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创新篇1
西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时，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革，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主要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保罗·萨缪尔森就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或者说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因而“总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是：
Q＝aF（K，L，R）
其中Q＝产出，K＝资本对产出的贡献，L＝投入的劳动力，R＝投入的自然资源，a代表经济中的技术水平，F是生产函数”（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1999）。
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上述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是被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外生变量而排除在外的，它并不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演进过程。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经济模型时，一般把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当作暗含的假设。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特别是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陷入停滞的原因时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对此评价道：“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它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道格拉斯·C·诺斯，1991）。因此，正像约翰·m·凯恩斯曾预言的那样：“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J·m·凯恩斯，1988）。
正是在批评并修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定的基础上，罗纳德·科斯建立了制度分析理论，这一理论经过后来者的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诺斯在其一系列论著中系统地分析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在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论述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特·托马斯，1989）。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来源是结构变迁，……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治—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有包含着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道格拉斯·C·诺斯，1991）。至此，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由于把产权结构、交易费用、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信息不对称以及国家（政府）、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了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并且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显示出与现实经济发展的更好契合。
事实上，早在19世纪，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学体系就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分析框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承认，马克思是第一个研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经济学家。诺斯曾确认：“这里的一个例外是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他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道格拉斯·C·诺斯，1991）。
当然，尽管都关注制度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马克思的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对生产力（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变迁的辩证关系所作的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1859）。可见，马克思研究的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其目的主要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历史规律，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事业提供理论和思想武器。但同时，马克思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的自我调节，并认为这种自我调节虽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但却能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者所研究的制度范畴也有所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区分为制度结构（或称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把支配具体交易的规则称为制度安排，而把社会基础性的规则称为制度结构，认为制度结构是制度安排的总和。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基本是指制度安排。戴维斯和诺斯就认为：“制度安排可能最接近于‘制度’一词最通常使用的含义了”（L·e·戴维斯、D·C·诺斯，1991）。而马克思研究的侧重点则近似于新制度经济学所谓的“制度结构”及其根本变革。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关注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是由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合理的制度。同时，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很大关系。他们生活在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而且认为这种制度基本上是合理的、有效的，没有体验过、也不认为会发生社会制度层次或资源基本配置方式方面的根本变革，因而对他们来说，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动机去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变革。
可见，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范畴作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来加以研究，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从本质上他们还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永恒的、合理的制度来看待的。这是我们在借鉴和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时必须要有的清醒认识。另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不发达和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还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因此，研究制度的发展和演变的意义更为明显，而且这种研究必然不能仅仅局限于制度安排层面，而必然涉及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乃至社会制度方面的变革。
综上，本文认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经济制度，同时，制度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使经济陷于停滞，甚至遭到破坏。因此，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增长函数之外，是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不仅各种制度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而且整个制度结构也在发展完善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
二、经济发展与创新
20世纪初期，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独树一帜的。熊彼特把“创新”作为其“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而“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熊彼特，1990）。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开发生产一种新产品，或开发一种产品的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或经营方法，而这种新方法并不必须建立在新的科学发现基础上；（3）开辟新市场；（4）获得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生产或经营的新的组织形式。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这样，熊彼特就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纳入了经济发展的研究视野。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创新理论”的特点是：（1）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相似的。（2）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作为“内在因素”的作用。（3）强调“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些观点在传统西方经济学中并不多见。
传统西方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而熊彼特则认为，“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作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熊彼特，1990）。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用生产技术、生产方法和经济中制度因素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从而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创新。而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归根结底是由制度决定的，是制度的函数。
探索经济发展的方式和原因是经济学的一个古老命题。有学者根据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和主要形式，把人类所经历的经济增长范式划分为“亚当·斯密方式”、“福特方式”、“索洛方式”和“熊彼特方式”（mokyr,Joel,1990）。其中，斯密增长方式是指社会分工和新技术的采用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福特增长方式是指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广义的规模效应。大规模生产和制度建设能够降低生产和社会成本，它既包括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等直接生产成本的降低，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体系的投入和改进、产权制度的确立等社会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提高的生产效率。索洛增长方式是指由资本深化引致的经济增长。由于在给定的产业技术水平条件下，产出的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比率，如果净资本的形成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则人均产出将增加，经济将出现增长。熊彼特增长方式是指由于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增加而导致的经济增长。这种知识包括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前者表示一种新的信息可以使人类以较低的投入生产给定的产品，或者生产出新产品。制度知识包括对新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认识、应用。熊彼特的增长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依靠技术和组织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综合上述几种增长方式，本文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类：（1）技术进步。（2）规模经济。（3）社会分工与专业化（广义的社会分工甚至可以包括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一个经济体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互不越位、配合协调的经济体，只有这样的经济体才充满活力、具有内在的不断创新的能力）。（4）制度建设（资本深化应该是经济增长的表象和结果，所以本文未把它列入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中）。其中，规模经济是微观企业的生产组织制度适应技术要求而变动的结果，社会分工涉及整个经济体内的生产组合和协作方式，它们都可纳入经济制度的范畴进行分析。因此，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创新。
有关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观点在这里有必要再多谈几句。亚当·斯密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以外，还提出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在斯密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是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因此，“斯密定理”无疑是说，经济发展根源于劳动分工，但其制约因素是市场规模。回顾一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不难看出，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疯狂进行海外扩张，开辟海外市场，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斯密的观点是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际的。又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实现新的劳动分工和开辟新的市场都属于创新，所以，这又证实了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新。
陈平（2001）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劳动分工，但劳动分工不只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并提出了一个“广义的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三种因素的限制，第一种因素是市场规模，这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因为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任何技术的边际收益最后都会递减。第二种因素是资源的种类。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在有限的市场利用一种资源的收益是迟早要下降的，这时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新的技术革命就意味着开辟新的资源，如发现新的矿产、培育和发现新的脑力资源、开发新的信息。资源种类越多，创造财富的机会越多，不能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就没有发展前途。第三种因素是环境的涨落。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比如，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稳定，因为它是个简单系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要比西欧社会稳定。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如果环境的涨落非常大，大起大落，那么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它就会从复杂系统简化为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比较高。只有一个系统的涨落相对比较小，这个系统才有可能从简单系统演化成复杂系统。因此，陈平不同意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的观点（当然农民战争不是自觉战争，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因为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就会使社会发展经常被打断重来。所以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知识的系统。这样，就会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只有鼓励创新和发明，不断创造新的资源，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这个社会系统才能从简单向复杂演化，才能产生劳动分工，产生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形态。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是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什么是工业化？徐长生（2001）比较了对工业化含义的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是一种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这两种比率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他认为，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钱纳里（H.Chenery）、库兹涅茨（S.Kuznets）等人也持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另一种是张培刚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的工业化定义：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张培刚解释说：“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induced）的生产函数。从已知工业化的各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来说明”。“这些基要的创新或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更进一步地加强了伴随现代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变化”。
徐长生认为前一种定义是对工业化的“狭义”的理解，而后一种则是“广义”的理解。其实，不仅如此，本文认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是对工业化的表象和结果的描述；而张培刚基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则更侧重于工业化的实质、动力、起因、发生机制的分析。前一种定义描述了由工业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张培刚的定义则承袭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不断创新的过程，也就是认为工业化的原因是出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
什么是发展？本文认为，发展就是创新。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的关键或者说根本在于能否实现创新。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是经济资源得到了更为有效的配置，是生产要素实现了新组合，是资源利用方式取得了进步，而不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如储蓄（资本）、劳动力等——数量的增减。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创新是指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从广义上讲，创新是对传统观念、理论、体制、技术进行革命性扬弃的过程。创新有相对性，并非只有全人类的最新成果才是创新，只要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内引入一种新的成果，并能够增进该经济体的经济福利，就是创新。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含了一切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创新活动，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本上限于技术与企业组织创新，至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他只看作是创新的社会效应，并不是他研究的创新本身。而本文讨论的创新既包括微观层面的技术与组织创新，也包括宏观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认为它们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同时，要实现经济发展和创新还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这里强调了四个观念，一是资源组合观念，为了实现发展，经济资源必须组织在一起，分散的、处于自然状态的资源，只是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如乡村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同时，银行中也有大量居民储蓄，这时，应该说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是具备的，但这却不一定必然带来发展，如果银行的储蓄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闲置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这些闲置的资本和劳动力仍然存在于生产体系之外，经济仍然可能停滞。只有当生产要素被有机地组织起来，潜在的生产力才可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二是变革观念，如果前述闲置资本（储蓄）和劳动力虽然实现了结合，但是却没有实现新的结合，继续已有的或原有水平的生产组合，进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那么带来的不是经济增长，而很可能是（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只有实现了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新生产要素的投入才可能带来经济发展。
三是效益观念，就是只有有效益的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如果组合在一个经济体中的生产要素不能被有效使用，实现的是没有经济效益的组合，虽然会生产出产品（服务），但也不会实现经济发展。如很多人都奇怪，经济规模曾居世界第二位的苏联，其经济总量为什么会突然大幅度萎缩至不足原来的一半？其根源就在于它的很多生产是没有效益的，很多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还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
四是创新的层次观念，生产函数的创新可以分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和“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基要的生产函数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能够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被诱导的生产函数随着基要生产函数的变革而变化。而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内涵也是变化的，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基要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在熊彼特—张培刚建立其理论的时代是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而目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部门的生产函数显然更为“基要”。制度创新可分为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制度结构的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制度安排的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制度结构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的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
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的新组合，能够建立新的生产函数，特别是在基要的生产函数方面有新的突破；或者处于变动中的经济体，其制度变革的方向是资源利用方式实现了进步，那么，它就会实现发展。而且，它不仅能够利用其本身的经济资源来发展，还会成为一个发展的磁体，能够吸引经济体以外的资源参与它的发展。
所以，创新包括科技的新发展、新突破，新资源的发现和利用，新市场的开拓，新的资源组合的出现，新的生产方式的采用，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等。概括地讲，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科技创新能够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市场，提高原有的经济组合的效益，甚至可能带来新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既可能是把闲置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也可能是重组没有被有效益地利用的经济资源，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还可能是对原本有经济效益但效益较低的资源进行重组，进行更有效益的经济活动，或者是从根本制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重大的科技创新能够带来经济组合方式的变革，或带来以前从未有过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不仅能够使科技创新的潜力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
本文的经济发展概念的内涵就是指包括以上几层意义的创新。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因此，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为：
G＝f（i，t）
其中：G＝经济发展，i＝制度，t＝科技。
制度（i）与科技（t）的关系是：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又能阻碍科技创新。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就是创新活动密集的时代。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正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期，创新的重要性愈益明显，这对各国的经济社会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
三、制度与创新
现在，应该给制度下一个定义了。
研究制度问题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制度下了不同的定义。舒尔茨（1991）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斯（1991）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他还说，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组成。斯考特（Schotter,1981）认为，当行为当事人处于一种重复博弈状态时，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的行为就具有一种规律性，当且仅当这种规律性是真实的并且是共享性的知识的时候，它就是制度。汪丁丁提出，制度可以被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人们的知识的载体。
汪丁丁的定义侧重于制度形成过程：制度是在世代相传过程中，经由人类理性不断积累和筛选的协调分工的知识。舒尔茨和诺斯的定义概括了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功用：制度表现为人们合作、竞争及其他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正式的规则、守法程序及非正式的道德伦理规范；其功用在于约束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使人们能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预期，减少不确定性，以降低交易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又可以分为：（1）基础性规则（属于制度环境或制度结构范畴），如宪法秩序等国家基本制度，它是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方式的基本规则，是决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秩序的基础，具有普遍约束力，是制定规则的规则。（2）制度安排，它是在基础性规则框架内约束特定行为和交易的具体操作规则，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和自愿性契约等。非正式规则包括：（1）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或叫“文明”，它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它对各种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形成、发展以及外部规则的引进等都具有深刻的基础性影响，是人们必须接受而难以改变的，以至于布坎南（1989）认为，应该把这种由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与制度严格区别开来，因为前者是我们不能选择、不能重新构造的，并始终对我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而后者则是可以通过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来推动其不断演化的。（2）意识形态，它“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它必须解释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是如何成为更大的体制的组成部分的”（诺斯，1991）。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信念体系，人们通过它来判断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决定制度效率或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最重要的非正式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制度主要是指正式规则中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规则中的意识形态。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制度结构（制度环境）—制度安排的分类是交叉的，也就是说制度结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但他们所强调的制度安排“必须至少用于下列一些目标：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
总之，理性有限的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不确定性，既有侵犯别人利益的动机和可能，也面临着自己的利益被别人侵犯的风险；同时，个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还需要与他人合作，而且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经济行为主体的合作日益复杂和广泛。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那些能够减少不确定性，有助于人们对未来建立长期预期，保护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不受不合理的侵害，有利于经济行为主体合作，能够保证个人利益，从而保证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的行为规范，就被筛选并固化下来，成为了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服务。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反过来，制度又是影响经济科技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不断扬弃和代替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制度。
由于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而制度则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是制度的函数，所以，从研究经济发展的角度，本文给出如下的制度定义：从宏观的角度看，制度是由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同时又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反作用，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制度是约束机制，它维护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制度也是激励机制，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能促进和刺激经济发展，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则是经济发展的桎梏。从具体经济行为主体（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微观角度来看，制度可以被界定为行为规范，它是约束机制，规定人们的行为界限，约束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并使经济行为主体能够判断他人的行为，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形成长期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个人效用；制度还是激励机制，较优的制度就是较能激发经济主体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制度，较劣的制度则会压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因而从本质上说，制度是一定约束下的激励机制的组合。
由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经济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创新的过程。那么，从宏观的角度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质是技术或基要生产函数的不断创新，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也就是制度能否使社会的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从而不断推动技术及基要生产函数的创新。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微观角度看，制度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主体的利益，也体现在它能否使所有经济主体都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利益，也就是体现在对经济主体的创造性的激励或抑制。一句话，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制度是刺激创新还是阻碍创新。能够激励创新的制度就能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就是好制度。那么，好制度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承认整个社会经济是各经济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有机结合，那么，要使制度把促进社会技术和基要生产函数创新，与充分调动和发挥各个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统一起来，那么，这个制度就必须是激励相容或称自选择的。也就是说，各个经济主体按照这个制度所提供的信息，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对于他们每一方来说都是最有利的，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最有利的，即实现了纳什均衡。如果一种制度能够使经济人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与该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相符，或者说，如果一种制度所发出的激励信息恰好是对经济主体的自利行为的激励，那么，经济主体就会自愿选择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就会自动实现，而这种状态就是纳什均衡。所以，理想的制度是实现了纳什均衡的制度，是能充分激励创新的制度，是当事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最优选择而自觉遵守的制度，因而是最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规范。显然，至少在现阶段，这样的制度并不存在，制度只可能逐渐并无限趋近于纳什均衡。
在强调制度激励创新的功能的同时，还应指出其中暗含的几点：首先，制度不仅是激励机制，它还是一种约束机制。它决定了行为人的行为规范，其中最基本的是不能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必须损害，那么必须通过谈判相应地付费。说理想的制度是纳什均衡就包含了这一点。其次，制度要能鼓励创新、促进发展，使人们自觉地遵守它，它就必须能够使人们形成一种稳定的、长期的预期。也就是说，它要使人确信，如果干了坏事，一定会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如果做了贡献，一定能够得到回报（这就是产权制度的精义）。否则，如果无法确定一个人的行为后果由谁承担，行为人就有积极性追求短期利益，而不会进行长期的投资和创新。第三，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制度必然是开放的制度（陈平，2001）。
人类社会的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之中，理想的制度形态是纳什均衡，是各经济主体及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潜能被充分释放的制度。因此，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为了更好地促进创新而不断调整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逼近纳什均衡的过程。无论以效益更高的制度代替原有制度，还是降低交易成本，抑或提高经济效率，都是通过创新来实现的。也就是说，高效制度对低效制度的替代、交易成本的下降、经济效率的提高等，都是制度变迁的目的和结果，而制度变迁过程的实质则是创新。没有创新，就不能实现制度变迁，制度必然陷于僵化、停滞。
总之，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制度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是通过激励或压抑创新实现的，因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因而，好的制度是能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同时，这种制度本身也应是充满生命力的、开放的、不断调整和创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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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创新篇2
关键词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循环经济
1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1.1突破资源约束“瓶颈”，防止经济增长大起大落
我国经济面临的资源约束“瓶颈”正日益凸显。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煤、电、油、运全面紧张，这一现象在2004年尤为明显。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物质资源的高消耗来实现的，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2003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煤炭消费大国和第二石油、电力消费大国，水泥消耗占世界总量50%、铁矿石占35%、氧化铝和铜占20%，而gdp仅占5%，说明我国资源消耗是惊人的，同时伴随高投入的是低产出。据测算，中国每创造一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日本的11.5倍。因此，为了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供给的压力，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1.2减轻环境污染压力，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经济增长的背后是资源耗竭、生态破坏、环境恶化，已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据世界银行和国内有关机构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比重已经高达6%~8%。我国环境污染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2003年七大水系断面检测，达到ⅲ类水质的仅占29.5%，而劣ⅴ类水质高达44%；全国城市有66.7%缺水；大气中so2排放量达
1995万t，比国家二级标准要求的1200万t容量高66.3%；农田化肥农药污染、重金属污染、土地荒漠化、各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等现象严重。淮河治污10年投入600亿，治污水质又回到“原点”。全国“两控区”（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面临巨大压力，原定目标难以完成。由于2003年全国煤炭消费量陡增，导致全国so2排放量达到2220万t左右，比2002年增加293万t，酸雨控制区内年均ph值小于4.5的城市比例2003年达到16.5%，呈明显上升趋势，比2000年上升12.6%。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可将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1.3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选择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采取掠夺式资源开采方式，势必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注重人口质量的全面提高，注重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同时，发展循环经济，降低资源消耗，克服“绿色壁垒”，提高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一句话，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技术创新与循环经济
实现循环经济，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新型工业化道路靠的是技术创新，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追赶时期，注定要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技术创新是关键。
传统经济活动是“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单程线形的物质流动模式，而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再生化，可以用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促进资源永续利用。从表面上看，循环经济只不过是强调“三废”的回收利用，但这只是一种误解。从技术经济学角度讲，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微观技术层面上是资源（能源）消耗增长过快、资源利用效率过低、资源再生化率不高。这一点我国经济增长状况表现尤为突出。因此，从技术角度讲，循环经济要求我们经济发展必须大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强调对废旧物品回收利用和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减少废弃物排放，在保护环境同时实现经济增长。这就是循环经济的技术范式特征。
有关专家指出循环经济的支撑技术体系大体由五类构成：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系统化技术。替代技术是旨在通过开发和使用新资源、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替代原来所用资源、材料、产品和工艺，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环境压力的技术。减量技术是用较少的物质和能源消耗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在源头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的技术。再利用技术是延长原料或产品的使用周期，通过多次反复使用，来减少资源消耗的技术。资源化技术是生产或消费过程产生的废弃物通过回收处理，成为有用的资源。系统化技术是指主要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考虑，通过构建合理的产品组合、产业组合、技术组合，实现的物质、能量、资金、技术的优化使用的技术，如多产品联产和产业共生技术。
毫无疑问，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突破原有的技术范式，大力研发和应用环境友好技术，研究清洁生产管理、资源利用最大化和排污最小化技术，开展生态工业和产品生态设计理论研究与示范，实现末端治理转向生产全过程控制，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
3制度创新与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需要有相应的制度规范，没有制度保障的技术是不能创造出循环经济的。如果只有技术进步，而没有良好的制度安排，再先进的技术也只能束之高阁，无法产业化，技术不能产业化也就无法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由于环境资源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两个基本的特性，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果某人投资控制污染改善环境，那么其他没有投资的人也可以分享环境改善的好处，即所谓“免费乘车”，那么享受环境好处的人越来越多，愿意投资的人越来越少，势必出现资源耗竭、生态恶化，出现“公地的悲剧”。另一方面，如果企业投资设备控制污染、则势必增加企业成本，降低产品竞争力，企业没有激励控制污染。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建立一个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框架的利益分配体系。
3.1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1）为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提供激励机制。通过制度安排来规范企业的行为，做到“谁使用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有奖有罚，形成良性激励机制。在美国，政府充分发挥绿色税收政策，鼓励新能源开发和节能技术的应用，每购买一辆新能源的汽车可减免联邦税2000美元。每回收处理一条废旧轮胎，国家都给相应补贴，企业利用轮胎进行加工，制造成胶粉、添加剂等，获得新的收益。而在我国，如果企业自己花钱收购处理旧轮胎，这便增加企业成本，使许多企业不能盈利。因此，国家应通过减税、补贴和信贷政策，鼓励循环经济型企业的发展，使他们能获得比传统工艺更高的价格优势和效益。制度安排使经济主体的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企业所付出的成本与收益相联系，提高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的积极性，保障其投资利益。
（2）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提供约束和规范标准，为循环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如制定循环经济技术规范、框架以及行为准则，从而使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的实现具有行为度量的标准，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减少技术创新的障碍。
（3）降低技术创新的交易费用。好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抑制“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提供稳定的预期而降低交易费用，促进技术进步，并使技术产业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3.2制度创新重点领域
（1）创建科技创新的激励制度。建立健全促进循环经济技术的政策保障体系，加强循环经济科研队伍建设，健全科技人员激励政策体系，通过实施人才工程促进技术创新；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多元化、社会化、国际化的科技创新投入体系，从根本上改变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通过科技制度创新鼓励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或与企业实现多种形式的合作，实现循环经济产业化。
（2）制定循环经济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重组。尽快研究制定循环经济产业政策，实施强制性的耗能标准，促进产业结构重组。明确取缔对环境破坏较大的落后工艺、落后技术、落后产品，用清洁生产技术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支持发展节能、降耗、减污的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开展清洁生产审计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按照“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原则，要求在产品的设计、生产过程中推行生态化理念。大力发展废旧资源回收、再生利用和安全处置产业，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延长生态工业产业链，以创造更多的社会就业岗位。
（3）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公众生态文明理念。因为环境资源的公共性，所以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大众的参与，需要提高公众的生态环保理念。可以建立国家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定期城市环境质量、主要河流断面水质状况以及企业环境质量。构建一个完全信息的环境质量平台，鼓励公众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建立区域环境评估与巡查制度，促进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
（4）加快循环经济立法，严格法律约束。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予以立法。德国和日本最先尝试以法律手段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在德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颁布了《包装条例》和《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包装条例》要求生产商和零售商首先减少直至消除不必要的包装，其次要求对包装物回收再利用，尽量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量。《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则系统地运用3r原则来解决废弃物问题。在日本，2000年批准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这部法律对推进循环经济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日本还颁布了《容器包装循环法》、《家电循环法》、《废物处理法》、《资源有效利用处理法》、《绿色采购法》等法律，这些法律构建了一个资源回收与再生利用方面比较完善的法规体系。
参考文献
1马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j].宏观经济研究，2004(3)
经济制度创新篇3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会计制度创新对策与建议
一、引言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下，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并带来了中国国内政治、法律、社会与文化环境的转变。这些环境的转变与改善皆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国政府近年来也在不断强调要以国内经济的增长来拉动国内的需求，通过需求的增长来不断带动国内各种环境的改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我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实质就是在不断的改善环境，而这些环境改善是为了给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与氛围基础。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会计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所坚持的是小农经济，以农村土地承包制为主，以中国农业发展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逐渐朝着以工业为基础，以粗放型发展方式为主线的规模经济发展方式。而时至今日的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逐渐走出了以农业、工业为核心的发展道路，逐渐从这一发展模式朝着以集约型、高科技生产力为基础的服务业转型。虽然作为中国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农业与工业依旧是中国的发展的主线，但是服务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当代的主流。面对经济体制的改革，给我国企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但是也使我国企业面临了来自于政治、法律、经济、社会与文化诸多环境方面的外在冲击与压力，从而给我国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也给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政策监管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这一时代背景的背后，推动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开拓高薪科技生产力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不单单是中国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且是世界发展的主线。
会计核算、财务管理、预算管理等诸多工作内容都是我国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基础，其为中国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良好的内部环境，并且具有较高会计工作质量与较为完善会计制度监管环境的企业将能够在有益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企业内部财务工作的管理。财务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其信息的获取都来自于企业其他生产工业链与服务链条，从而使财务工作不仅仅具有了信息记录与整理功能，也具有了通过信息获取来有效监管、治理与协调企业内部各项经营管理工作的功能。为此，可以发现，具有较高会计工作效率与效果的公司将更加容易获得经营管理效率的提升。
因此，在面对当代我国经济改革大背景，以及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大力推动会计制度创新改革，将会使中国企业的发展实现内部管理与运营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中国企业总体价值的提升，为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以及国家化道路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面对这一事实，我国政府近年来也在不断加强国家企业会计制度改革，新会计准则颁布以来，中国各项业务会计核算变得更加规范和具有可操作性。并且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在不断推进“营改增”税收变革，以加强税收方面的监管来提高企业会计稳健性，加强中国企业内部会计管理，提升会计工作对整个企业内部运作的重要程度。
三、对经济体制改革下会计制度创新的建议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非常有益于中国各行各业未来的发展，会计制度的创新是对这一政策的响应，也是对这一政策的反应。基于这一现状而言，其虽然能够不断打造更具规范化的现代企业，但是由于中国企业所存在的客观原因（中小民营企业较多、内部管理不完善、资金实力较差、内部文化较为浮躁等），致使中国企业在面临经济体制改革与会计制度变革时承受了过重的压力，也面临成本增加的较大困境。为此，作者在此部分当中，将提出几点建议，以便促进我国企业顺利走过转型时期。
（1）中国企业应切合自身实际改进公司会计制度。我国大多数企业对于会计制度的使用都是采用照搬的形式，不考虑自身企业发展实际与经营管理水平，完全照搬规范制度，极大的减少了有效利用会计制度的可能性。为此，我国企业应当在政府新会计准则制定的基础上，切合自身实际发展状况，对现有公司会计制度进行调整。
（2）加强人才梯队的建设。会计相关从业人员素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对于一些业务较少的公司而言，其仅仅需要招聘普通会计记账人员或者是与会计记账公司合作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大中型公司而言，其业务繁多、核算科目多样化，其就应当在现有基础上一方面加强企业会计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另一方面也需要培养从业人员多岗位学习能力与其他部门交流能力等，从而使用人才战略顺利实现这一转型时期过度。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为国内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环境背景，但是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转型压力。会计制度对企业现有财务工作产生影响，并扩展到企业各项业务核算、财务管理的影响，从而在当代经济背景之下有效的促进会计制度创新将有益于企业顺利度过转型时期。为此，作者对当前我国会计制度的创新以及企业面对这一时代背景的转型提出了两点对策与建议，以期不断完善我国企业现有会计制度，促进中国企业顺利度过经济变革时期转型的困难。
参考文献：
经济制度创新篇4
关键词：市场经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推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现实意义
相比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品流通更为顺畅、自由，但市场经济体制也绝非是完美的，由于受政府宏观调控等因素的影响，市场经济也有自身的缺陷。有些人认为市场经济受到政府干预的情况只会出现在那些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这种困惑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在实际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完全实现市场经济的完全自由，为保障经济运行稳定，可以说每一个国家都会借助“有形的手”来对市场经济进行一定的干预。要想进一步深化改革，这就需要相关部门积极主动的参与进来，因此，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相结合，定能实现二者的协同进步[1]。
二、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关系论述
（一）促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1.市场资源配置的要求
以市场为依托的市场经济，其运行以竞争、自主等原则为前提，作为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体，其成长十分迅速。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的约束之下、在市场机制的调控之下，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能够调衡供需关系，最大程度提升效益。面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一特点，公共管理方面必然需要跟进，这也将有利于使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得到有效协调。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公共管理制度创新需要首先从转变观念做起，要打破以前单一的管理模式，还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管理人才，这样才能有助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全面推进。
2.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的要求
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因个人能力、资源等的不同而逐渐产生差距，并划分成不同的群体，最终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整个社会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社会主体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人们在追逐利益的时候也积极投入到公共管理当中去，期待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并使既有社会地位得到巩固。在各利益体的博弈过程中，公共管理制度变得愈来愈复杂、越来越丰富。面对社会主体的日益多元化，为了跟上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势在必行。
3.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进入到了市场经济阶段，我国的经济模式开始与世界先进市场模式对接，经济体制改革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是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直接导致了公共管理制度无法很好地体现其应有价值，而公共管理制度能否积极完善、创新则直接影响到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公共管理制度创新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2]。
（二）公共管理制度创新能够有效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1.对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有着促进作用
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市场经济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而发展的基础，而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也能反作用于市场经济，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为制度是经济发展的有效支持，且对于市场经济的建立与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2.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无规矩不成方圆”，制度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社会中所起到的规范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公共管理制度，也是诸多制度中的一种，其能否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直接关系到其作用能否被有效发挥，能否为维稳市场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市场经济要想平稳健康发展，稳定的社会大环境是不可缺少的。而在创建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公共管理制度创新能够直接提升公共管理的水平，为经济活动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其次，经济发展也会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公共管理制度创新执行者，除了可以在法律以及制度等方面提供保障，还能够给予政治领域的支持。政治体制革新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影响，所以不能忽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3]。
（三）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协调发展
1.方向一致
由于方向一致，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创新才能做到共同前行，这个所谓的方向，小到实现个体经济利益，大到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又需要倚靠政治体制与文化环境。稳步推进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公共管理制度创新，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2.相互促进
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二者相互影响，市场经济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基础，公共管理制度创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有效助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公共管理制度属于一种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则隶属于经济基础，二者具备唯物史中相互依存的条件。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需要以市场经济为前提，要把握市场经济特点、遵循经济规律，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创新。在此过程中，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可能会因为市场经济自身因素的制约而出现一些问题，但是不能一概而过，而是要认真分析，找到原因，然后及时调整创新方式方法，同时还可以通过深化市场改革等方法来促进创新。
三、结束语
虽然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而且经济体制也已基本建立起来了，但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方面却还是相对滞后的，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步伐不一致很容易导致社会化改革受阻。所以说，要想办法克服这种不同步问题，促使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实现同步前进，这样才能有效发挥二者的协同作用。经济发展对于国家整体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扶持力度也是相当大的，有了这样的背景为依托，相信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协同发展必将得以实现。
作者:魏蕾单位:唐山市社会保险事业局
参考文献：
经济制度创新篇5
关键词：制度创新；区域经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1制度内涵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现实制度约束分析
广义上讲，制度包括了法律，规则，惯例，实施机制，甚至还有政策。作为国家或区域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制度的表现形式是通过特定程序提供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来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规范和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区域发展失衡与区域差异的形成与影响市场运作的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就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而言，这里所说的制度因素和制度环境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政府干预层面，涉及政府的管制与政府的服务；二是产业和企业的结构层面，主要体现在产业发展和企业竞争中所有制的制度差异；三是地区结构层面，从开放贸易到开放投资，区域倾斜成为其典型特征。比较分析，明显可以看到，制度障碍将影响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并且消极作用已经日益凸现。
1.1行政区划体制约束
行政区划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区域治理的最基本手段，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就广西北部湾而言，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指导下，区域经济形成了一个以行政区为主导的经济体系，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广西现有的市级行政区数量较少，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较弱。二是行政管理幅度较小。广西以地级行政区域单元为基础已基本形成的各具特色的五大经济区之间因受行政区划管理幅度过小的影响，各区域行政分割严重，各地资源利用互补性不强，产业关联性和升级能力较差，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三是乡镇行政区划不合理，增加了行政管理成本。四是市管县体制不适应现阶段县域经济的发展。
1.2产权制度约束
就广西而言，国有企业虽然不多，却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明显存在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力度不强，特别是企业制度创新滞后，企业权力制衡机制和产权激励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国有企业主要依靠政策倾斜来支撑，长期发展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社会化程度不高；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上，具体措施不够得力，政策落实不够具体，突破性、创新性改革办法不多；优势企业的发展潜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跨地区、跨行业的大企业少；企业制度创新、资本扩张的内在冲动不足；整个区域缺乏一套完善政策体系和宽松环境来支持和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1.3投融资体制约束
长期以来，广西投融资体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虽对本地技术创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阻碍了风险资本的形成与产业化，将社会资本拒与技术创新领域之外，造成了本地技术创新对技术资本过度依赖。可以说投融资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资本数量有限，无法产生广泛的示范效应和发挥其导向作用；另一方面，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系统结构单一，银行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结果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和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
1.4制度环境约束
因思想观念落后，广西对外开放相对滞后，对外开放的领域、引进外资的规模、进出口贸易都大大低于国内发达地区，使区域内不多的优势产业得不到必要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区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接受外来先进文化和技术的冲击力度较小，制度创新环境的落后是广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对外开放上主体相对单一，主要是以政府出面办论坛、招商引资、谈判立项，而以民间机构、企业机构为主体的对外开放规模狭小，政府管理体制、市场结构和政府行为的开放程度不高，尤其是对外开放政策研究得不够，地方性政策措施配套不够。一整套为外来投资者服务的社会服务化体系，包括金融、财政、税收、技术和土地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尚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2制度创新——实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跨越式发展的现实要求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在全国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言。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因受益于国家区域政策倾斜发展战略，为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拓展了资源配置空间，初步完成了原始积累，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得到空前提升。相比较而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社会发展实行的是传统的发展模式，面临的现状又是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生态环境脆弱、城市管理手段相对落后等，加之在思想观念、政府服务、工作机制、法制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等都需要进一步提高。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沿海、沿边，是中国与东盟的结合部，也是西南地区加强与东盟和世界市场联系的重要门户，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突出，资源丰富，腹地广阔，开发潜力巨大。可以说这里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地区，面对西部大开发和中国与东盟的对接，此区经济发展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转变：一是由国家扶持的、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中处于经济滞后的地区发展转变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二是由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单纯的产权制度转变为以高新技术和多元产权制度为主，具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多功能经济区，成为中国沿海特别是中国对接东盟的发展快、活力强的新的经济增长极；三是促使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区经济转变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区经济，从而最大限度的打破城市间的行政区划限制，加速区域内城市间的分工和合作，推动跨区域城市群的形成。促使上述转变的实现，北部湾经济区不仅有许多有利条件，而且还具有现实中不可多得的机遇，至少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广西作为中国对接东盟的前沿阵地，国家对此高度重视，再者国家对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也是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发展高度重视，能够充分利用国家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增加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投资中受益。其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为北部湾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三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及和东南亚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的加强，为北部湾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理应能够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北部湾这一区域的比较优势，积极推行制度创新，以建设和营造良好经济发展环境。
经济制度创新篇6
关键词：制度创新；区域经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6-0075-02
1制度内涵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现实制度约束分析
广义上讲，制度包括了法律，规则，惯例，实施机制，甚至还有政策。作为国家或区域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制度的表现形式是通过特定程序提供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来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规范和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区域发展失衡与区域差异的形成与影响市场运作的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就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而言，这里所说的制度因素和制度环境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政府干预层面，涉及政府的管制与政府的服务；二是产业和企业的结构层面，主要体现在产业发展和企业竞争中所有制的制度差异；三是地区结构层面，从开放贸易到开放投资，区域倾斜成为其典型特征。比较分析，明显可以看到，制度障碍将影响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并且消极作用已经日益凸现。
1.1行政区划体制约束
行政区划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区域治理的最基本手段，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就广西北部湾而言，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指导下，区域经济形成了一个以行政区为主导的经济体系，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广西现有的市级行政区数量较少，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较弱。二是行政管理幅度较小。广西以地级行政区域单元为基础已基本形成的各具特色的五大经济区之间因受行政区划管理幅度过小的影响，各区域行政分割严重，各地资源利用互补性不强，产业关联性和升级能力较差，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三是乡镇行政区划不合理，增加了行政管理成本。四是市管县体制不适应现阶段县域经济的发展。
1.2产权制度约束
就广西而言，国有企业虽然不多，却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明显存在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力度不强，特别是企业制度创新滞后，企业权力制衡机制和产权激励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国有企业主要依靠政策倾斜来支撑，长期发展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社会化程度不高；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上，具体措施不够得力，政策落实不够具体，突破性、创新性改革办法不多；优势企业的发展潜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跨地区、跨行业的大企业少；企业制度创新、资本扩张的内在冲动不足；整个区域缺乏一套完善政策体系和宽松环境来支持和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1.3投融资体制约束
长期以来，广西投融资体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虽对本地技术创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阻碍了风险资本的形成与产业化，将社会资本拒与技术创新领域之外，造成了本地技术创新对技术资本过度依赖。可以说投融资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资本数量有限，无法产生广泛的示范效应和发挥其导向作用；另一方面，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系统结构单一，银行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结果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和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
1.4制度环境约束
因思想观念落后，广西对外开放相对滞后，对外开放的领域、引进外资的规模、进出口贸易都大大低于国内发达地区，使区域内不多的优势产业得不到必要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区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接受外来先进文化和技术的冲击力度较小，制度创新环境的落后是广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对外开放上主体相对单一，主要是以政府出面办论坛、招商引资、谈判立项，而以民间机构、企业机构为主体的对外开放规模狭小，政府管理体制、市场结构和政府行为的开放程度不高，尤其是对外开放政策研究得不够，地方性政策措施配套不够。一整套为外来投资者服务的社会服务化体系，包括金融、财政、税收、技术和土地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尚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2制度创新――实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跨越式发展的现实要求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在全国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言。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因受益于国家区域政策倾斜发展战略，为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拓展了资源配置空间，初步完成了原始积累，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得到空前提升。相比较而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社会发展实行的是传统的发展模式，面临的现状又是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生态环境脆弱、城市管理手段相对落后等，加之在思想观念、政府服务、工作机制、法制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等都需要进一步提高。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沿海、沿边，是中国与东盟的结合部，也是西南地区加强与东盟和世界市场联系的重要门户，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突出，资源丰富，腹地广阔，开发潜力巨大。可以说这里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地区，面对西部大开发和中国与东盟的对接，此区经济发展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转变：一是由国家扶持的、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中处于经济滞后的地区发展转变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二是由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单纯的产权制度转变为以高新技术和多元产权制度为主，具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多功能经济区，成为中国沿海特别是中国对接东盟的发展快、活力强的新的经济增长极；三是促使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区经济转变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区经济，从而最大限度的打破城市间的行政区划限制，加速区域内城市间的分工和合作，推动跨区域城市群的形成。促使上述转变的实现，北部湾经济区不仅有许多有利条件，而且还具有现实中不可多得的机遇，至少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广西作为中国对接东盟的前沿阵地，国家对此高度重视，再者国家对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也是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发展高度重视，能够充分利用国家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增加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投资中受益。其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为北部湾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三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及和东南亚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的加强，为北部湾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理应能够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北部湾这一区域的比较优势，积极推行制度创新，以建设和营造良好经济发展环境。
3深化北部湾经济区制度创新的着力点思考
3.1观念创新
观念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前提和先导，实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的制度创新首先就要在观念上实现转变。依据十七大报告的内容，广西各市地都在积极贯彻实施思想大解放的讨论，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应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和适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全面认清当前广西的发展形势，从根本上强化科学思维方法，用先进的理论知识、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努力形成思进求新、奋勇争先、奋发图强的发展氛围，真正实现观念上的创新。
3.2政府服务和管理职能创新
政府在制度环境创新中处于主导地位。来自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关键在于引入竞争机制，而其创新力则是竞争力的主要体现形式。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宏观上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层面，应做到从北部湾经济区的整体利益出发，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杠杆进行宏观调控，研究经济区综合开发规划，确定重大产业与相关设施布局，解决区域内部经济矛盾，协调各行政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为经济区内企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最终推动经济区政府间统一协调机制的形成；微观上看，政府人员要保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自身必须要具备创新的素质；在技术层面上，能够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来改革原有的组织结构和工作程序；在体制层面上，政府内引入人力资源的竞争机制，提高政策的制定能力和执行效率。
3.3人文环境创新
人文环境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环境、它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氛围，特别是能够吸引资金、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源等资源要素的一种区域发展的软环境。就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而言，其发展的有些资源要素还是很稀缺的，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地区主导着资源要素的流向与运行体系。面对北部湾经济区既要发展又缺资源的现实，要使其获得持久的发展动力，就必须从制度完善与制度创新着手，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运用“弹性机制”，由稳定到吸引、从聚集到辐射，使各种资源要素能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3.4金融创新
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认为金融创新实际上是一种与经济制度互为影响和因果关系的制度变革，由此可认为金融体系的任何制度变革都可视为金融创新，而建立新的金融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行为。针对北部湾的经济金融状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发挥珠三角地区广州、深圳、香港等金融相对发达的城市对广西北部湾带动作用，加强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以金融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二是改革投融资体制，拓宽投资领域，创新投资方式，积极开放和扶持民间投资，促进市场自主性投资增长机制的形成。三是构建网络化金融服务平台，从创新金融体制环境。
3.5建立利益补偿机制
由博弈论的观点知，作为制度交易博弈的行为主体，各方关注的都是自己一方的现实和未来的利益。怎样通过规范的制度建设，来实现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利益转移，从而实现既得利益在地区间的合理分配。根据我国现存的行政区经济的特点及我国宏观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合作中，存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合作的地位不对等和优势不对称，这种合作关系的动力来自于以政府为主导提供“利益补偿”的制度供给。主要表现在以政府为主导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建立“共同发展基金”、以及相关区域协调机构的统筹管理，目的是要做到，地区利益的补偿机制通过规范的利益转移来实现。“利益补偿机制”要强调公平，在机制运行中，政府处于核心地方，保障机制的落实和贯彻，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促进区域合作的稳定性。
3.6区域创新能力的制度创新
在广西北部湾经济发展初具规模时，应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以支持企业群体的共享资源，提高交易效率，并交流经验知识，使区域内形成有利于学习和知识溢出的环境。这样，在应对技术变化和商业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本区域的经济主体之间大量的正式交易和非正式交流所形成的关系，是其他区域不能模仿的关键资源。这些有利于区域的凝聚力、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形成。
参考文献
[1]景体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03-2004)[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70-191.
经济制度创新篇7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是缓解我国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严重稀缺的重要手段。文章通过对循环经济制度发展的障碍进行分析，为我国循环经济制度的创新体系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
所谓循环经济，是指按照生态规律运行，实行资源循环利用和清洁生产的经济形态，它要求将一般经济活动纳入生态系统的运行轨道，力求在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建立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因而，循环经济是一种以物质循环和提高生态效率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经济活动中所面临的环境与资源约束问题的一种现实求解。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已逐步将循环经济作为指导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则和战略。因而，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制度创新克服原有制度框架存在着的根本性的制度制约与障碍，为循环经济的顺利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就成为我国顺利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问题。
一、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
由于循环经济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现行体制下发展循环经济所产生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不能同时体现为企业收益的增加，这种投入和收益的不相匹配，决定了现阶段发展循环经济不可能成为企业的自觉选择。因而，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制度障碍：
(一)政府强制性制度缺乏
强制性制度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而施行的制度体系，它在构成一个特定社会结构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缺乏政府强制性制度的主要表现为：
1.我国现行的有关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以末端治理模式为立法核心，不能适应循环经济模式发展的要求。发展循环经济要求摒弃对废弃物进行被动的“末端处理”的思想及生产模式，而转换为在生产和消费的源头进行“管端预防”为主的模式，因此，要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对现行的末端治理思想为指导的制度进行全面的修改和废除。
2.我国现行环境和资源法律制度没有具体明确企业的责任和义务，也缺乏更加具体的专项法律法规。法律细则也比较笼统，缺乏系统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普遍偏轻，极少追究刑事责任，因而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强制性都受到极大的制约。如《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可再生能源法》等，都没有具体明确企业的责任和义务，实施缺乏强制力。
3.各级地方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意愿和能力不均衡，阻碍了我国循环经济的全面执行。虽然我国中央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循环经济制度供给意愿，但是由于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一些资源富集而经济基础薄弱地区的地方政府缺乏提供有效循环经济制度的意愿，往往采取过度消耗自然、环境资源的方法以求得经济发展、就业增加、收入提高，至于经济运行是否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则常被忽略。
(二)市场诱导性制度不健全
市场诱致性制度指通过市场制度不均衡供给，诱导交易主体在响应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变迁，其是构成一个特定社会结构的重要潜在运行制度。我国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诱导性制度缺乏主要表现为：
1.资源定价机制不健全。循环经济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健全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资源价格真正成为利益范畴，使它的变动对企业利益的增减有直接影响，具有较强诱导力量而能左右企业活动。其完全可以通过控制资源的价格，进而改变企业的利益来促使企业主动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但是，目前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我国资源定价制度的不健全，使得市场机制无法发挥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作用。
2.市场产权制度不清晰。科学的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可以促使产权拥有人和产权使用人愿意为循环经济投入改革成本。由于我国缺乏市场化的产权制度，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和环境是作为一种半公共产品来使用，在产权上具有非排他性，因而存在着严重的搭便车行为，从而导致环境使用(污染)和资源开采的低成本性，不仅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也造成了资源的紧缺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3.技术创新制度发展落后。由于循环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废旧资源的回收和利用，更重要的是资源综合利用率的提高。目前我国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创新制度发展落后，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制约了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此外，由于我国对知识产权还缺乏有效的制度保护，也限制了企业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资源节约型技术的积极性。
二、循环经济制度创新体系构建
合理的制度创新是循环经济顺利发展的根本保障。理论和实践充分表明，制度创新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它通过调整制度来安排和协调经济利益主体关系，有效刺激与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为经济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根据上文分析，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我国循环经济的制度创新体系：
(一)构建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创新体系
法律制度是循环经济制度创新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它是规范各个行为主体，明确消费者、企业和各级政府在循环经济方面的义务和责任，使其按照循环经济的规律进行生产活动的基本约束和依据，同时将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问题统筹考虑，解决目前环境保护法律与资源性法律相互分割，环境执法和资源管理相互脱节的问题。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应包括3个层次：综合性的循环经济法律；专门性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在其它相关法律法规中充实能够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规定。
(二)加强循环经济的领导和监管组织制度创新体系
制定法律和政策是重要的，落实和监督执行更重要。首先，应考虑设立专门的、至上而下的循环经济领导和治理组织体系，赋予更大的执法权限，加大执法力度，使循环经济建设真正有组织保障，以克服由于涉及农业部门、林业部门、环保部门、国土资源等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导致的多头管理、政出多门、政策冲突或政策盲区等问题；其实，应改变过去对领导干部的考核方法，明确将循环经济纳入政府决策者政绩的考核体系，建立新的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最后，应建立全国性的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层层签订循环经济建设目标责任制，督促其行使循环经济职能，抑制地方保护主义。
(三)建立技术创新制度、产权制度和资源定价制度的互动创新体系
一方面，通过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的产权制度创新，明晰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的产权，形成排它性的产权机制，使得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不再是一种无价的公共产品，并能够通过资源定价机制显现其稀缺价格，使得市场竞争主体可以将其与劳动力、土地及资本一样，作为生产要素计入企业成本，诱导企业主动寻求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更合理利用的环境友善技术，推进面向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在环境容量资源产权可转让的情况下，对更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的技术需求就会增加，新的需求就会对现有技术创新制度的供给带来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技术变迁的激励制度和技术产权的保护制度的强烈需求。从而带来环境友善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更加迅速。而环境友善技术的普及与推广，则会促进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环境容量资源供给量的逐渐增加，从而形成技术创新制度、产权制度创新和资源定价制度的良性互动演进，推动循环经济的全面发展。
经济制度创新篇8
关键词: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原则;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课题项目:2009年廊坊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09079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一、合作社制度的历史变迁
合作社制度是指包括体现合作社性质、宗旨、目的、价值的合作社原则以及合作社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在内的规则体系。研究农业合作组织制度创新应以研究合作社制度的历史变迁为切入点。
(一)合作社的历史发展。合作社在各国的发展进程虽不尽相同,但就世界范围内,以合作社原则发展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等因素为主线,可分为五个阶段:
史前期:1844年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社——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诞生前。该阶段的合作社从今天所研究的合作社制度内涵角度讲都不具有典型性,可称为史前期。
初创期:从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产生至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创建。该阶段合作社大量涌现,消费、生产、信用、农业合作社在这一时期均已形成。各国有关合作社的最初立法基本完成。
发展期:从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成立加强了各国合作社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各国政府也开始更为积极地扶持合作社发展。合作社立法大多从综合性合作社法转向了各类专业合作社法。
成熟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七十年代。这一阶段,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大规模地开展了合作社运动,合作社原则经过多次修改有了大的发展和完善。各国根据本国特点创建了各类适应本国经济发展的合作社。
创新期:从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这一时期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动,既对合作社发展提出了挑战,又为其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条件。发展了合作社若干原则的北美“新一代合作社”就诞生在这一时期,它是合作社制度创新的典型代表。
上述简单回顾表明:我们虽在理论上可以把合作社发展的第五阶段称为创新期,但事实上在合作社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实现着创新。创新是生命体的本质内涵。因此,必须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创新问题加以研究。
(二)合作社原则的演变。合作社制度的核心是体现合作社本质与特征的合作社原则。合作社原则是合作社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形式的要素,是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社——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在当时确定了如下原则: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按市价销售商品,收取现金,不赊购赊销;合作社的盈利,按社员购买货物的比例分配给社员;表决权一人一票,不因出资多少而有差异;合作社的资金不靠捐献,而由社员自己出钱入股;遵循公平交易,货真价实,足斤准尺;重视社员教育,提取合作社盈余中的2.5%作为社员教育费用;对政治和宗教保持中立。这些内容成为后来国际合作社联盟制定和修改合作社原则的基础。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把罗虚戴尔合作社的这些原则作为国际合作社联盟办社原则列为联盟章程,史称罗虚戴尔原则。
1937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将合作社原则归纳为七条,新增“股本利息应受到限制”。1966年又作了修改,去掉了现金交易和政治宗教中立,增加了“促进合作组织间的国内和国际合作”。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100周年代表大会将合作社原则修改为七条:自愿和社员资格开放;社员民主管理一人一票;社员经济参与;自治和独立;教育、培训和信息;合作社间的合作;关心社区发展。
纵观合作社原则的演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当合作社原则由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提出并实践后,一种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新型经济组织——现代合作社诞生了。合作社原则凸显了合作社的本质,成为指导各类合作社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准则;第二,为了回应外部环境的挑战,合作社原则在不断发展变化。这样的变化是为了使合作社既保持自身的性质,又能够更好地生存发展;第三,无论合作社原则如何变化,最能体现合作社本质特征的主要原则没有根本性改变。比如,自愿入社、民主控制、按惠顾额分配盈余、资本报酬有限等。
(三)传统合作社的主要制度缺陷。伴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传统合作社在制度上的缺陷越来越凸显出来。
1、合作社规模不稳。传统合作社社员资格开放原则使得社员进入与退出比较随意,成员的不稳一方面导致合作社规模的不稳,要么生产能力过剩,要么供给能力过剩;另一方面也使社员的责任心不强,对合作社关心不够。这些制约了合作社的发展。
2、合作社融资能力有限。传统合作社所有者与惠顾者(即投资者与利用者)统一的原则将只想投资不想利用合作社的人排除在外,不能很好地吸纳社会资金。社员的经常变动致使合作社的资产也不断变动,这又使合作社获得贷款也变得比较困难。融资能力下降必然导致竞争力下降,发展艰难。
3、合作社产权制度模糊。传统合作社是典型的“人合”,决策一人一票,盈余分配按惠顾额,这两方面都与社员投入资金的多少无关联。且合作社的规模越大,社员个人在合作社财产中的份额就越小又不清晰,这就会产生“搭便车”行为。社员对合作社关心度不够,合作社对社员吸引力不强,合作社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4、合作社专业化管理缺失。传统合作社遵循社员民主管理原则,而合作社成员未必一定是专业素质好的管理人员。
二、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运行现状
从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经历了萌芽、起步和提速三个阶段。其运行现状主要表现为:
(一)加入条件。合作组织的基础是会员。成为会员的条件与程序直接影响组织的运行。(1)资格条件。缴纳会费是成员的一项重要义务,部分合作组织成员还必须缴纳股金。无需缴纳会费的也占一定比例。对个体会员的加入一般没有限制,但部分合作组织对法人会员进行限制,规定不能超过某一比例;(2)加入程序。已经从事相关产品生产的农民,由组织成员或组织领导推荐,即可加入;(3)退出。大部分合作组织都允许会员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自由退出。会员退出时,对于投入资金的处置情况:撤回、继续持有以及享受分红、必须退还给组织、将股金自由转让给其他成员、不退还股金或组织在此方面没有相关规定。
(二)机构设置。大部分合作组织建立了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理事长、监事会和具体经营部门,组织机构比较完整;会员(代表)大会由全体会员(代表)组成。监事会和绝大多数理事会都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提名方式主要有生产经营大户提名、理事长提名和海选;会员(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履行组织章程中规定的职责,如选举或罢免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制定和修改章程等等。理事会是合作组织的常设机构。监事会代表大会执行对理事会、经营管理者的监督;投票方式主要为一人一票,也有一股一票、按人投票与按股投票相结合、交易额与股权相结合等方式。一些组织对出资额较多的会员给予附加表决权,但为避免“一股独大”,保障普通社员的决策权利,一般对单个社员表决权占表决权总数的比例进行限制。
(三)资金来源及构成。(1)没有兴办实体的专业协会(在组织中所占比例较大),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会员缴纳的会费,一些无需缴纳会费的日常支出则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2)严格意义上的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社员股,吸收的非社员股较少。一些合作组织对单个会员持股比例有限制,限制的比例彼此不一。此外,领导成员(理事长、理事会成员等)持股相对较大,普通会员的持股量较小。
(四)利益分配机制。(1)分配方式。收益分配方式主要有:按经过组织销售的产品数量分配、按经由组织销售的产品价值分配、按提供给组织的资金分配、不分配利润(其收入全部用于组织的开支);(2)分配项目。盈余分配项目包括:公积金、公益金、风险基金、二次返利和按股分红。能够提取公共积累的组织占一半稍多(各组织提取的比例不等)。二次返利的标准主要有按成员的交易量、交易额、股金等。二次返利的分配范围主要有:在所有与合作组织发生交易的会员和非会员中分配、在全体成员中分配、在持股成员中分配等。
上述运行状况表明,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与国际合作社的发展相比,一方面需要加强规范;另一方面需要在入社条件、资金来源、利益分配等方面结合我国实际,推进制度创新,促进组织发展。
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任何组织的制度安排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适时的制度调整和创新不可避免。
(一)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原则。原则是对客观规律的总结和反映,研究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原则,对于指导创新,实现其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现实问题原则。矛盾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矛盾就是问题,就是差距。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在哪些方面取得创新突破,首先取决于它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什么。
2、发展趋势原则。从问题出发是立足当前,创新更要立足长远。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创新必须研究社会经济、农业经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我国农业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即现代工业和现代技术将深入农业和食品工业,农业日益采取工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延伸产业链条,把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与服务,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不同环节连成一体,形成一体化经营。农业合作组织的制度安排必须适应这一变化和要求。
3、事物本质原则。创新是为了发展而不是毁灭。当事物本质发生改变后,一事物就不再是其自身而变成了他事物。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不能改变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属性: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成员民主控制;按惠顾额分配盈余;资本报酬有限等。
(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条件。只有具备相应条件,创新才能实现。就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而言,至少需要三方面的条件:
1、客观层面: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时期,农业拥有了较好的发展条件。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更加重视,提供了较好的政策支持。我国农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这些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客观条件。
2、主观层面:人们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与创新的认识。改革开放30年来,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开拓创新的文化氛围已经具备。但就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而言,人们的认识还不到位,对合作组织本质、作用、前景的认识与判断都还比较模糊,思想上对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创新的重视程度不够,还需要做艰苦的创新宣传教育工作。
3、操作层面:政府的支持与推动。政府已做了许多支持推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与创新的工作,如制定扶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优惠政策,颁布相关法律、出台合作社(示范)章程,等等。但在把优惠政策做实;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政府放手让农民去实践,不追求形式而更注重实效,创造更有利于合作组织发展创新的外部环境方面还有许多细致工作要做。
(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内容
1、社员结构创新。传统农业合作社作为小农的互助组织,其成员由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生产者组成。据此可推断,传统农业合作社的规模比较小,社员来源单一,不利于合作社增强活力,参与竞争。因此,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上应加以变通,扩大包容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不仅农民可以加入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人员也可以加入,允许他们以技术作价出资;自然人可以加入,法人也可以加入,利用它们拥有的技术设备资源或信息资源。当然,为保持农民社员在合作组织中的控制地位(合作社性质),对非农民及法人入社要在所占成员比例或股金比例上做出限制性规定。具体比例应从实际出发,允许彼此有一定的差别。
2、融资机制创新。传统合作社存在融资能力弱的问题,这就需要在合作社融资机制上进行创新。比如,有入股的生产者社员,也可以允许有纯入股的投资者社员;允许一人认购多股,也允许缺乏资金的农民多人认购一股;社员认购股金的方式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实物作价出资;为增加资金的流动性,可以规定经合作社同意,股金在合作社内部社员之间可以转让等等,以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和其他生产要素,扩大自身的融资能力。
3、民主管理创新。传统合作社实行民主管理,一人一票。由于现代农业合作组织社员认购股金数量增大,且彼此不同,这给民主管理原则带来了挑战。严格遵循一人一票原则,实现了公平,但会置投资额于不顾,损害效率。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要求改变单纯按社员人头设置投票权的原则,而要照顾社员持有股金的差异。可以在实行一人一票的同时,允许一人多票或多人一票,但同时对单个社员占总票数的比例做出限制。这样变通,便于协调利益与风险、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既有利于调动持股大户的积极性,又不会改变多数社员对合作组织的控制,保证民主管理。
4、分配机制创新。传统合作社比较强调公共积累,往往忽略对社员投入资金的分配。从合作社的本质、宗旨及有利于自身发展来看,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其合理性,然而却不利于产生投资激励。鉴于目前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利润水平还不高、财务管理薄弱以及过去“归大堆”产生的阴影,对分配机制应做出调整:盈余分配中少提公共积累,兼顾投资额。当合作社发展需要资金而公共积累不足时,可以采取再次进行新筹资的方法加以解决。对于盈余分配要兼顾投资额,可仿效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的做法:每个社员必须事先承购与其交货量相应的股金。这样就把“按惠顾额分配盈余”与“股金参与盈余分配”结合了起来。这种对资本报酬有限原则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传统合作社产权模糊的问题,增强了产权激励,同时又不违背“按惠顾额分配盈余”的本质规定性,是一项非常巧妙的制度创新。
5、经营方式创新。传统合作社强调通过合作社间的横向联合促进合作社发展。但适应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需要,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更应重视纵向发展。它不应仅仅是初级农产品的经营者,而应是通过注重发展产、加、销一体化经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扩大合作组织规模,形成集团化,提升竞争力,促进自身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白立忱.外国农业合作社[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经济制度创新篇9
关键词：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经济发展
0引言
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改革开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却出现了不平衡的现象。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仅得益于由中央政府推动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得益于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诺思认为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相同的宏观制度环境下，各地区出现了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市场化程度不同的现象，这是由于各地的微观制度环境不同所导致的。具体的微观制度环境不同，是由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效果不同而造成的。地方政府就是通过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提供本地区的微观制度环境，因此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具有一定的关系。
1地方政府在推动制度创新方面的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首先，诺思认为在没有投入要素的增加而只有制度创新的情况下也能产生经济增长。其次，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诺思指出，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再次，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这种激励结构能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诺思认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最后，选择无效率制度的原因。诺思提出有两个普遍的原因：一是缺乏技术阻止搭便车现象及负的外部性的产生；二是对任何团体和个人来说，创造和实施所有权的费用可能超过收益。地方政府直接接触当地的个人和团体，能够及时了解来自个人和团体自发产生的创新意图及其新制度的预期收益，使新的制度安排在没有获得全面的合法性之前，具有局部范围内的合法性，避免新制度安排在没有取得效果之前就被扼杀在摇篮里。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与地方个人及其团体之间的联系中介，也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来自中央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之间转化的桥梁。地方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往往带有试验性，因而具有收益大、风险小的优点。
2行政管理制度的问题对经济发展产生的负效应
行政审批制度的设立原本是为了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由于政府的过分干预，反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这也就是诺思悖论的思想，政府解决了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但是有了政府又多了许多麻烦。行政审批制度对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有一定的阻碍性。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原本是为调节市场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而制定的，但是由于政府管理的范围过宽、过细，导致制度阻碍市场机制的发挥。行政审批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发展活力。复杂的行政审批程序和过高的行政审批门槛严重影响着社会的投资积极性和企业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既增加了经济活动的政治成本，又使市场经营主体无法对市场信号作出自主、及时的反应。很多市场商机在马拉松式的行政审批中错过。行政审批制度容易导致权力腐败，例如行政审批的项目多与经济利益相挂钩，像土地出让，招投标资格确定，国有资产所有权转让，工程建设项目立项、资金划拨、竣工验收等环节。在监督不到位和标准不统一的情况下，易导致腐败。
3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具体措施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目标在于保证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三方面利益，从保证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探索政府制度创新的问题。要实现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将视野放远、放宽，不能只局限于当前利益和经济利益上，要看到长远利益和社会利益。政府不再是“划桨人”、“掌舵者”而是服务者的角色。要将政府服务的对象定位于公民，而非顾客。以此来超越政府企业家的身份，更多的关注公民权利和公共服务。同时还要实现政府工作目标的转变，公共利益不再是政府工作的副产品而是其工作目标。由于政府承担的责任不再是单一的，因此政府的工作中心、工作目标也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经济利益不再是工作的惟一中心，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关注环境利益，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公民社会，努力实现公民自治。政府鼓励和扶持第三部门的发展，将管理社会的职责划分出一部分由第三部门承担。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使政府集中精力解决问题。
通过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创新，形成各项金融制度的耦合，实现金融生态的理念，最终形成地方金融生态体系。即是指金融业与其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之间，通过自身调节机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增加正规金融机构的制度收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强正规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能力、加强正规金融机构提供多样化服务的能力和发挥社区银行的作用。社区银行是指在社区的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经营，充分发挥金融功能的中小银行。对非正规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管理，给予非正规金融机构合法地位，可以使隐性风险转化为显性风险，同时更利于国家对其风险进行管理和控制。加强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有利于金融秩序稳定和社会稳定。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将一部分职能从政府职能中划分出去，交由第三部门来承担。扩大民间资本投资范围与渠道，使得民间资本间接投资转化为直接投资，从而改变现有民间资本投资的路径依赖。这样，既符合民间过剩资本要求盈利、增值的资本本性，实现了社会资本的优化配置，提高了资本利用率。构建存款保障制度可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提高社会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有效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维持正常的金融秩序；行业适度竞争，为公众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
4结论与展望
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保护了民营产权，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使改革成本最小化，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并且有效地解决了外部性的问题。地方制度创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即政府管理制度创新的根本是从地方抑制性的金融管理制度、规制性为主的环境管理制度、低效率的行政审批制度三个方面研究地方政府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所主张的制度对地方的经济发展建设起到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郭小聪.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作用与地位.政治学研究，200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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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诺思·道格拉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上海：三联书店，2012：3
5胡飞航.“地方模式”的演化与“新地方模式”的构建.生产力研究，2010，（1）：74
6二元金融研究课题组.二元金融及其在地方经济的表现.西南金融，2007，（8）：7-11
经济制度创新篇10
关键词:市场经济;城乡规划;制度创新;问题分析
伴随社会经济的运行及创新性发展，城乡规划制度体系的创新是在城乡规划、决策以及监督项目构建基础上所形成的制度项目机制，并通过规则、政策以及法律内容的完善，促进技术的规范创新，通过制度的稳定结合，为城市规划制度的项目协调提供良好支持。但是，在现阶段城乡规划制度构建的过程中，其制度创新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所以，相关的项目管理者需要在制度执行的背景下，认识到这些内容，通过对城乡规划制度的完善，促进城市的稳定运行。
一、市场经济下城乡规划制度的现状
(一)过于依赖政府机制的主导性
在现阶段城乡规划项目设计的背景下，其项目作为政府的基本行为，是由政府所主导的项目内容。因此，对于制度创新内容而言，其项目主体既包括了中央政府，又包含了地方政府，其中地方政府主要是城市规划制度及革新中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限制，导致中央政府缺乏制度创新的基本来源，从而为制度的创新造成了一定的制约。
(二)以渐进迁移作为主体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新制度体系的构建会将经济学者的基本需求作为主导，并在制度缓慢变化的背景下，呈现出制度体系变迁的管理模式，这种方式的创新为城乡规划工作的综合性及复杂性执行造成了影响，而且也是制度创新方式呈现出强制性及渐进性的发展模式，同时，由于委托中存在问题，也就会为制度的创新效率带来制约［1］。
(三)统计项目缺乏统一规划空间
在城市规划制度构建的背景下，由于不同因素的限制，会导致空间规划体系缺乏系统性，出现了城乡规划工作的层次及种类存在问题，一些项目的规划类型、层次逐渐的主体、技术以及方法存在差异。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中发生冲突，更为严重的会为城乡规划的综合调控造成制约。
二、市场经济下城乡规划制度创新思考
(一)构建完善性的民主决策制度体系
在现阶段城乡规划制度构建及完善的背景下，政府部门作为工作中的制定者、审批者以及执行者，与科学决策的项目原则是相互违背的，而且，在项目规划的过程中，不同参与机构缺乏完善性的监督机制，导致呈现规划的编制不能充分满足我国的基本需求，因此，在现阶段城乡规划制度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完善委员会制度执行机制，通过对城乡规划项目的推广及运用，可以促进制度的有效执行，从而提升项目决策工程的民主性。与此同时，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在城市规划中需要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模式，通过民主决策制度的创新，明确政府的基本职能，广泛收集民众的意愿，了解民众对城乡规划的意见，从而实现政府部门与民众利益的稳定协调。
(二)构建科学化的城市规划管理机制
在统一城市规划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传统的城乡规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现象，传统的城乡规划受到市场经济体系的影响，造成了城乡规划编制制度较低、城乡规划无法顺利开展的现象，所以，在城乡规划制度创新的过程中，需要构建完善性的编制方法，提升编制结果的可操作性。并在制度完善及策略优化的同时，促进城乡编制规划统称的合理性。通过现代通信系统的运用，进行项目流程编制的优化设计，从而提升城乡规划管理工作的有效性，保证城乡规划工作设计的实效性及创新性。
(三)构建科学化的城市规划保障机制
第一，在程序性法律制度分析的过程中，城乡规划工作的完善需要建立正义性的制度机制合理完善城乡规划的程序内涵，将呈现规划的决策作为重点，保证制度执行的法制化，从而为城市规划保障机制的构建提供权威性的执行标准。第二，对于城市规划中的各个机关耳环，在具体管理制度执行以及管理流程责任确定的过程中，需要进行明晰性项目内容的划分。第三，构建公众参与的制度保障机制，通过法律制度的稳定执行，完善城乡规划法律制度的配套措施，并通过对城乡规划的现状分析，进行各项管理制度的稳定完善，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也需要结合城市规划的基本项目，出台明晰化的土地、产权以及税收制度，从而满足市场经济背景下，城乡规划管理制度的稳定创新［2］。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现阶段城乡规划管理工作构建的背景下，需要认识到规划工作中存在的限制因素，构建创新性的规划管理机制。而且，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同时，不同领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稳定的创新，结合时展的基本需求，满足城乡规划的基本相关理念，并在项目决策、执行的同时，完善规划规划工作的稳定创新，从而为社会经济的运行及城市化的发展给提供稳定支持。
作者:任慧斌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