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篇1
关键词：土地股份合作社；产权；制度变迁；家庭承包经营
产权是人们拥有的对资源的用途、收入和可让渡性的权利。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世界中，产权无法被充分界定、配置和实施。产权制度和交易成本的变化意味着个人承担的由其动机而引致的结果要发生变化，他们的行为也相应地受到影响（alchian，1967）。土地产权是影响农民生产行为的重要制度因素，主要包括土地的经营、出租、入股、抵押、继承等权力，可以归纳为使用、收益和转让3个方面的权力。
一、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与现状
建国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历经一系列变革，其过程大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的。国家将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雇农，使农民结束了从地主手中佃租土地的旧产权制度，农民不再支付高达其土地产出的50%左右高额地租，有效地激励农民进行生产。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土地产权集体化阶段。通过推行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逐步完成了土地产权集体化过程，建立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高度集中的产权制度，土地不能出租和买卖。同时，农民的劳动成果归统一平均分配，既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又不利于激励农民生产劳动。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重新获得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和部分收益权。这种产权制度变革实现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农民逐渐成为独立的财产主体和经济主体。
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也是当前我国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模式。农地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所有，集体依法组织土地发包和对土地进行再调整。特定范围内的农民在保证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承包合同等形式按人口比例平均分配土地以获取承包地。国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严格的规定和控制。
二、家庭承包经营的产权制度缺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以前管理过分集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弊端，使农户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都得以发挥。但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我国农业发展出现了新的问题：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与农地细小化的家庭经营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主要是由我国现有的农村家庭经营方式造成的，但归根结底是由土地经营的产权缺陷造成的。
（一）土地的产权主体不明确
我国《宪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中明文规定，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是对“集体”的概念界定不清。如在《宪法》中只简单规定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而在《土地管理法》中土地归乡（镇）、村或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承包法》则规定农民集体所有，这就难免造成集体所有权不明确，土地产权主体不清。
主体界定不清造成土地经营权分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而其对土地是否合理使用都不需承担任何经济的和法律的责任，这将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农业生产周期长，产权界定不清更增加了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和非自然风险（非自然风险本文中是指政策、法规及其执行等非天气等自然因素带来的农业生产风险），不利于激励农民保护土地和进行远期投入。其次，产权界定不清，则无法清楚地界定侵权行为，也就无法杜绝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因而土地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和合理使用，由此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使用上的不经济。
（二）土地转让权缺失造成的丧失部分收益权
土地经营权的转让是土地产权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农村的劳动力、资金都可以进入市场中进行交换，而土地的经营权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有进入市场的要求，但在现实中，土地经营权的转让中遇到很多阻碍。
首先是不能转让。我国《担保法》第37条规定，耕地、自留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原则上不可抵押。
其次是不忍转让。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担负着生活保障、养老保障的重要职能。同时农业税的取消和一系列的惠农措施减少了农业生产的成本，使农民不忍放弃。
再次是无处可转。土地经营权转让不够制度化和规范化，普及面不广，使以土地转让获得收益的交易费用过高。无法转让已经导致部分耕地弃荒。
（三）不适应制度环境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人口基本稳定，很少流动。根据户籍确定承包经营权有较明确的依据和标准。但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要素流动性增强，农民进城务工潮使农村原有的户籍制度名存实亡，土地经营权的分配受到挑战。另外，家庭承包均分土地，造成土地条块分割、插花式分布。全国共有2.3亿多农户，种植业的平均规模为每户0.5公顷，而美国在200公顷以上，欧盟也在每户20公顷以上。这样的规模很难实现机械化、集约化生产，无法适应农业产业化的要求。
三、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制度安排
随着市场经济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村土地家庭经营制度产权缺陷对农业发展的制约日益凸显出来，探索制度创新迫在眉睫。近年来在部分地区出现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这种既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又不改变农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按照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基本原则，农民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为股权，委托合作社经营，按照股份从土地经营收益中获得一定比例分配。
目前土地股份合作社主要有3种形式：一是单一以土地入股，入股土地原则上不作价，一般也称内股外租型改革；二是土地作价入股，参与经营开发；三是承包土地与社区集体资产统一入股或量化，实行股份化经营。
第一，将土地入股。重新测量集体和自愿加入合作社农户的土地并组织村民委员会或由专门的土地评估机构对土地进行估价，根据征地价格、承包年限、土地年纯收入等因素进行综合折算后将土地折股，分成一定数量的股份。
第二，进行股权设置。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股权一般分为集体股和个人股，其中个人股权包括基本股、承包权股和劳动贡献股。基本股在个人股中所占比例最低，是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以一定时间户籍存在为标准，采用“生不增、死不减”原则，固定若干年；承包股主要根据入社农户所承包的土地面积确定；劳动贡献股根据农户对合作社的贡献而定。
第三，构建土地经营机制。通过将土地的经营权作价入股，按照上述原则进行股权设置，由合作社统一规划、统一开发。这样，原来的按人口平均承包就变成了农户自愿承包、投包或交由专业企业或组织承包经营。
第四，设定利益分配方式和管理机构。股份合作社通常采取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原则。按劳分配是指社员根据在合作社的劳动量获得工资收入，承包者在土地承包经营中获得收益；按股分红指在按劳分配、合作社集体提留之后，社员依据所持有股份的数量参与分红。在管理制度方面，土地股份合作社一般由股东大会或股
东代表大会根据一人一票制选举出合作社的决策机构——董事会和监督机构——监事会。
四、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制度优势分析
第一，解决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中产权界定不清的问题。土地合作社以股份制的形式将土地产权进行分解，将集体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进一步分开明确界定，将所有权归集体，收益权通过按股分红一部分归集体所有，一部分归农户所有，不同的利益主体都得到相应的收益。产权的清晰界定有利于确定农村土地经营主体在市场中的地位和土地经营的规范化。
第二，有利于土地经营的规模化、专业化。土地规模化经营有利于农业专业化分工和现代化机械耕作，这也是农业未来长期发展的趋势。我国农村土地的特点是肥沃程度分布不均、地块面积大小不一且在多数地区较为分散，因而导致机械化作业覆盖面小，农业规模化经营程度偏低，再加上土地经营权转让中的诸多问题，都制约了规模化经营。土地股份合作制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土地经营权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行政调整机制的不足。土地由农业生产专业户承包经营，发挥其专业知识之长，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符合生产专业化发展的方向。
第三，有利于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减少交易费用。一方面，土地股份制合作社有利于规范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没有专门法律规范，将流转纳入股份制合作社的操作范围中，则可依靠2006年12月颁布、2007年7月1日起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来规范。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主要包括达成契约的费用、执行契约的费用和签约后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费用。在股份合作社中，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责任和权力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户、土地的原承包户和农业企业都要受该合同以及合作社章程的约束。合作社的契约有利于降低由于合约条款规定不明确所造成的执行成本。同时，土地股份合作制使农户与土地的关系间接化，农户的承包权主要体现在对土地股权的占有而非实物土地，其收益体现在按股分红中，而合作社土地承包户的收益体现在生产经营的盈利中。双方通过合约有进行长期合作的可能，如有违约将面临对方的惩罚——终止交易。对未来长期合作所带来利益的预期将有效地减少缔约各方的签约后机会主义行为。
五、结束语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制度的创新和完善是一个过程（李怀，1999）。任何制度从形成之日起就处在不断创新、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即使是一个最适合当时环境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约束条件都会发生变化，制度如果不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面临的就是走向终结。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确立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已经不再适应农业产业化对农业经营规模化的要求，必须针对现实情况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创新。当然，土地股份合作社目前还只是处于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和农业生产规模化较高的地区进行试点阶段，其制度设置尚不完善，同时还面临着法律法规和职能部门管理的缺位问题。这些都增加了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组织成本，同时也增加了合作社运作中的机会主义风险，还有待进一步解决。但仍然不失为一种创新尝试，是对现有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埃瑞克·菲吕博顿.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黄祖辉,傅夏仙.农地股份合作制:农地使用权流转中的制度创新[J].浙江社会科学,2001(9).
3、何杨,尹奇.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最佳选择[J].中国改革,2001(3).
4、李怀.制度生命周期与制度效率递减——一个从制度经济学文献中读出来的故事[J].管理世界,1999(3).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篇2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产权缺陷土地流转使用权物权化
“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农村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是由土地问题引起的。我国目前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关系还不明晰，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内在缺陷不断凸现。
一、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缺陷
土地产权是人们在土地占有、使用、转让、收益分配方面的权利关系，产权具有激励和约束功能，权责对称的产权安排可以成功的使外部性内部化。能够形成有效激励的产权结构具有完整性、排他性、明晰性、可分割性、可转让性和稳定性。当前的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及其派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着严重的产权缺陷。
1、农地产权主体模糊
《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从法律条文上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界限十分清楚，然而事实上，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是不明确的，产权是虚置的，对所有权权能的实际支配权掌权在基层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手中。村民委员会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是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我国乡村自治发展还很不规范的情况下，村委会自治职能与政治经济职能不分，必然产生问题，不可能完全代表农民集体利益，必然带来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犯，这也是造成近年来土地乱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2、农地产权权能残缺
在我国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下，农地产权权能表现出以下两个层次的残缺。
（1）农地集体所有权权能残缺。理论上，农村集体拥有法定所有权，集体应当可以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完全权利，但是客观事实上，我国的农地集体所有权是一种不完全的权利，我国的法律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属性作出了多方面的限制。如《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所有者不能买卖土地产权，只能依法在一定期限内有偿出租或让渡土地使用权；农村集体所有者不能随意改变所属耕地的用途，因特殊情况确需征占自己所有耕地时，必须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可见，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最终处分权属于以各级政府为代表的国家，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最终处分权和部分经营收益属于国家。
（2）农民承包经营权权能残缺。《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第四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法学界一致认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为物权而非债权。作为物权，就应该尊重农民拥有的权利，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抵押权、入股权等处置权不受侵犯。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农地产权不清即土地最终处置权由政府和村集体所有，这常常使农民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受损。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不稳定，在相对较短的土地承包期内，农民承包的土地面临着随时被收回的可能。农民的土地处置权不充分，农民承包土地除在用途和权属转移上受到国家的终极控制外，抵押的权力也被严格限制。在土地财产权利分配中，农民完全处于弱势，必然导致农民的土地收益权受侵犯。
二、农村土地的流转困境
1、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困境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形式主要有转包、出租、入股和互换，其共同特征是不改变农地的农用用途。通过土地流转，可以使土地的使用权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可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目前，我国农地还没有真正流转起来，现代意义上的集中经营更是很少发生。原因就在于在现有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在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价值的高低取决于承租人租期的长短，租期越长，土地的使用权价值越大，租期越短，土地的使用权价值越低。我国农地承包期限不过二三十年，土地的使用权价值较低，由此导致土地交易的低收益，抑制了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由于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不完整，集体组织有可能随时对所辖土地经营权进行分配调整甚至回收，由此导致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契约缺乏稳定性，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十分高昂；目前我国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土地仍被视为农民的社会保障。
2、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流转困境
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流转主要发生在农村土地的非农化使用。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现有的国有土地存量是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建设需要的，必然要占用大量的农业耕地。但是《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者不能买卖土地产权，也不能随意改变所属耕地用途。对此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并给予补偿。据此，征用土地成为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的唯一方式，也成为各类项目取得新增建设用地的唯一途径，而且客观上将“公共利益”需要从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扩大到了包括非公共利益性质项目在内的所有建设用地项目。
土地在转为非农用地以后，会产生巨大的土地所有权增值收益，作为村集体成员的农民应该得到合理的部分。但是土地征用制度是一种非市场化的土地制度，它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将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用，虽然给与一定补偿，但补偿费用较低。事实上，在现行体制下，农村土地的财产权掌握在地方政府和村委会手中，各级政府出于财政压力、利税动因及政绩效应，其自身利益很容易与资本的逐利动机整合，动用征地权帮助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攫取大量的土的所有权流转收益。征地成本与出让价之间的巨额收益，使地方政府有着巨大的拓宽征地范围的冲动，占用了大量耕地，土地浪费现象严重，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腐败现象。随着农民土地的大量征用，由于补偿费用过低，越来越多的农民陷入了贫困境地。据统计，失地农民中，生活水平较征地前提高的不到10%，而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水平降低的失地农民则占到60%。
三、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思考
实践证明，现有的土地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土地作为一种资本要素的市场化流动，浪费了稀缺的耕地资源，阻碍了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实现。必须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共识，但是究竟应该如何改革，学术界则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思路。
1、坚持农地使用权物权化改革方向
概括而言，学术界提出的农地制度改革思路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跳出现有法律的框架，采取激进的改革；二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渐进的改革。
实行土地私有制，把土地还给农民或者是实行土地国家所有下的农民永佃制均属于激进的改革观点。农村土地私有化方案的优点是，能真正还地权于农民，抑制村组织和基层政府对农民利益的损害，但该方案实际上无法操作。在我国基本社会经济制度框架下，农地所有权的变更需要支付巨大的交易成本，土地私有化更面临着强大的意识形态阻力。农村土地国有化虽然意识形态阻力小，但国家所有的制度安排同样可能成为一种虚置的所有权，处于社会结构最高层次的国家面对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制度运行中的交易成本甚至会高于集体所有的制度安排。
渐进的改革方案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将已经给予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长期化，即土地使用权物权化、长期化，强调弱化集体所有权，强化农民的承包经营权。渐进的观点认为，在形式上，应该以“农民土地使用权”这一具有现代产权色彩的概念代替“承包经营权”这一债权特点明显的概念，并以法定的形式确立我国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明确土地使用权的内容。物权是指公民、法人依法享有的直接支配特定物并对抗第三人的财产权利，物权的权利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直接依法占有、使用其物，或采取其它的支配方式；可以对抗一切不特定的义务人，除物权人以外，其他任何人都对物权人的权利负有不可侵害和妨害的义务。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物权是对农民使用的土地要素内含的各种财产权利的度量，包含对土地排他占有、使用和收益的完整权能和有条件的土地处分权。与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相比，物权化的土地使用权权能更加完整，相对于土地所有权也更加独立，更为重要的是其使用期限是长期的。农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是保持农地产权稳定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延长土地的租用期可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
渐进式的改革方案针对农民土地财产权利被严重侵害的事实，以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为出发点，提出了在淡化所有权或不触动所有权的前提下，寻求一种相对独立的、稳定的、扩张的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思路。该思路避免了所有权变更带来的巨大交易成本，使之具备了现实操作的可能。在当期，坚持农地使用权物权化的改革方向是现实选择。
2、建立有利于保障农民权益的征地制度
征地权是国家的强制性行政公权，只能服务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是社会公正的基本要求。国家的征地权应严格限制在公益性项目用地上，经营性项目用地只能通过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平等交易的方式获得。因此，改革征地制度首先要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防止公权私用；其次要完善征地程序，引入监督机制；第三要按照被征土地改变用途后的市场价格给予被征地农民公平合理的补偿。
对于经营性项目用地，政府不能动用行政权力进行征收，而应该在本地发展规划所允许的范围内，由用地企业与农民平等协商，按市场原则公平交易。在实现土地使用权物权化以后，农民在土地征用和征购过程中就具备了与地方政府、企业平等的法律地位，有权出卖土地使用权。政府在非公益性土地的交易中的作用，仅仅是维护交易的公平性和合法性，依法严格限制土地用途的变更。
3、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妥善安置失地农民
目前，土地对于我国农民具有双重功能，既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随着越来越多的农地被征用，大量的农民将失去土地，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弱化和部分替代土地的保障功能，促进土地流转，同时这也是消除城乡差别，实现社会公正的内在要求。
农民失去土地以后，就面临再就业的问题，对此必须给予妥善安置，以保障失地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要改革货币补偿安置办法，一方面要创造就业条件，鼓励多渠道就业；另一方面要拓宽安置渠道，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多种途径安置。
[参考文献]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篇3
关键词：土地股份合作社；产权；制度变迁；家庭承包经营
产权是人们拥有的对资源的用途、收入和可让渡性的权利。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世界中，产权无法被充分界定、配置和实施。产权制度和交易成本的变化意味着个人承担的由其动机而引致的结果要发生变化，他们的行为也相应地受到影响（alchian，1967）。土地产权是影响农民生产行为的重要制度因素，主要包括土地的经营、出租、入股、抵押、继承等权力，可以归纳为使用、收益和转让3个方面的权力。
一、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与现状
建国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历经一系列变革，其过程大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的。国家将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雇农，使农民结束了从地主手中佃租土地的旧产权制度，农民不再支付高达其土地产出的50%左右高额地租，有效地激励农民进行生产。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土地产权集体化阶段。通过推行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逐步完成了土地产权集体化过程，建立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高度集中的产权制度，土地不能出租和买卖。同时，农民的劳动成果归统一平均分配，既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又不利于激励农民生产劳动。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重新获得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和部分收益权。这种产权制度变革实现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农民逐渐成为独立的财产主体和经济主体。
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也是当前我国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模式。农地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所有，集体依法组织土地发包和对土地进行再调整。特定范围内的农民在保证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承包合同等形式按人口比例平均分配土地以获取承包地。国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严格的规定和控制。
二、家庭承包经营的产权制度缺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以前管理过分集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弊端，使农户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都得以发挥。但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我国农业发展出现了新的问题：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与农地细小化的家庭经营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主要是由我国现有的农村家庭经营方式造成的，但归根结底是由土地经营的产权缺陷造成的。
（一）土地的产权主体不明确
我国《宪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中明文规定，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是对“集体”的概念界定不清。如在《宪法》中只简单规定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而在《土地管理法》中土地归乡（镇）、村或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承包法》则规定农民集体所有，这就难免造成集体所有权不明确，土地产权主体不清。
主体界定不清造成土地经营权分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而其对土地是否合理使用都不需承担任何经济的和法律的责任，这将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农业生产周期长，产权界定不清更增加了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和非自然风险（非自然风险本文中是指政策、法规及其执行等非天气等自然因素带来的农业生产风险），不利于激励农民保护土地和进行远期投入。其次，产权界定不清，则无法清楚地界定侵权行为，也就无法杜绝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因而土地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和合理使用，由此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使用上的不经济。
（二）土地转让权缺失造成的丧失部分收益权
土地经营权的转让是土地产权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农村的劳动力、资金都可以进入市场中进行交换，而土地的经营权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有进入市场的要求，但在现实中，土地经营权的转让中遇到很多阻碍。
首先是不能转让。我国《担保法》第37条规定，耕地、自留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原则上不可抵押。
其次是不忍转让。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担负着生活保障、养老保障的重要职能。同时农业税的取消和一系列的惠农措施减少了农业生产的成本，使农民不忍放弃。
再次是无处可转。土地经营权转让不够制度化和规范化，普及面不广，使以土地转让获得收益的交易费用过高。无法转让已经导致部分耕地弃荒。
（三）不适应制度环境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人口基本稳定，很少流动。根据户籍确定承包经营权有较明确的依据和标准。但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要素流动性增强，农民进城务工潮使农村原有的户籍制度名存实亡，土地经营权的分配受到挑战。另外，家庭承包均分土地，造成土地条块分割、插花式分布。全国共有2.3亿多农户，种植业的平均规模为每户0.5公顷，而美国在200公顷以上，欧盟也在每户20公顷以上。这样的规模很难实现机械化、集约化生产，无法适应农业产业化的要求。
三、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制度安排
随着市场经济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村土地家庭经营制度产权缺陷对农业发展的制约日益凸显出来，探索制度创新迫在眉睫。近年来在部分地区出现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这种既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又不改变农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按照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基本原则，农民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为股权，委托合作社经营，按照股份从土地经营收益中获得一定比例分配。
目前土地股份合作社主要有3种形式：一是单一以土地入股，入股土地原则上不作价，一般也称内股外租型改革；二是土地作价入股，参与经营开发；三是承包土地与社区集体资产统一入股或量化，实行股份化经营。
第一，将土地入股。重新测量集体和自愿加入合作社农户的土地并组织村民委员会或由专门的土地评估机构对土地进行估价，根据征地价格、承包年限、土地年纯收入等因素进行综合折算后将土地折股，分成一定数量的股份。
第二，进行股权设置。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股权一般分为集体股和个人股，其中个人股权包括基本股、承包权股和劳动贡献股。基本股在个人股中所占比例最低，是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以一定时间户籍存在为标准，采用“生不增、死不减”原则，固定若干年；承包股主要根据入社农户所承包的土地面积确定；劳动贡献股根据农户对合作社的贡献而定。
第三，构建土地经营机制。通过将土地的经营权作价入股，按照上述原则进行股权设置，由合作社统一规划、统一开发。这样，原来的按人口平均承包就变成了农户自愿承包、投包或交由专业企业或组织承包经营。
第四，设定利益分配方式和管理机构。股份合作社通常采取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原则。按劳分配是指社员根据在合作社的劳动量获得工资收入，承包者在土地承包经营中获得收益；按股分红指在按劳分配、合作社集体提留之后，社员依据所持有股份的数量参与分红。在管理制度方面，土地股份合作社一般由股东大会或股东代表大会根据一人一票制选举出合作社的决策机构——董事会和监督机构——监事会。
四、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制度优势分析
第一，解决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中产权界定不清的问题。土地合作社以股份制的形式将土地产权进行分解，将集体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进一步分开明确界定，将所有权归集体，收益权通过按股分红一部分归集体所有，一部分归农户所有，不同的利益主体都得到相应的收益。产权的清晰界定有利于确定农村土地经营主体在市场中的地位和土地经营的规范化。
第二，有利于土地经营的规模化、专业化。土地规模化经营有利于农业专业化分工和现代化机械耕作，这也是农业未来长期发展的趋势。我国农村土地的特点是肥沃程度分布不均、地块面积大小不一且在多数地区较为分散，因而导致机械化作业覆盖面小，农业规模化经营程度偏低，再加上土地经营权转让中的诸多问题，都制约了规模化经营。土地股份合作制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土地经营权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行政调整机制的不足。土地由农业生产专业户承包经营，发挥其专业知识之长，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符合生产专业化发展的方向。
第三，有利于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减少交易费用。一方面，土地股份制合作社有利于规范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没有专门法律规范，将流转纳入股份制合作社的操作范围中，则可依靠2006年12月颁布、2007年7月1日起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来规范。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主要包括达成契约的费用、执行契约的费用和签约后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费用。在股份合作社中，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责任和权力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户、土地的原承包户和农业企业都要受该合同以及合作社章程的约束。合作社的契约有利于降低由于合约条款规定不明确所造成的执行成本。同时，土地股份合作制使农户与土地的关系间接化，农户的承包权主要体现在对土地股权的占有而非实物土地，其收益体现在按股分红中，而合作社土地承包户的收益体现在生产经营的盈利中。双方通过合约有进行长期合作的可能，如有违约将面临对方的惩罚——终止交易。对未来长期合作所带来利益的预期将有效地减少缔约各方的签约后机会主义行为。
五、结束语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制度的创新和完善是一个过程（李怀，1999）。任何制度从形成之日起就处在不断创新、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即使是一个最适合当时环境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约束条件都会发生变化，制度如果不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面临的就是走向终结。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确立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已经不再适应农业产业化对农业经营规模化的要求，必须针对现实情况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创新。当然，土地股份合作社目前还只是处于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和农业生产规模化较高的地区进行试点阶段，其制度设置尚不完善，同时还面临着法律法规和职能部门管理的缺位问题。这些都增加了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组织成本，同时也增加了合作社运作中的机会主义风险，还有待进一步解决。但仍然不失为一种创新尝试，是对现有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埃瑞克·菲吕博顿.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黄祖辉,傅夏仙.农地股份合作制:农地使用权流转中的制度创新[J].浙江社会科学,2001(9).
3、何杨,尹奇.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最佳选择[J].中国改革,2001(3).
4、李怀.制度生命周期与制度效率递减——一个从制度经济学文献中读出来的故事[J].管理世界,1999(3).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篇4
我国的土地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前的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随着各个朝代的更替，呈现周期性变化。每个王朝新建之初，统治者一般都采取鼓励自耕农发展的政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被集中于大小封建地主的手中，此时社会矛盾会逐步激化，统治者就会进行一系列的土地制度调整。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整和有效的永佃制和押租制。
新中国建立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将所有征收和没收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一、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之后1952年的大规模的初级农业合作社运动在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前提下，将使用权由个人使用变为集体共同使用。而到了1955年，开始推行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农民土地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改革为集体统一所有、统一经营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这种制度缺乏多样性和灵活性，无法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自1978年秋起，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历了农民自发到国家逐步承认的过程，最终在1984年基本完成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但在土地的使用权方面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农产通过承包方式获得了独立经营集体土地的权力，他们虽然没有土地所有权，但拥有土地产出的大部分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农户成为独立的和完整的经济核算单位，他们获得了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迅速上升，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9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比1978年增加14倍，数百万农产在80年代摆脱了贫困。
土地承包经营使农用土地实现了“两权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可以分别归属于集体和农民两个不同的主体，使原来“一切土地权利归集体”的“单一产权”体制，转变为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二元产权”体制。这种体制使农民对土地有了的强烈归属感，激起了农民长久利用、集约利用土地的积极性。由于可以明确预知和享受自己承包土地上的劳动产品，农民付出的劳动就与劳动报酬直接对应起来，充分体现了“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使农民在土地上生产的热情空前提高。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什么时期，土地制度的调整都会对整个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影响，土地制度究竟是阻碍还是推动农业的发展，关键在于它是否适应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这一产业的特点。
二.当前土地制度面临的窘境
土地承包经营使农用土地制度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有效的改革和平稳的调整，土地制度是继承和发展性的。将承包经营权细化给农产，初步实现了土地权利、义务的统一，既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本框架，又使制度有了新的内容和发展。同时，采取承包的生产经营方式也和农民习惯的农耕劳作方式有效衔接，得到农民和社会各界拥护，新旧体制的转换平稳进行，制度改革所支付的社会成本很低，改革带来的效益非常显著，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然而，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土地承包经营引起的农用土地制度改革是在缺乏成熟理论准备与系统的政策设计的情况下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着重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行了调整，不可能深入地涉及农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问题，因此与城镇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相比，农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是不规范、不系统、不彻底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了出来，并严重影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结构的调整。具体表现在：近几年来，我国粮食总产值不断下降；农民收入自97年开始持续4年增幅下降；在我国土地资源极其紧张的状况下，农民弃耕、薄耕和抛荒现象严重；农民的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下降，强壮劳动力外出打工，只留下所谓的“三八六零”部队进行耕作，劳动效率低下。
这些问题的日益严重，标志着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产权形式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在其调动农产积极性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之后，它所蕴含的深层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了。
1.土地产权极为模糊、产权界定严重不清
我国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在《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农业法》等重要法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集体”的定义则极为含糊。《土地管理法》中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集体所有。”但究竟谁是集体的真正代表？有多种提法不说，概念也极不明确，造成对权利主体的认定带来很大困难。谁都有权利变成谁都无法有效行使权利，往往行政上的组织如村委会等运用其行政权力来干预和行使所有权。
2.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不稳定，大大挫伤了农民承包土地和进行投入的积极性
为了显示机会均等，遵循人地均分原则，每隔一段时间就对集体成员承包的土地作一次强制性的调整，从而使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无论是人员数量上还是构成上都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虽然中央说土地承包15年不变，更规定延包土地可30年不变，但在农村，普遍3—5年调整一次，甚全有的村年年有调整。据调查，从1978以来，农民承包的土地已经平均调整3.01次，至少有超过60％的村庄和农户经历过土地调整。如此频繁的变动使承包者的预期大大降低，并且即使允许转包土地，也受到“只允许农户将无力耕种的土地在经集体同意并不能擅自改变承包合同的前提下自找对象、协商承包”的限制：同时国家对种植面积、种植品种等都加以限制，给农产与集体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带来较强的干扰。这样的土地制度显然不能为农产提供长期而稳定的预期，势必导致农产土地利用行为上的短期化，特别是在土地改良的问题上，农户对土地投资缺乏激励，相反会选择过度利用土地导致土地肥力下降，因为这种掠夺式经营方式的成本由于时滞因素将由下一任承包者而不是自己承担。
3.现行土地制度的法律基础薄弱
前面已经提到过，现行法律中涉及土地制度的条款都相对笼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特别是当农户在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遇到侵权行为时，没有有效的法律武器，失去了法律保障，再加上农民往往较为分散且文化水平不高，使农户处于谈判上的弱势地位，无法依法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利。
4.土地流转制度存在缺陷
由于承包权作为农民的使用权是不完整的，农民没有被赋予转包、租赁、抵押、转让其他土地权利，使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中介和金融支持无法形成。尽管按农户均分的小块土地，适应了现有农村生产力的需要，但因土地在产权上是凝固的，难以满足适度规模经营中归并土地的要求，生产力无法重新配置，使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处于要么重新调整土地承包关系，要么放弃规模经营的尴尬局面，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三.理论探索：国有还是私有？一种新尝试
由于模糊的集体所有制带来的弊端，理论界早就开始探讨更为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国有还是私有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赞成土地国有化的主要理由有：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有利于国土综合整治，有利于土地管理；障碍小，成本低；有城市土地国家所有、企业经营的成功经验等。
而赞成私有化的则认为：私有化的产权体系以及保护私有权益的法律体系有助于建立起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
我认为，土地私有并不是解决目前问题的良方。从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家农业私有产权改革的经验来看，私有化在改革初期造成很大的混乱。私有产权给予个人关于财产自由使用、让渡和获取收益的权利，无疑会给微观主体带来激励。但由于私有化后，完善的市场服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农民难以得到信贷和适合家庭农场耕种的机器，同时国家取消了对农业的多方面支持和补贴，致使投入品价格攀升、农业利润下降。在我国，私有化同样会带来这些问题。更何况我国还有自身的特殊情况：
首先，从历史上来看，我国从未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土地私有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地都处于以封建君主和官僚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系的控制之下，即使是自耕农自由买卖土地也受到很多限制。因此农民并没有很强的土地私有的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土地经营自主权。
其次，在缺乏分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由于技术水平不高，交易效率低，个人激励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土地私有将最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而目前我国农业已基本脱离自然经济状态。
从我国的国情来看，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土地私有将会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冒较高的政治风险，进而不可避免地增加土地制度创新过程中的阻力，减少制度创新的绩效。
因此，私有化是不能适应我国农业土地现状的。但是，单纯的国有化将农民完全剥离土地，更会打击农民的积极性。那么，是否可以在我国尝试构建“三权分离式”的新型农用土地产权体系呢？
（一）国家土地所有权：国家土地所有权为农用土地产权体系中最高层次的产权形态。
（二）承包土地使用权：承包土地使用权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下的一个完整、独立的土地产权形态。
（三）土地耕作经营权：土地耕作经营权是在承包土地使用权上附设的一种他项权利。承包土地使用权人可将其土地耕作经营权单独以转包、分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经营，经营期可根据经营的需要由承包或租赁双方自行商定。
国家拥有农用土地的终极所有权，仿照城市土地所有权的模式，从宏观上起到调控和综合治理的作用。作为所有权者，国家收取合理的租金代替公粮以推动农业的市场化进程，以迎合wto竞争环境的到来。
由于从物权的角度对承包土地使用权给予了准确界定，赋予农民的土地就可从土地产权的角度给予可靠保障，其权利义务一经政府土地部门登记，承包经济关系的各种调整就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农民与土地关系，今后就可以做到无论承包关系怎么变化，土地权利义务不变：不管生产任务怎么调整，农民都拥有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
在这种体系中明确区分了承包土地使用权和土地耕作经营权。农民可把承包土地使用权当作一种财产权留在手中，保障自己最基本的土地权益，同时可将土地耕作经营权按经营的需要转包、出租给其他的农业生产者，获取土地经营收益。承包土地使用权和土地耕作经营权分开，解决了既要把土地稳定在农户，又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难题，土地在耕作经营层次充分流转，可满足不同规模的集约化、产业化以及市场化的经营要求，由于土地耕作经营权可迅速向种田能手集中，增加农地经营的面积规模，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生产力更快的发展。
土地耕作经营权可自主流转，使农民有了更多的“离土”机会与择业自由，而承包土地使用权暂不允许转让，土地最终仍留在承包农民手里，流转的将只是短期的耕作经营权，防止了因土地长期转让而造成土地兼并，大量无地农民流入城市，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危险倾向。由于每个农民都能平等地享有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益，农户又有了一份可资经营的土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从事非农产业或向城市转移时，土地就能发挥可靠的社会保障作用。
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这三种权利都必须在法律中作出明确、清晰的规定，确保权利义务得以实现。
四.以农产家庭为基本对象是这一体系具体实施的基本要求
我国农村仍然保留着较为传统的风俗和文化心理，千百年来始终以家族血缘为纽带。在社会价值观念中，家庭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在家庭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家庭成员的有限性和收益的连带性，使家庭成员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能实施较为有效的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从而是使监督成本降到最低。这也正是家庭联产承包制能发挥如此巨大作用的关键所在。因此，农户家庭是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微观产权主体的最佳组织形式。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篇5
（一）
从理论上讲，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准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前，在中央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下，怎样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无数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在十七大报告中要求：“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从以往提“增长”到现今提“发展”，突出强调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科学性。同样，促进农民增收不仅要反映在数量上，更加要注重质量和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立足我国的国情，在研究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不仅要关注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要素，比如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先进技术的引入以及现代农业发展方式的推行等，更加要深入研究制约农民持续增收的根本性因素，也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即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从理论上说，健全和完善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
（二）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每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之初，都会本着爱民抚民的心态，颁布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惠农政策，鼓励自耕农发展，王朝发展中后期，封建君主专制愈加突出，土地也愈来愈集中在封建地主手里，社会矛盾频繁激化，统治者为维护统治，采取积极的土地政策缓和矛盾，或者由新产生的政权来调整土地政策，往往此时的农民相对富裕平稳，经济社会向前发展，也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土地制度。新中国建立以后，为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1950年进行了第一次，将所有征收和没收的土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农民进行生产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随着1953年的初级农业合作社运动和1955年的高级社和化运动，将农民土地私有、集体统一经营的土地制度改为集体统一所有、统一经营的土地制度，即“三级（乡镇、大队、小组）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制度。这种集体统一所有经营的土地制度缺乏灵活性和多样性，无法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1978年秋，从安徽凤阳小岗村自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使土地的使用权发生了实质变化，农民通过承包方式获得了自主独立经营土地的权利，拥有了大部分土地产出的产品所有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农业产量迅速上升，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广大农民摆脱了贫困，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属于集体和农民两个不同的主体，成为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二元产权”体制。这种体制使农民对土地有了强烈的归属感，激起了农民长久利用、集约利用土地的积极性。由于可以明确预知和享受自己承包土地上的劳动产品，农民付出的劳动就与劳动报酬直接对应起来，充分体现了“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使农民在土地上生产的热情空前提高。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什么时期，土地制度的调整都会对整个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影响，土地制度究竟是阻碍还是推动农业的发展，关键在于它是否适应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这一产业的特点。
（三）
当前，因为土地问题而引发的矛盾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矛盾的主要内容，因土地征用、征收补偿纠纷引发也不在少数，土地问题日益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这都与目前农村土地产权的二元分权制度有密切联系。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土地承包经营引起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在缺乏成熟理论准备与系统的政策设计的情况下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着重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行了调整，不可能深入地涉及农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问题，因此与城镇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相比，农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是不规范、不系统、不彻底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了出来，并严重影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结构的调整。比如，土地产权的多元化、土地流转制度的缺陷、农民宅基地与附着其上的房屋的物权矛盾，以及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造商品房，即小产权、乡产权问题等等，由此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构成极大的潜在威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土地资源紧张的状况下，农民弃耕、薄耕、抛荒现象严重，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下降，强壮劳动力大都外出打工，留下老弱妇孺，劳动生产率低下。这都反映出，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产权形式已走到“瓶颈”。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要求我们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研究。
（四）
关于如何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思路，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农村土地私有化，有利于明确土地的产权界定，保护农民的土地产权地位，但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冲突；一种是实行与城市土地国有化一致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土地的统一管理和经营，但不能被广大的农民认同和接受。在我国二元结构体制尚未完全改变之际，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完善与改革思路应当是：在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完整、有效、具体的土地产权，进一步完善和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将土地权益全面而彻底地向农民下沉，即构建“三权分离式”的农村土地产权体系。
首先，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土地的一项最主要物权，所有权主体和每个集体的成员平时都享有土地带来的所有权收益，征地时可适当分割土地补偿。当前农村土地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土地产权中所有权主体不明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产权制度安排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原先的生产队一级主体地位逐渐模糊淡化，甚至是名存实亡，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也在不断变化，有的甚至瓦解，容易产生村级所有就是村委会所有的误解，更多的人认为农村土地是归乡镇政府一级所有，可以随意以“公共利益”之名，单方面行政命令征收农村土地，如此一种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的模糊混乱势必造成在行使土地相关权利时的矛盾和摩擦。因此，要完善农村集体经济方面的立法，从法律上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赋予其法定权利，享有农村土地的全部产权，即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可以进行土地生产、发包、入股、出租等经营活动，并取得相应收益。如果没有村集体经济组织，则由村委会行使区域范围内的土地承包权。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得买卖，除土地交换、集体经济组织合并分拆、国家征用征购土地时才能发生所有权转移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政府的职责是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的土地产权，不能代替农民行使权利。
其次，保障承包土地使用权。承包土地使用权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下的一个完整、独立的土地产权形态，要赋予农民完整具体的土地承包权，对农民的承包地产权主体地位给予切实保障。一方面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农户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性，允许农户永久使用土地。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农户获得了有法律保障的土地永久承包使用权，就能够克服农业经营中的短期行为，增加农业长期投资，促进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在土地承包期限内，使用权人可以在承包权上附设土地经营权等他项权利，既可以自己行使，也可以出租、转包或入股给他人经营，在征得所有权主体同意下，还应该可以抵押融资，为保证承包权的长期稳定性，规定不允许转让。土地承包使用权是土地的一项基本物权，应当按照不动产的规则给予充分的法律保护，包括取得使用权应支付相应费用、使用权改变或丧失应获得相应补偿等。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篇6
【关键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路径
农村土地产权主要是指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占有权和支配权等权利。关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可以从以下几种角度分析：一是从理论角度分析，我们应关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研究影响农业增长的原因，制定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二是从历史角度分析，土地历来事关社会稳定，处理不好会对我国经济建设造成阻碍，因此应关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三是从现实角度分析，土地是农民、决策层和理论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更应关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1.产权主体模糊
我国对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的规定不尽相同，存在主体界定不清、相互交叉现象。《宪法》《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分别对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有所界定，但又表述不一，存在交叉问题，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土地产权主体多元化现象。
2.产权界定不清
农村土地产权界定不清表现为：一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界定不清，由于历史原因，现行土地所有权归“三级所有”，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缺乏统一规定；二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界定不清，经过多次土地调整，土地使用期限与农民期望值不相符；三是农村土地处置权界定不清，因土地所有权界定不清，导致土地处置权存在混乱。
3.产权关系不明
一是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间产权关系不明。作为农村土地所有者的集体组织把土地使用权通过租赁或承包方式赋予农民，使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开。集体组织作为土地所有者应得到农民的租金，但现实中并非如此，例如有些土地，农民并不上交租金；二是农民和国家间产权关系存在认识误区。从理论层面上讲，国家和农民间不存在直接产权关系，但大多数人往往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直接产权关系；三是集体经济组织和国家间产权关系不合理。国家在征地过程中，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国家所有，使集体失去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农民也失去了土地使用权。国家在征地过程中容易出现土地定价不合理，对农民补偿不充分的现象。
4.产权权责混乱
一是对农村土地具有所有权的“村集体”，在土地使用的监督和管理方面没有确定明确的形式和程序；二是对于土地承包者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具体规定。目前，对土地承包权的界限、内容和法律形式都缺乏明确规定，无法对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有效约束。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措施
1.明确所有权主体
在目前，农村土地所有权存在归乡镇、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三级所有”的现状，应根据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实际情况，对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进行明确，从而有效解决土地多头管理或所有权缺位等问题。目前，由于乡镇政府组织范围较广，管理费用过高，已被列入农村土地所有权之外；村民小组不是一级行政单位，且不是经济组织，因此也不应列入农村土地所有权之内；村民委员会是最基层的一级农村组织，是群众选举产生的，可以代表群众心声集中行使权力，因此可以把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明确为村民委员会。
2.健全使用权流转制度
在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首先，建立土地流转中介机构和流转市场；其次，乡镇政府要准确定位，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发挥好服务职能，不得采取行政干预行为。农民是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主体，流转行为应基于农民的自愿。
3.明确承包经营权内涵
承包经营权有着双重属性，经营权具有土地使用权性质，承包权具有土地所有权性质。目前土地所有权存在的主要缺陷是所有权经常侵害使用权，导致土地使用权运行不充分。可以通过以下措施解决，一是土地承包期永续化。目前很多国家通过延长土地承包期来完善土地制度，因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集体始终具有对土地的处置权，因此土地承包权永续化并不是土地私有化。二是明确农户经营决策权。在承包范围和法律规定之内，农户按时履行责任和义务，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干涉农户的经营活动。三是对农户收益权进行界定。在承包期限内，农户依据合同交足发包方租金和根据法律上缴国家税收之后，剩余部分由农户自由支配。四是对农户转让权进行明确。在承包期内农户有权转让土地使用权，任何部门不能进行限制和阻挠。
4.其他补充保障措施
为有效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有效性，首先，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其次，要强化法律法规的落实，加大执法力度，尤其是要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等制度，该制度在对土地承包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的基础上，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为基础，以依法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为依据，是确认、变更、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以及确认、变更、注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重要依据。
三、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有待于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亟需出台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产权制度，以更好地维护广大农民切实利益，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篇7
关键词：农地产权；家庭承包；规模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4-0037-02
一、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演变过程
当前，我国农村现行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模式是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这种模式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形成的。这种变革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把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了贫雇农，使农民结束了从地主手中佃租土地并支付高达产出50%左右的受地主盘剥的苦难日子。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推行初级社、高级社和，又逐步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完成了由私返公的土地集体化。在实行这种土地制度期间，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高度集中，土地不能出租和买卖，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重新获得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和部分收益权。这种变革实现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重塑了农业的微观组织结构，使得农民逐渐成为独立的财产主体和经济主体。
二、产权制度演变的原因分析
(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的实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以剥夺地主富农占有土地为特征的，否定了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及农业生产雇佣制度，树立了农民从事生产劳动的主体地位，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得到了恢复性的快速发展。与1949年相比，195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增加了28.8%，1952增加了48.5%。1949年前，全国粮食最高年产量为2774亿斤，1951年增长到2873.7亿斤，1952年达3278.2亿斤，比1949年前最高年产量高18%。
(二)等形式的简单集体经济的弊端
改革开放前，农村的生产力一直未得到应有发展，总的生产水平仍然十分低下。基层经济组织主要以生产队的形式出现。对于所有的劳动成果，除了上缴国家和留存集体的部分以外，按照生产队的所有成员平均分配(小孩以年龄按一定比例折合)。在生产队劳动力数量既定的条件下，降低非生产性投入农民在全队中的比例将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收益。现实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农村曾经风行一时的农村文娱演出队等一些非生产性团体迅速解体，其他一些非生产性团体的规模也大幅度缩小。但即使这样，也未能阻止大集体生产走向解体的命运，解体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大集体时期，没有退出机制，而且监督被虚置，因而开小差不仅是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更是现实选择。在该制度下，“劣币逐良币”，必然导致集体生产效率低下。在“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下，部分农民率先要求将土地下放到户承包经营，这实际上是要求建立并执行退出机制，将监督惩罚机制真正实行起来。
(三)家庭联产承包制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
这种经营体制，集体不仅保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且还具有生产服务、协调管理、资源开发、兴办企业、资产积累等统一经营职能；农户对集体是承包关系，家庭承包经营是集体经济内部的一个经营层次，是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这种经营体制，有效地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弊端，使农户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都得到发挥。实践证明，这种农地产权制度能发挥其效用，让农民和国家的收入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实现了国家和农民双赢，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下来。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把集体经济单纯的统一经营改变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是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第一个飞跃。
三、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中存在的主要矛盾
我国现行的土地产权是在改革传统的土地产权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克服了传统土地产权的许多缺点和不足之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我国正式实施的《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农民对承包土地的30年的使用权。国家这种“赋权”的力度是在不断加强，而农民也在这种赋权中获得了真正的利益。但在承认这种改革的成就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并未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至少在现阶段还存在着集体所有权与农民利益保护之间的矛盾和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与农地细小化经营之间的矛盾，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是现有农地产权结构所没有解决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赋予农民完全的土地产权，加强管理，改善政府职能，保障农民的利益。同时，适时适量发展规模经济，在坚持家庭承包的基础上加强社会化服务，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使其既适应传统农业，也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新的农民合作化道路，从而更好地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
四、解决农地产权制度中矛盾的建议
(一)以稳定家庭承包制为基础，赋予农民土地产权
1.稳定家庭承包制的重要性及合理性
目前，在保留集体对农村土地终极所有权的同时，赋予农民对土地的长期产权才是当前农地制度改革最为现实的选择。小规模家庭经营具有在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农业生产过程有着严格的地域性和季节性，这就要求农业在经营方式上要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而小规模家庭经营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一要求。其二，农业生产既要受到不稳定的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大市场”的挤压，具有很强的比较“劣”势，复杂的自然、经济环境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明显的不确定性，克服这种不确定性需要灵活的信息决策机制，而集中决策难免存在时滞，家庭经营因其小规模而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其三，农业的“规模经济”是一个漫长的“经济发育”过程，它必须随着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而“自然成长”，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还没有达到能够普遍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程度，家庭经营仍然具有它的生存空间，“揠苗助长”是不可取的。其四，就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家庭经营是各国农业普遍实行的经营方式；亚洲的日本和中国台湾在经济起飞时的局面和我们今天的情况十分相似，实践已经证明，农业的家庭经营模式并未妨碍日本和中国台湾实现现代化。
2.赋予农民土地产权，保护农民利益
土地私有化的主张不符合中国国情因而是不可取的，新形势下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采取折中策略，在保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土地产权，即将土地使用权、占有权、收益权、有限处分权(转让、转包、租赁、抵押、担保、留置、继承、入股等)和依法承受权等除集体终极所有权以外的其他权利都赋予农民，进一步延长土地承包期限以克服短期化行为；运用法律等手段保护农民的利益，严格控制占用农业用地；对非农用地的占用要依法、合理，并给予合理的补偿。同时，尊重农民的自发创造性，对目前农民自发尝试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方式，如反租倒包、土地有偿转包或转让、土地投资入股、土地信托服务、土地互换等，要允许试验并加以规范和引导，以逐步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促进农村土地流转。赋予农民土地产权与家庭承包制并不矛盾，它的实施要以稳定家庭承包制为基础，家庭承包制在中国广大农村的长期存在不仅是因为它具有“政治刚性”，更是因为，就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家庭经营在经济上具有其长期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赋予农民土地产权还会反过来促进家庭承包制朝着稳定、健康的轨道发展，有利于家庭承包制与市场机制的对接。
(二)家庭承包制度下适度发展规模经营
1.农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分析
当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式以土地均分为特征的家庭承包经营制，虽然保证了公平，但逐渐失去了效率，只有土地规模经营才能促进当前的农业发展；一些地区也开始积极试点。农业机械化毫无疑问应该直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农业机械化运动的结果，使我国的单位公顷农地拖拉机拥有量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但农民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却没有什么明显的提高。研究资料显示，某种程度上农业生产不存在规模经济，从粮食消费大国的角度，粮食总产量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在农田总量固定的前提下，粮食总产量取决于单位亩产量。如陈欣欣等人根据1996―1999年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10村跟踪观察户的资料得出结论，就农户的粮食作物水平看，随着家庭经营规模的扩大，浙江10村农户的粮食生产水平并没有相应提高。而且资料显示，在没有新的生物技术突破的情况下，单位面积产量的进一步大幅度提高是困难的。因此，土地规模经营应当只是一种国家战略趋势，现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是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必然选择。必须指出的是，农业生产虽然不存在规模经济，但从个人劳动生产率看，规模经营有明显的优势。在我国粮食安全得到解决后，规模经营也是农业生产的必然趋势。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篇8
关键词：成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农民增收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3―0093―06
一、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
1．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是深入推进统筹城乡发展中一道绕不过的坎。
2007年末，成都市共有农业人口516.72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46.83％；实有耕地面积34.48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0.07公顷。2007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324.4亿元，比上年增长15.3％。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235.5亿元，增长5.5％；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504.0亿元，增长18.9％；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584.9亿元，增长13.6％。一、二、三产业比例关系为7.1:45.2:47.7。全市占46.83％的农业人口仅仅创造了7.1％的国民生产总值，即接近1/2的人口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1/10，农村人口创造的社会财富远远低于社会平均效益。收入的增加总是与创造的社会财富成正比的。因此，只有在减少农业人口和增大农业经济总量上着力才能提高农村人均收入。减少农业人口，就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转移农村人口，剪断已经在城市定居和就业的人员与农村土地的联系，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是前提条件；增大农业经济总量，就必须大力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大力发展新型农村经济，改变农村经济的结构，土地流转是前提条件，只有通过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土地流转才能加快。
2．凭借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先行先试的优先权，率先推进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
成都，从2003年开始实施“城乡一体化”到2007年被批准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历时五年。成都的城市和农村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产业结构调整、从制度设计到思想观念、从公共服务水平到收入水平差距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2002年到2008年的城乡收入发展来看，成都市的城乡差距小于全国。同时，成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绝对数和增长速度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
分析表1，可见成都于2003年开始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有了明显缩小，显示城乡统筹的实效。但到2006年，城乡收入差距较上年出现扩大迹象，表明如果不对农村土地产权进行改革，虽然在统筹城乡发展上着力，其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能量趋近极限。“城乡一体化”的精髓是在“体”字上。城市经济迅猛发展得益于市场经济和明晰的产权，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可归咎于生产资料要素没有明晰的产权，市场经济弱小。因而“城乡一体化”就得实现城市经济体制与农村经济体制的一体化。由此成都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上进入农村改革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进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这一“深水区”。
二、充分释放农村产权改革对促进农民增收的能量
2008年1月1日，成都正式启动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改革，出台了《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试行)》。此次成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统筹推进‘三个集中’，深化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构建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切实推动农村资产资本化，促进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为统筹城乡科学发展创造条件。改革的基本原则：(1)严格保护耕地；(2)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3)切实维护农民利益；(4)重点突破、分步实施。改革的重点和基本步骤是：(1)开展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确权登记。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房屋所有权进行确权登记，明确产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到村或组。承包地、自留地、宅基地和农民的房屋确权到户。(2)创立耕地保护机制。加强市域范围内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实行耕地分级保护，设立耕地保护基金，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3)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农用地承包经营权和林地使用权流转，支持农村集体所有的未利用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探索建立对农民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4)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按规定程序报经有权机关批准后才能依法取得。建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制度，依法促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探索建立对农民自愿放弃宅基地的补偿机制，加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5)开展农村房屋产权流转试点。建立城乡统一的房屋产权流转制度，加强农村房屋产权流转的管理，积极培育发展农村房屋产权交易市场。改革的保障措施是：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住房制度；推进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建立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纠纷调处机制。
可见，成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就是“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使农民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主体地位得到制度的保证，由此带来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就是为了更好地强化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用“全域成都”的新理念，打破城乡界限，科学编制全域成都规划；就是为了激活农村土地资产的资本属性，增强农村发展的自身“造血”功能，发展和完善各种金融服务体系，促进产权与资本的有机结合；就是为了发展和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产权和资本为纽带，通过多种实现形式将农户组织起来参与市场竞争；就是为了促进农村经济向现代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从而为土地顺畅流转提供制度保证。
在推进此次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成都有四大举措：
第一，对各区(市)县试点村进行了“确权”，明确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对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农村房屋、林权等物权关系。通过对农户土地、房屋、林权的调查、测量及公示等一系列环节，最终颁给集体《集体土地所有权证》，颁给农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集体林地使用权证》。此次确权颁证不仅使集体对农地所有权得到明晰，而且也对农地使用权的完整性进行了全面梳理，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组织成员的重新界定、承包权的长期固化和宅基地确权的洗牌。在颁给农民“四证”的同时还发给农民“两卡”，即耕地保护卡和养老保险卡。截止2008年底，全市共有222个乡镇(涉农街办)、1676个村(涉农社区)、24004个组(社)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涉及农户1195891户。完成入户摸底调查1039268户，完成土地测绘827261户，完成确权结果公示570977户，完成确权颁证314949户。土地确权改革，为农民拥有合法的土地产权财富提供了具有前置条件的制度安排，为农民大幅度增加财产性收入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第二，成立市和区(市)县农村产权流转担保公司，开展农村土地、房屋产权抵押担保贷款。成都农村产权流转担保公司于2008年3月24日挂牌，不久，成都受四川汶川大地震影响部分地方成为特重灾区，成都农村产权流转担保公司在灾后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灾区农民，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灾后重建的资金问题。受灾农户自建住房，可以申请利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或新建房屋所有权抵押承诺，向农村产权流转担保公司抵押，获得灾后自建住房的贷款担保。由农村信用联社和成都商业银行发放农村灾后住房重建专项贷款。截止2008年底，已向4527户灾毁房屋农户出具意向担保函，正式签约2566户，担保贷款10704.2万元。农村产权流转担保公司的组建，更加深远的意义还在于推动了土地产权资本化的进程，柔化了承包地、房屋不能抵押贷款的刚性规定。
第三，组建农村产权交易所，形成市、县、乡三级服务平台。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其主要职能为：开展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房屋产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业类知识产权、农村经济组织股权等农村产权流转和农业产业化项目投融资服务。这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广泛吸引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和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业农村经济提供了有效平台，为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土地产权流转，不仅使众多的规模经营成为现实，而且为形成众多的农合组织和建立龙头企业与农民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创造了条件。成都村产权交易所于2008年10月10日成立，截止2008年底，已有12个项目签约，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项目6个，流转面积为16557.9亩；涉及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项目3个，流转面积153.28亩；涉及集体林权流转的项目3个，流转面积2888亩。
第四，加快发展农村金融建设和农村金融制度改革步伐，为促进农村土地资本化创造条件。成都积极推进市商业银行、农信社改革，加快组建地方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规范和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鼓励创建村镇银行、各类小额贷款公司，探索发展形式多样的农村民间金融，建立健全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推进农村信用社统一法人改革，建立了邛崃、大邑、彭州等村镇银行，引入淡马锡小额贷款公司开展小额贷款服务，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后需要进行抵押贷款的农民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创造了使农户基本上能够享有现代企业一样的在扩大再生产和提高生产水平过程中的融资条件。
三、成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民增收的实效分析
首先，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提升了农民主体地位，增强了农民的土地观念和财产意识。对农村土地进行确权，本身就是为了确保农民的主体地位。在确权颁证过程中，成都农民自主成立村级议事会。，解决确权颁证出现的各种历史疑难问题和现实矛盾。议事会是在推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中的一项创新，目的是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利益，使农民有充分的话语权，有平等的机会参与改革，不仅充分调动出了农民的“主人翁”精神，而且也激发出了农民的创造性，让农民“自主、自愿、自治”。
其次，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了土地流转，转变农业生产方式。通过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加快了土地规模化流转。如成都市龙泉驿区黄土镇洪安村，在确权颁证后流转了3500亩土地给黑金果业有限公司，用于标准化绿色葡萄生产基地建设。该公司到目前为止已经投入资金3510万元，完成了标准化葡萄基地内的道路、渠系、土地整理、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其中2500亩用于葡萄种植，1000亩用于彩色薯种植。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极大地激发出了土地的增产增收效益。据调查，3500亩总纯收入为1100万元，每亩平均收入3142元，比流转前每亩纯收入1000元的基础上增加收入2142元。
再次，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促使劳动力转移，转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土地流转后，让在农民获得更多租金收入的基础上拥有了工资性收入，促进了农民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以成都市双流县为例，农民将手中的土地交给村集体经济组织，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业项目公司签订流转协议。土地流转后，农民每年每亩地收取900斤大米的租金，三年后开始递增，每年每亩递增50斤，到1200斤时封顶。这就使土地由原来的无偿使用转变为有偿使用，使农民能够获得稳定的收益。另外，农业项目公司也要雇佣当地农民务工，每天工资约40元。同时，从土地闲置出来的年轻人可以进城打工，使其从第一产业转向二、三产业。这样，以上三项收入加起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前提高了很多。另外，还推进了成都市的城市化进程。2008年，成都城市化率由2007年的62.58％上升到了63.58％。
复次，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守住了耕地红线。要保护耕地，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产权明晰是最好的办法。通过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对农用地、非农用地的规模不仅仅是一次摸底，而且也是对过去遗留下来的土地问题的一次彻底地理清。在不少乡镇，农民领到土地使用权证时，也领到了一张“耕地保护卡”。每年，成都市、县两级政府会从财政预算中安排26亿元设立耕地保护基金。按照基本农田补贴每年每亩400元、一般耕地补贴每年每亩300元的标准，全部打入农民领到的这张“耕地保护卡”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个30岁的农民，如果他的耕地没遭到破坏，到退休时大概可以领到3―5万元。显然这会调动起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即使将土地流转了，也会主动监督企业，不允许企业破坏耕地。这无疑能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确保耕地总量不减、质量不降，从而使基本农田得到有效保护。在耕地得到保护的基础上，农民也获得了更多的转移性收入(即政策性收入)。
四、农村产权改革对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2007年，成都农民人均纯收入5642元，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2520元、工资性收入2381元、财产性转移性收入448元，比重为47.1:44.5:8.4。2008年，成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481元，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人均2712元，工资性收人人均2752元，财产性收入509元，比重变化为45.4:46.1:8.5。见表2
1．进一步健全土地产权流转市场，确保农民的利益不受侵害，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分析表2，在农民的收入结构中，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太小，这就意味着增幅空间大。因而进一步完善土地产权改革的政策和措施，确保农民土地产权的正当利益和合法的财产性收入，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积极培育产权交易非利害冲突第三方组织，即市场中介，发展能够保证“公平、公正、公开”，维护交易双方利益，为产权流转服务独立的社会中介服务组织。比如估价机构、公正机构等。土地流转与一般商品交易不同，其运行过程比较复杂，涉及估价、谈判、签约、鉴证、登记以及违约处理等众多环节。所以，必须大力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沟通、法规咨询、价格评估、合同签订、纠纷调处等服务的中介组织，培育农村土地经纪人或经纪公司，完善中介服务体系，促进土地流转高效、公开、公正地进行。
形成合理的土地流转对价。土地流转应该支付合理的对价。由于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收益低下，土地流转往往难以形成合理的对价。土地流转对价本质上是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体现，它由农户的生存保障价值、农业生产经营者对土地的投入、土地流转的增值分成和土地的潜在效益等四部分组成。在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必须以合理的价格保障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同时，由于土地流转有一定的时间性，在流转合约中必须充分考虑到通货膨胀和物价变动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保障农民的土地流转收入不因通货膨胀等因素而缩水，特别是要防止应对实际对价过低而影响农民生活。由于流转中农民弱势地位，需要政府加强管理，制定土地流转的最低价格以保护农民利益。
允许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这样可以形成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真实市场价格，赋予农民更多土地价格制定的发言权，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土地增值收入的分配。法律必须明确公益性用地的范围，采用列举法明示其具体内容，限制地方政府判断公益性用地的自由裁量权。
2．发展新型农村经济，组建多形式新型农业经营组织，推动农民向农业工人转变，或转移就业，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
虽然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已经较大，但工资性收入来源还很单一，主要是外出务工，或当地打工收入。这些收入，与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还没有完全接轨。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产权改革是农业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基石和动力，能够极大地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现代农业是一个大概念，涉及食品、医药、环保、工业原料、生态、休闲等领域。农业的现代化和市场化能够创造众多新的、较高收入的就业岗位。可见，产权改革对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空间潜力较大。
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转变农业经营方式，不仅会形成新的农村经济活动，而且会新增众多新的就业岗位。比如，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这样就会形成一系列服务组织；比如，统一经营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这样就会新增加诸如管理、组织、生产、销售等新的就业岗位，使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家庭经营转向合作经营，在获取土地股份收入的同时还获得参与现代农业和新型农村经济建设的工资性收入。
3．坚定不移地推进土地产权资本化，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发展高附加值农业，发展农村金融服务，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
分析表2，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所占比例较大。但与从事其他产业的主业收入相比，社会平均效益并不高，平均每月220元。这也是不少农民宁愿撂荒也不愿精耕细作的原因。
产权改革促进农业经济的市场化。这就是产权制度的力量。一方面，由于产权改革，规模化经营成为普遍现象，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无论是现代农业还是其他产业，现代经营的基本条件就是负债经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必将使农业负债经营成为可能和普遍现象，由此，为了提高农业品种的附加值，或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现代化，或扩大再生产，经营主体有了充分利用外部资金的条件和可能。所以，加快农村土地产权资本化进程，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服务，是提高农业经营性收入的重要途径。
产权改革并不意味着土地一定要流转。在产权改革后，继续从事家庭经营的农户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家庭经营要向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提高农业产出效益”，这里所要求的“增加资本投入”，由于现阶段农户的收益极其有效，土地产权的资本化是实现“增加资本投入”的必要前提。因而需要创新农村金融，努力探索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相适应的多种农村金融形式。
“增加技术投入”。首先，政府对科技农业的研发和推广纳入公共产品范畴，研发和推广主要由政府来做；其次才是农民享用或象征性购买科技服务。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使农民真正成为经营的主体、收益的主体。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后，农民对土地的关系更加紧密，主体地位明显增强，对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热情明显提高，对发展附加值高的科技农业有内在冲动。政府加大对高附加值科技农业这种公共产品的供给，缩小农业经营与社会平均效益的差距，将极大地推动农民参与发展现代农业，进而提高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实现“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
4．健全土地产权流转的风险防范机制，保障农村安全和农民持续增收。
要有流转的可控机制，实现土地产权的可控流转。对农户流转和抵押的产权要进行评估，抵押公司和流转中心必须把好关，不能让后续生存和发展无刚性保障的农户对承包地或宅基地及自住房进行流转。刚性保障包括居住保障和收入保障。在城镇有固定的住所，有可靠的非农收入来源，是可以流转的两大必备条件。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篇9
关键词：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产权改革
土地是我国最重要的资源。马克思说过:“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一般是指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其派生出来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和其他土地权利形成的相关制度。3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农村稳步发展。以农地承包、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为标志，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一、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价值难以实现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指农村劳动群众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自己所有的土地的权利,是我国社会主义土地所有权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我国农村，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只知道集体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没有所有权概念，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价值知之甚少。导致如下结果：一是土地权属不清，纠纷较多。由于集体土地档案、地籍图像资料不完善，土地界限拐点位置无证可查，导致部分土地界限长期存在争议。二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我国《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集体所有权,但没有明确规定集体所有权的主体。该怎样认识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在立法上和法学理论上都存在着困惑。三是农民行权意识差，在行使所有权时农民“集体”很难成为实践层面上的所有者主体，实际权利由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的村干部或者村民小组长代替所有权人行使，这在土地发包、集体土地征收中，体现尤其突出。
（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混乱，缺乏法律规制
长期以来，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的自发流转在客观上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民集体组织财富积累、提高农民收入等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流转在政策和法律上未得到明确认可，在杂乱无序和隐蔽状态下进行，引发了诸多问题，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一是集体土地隐形交易活跃，使耕地保护受到冲击。随意占用耕地并出让、转让、出租、转租用于非农建设，或者低价出让、转让农村集体土地等现象层出不穷。二是集体非农业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发、无序流转，导致政府难以有效控制建设用地供应总量，冲击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城市规划的有效实施，使土地市场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三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缺乏法律保障，交易不安全。由于法律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条件、用途、权益、程序等缺乏明确规定，难以依法进行土地登记，对建设投资者不利，还会波及到其他利害关系人，使交易安全得不到保障。四是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关系混乱。由于缺乏法律监管与市场机制，土地的市场价值及资产资源属性在流转中不能得以充分体现，加之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混乱，使得本属于农民集体及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难以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篇10
[关键词]土地；产权；土地股份制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6）04－0029－04
一、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特征
产权，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是对财产归属的静态确认和对财产实体的静态占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所有权；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指对财产实体的动态经营和财产价值的动态实现，它不是单一的所有权，而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一系列权利，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支配权和其他与财产有关的权利[1]。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我们一般更侧重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产权，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权主体完整。主要包含两层含意：一是所有权在法律上只能归属于一个主体并且不能随便变更。这是因为所有权能确定物的最终归属，表明主体对物的独占和垄断，它决定着其他权利的存在。只有保证所有权的单一性和稳定性，才能避免由物的归属引起的产权纠纷，保障所有产权主体的合法利益；二是产权主体具有独立性，也就是能够依法对其所拥有的权利具有处置权。
第二，产权清晰。所谓产权明晰，是指财产权的各种权利归属要清晰。按照科斯第一定理，只有产权初始界定清晰，并允许经济当事人参与，才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第三，流转顺畅。就是要使产权能依法在市场上流通，从而保证资源从低效率的利用方向流向高效率的利用方向，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四，责权利明确。因为所有权主体依法具有处置权，所以由所有权派生出的其他权利可以依法被转让、出售等。从而形成这样的结果，产权可能归属于一个主体，也可能分属几个主体来行使，这就形成了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因此，必须制定一定章程或合约来明确每个产权主体的责任、权利和利益。
第五，保护严格。就是要建立完整的规章制度和法律体系来保障产权主体对产权的拥有，不能随便被剥夺，从而保证产权主体长期投资的积极性。
二、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在产权上的缺陷导致的现实问题
我国现行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2]这从根本上明确了农村土地所有制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其所有权的合法主体是农民集体。但由于农村集体在国家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以及市场经济的大潮对农村集体的冲击，其不可能以土地所有权主体身份担当广大农民利益的保护者，其产权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第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不完整性，使其在国家土地征用中无法切实保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合法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3]这实际上明确了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和农村集体，因而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也只能发生在两者之间。第二条还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3]这明确给予国家征用土地的合法依据，意味着国家按照法律规定的批准权限和程序，给农民集体和个人一定补偿后，就可以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
在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中，国家征用土地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所实施的行政行为，政府是征用土地法律关系的主体，高于土地被征用的农村集体组织的地位。这种地位的不平等性使土地所有权在转移过程中存在着不公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是单向的，只可能由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从而导致农村集体土地有减无增；（2）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一致性，而是基于国家单方面意思表示，国家以政府名义征用土地的行政命令，土地被征用的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服从。有些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随意剥夺农村集体的所有权；（3）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并未按照市场规则遵循等价交换原则，政府给予农村集体和农民一定补偿后并没有对农民后续生活给予生活保障。正是土地所有权在转移过程中存在着不公平性，导致农村集体土地的大量流失，特别是随着城市化以空前之势兴起，为保证城市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大量农用土地被政府征用，使大量的农民成为“三无农民”，农村集体对此却无法担负起对失地农民利益保护的重任。
第二，农村土地产权主体地位的虚化性和模糊性，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
1978年，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实质上是把农村土地产权初步分解为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经营权，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依然归属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则交给了农民，可以说开创了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先声。土地承包制经过几十年的完善，农民不仅依法拥有土地经营权，还拥有收益权和一定的处置权，从而使农村土地制度初步具备了现代产权制度的某种形态。
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集体产权地位弱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实行过程中，大部分农村将农村集体财产一分而光，使农村集体在经济实体上徒有虚名，不再是有效的经济单位，因而在双层经营体制中也无法担负起应有的责任。这种有分无统的土地经营体制使农村集体在农村中的地位逐步弱化，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虚位的概念，使得农村集体在实现土地产权上存在很多困难。一方面，农民集体是农村土地的所有权者；另一方面，农民集体却无法直接对集体土地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导致农村集体土地的利用和增值无人关心。二是农民的产权地位模糊，得不到市场的承认。一方面，农民拥有的土地经营权并不稳定，虽然有一定的法律保证，但其承包权被随意剥夺的事例在现实中随处可见，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归了传统耕作的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小农经济应付市场风险的脆弱性越来越凸现出来，而农村集体产权地位的弱化又无法担负起对农民的保护，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放弃土地使用权。
第三，农村土地各产权主体产权边界不清，责权利不明，最终损害的是农民利益。
现代产权制度要求把产权进行合理的分解后形成合理的产权结构，即在明晰物的最终归属的基础上形成相互间合理的财产权利关系。但农村现行土地产权结构中不仅存在着外部的矛盾，而且存在着内部的矛盾，从而导致农村土地各产权主体产权边界不清，责权利不明。农村现行土地产权结构中外部矛盾主要发生在农村土地各产权主体之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被国家赋予土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有乡镇、村、村民小组三个层次，从而在法律上形成了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多元化。由于三者之间存在着上下级关系，在土地的归属权上往往存在争议，上级对下级的土地所有权任意剥夺，这必然产生产权的纠纷。在现行农村土地产权结构中存在的内部矛盾发生在农村集体与其成员之间。一方面，按照集体所有制的内涵来看，集体成员共同占有集体的生产资料，也就意味着每位集体成员都应该拥有一部分土地所有权，但在实际操作中，农民又不可能以单独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身份从农村集体收益中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农村集体不断地以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处置土地，使大量的农村土地流失，而农民个人财产权和个人利益却无法保障，从而形成“产权人人有份，人人没份，人人是主人，人人不是主人”的怪现象。
三、土地股份制是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必然方向
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4]。2005年10月11日，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应从我国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根据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意愿，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把具有现代产权特征的股份制经济引进农村，建立农村土地股份制不失为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突破口。
什么是农村土地股份制呢？所谓农村土地股份制，就是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按照自愿、自主、互利的原则，把土地和承包权以股份的形式交于农村集体统一管理和经营，按股分红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基本的操作模式是农村集体组织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一是将集体所有土地按土地功能进行统一规划，分为农田用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等）、住宅用地、工业用地、荒地等；二是将集体所有财产、土地按当时市场实际价值统一货币化，划分为均等份额的股份；三是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按照自愿原则入股，同时所有合法的集体成员都可购买一定的股份；四是成立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定公司章程，明确产权主体的责、权、利，一切经营活动按章程办理，集体收益按股分红。为什么说土地股份制是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必然方向呢？
第一，实行农村土地股份制，通过土地产权流转，实现了农民对土地依附的解放。
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是导致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根源。邓小平同志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长期以来，我们70％～80％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每人只有一、二亩地，多数人连温饱都谈不上。”[5]（p．251）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上亿彼此孤立无援的小农在剧烈的市场变动中依靠“一亩三分地”苦苦挣扎，有的甚至连生计都难以维持，结果只能导致自身的“绝对贫穷”。如果不能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农村是不能走向现代化的，农民也绝不可能过上富裕的日子。“总不能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5]（p．214）
实行农村土地股份制的最大意义在于将土地产权货币化，使农民对土地的实际占有转变为以股权形式的价值形态的占有，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解放出来，但又可依靠土地保障自身的合法利益。实行农村土地股份制，只是把土地使用权主体与土地实物分离，并没有动摇农民的承包权，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产权的货币化使得农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非农业生产，减少对土地的依赖性，实现农民对土地依附的解放。
第二，实行农村土地股份制，重构了农村集体在产权上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
小农生产不可能实现农业专业化、规模化经营，也不可能带领农村走向工业化、城镇化。农村现代化的出路在哪里？“组织起来就有力量”[5]（p．111），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屋和土地。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者和合作社的生产者才能做到。……难道不能使农民明白地看到，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吗？”[6]（p．311）农村集体作为中国农村社会基层政权的一块基石，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农村现代化的重责。
实行农村土地股份制，对农村集体的最大意义就是重构了其经济实体，提高了自身在农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农村集体一旦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就形成不了一个健全的组织，办不成许多事情。实行农村土地股份制，农民拥有的只是一种对产权货币化的股权，并不影响农村集体组织对集体财产和土地的受益权与处置权的行使。农村集体通过股权一旦积累起来资产，一方面，可以凭借其特殊的经济地位和规模优势引进高端农业技术、兴修水利设施等发展现代农业，兴办工厂、企业，并担负起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以投入资产作为股份，扩大其经济实体的实力，使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只有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农民才能过上富裕的日子，农业才能实现现代化。中国大名鼎鼎的“第一村”――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省的等就是依靠农村集体经济走向富裕、实现现代化的鲜活实例。因此，通过土地产权的流转，重构农村集体的权威地位，壮大农村集体的经济实力，才能真正使农村走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实行农村土地股份制，通过土地产权的流转，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人多地少是中国土地的基本国情，特别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资源需求的无限扩大与土地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日渐凸显。如何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达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农村土地利用的现实问题。实行农村土地股份制，通过农村产权的流转，一方面，不愿耕作的农民就可以把土地使用权转向农村集体或种田大户，从而避免土地抛荒现象；这最终势必会出现土地集中，农业走向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从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农村集体以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身份将农村荒地的使用权转向城市，从而打破城市“缺地困局”，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第四，实行农村土地股份制，通过土地产权的流转，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提高。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1978年，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我国当时农村生产力的状况，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极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产权上的弊端也越发凸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还不能适应农村生产力提高的客观实际。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有使土地产权适应市场化的要求流转起来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农村土地股份制则是实现农村土地产权流转的最佳途径。因此，农村土地股份制在本质上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必将成为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发展的历史方向。
[参考文献]
[1]什么叫产权[J／oL]．http?押／／www．21our．com／readnews．asp?芽id＝585292，2005－03－17．
[2]宪法和宪法修正案（辅导读本）[Z]．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eB／oL]．http?押／／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8／30／content＿1925451．htm，2004－08－30．
[4]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eB／oL]．http?押／／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3－10／22／content＿1136008．htm，2005－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