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防治的意义篇1
关键词：林业管理；虫害；防治技术
1引言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但是森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且各地区质量不齐，分布也不均匀，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口的1/4。因此我国林业发展总体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就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自治县来说，近年来，虫害对林业的破坏性很大，一旦处理不当就会给当地林业发展带来灭顶之灾。由此可见，林业管理中虫害防治技术的作用显得至关重要。小到可以提高林业管理的效率，大到对整个自治县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要将许多先进的病虫防害技术也广泛的应用于林业领域的管理工作中，基本实现了林业管理的信息化、数字化和自动化；还要越来越重视林业管理中虫害防治技术的重要意义。只有这样，才会对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的林业管理产生重大的意义。
2林业管理中虫害防治现状
2.1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的地理环境
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自治县地处贵州西南部，平均海拔1100m左右，总面积2284km2，安顺地处东经105°13′～106°34′，北纬25°21′～26°38′之间，为中亚热带与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属典型的高原型湿润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干湿明显，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同时位于长江水系乌江流域和珠江水系北盘江流域的分水岭地带，境内河流纵横，落差大，水能资源丰富。安顺平均海拔高度在1102～1694m之间，全境海拔高度560~1500m，具有山岳气候的典型特征，这样得天独厚优越的地理环境，为林业种苗培育提供了优良条件。再加上紫云自治县地处贵州高原向广西丘陵过渡斜坡地带的中低山盆谷区，这些典型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自治县境内分布的地带性植被以用材林和经济林为主，如：常绿阔叶植被、常绿栎林、常绿落叶混交林等，全县的森林覆盖率约为53.7%。
2.2自治县虫害防治现状
经过多年的统计可知，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自治县植被覆盖率相对较高但同时也是虫害多发地区，不仅病虫害种类繁多，而且病害类型复杂多样，再加上许多人类活动、森林治理的基础设施不健全、政府的关注度和治理力度都不够等原因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系统更加恶化。就目前而言，造成灾害的林业生物有60多种，如：松毛虫、华山松大小虫、庶扁娥、吹绵蚧、桔小实蝇等，由此可见紫云自治县林业管理现状的严峻性。不过近几年随着国家和贵州省政府越来越重视林业管理中虫害防治技术的重要意义，对虫害的发生规律、虫害的危害程度、虫害的防治措施等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同时加大投入，引入许多先进的虫害防治技术，如：生物防治措施（天敌、各种活性物质、操纵使昆虫不育）化学防治措施（人工涂抹、包扎、喷施）物理防治技术（光、电、声、热、微波、辐射、灯火、潜所、饵木），在治理虫害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3林业管理中虫害防治的重要意义
3.1林业基础防治技术的意义
林业基础防治技术是指进行树苗种植时对种植地区进行严格的检查，包括土壤情况，地下是否有潜在的害虫；对树苗进行严格的挑选，选取健康的树苗，及时清除树苗的杂草，控制树苗的密度，增强树苗的抵抗能力。只有进行这些基础的林业基础防治，才可以有效的避免护着降低虫害的发生，也可以在短期内控制虫害情况，更可以减少工作量和药物的使用率，提高林业管理的效率，降低成本。
3.2监测预警技术及其意义
监测预警技术是指运用一些信息技术如3S技术（地理信息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其中，地理信息技术可以使工作人员结合地理情况对植被进行初步的了解；全球定位系统可以让工作人员在电脑上看到每个小方位的信息，从而帮助护林人员准确定位；遥感技术可以根据植被反射的电磁波观测植被的生长状况。运用这些技术不仅可以高林业检测的准确率，同时还可以及时发现虫害现象，从而早早的找出问题的所在并积极采取措施遏制虫害的蔓延。
3.3生物防治技术的意义
生物防治技术是指既可以利用病虫的天敌来进行消灭，也可以通过提区或者人工合成生物体内的各种对病虫有害的激素等方法进行防治。采取这种以虫治虫的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利用了生物链的原理，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不大，目前也在林业管理中广泛运用，进一步普及。
3.4化学药物防治方法的意义
化学药物防治方法是指采用一些化学试剂如来源于生物的一种或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其制剂，旨在操纵昆虫的不育等或者一些农药主要是涂抹或者喷洒在林木上，这种方法可以短时间内控制病虫的蔓延，操作简单，可以推广使用，但是长期使用则可能使病虫产生抗药性，达不到该有的效果。
3.5物理防治方法的意义
物理防治方法是指通过一些物理手段或者简单工具来诱捕害虫，或者杀死病菌等，这种方法可以根治病虫害，而且残留的副作用也较其他技术来说小，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也小，但是成本较高，费时费力。
总之，这些基础林业防治技术，监测预警防治技术，生物防治技术，物理防治技术，化学防治技术等虫害防治技术运用于林业管理中，不仅可以便于科学高效管理，不断提高有效管理的水平；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监控，及时准确地发现疫情并采取措施，从而促进生态平衡，做到防患于未然，预防林区虫害的发生；除此以外，对于整个国家或者地区而言更可以美化环境，促进生态旅游发展，在治理良好的基础上开展生态旅游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不断循环，改善林区的经济和环境条件；最重要的是可以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便于科学化管理，使得虫害防治技术和科学林业管理相结合，一点多面地说明了林业管理中虫害防治的重要作用。
4小结
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自治县为中亚热带与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主要的植被类型有常绿阔叶植被、常绿栎林、常绿落叶混交林等，因此植被覆盖率高，但同时林业管理相对不足，各种原因导致林业虫害时常发生，因此林业管理与虫害防治技术密不可分，虫害防治技术是加强林业管理的重要举措，林业管理中虫害防治技术的意义更是十分重要，包括林业基础防治技术的意义；监测预警技术及其意义；生物防治技术的意义；化学药物防治方法的意义；物理防治方法的意义等。只有明确这些意义，虫害防治技术才可以在林业管理中更加发挥作用，更好的造福于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名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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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防治的意义篇2
关键词：林业；病虫害；无公害防治
中图分类号：S165+28文献标识码：aDoi编号：10.14025/ki.jlny.2017.13.035
1现阶段林业病虫害发生特点
我国现阶段林业病虫害的发生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害面积不断增加，防治难度不断加大。20世纪50年代，我国林业病虫害的发生面积在87万公顷左右，而在2015年，林业的病虫害发生面积上升至1400公顷，病虫害的直接经济损失由上世纪末的80亿元增加至2011年的150亿元。无论是为害面积还是经济损失，均呈倍数增加，并且随着我国林权制度的改革，农户分散经营的模式增加了统一防控的难度，导致病虫害的防治更加困难；二是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增加。2005年，全国林业有害生物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外来林业有害生物种类有32种，其中松材线虫病、美国白蛾等主要外来有害生物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6亿元；三是本土重大有害病虫危害严重。病虫害是阻碍林业产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喀纳斯景区内生长有西伯利亚区系的落叶松、红松、云杉、冷杉等珍贵树种和众多的桦树林，已知有83科298属798种。松毛虫是现阶段危害性较大的本土害虫，其生命力强、数量多、分布密集，因此对林业的生产危害极大，虽然我国加大了控制预防政策，但是效果不尽人意，松毛虫仍然严重危害多数地区的林业生产。
2无公害病虫害防治的意义
无公害病虫害防治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其生态价值和经济意义两个方面。其中，无公害病虫害防治的生态价值及环保意义最为突出，无公害防治措施遵循“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促进健康”的方针政策，在林业生产中全面贯彻健康生产理念，真正体现出现代化林业生态化发展、系统化建设的特点。无公害防治措施不仅效率高，而且防治成本低，防治效果好，相比化学等环保效益差的防治手段，无公害防治的间接成本更低，有效保证林业企业的经济利益，促进绿色环境及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3林业病虫害无公害防治措施
3.1合理选择树种
林业项目建设初期，树种的合理选择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树种良好会进一步优化林业的生产状况，树种选择不当，则会导致后期林业工程建设向着不良的趋势发展。因此在实际的林业建设中，首先要选择健康树种，合理搭配灌木、草丛，使得多种树木互相促进、健康成长；针对后期树木生长情况做好监测管理，发现生长不良的树木要及r移除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以免影响其他树木的正常生长。林业病虫害的防治要以苗木的培育工作为基础，提高苗木的抵抗力及成活率，从而提高整个林业工程项目的抵抗力。在日常管理工作中，要加强苗木的培育及检疫，积极培养抵抗能力强、适应能力强、抗逆性强的苗木；苗木的栽种尽量采用穿插种植的方法，穿插种植多种树种，以提高人工林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减少某一类病虫害造成的影响。
3.2提高林业病虫害防治的技术含量
在病虫害的防治中要减少对化学药剂的依赖，采取形式多样的防治手段。一是针对不同病虫害采用生物农药进行防治，比如引进昆虫的微生物天敌，及时、有效的杀灭害虫；二是引进益鸟遏制病虫害，比如喜鹊、山雀等益鸟均可杀灭多种害虫，并且益鸟会建造大量鸟巢，吸引多种鸟类进入森林的生态系统，形成天然的保护屏障；三是还可应用各种物理、机械防治措施。比如鼠夹捕鼠、人工抹卵、人工捕杀幼虫等人工机械捕杀方法，或者在林中开阔地带设置黑光灯，利用害虫的趋光特性诱杀害虫。糖酒醋液还可制成毒饵，对地老虎、斜纹夜蛾等害虫具有较好的防治作用。此外，还可采用阻隔、高温等处理方法进行病虫害的防治。阻隔手段主要包括树干刷白、涂胶、涂药、包扎塑料薄膜等，以达到阻隔害虫上树的目的。高温方法是将林木种子在高温或烈日下曝晒，以杀死害虫或病原菌，目前也是比较经济、有效的病虫害防治方法。
3.3加强林业病虫害的监测预警管理
林业病虫害发生种类多且影响范围大，不同的病虫害发生的规律也各不相同，因此林业部门要建立并形成一套完善的林业病虫害检测预警机制，提高林业管理部门对病虫害的反应能力，减少病虫害的蔓延。在日常管理工作中要定期进行林间巡检，深入了解林区的气象条件、土壤情况，做好定期统计，并加强与气象部门的合作，结合天气预测信息对病虫害的预防工作计划作出动态调整，提高病虫害预防的针对性。
4结语
总之，林业病虫害无公害防治最大的价值在于减少不必要的化学药品对环境的污染，避免病虫害防治中发生公害集聚、生态破坏的问题，因此无公害防治是现阶段林业病虫害防治中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防治手段。在林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各相关部门、林业工作者要不断提高无公害技术的实际控制效果，构建符合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环境优化的无公害防治新体系。
参考文献
[1]陈霞.林业病虫害无公害防治的重要意义和防治方法[J].农民致富之友，2016（07）：230.
生物防治的意义篇3
总所周知，化学农药对植物、蔬菜的生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许多种化学农药严重污染水体、大气和土壤,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危害人群健康，在某种程度上给人类的身体健康以及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为了保证人们的身体健康，以及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发展，近几年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物防治技术的重要性。生物防治是一种通过根据生态关系，以生物之间的习性和联系为特点，将一种或一类生物来控制或抑制另一种或者另一类有害生物的防治手段。生物防治技术由于具有无毒、无害、不产生抗药性、防治效率高等特点，在植物养护和蔬菜种植中的到了广泛的使用。
生物防治具有广义上的概念和狭义的概念，广义上生物防治是指利用生态关系链来控制有害生物的所有方法和技术手段，它把在植物、蔬菜养护种植中用来抑制有害生物的动植物统一理解生物防治的主体。例如，在植物防害性、昆虫的不育性、抗生素的利用性等等，都是一种生物防治的方法。狭义的生物防治，也是我们在生产防护中常用的生态防治手段，如，利用生态链关系利用天敌防治有害生物的方法、利用植物对病虫害的抵抗性进行防治的方法以及常见的菌类生物对虫害的防治等等。
二、生物防治的手段
1.通过生态关系利用有害生物的天敌进行防治
利用生态关系链通过有害生物的天敌对病虫害进行防治，这种防治方法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生态防治手段。根据生态关系，任何一种害虫都有其对应的天敌。在植物养护和蔬菜种植中，我们可以通过害虫的天敌，有效的控制害虫的大量繁殖。常见的利用天敌进行生物防治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猎杀性天敌生物防治，例如：蜘蛛、步行虫、青蛙（蟾蜍）、食蚊鱼、益鸟等；第二种寄生性生物防治，例如，甲寄蝇(Ceromasiasphenophori)、马来亚寄蝇(ptychomyiaremota)等，第三种：微生物病原体生物防治，例如，木霉菌、白僵菌、昆虫病毒等。
总之，利用有益生物对害虫的生长和繁殖进行防治和控制就是天敌生物防治手段，这种方法可以简单理解为：益虫吃虫、以虫治虫。例如，在对种作物或者蔬菜的养殖过程中，为了有效的控制鼠害，我们可以采用散养猫头鹰、黄鼬的方法，通过利用鼠类的天敌，对鼠类进行有效的捕食。在稻谷种植过程中，为了防治蝗灾，我们可以采用螳螂、灰喜鹊、山雀等益鸟，这些益虫可以对蝗虫进行捕食，降低蝗虫的数量，这些通过生态关系利用有害生物的天敌进行防治的手段，可以完全脱离了化学农药的使用，使农作物、蔬菜实现绿色无公害的效果。
在利用害虫的天敌进行生物防治时，要注意保护益虫（害虫的天敌）的生活环境，改善益虫生存的条件，为了提高益虫捕食的能力，有关种植部门要定期给益虫提供补充性的营养。此外，在生物防治与药物防治混合使用的过程中，切记在对作物进行药物的撒播过程中，要选择对益虫（害虫的天敌）无任何伤害或伤害性较小的农药，如，利用生物制剂、利用植物杀虫剂等，都不会对益虫（害虫的天敌）产生杀伤性，同时也很难使害虫产生抗药性，对人类身体和生态环境产生的危害性和污染性较小。
2.寄生性生物对作物或者植物进行生物防治
在植物养护及作物种植过程中，采用寄生性生物对其进行生物防治，是目前生物防治技术新型的手段之一。常见的方法有通过培育，在作物中使用寄生蝇。寄生蝇是一种从外观看酷似普通苍蝇的一种昆虫。一般寄生蝇体长在2至20公釐(0.1~0.8寸)，这种昆虫喜欢以作物中的蚜虫、介壳虫作为食物进行捕食，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我国有近500种寄生蝇科昆虫。这些寄生蝇在农业作物、林业养护、果蔬种植中能够有效的将害虫杀死，起到了有效的生物防治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寄生蝇由于本身具有寄生的特点，常常造成某些益虫的死亡，例如有些寄蝇寄生于家蚕中，造成大量家蚕死亡，严重的影响到我国蚕丝业的发展速度。寄生蜂也是一种寄生性的昆虫，分为外寄生和内寄生两种形式，外寄生是指将寄生蜂的卵缠在了寄生体的外部，而内寄生是将卵寄生在生物体的内部。寄生蜂的种类项目繁多，常见的有：赤眼蜂、黑青小蜂等等。一般寄生蜂的体长为1.0~3公分左右，最长的寄生蜂体长可以达到5~6公分左右，如：生长在北美洲的长针姬蜂。寄生蜂也是植物、作物养护种植过程中进行生物防治不杀害虫的天敌。例如，在棉花种植过程中，为了有效的防治棉红铃虫的繁殖和对棉花作物的危害，可以散养寄生蜂，他可以有效的对棉红铃虫进行捕杀，达到十分显著的防治效果。
3.微生物病原体对作物或者植物进行生物防治
在植物或作物的种植养护中，采用微生物原体对害虫进行抑制和控制，从而达到生物防治的作用，常见方法有菌类生物对虫害的防治，例如，医学上常见到的抗生菌类的药物，例如青霉素、洁霉素等多种真菌类物质。我们这里主要介绍一种微生物病原体—木霉菌，它一般存在于土壤之中，属于植物根基产生的一种腐生性菌类，具有生长速度快，形状呈现棉絮状，以绿色为主，生长环境一般在温度5摄氏度至30摄氏度左右为好，也是一种喜温性菌类。木霉菌可以有效的对多种植物病症的治疗起到拮抗的作用，产生抗菌物质阻止有害微生物的繁殖，并且木霉菌在代谢过程中能够对植物的病原体进行分解，起到很好的生物防治功能。
三、结语
总之，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生活的环境以及食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用生物防治技术对农作物、果蔬、林业进行种植与养护，与化学农药相比，具有无毒、无害、无污染等优点，能够有效的实现全天然的养护，可以有效的使植物、蔬菜培育成绿色无公害作物，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对人类身体的危害和对周围环境的保护，为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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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防治的意义篇4
关键词：土壤污染；生态环境；环境治理；污染防治。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城市化的大力推进以及化学品、农药等现代科技产品的使用，人类社会向自然环境排放了大量污染物，使得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异常严峻。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立法供给严重不足，现有立法呈现分散碎片的特征，远不能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现实需要，我国亟需系统化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一、我国土壤生态环境现状。
土壤是“以母质为基础，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长期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而成的土状物质，它由固相、液相和气相物质以及生物体四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1]土壤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动植物生长繁育的自然基础之一。土壤各组成部分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共同组成了复杂多样的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内外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化与交换，保持着结构和功能的动态稳定。土壤结构多样、功能多元和过程复杂的特性使得土壤对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然而，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却非常脆弱，土壤具有吸附性、缓冲性、氧化还原性以及自净的功能，其能广泛接触水、大气、固体废物等中的污染物，这就使得土壤极易受到污染。
土壤污染是指“由人类活动产生的各种污染物通过各种途径输入土壤，其数量和速度超过了土壤的净化能力，导致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等发生变化，从而使土壤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正常功能失调，导致土壤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并产生一定的水和大气次生污染的环境效应，最终将危及人体健康以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2]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相当严峻，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3]。这些土壤污染的污染源主要有酸雨、大气尘埃、工矿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化肥和农药、工矿废水灌溉、农家肥、地膜污染等。与大气污染、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富集性、复杂性和不易逆转性的特点，这使得土壤污染的危害严重，治理困难、耗资巨大。
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土壤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首先，土壤污染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被农作物吸收，使有害物质通过食物链富集于人体内，引发各种急慢性疾病，危害人体健康。其次，土壤污染威胁生态安全。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依附于土壤的生物种群结构发生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污染还会导致水、大气、海洋等环境要素的交叉污染，进而影响整个生态安全。最后，土壤污染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土壤污染使土壤生产力和耕地质量下降，导致粮食减产、粮食质量下降，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缺陷分析。
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制化是我国根治土壤污染的基本路径。
目前，我国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总体可分为环境保护基本法、土壤污染防治专门法及相关法三个部分。首先，《环境保护法》对土壤污染防治、农业环境保护作了原则性规定。
《环境保护法》第20条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对土壤污染和土壤生态环境破坏从水土整治、动植物保护、化学品及农药安全等方面进行综合系统防治。其次，我国目前尚无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法律，现有与土壤污染防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水土保持法》和《土地复垦条例》。2007年《沈阳市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试行）》从监督管理、污染场地的评估与认定、污染场地的治理及修复、法律责任等方面对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规定。1995年制定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对农田、蔬菜地、茶园、果园、牧场、林地、自然保护区等的土壤规定了不同的质量控制标准。最后，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法主要涉及《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污染防治及《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等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另外，其他环境保护专门法中有助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还有《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农业法》、《城市规划法》、《标准化法》、《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等。
然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还相当不完善，存在严重的结构与功能缺陷，已明显不能为防治土壤污染提供有力地法律制度保障。
第一，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结构性缺陷。首先，立法缺乏系统性。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应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我国不仅环境保护基本法性质的《环境保护法》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相当简单，而且还缺乏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单行法律法规。这既与当前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极不相适应，也严重制约了土壤污染防治的工作开展。其他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只有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零散规定，且这些规定多是宣言式和框架式的，既无对土壤污染防治的明确详细规定，又缺乏相互配合联系，无法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其次，立法缺乏对土壤的统一性保护。现有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分别从不同的领域对不同的土壤进行规定，缺乏对土壤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化规定。立法的土壤规制对象比较狭窄，偏重规制农业土壤污染，对工业、城市土壤污染重视不足。再次，立法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系统性制度供给。立法缺乏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制度使得立法缺乏可操作性，行为规则原则性、概括性强，明确性不够，缺乏针对性。最后，立法缺乏对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制的系统性规定。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实行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与各部门分工负责相结合管理。
目前，土壤污染防治行政主管部门不明确，行政主管部门与分工负责的各部门之间的职权划分不清。环保、国土资源、水利、农业等部门多头管理，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土壤污染防治系统性工作。
第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功能性缺陷。结构与功能具有对应关系，结构决定功能，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结构性缺陷直接导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功能性缺陷。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功能上是为了实现预防和治理土壤污染，而现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存在明显的重预防轻治理的结构性缺陷，其造成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治理土壤污染方面的功能性缺陷。即使在预防土壤污染方面，立法也存在严重的偏重控制点源污染，忽视对农药、化肥、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面源污染控制，导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防治土壤面源污染方面的功能性缺陷。在土壤污染治理上，立法更是很少涉及土壤污染治理，即使有土壤污染修复方面的地方立法，由于其立法层次低、适用范围窄、手段单一，仍无法有效治理土壤污染。
三、域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借鉴。
域外国家和地区对土壤污染防治主要实行专门立法、相关立法和综合立法相结合的模式，实现了对土壤污染防治的系统性立法。
美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制定了专门的《土壤保护法》，该法通过防治土壤污染、流失来保护农业生产。之后，美国又从对废物全程管理的角度防治土壤污染，制定了《固体废物处理法》、《资源保护回收法》、《危险废物设施所有者和运营人条例》、《综合环境污染响应、赔偿和责任认定法案》、《超级基金增补和再授权法案》和《纳税人减税法》等法律。此外，美国在水污染防治的《清洁水法》、水源地保护的《安全饮用水法》、化学品等有毒物质污染防治的《有毒物质控制法》和《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杀鼠剂法》中从对各污染源的控制来加强土壤污染防治。
英国针对土壤污染防治制定了专门的《环境保护1990：
partiia法案》。另外，英国注重对污染的系统防治。《污染控制法》是英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该法对废弃物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实行全面系统控制。英国还在对生活垃圾处理的《生活环境舒适法》、对危险废物控制的《有毒废物处置法》和《有毒污水处理法》中从对各污染源的控制加强土壤污染的防治。
德国针对土壤污染制定了专门的《联邦土壤保护法》、《国土整治法》、《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地条例》和《建设条例》等。“德国近期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实践主要包括法院的司法判例发展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政策的整合两个方面。”
[4]同时，德国意识到仅仅依靠专门的《联邦土壤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防治土壤污染是不够的，需要将专门的土壤污染保护法律与涉及土壤领域的其他法律结合起来，实现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化与系统化。德国先后制定《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肥料和植物作物保护法》、《基因工程法》、《联邦森林法》、《联邦矿业法》、《联邦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从不同领域实现对土壤污染的整体控制。
日本针对土壤污染防治也制定了专门的《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土壤污染对策法》、《土壤污染对策法施行规则》。
日本多次修订《农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并根据该法对农田土壤中镉、铜、砷等含量进行监测，并对超标土壤予以修复。日本2002年颁布的《土壤污染对策法》以市区的土壤污染为防治对象，对调查的地域范围、超标地域的确定，以及治理措施、调查机构、支援体系、报告及监测制度等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规定。另外，日本在《水质污浊防止法》、《Dioxine类物质对策特别措施法》中也有涉及防治土壤污染的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针对土壤污染制定了专门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并制定了详尽的配套法律规范《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实施细则》、《污染整治费收费办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监测基准与管制标准》、《征收种类与费率》等共18项法案，这些法案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相结合形成了台湾地区比较完备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体系。
四、系统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1.系统化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要性。
系统化之所以成为我国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目标，除源于我国防治土壤污染的迫切需要与对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认识加深，还源于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与系统论理论的发展。
首先，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要求立法实现对土壤污染的整体性防治。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特性的认识加深，在深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缺陷的同时，逐步确立起整体环境观，并逐步形成一种全新的理念———生态中心主义来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中心主义要求生态系统中所有构成要素必须维护生态系统本身的相对稳定，坚持整体主义思想，实现生态系统本身的可持续发展[5]。生态中心主义强调整体性、内在联系性，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视为最高价值。环境法中的生态中心主义是指将人类和自然作为一个生态整体，从宏观上指导环境立法、运行，规范人类行为的一种理念。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整体性特点及土壤污染源的多样化需要人类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树立整体环境观念，通过对土壤污染的多源整体性控制，实现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系统论为系统化完善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具体方法。系统论是对系统科学的哲学抽象，强调整体性。所谓系统，是“由相互制约的各部分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6]。系统论认为现实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统方式存在和运行的，系统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相关性、整体性等特征，其总是动态运行并保持相对稳定。系统论在土壤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具体运用是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的具体运用是土壤污染系统控制，即对土壤污染进行“整体的、系统的、全过程的、多种环境介质的控制”[7]。一方面，土壤与水、大气等环境要素共同组成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因而，我国进行土壤污染防治还需加强对水、大气等多环境介质的污染控制。另一方面，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整体性，其各组成要素相互作用、普遍联系而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各组成要素在结构上具有层次性、组织性和有序性，在功能上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共同维护土壤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须遵从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规律，对土壤污染进行整体、全过程、多种环境介质的系统控制。
因此，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系统化完善需要以生态中心主义理念为指导，强调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运用系统科学中系统论的方法，来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系统化防治。
2.系统化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现路径。
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对土壤生态环境系统进行系统化立法。系统化立法可以实现防治土壤污染、保护人体健康的目的，并最终实现土壤的可持续利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保障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安全的目标。
（1）修订《环境保护法》，实现对各环境介质的系统污染控制。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环境保护法》已严重不适应时代环境保护需求，亟需进行系统性修订。“《环境保护法》修改的最终目标乃是基本法和法典化。”[8]但我国现在还很难实现《环境保护法》法典化的目标，目前比较可行的途径是先实现该法的基本法化。基本法化意味着《环境保护法》可以实现对环境的整体保护、对多污染源的系统控制。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
应明确以独立章节规定保护土壤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引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建立适用于所有环境要素的保护与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创立有效的对各环境要素的开发、保护与污染防治立法的协调机制。
（2）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及配套法规、规章。
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虽是环境保护、污染防治领域的基本法，但限于基本法性质制约，该法不可能对土壤污染防治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针对土壤污染防治，我国还需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系统控制。
第一，《土壤污染防治法》在规定预防土壤污染的同时，偏重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土壤污染处于生态污染链的末端，目前已有大量立法对其他环境要素的污染防治进行了详细规定，《土壤污染防治法》无需再将预防类单行法的污染防治内容分解纳入。否则，不仅会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还会造成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与其他污染防治立法的重复。
第二，《土壤污染防治法》应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理念，树立整体环境观念，引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生态中心主义理念可以加深人类对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认识，促进人类对土壤污染实现系统的污染控制。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是指在土壤污染防治中，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综合进行土壤污染控制，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种因素，综合采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综合运用行政、市场和社会的调整机制，实现经济、社会与土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7]。11~12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是生态中心主义理念的法律化实现路径，其直接催生土壤污染系统防治的具体法律制度。
第三，《土壤污染防治法》应系统规定土壤污染防治的各项制度。《土壤污染防治法》尤其要明确规定土壤保护规划制度、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度、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土壤污染监测与鉴定制度、土壤污染法律责任制度、土壤污染修复制度、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和保险制度，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监测预防、使用管理、污染修复和损害赔偿的全过程管理。另外，《土壤污染防治法》可与在水、大气等污染防治法中规定的排污许可制度建立链接，实行排污许可证的备案制度。
第四，《土壤污染防治法》建立统一的土壤污染监管体制。土壤污染监管体制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得到有效贯彻实施的支撑和中枢，是国家土壤污染防治战略方针、政策、法律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保障。《土壤污染防治法》应明确中央土壤污染防治的主管部门，合理划分土壤污染防治中央主管部门、地方分级管理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的职权，建立有效的各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和严格的土壤污染防治问责机制。
第五，《土壤污染防治法》保障公众参与土壤污染防治的权利。土壤污染信息公开是我国土壤法治的必然要求，《土壤污染防治法》应明确规定政府有责任主动及时公开土壤污染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土壤污染防治法》应注意发挥社区和村委会在土壤污染防治中的作用，委托社区和村委会成员作为兼职监管员，以便及时掌握土壤污染信息。同时，《土壤污染防治法》应建立群众监督、举报土壤污染程序化回馈机制，保障公众土壤污染参与权和监督权实现，给予百姓参与土壤污染防治门径。
（3）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是土壤环境法治建设的基础，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执法、司法的依据。我国应“构建一个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基础的，包含农用地土壤环保标准、场地土壤环保标准、土壤环境分析方法标准、土壤环境标准样品和土壤环境基础标准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土壤环境标准体系。”同时，我国应不断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严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标准，以满足各地不同的土壤保护需要。《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应能对包括农村土壤和城市土壤的各类土壤规定严格的质量标准，应能全面综合管理进入土壤的物质及物质留存土壤期间的状况和离开土壤的状况。
五、结论。
系统化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防治土壤污染的保障，可有效解决土壤污染防治原有立法的结构与功能缺陷。系统化之所以会成为我国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目标，除源于我国防治土壤污染的迫切需要及对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认识的加深，还源于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与系统论理论的发展。人类秉持整体环境观，使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解决土壤污染问题，首先，应修订《环境保护法》，以独立章节规定保护土壤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实现对各环境介质的系统污染控制。其次，应学习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立法经验，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及配套法规、规章。同时，我国在系统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同时，还要注意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系统的综合协调，避免立法重叠，《土壤污染防治法》在规定预防土壤污染的同时，偏重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土壤污染防治法》应系统规定土壤污染防治的各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土壤污染监管体制，保障公众参与土壤污染防治的权利。第三，我国应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尤其是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严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标准，以满足各地不同的土壤保护需要。另外，水、大气与固体废物等环境要素的污染防治情况会严重影响土壤污染防治的效果，我国还要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相关立法，加强对其他环境要素的保护，完善水、大气与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立法，通过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公平司法、引导守法，真正实现土壤污染的系统化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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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防治的意义篇5
[关键词]气候变化；化学品污染；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39（2012）02—0029—07
全球气候的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而气候的变化又与人类使用化学品有着密切关系，应对气候变化，有必要从化学品污染防治着手，加强化学品管制。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空白及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中应对气候变化的供给不足严重影响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本文试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论述我国如何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
一、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应对气候变化必要性分析
（一）气候变化与化学品污染的关系
气候变化（ClimateChange）是指除在类似时期内所观测的气候的自然变异之外，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候变化{1}。气候变化源于地球大气的组成发生变化，特别是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比重增加，而地球大气的组成发生变化又归因于自然界本身和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所产生的污染物，尤其是后者，其实质是人类索取资源的速度超过资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速度，向环境排放废物的数量超过了环境容量和环境自净能力[1]，从而导致空气成分的变化。目前，空气中的污染物已达百余种，其中主要污染物有五种：一氧化碳占12%，二氧化碳占18%，烃类化合物占12%，飘尘占10%，氮氧化物占6%，其余2%为氯、氯化氢、氟化氢、硫化氢、氟利昂、氨、各种有机溶剂的蒸汽以及农药、石棉、铅、汞以及各种粉尘[2]。这些空气污染物多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具有可能改变全球气候的化学和物理特性。1997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附件a已将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六种气体列为温室气体。
空气中的污染物主要来源于人类生产生活中对化学品的使用。化学品又称化学物品，是指人工制造的或者是从自然界取得的化学性物质，包括化学物质本身、化学混合物或者化学配剂中的一部分，以及作为工业化学品和农药使用的物质。目前已为人知的化学品就有500万—700万之多，并且每年还有千余种新化学品问世，化学品的年产量已超过4亿吨[3]。这些化学品涉及化学矿山、化肥、农药、染料、涂料、纯碱、氯碱、无机化学品、基本有机原料、新领域精细化工、橡胶加工、新材料等12个主要行业[4]。这些化学品丰富和改善了人类的生活，促进了社会发展，但由于人类在对化学品的生产、运输、仓储、销售和废弃物处理等环节管理不善，或使用化学品不当，导致化学品以废物的形式进入环境，从而造成环境污染，损害人体健康。空气污染物中的多数成份都能在化学品的废物中找到，因而化学品污染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另外，除“直接排入式”外，化学品废弃物的化学成份还会相互作用，产生“二次性污染物”，如光化学烟雾、酸雨等，又会加剧影响气候变化。
（二）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应对气候变化供给不足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加强化学品污染防治和化学品管制立法，但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相关立法都还极不完备。在国际法层面，有关化学品污染防治的公约还相当不完善、不系统，无法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总起来说，有关化学品管制的国际规则层次较低，大都不具法律约束力，比较集中于化学品登记与分类、化学品国际贸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化学品运输四个领域[5]。国际化学品管制侧重于化学品安全方面，目的虽是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但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容规定。国际社会虽在保护臭氧层、应对气候变化上已对化学品给予足够重视，但限于公约的各自目标，并没有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对化学品的管制进行详细的规定。
在国内法层面，我国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尚为空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对气候变化重视不足。200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和2007年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通知》是目前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文件，但这两个文件仅笼统提出要强化节能减排，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严格执行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落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发展煤层气产业，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浪费和甲烷排放，加强农村沼气建设和城市垃圾填埋气回收利用。可见，目前我国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化学品污染防治的路径还不通，只能寄希望于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
而我国在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应对气候变化上更是严重供给不足。首先，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理念滞后，在立法目的上侧重化学品安全，对生态安全、人体健康和应对气候变化重视不足。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是“为了加强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危险化学品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1}而制定的。这种主要从管理、安全保障需要角度的立法目的，使得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无法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在理念上亟待更新，由于化学品污染损害的潜在性、持久性、不确定性、生物转化性等特点，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要确立系统、整体防治的理念，而我国在化学品污染防治上实行重点立法，无法满足应对气候变化这种需要全面控制的需求。
其次，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体系不完善。目前，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实行单一片面的碎片式立法模式，还没有形成全面、系统性的综合性法律法规。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一方面根据化学品的危险等级对危险化学品、有害化学品、持久有机污染物等进行分类立法，具有明显的应对性。另一方面根据化学品的管理需要对监控、许可、进出口等进行分段立法，具有明显的分割性。再一方面是根据化学品的种类对危险化学品、农药、药品等进行分别立法，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在立法形式上，主要以法规、规章为主，立法层级不高，权威不够。
最后，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内容不完善。立法在规制的化学品种类上，侧重“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2}等的管制，缺乏对化学品的一般规定，忽视化学品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实际上，对任何化学品来说，如果管理不当均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这种重点规制立法模式只能解决一时之需，不利于对化学品全面管理。立法虽在危险化学品监控、登记、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及事故处理上做了规定，但由于具体制度的不完善、在原材料及污染处理上等的缺失，使得立法无法满足化学品全程管理的需要。
二、域外立法现状
（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中化学品管制现状
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公约中涉及化学品管制的规则主要表现在臭氧层、气候变化两个方面。在保护臭氧层的国际规则上，1985年的《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最早将“气候的变化”归为臭氧层变化所引起的不利影响之一，并在附件一中认为碳、氮、氯、溴、氢等来源于自然和人类的化学物质可能改变臭氧层的化学和物理特性。1987年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已就“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排放影响气候”方面达成共识，议定书以附件形式详细列举了控制物质及含有所列控制物质的产品清单，并规定了受控物质的淘汰时间表及相关措施。后国际社会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一系列修正案，在风险预防原则的指导下，对消耗臭氧层的物质从生产、消费、进出口管理、资金保障、替代产品开发等方面详细规定了消减和停止使用的具体措施。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规则上，国际社会已对通过管制化学品应对气候变化取得共识。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蒙特利尔议定书》未予管制的所有温室气体纳入减排范围，通过减少温室气体的“源”排放及增加“库”和“汇”{1}，实现“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2}。公约以风险预防等原则为指导，从相关政策、区域计划、有关部门管理、技术研发与控制、国际交流与合作、资金机制和公众意识等方面分别规定了详尽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制度措施。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不仅将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等六种气体列为温室气体，并列举了能源、工业、溶剂、废物等温室气体的源类别{3}，还在公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的制度措施。议定书列举的这些温室气体的源类别几乎都会涉及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另外，欧洲经济委员会1979年《长城越界空气污染公约》的一系列议定书要求缔约国减少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学物和氨的排放，制定国家标准以经济上最佳可行控制技术为基础。
（二）国际化学品立法应对气候变化现状
现有的部分国际规则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涉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化学品国际规则主要是2001年《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及历次缔约方大会决议。公约及历次缔约方大会决议贯彻了风险预防原则，以附件形式就减少或清除持久有机污染物的排放做了具体列举，对缔约国规定了强制减排义务。在减少或清除持久有机污染物源自有意生产的排放上，公约规定缔约国采取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措施，实施进出口限制，管制具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特性的新型农药或新型工业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并制定和实施评估方案。在减少或清除持久有机污染源自无意生产的排放上，公约规定缔约国制定并实施行动计划，评估排放，采取措施减少或清除源排放，开发并使用替代或改良的材料、产品和工艺，促进采用最佳可行技术和最佳环境实践。在减少或清除源自库存和废物的排放上，公约规定缔约国制定适当战略并查明库存和废物，对库存实行安全、有效和环境无害化的方式管理，对废物以环境无害化的方式予以处置、收集、运输和储存，促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回收、再循环、再生、直接再利用或替代使用。同时，公约规定缔约国应完善国内履约机制，加强信息交流，促进公众宣传、认识和教育，鼓励研究、开发和监测，实施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另外，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79年的《长城越界空气污染公约》和1998年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议定书》根据物质的风险标准列出了16种包括杀虫剂、工业化学品、副产品或污染物的清单，规定立刻禁止部分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对其他一些产品明确规定逐步清除、严格限制使用。
其次，在化学品的国际贸易及有毒和危险产品的国际流动上，国际社会明确了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重要性。1982年联合国大会第37/137号《对有害健康和环境的产品的防护》决议首先提出在化学品进出口中对出口国国内禁止、严格限制或未曾批准使用或销售的产品应向进口国提供资料并获得进口国同意，即事先知情同意制度[6]。后来在198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农药使用和分销的国际行为准则》、198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关于化学品国际贸易资料交流的准则》、1998年《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等中都规定了类似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事先知情同意制度是预防原则的体现，有利于化学品国际贸易中的进口国及时掌握外来化学品的资料，防止和减少化学品带来的危害，防治化学品污染，从而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
最后，其他涉及化学品的国际规则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1921年《关于油漆中使用白铅公约》、1971年《防止苯所产生毒害的公约》、1974年《关于防止和控制致癌物质和药剂所引起的职业危害的公约》、1986年《石棉使用安全公约》、1990年《工作中使用化学品安全公约》等国际规则虽是从职业安全和工作环境保护角度达成的[6]，但这些规则对影响气候变化的特殊化学品的使用进行了限制，可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起到重要作用。在国际废物管理上，1972年《伦敦倾倒公约》、1985年欧共体《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指令》、1989年《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92年《21世纪议程》、1999年《关于实行无害环境管理的巴塞尔宣言》等就废物预防、处置、越境转移进行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对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也有重要意义。
（三）国外化学品立法现状
国外化学品立法比较发达，但尚未在立法中重视应对气候变化。美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化学品安全管理体系，步入污染预防发展时期，形成以《污染预防法》、《有毒物质控制法》、《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和《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杀鼠剂法》等为主的化学品法律体系，在预防原则下对化学品实施严格的监测、鉴别、申报和重点控制等。尤其是2010年美国国会相继引入《2010年安全化学品法》等6项化学品管理法规提案，要求对所有工业化学品需实施安全测试，由业界承担证明化学品安全性的法律责任[7]。欧盟于2006年制定了化学品管理新立法《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与限制条例》（简称ReaCH法规），ReaCH法规统一管理欧盟化学品的注册、评估、授权和许可，对化学品的生产、贸易和使用等各环节严格规范，致力于“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持和加强欧盟化学工业的竞争性、预防内部市场的分裂、增加透明度、与国际接轨、提倡非动物实验、符合欧盟在wto项下的国际义务”[8]。此外，日本1973年《化学物质审查及制造控制法》、挪威1976年《化学制品控制法》、法国1977年《化学物质控制法》、丹麦1979年《化学物质及制品法》、瑞典1985年《化学品管理法》等都实现了对化学品物质的统一严格监管，有利于各自应对气候变化。
三、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性质界定及理念更新
（一）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减缓性与适应性属性分析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通过减缓与适应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但长久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将减缓措施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对以适应性措施应对气候变化重视不足。直到2010年坎昆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有关特设工作组决议上，才将适应和减缓同处于优先解决地位[9]。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兼具减缓性与适应性。
“所谓减缓性立法，就是通过适当的法律调整，有效控制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使得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变慢、程度减轻”[10]。目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性立法主要涉及节能减排、产业结构调整、可再生能源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及环境污染防治等领域。化学品污染除直接排放温室气体外，更重要的是对影响气候变化的二次性污染物起到催化作用。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具有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作用，其范围涉及化学品节能减排、化学工业结构调整、绿色化学品使用、循环利用化学品等领域。
适应原是生态学概念，用以表述生物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生态适应是“生命系统改变其自身的结构与过程以便与其生存环境相协调的过程，是生物处于特定环境条件（特别是极端环境）之下时发生的结构、过程和功能的改变，这种改变有利于生物在新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11]。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适应是人类面临气候变化胁迫而为的主动性、预期，是自然或者人类系统为回应现实的或者预期的气候变化或其影响而做出的以减轻损害或者利用有利机会的调整[12]，其“目的包括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有利影响两个方面”[13]。因此，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立法是指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采取的减轻不利影响和利用有利方面的法律性手段的总和，其主要涉及自然资源管理、各产业调整、防灾减灾、社会保障等领域。目前，人类的衣食住行和社会发展都与化学品息息相关，绝对性的禁止使用化学品已不可能。在化学品污染上，人类除了利用减缓性措施外，还需要加强适应性的措施，建立和完善化学品污染的灾害预防与应对机制，减轻损害。同时，根据气候变化对产业及资源的影响，及时调整化学品的发展战略，以有效适应气候变化。
（二）全面确立生态整体主义理念
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holism）又称生态主义，源于生态科学，其在总体上主张人类只是生态整体或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人类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生态其他组成部分的利益[14]。它是人类面对环境危机的加剧，在反思前进的道路、重新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探寻环境危机的根源后提出的。人类发现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并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深受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确立了以维护人类利益为中心的法哲学基础和立法目的。法律仅将自然视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对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成果整体上进行确认保护，而极少在法律上提及其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有什么应然价值。为应对环境危机，人类制定了大量的环境资源法规，这对于缓解环境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应对式立法始终没有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禁锢，无法根治环境危机。针对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人类利益泛化，人类不断进行反思修正，逐渐重视自然和动物的权利、主张动物解放、尊重生物本身，尤其以重视生态整体的生态主义影响最为深远，并将生态主义视为超越旧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环境保护“第三条道路”[15]。
源于生态科学的生态整体主义要求生态系统中所有构成要素必须维护生态系统本身的相对稳定，坚持整体主义思想，实现生态系统本身的可持续发展[16]。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到地球整体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系统与其他各种物质因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及信息交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组成有序且相对稳定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生态系统总是保持着相对稳定和平衡的状态，若其中任何一种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引起其他一种或数种生态要素的变化。生态系统对自然或人为原因导致的环境变化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如生态系统对化学品污染物有一定的自净能力，但如果人为排放的化学品污染物超越了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就会使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过程中断或受损，导致环境恶化，从而不利于生态系统特别是生命系统的正常运转。因而，在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应该贯彻生态整体主义理念，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目的，将应对气候变化等生态安全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上。
在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坚持生态整体主义理念是由化学品污染的特点决定的。化学品污染物通过环境介质迁徙转化，对环境的危害具有广泛性、持久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化学品污染物可以通过挥发、扩散、混合、沉降、凝聚、吸附、溶解、沉淀、水解、配位、氧化、还原、光化学反应以及生物吸收、累积、代谢和降解等作用，实现其在环境中的迁移和转化……，其可以在单一环境要素圈中迁移转化，也可以超越圈层界线实现多介质迁移转化。化学品污染物在迁移转化过程中，对环境的危害影响广泛，局部的某化学品挥发可能会影响全球的生态环境变化。由于化学品污染物不易降解，其通过吸收、累积、代谢等在环境中存留时间较长，另外，化学品污染物在不同的环境介质中还会通过生物化学反应发生第二次污染现象，又会加剧化学品污染损害程度。另外，化学品污染物对环境还产生跨区域、跨时间、跨代的污染危害，而且这种危害还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因此，要想成功应对气候变化，必然要坚持生态主义理念，在根源上对化学品污染进行整体性立法规制。
坚持生态整体主义理念也与化学品污染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关。气候变化、臭氧层空洞、酸雨、土壤退化及人类疾病等都与化学品污染物有关，其中气候变化对环境、人类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有利与不利影响并存，但它的不利影响更受关注。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指气候变化所造成的自然环境或生物区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自然和管理下的生态系统的组成、复原力或生产力、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运作、或对人类的健康和福利产生重大的有害影响”[17]。影响气候变化的因子除气候系统中固有的自然振荡外，还有外力驱动作用、温室效应、阳伞效应等方面{1}，其中温室效应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关乎到人类的未来。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二氧化碳在空气中浓度的增加，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除人类生产生活燃烧外，与碳酸、发酵物质等化学品使用也密切相关。臭氧层变薄甚至空洞导致具有强大杀伤力的短波段紫外线不能正常地被臭氧层吸收而直接到达地面，影响陆地植物生态系统的组成和恢复能力，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进而影响植物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加剧全球温室效应。酸雨现象除了导致植物落叶影响其光合作用外，还使土壤、水质酸化，影响到各种生物的生长及生物间的碳循环，进一步加剧全球温室效应。
四、完善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应对气候变化建议
化学品污染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密切联系，我国不仅需要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进程，尤其是要通过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来应对气候变化。
（一）优化立法模式与更新立法目的
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化学品污染的复杂性使得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模式亟需优化。我国单一片面的碎片式立法模式割裂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与生态整体主义理念相悖，无法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因此，我国需在生态整体主义理念指导下进行全面、系统的化学品综合性立法，对所有化学品确立基础性的有利生态安全、人体健康的管制标准，就化学品管理进行全程立法。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化学品的危险等级对危险化学品、有害化学品、持久有机污染物等特殊化学品规定相应的行为规范，对影响气候变化的特殊化学品规定更为严格的行为标准。
立法目的是立法理念的直接体现，“中国的环境立法所面临的问题是应当从目的理念上树立生态利益优先的现代环境伦理思想”[18]。生态整体主义立法理念的直接体现首先是生态安全，因而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确立实现生态安全的立法目的。气候安全是生态安全的一部分，也是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力图实现的目标。同时，由于化学品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非常严重，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还需强调保障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在实现生态安全、保障人体健康的基础上，明确对化学品污染的系统防治，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原则
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着重强调预防原则和全面管理原则。首先，气候变化和化学品污染两者都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再加上科学技术的有限性，使得“预防原则是化学品污染防治的首要原则”[19]。这里的预防原则指对人类生产、运输、仓储、销售及使用化学品等行为所产生的科学确定性或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等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环境破坏等负影响，进行事前预测、分析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以避免或减缓可能的环境损害。该原则预防的对象既包括潜在的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风险，也包括现实的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损害。其次，全面管理原则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体现，包含“‘从摇篮到墓地’的系统化管理思想；统一监督管理，协调控制的管理原则”[20]。该原则包括全程管理和统一管理两个方面。在全程管理上，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对化学品从原材料供应、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到废弃物处理进行全程管理。在统一管理上，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先对所有化学品制定统一规范，再对重点化学品进行分类监管，并统一化学品监管、改革管理机构。
（三）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已有的化学品管理立法对化学品行政许可、监督检查、事故应急处理、限期治理及公众参与等制度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规定，这些制度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有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还亟需完善具有减缓性或适应的下列法律制度。
一是完善化学品计划与规划制度，调整化学品产业结构。这里的化学品计划与规划制度指涉及化学品的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专项规划及各项计划等。完善化学品计划与规划制度是预防原则和全面管理原则的体现。目前，我国化学品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严重，绿色环保化学品缺乏。我国急需完善化学品计划与规划制度，调整化学品产业结构，支持绿色环保化学品优先发展，尤其注意化学品产业计划、规划与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等的协调。
二是完善化学品毒性鉴定和标准制度，保障生态安全、人身健康。目前，我国亟需统一化学品毒性鉴定管理，规范化学品毒性鉴定机构和程序，以环境危险性为标准，对可能影响气候变化的化学品及早鉴定，纳入化学品标准制度管理。这里的化学品标准制度是指按照法律程序制定的有关环境质量以及化学品污染物排放、监测等事项的各种技术指标与规范的总称，其是预防原则的体现，有助于从严格化学品标准的角度减缓气候变化。目前，我国有关化学品的标准需要从保障生态安全、人身健康出发，以“最佳适用技术”不断提高环境质量标准，扩大化学品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限制范围，实现环境标准之间的协调，提升标准的公信力。
三是完善化学品登记制度，建立化学品信息系统数据库。登记制度是化学品管理的核心和主要手段，有助于对化学品进行危险评估和分类，进而制定预防和防护措施。我国亟需建立功能全面、数据准确的化学品信息系统数据库和监管数据库，实现对化学品的动态监管、突发事故应急处理和电子政务管理。我国还需加强信息系统的建用结合，推进信息系统的完善与应用，并对民众公开，实现登记与监管的良性互动。
四是完善化学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涉及化学品的评价对象增加气候变化的评价内容。这里的化学品环境影响评价是对涉及化学品的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和减轻负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和制度[21]。其是预防原则的体现，对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化学品环境影响评价需扩大评价范围，增加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价内容，尤其在化学品专利授予上增加环境影响的评价。
气候变化是世界性热点问题之一，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路径。将来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在生态整体主义理念指导下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性立法。通过加强立法，我国可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与防治化学品污染，保障生态安全、人体健康，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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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防治的意义篇6
关键词：水稻；病虫害防治；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S435.11文献标识码：aDoi：10.11974/nyyjs.20170333098
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在水稻种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水稻种植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虫害防治技术是指通过有效的防治措施控制水稻种植的病虫害，消灭病虫害，减少病虫害对水稻种植的影响。因此，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必须深入了解水稻病虫害的特点，制定系统化的防治计划，科学合理地利用虫害防治技术，有效控制和消灭水稻虫害。相关部门必须对虫害防治技术予以高度的重视。本文主要探讨水稻病虫害防治中的突出问题及其对策。
1水稻种植病虫害防治工作的现存问题
1.1立枯病
水稻立枯病是水稻旱育秧最为主要的病害之一，出现此类状况的原因在于吉林地区温度过低、温差大，土壤偏碱性以及光照不足等。水稻田间症状主要为出苗后秧苗枯萎且易于折断，并且在其茎基部出现腐烂现象，还伴有烂梨味，发病情况较为严重的水稻甚至会出现整片死亡。
1.2稻水象甲
稻水象甲体长约3mm，其体表为浅绿色至灰褐色的鳞片。成虫后便在水稻植株基部栖息，于黄昏时便会爬至叶片的尖端，孵育幼虫，取食叶肉，后蛀入水稻根内。成虫的稻水象甲主要食害水稻叶片，其幼虫主要破坏水稻根系，为害根部呈现孔洞状，最终使水稻黄化枯萎。
1.3二化螟
二化螟是我国吉林第5水稻种植危害最为严重的常发性害虫之一，主要蛀食水稻茎部，会造成水稻出现枯心苗以及枯鞘，处于抽穗期的水稻会导致其出现白穗及枯孕穗，处于乳熟期的水稻会导致其出现虫伤株以及半枯穗。为害株在水稻田间呈现出聚集分布的状态，且中心较为明显。
2如何防治水稻病虫害
水稻种植虫害的发生是导致水稻田出现大面积毁灭以及水稻受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为了确保水稻的高产量就必须采取相关的防治技术来防治水稻病虫害的发生。在对水稻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中，需要详细地了解相关防治措施。在确保不破坏林区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水稻病虫害进行防治，从而确保林区的可持续发展。
2.1加强对水稻病虫害动态监测及控制
在对水稻种植田间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中可以采用信息化控制系统进行定位，建立起动态监测控制点，对水稻种植病虫害的灾害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例如U散的范围、病死的植株数目等，利用动态监测报告对病虫害进行动态监管，并据此制定有针对性的综合防治方案。
2.2强化病虫害管理
加强病虫害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对病死植株进行严格控制，从而有效避免感染病虫害的植株对健康的植株造成感染，导致疫情再次扩散和传染。但是，病死植株和水稻所有者密切相关，为了减少经济损失，有效控制病虫害的扩散和传播，必须对其进行相应的补偿。因此，在对病死植株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对水稻病植株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控制与管理。在对病死植株进行运输的过程中，应该由专人严格按照之前所规划的路线及时间进行运输并负责，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于指定处进行统一处理。还应该根据相关的调查报告以及实际情况对病死植株进行核销，对权益所有者应该根据核销单据进行补贴。
2.3生物防治措施
生物防治措施在对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中不适用任何化学农药，属于生态防治措施，主要方式是利用害虫天敌对害虫进行消灭，因此对环境不会造成污染。还可以通过各种物理及化学的手段来对病虫害的发育特点产生影响，从而实现根治病虫害的目的。比如对于二化螟的防治可以采用杀虫双、三唑磷以及杀虫单等药剂，但目前许多水稻区对此类药剂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抗药性，因而可以采用苏云金杆菌等生物制剂进行防治。
2.4化学防治措施
利用人工手段扩散化学药品的范围，主要包括生物、单个种类的天然物质及天然物质的混合物，对水稻虫害进行防治及消灭。
2.5物理防治措施
对水稻病虫害采取物理防治措施主要是利用各种简单的机械物理技术，或者通过灯火来诱杀水稻田害虫，从而对种子进行特殊处理，以此来增强水稻自身的防御能力。通过高温物理手段，能够有效地消灭水稻害虫病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病虫害的进一步扩散。
生物防治的意义篇7
关键词：城市园林植保
1、研究背景
随着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建设园林生态城市呼声日高涨，许多城市逐步开展大规模园林绿化建设。城市绿化具有改善觉；美化环境提升城市品位等功能。随着城市园林绿地的增加随之来的是城市园林植保日益严重，病虫害问题成为人们不得不重视的个重要课题。园林植保是研究园林绿化植物病虫害发生；发展规律防治的一门科学。园林植保工作在园林绿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义，对巩固园林绿化成果，保护古树名木，发展绿化事业十分重要[1]。
2、构建园林绿色植保的意义
随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人们逐渐认识到健康的生态系统对人类的重要性，绿色植保在城市特有的生态系统―园林中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2.1控制生态污染
人类的现代技术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影响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如大量的农药污染了人赖以生存的水、空气和土壤，人类食品中的农药残留严重严重超标，这严重影响了人类的健康，近年来癌症发病率增多和这不无关系。农药的大量使用还严重影响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一些害虫天敌被灭杀，但害虫的抗药性却在不断增强，害虫防治越来越难。城市园林作为一种人为干预下极不稳定的生态系统，由于大范围种植单一的植物，使得病虫害发生的可能性更大，而作为城市的环境的保障体系，绿色植保就在园林绿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绿色植保可以广泛使用无公害防治等人为干预手段，将农药的使用降到最低程度，控制生态污染，保护居民的生活环境[2]。
2.2建立生态多样性，美化城市环境
以往的园林设计中往往会大面积的种植单一的植物，这给病虫害大发生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园林绿色植保强调以生态学和绿色植保为基础，通过在园林设计中各种植物的合理搭配，建立一种类自然的生态环境，从而扩大园林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形成自然的调控体系，减少病虫害发生，同时多样的植物还可以美化城市，愉悦居民。
3、目前城市园林植保存在的问题
(1)注重化学防治，忽视生物防治在对园林植物病虫害的治疗过程中，往往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认为园林植物和人的饮食无关，所以常用一些见效快的毒性相对高的农药，这虽然可在当时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但却使昆虫的抗药型增强，同时也会造成环境污染。对于如何利用生物防治手段防治园林植物病虫害还处于认识阶段。
(2)园林绿化设计者的失误。设计者忽略了生物多样性原则。使得园林绿地植物品种过于单一，削弱了生物之间相互制约因素。容易发生大面积的病虫害。例如，大面积的纯草坪和纯林、行道树为单一树种就是一种不良的种植方式。缺乏生物多样性，会导致病虫害的猖獗繁殖，给园林植物一毁灭性的危害，例如松毛虫对油松纯林的危害，光肩星天牛对毛白杨纯林的危害。再者，园林植物有其自身的生长特点，忽略了气候，土壤因素，盲目栽植不适于本地生长的植物，往往使植株长势不良，抗病虫害能力下降，也增加了植保难度。
(3)园林从业人员专业知识缺乏，造成一些人为病虫害发生在进行园林设计时，由于缺乏一些植保的专业知识，将一些互为一种病虫害寄主的植物栽植在一起，这就容易引起病虫害的大流行。例如，柏是苹―――桧锈病病菌的越冬寄主，在进行栽植时要尽量避免苹果与桧柏等转主寄主树种混栽。在进行园林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些问题，尽量避免给病虫害创造适宜的生存环境。
(4)市民参与园林植保工作热情不足。在目前阶段，我国许多小城市市民环保意识淡薄，对园林植保工作认识不足，无形中增加了植保工作难度，任意踩踏绿地，随意倾倒垃圾，破坏园林植保设施等。使得特殊地段重复施工建设，但效果很差。
(5)建设程序不合理。在小城市，园林绿化效果明显，为此许多园林工程变成了形象工程，往往急于求成，基础设施未建设就开始绿化建设，最终形成先绿化再破坏再绿化的结局。重复建设，劳民伤财。
4、解决问题的方法及对策
4.1重视生态园林在城市园林中的应用，提高植物群落抵御病虫害的能力
在园林绿化设计中，创建乔木、灌木和地被植物的群落，增加单位面积绿量，建立常绿与落叶、针叶与阔叶、喜阴与喜阳等混交型植物群落，增加植物之间的相互制约能力，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如松栎混交林可防治松毛虫。增加园林绿地的绿化层次，减少园林植保工作量，重视抗性植物材料应用，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4.2加强植物检疫工作，防止病虫害传播
跨地区引种苗木及其他植物产品必须经过严格检疫，特别是进苗地区尚未发现，繁殖力强、适应性广、危害性大，随植物传播的危险病虫害，如美国白蛾、松干线虫病等作为重点检疫对象，这是园林植保的重要措施。
4.3转变观念，加强管理
在实际工作中，加强后期日常管理。按照植物生长规律，重视园林植保浇水、施肥、整形修剪等工作，根据植物特性适时适量施基肥，结合病虫害防治叶面追肥，提高植株自身抵抗力。针对冷季型草坪草等观赏性较强的植物，适时喷施抗寒、抗旱、延长绿色期的生物制剂，增强其适应性，增加观赏价值。
4.4固定专业植保人员
由具有专业植保知识的人员专职植保工作。负责全年的病虫害预报和防治工作。并根据本地区园林植物的主要病虫害发生特点，危害做出长期、中期、短期的预测预报，细心研究，观察病虫害发生发展规律并对病虫害进行有的放矢的防治，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5运用综合防治法，减少化学药剂使用
可以运用生物防治方法、物理防治方法、机械防治方法。如用天敌昆虫治虫，性引诱剂诱杀雄性成虫，生长调节剂、微生物防治害虫。此外还可以运用植物杀虫剂杀虫，如烟草、巴豆、鱼藤、苦楝等治虫效果也非常明显，且对环境无污染，值得推广。
5、结论
城市园林植保的总的指导方针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在注意预防的同时，结合综合防治法，运用低毒，低残留，无公害的化学、生物药剂防治病虫害，从而最大限度保护人类的环境。因此，全社会都应该重视这项工作。
参考文献：
生物防治的意义篇8
首先，要充分了解植保工作新的进展。近几年来植物保护工作的发展，不仅表现在防治技术的改进，更主要的是通过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终于更深刻地认识了植保工作的方向，改变了病虫害防治的基本概念，从而更好地解决植保问题创造了条件。人们曾想寻找一种防治手段，企图利用这种单一手段来达到控制或消灭害虫的目的。自从50年前有机氯农药发明以后，以它具有空前的杀虫效力，人们认为彻底解决害虫问题已经为期不远。多年来有机氯农药的连续和大量施用，一方面固然在生产上起了巨大作用，但害虫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有些害虫反而发生更严重了。越防越多，越多越增加药量，越加药量，病虫害抗药性越增强，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农药引起的副作用也更加突出了。单独依靠一项其它的技术措施，如利用天敌防治，也证明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人们才进一步认识到单一措施防治病虫害的局限性。
其次，要正确综合防治的科学概念。今天的综合防治的含义已经更为丰富了。病虫害防治是一个生态学问题。综合防治是通过有机地协调应用各种防治手段，使之相辅相成，将病虫害压低到经济危害水平以下，以收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同时，将所使用的手段对农业生态系内外的不良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新的综合防治概念，应包含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一、错综复杂的动植物、农作物的耕种管理和周围环境构成一个生态体系。在生态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变支，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或轻或重地影响整体体系的稳定，在关键因素上，甚至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从而影响病虫害种群的消长。所以说病虫害防治是一个生态学问题。
二、综合防治的目的是控制种群的数量，使害虫密度保持在经济危害水平以下。所以不要求进行不必要的防治工作，通常情况下不是使害虫绝灭，有时为了使天敌能够继续生活繁殖，在今后抵制虫害中发挥作用。在防治时还要有计划地留下一部分害虫。
三、各种防治手段化学防治、天敌利用、抗虫品种、农业技术措施或昆虫绝育，都是它们的各自特点和限制，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万能的。采用多种防治手段，把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互相协调，彼此补充，能够收到最大的防治效果。必须全面考虑，使防治措施对生态系内外的有害副作用减少到最低程度。不仅要注意它们对防治对象、作物和人畜的影响，还必须考虑与其它害虫、天敌、益虫和其它生物的关系，注意环境保护问题。
搞好综合防治，一是要加强对综合防治重要性的认识。目前，人类一直被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所困扰，如果我们现在不着手解决环境问题，那么，人类的明天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则可想而之。因此，综合防治不仅仅是植保工作方针，同时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大政。二是要加强宣传、培训，提高各级干部和农民素质。要利用广播、电视、材料等形式，全面宣传综合防治的重要性。同时还要有计划地办好各种类型的培训，清楚概念，教会方法，搞好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使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把综合防治真正地重视起来，并付诸于生产实践当中。三是要建立综合防治植保科技示范园区，增强直观、宏观认识，示范引导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逐步走向综合防治之路，自觉实施综合防治工程。四是要进一步加强综合防治方面的有关研究。主要研究品种抗生问题，精细管理问题，植物卫生环境问题及昆虫绝育法、遗传防治法、外激素和激素的应用、拒食剂、物理防治法、低毒、高效、低残毒农药和生物农药，这样才能使综合防治得到技术应用方面的保证。
生物防治的意义篇9
关键词：森林；病虫害；防治措施
一、目前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问题
1.防治技术落后
由于林区工作人员对病虫防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很多林区的工作只围绕经济利益进行，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意义，使得林区病虫害防治工作依然以传统落后的模式为主，病虫害防治技术停滞不前，从而造成了病虫害现象反复性、经常性发生。
另外，病虫害工作存在着经验、经费严重不足，防治措施难于全面落实，人力组织难于到位。防治中药物施放、病虫木伐除、除害处理、需高空作业，风险大，且防治工作量大，施药安全没有相应保障，为以后长期安全防治留下隐患。
2.防治难度增加
虽然近年来政府加强了植树造林工作，人工造林面积不断扩大，但造林对象主要以纯种林为主，混交林数量相对较少，这导致了病虫害的放生范围进一步扩大，增加了森林病虫害的防治难度。此外，由于农药的不科学使用，造成害虫的天敌减少，也是增加防治难度的一大因素。
3.灾害监测不力
灾害监测制度、监测预报网点的不完善使防治工作无法与林业生产工作有机结合，导致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一直处于被动局面，最终造成林场生态防御系统的破坏，一旦爆发病虫害，林区管理人员便无法有效遏制快速的蔓延，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也无法顺利开展。
4.基层对防控工作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森林病虫害被称之为“无烟”的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防治是国家减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森林在漫长的生长发育过程中，随时都可能遭到林业有害生物的侵袭，轻者造成林木生长缓慢，质量变劣，重者整株枯步巴，甚至大面积死亡，造成森林面积的减少。
二、防治森林病虫害的具体措施
森林随时都可能遭到林业有害生物的侵袭，虫情发生蔓延迅速，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控制和扑灭，虫口密度会急剧增加，一旦疫情扩散蔓延，将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破坏森林群落结构。为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和今后能更好开展顺利，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同时，针对所存在的问题，应切实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完善林区管理制度
建立林区病虫害防治的奖惩制度，对消极态度的治理人员实施相应的惩罚措施，对防治工作有重大贡献的治理人员加以奖励，以此规范和激励治理人员。加强治理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要求在预防和治理病虫害的过程中，采用科学和适当的监测技术，加强对病虫害的预防力度。对治理人员实行防治理念再教育措施，从意识形态入手，使其首先意识到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再让意识指导实践，让治理人员积极投入到平常的治理防护工作中。
建立预警机制，及时对病虫害采取预防和治理措施，减少病虫害对林区带来的损失。林区管理制度是防治病虫害活动的有力督导，完善林区管理制度能有效改善林区病虫害现象，对林区工作人员工作开展具有一定指导和约束作用。
2.革新防治技术
对强危害性的病虫害制定针对性的应对计划，优化防治技术，禁止外来生物和害虫的人为传播行为，可以有效避免害虫对林区生态系统造成不良影响；科学选择低毒、高效的农药产品，降低有毒物质对土壤和森林的危害程度；采用生物科学技术，对病虫害的天敌实施一系列保护措施，让天敌对病虫害的繁衍起抑制作用，实现森林资源的良性循环发展。
3.强化防治意识
在病虫害的防治过程中，要秉承能预防不治理的原则，将预防工作贯穿在整个防治活动中。在林业部门内部进行改革，加大防治工作管理力度，使部门人员对防治工作引起重视，从而逐渐建立病虫害防范机制，以此保证我国林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4.加大资金投入
林区的管理经费决定了病虫害治理的投入力度。由于资金投入不足，我国大约每年有6.67万hm2森林病虫害现象严重，且无法得到有效治理。政府部门应该针对这一情况，加大对病虫害的防治投入，在财政投入过程中应该坚持以下原则。地方补助为主，国家补助为辅原则。由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对林区防治的方方面面进行资金投入，因此资金投入的具体实现方式是通过国家政策扶持，地方政府筹资投资来获得更多的资金收入，从而才能对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加大扶持力度。融入政府职能原则。各级政府要将林场的病虫害防治归入到当地的综合防灾减灾计划中，市县两级财政要加大防治、预测和监管等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通过这样双管齐下的方式，才能使林场的病虫害的治理手段更加有力有效，治理工具的选择也具有更高的科技含量。
5.加强林木检疫
为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根除，为森林植物灾害的“早预防、早发现、早控制”提供嗜返那捌谠けāS建立有效的疫情报告制度，确保有害生物监测、预报工作的稳定性、连续性、系统性，有效控制虫害发生和蔓延。对引种的植物进行跟踪监测。发现疫情区域，经扑灭后，要持续开展疫情监测工作。实行目标管理，落实责任制度，把指标层层分解，责任到人，做到人员固定、地点固定、任务固定。
严格实施苗木检疫工作，对调入的苗木实行初检及复检，防止疫情传入。加强苗木产地检疫工作，对病虫害频发地区和城镇植物产品集贸市场加强检疫管理，从源头上切断病虫害的传播渠道。对引进的树木新品种及其森林产品实行双重检查，力争林木检疫工作的万无一失。
三、结语
树木具有存活时间长，生长周期久等特点，短则几十年，长则达百年之久。树木在漫长的生长发育期中，由于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自然界有害生物会随时对树木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林区管理人员必须重视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即使病虫害现象发生，也要及时采取措施，确保危害在可控制范围内。只有做到以上几点，我国森林资源才能得到可持续健康发展，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良性的提供森林自然资源。
参考文献：
生物防治的意义篇10
关键词：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体损失；土地保育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应考虑的问题，究竟是一些什么问题呢？由于人们对水土保持概念理解的偏差，在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时仅着眼于防治土体损失的机械固定，仅仅限制在使用工程措施，从字面上理解植物措施，没有意识到防治水体损失方面的保持利用，忽略对风力侵蚀的防治，不考虑植物侵蚀和化学侵蚀等。
要讨论这些内容的不合理问题，首先得搞清水土保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1水土保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由水土保持的概念看来，要弄清水土保持的内容，还必须弄清水土流失的定义。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根据一些学术专著，它的意义也是比较明确的：是指土壤侵蚀（包括水、风、重力、人为活动等营力）造成陆地表面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破坏和损失。
然而什么又是土壤侵蚀呢？土壤侵蚀是国际通用的土壤学学术用语，国际上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和机构对此定义大致相同，即水、风、重力等作用下土壤的流失。国内定义是指土壤在内外力（如水力、风力、重力、人为活动等）的作用下，被分散、剥离、搬运和沉积的过程。
当然，随着人们对土壤侵蚀和水土保持的认识的不断深入，土壤侵蚀、水土保持的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正如土壤侵蚀从最初的由于水力或风力作用引起的土地表面物质的移动，逐步发展到土壤在内外因力（如水力、风力、重力、人为活动等）的作用下，被分散、剥离、搬运和沉积的过程，水土保持概念也由初期的土壤保持发展为今天的水土保持并举，从单一强调土壤侵蚀引起土地生产力退化到同时强调土壤侵蚀环境与全球生态环境的联系，如水土流失与水环境的联系，水土保持与全球气候变化的联系等，即水土保持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停留在山区、丘陵区和风沙区的水土资源，而是任何在内外力（如水力、风力、重力、人为活动等）的作用下被分散、剥离、搬运和沉积的水土资源，水土保持的内容已不只是防治水土流失，而是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建立良好生态环境。
由此看来，水土保持涉及的内容除了防治水土资源的流失外，还赋予了利用水土资源，绿化美化环境等。其中，防治水土流失涉及防治土地荒漠化、防旱保水等内容，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涉及了植物侵蚀、化学侵蚀，慎重考虑工程措施等内容，绿化美化环境则涉及了植树造林，慎重使用复垦措施等内容。总之，水土保持已不是最初的水土流失防治，即采取措施简单地把水土资源固定在某一个区域。
2问题根源的解析
前面已经说了方案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我想最根本的是把水土保持单纯地理解为水土保护，而没有意识到水土保护的根本目的。现结合前面给出的概念来解析这些问题。
2.1仅把“保持”理解为“保护”
保持含义不仅限于保护，而是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由于一部分人把水土保持单纯地理解为水土保护、土壤保护，甚至与土壤侵蚀控制等同起来，没有意识到土壤的改良以及土壤合理利用于农、林业生产，即没有考虑到对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在方案设计的时候，仅着眼于防治土体的损失，进行机械地“固定”处理，夸大甚至是盲目使用工程措施，从字面上理解植物措施。
2.1.1没有着眼于提高土地生产力。有人认为，用工程措施可以把土壤很好地圈定在某一空间范围，这样处理后基本不会发生土壤侵蚀的现象。有的就是忽视植物措施对土壤的改良功能及其对荒漠化的防治功效，在方案编制中忽视植物措施，至少不对石料场、石渣场采用植物措施，加速了该区域土地石漠化、荒漠化的进程。也有人在方案编制中不是先考虑提高土地生产力方面的土地熟化，而是随意采用复垦措施，使土地越垦越穷。相对次要一点的是，在方案中没有提及风力的扬尘等对土地的沙化。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提高土地生产力呢？因为他们只知道土地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不知道中国仅有10.20%的土地面积适于农业，37.10%适于畜牧,且风与水冲刷严重。因此必须考虑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从提高土地生产力、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来看，把弃渣场设置在农田的方案也是不可取的。就算弃渣在水土保持措施处理后，能够使土地生产力提高到以前农田状况下的水平（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但弃渣场本身占压了肥沃的土壤，让其退化，变得难以利用。据科学测算，自然风化1cm表土层需要400年时间，而风化成30cm耕作层，则至少需要1.20万年。但破坏这1.2万年才风化成的耕作层，却只需一朝一夕就完成了。这是一种资源在时间上的巨大浪费。因此，强烈反对占用农田不经处理就用作弃渣处理场地处理弃渣的方案。
2.1.2对绿化、美化环境认识浅薄。由于没有意识到绿化、美化环境，一部分人没有考虑植物措施，或乱用植物措施，或没有把植物措施设计到相应深度等。总的说来，是对绿化、美化环境的认识没有深入。没有考虑植物措施的人完全没有考虑水土保持的绿化、美化这一部分内容。在方案设计中，不在乎植物措施，认为在工程措施的防护下，已经能够达到防治目标，采用植物措施纯属多余。
乱用植物措施是不知道植物间的互生与对土壤肥力的竞争，只知道植物对土壤的改良，不知道一些植物在人为作用下恶化土壤理化性质、降低土壤肥力（即植物侵蚀）。要么是简单的进行混交造林，没有考虑主要树种与伴生树种之间的关系，对各树种不进行优化配置；要么乱用植物种造林，使得外来物种入侵并恶化土壤理化性质，降低土壤肥力，造成植物侵蚀。
没有把植物措施设计到相应深度的人是对植物的绿化、美化作用的认识深度不够而总认为种下去就成。他们要么是随意设计，没有考虑立地条件；要么是简单设计，没有考虑混交造林；在简单的进行混交造林设计中，没有考虑造林密度对生长量的影响；当然，他们植物措施中更不会考虑到微生物对土壤理化性质的改良作用（其实，植物措施常常是和生物措施相互通用的）。
2.2仅从定义上理解，没有注意到事物的发展
早期，人们只提出了土壤保持这一概念。而今，还有很大一部分停留在这一概念上，认为只是对于水力、风力等各类因素引起的土壤侵蚀的治理。于是，他们没有注重水体的保护和利用，没有意识到化学侵蚀带来的危害。也就是说，没有水忧患与水战略的意识。当然，这些还与水体保护的具体定义有关，因为在这一方面大家还持不同的意见：如有人把入渗作为一种水体保护措施，但有人认为，入渗到地层深处的水体已经变得难以利用。
因此，在方案编制中少了很多内容，让编制方案的根本目的落空。没有了“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这一内容，好多东西也就空荡起来，更别说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了。个人认为，水资源的保持要从水资源的利用、便于利用出发，做好库存，同时进行防污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