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篇1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载体，与人们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因此，关于土地方面的法律，制定的是否详尽、规范，是否能在实际生活中对土地起到保护作用，是否能够保障土地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全面的维护，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是目前尚未完全摆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劳作方式的我国农民，对于土地的有关立法更为关心。我国现行的土地法是1998年在老土地法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它在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土地的利用总体规划、耕地的保护、国家建设用地和对违反土地法的监督方法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各个方面作出了规定，对于保护土地的合理利用和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纵观我国的土地立法，有些地方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于立法机关作出解释和说明。现存的这些缺撼，是所有法律特有的“稳定性”决定的。法律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应有“稳定性”，它和国家政策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法律不能朝令夕改，无法象国家政策那样具有灵活性，能够及时地调整在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对法律的滞后性和实际中不断出现新情况的矛盾，大多数国家都会利用司法解释的功能来填补立法的不足和缺撼，以求进一步的完善法律，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就曾针对土地法的某些条款作出过司法解释。
正因为法律会存在着这些缺撼，在实践中，人们有时会觉的无所适从，难以操作。我国的土地法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土地法的某些条款规定的过于粗糙尚待细化，和土地问题常常与其他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最为更重要的是，人们（主要的是基层执法人员）对于土地法的某些规定只停留在字面的理解上，运用的不甚透彻。如在土地征用的补偿费用处置问题上、土地被征用后未到期承包合同的赔偿问题上……等各个方面的领会上都存有差异。而这些问题又常常因为法律规定的不甚明确，而使执法人员不能作出准确判决，使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法律的维护，从而使土地法的适用陷入了某种误区，认为土地法对一些问题没有规定，特别是在土地征用补偿费的处置方面，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法无明文规定的错觉。其实在我国现行的土地法和实施条例中，对此问题都有着非常明确的说明。我国土地法第47条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并将土地的补偿费规定为以下几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根据土地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除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归附着物和青苗的所有权人以外，其他费用都支付给集体经济组织。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也许是基于土地权属关系的考虑吧。我们都知道，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归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作为土地的所有权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然的就成为土地征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也自然的享有领受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权利。对这些费用的分配方法，集体经济组织应按何种标准处理，一贯成为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发生争执的焦点所在。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我国农民上访案件中，有95%的是关于土地问题的，在这其中，又有一大部分是关于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对于此项费用处理的是否得当，不仅关系着广大农民的生活问题，也反映了基层有关人员对我国法律和政策的认知水平和运用程度。因此，我国土地法实施条例对这些费用的处分作出了规定：它规定征用土地的安置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它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偿费支付给集体经济组织，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偿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安置的，发放给个人或征得被安置人员的同意后，用于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对于这项费用，因为法律规定的比较明确、具体，一般不会产生异议。但是对于土地的补偿费用却笼统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至于集体经济组织如何分配、如何处置？却既无罗列性的叙明，又无限制性的规定，容易发生争端。但是，这并不能表明，对于此项费用就可以随意的处分，实际生活中，仍要遵循专款专用的规定。虽然法律对此一言而蔽之，使现实中执法人员不便于操作，可仍然不得改变此项费用的特定用途。我国土地法所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实际上是征用单位对于土地收益给予的补偿；人员安置费，是为了帮助被征用单位更妥善的安排农民的生产、生活，由征地单位支付款项，用于对失去土地的农民在生产、生活方面的补助。这两项费用虽然都是由用地单位支付的，但却有着本质的差别。首先，费用的性质不同。土地补偿费是对被征用单位在土地上的投入、投资所得给予的补偿，人员安置费是用地单位对农民生产、生活方面的补助；其次，费用的用途不同。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发展方面，人员安置费用于被征地单位人员的生活补助；再次，补偿标准也不尽相同。依照土地法的规定，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土地法还同时规定，对土地征用的补偿费用应该专款专用，不应随意的处理，禁止侵占、挪用。一些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此项费用用之于本村优抚、购买办公设备、建造大楼方面，违反了土地法的规定，还有些“村官”擅自私分、侵占这些费用不仅违反了土地法的禁止性规定，也同时触犯了我国的刑法。
在土地案件纠纷中，因征用土地而终止土地承包合同的赔偿问题也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对因土地征用而不得不终止承包合同的，是否应给予对方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农业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作出这样的规定：“承包方因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征用或者被依法批准使用后，要求发包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补偿或要求发包方对其改良土地的实际投入给予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可是，有些集体经济组织在和农民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标明：因城市建设需要征用土地而造成经济损失的，发包方不予补偿。对于这一条款的法律效力，受案法院往往意见不一，作出的判决也不尽相同。但是，根据我国土地法的精神和我国民法的原则，应将此项条款以规避法律和违犯民法“公平合理”原则判决无效。因为按照我国土地法的规定，土地的承包期为30年。很多农民在土地承包后，都作出了长远的规划，有的购买了农用资料，有的添置了农田水利设施，有的对土地进行了改良，大部分人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再此情况下，认定此项条款具有法律效力，无疑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也与我国法律的宗旨相违背；还有的集体经济组织不遵循土地法的规定，不和农民订立土地承包合同，一旦发生土地被征用的情况，涉及到赔偿问题时，集体经济组织总会以无承包合同为由，拒绝向农民支付赔偿费用。对此现象，理论上常常认为，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彼此就应当承担相对应的权利和义务。但遗憾的是，实际生活中，由于某种因素，使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常常却得不到公允的判论。虽然土地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也是平等的，但由于目前我国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的局限性所致，和政府对农业承包合同的管理不善，往往掌握主动权的是集体经济组织，对于不和农民签定承包合同，集体经济组织本来就负有责任，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第二条第四项：“延长土地承包期后，乡（镇）人民政府农业承包合同主管部门要及时地向农民颁发由县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印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规定，在土地承包后，发包方和承包方要签定承包合同，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作出约定。在此过程中，集体经济组织占有支配权和主动性，其不积极地履行应负的义务，反而以无承包合同为由来对抗农民，有违于平等、公平原则；也有的地方，在土地被依法征用后，重新给农民分了土地，但新分土地地质低劣，需要投入大量的财物和人力进行改良才可以耕种，可是，对于改良土地所需的费用，集体经济组织却不给支付。根据以上对土地补偿费的用途所做的分析，我们认为：对于此项费用，应从土地补偿费中支付。土地补偿费最常用的是发展农业生产，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改善耕作条件，在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后，适用于支付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等方面的费用；在发展村组的工、副业生产方面，适用于支付因地制宜而兴办的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副业和服务性事业的建设。可是，农民的此项要求总也得不到支持。常常在寻求无果的情况下，农民只好联名上访，或诉之法律，但也常因法律无明确规定而使农民的满腔期望化为泡影，多以败诉而终。
对于我国目前存在的这种状况，虽然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最重要的是，作为基层执法人员对土地法的规定理解得不够精确，不能够和国家的有关政策结合起来审理土地案件，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作出不适当的判决，只能导致人们对土地立法的误解，从而使土地法的适用道路愈走愈窄，既不利于法律的正确实施，也不利于调动农民对土地的热情。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使农民的合法利益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期待着我国的立法机关能够对土地法的某些不明确的规定给予细化或作出解释，更希望基层执法人员能够正确的运用土地法律，早日走出我国土地法的适用误区，使土地立法真正成为农民维权的武器。
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土地征用；权利保护；农民利益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呈平稳快速发展的态势,城市化进程迅速展开。而一些地方把“圈地”当“发展”,违法批地,滥用征地权,层层克扣征地补偿费,侵占了农民利益,引发大量社会矛盾。农民失去土地,生产和生活无保障,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土地不仅具有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还具有重要的法律属性，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日益剧烈土地资源的重要性也日益受到普遍的重视，对土地的利用，开发固然要借助于法律予以规制蕴含在土地经营开发过程中的巨大经济利益更是进行土地管理，完善土地立法的动因。
1土地法律规范与土地法律关系的性质比较
土地法律规范泛指调整土地权益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相关的行政规定包括从国家宪法到乡镇一级政府的所有调整土地的文件，而不仅仅是指狭义上的法律规范，理由在于在法律规范并不完善的状态下一些行政性文件具有类似于法律规范的实效由于土地法律调整的利益关系归属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这些文件从大类区分为公法类规范和私法类规范受计划经济观念，制度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我国的土地法律直到今天仍然是以管理为主突出国家对土地的绝对性支配地位和不恰当地强化了国家对土地的权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土地法律不适当地忽视甚至否认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和当事人意志"。致使土地法律被定位于土地权力法"从而形成土地权利法的萎缩状态，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土地法律规范文件不下上百件从立法主体、立法内容权利义务配置规范结构到法规名称都可以看出其对行政权力的强化，而对具有私益性质的土地私法类问题则多半是一带而过语焉不详这种立法局面强化了土地管理部门的权力以及与此相关的土地管理权力意识，而对土地管理部门作为行政机关应有的服务意识没有必要的促进作用"深层次的原因是漠视土地法律关系的多元性从法律关系所指向的利益看土地法律关系分为公法性质的法律关系和私法性质的法律关系两大类具有公法性质的土地法律关系包括土地管理法律关系指的是国家对土地资源进行管理与各类土地管理之相对人所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包括宏观管理关系和具体的土地行政法律关系土地管理法律关系狭义上仅仅是指以土地为媒介在管理者与受管理者之间直接形成的管理权力义务关系但是广义上的土地管理关系还包括以土地为媒介间接形成的土地规划关系土地征用关系土地利用关系土地整治关系与土地保护关系。土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永久性资源规划利用整治和保护是国家的职能"在法律上是国家的一项行政权力。这项权力根源于国家作为政治实体的领土主权"是从国家土地管理权派生出来的管理权力土地税收行政法律关系!这是指利用土地从事商业或者类似商业的经营性行为时，依据法律规定"在土地使用者与国家税收行政机关之间所形成的专业经济关系。是同土地管理关系密切联系但又是独立的公法性质的土地法律关系，具有私法性质的土地法律关系，一般来说是由民法的物权法调整的"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类一是土地所有法律关系指土地所有者与其他一切所有者以外的主体之间就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依法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故土地所有者只能是国家和集体
2是土地使用法律关系
土地使用者因使用国家或者集体的土地而与国家或者集体经济组织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分离的法律表现和结果土地征用补偿法律关系：土地征用是政府的公共管理权，而征地补偿是对政府合法损害的一种补救"土地征用补偿是具有私法性质的土地法律关系是被征地之利益相关者的一项请求权，也是政府的一项民事义务土地征用需要详细的法律规范土地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客观存在!必定发生土地所有权转移而随着经济建设用地急剧增加，必然大量发生不同所有制的土地移转问题理论上可以有国有土地转换为集体土地!和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两种转移形式我国由于计划经济一大二公$观念和制度的影响!土地移转历来就是只有集体土地向国有土地转移的情形!而从来未发生过国有土地转换为集体土地的例子这种状况在法律上就称为土地单向转移制度。我国现行法律只认可集体土地所有权向国家土地所有权单向转移，广大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就被以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方式被征用征收!农村的土地资源日益枯竭和萎缩集体所有的土地资源，其所有权主体实质上被剥夺了对土地的支配权由于禁止土地买卖集体土地无从流转相反，只要国家具有名义上形式上的需要就可以动用国家行政权力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征用，转化为国有土地"无形中使得作为公有制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其所有权主体对土地丧失了实质意义上的支配力。
3我国土地征用存在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可推测土地征用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主要是由于公共利益的扩大化导致的征用权滥用以及对被征用人不合理的补偿。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形成于建国初期，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征地难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要求我们仔细分析当前土地征用中的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改革中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根本上存在着如下问题：滥用征用权《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也就是说，农用地征用的目的性很明确，即为了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在实际操作中，国家为了进行经济建设也可以动用征用权，将经济建设也归为公共利益的行为，广义化了公共利益的涵义，导致了土地征用权的滥用。我国征地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带有计划经济的浓重色彩，目前我国的土地征用补偿存在征用补偿范围窄，补偿标准低的现象。新土地管理法确定的农用地征用补偿范围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补偿的范围仅限于与土地有直接联系的一部分损失，残地损失和其它间接的损失没有列入补偿的范围。与补偿范围窄同时存在的问题是补偿的标准低。新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倍。土地补偿费以农地收益来计算，并没有反映农地转为非农地的预期收益，失去土地的村集体及村民受益程度低，被征用人的利益在土地征用补偿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我们在苏南的调查显示，土地征用费用仅相当于出让价格的最低。这样的补偿标准，属于市场外的产物，未得到市场的检验与认同，完全是政府行为的结果在征用过程中，不尊重农民的财产所有权，给农民很低的补偿是产生征地难的主要症结。补偿项目设置不合理，劳动力安置困难我国土地征用补偿项目设置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费是对土地所有人的投资以及土地所有权转移的一种补偿和“购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是对土地投资的一种补偿，而劳动力安置补助费的设置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实质是一种实物补偿的异化。在计划经济时代，劳动力的就业安置是确保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的有效措施。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有了较大的用工自由，土地征用安置的劳动力容易面临下岗失业的威胁。另外，劳动力安置成功与否，取决于企业的经济效益，如果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则劳动力的生活将面临困难，这与劳动力安置的初始设计目标相背
4地方政府征地与农民利益之博弈模型构建
4.1严格规定土地用权行使的范围
《土地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对公共利益范围的界定宽泛模糊，对于“公共利益”的把握基本上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使地方政府和官员有更大的可能与更多的机会以此为名来实现自身利益。为此，应完善有关法律和政策，可参照日韩等国采取列举加概括的办法严格限定“公共利益”。国家应尽快制定出详细征地目录，只有进入征地目录的用地项目才能启动征地程序。其它非公益性用地，政府不能动用征地权，可以让土地需求方与集体土地所有者进行谈判和交易，地方政府作为组织者、协调者以及监督者参与其中，国家通过税费和土地总体规划进行调控。
4.2实行土地征用协议制度
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虽然确定了“两公告一登记”的程序，但征地补偿安置主要是由市、县地方政府单方面拟定的，缺乏与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组织或者农民的沟通和协调，因而导致征地过程中时常发生冲突。实行和健全政府与被征地农民的协商机制，扩大征地行为透明度和广大农民的参与程度，将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一次博弈转变为多次博弈，可以减免政府与农民冲突的产生，达到共赢的局面。为此，可以在征地程序中增加征地协议环节，政府制定征地补偿方案前应与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组织或者农民进行沟通，并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广泛征求村民代表意见的内容，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相应保障。
4.3建立土地仲裁纠纷机构，保障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合法民主权利。
按照目前法律规定，在征地过程中发生补偿费用争议的，应有县级以上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则有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由于农地征用主体是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实际上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征地博弈中农民处于弱势地位，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渠道。因此可以将土地纠纷问题引入司法程序，建立独立于政府的仲裁机构来裁决征地纠纷和对农民进行司法救济。一方面既可以降低农民抵制政府违规征地的成本，又可以提高抵制成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相应地是对地方政府违规征地的一种“威胁
”，弱化违规征地的力。其次，经仲裁机构裁决后，对于有些农民恶意抵制的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保障征地的顺利进行。这样，有利于推动政府与农民的博弈达到理想状态可以有效的保护国家、集体、农民三者的权益。
5结语
综合上述分析，土地所有者的民事权利和利益，土地使用者的在先权利和土地上的他项权利，因为土地被征用所引起的损失或者预期的收益，应当给予及时有效和充分的补偿。不能以其他任何理由限制甚至剥夺相关各方的民事权利。不得以土地规划利用关系代替土地征用民事法律关系，掠夺被征用地之民事权利和利益。上述土地法律关系概括表明，土地法律关系区分为私法关系和公法关系，由于土地公有制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由此产生了国家对集体的土地进行征用的问题，并进而影响到被征用的土地之使用者的利益，土地法律规范确认的土地所有权单向转移制度和土地征用中忽视土地私法关系和权利保护的弊病，需要通过立法加以改进。
参考文献
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篇3
关键词：土地储备；法律制度；特点；存在问题；建议
1.土地储备制度的定义
土地储备制度，是指为实现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政府授权的土地储备机构依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通过征收、收购和置换等方式取得土地并对其合理开发整理与储存，并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供应城市各种类型的建设用地，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土地管理制度。在此，明确了储备制度的主体是政府授权的土地储备机构，目标是对土地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促进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功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2.我国土地储备法律制度的特点
（1）政策先行
由于在土地制度实施之初，地方政府大多缺乏经验，所以各地在开展土地储备时间活动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急于出台效力比较高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是政府规章，而大多则是以政府出台的政策性文件或者是行政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来作为推动土地储备运作的依据。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各地的运作都差别不大，土地储备机构的成立以及运作之初，基本上都是遵循地方政府的政策性文件，等到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之后，再以地方规章予以规范。
（2）地方立法先行
地方政府对各地土地制备制度运行以及发展的起了很大的对同作用，很多开展土地储备运作的城市，如上海、北京、重庆等都出台政府规章。相比之下，国务院以及作为土地主管部门的国土资源部，反而没有急于立法规范。国家层面的早期关于土地储备的有关规定，也只是是具体体现在有关的政策性文件中，一直到了2007年国土资源部才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了《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3.我国土地储备法律制度所存在问题
第一，在现存的土地储备法律制度上，立法滞后，缺乏立法上的支撑。在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很难找到关于土地储备的法律规范。从这我们可以看出，现行的土地储备制度体系是脆弱的、不完善的。
第二，各种规范性文件、规章之间时常会发生冲突与矛盾，缺乏统一性。由于土地储运行，是以地方政府推动为主，各地在土地储备的政策规范上存在内容上的差异是正常的。这些差异，涵盖了土地储备运作机构、土地储备范围、运作程序等各方面。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些差异不仅只体现在各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差异上，更体现在地方规范与国土资源部以及相关部门的规范性性文件之间存在着差异甚至矛盾。
第三，土地储备制度与相关法律制度规范之间的有效衔接不足。土地储备的运作，涉及一系列的程序与权力义务的调整，如立项审批、规划调整、征收动迁安置、权属变更等，但是由于现有的法律规范体系没有便利而直接的与土地储备进行衔接的渠道，从而使得实践中的土地储备处于较为尴尬的地位。
4.对于完善我国土地储备法律制度的政策与建议
第一，要立足于土地规划，以其为原则，在土地储备的运行过程中要与土地规划的要求相一致。土地规划是的含义是：政府在土地上进行各种合理用地配置的综合性活动，在土地利用中，土地规划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在编制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时，要明确指出地的用途，并且土地的使用单位和个人则应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规定的用途使用土地的，在土地储备中运行的过程中，如征收、收购等都要服从土地规划的要求，必须在服从土地规划的前提下进行。
第二.加大在土地储备方面的立法建设，建立并完善土地法律制度体系。要加快专门正对于土地储备制度方面的立法，使其能在土地储备运行的过程当中为各环节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改变土地储备制度体系脆弱、不规范的现状。
第三，要增强各种规范性文件、规章之间的协调性与统一性，尤其是要增强地方性规章、规范性文件与国土局资源部及其相关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协调与统一性。
第四，要增强土地储备制度与相关法律制度规范之间的有效衔接，改变现有法律不体系中没有便利、直接的与土地储备相衔接的渠道的现状。
第五，要改变授权方式，让法律授权代替行政授权。目前关于土地储备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现有运行的依据大都地方政府的行政规章，使得政府机关行使权力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在为数极少的关于土地储备的行政规章中，大部分都采用行政委托方式，将土地储备的行使权力授于土地储备机构。我们可以从这些土地储备机构的业务范围看出，大部分的业务都是由政府委托，其自身很少开展业务。所以只有让法律授权代替行政授权，才能解决土地储备机构行使权利的合法性问题，才能使其的作用得以真正发挥。
第六，要明确土地储备制度中的公共利益范畴，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土地储备过程当中会涉及多方的利益，所以公共利益的保护应该是土地储备机构进行土地储备的核心目的。然而“公共利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范围难以确定，因而在实践中非常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却没有对“公共利益”的范畴作出具体的解释，完全由政府自由裁量，从而使得我国各地政府为了所谓的开发而乱征用土地，造成耕地的非农化，进一步造成我国耕地数量的不断减少。所以，土地储备立法时，应该对“公共利益”的概念以及范围等相关方面在法律上作出具体的界定。（作者单位：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楼建波、张双根、金锦萍、吕飞飞主编.土地储备及土地一级开发法律制度[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
[2]楼建波等.土地储备及土地一级开发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
[3]郑兴隆.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9年
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篇4
【关键词】集体土地征收；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缺陷及完善
一、目前我国土地征收的法律概况
我国土地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农民集体所有制。那么作为土地所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土地所有权也相应分为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而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我国的土地征收也只能发生在国家和农民集体之间，因此本文所谈的土地征收不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征用。
二、当前土地征收制度的缺陷
（一）土地征收权被滥用
当前土地征收过程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与我国土地征收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和政府对土地管理的缺位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实际上公共利益的概念已被扩大到经济建设，可以说许多企业都打着“公共利益”的名义来申请用地，那么这就存在一个“公共利益”如何界定的问题。
（二）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和范围不合理
1、补偿标准和范围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
按照目前的土地征收制度，实际上是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即由农村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既然是两种所有制的转移，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的价格就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就应该由法定的土地价格评估机构来评估。而现行法律规定是按照被征用土地前3年的平均产值的6―10倍来计算的，一方面这种制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市场、土地用途、地区差异、种植条件等。另一方面按照法律规定集体土地征收是单方强制性的，被征收单位不得拒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的规定，被征收土地的农村组织和农民只有对土地补偿标准有异议的，才有权要求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
2、征地补偿范围小、标准低
从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土地征收的补偿范围一般限于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土地复垦费或耕地开垦费等。这样的补偿范围在土地市场发展的今天远远弥补不了农民失去土地的损失。因此是否能考虑一下象国外一样进一步扩大征地的补偿范围，如加拿大的土地征收补偿一般包括（1）被征收部分的补偿，必须根据土地的最高和最佳用途及当时的市场价格。（2）有害或不良影响补偿，主要针对被征收地块剩余的非征地，因建设或公共工作对剩余部分造成的损害，可能还包括对个人或经营损失及其他相关损失的补偿。（3）干扰损失补偿，被征地所有人或承租人因为不动产全部或基本征收，因混乱而造成的成本或开支补偿。（4）重新安置的困难补偿。
（三）土地征收程序不规范，缺乏民主
我国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虽然对建设用地的规划、批准及其实施方案作出了具体规定，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严重侵犯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而事实上在征收土地的过程中不但不听取意见，甚至在补偿方案未出台的情况下用地单位就将推土机开到地里。在生活中这样的事早已不是新闻。实质上不管是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或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其立法目的都是为了规范和监督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防止征收权利被滥用，在这里主要是指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的主任、组长，因为他们的民主法律意识很淡薄，有些事情不要说召开村民会议，甚至事后也不通知群众，严重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条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一个小组长甚至连上百亩的土地都敢私自出卖，完全不顾村民的利益，更不考虑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后的生计，这也是近年来土地上访案件逐渐增多的原因之一。
三、对完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从立法上明确“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的概念
我国2004年《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也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上述两部法律虽然对土地征收和征用作出了规定，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及其他有关土地征用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还未作出相应修改，立法上有点滞后，在现行土地征收、征用的操作过程中出现了法律空挡。那么什么是土地征收？什么是土地征用？实际上征收和征用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都要经过法定程序，都要依法给予补偿。不同之处在于，征收是所有权的改变，征用只是使用权的改变。
（二）尽快制定《土地征收法》
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篇5
[关键词]俄罗斯 土地法典 民法典 流通法典
在俄罗斯现行法律体系中，对土地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主要有：联邦宪法，俄联邦国际协议，总统令、政府规范性文件、联邦政府执行机构规范性文件，联邦主体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地方自治机构的规范性文件等。再加上民法典中针对土地的相关规定，作为土地法渊源的专门法律规范，调整自然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关系的法律规范以及其他法律规范等，共同构成了俄罗斯现行的土地法律调整机制。这些法律法规对转型时期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土地流通等重要事项进行了规范。1991年《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
在前苏联时期，基于现实的需要，俄罗斯苏维埃在1991年4月25日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以下简称土地法典)。该土地法典正式取消了单一的公有制，承认国家所有、私人所有、集体所有、集体股份所有等多种形式并存的土地所有制结构，使俄罗斯的土地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土地成为私人所有权的客体，所有权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占有和使用土地。该法还确定了永久使用权和可继承的终身占有等其他土地权利，使俄罗斯私人土地权利体系基本成型。不过，土地法典没有赋予私人土地权利人以处分权。土地权利人不能买卖、赠与、调换土地。
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成为国际法意义上的苏联的继承国。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实施。该宪法第八条规定：“在俄罗斯，私人的、国家的、自治地方的和其他形式的所有权得到承认，并享受同等的保护。”私人所有权第一次被排在了国家所有权前面，改变了几十年来法律对私有制的敌对态度。宪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可以以私人、国家、地方或其他所有制形式存在。”该条款突破了前苏联时期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只能属于国家所有的限制，改变了以往强调“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而代之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保护私人土地所有权的同时，为了防止对权利的滥用，宪法第三十六条还规定：“如果不损害自然环境、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公民及其联合组织有权拥有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对土地的占有、使用和处分由其所有者自由实现。”1993年宪法的颁布，为私人土地权利提供了宪法依据，成为俄罗斯现行法律体系中对土地进行规范的最重要的法律。
1995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在土地所有制从单一的公有转为包括土地私有在内的多种土地所有制并存的情况下，1995年1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在第十七章“土地所有权和他物权”中对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状况进行了确认。
首先，对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进行了规定。依据民法典对财产所有权主体的一般规定，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可以为国家、公民、法人、自治地方、各联邦主体。其次，明确了土地成为所有权的客体。如果法律未有不同的规定，土地所有权亦及于该地界内的土地表层(土壤层)和地界内水体、土地上的森林和植物。土地所有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使用该土地地表上方和地表下面的一切物，但矿产法、大气空间利用法、其他法律文件有不同规定的除外，并且以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为限。第三，明确了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占有、使用和处分在法律允许流通的限度内由其所有人自由行使，但不得对环境造成损害，也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和利益。对土地享有所有权的人，有权出售、赠予、抵押或出租土地，或者以其他方式对土地进行处分，但有关土地依法被禁止流通或者限制流通的情形除外。第四，对土地他物权予以确立。除了土地所有权外，在土地上还存在土地永久(无期限)使用权、终身继承占有权、地役权等他物权。
2001年《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
1995年的民法典虽然明确规定了土地所有权和他物权，但是根据总统令，民法典第十七章关于土地所有权和他物权的规定只有在国家杜马通过的新《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以下简称土地法典)施行之日起施行。由于在农用土地能否买卖、外国人能否购买俄国土地的问题上，始终存在一些长期争论不决的问题，一直到2001年10月，新的土地法典终于在拖延了7年之后颁布实施。
土地法典的颁布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使土地私有化的结果得到承认和维护，使土地走向市场进入流转有法可依。其次，土地法典表明了国家对土地进行监控、管理土地开发建设的立场。第三，土地法典对土地划出了严格的边界，并明确了使用要求。第四，土地法典还就保护土地和生态环境，因国家、地方政府的建设需要而终止土地权利等问题分别做了相应的规定。
2003年《农用土地流通法》
2003年1月27日正式生效的《农用土地流通法》，为农用土地的自由流通奠定了法律基础，从而使俄罗斯以土地私有化为中心内容的不可逆转。《农用土地流通法》(以下简称流通法)共4章20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确定了农用土地流通法的调整对象和农地流通的原则。流通法是调节农用土地占有、使用和支配法律关系的规范，它确定了农用土地及共有农用土地中的份地的流通和交易规则及其限制，确定国有或市有农用土地的提供条件以及将其收归国有或市有的各种条件。流通法规定了农地流通时应该遵循以下原则：保持土地的专门用途，俄联邦主体或地方自治机关在符合法律规定情况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向外国人提供农用土地应遵循流通法的特殊规定，在合法情况下，可将国有或市有农用土地有偿或无偿提供给公民和法人原则等等。
第二，确定了农用土地买卖的主体和客体。农地买卖的主体是公民、法人、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主体、市级地区。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无国籍人士以及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无国籍人士有50％以上参股份额的法人，只能以租赁权拥有农用土地。并且，无论他们是在流通法生效前还是生效后购得该农用土地或土地份额，都应在一年之内出让，否则负责对不动产产权及其交易进行国家登记的司法机关应当将此情况书面通知俄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
作为农地买卖的客体，流通法对农用土地地块的极限面积及位置都做了明确的要求。例如，农用土地地块的最小面积可由俄联邦主体依据俄联邦土地规划法的要求立法确定。如果农用土地地块的交易结果会出现面积和位置均不符合要求的新地块，则上述交易不允许进行。如果从人工灌溉的农用土地中分出的共有份地地块小于俄联邦主体依据俄联邦土地规划法而规定的改良土地所需
地块的最小面积，则上述分地不允许进行。
第三，除了买卖方式外，对于农地的租赁和继承也进行了规定。凡经国家登记的农用土地地块，包括有份额所有权的地块，均可交付租赁。一个承租人同时租赁的农用土地地块面积不受限制。农用土地地块租赁合同中可以约定，租赁的地块在租赁期满后，或者在租赁期满之前交给承租人所有，其条件是承租人支付合同中规定的全部赎金并符合流通法的特殊规定。如法律或租赁合同未作其他规定，认真履行自己义务的承租人在租赁合同期满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续签新的租赁合同的优先权。
农用土地地块租赁合同的有效期不得超过49年。凡有效期超过流通法规定的最大期限的租赁合同，均应被视为与该最大期限等同的合同。出租给公民或法人的地块，如自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已满三年，且上述土地使用情况良好，可由承租人按地块市场价格予以购买并为其所有。
第四，对于法律的适用进行了规定。由于流通法是2003年生效实施的，必然存在对其他法律如何选择适用的问题。对此，流通法规定，对于农用土地及共有农用土地中的份地的流通关系，由俄罗斯联邦宪法、土地法典、民法典、流通法、其他联邦法以及依据上述法律所通过的其他俄联邦和联邦主体法律来进行调节。俄联邦主体不得通过对农用土地流通含有补充规则和限制的法律法规。在按照专门用途和土地保护要求使用农用土地时，如发生流通法调节范围之外的关系，则适用其他联邦法律规定的标准。
从农用土地中提供给公民建造个人住房、车库，进行个人副业和乡间别墅、畜牧、果菜园等作业的土地，以及建筑物所占土地的流通由《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加以调节，不受流通法的调节。对于在流通法生效前签订的份地租赁合同，应在流通法生效之日起两年内与俄联邦民法典、流通法的相关规则取得一致。否则上述租赁合同应适用财产委托管理合同的规则。
土地流通法的颁布结束了俄罗斯社会十余年来关于农用土地自由流通方面的激烈争吵，也为俄罗斯建立一个健康、有效的土地流通市场，实现俄罗斯和社会转型的既定目标提供了法律基础，并使俄罗斯农业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根本改变长期落后的局面成为可能。(作者单位：贵阳学院法律系)
注释
①②黄道秀，李永军，鄢一美：《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二百六十一条、第二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条。
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篇6
[关键词]陇南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限制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4）01-163-2
陇南山区位于甘肃南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平均海拔1000米。土地面积2.7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8.67%。全市土地分为三个地貌类型区：一是东部浅中切割浅山丘陵盆地地貌区；二是南部中深切割中高山地貌区；三是北部全切割中高山地貌区。该地区属于秦岭山地，坡度较大，坡度超过25°的土地占总土地面积的55.86%，90.17%为坡地。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家庭为单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体制建立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当地的农业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在承包经营权利的保护与限制方面，应当不断的调整平衡点，适应农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一、陇南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现的问题分析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法律意识淡薄。据实地调研发现，该地区大部分村民搞不清自己所耕种的土地所有权归谁，在被调查的80名村民中，23人认为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自己的，占比28.75%。35人认为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占比43.75%。而只有22人认为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占比27.5%。说明村民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法律知识掌握甚少，法律意识淡薄。
（二）土地弃耕、抛荒现象严重，但相应的政策法规未能跟进执行。该地区坡陡土薄，农业生产的效益低下。当地农民通过比较利益分析，大部分选择外出务工，不愿意在家耕种土地，弃耕、抛荒现象严重。特别是土壤肥力差、交通不便的山坡地，抛荒现象甚为严重。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的有关规定：“承包人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发包人有权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但是，当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并没有严格依照相应的政策法规跟进执行。
（三）承包方不遵守法定的义务，随意改变土地的用途。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17条规定，承包方应当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但是，该地区的农村土地在承包经营期间，私自建住房、厂房的现象非常普遍，严重影响了农村承包土地的农业用途，给土地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当地农民的封建愚昧思想依然存在，为了寻求更好的“风水”，许多农民将自己承包的肥沃土地埋葬老人，作为自家永久性的坟地，给土地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害，农村承包经营家庭的权利无限扩大，侵害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
（四）个别家庭占有的山林、山坡未经依法登记，未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书。该地区个别家庭经营着成片的山林、山坡，在树木的维护、植被的保护方面做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据调查了解，这些山林、山坡大部分属于继承“祖业”，解放前就一直由其祖宗经营管理，这些农户自始至终的认为自己拥有山林、山坡的所有权，并不清楚自己经营管理的山林、山坡的物权法律关系。这些山林、山坡未经依法登记，未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书。部分山林、山坡的经营者持有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承包契约，当地人称为“文约”；但还有部分经营者没有任何相关产权的证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61条明确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按照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承包，未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应当补发证书。”但有关的执法部门并没有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依法登记，要求这些林地、坡地的承包经营户办理使用权证书。
（五）农村土地承包家庭成员的数量不断变动，但承包的土地面积没有相应的调整。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26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三款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但是从陇南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的现状来看，举家迁入城市的农民，并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将承包的土地交回发包方，有的无偿借给亲戚朋友耕种，有的出租给他人耕种，每年收取一定的租金或粮食。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以来，该地区几乎所有的家庭成员数量都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一度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通过婚姻、出生、死亡等事件引起的农村家庭成员的变动，不能与相对静止的家庭承包土地面积相协调，造成了土地多的家庭用不完，土地少的家庭极度不够用的现象，严重影响了该地区农村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近几年来，由于该地区农业种植的效益低下，外出务工的村民越来越多，这一问题才得到初步的缓解。
（六）村民自发开垦的土地，没有依法进行确权登记。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随着农业人口的增加，该地区开垦的土地数量急速增加，甚至连不具备生产能力的陡坡陡峭，都被开垦出来。近年来由于在家务农和外出打工比较效益的衡量下，这些陡坡陡峭已经弃耕，但开垦的痕迹依然存在。对于新增的农村开垦土地，该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没有做过统计，相关的行政执法部门也没有依法进行确权登记。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路径
（一）加强村民关于三农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首先加强农村法制教育，利用开会、布置工作、党团活动等时机，组织村“两委”干部、党员、村民小组长学习三农法律知识；组织送法上门，分发宣传资料；利用高音喇叭、村部宣传栏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等形式向村民宣传三农法律法规；邀请法学专家、法律实务的工作者给村干部和小学生上法制课等；普遍开展“学生带法回家”活动等途径加强村民关于三农法律知识的学习。农村的图书室是农村的重要文化设施，也是农民学法的好场所。农村图书室应有一定数量的法律藏书，特别是涉及三农的法律书籍。订阅一些法制报刊，建立定期开放和图书借阅制度，配备负责任的图书管理员，为农民学法提供服务，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
（二）规范农业行政执法的程序，培育农业农村执法的良好环境。近年来，我国制定出台了比较完善的涉农法律法规，内容涵盖农业、农村、农民的各个方面。但从陇南山区的执法现实来看，并没有将这些法律落到实处，严重制约了该地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分析这些涉农法律没有严格执行的原因发现，相关的行政执法人员文化素质较低，法律知识欠缺，是其重要的原因。因此，提高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理论修养，强化法律知识学习，尤其是三农法律法规，是规范农业行政执法程序的关键因素。其次，建立健全规范的农业执法机制，为农业农村的依法行政提供科学的制度保障。再次，必须重视法律大环境的培养，坚定不移的树立起依法治农观念，培育农业农村执法的良好环境。
（三）建立健全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营制度。为了深入贯彻《物权法》的“公示公信”原则，关于农村家庭承租零散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当制定规范、统一的审批程序和许可书，通过农业行政执法的程序规范充分保护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利，同时达到限制公权力滥用的作用。完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营制度，对于陇南山区来说，意义非常重大。这样可以调动该地区农民维护生态植被的积极性，为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完善农地法律法规，形成农村家庭人口数量的变化与土地面积的变动协调发展的机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26、27、28、29、30、31条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家庭人口的数量变化后，关于承包土地的调整情况。从该法对农村家庭人口数量的变化与土地面积的变动作用来看，该法关于承包土地的调整不够科学合理，土地面积的变动调整远远不能适应农村家庭人口数量的变化，再加之该法的实际执行力不足，导致人口数量与土地失衡现象严重。因此，完善农村土地法律法规，鼓励地方出台更加科学合理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形成农村家庭人口数量的变化与土地面积的变动协调发展的机制，是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必然路径。
（五）通过土地整治，依据法律制定新增减土地的确权登记制度。在陇南山区可以明显看到，许多土地是土地承包到户后，村民自发开垦的荒山荒坡。据了解，这些新增土地至今没有进行统计与确权登记，该地区农村土地的规划都是在原来土地承包到户时的统计数据为依据的，没有全面规整增加耕地的绝对量与相对量。为了彻底的从法律的意义上保护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农村家庭的承包经营权，通过土地整治，依据法律制定新增减土地的确权登记制度。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限制措施
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篇7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显著，加强土地的法治化管理。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已成为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为了规范土地的利用与管理，我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土地管理法律法规。1986年颁行的《土地管理法》，对于规范我国的土地利用行为，加强土地利用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构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土地管理法律体系的核心。1988年和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两次对《土地管理法》进行了重大修改。1994年、2002年、2007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相继颁行。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律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自《土地管理法》颁行以来，土地管理相关配套法规建设也得到了不断加强，国土资源部先后制定和公布了30多项部门规章，各省(区、市)也先后出台了近150项土地登记、土地规划、土地市场建设、土地执法监察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
尽管我国政府在建立和完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体系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当前我国土地违法的问题仍然严重，耕地保护形势依然严峻，笔者认为这与我国政府官员在土地法治方面受“立法完善主义”的影响有关。从我国土地管理相关法律的立法实践来看。以“立法完善主义”为中心的法律完备化努力，已成为推进我国土地利用法治工作的重要取向。由于我国司法体系秉承大陆法系的传统，其一贯的立法理念是把所有能想到的问题，尽可能详细地用条文的方式写入法律，这种基于推理方式写成的法律条文之间必须保持逻辑上一致，没有冲突，还要保证法律条文足够详细，以便法官在审判案件时能够根据条文推演出判决结果。但问题是。这种基于对人类理性最大化信任而制定出的法律是否真的完备?过分看重由立法者按照逻辑推理制定出的详尽法律，而忽视执法者在实践中对法律进行修正和完善的能力，是否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出现实之需?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完善我国的土地管理法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基于不完备法律理论的视角。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并结合理论分析提出完善我国土地管理法治的政策建议。
二、不完备法律理论的基本思想及改进建议
不完备法律理论(hlcomplerelawtheory)是由卡塔琳娜·皮斯托(katharlnapistor)和许成钢于本世纪初合作提出，该理论提出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不完备法律理论从提出至今历经了还不到十年时间，其理论体系尚有不少可资发展和完善的地方，加之该理论初始研究对象是欧美证券市场监管问题，在解读中国土地管理法治时有必要进行适当地修正和补充，以使其在解释和分析中国土地管理法治问题时具有更强的针对性与说服力。下文将结合土地管理法治实践。对不完备法律理论的基本思想进行简要梳理，并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一)不完备法律的内涵
所谓完备的法律指的是，面对任何一个案件，任何一个法官甚至是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能按照法律明确无误、没有偏差地推断出什么是犯法。以及犯法可能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否则法律就是不完备的。不完备法律理论认为：既然法律通常被设计为要长期适用于大量的对象，并且要涵盖大量迥然不同的案件，那么它必然是不完备的。
(二)不完备法律的分类
不完备法律理论将不完备法律分为两种类型。第1类不完备法律，即法律没有对特定行为进行界定或仅列举了少数行为，使得对行为结果的限定过于宽泛。第ⅱ类不完备法律，即法律虽明确了应予制止的行为，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原有法律规定已不能涵盖所有相关行为。笔者认为根据不完备法律的定义，上述分类方法并没有涵盖不完备法律的全部情形。为了全面反映不完备法律的内涵，更为科学地区分各类不完备法律，建议对分类方法作如下改进：(1)第1类不完备法律在保留原有内涵的基础上增加“法律对于执法人员的执法手段和执法权限规定不明确，导致执法人员面对违法行为无法采取法定手段予以制止和处罚”的内容；(2)第ⅱ类不完备法律的内涵保持不变；(3)新增第ⅲ类不完备法律，即不同法律对于某一行为给出了互相矛盾的规定，导致发生法律纠纷时，当事各方均引用有利于己方的法律规定，使执法者难以确定纠纷应适用法律的情形。在土地管理的司法实践中，第ⅲ类不完备法律引发的纠纷为数不少。
(三)剩余立法权与执法权的分配
不完备法律理论认为当法律不完备时，法律的阻吓效果会被削弱，而法院天生就被设计成被动执法者和主要的事后立法者，如果没有人就违法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就无法采取行动制止违法行为并处罚违法者。因此仅靠法院执法难免会导致执法不足。由于监管者在事前和事后都能创设及执行法律，因此引入监管机构主动执法可以改进法院事后被动执法的不足。有效提高执法效率。较之立法者，监管者能更灵活地行使剩余立法权，他们不必通过冗长的立法过程，却可以在其立法权限内，以简单程序改写及变更法律。至于在什么情况下应引入监管者主动执法，不完备法律理论提出了两个标准，即标准化以及预期损害的程度(外部性)。所谓标准化是指一种能力，即以合理成本对损害行为及结果进行描述，以便监管者能有效行使主动式执法权的能力。不完备法律理论认为，只有当行为能够被标准化，而且这些行为可能产生极大的损害和负外部性，使得被动执法无法对受害者进行充分救济时，监管者主动执法才是必要的。由此可见，立法者在引入监管者主动执法也是有条件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监管者主动执法所发生的成本不应超过违法行为对公共利益带来的损害，也就是说监管者主动执法不应降低社会福利。
三、我国土地管理法律制度不完备的具体表现
(一)第1类不完备法律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有关土地违法的处理方式的规定比较模糊，直接导致了土地管理部门在执法时缺乏具体法律依据，使执法效力大打折扣。例如：《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三条规定：“依照本法规定，责令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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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或者个人必须立即停止施工，自行拆除；对继续施工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有权制止”。上述法律条文中“有权制止”的规定太过空泛，既没有规定执法权力的具体范围，也没有说明可以实施的执法手段。1991年颁行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六条原本作出了“对继续施工的，做出了处罚决定的机关有权对继续施工的设备、建筑材料予以查封”的具体规定，但1999年该条例修订时，却删去了此条规定，人为地造成了法律的不完备，导致了“有权制止”土地违法行为的土地行政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实施的执法行为，反倒可能成了违法侵权。据媒体报道。某省为了督促土地管理部门执法。居然建立了“案件查处目标考核责任制”，对各个地级市每年办结的拆迁案件数量、判刑人数、处分违法干部人数均作出了具体要求，甚至连各个行政级别应处理的人数都做了量化规定。这种荒诞的责任制的出台，说明由法律不完备而引发的我国土地管理部门执法难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二)第ⅱ类不完备法律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自1998年修改颁行至今已有十一个年头(其间于2004年进行了小幅适宪性修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土地管理法》的一些条款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例如：《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这种以农用地平均年产值为基数再乘以倍数的补偿费计算方法。基本上是1953年《政务院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的延续。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地方政府在征用集体农用地时。除了支付货币补偿之外，还需安排失地农民的生活出路。也就是说当时政府对于失地农民的补偿实际上包含了货币补偿和社会保障补偿两部分。而在现行市场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征地时往往只履行法律规定的货币补偿义务，而对于《土地管理法》没有明确规定的社会保障补偿则不再提供。失地农民在无法获取社会保障补偿的情况下。即使得到法定上限的货币补偿，也难以维持失地后的生计。事实上，在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农民因土地被征。失去生活来源而返贫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行《土地管理法》的有关征地补偿条款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对于被征地农民显失公平。
(三)第ⅲ类不完备法律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间一些相互矛盾规定，很容易引发法律纠纷。例如：我国的《土地管理法》与《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农村土地发包主体的规定就不尽一致。对于“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以下简称村内集体土地)，《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的经营管理主体，即拥有发包权的主体为“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对于“村内集体土地”除了规定可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外，还规定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与《土地管理法》相比，有权发包村内集体土地的主体增加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假如村民委员会与村民小组对同一宗村内集体土地作出了不同的发包决定，究竟应该适用哪一个法律呢?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角度来看，《土地管理法》应是基本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级别、效力应在《土地管理法》之下；从农村土地承包的角度来看，《农村土地承包法》是特别法，而《土地管理法》是一般法，特别法优先适用于一般法。因此，司法部门在面对此类纠纷时也难以确定适用法律。实践中，由于《土地管理法》与《农村土地承包法》在农村土地承包发包主体上的相互矛盾的规定，已导致一些农村土地承包的法律纠纷的产生。
四、法律不完备背景下土地管理法治的完善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土地管理法治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土地管理法律不完备有关。受“立法完善主义影响”，我国各级政府长期以来在修补法律漏洞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但是法律不完备的问题仍然是困扰土地管理工作的重要问题。不完备法律理论指出：无论立法者如何努力都不可能设计出完备的法律，而且法律不可能在整个社会层面最有效地威慑各种有害行为。因此要完善我国土地管理法治，在努力减少土地管理法律不完备程度的同时。还应在综合考量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向履行监管者职责的国家土地督察，分配剩余立法权和执法权。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治的实际情况，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赋予国家土地督察剩余立法权与执法权
不完备法律理论提出的向监管者分配剩余立法权和执法权的两个标准中，具有标准化能力是必要条件，而预期损害程度足够大则是充分条件，只有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监管者才存在获得权力分配的空间。从土地管理的实践来看，当前我国从省到市、县、乡镇都已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进行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或修编。在土地利用执法中，要判断某项土地利用行为是否违法。只需将航拍图片或卫星图片与土地利用规划图纸进行比对，即可作出初步认定。因此，对违法利用土地的行为作出标准化描述不难实现。而土地违法会严重损害公共利益早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些损害包括：削弱了国家利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能力；破坏生态环境，威胁国家粮食安全；侵害土地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激化社会矛盾等。因此，在土地管理中引入监管者进行主动执法具备理论上的必要性。
事实上，我国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地方政府土地利用行为的监管。已于2006年正式建立了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建立三年以来，在保护耕地，遏制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的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中央政府赋予国家土地督察的权力明显偏少。仅包括：调查权、审核权、纠正权和建议权。从不完备法律的角度来看。国家土地督察机构实际上已经承担起了监管者主动执法的责任，却没有被赋予主动执法者有效开展监管所必需的剩余立法权和执法权。因此，在监管工作中，国家土地督察难以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进行有效遏制。为了提高国家土地督察的执法效率，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应该明确赋予国家土地督察剩余立法权和执法权，即中央政府应授权国家土地督察机构发挥一线监管的信息优势，对督察工作中发现的土地管理法律的不完备之处，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及时作出解释或补充说明，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土地法律不完备程度：同时国家土地督察应拥有对土地违法行为的行政否决权和对土地违法责任人的人事弹劾权。
(二)改革我国土地执法监察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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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土地执法监察工作面临很大困难，具体表现为：对发现的违法行为难制止：对违法行为的处罚难落实；对土地违法的责任人难制裁。笔者认为造成土地执法监察工作陷入困境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国土地执法监察的法律规定不够具体明确。前文在论述土地管理第1类不完备法律时已对此作出了说明；二是我国土地执法监察工作经常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扰。在强调地方局部利益的“发展观”和“政绩观”的影响下，不少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地方gdp快速增长，大力招商引资，甚至不惜违法使用土地，同时又要求土地管理部门“积极配合”。不能拖地方经济发展的后腿。尽管2004年国家实行了省以下土地管理部门垂直管理改革，但改革仅上收了土地管理部门的人事权。其财权和物权仍归当地政府管理，因此地方土地管理部门一般不愿得罪当地政府，其下辖的执法监察机构自然也难以制止当地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
为了解决土地执法监察工作受到地方保护主义掣肘的问题。笔者建议将土地执法监察机构划归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机构主管。土地执法监察机构的行政隶属关系的调整，有两方面积极意义：一方面，能帮助土地执法监察部门摆脱地方政府的干扰，为其创造公正执法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能够使国家土地督察机构拥有自己管理的执法队伍，使其面对土地违法行为能够迅速展开执法行动，有效履行监管者的职责。同时。建议全国人大在修订《土地管理法》时，赋予土地执法监察机构一定范围的强制执法权。并对土地执法监察机构查处土地违法行为方式、方法作出明确规定，以确保土地执法监察机构在制止土地违法行为时有法可依。
(三)大力完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篇8
众所周知，出让土地改变用途的行政许可是行政主体依据相对人的申请，依法准许土地使用者改变原土地用途的行政行为。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行政许可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对出让土地改变用途行政许可的法律法规不是没有，而是很多。问题正是由于规定过多，才使这些法律法规之间相互冲突、竞合，造成改变出让土地用途的行政许可无法适格。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出让土地改变用途的行政许可主体的规定不一致。《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的，应当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的约定或者土地使用权划拨批准文件的规定使用土地；确需改变该幅土地建设用途的，应当经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其中，在城市规划区内改变土地用途的，在报批前，应当先经有关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从行政法学的具体精神来理解上述规定，出让土地改变用途的应属于行为许可，以行政许可主体之间关系作为标准来分类的话，出让土地改变用途的行政许可应是条件许可。条件许可的主体是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规划主管部门先行审查批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七条规定：“土地使用者需要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必须取得出让方和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应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即国务院第55号令）第十八条规定：“土地使用者需要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的，应当征得出让方同意并经土地管理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批准，依照本章的有关规定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办理登记。”从这两条规定可以看出，虽然出让土地改变用途的行政许可仍规定为行为许可，但行政许可的主体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规划主管部门，属于共同许可。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务院第55号令关于行政许可主体的规定是不一致的。如果理解为改变房地产开发用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行政许可决定适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其他的改变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行政许可决定适用《土地管理法》，也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七条没有除外条款，没有明确规定改变房地产开发用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行政许可不适用于《土地管理法》，只适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也就是说，改变房地产开发用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行政许可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部门，这显然同《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相矛盾，也同国家依法管理的基本原则相违背。事实上，改变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行为是合同的变更，都应该适用相同的法律规范，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由于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执法部门和管理相对人无法适从。
二是对出让土地改变用途的许可方式不一致。按照《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务院第55号令、《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号文件）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无论是协议出让的土地，还是招拍挂出让的土地，只要改变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行政许可的方式都是实行审批制。
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2003]70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则与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不同。[2003]70号文件规定：“协议出让的土地改变为经营性用地的，必须先经城市规划部门同意，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如果将这一规定理解为仅适用于开发区的协议出让的土地改变为经营性用地的管理，其他用地仍适用国土资源部21号令或国务院令第55号等法律法规是不恰当的，这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的原则。
事实上，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受让方改变用途，属于合同的重大变更，实质是原出让合同的变更或解除，出让方既可以有权同受让人签订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也可以按照[2003]70号文件，重新招标、招标、挂牌出让。笔者认为，[2003]70号文件虽是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印发的，但该文件是经国务院同意的，按照《国务院行政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2003]70号文件，其效力同国务院其他文件是一致的。所以，按照新文件优于旧文件的原则，对协议出让的土地或招拍挂出让的土地，凡改变用途的，应主要采用重新公开招拍挂出让行政许可决定方式，这既是贯彻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需要，也是防止土地资产流失的必然选择，更是《行政许可法》的要求。2004年7月1日施行的《行政许可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实施本法第十二条第二项所列事项的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决定。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虽然《行政许可法》的这两条规定同《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以及国务院令第55号的有关规定不一致，但按照专门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对出让土地改变用地变行政审批许可为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是唯一选择。
现实中，法律法规之间冲突、不一致的状况，引发的问题往往是很严重的，造成实际部门的工作被动，具体操作无法适从，不利于依法行政。同时也影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利于经营性用地招拍挂出让制度的推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完善出让土地改变用途的管理。总的思路应是完善法制，理顺关系，健全机制，规范管理，具体地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完善出让土地改变用途行政许可的法律法规。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解决这些法律法规关于出让土地改变用途行政许可有关规定相互竞合的问题。同时，按照《行政许可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在上述法律法规中应增加关于出让土地改变用途必须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行政机关违反本规定，不符合招标、拍卖、挂牌出让许可方式，其审批行为一律无效。从而彻底解决法律法规互相竞合的问题，为从根本上消除权力寻租、规避土地招拍挂提供法律保障。
第二，理顺部门关系。出让后的土地的开发利用管理，主要涉及到规划许可、建设施工许可，房屋权属管理。而这些职能大都属于规划、建设、房产等部门，如果没有这些部门的严格依法把关、密切配合，单靠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监管，是管不住、管不好的。所以，必须在城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行信息共享、联合会审等制度，加强部门的协同配合，共同把关。应强化制度约束，全面实行严格的部门责任追究制，对执法不严，违反规定为改变出让土地用途的行为大开方便之门的，一律追究当事人和部门负责人的责任。
第三，完善内部规范，强化执法监管。出让土地改变用途的情况是复杂多样的，既有使用者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申请改变用途的，也有因政府原因改变用途的，同时还有改变用途的面积以及用地性质的区别。为了规范管理，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细化工作内容和规程。笔者认为，凡改为经营性用地，并且面积占全部出让土地面积30%以上的，行政许可应明确必须通过招拍挂出让方式进行；除此之外的，可进行行政审批决定许可。
对行政审批决定许可的，其补交土地差价的计算方法应按规定进行，即：应补交的土地出让金=变更土地用途的建筑面积×（调整后土地用途市场价格的楼面地价-原土地用途市场价格的楼面地价）。补交土地差价的基准期日为调整后的详细规划批准日期，土地使用期限不变。市场价格的楼面地价以土地评估价格作为参考依据，按土地所在地同一地价评价区内，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土地的最高价格进行测算。土地所在地同一地价评价区内没有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土地的，市场价格的楼面地价应以市场比较法为主进行评估测算。
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篇9
关键词：土地征用；紧急需要；土地征用权限；土地征用程序：土地征用补偿
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而发生的土地征用在实践中大量存在，因而《物权法》第44条规定：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并给予补偿可以征用私人(包括单位与个人，下同)的土地。这是一条比较原则的规定。什么是“紧急需要”和“土地征用”，其他法律如何规定政府征用土地的权限和程序、如何规定土地补偿等问题，都还没有深入的理论研究。这增加了紧急情况下政府征用土地的操作难度，也必然影响土地财产权利人的利益。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概念辨析
要理解“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概念，有必要先理解“土地征用”的一般法律含义。在我国，以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为界限，“土地征用”的一般法律含义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之前，关于“土地征用”，通常的理解是：“在我国，指按照规定将集体所有的土地收归国家使用。征用土地时，用地单位应向土地所有单位支付土地补偿费。征用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用地单位只有使用权。”相关的法律表述见之于2004年修改之前的《宪法》、《土地管理法》等多部法律之中。这一时期的土地征用概念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我国法律没有区分土地征收与土地征用两种不同情形，而是统称“土地征用”。相关法律表述中基本上只有关于土地征用的条款，而没有关于土地征收的条款。二是我国民事基本法上没有规定土地征用，土地征用仅出现在《宪法》、《土地管理法》等公法性质的法律文件之中，土地征用法律关系表现出极强的公法性质。
2004年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土地征用概念回复其本来的含义。首先，土地征用概念中已不再包含土地征收的含义。2004年宪法修正案区分了“土地征用”与“土地征收”，明确了土地征用只是土地使用权的改变，而土地征收主要是土地所有权的改变。2007年《物权法》通过之后，其第42条与第44条的规定将土地征用与土地征收两个概念在法律表述上彻底区别开来。即土地征用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权限与程序，强制性地改变私人土地使用权并给予补偿的行为，而土地征收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权限与程序，强制性地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收归国家所有并给予补偿的行为。其次，《物权法》第44条对土地征用的规定使土地征用法律规范第一次具有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其昭示的保护私人土地权利的意义十分重大。从物权法的角度看，土地征用涉及的是私人土地权利的变动，必须得有合理的理由，以及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权限与程序，并给予公正的补偿才行，其制度实质在于限制国家的权力以保护私人的土地财产权。
一般认为，土地征用只能在紧急情况下发生，土地征用不能用于平时目的。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事实上，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只是土地征用的一种主要而并非唯一的形态。土地征用包括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与正常情况下的土地征用两种情形。《物权法》第44条、《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7条所规定的是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而《土地管理法》第57条所规定的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下的土地征用，则属于正常情况下的土地征用。紧急情况下可能发生土地征用，但土地征用并不仅仅发生在紧急情况下。从逻辑上讲，《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用土地，这里的公共利益需要也并非仅仅是指紧急情况需要，而应该还包括非紧急情况下的公共利益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物权法》第44条仅规定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而没有规定正常情况下的土地征用，这是物权立法不周延的表现。紧急情况下的土地征用与正常情况下的土地征用在土地征用目的、条件与程序、补偿等方面均有重大的不同。比较而言，在紧急情况下，政府在行使土地征用权时不必恪守一些在正常情况下必须适用的程序性限制。但也正因为此，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对土地权利人的影响也更为剧烈。事实上，在紧急情况下，政府借口行政效率往往更容易侵害土地权利人。《物权法》第44条原则性的规定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这是私人土地权利保护的重要一步，但更为关键的是《物权法》司法解释及相关立法应该明确紧急需要的含义，土地征用的权限与程序以及土地征用补偿等更为具体的问题。
二、关于“紧急需要”的理解
何谓“紧急需要”呢?《物权法》第44条只列举了“抢险”、“救灾”两种紧急需要，并没有明确界定“紧急需要”的含义，这给“紧急需要”的理解带来了困难。
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篇10
与土地管理法律不衔接。现行土地管理法律对使用土地、土地登记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土地调查是查清土地资源和利用状况的基础和必要手段，海域使用权证书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如果没有经过土地调查，就无法准确确定填海形成土地的面积和四至范围。填海后形成的土地就是现有土地的一部分，需要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确定其地类，需要明确其用途。利用填海形成的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如何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统筹安排，需要慎重。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时，需要土地主管部门审查，提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报告；供地方案经批准后，需要市，县人民政府向建设单位颁发建设用地批准书，使用国有土地的，需要签订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或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等等。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法定程序没有履行，决定了海域使用权证书难以直接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说明了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与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存在明显的脱节。更何况，海域使用权证书与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取得要件，取得方式明显不同，《海域使用证》与《国有土地使用证》证书本身载明的事项有很大的差异性，这也决定了两证无法简单换发。
与《物权法》没有衔接。《物权法》第137条规定：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填海造地主要是为了将土地用于工业、房地产开发等项目，依法应当以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开竞争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如果将海域使用权证书直接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实际上绕开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有关规定，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也就无从谈起。这不仅不利于优化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而且也明显违反了不动产物权取得原则，引致土地管理的混乱，对原海域使用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十分不利，如转让、抵押土地使用权和处置地上建筑物就缺乏依据了。
与《城乡规划法》没有衔接。城乡规划法第38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出让地块的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等规划条件，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才能领取用地规划许可证。第39条规定：规划条件未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对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批准用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撤销有关批准文件。
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取得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必经程序，是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前提，根据城乡规划法规定，没有明确规划条件是不能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能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不能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也就是不能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海域使用管理法第32条第2款直接规定海域使用权证书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的简易程序，既没有规定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方式，也没有规定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应有的要件和程序，与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完全割裂，省略、模糊了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依法应当具备的要件和必经的程序，造成人们对相关法律条文的理解存在差异，同时还使换发证书工作处于被动状态。
在海域使用权证书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问题上，除了要明确换发要件、程序和适用的法律法规外，还要梳理一些看法，澄清一些认识：
依法管理不是附加条件。有人认为，海域使用管理法第32条第2款规定非常明确，依法应当直接换发，如果附加各种前提条件，不仅违反海域使用管理法，也违反《行政许可法》关于行政许可设定的原则，属于增设行政许可行为。
应当看到，按照土地、规划等法律操作，并非附加条件，而是日常管理的需要。之所以出现问题，实质是海域使用管理法第32条第2款的规定没有保持好与其他法律之间的相互衔接，导致实际工作中相关事项无法操作。从上面相关法律的规定看就可以知道，海域使用权证书直接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不仅不符合土地管理法律、物权法、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在实际工作中也无法实施。
新增加的土地也要依法办理。有人认为，填海形成的土地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通过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成为国有土地的，这种土地是新增加的，是新出现的问题，既然是新增加的土地，就不能利用已有土地管理的模式进行调整。我们认为。通过填海造地，已经使海域改变了自然属性，成为土地的组成部分。既是土地，就要按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