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征地赔偿标准篇1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力建设项目不断增多，在电力建设过程中，当中涉及到一些耕地占有问题，一些耕地青苗因为建设工期的要求必须毁损，这就产生了青苗补偿的问题。电力建设中的青苗补偿到底应该依照何种依据补偿农户，补偿的标准和计算方式如何，在青苗补偿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电力建设青苗补偿补偿标准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电力建设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电力建设当中电力线路塔基会占用农户的一些耕地，这些耕地虽然面积不大，但是也切实损害了农户的利益，因此在电力基建当中应该给予农户适当的青苗赔偿。但是，现在到底依何种依据补偿给农户，补偿的标准和程序如何还有很大的争议，这是因为当前对此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实践操作中对这一部分青苗赔偿一般采取不补偿、或者借鉴其他耕地补偿机制给予农户适当的赔偿。由此在青苗赔偿中产生了一些矛盾，也损害了农户的根本利益。
一、电力建设中青苗补偿问题的主要表现
1.塔基占地法律性质问题
电力建设中的青苗补偿问题的产生与电力基建密切相关，之所以要补偿农户，是因为在电力基建当中塔基占用了农民的耕地，这种占有不是一时的使用，而是在铁塔的使用年限内，持续的占用。这就产生了两个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第一，塔基占用的耕地虽然面积不大，但是由于已经改变了土地利用性质，被占用的耕地已经不能在进行农业生产，必然会带给农民收入上的损失。第二，在电力塔基管理规定当中，被占用耕地周围农民不能在规定的保护区内进行挖土、动工，开挖鱼塘等工作，这就限制了周围地区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损害了农民的相关利益。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电力建设中的青苗补偿问题与公路建设占地一样，都属征地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土地使用权的买卖行为。虽然这一观点对于现在青苗补偿问题具有一定启示意义，但是塔基占地较小，而电力企业的性质到底是征地行为还是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确定。
2.电力建设补偿标准问题
由于当前对于电力建设中的青苗补偿与拆迁补偿国家尚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现在在实际工作当中补偿的标准难定义确定。当前，电力建设中青苗补偿和拆迁补偿的直接一句是《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以及国家其它法律，但是其中的规定非常模糊，即“应按有关规定办理，与物主协商并作一次性补偿，但不得超过国家的标准。”在这里“有关规定、标准”是什么，国家和司法部门并未对此作出详细的说明。因此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拆迁补偿一般是按照《土地管理法》等法规对农民进行适当的补偿，而青苗补偿一般考虑当地农民每亩收入水平确定，补偿标准与农民之间的期望值之间差距过大，引发了部分农民的不满。再者，虽然部分地区的补偿标准已考虑了不同地区环境、经济、土地价值，农作物产值及附加值的差异，但能提供以套算的植物或地上附着物类别很少，补偿的标准相对比较固定，灵活性差，可操作性差。以占用的农田为例，先不说农产品价格在地区之间的差异，农民单位面积内所获得收益也不相同，种植农作物与种植经济作物之间的收益差距最为明显。如果不考虑农民实际收入和种植作物上的差异，采取统一的标准补偿农民，那么对于那些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由于没有明细的补偿标准，也给予了少部分被征者提高补偿收益的借口，这样就拉大了双方的差距，使得一些电力建设项目陷于僵局。青苗补偿应该通过详细的制度构建，实现补偿标准中的真正公平。
3.线路改造、维护过程中发生的占地补偿问题
线路改造、维护过程中发生的占地补偿问题最初的解决方式是将补偿款交由村集体统一进行处理，但是在土地经家庭经营承包制改革、分田到户之后，线路改造与维护过程中损害的不再是集体的利益，而是农民的直接利益，在损害对象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在补偿机制上，却没有适应这种变化，仍然采用来的方式，导致线路占地与农民的利益发生了明显的冲突，农民得不到合适的补偿款很容易阻挠线路改造、维护工作，要求企业给予相应的赔偿才能正常的进行改造和维护。但是当前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电力企业依法是无须补偿的，因为以前电力部门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一部分，但现在电力企业已经通过改制成为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的市场主体，它本身没有征地的权利，只能通过与国家集体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的基础上，获得国有或者集体土地的使用权，这种情况下征地的权利在国家和集体，电力企业所付出应该是土地使用权费，因此并不需要补偿。即使电力企业根据一些地方性法规给予适当补偿，这种补偿"一次性补偿"，补偿后的线路维护、改造线路工作不再是予以补偿的范围之内，在给予集体土地使用费补偿后，针对地面的附着物以一定的赔偿，这才是青苗赔偿，这种补偿相对于集体组织的补偿无论补偿标准还是补偿的范围，与农民的实际损失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导致部分农民对青苗补偿不满。
二、电力建设青苗补偿问题的解决
要想解决电力建设青苗补偿问题，应该理清青苗补偿性质的基础上明确补偿的标准，并通过制度完善确定补偿的程序，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1.明确青苗补偿的性质
现在电力企业已经通过改制变成了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主体，在这种情况下电力建设过程发生了占用耕地、毁损青苗等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占用耕地问题实际上所涉及到的是土地使用权的使用问题，笔者认为在这里不是所谓的征地，因为电力企业应该不属于行政部门，征地只能由行政单位为之，因此在这里电力建设中的用地并非是征地，因此也就不能通过征地补偿的方式解决。实际上，这是一个土地使用权的获得问题，无论是电力企业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协议获得土地使用权，还是与国家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电力建设中所需用地都是土地使用权的问题。电力企业与农户之间的损害赔偿问题是一种民事争议，由于是民事问题则可以通过民事程序解决。因此，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应该先就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确定到底是与国家还是集体经济组织签订转让协议，在这里笔者认为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因为在电力建设所占用的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利用与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而对于电力建设过程所涉及的青苗补偿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出台相关的赔偿标准来确定赔偿金额，如果农民对赔偿标准不同意，还可通过民事程序，按照损害可得收益确定赔偿份额，如果最后双方仍不能达成协议，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
2.明确赔偿的标准
在赔偿标准的确定上，鉴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各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较大，这种情况不适合制定统一的标志。“适宜由省或立法权限较大的市，先在大范围内就补偿标准作原则性的规定和立法，各地、市级电力局以此为依据按本地区不同情况作出行业上的规定或实施细则，在法律效力上得以保证。具体的补偿标准，应遵循既要保证电力线路占地的需要，又要公平合理地处理电力企业与被占地单位(个人)的经济利益和妥善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的原则。”具体来说主要有两点：第一，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无论是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费，还是青苗补偿，都应该考虑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考虑到当地经济发展的速度，在可以预期的范围之内按照经济增速确定每一年的赔偿标准，汇总起来确定赔偿的总额。第二，与实际损害相适应的原则，在青苗赔偿当中，赔偿的标准应该以电力建设损害发生时的的市场价格赔偿，总额为价格×损害数量。也就是说在青苗赔偿当中要考虑到青苗种类的差别，区分作物之间的不同性质，尽量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3.线路改造、维护过程应该视情况分别处理
对于电力线路改造维护过程中产生的青苗损害，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在处理时间上可以参考1996年4月1日《电力法》，以此时间点作为是否赔偿的界限，对于1996年4月1日前因各种原因未予占地补偿的(塔基占地和青苗补偿)或已予补偿但是没有相关的证明资料的电力公司可以不再予以赔偿。对于1996年4月1日后未予补偿的，应该按照农民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具体赔偿数额应该由电力企业与农民通过协商的方式确定。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何种补偿金，在程序上应该由电力企业直接补偿给农户，而不是先补偿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再由他们转给农户，避免在这一环节上产生腐败而损害到农民的利益。
总之，电力建设是确保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在电力建设中所涉及青苗补偿、用地补偿的问题，则应该在完善当前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明确补偿的性质、标准和程序，以更好的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农民征地赔偿标准篇2
关键词：农村牧区农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性质
农村牧区征地补偿的性质取决于农村牧区土地的所有权性质，鉴于征收和征用对于农村牧区土地的所有者来说都是失去土地，都应获得相应补偿，在这一方面，两者基本相同，故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指农村牧区土地征地补偿性质包含征收补偿的性质和征用补偿的性质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对农村牧区的征地补偿主要有以下特性：
一、土地补偿的法定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以下简称《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以下简称《土地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土地征收的法定补偿范围，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社会保障费用”。可见，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法定补偿，补偿依据、补偿范围、补偿项目和补偿标准均由法律条文直接规定，刚性较强，弹性较差，可调空间较小。
二、补偿依据的非市场性
补偿依据（或补偿基础）的非市场性是指主观上不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进行补偿，或者客观上不存在确定土地补偿价格的土地市场，土地补偿的依据只能由国家确定，具体补偿执行的是一种非市场性标准。在我国，农村牧区土地具有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是农村牧区的土地从来没有被当做商品来看待，严格意义上的土地市场并不存在。即不存在一个融入市场经济的“土地交易市场”，也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土地买卖价格。再者，进入土地市场交易的土地，应该来源于市场，但我国农民的集体土地是国家按照农村牧区社区人口平均分配的，而不是农民以市场价格从土地市场购得的，其分配方式是非市场化的。既然不是从市场上以市场价“购入”的，也就不能从市场上以市场价“售出”。因此，我国的土地无论是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在现行体制和法律框架下都不能真正地进入市场，不可能根据土地的供求关系或商品的价值规律来确定土地的价格和补偿标准，只能由国家根据土地的总体状况和基本国情予以“规定”，补偿的依据不是客观的“市场”，而是法定的“年产值”。
三、补偿金额的非完全性
土地补偿金额的非完全性，也可称之为补偿的适度性或补偿的非等价性，是指土地补偿的金额不能完全体现土地价值的补偿。征地补偿依据的非市场性，必然会产生土地补偿范围或项目的不全面和土地补偿标准的较低或过低，最终导致补偿金额的非完全性。其中征地补偿标准的高低对补偿金额的影响最大。综合起来看，上述不管是哪一种观点，均认为我国的征地补偿是一种非完全补偿，补偿金额并不能完全弥补被征地方的损失。因此，从总体上说，我国对农村牧区的征地补偿，存在着随意性大、安抚色彩浓的非完全性补偿的特点，不能为被征地农民的正当权益提供有力充分的保护。
四、补偿分配的成员共有性
农村牧区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决定了征地补偿的性质，也决定着征地补偿的分配原则、权利的实现形式、补偿范围和补偿的分配方法。在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公有”的观点下，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法与比例由“集体”决定，土地补偿费属集体公有，理论上是不能进行分配的；就是进行分配，集体也是得大头，失地农民只能获得少量的土地补偿。在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成员共有”的观点下，“集体成员”对被征土地的补偿分配就有最终的决定权，农民个人就有可能直接得到绝大部分的征地补偿款。在此前提下，这个“农民集体”中的每个成员对土地及土地补偿拥有平等的权利，即拥有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收益权、宅基地分配权和征地补偿分配权，集体的权利表现为成员个人权利的集合，属集体共有。
五、补偿支付的非国家性
《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规定中，不管是“征收或者征用”均由国家予以补偿。但实际上，我国执行的却是“谁使用土地谁补偿”或“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国家在将农村牧区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时，征地补偿费并不由国家支付，而是由用地单位支付。笔者认为，对征地补偿应该分别情况予以处理：对用于公益事业的“土地征收”，应该由国家对失地农民予以土地补偿；对非公益性的“土地征用”，则由用地单位进行土地补偿。这是因为，公益用地，直接体现的是国家利益，公益用地的单位也是国家财政预算单位，由国家直接征地转供用地单位，可减轻用地单位的财政负担，减少用地单位与农民因土地补偿问题的直接对抗。
六、土地补偿的地域差别性
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之间、不同省份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如实行全国统一的补偿标准，既不能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也不能体现土地作为特殊资源的区位价值。因此，我国在统一规定了补偿项目的基础上，在征地补偿标准上适用了地域差异原则。《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
七、土地补偿的先付性
农民征地赔偿标准篇3
关键词:人身损害赔偿;同命不同价;平等原则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09)12-0049-01
案例:2005年,在重庆同一条街,搭乘同一辆三轮车,3名花季少女同遭车祸丧生。根据200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重庆市2004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22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535元。这两个数据分别乘以20年的赔偿年限,结果是,体味着同样悲痛的三个家庭,两个城市女孩各得到了20多万元赔偿,而另一位农村户口的女孩所获赔偿只有9万元,不及前者的一半。这种赔偿结果使许多人发出了“同命不同价”的感叹。本文试就200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否违反平等原则以及如何更好地体现平等原则略述己见。
一、如何理解法律的平等原则
平等原则,既包括立法者为不特定的人设定权利义务时没有偏见和歧视,也包括执法和司法者对特定的人适用法律时与其他个案的人一视同仁,执行统一标准。我国法律的平等原则,既是宪法原则,也是其他法律所体现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7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是否违反平等原则
1、《解释》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及计算标准的规定。《解释》将人身损害赔偿分为三类,即人身一般损害、人身残疾损害和受害人死亡损害。《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继治疗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解释》系统全面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的内容,但是在残疾损害金和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上,考虑到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成本的差异以及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对赔偿义务人赔偿能力的影响,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
2、《解释》中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规定有违法律的平等原则。从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解释》将受害人的户籍性质作为人身残疾或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这必然导致本文开头所述案例中的结果,即在同一个侵权行为中,两个以上的受害人如果分别属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他们获得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将相差巨大。以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587元,按此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将相差16.344万元。一如本文所述案例,在重庆同一条街,搭乘同一辆三轮车,3名花季少女同遭车祸丧生,两个城市女孩各得到了20多万元赔偿,而另一位农村户口的女孩所获赔偿只有9万元,城市女孩比农村女孩多得11万元得赔偿金。一样的生命凋零却遭到不一样的安抚待遇,同命却不同价,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出现了贵贱之分,造成了司法不公。
3、《解释》中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规定有违法律的平等精神。首先是与《宪法》相违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次,有违《国家赔偿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赔偿法》第27条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抚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其中,并没有对死亡赔偿金按照农村、城镇居民进行区分,而是以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标准。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对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也没有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之分。人的生命是生而平等的,赔偿金以户口区分,在事实上打上了不平等的烙印。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曾就该《解释》的出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为了确定科学、合理的赔偿标准,司法解释多方征求了国家统计局等有关专业部门的意见,将民法损害赔偿理论与有关专业技术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使赔偿标准合化。”合理化的说法,得到一些人的赞同。基本理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各个区域生活成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以户口划分是否就可以做到“合理化”呢?曾有人提出质疑:如果一个农村户口却是百万身价的养殖大户和一个城市户口的无业游民同出车祸,前者赔偿标准不足后者的一半,这合理吗?更何况,这个所谓的“合理化”《解释》本身就是与《宪法》相违背的。
三、如何在《解释》中更好地体现法律平等原则
2005年9月,广西藤县农民陈祖玲夫妇将一起交通事故赔偿案上诉到佛山市中院,因为他们对儿子陈志林的死亡赔偿金的数额持不同意见:在佛山工作、生活了3年多却只能拿到农村居民标准的8万元赔偿金。主审法官黄学军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后发现:在2004年年底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公安厅出台的《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已经提出了“受害人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1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标准对待”。最终,黄学军认为农民工陈志林的人身损害赔偿参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对此案进行了改判,为遭遇车祸死亡的农民工陈志林多“讨回”了16万元。这个案件成为在广东法院系统中扭转农村人、城里人“同命不同价”的首创。
参考文献:
[1]“同命为什么不同价”?之我见,.
农民征地赔偿标准篇4
内容提要:民事“损害赔偿”与征收“损失补偿”是相通的两个概念和制度，征收补偿应采“完全补偿原则”。基于该原则，对于因征收而造成的非财产损失以及接连地损失等第三人损失亦应纳入补偿的范围。传统的征收补偿是“对物主义”的，只赔偿因征收而导致的财产损失，而征收补偿法理的现展趋势表明，征收补偿应是“对人主义”的，应将生活权补偿、违章建筑补偿等有条件地纳入到征收补偿的范围。
一、“损害赔偿”与“损失补偿”的关系辨析
单就语义而言，在汉语中，“损害赔偿”与“损失补偿”并无区别。根据《辞海》的解释，“损”有“丧失”、“伤害”之义，[1]因而“损害”与“损失”二词语义相通。另根据《辞源》的解释，“赔”有“偿补”之义，[2]因而“赔偿”与“补偿”本质上亦为同义。
在英语中，用“compensationfordamage”一语指称汉语中的“损害赔偿”与“损失补偿”。英语中并未区分“损害”与“损失”，也未区分“赔偿”与“补偿”。如根据《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解释：“damage”，在名词意义上，是指“损害；伤害；破坏；损失”，即“因过失（negligence）、故意（design）或意外事故（accident）而非法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所形成的损失或伤害”；“compensation”，是指“补偿；赔偿”，即“指对他人的损失给予价值相当的货币，或其他等价物，以使受损一方当事人回复其原有状况”。www..com[3]在汉译本的《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虽然“damage”词条被译为“损害”，但其含义却被译为：“一个人所遭受的被认为可提起法律诉讼的损失或伤害。”[4]可见，在词义上，“损害”被界定为一种“损失”或“伤害”，“损失”是可以用来解释“损害”的，二者不存在语义区别。英文版《布莱克法律词典》对“damage”与“compensation”两个词条的解释[5]转译为汉语，同样可以看出，英文中的“damage”包括了“损害”（injury）与“损失”（loss）两种语义；而“compensationfordamage”既可以译为“损害赔偿”，又可以译为“损失补偿”。
综上可见，在语义上，“损害赔偿”与“损失补偿”并非含义截然不同的两个词汇，二者是可以相互定义与解释的。如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损害赔偿”词条的解释：损害赔偿是指“当事人一方因侵权行为或不履行债务而对他方造成损害时应承担补偿对方损失的民事责任”。[6]很显然，该词条是用“损失补偿”来界定“损害赔偿”的，这说明编纂者认为“损害赔偿”与“损失补偿”二个概念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
但大陆法系的通说观点却认为，“损害赔偿”乃私法上的概念与制度，而“损失补偿”乃公法上的概念与制度，二者虽均为填补特定人因某行为之结果所蒙受之经济上不利益的制度，但系属“截然二事”。[7]申言之，通说观点试图用语义相通但词素相异的两个术语分别来指称两种不同的概念和制度，从而将二者截然分别开来。从概念构造的角度讲，通说观点并无可厚非。但概念的构造永远不能偏离术语的核心语义，既然“损害赔偿”与“损失补偿”是语义相通的两个术语，那么认为二者所指称的概念与制度系属“截然二事”，恐怕就未必妥当。
我们认为，主要作为私法制度之一的“民事损害赔偿”与主要作为公法制度之一的“征收损失补偿”，虽然二者不无区别（如前者的赔偿原因是违法行为，而后者的补偿原因是公权力的合法行使），但二者并非截然分立的概念，其不仅在核心语义上相通，而且在核心的制度含义上也是相通的。伴随着私法与公法二分之隔阂与樊篱的日益被打破，上述通说观点的立论基础已发生动摇，从而对其持论就有重新予以检讨的必要。有鉴于此，本文立基于公、私法相互交融的视角，经由论证得出结论认为：民事损害赔偿制度与征收损失补偿制度，并非“牛郎”与“织女”般永远分离与分立的制度，二者在现代法上已经渐趋合流；尤其是征收损失补偿制度，其正渐次趋同于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后者的一般理念、原理、规则在立法政策上应当可以直接地或者稍加修正地适用于前者。换言之，征收损失补偿可以“准用”民事损害赔偿的原理、原则及规则。上述结论的得出，对于解决我国现行征收补偿制度在补偿原则、标准、范围、方式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不合理问题，具有观念更新与制度构建的现实意义。
二、“完全赔偿”原则与“完全补偿”原则之合流
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损害赔偿制度的设计并不相同，但观察其最高指导原则却是统一的，即“旨在使被害人能够再处于如同损害行为未曾发生然之情况”。[8]如《德国民法典》第249条即明定：“损害赔偿义务人必须恢复假如没有发生引起赔偿义务的情况所会存在的状态。”在英美法上，同样奉行上述原则。详言之，就违约损害赔偿而言，其赔偿的原则旨在使非违约方恢复至假如契约被完全履行时的状况；就侵权损害赔偿而言，其赔偿的原则旨在使受害方恢复至假如侵权行为未曾发生时的状况。[9]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用“回复原状”[10]一词来形容上述状况，其第213条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者，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外，应回复他方损害发生前之原状。”而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判例与学说的界定，所谓应恢复之原状，非“原有状况”，而系“应有状况”。[11]由此可见，我国台湾地区同样奉行上述原则。而要实现这一损害赔偿的最高指导原则，在操作的层面上，非实行“完全赔偿”（“全部赔偿”）制度不可，因为只有对损害予以完全赔偿，才可以谓之恢复至损害尚未发生时的应有状况。因此，上述损害赔偿的最高指导原则，毋宁视之为私法上损害赔偿的最高“理念”，而实现该理念的“完全赔偿”制度，则为损害赔偿的最高指导原则。
民事损害赔偿中的“完全赔偿”原则，在征收损失补偿中是否亦有其适用呢?换言之，征收损失补偿是否应实行“完全补偿”原则呢?我们认为，回答应是肯定的。
关于征收补偿的原则，历来存在三种立法例和判例、学说观点，即“完全补偿”（或称“全部补偿”）、“适当补偿”（或称“相当补偿”）和“衡平补偿”。“完全补偿”说认为，应对征收关系人因公益征收所生的损失给予完全的补偿；“适当补偿”说认为，对征收关系人因公益征收所生的损失只要给予相当的或妥当的补偿即可；而“衡平补偿”说（又称折衷说）认为，征收补偿在斟酌公益与关系人利益后，公平决定之则为已足，其利益衡量的结果，可能是完全补偿，亦可能是相当补偿。[12]
应当说，德国的征收补偿制度发展，迭次经历了由“完全补偿”到“适当补偿”再到“衡平补偿”的完整发展，因而对德国征收补偿原则的考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意义。19世纪的德国，在“自由法治国家”理念的影响下，对征收实行完全补偿的原则。根据《普鲁士一般邦法》的规定，征收之补偿，不仅及于征收物之“通常价值”，亦应及于该物之“特别价值”。所谓“通常价值”，是指物对任何人皆能使用的价值以及对任何人都能产生及估价计算得出之便利及舒适的价值；所谓“特别价值”，则指除“通常价值”外，基于某种条件及关系才能产生的价值。该法的上述规定显示出，征收补偿和侵权赔偿本身并无差别，因国家之公权力侵害而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应给予补偿，并且其补偿的标准为基于“市场经济”的“交易价值”补偿。[13]普鲁士一般邦法的上述规定，原则上为德国的另一大邦——巴伐利亚邦所采纳。巴伐利亚于1837年11月17日公布的《公益征收法》即规定征收之补偿，除补偿物之“通常价值”外，还须就因征收而引起的“其他不利益”予以补偿。而此种所谓“其他不利益”，实质上即为普鲁士一般邦法意义上的“特别价值”损失。因而19世纪的德国权威学说认为，被征收人财产的所失利益，应完全被补偿，私法的损害赔偿原则有补充适用的余地。[14]实行“完全补偿”原则的结果，使得只要被征收人能够“客观”地提出证据，则“一切损失”皆可获得补偿，即使是“预期利益”之损失亦同。因此，正如有德国学者指出的：“实际上公法的‘损失补偿’与民法的‘损害赔偿’即不易区分矣。”[15]
至魏玛宪法时期，“自由法治国家”理念开始没落，“社会法治国家”理念开始兴起，因而魏玛宪法第153条规定就征收补偿改采“适当补偿”原则。魏玛宪法采用的“适当补偿”原则相较于“全部补偿”原则而言，是一种更具弹性的模式，因为立法者可权衡公益的需求，以参酌当事人间的财产状况，来制定各种补偿程度不同的征收法律，而不必拘泥于以往偏重于被征收人权益保障的全额补偿。但魏玛宪法的立宪者所采行的上述弹性补偿理念，在其后的联邦及邦一级的立法中都并未被贯彻，就何为“适当补偿”没有任何的征收立法予以明确界定；并且由此一时期法院的态度可知，魏玛时代实际上仍沿循以往的完全补偿见解，对于肇致人民财产权的一切损失，仍予以从宽补偿，而因征收所欲实现的公益因素，并未被作为征收补偿的衡量因素考虑。[16]
二战后，1949年的德国基本法于第14条第3款确立了征收的“衡平补偿”原则，亦即征收之补偿应在公平地衡量公共利益及关系人利益后决定之。依该原则，公共利益与关系人利益应被作为平等的衡量因素予以考虑，因而于魏玛宪法时期未被纳入考虑的公益因素开始被正式地提出。但于此时期，学说、判例及立法实际上仍然经由秉持魏玛时代的“适当补偿”原则而曲折地达致“完全补偿”的目的，公益因素之衡量实际上并未被真正地进行。如德国联邦普通法院立基于“平等权保障”的出发点，认为公正的补偿应是“使被征收人能够有能力回复到征收前的财产状态”，从而提出了征收补偿的“重新取得理论”（wiederbeschaffungstheorie）。该理论提出后，即被法院后续的判决奉为圭臬，而奉行不渝。依“重新取得理论”，就土地征收而言，是指被征收人应可以利用征收补偿费从市场上经由市价购买而获得与其被征收之土地同样价值（品质）的土地。其后，作为联邦立法的《德国建设法典》同样采行了与上述判例观点相同的立法模式。因此，不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务上，战后德国的征收补偿理念，实际上又重返于一战前所盛行的全额、充分补偿理念，其基本法第14条所确立的“衡平补偿”原则，实际上已为“完全补偿”原则取代而名存实亡。[17]
依《日本国宪法》第29条第3款的规定，其征收补偿的要求是“正当补偿”，而依通说观点，所谓的“正当补偿”亦即“完全补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征收损失公平负担的角度看，应该将征收行为前后该人所拥有的财产性价值没有增减作为正当的补偿，因而正当的补偿与完全的补偿是一致的。在日本，完全补偿是一项补偿的基本原则，只有在极少数的例外情形，才可以只给予“相当补偿”。如关于二战后的农地改革中的补偿，日本最高法院曾经采取了所谓的“相当补偿”说，认为宪法所规定的正当补偿，“是指基于其当时的经济状态中被认为成立的价格，合理地算出的相当的金额，所以，并不是一定要求始终与该价格完全一致的金额”。但例外终归是例外，上述例外情形并不能动摇“完全补偿”的原则地位。[18]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要求征收私人财产应给予“公正补偿”（justcompensation）。“公正补偿”又被称为“正当补偿”（duecompensation）、“充分补偿”（adequatecompensation）。通常而言，只有给予被征收人以征收财产的公平市场价值（fairmarketvalue），从而使被征收人在财产被征收后的状况不会比征收前变差（worseoff），才算是“公正补偿”。[19]由此可见，美国法上的征收补偿采用的同样是“完全补偿”原则，因为只有给予充分的补偿才算是公正补偿，也只有就因征收而造成的所有损失给予全部补偿才能使被征收人的状况不至于因征收而变差。同属英美法系的澳大利亚，在其1989年的《土地征收法》中，于第55条更是明确规定了“完全补偿”的原则：“依本部分有关土地利益征收的规定而有权获得补偿的人，其补偿额应是在考虑了所有相关因素后做出的恰能补偿该人在征收中遭受的所有损失的数额。”
在20世纪末前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国家中，“完全补偿”原则同样为诸多国家的宪法所确认。如《俄罗斯联邦宪法》第35条规定对财产的征收应当给予“等价补偿”，《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32条规定应给予“充分补偿”，《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26条规定应给予“照价补偿”。[20]“等价补偿”、“充分补偿”、“照价补偿”都为“完全补偿”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其实质即为完全补偿、全部补偿。
综上所述，在域外立法例及判例、学说上，对于征收补偿，无不奉行“完全补偿”原则。[21]但就我国而言，不论是宪法、土地管理法还是物权法，就征收补偿应采取的原则都未做规定，这不能不说是征收立法中的一大缺陷。在近十年的征地制度改革方案设计论证中，实务部门的工作者曾经提出，应将征地在类型上划分为“公益性非经营类征收”和“公益性经营类征购”两类，前者指的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且属非经营性的用地，如行政机关、军事设施用地等，后者是指所有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经营性用地。在测算土地补偿费时，对于前者，补偿费为农地所有权的转移价格；对于后者，为农地所有权转移价格加上农地按规划用途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增值收益的分割值。换言之，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征收分别实行不同的补偿原则和计算标准。[22]上述分类虽然有利于提高“征购”时的补偿标准，但我们认为，对于不同类型的征收分别实行不同的补偿原则是不妥当的。不论是何种类型的公益征收，应实行统一的补偿原则，厚此薄彼有失公平与公正。此外，在我国学界，还有人主张一种对被征地农民只应给予“不完全补偿”的观点。持此论者认为，土地征收补偿不能按等价交换原则处理，农民获得的土地补偿应是一种“低值补偿”，而非“等值补偿”；主要理由在于：农民是无偿取得土地的，集体土地中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村民的劳动凝结，因而不能按等价交换原则给予补偿。[23]对上述观点，我们更是不能苟同。且不论我国农民取得土地是不是“无偿的”，单就国家取得土地而言，难道其是“有偿的”吗?难道国有土地就凝结了国家的劳动吗?因而，从国家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平等的角度讲，对农民土地征收的补偿没有理由采取所谓的“不完全补偿”原则。综上，就我国征收损失补偿应采取的原则，我们完全赞同有关学者的下述观点：“从严格法治主义的要求来看，……行政补偿可以而且应当采用完全补偿的原则，以达到填补被征收人因征收所受损害的目的，实现平等保护的法治主义原则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24]
经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征收损失补偿的“完全补偿”原则，与民事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在理念上是完全相通的。“完全补偿”的目的旨在填补被征收人因征收而导致的全部损失，“完全赔偿”的目的旨在填补因私法上之侵害行为而导致的全部损害，二者的旨归皆在于使受害人或受损人回复至损害或损失发生前之应有状况。因此，就民事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而言，其完全可以准用于征收损失补偿，只不过对于后者我们更习惯于称其为“完全补偿”原则而已。
征收之完全补偿原则一旦确立，那么我国征收法上的损失补偿范围、补偿标准等就有必要重新检讨与修正。以土地征收为例，根据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具体到耕地征收，补偿费用只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补偿费。该规定所确立的补偿范围与补偿标准都具有不合理性。就补偿范围而言，其所列举的三类补偿，都属于直接损失补偿，而未包括间接损失补偿。而根据民事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不论是直接损害还是间接损害，只要是可得确定的损害，都可以获得赔偿；同理，根据征收损失补偿的完全补偿原则，除直接损失的补偿外，间接损失亦应纳入补偿范围。如因征收而导致的残余地损失、预期利益损失等，都属于间接损失范畴，域外征收立法往往给予上述间接损失以补偿，而在我国现行征收法上却缺乏应有的补偿依据。即使是因征地而导致的直接损失，《土地管理法》也并没有完全包括，如上述规定中就未包括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丧失的损失补偿。所幸的是，上述缺陷为《物权法》第132条规定所弥补。此外，就《土地管理法》之上述规定所确立的“产值倍数法”补偿标准而言，也是极不科学的。该补偿标准实际上只是一种“收益价值”补偿，而根本未考虑到土地本身的产权价值；而就其以土地的“原用途”作为确立收益价值之基准的做法，也根本未考虑到土地利用方式的动态变化性而可能带来的收益价值变化。而就此缺陷，制定在后的我国《物权法》第42条规定，也未有任何改观。
根据民事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非财产上损害属于应予赔偿的范围。那么根据征收损失补偿的完全补偿原则，非财产上的损失是否亦应纳入补偿的范围呢?亦即因征收而导致的精神损失、情感利益损失等主观利益损失，是否属于应予补偿的范围呢?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各法域有关征收补偿的规定，往往都未提及精神损害的补偿问题，[25]甚至更多的立法例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如法国法上征收补偿的范围仅包括“物质的损失”，不包括精神上的和感情上的损失在内。[26]《日本土地收用法》就此问题未做规定，但在其官方的相关解释性文件中，也做了明确的否定。[27]然而，日本的权威学说却认为，只要认为应从公平负担的观点给予完全补偿，那么就不能将征收补偿仅限于财产性损失；只要给受害者的感情带来特别的侵害，若不予补偿有违公平的话，那么就应将精神损失做为救济的对象。因而权威学说主张：在日本，鉴于对祖先传下来的土地环境存在着特别的主观性感情，属于通常的买卖交易不能成立的情况，就独立的精神性损失设立补偿项目，是完全可能的。[28]韩国的权威学说同样认为，如果由于水坝等建设，一个以上的村落共同体被破坏时，由于这样的生活共同体具有社会保障的意义，并且此种征收侵害超越了所有人在情感上所应容忍的范围（征收侵害的是“祖上传下来的土地”），因此就这种情况下的征收应考虑与之相应的合理补偿，此即精神损失补偿。[29]在我国现行法上，就此问题同样未做明确的肯认性规定，但也未做明确的否认性规定。因此，我国学者更多地主张，对于征收而造成的精神损失，原则上应予以补偿。[30]我们完全赞同上述观点。因为根据征收的“完全补偿”原则，既然精神损失等主观利益损失是确定存在的，那就应该给予补偿，否则就难谓已经贯彻了完全补偿的原则。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不仅人格权受侵害人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对于遗体、遗骨等物从事违反公序良俗的侵害行为，以及对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造成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的，物品所有人同样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上述司法解释的意义之一在于，它拓宽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使其不仅适用于人格权侵害领域，而且可以适用于财产权侵害领域。因此，在我国现行法上，将精神损失补偿纳入征收补偿的范围，并不存在实质的观念及制度障碍，并且这也符合完全补偿的原则要求。至于在实践操作中，对于哪些精神性损失应纳入征收补偿的范围，则属立法问题，我国未来的统一征收立法可就此做出例举性的或原则性的规定。
第三人损害属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同理，征收损失补偿亦及于第三人损失。如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法”、“土地征收条例”就对“接连地损失补偿”作了规定。其“土地法”第216条规定：“征收之土地，因其使用影响于接连土地，致不能为从来之利用，或减低其从来利用之效能时，该接连土地所有权人，得要求需用土地人为相当补偿。前项补偿金，以不超过接连地因受征收地使用影响而低减之地价额为准。”接连地之所有权人不是征收关系中的被征收人，因为其并未因征收而丧失接连地的所有权，但立法之所以仍赋予其补偿请求权，原因在于其因征收事业之施行而受有损害，而征收事业之施行虽非征收行为本身，但与征收密切相关，因而立法将征收补偿请求权亦同时扩及于征收关系之外的第三人。现行征收立法就此未做规定，诚为缺陷，因此根据“完全补偿”原则，将来的统一征收立法有予以明确规定的必要。
根据民事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不仅应使受害人所受之全部损害得以赔偿，同时其应有之义还包括：受害人不应因获得赔偿而额外得利。因此，在民事损害赔偿原理中，还包括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规则，即“损益相抵”规则。根据损益相抵规则，受害人基于同一损害原因而受有利益时，赔偿义务人在赔偿损害时，应于赔偿额中扣除受害人所得之利益。那么该项规则在征收补偿中是否亦有其适用呢?我们认为，虽然征收损失补偿在大多情形下可以准用民事损害赔偿的原理与规则，但于某些情形，此种“准用”也并非“完全适用”，而必须有所修正。“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就是如此。换言之，损益相抵规则在征收补偿中有其适用，但非完全适用。详言之，在残余地的征收补偿中，不适用损益相抵规则；而在接连地的征收补偿中，则应适用之。残余地是因“部分征收”（被征收土地的“一部征收”）而形成的，而在征收之后因公益事业的施行会影响到残余地本身的价值，或因此而上升，或因此而下降。例如，若被征收之土地用于公共道路的开辟，则因为公共交通的便利会使残余地升值；相反地，若被征收之土地用于公共垃圾场的建设，则因其会导致环境的恶化而使残余地贬值。就升值的情形而言，在对残余地为征收补偿时，就会产生一个是否应将升值利益从补偿价额中扣除的问题。就此问题，在域外立法例及学说观点上存在着不同的态度，有主张损益相抵者，亦有主张损益不得相抵者。[31]我们赞同后者观点，认为在残余地征收补偿中无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余地。如此主张，理由有二：其一，残余地之升值与残余地之损失并非因同一损害原因而发生。残余地的升值是因征收后公益事业的施行而导致的结果，其本身并非征收行为直接导致的结果，因而二者的发生并非“同因”，这与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要件不符。其二，从平等原则出发，征收后公益事业的施行不仅会惠及于残余地，同时亦会均等地使其他与之相邻的土地受益，如果说残余地所有人与其他受益土地的所有人应平等地负担相关的工程受益费[32]，那么在此之外就没有理由对残余地所有人与其他受益人施行差别待遇，要求残余地的所有人因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而额外地承担费用。综上两点理由，在残余地征收补偿中适用损益相抵规则，不仅与该规则适用的构成要件不符，而且有违公共负担平等的原则。但就接连地的征收补偿而言，损益相抵规则就有其适用。这是因为接连地之受损与受益都是因为征收后公益事业的施行而导致，其原因同一，与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要件完全相符，当然就有其适用。
综上所述，征收损失补偿的“完全补偿”原则虽然与民事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在制度的内容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前者在现代法上正日益趋近于后者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两大原则的趋同与合流，不仅体现了公法与私法相互交融和彼此影响的现代法发展趋势，而且还预示了征收补偿理念的现代法转型。
三、从“对物补偿”到“对人补偿”的理念变迁与制度转变
传统的征收补偿以所有权剥夺的补偿及由此而带来的经济损失为基本内容。就此而言，传统的征收补偿范围要远远地小于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从本质上说，民事损害赔偿是“对人主义”的，即使是财产损害的赔偿，其着眼点也在于使“受害人”回复至若损害未曾发生时的应有状况，而非使被损害的“财产本身”回复至应有状况。也正是因此，大陆法系的民事损害赔偿观点一直采行“利益说”而非“组织说”。因为“利益说”着眼于被侵害人受损害之前后总财产的变化与差额，其对损害的衡量是对所有不利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即使是受害人的特殊利益环境同样在被考虑之列，因而其与“完全赔偿”的民事损害赔偿原则相契合。而“组织说”却只着眼于“直接损害”本身，亦即只着眼于受侵害的“物”本身，而未将不利于受害人的所有因素考虑在内，因而其所确定的损害赔偿数额就只能是一种“最低额”，这显然有违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33]传统的征收补偿采行的损害观念实际上就是上述的“组织说”而非“利益说”，因而其所给予的征收补偿数额同样就只能是一个“最低额”，而非完全的补偿。这样的一种补偿理念，是“对物主义”的，而非“对人主义”的。
因此，根据征收补偿的“完全补偿”原则，现收法的补偿理念已经从“对物补偿”演进至“对人补偿”。所谓“对人补偿”，亦即“以人为中心”，对因征收而导致的所有损失予以全部填补。这一理念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就体现为财产补偿范围的扩大和“生活权”补偿的纳入两个方面。就财产补偿范围的扩大而言，主要体现在间接损害补偿、可得利益损害补偿以及其他的附随损失补偿等方面，前文已有所述及。但就生活权补偿而言，这是一个新兴的制度领域，最能代表征收补偿法“对人补偿”的现展趋势，因而有必要予以进一步的说明。
实际上，我国早已有学者提出“以人为本”的生活权补偿理论，[34]但由于其论述更多地还是局限于传统的补偿范围、标准与方式，从而并未产生大的影响和实际效果。“生活权”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该文件第23条宣布，每一个人都有权享受“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从而提出了“生活权”的概念。生活权概念的核心在于“生存权”，但又不局限于生存权，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权利。当然，生活权的最主要含义是指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以及享受最低限度的健康而文明的生活水准的权利。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所界定的：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要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35]生活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的提出，直接推动了征收补偿理念的演进与制度变迁。
在日本，因征收而导致的生活权侵害补偿被称为“生活再建补偿”或“生业补偿”，日本学者认为，被征收土地的价格计算属于“传统的”损失补偿问题，而生活再建补偿则属于“现代的”损失补偿问题。生活再建补偿不是对个别财产的财产性价值的补偿，而是着眼于作为整体的人的生活本身或者该人的生活设计的补偿。即由于土地的征收，特别是因水库的建设等，村落的大部分被水淹没，所失去的不仅有土地，同时还包括在那里居住的人们的生活本身。进而，以个别的财产补偿所获得的补偿金，无法使被征收人在异地恢复至以前的生活，被征收人从而被迫遭受生活的变更、职业的变更等。对于此种生活权补偿，日本的相关征收立法还只是规定了一种“努力义务”，而并没有将其确立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基础。但日本的学说观点却认为，对于生活权补偿的抽象性宪法根据是存在的，因而有必要将其构建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36]韩国学界同样认为，以往的征收补偿是把对每个财产权的补偿作为内容，但随着水坝建设出现淹没等情况，多数居民的同时迁居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因其失去生活基地而应获得的补偿，就应是在新环境中开始新生活的总体金额，而非仅为所失个别财产的代偿金额。这种对以个人生活再建所需总金额的补偿，是对人主义的（属人主义）补偿，而与以往的对物主义（属物主义）的补偿相对立。[37]
由上述日本与韩国的生活权补偿理论可以看出，其“对人主义”的生活再建补偿主要针对的是大规模征地拆迁而实施的。我国类似的生活再建补偿原则上也同样存在。如根据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第3条、第4条的规定，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应当遵循的原则之一为“以人为本，保障移民的合法权益，满足移民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从而“使移民生活达到或者超过原有水平”；根据2007年《物权法》第42条的规定，征收土地或房屋的补偿应当“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上述规定无疑在原则上确立与宣告了我国法上类似于日本与韩国的生活权补偿制度，这预示着我国的征收补偿理念正在由“对物补偿”向“对人补偿”转变。
但生活权补偿显然不只适用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等大规模的征地拆迁补偿，即使对于个别财产的征收，实际上亦同样有其适用的余地。如单独的一家一户的住宅用房屋征收，就同样存在一个是否给予了生活权补偿意义上的足额补偿问题。如根据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制度，“产权调换”和“金钱补偿”是常用的两种补偿方式。但在我国现行法上，这两种补偿方式实际上都不足以构成生活权补偿意义上的“完全补偿”。因为在采用“产权调换”补偿方式时，被征收房屋与调换后房屋之间需找补“差价”，而由于征收补偿金额与调换后新房之市价间存在巨大的“剪刀差”，从而使得穷困的被征收人因找补差价而根本无法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若采用“金钱补偿”方式，同样由于征收补偿金额太低，而不足以在相同区位、相同居住环境的条件下购得与原来居住品质相同的商品房，被征收入的生活水平不得已而被迫降低。此外，就征地补偿而言，我国《物权法》第42条在补偿的方式上还提到了“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的补偿方式。为被征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无疑是保障被征地农民长久生计的一项重要的生活再建措施，但遗憾的是，由于在实践操作中，被征地农民往往获得的只是“最低”的社会保障，因而其生活水平也因不能获得足额补偿而降低。因此，是否在不降低被征收人生产、生活水平意义上给予了足额的生活权补偿，已经成为了现收补偿法上衡量征收补偿是否“完全”的一项重要法则。我国现行征收立法中的许多补偿制度，都有待于依据该规则重新检讨与修正。
与传统的“对物补偿”理念相适应的一项补偿制度是，只有“合法之物”的征收才给予补偿，“违法之物”不具有补偿的资格。但在现代“对人补偿”的理念下，“违法之物”同样存在一个征收补偿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违章建筑”的征收问题。财产权的法律属性之一即在于“合法性”，无合法权源而拥有之物不可能成为法律上的“财产权”。如我国《宪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该规定之所以要加上“合法的”这一限定词，其意即在于此。因此，根据传统的“对物补偿”理念，只有合法的建筑才能成为征收的标的，违章建筑等不合法的建筑不是征收的标的，因而对违章建筑的征收就不给予补偿。如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2条第2款规定：“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应当说，对违章建筑不予征收补偿与民事损害赔偿的一般理念和制度是相吻合的。但根据现代法上的“对人补偿”理念，这一补偿制度就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如我国台湾地区，其虽然在“土地法”和“土地征收条例”中就违章建筑都作了“不予补偿”的明确规定，但在具体的落实中，其做法却并非如此。以1991年台北市颁布的“台北市举办公共工程对合法建筑及农作改良物拆迁补偿及违章建筑处理办法”为例，根据该办法的规定，对于“补偿费”，仅“合法建物”可以领取，“非法建物”不得领取。而对于“违章建筑拆迁处理费”，若是1963年前的违章建筑，可按合法建物重建价格的80％，计算，领取处理费；若是1964年至1988年8月1日的违章建筑，则按合法建物重建价格的50％领取处理费。同样地，对于“拆迁奖励金”，不论是合法还是违法的建物均得领取；若违章建筑限期内自行拆除者，以合法建物重建价格及违章建筑处理费的60％领取奖励金；若逾期自行拆除者，则减半发给奖励金。而对于“人口搬迁补助费”，同样是不论合法还是违法的建物都可领取。[38]由台北市的上述规定可见，对于违章建筑与合法建筑，在作为征收的标的上是一视同仁的，二者的区别只在于相关补偿费用的发给上，对于合法建筑全额发给，对于违章建筑按一定比例发给，而并没有将违章建筑排除于征收标的之外一律不予补偿。台北市的上述做法得到了我国台湾学界的肯定，如有台湾学者指出：“台湾地区违章建筑之存在，部分系出于政府长期未严格执法所致，人民对此违法状态多少产生一定之信赖，若于征收时不予适当之补偿，就信赖保护之观点而言，似乎有欠公允。是以，在征收违章建筑所在之土地时，似可考虑以一定之时间点为基准，对于所谓‘旧有违章建筑’予以适当补偿。”[39]此外如德国，根据《德国建设法典》第95条第3款的规定：“对于基于公共法令规定，不用支付补偿随时得被拆除之建筑设施，对此只得基于公平原因之考虑而给予补偿。”该规定一方面在原则上表明对于违章建筑不予补偿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肯定了在例外情形下可基于公平因素的考虑予以一定的补偿。德国立法之所以采此态度，主要缘于二战后初期，国内民生凋敝，国库空虚，政府无力为解决百姓的住宅问题提供帮助，所以为大庇天下寒民，而规定了对违章建筑的衡平补偿。[40]在我国大陆地区的征收实践中，实际上也同样存在如域外法上给予违章建筑以征收补偿的做法。如在沈阳市和平区“罗士圈小区”的征收拆迁中，对违章建筑的拆迁就采取了非常人性化的措施，给予了违建户每户4.5万元的补偿。[41]因此，我们主张，为迎合征收补偿的“对人补偿”理念，我国未来的征收立法应吸取域外法及我国实践做法中的解决方案，综合考虑违章建筑形成的不同原因（如客观的历史原因、为解决住房困难的原因等），酌情对违章建筑的征收予以一定的补偿。
注释:
[1]参见《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1976页。
[2]参见《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68页。
[3]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63，268页。
[4]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李双元，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00页。
[5]seeblack'slawdictionary,7thedition,westgroup1999,p.393,277.
[6]《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第571页。
[7]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
[8]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第15页。
[9]seealastairmullis&kenoliphant,torts（影印本），2ndedtion,palgravepublishersltd.,1997,p.298.
[10]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使用了“恢复原状”一词，其与“回复原状”为同义。
[11]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第17页。
[12]参见叶百修：《从财产权保障观点论公用征收制度》，台湾：1989年自版，第76－79页。
[13]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6－487页。
[14]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第487页。
[15]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第490页。另请参见叶百修：《从财产权保障观点论公用征收制度》，台湾：1989年自版，第481页。
[16]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第491－492页。
[17]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第494－514页。
[18]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1页。
[19]seeblack'slawdictionary,7thedition,westgroup1999,p.277.
[20]参见［美］路易斯·亨金等编：《宪政与权利》，郑戈，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158页。
[21]参见史尚宽：《土地法原论》，台湾：正中书局，1964年，第548页。
[22]参见征地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征地工作创新与改革探讨调研报告》，载鹿心社主编：《研究征地问题探索改革之路》（一），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2年，第40－41页。
[23]参见王兴运、郭琛：《低值与等值：谈不动产征收补偿制度的两种形态》，载房绍坤、王洪平主编：《不动产征收法律制度纵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358页。持相同观点者，还可参见李集合：《土地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1页。
[24]王太高：《行政补偿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25]但据学者考证，澳大利亚对土地权利人的某些精神损失予以慰藉金补偿。参见李集合：《土地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研究》，第141页。
[26]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93页。
[27]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第254页。
[28]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第254页。
[29]参见［韩］金东熙：《行政法i》（第9版），赵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20页。
[30]参见金伟峰、姜裕富：《行政征收征用补偿制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8页；王太高：《行政补偿制度研究》，第158－159页；司坡森：《论国家补偿》，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
[31]参见史尚宽：《土地法原论》，第561页。
[32]我国台湾地区“工程受益费征收条例”第2条规定：“各级政府于该管区域内，因推行都市建设，提高土地使用，便利交通或防止天然灾害，而建筑或改善道路、桥梁、沟渠、港口、码头、水库、堤防、疏浚水道及其他水陆等工程。应就直接受益之公私有土地及其改良物，征收工程受益费。”
[33]有关损害的“利益说”与“组织说”，详请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第118－131页。
[34]如刘红、周国新：《刍议以生活权补偿理论考量农村征地补偿标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2004年第12期。
[35]以上有关“生活权”的论述详请参见杜钢建：《析生活权与生存权》，《法学探索》1996年第2期。
[36]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第255－256页。
[37]参见［韩］金东熙：《行政法i》（第9版），赵峰，译，第417页。
[38]参见陈明燦：《财产权保障、土地使用限制与损失补偿》，台湾：翰蘆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第124页。
[39]李建良：《损失补偿》，载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下册），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1725页。
农民征地赔偿标准篇5
关键词:采煤塌陷村庄搬迁服务经济
目前，压煤村庄搬迁形式以自建为主、统建为辅。以淮北市为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该市有效利用煤炭企业支付的补偿资金，按新农村建设要求，依据现有的条件和基础，鼓励集中搬迁，采用联建形式，安置地尽可能不用或少用耕地，把塌陷搬迁村庄向小城镇、矿区集中。新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村容村貌，转变了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有力地促进了淮北市新农村建设。当前该市搬迁村庄正向着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建设的方向发展，在城市规划区外的搬迁村庄多为两层楼房模式，在城市规划区内的搬迁村庄部分为多层楼房模式。
一、采煤塌陷村庄搬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采煤塌陷村庄搬迁无专项规划。
采煤塌陷村庄搬迁工作涉及各级政府和国土、规划、建设等多个职能部门，但从当前搬迁村庄农村居民点的现状来看，村庄建设与村镇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重脱节，搬迁安置整体规划滞后。由于搬迁安置用地没有纳入矿井建设用地计划，致使新村建设没有用地指标，村庄搬迁安置难以实施。采煤塌陷村庄搬迁新村址交付给农民后，其建房随意性很大，缺乏整体的规划。
2.搬迁村庄补偿费标准低，建设普遍起点低。
采煤村庄搬迁补偿主要有两种:一是对征收土地(指新村址用地)的补偿;二是对塌陷区村庄搬迁的补偿。其补偿方式以货币补偿为主。在征收土地补偿方面由于农用地年产值、补偿倍数、相同区域地价、塌陷区范围界定、煤矿未征先塌等原因造成征地补偿标准的随意性较大，关系难以协调。同时搬迁村庄需要投入巨大资金，采煤企业对大范围、跨行政区域的塌陷地无法进行统一规划和综合治理，而地方政府想治理又苦于资金短缺，导致一系列社会不安定因素。
3.立法滞后，制度不完善。
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具体的采煤塌陷村庄搬迁方面的政策法规。对于复垦或征用的土地，地方政府和企业无使用权，若下次再作建设用地仍需再次征用，无形中给地方政府和企业增加许多负担。地方政府在出台配套文件时与煤矿企业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征迁补偿标准、塌陷区范围的界定等方面没有形成良好的共识，配套政策不健全，影响搬迁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会埋下更多难以预测的隐患，给未来的经济发展增加反作用。
4.搬迁群众缺乏生活保障，采煤塌陷制约着城市化进程和城镇化布局。
由于一些煤炭企业没有严格执行先征后用、先搬后采、谁塌陷、谁治理的原则，致使塌陷区的大部分群众只是暂时解决了住房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其生存和发展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利益无保障，引起大量信访事件。同时采煤塌陷造成地下与地上矛盾突出，城市化进程和城镇化布局受到制约。个别城镇甚至出现发展空间不足、建设规划调整的现象，从而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制约着区域内的城市化进程和城镇布局。合治理。将采煤塌陷地的综合治理和建筑物下压煤村庄搬迁结合，将老村址附近的采煤塌陷地用矿井排放的煤矸石回填夯实，作为村庄搬迁新址，做到就近搬迁，避免搬迁距离远给农民带来生产生活不便。
(三)实行“赔偿+复垦+保证金”的土地使用制度。
对在生产过程中破坏的但能够复垦的采煤塌陷老村址，企业可不征地，建议采取“赔偿+复垦+保证金”的土地使用制度。赔偿费由企业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赔偿标准可按人口或者据实补偿。企业在支付赔偿费的同时负责复垦，支付土地复垦费。另外企业在缴纳以上两项费用的同时缴纳土地复垦保证金，其标准可按耕地开垦费执行，在责任方按质按量完成土地整理复垦后及时返还。土地复垦工程的实施，由土地塌陷地区的农民进行，使暂时失去土地的农民有事可做，农民自己复垦，能保证复垦土地的质量，有效地进行塌陷地治理。
(四)积极探索塌陷区搬迁村庄新模式，促进新农村建设。
建议政府和企业共同成立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领导机构，负责塌陷地搬迁村庄的全面工作，多方筹集塌陷村庄搬迁资金，将企业的赔偿费、征地的土地补偿费、村民自筹等资金集中起来，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结合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进行搬迁村庄的新村建设，紧紧围绕我市能源城市的特点，结合当前淮北市采煤村庄搬迁的实际及存在的问题，积极探索塌陷区搬迁村庄新模式;结合地矿统筹和新农村建设，超前谋划村庄搬迁工作，着力探索“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置换、提前搬迁”的新模式;认真总结搬迁村庄的经验教训，扎实做好村庄搬迁工作，建立健全搬迁群众生活保障机制，保证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罗爱武，淮北市采煤塌陷区土地复垦研究[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03期.
[2]焦华富、陆林，采煤塌陷地土地复垦研究——以淮北市为例[J];经济地理，1999年04期.
二、压煤塌陷村庄搬迁工作的对策
伴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标准化建设，土地复垦整理工作的逐步推进，做好压煤塌陷村庄搬迁工作，对促进耕地保护，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制定采煤塌陷村庄搬迁专项规划。
科学制定采煤塌陷村庄搬迁新村用地规划，同时还要制定老村址治理规划，处理好近期规划与长远规划、局部治理与总体布局的关系。对采煤塌陷村庄搬迁用地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人口增长速度等综合研究，建议国土、城建、规划等部门明确宅基地管理主体，要规划好村庄内部的排水、道路等基础设施，并严格执行。依托采煤塌陷村庄搬迁，借靠煤矿、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资源，合理有效配置资源，确定重点治理区域，变被动搬迁为主动搬迁。把采煤塌陷村庄搬迁专项规划与土地复垦整理专项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小城镇建设规划结合起来，坚持先征后用、先搬后采，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统一建造多层公寓住宅，使农居建设符合城市发展和规划的要求。
农民征地赔偿标准篇6
生活原不苦，苦的是欲望过多；心灵本无累，累的是索取太多。作为党的干部，更要克己奉公，放弃喧哗才能让心灵更安稳。据了解这几个被告家庭经济状况良好，每人分得的几万元贪污款对家庭生活的影响甚微。但是是什么原因滋生他们有了贪污拆迁补偿款的念头呢？是制度的漏洞还是监管力度的不足？
案情回顾
2010年底，该区滨江新区一期上工程启动，张某受滨江新区管委会安排担任滨江新区上水渡村拆迁项目组组长，赵某任该项目组的副组长，刘某、苏某为组员。该项目组负责上水渡村段的征地拆迁赔付工作。该案件还涉及该村党支部书记岳某，村民委员会主任田某，村委会会计王某和村民小组组长吴某，共计8人。
心理失衡起贪念该区滨江新区建设是市重点建设工程，市委市政府都非常重视这一工程建设。在一期工程启动前制定了较为优惠的拆迁补助和征地赔偿方案，广泛向群众宣传，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工程启动后，为了尽快妥善将土地赔付款发放到农民手中，有关部门对负责拆迁赔付的工作人员提出了“白加黑，五加二”的工作要求（即白天加晚上工作，工作日加双休日工作）。赔付组的工作人员超负额的工作，整个拆迁赔付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但在这片繁忙工作景象中，一些不安分的灵魂开始躁动。
拆迁开始后不久，协助拆迁组工作的村委会会计王某和村民小组组长吴某见很多原本经济状况较差的村民因拆迁而获得几十上百万的补偿款，自己每天从早工作到夜晚，只能到得50元钱的加班补贴，心理开始失衡。虽然二人只是协助拆迁，但是在赔付工作中仍有一定的权利，于是二人想在拆迁赔偿过程中弄点钱花，作为这么久辛苦加班的一点点报酬。这件事必须有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配合。吴某和王某多次找到当时负责的拆迁工作人员刘某，三人一拍即合，决定从拆迁项目上套钱，三人平分，王某、吴某负责寻找套钱项目，并与农户商谈赔付额，刘某负责在制作赔付协议时虚增赔付内容及拔高赔付标准。2011年4月，滨江新区开发和加固河堤需要搬迁位于上水渡村四组赵某某的奶牛养殖场，在奶牛养殖场的搬迁赔付过程中，王某、吴某和刘某商议，在赔付奶牛场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中多算一部分，由吴某，王某去和赵某某谈以10万元左右的价格对地上附着物进行补偿，刘某则加大赔付标准向拆迁办汇报，最终将多算的部分进行私分。吴某、王某与赵某某签定对其奶牛场地上附着物补偿11万元的合同，与此同时刘某虚增赔付项目种类，提高赔付标准制定了22万元的赔付合同。随后，吴某模仿赵某某的字迹在22万元的赔付合同上签字，在苏某的配合下领取了国家22万元的赔偿款，在实际给某某支付了11万赔付款后，给苏某了5000元的好处费，剩余的10.5万三人私分。
飞蛾扑火，愈陷愈深欲望的闸门一但被打开，就犹如堤防溃决，一发不可收拾。此后协助拆迁的村组干部，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不断相互抱怨工作辛苦而且补助太少，作为拆迁组负责人的张某，不仅不予以制止做化解工作，反而附和赞同，答应以其他特别的手段给大家发“补助”。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让工作辛苦成为的借口，那么就会顺理成章源源不断。
2011年10月份的一天，张某、赵某、刘某、岳某、苏某、田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闲聊，当时有人提出最近工作太辛苦了，不分白天黑夜的统计数据，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实在是吃不消而且补助太少，并要求多发一些补助。张某随即表示同意，并提出从项目赔付上套取赔付款给大家发“补助”，六人表示同意，经过商量后决定在给村民委员会主任田某赔付鱼塘时，虚增赔付额，套取赔付款进行私分。初步确定下来后，张某单独和赵某商谋私分的金额和人员范围，以便确定虚增的总数额。经过商量后赔付组成员四人加上两位村上的领导一共六人进行私分，决定虚增6万元的赔付款。赔付小组的刘某将赔付协议和领条制作完成。在该协议中，刘某虚增列砖混房面积52平方米，价值33844元，增大水泥地面赔付面积，虚增赔付额26156元。刘某一共伪造了总金额6万元的赔付协议及领条。经过张某的签字确认，将领条交给时任财政所所长及拆迁组组员的苏某入账付款。六个人将这虚增的6万元私分。由于这六个人负责拆迁赔偿过程的各个环节，之后还多次用虚增拆迁面积的方式骗取补偿款进行私分。
贪欲使人疯狂随着拆迁工作进一步的加快，这些人贪婪的本性进一步的升华，内心深处的魔鬼将他们拉进万丈深渊。张某、赵某等人熟悉了拆迁的整个工作流程，套钱的方式已经不需要被赔付对象的配合，开始根据拆迁的赔偿流程套取资金。
2011年12月的一天张某、赵某、刘某、苏某在汉台区一茶楼里休闲打牌。刘某再一次提出了工作太累，要求张某多发点生活补助。张某提议还是从赔付项目上弄点钱给大家分发，但是因为四人均不是上水渡村村委会领导，所以在对赔付对象方面还比较困难，因而产生一些顾虑。刘某随即表示，整个赔付补偿的过程由我们掌握，我们只需要将已赔付过的合同更改数字就可以套取资金。赵某，苏某表示赞同。担任办事处财政所所长的苏某说：“碰巧今天杨某某的赔付协议我带在身上，我们只需要更改数字签字后，我就能将合同领条入账，然后给大家分钱。”其他三人均赞成。苏某拿出杨某某的赔付协议和领条让张某、赵某过目。赵某说：“杨某某的赔付协议和领条制作的时候都没有留空白，无法添加。”张某坚决的说：“那就将原协议和领条撕掉，重新制作，我们都在场，现场都能签字。”刘某按照要求重新制作了虚增2万元的赔付协议及领条。苏某在经办人栏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刘某模仿杨某某的笔迹在协议和领条的相应位置签上了‘杨某某’三个字并按上了手印，张某、赵某也在甲方负责人一栏上签上了各自的名字，完善了相关的手续。随后四人将虚增的2万元补偿款私分。
之后不久，四人再次故伎重演，在打牌喝茶的场合将已赔付过的协议撕毁，虚增赔付数额重新制作赔付协议、领条，虚增2万元赔付款进行私分
东窗事发：2012年6月初，区级人民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后对线索进行评估，走访大量的拆迁户，发现相关人员存在利用拆迁赔付套取公款贪污的犯罪事实即果断立案侦查。立案后依法传唤涉案人员刘某、王某和吴某到案接受讯问，第二天张某、赵某听说刘某王某被检察机关传讯后即主动到汉台区检察院反贪局投案自首，至此案情真相大白，所有嫌疑人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此案侦查终结后，所有被告均表示认罪服法，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虽然该案每个被告所得赃款并不多，最多的得赃6.7万元，最少的得赃2万元，但是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议纪要》解释“个人贪污数额”，在共同贪污犯罪案件中应理解为个人所参与或组织、指挥共同贪污的数额，不能只按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数额来认定。对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贪污的数额确定，量刑幅度，并依照《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严厉的惩处。
案件虽已终结，但几名被告的忏悔或许对某些人会有触动。拆迁组组长张某：我辛苦工作一辈子，还有8个月就正式退休了，晚节不保，我既对不起组织，也对不起家人，更对不起自己。拆迁组副组长赵某：组织上安排我去当拆迁组副组长，目的就是让我去监管，我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和培养，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处理。拆迁组组员刘某：贪欲害人害己。该村村主任田某：我年轻时家境贫寒，每天往返40多公里靠骑自行车贩运蔬菜，后来经商办企业，在未当上村主任前，已有百万家产，此次拆迁，按政策还要给我家赔偿200多万元，这些钱在汉台我可以过上非常富裕的生活，但现在我只剩下了悔恨。
是贪念助长了他们心中的恶魔，是贪念让他们接受审判，也是贪念让他们悔恨不已。如果有机会让他们重新选择，结局肯定不是现在这样。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的疯狂
首先，补偿金的发放环节缺乏监督。《土地管理实施条例》规定，“集体土地补偿金收入应计入公积金，作为集体积累，用于集体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但是对土地补偿金的发放标准、程序等也只是原则性的规定，随意性较大。多数只向农民口头告知补偿标准，不告知截留补偿金部分的用途，农民作为弱势群体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力量，这给腐败分子暗箱操作以可乘之机，造成土地补偿金不规范使用，造成了冒名顶替虚增补偿款额，使征地补偿款就成了“唐僧肉”。征地费管理使用未按规定执行，缺失强有力的监督。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征地款被贪污挪用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村组在征地款管理使用方面没有置专门帐户、专门帐目，就是设立了也形同虚设，不按规定使用，不实行有效的财务公开制度。缺乏对征地款有效的监督。同时办事处的领导对下级的监督不够，爱护不足。实践反复证明：对干部要求严格是对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组织的监督匮乏会导致干部思想作风的松懈，滋生贪婪腐朽的思想。
其次，权力过分集中。尽管村干部是国家权力的最底层，只拿很少的工资，但是他们在某些事务上有决定权。不少村里的大权集中在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等个别人手中，有的甚至集党、政、企大权于一身，大小事情一人说了算，一旦经受不住诱惑，便会陷入金钱的泥潭，走向犯罪。
最后，一些农村基层干部法律意识淡薄，抗腐防变能力弱，追求物质享受，最终走上犯罪道路。农村基层工作繁琐且工资收入相对较低，一些干部认为自己管理事不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却挣钱不多。为了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就利用手中权力，大肆侵吞挪用集体征地款，走上了犯罪道路。
预防对策与机制的建立
《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惯性思维里，村干部腐败被大家理解为吃吃喝喝、多占多拿，而且“权小位轻”，并不将其与违法犯罪联系在一起。但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在市场化与城镇化进程中价值大增，成了村官们口里的“唐僧肉”。“村官”手中的“隐形权力”越来越大，而“村官”受到的制约却非常薄弱，面对征地拆迁这个巨大利益“蛋糕”的诱惑，一些村干部止不住开始，或克扣土地征用补偿费、或将承包款中饱私囊，或与开发商串通，侵犯村民的合法利益。征地拆迁领域中村官的职务犯罪上升已成为当前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新焦点，其腐败危害不可低估。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作为直接面向人民群众的最基层政权组织，村委会的高效、廉洁运行，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因此，如何有效制约最基层“一把手”的权力，是个不可忽视的课题。笔者认为，对基层“一把手”形成有效制约需从分权、监督方面着手。通过制度设计，让行政、人事、财务能合理分工负责；实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充分发挥村民监督作用，打破上级监督太远、基层内部监督太软的监督盲区，让村民们真正当家作主
首先，健全村级财务管理制度。相关部门应对存在的帐目不清，不全、有帐不记、帐目不符等问题的农村基层组织进行定期清查。防微杜渐，协助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相关财务制度，堵塞漏洞。同时，也可对村级财务管理实行乡财政所替村委记帐，乡镇审批其支出的制度，以便如实反映和控制村级组织的各项开支，防止乱用集体征地款以及其他公款。
农民征地赔偿标准篇7
1、规划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是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为实现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协调省域内各城镇发展，保护各类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综合安排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建设部关于加强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实施工作的通知要求，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未在限期内完成的省、自治区，不得进行各省、自治区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修编。这表明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制定要以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为依据并与之相协调，当然确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与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不一致的，可以适时调整省域城镇体系规划。
一般而言，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是以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为依据，而城市详细规划、农村集镇规划又分别是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细化且更具有可操作性。这些不同位阶的规划不仅编制和实施主体、审批和修改程序不同，而且法律效力也不同，低位阶的规划非因特殊情况在一定期间内不得与上位阶的规划相抵触。所有不同位阶的规划均为建设用地的基本依据，也就是说，不符合规划要求，不在规划范围的不得不申请建设用地。
应当说明的是，第一，县级市的城镇体系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第二，我国规划法只对规划区内的建设行为进行调整；第三，涉及规划区以外的如省道拓宽建设用地依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中关于全省交通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具体要求和相关法律，涉及规划区外如乡村公共设施等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农村集镇规划和相关法律。
2、“三证”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用申请用地的，必须持国家批准建设项目的有关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定点，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其用地位置和界限，提供规划设计条件，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用地批准证明（批准文件）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查批准行文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划拔土地。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证”是建设用地合法化和开工建设的必备要件。凡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批准文件无效，已占用土地由政府责令退回；凡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属违章建筑，予以处罚。
二、建设用地的前提-土地的征用和申请取得
1、征为国有土地
土地的权属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因此属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须先征用为国有，使农用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在批准权限上，一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大型项目和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目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国务院批准；另外征用基本农田，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或者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也由国务院批准；二是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批准，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三是一二项规定之外的农用地转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当然，批准农用地转用后，是否另行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也有明确规定。
2、征用土地的公示
国家征用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当地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
3、征用土地的补偿
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其中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主要有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其标准均有明确规定。
4、建设用地的取得方式
建设单位持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文件向有批准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经审查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建设单位以出让（如招标、拍卖）等有偿使用的方式取得土地，属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或者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等法定情形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也可以划拔给建设单位使用。因此，建设用地的取得主要包括出让和划拨两种形式，具体的操作要求有明确规定。
三、建设用地的难点-拆迁
1、拆迁的程序要求
被拆迁房屋土地权属为国有只有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才能受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调整，被拆迁房屋的土地权属国有化是拆迁的前提。
拆迁人的资质提交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拆迁计划和方案以及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等五项法定资料，并经审查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才具有拆迁人资格。拆迁许可证是进行房屋拆迁的资格证明。当然拆迁人可以自行拆迁，也可以委托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这里的“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应该理解为与领取拆迁许可证的拆迁人订立委托合同，且具有一定人财物控制权的单位。
2、拆迁的途径
一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申请仲裁，也可向人民法院。诉讼期间，拆迁人可申请法院先予执行。这就是所谓的“民事拆迁”。
二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如果拆迁人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或者予以安置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当然，申请仲裁、提讼的期限法律已有明确规定。这就是所谓的“行政拆迁”。
在上述两种途径中，凡在裁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市县的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3、拆迁的补偿
拆迁的补偿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基本做法是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给予适当补偿；因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给予适当补偿。关于证照不全的房屋补偿问题，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符合规划要求或者规划制定实施前建成未办理证照的，应予以补偿但应扣除办证费用；不符合规划要求又未办理证照，不予补偿。
4、拆迁纠纷的处理程序
一是行政诉讼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城市房屋主管部门依职权作出的有关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的裁决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作为行政案件处理。
二是民事诉讼程序。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四、建设用地中不容忽视的问题-诉讼
调解、仲裁、诉讼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基本途径，而诉讼则因最具权威性和终局性，被法治社会普遍接受并广泛采用。人民法院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类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涉及建设用地的诉讼，主要有以权力制约为根本目的的行政诉讼和以权益保障为根本目的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最为常见。
1、行政诉讼的管辖
行政诉讼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因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同时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对于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层人民法院不适宜审理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为由直接作为一审行政案件管辖。
2、行政诉讼的应诉与举证
人民法院立案后将在5日内向行政机关送达状副本，送达可以采取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等法定方式，均合法有效。行政机关应在10日内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交答辩状。行政机关积极主动的应诉答辩将减轻对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有利于行政诉讼的解决，被动消极不仅不利于解决行政纠纷，而且会处于被动，因为不提交答辩状，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理。
行政诉讼有别于其他诉讼，举证责任由行政机关承担。行政机关必须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后果。行政机关不应诉，或者不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视为没有举证；行政机关经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这些应引起重视。
3、行政诉讼的结果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将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如下四种处理：
一是判决维持。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予以维持。
二是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以及，符合其中之一情形的，将被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三是判决限期履行.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或者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将作如此判决。
四是判变更行政处罚。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应当注意的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一则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有损行政机关的执法形象；二则增加了对行政相对人的管理难度；三则容易引起行政赔偿。因此，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前一定要慎重从事，依法进行。
4.行政赔偿及其他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这就是“国家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给予赔偿，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讼。
农民征地赔偿标准篇8
［关键词］农村；农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性质
abstract:inrurallandexpropriation,thecharacterofcompensationandthecharacterofcollectivecollectionaretwodefinitionswhicharebothrelatedanddifferent.thecharacteroflandcollectiondecidesthecharacterofland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andtheexpropriationcharacterdecidesitsstanderanddistributionrange、methodandproportion.asthecharacterofthecompensationisnotclear,itbringsaboutmanyproblemsatwork.Underthepresentlegalsystem,land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hassomecharacters,i.e.thecharacterswithlegality,non-marketorientation,imperfection,communionofmembers,non-statepayment,regionaldifferenceandpriorpayment,etc.
Keywords:country;farmer;collectiveownedland;land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character.
农村征地补偿的性质不明，在现实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据某基层法院统计，该院每年3000件执行案件中，近15％的案件涉及农村土地征用补偿费的执行，而执行中由于土地补偿费的性质不明，致使法院在能否扣留和提取该补偿费的做法上产生较大分歧，严重影响了执行工作的开展，影响了申请人权益的实现［1］，也导致征地补偿的费用往往不能落实到每一个农民，既引发了大量的纠纷，也很不公平［2］。因此，探究农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的性质具有现实意义。农村征地补偿的性质取决于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性质，鉴于征收和征用对于农村土地的所有者来说都是失去土地，都应获得相应补偿，在这一方面，两者基本相同，故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指农村土地征地补偿性质包含征收补偿的性质和征用补偿的性质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对农村的征地补偿主要有以下特性：
一、土地补偿的法定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以下简称《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以下简称《土地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土地征收的法定补偿范围，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社会保障费用”。可见，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法定补偿，补偿依据、补偿范围、补偿项目和补偿标准均由法律条文直接规定，刚性较强，弹性较差，可调空间较小。
二、补偿依据的非市场性
补偿依据（或补偿基础）的非市场性是指主观上不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进行补偿，或者客观上不存在确定土地补偿价格的土地市场，土地补偿的依据只能由国家确定，具体补偿执行的是一种非市场性标准。
在西方国家，土地是“私有财产”（当然政府也有强制征收的权利），客观上存在着土地交易市场，这就使政府对土地的征收或征用能以市场价格为依据进行测定并补偿。这种以“公平的市场价值”为依据的补偿对买卖双方来说都是公平的。从理论上说，这种“公平补偿”的价格只能在充分发达的土地交易市场上才能体现出来，城市化发展较早的国家,像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由于其土地大多数属于个人或企业所有,土地市场机制比较健全,征用农民土地一般按市场价格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农民基本上都能得到较为满意的补偿［4］，如英国以征用者实际占有该土地的当日市价计算补偿［5］，就是以市场为依据的补偿。
但在我国，农村土地具有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是农村的土地从来没有被当做商品来看待，严格意义上的土地市场并不存在。即不存在一个融入市场经济的“土地交易市场”，也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土地买卖价格。再者，进入土地市场交易的土地，应该来源于市场，但我国农民的集体土地是国家按照农村社区人口平均分配的，而不是农民以市场价格从土地市场购得的，其分配方式是非市场化的［6］。既然不是从市场上以市场价“购入”的，也就不能从市场上以市场价“售出”。因此，我国的土地无论是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在现行体制和法律框架下都不能真正地进入市场，不可能根据土地的供求关系或商品的价值规律来确定土地的价格和补偿标准，只能由国家根据土地的总体状况和基本国情予以“规定”，补偿的依据不是客观的“市场”，而是法定的“年产值”。
三、补偿金额的非完全性
土地补偿金额的非完全性，也可称之为补偿的适度性或补偿的非等价性，是指土地补偿的金额不能完全体现土地价值的补偿。征地补偿依据的非市场性，必然会产生土地补偿范围或项目的不全面和土地补偿标准的较低或过低，最终导致补偿金额的非完全性。其中征地补偿标准的高低对补偿金额的影响最大。
从各国（地区）情况来看，征地补偿标准与土地制度和经济发达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国际上对于征地补偿标准的理论主要有完全补偿论、不完全补偿论、相当补偿论［7］，正当补偿论（日本、韩国）、合理补偿论（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充分补偿论（荷兰）、公平补偿论（法国、瑞典、中国台湾、菲律宾和巴西）［8］，日本当代也有一种“生活权补偿”的新的补偿理论［9］。尽管各国或不同的学者对补偿标准理论的表述是不尽相同的，含义也略有不同，但西方国家所普遍确立的补偿原则是“公平补偿”或“正当补偿”原则。只是“公平补偿”（JustCompensation）是一个抽象的、内涵极不确定的概念，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界定，在不同的政治法律实践中也有着不同认识。总的来说，依据公平的市场价值对财产所有者的损失进行评估被认为是确立补偿标准的最佳选择［10］。
对于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有人认为是“适当补偿”［11］（所谓适当补偿就是严格依据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予以补偿，征地补偿以使被征用土地的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为原则），也有“合理补偿”［12］、“相当补偿”［13］（土地补偿数额与土地实际价值不相等，偏重于国家利益而忽视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超低价补偿”［14］等不同的观点，甚至有人认为我国对农村土地的补偿仅是“生存权利”补偿［15］（征地补偿制度核心并不在于保障集体土地的财产性权利，而在于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存权利）。综合起来看，上述不管是哪一种观点，均认为我国的征地补偿是一种非完全补偿，补偿金额并不能完全弥补被征地方的损失。因此，从总体上说，我国对农村的征地补偿，存在着随意性大、安抚色彩浓的非完全性补偿的特点，不能为被征地农民的正当权益提供有力充分的保护。
四、补偿分配的成员共有性
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决定了征地补偿的性质，也决定着征地补偿的分配原则、权利的实现形式、补偿范围和补偿的分配方法。在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公有”的观点下，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法与比例由“集体”决定，土地补偿费属集体公有，理论上是不能进行分配的；就是进行分配，集体也是得大头，失地农民只能获得少量的土地补偿。在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成员共有”的观点下，“集体成员”对被征土地的补偿分配就有最终的决定权，农民个人就有可能直接得到绝大部分的征地补偿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可见根据“集体公有”和法律规定，土地补偿是禁止用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的，但这些规定与现实差距太大。笔者曾认为农村集体土地归以村为一个区域范围的全体成员平均共有［16］。在此前提下，这个“农民集体”中的每个成员对土地及土地补偿拥有平等的权利，即拥有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收益权、宅基地分配权和征地补偿分配权，集体的权利表现为成员个人权利的集合，属集体共有。换言之，土地补偿费的受益主体是该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全体成员，而不是空泛的集体。土地补偿费是因集体土地的被征收或征用导致土地的流逝而取得的，其归集体成员共有的性质，构成土地补偿费分配的基础。
农村土地的集体成员共有性，对土地补偿分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决定着土地补偿分配的原则。对于征地补偿款，全体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利，即平均分配土地补偿款。
2.决定着土地补偿的分配范围。土地补偿归“本集体”全体成员平均共有，即应该在失去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的产权主体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在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个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本集体”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土地补偿，否则就是侵权。然而在实际中，只要存在土地利益收入，乡政府、村委会和乡村集体经济组织都争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一些地方的市级和县级政府甚至也参与了土地补偿的分配。土地补偿费经层层克扣或被少数干部侵吞，使本来就较低的土地补偿真正落实到失地农民头上的就更少了。
3.决定了个人权利的实现形式。（1）全体成员大会是该集体的最高决策机构，任何一个集体成员（包括该机构的负责人）不能以个人身份决定集体财产（土地）的用途、使用方向和收益分配。（2）任何成员不能独立享有特定指向的土地所有权。因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无偿取得的，且具有社会保障性质，所以，成员个人虽对土地享有使用权、收益权、转包（让）权等，但不能享有按份分割的特定土地份额，即不能要求该集体将某一具体地块分归自己独立所有。（3）任何成员不能单独行使土地处分权。（4）有权单独享有属于个人的土地补偿。对土地的收益根据成员大会的意见可以获得独立的份额补偿。如果成员大会需要留存收益，成员个人应该服从。
4.决定了补偿的分配方法。根据集体财产的特点，土地补偿费具有集体财产性质，它既有别于公有财产，也有别于私有财产，其分配既要考虑集体利益，也要考虑农民个人利益；既要照顾到目前利益，也要考虑到长远利益。因此，其分配程序与方法应为：（1）由集体成员大会确定集体与个人的分配比例，集体留存主要用于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福利和农民社会保障；（2）确定集体留存资金各部分的比例；（3）确定集体留存资金的用途；（4）在成员之间平均分配剩余补偿。这部分补偿是被征地农民个人所有，从理论上说法院是可以执行的。
五、补偿支付的非国家性
在关于征地补偿理论中，有一种理论叫“特别牺牲论”［17］。特别牺牲论认为，被征收人所受的不可预期的损失即为特别牺牲，理论上应该由受益者即公众承担补偿义务，但由公众承担补偿义务是无法执行的，因此就由公众的合法代表——政府承担补偿责任。这种理论在德国的研究最为深入。根据该理论，国家在征收或征用农村土地将其变为国有土地时，支付给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应该由政府支付。但这个理论要求政府有充足的财力，否则执行起来难度较大。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名义上是由国家支付的。《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规定中，不管是“征收或者征用”均由国家予以补偿。但实际上，我国执行的却是“谁使用土地谁补偿”［18］或“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国家在将农村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时，征地补偿费并不由国家支付，而是由用地单位支付。笔者认为，对征地补偿应该分别情况予以处理：对用于公益事业的“土地征收”，应该由国家对失地农民予以土地补偿；对非公益性的“土地征用”，则由用地单位进行土地补偿。这是因为，公益用地，直接体现的是国家利益，公益用地的单位也是国家财政预算单位，由国家直接征地转供用地单位，可减轻用地单位的财政负担，减少用地单位与农民因土地补偿问题的直接对抗。对于非公益用地，体现的是用地单位的经济利益，是经济利益在不同的经济利益体之间的分配，由用地单位支付征用土地补偿不仅是合理的，也是用地单位的一项法定义务，承担此项义务是使用被征土地的必要条件，用地单位必须按法定的标准或市场标准，向被征用土地的集体组织给予补偿。补偿支付的非国家性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土地的使用者特别是非公益用地者廉价“圈地”，但同时却给政府“经营土地”，从中获取高额土地价差提供了条件。
六、土地补偿的地域差别性
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之间、不同省份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如实行全国统一的补偿标准，既不能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也不能体现土地作为特殊资源的区位价值。因此，我国在统一规定了补偿项目的基础上，在征地补偿标准上适用了地域差异原则。《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当然这种地域差别是比较有限的。
七、土地补偿的先付性
征地补偿与民法上基于侵权行为的赔偿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征地补偿不是由于违法行为所引起的，而是基于合法的公法上的原因所致［19］。民法上的损害赔偿是损害在先，赔偿在后；而征地补偿是赔偿（或补偿）在先，损害在后。这种对损失的补偿不是以实际发生额为基础，而是一种以法定标准或市场标准为依据的预付性赔偿，并且要在实际使用土地前一次付清，是土地使用人为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按照法定标准或市场标准预先支付给土地所有权人的一次性补偿。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具有法定性、非市场性、非完全性、成员共有性、非国家支付性、地域差别性和先付性的特点。对征地补偿性质的探讨，有利于规范征地补偿的分配方法，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明确各方的责任，也有利于我国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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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征地赔偿标准篇9
1、地方政府公务员在政策执行中曲解政策
地方政府公务员存在自利倾向，在执行过程中，曲解政策，将政策朝自己有利的方面理解并执行。征地费与出让费之间如此之大的差价对地方政府产生巨大的诱惑，导致地方政府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以公共利益为幌子占用农村集体一些有很大增值潜力的“黄金地段”，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另外地方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由于监督的缺失，公开性不够，存在暗箱操作现象，滋生寻租行为。政府由于自利性而随意征收农民土地，致使农民失去生活来源与依靠，势必会增加农村的不稳定性。
2、土地征收管理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
在县一级政府中，国土资源局承担土地管理工作，涉及土地调查、评估、利用等诸多方面，就其国家建设用地征收、土地审批及土地规划工作过程，公开性不够，缺乏内部沟通与外部沟通，导致政策的不合理、不科学，政策执行遇到阻碍。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群众对征地程序、补偿安置费标准缺乏知情权与参与权，常常被动接受地方政府征地及补偿安排。部分农民因为违法征地及补偿不公平损害其利益，却苦于没有有效的利益维护机制，在上访无下文后，通常采取围堵政府、阻挠工程建设、拒不搬迁等不正当行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另外，地方政府土地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对失职官员的问责机制，加上法律对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基于行政失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相当笼统，造成实践中责任人员有规避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以及土地工作的随意性，影响土地政策目标的实现。
3、政策执行监督机制不完善
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公开性不够，存在暗箱操作，滋生腐败行为。在政策实践中仍然严重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法律不健全，导致对地方政府执行土地征收政策的过程中出现监督真空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监督力量不足，监督部门独立性不够，监督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也是造成监督不到位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的农用地征收政策，是地方政府出于公共目的，依法运用行政权力征收农村土地的一项公共政策。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必然导致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严重损害失地农民的经济利益及其他各项合法权益。
二、提高地方政府土地征收政策执行力的对策
1、加强地方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包括政府组织及其人员)是政策执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核心作用,执行力的其他一切要素包括组织结构、制度、资源技术等,都必须通过执行主体即人才能发挥作用。因而,采取积极措施，培育优秀的执行主体是提高政府执行力水平的关键途径。优秀的执行主体的素质必须包括执行主体的思想素质和职业技能。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执行主体，可以使其正确理解土地征收政策的精神，按要求准确执行土地征收政策，从而降低滋生腐败的几率，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农民生活，维护农村地区的稳定。
2、健全和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要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必须做到以下：一要明确责任，层层分解从首长到各级执行人员的职责，并公示职责范围、惩戒办法等内容，有利于增强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二是职、责、权一致。执行人员所负的政策责任与其所掌握的权力、所处的职位、所执行的任务一致。将责任分配到具体的岗位，落实到具体的个人。三是要启动问责机制，只有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才能保证各级政府、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专心致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形成上下一心，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局面。
3、完善土地征收政策执行监督机制
首先，改革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行政系统。实现由市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的垂直领导，摆脱现在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局面。
其次，建立和完善土地征收听证制度。土地征收主体必须认真听取征地农民的意见与建议，对被征地农民提出的有关问题必须予以合法合理的解答。要建立土地纠纷仲裁机构，做好土地征收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通过设立仲裁机构，裁决征收者与被征收者之间的争议，保证土地征收的合法性及公平性。在法律上有效的确认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农民征地赔偿标准篇10
关键词：工伤保险；煤炭行业；农民工；预防机制
一、工伤保险概念界定
工伤是指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因工作、执行职务行为或从事与工作、执行职务相关的活动，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到的人身伤害，包括负伤、致残、死亡或患职业疾病等。工伤保险又称职业伤害保险，它是以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意外事故或职业伤害为保障风险，由国家或社会给予因工伤、接触职业性有毒有害物质等而致残者、致死者及其家属提供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工伤保险是以社会统筹的工伤保险基金为职工提供物质帮助和经济补偿，有利于工伤职工获得较好的工伤权益保障，有利于用人单位分散工伤风险。因此，现代国家都依托工伤保险给予工伤职工工伤赔偿。《工伤保险条例》经2003年4月16日国务院第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二、晋中市煤炭行业参加工伤保险及赔付情况
截至2010年12月底，晋中市工伤保险参保户数共1397户，参保职工152785人，累计缴纳工伤保险费13222万元，支付工伤保险待遇6529万元，其中煤炭行业参保职工14762人，累计缴费1557万元。根据2006年山西省政府发出的《关于加快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通知》和《山西省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从当年起凡是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其办理参加工伤保险的申报手续，及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农民工个人不缴费。至今全市农民工参保工伤保险89077人，煤炭行业参保10512人。
自2004年1月《工伤保险条例》实施以来，晋中市工伤保险实行的是市级统筹，工伤保险费率按照劳社部发[2003]29号文《关于工伤保险费率问题的通知》的要求，按三类行业基准费率执行，煤炭行业作为第三类风险较大行业，保费由煤矿企业按职工上年度工资总额的3%缴纳。
根据晋政发[2004]44号文件《关于落实煤矿安全责任预防重特大事故发生的规定》第12条规定：“发生死亡事故的，矿主对死亡职工的赔偿标准每人不得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要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幅度的上限加大对事故矿井业主的经济处罚力度”，应包括工伤保险、井下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及其他规定所享受的各项经济补偿待遇。上述待遇不足20万元的部分由企业补足；超过20万元的，按规定据实支付。
三、煤炭行业工伤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工伤保险费率水平低，煤炭行业内部区分度不高，影响投资积极性
在煤炭行业，各企业缴纳工伤保险的费率是统一的（晋中煤矿企业按职工上年度工资总额的3%缴纳），这样就不能够显示出各企业生产、安全状况的差异性，从而挫伤了投资工伤保险的积极性。
（二）逃保、漏保问题严重，工伤保险覆盖面不足
晋中煤矿职工平均参保率为65%，而对于煤矿行业的农民工，由于流动频繁（平时流动率为5%，在春节复工前，特别是井下农民工，流动率达到60%左右），普遍煤炭行业农民工参保率只有5.3%。煤炭企业普遍存在逃保、漏保现象。实力较强的国有大矿，认为企业自身效益好，赔付能力强，不需要“投资”参加工伤保险，即使发生事故，自身就能赔付解决；实力较弱的小企业认为给职工参保是乱花钱，既加重企业的负担，发生事故后申报手续又麻烦，而且还会受到停产、停工的检查，影响经济效益。
（三）由于参保不足，存在骗保现象
当煤矿事故发生后，企业通过向保险相关部门提交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职工工伤证》或工伤认定决定、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被保险人户籍证明和身份证明，申请领取意外伤害赔偿金，但由于部分井下农民工没有参加工伤保险，若其发生伤害事故，为领取赔偿金，煤矿企业就会伪造有关身份证明，利用其顶替已参保人员骗取保费。
（四）保险待遇水平低，很难保证受难矿工的正常生活
许多受难矿工伤残严重，失去劳动能力，同时伴有不同程度的职业疾病，如尘肺病。假定在工作期间完全按照规定缴纳了保险费用，当事故发生后，也顺利领取了赔偿金，但一般伤残赔偿总额在9万元左右，根本不能满足日后的住院、医疗等多方面的花费，也未规定各种特殊情况下的补助制度，加之申请赔付手续繁杂，很可能延误病情和最佳治疗时间，结果很多矿工放弃保险赔付，无奈选取和矿主私了的方式。
（五）工伤保险对事故的预防作用不足
工伤保险机构中，几乎没有专门的资金，也没有专门的人员来从事事故预防工作，从而使保险只落实于收取、核查保险费，却与事故预防、安全监察等工作脱节，因此形成煤矿安全生产与保险机构无关的现象，所做的仅是承保和赔付方面的工作。
（六）井下从业人员特别是农民工，参保、维权意识单薄
“平安计划”（推进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计划）的实施，已使矿区农民工参保意识逐步提高。但多数农民工仍顾虑较多，认为找份工作不易，怕失去饭碗，而不愿意向企业提出参加工伤保险的要求。
四、完善煤炭行业工伤保险的几点建议
（一）建立与安全生产相挂钩的多级费率标准
在煤炭行业内部，要根据企业的生产规模和安全管理能力，建立多级的工伤保险费率。实施以产定费，即按煤炭企业产量征收工伤保险费，缴费多少与企业生产能力挂钩，确保应收尽收。一般认为小煤矿产量小，危险系数相对高，缴费标准也高；大煤矿产量大，危险系数相对低，缴费标准也低。对生产规模大、安全生产能力高的企业，可以实施较为优惠的费率标准，从而起到鼓励企业缴纳保费，提高生产安全管理的作用。
（二）加大监察力度，扩大征缴范围，保证全员参保
煤炭监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大对煤炭行业的监督检查力度，定期、不定期派专人到煤矿企业，特别是偏远山区实地安全检查和职工参保情况调查，使相关保险最大范围覆盖到煤矿职工。同时有关部门充分利用安全生产排查和煤炭行业整改的机会，对企业职工进行全面统计，为日后开展工伤保险费征缴打好基础。
（三）规范煤矿企业用工制度，各机构协作监督赔偿申报
煤矿企业瞒报、漏报工伤保险的重要原因是矿工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所以规范煤矿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是保证矿工合法劳动权益的前提。一旦发生事故，保险机构、社会保障局、伤残认定中心、公安局、医疗机构等相关单位，要共同协作，对申报赔偿的材料和人员，一对一进行核实认定，保证工伤保险给付金能够确实发放到受难矿工手中。
（四）增加煤矿职工商业保险品种，提高职工保障水平
由于煤炭行业保险赔付率高，赔付金额大，对于商业保险公司而言，利润空间很小，造成煤炭行业的商业保险产品单一，针对企业职工人生安全的保险更是屈指可数，一旦发生事故，只能依靠工伤保险作为职工的保护伞。建议监管部门以鼓励政策或强制手段，推进煤矿为职工缴纳商业保险，作为工伤保险的补充，从而提高企业职工抵御风险的能力，减轻企业和政府的负担。
（五）借鉴先进国家经验，工伤保险要突出预防的作用
保险业与安全生产工作相结合，保险机构主动介入工伤预防，是国外工伤保险的一条成功经验。在德国的工伤保险制度中，工伤预防具有重要地位，预防作为德国工伤保险的首要任务。“先预防，后康复；先康复，后赔偿”的行事原则，对传统工伤保险中以伤残待遇给付为主的模式予以改造和完善，反映了一种积极的工伤保险思想。德国将工伤预防这一概念定义为在劳动领域制定和落实劳动保护规定，并配合处罚制度，是防止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的积极手段。工伤预防的工作做得越好，工伤的发生率就越低，康复和补偿的任务就越小。德国负责工伤预防的机构首先是国家劳动安全监察机构，它根据法律对企业劳动风险的规定利用国家权力对企业的劳动进行监查。另外，工伤保险机构也可以执行工伤预防的管理工作。依照法律规定，同业工会可以采取一切适当的手段，帮助企业预防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预防工伤事故成为同业工会的法定职责。同业工会进行工伤预防的任务和目的是加强工作中的安全和健康，减少危害生命和健康的因素，控制不可避免的危害发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先进经验。
2009年国务院法制办，在工伤保险条例修改征求意见中，也提出成熟的工伤保险制度包括工伤预防、工伤赔付、工伤康复三部分，但目前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整体局限于工伤赔付阶段。
工伤保险机构要执行工伤预防的管理工作，帮助企业预防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包括制定劳动保护规定、进行劳动安全监察、进行劳动医疗检查、开展劳动保护技术研究、进行工伤预防培训宣传等内容。
（六）广泛宣传法律、工伤保险知识，提高农民工参保、维权意识
建议采取以下几点具体措施：煤炭监管局、社会保障局要热情接待来访群众，对其认真讲解工伤保险相关法律政策，并针对农民工建立专门的接待站，开通咨询电话，设立举报信箱。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要求煤矿企业在工地上制作宣传栏，矿区街道矗立路牌标识，房屋墙壁刷写墙体标语，并印发“工伤保险百问”等宣传手册。针对农民工爱扎堆看热闹的特点，可在节假日、大街闹市、摆设摊点，散发以图为主的宣传画册和印制有“工伤保险知识安全常识”的扑克。定期在电视台、报纸上播放和刊登针对煤矿企业职工参保问题的节目、专栏，有关部门定期派专人到矿区，特别是偏远小煤矿区，对职工进行安全、保险知识讲座和培训。
参考文献：
1.李铁喜.论我国现行工伤赔偿制度的不足和完善[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
2.李康乐.论我国煤矿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双月刊),2008(8).
3.山西省2008年医疗工伤生育保险运行分析报告[R].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