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篇1
一、农村建设用地法律规定的现状
农村建设用地的范围包括村民住宅用地、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设施用地（如道路、公园、广场、活动室、敬老院、乡镇或村办学校、村自治组织办公房用地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的企业用地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其他企业投资入股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设施用地作为公共产品以及农村社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不允许个人占有和使用，而由全体村民共同享有所有权，共同占有和使用，除非改变土地用途，否则是不存在流转的问题的。村民的住宅连同宅基地的使用权按目前有关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只能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转让，而不能转让给本村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他人，同时受人均宅基地使用面积和人均居住面积的限制，这主要是出于公平和节约、保护农村土地尤其是耕地的考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的企业用地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其他企业投资入股的土地使用权，只有在企业解散或破产的情况下才能依法流转。而农村其他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唯一途径是先由国家征收，再由国家进行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而国家征收农村土地，也就改变了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即由农村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因此，按我国目前法律法规的规定，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是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的，农村建设用地不能直接进入土地使用权市场交易和流通。
二、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缺陷
对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严格限制，形成了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在使用权流转上的不同待遇。而由国家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再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做法，实际上使国家成为农村建设用地的唯一买方主体和国有土地使用权一级市场上的唯一卖方主体，垄断了整个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国家对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的垄断，自然有其有利的一面，可以有效地控制建设用地的供给，有效地调控房地产市场、稳定地价，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国家作为农村建设用地的唯一买方主体，不可避免地在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征收时会压低补偿费的标准，而又以高价再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从中获取高额的差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已成为各地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各地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积极地对外招商引资，向投资商提供廉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甚至无偿或以象征性的价格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已成为地方政府对外招商引资中的主要优惠措施。反过来，地方政府又以低廉的价格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严重地侵害了农民的利益，这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不争事实。而国有土地的存量是有限的，其唯一的增量来源即是农村土地的征收。
按我国目前法律的规定，征收农村土地的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三笔费用。土地补偿费为被征收土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6到10倍，安置补助费为前三年平均产值的4到6倍，青苗补偿费按实际损失估价补偿。可以说，这样的补偿标准是很低的。土地的价值不能以其作为农业用地的年平均产值作为衡量的标准，在我国农业用地的年平均产值本身就是很低的。国家对农村土地征收后再出让，通常总是进行商业开发（当然也有一部分用于公益目的），即农业用地转变为商业用地，所以只有对被征收农村土地按其商业开发的价值进行衡量并对农民进行补偿才是合理的。
并且，我国法律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规定的是一个补偿幅度，具体补偿的标准由地方政府在对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时决定。虽然实践中地方政府在对征地补偿的确定上，要考虑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代表大会的意见，被征地农民认为补偿标准过低的，法律还提供了一定的救济途径，但地方政府往往会利用自己的权力优势，压低征地补偿的标准。甚至有的地方政府还拖欠对农民的补偿费，有的在完成征地的手续和支付征地补偿费之前就先行将土地使用权出让，而要求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直接对农民进行补偿，以致造成地方政府和建设单位在对农民补偿问题上的相互推诿和扯皮现象，农民的合法权益更得不到保障。实践中建设单位强占农民的土地，以致引发被征地农民与地方政府及建设单位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还有，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征收时，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支付对象是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的全体农民共同享有，而对农地承包经营权人支付的仅是青苗补偿费。对承包经营期远未届满的农地承包人来说，仅补偿其青苗补偿费是极不公平的，青苗补偿费的支付，仅考虑了农地承包人的现实损失，而未考虑以后承包期内的可得利益的损失，这部分损失农地承包人也往往无法从作为发包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那里得到补偿，发包人通常会以土地被征收、承包合同只能终止为由，拒绝承担任何补偿责任。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土地是其重要的生产资料，农业生产劳动是其主要的生活来源，丧失了土地，丧失了农地承包经营权，只得到很低的青苗补偿费的支付，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稳定的生活保障。
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农村土地征收制度，不利于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全体农民以及农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同时，在这样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下，由于国家垄断了整个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市场，根本没有市场机制的存在和活动空间，土地资源的配置难谓有效。这些问题并不是靠提高对农村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所能够解决和奏效的，关键在于打破地方政府对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的垄断，形成多元化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供给和需求主体，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统一完善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使农村集体土地能直接进入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交易和流转，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三、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笔者认为，应改革我国的农村土地征收制度，严格控制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适用范围，重新界定征地的客体。国家征收的农村土地只能用于公益目的，而不能用于商业性开发，即只有出于公益目的需要使用农村集体土地的，国家对该土地才能进行征收。所有用于商业用途需要的土地，都应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建设用地使用人直接协商后以一定的价格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同时应允许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转让，从而使农村集体土地获得与国有土地同样的待遇。
国家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中，不应有任何的盈利，国家对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并改变其性质为国有土地后，只能无偿划拔给建设单位用于公益目的的使用。是否为“公益目的”，不能仅以土地的用途来认定，而应考虑使用土地的目的，即用于公共使用的目的或以直接或间接促进全社会成员的福利为目的，且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并未考虑从该土地的使用中盈利，也无法从中盈利，才能认定为“公益目的”。梁慧星在其主编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中，对公益作出了列举式的解释：“所谓公共利益，指公共道路交通、公共卫生、灾害防治、科学及文化教育事业、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公共水源及引水排水用地区域的保护、森林保护事业，以及国家法律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目的，应仅在于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并且，国家出于公益目的在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征收时，应对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原土地使用权人进行充分的、合理的补偿，补偿的标准应大体上等同于对该土地进行商业开发而出让土地使用权时可以获得的价款，即对被征收土地应按其商业价值进行评估并补偿。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个人利益应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应服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其实，在民主和法治社会，所有的利益主体应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所有的合法权益都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没有理由为使多数人获得或实现其利益而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对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并改变其性质为国有土地用于公益目的后，扩大了实际和可能使用该土地并受益的人的范围，从而产生了社会效益，应从社会效益上衡量征地的效果，而不能从经济利益上进行衡量。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充分的、合理的补偿，虽然国家财政付出了较大的经济上的代价，但毕竟能产生很好的社会效益。并且只有这样，对被征地农民才是公平的。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篇2
论文关键词集体土地征收征收程序征地补偿安置
一、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概述
（一）概念与背景
在我国，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只有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依照现行的法律制度，土地所有权不能自由地在流通市场买卖，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也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因此，当国有土地难以满足公共利益的需求时，国家就只能依靠征收和征用两种强制手段取得其他主体的土地，以满足其用地需求。征收和征用虽均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但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具体而言，土地征收的法律后果是将原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权变为了国家所有权，即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而征用仅仅是临时性地改变了土地使用权的主体。
所谓集体土地征收，指的是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依法将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变为国有，确定给建设单位使用，并对集体经济组织及有关农民给予补偿和安置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集体土地征收包含三层法律关系，其一，国家作为征收主体与被征收主体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之间的征收与被征收的关系，其二，国家作为征收主体与用地主体建设单位之间供地与用地的关系，其三，建设单位与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之间补偿与被补偿的关系。目前，这三层法律关系没有理顺。集体土地征收作为一项具体的行政行为，应当表现为政府与集体组织、农民两者之间的直接而简单的关系。对集体组织、农民进行补偿不应由用地主体建设单位进行，在实践层面上，这种做法容易导致被征收主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不牵涉到建设单位，单纯的政府与集体的征收补偿关系才是制度未来发展的方向。
（二）集体土地征收的基本程序
《土地征收管理法》规定了集体土地征收的法定程序。依据该法规定，集体土地征收包括如下基本程序：征地审批、征地公告、补偿登记、确定补偿安置方案、事实补偿安置。
征地公告是指县级以上政府告知集体土地所有人其所有的土地，经有权机关批准已被国家征收。《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则对公告程序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明确说明：第一，公告主体是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第二，公告内容是批准征地机关、征用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人员安置办法以及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第三，公告地点是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村。
补偿登记程序在《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规定存在差异。根据《土地管理法》，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权属证书到当地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记。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则将登记机关规定为公告中指定的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条例将办理补偿登记的机构规定为公告指定的相关部门，相比《土地管理法》之规定在实际操作上更具灵活性，因而更有利于征收主体在进行征收公告时从高效便民的角度出发，选择更便利被征收主体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政府土地行政主管机关进行登记。征地补偿登记这一程序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办理登记的期限为公告规定的期限。在相关法律上，由于征用土地涉及面积、人数等多种因素，登记期限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限制，而是交由公告主体依据不同的实际情形进行确定；第二，登记机关为公告指定的机关。
确定补偿安置方案，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第一，补偿安置方案的确定。法律规定只对补偿安置方案的主体进行了限定，并未涉及安置方案确定程序的具体内容。依此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程序，被征收人无权参与方案的确定过程。因此，补偿安置方案系属行政机关作出的单方面决定；第二，公告补偿安置方案；第三，听取意见；第四，上报批准。补偿安置方案应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在土地征收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它既是一种权力约束机制，更是一种利益协调、权利保障机制。就其对权力约束的功能而言，征收补偿费的支出能够有效限制政府过于草率地采用征地权这一行政权力，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是对公权力的实质性约束。就其作为权利保障机制的一点而言，被征收对象依据公平原则应当获得适当的补偿，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相冲突时，补偿制度提供了一条救济途径。
除宪法之外，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法律依据还集中体现在《土地管理法》与《物权法》等法律文件之中。《土地管理法》及实施条例对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规定较之于《物权法》更为详实具体，是该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
从征收土地的补偿范围来看，我国法律规定只对直接损失予以补偿，被征收主体的间接损失和其他相关损失一般不予补偿；从征地补偿标准来看，被征收主体获得补偿的数额根据被征收土地原有用途的不同基本采平均年产值的倍数方法计算；从补偿争议处理程序来看，补偿标准产生争议时，由县级以上政府处理，如果协调不成，则交由批准征地的政府通过裁决的方式予以解决。
此外，国务院于2006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源部分别于2010年、2014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落实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若干意见有关政策措施分工的通知》三个法律文件均对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完善。
二、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主要缺陷
（一）征收目的界定不清
国家行使征收权的正当性之前提在于征收土地是为公共利益之必要。换言之，国家只有为了公共目的，才能够对公民的基本财产权利给予一定的限制，否则，将可能导致政府行政权力的滥用。我国立法对“公共利益”作出了规定，但对于其概念并没有进行明确的限定。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包涵相当广泛的外延，对其若不进行明确的界定，有可能造成政府征收权的滥用，征收土地行为的扩大化，进而损害集体组织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由于立法对公共利益界定不清，直接导致在实践中我国公共利益认定的行政主导性与征收泛化。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公共利益的认定完全由行政机关单方面决定。立法层面授予了行政机关最大化的自由裁量权，而缺乏被征地者等相关利益主体的监督约束。在国土资源部对北京、上海等十六个省市征地项目的一次调查中，数据显示东部城市近十年来的所有征地项目真正用于公共利益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十，大量的被征收土地用于经营性目的。
（二）征地补偿的非市场化
2005年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开展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必须按照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对农民补偿”，这在本质上是政府主导定价，由政府利用所处的优势地位单方面决定被征收土地价值。多年来，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用过低已成为引发征地矛盾的最突出原因。征地补偿的非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计划经济的色彩，长期以来过低的补偿标准无法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的真实价值，因此农民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公平受偿。
（三）征地程序不完善
前文已对集体土地的征收程序进行过讨论，在此不再赘述。我国征地程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程序设置更倾向于保证政府的行政效率，被征收人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涉及被征收人的利益保护的程序如听证、申诉等缺乏应有的具体的制度保障。尽管2004年《国土资源听证规定》中赋予了相对人对征地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要求听证的权利，但难以解决根本上的问题，整个征地过程群众参与度低、透明度不高是普遍现象。目前关于保障农民知情权、参与权的程序性规定大多过于原则化，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此类程序性权利难以得到真正落实。
三、完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建议
（一）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合理的补偿标准和范围
目前，在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用过低无疑是引发征地矛盾的最突出原因。虽然各地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但这种非由市场机制确定的补偿标准不仅存在严重的滞后性，而且远远不能体现土地的实际价值，从而对农民的损失做到公平补偿。
合理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应当在公平市场价值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到集体土地的市场价格，对征收土地的实际价值与原所有人的交易成本给予完全的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求扩大征收补偿范围。
（二）具体完善集体土地征收程序
首先，法律应当严格、明确地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畴。界定公共利益时，可以采用列举加概括的立法方式，在进行概括时，还应当运用比例原则，进一步缩小公共利益的范围。按照法律明确列举和比例原则概括的双重限制方法能够有效的防止因公共利益不明确导致的行政权力滥用，加强对公共利益审查的力度。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篇3
内容提要: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现状遇到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质问。改革并完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应当在“抑公扬私”立法理念的指导下，在坚持协调发展原则和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基础上，系统考量公共利益、补偿标准、征收程序等立法内容。尤其是，在强化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地位和个体成员权、全面落实集体土地确权发证的前提下，应注重从所有权和用益物权两个层面，完善耕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乃至自留地、自留山的分类征收及其补偿机制。应强调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农民集体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重构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机制，切实维护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和用益物权人的征收利益。
土地征收是一项合法剥夺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也是现代国家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必要手段。但是，国外发展相对成熟的土地征收制度，在城镇和工业园建设日盛的当下中国，则遭遇了耕地大量流失、被征地农民生活堪忧、“卖地式”土地财政、征地上访事件不断等一系列问题的诘问。在酝酿制定集体土地征收征用条例之际，有必要对承载着保民生、促发展、利和谐之期盼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进行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
一、集体土地征收立法理念的更新与立法原则的确立
“所谓法的理念，是指对法的应然规定性的、理性的、基本的认识和追求:从学术角度看，它是法及其适用的最高原理;从实践看，它是社会成员及立法、执法或司法者对待法的基本立场、态度、倾向和最高行为准则。”[1]鉴于立法理念对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构建和适用的基石性作用，考虑到现行征收制度的实践困境，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亟需在更新集体土地征收立法理念的基础上，确立土地征收的立法原则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一)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理念更新:“抑公扬私”[2]
在绝大部分学者看来，征收具有行政主导性，或认为“公益征收是典型的行政权行使行为，应属于行政法上的制度”[3]，或认为“征收是以行政行为为主，依次兼有民事行为、宪法行为和经济法行为的混合行为”[4]。我国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实践也全面反映了征收的行政主导性，形成了“扬公抑私”的立法倾向。但是，集体土地征收“扬公抑私”的立法倾向，既不符合物权法平等保护的基本法理，也与行政法中的平衡理论背道而驰。而且，无论是征收中的现实诉求还是域外经验，都要求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完善必须首先要实现立法理念由“扬公抑私”向“抑公扬私”的更新或转变。
1.立法理念更新的现实诉求:“扬公抑私”的立法体现及其弊端
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留下了深深的行政主导性的烙印，由此引发的实践困境亦暴露了制度设计的弊端。首先，公共利益认定的行政主导性与征收泛化。符合公共利益是征收合法化的基础，也是被征收人作出“特殊牺牲”的前提。但是，我国涉及征收条款的《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均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界定;而且按照《土地管理法》第46条的规定，征收决定只有在国务院或省级政府批准后才予以公告。由此可见，公共利益的认定完全由行政机关单方决定，立法授予了行政机关最大化的自由裁量权;这与实践中假借“公共利益”的商业征收大行其道、[5]集体成员的“特殊牺牲”被无限放大不无关系。其次，征收补偿中的行政主导性及其对集体成员财产权的侵害。2005年国土资源部颁发的《关于开展制订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要求，“必须按照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对农民补偿”，这本质上是政府主导定价，单方决定对方的财产价值;《土地管理法》规定的“6－10倍”、“4－6倍”的补偿幅度，又继续授权行政机关自由裁量。“在调研中，很多地方反映政府都是按照该幅度(6－10倍或4－6倍)的下限进行补偿。”[6]而且，“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有78.78%的受访农户表示获得了相应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但仍有12.17%的受访农户反映根本没有获得过补偿款，另有5.57%的受访农户则表示不清楚是否获得了补偿款。”[7]第三，征收利益分配上的公私失衡及其对集体成员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损害。《土地管理法》按农业用途给予产值倍数补偿的规定，在忽视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用益物权足额价值的同时，突显了行政机关的优越性，造成了公权主体与私权主体之间利益分配的悬殊。有学者指出:“补偿款的分配格局是政府占60%～7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0%。”[8]严重失衡的利益分配，一方面可能导致低廉的征地补偿款与高昂的土地出让金之间的巨额“剪刀差”，诱发地方政府的征地敛财冲动;另一方面又会导致相当一部分被征地人生活水平下降，发展能力丧失或者受限。“九三学社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国的失地农民中，有60%左右的人生活十分困难，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影响到基本生活的只占30%左右。”[9]第四，征收程序中的行政主导性与集体成员参与的有限性。按照《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30条第2款的规定，相关权利人对征收决定只能提起行政复议;按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的规定，征用补偿、安置方案均由行政部门拟订、批准、实施，即使对补偿标准有争议，也只能由人民政府协调、裁决，而且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很显然，在征收程序中，从批准、实施到救济都强化了行政权力的绝对主导性，不仅排除了司法机关的介入与救济，而且被征收人的参与权也是事后的、被动的和极其有限的。
2.立法理念更新的域外启示:“抑公扬私”的立法经验及其优势
“在其他国家，特别是美、英、澳、德等发达国家，土地征收工作都能平稳进行，并未发生甚为严重的征地冲突。”[10]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域外征收立法中“抑公扬私”的立法理念及其立法实践。“抑公扬私”的域外立法经验主要体现在:首先，不仅明确、严格地界定公共利益，要求事先进行公共利益调查和公告，而且还赋予被征收人征收决定异议的司法救济权以及一定期限内被征收客体未用于公共利益的撤销权或买回权。例如，“受葡萄牙《征收法典》的影响，澳门第12/92/m号法律规定，在征收完结后的3年期间内，被征收的财产未被用于当初所说的特定公共利益或不再继续用于该特定公共利益时，被征收财产的所有权人可以申请购回该财产。”[11]显然，无论是严格界定公共利益，还是赋予被征收人司法救济权和事后的买回权，都有利于促进征收更符合公共利益，进而不仅可以防止公权力假冒征收之名肆意侵害私权，而且更容易获得被征收人的理解和支持。其次，为被征收人争取公正合理的补偿提供协商的前置程序，尽量使争议消解于意思自治的协商过程中。例如，“美国俄亥俄州1971年的《新统一法典》第163条规定的土地征收程序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谈判阶段。美国要求征收人尽一切努力与土地权利人达成协议，以免进入司法程序。”[12]“在香港，有80－90%是由地政部门与土地权利人通过协商解决补偿问题的。”[13]此外，“从征地补偿范围来看，(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均不仅补偿财产的直接损失，对间接损失都会给予一定的补偿，不仅补偿财产所有人的损失，而且对于存在该财产上的其他物权、债权或者无形财产权均在补偿的范围之内。”[14]按照市场价格先给予足额的公平补偿，不仅为协商补偿提供了谈判的平台，而且充分尊重了被征收人的私权。第三，在征收决定和征收补偿两个环节都赋予被征收人司法救济权，为私权和司法权制约行政权创造了可能性。例如，“在法国，被征收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可以就行政程序的‘批准公用目的’和‘可以转让的决定’向法院提起越权之诉，法院有权管辖并且进行合法性审查，倘若违法即有权撤销不合法的命令;在征收程序的司法阶段，在征收土地所有权的移转和补偿金的确定方面，亦有普通法院管辖。”[15]或者在征收补偿环节赋予被征收人司法救济权，而在征收决定环节要求征收机关通过司法救济而非行政手段强制征收。例如，“《俄联邦民法典》第282条规定:如果土地所有人不同意征地机关作出的征地决议，则作出征地决议的机关可以向法院提起关于赎买土地的诉讼。如果双方就征地赎买价格或其他赎买条件无法达成协议，也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16]显然，在征收决定环节由征收机关提起强制征收诉讼，比被征收人提起抵制征收诉讼更能突显对私权利的维护。
(二)协调发展原则的确立及其制度构建
比例原则和公平补偿原则作为征收制度的具体原则，分别侧重于征收公共利益的认定和征收补偿的确定，将其作为征收的基本原则有失偏颇，本文认为，基于“抑公扬私”立法理念的协调发展原则不仅可以涵盖比例原则和公平补偿原则，而且还能揭示出更丰富的内涵。征收协调发展原则是指: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就主体及其权利而言，不仅要协调集体成员、集体经济组织与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利益，而且须兼顾集体成员之间的横向利益;不仅要平衡集体成员、集体经济组织与各级政府之间的外部利益，还须考量集体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内部利益。就其目的观之，通过利益分配协调机制的构建，不仅要保障集体成员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集体经济组织主体功能的有效实现，还要促进各级政府财政体制改革和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开发、可持续化利用，进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协调发展原则的核心是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这不仅是还权于民，赋权于民的具体要求，而且也是宪政上发展权的具体体现。作为人权的发展权体现的是，需要对弱者予以倾斜性保护，它孕育着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利益分配机制。
基于征收协调发展原则的制度构建，主要体现在:第一，要严格区分公益性和商业性用地，并分别建立不同的供地体系。“农地征收只能是为了发展公共利益的目的，应绝对禁止为商业目的的征收。”[17]严格限定公共利益征收的意义在于，农地是不可再生且急剧减少的战略资源，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众多集体成员的切身利益甚至是社会稳定，必须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对待征收。“在立法上，我国可以采用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体例对‘公共利益’予以界定，除了抽象出‘公共利益’的基本内涵，如公共性和非排他性、受益对象的不特定性，还应以不完全列举的方式明确‘公共利益’的外延。”[18]同时明确规定:公益性用地可以通过政府征收集体土地供地;而商业性用地只能通过市场机制供地。由此，实现缩小征地范围的发展战略，把被征收人不得已的“特殊牺牲”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允许集体土地的权利人即农民集体与个体有机会分享市场机制供地过程中的增值收益。第二，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在集体成员与政府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由于公平交易最能体现财产的真正价值，通过市场认定财产价值才可能是公正的，因此‘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或‘给予合理补偿’规则，理应以市场价值补偿为原则，以切实保障被征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依归，并坚持补偿标准的动态性，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19]这样既可以增加集体成员的经济利益和发展能力，又可以提高政府征地成本，控制土地财政的诱因，促使“卖地式”土地财政向“税收式”土地财政转型。当然，非为公共利益所需的商业征收，其补偿额度之确定应该完全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将农地供需双方完全置于市场主体的地位，让其按照市场规律自主定价，防止公权力不当干预。[20]另外，还应增加集体土地投入损失、残余地分割损害、经营损失、租金损失等补偿项目。第三，正确区分土地增值的产生原因，借鉴英国“如果该土地已经按计划授予使用许可，或者是预见到将来的使用合理性，经过政府批准，可以适当考虑因规划批准引起的地价上涨部分”[21]的立法经验，让被征收人适当获得集体土地如若未被征收状态下已经可以合理预期的增值收益。第四，促进土地征收补偿方式的创新和完善。实践提示，应特别重视实物补偿、社会保障补偿等多元化的补偿机制，强化对被征收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长久保障。例如，可以吸收实践中的留地安置补偿、土地入股安置补偿、重新就业安置补偿、异地移民安置补偿等;应当将撤销集体建制的被征收人全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其他被征收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提供其在城镇就业的机会。
(三)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确立及其制度构建
公共利益和补偿标准的开放性和动态性，强化了征收对程序的依赖性。基于“抑公扬私”的立法理念，应当在淡化行政权力公法因素、强化财产权利私法因素的基础上，通过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确立及其制度构筑，引领征收朝着正义的方向发展。强调集体成员参与原则，并非是对有关行政机关征收程序的忽视或弱化，相反恰恰是以行政机关征收程序的合理设置及其执行的正当性为前提，而强调集体成员参与原则亦可彰显征收程序中的私法要素。
集体成员参与原则是指在集体土地征收的整个过程中，从公共利益的认定、补偿安置方案的设计、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到争议解决程序和司法救济机制等各个环节，都应当全面打通被征地集体成员的介入渠道，保障集体成员可以提前介入、实质介入，强化集体成员的征收话语权。集体成员参与原则主要包括全面参与和实质参与两个方面。具体而言，基于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制度设计，主要体现在:第一，如果征收集体土地并不符合立法列举的公共利益，而需要根据公共利益的概括性规定予以判断，则应当对“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概括性规定的判断”建立集体成员听证机制;另外，不管是符合列举性还是概括性公共利益的征收决定，均应赋予被征收人异议权和司法救济权。第二，完善公共利益调查、征收通知与公告、补偿安置方案听证、独立机构的征收裁决等具体程序。第三，征收补偿是被征收人作出“特殊牺牲”的对价，应当建立协商补偿的前置程序、协商不成后的价值评估规则以及补偿款的提存办法，赋予被征收人征收补偿的司法救济权。第四，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当被征收的集体土地未用于非公共利益时，赋予被征收人在一定期限内优先购回被征收土地的买回权。
二、不同类型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剖析
(一)完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的前置性问题
按照所有权分类，集体土地分为乡镇、村和村民小组三级农民集体所有;按照客体分类，集体土地可以分为耕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和自留地、自留山等。[22]由此可见，集体土地所有权、用益物权权属主体的明晰和权属客体的确定，是完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的两个重要前置性问题。
首先，要改造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农民集体”，理清本集体经济组织与集体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运行现实，就调查的数据而言，“几乎半数的受访农户认为承包地属于‘国家所有’(41.91%);只有不到1/3的受访农户认为属于‘村集体所有’(29.57%);分别有很少的受访农户认为属于‘乡(镇)集体所有’(3.56%)或‘村小组所有’(6.23%)。从访谈得知，在很多农户看来，村集体代表国家，所以才有如此比例的受访农户认为承包地属于国家所有。”[23]所以应当剥离村民委员会的经济职能，还权或赋权给集体经济组织，使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执行集体成员意志并维护集体成员利益的代表机关;让集体成员既可以以用益物权人的身份直接参与征收，又可以以集体成员的身份通过集体经济组织间接参与征收，由此增强各权属主体参与征收的积极性。同时，须清晰界定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小组的关系，避免村民委员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截留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款。
其次，在实质性确权的基础上全面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登记发证。登记发证是明晰补偿范围和权属主体，避免补偿款归属纠纷的必要环节。然而，目前集体土地登记发证的现状不容乐观。2010年全国12省调查数据显示，村集体(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在政府部门进行权属登记的仅占到24.1%;在江苏省和广东省分别只占到33.3%和16.7%。“2007年全国10省调查数据显示，领到宅基地使用权证的农户仅占到72.54%;在广东省，领到宅基地使用权证的农户更是只占到20.99%。”[24]不同类型集体土地的差异，决定了其征收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亦存在差异。因此，通过对耕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自留地和自留山的类型化梳理，分别从拥有用益物权的集体成员和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两个层面剖析征收补偿机制，既可以引发更深的法理反思，又可以促进补偿机制的合理化乃至系统化构建。
(二)耕地的征收补偿机制
既然我国对耕地普遍采用发包的经营方式，那么探究耕地的补偿机制自然应当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作为切入点。根据现行法律，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征收可获得两类补偿:一是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第2款的规定，若被征地人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可以获得《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安置补助费。二是可以获得《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补偿费中的一部分。根据200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简称《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要求，一些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制订了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方法，其主要内容为:首先，规定了集体土地全部被征收并且已经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款应当全部用于分配。不同的是，吉林省2009年《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分配管理意见》(简称《吉林分配意见》)规定，“全部用于农户分配”;而山西省2005年《征收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办法》(简称《山西分配办法》)规定，“80%分配给被征地农户，其余20%平均分配给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本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其次，规定了集体土地被部分征收或虽被全部征收但尚未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费应当用于分配的固定比例或者有限的浮动比例。例如，《吉林分配意见》规定了“80%用于农户分配，20%留归集体经济组织”的固定比例，河南省2006年《关于规范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和使用的意见》(简称《河南分配意见》)和甘肃省2006年《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费用分配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了“以不得低于80%的比例分配给被征地农户”的浮动比例，湖南省2008年《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规定了“必须将不少于75%的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农民”的浮动比例，海南省2006年《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应当按不少于70%的比例支付给被征地农民”的浮动比例，其余部分均留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由是观之，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有两个弊端:首先，从《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第1款已经明确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准确地讲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费中拿出绝大部分分配给被征地人，不仅可能模糊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独立征收客体的法律地位，而且还会影响到集体成员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身份直接行使征收参与权。其次，各省市规定分配土地补偿款的比例既有固定比例、又有浮动比例，浮动比例又有不少于80%、75%和70%的不同规定，并允许集体成员在浮动比例范围内民主决定具体分配比例，势必加剧分配比例的参差不齐。[25]在第二轮农村土地发包几乎都开始于1999年，且农地承包期均为30年的情况下，参差不齐的分配比例必然造成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受益程度不均，有违民事权利平等保护原则。
为克服耕地征收补偿的两个弊端，应当在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都是独立征收客体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征收补偿机制的改革。具体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按照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负担的耕地所有权转让的市场价格确定土地补偿费，然后修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的规定，按全国统一的固定比例(如80%或75%)，[26]拿出绝大部分比例分配给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征农户，其余则留给集体组织或者平均分配给本集体成员。二是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和耕地所有权分别确定补偿标准。如有人主张:“需要补偿的是剩余土地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承包期届满后的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数额可以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价格与剩余的土地承包期相乘得出。土地所有权的征地补偿可以通过土地承包费与承包年数相乘得出。参照《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国家应补偿农村集体组织被征农地的10年承包费。而且，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获得征收补偿费之后，应将整个承包期内尚未缴纳的土地承包金交付给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27]
比较两种补偿方式而言，第一种方式既符合多数学者所主张的“按市场价值补偿”的改革思路，也有政府规章“至少70－80%分配给被征地农户”的实践经验，简便易行。而第二种方式则难以操作。比如，在我国普遍施行集体土地无偿发包的现行模式下，所谓的土地承包费如何确定?从理论上看，土地承包费应当低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价格，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期满后，按较低的土地承包费补偿已经不考虑附着土地承包经营权负担的土地所有权，显然不合理。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更宜选择第一种方式，不过第二种方式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数额可以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价格与剩余的土地承包期相乘得出”的观点，可以作为第一种补偿方式中根据一定比例得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款是否合理的参考判断标准，进而作为第一种补偿方式中划定分配比例的一个考量因素。
(三)宅基地的征收补偿机制
根据补偿内容和颁布时间的差异，宅基地征收补偿的现行规定可以分为两类或者两个阶段:一是《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的“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根据这些规定，《物权法》实施前宅基地被征收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可以获得安置补助费以及基于集体成员资格可能分得的部分土地补偿款。二是《物权法》第42条第2款“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第3款“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的规定，以及广东省、山西省等省市2007年后修改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地方性法规中关于“宅基地不予安置补助费”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物权法》颁布实施后，宅基地被征收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有权获得居住条件的保障以及基于集体成员资格可能分得的部分土地补偿款，不再获得安置补助费。
但是，《物权法》对《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宅基地征收补偿规则作出修改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首先，《物权法》并未明确区分宅基地使用权的征收补偿与宅基地上建筑物的征收补偿，而是在“保障居住条件”的规定下予以统筹考虑。在实践和地方性法规中不仅有住房安置补偿，还有货币补偿和另批宅基地等多种补偿方式的情况下，理当明析宅基地使用权的独立征收客体地位并构建宅基地使用权与其建筑物各自独立的最低补偿标准。其次，安置补助费不应取消，可以改为类似于搬迁等费用的补偿。第三，应当划清宅基地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征收利益的分配比例。鉴于宅基地使用权与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都具有无期限的共性，亦可根据宅基地的公平市场价格先确定完全所有权的土地补偿款，然后将其中的绝大部分再分配给宅基地使用权人，农民集体只象征性地分取一小部分。第四，宅基地所有权的土地补偿款应按照征地时集体建设用地的公平市场价格确定，而不能参照邻近耕地(或旱地[28])前三年的平均产值确定，也没有理由低于邻近耕地的补偿标准。[29]
(四)集体建设用地的征收补偿机制
现行法中的集体建设用地主要涉及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或集资，兴办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三类用地。与宅基地征收补偿一样，集体建设用地征收补偿的现行规定亦可分为两类或者两个阶段。但是，与《土地管理法》将宅基地内置于集体建设用地的规定不同，《物权法》在第十二章第135条至第150条详细规定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仅于第151条将集体建设用地的规定转致给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而其第十三章又单独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显然，《物权法》已经将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分开予以规定。基于同样的立法思路，《土地管理法》对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的征收补偿亦未加以区分，而从《物权法》第42条第3款规定看，征收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和住宅的补偿机制是有差异的，据此推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机制也应当不同。因此，就征收补偿的差异性而言，将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分开进行规定，更具合理性。
通过梳理相关规定，集体建设用地的征收补偿还有三点需要明确和完善:第一，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应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一样成为独立的征收客体，其使用权人应与“四荒”承包经营权人一样不能也不应分享土地补偿款，集体建设用地的全部土地补偿款应当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理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是以具有集体成员资格为提前的，是平等分享集体土地所有权提供的集体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具体体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可以成为独立的征收客体并给予单独补偿，并非基于其用益物权属性，而是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所承载的均等的集体福利和社会保障利益。然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则是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乡镇企业、本集体经济组织等。如果是本集体经济组织，那么集体建设用地的所有权主体与使用权主体可视为广义的混同，没有必要使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为独立征收客体;如果是乡镇企业等其他主体，基于其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非市场性，亦不应允许其获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单独补偿。集体经济组织可借鉴《土地管理法》第65条和《物权法》第148条的规定，收回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并退还相应使用费。第二，安置补助费与宅基地安置补助费一样不应取消，可以改为类似于搬迁等费用的补偿。第三，《物权法》规定集体建设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均参照耕地的年产值确定土地补偿费明显不符合足额、公正补偿原则。在确定集体建设用地补偿标准时，应当按照征收时集体建设用地的公平市场价格确定，同时在集体建设用地已经或者即将允许有条件入市的情况下，还应当考虑集体建设用地可预期的增值收益。
(五)自留山、自留地的征收补偿机制
自留地、自留山产生于高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分别在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和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首次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仍然存在于《宪法》、《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之中。特别是，《物权法》第184条将自留地、自留山与耕地、宅基地相并列，这也可以说明，在《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以后，基于耕地产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基于自留地、自留山产生的土地使用权应当是有差异的。事实上，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法》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相关规定，耕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自留地、自留山的土地使用权在法律属性上的最主要区别应当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有期限的他物权，而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则是无期限的他物权，且更接近于自物权。基于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法律属性上的差异，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的征收补偿理当有别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因此，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的征收补偿机制在立法缺位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套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规则。不过，鉴于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不仅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样具有社会保障功能，而且还具有发展庭院经济、改善生活水平的重大作用，鉴于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既是他物权又具有接近于自物权的法律属性，应当针对自留地、自留山的特殊性构建专门的征收补偿规则:可以在参照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规则的基础上，适当调高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人分享土地补偿费的数额，即按高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时分配给被征地户的分配比例将土地补偿款的绝大部分分配给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人，农民集体则可象征性地分取一小部分。
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
在理清用益物权人和农民集体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归属后，尚需健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款在集体成员间分配的具体规则及其纠纷的司法救济。2006年至2011年11月13日，北大法意网“法院案例”库中以“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为案由的审判案例，不仅数量逐年增加———依次分别为12个、55个、118个、216个、268个和311个，而且通过整理2011年(截止至11月13日)的311个审判案例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案件都与集体成员民主议定的分配方案侵害了个别成员的分配收益权有关。但是，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的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依据，各地法院却达成了共识。而对于同类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和集体成员资格的司法审查权则存在较大分歧，突显了对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进行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的必要性。
(一)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困境:基于对2011年审判案例的整理
1.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司法管辖权的争议
如果农民集体尚未作出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决议，那么无论是村民小组还是集体成员请求给付土地补偿款，法院几乎都倾向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简称《土地承包纠纷的解释》)第1条第3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驳回起诉。例如，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株中法诉终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村民小组请求村民委员会拨付征地补偿款，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属于农村村民自治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但是，如果在农民集体已经作出征收补偿款的分配决议后，外嫁女及其落户子女等以分配决议侵害其全部或者部分收益权为由提起的诉讼，法院是否受理却出现了较大争议。
一部分法院认为对此类案件无管辖权，应当不予受理。例如，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三民终字第125号民事裁定书维持了一审法院以“刘王林要求16组按同等村民待遇发放土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涉及到温塘村人口补偿款分配方案的变更问题，根据《土地承包纠纷的解释》第24条以及第1条第3款的规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为由，驳回刘王林起诉的裁定。
再如，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驻立一民终字第00049号———第00055号7个民事裁定书中均认为，关于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诉讼请求，其实质就是由分配方案引起的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系村民自治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且分配方案的内容，本身就是对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款数额的进一步分配，原审法院依据《土地承包纠纷的解释》第1条第3款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
然而，更多的法院则认为对此类案件有管辖权，应当予以受理。例如，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株中法民一再终字第19号民事裁定书中，对刘小芳以村民大会通过的《关于责任田调整方案》确定的“刘小芳属已婚出嫁人员，不得参与征地款的分配”为由，诉请给付征地补偿款一案，否定了茶陵县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判决，进而认为本案系因农村土地征收后的补偿款分配而产生的纠纷，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权益之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此外，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常民三终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2011)宁民初字第1649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法院(2011)慈民一初字第758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011)丰法民初字第650号民事裁判书、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11)红民一初字第610号民事判决书、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法院(2011)源民二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等，均认为农民集体的分配决议侵害了外嫁女及其落户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等人员的合法财产权，并判令给付相应数额的土地补偿款的判决书，都对此类案件实施了管辖，并没有因为该类案件的诉讼请求涉及对分配方案的变更或者补偿款数额的进一步分配而不予受理。
2.集体成员资格司法审查权的分歧
法院是否有权审查集体成员资格，不同地区的民事裁判文书亦存在分歧。例如，徐州市睢宁县人民法院(2011)睢商初字第0014号商事裁判书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宜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作出认定。而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2011)津民一初字第85号民事裁判书则直接判决“确认原告王林军从2010年10月28日起具有津市市新洲镇杉堰村第六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另外，前述所有认为农民集体的分配决议侵害了外嫁女及其落户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等人员的合法财产权，并判令给付相应数额的土地补偿款的判决文书，都是以审查并确认集体成员资格为前提的。
(二)农民集体对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严重受限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物权法》第59条以及《土地承包纠纷的解释》第24条的规定，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应当经集体成员民主议定，这也是农民集体享有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直接法律依据。农民集体对土地补偿款享有的分配自治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是否分配的决定权;二是拿出多大比例用于分配的决定权;三是哪些人有权参与分配的决定权;四是是平均分配还是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基于对2011年的311个案例的整理发现，农民集体的分配自治权正是影响法院是否受理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案件的关键，也是探讨集体成员资格的司法审查权和认定依据的前提。因此，亟需从立法和司法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实际运行状态，以便为突破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困境提供出路。
1.立法权对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限制
前已阐述，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情况下，根据2004年国务院《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要求，很多省市制定了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办法。而以《严格土地管理决定》授权为据制定的政府规章，对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四个方面，都已经有很大程度的限制。首先，“是否分配决定权”的严重受限。不管是集体土地被全部征收还是被部分征收、不管是否撤销建制、也不管是否确权确地到户，[30]集体经济组织都应当分配土地补偿款，不存在分还是不分的选择。其次，“拿出多大比例用于分配的决定权”的严重缺失。无论是集体土地被全部征收并撤销建制后土地补偿款的100%分配，还是政府规章规定的固定比例的分配，农民集体都已经没有“拿出多大比例用于分配的决定权”;而在“村民委员会在村内经济事务尤其是农地所有权问题上的强力主导与村民几乎无条件服从”[31]的状况下，所谓的浮动比例在实践中很可能更倾向于按照80%、75%或者70%的固定比例进行分配，致使农民集体“拿出多大比例用于分配的决定权”亦少有发挥空间。第三，“哪些人有权参与分配的决定权”在地方性规范文件详细规定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依据的情况下，集体经济组织只能遵照执行。例如，《吉林分配意见》、福建省高级人民院2008年《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简称《福建高院解答》)等规范性文件均规定了较为详细的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的概括性依据和特殊人群的具体认定标准。第四，“是平均分配还是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也被相关立法单一化。如《山西分配办法》和《河南分配意见》均规定，“平均支付给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本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这等于排除了“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
上述国务院授权制定的政府规章对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限制主要是为了修改或变通《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的相关规定。但是，在集体土地部分征收或者虽全部征收但未撤销建制时，农民集体对于留给集体经济组织的小部分土地补偿款，仍有分与不分、分多少的自治权。因此，本文前述提出修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区分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上的用益物权和所有权分别补偿的立法建议，将农民集体享有的分配自治权缩限于土地补偿款中归属于农民集体自己所有的那部分，不仅可以避免农民集体干预本属于用益物权人的土地补偿款份额，[32]而且还可以理顺《物权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适用对象，适度缓解法律既授权又限制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自相矛盾。之所以“适度缓解”，因为在“哪些人有权参与分配的决定权”以及“是平均分配还是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两个方面，基于集体成员权的平等性，农民集体的分配自治权仍应当受制于立法权的统一规定;如果不受制于立法权，那么法院的司法干预亦将于法无据。
2.司法权对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干预
司法权对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干预，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哪些人有权参与分配的决定权的干预;二是对是平均分配还是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的干预。
首先，大多数法院在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案件中，审查、确认外嫁女及其落户子女等特殊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并直接判决给付其固定数额的土地补偿款，不仅是对农民集体自治决议效力的形式审查，而且也是对自治决议内容的直接否定。例如，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信中法民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便以“卷井洼组的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第七条‘凡出嫁姑娘，自资金到位之日，一律不得参与分配’的内容，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条款为无效条款”为由，维持了判令给付原告土地补偿款的一审判决。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2011)宁民初字第1649号、第1450号、第1451号、第1653号4个民事判决书均以“村民小组代表同意并签字的分配方案，未包括对独生子女家庭应增加一人份额，与法律、法规规定相违背”为由，直接判令给付原告土地补偿款47316元。
其次，绝大多法院都直接否定了不等额分配的村民民主决议，责令按相同数额支付补偿款。例如，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2011)苏民初字第243号民事判决书针对被告以原告系“已结婚妇女及子女”为由，只分配给原告朱玲丽土地征收补偿款8万元，未分配给原告张子曦任何款项，而基于其他村民每人分得11.5万元的事实，直接判令再支付原告朱玲丽土地征收补偿款3.5万元，支付原告张子曦土地征收补偿款11.5万元。新乡市红旗区法院(2011)红民一初字第111号民事裁判书针对“被告以所尽村民义务不同，只为原告分配40%土地补偿款”的事实，直接判令再支付剩余60%。此外，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常民三终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土地被征收所获得的土地补偿费属于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所有，集体经济组织决定用于分配的土地所有权的补偿部分和基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产生的收益部分，因作为一种自然资源的对价，其价值量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个人劳动或者贡献没有关系。
3.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异化
在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双重介入和干预下，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补偿款的分配自治权受限的事实，可以说明农民集体的分配自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向执行权异化:一方面农民集体以民主议定的形式主动地执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款在集体成员间平均分配”的立法规则;另一方面集体成员民主议定的人均分配数额，又被动地成为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个别被侵害者应分配数额的参考依据。在未将土地补偿款全部分配的情形下，直接支持原告的具体分配数额不仅可以增强判决的确定力，而且还可以间接督导民主议定的分配方案不要轻易剥夺他人的分配收益权。当然，在集体土地补偿款全部用于分配的场合中，可以效仿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2011)常鼎民初字第624号民事判决书只判令“增加一人份额”。
(三)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司法救济的立法完善
1.重构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管辖权
对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已经部分异化的事实，应当理性分析，正确对待。首先，自治权的异化有其合理性，理由为:(1)集体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成员集体所有是一种公有，它和共有在法律上有极大差别。”[33]这一属性为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介入与适当干预提供了产权基础。(2)“多数人的暴政”、“集体行动的困境”等理论，则为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介入提供了理论根据。(3)与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有关的上访现象、恶性事件等又为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介入提供了现实基础。其次，当务之急不是矫正自治权的异化，而是顺势利导，重构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管辖权，具体意见是:(1)凡农民集体已经形成土地补偿款分配决议后提起分配请求的，人民法院均应当予以受理。(2)若集体成员民主决议程序违法，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决议，并责令集体经济组织重新召开民主会议形成土地补偿款分配决议。(3)集体成员民主决议的分配方案尽管程序合法，但是因排除个别特殊人员分配受益权引发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被排除者是否具有本集体成员资格，一旦认定其享有成员资格，应当直接判令支持其分享补偿款的具体数额。如果第一种处理方式恪守了农民集体自治权的话，那么第二种处理方式则兼顾了农民集体自治权和执行权，第三种处理方式直接体现了自治权向执行权的理性异化。
2.明确集体成员资格的司法审查权
根据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治权理论，在认定成员资格上，集体成员大会或代表会议有当然审查权。同时，还应当明确集体成员资格的司法审查权，理由是:首先，从理论上看，成员资格属于一种民事身份权，不仅与财产权密切联系，而且也是直接决定集体成员能否享受集体经济利益的关键。其次，审查集体成员资格已形成了普遍的司法实践。前述相关案例已经表明，所有支持被侵害者土地补偿款分配请求权的法院，都是以审查并确认集体成员资格为前提的。
3.完善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依据
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依据不明确、不统一，是集体成员民主决议的分配方案侵害特殊群体合法财产权以及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日益增多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基于成员权的平等性，应当制定全国统一的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依据。首先，鉴于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涉及基本民事权利，在集体经济组织法尚未出台、且《土地管理法》不宜规定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依据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由《土地管理法(修正案)》授权国务院在《集体土地征收征用条例》中予以规定。其次，可以借鉴《吉林分配意见》和《福建高院解答》等规范性文件采取概括加列举的规定方式，既保证适用的灵活性又强化可操作性。概括式规定成员资格的认定原则或主要考虑因素、资格取得或者丧失的一般情形等;列举式规定外嫁女，“入赘”婿，离婚、丧偶妇女，外出学习、服兵役、两劳服刑人员，外出经商、务工人员，新出生人口，空挂户，回乡退养人员等特殊群体成员资格的认定。
注释:
[1]史际春、李青山:《论经济法的理念》，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抑公”所要解决的是与公权力的对抗问题，而“扬私”在于农民个体意志的民主体现、权利的自我主张。参见陈小君:《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代前言)———漫谈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之“四面墙”》，载陈小君等著:《后农业税时代农地法制运行实证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Ⅴ页。
[3]刘勇:《物权法草案第49条应当取消———评物权法草案关于公益征收与征用制度的规定》，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4期。
[4]邹爱华、符启林:《论土地征收的性质》，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5期。
[5]截至2007年底，全国征地用途中仅有20%土地是为绿化等公共利益的，80%的农用地被征用后转做房地产开发等建设用地。参见赵蕾、陈宵:《土地法律修改将提速，保障农民权益是重心》，载《南方周末》2008年10月16日，第a4版。
[6]陈小君等著:《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现实考察与研究———中国十省调研报告书》，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页。
[7]“农村土地问题立法研究”课题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运行的现实考察———对我国十个省调查的总报告》，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1期。
[8]陈明:《农地产权制度创新与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保护》，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9]王卫国主编:《21世纪中国民法之展望———海峡两岸民法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5页。
[10]谭术魁:《中国频繁爆发征地冲突的原因分析》，载《中国土地科学》2008年第6期。
[11]米万英:《澳门征收制度的特色》，载《法学》2007年第8期。
[12]李蕊:《从美国司法判例看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载《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13]潘嘉玮:《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征收法律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14]贺荣:《物权法与行政诉讼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
[15]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396页。
[16]王春梅:《俄罗斯土地征收制度与私权保护》，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5期。
[17]陈小君:《农地法律制度在后农业税时代的挑战与回应》，载《月旦民商法杂志》2007年第3期。
[18]前引[6]，陈小君等著书，第250页。
[19]石佑启:《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研究———宪法与行政法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167页。
[20]陈小君:《农村土地制度的物权法规范解析———学习〈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的思考》，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1期。
[21]王克强、王洪卫、刘红梅:《土地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22]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在我国不少地区仍然存在，该权利主要因客体的特殊性而形成不同于一般的以农业耕作为目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参见陈小君等:《后农业税时代农地权利体系与运行机理研究论纲———以对我国十省农地问题立法调查为基础》，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1期。
[23]前引[22]，陈小君等文。
[24]陈小君、蒋省三:《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规范解析、实践挑战及其立法回应》，载《管理世界》2010年第10期。
[25]此外，北大法意“法院案例”库中南召县人民法院(2010)南召城民初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被告石灰窑组集体讨论决定将该补偿款项的30%分配给承包土地的村民，70%分配给组里现有在籍人口”的合法性;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法院(2011)源民二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则以“原告对该土地有承包经营权，但不具有所有权，根据公平原则”为由，判决原告对征地款61400元享受65%，剩余的征地款35%归被告涌兴村委会所有”。
[26]但是，如果有个别省市30年承包期的开始时间早于或晚于1999年，则可授权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确定低于或者高于“全国统一的固定比例”的分配标准。
[27]郭平:《农地征收制度的变革契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制度》，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8]参见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04年)》第24条。
[29]山东省、辽宁、安徽等《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04年修正)》规定:宅基地和建设用地的补偿标准均低于耕地的补偿倍数。
[30]《山西分配办法》和《河南分配意见》规定:未确权确地到户的土地被征收征用后，其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以不低于80%的比例平均支付给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本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其余部分留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1]前引[20]，陈小君文。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篇4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发展，各级政府对农村土地的大量征收，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本文对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法律进行了分析，归纳出我国法律对农村土地征收的强制性、目的性、合法性和补偿性，发现农村土地征收现存的弊端，并提出一定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
土地征收;法律特征;补偿方式;合法程序;监督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城镇化建设的步伐逐步加快，各级政府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为建设城镇、工厂以及工业园区等建筑，需要征收大量土地，而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农村土地征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可能引发大量的纠纷。
一、我国土地征收的法律特征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是推进社会主义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在《宪法》中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土地管理法》中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物权法》中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从以上法律法规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土地征收，是以补偿为前提，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基础，将农村集体土地强制征收成为国家所有，具有强制性、目的性、合法性和补偿性四点法律特征。
(一)土地征收的强制性
从上文提到的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对农村土地征收的实施方是国家，国家是有权并依照法律法规，可以对农村土地实施强行征收，被征地的一方必须完全服从。因此，国家对农村土地的征收是带有强制性特征的，但强制征收土地必须在法律规定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基础之上，这就是土地征收的第二个特征———目的性。
(二)土地征收的目的性
判断国家及各级政府在征收农村土地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其标准和依据就是判断所谓“公共利益的需求”，这是对土地进行征收的前提和基础。由于城市化的不断扩张，以及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建设、工业区建设等用地的不足，都导致了对农村土地的征收逐渐扩张。因此，只有明确是为公共谋求利益的目的，对农村土地实行征收，才能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三)土地征收的合法性
在各国立法中，对土地的征收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进行。我国践行的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按照正规的法律程序对农村土地进行征收，才能防止滥用权力的现象发生，才能保障土地征收的过程能够顺利进行，同时也能保证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正性。
(四)土地征收的补偿性
上文所列出的如《宪法》等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了，如果对土地实行了征收，那么就必须对被征收者给予一定的补偿。即使征地行为是为了集体的公共利益，但少数人势必会因此而受到利益损害。所以必须对被征地者进行补偿，践行民法公平、正义的原则。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是我国对公共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其意义之重大，在对土地征收进行中，保证对权力的合法行使、对土地和资源的合理分配及利用、以及平衡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都起到了关键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二、我国农村土地征收中的弊端及完善建议
(一)关于农村土地征收的程序方面
在对农村土地征收中，涉及到国家、集体和农民三方，由于目的、利益等诸多原因，三方之间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各方面矛盾和纠纷，最为凸显的矛盾就是关于征收补偿费的问题。目前，我国在对农村土地征收中，还有很多程序缺失的现象存在，农民的权益受到侵害，无法得到保障。首先，被征地的农民个人，对土地征收的决策并没有参与权。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是在“公共利益”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那么公众对其“公共利益”的合理性就应有权参与。在国外，在征地前政府公告，派专职专员进行一系列审查，召开听证，被征地者可以参加其中的所有过程并表达自己的要求。所以，笔者认为应该本着“协商优先”的原则，让被征地者真正参与到意见征求和土地征收的过程中。其次在发生土地纠纷和矛盾时，要保证被征地者有可以申诉和寻求司法救济的部门。如果被征地者对整个过程的合法性和补偿等问题有异议，应有专门的机构来受理此类申诉，这样才可以化解农民的矛盾，保护农民的权益。处理好各方面的矛盾，是土地征收顺利进行的保障。
(二)关于农村土地征地的补偿方面
我国的《土地管理法》中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土地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以及“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不难看出，这种补偿标准较为落后，已经无法满足和适应现今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的发展和需要。改革开发以来，整个中国的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农村社会的经济形势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依据上文中的补偿标准，农民所能获得到的征地补偿范围极为狭窄，得到的经济补偿和土地征用后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相差极其悬殊。另外《土地管理法》中提到的“保持原有生活水平”，并没有为农民身份的人民群众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考虑。在中国农村，大多数农民从业能力非常有限，在失地的情况下，近乎等同于失业，无法从事其他行业来维持生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农民想要一直保持“原有生活水平”近乎于不可能。因此，应提高对被征地者的补偿，才能真正对农民的利益提供有效的保障。具体来看，除去法律已经规定的补偿外，增加社会保障费用、再教育和培训费用以及土地增值费用，才能让农民切实的享受到土地增值后的价值。
(三)关于农村土地征收的监督体制
目前我国还缺乏对土地征收的进行系统监督、管理的政府执法部门，对权力依法进行监督是限制权力滥用的重要保证。在对农村土地征收前，要严格控制对土地的审批权，实行责任制，并切实落实到个人;为征地补偿费专门设置专用账户，并纳入到银行体系，使农民集体可以发挥监督作用;政府应设置土地执法监督和咨询的机构，让农民可以充分咨询和表达诉求，同时也可以加强对土地征收的执法和监察力度。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现代社会，针对我国现行的关于农村土地征收的法律法规特征，其实际存在的弊端，从法治建设角度和社会实践角度，都应该尽快建构和完善相关的法律程序、补偿标准和监督体制，保障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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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篇5
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2.7%，按照纳瑟姆曲线描述的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我国城镇化发展已进入城镇化加速阶段的中后期，这一阶段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我国能否顺利迈入城市高度化国家。纵观世界城市化历程，这一阶段城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土地城镇化”不断加速。而在我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背景下，“土地城镇化”带来的巨大建设用地需求，必然进一步加剧现有土地供求矛盾。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的分析
从历史层面看，我国土地制度呈现出典型的城乡二元分割性。党的十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概括地讲，实现城镇化进程中土地供求均衡的途径也就是两条：行政征收和市场流转，这集中体现了政府和市场在土地资源利用中两种不同的配置方式。从我国目前基本国情来看，实现土地供求均衡的手段更多的是依靠行政征收，而土地制度的二元性导致市场流转明显滞后。因此，分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征收和流转制度，对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土地征收范围问题
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的；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巩固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土地管理法》则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出现了“征地悖论”：对于不符合公共利益用途的农地转用，征地则违背了“公共利益”的宪法准则，不征则违背了《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因此，在这种悖论下，地方政府往往在坚持“土地国有”的前提下，无论用地目的是否处于“公共利益”，一律采取征收的手段，从而形成了征地范围过宽、大量非公共利益用地项目强行征地的事实。
2.土地征收补偿标准问题
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规定了土地征收补偿的内容。《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产值的6～10倍。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按照资产定价原理，任何一种资产的即期价格为该资产未来产生现金流的折现值。依据这一国际通用的资产定价原理，客观地讲，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确存在很大的不足之处。近年来，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出让金节节攀升，2008年我国共出让土地面积244.7万亩，出让价款9600亿元，平均每亩出让金为39万元，而“招、拍、挂”的平均价格则更高，政府在土地出让过程中获得了大量收益。与此相反的是，农民获得的征地补偿却非常低，难以分享土地的增值部分。
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
土地征收制度与补偿制度，其实质是行政计划配置土地资源的方式问题。我国在城镇化的进程中，由市场配置农村土地资源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农村宅基地流转问题。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行的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而土地经营权承包制度则是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土地制度中涉及农用地的一种制度安排。《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我国当前实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的稳步发展，相对于改革开放以前来讲，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土地管理法》又进一步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建设。”这就严格限制了农村集体土地的用途范围，造成了城乡土地的二元性，从而严格限制了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4.农村宅基地流转问题
农村的宅基地属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范畴。有关农村宅基地流转问题是我国近些年来城镇化进程中非常受关注的问题，像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宅基地换房”、小产权房问题等做法都与农村宅基地有着密切联系。一部分学者强烈反对农村宅基地交易，并认为禁止农村宅基地交易是我国土地分配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公共福利与社会保障。另一部分学者则建议要加快农村宅基地的流转，释放农村集体的存量资源，促进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建设用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我国当前的农村宅基地使用现状中，的确出现了很多突出问题。一是农村宅基地存在着大量隐易。尤其是城市郊区农村宅基地隐易有不断加剧的趋势，这些隐易不仅加大了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模糊性，而且激发了大量产权纠纷，如我国社会普遍关注的“小产权房”即源于此。二是农村宅基地浪费严重。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业人口逐渐转移到城市，由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的流转不畅，造成了大量宅基地无人居住的状况，浪费了大量土地资源。三是农村宅基地存在着大量多占乱盖现象。事实上，农村宅基地是农村集体组织无偿出让给集体成员用来居住的土地，出让的是土地使用权。但我国农村目前普遍存在着大量多占乱盖现象，侵占了宝贵的土地资源。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党的十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当前，由于城乡土地产权主体、用途、市场体系、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的二元性，造成了我国城乡土地二元分割特征。城镇土地供求矛盾的进一步凸显，则要求我国必须在土地征用和流转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进行创新和改革。
1.实施更加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有学者认为：18亿亩的耕地红线是严重制约我国城镇化土地供给的重要因素。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保护耕地和城镇建设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在城镇化进程中，充分地重视耕地的保护和粮食的安全，才能为城镇化发展提供粮食产品支撑。否则，城镇化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如何建立一套推进基本农田保护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这样才能真正将保护耕地落实到实处。因此，可通过加大城镇建设占用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成本，促进城镇建设者在占用耕地的时候，能形成一套约束机制。此外，还应当加大对基本农田保护的财政补贴力度，实行农田保护和财政补贴相挂钩，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基层政府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2.明晰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
我国城乡土地制度存在着显著的产权二元性。产权经济学告诉我们：产权明晰是财产实现市场交易的根本前提，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由于历史变迁原因，我国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主体已逐步模糊化。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可由村民委员会行使集体组织职能，但是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更多行使的是社会管理职能，而经济职能则相对较弱。因此，我国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要进一步明确土地产权主体，加强土地确权工作。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强化对农村耕地、林地等各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落实好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工作，进一步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防止大规模征地拆迁、促进土地合理流转和夯实城镇化社会基础的重要举措。
3.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和补偿制度
我国土地产权的二元性是催生大量土地违规征收和拆迁问题的根源所在。首先，我国要严格界定国家公用事业征地范围。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家所有。”但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却未给出准确的范围，由此导致了实践中对于“公共利益”征地权的滥用。其次，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所征用的土地必须在严格符合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还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方面的要求，严格限制土地征收范围的扩大。第三，我国土地补偿标准要坚持市场化的原则，要坚持“以市场定价为主、合理分配利益”的土地补偿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征农民的权益。还要积极推进分税制改革，逐步弱化“土地财政”功能，让广大农民能够共享城镇化所带来的改革与发展成果。
4.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建设
我国城乡土地市场二元性，极大地限制了城乡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了人口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我国要进一步建立规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使已转移到城市的农业人口能安心在城市工作生活。通过建立规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能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土地资本化回报，获得进城置业定居的原始资金，有效促进人口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当然，我们也要积极鼓励农民通过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方式进行联合经营，并尽快建立与土地交易双方行为相关的市场服务体系，为促进土地的规模化和集约化使用提供有力保障。还要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的进程，逐步弱化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为加快我国城镇化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5.规范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篇6
abstract：ourcountryisatthehardtimeofindustrialization,i.e.thetimeofpromotingtheindustrializationthroughlimitingtheutilizationofagriculturalresources.thenecessarycapitalofindustrializationmainlycomesfromthelandexplorationinvillage.mostoflandsinvillagearecollectiveownership,socollective-ownedlandexplorationcansupporttheindustrialization,butisinjurioustothepeasants'interest.Undertheguidanceof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andbuildingaharmonioussociety,thekeybreakthroughofissuesofagriculture,farmer,ruralareaistobalancetheruralandurbaneconomy,revitalizetheruraleconomyall-round,coordinatedandsustainable,andbeorientedtopeasants'basicinterest.thisarticlediscussedthebalanceofcollective-ownedlandexplorationandpeasants'interestcompensation.
关键词：集体土地；征收；农民利益补偿
Keywords：collective-ownedland;landexploration;peasants'interestcompensation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2-0324-01
1法律视域下的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
1.1土地征收制度土地征收指的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强制取得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为。与土地征用内涵界定不同，土地征收是强调所有权的收回，而征用往往是使用权。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土地征收与土地征用做了明确区分，将第l0条第3款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土地征收制度，而非土地征用制度。土地征收权是行政主体的一种公权力，它建立在国家的基础之上，来源于《土地管理法》的授权。其次，征收的对象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再次，土地征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都明确规定了国家征收土地的依据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最后，土地征收应以补偿为要件。《宪法》《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都规定了“土地征收应该给予补偿”，这是土地征收的法定要件。
1.2关于征收补偿补偿与赔偿不同，补偿是使受损权益得到恢复和弥补的一种重要的法律手段，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土地征收补偿既是补偿法律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土地法律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土地征收中，征收补偿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核心问题[1]。而补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最重要的资源，是他们基本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也是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物质基础。土地一旦被国家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村民便丧失了土地所有权，同时也丧失了基本生活来源和从事农业生产建设活动的物质基础。
2土地征收与农民利益补偿的现状分析
伴随近几年来的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愈发加快的城镇化步伐，建设用地需求量大幅增加，征收农村土地的力度越来越大，由此引发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却仍然存在着分配方式各异、分配比例不合理、杂乱无章等问题，严重损害了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阻碍了征地工作的顺利进行。我国《宪法》中规定只有对公益用地，才能进行征收，但是却没有对公益性用地进行明确的界定，而在实际上不论是国家公益性建设项目还是经营性项目或者是房地产开发项目，―律动用国家征收权，远远超出了“为了公共利益”这个范围。这种现象主要归因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土地征收的“为了公共利益”界定不清以及关于土地征收权的规定相矛盾[2]。正是立法概念上的模糊，造成了执法过程中极大的可操作性，从而为利益分配不公埋下了隐患。
3优化集体土地征收和农民利益补偿关系
3.1制度先行，建立健全补偿制度补偿标准的合理性需要在三个方面进行权衡考虑：第一，土地的市场价值；第二，农民因土地被征收而实际遭受的损失，农民从土地上可获得的收益、土地上的相关附属物等；第三，农民丧失土地后的生活保障。对于一定年龄界限（如50岁）以上的农民，应考虑其被征地后的生活保障。而在一定年龄界限以下的农民，则应考虑其就业培训费用及失业保障。
3.2广惠于民，进一步扩大补偿范围这一点是比较明显的。在大力振兴农村经济的宏观背景下，不仅仅通过国家的政策倾斜、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还要广泛的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利益补偿。扩大补偿范围需要遵循这样几个原则：第一，被征收土地原用途的土地价格，即对于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财产损失补偿；第二，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即对农村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补偿，以保证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有保障；第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第四，土地征收造成不便于利用残余地的价值损失补偿以及相关损害补偿费；第五，被征地农民一定时期的失业损失费用和转业转岗就业培训费用[3]。扩大的范围不仅仅是农民的数量，还有补偿的项目，补偿范围的扩大可以视为补偿标准的宽容性降低。
3.3对接市场，引进价格机制，促进补偿“合理化”既然土地征收所形成的利益补偿是既得利益对既失利益的一种价值转移，那么可以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市场带来的问题就需要市场去解决，这也是维护土地征收和利益补偿平衡的最有效的配置方式。导入市场机制，确立“合理补偿”的原则针对我国目前对土地征收补偿原则的规定不明朗的现象，我国应当在借鉴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确立“合理补偿”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作为征地补偿的标准，以市场谈判的方式确定补偿费用。该原则的确立，一方面可以切实保护被征收土地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也可以避免现阶段实行“完全补偿”可能给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负担。[4]另外，在适当扩大补偿的范围的基础上，继续依照现实情况制定开发合理的补偿标准。为此，一方面土地征收补偿的标准要确保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另一方面应当建立完善的土地评估制度和土地评估方法，在对被征收土地进行科学的评估后，以市价为基础。综合考虑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合理地确定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为确保土地补偿费用的公正分配，一方面也要建立分配方案的合法性审批制度，防止村民会议自治权的滥用，另一方面应当确保村民会议的自治权。排除行政和司法的过多干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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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蓝威.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J].2007，（20）.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篇7
关键词：农村集体用地；土地流转；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研究；浙江省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关键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我国的城市范围，规模将持续扩大，同时将来大量的农用地将转为城市用地。但是由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不合理且农民失地保障不足的问题，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十报告中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为我国征地制度改革提出了目标要求和方向。
1.2国内外研究动态和评述
1.2.1国内研究动态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发展进程的加快，农用地转变为农建设用地的数量和规模急剧增大，在建设用地扩张和经济利益的共同驱动下，城市不断向农村扩张，农地非农化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上。由此而引发了诸如土地征值收益分配，失地农民补偿标准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以往文献地梳理，现将近年来有关农地非农化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做一研究综述。
1.2.2国外研究动态
因为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各有差异，所以土地制度也相异，在征地制度以及土地补偿制度等方面也各有相同，尽管如此，国际上征地制度实施与相关研究的趋势可以归纳为公共利益界定，征地补偿、征地制度和政策三个方面。
1.3研究方法
本文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理论分析定性分析法和系统思维法、案例分析以等多种方法进行研究。
1、文献研究法。通过文献的收集，对以前学者有关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的研究进行分配，总结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研究的现状，并为探索新的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提供经验依据。
2、理论分析方法
在梳理以往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地租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土地产权理论等为基础，构建农村土地征值收益分配机制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了农村土地征值收益分配的主体行为，揭示了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征值收益分配的格局，判明农村土地征值收益分配存在的问题的制度根源。
3、定性分析和系统思维方法。本文首先对集体用地合理流转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再以浙江东阳市、温州市为例，对新的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做深入剖析。
第二章调查内容与对象
2.1调查内容
针对大量农用地将转为城市用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不合理，农民失地又失业，保障不足等引发诸多社会矛盾，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法规不健全、不配套，导致失地农民边缘化的现况，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展开了农村集体用地合理流转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研究的调研，问卷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二是征地及补偿情况；三是征地前后的生活水平；四是对增值收益的看法。
2.2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在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杨树塘下村、双白村，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金中村、李家村对失地农民进行随机取样，抽取各1000人作为本次研究对象。调查人员通过对各失地农民进行现场调查，以现场问卷调查的方法，结合抽样与访谈结合，确保调研的真实可靠，发放问卷东阳市2000份，温州市2000份，当场收回，共计发放问卷4000份，当场收回，回收率100%。
第三章研究结果与分析
3.1征地及补偿情况
本次调研中东阳市土地征用被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征用的占5.38%；被经济适用房、市政公用设施等城市公共用地征用的占8.08%；被工商业、房地产等城市经营性用地征用的占0.49%；被学校、企业等乡镇建设用地征用的占31.65，温州市调查的2个村土地征用被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征用、学校、企业等乡镇建设用地征用占比最大分别为15.2%、12.95%，被调查失地农民中被征用的土地占原来土地总面积的比例情况。（见表1）
表2中农民对政府落实的补偿情况为较不满意，普遍认为只得到很少一部分，据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分析，目前被征用土地收益的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0%。地方政府、企业和村组织占据了土地收益的绝大部分，而为数众多的农民所占份额微不足道。有708人认为失地后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本次调研中发现农民土地被征用后政府提供一次性货币补偿较多，但是农民满意度差，与失地农民的期盼差距很大，货币安置虽能解决失地农民暂时的生活困难，却难以解决他们的长远生计，农民土地权益缺乏保障，在失地补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失地农民没有商议价的参与权，没有话语权，征地价格都是政府和被征地者说了算，征求意见也是形式上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有农民既是失地又失权益的利益，所有权的转移角度来看，征地虽然带来行政强制力的色彩，但实质是一种土地所有权交易行为，社会问题屡见不鲜。
3.2征地前后的生活水平
本次调研中东阳市、温州市失地农民普遍认为失地前后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变，失地农民基本上是靠种植农作为生，失地后很多农民既失地又失业，给生活带来困难，虽然有一部分失地农民到企业上班，但低工资低收入没能满足他们的生活，改变不了生活水平。研究数据来看，农民目前失地前、失地后收入水平（见表4）。
两市失地前、失地后年收入水平有所变化，失地前有2577人的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下，失地前从事农林渔业的人有2577人，失地后从事农林渔业的人有957人，有1620人失地后从事了其它职业，收入从10000以下转变为10000-30000元，收入30000-50000元的增加了301人，农民收入有了一定的改观。家庭收入来源失地前主要由种植农作物、其次是自主经营，分别占比18.92%、11.93%，失地后家庭收入来源主要自主经营和企业上班所得。
3.3对增值收益的看法
本次调研失地农民普遍认为，他们应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原因是农村集体作为土地公有制代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行使受托管理权，相应地拥有一定的土地所有权，农民劳作对土地的贡献大，让失地农民养老、就业、医疗等社会福利方面得到应有的保障。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有权分享，使农民的土地权利得到保障。自20世纪90年代来，因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引发的不断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征用补偿低，集体和农民利益受损。全国35个城市做过实际研究，农村集体土地征用中的收益分配，政府所得与集体和农民所得之比例为17：1，海口最低为22：1，北京最高47：1。征地前后的巨大差价，从而产生了土地的增值收益，在各级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进行分配，而这三者也成为了相互博弈的主体。然而在整个征地和收益分配过程中，政府整体处于主导地位，而农民个人处于被动地位，政府发放给农民的补偿费偏低，补偿范围偏窄，其在征地过程中获得补偿费用不到征地成本地价的10%，且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里，经常被克扣、拖欠和挪用，农民很难享受到失地农地非农化进程和个人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
本次调研中1260人认为土地增值收益中土地增值收益中农民应获得40%-50%的比例，1159人认为土地增值收益中农民应获得50%以上。
本次调研409人认为获得2万元以下的土地征用补偿费才能维持正常生活，1294人认为获得2-4万元的土地征用补偿费才能维持正常生活，有1407人认为获得4-6万元的土地征用补偿费才能维持正常生活，620人认为获得6-8万元的土地征用补偿费才能维持正常生活，104人认为获得8-10万元的土地征用补偿费才能维持正常生活，有166人认为获得10万元以上的土地征用补偿费才能维持正常生活。
第四章政策建议
4.1修改土地评估和补偿方法，提高补偿标准
建立科学的土地评估制度，土地补偿安置的费用应综合考虑土地资产性质，土地区位条件，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国有土地出让市场价格等因素，从而改变以产值作为补偿标准的依据，提高收益分配主体中农民的补偿标准，根据失地农民需求及实际情况，提高农民的补偿增值收益标准。
4.2完善补偿内容，创新补偿方式
从本次调研东阳市、温州市4个行政村中表明，村民对现在补偿标准反映强烈，约束地方王王政府短期行为，必须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要求失地农民直接参与到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保障农民的利益，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动态调节机制将土地征收补偿标准采取被征土地同地同价同标准。创新和完善失地农民安置补偿办法，改变以货币为主的补偿方法，在得到补偿的同时要安排劳动力就业和提供社会保障，要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失地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建议：一是统一城乡户籍制度，实现农民与城市居民拥有同样的“市民身分和社会地位；二是为失地农民建立起廉价租房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子女就学保障和医疗，失业保险和养老等相关配套制度；三是将土地征收补偿标准采取被征土地同地同价标准，让农民充分享受城市化进程中带来的成果。
4.3杜绝补偿款被挪用或截留现象
要让失地农民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阻止地方政府垄断土地的一级市场，一方面进一步提高征地程序和透明度，让失地农民更多的知情权；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提高农民对居住安置，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等关系其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决策过程的参与度。
4.4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缴费标准
养老问题历来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次调研东阳市横店镇共计失保人员10988人，140个村被征用过土地，根据近几年新的政策，大多数失地农民已归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原失地后参保农保领到413元、658元两档缴费标准，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后领到1100左右保险金，过低的养老金不能确保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尤为重要。（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经贸学院）
注：本文受《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资助。
指导老师：鲁爱民
参考文献：
[1]李坤英.保障农民利益建立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J].新农业，2014（10）.
[2]施伟伟.农地非农化进程中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研究――以浙江省为例[D].浙江工商大学，2011.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篇8
【关键词】农村集体土地土地发展权增值收益
一、土地发展权的内涵
土地发展权是对土地在利用上进行再发展的权利，即土地所有权人或土地使用权人改变土地现有用途或者提高土地利用程度的权利。土地发展权是一种可以与土地所有权分割而单独处分的产权，它既可以与土地所有权合为一体，由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所有者支配，也可以由只拥有土地发展权而不拥有土地所有权者支配。土地发展权的设立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明确土地发展带来的增值收益的归属和用于收益分配制度设计;二是落实土地用途管制、耕地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度设计。
二、我国理论界关于农村土地发展权归属的主要观点
由于目前我国实行土地用途管制政策，所以学者们关于土地发展权归属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农村集体土地被转为建设用地的权利的归属。关于农村土地发展权归属问题，我国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农村土地发展权归国家所有
主张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农村土地发展权应归国家，土地开发者必须向国家购买发展权，才能开发农村集体土地。农地使用权、农地承包经营权可在农地用途内自由流转，农户享有相对独立、相对完整的收益权和处分权。贾海波认为，土地发展权这种权利只能由国家来行使。现行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农地转用制度和农地在农业用途内的流转制度等虽然限制了农村集体和农民将土地推入建设用地市场变现以实现更大的收益，但同时避免了农地不被轻易转用和占用，保护了农地的自然属性和农业生产方式，当然也同时保护了农民长远的农地权利。
（二）农村土地发展权归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所有
持有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农地发展权应归于农地所有者（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他们主张借鉴美国的做法，将土地发展权自动归属于原土地所有权人。农村集体既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且法律上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是平等的，所以，应该明确集体对其所有土地的发展权。刘永湘等从维护农民土地产权利益的角度，建议实行土地发展权归农民集体所有。他认为土地发展权应属农民集体所有，现行的土地征用征收制度极大地压抑了土地发展权的经济实现。因此建议进行土地产权政策调整，充分考虑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利益补偿问题。
三、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发展权行使现状
虽然我国目前没有设立土地发展权制度，但是，我国近乎采取农村集体土地发展权国有模式。首先，国家控制着农村土地的用途及其转变。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对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作了严格的程序规定。其次，国家对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流转作了严格的限制。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建设。第三，国家通过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占有土地发展权增益。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这种征地补偿标准基本上没有考虑市场条件如土地的区位、征收后的用途等，它主要根据土地被征收前的用途确定价值，根据这一标准计算出来的征地补偿费用远远低于土地征收后的非农用地市场价格，这意味着，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未能明确保障失地农民对土地发展增益的分享，失地农民并不享有土地发展权，因此国家实际上得到了土地发展增益。所以说法律虽未言明土地发展权却近乎采取了土地发展权国有模式或者说土地发展增益国有模式。
四、农村集体土地发展权应归国家和集体土地所有者共有
农村土地发展权归属不同，所带来的效应也不同，农村土地发展权无论是归国家还是归农民和农村集体，都会有正、负两面效应。将农村土地发展权归属国家，有利于国家对农村土地进行总体规划和管制，有利于保护耕地和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但是，农村土地发展权归国家所有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征地范围扩大和补偿费低廉对农民造成巨大损失和伤害，低廉的补偿费不仅仅只是降低了目前农民的生活水准，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致使农民的未来失去保障。另一方面，若把农村集体土地发展权归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所有，有利于维护农民的产权利益，提高农民集体在土地增殖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但是不利于国家对土地进行总体规划。
鉴于农村集体土地按照用途可划分农用地和非农建设用地。相应的，将农村集体土地发展权划分为农用地发展权和非农建设用地发展权。农用地发展权属于国家，国家通过对农地发展权的严格控制，使得农用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不能擅自改变农地用途，从而防止耕地流失，保护农地和生态环境资源。非农建设用地的发展权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所有。当国家或是开发商想要开发农村非农建设用地时，必须首先通过支付合理的价格购买土地发展权，这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作为原土地所有者分享土地发展权收益，才能有利于农民土地财产权得到更全面的保护，也有利于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配。
参考文献：
[1]陈柏峰.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前景[J].法学研究，2012（4）.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篇9
关键词：农村；土地征收；问题；对策
一、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的现状及问题
农村土地征收是指国家以公共利益为需要，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权限将集体所有土地转化为国家所有土地，并依法给予被征地的农村集体和个人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的法律行为。土地征收行为是一个平衡公共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行为，国家在征收农村土地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做到法理与情理的结合。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法律规定不完备，农地征收制度不健全
1.宪法规定的内在悖论
根据《宪法》第10条的规定，城市土地全部属于国家所有，可能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禁止流通；土地所有权改变的唯一途径就是征收；征收是国家行为，且必须以公共利益为需要。这就表示城市要想扩张，就只能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而征收的集体土地又不能用于商业开发。然而现代化城市已经不可能没有商业开发。因此，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宪法》第10条形成了一个内在的悖论。对于这一悖论，政府只是简单地将城市化等同于公共利益，从而违反了宪法自身关于公益征收原则的规定。
2.补偿标准偏低
《土地管理法》关于征收补偿标准的规定，虽历经多次修改，标准有所提高，但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这一标准仍然偏低。首先，它远远不能补偿土地所有人的全部损失。其次，作为一种补偿标准，它也极不合理。再次，它不仅损害了农民的集体利益，而且实实在在的损害了单个农民的利益。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远不如失地之前。最后，对比征收之后的国有土地出让金收益，征收补偿微不足道。
3.土地增值收益归公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54、55条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建设单位要使用国有土地，原则上应先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然而“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30%上缴中央财政，70%留给有关政府”的规定，虽然后面有“留给有关政府的资金都专项用于耕地开发”的规定，但既没有监督措施，也没有任何追究违反法律责任的规定，从实际运作来看，这一规定无异于一纸空文。
（二）农地征收程序不规范，权力滥用严重，腐败频发
1.征收过滥、浪费严重
在我国，征收过滥的问题几乎一直与征地制度相伴而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的两次开发区热，大量土地被圈占，其中43%的开发区土地处于闲置状态。多征少用、征而不用的现象十分突出，大量土地抛荒浪费。
2.补偿过少，分配不公
补偿过少表现为：法定补偿标准偏低；在原本较低的标准幅度内，实际补偿又就低不就高；补偿数额占土地实际价值的比例过低；有限的补偿款不能及时发放到农民手中。在我国，土地征收后，国家取得的收益比村集体获得的补偿还要多。
3.权力滥用，腐败频发
在农地征收过程中，违规操作十分普遍，广泛存在着越权审批、违法审批、先征后批、征而不批、征而不用、征地不公告、账目不公开等违法违规操作现象。有些地方乡镇政府甚至为规避法律，以租。由于缺乏有力监管，与土地征收相关的腐败案件频频发生。
（三）思想观念落后，法律意识不强
1.政府功能定位不明，缺乏服务意识
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竞争性、法制性要求国家的公权力不能过多干涉私人的交互领域，私权利的保障与公权力的制约是现代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此外，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意识淡薄，轻视农民权益的保护，认为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而导致其作风浓厚，缺乏服务意识。
2.社会观念落后，身份歧视严重
僵化的户籍制度将农民从职业变成一种身份。城乡二元结构的管理体制使农民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逐渐沦为二等公民，这是社会价值观畸形发展的一种非常态现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三农”问题是我国发展的根本问题，任何人都无理由歧视农民。
3.乡村农民原子化，维权意识淡薄
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原子化的农民根本不可能与国家机器相抗衡；即使暂时结合起来，也更容易被分化。最近几年，因为土地征收问题上访的农民越来越多，但仍有许多农民面对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因慑于公权力的威严而不敢反抗，只能忍气吞声，维权意识不够强烈。
二、对我国农村土地征收中出现问题的对策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1.《宪法》第10条的再解释或修正
针对现行宪法的悖论性规定，政府将城市化解释为公共利益显然不合理。因为，“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从逻辑学角度来看，此为一个典型的陈述句，没有使用模态词，因此不是行为调节规范，而是确认规范。其中的城市当然不能包括“将来不断发展之后的城市”，亦即并不存在约束未来的目的。而且中国的工商业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是现代化必由之路，这一过程要充分维护并增进农民的利益。因此，根据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和社会学解释，结合规范的性质，在《宪法》修正之前，应当对《宪法》第10条中城市的含义作缩小解释，将其限定于“已经存在的、现有规模的城市”。
2.制定新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十报告指出，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改革土地征收制度，提高广大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这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保护农民权益，解决我国农村目前上访最为集中的土地问题。我国必须制定新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把农民的财产性补偿和安置补偿分开处理。一方面，对于财产性补偿进行现金补偿，并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动态补偿标准；另一方面，将安置补偿多样化，可以通过就业、培训、留地、入股、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等多种方式实现。现行补偿标准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新的标准主要在补偿安置结构上给予调整，将财产性补偿和安置补偿分离，确保农民充分享受到土地增值收益。财产性补偿主要通过货币支付来实现，将原来按照耕地产量进行补偿、安置的计算办法，改为依据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条件，制定动态补偿标准，这就很大程度提高了农民在土地征收中的财产性收益。
3.完善我国《物权法》有关规定，保障农民土地增值收益
物权法应当统一整合城乡建设用地使用权，当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不是本农民或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时，承认其用益物权的法律地位。对于非因公益性建设需要使用农民集体土地的，应当赋予集体土地所有者应有的处分权能，允许他们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一级市场进行土地使用权交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民事合同确定供需地双方的权利义务。
（二）严格农地征收程序与监管
1.建立土地征收部门对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认定程序，以防过滥征地
对公共利益的认定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而不能由行政机关任意裁量。若土地征收部门认定建设单位申请事项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则应当提前书面通知拟被征地人，给予其一定的异议期。在法定期限内，被征地人对需用地人申请事项符合公共利益有异议的，可向法院，由法院依法做出裁决。
2.完善土地征收部门对被征收土地范围的确定程序
土地征收部门依据法律规定，若认定用地人的申请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后，则应当正式通知用地人和被征地人，就双方土地征收事项举行听证。土地征收部门在听取当事人双方的意见后的基础上，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和自己调查收集的证据，决定是否批准用地人的申请以及征地数量、范围等事项。此外，还应完善土地征收听证程序，并将其作为土地征收的必经程序。
3.健全土地收益的分配与监管机制
部分学者建议，被征收土地的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所有，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归其原有者所有。省级人民政府应制定统一的征收土地费用分配和监督使用办法。被征收土地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将征收土地补偿费的收支与分配情况，向本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公布，接受监督。禁止一切侵占、挪用被征收土地的单位和个人的征地补偿费的行为。
（三）转变观念，提高法律意识
1.土地征收部门要转变职能，提高服务意识
在征收土地过程中，政府应处于中立地位，即政府在征收土地过程中处于中间立场，应该不偏不倚。同时，建议理清政府在三级土地市场中的职责和扮演的角色。通常来说，一级土地市场就是政府垄断；二、三级土地市场是在市场规律主导下，由政府监管的土地市场。一级土地市场中，政府直接与被征地农民发生关系，这就要求政府应注重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诉求，更好地履行其服务职能，不应简单地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进行强制征地，避免与被征地农民发生冲突、矛盾，而应更多地考虑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问题，推进征地工作顺利开展。
2.打破身份歧视，提高全民道德素质
政府要下决心打破歧视待遇，提高全民的道德素质。第一，建议调整、改革户籍制度，减少或消除社会成员因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各种不平等待遇。第二，建议国家将国民收入分配特别是文化教育、卫生医疗、交通电讯、水电设施等公共服务方面向农村和农民进行政策性倾斜。尤其应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民就业能力。第三，建议建立、健全农村社保制度，使农民都能享受卫生医疗保健，看得起病，解决农村人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第四，建议中央加大对农村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第五，建议在全社会提倡道德教育，纠正人们扭曲的价值观，提倡人人平等。
3.增强基层民众的凝聚力，提高农民的维权意识
要克服农民“原子化”的现状，增强农民群体凝聚力，提高法律意识。一方面，政府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在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的基础上，大力宣传《宪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增强农民对有关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了解，使农民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明确自己享有哪些利益，同时还应为农民建立相应的申诉渠道，鼓励农民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农民要主动学习法律法规，自觉学法、守法、护法、用法，提高法律意识与维权意识，使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再受到侵害。同时农民在维权时也要注意采用合法合理的方式，不能暴力抗法、恶意欺诈，要依法办事、诚实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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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篇10
关键词：农地征用；市场交易制度；土地补偿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政府日益重视各种社会经济矛盾，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2006年3月，致公党中央常委牛文元提出建立“五大基本国家补偿制度”，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其中，“国家土地补偿制度”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社会冲突事件中，65％都涉及农地补偿和房屋拆迁问题，由征地矛盾导致的农地补偿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因此，考察农地征用矛盾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状况，完善农地征用制度，探索农村社会的市场交易机制，势在必行。
一、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演变
农地征用矛盾实质上是社会主体围绕农地问题展开的博弈活动，它取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约束条件。中国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产权制度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断演进，农地产权制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1．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演变阶段
(1)第一阶段：“土地改革运动”之前(～1948)。1948年以前，中国的基本农地制度是私有制，土地所有权通过大量民间交易逐渐集中于地主阶层，土地使用则普遍实行租佃制由于租佃制导致的农地利益冲突，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焦点。
(2)第二阶段：“土地改革运动”后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前(1948～1953)。自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经验推广到广大农村地区，没收地主的土地产权，直接分配给无地农民，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
(3)第三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到人民公社解体(1953～1978)。自1953年起，中央政府积极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逐渐形成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1962年，中央政府为巩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地产权制度，实质上将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都集中在生产队。
(4)第四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78～1978)年中国农村社会逐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求分离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保证农地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允许农民拥有农地承包权和使用权。l982年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成为集体土地的共同所有者，逐渐形成目前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农民承包使用的产权格局。
2．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特征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分析表明，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一致。
(1)所有权方面．农地集体所有制明确了“集体”的所有地位，但“集体”概念具体化为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它们的“共同所有”模糊了所有者权利。这就可能产生两种后果：①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利益较高时，三级体系中的各种主体争夺土地收益；②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成本较高时，三级体系中各种主体相互推诿而导致“所有者缺位”。事实上，随着农村社会的经济利益和组织独立性不断增强，三级主体的“趋利避害”行为特征将愈加显著。
(2)使用权方面，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拥有了农地使用权，但他们的农地使用权是不完整的。①农民行使土地使用权具有使用方式和使用程度的限制：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和经营，禁止闲置耕地。②农民私人不得出租和转让农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必须以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为前提。⑧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有一定期限，尽管目前的承包期限可以长达30年，但承包期限风险仍然埋藏着农地经营的不稳定因素。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因素的前提下，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实际上承担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地产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正因此，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根源，它涉及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城乡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
二、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过程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地征用问题始终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根据2004年的中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可以征收或征用农村土地并给予适当补偿。①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构成了农地补偿命题的实践背景，也是解决农地补偿问题的事实基础。
1．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
“征收”或“征用”是两个不同概念。土地征收的对象是土地所有权，国家通过征收活动剥夺原土地所有者的所有权；土地征用的对象则是土地使用权，中央政府征用农地之后，必须对农民丧失农地使用权进行适当补偿。然而，根据现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规定，农地征用前提是农地所有权的转变，由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因此，中国的农地征用实践造成了“征收”的效果。
农地征用的过程中．农民丧失了农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组织丧失了农地所有权。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和征地实践，完整的征地过程一般包括三部分：①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组织协商，征用农村土地，转变农地的所有制属性和使用权主体；②地方政府对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进行适当补偿；③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者协商，将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用土地，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上述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意味着农地权利的转移和农地利益的重新分配。
2．征地过程中的矛盾
农地征用过程的利益冲突使农地补偿问题日益突出：
(1)农地征用的补偿标准较低。根据2004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农地征用后按照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作为计算基数，农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和不能超过该基数的3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补偿标准的前提条件是土地使用权转让，但在农地征用实践中，作为农地集体所有者的乡、村、村小组也要求获得相应利益补偿，结果使农地补偿费被层层提留，农民最终通常只能得到征地补偿标准的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