定区域内制定一套统一的，切实可行的财务规章制度。为此，首先要建立村级财务跟踪审计制度，尤其是不相容职务控制制度，设立主办与出纳会计，实行帐款分开；三是建立“一支笔”审批制度，控制多头批款，多头报销现象。
4、着力“训”字，努力提高业务素质。财会人员是村乡里的“内当家”，一定要有全局观念和法制观念，要有较高政治觉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此，各级领导应重视对村级财会人员的培养，定期进行业务培训，争取尽快地把国家改革的有关政策和新的财税制度，贯彻落实到乡村一级；同时乡村也要建立会计人员认证上岗制度，即要求会计人员必须上岗，按照其资格证的级次，持证应聘相应岗位之职。
5、注重“稳”字，保持财会队伍稳定。多年来财会人员队伍不稳定问题一直困绕着农村财务管理工作，要改变这种现状，有必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稳定的会计队伍。因此，首先应健全财会人员任免制度。凡经群众推荐，村委会上报，乡镇考核合格，应由乡镇会计管理站审批并统一颁发聘书；二是建立财务人员人事管理制度。对村级财会人员的配备、考核、聘任以及劳动报酬、岗位责任制等均作出明确规定，不经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任意调换和聘任财会人员；三是对乡村财会人员进行全面清查，建立会计人员档案管理网络，以便储备和统一调配整个乡镇的会计人员。
6、突出“严”字，定期开展财务审计。针对一些乡镇存在的财务不民主，帐目不分开等问题必须建立一整套监督机制，强化内部约束和外部监控制度。因此，首先县、乡两级应尽快建立健全农村审计组织，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审计人员，对村级财务实行定期审计、专项重点审计和不定期抽样审计相结合的审计制度，努力做到“民主评议，逐月定审，季度复审”，及时发现问题，就地解决；二是逐步建立乡村会计报表必须经会计师审签有效制度。由社会专业机制根据“两法”、“两则”等法规，配合政府财税的工作来行使社会监督职能，从而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良好社会氛围。
7、坚持“明”字，真正做到民主理财。农村财务能否如实向群众分开公布，能否接受群众的监督，事关重大，它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个农村的稳定，因而农村必须要实行财务分开，进行民主理财。对财务公开的时间、内容、地点，管理及效益要进行逐一规范。时间上要定期公开；地点应设在住户集中，位置显眼，群众易看到的地方；公布时，所有的帐目必须都是上级审计部门审计合格的；公布后，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的建议。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要本着实事求是，对党和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对财务公开中揭发出来的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要在群众进行民主评议的基础上，该纠正的纠正，该查处的一查到底。
数字乡村的社会效益篇10
对基本文化权益概念的考察
基本文化权益是一个中国语境下的现时概念。对于基本文化权益的内涵，目前最权威的表述是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中的一句话：“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
不管对于文化权益做出什么样的话语阐述，其基本内涵无外乎两个方面，即权力和利益两个方面。从权力层面来说，文化权益与经济权益、政治权益一样，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任何公民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应当享有的不容侵犯的自由和利益。同时，权益的主体应该具有无差异的特点，任何公民都有公平、平等地享有基本文化权益的权利。从更加具体的利益层面来讲，文化权益的保障贯穿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既涉及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包括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开展文化活动等实实在在的知识信息获取，也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审美愉悦的获得和价值观念的确立。而对于价值观念的确立来说，文化权益中的利益要素又有一种个人的价值诉求与整个社会的价值诉求的有机融合的需要，因为基本文化权益的内容提供及实现是与社会政治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紧密相关的，不能超越也不能低于特定的政治环境和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1
对公民基本文化权益实现渠道的考察
党的十七大以来，国家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发展，文化建设的投入也不断在加大，文化事业投入大幅增长。2009年，全国文化事业费为292.32亿元，与2005年的133.82亿元相比，增幅达118.44%。“十一五”以来，国家对城市和农村地区文化建设的投入5年间增幅分别达到110.24%和140.98%，均已实现“翻一番”。人均文化事业费从2005年的10.23元增加到2009年的21.9元，增幅为114.07%。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力度也显著增强，仅2009年就达到29亿元，“十一五”前4年总计投入63亿元，是“十五”时期总和的8倍。2在投入增加的基础上，文化事业进一步繁荣，城乡居民文化参与的载体建设取得了诸多成就，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障，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果丰硕。“十一五”期间，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效显著，2010年基本达到“县县都有图书馆、乡乡都有综合性文化站”。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工程、流动舞台车工程、文化三下乡等，都不同程度地满足了农民的文化需求。3全国乡镇综合文化站、城市社区文化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投入18亿元资金，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已经完成“村村通”目标，累计服务超过8亿多人次；公共设施免费开放也在继续推进。4
重大工程取得丰硕成果。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稳步推进，至2009年底，数字资源量达92.27tB，基本建成资源丰富、技术先进、服务便捷、覆盖城乡的数字文化服务体系。2009年底，已建成1个国家中心，33个省级分中心，县级支中心达到2814个，覆盖率达到96%；乡镇基层服务点达到15221个，覆盖率达到44%；与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合作共建村级基层服务点达到75万个，其中配备文化共享工程专用设备约47.5万个，覆盖率达75%。2010年底即可实现“村村通”。国家数字图书馆经过近5年的建设，数字资源量达到327.8tB，服务范围覆盖互联网、电子政务外网、卫星、移动通信网、数字电视网等。实施了县级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使县级图书馆读者都可享用到国家数字图书馆资源。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顺利推进，设立“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5
以地处西部的青海省为例。而对于地处偏远而且经济相当不发达的青海省来说，近年来也着力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文化公共服务体系。这一五级文化公共服务体系的目标是保证村村有文化活动室，乡乡有文化活动站，县县有图书馆。目前青海省已建成1850个农（牧）家书屋，预计到2011年将达到全省4100多个行政村，村村有文化活动室的目标。还投入资金为全省623个民间剧团、歌舞队、皮影社、曲艺队配备了服装、乐器等演出设备，这些民间文化团体已经成为基层文化活动中的“领头羊”和骨干。6从文化场所建设到演出设备的配置，都为方便城乡居民低成本地接触文化信息、自发组织文化活动创造了条件。
二、公民基本文化生活参与的载体免费接触。“十二五”开局之年初，财政部、文化部联合下发《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要求：2011年底之前部级、省级美术馆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2012年底之前各级美术馆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2011年底之前，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全部免费开放，所提供的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到2012年底，全国所有一级馆、省级馆、省会城市馆、东部地区馆站免费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形成两个以上服务品牌。其他图书馆、文化馆站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健全，并免费提供。7这一大重大改革举措是继2008年博物馆、纪念馆实现免费开放后，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又一个步骤。
当全国性不同层次公用文化设施在不断完善，同时博物馆、美术馆和图书馆完成从封闭向免费开放的转变后，公民基本文化生活参与的载体在放大、接触费用的零成本也使得文化参与的自由度增加。同时，各种民间文化活动的开展也使得公民的文化自得到实现。
“一切人类个体参与文化的别无选择，唯有在参与中才确认其作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参与的多少则直接关系其人的意义和价值延展的多少，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文化参与权是人的文化权益义项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8可见，参与文化生活的权益是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核心，其实现与否及实现程度直接关涉其它四方面内容的实现。作为一项基本的文化权利，必须建设公民人人有资格参与的渠道才能使其内容的设定得以真正实现，所以对于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产品的供应来说，渠道建设更为重要，只有提高内容到达的效率，才能使城乡居民基本文化权益实现的效益在各种复杂的传播条件下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
1参见：王列生，郭全中，肖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
2《高度重视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省略/wh/whtzggyfz/201008/t20100831_45781.htm
3乡村文化之路如何走“盘算”农民基本文化权益xnagri.省略/asp/detail.省略/xinwen/content/2011-01/11/content_754141.htm
5《高度重视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省略/wh/whtzggyfz/201008/t20100831_45781.htm
6《根据村有文化活动室乡有文化活动站县有图书馆文化进乡村百姓受益多》nlc.省略/yjfw/2011/0104/article_223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