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一体化理论篇1
关键词：金融发展理论；金融改革现状；改革思考
引言
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的金融体系一直在改革探索中艰难前行，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和障碍。金融发展理论最早作为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与金融问题的经典作品，为这些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该理论也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逐渐完善。目前，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正处于转型阶段，金融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将金融发展理论与我国金融改革的实践相结合，从而提出相应的理论思考，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
一、金融发展理论脉络概述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即研究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及如何合理利用金融资源以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金融发展理论经过不断的发展历经了金融结构、金融抑制、金融深化和金融约束等过程。以往的理论多把金融作为经济的一个附属或内在组成部分研究，基本研究思路是经济发展对金融活动的影响；金融发展理论则将金融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基本研究思路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即通过发展金融来影响整个经济的增长，“金融发展理论”因故而名。
（一）金融发展理论的产生――金融结构理论
金融结构理论是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最早和最具影响的理论之一，其创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是雷德蒙・戈德史密，代表作是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邵营，2012）[1]该理论主要研究一国金融资产、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相互之间及其与相应的经济变量（国民财富）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用于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金融相关率FiR=Ft/wt。金融结构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金融发展体现“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结构变化之后会提高金融活动的效率，从而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这就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引致效应”。“引致效应”具体体现在经济结构变化之后，给人们提供的金融工具越来越多，投资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人们从事金融活动的欲望会愈加强烈，社会资金积累的速度加快，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二）金融发展理论的建立―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初，麦金农和肖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后经维森特・加尔比斯、唐纳德・马西森弗莱等人从不同角度发展逐步完善。
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都进行过多的干预和管制，其中的金融管制制约了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该理论具体体现为：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种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在一定程度上金融抑制也具有积极作用，比如：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机构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促进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和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
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与相互制约的关系，要发展经济首先要发展金融，要发挥好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该理论主要批评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如管制利率和信誉贷款的金融抑制政策，极力主张实施金融深化战略，接触或者放松一些不必要的管制，以达到金融自由化的目标。
（三）金融发展理论的深化―金融约束理论
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莱文、和斯蒂格利茨等人分析了金融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原因，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有选择性地干预不但不会阻碍反而有助于金融深化，由此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即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以达到既防止金融抑制的危害又能促使银行主动规避风险的目的。
（四）金融发展理论在我国的新发展―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中国学者白钦先教授（1998年）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创造性地扩展运用到金融领域，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创新，该理论认为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要与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协调，并保证稳定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采取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原则。目前在此理论基础上引申出金融倾斜轮、金融功能观、金融效率论、金融生态论等理论体系，此处不再进行阐述。
二、我国金融改革的回顾
回顾历史，从1993年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中国的金融改革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历程。在这二十余年中从单一银行体系，到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并行的运行机制；从汇率双轨制，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国家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到利率市场化；从资本项目严格管制，到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中国金融改革始终与中国经济并行，并为中国近年来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保障。
从1993年《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金融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1994年汇率并轨。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从1996年12月1日起，人民币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此后几年，三家政策性银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人民银行大区行改革，四大金融管理公司等相继成立。
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的金融改革进入了以机构改革为主的阶段。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由此启动，这次改革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金融改革之一。央行运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大型商业银行，从而推动银行体制改革。国有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公司治理结构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金融改革进行的同时，金融业监管体制也经历着变迁。随着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相继成立，我国金融监管体制进入了分业监管的时代。（陈柳钦，2003）[2]
三、我国金融改革的现状
（一）我国金融改革成绩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形成了多远的市场主体结构；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形成了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信托市场、外汇市场等逐渐完善的金融市场；迅速发展了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对传统金融市场进行了补充与扩展。
一般来说，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是金融相关率FiR=Ft/wt，即金融活动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纸币，其中，经济活动总量用从FiR数据来看，FiR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1.36到2013年的1.95，说明我国金融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充分体现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陈文夏，2010）[3]
（二）我国金融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
简单说我们在过去20多年的金融改革中，金融抑制较厉害，金融深化程度不够。其中金融抑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资本市场存在缺陷。我国资本市场仍然主要由政府主导，国家对股票市场行政干预过多，资本市场主要偏袒于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设置了诸多障碍，并且资本市场投机现象十分严重。
②货币市场发育不良，利率市场化进行缓慢。我国货币市场规模还不太强大，参与主体少，并且存在市场分割，资金配置效率低。货币市场发育不良影响了利率市场化，使得利率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主导，特别是存款利率，使得利率水平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稀缺程度。
③银行业垄断程度仍然相当高。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银行业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但实质上，国有独资银行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非国有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银行业面临很高壁垒，城市和农村金融分割现象严重。
四、基于金融发展理论的我国金融改革思路
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干预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我国市场化的改革，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2010）[4]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一）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目标
从金融抑制到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总体思路。实践证明，合理有效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益，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在实施金融体系改革时，切勿将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即使金融深化的最终目标是达到金融自由化，应该在放松干预的同时注重市场的滞后对放松干预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作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我国金融改革的实际情况，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二）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能形成完全竞争的金融市场，市场机制还不能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因此，在我国还不能超前地推行金融自由化战略，而要在金融市场逐渐完善的过程中，积极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引导金融资源的流动，促进资本的有效合法运作，并在此基础上对金融风险加以监控，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约束的发展道路，并不能将金融约束论盲目地运用于我国，而要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适应。
基于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积累了大量的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来处理金融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不仅要解决好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这个问题，还要思考政府干预的力度，从而尽量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三）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我国金融改革的方针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金融危机已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人们清楚认识到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对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性。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已渗透到整个经济中，与经济共同构成了一个存在紧密关联和互动的庞大系统，金融的不稳定往往会引发整个经济的动荡，在考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时，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忽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更不能忽略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沈军，2006）[5]
在金融可持续性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在金融改革过程中要放长线钓大鱼，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站在统筹全局的角度适时转换政府、金融机构的职能，使市场参与共享改革红利，使我们乃至我们的子子孙孙都享受金融服务所带来的幸福感。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均衡发展。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与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邵营.金融发展理论与金融改革的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12（1）：55-56
[2]陈柳钦.金融发展理论与我国金融改革的选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6）：52-54
[3]陈文夏.金融发展理论脉络和现实思考[J].生产力研究.2010（2）：67-68
金融一体化理论篇2
论文摘要：金融学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说明，我国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资源意识，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进行必要转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学界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不断关注。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对比说明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具有的质性发展观。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是金融资源观，其研究基轴是金融功能的不断扩展与提升。
Discussthefinancialresourcesconsciousness＼financialfunctionandimprovefinancialsustainabledevelopment
ZhouDanGuowanShanliaoninguniversityschoolofeconomics；Zhejiangradioandtelevisionuniversity；
thepaperkeywords：financialdisciplineconstructionfinancialresourcesconsciousnessfinancialfunctionfinancial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ory
abstract：financialdisciplineconstructionofresearchandpracticeshowsthatourcountryfinancialprofessionalteachingreformneedstoestablishafinancialresourcesconsciousness，itsresearchmodelandresearchmethodcanbebasedonfinancialsustainabledevelopmentresearchperspectivenecessaryconversion.theinternationalfinancialcrisisarousedonthefinancialsustainabledevelopmentproblemsareconstantattention.thetheoryoffinancialdevelopmentevolutionanddevelopment，thecontrastthatthefinancial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oryisthequalitativedevelopment.Financial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oryisthebasisoffinancialresourceview，theresearchbasicshaftisfinancialfunctionunceasingexpansionandascension.
一、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针对金融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过较全面的论述。世纪之交，教育部设立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专业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这一研究项目，项目（张亦春、蒋峰，2000，2001）比较了我国和西方在金融学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给出了概括性的设想[1]。以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成员学校的“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给出了我国金融专业发展的学科定位，制定了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陈雨露，2005），项目更强调了素质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分离理论（tobin，1958），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Sharpe，1964；Lintner，1965；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学（JohnFonnerty，1988；HayneLeland，1989），行为金融理论（Debondtand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断提出和扩展，使得我国学者开始更多的关注金融专业教学内容的扩充、转变，更多的考虑教学与实际的衔接，学科发展和国际的接轨。王广谦（2001）[3]、张新（2003）[4]、封思贤（2005）[5]和张文颖（2006）等在各自的文献中都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另外，李芒环（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结合各自所处学校的特点，对金融专业的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整体性设计，提供了个案经验。张亦春、蒋峰（2001）[6]，何嵬（2009）专门针对金融专业和金融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改进的思路、方法、经验，为金融教学改革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手段。
我国现有针对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多是寻找差距，模仿和学习西方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学科体系和教学方法。然而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发展规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严重的会造成金融资源流失，金融丧失，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黄达（2000）[7]、白钦先（2007）关于金融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与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任务等进行了思考与论述，他们的论述从思想方面提出了独到观点，这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视角
1.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两年多时间，其造成的影响严重、持久和深远。这场危机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更是给我国的金融从业者提出了挑战和质问：即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怎样认识金融的结构、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发展？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多局限于技术的层面，且争论颇多，莫衷一是。
要正确、准确地认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识在内的微观金融体系；而要抓住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本质，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又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微观金融的观察视角，要有金融资源的意识，大金融的意识和具备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
2.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为代表的数理金融理论的创立，西方的金融专业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为代表的微观金融的理论体系。金融学科逐渐数学化、模型化和微观化，而且往往将金融专业设在管理类学科之下，这与我国传统的以货币、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专业形成了较大反差。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学家（以我国学者白钦先（1998、2001）等为代表）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契合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可藉以对金融本质进行更深化的认识。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下，我们能更清楚的知道，对各类金融资源的运用应以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为基轴，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实现为归宿，避免简单的金融量性发展观。如果我们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其研究视角来审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市场）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危机的理解及对金融学科教学改革的推进会更加具有指导和针对性。
三、从金融发展理论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形成
1.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金融发展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给出了金融
发展的定义，即金融发展是指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对金融发展进行了量性描述。作为对Goldsmith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由于两个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同一问题，故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论”的理论背景是：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即政府过分干预金融市场，实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时存在着较高的隐形或显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生扭曲，致使利率、汇率不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严格的利率管制、高额存款准备金、信贷配给、高估本币汇率等。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就应该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个方面：提高或放开利率、放宽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建立与发展国内统一的资本市场、抑制通货膨胀、财政和外贸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但其在体系上比较粗糙，分析模型过于简单，包括因素较少，不具有动态特征，很多观点还停留在经验水平上，理论分析尚显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据mckinnon和Shaw的理论框架，其认为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的发展也只能影响资本的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些也都较大地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度。
2.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些经济学家汲取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发展理论模型中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因素，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1）“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对国民财富的构成及使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供给带动下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强调，贫穷国家应当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在需求产生以前率先发展金融。这种战略要求政府在短期无明显效益的情况下，坚持对金融进行投资和重点发展（陈岱孙、厉以宁，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是实际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市场的拓展和产品的增长必须更有效地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了一个更好地推动作用。此外，“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后者对早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支配作用，一旦经济发展成熟，前者便发生作用。
（2）金融约束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对发展中经济或转轨型经济而言，金融抑制将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仅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导致金融动荡，因此有必要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这便是由Herman，murdockand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
金融约束论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同时，即使现实中存在这些条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行为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约束论认为，金融市场失灵本质上是信息失灵，它导致了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制度的充分发挥。政府可通过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可预测的低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为金融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实施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而是对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3）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理论把金融因素作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重要变量，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与作用机制。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
体系形成和发展。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作了规范性解释。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既放弃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坚持了从金融与经济关系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立场，金融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个一般金融发展理论。它带来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转变，使有关金融发展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令金融发展理论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学术界。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坚持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机构观，即从现有的机构出发来研究金融功能，导出其产生、发展和作用于经济的机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和主导性要素。这一切要求人们重新认识金融的本质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有学者认识到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面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金融理论的融合与升华，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扬弃与创新。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刻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白钦先教授。在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1998）中，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发展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在遵循金融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体制，发展和完善金融体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达到经济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其他文献（白钦先等，2001）中，白钦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从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切入，从金融发展的一般性出发，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更系统的阐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即在两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领域，白钦先教授一直关注并持续不断地研究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针对西方学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两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结构理论，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针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量性发展观，提出“金融结构演进（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即金融发展”及“金融功能演进（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理论；并在发展金融学的整体框架内，梳理整合了“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功能为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联结点，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其研究的基轴，而以金融效率为研究的归宿”。[10]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
现代金融已成为包括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理论金融与实务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观念与金融意识等众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经济与社会、财富与资源、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及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庞大的复杂巨系统。我们在研究金融，进行金融学科建设的时候需要始终具有这样的大金融意识，始终将金融问题与金融的功能提升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强化金融资源意识，树立金融与金融安全意识，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展中的经济体尤其需要有这样一些意识，并形成相应的对策措施。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而金融发展首先也是一国的金融发展，在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处于被动和被掠夺的地位，发展金融和金融发展，就必须给与它充分的重视和保护。
第二，对于我们国家这样正处于发展成熟中的金融体系来说，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逐步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形成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状况的合理的金融结构，在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业与部门，我们仍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职能。金融倾斜并非是惟一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其关键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发挥出金融相应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实现了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应鼓励创新，鼓励对外开放，但我们要有自己的时间表，要与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完善金融的监管体系同步。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需要适当转变，凸显人文价值观的认同。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的现代金融学科体系和大多数经济类学科一样，呈现出研究方法数学化、模型化的现象，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金融这样一个充满风险因素的领域，在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强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而且也不得不转变我们认识、发
展金融理论及其实践的思路，重新审视金融的本来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价值观又是什么？这对维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对我们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无裨益。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在能够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的基础上，也应发展起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这不是简单的中国特色，而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国化。[11]
当代金融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引人金融学研究，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范式确立了金融学的最终研究目标，在最高层面上给出了我们进行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金融发展观；在方法论上，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并突出了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实现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变革。[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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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白钦先.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历程[J].经济评论，2005（3）：39-45.
金融一体化理论篇3
我国金融体系主要以银行为基础，但是管理层已经意识到证券市场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的建设也有必要与时俱进，适应金融体系发展的方向。事实上，内地教育体系引入的投资学课程，基本上是西方证券市场和公司金融的内容。正如张新(2003)所说的那样，西方对金融学的理解集中在以公司财务、公司融资、公司治理为核心内容的公司金融和以资产定价为核心内容的投资学；而内地对金融学的理解则主要集中在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两大类代表性科目。在资本市场发达程度不高而银行体系又独占优势地位的情况下，这一背离影响并不明显。但在a股资本市场发展程度越来越高，总市值和流通市值已经达到相当大的比重，四大国有银行和相当部分央企都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情况下，原有的以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为体系的金融类专业课程势必会转型为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而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本的本土化和专业化也逐渐提到日程上来。但是，在本土化和专业化的问题成为大家关注重点的同时，课程体系的其他问题往往被人忽视。既然是课程体系，势必有一个层次化或分层化教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笔者在此所要讨论的核心内容
一、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对各层次学生的教学要求
这些理论从简单到复杂，从开创性到发展型，从公司金融类到投资类，再到金融工程类，有纯理论的推导，也有应用于实践的方法。把这些理论全盘照搬，直接应用于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之中，显然并不一定适用。因为金融证券类专业各层次学生的知识水平并不相同，全盘的填鸭式教学对各层次学生的学习很难奏效。显然，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历程要求对各专业层次、年级层次和学术层次的学生进行分层化的教学体系的设计
金融证券类专业各层次的知识水平、教学要求有比较大的差异。一二年级的本科生、三四年级的本科生以及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各个层次的学生其知识水平肯定不同，而且理论教学的深度对各层次学生的要求也不一样。比如，在知识层次方面，一二年级本科生专业还没有接触，部分基础课也只是刚刚入门；而三四年级的本科生才刚刚接触相关的专业课；硕士研究生虽然对专业课的要求有所提高，但是现在硕士研究生中不少学生来自本科其他专业，短短的二到三年时间需要补充不少的专业知识。而在教学要求方面，本科生目前主要是通才教学模式，不仅要求本科生学习本专业知识内容，也要求本科生学习各专业模块的内容。相比之下，本专业课程体系的学习时间也并不算多，其理论教学侧重于面而并不精深；硕士研究生理论教学的要求较高，同时也有升学进一步深造的可能。不过，目前硕士研究生教学也在强调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加上部分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专业基础稍差，因此，在本科生教学基础的要求之上加以深化，由面及里侧重于线，理论与应用两方面相结合；而博士研究生的理论教学深度较高，而且研究视角一般较集中于某一点，不再像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那样发散于面或者线。因此，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体系的理论程度最深，显然对教学的要求也与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并不一样
不仅如此，即使同样是本科生，因专业的不同对课程体系的教学要求也并不一致。比如，金融学专业学生、公司金融专业学生与金融工程专业学生的理论课教学要求势必不同，而金融学专业中银行管理专业方向、国际金融专业方向或者证券投资专业方向等，对课程的配置和相关课程的理论教学深度的配置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比如，数理知识的教学，金融证券类专业的教学往往与数学、信息技术等学科相互交叉。但仅就本科专业而言，金融工程等专业尤其需要相对层次较高的数理知识用于金融工具的设计和开发。对于一般的金融学等专业，数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要求可能会低一些。因此，一般的金融学专业和专业性要求更高的金融工程专业，在证券类专业课的教学上也相对应存在着不同的层次。
二、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的分层化分析
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如何针对各层次学生的要求加以分层化教学呢?笔者所在的金融学院，既在金融学专业下设置了公司金融专业方向，又主导了金融工程新专业的建设，现在又在金融工程新专业下并设证券投资的专业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金融学院既有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学专业，同时还有以投资学为主导的金融工程专业和证券投资专业方向，另外还有保险学专业，真正实现了大金融证券类专业的专业设置。同时，金融学院既有大金融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下设银行管理、资本市场运营和金融工程等方向)，还新批了金融专业硕士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对于这些不同的专业和专业方向，相应的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当然也会有相应的调整和变化。比如，金融相关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金融经济学，财务管理专业将其作为选修课程，在教学内容上以投资学方向为主体，而金融工程专业将其作为必修课程，在教学内容上会更多地以数理经济学方向为主体；对于普通的本科学生金融经济学的教学以说明、分析为主，而对于硕士研究生金融经济学的教学则以量化推导为主；对于一般的本科生可以以应用为主进行讲解，而对于高年级和硕士研究生可以适当地以数理分析的方法进行讲解；而在教材的选择上，本科生可以用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布莱恩·克特尔所著的《金融经济学》，该书主要以论述和图示为主，相对较为浅显，而对于不同专业层次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则可以用杨云红老师所著的《金融经济学》和王江老师所著的《金融经济学》
另一门金融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金融市场学，由于课程主要的目的在于介绍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产品的基础知识，因此，其教学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也应该有不同的内容设置。比如，对于本科生，它是金融学入门课程，可以以介绍各金融市场的划分、功能实现和相关金融产品的运作实现机制为主进行教学，以便本科生对金融市场有初步的认识；而对于已经了解了金融市场和各类金融产品运作模式的高年级学生和硕士研究生，可以进一步讲授金融合约理论、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的模型的结论，以使其了解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制度等运作，并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金融制度和金融机构的运作模式，进一步了解金融市场运作机制的本因；而对于更高层次的学生，如博士研究生和个别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可以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合约理论、法与金融学等各方面理论，构建制度内生观点的金融制度分析理论框架，讲授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金融制度演化的内在规律，也可以涉及金融体系的选择和设计，充分了解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产生和发展的制度变迁因素
作为一门内容相当全面的资本市场专业课的投资学，也可以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置投资学Ⅰ、投资学Ⅱ和投资学Ⅲ进阶课程。对于本科学生，可以重点讲授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市场均衡理论，让学生了解最基本的现代金融学理论；对于高年级的本科学生或硕士研究生，可以专门设置相关基本面的证券分析内容和资产组合管理内容进行讲解；而对于更高层次的研究生，或者已经经历过前两个知识阶段投资学学习的学生，可以进一步讲授普通的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证券的基本定价知识
金融工程作为专业课程，也应该分层次进行教学内容的设置。比如，对于普通的金融类专业本科学生，可以以介绍金融工程工具、手段和策略为主，同时恰当介绍部分较为浅显的衍生工具以利于讲授金融工程的手段和政策；而对于金融工程专业的本科生以及其他硕士研究生，则可以进一步相对深入地介绍部分金融工具创新和产品开发，同时讲授更高层次的金融工程手段和策略。相应的期货、期权与衍生证券这一课程也可以进行分层教学。普通本科学生以介绍简单的衍生证券为主，以利于入门；对于相对专业的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则可以作为金融工程这类专业课程的进阶课程，进一步介绍较为复杂的期权定价和衍生证券定价的方法，以及介绍新型期权、指数期权、期货期权等衍生品种。
事实上，对于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还有一类课程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就是实训课程。证券类专业课程有必要加强具有时效性的内地金融市场的实际案例，联系相应的理论加以体会。其一，对于本科学生要加强证券分析类实训课程的培养，辅助以大量的a股证券分析方法应用的实例；其二，对于金融证券类专业学生，在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选题方面，尽量以实证为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三，对于更高级的学生，金融工程等证券类专业的学生，由于其未来的就业很可能就是证券公司、投资管理公司等纯粹的投资行业或投资岗位，因此，有必要在专业课内加强金融证券专业应用文写作教学，尤其是诸如研究报告这样的应用文的写作
至此，应该说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分层化教学的模式已经初步形成，既是系统化的，又有针对性，有助于这些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
三、实行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分层化教学的对策
1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历程要求对各专业层次、年级层次和学术层次的学生进行分层化的教学体系的设计。现代金融理论从简单到复杂，从开创性到发展型，从公司金融类到投资类，再到金融工程类，有纯理论的推导也有应用于实践的方法。而金融证券类专业各层次学生的知识水平并不相同，全盘的填鸭式教学对各层次学生的学习很难奏效
2各层次学生知识体系和知识水平的不同要求进行分层化教学体系的实践。金融证券类专业各层次的知识水平和教学要求有着比较大的差异。一二年级的本科生、三四年级的本科生还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各个层次的学生其知识水平肯定不同，而且理论教学的深度对各层次学生的要求也不一样
金融一体化理论篇4
关键词：协调；金融协调；金融地理学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5-0051-06
中图分类号：F830.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协调发展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观和价值观，是一种整体优化状态，一种具有整体性、结构稳定性、功能优化性的稳态。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协调是系统整体性的内在要求。系统通过各组成部分的协同、整合，使其在运动演化中不断保持良性循环。
国外学者对协调(Coordination)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面：宏观层面、微观层面与技术层面。
宏观层面致力于探讨国际范畴财政、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如何克服协调失败(CoordinationFail-ure)、应对金融危机成为研究焦点，如Gautierpa(2009)对协调摩擦(C00rdinationFriction)与金融危机关联的论述；marshallDa.(2002)剖析如何通过改革建立起牢固可靠的全球宏观经济、财政与金融协调机制而从根本上减少由于协调失败而引发的金融危机问题；manzm.(2002)则重点研究由于缺乏准确信息而导致协调失败进而引发的金融传染(Fi－nancialContagion)问题。
微观层面则主要着眼于某一具体组织或机构(organization)内部的协调失败问题。如BrandtsJ与CooperD.J.(2006)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组织内部协调失败的观测。微观协调通常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模拟现实世界，探寻内部机理。如DavisD等人(2009)对求过于供市场的信号、类型及暗中串谋的考察，即CooperafionwithoutCoordination；De－vetagG，(2003)对临界量博弈(CfiticalmassGames)过程中合作和信息的实验模拟。
技术层面则完全是从协调技术(coordinationtechnology)角度探讨如何确立和完善合作过程中高效率协调所必需的技术手段。合作(Cooperativework)需要三个层面的支持：交流(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与协调(Coordination)，后者依赖于前两者的充分实现。
由此可见，国外学者较少对某一国家内部各区域的协调发展问题展开论述，缺乏空间维度的考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区域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国金融发展的一种客观现象，因而中国学者针对该领域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
孔祥毅(1998)最早提出了金融协调理论，新的理论和范式为进一步深入探析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昭示了新的研究路径。
然而，尽管后金融危机时代，诸多学者意识到金融系统的内外协调决定了金融的安全与效率，也做了一些实证研究，但是很多学者未对金融协调概念进行明确界定，或者不同学者界定的内涵外延存在交叉和冲突，导致金融协调的诸多层面尚未达成共识，其理论体系还比较杂乱。
此外，相关文献多致力于全国视角，对中观区域视角的研究还很不够。笔者将采用金融地理学理论，对区域协调发展做一个全新的阐释，通过金融协调理论溯源、内涵、外延、分歧及共识探析，对金融协调理论进行梳理，框定区域协调发展的金融地理学分析的研究主体与内容，同时凸显其实际应用价值。
二、理论溯源
一些学者认为，早期关于金融协调发展的思想理论没有明确的归纳总结，更多地隐含在金融发展理论中。如王原声(2004)指出，西方有关金融协调论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戈德史密斯(1969)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爱德华・肖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麦金农(1991)的《经济市场化的秩序一一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金融控制》等著作中。前者通过系统分析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对金融发展进行了研究，后者通过分析一国金融发展的特点和状态提出了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论。两者均主张在平衡中央财政的前提下开放国内资本市场。这实质上渗透着金融协调发展的思想，对于金融的内外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刘刚(2006)则明确指出，金融协调论的理论渊源就是金融发展理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成熟。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金融协调理论预示着第三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沈军与刘莎(2001)认为金融协调理论与可持续理论是金融发展理论的较高阶段，与刘刚观点一致。
更多的学者所持的观点是金融发展理论只是协调理论渊源的一个分支，如王爱俭(2005)、祁敬宇(2002)等，将金融内外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概括为系统论、制度学派、信息不对称、金融发展理论，加之中国古代哲学――协调性是中国哲学的精髓。不仅如此，笔者认为，金融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学也蕴含了金融协调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的发展，区域金融的分析方法将会越来越多地涉及演化经济学、金融地理学、博弈论等多学科，学科间不断发生碰撞与融合，为更深入地研究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系统论的观点
依据系统论的思想，金融系统可以是一个广义的金融系统，即一个以金融系统为中心的包括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在内的综合系统。金融的协调发展是一种针对系统内众多要素的综合协调、整体协调，同时也是一种动态长远的协调及优化的协调，其目的不仅仅是使各个要素之间达到相对平衡，更重要的是要优化要素间的组合，使系统整体效益最大化。子系统之间量的比例关系和谐与否是关键所在，也是衡量系统协调度的重要指标。白钦先教授、孔祥毅教授的金融发展理论和思想中，已经带有越来越浓厚的系统理论和复杂性科学思想。
(二)制度学派观点
新制度经济学集中解决了四个研究领域的问题：交易费用和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数量经济史；认知、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的作用。制度学派认为，协调的制度能够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反之，亦反之。金融制度的演化、变迁也遵循此规律。通常情况下，由于存在惯性，随着环境变化的制度进化比较缓慢。然而通过研究金融协调的实施机制与外在环境，可以对导致金融失调的关键性制度进行变革，从而带动补充性制度的演化，最终促进经济和金融的协调发展。
(三)信息不对称理论
根据这一理论，市场中金融企业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银企网络的建立过程中，银行家与企业家的信息也是不对称的。为了寻求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有效制度，促进企业之间与银企之间的良性互动，必须建立金融的协调机制，通过融资过程中的学习交流与协调，构建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稳固的链接和较高的相互适应性，完善金融功能和提高金融效率。
(四)金融发展理论
刘刚(2006)把近40年演变的金融发展理论，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是1969年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结构论；
第二是1973年麦金农一肖提出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
第三是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包括20世纪90年代以赫尔曼、斯蒂格利茨等为代表提出的金融约束论)；
第四是在世纪之交由中国学者提出的第三代金融发展理论(包括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和金融协调理论)。金融协调论的理论渊源是金融发展理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成熟。
(五)金融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学
金融地理学不仅关注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而且强调社会、文化等人文因素，强调事物发展的大环境，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用复杂系统的观点来看待和分析问题；而自组织为复杂系统理论的核心和关键；演化经济学又是探讨复杂经济系统自组织演化过程规律的，因此金融地理学、自组织、演化经济学在逻辑上是自洽的。
金融地理学突出了非经济因素对金融发展的作用，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因素众多、目标多样、情况复杂、彼此紧密相关的复杂巨系统。在这个复杂的巨系统当中，人类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和金融活动是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因此经济、社会和金融这三太子系统存在关联性和互动性。任何一个子系统各要素的动态过程，都会与同样处于动态过程中的相关要素存在动态关联性(崔满红，2002)。社会、经济、金融三者既相互独立、自成体系。又相互影响、交叉重叠，考虑金融问题必须结合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综合考察，并充分考察系统内部与系统之间的动态协调。
此外，金融地理学的“信息腹地论”考察了区域间金融资源流动和金融中心的变迁，而区际金融协调始终是协调发展研究的薄弱点，因而该理论拓展了讨论空间，提供了分析工具。
三、金融协调内涵、外延、分歧与共识
不同学者对金融协调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不同，研究焦点也存在很大差别。如武巧珍(2004)重点分析货币制度与经济金融的协调，将其分为外部协调与内部协调两部分，其理论关注货币制度的变迁及其与经济金融的动态协调。窦尔翔、何炼成(2004)的研究则指出，金融协调一方面是金融自身的协调，另一方面是金融对经济的协调，从协调的对象上来看，前者是金融“本体因素”，后者是金融的“指向性因素”。王爱俭(2005)则解释了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理论涵义，将金融协调稳定机制分为政府和中央银行间的协调、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及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其理论强调了机构协调层面。祁敬宇(2002)探讨了金融发展的内外协调，将欧盟作为金融发展内外协调运行中的典型形态。金融发展的内外协调是指一国或地区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通过内部与外部的相互协调，采取互相配合的、同金融发展有关的各种政策措施，达到既发展本国金融，又对世界金融产生整体良好态势的目的，其研究着眼于国际视角。王原声(2004)同样研究了基于国际视角的金融协调：金融发展内外协调的构成分为国际贸易协调、国际金融协调和国际投资协调等机制运作，是一个动态过程。事实上，金融协调的内涵丰富多元，其研究范畴也很广阔，既包括“总量协调、结构协调、内外协调、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机构间的协调、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金融衍生工具与金融风险控制等”在内的宏观方面的问题，也包括“证券业与银行业的协调、资产结构、银企关系、收益与风险”等微观方面的问题(孔祥毅，2002)。尽管在研究层次和研究内容上各有侧重，很多学者对金融协调内涵的理解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在充分把握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分析和动态分析的方法，研究金融及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它们的收益、成本、风险状态和运动规律，并研究由此决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揭示金融内部构成要素之间、金融与经济增长、金融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构造金融协调运行的政策调控体系，以促进金融与经济高效、有序、稳定和健康发展(刘刚，2006)。
就金融协调的层次而言，学者倾向于采用内部协调与外部协调的划分方式，但是其意指却大相径庭。如祁敬宇(2002)与王原声(2004)是以国别为界划分内部与外部。郭金龙(2006)则认为金融内部协调应包括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当局、金融工具、金融制度等；外部协调包括金融与经济的协调以及金融与社会的协调。显然其分类标准是从金融系统本身出发。其与杨大鹏(2004)对金融体系协调层次的划分不谋而合，即至少包括对社会、经济以及内部协调三个层次。窦尔翔(2004)则采用“金融本体因素”和“金融指向性因素”分别代指金融系统内部和外部。前者是指金融作为一个系统所包含的各个因素：金融体制结构、金融总量结构、金融组织结构、金融市场结构等。后者是指金融对经济发挥作用赖以借助的渠道、途径或中介目标：体制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因素、实体资本等。邵国华(2006)将金融系统的外部协调分为四个方面：金融系统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金融系统与社会发展的协调、金融业与非金融企业的协调、金融系统与金融国际化的协调。内部协调则涵盖两个层面，内部协调Ⅰ与内部协调Ⅱ。前者指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现有金融监管机构，银行业与证券业，银行业与保险业，证券业与保险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等分系统的协调。后者专指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子系统的内部协调。蔡则祥(2005)将协调机制细分为“内部协调、外部协调、内外协调、综合协调”：“内部协调”是指我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资产、融资形式、对外开放等结构之间及其构成之间协调配合。“外部协调”主要是指在中国金融结构中，外资机构的引入与中资机构的输出的有机协调。“内外协调”主要是指中国金融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应遵循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协调。“综合协调”是指金融环境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要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统及整体制度框架相协调。“四个协调”之间相互交织、相互支持。尹优平(2007)则对区域金融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从机构、监管、区际、政策四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的论述，基础环节是区域内外金融各自协调发展，关键保障是区域金融监管协调和区域金融政策的协调。可见，金融协调的层次复杂多维，导致其研究内容的
模棱两可及相互交叉。大部分学者从金融系统自身而非区域角度出发考察问题，导致其空间维度研究的薄弱，无法针对具体区域提出操作性强的协调发展战略。
金融协调的内容也通常被划分为宏观、微观和中观三个层面，然而不同学者对这三个层面的理解和界定亦有所不同。如孔祥毅(2002)认为金融、经济、社会之间构成了一个宏观的金融协调关系，而金融内部，如在金融工具、金融中介、金融制度之间，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则构成金融内部的微观协调关系。王爱俭(2005)将总量协调、结构协调、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创造、金融衍生工具与金融风险控制等归结为宏观方面，而证券业与银行业的协调、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的协调被归类为微观方面。郭金龙(2006)则将区域协调、内外协调、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机构间的协调、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都纳入宏观范畴。杨大鹏(2004)专门研究了金融体系协调的中观层面，即有关金融组织结构协调演进的问题。主要观点是金融组织结构协调演进的趋势是“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它可以在产业组织的层面上化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运行效率。王威(2007)重点研究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协调发展问题，将其分为微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宏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三个层次，微观协调是基础，中观协调是衔接，宏观协调是关键。微观金融资源指广义的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金融制度资源和金融工具资源构成了金融资源的中观层次。宏观金融资源体现的是金融资源各层次的整合效应，而不是某一具体“硬件”层次的功能。由上述分析可见，不同学者对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定位各不相同，微观协调和中观协调存在交叉和分类模糊的问题，因而目前迫切需要一个客观的划分标准，明确区域金融协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现存文献大多从中国的整体来研究金融协调问题，较少涉及对区域内和区域间金融各个层面的深层次分析。尽管有部分学者意识到空间的重要性，但是在分析过程中很难有效贯彻该理念。如蔡则祥(2005)明确指出了区域协调主要指金融结构在空间上的协调，但是其分析仍主要着眼于整个中国；其中观协调意指金融机构的协调，而非区域视角，没有从空间和地理的角度来考察协调。尹优平(2007)厘清了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内涵与外延。认为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既意味着区域金融业本身的协调和优化，也意味着区域之间金融发展上的合理分工。只有通过对空间上客观分布的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和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开发和配置，才能实现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然而其金融产业分析和监管层面协调仍然主要地着眼于全国视角。综上所述，对区域金融协调的研究不能仅停留于整体宏观层面，必须深入到中观层面才能得出符合各地实际的研究结论。区域金融中观协调作为一项相对前沿和边缘性的研究工作，中国案例的研究将丰富国际学术界的相关讨论。
区域金融学者普遍持这样的观点，即协调是一种动态过程，是在动态变化中追求其效率，是一种协调中的效率(杨大鹏，2004)，即金融协调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过程。协调的目的在于通过协调实现制度和系统环境的改善，实现系统的优化和系统效率的提高(尹优平，2007)。此外，学者们对金融协调的方式，亦基本达成共识，分为三个方面：市场机制协调、计划和行政制度协调以及网络协调。市场机制协调主要指经济运行行为主体根据市场的价格信息，依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在相互竞争的市场中形成的一种协调发展；计划和行政制度协调作为市场机制协调的补充，这种协调主要依靠行政权威来进行；网络协调是指经济网络组织理论所强调的介于市场、企业或政府之间的中间力量的协调(王爱俭，2005；刘刚，2006)。尹优平(2007)对第二种协调方式存在异议：作为制度决定中的重要变量，政府往往在金融制度中发挥超强影响，但是其目前还远没建立起有效率金融制度所需要的伦理、规范和精神；只有由市场主体自发形成的或虽由政府部门推动但必须得到广大参与者认可的协调活动才能实现正的发展。显然，其论述蕴含了金融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学的自组织论点，即只有诱导式和限定边界式的他组织者才可以出现在自组织过程中。
四、研究构想与现实应用
金融地理学作为一门边缘交叉学科，为金融提供了一个新经济地理学表述。在研究对象的界定方面，金融地理学不仅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和视角，而且充分利用了地理学的先进分析工具。此时的金融不再是狭义的“小金融”，而是广义的“大金融”，即一个以金融系统为中心的包括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在内的综合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量的比例关系和谐与否是关键所在，也是衡量系统是否协调的重要参照指标。区域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区域可以是诸如欧盟、东盟的跨国界区域，狭义的区域则指一国范围内的不同区域。笔者将金融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定位于一国中观区域，而非国际协调视角。一方面是由于国际金融协调问题，如以美国经济学家福兰克尔(J.a.Frenkel)为代表的“溢出效应”学说，以美国经济学家库柏(R.Cooper)为代表的结构性相互依存性理论，国内外学者已经作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空间维度研究的严重缺乏及国内外研究中比较普遍地存在忽视地理空间效应的倾向。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是区域金融发展质和量的统一。
所谓区域协调发展的金融地理学分析，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各区域自身的协调发展，既包括区域自身的微观金融协调，也涵盖了其金融、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
第二，各个区域之间的金融发展要协调，即长期被忽视的区际协调问题，孔祥毅(2006)提出的区域金融外部性内部化和内部性外部化，以及郭金龙(2006)阐释的外延开放性，意指区际协调层面，遗憾的是，始终缺乏该层面的深层次分析；
第三，城乡金融协调发展问题，这个问题学者只是浅尝辄止。这同时也为金融地理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和突破点。
按照金融地理学的研究逻辑，可以把区域金融的协调发展分为空间差异、空间过程和空间的相互作用逐次展开。金融地域运动起始于各经济地域的金融资源禀赋的空间差异，因而空间差异的比较分析自然成为协调发展研究的出发点。金融产业是地域运动的物质载体，成为考察的关键内容之一。此外，由于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实质是金融资源在区域协调配置的效率与程度，即提高区域金融业的竞争力与效率。因此可通过金融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综合全面反映区域金融各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金融地域理论认为，金融产业的中级成长阶段以集聚效应为主导效应，而在其高级成长阶段则以扩散效应为主导效应，它直接决定了金融地域运动的方向，造就了金融体系的空间运动格局。那么我国区域金融地域系统的发展是否遵循集中――分散规律，区
域金融成长是否符合“威廉姆森倒U形”曲线，其金融成长差异是否最终会自发趋于收敛(σ趋同、B趋同、俱乐部趋同等)，金融系统的空间结构如何演变，金融中心如何定位，其演变规律和机理又体现在哪些方面，这构成空间过程的分析主体；空间的相互作用强调区际之间的互动和耦合，通过金融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良性互动，带动其金融产业成长水平提升，最终实现金融地域系统的效率改进和协调发展。城乡金融地域系统长期以来在学者的研究视野之外，这是由于按照传统理论，金融地域系统的空间结构是金融核心、金融腹地与金融网络体系的空间排列与组合，其严格遵循金融中心的“国际性”门槛，站在城市角度分析问题，没有认识到金融中心的层次性(如国际金融中心、国内金融中心等)，其金融中心、金融支点和金融增长极也仅限于分析金融等别城市的空间相互作用，这将导致研究过程中将乡村地区和城乡边缘区排斥在直接腹地和扩展腹地之外以及城乡金融网络的缺失。因此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问题以及如何实现城乡之间的金融协同、协调发展成为金融地理学关注的焦点之一。
区际只有高效金融合作，才能实现协调发展，实现系统优化。要重视区域金融发展的拓扑结构。所谓拓扑结构，它概括了系统内部及系统之间所发生的一切联系。金融体系是由许多功能模块组成的，当采用拆解金融体系的方法来审视区域金融体系效率的时候，关键的问题是各个功能模块之间的协调问题。各个地区的金融发展都可以视为独立的系统，只有充分利用相邻金融中心的辐射力，实现同质区域以及异质区域的金融合作，才能达到模块的融合及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合作能够充分利用各区域在资金使用方面的时间差或空间差，通过各金融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沟通信息，融通资金，发展区域金融市场，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实现整体金融系统效率的优化。长三角以推进经济一体化为基础，着力打造开放型金融、创新型金融、集约型金融与生态型金融，其金融合作区的构建已为其他区域提供了现实操作的成功范本。长期以来，中部六省金融行业的发展存在着内部发展不协调和外部金融分割的现状，并不能有效发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可考虑通过信息生产功能、风险管理功能、储蓄动员功能影响六省的区域经济增长。中部六省在机构、业务以及行业之间都存在着共生界面，其金融资源禀赋的互补性，为六省金融联动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六省特别是湖北、湖南、河南三省的金融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优势：河南拥有全国三大期货交易所之一的郑州期货交易所，期货业发展独具优势，而且银行业法人机构数量居中部首位；湖北金融业体系完备，金融综合实力较强；湖南证券业发达，券商实力在中部领先。由于金融特点不同，发展优势各异，如果能积极合作、相互渗透，中部地区将形成一个层次丰富的金融合作体系。
金融一体化理论篇5
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金融体系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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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一体化理论篇6
关键词：金融监管；范式转变；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087-04
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环境持续动荡，发达经济体系纷纷陷入衰退境地而难以自拔。危机后人们开始对审慎监管理论进行全面反思，这种全面反思和彻底自省亟须我们运用科学的理论体系，追问制度设计的理念建构和价值选择的基本定位，甚至需要对监管的范式作出有力的回应。
一、范式：金融监管变革的深层理念
“范式”（paradigm）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用语，最早于1959年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的《必要的张力》一书中首次提出来，在其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大量使用，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范式是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所共享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系列成型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一套话语体系。在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中，它具有普遍的认同性和合法性；它不表现为具体的理论本身，而是不同理论所组成的理论群内在共性的抽象。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要在一定的范式制约下认识世界，要在过去承继下来的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的限制下进行创造。
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思维框架，体现这种思维传统的就是范式。范式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单个事实通常不能证实或一种范式。只有当出现更好的范式替代它，并成为某一学科所具有的共同信念时，才会出现新旧范式替换的局面。范式通过对科学中关键性、全局性的问题的解决，重新描述关于世界整体的图式。所以，范式的变革不是个别概念或定律的转换，而是世界观的变化。整个社会就是在这种不断地自我否定中推进和发展的。
科学革命实质上就是范式的转化和更替。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列举了科学史上的三次重要的范式转换：一次是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中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托勒密体系，一次是18世纪下半叶化学领域中拉瓦锡的氧化学说取代燃素说，一次是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进一步发展了牛顿力学。
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而且对说明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征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范式”条目中就确认了经济学也是一种范式。范式概念的引入在研究对象、研究方向、研究手段和评价标准等方面对经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性质而论，金融监管范式同其他实验科学领域的范式并无任何不同。在监管活动中，必然也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一种总的观点或框架去统摄、解释客观而零乱的风险面相，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手段和方法。正是由于运用了现有范式所包含的理论信念及其衍生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才使得监管者得以精细深入地研究金融风险的各个部分。实际上，由于监管理念的形成、选择和最终被共同接受的过程都涉及大量的人文、社会等因素，因此，在金融监管的发展形态中运用范式概念甚至要比在其他学科中运用更为契合。
需要注意的是，有人往往会滥用“范式”这个概念。范式不是方法，而是构成理论的方法之方法。如果对监管活动本身的逻辑结构和内涵缺乏认识，则往往不能在恰当的逻辑层次上合理地运用这个范畴。范式不同于模式，不是对所有的理论问题的回答，而是对一种知识体系的思想逻辑的回答，尤其是对作为一门学科的逻辑基石的价值论的思考。任何学科思想体系在历史过程中的形成和发展，总是首先在价值理论的逻辑层次形成主流的判断或规范，然后再在一般理论、分析方法中构成变革和发展。一旦某种价值理论问题的公理性基础假设得以确立，它就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支配学科思想的常规发展。所以，凡是不能够深入到价值论逻辑层次的思想，都不应被视作范式问题。
二、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呼唤监管范式的转换
引起范式转变的最切近的基础是实践的发展。在当代经济金融社会生活的巨大发展中，无论是金融现象还是作为其理论表现的金融学在内容、题材、方式和性质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在这种形势下，监管方式、应对政策甚至监管范式也都要相应改变。
1.对金融监管范式的视阈拓宽根植于对现代金融的深刻理解和对金融理论模式宏观背景的考察。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大特点是，它完全放弃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不去探讨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不去研究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有制的质的区别，千方百计去分析具体经济现象，甚至把经济问题归结为烦琐的数学公式。根据马克思的认识，社会财富增加的唯一途径就是产业资本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只有在促进产业资本扩大和效率提高的时候，才有正面的作用。而当金融资本过度挤占了生产资本的利润率和生存空间的时候，其自身的存在基础自然会受到动摇。一旦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则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现有金融监管范式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矛盾。此次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学者纷纷对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解释，如金融创新过度、资本家的贪婪本性、金融监管不力等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爆发的历次金融或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都采取了金融危机的形式，此次金融危机无疑再一次暴露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如果人们只是把矛头对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而不是针对金融体系本身，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只有自觉地反思、检讨当代整个文化、价值系统存在的病症，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危机的本质并找出相应的、有效的对策。否则，人们关于危机谈论得越多，离开危机的真相和本质就越远。
3.对金融发展的目的和目标的重新界定呼唤新的范式引导以重构金融价值体系。在过去三十年，金融业的自我发展逐渐背离了其真实本质。在许多时候，我们是为了发展金融而发展金融，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形式当成了内容。过度金融化使得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金融资产的增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脱离了实际需求。另外，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市场行为与金融监管目标也往往是矛盾的。现有的金融监管方式和技术手段只能把“内在的统一性”理解为“抽象的同一性”，无法把事物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外部表现正确地归结为事物本质自身中的内在矛盾，因而难以达到对本质的真正理解和把握。这样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本不可能真正揭示出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
4.对实在论的反思要在范式层面上对金融研究方法进行总体性把握。目前我们的监管方法主要还是科学主义的，而科学主义的实质就是实在论，其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二元论、独断论等形式。当代金融学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路径，以至大多数金融学家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和构建，似乎一旦没有了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证明形式，就不足以使人信服。但现实世界往往要比这些“完美”的模型复杂得多。金融危机是经济学主客二分和数理崇拜的代价，而所有这些弯路正是由于人们追求所谓“通天塔”的确定知识所造成的。
总之，要达到对当代金融的批判性理解，停留在西方金融理论的水平上是不行的。对我们来讲，转变金融监管范式是从理论理性走向实践理性的历史实践和逻辑演进的真实反映。只有诉诸对既有学科范式的批判性改造，建立起新的理论范式，才能实现真正的监管目标。
三、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时机已经成熟
监管范式是通过思想、观念的力量来影响和控制监管活动的。正确的金融监管范式能够推动金融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方法论支撑。同样，落后的监管范式也会给金融监管带来消极和保守的影响。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型是对现代主义赖以成立的哲学基础进行重新认识和批判，以建立一种回归现实世界的、更具开放性和生动性的新的意识形态。显然，这种转型不仅是一种停留于过去范式下的修修补补，而是它呈现出了一种根本性、整体性批判和反思的理论态度，并标志着一种人类全新的价值取向和致思模式的确立。
现有的各种监管模式（如自由主义和管制主义等）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它们讨论的却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们所支持或反对的所谓监管方法都是一系列具有共同特征的制度化要素。而我们这里讲的监管范式的转变是对各种现有监管模式的层次上的超越，以达成更高的视野和境界。
传统的监管方式可以称之为结构主义方式。这种方式预设了一种理想状态，通过监管行为来使监管效果不断接近这一目标，这就难免简单化、机械化。结构主义方式强调技术与效率，忽视社会结构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互动对实践效果的影响，忽视金融现象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特征。而新的监管方式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融合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范畴体系。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结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构建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人的存在方式截然不同的新的存在方式。我们也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当代范式转变的伟大意义。只要社会制度不改变，人们还将不得不继续生活在这个金融资本的逻辑中，现有的生活方式就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金融学研究发生了一定变化。为了修正长期以来经济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设带来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偏差，金融学家尝试引入新的研究变量来解释金融现实。在行为经济学方法中，从个体到群体的选择，既包含着个体由于有限理性认知能力的界定，又包含着群体的社会网络复杂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中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对人类行为选择的限定。行为主义认为金融行为是通过主体的理解而社会地建构的。该方法修正了机械简单的决定论，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行为的社会性，加深了人们对金融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认识。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又出现了一些研究复杂系统或体系的方法，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需要监管范式的转型，而范式转型也符合新时期中国构建和谐金融的客观需要。当前，中国正面临金融转型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需要深刻反思监管范式的问题，推动监管思路和范式的转变。
诚然，中国的金融监管在标准化、精细化、信息化、国际化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领域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借鉴其先进方面，同时也要注意其根本性缺陷。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金融成长，国际金融监管界已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以全面丰富金融监管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使东西方监管文化更好地兼容。世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提供新的借鉴，也只有中国才有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有意义的东西。中国的金融监管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范式转型”的新阶段，即“引领创新”的阶段。显然，这种范式转变是中国金融监管自主性的必要要求，它在根本上要求中国金融监管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竞争，进而推动中国金融监管走向世界并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
然而，要真正实现范式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金融业，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当然，这个“重新发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监管措施，而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进而构建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关系体。为了重新发现这个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金融业，我们必须在相关论题上作出我们的努力。
四、当前中国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路径选择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比基本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的确定更深层更重要。新的金融监管范式必须有效推动市场运行，并尽可能利用市场机制来实施监管政策和保护措施。无论从国际经济金融背景，还是从金融自身演变趋势和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角度看，监管范式的转换都具有战略意义。
监管新范式的确立应坚持三个标准：一是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金融现象，全面认识金融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用辩证发展的眼光把握时代脉搏，主动应对新形势、新发展。三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倡经世致用的态度，推动监管工作有效提升。为此，我们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转变思维方式并认真加以研究：
1.对金融本质和监管行为进行深刻反思，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转换监管范式只有真正落实到转变监管理念上才能使监管发挥其应有作用。范式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创新的演进过程。我们要在坚持“制度―社会结构―历史”的分析框架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实现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在采用多元的方法论的时候，一方面要广泛借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提倡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另一方面要在充分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监管成果的基础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价值目标。金融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不变的状态。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是动态监管。新的金融监管范式不再是全球普遍适用的监管模版，而是针对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的有针对性的监管模式，即便是在一个国家内，也可能根据其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而进行相应调整。
2.加强对人和人性的理解和关怀，加深对监管方式的行为主义理解。金融监管是调节生存状态的艺术和科学，带有特定的社会属性和价值使命。新的监管范式应以社会相关成员的共同实践为准则，只有当它成为共同接受的价值信仰，才能真正发挥其革命性的作用。监管应努力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特别是对投资者权益的“适度保护”。监管者必须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所以要在监管者的目标中更加凸显精神目标的价值，防止市场逻辑支配整个生活方式和破坏人的生存环境。要重构监管者与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酿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监管者队伍要加强自身建设和监管文化建设，强化监管者的责任和伦理，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团队。
3.加快金融体制和其他配套制度改革，从整体上构筑持久的安全应对体系。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绝不仅仅是顶层设计和加强监管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市场效率、法律环境、监管模式等全方位的改革。良好的监管政策的实施取决于宏观经济结构和市场基础设施等外部前提条件。没有良好的金融生态，几乎不可能有良好金融机构的存在。除了金融部门自身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和健全风险管理制度等之外，未来来自更广泛的各类非金融环境，如法治意识、行政干预、政策性安排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可能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带来各种影响。因此，应当从政策引导的角度去研究金融的发展定位问题，如何实行业态功能管理和统合监管模式，如何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和增强金融活力。
4.进一步发挥公共监督和自律约束的作用，推动协同治理机制形成。监管部门要破除对干预主义的依赖，回到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本原导向，增强金融机构的自觉意识和自愈能力，增强实质性公众参与。要改变传统行政管理中自上而下的单一向度治理模式，建立监管部门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最大限（下转96页）（上接89页）度地吸引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过程，参与监管行为的监督与检验，在平等对话、共同磋商基础上，加强彼此意向交换、信任协作，推动和谐共生的多元化治理模式的形成。要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提高市场透明度，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逐渐形成统一、集中、高效的金融信息来源，从而保障监管工作顺利进行。进一步强化监管工作的独立性，防止外界其他因素对监管工作的影响，保证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依法、公开、公正实施监管职责。
金融一体化理论篇7
关键词：金融生态；生态环境；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3-0128-04
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对于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和市场意识、商业文化建设，乃至促进地方行政、司法、执法部门的职能转变，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研究现状
“金融生态”的概念属于中国学者首创，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学者。主要包括金融生态的环境、运作机制、法律条件、利用金融生态理论研究金融生态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农村金融生态问题研究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方法等研究领域。
（一）“金融生态”概念的提出
白钦先教授在2001年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引申到金融领域，在国内最早提出“金融生态环境”这一概念。他提出的金融生态环境，是特定的金融生态环境以其环境容量和“净化”能力对经济活动会产生的约束性影响。周小川（2004）第一次系统地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等改进金融生态环境的途径来支持和推动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发展。周小川作为金融生态理论的早期倡言、阐释明确、推广最有力者，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理论研究的空前关注。
（二）“金融生态”概念的界定
围绕金融生态的内涵和外延，国内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研究。目前对金融生态这个概念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总体而言，学术界对“金融生态”概念的界定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金融生态环境观和金融生态系统观。
金融生态环境观主要从金融外部运行机制或基础条件等方面出发来探讨其实现的相关运作机理，侧重金融生态在金融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性。如苏宁（2005）认为，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它不是指金融业内部的运作，而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来比喻金融业运作环境。易宪容（2004）认为，金融生态应该包括整个金融市场得以生成的环境。曾康霖（2005）认为金融生态实质是金融环境，且金融生态不能等同于金融管理。
金融生态系统观则认为，金融生态是一种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应包括金融生态主体、生态环境、生态调节三个方面。金融生态建设既包括生态环境的改善，又包括生态主体的改造和生态调节机制的完善。如李扬（2005）把金融生态系统界说为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构成。徐诺金（2005）把金融生态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张鹏、姜玉东（2005）把金融生态概括为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制度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三）对金融生态水平评价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对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标准和指标的研究大多从地区层面展开。《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提供了对国内291个城市的金融资产质量和50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估和排名。同时，李扬等人（2005）提出了一套对城市金融生态进行综合评价的富有启迪性的分析方法。程亚男等（2006）以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层面阐述了一种健康金融生态环境的理想状态模式。他认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应包含定量和定性两个指标体系，定量指标设计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源水平、社会信用和法制环境三个目标层、14个准则层；定性评价包括金融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和执行状况等四项标准，从可操作层面为央行、政府及相关部门决策、构建和谐金融生态环境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四）对金融生态作用的研究
部分学者对金融生态的作用进行了相关研究。宋逢明（2005）研究认为，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使得经济系统建立了一种自我调控机制。在该机制作用下，制度得以有效运行。一个良好的外部金融生态环境，将有利于中国的银行业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位（2006）认为，改善金融生态，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降低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有利于优化区域环境，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企业和广大群众的诚信意识和风险意识，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中央银行金融调控的有效性。
（五）金融生态的运作机制及相关金融主体的研究
易宪容等（2006）认为，制度决定了各个金融主体的行为方式和选择边界，并由此决定了金融主体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论述，只有基础性制度才是金融生态的核心，中国恶劣的金融生态质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基础性制度的缺失。曾康霖（2007）将“金融生态”这一概念的内涵明确为金融企业的生命力状态和生存环境，认为此概念的对象特指金融企业，而不是泛指一切金融机构，更不包括金融市场中所有的金融主体。因此，这一概念的外延应当有金融生态平衡、金融生态周期、金融生态环境。张球（2008）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金融企业之间的竞争与需求是金融生态演化的动力源，而政府行为、经济基础、社会信用状况、中介服务水平等则是它的支撑条件，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正反馈交错的复杂的动力系统。杨秀菊（2008）综合国内外学者与专家的观点，认为金融生态即是可持续发展的金融运行环境，是金融结构和金融活动面临的各种意识形态、体系及各项准则共同形成的反映金融内外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体系。
（六）金融生态系统与环境的研究
李扬等（2005）参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构造与演化理论，把金融生态系统界定为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两部分：金融生态环境构成金融主体的服务对象和活动空间；金融主体则以其生产并分配信息、引导资源配置、提供管理风险之手段的强大功能。韩国文（2006）根据对金融组织与其生存环境的理解，提出了金融生态学的核心范畴：惯例、金融生态因子、金融生态位、金融生态链等。他还提出了金融生态学的基本规律，包括开放和非平衡原理、普遍的依存与制约规律、双向反馈、自然演替原理、相互适应的协同演化原理、生态阀限原理等。徐诺金（2007）借鉴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对金融领域里的几个重要问题，如金融主体问题、金融环境问题、金融平衡问题、金融调节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金融具有进化性、竞争性、创新性和稳定性等四大生态特性，并构建了金融生态系统结构。陈小云（2008）从权利的基本法律保障和法系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两个方面分析改善和重塑金融生态需要管制的重点法律问题。
（七）对区域金融生态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关于区域生态改善和优化的研究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探索。高新才（2004）针对西部落后地区如何谋求经济发展，如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的问题，提出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问题。曹红辉（2005）从政府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在差异化的改革开放政策、差异化的财政分配政策、差异化的区域税收政策、差异化的区域投资政策、差异化的金融政策五个方面分析了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提出应通过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修正地方政府非均衡性在金融生态建设中的行为，提升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高小琼（2005）认为，作为中部经济欠发达省份，应充分认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切实推进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敖惠诚（2005）通过“马太效应”表明，欠发达地区更要关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而超越“马太效应”的关键是改善金融生态环境。金融资源是经济资源的货币化形式。资金流动不仅仅是资本要素的再分配，也同时反映了其他经济资源的配置结构。通过资金配置引导资源配置，通过吸引资本流入带动要素流入，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最为有效的手段。
二、国外研究综述
就目前而言，国外直接涉及金融生态领域的相关研究尚未展开，而以其他领域的生态问题研究居多。
（一）金融生态研究的理论渊源
一是生态学。生态学是德国动物学家e.Haeckle于1866年首先提出的。英国生态学家a.G.tansley于1935年首次提出生态系统学，极大地丰富了生态学的内容，为后来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系统已经成为现代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二是仿生学。仿生学（Bionics）是从生物界发现机理来解决人类技术上问题的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国际上颇有声誉的动物学家wemernachtigall博士提出仿生学就是学习自然界的现象作为技术创新的模式的基本概念。近年来，出现了以仿生学的视角对经济领域诸如企业组织个体、商业生态系统以及产业生态系统等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我们研究社会经济运行开拓了新的思路。
（二）国外相关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为金融生态的研究初步建立了理论框架
1.生态经济学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理论研究基础。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mekenzie提出了经济生态学的名词，主张经济分析不能不考虑生态学过程。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Boulding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生态经济学为金融生态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金融系统提供了研究依据和研究基础，极大地促进了金融生态的研究进展。
2.演化经济学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19世纪末期，凡勃伦首次提出演化经济学概念。受凡勃伦的影响，20世纪初，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20世纪末，演化经济学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不断发展的演化经济学为学术界从演化角度透视金融生态的演进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3.金融发展理论促成了金融生态系统观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蕴涵三个方面的金融生态系统观：纠正了传统经济理论中对货币金融因素的忽视，更加注重金融系统的内在机制运行；金融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为（政府管制）地过度干预会导致金融发展的失衡；金融发展与其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经济环境。因此，必须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4.金融结构理论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研究范式。良好金融生态系统的构建与优化实际上与金融结构理论密切相关。因为一切金融发展，归根结底表现为金融结构的变化。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系统的理念正是在金融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融结构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
5.金融功能理论拓展深化了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内容。1995年，merton等人正式提出金融功能观。他们认为，任何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在时空上便利经济资源的配置和拓展。金融功能理论的形成为金融生态在相关环境功能上的拓展深化研究提供了新路径。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要评价
（一）国内研究现状简评
国内学者通过几年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金融生态学的概念、意义、体系构建、研究对象和相关因素，以及金融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对于一个长期存在于金融理论领域的核心问题――货币与信用的关系，尚未取得普遍意义的共识。金融生态系统内各个主体之间，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发展如何促使金融生态系统成为一个自我完善并不断发展的动态体系，金融生态系统内如何达到内外部的协调并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如何实现金融行业发展问题的同时，推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等等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而且，国内学者还只停留在对金融生态的定位和理性认知上，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研究范式，仅仅是从如何进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中国金融生态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关于金融生态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金融生态作为一个较新的理论研究领域，是国内学术界近年来新兴的研究领域，研究体系相对比较单薄，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研究，而且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特别是对中国―东盟自贸区金融生态问题缺乏系统的理论性与实证性研究。
（二）国外研究现状简评
从上述文献整理的情况来看，国外学术界还鲜有直接对金融生态的专题研究，而主要是在其他领域的生态问题研究居多，主要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考察金融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机制等问题。总体而言，国外学者所取得的初步研究成果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1）金融是一个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和演进的动态系统。金融业从实物经济中分离出来并为实物经济服务，到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这种进程本身就是类似生态系统的演进过程。这一进程始终存在着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各类金融组织之间及其内部形成了分工与合作，构成了一个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的系统。（2）自然生态是在一定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具有不同类型的生态特征。金融生态是在一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也具有鲜明的环境特征。因此，从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入手，增强金融生态功能，提高金融的效率、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是客观、科学的主张。（3）金融生态体系也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体系。竞争机制通过破产、兼并来调整金融组织的数量、规模，优化结构，强化功能，提高金融组织的自律和内控水平，推动新的金融组织、金融服务、金融产品品种的创新，催生新的金融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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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一体化理论篇8
【关键词】宏观金融理论稳定性动态性整体性
宏观金融学研究的是在一个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经济中如何获得高就业、低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增长等问题，宏观金融学是宏观经济学的货币版本，它着重于宏观货币模型的建立，并通过他们产生对于实现高就业，低通货膨胀，高经济增长和其它经济目标可能有用的货币政策结论和建议。崔满红将宏观金融定义为以宏观性和人类整体利益关系为目的的社会金融行为，简而言之就是社会性的金融活动。埃思里奇已经提出了研究过程的经典范式即对知识理解的要求、形成处理问题的目标和目的、研究设计、结果的产生和结果的传播，几乎所有的金融理论研究过程都在该范畴之内，以下就是对该方法论研究进行的一些思考。
理论形成的基础，要从具有稳定性的因素入手。理论的形成必然以思考作为基础，一定是通过大量的观察和论证来得出所要证明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选取研究的基础便是第一个关键点，如果基础自身就是不稳定的，那么该理论形成时是正确的，但在金融发展过程中会逐渐形成对发展的束缚；所选择的理论基础稳定，那么理论也必然稳定，应用的领域才能更为宽广，随着金融经济的发展愈加显示其价值。在金融理论的发展中，从金融机构观到金融功能观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金融机构观的提出促进了金融的发展，但随着金融的发展，从结构的角度看待问题便显现出了一些不便之处，由于金融不断创新而带来的组织形式和工具的变化，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革新，以及在金融自由化趋势的背景下，围绕不断变化的机构去进行思考，必将落后于金融的真实发展。但这时以比较稳定的金融功能作为基础来思考金融问题，就会更加接近金融的真实发展。金融的目标就是稀缺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目的明确，在达到目标的基础上选择一个相对稳定的要素基础上进行分析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方法论的研究和规范应具有动态性，动态性不仅是指理论具有延续性，而是指理论本身就能够包含不断的发展，把变化本身看为一个定量，那么变量就是定量。例如，宏观金融理论有金融资源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金融资源论是指把金融看为一种资源，从而来看待金融问题，金融发展理论就是指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并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两个理论均是从发展性即动态性的角度给出了一种思维，理论的提出在定义中就体现了动态性，随着金融的不断发展，可以对金融问题提出更好的解释，并对金融的发展做出更好的预测，金融思维的过程就应该有这样的过程。
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要注重整体性。在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这些理念随处可见，金融系统的关联度加大，各国的金融交流更加频繁，不同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个体相互联系更加紧密。金融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大的方面有宏观系统、微观系统，宏观系统又可划分为货币系统、金融制度系统等等，即使在同一个系统中，不同的目标又会产生冲突，例如一家金融机构提供多种类型的服务，利益冲突是必然会产生的，对于相互之间的协调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金融本身解决的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资源分配问题，这就增加了其不稳定性。金融的不断创新，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也使得金融更加复杂，更易受到外部影响的冲击，面对有如此多的不断变化的微观因素所组成的复杂的金融系统，单一方面的研究必然不足，这就要求我们从整体性的高度去研究金融问题，面对这一问题，白钦先教授就提出了金融研究的方法论应进一步实现从金融分析到金融分析与系统综合分析的方式转换。
在进行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中，还有一些小的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要慎重看待方法论这个词本身，有的学者仅仅是使用了特定的分析技术或是某些计量方法就把这一过程定义为了方法论，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对于方法论的解释，布劳格给出了很贴切的答案，就是“是应用于经济学的科学哲学”，任何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时要以此作为参考的标准之一。
其次，在研究过程中会出现口径不一致的问题，给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带来巨大的问题，比如把货币定义在广义范畴，就包括可变现的所有金融资产，那么货币替代的发生就不会影响货币需求总量而只会影响货币结构；如果把货币定义在狭义范畴，将证券等准货币排除在货币范畴之外，那么替代性的发生就会影响货币需求总量，由于口径不同，得出的结论是相反的，对于这一问题，学者在自己的学术作品中要保持统一，并在行文中解释清楚，同时，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要仔细体会作者的描述。在研究文献的过程中要注重思维过程而不是理论的记忆，这样，不同的口径问题自然而然就能避免。
对于方法和方法论，天生就是伴随着问题而产生的，科技、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均需要理论的支持，但这些理论的提出者只是在发现规律，并没有创造规律，对于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必然要面对发现中的种种问题，那么，宏观金融自身其实就包含了发展的特点和方向，所以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无论是在基础领域还是在应用领域，都要回归到宏观金融自身，对其研究就是围绕中心线的螺旋式的上升，而这一主线就是宏观金融自身的特点，有的研究者看到一个理论后就研究研究再研究，虽然书是破了万卷，理论深度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他始终没有回归到宏观金融的本真，这点值得注意。
参考文献
金融一体化理论篇9
abstract：
Financialinnovationisthebreakthroughpointoffinancialdeepening.asameasureofcontrol,financialregulationcannotonlypromotebutalsorestrainthefinancialinnovation.Differentkindsoffinancialinnovationsdemanddifferentfinancialregulations.the"game"interplayofthefinancialinnovationandregulationpromotesthedevelopmentoffinancialindustrysimultaneously.
关键字：金融创新金融监管
我国已加入wto。为了应对wto的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各市场主体只有继续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才可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对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而金融业的竞争又是异常残酷的，因此各市场主体通过不断地金融创新来维持竞争力。频繁的创新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监管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也在不断地调整，本文拟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初步的探讨。
一．金融创新的基本理论
1．概念
创新这一概念是本世纪初美籍奥地利经济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首次提出的。熊彼特使用“创新”一词是用来定义将新产品、工艺、方法或制度引用到经济中去的第一次尝试。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些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但是金融创新真正成为金融领域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并成为研究的对象，则是80年代的事。虽然金融创新是一个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的概念，但直到目前为止，金融创新一词在学术界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阿诺德˙希尔金（arnoldHeertje）认为：创新，总的来说指所有种类的新的发展，金融创新则指改变了金融结构的金融工具的引入和运用(。显然，这个定义主要论及金融工具创新。大卫˙里维林（DavidLliewellyn）对金融创新如下定义：金融创新是指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新的金融市场及提供金融服务方式的发展(。这个定义包括了金融创新的几个方面内容即工具的创新，市场的创新及服务的创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谈金融创新。他指出，金融领域存在许多潜在的利润，但在现行体制下和运用现行手段无法得到这个潜在利润，因此在金融领域必须进行改革，包括金融体制和金融手段方面的改革，这就叫金融创新(。在他看来金融创新显然应该包括金融体制创新，而且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创新。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们对金融创新认识的深入，金融创新的定义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的外延，即金融创新的分类上。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所谓金融创新是指会引起金融领域结构性变化的新工具，新服务方式，新市场以及新体制。
2．理论基础
金融创新是以金融深化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范畴，下面就简单阐述一下有关的基本理论。
（1）金融深化理论
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S˙肖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从金融创新的角度将这种理论概括为三个方面(：金融先行论论。金融在所有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金融机制一方面会促使被抑制经济摆脱徘徊不前的局面，加速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如果金融领域本身被抑制或扭曲的话，则会阻碍和破坏经济的发展，因此，要实现经济发展，就必须实行金融先行的政策。金融深化理论在分析方法上，提出“财富的研究比货币的研究更为重要”的观点。在以往的经济研究和政策制订中以货币为中心。但金融深化理论认为，要研究经济，最重要的不是流量而是存量，只有研究财富的存量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实力，也才可能看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发展潜力。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它的金融资产量越大。金融资产的大小跟该国的国民收入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越高，经济发展越快。
据此，肖提出金融深化理论，要求放松金融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这与金融创新的要求正相适应，因此成了推动金融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
（2）理性预期理论
理性预期学派是从货币学派分离出来的一个新兴经济学流派，最早提出理性预期思想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斯。70年代初，卢卡斯正式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
理性预期理论的核心命题有两个：第一，人们在看到现实即将发生变化时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作出合理的、明智的反应；第二，那些合理的明智的反应能够使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据此，政府的责任在于确立一种有利于公众进行理性预期的政策规则，减少经济的不确定性，强硬反对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力主经济自由主义，要求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反对金融管制，这与金融创新的要求正相吻合。
(3)利率平价理论
利率平价理论由凯恩斯于1923年在其《货币改革论》中首先提出，后经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发展而成。该理论认为，由于各国间存在利率差异，投资方为获得较高收益，就将其资金从利率低的国家转移到利率高的国家。如甲国的利率水平高于乙国，投资者就会把资金从乙国调往甲国，为避免汇率风险，投资者一般按远期汇率把在甲国的投资收益变为乙国货币，并将此收益与乙国投资所得收益进行比较，从而确立投资方向，两国间投资收益存在的差异导致了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直到通过利率的调整，两国的投资收益相等时，国际间的资本流动才会停止(。厉以宁先生指出，利率平价理论研究两国利率之间的差异，以及整个资本的流进流出和它的管制问题，都推动了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而其本身也成为国际金融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
3．分类
同一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类型划分。如果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结合起来考虑，从金融创新产生动因的角度来划分的话，可以将金融划分为两类：一种是为规避监管而进行的创新，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消极金融创新，另一种是因金融机构为提高自身竞争力而进行的创新，我们将它称之为积极金融创新。从金融创新的历史看，金融创新是“放松管制”要求的产物，因此，绝大多数金融创新都可归纳为消极金融创新，但我们不应忽略了积极金融创新，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竞争的压力，积极金融创新已越来越多的产生出来，区分积极金融创新与消极金融创新也有利于我们采取不同的监管制度，以充分利用金融创新的益处而尽量减少其弊端。
二、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
1、概念
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客观地存在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
2、理论基础
（1）从一般“市场失灵”理论角度看。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应当发挥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金融领域作为整个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在经济领域中，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①外部性问题。外部性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如私人阳台上种植的花草对行为所产生的愉悦作用等，后者如大气污染等。对金融业而言，两种外部性可能都存在。②垄断。某些部门具有很强的由其技术决定的规模经济效益，同时其固定资本
又具有很强的长期使用性和沉淀性，因而构成加入壁垒就自然垄断。金融业在本质活动上是规模经济的，因此就会表现追求超大规模，摆脱管理的特征。③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指在竞争的市场中，消费者和生产者作为交易的双方，对其交易信息的了解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金融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对称现象，这将导致市场主体在最大限度的增进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即道德风险问题。
（2）从金融业的特征看。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存在着多方面的特殊性，使得金融监管尤为必要。①金融业是“公共性”产业。金融机构经营的是特殊商品-货币，资金来源于社会公众的储蓄，而资金的运用又是面向社会公众，因而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行为、业绩对社会公众产生直接的影响。②金融业（尤其是银行）是高负债行业。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中任何一项风险都会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成败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金融机构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往往盲目扩张资产导致资产状况恶化。③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家银行或几家银行出现危机会迅速波及到其他银行形成整个金融业的危机，并危及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综上理论分析，我们可以说，金融创新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然产物，而金融监管则是国家干预主义在金融业的逻辑延伸。经济发展史表明，绝对的自由化和绝对的政府干预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因此，当代大多数国家都采取“自由”与“干预”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至于是“自由”多一点还是“干预”多一点，则取决于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等综合因素。从理论根源上讲，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就象“自由”与“干预”一样，是动态的“博弈”过程，金融发展一方面需要金融创新作为动力，另一方面又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以利于金融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就这样互相作用，作为一对矛盾统一体，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共同促进金融改革的深化。
三、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1． 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监管运作的基础条件，客观上需要金融监管机构作出适当调整。
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使银行业与非银行金融业、金融业与非金融业、货币资产与金融资产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这必然使得金融监管机构的原有调节范围，方式和工具产生许多不适性和疏落，需要进行重新调整。“与金融创新的发展保持同步，已成为监管机构的一个主要挑战”(。
2．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在总体上增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从而极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金融创新是将诸多风险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再包装，这种组合后的风险相对于传统金融业务显得更加复杂，使金融监管机构难以控制货币及信贷量。从而使货币政策的执行复杂化，一旦风险触发，可能会导致金融体系的危机。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金融创新工具的大量繁衍使得金融市场更加捉摸不定，一些金融创新工具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和化解汇率、利率波动的风险，但在实际运用中投机性越来越强。年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和日本大和银行纽约分行的破产都是因为交易员从事金融期货炒作导致巨额亏损引发的。金融创新的高速发展给市场主体提供了巨额利润来源，因此常被一些冒进的金融机构滥用，也常被不法分子利用，给金融业带来混乱。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禁止金融创新，只能相应地调整我们的监管手段，加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
3.金融创新导致金融监管主体的重叠与缺位并存(。
现行分业监管过程中，大都采取机构性监管，实行业务审批制。这样，当不同金融机构业务日益交叉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通常需要经过多个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此外，有的新金融业务处于不同金融机构业务边缘，成为交叉性业务，如储蓄保险是一种既包括储蓄功能又包括保险功能的业务品种，对于这些金融创新，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
4．金融创新导致金融监管制度出现重大创新。
如前所述，金融创新使传统监管制度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各国监管制度出现重大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①监管方式上，从机构监管过渡到功能监管。由于金融机构的全能化发展，传统的以机构为监管对象的方式便不再适应，而应以功能为基础进行监管。②监管标准上，从资本监管到全面性的风险。传统监管以资本充足率为标准，这种监管主要是针对信贷风险的，但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面临着其他各种风险，仅仅对信贷风险进行监管难以实现有效监管的目的。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各种风险实现全面风险管理，已经成为各国及国际监管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③内部控制制度的加强。传统监管制度注重外部控制制度，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各国及国际监管机构对金融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有效性越来越给予高度重视。
四．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一般影响
1．积极方面
许多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侧重于指出金融监管的消极影响，但实际上，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亦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有学者指出，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产生和发展有保护作用，这一方面的监管可称之为保护性监管(。这种保护监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它可以减少交易的风险。在金融市场，交易商品的质量不能经常为所有交易当事人立即了解，确立监管框架，规定共同标准保持最低可信度，可能会减少交易的风险。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必要的监管制度，金融创新工具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阻碍。
（2）某种金融资产的市场组织本身就是公共机构，这样可以更好地公平地执行其职能，现在，大多数证券及期货交易场所采用会员制形式，它们不再作为一家私人公司来担负其市场职责。作为公共机构的市场组织不仅是监管制度的设计的组成部分，同时亦承担着重要的监管职责。
（3）监管可以减少损害新市场发展的过度竞争。这种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美国早期对证券发行与交易不加管制，结果出现了出售“蓝天”的投机现象，而对上市公司的不加管制更是导致了整个股票市场的崩溃，因而很多创新往往要求同时引入一个监管框架。
（4）监管本身对金融创新有刺激作用。例如，在美国，有许多对银行的特定管制，但却缺乏一个全面集中的公共机构，这种特殊结构构成了美国银行特殊的创新环境，否则，没有官方许可的创新便难以想象。
（5）监管的变化甚至可以导致创新的产生。外汇和资本管制的废除是导致银行选择海外发展和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个明显例证。还有，由于利率上限对银行存款的限制，在美国创立了货币市场互助基金。
2．消极方面
事实上，金融监管经常被用来解释金融创新的原因，甚至是主要的原因，哈林顿在谈到美国的金融创新时认为，美国的银行传统上受到很多限制，许多限制在其他地方并不存在，而现代技术使金融在形式上和地理上更容易变化，因此，在美国，新技术便难以避免地用于市场设计规避有关条例和限制跨州银行的管制的方式。事实上，国际市场的许多早期发展可以用美国银行想在国外从事在国内受到限制的业务来解释(。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几乎所有的金融监管都曾被解释为某种金融创新的理由，欧洲债券市场的发展，美国早期的金融创新工具——存款凭证都是很好的例子。
五、金融监管对消极金融创新的影响
金融监管是一个公益性的管制问题，它既有利于受监管的产业（金融业），又有利于不受监管的产业（非金融业），但这种公益性是就整体和宏观意义而言的，从单个或微观金融机构看，金融监管总是通过限制性的方式出现的，在特定条件下，金融制度和体系中
的微观金融机构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和市场主体总是倾向于生产更多的“金融产品”，以求得更多的利润。受获利冲动的驱使，金融机构会通过创新的金融工具或经营方式以逃避监管，寻求新的盈利机会，扩大生存空间。这种“个人理性”行为规则在无约束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单纯市场调节的失败和金融体系的灾难性危机，即引起整体的“非理性”。其结果必然是：消极金融创新部分抵消了某些金融监管的预期效果，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内容和结构的金融监管政策。金融监管的公益性决定了金融监管对消极金融创新必须采取积极抑制或规范的对策。否则，金融监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理由。
六、金融监管对积极金融创新的影响
积极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为提高自身竞争力和获利能力，而在现有的法律框架范围内，针对金融市场需求，主动进行的创新行为。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激烈竞争的压力迫使金融机构积极进行金融创新。通过金融创新，发展多种金融机构，形成大批互相竞争的市场主体；推出新的具有吸引力的金融资产，使市场工具多样化。只有市场主体和交易工具的发育成熟，才能有助于建立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对于积极金融创新，作为国家干预的金融监管应“消极”应对，尽可能地给金融机构创造更多地“自由”空间，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鼓励积极金融创新。但是应当注意，积极金融创新也存在产生风险的可能性。因此，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完全放弃监管，任其为所欲为，无约束的“自由”是产生金融风险以至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构建的国家来说，金融创新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发展潜力巨大，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风险防范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既不能以风险为由抑制金融创新，也不能为创新而忽视风险防范，同时还要有效利用金融创新的风险防范功能。
简言之，对消极金融创新应采取“积极”的监管措施，而对积极金融创新则应“消极”监管。
七、我国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应对
1．金融监管制度的制定要有前瞻性
金融监管政策措施要适应金融业未来发展和变化趋势。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当局在制定金融机构稳定性指标和有关措施时，要考虑未来金融市场创新，金融机构资产的可能变化等，此外，要建立金融监管的预警系统，加强对金融体系安全性的监测，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2．以鼓励积极金融创新，抑制消极金融创新为原则
3．模式的选择上，应由侧重于外部监管模式向既重视内部监管，也重视外部监管模式转变
从世界范围来看，金融监管无外乎三种类型：一种是侧重于外部监管的美国模式，其特点是金融监管主体可以站在超然的地位监管金融活动，避免部门本位主义，协调部门的立场和目标。二是侧重于内部监管的英国模式。其特点是政府除按必要的国家立法行事以外，较少干预金融活动，对金融业的日常监管主要由金融行业协会等组织来进行。三是侧重于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相结合的德国模式。金融创新具有复杂性及危机隐蔽性强的特点。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的弊端的反应往往较迟钝，而金融行业协会则反应灵敏，因此对金融创新的有效监管需要更多的依据赖于内部监管。内部监管是第一道“防火墙”，外部监管是第二道“安全网”。
总之，随着金融的日益深化，特别是金融创新和开放程度的加深，金融系统风险和个别风险的概率也会相应提高，因此，适时调整金融监管以适应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成为金融监管的迫切任务。金融监管机构应时时掌握创新动态，促进金融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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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一体化理论篇10
关键词：脆弱性；复杂性科学；金融系统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基于复杂性科学的金融系统脆弱性研究综述
收录日期：2014年1月27日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给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如何从根源上去认识并把握金融危机，已成为各国政府以及金融理论界讨论较为频繁的话题之一。minsky等人认为，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系统本身的脆弱性所致，由于金融风险的积累和系统抗风险能力的不足，金融系统具有高度敏感性，在受到攻击时极易发生剧烈的金融动荡。随着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金融系统复杂程度不断增加，现有的金融脆弱性理论在解释金融危机成因时表现出诸多困惑与不足。如何从复杂性角度分析金融系统的脆弱性，评价与研究金融系统复杂性对系统脆弱性的影响机理已经迫在眉睫。本文就此对基于复杂性科学的金融系统脆弱性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为进一步分析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防范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从复杂性科学角度对金融系统脆弱性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金融系统复杂性对金融系统脆弱性的影响
在金融系统复杂性对系统脆弱性的影响上，Borio（2001）、Goodhart（2004）等学者认为金融失衡及其释放被定义为是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是高度非线性的，这是当前金融系统的内在的潜在特性。徐加根（1998）也认为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金融体系本身极为复杂的非线性机制，这就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微观基础。
Bookstaber（2008）、岳玉霞（2012）考察了复杂系统中不确定性的影响。Bookstaber（2008）认为在由无数金融机构与金融工具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中，如果无法预计失误，且在问题扩散之前没有时间重设程序，则在出现差错时，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可能不断恶化。岳玉霞（2012）认为，现代金融是一个复杂开放的演化系统，在金融市场运行中，投资者和银行家等的非理会使各种金融变量的不同运动不断地撞击金融脆弱性，市场预期归一化一旦形成，就会主导经济金融运行，并越过金融稳定的边界，导致宏观金融波动。
伍志文（2003）、杨辉和杨丰（2010）基于金融系统的耦合性作出了研究。伍志文（2003）提出金融脆弱性是金融制度或金融结构的脆弱性，是由于内外因共同作用使三个子系统功能耦合，互相适应的金融体系稳健性状态受到破坏，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风险积聚。杨辉和杨丰（2010）认为现代金融危机破坏性之所以越来越强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紧耦合度越来越高，由此导致各类风险的相互作用、相互加强，并最终导致系统风险的形成。
Shenhar（1994）、RBa（2008）、杨晓光（2009）等解释了金融创新的复杂性对金融系统脆弱性的影响。Shenhar（1994）的研究说明复杂产品创新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有事先未预料到的事情发生。RBa（2008）认为，复杂的金融创新比单一的创新工具对双向交易和流动性更加敏感，从而具有更大的脆弱性。杨晓光等（2009）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金融业过度发展强化了世界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加大了世界经济系统的整体风险。石睿（2011）认为金融创新的复杂性和“捆绑效应”使得各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在整个金融体系中被放大，从而带来脆弱性，最后可能诱发严重的危机。胡永康和姜玉英（2009）认为复杂金融工具高杠杆功能的滥用是风险蔓延的罪魁祸首，复杂金融工具信息披露不透明、风险管控体系不健全，无疑对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辉（2012）认为金融复杂性从四个角度引致金融不稳定：（1）有限理性假设下金融产品复杂性创造了资产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不对称信息；（2）金融产品复杂性会引起评级膨胀；（3）金融产品复杂性阻碍了风险的充分分散；（4）金融市场结构的复杂性使得风险更容易传染。
二、基于复杂性科学方法的金融系统脆弱性研究
在基于复杂性科学方法的金融系统脆弱性研究上，Stutzer（1980）首先将混沌理论应用于经济学，在哈维尔模经济增长方程中揭示了混沌现象。Bascompte（2006）等将空间随机过程理论应用于预测和管理金融系统风险。Baumbach（2007）等指出，金融系统作为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必须具备强健性才能抵御风险的冲击。markwat和Kole（2009）构建了基于多元线性Logit回归排序模型，发现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股票市场崩盘后，以骨牌效应的形式传染到东南亚各国，在利率、汇率等共同的作用下形成了金融危机。
Haldane（2009）、Caballero和Simsek（2011）应用复杂网络理论进行研究。Haldane（2009）将国际金融体系视为一个复杂且自适应的金融网络，这个网络“既强健又脆弱”，容易对主要的金融中心丧失信心，而且扰动会在国际上进一步快速传播。金融危机则是该金融网络在压力条件下的行为表现。Caballero和Simsek（2011）在一个复杂金融网络中引入局部知识的假设，金融机构对金融网络不完全了解，只对自己的交易对手有了解，而不了解交易对手的交易对手的信息，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在金融市场脆弱性中起到关键作用。
andreia（2005）、南旭光（2005）、胡立法（2009）等认为，金融系统的熵和耗散结构导致了系统的脆弱性。andreia（2005）在研究投资组合的问题中，将熵和方差分别作为风险度量，比较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并得出熵作为风险度量要比方差更准确的结论。南旭光（2005）将熵及耗散结构理论引入金融体系，分析了金融系统熵变效应，指出金融脆弱是由其内部熵增所引起。胡立法（2009）认为，在虚拟经济系统中，如果系统中基元和组分的活动不受限制、系统缺乏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或者系统的耗散结构的稳定性受到外界的扰动，将导致虚拟经济系统的崩溃，爆发金融危机。黄煦凯（2012）认为，现代虚拟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倒金字塔结构引起了金融系统的熵增，而熵增又诱发金融不稳定性，当不稳定性达到一定程度的就引起金融危机。
胡映月（2006）、严太华和艾向军（2007）、方芳（2011）结合复杂系统脆性理论进行了分析。胡映月（2006）从复杂系统脆性理论和界壳论出发，结合可拓学、架对分析等知识探讨了系统危机检测方法。严太华和艾向军（2007）根据复杂系统脆性理论，建立一种包含外部环境输入和系统内部组成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结构模型。金融体系脆弱性结构模型包括四层结构：金融体系脆弱性风险、体系内部结构、脆弱性事件集、脆弱性因子集。其中，上层的内部组织结构是金融体系脆弱性风险的内因，下层外部性脆弱环境是其外因，外因作用于内因，并通过其内部金融机制形成脆弱性风险。方芳（2011）利用复杂系统脆性理论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脆性联系过程、脆性激发过程，系统地分析了金融制度和金融风险，并基于此提出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
唐毅南和陈平（2010）引入群体动力学和高阶矩表象来研究金融危机动力学机制，认为趋势瓦解和高阶矩发散是金融危机典型的动力学特征。任飞等（2011）依据复杂性科学的思路，运用委托驱动的微观模型，研究大波动极端事件重现时间间隔的动力学机理，发现重现时间间隔的分布和价格波动序列的记忆性相关。
张晨宏等（2010）根据系统自组织临界理论，结合沙堆模型原理分析并解释了2008年10月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金融系统自组织过程中系统发生突变的表现。此后，张晨宏等（2012）又应用了系统自组织临界理论、突变及混沌理论，对2006年1月至2009年4月的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进行对数收益序列分形检验、统计分析和分形维计算，揭示了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三个不同时段的系统复杂性。
在突变理论的运用上，南旭光和罗慧英（2006）、王静和孙园青（2010）进一步进行了研究。南旭光和罗慧英（2006）根据金融体系的非线性及出现的突变现象，将突变理论应用到金融脆弱性分析与评价中，构筑金融体系脆弱性综合评价突变模型，在分析金融体系构成要素、建立脆弱性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突变理论归一公式，量化递归计算出金融体系脆弱度，以此判断金融体系脆弱性程度。王静和孙园青（2010）将尖点突变模型应用于金融生态系统中，得出金融生态环境的完善可以约束企业的失信行为，防止企业行为的不稳定性，从而提高整个金融生态系统的质量的结论。
此外，李超（2010）运用分形经济理论构建了美国经济的五维复杂经济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实证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独立性和必然性。刘湘云和杜金岷（2011）基于演化博弈和复杂性科学分析研究得出：全球化金融复杂系统中，经济人行为模式变迁、金融结构变迁和金融制度变迁是协同演化的，而这些因素与金融危机息息相关。
三、结论与展望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机理更为复杂，每一次新的危机都会带来新的困惑，金融系统脆弱性理论取得了新的进展，一些学者也在利用复杂性科学原理解释金融系统脆弱性上作出了尝试，但是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系统性考虑当前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也没有深入揭示金融系统复杂性对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在复杂性科学方法的应用上也只局限于表象的解释，没有给出金融系统脆弱性到金融危机的动态演变机理。金融系统复杂性的内涵尚待挖掘，金融系统脆弱性到金融危机的复杂演变过程中量的积累和质的提升的深刻内涵仍需要进一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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