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明的重要性篇1
摘要：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保护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都有积极意义。为了更好的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我们必须做好加强对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承；加强国民教育，提高公民的文化保护意识等等方面的工作。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7)06-0021-03
abstract:thispapertriestoexploreChinesenon-materialisticculturalheritage,especiallytheprotectionandinheritanceofthenon-materialisticcultureinsportsbyusingthemethodsofdataanalysisandlogicalanalysis.itshowstheprotectionofsportscultureismeaningfulandhelpfulfortherealizationofthesocial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thegreatrenaissanceoftheChinesnation.moreover,itsprotectionandinheritancecanbecarriedoutasfollows:strengtheningthecomprehensiveprotectionofculturalheritage;developingtheculturalinheritanceofnon-materialisticculturalheritage;enhancingtheeducationoftheChinesecitizenstoimprovetheirconsciousnessofculturalprotection.
Keywords:non-materialisticculturalheritage;traditonalsportsculture;protection;inheritance
1前言
作为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的文化遗产资源异常丰富。幅员辽阔的国土上不仅遗存着许许多多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还拥有大量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蕴涵民族精神家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消亡或正在从现代人的生活中消失。如何保持和弘扬独立的民族精神，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必然的文化诉求。
2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我国传统体育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不断探索，于2003年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这其中就包括了众多的传统体育文化遗产。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政府也开始对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保护。在2005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2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2006年5月，国务院了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杂技和竞技类项目大约有17项，还有一些项目和我国传统体育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甚至从属于我国传统体育。比如：秧歌、那慕达等（见表1）。本文论述的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所有和体育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除了国家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外，各省市也先后出台了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相应的保护措施。通过这些举措，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政府部门开始重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始重新审视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的财产。
2006年2月，我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的贺辞中这样写道：“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态留存下来，它不仅是一个民族自家认定的历史凭证，也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走向未来的根基和智慧与力量之源”[2]。我们的祖先为世界创造了灿烂的的文明，这些文明有的已泯灭在历史的星空中，有的我们还能深切的感受到。文化需要传承，需要继续，需要生生不息。古人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即是希望文化传承能够不断自我更新，不断发展。
但是，无须讳言，我国文化传承在时代变动中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甚至有些文化遗产永远泯灭在历史的天空，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一个极大的悲哀遗憾。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文化遗产一样，承载着人类社会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要实现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3我国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甚至可以从民族体育的发展的轨迹，看出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冲突、融合的痕迹。但是随着西方体育文化的不断强盛，世界上的民族体育活动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冲击。如何处理好西方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传统的体育的保护和发展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棘手的问题。
3.1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必然要求
无论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是先进的现代文明都是人类健康成长的精神食粮。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延续、智慧的张扬、情感的连结，也是扩展时代思想、提升社会格调、培植公众修养的有利途径。正如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贺辞中指出：“加强世界遗产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刻不容缓的任务。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也是实现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要求”[3]。
3.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证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保障
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就表现为人类各族群和各社会特征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未来的世界和平只能建立在文明体系多元并立的基础上，因为只有在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只有在东西方各国和各大文明体系独立自主和平等对话的前提下实现的一致性，才是真正符合人道的一致性。
保护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也是各民族的普遍要求。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的：“尊重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4]。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理所应当提上保护的日程。
3.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社会便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起，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联合国的重要议事日程，成为世界各国政要和学术界的共识。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我们要珍视过去，立足现在，思考未来，我们不可只顾及眼前的得失，局部的利害，而全不顾全盘局势。文化遗产给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发展的土壤和精神动力。
3.4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才能有效保障人们的身心健康，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许多内容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具有了解历史、教育后人、鼓舞人心、陶冶情操、净化灵魂的功能。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创造提供精神动力，而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物质保障。传统体育文化作为精神文明中的生力军，对塑造社会形象，提高民族素质起着重要作用。
3.5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民族文化面对外来文化侵蚀的一次自省和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再发现；是对文化传统的回归和守护；是民族通过文化保护而实现民族精神延续的一种方式。我国文化曾经在世界文明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随着近代国力衰退，以及西方列强军事和文化的入侵，使得我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而言，处于弱势的地位。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推进，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悄然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肩上。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就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之一。
3.6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和创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5]。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有重要的作用，同样对于保护国内各民族的特色文化也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我国是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历史和文化。特别是一些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赛会和体育项目俨然就是民族名片，保护和传承这些文化遗产，对于提高民族的自豪感和增进民族间的交流和了解都有重要的意义。
3.7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基础。各民族无论大小，无论其社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都一律平等。各民族应该相互尊重各自的文化，并相互理解和相互认同。体育作为一种无国界、跨民族的文化传播媒介，对于推进民族认同、民族和解、跨文化交流与互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我国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措施
文化是一个整体，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每一部分又有多种表现形式，总体构成了相互统一的整体。以物质或物化形态表现出来的物质层次文化，属表层文化；以人们行为规范或制度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为制度文化，属中层文化；以观念、意识形态等方式表现出来的为精神文化，属深层次文化，即文化的核心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是文化的中层文化和核心层次文化的保护。相对于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困难的多，也重要的多。
4.1加强对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
任何物质类文化遗产都具有“非物质”成分，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都具有“物质”成分。纯粹的“物质类文化遗产”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文化遗传的保护，我们不可能将文化遗产撕裂开来，进行分头保护。完成非物质文化保护和传承这个世界级的难题，收集和整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本资料、文物遗迹等理应成为保护和传承中重要的一环。比如：对于少林功夫的保护，整理少林秘籍以及保护有关壁画和碑石就是非常关键的工作。
4.2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延承
由于人为和非人为的原因，我国的文化遗产不断遭到破坏。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使得我国许多传统文化面临消失的危险。尤其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落后地区，一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或民俗活动已经消失或濒临灭绝。为了让世界文化之园花繁叶茂，我们必须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多留一份文化的基因，就给未来世界的生存多一份希望。比如对流传了两千三百多年的蹴鞠的保护，我们不应只停留在历史的论证和史料的收集上，我们应在蹴鞠文化的介绍和蹴鞠活动的推广上下些功夫。
4.3完善立法，加强执法
国家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配套的国内法律、政策和行政环境。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提出：“每个国家都应在遵守其国际义务的前提下，制订本国的文化政策，并采取其认为最合适的行动方法，即不管是在行动上给予支持还是制订必要的规章制度，来实施这一政策”。我国目前有《文物保护法》、《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民族民间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法》都在拟议之中。显然，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立法还不完善。同时我们在做好立法的同时，还要加强执法的力度。对社会中普遍存在文化遗产的过度商业开发等问题，进行强力整治；对于濒临消亡的文化现象，加强文化传承工作。
4.4加强国民教育，使民众形成自觉保护非物质文化的意识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以惊人的速度损毁、消失和流失，面临失传的重大危机。抢救、保护和发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刻不容缓。加强国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教育就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教育形式可以多样化，从家庭、社区、学校，进一步延伸到社会，让国民逐渐树立一种正确的文化观，意识到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唤醒民众的文化自觉，形成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历史是不可重复的，文化遗产是不可再造的，体育类文化遗产也是不可复制的。正因为这些原因，保护文化遗产才变得尤为重要。
4.5成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机构
国家要建立专门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各省、市、自治区也要建立保护中心，基本实现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保护机构体系的建立可以有效监督各地方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同时也更有利于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开发工作。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杜绝一些地方为了发展经济，而对文化遗产进行的过渡开发和盲目开发，减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二次伤害。
4.6加大宣传，鼓励社会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著名作家冯骥才曾大声疾呼：“我们不能一边在城市里指责流行文化的横冲直撞，一边坐等自己的母体文化的消亡。暂时先离开我们的书斋吧。在广阔的田野和乡村里，我们一定会被母体文化的困境激起强烈的救助之情，也一定会感受到中华文化鲜活而迷人的生命力”[6]。文化之根在于民，我们只有激起全民的文化保护意识，才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创造一份适宜的生存土壤。只有全社会的力量都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去，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可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5结束语
人类社会在不断的发展中，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这些文化遗产中，有的我们只能通过字里行间和古老的岩画、壁刻去体会；有的我们还能亲身体味她的伟大魅力；有的已经化为烟尘，永远不再为人知了……。但是这些文化遗产都为我们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或者还在做着贡献。珍惜、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就是为了人类的明天有一个更好的发展。体育类文化遗产作为人类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同样不可替代的作用。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向云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m］.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2］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R］.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3］路志峻,李金梅.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体育文化的传承［J］.体育文化导刊,2006,(12):19-21.
物质文明的重要性篇2
然而，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力量和因素相互融合入、相互作用，一方面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覆盖全球的自由通信、无国界的自由贸易、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得全球变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由此产生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城市化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文化空间”的缩小与衰亡。比如城市的扩张与建设，过去的“庙”被拆除了，那么传统节庆的活动场所“庙会”也就不复存在了。又如人们出于外出打工或者追求都市生活的目的，从农村向城市的移居过程中，许多人久居都市，丢掉了家乡的方言，苗语不会讲了，苗族古歌这中文学艺术也就不得流传了。
另一方面，表现为文化的全球化:就像我们众所周知的“麦当劳世界文化”、“达沃斯文化”等等，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作支撑，利用知识产权为手段，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着利益纷争。比如，美国好莱坞利用中国的传统故事“木兰从军”拍摄了一部电影，而次娱乐大片票房收入超过了20亿美元，作为发源地的中国却分文未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西方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下，面临着被贬损、淡化、甚至取代的尴尬境地。
在此大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结合自身实际，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同时，积极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保护，并于2003年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同年11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在2004年，我国加入了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2005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随后在同年12月颁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尚在制定当中。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深刻反映了世界知识产权制度格局的变化，而且也深刻反映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激烈的利益纷争。把我国优势的非物质文化资源纳入到知识产权保护范畴，不仅是一个关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发展、保护的重大课题，更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的重大课题。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探讨，目前学术界的争议颇多。首先看“知识产权”这个词语，由于知识产权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而知识产权本身的属性研究---是公权，还是私权，至今也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话题。这无疑增加了理论讨论的难度。其次，既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就必然涉及到权力主体等具体内容。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自身的独特性质，导致权力主体难以确认。比如，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集体、甚至是民族共同创造的，这就是权力主体的不确定性和群体性，是国家，还是集体，还是个人作为权力主体，以及随后涉及的利益和财产权的行使等问题都颇受争议。最后，笔者认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可以为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搭建桥梁，从而形成不同观点之间的对话，这无疑对理论的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者认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在现实层面也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这有利于我国广大民众加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知识产权的认识和了解，提高全民的保护意识，增进国民对传统民族文化知识的了解。这也正如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所言:古代人探讨着达到真正幸福或者至善的最合理途径，他们探索着合乎德行的行为、作为美德之品格的诸方面――勇敢和节制、智慧和正义。在一个不认可知识产权的国家，不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就意味着也不能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不受他人侵犯。另一方面，本研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制度构建和完善，以及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方法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完善的制度，同时也有利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解决效率的提高。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全人类的“活财富”，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对其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深化了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于人权和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国陆续制定了非物质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世界教科文组织作为一个主要负责文化问题的联合国专门机构，也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最早是1972年巴黎《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诞生，它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个里程碑。虽然此次公约首次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当时公约中的文化遗产，仅指物质类文化遗产，例如:遗址，文物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还没有正式提出。接着在1989年巴黎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而此文件也没有明确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仅以民间创作来指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在1997年通过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决议。在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在2001年5月，教科文组织公布了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这也是暨1997年决议通过后的首次实施。随后于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2年全球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最后于2003年出台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是至今为止联合国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文件。该公约详细界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以及所包含的范围。至此，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由全球性的立法可以看出:首先，立法的时间过晚，同时也相应的反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急迫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就我国来讲，中国古代民间文学作品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诗经》中的部分内容就是周朝的乐师整理的民间歌谣。而1972年巴黎《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才诞生。其次，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建立起一种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主导的保护模式，这也导致了对世界各国保护工作的影响。我国现在也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保护框架。这也反应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权利主体难以确定的问题上。例如我国“起源地不明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国范围内流行的，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为持有人。”这也是不尽合理的。
从知识产权的角度看，目前学术界也存在着诸多争议。主要体现在如何利用，或者是否可以利用知识产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上。具体的看，主要是权力主体，权利客体以及财产形式方式上存在争议。G..p.纳布罕认为:知识产权法对于将知识本身转化为可以获利的商品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认为知识要被切分，这样知识产权法才可以鉴别和有效保护。与此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具有整体性、民族性、综合性、地域性。二者本质相反。美国大学教授peterK.Yu分析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具有主体的不确定性和群体性，保护客体上具有不确定性，而且保护时间上是无期限性，因此不能简单套用知识产权的法律模型。
由此笔者认为，由于知识产权本身的权利属性，兼具公权与私权的属性，而学术界也对此存在争议，进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提出了挑战。私权的排他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有着尖锐的矛盾。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璀璨辉煌、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更是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从立法的角度看，主要是近些年的一些法律政策的出台。2003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的颁发。随后于2004年我国加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颁发。同年12月，《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是我国政府首次公布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权威指导意见。2006年首次公布了我国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又公布了我国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法律政策的出台也是相对较晚，一方面，反映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急迫性。另一方面，这也是社会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的现实要求。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全球范围内的交往日益密切，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上也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的制定和完善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从知识产权角度看，学术界目前也存在着颇多争议。朱雪忠教授认为:现有的版权、专利权、外观设计权等知识产权制度，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帮助。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有一定的兼容性。甘明分别从法哲学、财产权、法经济学的角度证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必然性。认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可行性。辛儒提出了产业化和产业升级是开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途径之一。但是其中的权利及利益分享机制尚待解决。安雪梅深入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的关系，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的客体的差异不构成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的冲击。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二者可以互动与兼容。臧小丽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具有群体性的属性，其次决定了权利主体应为特定区域内的群体，而国家和个人不适宜作为权利主体。
物质文明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政治文明；意义；价值
政治文明既有价值形态的内容，也有制度形态的内容。如果说其价值形态基本可以纳入精神文明的范畴的话，那么其制度形态则很难由精神文明来涵盖。人类的文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无论是物质层面的、精神层面的还是政治层面的――必然会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甚至有重叠交错的部分，但彼此并不能相互取代。就拿物质文明来说，除了包括生产方式和物质财富等方面的内容，还离不开人们进行生产活动和创造财富的理念。例如“可持续发展”，既是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也是一种价值观念，它们都是当代物质文明的重要成果，而这种价值观念也同时是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我们谁也不能以其中的一个去否定另外一个。
一、政治文明存在的重要意义
我们不仅从理论上说政治文明有其存在的重要意义，而且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来看，把政治文明建设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也是大势所趋。如果说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曾“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话，那么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实际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平衡，由此不仅带来了诸多政治性问题，如腐败和寻租的问题、党群和干群矛盾的问题、政府权力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政治调控体系的僵化和老化的问题等等，而且对经济改革的深化也形成了制约。
有鉴于此，如何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达成良性互动，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就成为新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一个战略性课题，这在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的背景下就显得尤其紧要。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方面具有区别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等其他国家类型的政治文明的特殊性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新型政治文明。在政治文明的主体地位上，社会主义否定了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推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主体性扩展到了大多数民众。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为了要保证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理论上讲，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以及党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优良传统，都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民主政治要解决的，就是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但其核心和精髓应当是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政治文明始终处在不断演进之中，并与一定的国家形态相联系。从政治文明的产生到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就是扬弃旧文明走向新文明的历史。因此，我们必须注重政治文明所具有的国家历史类型的性质，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另一方面，强调政治文明特别是民主政治所具有的特殊性，并不等于也不应该去抹杀其普遍性。任何类型的民主政治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我们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就要敢于吸收人类一切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只有在对人类千百年来政治文明继承和扬弃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发展。诸如人民、代议制、普选制、竞争公职、权力制约、责任政府、司法独立、政治公开、合法反对、有限政府、法治、人权等理念，不仅是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产物，也是当今世界不同政治体制应当共享的价值资源。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人类文明的共享，制度间的相互借鉴已是各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趋势之一，现代民主和法治不断深入人心，这也应当成为我们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对此，我们应当区分和界定“人类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中国政治文明”这三个不同的层面，并把握好其逻辑关系。所谓“人类政治文明”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还是“中国政治文明”都应当具有这种文明形态的共性。实际上，“政治文明”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全人类性；而提出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我认为首先就在于它是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否则就没有必要提出这一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本身就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包含古今中外政治领域一切优秀的制度与文化的积淀和与时俱进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注意正确对待和处理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与中国国情的关系。我们既无法跳出中国的具体情况发展民主政治和建设政治文明，也不能以不适合国情为借口把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拒之门外。而研究国情的目的，不是为了排斥普遍的原理，而是旨在把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更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在有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充分研究和借鉴政治文明的普遍性，正确分析和判断政治文明的特殊性，敢于并善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三、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制度文明
物质文明的重要性篇4
近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重要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形式决定了其保护形式在于传承，传承就是保护，因此，解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也就解决了保护问题。由于文化旅游逐渐兴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受到了广大游客的青睐，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旅游的关系也日趋紧密。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探讨旅游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口头传说，表演艺术，社会风俗、仪式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5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增强民族凝聚力与认同感的重大使命。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是，它是一个活态的，不断传承发展的生命环链［1］。这种生命环链没有实物形态，如果不将其传承下去，子孙后代就无法了解它，这些保存着国家和民族人文历史特征的文化载体就会消逝。因此，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顺利传承，对于有着千年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来说，意义非凡，十分必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通过人类代际间的传授与承接来实现的。这是一个传授、承接、再传授、再承接的再生产过程［2］。在这个再生产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接是通过两个环节来实现的，这两个环节就是积累和传递，其中积累包括发明和借用。［3］积累和传递两个环节的开展中都必须依靠传承人来完成。只有传承人才能将人类代际间的传授进行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生产过程才能链接起来。因此，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要从3个要素入手：
（一）积累积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横向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非物质文化滋生地居民一方面通过自我发明创新来完善和延续着本土文化，另一方面通过借鉴外来文化的精华来提升自己。发明创新是非物质文化滋生地居民内部的智慧超群者在承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不断重新审视以往的技术、技能，生产、生活方式，习俗礼仪，将那些不再被多数人认同的东西废黜掉，对保留下来的精华部分进行创新，创造出与新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表现形式。借用主要是向外群体（族群或社区）或外国文化的吸收，通过借用为非物质文化滋生地的本土文化注入新的元素。通过发明创新和借用两个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了积累，既使本土文化得到充实完善，又适应了新的形势，增加了新的内容，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无论是发明创新还是借用都不是随意改动，而是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前提下的创新和借鉴。
（二）传递传递是通过非物质文化代际间的传授纵向实现其传承发展的过程。代际传递对于非物质文化的繁衍生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代际间的传授主要是通过3种方式实现的：口头传说与表演艺术类大多以社会传承的方式，即以师傅带徒弟及无师自通习得的方式进行延续；传统手工艺技能类的延续常常以社会传承及家庭传承的方式进行，所谓家庭传承是指在有血缘关系的人群中传授；而社会习俗、仪式礼仪、节庆活动及有关自然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这两类文化一般以群体传承的方式进行传承，就是一个文化圈内的社会群体依靠集体记忆共同参与传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整个过程中，积累与传递这两个环节并非独立开的，积累往往是渗透在传递过程中的，传递则将积累的成果通过代际传授传承下去。这两个环节开展的关键是传承人，无论是积累还是传递，都必须依靠其传承人来完成。
（三）传承人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那些直接参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制作等传承工作并愿将自己所知道的相关知识与技能传授给后人的某些自然人或群体［4］。其中作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然人，是民间传统文化传播的代表人物、技艺精湛的各类艺人和传统文化珍贵资料的收藏者［2］。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传承参与者是一个文化圈或是社区内的所有成员，既包括那些有特殊技艺的人群也包括当地普通居民。前者又称为狭义传承人，后者则称为广义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狭义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即一些智慧超群者通过发明和借用的方式实现了某些特殊技艺技能的积累，并由其徒弟或子孙承接下去的人。那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方式，由广义的传承人依靠群体记忆的方式，一代一代地传递，经久不断。而当所处的环境发生改变时，他们也会集思广议，做出与新环境相适应的调整。总之，积累、传递、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的3个基本要素。积累和传递从横、纵两个方向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的具有主观能动作用的关键要素。传承人通过民间文化活动将积累和传递连接起来，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这一过程的不断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代代相传。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旅游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都有自己的传统手段。如果没有现代社会的各种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会运用自己的传统手段，循着传承方式各个环节的要求不断地传承下去。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使用传统手段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越来越困难，这就要求在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对它们实施产业化开发和商业运作。旅游，作为产业化开发和商业运作的手段之一，对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旅游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商业化道路提供了市场平台仅仅靠单纯的保护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非常困难的，不仅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而且也很难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价值充分展现出来。因此，时代要求我们在不影响其正常传承的前提下，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产业化开发。而实施产业化开发首先要解决市场问题。作为一个能够满足人类旅游需求的服务性产业即旅游业，是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开发市场问题的最有效的载体。旅游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情景体验和精神享受活动。随着旅游需求与日俱增，人文景观、民俗风情都成为了游客在寻求这种情景体验和精神享受时追崇的目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上相当于一个国家民族的民间文化，作为历史的见证、民族智慧的结晶，或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或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因而它也是使游客获得文化认知，观赏、体验异域活态文化的重要资源基础，对游客产生了独特而巨大的吸引力。在国际一体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旅游地发展旅游的重要依托，旅游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载体。由于它本身赋含着重要的旅游价值与功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潮流逐渐兴起。旅游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的重要手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对其传承和延续就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发挥极重要的作用。
（二）旅游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提供新的活动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通常是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累活动中的发明创新主要是靠技师来实现的。传统型技师虽然自身技艺娴熟，但因活动空间狭小，思维方式中守旧的理念益浓，加上见闻稀少，很难在非物质文化的发明创新方面有所突破，即便是“借用”式的积累活动，也因为相对封闭活动空间的限制，不可能有异文化的输入，使日益陈旧的技艺在有限空间范围内的展示失去新鲜感和吸引力，积累、传递等物质文化传承活动的动力也日渐式微。旅游活动的开展则突破了相对封闭的格局，给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带来新的活动空间。旅游带来大量的观赏者和参与者，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经常得以展示的机会。这种展示给传承者带来了经济效益和精神激励，进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提供强大的动力，为非物质文化的传递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旅游还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明创新等积累活动注入了新鲜血液，给“借用”活动提供了新的来源。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身上的文化特质会给传承人带来新的灵感，让他们在不损伤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前提上，对旅游带来的新理念、新技术实行保护性的“借用”。值得一提的是，借用除了文化与技术的吸收之外，还体现在对外部物质资源的利用上。日本大阪的传统文乐木偶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表演过程中，要使文乐木偶头部晃动出栩栩如生的效果，就必须用驼背鲸的鲸须作为弹性连接材料。但是自从日本政府禁止捕鲸以后，文乐木偶戏艺人们就很难获得这种材料了。而在阿拉斯加的一个海边村庄，当地的爱斯基摩人在捕捉到驼背鲸后，把大量的鲸须弃在海边。旅居到大阪的游客，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通过来自阿拉斯加海边村庄的朋友，获得了一些驼背鲸的鲸须，并送给了大阪市中心的文乐木偶制作匠人。举手之劳，却为这项艺术的传承延续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质支持［5］。
（三）旅游带来的文化交流给非物质文化传承中的发明创新带来新的动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中的发明创新，近年来已开始受到广大专家学者的关注。魏小安在《创造未来文化遗产》一书中就强调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明与再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明与再创造的过程是一个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一方面，非物质文化传承者会根据新环境重新审视以往的技术、技能，生产、生活方式，习俗礼仪，将那些不再被多数人认同的东西废黜掉，对保留下的精华进行创新，创造出与新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表现形式。这一再创造的过程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会加速。随着旅游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的群众及传承人渐渐发现其技术技艺成为了游客追崇的焦点，取得了游客的价值认同。这便促使他们以更高的热情在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基础上进行发明创新。另一方面，旅游者的涌入，也会给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带来新鲜的思想理念和文化。这其中也包括大量专家学者。旅游活动的开展让专家学者们进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当地的文化精粹则激发了他们的研究兴趣。在分析研究的同时，他们也会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明和再创造过程，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繁衍创新提供了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如：广西钦州采茶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受当地政府的重视。文化部门也聘请了专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改革，促使采茶戏表演的程式化、规模化，编写了《采茶戏表演程式十二套》、《采茶戏的基本功》、《采茶在舞台上的行为》等教材，在研究改革中进行了再造创新，使钦州采茶戏的表演更能保持其原真性。
（四）旅游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积累带来了新的形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只是简单地建几座博物馆将其收藏起来，而需要遵循“活态保护”的原则，即将古老的技术技艺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旅游便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提供了新的形式。俗话说：“活鱼还要水中看”。旅游所形成的旅游文化表演市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持续不断地展示演绎，使之在展示演绎中得到积累创新，在积累创新中得到保护延续。因此，在旅游活动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以鲜活的状态存活和发展于民间社会中，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和积累。
（五）旅游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递活动提供了新的生机代际之间的传递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得以延续的重要保障，传承人则是代际传递的承载者。因此，传承人的状况是代际传递的关键。但是当今在这些文化的滋生地，本土居民（广义上的传承人）的生境却令人堪忧。基本生活无法保证，这些传承人已无心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递，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极为不利。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并提出了相应政策，以改善传承人的生境，如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身份认定体系，以及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补贴制度等。从生存环境、文化空间和物质生活等方面提高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调动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的积极性。旅游产业的渗透进一步改善了传承人的生境，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提供了更好的文化空间。一方面旅游活动在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开展，为保护区的运行管理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另一方面，相较于政府对代表性传承人抽象意义上的认定，游客赞赏的眼光是对其技能更为实在的认可，会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旅游业的渗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同远离家乡去外地拼命打工，或是长年固守一块耕地相比，他们更乐意接受旅游创收的方式。当地的物产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就地销售，当地居民向外流动率就相应降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当地受尊重的程度及自身收入都会得到提高，对当地文化发展方向的话语权也会相应增大。外来文化思想由外及内的单向流动导致本地文化边缘化的趋势也会随之悄然改变。总之，旅游者的大量注入，使他们开始意识到当地文化遗产的巨大价值。文化上的自觉由此形成，那种倍受重视的自豪感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递产生强大驱动力。综上所述，旅游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持续、健康地传承下去，也为旅游开发增添了新的内容，为旅游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因此，将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结合起来，是一项极具积极意义的举措，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意义重大，但还需从各方面解决一些问题，才能在旅游开发中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顺利传承。
（一）要正确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原真性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最重要的原则。从文化所呈现的生存形态来说，可以分为“原生文化”和“次生文化”两大类。所谓“原生文化”是指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未经任何刻意干预、修改的传统文化。“次生文化”是原生状态被破坏或在原生文化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新型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要保护这类“原生文化”，也即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性或原真性。由此有人担心，旅游的开发会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这种担心是源于在某些地方已显现出异文化进入对当地文化的冲击，以及开发商为了迎合旅游者需要而对当地文化空间进行的改造。不过，对于这一担心，需要辩证认识和正确处理。客观地讲，游客的大量流入会对当地文化造成影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影响具有正负双重性，我们不能人为地放大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地居民对于游客带来的异文化其实并不是全盘接受的，在这个群体内部还存在一种“免疫系统”。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一种根本的思想观念，深植于他们内心，构成了这种强大的免疫系统，不会轻易瓦解。就像是位于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地带的通道县（侗族自治县），当地人也使用现代化工具，如手机，但她们仍然严守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如祭祖活动、老手工艺等。在这种免疫系统保护下，优秀的外来元素会被借用，而不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异文化很难在当地的文化空间中存活下来。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随意改造是绝对禁止的。因此，需要通过宣传和引导两种方法来加以解决。
物质文明的重要性篇5
依法保护、科学保护的依据主要是两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92年发起《世界记忆》计划，到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关注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献遗产的保护，到关注依托于人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味着人类完整的文化遗产观的形成。
我国是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重要发起国，2004年加入该公约，并两次当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2011年我国提交的首份履约报告获得充分肯定。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在我国设立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截止2011年，我国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9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项，成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在充分吸收国际公约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制定的，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该法首次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地位，在文化观念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六章四十五条的法律条款，从调整对象、保护原则、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到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全面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决心和努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酝酿、草拟、讨论、审议到通过，历经十多年，凝聚了全国上下、社会各界包括立法机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的心血，是中国国家意志和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日臻自觉、不断提升的结晶。
结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本文将对依法保护、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一下梳理。
一、深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特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本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这两个文件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并揭示出其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主要是：
1、其表现形式和传承方式的非物质性、无形性
物质文化遗产是以物为载体，是静止的实体。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以口传心授为延续方式，注重的是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和技能。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也有物质的因素或载体，但其价值主要通过人们行为活动的动态过程所体现出来，反映的是人们的情感、智慧、思维方式、审美观和价值观等精神的因素。
2、活态流变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活的见证，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只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变迁，有的进入了衰微状态，但它不是“死”文化，而是仍处于存活状态的文化遗产，仍然在与自然、历史、现实的互动中，不断生发、变化、传播、发展，具有活态流变性。
3、世代相传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相传”延续至今的，作为一种活态文化，主要通过人的活生生的现实行为活动所创造和表现出来。因此，它的存在必须依靠传承人的口传心授，依靠社区群体、民众的实际参与，在不断的传承过程中才能保持、延续下去。一旦停止了传承，也就使之中断或消亡，即“人亡艺绝、人走歌息”。
4、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积淀下来的，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生产生活的实际，它扎根于民间，生长在民间，往往就是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群体性、地域性较为突出。
还有其他特点：基质恒定性、共享性等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方针与原则
（一）指导方针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是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上述特点而定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也有很大差异。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本质意义就是保存，即采取各种措施有效地将其物质形态保存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根本上说，是针对保护对象生命系统生态整体的保养与呵护，着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活态，意在推动其延续和发展。
两个公约使用的“保护”概念也不相同（中文均译为“保护”），《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使用的概念是protection,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使用的概念是safeguarding,二者的含义有区别。protection主要指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或行政权力进行保护；safeguarding则有“维护”之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仅有法律保护是不够的，还需配合其他许多支持措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Safeguarding），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protection）、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是一种全方位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将公约的“保护”（Safeguarding）具体化为保护和保存两个概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
（二）保护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条确立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大原则：
1、注重真实性、整体性、传承性
所谓“真实性”，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客观的调查、记录，反映其真实形态；在保护、传承中坚持其基质本真性，不能随意改变。这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首要原则。所谓“整体性”，有两层含义：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身具有的文化整体，如京剧不仅仅是各种角色的表演，还包括剧本、音乐、唱腔、演奏、脸谱、服饰、舞台等因素共同构成这一遗产，保护时要全面、整体地进行；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所依存的环境构成的生态整体，要求保护时必须将其所生存的特定环境一起加以完整保护。我国开展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就是整体性保护原则的具体实践。所谓“传承性”，其内涵有两方面，一是通过师从前人学习、继承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将这项遗产发扬光大，并传之后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这样“世代相传”延续至今，保护工作也要注重“以人为本、活态传承”。
2、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产物，在其传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托于人而存在的活态遗产，它与文物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直接渗透、反映一定的思想性和价值观，这种思想性和价值观与时代精神有一致也会有不一致的地方，“三个有利于”为我们正确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和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问题提供了指南。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制度与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
（一）调查制度
调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保护工作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针对各个调查主体（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境外组织和个人）的调查分别作出了规定，并明确要求“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征得调查对象的同意，尊重其风俗习惯，不得损害其合法权益”。
（二）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已经基本建立。截至2012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1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8566项，地市级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2万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万多项。
推荐申报代表性项目必须掌握认定标准，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是两个基本条件。部级代表性项目，还要看它是否具有突出的、重要的历史、文学、艺术和科学价值；是否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代表性；是否具有鲜明特色，有重大影响等等。
正确处理代表性项目申报与保护的关系，重申报，更要重保护，要制定保护规划，落实保护措施，实施代表性项目保护的动态管理机制。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保护方式
（一）抢救性保护
运用文字、图片、录音、录像、数字多媒体技术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社区、群体）及其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并收集相关的实物和资料，建立完整的档案和数据库。这一方式适用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传承人年老体弱、状态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建立以代表性传承人为核心的传承机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建立“人间活珍宝”国家体系指南》中指出：“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性保护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进一步发扬这些知识和技能，并将这些知识和技能传给下一代”。
1．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
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技术或知识的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的决定性因素。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必须是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持有者;必须具备相应条件、符合认定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的条件是：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开展传承活动。至2011年，文化部已认定、命名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488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9564名。
代表性传承人应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果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规定义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对丧失传承能力的，不取消资格，也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要采取措施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例如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等等。
2、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方式主要有：授徒传艺方式，包括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群体传承方式，如民俗；教育传承方式，包括学历教育和培训班形式。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传承人年事已高，后继乏人，群体参与不够广泛等。因此，除了对代表性传承人采取认定、保护措施外，还应该对继承者、学艺者采取更多鼓励措施，如助学、奖学措施，提供更多展示交流机会，通过考核定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给予社会认可等。
（三）整体性保护
整体性保护主要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一起进行保护，是一种文化生态保护，强调文化的原地生存状态，强调不离本土及民众的文化延续，强调可持续传承的文化传统氛围，注重的是文化生态环境的建设、维护与修复。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而批准设立的特定区域。2007年6月至今，文化部相继设立了12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积极开展区域性整体保护的探索和实践。
保护区建设中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1、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文化生态的保护不是封闭的、真空的，而是顺应当地民众需求的、开放式的保护，是在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中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和整体性。因此，“要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工作考察目标”。
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发展旅游的关系
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好，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处理不好，则会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可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丰富旅游内容，但要注重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的揭示。要防止把特定区域的整体保护变成经济开发区、旅游开发区。
3．政府主导与民众主体作用的关系
文化生态保护带有明显的导向性，要由政府主导，但主导不等于包办。最重要的是发挥保护区广大民众这一建设主体的作用。保护区的民众是文化的创造者、享有者，也是最直接的保护者。他们对文化的认同、参与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保护区建设的成效。
（四）生产性保护
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主要在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药物炮制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实施。这些项目基本属于传统手工艺，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只有在生产实践中靠人的手工创造来实现。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可激发其自身活力，使之更紧密地融入当代生活；可提高传承人的积极性，培养更多后继人才；可促进文化消费、扩大就业，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但是，不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简单地理解为发展生产，甚至将其概念兑换为产业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方式是多样化的，采用的是传统的工艺流程，手工艺产品要求个性、独特，讲究差异，有的手工技艺凸显的是在民俗生活中的功能。而产业化采取的是标准化、批量化、机械化或自动化的规模化生产，商业化运作，讲究的是低成本、高效率、高利润，追求利益最大化，两者截然不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一种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强调尊重其生产方式，坚持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不能为追逐经济利益而忽视保护传承。
（五）宣传、展示与传播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十四条对教育、宣传和能力培养作出了规定：“各缔约国应竭力采取种种必要的手段,以便:（1）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主要通过:向公众,尤其是向青年进行宣传和传播信息的教育计划；有关社区和群体的具体的教育和培训计划；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管理和科研方面的能力培养活动；非正规的知识传播手段。（2）不断向公众宣传对这种遗产造成的威胁以及根据本公约所开展的活动；（3）促进保护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自然场所和纪念地点的教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了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播，第三十二至三十六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学校、新闻媒体、公共文化机构等在宣传、展示、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职责。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例如将民歌民乐纳入音乐课，将年画剪纸纳入美术课，将传统技艺纳入手工课，将传统舞蹈、武术纳入体育课等，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不仅仅是物的展示和解读，更重要的是体现文脉的薪火相传，因此，要注重活态展示，即传承人的现场演示。陈列展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谱系为脉络，以历代传承人为核心，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人为本的特点；现场演示以代表性传承人为主体进行现场表演或制作，展示其动态过程，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点。
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媒体的作用，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六）数字化保护
数字化保护是以数字化的影像采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和网络技术为基本手段，将景观再现技术、三维动画技术、动作捕捉技术等综合运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保存、保护、传承工作中。是最具有当代特色和独特优势的保护方式。
“十二五”期间，文化部将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2011年的一期建设初步完成了两项工作，一是起草制定数字化标准规范草案；二是选择徽派传统民居营造技艺、高密扑灰年画和秦腔三个部级代表性项目为试点，进行了数字化采集和资源数据库建设。
（七）弘扬、振兴
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陶冶情操、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社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鼓励各地依托各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提供特色文化服务，活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对有开发潜质、有一定市场需求的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药物炮制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生产性保护方式，在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特点和核心技艺的前提下，积极进行生产性保护实践，有条件的可以发展特色文化产业。
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城乡面貌、彰显地域魅力结合起来，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丰富旅游内容，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推动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要求：“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质本真性是灵魂，是基因，不能改变。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与文化创意产品、旅游产品区别开来。
物质文明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水文；湖泊；测定
水文学课程是研究地球上水的性质、分布、循环、运动变化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人类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1]，是高师地理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是中学地理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水文要素的性质、形成机制和发展规律，通常是通过水文测验来揭示的。水文测验是水文理论研究、地理环境研究和水文工作的基础。水文测验是水文理论研究、地理环境研究和水文工作的基础。湖泊水物理性质测定实验是了解湖泊水物理性质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一项研究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的综合性强的实习项目，因此很多高校在水文学的教学中都会开展湖泊水物理性质测定实验。笔者根据高校水文实验开展的情况，谈谈湖泊水物理性质测定实验开展意义、内容、方法和注意事项。
1.实验的目的及意义
湖泊是一种最常见的水体，是地球上陆地水的组成部分，具有调节河川径流和区域气候的作用，是人类生活和生产的重要水源。了解湖泊水体的水文现象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对完整地认识某一自然地理环境有着重要作用。
学生进行湖泊水文物理特性观测，掌握湖泊水物理性质测定方法，了解湖泊水有关物理性质的分布变化规律，增强水文测验的基本技能，培养野外观察，动手和分析等地理野外工作技能，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巩固和加深水文理论知识。此外学生通过对水库历年水文资料的调查，收集、整理成精确的、具有代表性的基本水文资料分析，可以加强对区域水文的特征分析，探索水文和地理环境的变化规律，拓展地理思维，提升专业技能。
2.实验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作为高师地理专业学生的教学实习，湖泊水物理性质测定主要包括水深、水温、透明度、水色的物理性质测定。
2.1水深测量
湖泊水深的测量是分析该湖泊水物理性质变化规律的必要前提。湖泊的水深是指测定水面至湖底的铅直距离，深测量主要为确定测站深度。水深测量测点的选取与布设一般由研究任务来决定，测定密度需根据规范而定。小型湖泊一般用测深杆、测深锤来测深；大型湖泊则用回声测深仪測水深。
2.2水温的测定
湖水热量来源主要是太阳辐射能，而热量的消耗主要是蒸发。由于水的热容量大，导热率小，故在动力混合较弱和水深较大的情况下，上下层水温就有较大的差别[2]。测定不同深度的水温，以了解湖水温度的垂直分布情况。通过水温计测定水温，观测时选择好观测点，如湖中心和湖边缘各取2个观测点。选好观测点后，测定观测点水面以下每隔10m水深的水温。水温测定时，水温计需在待测水深的位置停留5分钟以上。
2.3透明度的测定
湖水的透明度是指湖水的能见度，也就是湖水的清澈程度。因此，湖水透明度的测定，就是测定湖水的透光能力。用透明度盘来进行透明度测定，测定时选择在船甲板的避光处，将直径30cm的白色圆盘（透明度盘）垂直放入水中，当隐约可见白色圆盘时，从水面到白色圆盘的水深，便是透明度值。重复测2至3次，取其平均值，便为湖泊该处的透明度。测定透明度时，需注意检查透明度板是否清洁；悬挂透明度板绳索是否牢固，尺度标记是否准确。
2.4水色的测定
纯水是无色的。自然界水体的水色是由水体的光学性质以及水中悬浮物质、浮游生物的颜色决定的，是水对光线选择吸收和散射作用的结果。湖泊的水色是指自湖面及湖水中发出与湖面外的光的颜色，湖泊水色根据水色计目估确定。水色计是由21支无色玻璃管内分别密封21种不同色级构成的，颜色由深蓝到黄绿直到褐色，并以号码1～21代表水色。由于水色的决定因素与透明度相同，故其测定可在透明度测定后紧接着用水色进行比色测定。将透明度板提到透明度一半的水层里，用水色计对比透明度板上所呈现的湖水颜色，找出水色计上最近似的色级号码，即为所观测的湖水水色。
3.实验的注意事项
3.1加强学生实验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是实验教学顺利开展的保障。湖泊水物理性质测定主要在野外进行，学生要爬山涉水、实验的开展存在安全隐患。如野外考察毒植物、动物的生物危害；突发滑坡、崩塌、地震、雷电自然灾害；机械仪器设备不当使用的人身伤害；学生下水、乘船事故、贵重财务遗失、实验仪器损坏、登山失足等问题，都将导致实验不能正常进行，影响实验教学。“安全第一，以生为本”，因此在实验开展前要做好学生的实验安全教育工作，强化学生安全意识。
3.2做好实验示范和指导
首先实验教师要向学生讲解清楚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仪器性能以及实验仪器的规范操作步骤、正确观察、记录和处理实验数据的方法等。其次实验教师需先演示实验的规范操作，使学生对实验的规范操作有感性知识，从而更好地进行实验观测从而达到实验效果，获得正确的观测数据。再次，由于学生实验是由学生自行进行的，而不同学生的知识水平与能力层次也各有不同，实验教师还应在实验现场对学生进行巡视指导，及时发现学生在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并进行纠正和个别指导。最后在实验过程中如出现实验仪器故障，教师应尽快排除故障，以保障实验的顺利进行。
3.3指导学生分析观测结果
实验观测结束后，指导学生分析实验数据，使学生正确分析实验结果。如结合湖泊水物理性质测定的各项实测数据绘制湖水温度垂直分布曲线图，并分析其规律和原因；分析透明度与水色的关系；分析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进行水温观测的不同数据，作出表层和不同深度水温在一天中的变化曲线或者折现，并与收集到的当地气温变化数据进行对比，总结规律，查找原因，进行讨论；思考水深和水温的观测的季节变化规律。通过这些实验分析，及时把学生的思维从实验操作中引导到实验总结中来，并根据实验过程中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归纳处理，得出正确的实验结论；根据实验操作和已有的知识经验，推理演绎、获取规律性知识拓展学生地理思维。
【参考文献】
物质文明的重要性篇7
一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四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三是科学方法相互借鉴和吸收。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数学方法等研究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科学确立的“解释学方法”已为自然科学所采用，自然科学正在经历“解释学转向”。这些表明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趋同和一致性。除此之外，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反馈方法、黑箱方法、模型化方法和最优化方法等现代科学思维的一般方法，也都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运用。
物质文明的重要性篇8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其落脚点在“道路”二字。对于道路，“首先，它强调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宏观分析，因而‘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性和包容性’；其次，对‘道路’的研究和概括，除了客观描述其发展态势或过程，一般还涉及发展特征及特征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变化和由此所引起的文明变迁，等等。”[6]中国道路，在本质意义上是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的主轴，也是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主轴。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生态发展观。在讨论社会及其发展问题时，马克思将社会看成是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把劳动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抽象和现实两个层面把社会发展、人的生存发展、自然界的意义生成三者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的这一社会发展理论具有生态意义，是一种生态发展观，对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第一，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这是从哲学的维度对人、自然、社会内在关系的一种概括。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在这里，马克思将社会、人、自然三者相勾连，提出“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重要命题。这一命题表明，社会由人所组成，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处于双向生成之中，人既在向自然生成，自然也在向人生成，在人与自然的双向生成之中，人与自然实现了本质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双向生成和本质统一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得到实现。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人不断创造、生成着自己的本质，“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成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8]同时，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也在不断地被人化，成为人的现实的自然界，而人与自然的这种双向生成均是在社会中实现的。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不仅关乎人的生存和发展，也关乎自然界的意义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本身就是生态的，具有生态性。第二，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是从现实的维度对人、自然与社会内在关系的一种解读。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历史的起点，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9]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把劳动提升为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石，劳动成为解开人类历史奥秘的钥匙所在。要理解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必须把握好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0]这里，马克思用“物质变换”来定义劳动，劳动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交换物质、信息、能量的过程，它既是人类从自然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以满足自己生产和生活需要的过程，也是人类将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废弃物经处理后排向自然，使其能为自然界所分解和吸收的过程。通过物质变换，人与自然之间实现了相互养育和双向生成。劳动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相适应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发生了断裂，“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11]。这种断裂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资本的本性是不断追逐利润，永不满足，这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要修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人们的生产目的由无止境地赚取利润向满足人的自然的、真正的需要而转变。而未来共产主义则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乎人性地共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社会。马克思将物质变换理论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相联系，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这表明，从现实的层面来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也是一种生态发展观，它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在以马克思生态发展观为理论基础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近现代以来，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形态是工业文明，基于资本的求利性、扩张性和侵略性，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永不停息地追求着剩余、增殖和积累，永无休止地追求着控制、支配和统治，永无止境地追求着扩展、扩大和霸权，这其中既包括对人的进攻和支配，也包括对自然界的控制和占领，由此，世界陷入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战争，自然环境遭受持续不断的“压榨”和“拷打”，资本的内在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无法引领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泥潭和漩涡。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阿格尔、福斯特、奥康纳等人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进行了“本根性批判”[12]。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异化消费导致无限制地耗费自然资源，从而引发生态危机。福斯特高度重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13]，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出现裂缝，终将突破生态系统的极限，进而引发生态危机。奥康纳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相连，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制度，资本主义积累必然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又导致了一定程度以及一定类型的生态危机的发生[14]。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关于生态危机何以发生的追问、异化消费、劳动生态性缺失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都对中国坚持生态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对劳动生态化的追求，对人类文明转型的探索都与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历史传统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也是中国在批判继承几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传统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性和浓重的历史主义色彩。中国有着悠久的生态主义传统，无论是古代的儒家、道家还是佛家的思想，都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和鲜活具体的生态实践要求。巴克斯特将生态主义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地球在很多方面都是有限的，我们必须生活在极限的范围内。这是对人们行为的物质约束；第二，我们要对其他生物进行道德关怀。这是对人们行为的道德约束；第三，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相互联系性[15]。生态主义的这三个主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儒家的“时禁”可见一斑。儒家思想不同于佛家，并不普遍地或绝对地禁止杀生，如禁止捕猎、禁止砍伐，但他们要求人们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不能随意杀生。“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16]。砍伐和捕猎都要符合自然万物的生长规律，按照时节来安排。“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17]古时的“时禁”，是对人们利用自然资源行为和欲望的一种有限度的约束。地球资源有限，人类必须尊重自然万物的生命价值，遵循自然规律，这样才能在人类的自然资源利用和自然界的生命节律之间获得一种平衡。在生态主义的三个主题中，最为突出的是后面两个主题：对其他生物的道德诉求和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相互联系性。中国儒道佛思想体现了人类对其他生物的道德关怀意识。在儒家思想看来，动物是有生命的，对动物要有怜悯之心。在《孟子》中，齐宣王想问孟子有关齐桓晋文的“霸道”，孟子却要给他讲用道德的力量统一天下保民而王的“王道”，宣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这样做，孟子就从宣王自己的一个故事入手：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於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18]觳觫，恐惧得发抖。这里大意是：牵一头牛去祭钟，经过堂下时，王看见牛恐惧得发抖，不忍杀之。尽管这里孟子是从对动物设身处地的恻隐之心延伸到对百姓的仁政，是一种政治上的劝谏，但从君子看到牛恐惧发抖而生不杀之心，表达了孟子一种最朴素的感觉论意义上的对动物的关怀意识。
道家提出了“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万物平等论思想，既然万物是平等的，因此要兼容万物、兼爱万物。老子说：“道生之，而德畜之；物行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至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觉，而恒自然也。故道生之，德育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为玄德。”[19]这里，“道”是生长万物，“德”是繁殖万物，万物都尊崇“道”和“德”，这是自然而然的。要抚养和保护万物，以使万物生长，发育，结子，成熟。生长和养育了万物却不据为己有，帮助了万物却不自恃有功，引导万物不宰制它们，这就是最高的道德。老子把对万物关怀而不据为己有视为最高的道德，这是一种生态主义思维。佛教也主张尊重生命，佛教的第一戒律就是“不杀生”，包括一切人和一切生物。可见，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蕴含着关怀自然万物的生态主义思想。中国的“天人合一”理念印证了人与地球生物圈之间的相互联系性主题。对于“天人合一”问题，不同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个人对此理解各异，但是，“这一理念的基本含义则是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20]。儒家、道家、佛家，都对“天人合一”进行了不同的解说，在孔子看来，世界由天、地、人三者构成。“天”是指自然界。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1]天人合一，意指自然界与人类内在统一。汉代董仲舒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与人“合而为一”。宋代张载正式提出了“天人合一”命题，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认为人与万物同为天地所生，人民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是我的伙伴朋友，人与自我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的阳明心学、清初的王夫之进一步发展了天人合一思想。他们都强调人是由天地生成的，天地人本为一体，人与自然不可分割。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深刻地反映了生态主义关于人与地球生物圈的内在关联这一主题。综上，中国有着悠久的生态主义传统。在哲学的层面，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在道德的层面，强调要爱惜其他生物的生命，把地球上的非人生命体纳入人类道德关怀的视野；在行为规范的层面，对人类维持人与自然平衡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程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这条道路进行了一系列成功探索，逐步确立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本质统一的生态文明实现模式，为探索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始于。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发展经济，尽快提高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开始关注环境保护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的主张，并付诸实践。当时出台的很多环保措施主要集中于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方面。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兴修水利，以解决历史上遗留的水旱灾害问题，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植树造林有利于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改良空气，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南北各地的绿化对农业、工业，各方面都有利”[22]。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要求，这一传统得到了其后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继承和弘扬。所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对中国的环境治理和美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也要看到，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刚刚开始，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在实践层面的探索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在这里，自然对人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人与自然之间是对抗性关系，人对自然的态度是征服和改造。为了发展经济，提出了“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口号。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不少地方毁林开荒、围湖造田。
为了发展工业，又兴起了全民炼钢的热潮。急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心态，使未能正确处理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的关系，当时采取的很多措施偏离了他的生态文明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实践探索的功利性被弱化。与时代不同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尽管也从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出发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这种功利主义色彩已经有所弱化，保护环境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也从时代的倡导转变为邓小平时期的强制和必须，成为公民的一项法定义务。在人口和经济发展问题上，党中央强调不能只注重经济规律，还要遵循自然规律，否则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这一观点表明，邓小平时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改变，人类从征服自然开始转向尊重自然，这为人类以恰当的态度对待自然奠定了基础。人类认识的转变必然会在实践中有所体现。邓小平时期的生态实践表现为对保护自然的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纷纷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的正式施行，进一步从法律的层面来规范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为中国生态发展道路提供法律保障。在实践的层面，邓小平还高度重视绿色科技的发展，认为要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需要依靠科学。绿色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既能从自然界提取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也能将自己排放给自然界的废弃物得到处理，从而有益于自然，促进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愈加重视生态保护，他们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认识逐步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在1995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此次会议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九五”规划和2010年中长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强调在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过程中，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发展。”[23]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他们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道路进行了思考。
在中国共产党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4]。这里，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个方面来规定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三者协调发展，缺一不可，共同成就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这是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一种初步理论表达，他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使“生态发展”成为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要素之一，“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实现目标。由此，以为中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从对抗走向和谐。人与自然之间不应该是单向的关系，而应该是双向的关系，是人类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统一，是自然养育人类和人类护育自然的统一。在生态保护的实践探索中，党中央强调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同等重要，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齐头并进。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必须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要谋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以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认识和探索实现了质的飞跃，提出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人类不仅要以尊重、顺应和保护的态度对待自然，而且要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实现目标，自然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从对抗走向和谐。在发展观问题上，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相较于时代的经济发展观、邓小平时期的全面发展观、时期的可持续发展观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秉承了新中国成立后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坚持的群众路线，将环境保护与民生问题相连，与亿万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连。在对环境保护重要性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五个统筹，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内蕴着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在科学发展观战略指导下的中国发展道路必须是生态的，是可持续的，同时也必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将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以“生态文明”为核心词进行了凝练性表述。生态文明是人类以合道德地利用和保护自然，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和谐共荣为价值指向的文明形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生态文明不同于以往文明形态的核心内涵。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初步形成。在生态文明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力争在人与自然相互交换自己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过程中实现相互支持、相互养育、良性循环。
在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的创建工作中，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向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转变，环境保护法律和制度也在不断健全和完善之中。据报道，我国已有15个省（区、市）开展了生态省建设，13个省颁布了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1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生态县建设。在内蒙古兴安盟白狼镇，蓝天之下，林海雪原，眺望长空，无比通透，以前不绝于耳的伐木声消失了，伐木工人成了护林员[25]。地处浙西山区的安吉县近年来大力实施“生态立县”发展战略，积累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经验，形成了“环境宜居一流、乡村美丽一流、百姓富裕一流、文化生态一流”等诸多优势[26]。经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已经初见成效。纵观中央历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程，每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环境保护理论既是对前一代领导集体的环境保护思想的总结和提升，也为下一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人类认识水平发展的局限性、中国所面临的发展经济的巨大压力，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殖民主义，从、邓小平、到等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待环境保护的问题上，既提出和发展了一些极有价值的生态发展理论，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治理经验，但在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上还存在许多不足，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相脱节。在经济建设的层面，重视发展经济，甚至不惜牺牲环境为代价去发展经济，结果是环境污染特别严重，并且治理难度很大。在生产生活领域，没有能确立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重利用自然轻养护自然。在政治建设的层面，生态制度建设比较薄弱，国家的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和政策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在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层面，生态的思想也未能贯彻始终和全过程。人口急剧膨胀、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之间的矛盾正在成为我国社会的突出矛盾。环境问题是一个紧迫性问题、全球性问题、世界性难题，环境的保护、治理和修复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努力。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依然前路“修远”，需要国人继续“上下求索”。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文明样式
任何一种发展道路，总是会以某种特定的文明样式呈现出来。探索中国生态发展道路，需要研究其文明样式。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导下，借鉴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继承我国生态主义传统，总结我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成果，形成的中国生态发展道路文明样式是生态文明，其实现基础是生态劳动。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文明样式是生态文明。从人类的文明史来看，人类文明先后经过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在向生态文明迈进。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27]。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有对立也有统一，统一占主导，但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人与自然的统一以牺牲人的主体性、尊严和人性为代价，统一是外在的，实质是自然奴役人。工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翻转，人对自然的控制取代了自然对人的奴役，人类虽然高扬了自己的主体性和尊严，但却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类本质之间的异化，人与自然走向分离和对立，自然环境遭严重破坏，人与人之间难以和谐，冲突和战争不断，人失去了自己的类本质，人被物所奴役成为非人。在工业文明的诸多缺点和弊端之中，环境危机是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了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在全社会倡行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对以往文明形态的反思和超越，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旨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统一与和谐。文明是人类脱离野蛮而生成人性的过程，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包含着人对人的文明、人对自然的文明、人对自身的文明，缺失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把握文明的真义。“生态”是指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以“生态”来修饰“文明”，规定了文明的性质，突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文明在生态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自身的和谐不可分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只有实现人与人的和谐，才有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反之，如果人与自然不和谐，围绕环境问题人与人之间将会发生无穷无尽的利益纷争，如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减排责任的分担等，人与人的和谐也无法实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也必然会导致人与自身的对立，人对自然的野蛮实质上就是人对自身的野蛮。
因此，生态文明必然是能够实现人、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文明，这是生态文明的本质内涵。从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概念来看，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是其基本内涵，而生态文明也是以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为要旨的，两者的基本内涵具有一致性，生态文明与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内在契合，中国生态发展道路通过生态文明展现出来。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将生态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为全球生态安全和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实现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本质统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成果、制度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包括生态制度文明、生态器物文明和生态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要突出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资源节约、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个重点，在价值观念上，确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在指导方针上，强调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在目标追求上，坚持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的目标诉求；在实现路径上，强调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依靠内生动力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实现基础是生态劳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治理道路最为世人所诟病的是污染转移或者说环境殖民主义，他们治理环境污染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将重污染企业或是污染物转移到第三世界。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国内环境的好转是以牺牲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为代价的。污染转嫁无法彻底根治环境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谴责资本主义污染转移的不义行径之际，需要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无论是从哲学的层面还是在现实的层面，怎么劳动，如何生产始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如果能够实现劳动的生态化，把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融为一体，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同时实现，那就从源头上解决了环境问题，这是一条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值得尝试。劳动的生态化，即生态劳动，是指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良性物质变换的基础上实现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本质统一的活动[28]。
人类从自然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在满足了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后，所排放给自然的废弃物能够为自然所还原和吸收，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换和相互养育，这就是生态劳动的过程。劳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自然是社会存在的第一基础，“自然和劳动的统一构成现实社会历史的‘本体’”[29]，生态劳动实现了劳动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成为生态文明的基础，进而成为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基础。第一，劳动创造文明。劳动是人类历史、人类文明的第一前提。“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30]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劳动都具有创造性。从纵向上看，渔猎劳动创造了渔猎文化，农业劳动创造了农业文明，工业劳动创造了工业文明。从横向上看，人类文明至少包括制度、器物和精神等基本要素，人类的制度文明、器物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由劳动创造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31]人类的文明都是由人类的劳动创造的，没有人的劳动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的存在，劳动是人类文明的基础。第二，生态劳动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统一的基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整体。我们知道，人来自自然，在人类尚未形成之前，自然界就以在先的方式存在着，整个世界史都是一部自然史。通过自然演化和人类劳动的共同作用，人类将自身从自在自然中提升和分化出来，创造了人及人类的历史，实现了自然向人的生成。生态劳动不仅将人类从自然中提升出来，形成“人类史”，它还通过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良换，将人与自然紧密相连，实现了人类史和自然史的统一。人类史和自然史既统一又有区别，生态劳动既是人类史从自然史中分离出来的重要因素，也是人类史与自然史内在统一的根本和基础。人类要真正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键在于劳动的生态化。第三，劳动生态化的本质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在马克思这里，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类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创造了人类的文明。劳动创造文明，但不是任何劳动都能创造出生态文明。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劳动虽然创造了丰饶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但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工业劳动必然成为人类征服自然和掠夺自然的重要手段。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大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虽然也在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但这种物质变换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人类从自然界中所获得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在满足了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之后，所产生的废弃物无法再回到自然中，这些废弃物散发出有毒有害的物质威胁着人类和各种动植物的生存，堆积在自然中侵占着人类的生活空间，污染了自然环境，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显然，现代工业劳动虽然也属于劳动，但却是反自然、反生态的，无法创造出生态文明。劳动是文明的基础，但劳动只有生态化，才能成为生态文明的基础。劳动的生态化是指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所谓“良性”，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能够得到顺利进行，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一方面，人从自然中提取自己所需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以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这是自然养育人类的过程；另一方面，人类将自己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废弃物排向自然后，能为自然所消化和吸收，促进自然的繁盛，这是人类呵护自然的过程。劳动只有生态化，才能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缝，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要实现劳动生态化必须促进劳动的目的、过程和结果的生态化。任何劳动都有其目的、过程，都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结果。实现劳动的生态化，需要在劳动的目的、过程和结果三个层面发生根本转变。劳动目的由人对自然的单向索取转为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现代性劳动的目的归根到底都是以人对自然的索取和改造为条件的，强调了自然对人的意义和价值，具有单向性。生态劳动的目的是双向的，既是为了人类，也是为了自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把促进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实现自然养育人和人护育自然的统一。降低碳排放，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将废弃物作为资源投入下一个生产过程、力争减轻污染甚至“零污染”，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养育。劳动过程由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走向本质融合。生态劳动是人与自然实现良性物质变换的过程，它弥合了其断裂过程，使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能够顺利实现。生态劳动的实现要求摈弃征服自然、违背自然、破坏自然的错误观念，转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不良生产生活方式，确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观念，处理好社会生产与生态生产的相互关系,遵循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适应生态生产发展的规律，养成生态生产、适度消费的生态化生产和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的本质融合。劳动结果由对抗走向和谐。人类创造了发达的工业文明，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自然环境惨遭破坏，这是一种反生态的劳动结果。生态劳动以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为目的，在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物质变换过程中，为人类提供更多的包括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宜人气候、舒适环境在内的生态产品，建立结构更合理、功能更高效和生态效益更好的的生态平衡。通过对劳动的目的、过程的生态性设定，劳动者将自己的生态本质对象化到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最终创造生态器物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精神文明，人与自然由对抗走向和谐。劳动是人类文明的根基，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在劳动的基础上得以生成。劳动创造文明，异化的劳动创造了异化的文明，生态劳动创造了生态文明。也就是说，劳动只有生态化，人类才能创造出生态文明，中国才能走上生态发展道路。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讨论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不仅对中国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促进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在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确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倡导和促进劳动生态化的实现。讨论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第一，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面临着共同的生态问题。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虽然有局部和整体之别，但从根本意义上来看，生态问题是个全球问题。局部地区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最终必将扩展和蔓延到全球。人类如何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如何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个世界性难题，需要共同解决。第二，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走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进化论的意义上，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应该是前进的、上升的，这是全球社会发展的共性所在。第三，全球的发展目标是相同的，和谐、正义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和谐多维而统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实现和谐。正义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全球环境问题解决，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和谐、正义目标具有借鉴意义。由于西方较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并且较早发展了现代工业文明，因此，严重环境问题的出现远远早于中国。从西方国家生态发展的模式来看，西方所走的生态发展道路是“先污染，后治理”。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工业化过程基本上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他们的生产模式是开放式的，即从自然界攫取大量的原料和燃料，通过工业生产，生产出大量的产品，排放出大量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被排放到自然环境后，有的能够被分解和还原，回到自然中去，但更多的是在短时间或是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被分解和还原，无法回到自然环境中去，这些无法分解、还原的物质排放到环境中成为自然的累赘和负担，加上当时人口猛增、大量地开采自然资源、大量地排放废弃物，造成资源短缺甚至枯竭、环境污染严重。为世人所熟知的20世纪中期西方工业化社会中所发生的“公害事件”表明当时西方社会工业发展所带来的污染是极为严重的。例如，1952年12月，发生在英国伦敦的“雾都烟雾事件”导致4000多人死亡。1930年，比利时发生马斯河谷事件，因气温逆转、无风而使工业排放的烟雾大量滞留，引起6000人患呼吸道疾病，63人死亡[32]。19-20世纪之交，德国工业中心的上空长期为灰黄色的烟幕所笼罩，严重的煤烟使植物枯死，晾晒的衣服变黑，即使白昼也需要人工照明[33]。为了应对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恶果，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减轻环境污染，缓解环境污染给人们带来的伤害。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难题，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有力措施，开展生态运动，制定环境政策，欧洲执政绿党的政治实践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西方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的种种难题。资本的本质是不断增值，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必然会建立起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量的生产耗费了地球上更多的自然资源，并带来大量的废弃物，给地球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为了应对环境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经常采取污染转嫁的方式，将环境污染转嫁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让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欠下的环境债买单。不少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发展国内环保事业，但却将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企业向外转移，尤其是向世界落后国家和地区转移。如，1984年12月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的博柏尔农药厂发生毒气泄漏事故，导致50万人中毒，20万人受到严重伤害，2500多人死亡[34]。此类事件，不甚枚举。这对世界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极度不公平，他们没有享受到发达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好处，却要承担现代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喝有毒的水，呼吸有毒的空气，吃有毒的食物，罹患各种疾病，其中有很多是不治之症。为了追逐利益，西方发达国家还以环境保护为借口，钳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比如，欧盟通过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出口商品提出苛刻的环保标准，从而将环保作为抵御发展中国家经济竞争的重要武器，但欧盟及其成员国本身在环保方面却常因达不到要求而备受指责。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环保更被当成了美国谋求各种利益的挡箭牌和政治手段。可见，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或替代，以一种更为优越、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才可能将生态文明进一步推向前进。”[35]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性制度价值就在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确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20世纪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和批判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只有最幼稚的头脑才会相信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将是无限制发展的并因而是永世长存的”[36]。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有两个层面：一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一方面。二是以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来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来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否定性批判的同时，都把消除生态危机，重建生态主义传统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制度身上。他们所达成的共识是：要想摆脱生态环境危机，就必须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逻辑，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革命，应该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37]。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指称的社会主义是能够超越传统工业文明、实现高效、公正、和谐的新型社会，社会主义应该关注全球环境问题，要把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的内在诉求。这与马克思所倡导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具有某种共通性。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承载着世界对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消除生态危机的热切期望，中国肩负的责任无比重大，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印证了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也在全球应对生态危机方面开了先河，具有引领和借鉴意义。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性实践价值在于促进劳动生态化的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最初生态关联在劳动，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理论不应该被忽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引发了生态危机。要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必须实现劳动的生态化。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劳动生态化的前提和基础，劳动的生态化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逻辑后果，前者是后者的制度保障，后者是前者的现实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8]坚持社会主义，消弭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必须实现劳动的生态化。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向世人展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劳动的生态化，恢复人与自然之间良性物质变换的路径。
物质文明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工程地质；地质勘察；水文地质
中图分类号：p6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水文地质在工程中主要用于研究地下水质形成、分布、运动规律，物理、化学性质以及同其他水体的相互关系，是一种研究地下水的科学。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生产建设的需要，水文地质学又分为区域水文地质学、地下水动力学、水文地球化学、供水水文地质学、矿床水文地质学、土壤改良水文地质学等分支学科。在进行施工的过程中，进行水文地质勘察可以有效降低或消除在施工中的不安全因素，提高工程施工的效果。对工程地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水文地质问题在工程地质勘察中的重要性
工程勘察是结构设计的重要依据，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工程结构设计的安全。水文地质问题是工程勘察的重要问题，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二者关系极为密切，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地下水既是岩土体的组成部分，又是直接影响岩土体工程特性的重要因素，并且对基础工程及建筑物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具有一定影响。但往往易于被忽视，因为在实际的勘察工作中，在勘探成果内因为很少直接涉及水文参数的利用，水文地质问题往往只被认为是象征性的工作，在勘察中大多只是简单地对天然状态下的水文地质条件作一般性评价。水文地质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为提高工程勘察质量，在勘察中加强水文地质问题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在一些水文地质条件较复杂的地区，由于工程勘察中对水文地质问题研究不深入，设计中又忽视了水文地质问题，经常发生由地下水引发的各种岩土工程危害问题，令勘察和设计处于艰难的境地。在工程勘察中不仅要求查明与岩土工程有关的水文地质问题，评价地下水对岩土体和建筑物的作用及其影响，更要提出预防及治理措施的建议，为设计和施工提供必要的水文地质资料，以消除或减少地下水对岩土工程的危害。要查明地下水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如地下水的补给、排泄条件、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补排关系及其对地下水位的影响，周边是否存在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源及其可能的污染程度。地下水是重要的地质应力，其剥蚀作用和搬运作用对地表的岩土体具有强烈的破坏作用，因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外动力地质作用。工程勘察中切实做好水文地质工作将有效地减少或消除地下水对工程建筑和人类生产生活的危害，同时也对勘察水平的提高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水文地质勘察是研究水文地质的主要手段，水文地质勘察的主要任务就是运用各种不同的勘察手段，来查明区域内基本的水文地质情况，解决一定的水文地质问题，为工程地质勘察提供基础资料。
工程地质勘察中水文地质评估内容在以往的工程勘察报告中，由于缺少结合基础设计和施工需要评价地下水对岩土工程的作用和危害在很多地区已发生多起因地下水造成基础下沉和建筑物开裂倾斜的质量事故。
例如：某工程拟建办公楼1幢（18-19F）、酒店公寓1幢（16-18F）及地下车库一座（1F），总建筑面积43987m2。拟建场地西侧有道路，南侧40m有一住宅小区，层数为1+5+1F,采用CFG桩复合地基基础，东侧及北侧为空地，但东侧空地后规划成与本工程性质相近的商业用房及地下车库。
本工程基坑设计及施工采用钻孔排状支护+水泥土止水+坑内井点降水方案，止水深度为自然地面下14.50m，井点降水深度为自然地面下13.00m，而东侧基坑施工后通常采用钻孔桩+水泥土止水+坑内井点降水方案，但井点降水浮度为自然地面下18.00m，由于相邻场地为粉砂为同一含水层，由于东侧场地降水浮度比西侧降水浮度深，基坑施工排水后，造成降落漏斗，造成淤泥质粉质粘土的再回传，再压缩，造成南侧靠近道路1+5+1F住宅发生倾斜。
此案例说明了，由于对地下水的轻视，在基坑设计中疏忽大意，未进行全面了解该场地的水文地质环境对岩土层的地质情况的影响，使基坑降水高差过大至使临近建筑物受损。通过此案例充分说明了了解地下水的水文情况与地质情况相结合重要的作用。
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我认为在今后在工程勘察中，对水文地质问题的评价主要考虑以下内容：（1）应重点评价地下水对岩土体和建筑物的作用和影响，预测可能产生的岩土工程危害，提出防治措施。（2）工程勘察密切结合建筑物地基基础类型的需要，查明有关水文质问题，提供选型所需的水文地质资料。（3）应从工程角度，按地下水对工程的作用与影响，提出不同条件下应当着重评价的地质问题，如：对埋藏在地下水位以下的建筑物基础中水对砼及砼内钢筋的腐蚀性；对选用软质岩石、强风化岩、残积土、膨胀土等岩土体作为基础持力层的的建筑场地，应着重评价地下水活动对上述岩土体可能产生的软化、崩解、胀缩等作用；在地基基础压缩层范围内存在松散、饱和的粉细砂、粉土时，应预测不良因素液化的产生，液化形式主要以潜蚀、流砂、管涌形式出现；当基础下部存在承压含水层，应对基坑开挖后承压水冲毁基坑底板的可能性进行计算和评价；在地下水位以下开挖基坑，应进行渗透和富水性试验。并评价由于人工降水引起土动沉降，边坡失稳进而影响建筑物稳定性的可能。渗透系数是含水层的一个重要参数，当计算水井出水量、水库渗漏量时都要用到渗透系数数值。渗透系数的测定方法很多，可以归纳为野外测定和室内测定两类。室内测定法主要是对从现场取来的试样进行渗透试验。野外测定法是依据稳定流和非稳定流理论，通过抽水试验(在水井中抽水，并观测抽水量和井水位)等方法，求得渗透系数。在各向异性介质中，渗透系数以张量形式表示。渗透系数愈大，岩石透水性愈强。强透水的粗砂砾石层渗透系数>10m/s；弱透水的亚砂土渗透系数为1～0.01m/s；不透水的粘土渗透系数
三.水文地质对岩土工程的影响
地下水的赋存形式:地下水按其在岩土中的赋存形式可分为结合水、毛细管水和重力水三种,其中结合水又可分为强结合水和弱结合水两种；岩土的主要的水理性质及其测试办法有五种:软化性;透水性;崩解性;给水性;胀缩性。软化性是指岩土体浸水后,力学强度降低的特性,一般用软化系数表示,它是判断岩石耐风化、耐水浸能力的指标。在岩石层中存在易软化岩层时,在地下水的作用下往往会形成软弱夹层。各类成因的粘性土层、泥岩、页岩、泥质砂岩等均普遍存在软化特性;透水性是指水在重力作用下,岩土容许水透过自身的性能。松散岩土的颗粒愈细、愈不均匀,其透水性便愈弱。在建筑工程的地基内,当地下水位在基础底面以下压缩层范围内发生变化时,就能直接影响建筑物的稳定性。若水位在压缩层范围内上升时,软化地基土,使其强度降低、压缩性增大,建筑物可能产生较大的沉降变形若水位在压缩层范围下降时,岩土的自重应力增加,可能引起地基基础的附加沉降,如果土质不均匀或地下水位的突然下降也可能使建筑物发生变形破坏。例如：
1.地下水位下降引起的岩土工程危害。地下水位的降低多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如集中大量抽取地下水，采矿活动中的矿床疏干以及上游筑坝，修建水库截夺下游地下水的补给等。地下水的过大下降，常常诱发地裂、地面沉降、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以及地下水源枯竭、水质恶化等环境问题，对岩土体、建筑物的稳定性和人类自身的居住环境造成很大威胁。
2.地下水频繁升降对岩土工程造成的危害。地下水的升降变化能引起膨胀性岩土产生不均匀的胀缩变形，当地下水升降频繁时，不仅使岩土的膨胀收缩变形往复，而且会导致岩土的膨胀收缩幅度不断加大，进而形成地裂引起建筑物特别是轻型建筑物的破坏。地下水升降变动带内由于地下水的积极交替，会将土层中的胶结物（如铁、铝等）成分流失，土层失去胶结物将造成土质变松、含水量孔隙比增大，压缩模量、承载力降低，给岩土工程基础选择、处理带来较大的麻烦。
3.地下水动压力作用引起岩土工程危害。地下水在天然状态下动水压力作用比较微弱，一般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在人为工程活动中由于改变地下水天然动力平衡条件，在移动的动水压力作用下，往往会引起一些严重的岩土工程危害，如流砂、管涌、基坑突涌等。
四.结束语
在岩土工程问题中，地下水问题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准确合理地查明地下水位，不仅使资料的可靠程度更高，而且可更好地用岩土体的潜在能力。能更好的预测、评价由于地下水位的变化所出现的岩土工程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处理意见，使地质资料的可靠程度更高。因此，为提高工程勘察质量，在工程勘察中不仅要求查明与岩土工程有关地质问题，还应查明水文地质问题，以消除地下水对岩土工程的危害，随着工程勘察的发展，其必将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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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明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生物质燃料小型火力发电机组改造技术可行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tK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7（c）-0117-01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能源需求不断增加，同时能源使用生态化理念也应运而生，节能减耗清洁生产已经成为企业生产与政府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国家生态经济战略推进落实过程中，众多的小型燃煤火电因耗能与污染生产而关停，电力企业也在不断开展能源研发与资源利用技术创新工作，以求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这种情况下，众多火电企业将目光投向了生物质改造利用，因此小型燃煤火电机组转换生物质燃料技术的可行性研究提上日程。笔者在本文中着重分析了小火电生物质改造转化技术的必要性与系统性，并就其应用风险进行了阐述。
1小火电机组进行生物质改造的意义分析
近年来，一些小型火电电力生产运营过程中存在着污染严重、耗能过多等弊端，这与当今生态和谐社会建设要求严重不符，因此小型燃煤火电发电机组进行生物质燃料改造具有必要性。此外，生物质改造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还能提升企业生产生态效益，具有明显的推广优势。
1.1小火电进行生物质改造的紧迫性
与大型发电机组生产运营情况相比，小火电具有高耗煤、低产量、高污染、低经济效益的“两高两低”特征，因而被冠以“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大户”的专称。随着近年来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措施的落实，小型火电已经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整顿对象，并对一批严重耗能与污染的小火电实施了关停政策，迫于形势压力，小火电必须进行生产结构调整，并着重进行能源改造，加大新能源创新与应用研发。
生物质燃料具体表现为柴薪等有形物质，区别于太阳能与风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生物质燃料的情节性主要取决于燃料改造技术，但是生物质具有一项明显的能源优势便是可再生并且可运输，这就为生物质开发应用提供了便利，也为小型火电进行生物质气燃料改造提供了条件。
1.2小火电生物质改造技术及其应用意义
现阶段，国家不断提倡进行能源改造与清洁能源研发，这为生物质能源转化应用提供了政策支持，国家还对生物质能源转化应用进行经济政策规定，为生物质能源转化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小型火电进行生物质能源转化主要是进行就地取材，既节省了煤耗，还降低了污染，而且企业发展还享有国家基金与经济倾斜，能为企业经济效益的实现提供保证。
2小型燃煤火电发电机组生物质改造的可行性与风险性分析
2.1小火电生物质改造技术可行性分析
小型燃煤发电机组进行生物质燃料转换具有明显的可能性。进行生物质能源改造需要资金少，而且还可以进行生物质燃料混燃，其中的各种改造方案都具有明显的可能性。小型燃煤发电机组改造活动集合理化设计、整合技术、试验验证等各环节于一体，因而生物质能源改造具有系统性。生物质能源改造技术的可能性与系统性决定了该技术具有可行性。
2.1.1生物质能源改造的可能性
现阶段，我国小型火电发电机组进行生物质能源改造主要有三类设计，每种方案设计都具有可能性。
小型火电生物质燃烧利用主要分为生物质纯燃与生物质混燃两种，这两种应用技术都具有可能性。所谓生物质纯燃即指生物质直燃，该种技术应用不存在难点，但是具有一定的应用弊端。生物质直燃技术的应用首先要进行燃料机改进，以使燃料设备能应用于生物质燃烧，还要在生物质燃烧过程中进行纯燃弊端克服。生物质混燃技术在现阶段应用比较广泛，主要是将生物质与煤等碳化燃料进行混合燃烧应用，该技术能够有效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而且在混燃过程中还能有效降低生物质的活性指数，有效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
小型燃煤发电机组生物质燃料改造还包含流化床燃烧技术设计与层燃炉燃烧技术设计，这两方面技术主要是根据生物质燃烧进行的技术设计。其中流化床燃烧技术主要是进行生物质的流态化燃烧，该技术能够保证生物质的充分燃烧，而且能满足生物质多元燃料混合燃烧需求，燃料普适性较高。流化床燃烧技术因为这些优势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而生物质层燃炉燃烧技术主要是应用层燃炉排进行生物质燃烧，该种燃烧技术应用时间较长，流化床燃烧技术便是基于该种燃烧技术进行的燃烧技术创新，相比于层燃技术，流化床技术能够有效降低火电运行成本，且操作设备简单，易于推广。
小型火电生物质改造主要是针对生物质燃烧进行设备改造，基于此小型电厂进行了燃烧设备与系统改造处理，还进行了发电机组锅炉低成本设计改良。此间的设计与改造主要根据企业经济条件、设备运行情况实际情况进行的改良，具有明显的可行性。
2.1.2小火电生物质改造系统性分析
小型火电生物质改造作为一项系统化的技术，其技术要点从设计环节到技术可行性预测再到技术方案的确定都经过科学论证，有效提升了改造技术的可行性。
在生物质改造技术中着重进行了燃料供应量设计与工艺系统改良，并基于小型火电设备运行与需求情况进行了锅炉参数设计。小型火电生物质改造转化中还进行了燃料可供性与入炉形式预测分析。生物质供应是影响企业生产运营成本的重要因素，确定合理化的生物质供应也能影响项目成败；而生物质入炉形式是影响生物质能否全面燃烧的关键因素，还能影响到燃烧设备的使用性能，不科学的入炉形式会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还能影响企业生产运营的安全可靠性。
2.2小火电生物质改造转换技术风险性分析
小型火电生物质转换改造技术在应用中尚存在一定风险，主要表现为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实施与投资风险等，这些风险的存在主要影响技术管理水平，需要进行有效的技术管理措施加强。小型火电生物质技术的技术风险主要表现为锅炉改造与生物质燃烧技术。我国的生物质改造技术尚未发展成熟，也并未形成与国际技术的接轨，因此技术设计与应用中管理措施的不到位引发风险不由必然性。此外，生物质改良转换技术还具有一定的市场风险与投资风险。该种风险主要是由于生物质的供应与生产回报具有众多的不确定因素，以致风险指数较高。
3结语
小型火电生物质燃料改造与转换技术具有十分明显的可行性，但是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虽然风险的存在并不会影响技术的实施与应用，但是我们仍应该加大技术的风险管理，以全面提升转换技术的科学化与可行性水平。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