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土地流转政策篇1
（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吉林长春130022）
摘 要：文章以国内现有的研究影响农民土地转出/转入意愿与行为因素的量化实证结果为基础，利用元分析汇总出农民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土地流转特征、生产特征、环境特征等方面的具体因素对农民土地转出/转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情况，解决了现有研究结论分歧大、单个研究样本量小的问题。同时还研究了日渐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对农民土地转出/转入意愿与行为的调节效应，发现中央不断推行的土地流转政策对于家庭总人数多和非农收入比重低的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力较强，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土地转出行为、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土地转入行为的推动力较强，从而找到了政策提升农民土地转出/转入行为的途径。
关键词：土地流转；意愿；行为；元分析；调节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7－0069－05
收稿日期：2015-04-15
作者简介：吕东辉（1967-），辽宁康平人，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与系统工程、农产品期货市场与国际贸易；张桂颖（1981-），吉林通化人，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通化师范学院数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与系统工程。
土地流转是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土地流转能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快农民增收和农业结构调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民是土地流转市场的主体，直接参与土地资源的配置，农民所持态度直接影响着土地流转的效率，其意愿对实际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和影响力，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其机制和模式选择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不顾农民的意愿而强制推行的土地流转模式终将失败。研究农民土地流转意愿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农民土地流转的规模、速度以及解决由此而可能产生的一些纠纷，从而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农村土地流转问题。
一、文献综述
为了更好解决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自2002年开始国内学者就从不同的角度高度关注了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量化实证研究。Feng,S.andHeerink,n.(2008)验证了土地租赁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负相关关系[1]，这与石敏和李琴(2014)[2]的观点相反。Huang(2012)、赵光和李放(2012)认为非农就业的出现会促进农户转出耕地[3][4]。黎霆等(2009)、杨丹和高汉(2012)分别认为劳动能力和地权稳定性预期、信贷资金可得性是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5][6]。罗必良和郑燕丽(2012)、聂建亮和钟涨宝(2014)分别研究了农户产权行为能力、分化程度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7][8]。这些研究绝大部分样本数据都来自于对某一省(市、县)农民进行的抽样调查，单个样本量偏小不具有普遍性，且研究结论分歧大不具有一致性。本文以这些研究结果为数据基础关注两方面问题：第一，在国内关于各因素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影响的研究结论分歧如此大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评估各主要因素的影响？第二，中央推出并陆续实施了一系列土地流转政策，并加大对政策的宣传，那么日渐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会从哪些途径提升农民土地流转的意愿与行为？政策推动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效果对于不同农民有何差异？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运用元分析的方法给予定量化解答。元分析近十几年来在管理学、经济学领域受到诸多的关注，但是在农业经济领域的应用甚少。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土地流转方面的元分析研究，也没有关于政策如何影响土地流转的定量研究。
二、数据与模型
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进行精细的筛选，纳入元分析的关于农民的土地转出意愿/转入意愿/转出行为/转入行为的有效原始文献有45/34/49/42篇，样本量为23111/20794/35752/32795，覆盖了全国22/20/25/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这些文献基本使用的都是logistic模型，对采用probit模型的系数先转化成了logistic系数以后才使用(本文所用元分析的原始文献检索截止到2014年11月，详细目录可向作者索要)。
本文以系数估计值作为效应值(对于一些单位不统一的连续变量选用发生比)，系数估计值的方差(标准误的平方)的倒数为权重，来计算汇总效应值
Q服从χ2（ki-1）分布，若Q值大于相应的卡方临界值，则意味着平均效应值相对应的总体存在异质性，可以进一步探索主效应的调节变量。当效应值之间同质时，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当效应值之间具有异质性时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本文在判断调节变量的存在性问题上将理论分析和同质性检验结果相结合。进而以调节变量为自变量、效应值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来进行调节效应估计，筛选出导致异质性的影响因素。
三、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主效应分析结果
最后纳入主效应分析的土地转出/转入意愿的影响因素有12/10个，土地转出/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有11/8个(借鉴Hunter和Schmidt(2004),Borenstein等(2009)的建议，并根据国际惯例将主效应分析中效应值个数的最小值定为5[9][10])，我们将其分类为个人特征(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家庭特征(家庭总人数、农/非农业劳动力人数、家庭总收入、人均纯收入、农业收入，是否参加社会保障)、土地流转特征(是否有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生产特征(非农收入比重、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环境特征(与城镇的距离)，其测量方式分为虚拟、定序、连续，分别对土地转出意愿、转入意愿、转出行为、转入行为的主效应分析和同质性检验，结果如下(下面的K表示效应值的数目，Q表示同质性检验统计量)，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只报告显著的结果：
1.土地转出意愿的主效应分析结果：文化程度(定序，K=22，Q=134.986)的汇总效应值为0.215；文化程度(连续，K=12，Q=27.702)的汇总效应值为149.442；年龄(定序，K=10，Q=315.536)的汇总效应值为-2.593;年龄(连续，K=31，Q=20830.04)的汇总效应值为22.487；家庭总人数(连续，K=21，Q=160.989)的汇总效应值为-3.229；农业劳动力人数(连续，K=17，Q=33.274)的汇总效应值为-16.559；家庭总收入(连续，K=7，Q=0.329)的汇总效应值为1.132；人均纯收入(连续，K=5，Q=8.825)的汇总效应值为1.803；非农收入比重(定序，K=5，Q=68.191)的汇总效应值为0.843；非农收入比重(连续，K=8，Q=17.33)的汇总效应值为1.337。根据Q值与相应的卡方临界值的比较，只有性别、家庭总收入、人均纯收入和农业收入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其余均采用的随机效应模型。
2.土地转入意愿的主效应分析结果：性别(虚拟，K=7，Q=19.649)的汇总效应值为-1.561；文化程度(定序，K=17，Q=61.354)的汇总效应值为-36.21；年龄(定序，K=10，Q=220.608)的汇总效应值为4.232；年龄(连续，K=21，Q=253.005)的汇总效应值为-207.343；家庭总人数(连续，K=17，Q=118.231)的汇总效应值为-24.869；农业劳动力人数(连续，K=13，Q=64.934)的汇总效应值为1.703；农业收入(连续，K=7，Q=6.468)的汇总效应值为1.753；非农收入比重(定序，K=5，Q=72.869)的汇总效应值为-0.742；非农收入比重(连续，K=6，Q=13.995)的汇总效应值为-378.415；耕地面积(连续，K=14，Q=2.333)的汇总效应值为1.065；人均耕地面积(连续，K=8，Q=0.975)的汇总效应值为1.073。其中文化程度(连续)、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其余均采用的随机效应模型。
3.土地转出行为的主效应分析结果：文化程度(定序，K=16，Q=12.488)的汇总效应值为0.184；文化程度(连续，K=14，Q=50.586)的汇总效应值为0.05；农业劳动力人数(连续，K=19，Q=221.653)的汇总效应值为-0.683；非农劳动力人数(连续，K=11，Q=391.896)的汇总效应值为0.438；非农收入比重(连续，K=12，Q=93.375)的汇总效应值为0.046；耕地面积(连续，K=20，Q=4.188e+12)的汇总效应值为473627100.3。其中性别、与城镇的距离和文化程度(定序)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其余均采用的随机效应模型。
4.土地转入行为的主效应分析结果：文化程度(定序，K=11，Q=27.129)的汇总效应值为0.306；文化程度(连续，K=13，Q=49.632)的汇总效应值为-0.064；农业劳动力人数(连续，K=14，Q=59.592)的汇总效应值为0.14；非农收入比重(连续，K=13，Q=3966.036)的汇总效应值为-0.225；耕地面积(连续，K=18，Q=7927603913)的汇总效应值为16565.423；人均耕地面积(连续，K=16，Q=0.698)的汇总效应值为0.978；与城镇的距离(连续，K=5，Q=0.135)的汇总效应值为1.053。其中与城镇的距离和人均耕地面积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其余均采用的随机效应模型。
出现以上结果的可能原因是：
1.农民的个人特征当中，农民的性别对土地转入的意愿影响显著为负。说明男性的转入意愿弱于女性，这是因为农村男性相较于女性，与外界发生联系多，拥有的信息量多，适应社会的能力较强，更愿意从事非农产业。农民的文化程度对土地转出(入)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负);对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对农民土地转入行为则有双向的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其见识阅历越丰富，对国家关于农村发展的相关政策也越了解，在非农技能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较多，就业的稳定性较强，非农就业收入的水平也较高，因而愿意转出土地而不愿转入。另一方面，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接受新知识，应用新技术能力较强，因而出于发展现代农业的考虑会出现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但由于当前农业比较收益低，这部分农民相对较少。农民年龄对土地转出/转入意愿具有显著的双向影响。一方面，年龄较大的农民，农业生产经验丰富，收入来源有限，又很难寻找各种非农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年龄越大，劳动能力越弱。
2.在农民的家庭特征当中，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对土地转出意愿影响的发生比大于1。说明土地转出的发生率在人均纯收入高的农民家庭大些。这是因为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反映了农民的富裕程度，人均纯收入越高的农民家庭生活水平相对越高，越愿意从事比较收益较高的非农产业。农民家庭总人数和农业劳动力人数都反映了家庭的人力资源的丰富程度。尤其是劳动力人数更是一个专业、精细的指标。家庭总人数对于土地转出/转入的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一方面，家庭人数越多，土地越容易成为养家糊口的生产资料，此外人口多拥有的耕地也较多有利于农民集中经营。另一方面，农业与其它产业相比，比较收益低、经营风险大，而且农民从事二、三产业的机会增多，当家庭面临较大人口压力时，转入更多土地反而会使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增加，因而从事非农就业是理性选择。农业劳动力人数对农民土地转出(入)意愿/行为有显著的负(正)向影响。而非农劳动力人数对农民土地转出行为有显著地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农业劳动力人数越多说明整个家庭以土地为生的人数越多，越依赖土地，因而越愿意转入土地扩大规模，以提高农业经营的收入。而家庭中非农劳动力人数多则说明家庭中的非农收入比重较大，家庭对于农地的依赖性不高，进而土地转出的几率增加。家庭总收入对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的发生比大于1。家庭总收入高一般都是非农收入高，或者是从土地转出中获得了较高收益，因而更增加了土地转出的信心。农业收入对土地转入意愿的影响的发生比大于1。农业收入反映了耕地对于家庭收入的贡献，因此农业收入高的农民更倾向于转入土地。
3.农民的生产特征中，非农收入比重对土地转出(入)意愿/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负)。这是因为家庭非农收入比重能反映出土地对农民家庭的重要性，非农收入所占比重越高，说明农业收益对家庭的重要性越低，农民的土地情结越淡化。耕地面积对土地转入意愿、对土地转出/入行为影响的发生比均大于1。说明土地转出/入的发生率在耕地面积大的农民家庭大些。这是因为一方面，耕地面积越多，耕作压力越大，当家庭劳动力不足、种植成本高或想从事非农产业时，农民可能会转出农地。另一方面，耕地面积越多，土地成片的可能性越大，一些种田能手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进行规模经营，因而愿意转入更多农地。人均耕地面积对于土地转入意愿影响的发生比大于1，而对土地转入行为影响的发生比小于1。说明人均耕地面积少的农民愿意转入土地但是却很少发生转入的行为。虽然理论上人均耕地面积多有助于取得规模经营收益，但当前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民种地仅是为了粮食自给，追求家庭收益最大化必然倾向于从事非农产业。
4.在环境特征中，与城镇的距离对农民土地转入行为的影响的发生比大于1。说明距离城镇远的农民愿意转入土地。一般来讲，距离城镇近的农民由于小城镇和现代农业发展速度快，对土地需求大。这里结果与常理相悖，可能原因是对“与城镇的距离”做主效应时的效应值个数过少。
四、政策提升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途径：调节效应分析
自1984年中央1号文件农地产权的可转让性问题有所体现之后相关研究已经跨越了30年，并且，农业部为引导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已经确定33个市(县，区)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因此，时间点的探索以及样本采集地是否是试点地区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
首先，我们将的时间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即将2014年与研究年份之差作为研究时间点这一变量的观测数据进行元回归，回归对于样本量的个数的限制为6。其次，将样本采集地是否为试点地区作为一个调节变量，采用0-1变量为因变量进行元回归。根据Hunter和Schmidt（2004）、Borenstein等（2009）的建议，政策调节前后效应值之差最小值为3[9][10]。
由于篇幅限制，只报告有调节作用的显著结果：
1.时间点的调节效应结果：时间点对土地转出/转入行为，土地转入意愿均没有调节作用，而对土地转出意愿中家庭总人数(调节系数为-0.124，p值为0.097)和非农收入比重(调节系数为-0.724，p值为0.068)起到了调节作用。具体点说时间点对家庭总人数和非农收入比重影响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程度有显著的负调节效应。前文我们验证过家庭总人数多的农民土地转出意愿较弱，并且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更倾向于土地转出。由此说明随着时间的变化，政策越完善对于家庭总人数多和非农收入比重低的农民土地转出意愿作用越强。
2.样本采集地是否是试点地区的调节效应结果：样本采集地是否是试点对土地转出/转入意愿没有调节作用，对土地转出行为中的文化程度(调节系数为-0.23，p值为0.047)、土地转入行为中的非农收入比重(调节系数为-4.997，p值为0.05)有调节作用。具体点说样本采集地是否为试点地区对文化程度影响农民土地转出行为的程度的调节效应显著为负，对非农收入比重影响农民土地转入行为的程度的调节效应显著为负。前文验证过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容易发生土地转出的行为，而非农收入比重低的农民容易发生土地转入的行为。说明中央制定的政策对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土地转出行为、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土地转入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通过对土地转出意愿的主效应分析发现对农民土地转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有文化程度、年龄(连续)、家庭总收入、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比重；有显著负向影响的因素有年龄(定序)、家庭总人数、农业劳动力人数；而性别、农业收入、是否有土地流转中介组织、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则无显著影响。
2.通过对土地转入意愿的主效应分析发现对农民土地转入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有年龄(定序)、农业劳动力人数、农业收入、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有显著负向影响的因素有性别、文化程度(定序)、年龄(连续)、家庭总人数、非农收入比重；而文化程度(连续)、家庭总收入则无显著影响。
3.通过对土地转出行为的主效应分析发现对农民土地转出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有文化程度、非农劳动力人数、非农收入比重、耕地面积；有显著负向影响的因素有农业劳动力人数；而性别、年龄、家庭总人数、是否参加社会保障、人均耕地面积、与城镇的距离则无显著影响。
4.通过对土地转入行为的主效应分析发现对农民土地转入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有文化程度(定序)、农业劳动力人数、耕地面积、与城镇的距离；有显著负向影响的因素有文化程度(连续)、非农收入比重、人均耕地面积；而年龄、家庭总人数、非农劳动力人数无显著影响。
5.影响农民土地转出意愿与行为的共同因素有文化程度、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收入比重，且方向相同；而影响农民土地转入意愿与行为的共同因素有文化程度、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收入比重、(人均)耕地面积，其中除人均耕地面积外方向均相同。
6.调节分析发现，日渐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对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推动强度与农民家庭总人数、非农收入比重显著负相关，对于家庭总人数多和非农收入比重低的农民作用较强。而对农民土地转出行为的推动强度与农民的文化程度显著负相关，对于文化程度低得农民作用较强。对农民土地转入行为的推动强度与农民的非农收入比重显著负相关，对于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作用较强。
(二)政策建议及结论
1.扩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加强技术技能培训，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政府应当大力发展非农产业，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农民土地流转创造先决条件。同时应开展对农民的公益性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其从事非农产业的竞争能力。而劳动力转移能否促进土地流转则取决于城乡统筹发展，因而政府需要不断的完善相关配套的户籍、养老、医疗、教育等制度，为促进土地流转提供有力的社会环境。
2.搞好信息服务。当前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是有偏差的，尤其是需求。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收集和公布信息,在政策和财政上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提高农业比较收益，让农民的转入意愿尽快地转化为现实。
3.政策应继续倾向于对文化程度低的农民的土地转出、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的土地转入行为的推动。中央日渐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已然能够促进文化程度低的农民的土地流转供给和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的土地流转需求。中央不断地创新现行土地流转制度,政府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对农村劳动者的培训，使得农民可以通过土地转出获得土地收益同时又学会了多种技能从事非农产业，提高了土地流转的供给。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通常文化素质都比较高，掌握较多的科学技术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当前比较收益低下的情况下，这部分人群多数选择非农就业，造成农民转出土地动力极强，而转入土地的动力极弱。中央制定的政策转变了这部分人群的思想，使得他们愿意通过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来获得较高的农业收益，进而提高了土地流转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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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光,李放.非农就业、社会保障与农户土地转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10):102-110.
[5]黎霆,赵阳,辛贤.当前农地流转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10):4-11.
[6]杨丹,高汉.信贷市场与农地使用权流转[J].世界经济文汇,2012,(2):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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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土地流转政策篇2
土地流转制度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延续和发展，1984年1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第一次打开这一政策口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流转也逐渐兴起并合法化。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目的是农民自身的发展以及农村现代化的建设，农户是最主要的受益主体，这一政策对其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推行，政府、集体、农民三者之间的联系加强，农民作为其中的弱者，其利益往往受到损害，尽管国家意识到种种漏洞之后采取了多种补救措施，但农民权益损害现象仍屡见不鲜，这就要求我们时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多角度、全方位地思考这一问题，最终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
关键词：
农村土地流转；利益；维护
在我国，土地流转主要是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土地的所有者属于国家和集体。土地流转制度下，农村土地可以根据农民自身的意愿进行转让、租赁、入股、抵押等，土地流转在我国经历了一个由隐蔽到公开、由非法到合法的过程。2003年3月1日，《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对土地流转进行了原则上的约束，为土地流转实践奠定了法律基础，这标志着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制度的正式确立。此后，中国各地区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制订了不同的土地流转制度，但其目的都是为了农民、农村、农业的更好发展。
一、农村土地流转之于农民的意义
1.农村土地流转有利于农民自身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是直接或间接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的任何个人和组织(张义珍，1998)。土地流转制度下，农业规模经营主体通过租赁其他农户的土地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利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城市第二、三产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耕地经营收入甚微的农户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转租、入股，加入到城市发展的行列，实现收入的增加、眼界的开阔等更高层次的自我发展；同时也可以实现农民、务工人员双重身份、双重收入来源。总之，妥善利用土地流转这一政策，能够有效加快农民的自身发展。
2.农村土地流转有利于农业总体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生产规模扩大，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科技创新、管理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的领域中，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提高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土地流转下的土地集中耕作，弥补了土地分散经营耕作难、灌溉难等缺陷，从而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低成本投入，高标准产出，从而实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生产。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就是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更加稳固，实现农业总体发展。
3.农村土地流转有利于农村的建设发展。当前，农村与城市发展的差距还比较大，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在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中，农村的土地资源得到了优化配置，农村的人口得到了更加妥善的安置，农村经济发展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此外，农村自治组织中，农村政府、村委会都高度重视对于土地流转的推行，从而加强了农村管理水平的提高。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进一步优化，政府根据农村的不同发展状况形成了制度创新，从而形成不同的地方特色，这不仅有利于当下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的“五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都有重要意义。总之，在土地流转新视域下，三农问题的发展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最终的受益主体是农民。
二、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的困境
在我国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民的根本是土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下，国家、集体、农民三者的关系紧密相连。国家角色主要体现在制度的制定者、国家粮食安全的维护者、农民权益的维护者以及土地征用者等方面；集体作为农村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发包权、土地调整权与管理权等；相比之下，农民的权益维护相对薄弱，最易受到外来的损坏。
1.国家、集体、农民三者作用结果下，农民的自主性困境。国家是农民权益的最大维护者，但是，由于政府是国家政策的直接实施者，在实施的过程中，往往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例如，政府为了城市发展规划、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目标而动用农民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强制性的命令执行，事先未做到与农民洽谈；其次，政府的部分官员出于个人私利，违背相关制度安排，打着各种利国利民的幌子征用农民的土地，或者占为己有，或者通过土地买卖获取暴利，典型的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这样一来，农民的自主性遭到破坏；此外，有些农民对于土地流转政策并不十分了解，加之政府部门的曲解，对农民自主性更是一种致命的破坏，农民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失。集体是土地的所有者，在农村，集体身份的主要体现是村委会。村委会是一个介于国家权力与政府行政权力之间的具有准行政特征的组织。因此，村委会在执行相关政策规定时所承担的政治经济责任都较小，有些人往往钻其责任的空子，做有损农民权益的事情而不受惩罚。所以，农民作为权利薄弱一方，往往被迫进行土地流转，从而权益受到损害。
2.土地流转机制不够健全，农民的信息困境。目前，农村关于土地流转的相关信息传递还不够及时、不够准确，如有些农民得知土地流转的相关信息全通过小道途径，致使人们的信息往往具有滞后性，接受虚假信息传递后受挫；此外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程序问题，农民没有正确的途径获得，也没有相关人员的协助，因此在签订合同时，农民没有较强的权利意识，从而这种盲目性与被动性的土地流转，带来的并非是利益最大化的效果，反而会受到欺骗与权利损害。这种种农民权益的困境都与当下农村土地流转的机制不够健全有关，农村中有较少甚至完全没有关于土地流转方面的专门机构、部门。所以这种客观方面的不利影响原因势必应得到解决。
3.土地流转结束后，农民的社会保障困境。土地流转作为一种新的土地政策正在全国农村地区开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或即将参与到其中。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村地区的医疗、教育、基础设施保障同城市差距还很大，所以，农村土地流转结束后，农民的安置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依旧堪忧，政府对农民的安抚能力有限。也正因如此，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民不愿意、不接受进行土地流转，对这部分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他们天然的保护屏障，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土地流转这一制度的施行本身就是对农民权益的一种损害，这个问题也阻碍着土地流转工作的顺利进行。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进一步推行，新的困境仍在不断出现，所以旧的难题不了断，农村土地流转工作就难以进行。国家政府、社会力量、农民个人都应该为土地流转的困境出谋献策。
三、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的维护
就农村土地流转来说，土地流转必须使得农民从中真正受益，土地流转绝不能以牺牲农民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否则本身就失去了意义。
1.建立有效的政府权力约束机制。确保农民合法权益的最为重要的方法就是如何遏制地方政府的权力冲动，使其在法定的范围内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与承担应有的责任。首先，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制约政府的行政职权，即“以法律制约权力”，严格执行法律规范，严厉惩处违法行为；其次，规范地方政府的权力过程，即“以程序制约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社会、集体、个人都是政府权力实施的监督者；此外，权力结构的模糊不清使得农村土地处于所有权主体虚置、使用权不完全的状态，因此要明确权力结构，即“以权力制约权力”，真正发挥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动性，自觉自愿流转。
2.建立完善专门的土地流转机构。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流转问题方面长期处于博弈的状态，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相关信息往往不对称，农民在土地流转合同制定中缺少维权意识，农民的土地流转自主性往往受到破坏……这就要求有一个专门负责农村土地流转的机构，为土地流转提供中介服务，为农民提供及时、精确的信息，为农民利益最大化提供支持与帮助。目前与社会主义特色相适应的农民组织并没有有效地建立，土地流转则为这种组织提供了新的契机，农村土地流转专门机构的建立，无疑将会为农民权益的保护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也会因此调动农民对于土地流转政策的信心，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顺利实施。
3.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后社会保障系统的建设。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还需要全社会长期的共同努力，将民生问题作为当务之急的大事来解决，打破城乡发展的桎梏。例如：加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规模；建立完备的医疗、保险、教育、养老等机制；加快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推动城镇化发展步伐，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等等。
四、结语
总之，要提高农村的进步发展，要增强农民的与时俱进，要加快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步伐，要减轻农民对于土地的过分依赖，要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要让农民拥有更多的获得感。综上所述，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一刻得不到保障，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就一刻得不到顺利推行，只有实现农民权益最大化，才能展望土地流转政策的美好明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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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莉君.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绩效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农民土地流转政策篇3
关键词：农村；土地；土地流转；经济效益
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7-0055-01
当前，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将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三农问题有效地解决，不仅可以促进农业发展，还可以提升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现状，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在农村发展中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有效的将农业发展中的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土地的经济效益。
一、新时期农村土地流转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不断加快，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三农问题依然困扰着农民，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将农民的生活现状改善，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实力，中国实施各项农业政策，为农业发展做出各种努力。在众多农业发展政策中，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具有积极的意义，其可以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农业发展。但是在新时期农村的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并不顺利，虽然是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但是在当前还存在一些相对突出的问题。
（一）被动性
从土地流转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进行分析，虽然这些都是积极的，但是近几年，土地的转包情况在逐渐的下降，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打工，而且其去向和时间也具有不确定性，土地转包在农户不情愿的情况下是无法变更土地承包关系的。[1]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土地流转存在一定的被动性和无序性，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还蕴含着土地纠纷等问题。
（二）不顺畅
在新时期实施土地流转政策，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使得土地流转不畅，这些影响土地流转不畅的因素主要有：当前关于农村土地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不健全；农村土地市场的发展处于不完善的现状；当前与土地流转相关的政策没有形成；土地供需受到限制等等。虽然实施土地流转具有很多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依然存在不顺畅的问题。
（三）不规范
农村地区和城市存在差异性，国家制定的发展政策，多在城市地区实施，而在农村地区的实施相对较少，除非是与农村发展相关的政策，会在农村实施。在农业、农村发展中，实施的政策，也会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文献制度，造成无法有效的实施。例如土地流转制度实施，就存在严重的不规范问题，很多土地流转都是自发进行的，没有形成土地流转合同，流转土地相对分散、零碎等等。
综合进行分析，虽然土地流转制度的实施，受到一定的限制，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并不影响土地流转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了实现土地流转的经济效益，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提高农民土地流转的积极性，规范土地流转，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
二、新时期农村土地流转产生的经济效益
随着中国对农业发展的大力扶持，制定农业发展政策，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实施的土地流转政策，将农业发展中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升农业发展经济实力，为了有效的实施土地流转政策，国家将农业发展中的相关制定、法律等进行完善，为土地流转的实施提供保障。当前人们对土地流转的认识在不断的深化，也将土地带来的经济效益提升，其在农业发展中，具有积极的作用。
实施土地流转，促进农业的规范发展和经营。在农业发展中，实施土地流转政策，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将土地分配中产生的问题有效解决。农村土地，多以户为主，土地分布相对的分散和零碎，单一进行土地的耕种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为此很多农民开始进行土地承包，实施大规模的农业耕种，将农业种植规模进行扩大，实现农业种植的经济效益，而土地流转为农业的规范发展和经营，提供了良好的有力的发展条件。
在农业发展中实施土地流转政策，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有效地提升了农民的经济收入。土地流转之后，农民可以放心地到其他行业、产业中发展，而农村进行农业种植的农民，其农业生产范围也得到了较大的扩展。土地流转将农业种植中的机械化水平提升，实现了农业的快速、高效发展。近年来国家在农业发展中的财政投入在不断增加，机械直接和间接投入，在也不断地提升，这些和农业生产机械、种植机械的应用，提高了农业的种植效率和生产效率，进而提升了中国农业发展的经济效益。
土地流转实现了农业的特色化发展和规模化发展，将农民土地流转后，进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实施集中管理和集中经营，形成农业种植特色，促进农业的规范化管理。在新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和时代和发展向相适应，努力的向国际上其他国际的经济实力靠拢。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影响其发展速度的就是农业、农村、农民，为了提高国家的经济发展实力，需要在大力的进行农业发展，将三农问题解决，提升农业发展的经济实力。实施土地流转，将农业发展中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高土地产生的经济效益，进而将农业、农村等相关的问题解决，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的农业大国，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提升农业发展实力，提高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将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改善。土地流转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提升农业经济效益，虽然在新时期实施土地流转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这些问题将逐步的被解决，实现农业的高效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卫柏，李中.新时期农村土地流转的方式及其现实意义[J].安徽农业科学，2011(22).
农民土地流转政策篇4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生活的可靠保障。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家庭收入，早日实现新型城镇化，国家制定并实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以期利用规模效应解决农业生产的成本和效益问题。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因承包商携款消失或者地方政府与承包商合谋致使农民利益受损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因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如何保护农民利益是当前必须应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7月，笔者利用假期对四川南充JL区两个相邻试点村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践进行了走访，这里以X村和Y村替代被走访村落撰文。两个村落的具体情况大致如下：（1）两个村落均隶属同一乡（镇）管辖，公共交通较为便利，到周围乡（镇）都建设有两车道的柏油马路；（2）村落地形都是“两山夹一沟”，住家户零散地分布于山脚，村落以留守老人和小孩为主，基本上没有年轻人身影，留守老人最大年龄者90多岁，最小年龄者近60岁；（3）从土地的使用性质看，两个村落的耕地面积均小于林地面积，沟底土地主要用于种植水稻、蔬菜，山间土地主要用于种植玉米、小麦；（4）两个村落住家户锐减现象突出，有在城市购房安家的，有常年外出务工的，使得至少1/3的房屋闲置没有人居住。
X村和Y村均是被当地政府选中用以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试点村，整个项目由地方政府牵头引进承包方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体言之，农民在地方政府指导下将个人土地的经营权流转给承包方，承包方按照每亩580元/年的价格支付土地流转费用，流转后的土地主要种植柠檬、西瓜等经济作物，一改传统的水稻种植习惯。承包方种植经济作物需要雇佣当地劳动力，雇佣价格基本维持在30元/天的水平，通常在耕作和收获季节较为繁忙，而作物成长期间也会有几次短暂的像除草、套袋等雇佣需求；适用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土地都位于两山所夹的沟底，山间土地没有承包方愿意接收，因为开发山间土地的成本远远超过沟底，而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承包方通常会将农民以往设立的地界全部抹平，实行统一的管理范式。承包方与农民签订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期限都较长，即30年，由村委会替代全体农民签订相关合同，农民不直接与承包商接触。此外，地方政府在土地流转合同实施的前三年需要给承包方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用于项目启动，是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项目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费和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费。基础设施建设如修筑沟底小马路、水渠和栅栏等，沟底小马路基本上从各农户家门口经过，是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提出的公共服务条件，水渠主要用于作物的取水、泄洪等，栅栏主要用于防止作物成熟时外来人员盗取。
X村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早于Y村约2.5年，现今X村的柠檬树成林成片，丰收季节果实累累，但承包方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4年后便玩起“人间蒸发”，该村农民的土地流转费用已有1年未曾?l放，而且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后第3年，承包方也没有组织农民收获果实，雇佣劳动力缩减，大量的柠檬坏死在树上，继而成片地掉落腐烂，乡间流传着承包方骗取政府资金一走了之的议论，甚至还散播着基层政府与承包方共同骗取国家财政的传言。因为该村农民多次寻找基层政府解决流转经费正常发放问题，主张承包方履行义务，维护自身正当利益，但总是被当地基层政府工作者敷衍、搪塞了之。农民目前非常迷惘和恐惧，担心积蓄用尽后，生活难以为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当地居民以米饭为主食，被流转的土地原本多为稻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前，农民在饮食上的需求完全能够自给自足，但现今对大米的需求要么依靠以往剩余，要么在市场上购买，待以往剩余消耗殆尽，则唯有依靠市场供给，因为村落已无合适的土地种植水稻，山间土地大多缺乏水稻生长的必备条件――水源。
Y村的柠檬树处于生长阶段，尚未达到产果状态。存在着一个持续了两年至今仍未解决的现实问题，即农民与村干部在该村流转土地面积的统计数上始终存在分歧，承包方也早将土地流转资金打到预留账户，而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却未能到手，大家不愿意领取这笔资金。村干部对流转土地面积的上报数为392亩，而农民的统计数为500亩，两者之间足足相差108亩，以每亩580元/年的流转价格计算，这笔资金每年大约为6.264万元，30年的合同期限总共相差187.92万元。农民以联名上书举报的方式将事件反馈给市政府后，市政府指派工作人员利用遥感技术到村内丈量流转土地面积的结果为522亩，比农民自发丈量的还多出22亩，但村干部却依然坚守着自己上报的统计数，不愿屈服妥协。
结合上述个案，问题接踵而至。承包商“人间蒸发”和村干部坚持流转土地的上报数都在不同程度上侵害了农民利益，那么农民利益究竟受到了哪些侵害？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侵害行为的发生？又应采取什么措施来规避这些侵害行为？下文就此展开讨论。
二、文献回顾
当前学界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研究对象的成果颇为丰富，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类：其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退出机制，如钟涨宝等从必要性和权利的基本规定性出发探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机制，提出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须建立退出程序，而退出程序的设计要与户籍制度、社保制度改革相结合，并坚持因地制宜原则[1]；其二，农村土地“三权分离”改革，即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的分离，如丁文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践，探讨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离，力主两者之间必须分离，但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从制度设置和立法上来保障上述两种权利的分置[2]；其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抵押性与可继承性，如黄惠春等基于湖北和江苏两地的案例比较，发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抵押性受到法律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共同制约，有必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业生产水平较高、土地流转市场相对完善的地区展开试点，同时放开部分相关法律政策[3]；其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缺陷与破解之道，如杨光提出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制度在法律规范、所有权主体、流转方式和登记环节上都存在不足之处，需要清理相关法律文件，明晰所有权主体，科学界定流转方式并完善流转登记制度[4]；其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农民利益保护，如李民等将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利益分配失衡归结为农地所有权主体地位含糊，土地承包经营权被排斥在土地决策与增值收益分配之外，要保障农民利益，只有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淡化土地所有权，规范流转市场机制，建立多层社会保障制度[5]。
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当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法学领域，像探讨流转制度、退出制度、权力分离、可继承性和可抵押性等几乎都紧紧围绕着权利和义务这组基本法律关系。虽然有学者尝试从不同视角审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比如以农民利益保护切入，但也未能脱离土地所有权等民法上的几个重要问题。殊不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农民利益能否得以有效保护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所有权、市场之外，地方政府在整个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地方政府是农民利益能否得以有效保护的重要因素，而地方政府的作为反过来又影响着它的公信力。因此，如何应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出现的问题，这对地方政府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但现有研究却较少涉及。本文从地方政府视角审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农民利益保护问题，构建地方政府绩效考评体系，指导和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以期实现对农民利益的有效保护。
三、农民土地流转利益的现实考量
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其中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三条红线分别是“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说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农民利益问题已经引起国家高度重视，也从侧面折射出实践活动中存在大量的类似侵权现象，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的初衷相悖。而农民利益一般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和社会利益，经济利益是农民利益的核心，是农民其他利益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利益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影响和制约着经济、文化、社会利益的实现[6]，这些利益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倘若只重部分，忽略整体，都难以真正地解决农民利益问题。
农民利益虽然可划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文化利益，但回归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践中，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明显更为突出，而社会利益和文化利益相对涉足较少，尤其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仍然种植农作物，对生态环境破坏不具太大威胁和对科学技术依赖不强的项目，X村和Y村都属于这类情形。因此，下文主要从政治和经济这两个维度审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的实效化。
（一）农民政治利益的考量
政治利益是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生活得到的利益，包括依法取得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权利以及其他各项人权，作为农民利益的一个部分，时常与经济利益并列但高于经济利益而被提及[7]。案例中X村和Y村在农民政治利益层面都有所牵涉，但X村的问题主要出现在民主监督上，而Y村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以及民主监督方面都不太尽如人意。鉴于Y村的情况更为复杂，并包括了X村遭遇的相关情形，由此选择Y村展开论述。
Y村农民同意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项目，但整个行动完全由村委会和承包商两者单独商洽，而村委会并未获得农民们在书面或者口头上的委托授权，这明显是对既有制度的一种背离，不符合程序正义原则。更甚者，在对该村土地流转面积统计存在争议的情形下，村委会则单方面与承包商以392亩这个数字签?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使得尽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费用已经到账两年时间，村委会多次组织发放流转资金事宜，农民们也迟迟不肯接受。就这个因统计数存在差异而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费用缩减的现实问题，该村农民以全体联名上书方式依次向乡（镇）政府、区政府和市政府反映，但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而统计数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农民开发的“自留地”是否应纳入流转土地面积范围，以及村委会可能存在少报流转土地面积的嫌疑等。“自留地”的建立、取消、恢复均由国家政策调控，未纳入国家法律范畴，但现今国家政策没有对其产权进行确认，使得自留地的产权始终存在争议[8]。
农民联名上书举报的整个流程和反馈情形如下：首先，农民向乡（镇）政府反应情况，乡（镇）政府工作人员起初并未理会，直到承包商着手项目建设，农民不服阻扰承包商开展工作，事态进而扩大，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才出面协调，要求农民选举几名代表到政府办公室协商解决，协商前后共组织3次，但均以失败告终；然后，农民向区政府及其信访部门和区纪委等机构反应情况，内容包括质疑村委会上报的流转土地面积统计数以及基层政府的行为和态度两个方面，但这些区级机构在接到联名举报信后，迅速地将举报信件转交到基层政府，要求基层政府妥善处理举报内容，当举报信到达基层政府处，结果可想而知，基层政府往往走走形式，并未按照上级要求解决问题，但也没受到来自上级政府追责；最后，农民向市政府及其信访部门和市纪委等机构反应情况，内容增加了对区政府行为和态度的质疑，市政府除了组织工作人员到村落利用遥感技术丈量了流转土地面积外，其他处理形式与区政府都基本一致，将联名举报信转交给了区政府。
市政府和区政府偏好采用将处理责任层层转达给下级政府的做法，从职权设置方面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完全没有必要将联名举报信一并向下转达，并且农民向区级和市级政府部门及其纪委反映情况后，倘基层政府接到处理任务，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应当给予基层政府相应的惩罚，并非放任不管。此外，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在处理争议时，向村干部透露出联名举报信内容，使得村干部在村落内以殴打等形式威胁投递联名举报信的群众，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造成政府失信于民。这些现象揭示出倘若政府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农民政治利益会受到侵害，使得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都流于形式。
（二）农民经济利益的考量
经济利益是对经济关系、经济活动及其成果――产品的占有、享有和消费，或者是对一定收入（最普遍的形式是工资、利润、利息等）的需要的满足，是反映社会利益的一种社会经济关系的形式[9]。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经济利益与农民生活质量和农村经济发展相关联，是农民最为关注的领域，将流转前后农民每年资本结余之比较作为衡量农民经济利益保护是否给力的指标科学合理。基于此，试算四川南充JL区两个相邻试点村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农民经济利益造成影响的综合状况。
首先，试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前农民在流转土地上的资本结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前，流转土地上大多种植着水稻，每家稻田面积约是3.2亩，依照每亩稻田产出350千克稻谷的年平均数，每家在流转土地上每年可收获1120千克稻谷，而每千克稻谷可产出0.65千克大米，推断每年大米产量总计为728千克，但每年种植水稻除劳动力投入外，还需要购买种子、肥料和租赁收割机等，通常情况下，种子费用为65元，肥料费用为130元，租赁收割机费用为150元。当然这些大米并非全部用以市场交换，农民自身也需要消费部分，按照每人每天平均消费0.4千克大米计算，农民在1年周期内大约要消费146千克大米，而每家暂定为2人，如此每家每年大约会消费292千克大米，除去农民家庭自身消费，每年还可剩余436千克大米能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当地大米的市场价格约为5.5元/千克，因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前，除?n植水稻的成本投入外（劳动力除外），每家每年大约可在流转土地上获得2053元的资本结余。
然后，试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后农民在流转土地上的资本结余。农民在流转土地上的收入主要是土地流转费和承包商雇佣劳动费。每家流转土地的面积大约是3.2亩，而每亩按照580元/年的标准支付，由此每家每年可获得的土地流转费为1856元。此外，承包商雇佣农村劳动力的日常费用是30元/天，每年承包商雇佣农村劳动力大概40天，而这种雇佣在土地流转前期相对较多，因为土地流转前期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育苗等阶段性工作，待农作物生长成型后，只会有除草、包果和采摘等工作，后期基本上趋于稳定。倘若每家按照雇佣2位劳动力统计，每家每年可获得2400元收入，两种收入每年总计是4256元。但因农民在购买大米上每年需要额外支出1606元，因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后，每家每年可在流转土地上获得2650元的资本结余。
进行比较后分析可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每年可为每户至少增加597元收入，因为种植、护理和收割水稻的劳动力投入未包括在内，而平摊到人头来看，大约每人每年至少增加298.5元收入，这种增幅其实是有限的。倘若出现承包商拖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费或者不雇佣和少雇佣当地农村劳动力现象，农民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经济利益则难以保障，甚至达不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前的收入水平，并且还将收入主动权移交给了承包商，由承包商安排处理。案例中的X村和Y村，农民的经济利益无疑受到重创，未能有效地发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的功效。
四、农民土地流转利益保护不力的原因分析
造成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乱作为和不作为的因素复杂多样，但主要是当前政府绩效考评缺乏合理性。
（一）地方政府绩效考评缺乏针对性
当前国家并未针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定专门的地方政府绩效考评体系。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落实的好坏，直接放在政府日常工作内评议。而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众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仅是日常工作的小部分，反应在考评环节的比重不大，难以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这便削弱了地方政府与流转土地农民间的利益关系，造成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缺乏保护农民利益的动力。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为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农村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重要政策，地方政府迫于上级政府压力，不得不在某些村落试点，即为了完成任务而做任务，改革推力方向更多是自上而下的，未能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路径的有机结合；此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地方政府在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中有机会找政策的漏洞而获得利益，因为政府也遵循“经济人”假定，即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10]。最终导致尽管地方政府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农民利益尚未得到有效保护现象频繁发生。
（二）地方政府绩效考评的主体单一
地方政府绩效考评的主体单一。或是内部考评，由地方政府自己控制，地方政府既扮演竞技选手角色，又扮演裁判者角色；或是上级政府考评，对所辖区域内的政府行为表现进行检查。这两种方式的考评主体都是政府，难以保证考评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公正性，使得考评效果大打折扣，尤其是内部考评往往流于形式，因为地方政府不可能判定自身在某时期内的工作存在严重瑕疵，备案上报接受上级政府责罚。在极端情形下，地方政府还可以趋利避害，调整绩效考核指标展现优势之处，规避不良现象，更甚者直接更改绩效考核结果，毕竟整个考核流程中没有服务对象和独立的第三方参与，缺乏监督和制约。回归到考评绩效，考评主体依然是基层政府和上级政府，它们偏向于关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投入和规模，如在基层工作报告中常见“政府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投入多少，流转土地面积多少，多少人口受益”的表述，而根本不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效，农民利益保护显然被掩藏，这也是考评主体单一带来的弊端。
（三）地方政府绩效考评的指标简单
地方政府绩效考评是一项复杂工程，考评指标体系的设计直接关系着考评结果的科学性，而考核地方政府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指标过于简单，未能对政府行为形成规范。当前地方政府考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指标主要为是否完成上级政府安排的土地流转数，其他方面关注较少。这是由我国行政体制决定的，在绩效合法性观念引导下，地方政府率先将上级政府的命令放在第一位，倾向对上级负责，而非对服务对象负责，有悖于新公共服务理念，造成地方政府忽略保护农民利益，存在本末倒置之嫌。其实，是否完成上级政府安排的土地流转数仅是考评地方政府落实政策与否的小环节，应更关注政策执行实效，由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变。而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考评，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审视政策初衷是否实现，是否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价值，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是否在最小投入的前提下去实现农民利益的最大化，考评指标要紧紧围绕这些方面设计，而非简单地以是否完成上级政府交代的任务为准据，使得农民利益未能进入地方政府视野。
（四）地方政府绩效考评的奖罚不力
提供充分激励是公共部门良性运作的重要保证[11]，而奖罚可从两个方向上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调节，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激励制度的有效手段。但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考评中的奖罚不到位，当前对于绩效考核结果尚未形成强有力的、系统的奖罚体系，更不用说将农民利益与地方政府奖罚进行有效结合，致使地方政府缺乏保护农民利益的积极性。除非两种极端情形，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确实做得风生水起，形成了地区模式，上级政府才会给予表彰并进行局部推广，介绍土地流转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严重失误，致使群体性事件、暴力冲突等连续爆发，影响地区稳定，追责在所难免。现实情况是，这两种极端情形的发生概率很低，大多数地方政府的表现都位于两者之间，均缺乏相关的奖罚制度来调节这类地方政府行为。
（五）地方政府绩效考评的责任模糊
作为公共权力的载体，公共部门亦必须承担与公共权力相应的公共责任，以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12]，地方政府作为公共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不能例外。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地方政府绩效考评的责任模糊，未能落实到位，突出表现在责任认定不清和归责主体不明两个方面，使得地方政府在土地流转的整个过程中即便对农民利益保护不力，也难以对其进行追责，尤其在那些侵害农民利益具有隐蔽性或者侵害程度弱的情形中。责任认定不清缘于当前没有事先针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划系统的考评体系实现责任对接，而事后想要对地方政府进行追责则缺乏依据，倘上级政府一意孤行，整个行为的合理性便备受质疑。归责主体不明缘于地方政府并未针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安排相关责任人，即便明确指出相关责任人，但在现行体制下，责任和权力未必能完全对等，倘若相关事宜基本由责任人的直接领导单方面或者领导大会商量决策，而将考评责任归结给相关责任人也不合乎常理。
五、构建地方政府绩效考评体系保护农民土地流转利益
要确保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真正代表农民、根植农民和服务农民，有必要构建独立科学、多元主体协同合作、评价指标体系多样化、奖罚行为分明、责任落实到位的地方政府绩效考评体系。
（一）构建独立科学的考评体系
国家可制定公共政策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领导小组，由分管农业的领导担任组长，统筹辖区内流转事项，而考评客体则是领导小组，与地方政府其他职能部门间不再存有任何关系，主要内容是审视领导小组在流转政策上的绩效，对于表现优异的，可在此系统内实现职位升迁；反之，对于表现不佳的，也要进行处罚，形成可上可下的竞争格局。科学的考评体系是确保考评结果有理有据的重要保障，可在很大程度上增添再次利用绩效考评结果开展其他活动的说服力，而设计科学的考评体系要改变当前地方政府在考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缺乏针对性、主体单一、指标简单、奖罚不力和责任模糊的尴尬际遇，以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确保考评的客观性，以评价指标多样化增加绩效考评的全面性，以奖罚行为分明调动绩效考评的积极性，以责任落实到位强化绩效考评的责任感。
（二）以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确保考评的客观性
关于考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绩效的主体，除地方政府外，还应吸纳土地被流转对象代表、上级政府和具有专业性技能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土地被流转对象作为流转的主体，对于政策实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所作所为存有切身感受，在地方政府绩效考评中理应具有话语权，采用推举土地被流转对象代表的方式，土地被流转对象代表不一定是村干部，应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上级政府作为地方政府的直接领导机构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考评，既能直接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表现，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监督和规范，确保整个绩效考评公正有序推进；第三方评估机构与地方政府间没有直接利益关系，更能客观地、专业地审视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作为，对整个地方政府绩效考评结果提供参考。整个考评主体的人员构成以土地被流转对象代表、上级政府和具有专业性技能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为主，地方政府中要求“一把手”参与即可，土地流转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工作汇报，而各参与主体处于平等地位，发表意见的权重均等分配，以协同合作方式共同完成地方政府绩效考评，以此确保地方政府绩效考评的客观性。
（三）以评价指标多样化增加考评的全面性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秉承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变的原则，改变当前只重对土地流转数、土地流转人口数等进行考核的局面。理性的做法应至少包含以下绩效考评指标：其一，地方政府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模，这里面包括既有的土地流转数和土地流转人口数，界定为规模指标。其二，地方政府开展农村土地流转的实效，农庄和农民从土地流转中究竟获得了多大利益，村庄利益的考核依托于公共服务指标和自然环境指标，农民利益的考核依托于经济指标。经济指标主要以被流转土地农民家庭收入的增减来判别。公共服务指标的衡量：倘某个地方政府在投入相当的情况下对公共服务的质量提升多，那么其在此项的评分则高，而地方政府帮助农民在流转土地定价上获得了更高?r格，那么在农民经济指标的评分上也应较高；土地流转不能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损害，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不可取的，倘出现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情形，无论其他方面做得再好，都不合格。其三，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表现，如地方政府在接到土地被流转对象求助后是否能及时做出精准的回应等，此项可列入政治指标。
（四）以奖罚分明调动考评的积极性
鉴于当前针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施小范围奖罚但效果不理想的现状，主张构建全覆盖的奖罚体系，即对所有参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绩效考评的地方政府均实施一定的奖罚，将整个系统的行动者都纳入到奖罚体系内，从而充分调动各地方政府积极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保护农民利益。构建全覆盖奖罚体系的难点是如何给予绩效相差不大的地方政府奖惩，可通过分类实施奖惩方式来破解，即规定参与绩效考评的地方政府中，考评结果位列前5%以内的为优秀，考评结果位列5%～30%之间的为良好，考评结果位列31%～80%之间的为合格，而考评结果位列最后20%的地方政府评定为不合格，继而针对每个评定等级设立奖惩方式，良好及其以上均有奖励，而合格和不合格均要有处罚，优秀和不合格等级的奖罚力度一定要高于其他等级，绩效考评结果排名第一位和最末位的地方政府之奖罚也应单独设置。
（五）以责任落实到位强化地方政府绩效考评的责任感
要解决责任认定不清和归责主体不明两大现实问题。关于责任认定不清，要率先厘清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会牵涉到哪些责任，通常可划分为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职责责任。关于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的认定较为简单，参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党内问责条例等有关规定判断即可。而职责责任的认定相对困难，要判断政府作为是否存有依据，怎样作为才算合理，如政府指导流转土地定价过低侵害到农民利益，地方政府则未履行好职责责任，相关处罚交由地方政府；关于归责主体不明，前文提及的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领导小组，由分管农业的领导分任各级地方政府领导小组组长，统筹辖区内流转事项不失为一种有效路径，绩效考评结果的追责则直接落到领导小组组长身上，处理牵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所有事项的权力也应赋予给领导小组组长，一般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地方政府领导大会也不例外。
农民土地流转政策篇5
1.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主要存在的问题
1.1认识不到位，观念滞后，阻碍农村土地正常流转
就总体而言，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尚处于初始阶段。农户之间小范围的转包转让占主流，规模集中成片流转土地、从事农业综合开发的龙头企业和专业大户较少；流转模式比较单一，土地流转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其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干部、群众认识不到位，观念滞后。部分农户对土地流转认识不足，在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中，有的对土地的眷恋还很深，宁愿造成地荒也舍不得将土地流转出去。据调查，部分地方季节性的抛荒地约占耕地面积的30%。大面积抛荒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给农村经济造成一定的损失。
1.2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权、责、利不明确
部分领导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缺乏有效的农村土地流转组织、指导和管理手段。据调查了解，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基本上是以口头合同为主；既便有签订的各种书面协议中，尚有60%的合同不够规范和完善。主要是合同文本不规范，内容不齐全，流转面积、标的不准确，容易产生权益纠纷。同时，土地流转合同管理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同兑现。主要表现为农业承包合同监督管理乏力，基层合同管理人员业务素质不高，土地流转合同纠纷处理不及时，使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切实保障。
1.3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引导和服务不到位
土地承包到户时，各地都是根据土质、地利搭配，按人平均承包分配到户，人为的把整块分割为若干小块。后经数次承包地调整，每户的承包地就更加零星。据调查，目前农户承包的田地多的有十几块，少则有几块。目前农村土地流转尚处于自发阶段，口头协议多，报村、乡（镇）、县批准备案的少。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市场化运作的土地流转机制，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缺乏，流转信息不畅，出现要流转土地的转不出，要租土地的租不到，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
1.险大，效益低，制约流转
农业是自然和市场双重影响的弱势产业，比较效益低，特别是前几年，农产品卖难，造成流转也难，对农业的影响更大，农业增产难增收。如2012年当地大面积种植的梨子，遭遇罕见的梨炭疽病，加之品种单一，气候不好，出产时，市场行情看跌，造成大量烂梨，农民损失惨重。
1.5政策不具体，监管措施难有力
近年来，国务院出台了保护基本农田，禁止用基本农田栽植果树、挖塘养鱼等一系列政策，对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农村专业大户要求成片开发土地扩大规模呈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该项政策的一些制约。尽管提倡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一直是中央农村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在中央一系列农村政策中均有涉及，但比较原则。对土地流转的管理，从上到下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有具体实施细则，在流转程序、流转手段、流转档案管理等方面缺乏统一规定，这是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的一个重要原因。
2.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农村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农村土地的承包、流转事关农村的稳定，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增收。健全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机制，对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的长治久安，农民的安居乐业有着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1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提高农村土地流转法律保障
目前，农村土地流转可参考的法律依据有国家颁布的《土地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开展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流转日益增多，应把农村土地流转纳人法制化轨道，保障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有序流转。
2.2加大政策宣传，引导农民土地流转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农户小规模经营与现代农业集约化经营的矛盾、平均承包土地与市场自由配置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分散的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等等，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将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各级政府要加强土地流转工作的引导，把它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多形式、多渠道、积极稳妥地开展土地流转工作，把土地流转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对土地流转法规政策要进行广泛的宣传，促进农民积极参与土地流转工作，改变传统的农业耕种模式，扩大种植规模，防止宁肯荒地也要守着家庭承包地的僵化思想，有效地推动农村土地流转。
2.3坚持政策原则，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一是土地流转必须在土地延包年不变政策前提下进行，以保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期稳定。二是土地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规范”的原则，不能刮风、不能下指标、不能强制推行，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一切围绕农业发展，一切为了农民增收。三是要坚持土地流转主体是农民。当前，农业生产效益比较低下，农民增收困难，各地在引导农村土地流转中，一定要将流转收益归农户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从中截留、扣缴收益，不许与民争利，确保农村社会稳定。四是各级农村经营管理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积极做好土地流转合同的签订，及时办理合同变更、解除、签证工作，积极妥善调解和处理土地流转纠纷，促进土地流转规范化发展。
2.4加强培训，提高政府的扶持力度
通过培训，提高基层干部和村会计及合同管理人员、镇乡合同管理人员的政策水平和业务素质。要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镇乡、村干部及合同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政策水平。特别是在组织、发包、指导合同签订、解决合同纠纷等问题中做到依法办事，按政策规章办事，促使土地流转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
农民土地流转政策篇6
一、加速土地流转“无偿变有偿”的改革步伐
（一）如果流转土地仍是经营粮油等传统农作物，农户要求取得全部流转净收益的，应予支持；
（二）如果流转土地已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的，流转费标准应由农户与村委会平等协商、自愿约定，协商不成的，根据实际情况及有关政策予以确定；
（三）如果农户只是要求村委会提高转包金的，因涉及转包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予支持。
当然，如果村委会确实从未向农户支付流转费，农户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的，应予支持。由于农产品生产周期长，季节性强，基于保护农业生?a稳定发展的考虑，农户应取代村委会作为转包合同的发包人，承继转包合同的权利义务。笔者建议，采取此种流转方式的村委会应当就流转费标准与农户尽快进行协商，达成书面的补偿协议，逐步实现向有偿流转的过渡。
二、提升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创新机制
（一）促进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农户和土地流转受让方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交易主体，特别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种养殖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成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重要力量，主导着土地流转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所以，近两年以来，我市把大力培育发展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载体放在农业工作的重要位置来抓。
（二）采取积极的土地流转政策
各级政府尤其是乡镇一级政府，必须确立支持土地流转就是支持现代农业、推进乡域经济发展的观念，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农民进行土地流转，并对流出、流入方采取扶持鼓励政策，对流入方按流入面积、种植作物给予相应的政策性补贴资金；对规模经营大户，在信贷、保险、用电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大力扶持，以巩固土地流转成果。
（三）加强政府引导，着力政策推进
土地流转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引导尤为重要。第一，以政策服务为中心，营造流转氛围。出台专门文件，召开专门会议，全面宣传贯彻党中央土地政策，解除部分基层领导和群众思想疑虑。第二，综合规划，选好发展项目。按照区域化、特色化、产业化思路，进行规模经营、集约经营规划，着力招商引资。第三，强化组织协调，明确部门分工，专门机构管理，一条龙服务。
（四）做到“三个结合”
“三个结合”：一是土地流转要和土地规模相结合。我们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粮食产量为目标按照政府引导、试点示范、稳步推进的总体思路，充分发挥农民主体地位，合理组织有效引导，以流转促规模，以规模带流转，走出了土地良性流转的路子，使农民真正流得出，流转出土地的农民收入真正得到提高，减少土地纠纷的发生。二是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化相结合。三是土地流转要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土地流转必须立足于大农业、大农机、大科技，才能使流转出土地的农民收入增加。使农民土地土地流得出不发生土地纠纷。
（五）土地流转要依法开展，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愿意
政府部门要积极宣传、动员、引导和扶持，县上要成立领导小组，组建办事机构，赋于职能，并从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方面大力支持，乡村两级要大力宣传动员，积极引导，先行开展示范试点，争取得到农民认可，自愿进行流转，不要全面铺开，不能强行推进，更不能搞一刀切。
（六）要进一步建立与土地流转相对应的保障机制
要加大对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壮年劳动力的就业技术培训，促使其向二、三产业转移；通过短期、单项的实用技能培训，帮助年龄较大、文化基础较差的农户成为有一技之长的农业技术能手；特别要完善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农户流转土地的后顾之忧。
（七）土地所有主体、使用主体的权力被虚化，造成农民权益受侵害。
产权清晰是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基本保证，然而，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关系的权能较为混乱。首先是权属不明确，造成权属边界模糊，现行的土地所有制结构是在1962年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上制定的（“三级”就是乡（镇）、村、组），但是，具体到每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归这三级中的哪一级所有就比较模糊。其次是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界定模糊，我国法律规定农村的土地归集体组织所有，但是实际上，土地所有权的绝大部分均由国家行使与掌握，农村中的村集体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的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行政牵制机构”这样一种尴尬的角色，这样造成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处于虚化的状态。最后，农民土地使用权受到集体权力的覆盖，现行的土地制度规定土地是集体所有、使用受农民支配这样一种机制。但是由于缺乏农民对乡（镇）、村、组等“集体代表”的监督机制，使得基层政权及乡（镇）、村干部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处置权。这样，普通农民不仅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且他们自己的土地经营权往往受到侵犯，造成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缺乏保障。如一些地方政府的“家长制作风”盛行，行政方式的“拍脑袋”化，还有一些政府更是为其政绩工程和自身利益进行权力寻租，官商资本相勾结等侵犯农民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
（八）深化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
具体思路是：强化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最大限度地放活承包权和经营权。一是在外流劳动力较多、二三产业发展较快的地方，要改变农户分散承包土地的经营格局，允许集体将土地调整集中连片，向社会公开发包。二是将土地这一基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化。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村土地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生产资料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双重性质，从而形成土地平均分配的格局。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民被推向了市场，土地的这一双重性质应该随之改变，要将土地作为商品价格化，即按不同等级确定土地的市场价格，按照价格规律实现土地的合理配置。
农民土地流转政策篇7
[关键词]土地关系农民权益土地流转
中图分类号：D30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5）34-0003-01
一、农村土地关系当前问题
（一）思想认识不明确
在思想认识上，有可能会出现两个非常极端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有些干部怕乱求稳，采取观望的态度来敷衍土地流转政策。他们对国家土地政策的认识还不够，甚至会把土地经营权的合理流转与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对立起来，自身对新政策的热情不够，缺乏积极性与主动性，而采取随波逐流的态度，这不仅会使农民们感到彷徨，也阻止了土地新政策的落实；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有些干部急于求成，他们自以为已经具备了土地流转的全部条件，不顾后果的加速政策的全面推进。这种行为忽略了农民的意愿，容易造成老百姓对新土地政策的误解，最后导致各自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问题越来越严重。
（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现实的，任何一项政策只要是能给其带来实惠，他们就会拥护，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市，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已是大势所趋，政策正在逐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只是土地流转出去后，他们也需要得到一些必要的补偿，比如说适当的生活和养老保障制度。而就目前来说，由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目前的社会保障系统还无法为流转土地的老百姓提供完整的保障系统。最后就导致农民会认为土地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没有土地后生活就没有了保障，从而誓死保卫自己的土地，坚决不让它流转走。另一方面，老百姓要的只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可是目前的保障体系还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建立覆盖城乡的良好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令笔者欣慰的是今年七月一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为这一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稳定土地关系与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法律策略
（一）统一思想认识，增强宣传力度
创建土地流转制度，加强合适规模经营，是适应农业结构性调整，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给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必要手段。党中央提出，要规范土地流转的运行制度，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总原则，允许老百姓发展多种形式的合适规模经营的理念。因此，各级管理部门要提高对土地政策的思想认识，然后加强责任感的培养，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党在农村的基本土地政策始终放到第一位，以农民的利益和农村的发展为核心。在传达中央农村政策方面，有关职能部门领导必须要深入基层，落实到位。让每一位老百姓都明白中央土地政策的核心，是要改变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理验，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加农民收益，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可以采取在每家每户门前贴海报的方式，海报的内容要通俗易懂，让老百姓能看得明白，想得清楚，杜绝出现农民误解中央政策的情况发生。乡镇村干部也要及时了解国家关于这方面的新动态，并弄清楚土地流转所面临的新问题，增强信心，认认真真地出谋划策。当然，每次宣传完后，要及时处理老百姓反映上来的问题，并及时给出答复，不能让老百姓有半点的迷惑，因为稍有迟疑，农民就会对上级的政策失去信心，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二）健全法规制度，保障土地关系合法、规范
法制法规的健全对土地流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健全土地流转权益法规。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民，根据法律规定，他们享有经营自、土地承包权和土地收益权。土地流转的最大特色是农民采取自愿原则，但原则上是鼓励农民流转土地，通过一系列的积极的措施，逐渐使土地流转变得规范化、法制化；其次，健全相关服务平台的建设。每一个乡镇都必须建造至少一个信息服务站，赋予其相关的职权，关键时刻还可以代表上面的意思，服务站的人员必须明确自己该做的，对老百姓要体贴，做好信息的传递。在必要的时候，遇到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及时向上级反映，然后及时传达给农民；最后，健全土地流转管理制度。这就需要土地管理部门的积极参与，相关工作人员要建立好土地流转的档案和其他有关的事宜，对于那些涉及到的农户数量比较多的土地流转，管理部门要提前做好准备，事先做一些调查，保证土地流转工作能顺利进行。在进行土地流转工作中，必须采取严谨的态度，双方必须签订有效的合同，合同必须明确流转的数量、形式、期限、价位，实现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妥善解决土地遗留下来的一些其他问题，认真管理好档案资料库。在土地流转期间，还可以对表现优秀的业主实施一定的奖励，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也给其他人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三）完善保障措施，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健康发展
第一，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采取“灵活多变、自愿参加、量力而行”的原则，多渠道地加强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险、子女教育、权利保护等为主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把土地的经济功能发挥到最大；第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项目管理人员给农民一些提示，让他们转移视线，把目光放在一些投资少但见效大的一些项目中，并鼓励他们把眼光放到城镇中，从而保障他们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让老百姓放心地工作，安心的服从安排，流转土地；第三，完善扶持制度。各级财政部门每年要安排一定额度的扶持资金，用于培育规模经营的主体，也就是农民。鼓励城市的一些资金流动到农村来，从而增强土地的承接能力。最后，创新土地流转体制。任何事物都需要创新，土地流转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经营者的需要，适当地提高土地经营规模和生产效率，然后根据实际问题对土地流转制度进行改革，从而形成更大化的规模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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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敏超，宋怡欣，张炳达.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公平性研究[J].开放导报.2015（02）
农民土地流转政策篇8
通知说，无论是随意调整收回农民承包地，还是强迫农民流转承包地，都是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直接侵害。各级农业部门要高度重视农村土地承包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切实履行《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的职责，加强管理，努力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当前，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已经成为侵害农民权益的突出表现形式。此次将重点检查以下十二类行为：
(一)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如干涉农民自主安排的生产经营项目，强迫农民购买指定的生产资料或者按指定的渠道销售农产品。
(二)违法收回农户承包地。如强行收回外出务工就业农民的承包地，收回承包地抵顶欠款，违法收回进入小城镇落户农民的承包地，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用收回农民承包地的办法搞劳动力转移等。
(三)违法调整农户承包地。如承包期内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规定在全村范围内几年重新调整一次承包地，借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之机重新承包土地等。
(四)不落实二轮承包政策。对适合实行家庭承包的耕地，第一轮耕地承包合同到期后，如不执行延长土地承包期三十年政策，不与农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不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超额预留机动地等。
(五)利用职权变更、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如因承办人或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解除承包合同，因集体经济组织分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解除承包合同等。
(六)强迫承包方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如强制收回农民承包地搞土地流转，乡镇政府或村级组织出面租赁农户的承包地再进行转租或发包，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
(七)阻碍承包方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如对承包方合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做出限制等。
(八)侵占承包方的土地收益。如小调整时随意提高承包费，截留、扣缴承包方土地流转收益，截留、挪用征地补偿费用等。
(九)违法发包农村土地。如未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将机动地长期用于对外发包，侵吞土地发包收入，泄露土地招标承包标底秘密等。
(十)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承包时对妇女实行有别于男子的歧视性土地承包政策，承包期内违法收回出嫁女承包地等。
(十一)行政、司法机关和村级组织不作为。如基层法院不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诉讼，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管理机关不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请求，乡(镇)人民政府不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不受理农民群众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来信来访，村级组织不执行仲裁、司法结论或名义上执行实际上拖延不办等。
农民土地流转政策篇9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思考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4）10-0032-02
我县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服务工作在省、市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合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的快速推进，全县农村土地流转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促进了农户土地流转，流转土地农户不断增多，流转规模进一步扩大，规模流转比率逐步提高，规模经营效益逐渐显现，农村土地流转有力地推动了全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利用和效益最大化，带来了人才、资金、技术、信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更新，全县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一、全县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的现状
1.制定土地流转政策，成立组织领导机构
二九年十月，在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县人民政府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施细则》，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领导小组，由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担任组长，成员单位为县政府办、财政、国土、农林、发改、烟办、水务、纪检监察、、司法、法制、人社、审计及全县各乡镇主要领导，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协调全县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县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在农林局，负责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日常工作。全县各乡镇依托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成立了乡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为我县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服务工作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障。
2.加强工作指导，提供流转服务
各乡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为土地流转双方及时提供政策咨询、信息沟通、合同签订、流转管理等各项服务。通过县、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的积极配合和共同努力，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规范，促进了全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产业化、农民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到2013年末，全县累计流转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128787亩，占全县二轮承包土地面积的54%。流转承包地农户11705户，签订流转合同5784份；耕地流转入农户的62525亩，流转入企业的51073亩，流转入专业合作社的5977亩，流转入其他主体的9212亩。
二、采取的工作措施
1.结合实际，统筹谋划农业发展
把农村土地流转作为全县农业发展规划内容之一，作为农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组织化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与农业产业调整和发展重点进行有效对接，优化种养殖业结构；与新农村建设对接，实施村庄规划建设布局。全县以部级农业园区――台湾农民创业园为载体和平台，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导向有计划地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全县的农村土地流转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2.完善政策措施，促进农村土地有序规模流转
县人民政府出台文件规范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对流转方式、流转程序、价格议定、流转管理、流转扶持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政策和法制保障。
3.积极做好农村土地流转法律政策咨询服务工作
县、乡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积极为土地流转当事人提供法律政策咨询服务，解答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在农村土地流转方面的疑问，引导土地流转当事人依法进行土地流转，规范当事人的流转行为，为全县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健全流转纠纷调处机制，及时受理和调处流转纠纷
2013年全县接待农村土地承包及流转纠纷来信来访164件，调解161件。通过县、乡土地承包管理工作人员进村入户深入细致的查询，调解了一些多年来难以解决的土地纠纷，规范了一些程序不完备的流转，为全县的土地流转又好又快发展保驾护航。
三、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效
全县现代农业发展已初具规模，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不断增多，农村土地资源得到进一步优化配置，农业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调整，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获得长足发展。促进了粮、烟、畜、果、菜、花、林七大产业良性发展。随着蔬菜基地建设以及花卉、苗木产业化经营的推进，全县设施农业建设规模逐步扩大。全县农业正在朝着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组织化发展、社会化服务方向发展。
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推动了全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为农业产业招商引资工作提供了土地资源要素支撑支持，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石林台创园得到了蓬勃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就地就近解决了租地农民的转移就业问题，有力地带动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经济发展。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了全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得到了快速发展，开展了家庭农场调查，2013年末，全县发展专业大户100余户，农民合作社132个。
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的建设提高了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和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了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四、存在问题和困难
一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偏低，农户靠土地流转收入不能维持正常生活。
二是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担心土地流转出去后找不到合适的谋生途径。
三是国家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法规虽然有明确规定，但是促进土地流转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县、乡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力量薄弱，人员不足，相关政策得不到全面落实。
五、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的思路
随着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国家提出了“四化同步”发展战略，即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基本依靠，农民的休养生息无不与土地密切相关，农民对土地是有感情的，几千年的传统农耕文化要想在短期内让农民离开土地，另谋生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农业农村工作特别是对农村承包土地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任重而道远，为进一步做好全县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工作，从以下几方面谈一点个人的初浅认识和想法。
1.进一步宣传学习和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提高各级干部和农民学法用法的意识。
2.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营造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良好政策环境。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完善城乡一体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制度。
3.健全完善县、乡、村土地承包流转管理服务机构，形成三级联动的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和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管理服务体系。
农民土地流转政策篇10
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个共识，城市群发展的前提是城市化，城市化的关键在于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的前提是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后，农民成为城镇居民。因此，土地制度是城市群区域集约化的关键。城市群土地集约化制度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政策。这里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政策，即将农村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土地；另一是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变的土地流转政策。另一方面是国有土地的城镇建设用地政策，即城镇规划与布局政策。这两种土地政策都对城市群的区域集约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客观上说，目前农村土地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我国农村土地的特点是人多地少，沿海的许多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的比例都维持在1∶1左右，承包地的有限性造成了土地产出率低，农民依靠土地收入维持生活，收入增长难以提高。农民对于现代农业的投入热情不高，对农业的技术创新的追求不强烈。由于农业的发展滞后，影响了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其二，农民对进镇的欲望高。但是，土地政策中又将土地作为农民最终的生存、生活、发展和保障的资料。农民一方面对经营土地的热情不高，另一方面又想依靠仅有的农村承包土地。虽然土地征用或土地流转过程中解决了一些农民变市民的生活方式，但是在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中会产生许多复杂的法律关系，这也减弱了农民进镇的积极性，从而成为城市化和城市群发展的障碍。
其三，缺乏一套科学公正的农民宅基地价值评估体系。由于农村土地政策对农民宅基地长期以来没有有偿置换政策，致使许多农民“离村不离土”，进镇不卖屋，成为农村土地集中整理复垦的难点。为了解决农民宅基地置换问题，可以通过补偿的办法，来推动农民向城镇集中。
为了解决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出现的诸多矛盾，在农村集体土地政策实行土地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我国2002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规定：“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有所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到七十年。”“在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益，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人应得的承包利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通过家庭承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我认为，农村土地的政策为城市化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通过农村集体土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最大地调动了农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的稳步发展，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农业利用效率，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农民的积累，为农民迈向城镇就业提供了物质基础。
对于农民来说，明确了土地承包期限，也就明确了农民在30年内，土地作为农民的生命之本，成为社会保障的基本依托，成为农民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生产、生活和保障资料。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