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相关概念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5:17:24

数字经济相关概念篇1

创意产业的一般含义和特征

国外学者关于创意产业的看法:

创意产业:艺术的商业之道。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e・凯夫斯运用产业经济学和现代合同理论着重考察了艺术的商业化过程。他认为,与物质制造业不同,创意产业所提的商品和服务具有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或是单纯的娱乐价值。创意产业包括书籍和杂志印刷业、视觉艺术、表演艺术、有声唱片、电影和电视节目,以及时装、玩具和游戏等。

点石成金的创意经济。英国的约翰・霍金斯从“创意经济”的角度提出,创意是个人的创新,包括“无中生有”或“赋予既有事物某种特色”。创意有两种,一是个人的新创意,二是在此基础上制造创意产品。而任何创意都拥有“个人性”、“独创性”、“意义”三个基本条件。霍金斯认为,创意未必就是经济行为,而一旦创意具有了经济意义或产生了可供交换的产品,创意就可能是经济行为。因此,创意经济是由创意产品(经济产品和服务)之间进行的交易。

国内学者关于创意产业的看法:

创意产业或创意经济:概念、特征和意义,我国学者厉无畏等人对“创意产业”作出了较全面的界说。他们认为,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和内容产业同属于知识产业。郭辉勤提出,创意经济学是研究以创意为主的文化产业的应用科学。它是以创意为主线去审视文化产业,其具体研究对象是创意经济型产业和创意经济型企业。

新“创意经济”论:周子琰、姜奇平等人在《创意经济新论――中国蓝海风暴》中指出,理查德・e・凯夫斯的创意产业经济学认识到了内容生产、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特殊产业规律,却忽视了技术革命特性也决定着创意的独特生产方式。当下,中国乃至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凯夫斯的学术观点为蓝本,掀起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浪潮,但“凯夫斯理论的致命伤,是没有把信息革命内生到创意经济中,所以说它是‘旧’创意经济,或现代版创意经济;而我们今天提出的新创意经济是要把网络革命内生于生产方式,来搞创意经济,所以是后现代版的创意经济”。①他们从工具的使用、创意的产生、需求的变化、利润的创造、创意人才的涌现等方面,生动地论述了以网络革命为基础的新创意经济与“旧”创意经济的区别。

从上述情况可见,虽然人们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和探索为时尚短,然而,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已经对此作了大量的探讨。他们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论述,为我们从一般意义上把握其含义和特征,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但是,目前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主要体现在:

国内外对“创意产业”的大多数研究,尽管也部分论及国民经济、社会生活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是从一般文化产业的意义进行考察的,他们对“创意产业”的划分也几乎囊括了所有文化产业的领域,没有突显以数字化、网络化为标志的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和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应当突出“数字创意产业”的研究和探索。

新“创意经济”论或“后现代版创意产业”论虽然极大地突出了信息革命或网络革命的创意经济的重大影响,论证了新“创意经济”不同于传统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性、运行机制和规律,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基于新媒体的“创意经济”的发展仍然要以一定的文化资源为基础,与传统的文化产业、部门具有多产业渗透、融合的重要特征,且数字创意经济本身即包含了提升传统文化产业结构的活动。

所以,我们认为,研究“创意经济”或“创意产业”,既要突出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创意经济或产业的重大影响,将数字创意产业置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先导位置,把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作为考察一定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指标;同时,又不宜把数字创意产业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割裂开来,而应当重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质和渗透、融合关系。

数字创意产业的内在规定和特征

数字创意产业的内在规定。笔者认为,数字创意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或创意产业最为典型的产业形态。而所谓“数字创意产业”是指建立在文化资源基础之上,运用现代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主要以人(个体和团队)的精神创造力、技艺才能为动力的企业及其以数字化、网络化生产方式进行的文化价值的创造、传播和交易等活动,也包括运用文化创意和新技术提高传统文化产业附加值的活动。在外延上,构成数字创意产业的核心产业部门包括通信增值文化服务业、互联网文化服务业、文化和娱乐软件业、现代影视业、数字(网络)游戏业、动漫业、数字(网络)出版业等,同时还应当包括这些核心产业部门与其他文化产业的融合和延伸的产业化形式。如数字动画与传统出版业的结合、现代影视与其他文化部门的融合等。

“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与西方一些国家和组织提出的“内容产业”的概念有某些相通之处。但是,“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与“内容产业”的概念的区别在于:其一,“内容产业”的概念主要关注的是数字类产品的文化内容,而我们使用“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既认同“内容”和“创意”对于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根源性意义,又区别于传统文化产业,强调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对于文化资源、文化创意的产业化具有的革命性作用;其二,与“内容产业”的概念把新、旧媒体截然分开不同,我们使用“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同时还强调数字创意产业与传统文化产业的关联性、渗透性和融合性。

数字创意产业的基本构架和基本特征。根据上述数字创意产业的界说以及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现实实际,可以把数字创意产业的产业链基本构架描述为:

从这一构架可见,数字创意产业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连接的方面:

数字创意产业是主要从事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文化、艺术、娱乐等信息的生产、传播、交换)的产业。与传统的物质制造业乃至传统的文化产业相比较,数字创意产业对物质资源的依赖最少,且具有可迅速和广泛传播的特征。数字创意产业的精神生产特征,决定了其产业链中决定性的环节在于人的创意或创新;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的可迅速、广泛传播的特征,又是影响当代经济生活中人们的创意能够转化为产业的重要因素。

文化资源的开发是数字创意产业价值创造活动的基础。数字创意产业的价值创造活动要以一定的传统文化为背景或依托;传统优秀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文化艺术创造活动为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从根本上看,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在于丰富和创造人们新的生活样式。

个人或团队的精神创造力、技艺才能是推动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根源或动力。数字创意产业体现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高度统一。它不仅依托于特定的文化资源,而且必须以新技术革命为契机,以创新为立足点,实现对传统文化产业的超越;它不仅需要以个人或团队的精神文化创新为动力,而且需要以个人或团队的技术创新为动力。因此,缺少具有创意的人才或者缺乏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发展数字创意产业都会成为空中楼阁。

数字创意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数字创意产业进行的文化价值创造和增值活动,是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为基本的技术平台的。而数字技术已成为现代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电视、电影技术等信息技术相融合的共同基础,同时,数字创意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强烈的网络传播特性和网络扩散的外部效应。因此,是否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是数字创意产业区别于传统文化产业的标志性特征。

数字创意产业具有多产业融合的特征。数字创意产业是以多产业融合的企业集群为载体而实现价值创造、传播、交换和价值增值过程。这不仅因为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全面采用,使原先独立设计运营的传统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正通过各种方式趋于融合,由此使三类不同的业务、市场和产业也日趋相互渗透、融合,而且,由于文化本身是具有广泛的社会生活总体性的概念,数字创意产业作为文化产业,通过向传统文化产业渗透、扩展,形成两者的融合、共生,共同构成或延长了数字创意产业的产业链。

界定数字创意产业的根据和意义

我们认为,之所以需要提出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主要的根据和意义在于:

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较为准确地反映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产业”的兴起,与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信息化、网络化之间的依存关系。美国《在线》杂志执行编辑凯文・凯利曾经指出?押“通讯是社会的基础,是文化的基础,是人文和个人认知的基础,是一切经济系统的基础。这就是网络如此了得的原因。通讯与文化及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通讯技术改革远远超越了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的范畴。”通讯“在文化、技术和观念上震撼着我们生活的根基。”②凯利的这段论述,深入地揭示了当代信息网络技术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全面应用,改变和造就了人们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的诸环节和诸方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没有由传统工业社会向现代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转型,没有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推动,要实现文化创意的大规模产业化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数字创意产业是信息时代的先导产业,发展数字创意产业可以提升产业结构,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指出:“虽然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是生活在工业社会里,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③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是以大规模工业发展为核心,单纯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目标,以无限制的能源、原材料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它带来了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粮食短缺等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宣告了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的总危机。而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大批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促进了新的产业群的崛起,使经济增长模式向知识密集型转化,其特点是以更少的物质资源消耗和更多的知识或智力的投入,获得高效的、更少负面影响的健康、持续的经济增长。从当代产业发展的情况看,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是对传统工业经济的一种超越,而数字创意产业则是对传统文化产业的又一次超越。因此,以对数字创意产业的界定和认识为基础,通过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重点推动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结构,提高其水平和规模,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

对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状况的评估,是考察一定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趋势的重要依据。信息化、网络化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数字化过程重新定义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含义就是以光速在全球传输没有重量的比特。当一个个产业揽镜自问‘我在数字化世界中有什么前途’时,其实,它们的前途百分之百要看它们的产品或服务能不能转化为数字形式。”④数字创意产业引领着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前锋,预示着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通过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更为准确地揭示该国家或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方式,判断其文化创意产业乃至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

注释:

①周子琰、姜奇平:《创意经济新论――中国蓝海风暴》,新星出版社,2006年。

②〔美〕凯文・凯利:《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萧华敬、任平译,广州出版社,2000年。

③〔美〕约翰・奈斯比特著:《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④〔美〕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

数字经济相关概念篇2

关键词虚拟社区电子社区网络社区数字化社区数字社区智能社区

1引言

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的最后10年所出现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随着网络对社会全方位影响的不断扩大,国内外专家学者从各种不同角度对虚拟网络世界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各种新名词、新概念,如虚拟社区、网上社区、电子社区、数字社区、数字化社区……这些概念有些是重合的,有些是有差别的,但是目前学术界对此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因此在使用这些名词时有着很大的随意性。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去定义它们,怎样界定它们的联系,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又有着什么样的包含关系,困惑着许多人。本文旨在通过对虚拟社区、电子社区及其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它们的差别,以期更好地理解这些概念,纠正这些概念认识上的混乱。

2虚拟社区、电子社区、数字(化)社区等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2.1虚拟社区的产生与发展

虚拟社区的雏形,在万维网发明以前就出现了,实际可追溯到1984年Brand和Brilliant创建的thewell(wholeearthLectronicLink,全球电子讨论链),主要用来实现“虚拟邻里关系”的交互式讨论和协商,1990年well引进Cyberspace的名称,虚拟社区开始进入世人的视野。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虚拟社区迅速发展。从最初的电子公告版到新闻组,从网上聊天室到在虚拟社区服务器上构建自己的主页,一大群素昧平生的人由趣味相投而经常在线聚会,“匿名”的乐趣和摆脱空间限制的信息交往自由,使众多参与者在这个网络上构筑交流个人经验、分享兴趣的虚拟社区。随着虚拟社区的成熟,人们开始大规模地在网上集结、传文件、讨论和聊天,使用者因此获得了真正社会交往意义上的网络传播的乐趣。与此同时,虚拟社区自身的扩张也极其迅猛。一个典型的例证是:1994年由DavidBohnett创建的Geocities社区网站,到1998年3月,其访问人次已达1420万,1999年时,已拥有350万个会员站点。

在中国,虚拟社区也是由BBS和新闻组起步的。通过BBS和新闻组,网民可以实现一种一对多或多对多的交流。1997年10月,“网易”在国内第一个创建虚拟社区服务,“新浪”也随即宣布把虚拟社区作为主攻方向之一。而成规模的应用意义上的虚拟社区的出现,则是以1998年3月大型个人社区网站“西祠胡同”的创办,和1999年6月创办于美国硅谷的“全球华人虚拟社区”ChinaRen的登陆为标志的。其中,“西祠胡同”成功地发展了以讨论版组群为主导的社区模式,而ChinaRen则第一次以聊天室为核心,开发了游戏、邮件、主页、日志等一系列的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内容。由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形态等方面的特殊原因,中国的虚拟社区的发展速度和繁荣程度一直十分引人注目,它们大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多功能、立体化的社会交往空间。这些虚拟社区所涉及的分类主题和交流主题,涉及了实在化的当代社会的几乎所有重要现象和事件。正是在共同探讨相同和相似主题的过程中,虚拟社区加大了社会阶层的凝聚力,它们不仅体现为地区、人群、阶级的汇聚,有时甚至反映了民族情绪聚合的观念水平。

2.2电子社区、数字社区、数字化社区与智能化社区概念的产生

电子社区这一概念的提出实际可追溯到美国最初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即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其1993年2月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正式提出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设想,旨在建立“一个能给用户随时提供大量信息的、由通信网络、计算机、数据库以及日用电子产品组成的无缝网络”,使分布在全美各个地区的社区成为真正的智能电子社区。之后美国《大众科学》杂志对此又作了一个系统的概说,构筑了一个美国电子社区发展的全景图:一个前所未有的、全国性的和世界性的电子通信网,它能把任何人与其他地方的任何人联系起来,并提供几乎是任何种类的可视化的电子通信。用户可以把计算机、交互式电视、电话这三种不同属性的设备结合起来,把这种装置与电子通信网挂钩,传呼机、移动电话等数字式电子通信工具也可以与通信网相连。能够提供远程电子银行、教育、购物、税收、聊天、下棋、电视会议、医疗、图文电视、数据广播、信息查询、电子邮政等服务。美国政府的设想,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讨论“地球村”和“数字地球”、“数字城市”、“数字社区”的热潮。

随着计算机、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得到空前的应用,信息技术本身已经溶入全球国民经济,乃至人们的生活之中。支撑信息技术的平台就是计算机、通讯技术,其具体表现基本形式就是数字化。一方面,信息作为资源必将通过交流才能产生价值,另一方面,信息作为资源在现代经济活动、人民生活中蕴藏巨大的需要,这就势必需要一个数字化的平台。包括数字城市、数字社区、数字岛、数字细胞等概念的提出,无非都是为数字化信息在各个不同空间区域为信息共享、交流及延伸出来的服务提供系统通道。信息要进行广泛的传播,是需要社会有机的综合。在城市,人们生活和活动的空间是城市,体现信息化的是城市骨干网;城市骨干网与下一级应用子网的连接能通路,重点在系统网络体系的构造,或作为基础的支撑,为各个应用的基本单位社区提供连接。而信息交流和产生价值需要具体的应用层的支撑,这些应用和增值将是依托社区为基础,那么数字化社区的概念应运而生。智能化小区是随着数字化社区的发展而发展来的。数字化社区包括了智能化社区。

3虚拟社区、电子社区及相关概念

3.1虚拟社区与网络社区

虚拟社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最早提出“虚拟社区”这一个概念的是英国学者HowardRheingold。他将虚拟社区定义为:以虚拟身份在网络中创立的一个由志趣相同的人们组成的均衡的公共领域。其实虚拟社区的概念核心来源于“虚拟现实”,虚拟现实是指计算机创造的所有环境。在虚拟现实中,人们再也感觉不到习以为常的上下、左右、前后的方位概念,唯一实在的就是它的物理外壳——计算机、网线、外部设备等,而通过这些工具展示虚拟现实具有模拟性、互动性、人造性、身临其境、远程展示以及网络化交往等特点。从虚拟现实出发引申出了虚拟社区、虚拟社团、虚拟城市、虚拟国家等一系列基本概念。1993年HowardRheingold又在著名经典之作《虚拟社区》一书中,将虚拟社区定义为:一群主要媒介为计算机网络,彼此沟通的人们,彼此有某种程度的认识,分享某种程度的知识和信息,相当程度如同对待友人般彼此关怀所形成的团体。Fernback和thompson在1995年将虚拟社区定义为:通过既定领域内的不断联系,在虚拟空间中形成的社会关系。Balasubramanian和mahajan在2001年对虚拟社区做出如下定义:虚拟社区是具备四大特性的任何实体,即人的聚合体、合理的成员、虚拟空间的相互作用和社会交流过程。尽管他们对虚拟社区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一致同意使用“虚拟空间”这一关键要素来界定虚拟社区。

国内对于虚拟社区没有权威统一的定义。杜骏飞认为:虚拟社区,或称为网络社区、虚拟社群,它并非是一种物理空间的组织形态,而是由具有共同兴趣及需要的人们组成、成员可能散布于各地、以旨趣认同的形式作在线聚合的网络共同体。而戚攻和邓新民认为,网络社区在网络社会中具有一般社区的实体表现:第一,网络社区是一个空间单位;第二,网络社区存在着一定的人群;第三,网络社区内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互动表现为合作、竞争、同化、冲突、适应等各种形式;第四,网络社区具有相应的组织对社区进行管理,同时,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基本需要。林子华认为网络社区具有二重界定性。一重界定的网络社区是着眼于现代社区建设中的物质标志,表明特定社区建设中所应具备的网络信息设备、网络信息通讯及网络信息使用等各种指标情况。二重界定的网络社区是着眼于跨越时间和地域限制的网络空间的形成,表明网络信息沟通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撇开第一重界定,按第二重界定来说,网络社区相当于虚拟社区,它们是同一的。因此这两个词常互用。3.2电子社区、数字社区、数字化社区和智能小区

(1)电子社区。电子社区从广义上是指社区信息化,实质上就是社区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也就是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渗透到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本质是对物质社区及其相关现象的数字化重现和认识,是利用数字化的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社区,以促进社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协调和高速,通过数字化信息将管理、服务的提供者与每个住户实现有机连接的社区。电子社区就是要通过综合利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控制技术和图形图像技术,依靠社区宽带网络,实现家庭智能化,社会管理现代化和社区服务信息化,从而全面提高居民的工作效率、生活效率和生活质量。

从管理层面来说,电子社区包括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社区智能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管理、公众信息服务、教育管理、社会保障管理、社区环境质量监测与管理、社区管理等几乎涵盖社区生产与生活的所有管理方面和经济层面。

从技术层面来说,电子社区就是以全要素数字地形图、数字正射影像(包括航空、卫星遥感影像)、数字地形模型(Dem)、社区三维景观模型为空间定位的基本信息数据,结合地下管线、规划、土地、交通、绿化、道路、环境、经济、开发、旅游、房地产、人口、工业、商业、金融、电讯、电力等我们所关心的与空间位置有关的信息,建立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信息管理系统和监控与决策系统,如综合市情系统、社区规划系统、交通指挥系统、配电管理系统等。

电子社区的形式可能是电子城市、电子街道和电子城镇,包括某一区域范围内的政府机构、企业、学校、医院、图书馆、社团、购物中心、银行、邮局、酒店、旅馆、车站、码头、机场、娱乐中心和家庭等基本信息节点。

(2)数字社区与数字化社区。数字化社区,人们习惯上简称为数字社区,是现实社区的数字化映射,是数字城市不可缺少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数字化社区,便没有数字城市,数字化社区是联通家庭和数字城市的关键节点,数字化社区可以有效地组织整合社区内的信息资源,实现信息资源及经营业务的共享。公民在网上可以享受到政府通过电子政务和企业通过电子商务提供的全程服务,使社会资源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它同电子社区实质一样,只是考察的角度不同。电子社区倾向于从宏观出发,就整个大环境而言,它可以由数字化社区、数字城市和数字国家等组成。数字化社区从微观出发,强调数字化社区作为数字城市的基本单元。建设部关于“建筑住宅数字化技术应用”的国家标准,将数字社区定义为:“数字社区是指数字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准的社区,是数字城市的组成部份,未来数字社区的集合,将覆盖到整个城市乃至到整个社会。社区数字化是指在社区范围内,利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控制网技术、iC卡技术、互联网技术,建立社区建设、管理、服务数字化综合信息共享平台互联互通。使社区内的政府管理部门城镇居民、各行各业的企事业单位可以通过这一信息共享平台提供或享受各种社区内部及外部数字化的建设管理和服务的信息资源。”

(3)数字社区与智能社区。数字化社区和智能社区是不完全等同的,数字社区包括了智能化住宅小区。由于“数字城市”与数字社区不仅具有强烈的信息时代前卫观念色彩,而且应用前景十分激动人心,因此在智能化住宅小区工程建设领域的人士,积极地把数字社区的概念引入智能化住宅小区,并将两个概念等同统称为数字社区,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智能社区强调的是小区中提供“以人为本”的高科技手段的智能化服务和管理;而数字社区在通常意义上的智能小区基础上,更加强调数字信息资源共享,它的建设目标是在未来数字化信息社会里,实现人类共同的“无距离、无时差”的信息资源共享,同时实现住宅的智能化功能和管理。也就是说,数字社区是在智能社区概念的基础上,与整个“数字地球”、“数字城市”连在一起,是它们的一部分,具有更高的含义。数字社区与智能小区概念的最大不同是,数字社区建设的出发点是把小区作为整个数字信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来考虑。强调的是在小区内实现社会的信息资源共享,从而提供更多的社会化数字化信息服务。

4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知,网络社区、虚拟社区、电子社区、数字化社区都是“网络社会”的表现形式。“网络社区”等于“虚拟社区”、“网络社区”大于“电子社区”或“虚拟社区”。虚拟社区是一个开放的分布式集成化的人际交流环境,它涉及到计算机应用技术中虚拟现实、多媒体、网络通讯、人工智能、CSCw等多个领域,也关系到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虚拟社区的功能在于它能够集中并搜索到人们迫切需要的各类资讯,为社区成员提供和创造充分的互动和交流的机会,使成员产生对社区的忠诚度,促使虚拟社区蓬勃发展,当虚拟社区蓬勃发展时它的经济效益就出现了。虚拟社区已经被认为是电子商务中的一种重要商业模式,虚拟社区的存在破坏了原有商业交易的平衡,将更多的控制力转移到消费者手中,使买方地位得到加强。虚拟社区概括了未来一大类应用,凡是涉及人与人交流的领域,虚拟社区都有用武之地。对虚拟社区的研究,将促进虚拟会议、实境式电子商务、远程协同工作、数字图书馆、虚拟研究所、远程教育、网络娱乐等应用的实现,并进而迎接虚拟社会的到来。

电子社区、数字社区与数字化社区的实质一样,只是考察的角度不同。电子社区广义上指的是社区信息化,和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并列为社会信息化的三大主题,是社区信息化的重要内容,电子社区的形式大到数字城市、数字国家,小到数字社区、电子城镇和电子村庄;而数字社区或数字化社区是和数字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数字社区是构成数字地球的一个组成区域,数字社区是构成数字社会的一个基层组织。数字社区是由数字地球和数字社会引申出来的。数字社区是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电子金融的有机结合点,是数字城市的重要应用设施之一。数字社区应当覆盖整个城市,因此它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当各种类型的数字社区建成以后,才能构成丰富多采的数字城市,只有最后整个地球都数字化了,才能真正实现社区信息化。

参考文献

1周玉陶.网络虚拟社区建设对图书馆用户教育的影响[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2(2)

2杜骏飞.存在于虚无:虚拟社区的社会实在性辨析[J].现代传播,2004(1)

3严康敏,赖茂生.信息高速公路[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数字经济相关概念篇3

关键词:数字化电厂;概念;数字化系统

中图分类号:tm62文献标识码:a

一、数字化电厂的概念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数字经济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逐渐覆盖到了政府、企业以及消费者等多个层面上。数字经济指的是在经济发展和参与的每个环节和每个要素中都广泛地采用软硬件技术及应用和通信技术。数字化工厂的出现就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产物。对于数字化电厂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我国电力行业将数字化电厂的概念定义为电厂的各级控制和管理系统均进入数字化后称之为数字化电厂。可见,数字化电厂的建立要求电厂的数字化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或者说数字化的全面覆盖。

二、数字化电厂建设的方案

(一)数字化工程

1数字化设计。这是指在整个设计的过程中都利用数字化方式来进行产品的设计。目前与建设数字化电厂有关的数字化设计包括了三维数字化的设计模型,电厂数字化的设计模型以及系统数字化的设计模型。其中三维数字化的设计模型是用来管理电厂建设时期的工程项目,在电厂的运行期,该模型会构成三维数字化的管理系统,将各个系统的信息加以整合,实现电厂运行和维护的统一管控。而电厂数字化的设计模型包括了数字化管理的设计方案,将确定数字化电厂在建立时的系统结构,建立起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明确各项基本技术的要求,保证系统和软件平台的技术。系统数字化的设计模型包括了电厂整体的系统图、安装的仪表和管道图、现场的总线图,还包括了被控对象、控制设备、控制信号等的相关数据。这些数字化的信息将直接用在数字化管理当中。

2数字化采购。数字化采购是建立在数字化设计的基础之上的。在采购之前,要将工作进行步骤分解和编码,对工程物资也要进行编码,然后在采购的过程中按照工程的需要制定采购单,实施整体采购、分批交货的管理模式。数字化的工程采购实现了工程的规模化采购,是数字化工程的实施重点。

3数字化移交。这是数字化电厂建立的基础,是指在数字化的移交平台上将电厂建设中各个环节和阶段的相关数据、资料和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类,最后通过审批后移交给业主。通过数字化移交,对电厂建设时期数据的移交过程进行全面的管控,从而提高数据移交时的质量以及电厂的管理能力。

(二)数字化控制

传统的电厂工人能够有效监控的只有工艺的过程和设备的状态。而在数字化电厂中,锅炉、电气系统、汽轮机、现场仪表以及控制设备都将实现智能化,使设备的整定和维护信息能够以数字化的形式进行控制系统,从而让设备的运行和维护更加的轻松。电厂的数字化控制将包含了单元机组的分散控制系统、电气的控制系统和全电厂辅助车间的控制系统。

(三)数字化管理

在传统的火电厂中,管理系统一般是由管理信息系统miS,即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和厂级监控信息系统SiS,即supervisoryinformationsystem共同组成,两个系统是相互独立的,但是系统中的功能却存在着重叠。数字化的管理系统中的数据具备了准确性和唯一性,运用了先进的设备来实现生产运营管理和控制的优化,使电厂的资产管理和决策支持等方面都能在数字化的管控下更加的科学。数字化的管理系统主要包括了以下四个部分:(1)生产运营管理系统;(2)财物资产管理系统;(3)优化控制管理系统;(4)决策支持管理系统。其中生产运营管理系统不但包含了对生成操作票和技术监督等方面的管理,而且还能够对电厂的重要设备进行早期的故障诊断、故障分析和故障预警,通过这类预测性的维护来帮助电厂降低生产成本,有效提高电力企业的效益。而决策支持管理系统也具备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但为电力企业的高效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持,而且为电力企业的发展经营决策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和指标,使企业的决策能够更加的科学和可靠,有效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和盈利水平。

三、数字化电厂的优势

(一)数字化

利用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能够将电厂建设和发展各个阶段所反映的现象、本质、规律等的相关文字、符号、数字、声音、图像等模拟信息都转换成数字信息。

(二)信息化

信息化指的是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对信息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促进信息的交流和共享,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并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我国政府一直努力将工业化和信息化进行深度的融合,而数字化电厂不管是在电厂的设计、施工,还是在电厂的生产、管理等多个环节都采用了信息技术,所以具备了信息化的优势,成为了推进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重要部分。

(三)智能化

数字化电厂广泛地采用了现代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通信技术、控制技术和智能测量技术、智能决策的支持技术,使电厂的运行实现了智能化、高效化。保证了电厂生产的经济、安全、环保,符合了社会和时展的要求,保障了电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可视化

数字化电厂可以通过对现实进行虚拟,把电厂中的各类实体包括实体的特性用以三维立体等形式直观地呈现在用户面前,其表现形式还会随着时间和空间进行变化,建立用户的交互通道,使用户能够对电厂数字模型进行浏览、模拟、观察和计算,提高电厂设计和规划的效率,使电厂的设计和规划更加的方便快捷。此外,对电厂的设备运行、设备的维护和检修进行仿真模拟,能够有效地提高电力企业的工作效率。

结语

综上所述,建设数字化电厂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项工程中包含了多个方面,其构成非常复杂。建立数字化的电厂能够使电力企业具备先进的设计技术、管理技术以及控制技术,实现发电的数字化、智能化和透明化,将推动电力企业的快速发展,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数字经济相关概念篇4

目前,中国、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埃森哲等海内外知名咨询机构都在密切跟踪、研究和倡导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本质是“信息化”

早在上世纪互联网发展初期,美国商人唐・塔普斯科特就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数字经济》的著作里,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他被认为是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人之一。从字面上来说,数字经济就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这样的理解并不荒谬,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往往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难以分清,所以很多时候数字经济也长被作为“互联网经济”或“网络经济”。

而要说到网络经济,马云在中国绝对有发言权,在2015年的一次信息技术博览会的演讲上,他甚至表示:与其说这是数字经济,不如说是数据经济。因为数据传输的缘故,各种数字经济活动皆有可能。

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数字经济这一概念离不开一个关键词――信息化,实际上这也是数字经济的本质所在。信息化这一过程的发展涉及到了诸多高新技术产业:微电子产品、通信器材和设施、计算机硬件、网络设备的制造等。而它本身既可以自己进行制造业活动,同时还可以为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传统行业进行产业升级。

目前,数字经济已被写入了政府报告,同时还是众多互联网巨头企业们发展的重点。《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2020)》的背后,凸显的是发展理念的创新,是技术的进步,也是思维方式、商业模式、消费模式的革新。

“数字经济”的魅力何在?

或许你觉得数字经济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概念,但其实它已经影响了超过7亿的中国人了。数字内容产业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跟普通的民众结合最紧密的产业。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的4G甚至5G网络技术、直播、短视频、游戏、aR/VR都属于数字内容的范围。

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来看,数字内容产业还具有转方式、调结构、促消费、扩就业的作用。我们看的电影《大圣归来》、游戏《梦幻西游》及多个版本的电视剧就是在小说《西游记》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这种树开新花的现象就是培育新供给、新动力的表现。而电影《西游降魔篇》、《西游伏妖篇》更是带动了一波不同以往《西游记》价值观的认识何解读。

也就是说,数字经济功能的其中有一个就是迅速将具有相近世界观、价值观的受众聚集起来,并逐渐发展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对于年轻人也更易于接受和理解。

数字经济的魅力不止是在这种新型的互联网产业上,在传统的实体经济上也很有影响力。比如说,一个制造玩具的工厂可以通过数字经济找到好的渠道方式砣米约旱闹圃斐杀窘档停而卖玩具的人同样可以通过数字经济来扩充自己的销售渠道从而扩大销售量。

此外,通过数字经济的影响,国内海上风能的开发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风能转化率不仅变高了,上网电价也在逐年的降低。

2016年天猫双11全天的交易额达到1207.48亿元,同比增长速度为32.37%,这些巨大数字背后,是无数网民需求带来的商业契机。热气腾腾的网购发展,其背后显示的正是数字经济的力量。

数字经济相关概念篇5

德、英、美等国的学者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同样缺乏深入研究。由于他们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论述没有全面把握,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误解。本文仅对此作些剖析。

一、德国学者的上层建筑定义之缺陷

1998年,德国学者柯尔希纳、米夏利斯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是这样界说的:“上层建筑(nberbau):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这个词条指出上层建筑是“比喻性”名称,但从中可以看出词条编写者没有悉心研究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予的各种不同意义,以及这些不同意义之间曾发生过转变,因而导致他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出大杂烩式的说明且具有随意性。词条把马克思并没有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的文化、意识形态也列举其中,又根本忽略马克思曾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信用与虚拟资本这类内容,因而它貌似全面但实际存在缺陷。

其实,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时灵活多变、赋予它复杂多样的含义。这些含义主要有三种: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还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喻指思想、意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著作中则赋予“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柯尔希纳、米夏利斯的上层建筑定义中不仅未提及信用与虚拟资本方面的内容,也根本没有说明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只是将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等概念并列在一起,称它们是“比喻性的集合名称”。这显然失之笼统而缺乏精确。

只要具体分析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所喻指的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含义,就可以知道其缺陷何在。

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献中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思想、观念,他主要是借助这一概念去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揭示社会意识是超出社会存在之上的“上层建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市民社会这种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及其作用时,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上,即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意义上首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所指的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思想上层建筑”。他们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他们在该书中还有“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提法。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含义。他在分析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共和党人与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时写道:“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此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思想家从理论上构造上层建筑的角度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论及农民时,说在农民的“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

马克思更多的是在社会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或政治行为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这里引述一些典型的论述作为例证。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这里的“全部上层建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马克思在《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则是在“国家的政治形式”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的。在《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又有“国家全部上层建筑”的用法。他写道:“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也是用政治上层建筑概念喻指国家政权。针对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这样评论道:“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剩余劳动的性质时,也几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即国家从事非直接生产活动的部门。他写道:工人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也赋予了政治结构的意义,并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的提法。在正式公开发表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在作为阶级统治机器的国家政权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马克思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也是用于揭示社会的政治结构,尽管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将tiberbau译为“上部结构”,但该概念用于揭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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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政治结构的意义并不因此而改变。马克思是在谈及铁路发展的作用时写道:“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部结构”。

马克思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政治行为,是在《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中议论英国时政,其意义具体指的是“内阁的擅权”。其行文是:“摧毁它的上层建筑,即内阁的擅权”。此外,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使用了“法律的上层建筑”提法,其意思就是指继承权:“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既然它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

上层建筑概念用来喻指信用与虚拟资本、汇票等主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文章中。例如,马克思在《贸易和财政状况》一文中,在信贷与虚拟资本如银行券、债券类的意义上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他主要是引述伦敦的政府机关刊物《经济学家》的文字:“在这种资本的狭小基础上利用信贷建立起来的巨大上层建筑,不能不使人担忧。”马克思在摘录经济学家配第的《赋税论》时,其笔录中的上层建筑概念之意义与货币流通量有关。马克思摘引的配第的原话是:“我断定,这一点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第3篇中,马克思在研究“商人资本的周转。商业利润和一般利润率”时,也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一般说来,商人和银行家自己的资本只是据以建立起巨大的上层建筑物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中,引用上层建筑概念具体指汇票。他引述的是威·里瑟姆在《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中的话:“汇票这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由银行券和金的总额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马克思则是在信用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中,论及蒲鲁东主张建立无息信贷的银行并误解商品对货币的关系时,也是在信贷制度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说:“蒲鲁东发明‘无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banquedupeuple),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业绩’。……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

由上可见,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主要包含三种喻义: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对其所赋予的含义发生过转移变迁,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变化,显然,说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是不周全的,它在使用过程中也不只是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

二、德、英、美等国学者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的种种误解

柯尔希纳等人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的界说不周全表明德国学者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缺乏系统全面的阅读,因而对上层建筑概念的理论造成误解。

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存在误解甚至连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也不能免。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展开过讨论。但是该学派的学者并未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也未能用系统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只是片面地抓住马克思的某些论述做文章,他们在用社会实践的新发展来观照马克思的学说时走人了否定这一学说的境地。例如,尤尔根·哈贝马斯即用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现象来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界限。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一书中,哈贝马斯这样指出:“自19世纪的后二十五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原有格局;而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曾经以这种格局显示过自身的优点。于是,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论点——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的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diebasisideologie)实际上瓦解了。——社会的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它今天不再直接同生产关系,即同那种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私法制度相一致,以及同保障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般措施相适应。于是,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如果社会不再是‘独立的’——这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真正新的东西——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用自我调节的方法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不再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之中。”哈贝马斯在这里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他由此而出发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对上层建筑概念误解的情况在英国学者那里也同样存在。英国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并认为还存在“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英国学界自20世纪30-80年代,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层建筑能否与经济基础区分开来这类问题一直在进行争论,也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乔治·莱尔因(jorgelarrain)在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用专门章节讨论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并具体侧重“讨论意识形态与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莱尔因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传统的三维表现必须在意识的生产中得到检测。虽然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似乎限定在法律的政治的层面使用上层建筑概念,其他文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上层建筑概念则包括政治和意识两者。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三维表现想要表达的理念是社会意识形式不是自主的,它们不是来自于自身,其基础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然而“不难看到,三转贴于论文联盟

维性比喻的一些喻含意义有可能导致混乱,也确实引起与它想要说明的意义正好相抵捂。”在1986年出版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莱尔因对一些否定马克思“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的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他声称:对于“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他已在自己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中作过论述,现在有必要探讨一下“批评家们的观点”。莱尔因写道:“也许,对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的最常见的批评是,人们无法准确地把经济结构与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说明,如果不能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开来,那就不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普兰茨认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因此,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种对照意味着二者有明显的差异,(普兰茨,1971年,第42页)。海伯罗尔也认为,意识要素充满整个社会有机体,人们很难‘划定物质领域的界限’(海伯罗尔,1981年,第48页)。--莱夫坚持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总的说来,‘基础——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莱夫:《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61年,第172、174页);在费尔恩和阿克顿那里,可以看到同样的观点(费尔恩:《马克思的历史概念》,1939年,第101页;阿克顿:《时代的幻想》,1955年,第164—165、167页)”。从莱尔因所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提到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只不过否定的角度各有不同:有的学者是因为把上层建筑理解为社会意识,把经济基础理解为社会存在而得出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则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结构本身无法分离。不过,莱尔因接着指出英国学者科亨从两个方面反击了这些指责:“第一,他说明对基础和上层建筑作出区分是可能的,因为无需借助法律概念就可对经济结构作出规定;第二,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区分开来也是可能的,因为在社会存在的定义中,不包括思想要素的运用”。但莱尔因认为科亨“把意识从上层建筑中排除出去,确实消除了基础——上层建筑结构中的某些问题,但它并没有解决怎样认识意识的决定作用这一问题”。科亨的努力不是完全没有成功,“但收效甚微”。莱尔因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也没有系统研究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因而陷入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中难以自拔。

美国有些学者对上层建筑理论亦存在误解,一些对马克思的“世界观结构”理论持批判态度的美国学者更是否定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理论。例如,约翰·麦克莫策(johnmcmurtry)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大有问题,即它意含着技术型关系、所有权关系和市场关系。由于马克思在《(政治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那“‘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就会扫落在地”。如果说其中几种关系同时存在的话,这就模糊不清了,那马克思不是存心困惑我们就是存心欺骗我们。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最关键的范畴——生产关系——是一密码。当去解码时,马克思弃我们于‘混乱的地狱’。”从对生产关系的这种理解出发,麦克莫策进而指出:何谓“法律的政治上层建筑”也不清楚。一方面,这种上层建筑交叠于如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方式里,“即是说,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另一方面,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所有工序都受制于一些非技术类的规则和法律——这就不能认为这两者是可分开的。因法律一政治的上层建筑以某种方式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牵涉,这样马克思视它为一种明显的社会的因素就好像是在概念上变的戏法。”麦克莫策这里其实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可是由于他持反对马克思的立场,最后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说明,反而从他手中溜走了。

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弗·杰姆逊也是因为误解上层建筑理论而认为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经典式的区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不能令人满意。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这样指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分析和文化分析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这一理论属于十九世纪所特有的对意识的复杂性的研究成果,这一理论也许首先可以看成是弗洛伊德尔后所称的思想界的‘哥白尼式革命’的一个阶段。”但是,在社会自身发生改变的今天,“马克思经典式的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这种区分似乎可以将基础和上层建筑绝然分开”。

这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变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他们根本否定马克思的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概念则未免有失轻率。哈贝马斯等人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因为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社会不再是“独立的”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这种观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从系统观出发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并且只看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一面,没有看到上层建筑仍有独立发展的一面。无论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演化,也无论怎样因政治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而使政治形式多样化、网络化,但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地带仍然是可以确定的。上层建筑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子系统的地位永远不会从社会中消失或溶解于另一个子系统经济基础中。莱夫、普兰茨等人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因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等说法,其原因是未在政治结构意义上理解上层建筑,未仔细辨别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含义的转移变化;或受苏联理论界人士解释的影响,例如把社会意识置于上层建筑的核心或将其作为一种并列的上层建筑形式的影响,于是产生了莱尔因所说的那种理解困难。同样,杰姆逊也是因为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完全等同为上层建筑理论,才会产生“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的看法。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提法,会导致“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扫落在地”。他看到了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入生产力的实施之中,却从此出发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内在相关联的一面来否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区别的一面,可惜却得出了否定上层建筑理论的错误结论。

归结起来看,国外学者所谓难以划清上层建转贴于论文联盟

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界限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由于现代社会中政治的经济功能大大加强,作为国家政权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情况突出,导致他们否定上层建筑的独立存在。(2)由于对“观念的上层建筑”关注较多,又受苏联理论界尤其是斯大林有关上层建筑“定义”的影响,把社会意识看作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便产生了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难题。其实,这个所谓的难题只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系统方法即可解决。然而,这些学者在没有弄清问题本身的前提下去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并且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只能混淆问题而不可能解决重构的问题。

三、西方学者误解上层建筑概念的其他因素分析

百余年来,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中包含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或国家政权意义被学界引述、研究和争论,因为它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息息相关,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领域。这不仅是西方国家学界争论的问题,也是苏联和中国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争议不休的问题。这种情况,首先可从语言学寻找原因。考茨基在1927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明“造成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误解和解释”。“这种情况,一部分也许是由于马克思在这里使用比喻而引起的。比喻即使用得十分恰当,也永远是不完全的,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考茨基指出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的看法十分正确。

确实如考茨基所说,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已造成历史性误解。这也许是语言文字的本性使然。马克思在表述上层建筑时使用了灵活多变的话语,但他使用的是传统人工语言之一的字符语言(又称书面文字语言)。这种语言虽然能够突破时空定位限制进行表意传情,但它毕竟不是数学语言(如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式:e=mc2)或数码语言(数字和代码语言,如计算机语言)那样内涵精确、极度抽象并呈中性化、能够完全突破时一空定位的约束。传统字符语言虽然每一独立的意符及引申外延一经约定俗成其所指意义就明确无误,有一些能够长期保持不变,但也有许多有关人类社会的意符却会随时而变。这就会造成读者对作者的误解,尤其当读者面对那些超时空的书面文字语言时,这种误解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故此,当今天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著作时,由于存在巨大的时空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误读误解就在所难免。字符语言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仅带有情感色彩,而且还有比喻、隐喻、讽刺、影射、反语等非字面含义。如果读者与作者不处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中,或只按字面意义去进行理解,就不能准确把握作者在文字中的表意传情,准会发生误解。

当然,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没有全面、系统阅读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没有把握上层建筑的全部喻义。上层建筑概念包括信用和虚拟资本、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政治权力等含义,在争论中西方学者基本没有关注或涉及。从语言学角度说,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解释:信用与虚拟资本这些属于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金融学领域的内容最需要的是概念明晰、观点清楚,比喻性的说法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记载这些内容的文字虽然同样含藏于马克思著作中,以文本形式存在,但并没有进入理论界的视野,理论界和哲学界将它们似乎忘却了。至少,从当年马克思的追随者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到苏联、中国及东欧诸国的理论界和哲学界,再到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几乎没有人提及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中所包含的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内容。

上层建筑概念的多种含义表明,对马克思的每一次上层建筑概念具体使用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任意将其含义混淆或任意换用,也不能将其全部含义字典式地罗列起来,如不能因马克思用上层建筑喻指过信贷就把“信贷上层建筑”也列入上层建筑总概念。并且,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随着他思想的发展,他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更加确定地赋予了“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这表明,以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为界,马克思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和根本性的转移。也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深刻思想和巨大影响,理论界、哲学界更加关心它涉及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还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里,马克思的意思十分明朗: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同时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显然,上层建筑的含义在这里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和变化。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已经不是用来指称社会意识,而是用来指称与经济结构相对称的政治结构。并且,上层建筑含义由意识的规定向政治结构的规定转移、变化后,在马克思那里不断得到强化。1872年,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中更加明确地在“法律的政治的”结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在《资本论》(第1辑)第1卷第1章的第31个脚注中引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段话。但马克思在引用中作修改时不仅把直接引证变成间接引语,并且把“是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一语作了删改:“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普遍支配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一删改把上层建筑的规定变得简单、明白,“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一语删除后,社会意识形式不再被表述为一种独立的上层建筑形式与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并立或外在地结成一体的东西了。这同时为后人理解他的上层建筑概念意义重心的转移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

不像国外学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转贴于论文联盟

数字经济相关概念篇6

[关键词]房地产城镇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刚性需求

现阶段,受房地产市场巨大的经济利益推动,房地产经济呈现出持续走热的态势。这一现象同时也影响到了“房地产经济学”这一学术领域,将人口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也已经扩展到了房地产经济学领域,例如吴老二、刘婧(2007)的《人口迁移与房地产价格――以广东省为例》和王嘉慧(2007)的《谈人口因素对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以威海市为例》。

社会学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合流已是国内外社会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已不言而喻。同时,市场营销学也强调“市场=人口+购买力+购买欲望”,把人口因素作为市场细分的一个变量。因此,笔者试图探究人口因素(包括城镇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等)对房地产需求的影响。

一、城镇人口数量

城镇人口数量的变化包括两个方面: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即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的净值;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人口迁移),即迁入人口减去迁出人口的净值。这两方面的变化对房地产需求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差异。人口的自然增长并非对房地产产生现实的需求,而是二三十年后的潜在需求,因为新生婴儿既无购买住房的能力,也没购买住房的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生婴儿的增多会导致家庭的抚育成本增高,家庭的可随意支配收入减少,对住房的消费也随之减少。人口的机械增长则对房地产产生现实的需求,这些迁入人口绝大多数是靠购买住房来解决居住问题的。

数据来源:历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北京市统计局2004年、2005年、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笔者为了验证上述想法,收集了北京市1987年到200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将城镇人口数量与商品房需求之间的关系近似地表示为方程(1)所示:

Q=a0+b0p(1)

其中Q表示房地产需求,用商品房销售面积来衡量,p表示城镇人口数量,a0表示其它影响因素。根据数据资料用eXCLe进行回归分析,R2=0.8793049,说明城镇人口数量与商品房销售面积高度相关,当α=0.05时,F=131.1361291>Fα=4.49,说明城镇人口数量与商品房销售面积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为Q=3.6376p-2481.8。

另外,将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与销售面积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R2=0.242364245,说明人口自然增长率与销售面积之间的相关性较低。可见,城镇人口数量与房地产需求之间存在如此高的相关性,而影响城镇人口数量的其中一个因素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房地产需求的相关性却如此之低。由此推断,影响城镇人口数量的另一个因素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率,也即城市化的速度在显著影响着房地产的需求。

笔者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全国城乡人口比重的数据,以此来近似计算乡村人口城镇化速率,进而预测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对房市的影响。如果假设在所有年份城乡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都相等,那么可以近似地把某年乡村人口城镇化速率看作前一年到这一年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值。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相关资料计算整理。

从表中可以看出,1991年到1995年,一直保持在略高于0.5%的水平;1996年到2003年,一直维持在接近于1.5%的水平。笔者由此推断,乡村人口城镇化率在一段时间呈现出一定的“惯性”。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将保持在1.23%左右的水平,城市化在今后的五到十年内还将推动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二、人口结构

从年龄亚文化群来看,由于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在行为方式和消费需求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中国的总体人口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从而使得房地产刚性需求的主体缩小。然而,其中还有一种现象在改变这种需求的结构,那就是家庭人口结构由“金字塔”型向“倒金字塔”型的转变。在“金字塔”型的家庭人口结构下,家庭人口规模呈指数级增长,不断分解为一个个“核心家庭”,所需房屋的数量和面积不断增长,这就是传统的“分家”模式。在“倒金字塔”的家庭人口结构下,人口数量自上而下逐层减少。例如现在城市中的部分“三口之家”住进了上百平米的商品房中,若干年后随着儿子的娶媳或者女儿的出嫁,如此大面积的房屋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必然会产生部分“闲置”,而房屋的结构和设施却未必符合老年人的需求。因此在老年型社会就会产生大量的对诸如老年公寓之类的房屋的需求。

佛朗哥・莫迪利亚尼对经济学领域的巨大贡献――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预测人们在他们的收入相对于终身平均收入较高时进行储蓄,而在其收入相对于终身平均收入较低时进行负储蓄。一个人的储蓄随着青年、成年、壮年、老年经理一个由低到高再到低的过程。一个家庭的形成也随着家庭的形成、扩展和解体经历一个由低到高再到低的过程。因此随着人口的老化,老年家庭的增多,全社会储蓄总额有减少之势。预计本世纪40年代,中国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将到达全部人口的22%,劳动年龄的人口增速减缓,“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人口红利”带来了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前者的高位增长,为现阶段以住房、汽车为主的耐用品消费积蓄了充足的消费势能;而后者的不断提高,为建筑业和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动能。然而人口结构达到“拐点”,即抚养比率由下降转为上升后,就进入了“人口负债”期。中国的年龄结构存在着两个高峰,一个是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出生的人口,一个是80年代末出生的人口。特别是前者,再经过二三十年,他们即将步入老龄阶段,那时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发生一个大的转变。况且,中国在50年前大力提倡生育,而在30年前又采取了有力的计划生育措施,使得人口结构的转变从一个自发的过程转变为自觉的过程。因此这一转变一旦到来就不是循序渐进,而是极其迅猛的。高储蓄将逐步用于社会抚育成本,社会劳动生产率也会因为宏观劳动力的减少而减速增长,房地产的需求也将显著减少。

三、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

笔者斗胆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分为刚性需求和弹性需求。套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弹性需求指为了满足自身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产生的购买房屋的需求,这类需求通常受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会存在着需求收入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刚性需求指为了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而产生的购买房屋的需求,包括人因为时间和空间上的身份转换而产生的需求,通常不受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时间上的身份转换指人由未成年人变为成年人,并且随着结婚时代的到来,由父母眼中的“孩子”变为妻子(丈夫)眼中的丈夫(妻子)。中国传统的“分家”观念和过去一个时代家庭人口的“金字塔”结构,使得这种需求格外强烈。然而随着家庭人口结构朝“4-2-1”的“倒金字塔”结构发展,这种需求可能会有所减弱。

空间上的身份转换指人由一地迁出而迁往另一地。在当前中国,这一现象主要表现为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在城市中购房生存。

刚性需求的产生,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也带有中国文化根源的特殊性。众所周知,“房地产”的概念与“家”的概念密切相关。如果把“家”的概念分为三种,分别用英文表示成“family”、“home”、“house”。“family”,家庭,指家的组织概念;“home”,广义上的“家”,指家的精神概念;“house”指家的实体概念,与我们所说的“房地产”较为相近。在农耕文明中,由于人类的集体劳作和对土地、房屋的依附性,重视“家”的组织概念和实体概念,即“family”和“house”,这使得中国人有着较强的家庭责任感和对房屋的刚性需求。农业文明中形成的“务实”的观念,经常忽略家的精神概念“home”,即“家”对人的精神抚慰功能。而在游牧文明和工业文明中,由于人们的住所较为频繁地变动,情况则反之。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部分人士已经表现出对“家”的精神概念的追求,希望“family”的温馨和“house”的舒适能够抹去工作的疲劳和烦恼。

四、结论与建议

1.人口结构与城市化推动房地产发展

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是推动中国房地产发展的两台“马力发动机”,正如笔者前文所述的房地产刚性需求的两个方面:时间上的身份转换和空间上的身份转换。虽然从短期来看,人口的这两方面变化还将推动房地产业发展。但从中长期来看,乡村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已较前一时期有所减缓,并且不可能永无止境地发展下去;随着若干年后“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全社会储蓄率的降低会带来房地产价格的降低。因此,国民应该理性看待房市,警惕长期盲目投资房地产的行为。

2.经济适用房

房地产市场顽固的刚性需求似乎不受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国家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只能影响它的弹性需求。这也许就是现阶段利用金融和财政政策来调控房价未取到实质性效果的原因。“经济”的本意就是经世济民,为了满足普通市民对于房地产的刚性需求,政府也许应该加大力度建设经济适用房,把房地产需求的“基”给稳住。

3.舒适型用房

随着人们对“家”的精神概念的追求,住宅将从满足生存需要,实现向舒适型的转变。这就对房地产项目的建材、结构和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房地产开发商还应该在物业服务和社区文化等方面多下功夫,提供房屋核心产品以外的精神文化附加值。

参考文献:

[1]王永德王杜春:市场营销学[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5

[2]王嘉慧:谈人口因素对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以威海市为例[J].商场现代化.2007(7):236~237

[3]申斯:房产市场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4):50~51

[4]伊志宏:消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数字经济相关概念篇7

关键词:数字遗忘权;个人信息;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G209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郑文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100070

一、互联网已进入“记住成为常态”的时代

史黛西·施奈德(StacySnyder)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教师。2006年夏天,这位25岁的单身母亲已经完成了她的学业,并且对她未来的事业充满了期待。但是很快她的梦想破碎了。她心仪的学校明确告诉她,她被取消了当一名教师的资格,理由是,她的行为与一名教师不相称。她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说她不配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原来,多年以前,她曾经将自己一张戴着一顶海盗帽、举着塑料杯饮酒的照片放在mySpace她个人的主页上,并且取名为“喝醉的海盗”。她拍这张照片的本意是给朋友看的,也许只是搞怪而已。然而,在史黛西实习的那所大学里,一位过度热心的教师发现了这张照片,并上报给校方,校方认为网上的这张照片不符合教师职业,因为学生可能会因看到教师喝酒的照片而受到不良影响。史黛西向学校承诺将这张图片从网上删除,然而为时已晚一一她的个人主页早已被搜索引擎编录,而照片已经被网络爬虫(webcrawler)程序存档了。互联网记住了史黛西想要忘记的东西。

这个故事记载在2009年出版的名为《删除一一数字时代里遗忘的美德》(Delete.theVirtueofForgettingintheDigitalage)一书中,该书由被誉为“大数据时代的预言家”,现任英国牛津大学网络学院教授的维克托·迈耶一肖恩伯格(Viktormayer-Schonberger)所著。作者认为,史黛西的经历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由于数字技术和全球网络的发展,人类记忆与遗忘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遗忘变成了例外,记住成了常态。如何理解互联网时代“记住成为常态”这一观点呢?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记忆史。自人类早期开始,我们就已经尝试记住并保存我们的知识,将其存入我们的记忆中,同时我们也发明了众多的工具,如语言、文本、媒体、介质来帮助我们的记忆。但遗忘是人类的天性,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遗忘始终比记忆更简单,成本也更低,遗忘一直是常态,而记忆才是例外。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借助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遗忘变成了例外,而记忆却成了常态。维克托认为,这一转变是由数字化(digitization)、廉价存储介质(cheapstorage)、易于提取(easyretrieval)、全球联网(globalreach)四大驱动器造就的。

数字化技术是通过在信号的产生、处理、传递、记录或接收过程中所使用的信息是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编码,在需要时可以还原成文字、数值、图形、图像、声音等形式再现原来信息的技术。广泛的数字化让越来越多的信息被转化为一种常见的二进制代码的数字信息。数字信息和传统的模拟信息比较,具有无噪声、可标准化储存、易传播的特征,数字化记忆不仅增加了人类记忆的规模,还促进了记忆的全球共享。数据存储技术,如纳米技术的发展,不仅增加了计算机的存储能力,也使存储介质的价格大大降低,保存数字信息已经不仅变得可以负担得起,而且往往比选择性地删除一些信息所耗费的时间成本更低,这为互联网记住人的所有信息提供了空间。

“记住”不只是将信息存人存储器,它还包括日后能随意又轻松地提取那些信息的能力。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很清楚从我们大脑的长时间记忆中获取信息是多么地困难。外部的模拟记忆,如书籍,承载了大量的信息,但是要在书中找到特定的某一项信息则既困难又费时。因而,现实中大量存储起来的信息如无法轻松提取,跟被遗忘没什么区别。相比而言,从数字存储器中提取信息则既快捷又便宜:在搜索框里输入几个关键词,点击一下鼠标,几秒钟就能搜索到你需要的信息。简便的提取工具使得我们能够史无前例地利用我们巨大的数字信息资源。廉价的存储器和易于提取的特征使数字化记忆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这个工具扩展了人类能够记住的信息。然而,要想获取这些存储信息还得去该信息的所在地。全球性的数字网络消除了地理距离的限制,通过快速而又廉价的数字网络实现了全球联网,这已经不仅使得远程访问这些信息资源成为可能,而且促进了创造、再创造和共享的文化。

数字化、廉价存储介质、易于提取、全球联网实现了记忆与遗忘的反转,使记住成为常态。记住成为常态意味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记住了每个人的所有信息。我们每天的生活离不开刷微博、收发电子邮件、逛社交网站、网络购物、浏览新闻、搜索信息,这些行为都会在互联网上留下痕迹,被互联网记住。

二、“数字遗忘权”的产生与基本含义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数字化记忆在克服生物性遗忘的约束和人类记忆的局限,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却也给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当记住成为常态,遗忘成为例外时,互联网记住了你所有的数字足迹(digitalfootprint),数字化记忆所具有的可访问性、持久性、全面性特征,会使个人失去对自己所有的个人信息的控制能力。因为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大量的个人信息被保存在互联网上,对个人信息的访问成为可能,即使未经信息持有人同意或信息持有人未知情的情况下,这种访问仍可能会发生,比如你在亚马逊网站上购买苹果电脑,你在网站上注册的个人信息可能在你未知情的情形下被提供给第三方,如苹果公司、某大型超市或某广告公司。再加上数字记忆的持久性特征,他人可以访问存储在日积月累的个人不同数据库中的个人信息。当个人意识到自己可能会丧失对自己所有的个人信息的控制时,其所做的更多的是自我审查。当史黛西意识到除了她的朋友能访问到她的个人网页,看到她的照片,其他人也可以看到时,她应该自我审查一下,如果她知道她的个人主页可能被搜索引擎编录,照片可能被网络爬虫程序存档,她就会更加谨慎。记住成为常态,个人失去对信息的控制能力,其结果是个人信息泄漏成为常态而非例外,人类如同住进数字“圆形监狱”——每个人都不知道谁在监视自己,但他必须假定他被所有人所监视。

此外,当记住成为常态时,互联网记住了我们所有的过去,这可能使我们面临太多的过往信息。通过触发我们对自己原以为早巳忘记的事件的回忆,数字化记忆有能力用相矛盾的记忆让我们困惑,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或者犹豫不决从而无法采取行动。我们可能会不再信任自己的记忆,进而不信任自己所记住的过去,并且用人造的过去而非客观的过去替代它。这不是我们的过去,也不是其他人的过去;它是一种从数字化记忆存储的有限信息中,重构出的人造过去,一种缺乏时间线索、完全扭曲的拼图,而且可能会同时被它所包含和不包含的东西所篡改。因而,“完整的数字化记忆会摧毁历史,损害我们的判断力和我们及时行事的能力。”

如何解决数字化记忆所带来的这些负面效应呢?维克托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在数字时代通过给信息设置有效期限,重新引入遗忘的概念,将默认状态从永久保存信息调回到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后删除它,即让“遗忘回归常态”。从权利的角度来说,这就是所谓的数字遗忘权(righttobeforgotten)。

数字遗忘权虽然由维克托最早提出,但他在其著述中并没有做过多的阐述,甚至没有给出明确定义。但维克托在本书中隐含的基本观点,即赋予每个人数字遗忘权可以解决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发展给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带来的难题,无疑给身处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困境的西方国家政府提供一个崭新的思路,因而引起西方学界、媒体与政府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西方学者一致认为,“righttoheforgotten'’(数字遗忘权)虽然由维克托首先提出,但它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权利。数字遗忘权的英文表述为“righttobeforgotten”,也有人使用“righttooblivion”、“righttodelete”、“righttoerasure”甚至“righttoforget”。这项权利源于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法律概念“ledroital’oubli”或意大利的法律概念“dirittoall'oblio”,当时对应的英文为“righttooblivion(遗忘权)”,原意是指对过往生活中不再发生的事件保持沉默的权利(therighttosilenceonpasteventsinlifethatarenolongeroccurring)。遗忘权(ledroital’oubli)早期常用于刑法中,用来指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在其刑期执行完毕之后,有权利要求他人不公开自己的犯罪记录,其背后的法理在于一旦罪犯经过了改造,其就应该享有权利让自己的名誉免于犯罪记录公开的损害。刑法中规定这样的制度,目的是想通过赋予那些有过犯罪(特别是轻微的犯罪或青少年犯罪)记录的人此种权利,使得保留在官方的犯罪记录永运都不会公开,从而起到给那些有过犯罪记录的人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权(ledroital’oubli)的权利主体开始由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延伸到那些短暂成为公众聚焦点的人。通过赋予遗忘权,这些人能够在自己不再是公众聚焦点的一段时间后摆脱不必要的关注。当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这个“谷歌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youarewhatGooglesaysyouare)”的时代时,遗忘权(1edroital’ouhli)的权利主体已由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和短暂成为公众聚焦点的人延伸到所有人,传统的遗忘权(ledroital’oubli)过渡到数字遗忘权(righttobeforgotten)。从数字遗忘权产生的过程可以看出,数字遗忘权由传统遗忘权发展而来,并表现出与传统遗忘权不同的特点,但这些特点是什么呢?这涉及到数字遗忘权概念的界定问题。西方学者对此做了有益的探讨和深入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数字遗忘权是自然人享有的要求他人在一定时间后删除关涉自己信息的权利。另有学者认为,数字遗忘权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历史上的遗忘权droital’oubli,即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在其刑期执行完毕之后,有权利要求他人不公开自己的犯罪记录;二是指删除权(righttoerasure),即数据主体(datasubject)享有的删除自己被动泄漏的信息的权利。还有学者认为,数字遗忘权包括三层含义:最主要的含义是指一种要求他人及时删除关涉自己信息的权利;其二,是指一种向社会主张“清白历史(cleanslate)”的请求,即过时的负面信息不应该被用来针对请求人;其三,是指一种不受限制地随时随地表达而不用担心后果的个人权益。这三种含义之间并非相互排斥。欧盟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提出了关于数字遗忘权的工作定义(workingdefinition),包括两个方面:单个人在不侵犯自由表达(显然也包括新闻表达、艺术表达和文学表达)情况下享有的要求他人从网站上删除其个人信息的权利;网站经营者必须从自己的服务器上立即删除侵权信息,同时尽最大努力删除第三方服务器上的侵权信息。

上述西方学者和欧盟对数字遗忘权概念的界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且至今也没有达成一致,但无疑为我们认识、理解与准确界定数字遗忘权概念提供了借鉴。笔者认为,任何概念的界定都应该反映事物的基本属性和本质特征。数字遗忘权的基本属性和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计算机、信息技术与传统遗忘权和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相互作用之中,也就是说数字遗忘权概念的界定应该反映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发展对传统遗忘权的影响,以及对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带来的挑战。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传统遗忘权权利主体的适用范围,即由原来仅适用于有犯罪记录的人扩大到所有人,也使传统遗忘权的权利客体由原来的犯罪记录扩大到所有的网络个人信息;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发展对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带来的最大挑战莫过于互联网记住了所有人的个人信息,无处不在的社交网站、云计算、定位服务以及智能卡(smartcards)记录下了人的所有数字足迹(digitalfootprint)。

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将数字遗忘权作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数字遗忘权仅指数字或互联网时代的遗忘权,是数据主体享有的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关涉自己的个人信息,以防止其进一步传播的权利。狭义的数字遗忘权等同于删除权,是为了应对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互联网记住了所有人的所有数字信息,遗忘变得不可能,从而可能会损害个人信息、隐私与尊严的后果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广义的数字遗忘权则包括传统的遗忘权和狭义的数字遗忘权。

三、“数字遗忘权”的提出对中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意义

首先,数字遗忘权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推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尽快出台。数字遗忘权概念的提出是西方国家应对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出挑战的结果。为了应对这一挑战,2012年1月25日,在维克托提出数字遗忘权概念两年多之后,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欧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个人数据处理和自由流动的保护规则》(简称《数据保护一般规则》)的建议书。其中,《数据保护一般规则》第17条明确规定了数字遗忘权(righttobeforgotten)。欧盟成员国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欧盟一样,在本国的相关立法中也承认了该权利。美国学者对欧盟的做法,虽然表示反对,但奥巴马政府还是在欧盟公布建议书不久的2012年2月13日,公布了《互联网世界消费者数据隐私:全球数字经济隐私保护与促进革新框架书》(ConsumerDataprivacvinanetworkedworld:aFrameworkforprotectingprivacyandpromotinginnovationintheGlobalDigitaleconomy),其中包括《消费者隐私权利法案》(theConsumerprivacyBillofRights)。该法案中规定了和数字遗忘权相近的概念。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没有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更谈不上应对飞速发展的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挑战,这种状况会对个人信息保护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数字遗忘权概念的提出无疑大大增加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的迫切性。

数字经济相关概念篇8

 

一、高等教育资源投入的概念

 

(一)高等教育资源投入的概念

 

正确理解高等教育资源投人的概念是界定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概念的前提。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是将各种资源投入到高等教育系统中,用于高等教育事业,以期所投人的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尽量满足社会各方面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以求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本定义中的“系统”既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系统”,又可以理解为狭义的“系统”,即与高等教育有关的活动所构成的体系;各种资源既包括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包括从事该项活动的时间、空间和信息;既包括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制度、文化、理念,又包括对该活动有影响的经验、模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等。“投人”可理解为“配置”与“投放”。

 

(二)对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概念的分析

 

对以上所给出的高等教育资源投人的概念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投人的标的是“各种资源”,各种资源即无论是按哪种分类的资源,一旦投人到高等教育事业,被用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那么各种资源就成为了高等教育资源。

 

2.投入的用途是“用于高等教育事业”。

 

3.投人的结果即产出是“社会各方面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产品”,这是高等教育系统自身的目标。高等教育产品包括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力资源、科学研究成果和科学技术服务。

 

4.投入的最终目的是“以求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这是高等教育系统在达到自身目标的同时,进一步实现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资源环境系统的协调、持续、健康发展,也是对高等教育资源投人进行评价的标准,即高等教育资源投人达到的效果。

 

5.通过对“以期所投入的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进行分析,还可以得出这样结论:高等教育资源投入,以追求效率、最大限度节约资源,即以最少的投人求得最多的产出。

 

二、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的概念

 

(一)效益的概念

 

《汉字源流字典》中对“效”和“益”字的解释:“效”字是会意兼形声字。甲骨文从支(表操作),从交(交叉腿之人),会人模[演变]效,本义指仿效,引申指献出力量;“益”字是会意字。甲骨文从皿(盆),上为水,会水流出盆外之意。表示增加;《当代汉语词典》对“效益”的解释是“效果和利益”;《投资大辞典》对“效益”的解释是:指劳动(包括物化劳动与活劳动,下同)占用、劳动消耗与获得的劳动成果之间的比较。劳动成果的价值超过了劳动占用和劳动消耗的代价,其差额为正效益,即产出多于投人,反之,则为负效益。借鉴词典中的解释,本文认为“效益”表示既有效率又有效果(有好的结果)之意。

 

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对效率概念的界定:效率(efficiency)是指有用功率对驱动功率的比值。效率也分为很多种,比如机械效率(mechanicalefficiency)、热效率(thermalefficiency)等。可见,效率概念来源于自然科学,由于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研究的需要,效率一词被引人社会科学,被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求产出数量上最大。相对于人的愿望和需要,或者是相对于给定投入和技术的条件下,经济资源没有浪费,或对经济资源做了能带来最大可能性的满足程度的利用,也是配置效率(allocativeefficiency)的一个简化表达。由于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就一项经济活动而言,更重要的是最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对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就是效率高,相反,就是效率低下,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经济学中最优效率是指“帕累托最优”状态下的资源利用率,即在不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一项经济活动不会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则该项经济活动就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管理学中,效率是指在特定时间内,组织的产出与各种投人之间的比率关系。从数量上看,效率与投人成反比,与产出成正比。效率是以节约或充分利用来约束投人,是对产出数量上的追求。从价值理论上看,效率是指商品的价值。高等教育资源投人的效率其实质就是追求产出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更多的科研成果,更多的科技服务。高等教育是现代人类社会的重要实践活动,因此,关注与追求效率,一直是人们从事髙等教育活动时自觉或不自觉的价值取向。

 

效果是指人们对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满意度的评价,是人们对产出品质的要求。人们对高等教育产品使用价值的需要,就是高等教育产出的人力资源是否有创造价值的潜力,科研成果是否能够转化为强劲的现实生产力,教育服务是否能够达到人们对其需求满意度,所有这些高等教育产品是否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是否能够给社会的文化、经济及人类自身发展有益的各个方面带来好处,是对高等教育产品质的要求。

 

(二)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的概念

 

根据以上分析,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的概念即为:在一定时期内给定的高等教育资源投人到高等教育系统,并在给定技术条件下通过高等教育活动,产出的效率及效果。高等教育资源投人微观效益是指高等教育微观系统在一定时期内给定投人和技术条件下通过高等教育活动,产出的效率及效果。高等教育资源投入宏观效益是指高等教育宏观系统在一定时期内给定投人和技术条件下通过高等教育活动,产出的效率及效果。高等教育资源投人微观效益与高等教育资源投人宏观效益是相对而言的。

 

三、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特征分析

 

(一)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的本质特征

 

1.任何资源都是数和量的统一,高等教育投人的是资源,产出也是资源。因此,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包括数量的效率和质量的效果两方面的内涵。

 

2.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是受教育者即高等教育资源投入客体内在能量的储存。它的表现是含蓄的、隐形的,不像物质生产领域所创造的效益那样具有显性。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释放它的巨大能量。对个人而言,经过高等教育消费后,自身增长了知识和技能,获得了在社会中的竞争力,并大大提高了就业几率,具备了获得更高报酬的可能;对企业而言,由于劳动者素质的普遍提高,将使企业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对整个国家而言,既培养出了一定数量及质量的高级人才,也提高了国民素质,增强了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3.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是资源的转换和增殖。它是通过高等教育活动,将各种资源转换为人力资源。准确地说是通过高等教育资源投入能够使受教者提高其人力资源中的智力资源层次,形成人力资本。人力资源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不断运用所学知识,会在原来学习知识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形成更多的知识和技能等智力资源,实现了资源的转换和增殖。

 

4.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的依附性。高等教育投资使受教者提高的能力依附于受教者人体之上,即人力资源是体力资源和智力资源的统一,智力资源必须通过体力资源的劳动,才能产生效益。不具有独立产生效益的能力。因此具有依附性。

 

5.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的滞后性。对高等教育资源投人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条件,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只有投人到社会工作中,才能发挥其工作能力,而且必须专业对口,其效益才能得到最大验证。

 

6.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的长效性。由于高等教育资源投入的成果一是智力提高的劳动者,二是科研成果。这两种产出的潜能可以在很长的时间内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投资者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益,其时间长短取决于受教者的寿命与健康状况。因此,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具有长效性特点。如果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不断提高,劳动者延续的劳动时间还会有所增加。接受教育的劳动者给自身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短期内是有限的,而从长远角度看会在长时间内持续产生,其创造效益或价值是非常可观的。

 

7.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的间接性。高等教育资源投人的直接成果是产出的人力资源的智力层次得到提高,只有当这些人力资源投人到生产领域或实践活动中,才能使其智力资源与生产资料资源相结合,产出新的产品资源,经过市场交换,在收人中得到补偿和实现价值。可见,其效益的实现具有间接性。

 

8.高等教育的职能特征包括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因此,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包含培养人才的效益、科学研究的效益和服务社会的效益。

 

9.高等教育的功能分为基本功能和社会功能(衍生功能)。就功能而言,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包含系统内部效益和系统外部效益。基本功能由高等教育的内部结构所决定,社会功能由教育与社会的结构所决定。基本功能是育人的功能,社会功能是包括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人口功能。政治功能包括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及促进政治发展;经济功能包括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发展科技促进经济发展,通过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完善,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就高等教育的功能而言,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包括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效益和高等教育系统外部效益。外部效益即高等教育系统对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及资源环境系统产生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则反映了人们对教育投资活动预期要达到目的的实现程度,是对高等教育投资的规划、决策及实施、回收情况进行检验和评价,用以说明对高等教育投资活动的优化或是失误的尺度。社会效益则又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效益,包括促进思想政治建设的效益;促进社会道德的效益和国民意识的效益;促进整个教育发展的效益;促进社会积累科学文化知识的效益。另一方面是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的效益,包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益;促进国民收入增长的效益;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效益。

 

(二)基于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的本质特征提出的相关理论

 

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的诸多本质特征并不是孤立的,是相互关联的,具有多面性的特点。这些多面的本质特征正是一些教育经济理论的提出的基础。

 

1.区域竞争力理论。区域竞争力主要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综合竞争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区域内各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过程中所形成并表现出来的一种争夺资源或市场的综合能力。以高等教育资源投人为源泉的“国民素质与科学技术”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2.非均衡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及其渐进停滞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以高等教育资源投人带来“产业结构更新”方面的效益是实现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的动力。

 

3.新增长理论。保罗罗默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作用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等新问题的研究。这一理论正是“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能量的储存性、表现得含蓄性、通过实践活动巨大能量的释放性”等特征。因此,高等教育资源科学投人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4.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理论。潘懋元认为教育有两条基本规律,外部关系规律和内部关系规律,两条规律密切关联,相互作用。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是指教育自身的规律,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是指教育同社会的关系规律,它是针对教育内部关系规律而言的,“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认为教育在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约的同时,要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服务;高校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紧密相联;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技术优势与技术市场的匹配,专业设置与行业变化等都与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息息相关。高校遵循教育外部关系规律,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表现为义不容辞地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是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职能特征与功能特征所决定的。

 

5.教育资源配置理论。国家、民间和个人是高等教育资源投人的三种主体形式,而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和投人主体的收人状况是决定高等教育需求的两个基本因素。投入主体如何对高等教育资源组织投人,包括投人量的多少,投入的方向、投人的各种资源的比例结构等,这正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内容。

 

以上对髙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概念的界定和特征分析给我们的启示是:对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的评价不能仅限单一方面、单一方法。就其包含数量的效率与质量的效果这一双重内涵而言,对高等教育资源资源投人效益的评价要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就能量的存储性、资源的转换和增殖性而言,我们要重视高等教育资源投人的重大意义;就依附性而言,我们要尊重和爱护高等教育人力资源;就长效性和滞后性而言,对高等教育资源的投入不能急功近利,要放眼未来。就职能而言,包括对培养人才效益的评价、科学研究效益的评价和服务社会效益的评价;就功能而言,包括内部效益的评价和外部效益的评价。

 

参考文献:

 

[1]陆家骝,林晓洁.经济资源的重新定义与现代经济增长[J].华南金融研究,2000(02).

 

[2]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m].香港:华夏出版社,2003(01).

 

[3]莫衡,等.当代汉语词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4]黄汉江.投资大辞典[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

 

[5]陈家洪.高等教育投资效益的综合评价[J].统计与决策,2006(09).

数字经济相关概念篇9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理论;教学方法

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是经管类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如何把这门课教好学好,让学生真正掌握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对学生以后进一步的学习至关重要。西方经济学是对西方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运用大量图形、表格、数据、数学公式以及经济学专业术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感到抽象、枯燥难懂并难以掌握。通过几年的教学工作,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的总结,并结合与其他相关老师的交流,提出在讲授该门课程中的一些体会和心得。

一、深入理解概念和理论

西方经济学是经管类学生在大学期间较早接触的经济类课程之一,其中的很多理论甚至概念都是初次碰到。对于这些理论,不能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而是要理解,这是关键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很多同学认为它与其它一些纯粹文科课程一样,通常背背其中的内容就可以。但是这样下来,往往很快就忘记了。在每个学期的讲课过程中,总会有同学反映,很多概念自己能听得懂和看得懂,但是题目做不出来。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些知识真正转化为自己理解的东西。比如,在微观经济学第一章的需求部分,有两个概念需求的变动和需求量的变动。需求的变动指的是由商品本身价格之外的其它因素的变化,带来的对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化;而需求量的变动指的是由于价格变化引起的对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化。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引起变化的原因却有本质差异。在做一些题目,很多学生无法正确区分它们。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对概念的解释,力争让每个同学都能理解并接受。同时,在课堂上及时讲解相关的一些题目,通过这种方式让同学感受如何把概念所描述的内容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巩固对概念的理解。

二、适当地采用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将学生带入典型案例的特征事件中,从而进行案例的分析。通过学生的思考,进一步提高他们分析和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能有效地体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思考方法,是如何来分析具体问题的。它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对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的经济学功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1.案例的选择要从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

如果在刚开始的阶段就选择比较复杂的案例讲解,教师需要解释很多相关概念和理论,而学生听起来也会比较吃力,容易使学生产生烦躁的感觉,反而会影响教学效果。

2.要正确处理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关系

在经济学教学中,理论的学习在课堂中仍占主要地位。如果教学过程过多强调以案例为主,会造成学生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理解比较到位,但知识的掌握缺乏系统性。案例教学作为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有益补充,可以起到传统教学很多起不到的作用。

3.与实际相结合

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等背景紧密相关的。在此方面,我国的情况与它们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一方面要引用西方国家的现有案例,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洋为中用。另一方面,也需要收集以我国经济发展为背景的本土经济学的成熟案例,更多地关注我们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这样,才能较好地将经济学原理与我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

三、经济模型的使用

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通过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其中,图形就是一种常见的使用方式。与数学方程以及文字对相关理论的描述一样,图形也是表达模型思想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在日常的教学中,很多同学对于教材中大量出现的图形感到恐惧,不愿意进一步随着教师的分析思路走下去。比如在宏观经济学中,在分析产品般均衡并推导iS曲线时,如果从数学表达式来推导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当把这个过程用图形来表达时,很多同学觉得不好理解。对于这些图形,只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数学知识,比如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导数的概念,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当然,还需要同学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因为这门课实际上研究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的,尤其在图形中大多数是使用英文符合来表示。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后,接下来的就是如何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来读懂图形。教材中的大部分图形是在二维坐标上表示的,需要知道坐标的两个轴分别代表什么,哪个是自变量,哪个是因变量。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颠倒了,则结果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只有从图形的演变过程中深入理解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对基本的经济理论有深刻的掌握。最后,在掌握了相关经济理论后,需要把现实的经济现象及经济问题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需要把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用理论来解释我们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这才是我们学习经济学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刘越.提高西方经济学本科课程教学效果的路径——兼论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J].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12(3):19-25.

[2]乔洪武,郭亮,叶雨晴.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经济伦理教育[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79-84.

数字经济相关概念篇10

[关键词]网络词汇;生成机制;概念隐喻;双域跨域映射

网络词汇是指伴随网络产生的社会语言符号形式。网络词汇最初是因网络得名,但现在已经不仅仅用于网上,而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词汇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交流需求而出现的,那么其生成机制如何?探究这种新的语言现象的生成机制,对于我们认识语言发展变化的规律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本文拟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原理,探究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跨域映射规则,分析、探讨此问题。

“语言最具灵活性和创新性的方面就是隐喻。”[1](p.1)著名语言学家Cruse亦认为“隐喻是一种跨概念域关系,这种关系通过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所具有的某方面的相似或相通之处而建立起来。”[2](p.31)也就是说,概念隐喻现象的产生要具备三个条件:始源域、目标域和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新词、新语的产生很大程度上都是概念跨域映射的结果,概念隐喻不是随意产生的,而是根植于我们的经验。概念隐喻就是人们将熟悉的始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相对模糊的目标域之上,通过始源域的结构或特点来构建和理解目标域。人们总是以与自身生活最密切、概念认知中最熟悉的概念来映射与自身生活不是那么密切、或后出现的事物,并将之概念化。比如“山头”这一概念的形成,就是始源域“人头”映射到目标域“山的最顶端”,由于二者外部特征存在某种相似之处,随之概念化为“山头”。这样建立起来的隐喻映射一旦为多数语言使用者所接受,就会反过来将自身的结构附加于现实生活之上,从而通过各种方式被实现。接下来,我们运用概念隐喻的原理来探究网络词汇的生成机制。

网络词汇最初是网民在网络平台上为了表达生动鲜明、提高时效、凸显情感、彰显个性而创造的一种新的语言形式,其来源广,涵盖面宽,义项丰富。网络词汇所表达的内容和表现方式具有简洁化、多样化、生动化的特点。运用概念隐喻原理,探究网络词汇的生成机制,我们发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

一、音韵跨域映射

利用始源域和目标域中两类主体音韵的相似性,通过始源域向目标域进行音韵的跨域映射,在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构建某种关联性。

(一)合音词汇的音韵跨域映射

合音词汇的音韵跨域映射是指始源域词语快速连读形成的音韵跨域映射到目标域,在目标域形成新的合音词汇。例如“这样子”快速连读形成的音韵跨域映射在目标域之中形成了与之具有相似音韵节奏特点的词语“酱紫”,目标域词语“酱紫”本不具有任何含义,看似与始源域词语“这样子”一词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利用合音跨域映射规则,在目标域“酱紫”和始源域“这样子”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因而赋予了“酱紫”以始源域“这样子”的语义,同时又彰显了网络词汇使用者俏皮、诙谐的个性。再如始源域词语“不要”与目标域“表”看似属于不同认知领域的两个毫无关联的概念,而从合音词汇跨域映射的视角出发,“不要”一词连读和“表”具有音韵相似性,从而在这种合音跨域映射的规则下,搭建内在关联。无论始源域的“这样子”“不要”还是目标域的“酱紫”“表”都是利用了合音跨域映射的规则,构建起始源域和目标域的内在关联性,实现了概念的跨域映射。通过合音词汇的跨域映射,“酱紫”、“表”等网络词汇既表达了始源语词汇的含义,又彰显了网络词汇使用者张扬的个性。

(二)数字音韵的跨域映射

数字音韵映射指利用始源域数字与目标域主体的音韵相似性,实现概念的跨域映射。如94(就是),521(我爱你),886(拜拜咯),7456(气死我了),1314(一生一世)555(哭)等。从数学角度分析:以上例子外在特征均为数字符号,并无过多的实际意义;从概念隐喻角度探析会发现:始源域的这些数字映射形成的目标域的词汇符合音韵跨域映射的规则,即利用始源域中这些数字的音韵外在特征映射到目标域的网络词汇中,构建起内在意义关联性,从而在目标域中赋予其新的含义,以最简化的方式扼要的表达出主要思想和意义。数字音韵映射生成的网络词汇,表达具有经济节约的特点,使交流更加直接便捷,更容易实现网络词汇交流的功能。

(三)字母的音韵跨域映射

字母的音韵跨域映射指利用始源域的发音与目标域字母发音方面的音韵相似性,在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构建意义的内在关联性。如“isee”在网络词汇中大多都被“iC”来替代。在社交媒体上,语言所有者将始源域“isee”的发音映射到了目标域“iC”之上,同时也实现了语义的映射,使得本来没有任何含义的“iC”具有了“isee”的语义功能。而“iC”较“isee”表达更简洁、简单,具有提高时效的效果。再如单词“You”在网络词汇中常被字母“U”替代,作为目标域字母“U”和始源域的单词“You”本属于不同类的认知事物,且目标域的字母“U”的外在特征并无实际含义。但从隐喻思维角度出发:利用音韵相似的特征,始源域单词“You”向目标域字母“U”实现了音韵跨域映射,同时也实现了始源域向目标域的语义映射,构建起目标域中的“U”和始源域的“You”之间的内外联系,使没有实际含义的字母“U”具有了“You”的语义功能,实现两域事物的跨域联系。同时“U”较“You”表达更加直接简洁经济,表达效果更加生动活泼。

(四)字母和数字组合的音韵跨域映射

字母和数字组合的音韵跨域映射指利用始源域事物与目标域数字和字母搭配的音韵相似性,构建始源域与目标域中认知事物间的内在联系。“facetoface”网络上通常用“F2F”来表示。从表层意义来看,目标域“F2F”只是数字和字母的组合,并无实际的含义。但通过跨域映射,语言使用者赋予了“F2F”以明确的含义。从隐喻思维的角度来分析,目标域“F2F”和始源域“facetoface”具有音韵的相似性,对这种外在特征和内在含义进行有机关联,实现跨域映射,在始源域和目标域不同的事物间搭建起认知桥梁。这种利用字母和数字音韵映射的网络词汇是为了使用简洁、避免冗杂,提高交流的时效。

二、意义跨域映射

基于始源域和目标域内在含义的相似性,可构建意义映射的联系,利用始源域的概念组织目标域的概念,使目标受喻体的内在特征显化,实现深层概念的认知映射。意义跨域映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具化式意义的跨域映射,一类是抽象式意义跨域映射。

(一)具化式意义的跨域映射

具化式意义的跨域映射指将始源域施喻体的意义特征跨域映射到目标域受喻体上,使受喻体的特征具体化、外在化,进而实现认知概念跨域映射的目的。例如在网络论坛中,称大量掷帖为“盖楼”,争抢第一个评论帖子的读者被称作“抢一楼沙发”,第二个回帖被称作“抢二楼椅子”,对帖子批评被称作“拍砖”。从其表面词意着眼,这些网络词汇“盖楼”“抢一楼沙发”“抢二楼椅子”“拍砖”和其在论坛中的意义大相径庭,完全属于不同认知领域的事物,而从概念隐喻的角度分析,这些网络词汇是意义是从始源域主体映射到目标域主体上,即两类不同域认知事物意义关联性的映射,所修饰的主体发生概念性的转移。论坛的特征和我们的“楼房”具有某种相似性,论坛跟帖回复和楼房的层级性构造具有相似性,从其所具有的结构相似性出发,构建词汇间的意义关联,使目标域的论坛,掷帖,网友回复评论等抽象含义和内在特征具象化、外在化。

(二)抽象式意义跨域映射

抽象式意义跨域映射指利用始源域的抽象含义或概念以及外在特征跨域隐喻映射目标域中具有相似特征的主体。“晒”本指把物体袒露在阳光下晒干,但语言使用者可将其语义抽象为“公开、公布”等。所以网络词汇“晒工资、晒福利、晒幸福”等中的“晒”即始源域“晒”之含义抽象化之后映射到目标域的结果。再如“妈”一词本指已婚生子的中年妇女,进而“妈”的意义被抽象为具有某种明显特点的已婚生子的女性群体。如始源域“妈”一词映射在目标域中抽象化之后生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对孩子实施高压政策,强求孩子按照自己的要求发展外在特征的群体“虎妈”;还有把始源域“妈”的含义抽象为具有身材火辣个性十足准妈妈特征的群体即“辣妈”等。利用抽象式意义跨域映射原理生成的网络词汇诙谐幽默,表达生动有趣,增加了语言的趣味性,容易引起共鸣。

三、双域跨域映射

双域跨域映射指两个始源域共同映射到一个目标域中的跨域映射。其中有很多网络词汇都是利用双域跨域映射的原理生成的:如网络词汇“麻麻”来表示“妈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达方式?这是基于两个始源域共同向目标域映射而形成的。首先是第一个始源域为“妈妈”一词,“妈妈”的发音和目标域“麻麻”发音具有相似性,在此基础上实现音韵跨域映射,在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实现了音韵关联;其次是第二个始源域“麻烦”一词向目标域的映射,始源域“麻烦”和目标域“麻麻”具有意义特征的内在关联,即共享了“唠叨”、“不厌其烦”、有时候让人感觉“厌倦”、“麻烦”的特征。两个始源域同时向目标域映射,实现了外在特征和内在意义的关联,“麻麻”一词既表现了妈妈这一身份角色,又表现出孩子感情上对妈妈过分关怀的一种无声的抗拒。

再如网络词汇“美眉”一词,也是由两个始源域共同向目标域跨域映射生成的。首先,第一个始源域“妹妹”一词和目标域“美眉”具有音韵相似性,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始源域向目标域的音韵跨域映射,使两个认知主体实现了关联;其次,第二个始源域“峨眉”所表现的女性细窄的柳月眉梢以及女子俊俏清秀的外貌特点映射到了目标域“美眉”之上,实现了意义关联。两个始源域“妹妹”、“峨眉”在音韵与意义方面共同向目标域“美眉”映射,在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实现紧密关联,实现了跨域的概念认知目的,也表现了语言使用者诙谐幽默的个性与特点。

“杯具”一词同样是双域跨域映射的结果。第一个始源域为“悲剧”,与目标域“杯具”具有音韵相似性;第二个始源域为盛水的“杯子”,其物理特征是易碎,打破之后只剩下一地残渣,给人无奈、消极的感受。两个始源域“悲剧”和“杯子”同时向目标域“杯具”映射,赋予了“杯具”以戏谑的意味。有不少网友以“就算要做杯具,也要做官窑上品青花瓷杯具”来做自己社交媒体的签名,表现了年轻人不甘心于失败、失意或委婉地表达对某种现象不满的、自嘲而又积极的双面人生态度。

结语

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形态,网络词汇仍在不断地创新、丰富之中。对网络词汇加以科学研究,认清其生成机制,有助于我们认识语言发展变化的规律。对网络词汇这种自发的语言形态,需要研究的方面还有很多,如何对网络词汇加以规范,是亟待学界认真面对的课题。

参考文献:

[1]LakoffG,&Johnsonm.metaphorsweLiveBy[m].ChicagoandLondo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