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金融理论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5:51:01

家庭金融理论篇1

关键词：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选择行为金融理论优化

理论概述

国外学者首先对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进行了研究。著名经济学者KeLLY最早提出了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有限参与”。由于充分考虑到社会活动的影响，HonGanDKUBit比较认可的是城镇居民周围的人群会对他们在金融资产选择方面产生影响。国外的一些学者普遍认为那些乐观、对未来生活产生希望的家庭在风险较大的证券上投资的机会较大；还有的学者通过运用信任来分析那些城镇居民家庭在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行为，他们普遍认为那些在社会上享受高信誉、信任度高的金融机构会得到更多的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青睐。从行为金融理论方面来说，国外的知名学者SHeFin提出了著名的资产定价理论以及行为资产组合理论。

我国著名经济学者李心丹教授试着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对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进行了事实调查，并通过调查数据简要探讨了影响我国家庭私人投资股市的因素。与此同时，于蓉考虑到了其他的影响个人投资股市市场，比如个人对股市的期望值、信任程度、社会活动以及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人的性格特征等；通过对广东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数据调查，李涛得到的结论是不仅投资者的信任度，还有社会之间的互动，都对城镇居民家庭投资行为产生促进的作用。

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现状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数据显示，在2009年之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储蓄，占据了城镇居民总资产的约40%。而2009-2010年间，我国城镇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在诸如股票等金融产品上的比例赶超了曾占据主导地位的储蓄。根据2008-2012年的股票指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股票投资意向不是提前于股市变动就是落后于股市变动。根据股票走势图可以看出，2008年全季度的股票指数达到了最高值高达3000点，我国城镇居民在股市上的投资逐渐增长，由当初的30%升到40%。虽然在2010年第三季度的股票指数由峰值3000急剧下滑到低估180点，但是城镇居民在股市投资方面只是降低了不足三个百分点；在2010年的第四季度，股票指数从2400点涨至3500点，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这时，居民投资股市的意向由先前的40%增加到50%，并且超过了储蓄意愿。然而2012年的股票行情又一次出现回落，城镇居民在股市投资的意愿出现了波动，投资的人大量减少，使得储蓄又一次占据了金融资产选择的主导地位。

（一）投资者的有限理性

在现实生活中，投资者中的决策行为人往往很难做到绝对的理性。当投资者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牛市行情后，通常会滋生再捞取大笔资金后继续花大资本去买高风险的投资金融产品的念想，即所谓的效应。然而与此相反的是投资者在经历了股市的下跌后，通常会产生把所投资的成本全盘收回的结果，所以投资的意向不会马上消除。

（二）投资者对于股市的反应不足或过度

由于投资者捕获股市信息的不足或者偏差，他们对市场的一些微小的变化都会使其敏感神经发生动摇，以致失去投资意愿；当股市出现好转时，投资者却又通常喜出望外、过度乐观，过多的人投入股票市场，股票市场下滑时，投资者又太过于悲观，马上收场，退出股票市场。

（三）社会互动对投资者的影响

由于人们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质，所以，当投资者在作出何种决策时往往会受到周围人员的影响，即社会互动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由于人类往往会有攀比的本性，因此他们在投资股市时，就会产生当一个人大量投资某一股票时，其他人也会跟着，相反，都会一起撤出此股票。这就是当股市行情好时会一起跟进的原因。

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实证研究

在2012年的2月-7月间，笔者组织了名为“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调查问卷”，对陕西省西安市的一部分居民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了样本1000份调查问卷，实际收回来800份问卷。由于客观原因，笔者选出了其中的600份问卷。在这些调查中，笔者主要调查了关于家庭居民金融资产包括储蓄、国债、基金、股票以及保险等金融产品。出于金融资产多种多样且不能精确地衡量金融资产的风险程度，笔者只列举了风险不高的储蓄和高风险的股票，对城市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进行分析。

（一）影响家庭金融资产拥有因素的统计分析

出于对一个家庭的户主是家庭资产投资的决策者的考虑，其自身属性会对一个家庭持有金融资产规模和结构产生极大的影响，笔者在调查时，主要分析了不同性别、年龄以及文化水平等不同因素对于金融资产选择的行为影响。

1.笔者从户主的性别可以知道无论男户主还是女户主，都会选择储蓄作为主要的金融资产选择，各自占家庭金融资产总数的比例达到了60%和64%，女性户主家庭里的储蓄占据的比例要大些。其不同处在于对股票的投资上。在男性户主家里的投资在股票上的比例达到55%，略高于女性户主家庭的50%。这些数据表明男性户主家庭的风险投资能力相对较高，投资不像女性户主那么保守。

2.伴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家庭金融资产中的股票比例出现了先增加后降低的n型趋势，这种情形刚好与储蓄相反。在全部年龄段中，持有的金融资产最多的是储蓄，大约可以占据家庭金融资产总数的70%。处在30岁以下或60岁以上的投资者中，他们所持有的股票以及储蓄的比例分别达到了74%、35%和30%、70%。但是处于30岁和60岁的投资者这个比例高达57%和40%。这些数据都表明了不同年龄的投资者会由于社会分工不同以及对未来期望不同，对金融资产的投资选择也会有所不同。年龄较低的居民会由于处于事业的起步阶段，会选择风险不高的储蓄；对于中年人而言，他们通常事业稳定，预期自己未来收入还会增加，因此有较强的投资意识以及抗风险能力，往往会选择高风险的股票；对于老年人而言，由于他们精力不在，收入不会有什么变化，再加上他们还为养老考虑，因此都会选择风险不高的储蓄。

3.通过对户主的文化水平的调查可以看到，在储蓄方面，中学文化以及以下的家庭会有高达80%的人选择储蓄，而本科教育程度的家庭选择储蓄的比例只有30%，硕士以及以上学历的家庭选择高风险的金融产品80%，选择储蓄的还不足20%。通过这些数据可以了解到，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家庭资产选择的方向也会多样化。那些文化水平低的人对新式的金融产品不感兴趣，只是把精力放在低风险的储蓄上，另外他们还是典型的羊群效应的跟进者，因为他们对金融产品的理解以及辨别能力不足，往往容易受到社会互动影响。

4.针对不同收入家庭的分析可以看出，储蓄在所有家庭中占据的比例较高。储蓄大约占据家庭金融资产总数的54%，并且随着家庭收入的情况，储蓄所占据的比例不同。大致呈现这样的趋势：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储蓄占据比例越低，而收入越低的家庭，储蓄占据的比例反而会高于那些高收入家庭。这些表明家庭收入水平的改善，也使得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种类发生转变，储蓄所占比例降低，而诸如股票等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所占比例增加。因为高收入家庭对未来预期乐观，有能力承担较高的风险。

综上所述，我国储蓄仍然在金融资产投资上占据主要地位，并且这些都受到决策者的性别、年龄、文化水平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

（二）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回归分析

1.建立模型。本文用p表示选取该资产的概率，p取值为1或0（1表示家庭选择该金融资产，0则表示不选择）。

，其中，即：构建的回归模型为：

其中，pi（i=1，2）表示家庭在储蓄（低风险金融资产）和股票（高风险金融资产）两个方面的选择；Risk、Finaexp1、ecoexp2、employexp3、Companytrust1、mediatrust2、Bankingtrust3、nonFinacialtrust4、Governmenttrust5、Socialinteraction表示居民家庭投资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对未来的预期、信任度以及社会互动。

2.结果分析。依据上面所建立的模型，通过最小二乘估计，得出以下模型：模型1、2分别显示的是城镇居民家庭储蓄存款和股票投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则有：

通过以上模型可以看出，偏向于风险的意向对股票金融产品投资产生正面影响，而在储蓄方面投资呈负面影响。就像传统金融学理论所证实的，风险爱好的人比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在持有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上比例大。

城镇居民家庭对未来家庭收入以及就业的期望和高风险的股票投资成比例，在低风险的储蓄上投资呈相反态势。然而，城镇居民家庭对国家经济状况的预期对股票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但是对储蓄投资呈正比例。还可以得出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受社会互动的影响明显。当家庭投资人的社会互动程度越高时，他们选择低风险储蓄投资的机会会越大。这也反映了我国城镇居民的理财知识不足，容易受社会互动的影响，出现跟风投资的现象。

家庭金融理论篇2

关键词：家庭金融；个人理财；需求

中图分类号：F9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9-0018-02

家庭金融是一种新型金融理论，表现为个人家庭通过一系列金融活动实践以实现家庭长期效用最大化。以西南财经大学的国内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为标志，我国家庭金融高质量微观数据库有了初步成果；另一方面，在经典理论的借鉴之上，家庭金融研究更需要实证方面的因素考量，以便对研究结果加以评述修正。通过分析理财市场的需求将有助于认清当前我国家庭金融发展概况，提出建议，促进个人家庭生活质量的

提高。

一、家庭金融活动的特征

广深性。从广度上来看，家庭金融辐射范围广阔，参与对象与机构数量众多，资金额与交易量大，理财产品种类丰富，在经济系统中处于重要地位。从深度上看，家庭金融相关理论刚刚起步，且内部机理演化难以推算，其研究需加大行为心理因素构成，吸纳社会学研究范式等内容，贯彻在市场参与、投资组合决策、负债消费等一切行为活动选择中。

差异性。家庭金融具有文化异质性，其发展路径在各个地域不同，呈现出的特征也就不同。不同背景之上的理论与实证难以达到统一，行为偏差影响明显，因而更需要结合具体实际操作。在一国之内的家庭经济体中，由于财富规模、风险规避态度等因素不尽相同，实际金融活动选择也千差万别，由此对理论研究提出挑战。

稳定性。现代家庭金融立足于人一生效用的最大化，以资源平衡与风险的分摊补偿应为目标，由此呈现出稳健性。从短期看，家庭努力追求内外部的均衡，力求实现稳定内部流动性，同时最大化外部投资收益这一目标；从长期来看，生命周期因素左右着金融活动选择，平滑风险与追求稳定收益成为首要考虑因素。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稳定性又是相对的，面对不同环境与需求，有更灵活高效的金融决策。

二、基于家庭金融视角的理财市场需求分析

（一）家庭金融意识淡薄，需求带动作用弱

以个人家庭利率意识、投资意识等为主要内容的家庭金融意识目前在我国公民中显得薄弱，家庭参与理财市场的程度非常有限。据《报告》显示，我国资产最多的10%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为61.01%。收入最高的10%家庭储蓄率为60.6%，占总储蓄的74.9%。在金融资产结构上，银行存款占比高达57.75%，家庭在股票市场的参与率为8.84%，基金、债券等理财产品逐次下降。

家庭单位由于数量众多，规模效应明显，投资活动通过财富效应传导机制成为释放消费活力的重要渠道。金融资产占有不均，收益严重分化，富裕者边际消费倾向弱，储蓄率高，储蓄量大，抵减了扩内需效果；储蓄占比大，有价证券少的资产结构收益低，实际与预期收入效应都大打折扣，消费需求被进一步抑制。可以看出，我国理财市场需求层次低，结构不尽合理，并未对经济增长发挥出系统性带动作用，活力释放的背后还有赖于各种制度安排与社会意愿的形成。

（二）需求主体结构化，市场应对不足

业界认识的不足使理财实务领域的拓展受限。过去由于交易规模小，理财市场分割刚性明显，业务受理层级标准化，产品兜售“一刀切”，随着专业分工与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居民财富不断增加，由不同家庭收入所带来的结构化趋势明显。面对高、中、低市场主体的不同需求，理财市场供给却显现出数量与质量上的应对不足。

从量的方面看，千千万万不同财务目标的实现以不同目标人群、风险收益匹配的各类创新产品为前提，帮助折现未来价值；从质的方面看，在一定时期与收入约束内，指示性的财务意见对家庭将显得更加重要。当前需求结构要求在市场细分上做到产品与理财业务的综合全面。理清机构内部与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持独立性，专注差异化财富咨询与规划服务，将是第三方理财机构的转轨方向；更多金融产品的设计创新则对专业人才与团队的培养兴起提出要求；有实力的金融机构更应积极建立“一站式”家庭理财服务体系。

（三）体制与环境制约需求，投资风险大

投资风险是家庭主体参与理财市场的一道关口，传统上认为其主要通过市场风险、道德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法律政策风险等影响投资质量。我国体制与环境因素在个人投资风险方面影响显著，制约着有效需求。目前我国金融垄断力量抑制竞争，市场走向与资产价格数量变动均有纵的可能，从而加大涉及利率调整、汇率波动等在内的市场风险；而本身金融体制改革不利，相关法律缺位，市场化难以深发，资产流动性风险就会凸显；征信体系与法律制定不完备使产品欺瞒购买、公司违约等事件屡发生，审理与监管权力集中导致行业混乱，道德信用危机频发；而市场交易所需的各项标准得不到有效力的界定，面临来自法律政策本身的风险。

三、结语

反映在理财市场中的家庭金融活动具有广深性、差异性与稳定性的特点，在我国具体市场环境下，存在整体需求带动作用弱、市场应对不足、投资风险大的特点。个人理财须面向广大家庭客户，做好需求识别与激发，推进家庭金融理念的渗透，显以本地化、全民化理财市场为标志的现代金融新貌。

参考文献

家庭金融理论篇3

关键词:保险;储蓄;家庭金融资产

伴随着与城镇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制度的深化改革,在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的概念正逐步完善。除了传统的储蓄之外,证券、房地产等各种类型的投资产品近年来发展迅速。然而,在欧美早已成为家庭必需品的保险产品,在中国家庭的普及却阻碍重重。如何加强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调整,将潜在的保险需求向现实的保险需求转化,探讨家庭金融资产与保险消费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显得很有必要。

一、保险产品的金融资产特性

关于保险的性质,国内外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主要分歧在于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是否具有共同性质的问

题。日本学者园乾治教授就以此为界,把近代保险学理论归纳为“损失说”、“非损失说”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二元说”。三种理论分别指出保险具有损失补偿、共同分担和储蓄、补偿二者择一的性质。然而,这些讨论由于一直纠结于保险的物质形式而难以盖棺定论。其实,无论保险的对象是财产还是人身,在家庭的范畴下剥开保险的外在形式,所有的保险都具有鲜明的金融资产特性。

家庭金融资产,简单说,就是家庭所拥有的各种金融产品或金融工具。当今的家庭金融资产种类繁多,既有现金、存款、信托等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产品,也有股票、债券、保险等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产品。

保险之所以被视为家庭金融资产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原因是,现代保险不仅具有风险保护功能,还同时具有储蓄、投资等功能。以人寿保险产品为例,保险可以分为有形保险商品(疾病住院、子女教育、退休养老等)、引申保险商品(促销赠品、售后服务等)和核心保险商品三个层次。不同的保险层次区分反映不同的保险内容,不同的保险内容反映不同的保险本质,其中最能反映保险本质内容的是核心保险商品。在一定意义上说,保险所具有的投资工具功能和保险能够显示保险购买者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社会责任与爱心等特征,是现代保险的本质所在。正因为如此,保险不只是家庭金融的组成部分,而且能够成为其他家庭金融产品的“代言品”。

二、保险产品与中国家庭金融资产构成

近年来,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大量增加,尤其是城镇居民。从1984年到2005年的20年间,城镇居民户均金融资产增长显著。截至2005年底,中国居民金融资产余额总量达到20.65万亿元,比1978年的376亿元增加了554.8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9.3%。(表1)

家庭金融资产数量增长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家庭金融资产的结构调整。这不仅是因为在家庭金融资产数量变大的同时,出现了新的家庭消费需求,同时也是为了进行家庭理财,提高家庭金融资产使用效率的需要。从表2可以看出,1984年之前,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相对较为单一,主要是居民储蓄存款和现金两种,证券也基本上都是有“金边债券”之称的政府债券。但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等的兴起,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已由单一化逐步趋于多样化。有价证券、保险的占比逐渐增加,尤其是保险准备金,增长速度惊人。(表2)

1985～2005年中国保险业实现了年均30%左右的增长速度。以保费收入指标为衡量标准,保险需求总量从1985年的4.6亿元上升至2005年的4,927.34亿元,保险深度由0.1%上升至2.7%,保险密度由0.47元上升至375.64元。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金融资产的变化与保险发展特别是人寿保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家庭金融资产的增加刺激了保险消费需求的增加,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保险的发展也反过来推进了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多样化进程。

三、国内外家庭金融资产构成中保险产品差异分析

表面的繁荣不能掩盖事实的尴尬。在保险占家庭金融资产的份额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暴露出中国居民的有效保险需求不足,保险使用率偏低等问题。保险使用率通常用保险渗透率和投保率等指标来表示。有资料显示,中国城镇的保险渗透率大部分在30%以下;保险投保率特别是长期人身保险的投保率,还不足10%。与世界平均水平80%的投保率相比,指数偏低;与国民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的保险消费需要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根据前几年中国保险消费市场的一个抽样调查,在被访家庭中,49%的家庭仅拥有社会保险;4%的家庭仅拥有商业保险;19%的家庭同时拥有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另有28%的家庭既没有社会保险,也没有商业保险。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家庭金融资产增长的同时,作为家庭金融资产重要组成部分的保险并没有得到同步增长,保险在家庭金融资产中还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究竟一个家庭的金融资产如何分配才是合理的?保险又应该在其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在寻找问题答案的时候,不妨先看看美国和日本的数据。2005年同期的日本居民金融资产构成中,存款和现金的占比比中国低16.5%,有价证券的占比比中国高10.5%,保险资产所占的比重则高达15.5%;美国居民金融资产的构成中,各项存款、现金以及证券所占的比重约为15.7%和52.1%,分别是居民金融资产中占比最低和最高的项目,而居民对保险资产的持有量则高达30.8%。

为了更好地和中国当前的情况对比,考察这两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l,000美元和3,000美元前后家庭金融资产的构成对我们更有参考价值。(图1、图2)1966～1973年日本完成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飞跃仅用时7年。从图1可以看出,安全资产在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例一直稳定在60%左右;保险和退休金等家庭金融资产在整个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呈逐渐上升趋势,达到20%以上,领先于债券和风险资产等其他家庭金融资产;而美国的人均gdp早在1942年就达到了l,000美元,又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于1962年实现了人均gdp3,000美元的跨越。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家庭金融资产构成变化较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安全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一直占据20%左右的份额,但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安全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例开始下降。风险资产的变动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只有保险和退休金等家庭金融资产在整个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例稳步上升,超过30%。

纵观两个国家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构成的变化及其特点,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结论,那就是:随着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不断增加,安全资产等家庭金融资产在整个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保险和退休金等家庭金融资产在整个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则逐步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保险能够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成为其他安全资产的“替代品”。

虽然中国的家庭金融资产种类也在朝向多样化发展,但对比美国和日本的数据,在经济发展相同的阶段,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却没有产生相似的变化。2007年中国人均gdp为2,456美元。可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家庭财产调查报告》的统计,在中国居民户均拥有的人民币和外币金融资产中,储蓄存款所占比重分别高达69.4%和96.45%,以绝对优势排在首位。中国人民银行对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的结果同样显示,2003～2004年期间,认为“更多储蓄”最合算的居民占比高于30%;2005～2006年初,该比率受加息的持续影响,已经增长到40%左右;即使在股市较为红火的情况下,2007年第一季度居民拥有的最主要的金融资产仍为储蓄存款。

中国家庭将大量的金融资产主要用于银行储蓄,相应的,花费在保险和其他金融消费的家庭金融资产比例就很难提高。如此一来,发挥保险在安全资产中的作用,并以此拉动家庭保险需求,促进家庭保险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了。

四、影响中国家庭保险产品购买因素分析

(一)实证检验。家庭保险的发展不完全等同于保险业的发展。影响中国家庭保险深入发展的因素也是具有其自身特点的。除了高储蓄率之外,收入、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都有可能会影响家庭对保险产品的投入。

通过一个简单的实证检验来说明,如表3。表3是检验数据,检验区间是从有我国有保险数据统计以来的1985～2006年,因变量为保费。由于在这里考察的是家庭保险,所以数据是由财产保险中的家庭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两个部分相加而得,自变量分别为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城镇居民储蓄余额(亿元)以及有价证券余额(亿元)。选择城镇居民的数据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目前购买保险的比例还很小,不具有代表性。数据来源于1996～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1986～2006中国金融年鉴。(表3)

首先对数据做散点图处理,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线性或是非线性的关系,以利于进一步的分析研究。通过散点图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保费之间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储蓄余额和保费之间存在半对数关系,而有价证券与保费之间的关系则并不明确。(图3)

对于这个存在非线性关系的非线性模型,不妨先假设其表达式为:

insi=c(1)+c(2)inci+c(3)lndepi+c(4)f(seci)+μi

很明显,这是一个时间序列模型,所以对保费以及其余三个影响参数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分别得到时间序列图,如图4所示。(图4)

从时间序列图初步可以判断,除了有价证券这一序列之外,其余三组数据都是非平稳序列。而经过相关图检验,有价证券序列的确是平稳序列,而保费、储蓄余额和收入经过一次差分后也都变成了平稳序列。

根据之前假设的模型,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对该模型进行初步的估计:

d(ins)=c(1)+c(2)×d(inc)+c(3)×dlog(dep)+c(4)×sec(-1)

得到结果如表4所示。(表4)

结果很显然,十分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有价证券和保费之间的对应关系很难确定。在模型试验中,除了采取差分法以外,还试验了相对变化增长以及开方等方法,效果都不明显。反观时间序列图,发现除了有价证券外,其余三组数据虽然具有各自的波动规律,且都不平稳,但它们之间似乎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在这里,把有价证券因素剥离,接下来对保费、可支配收入和储蓄余额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表5)

从检验结果看,三个变量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已被拒绝,说明它们之间是具有协整关系的。因此,从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意义上讲,建立如下模型:

insi=c(1)+c(2)inci+c(3)lndepi+μi

模型是合理的,随即干扰项也一定是“白噪声”,模型参数也有合理的经济解释,可以用经典的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因果关系回归模型。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回归后得到的结果如表6所示。(表6)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数据的因果联系并不十分完美。但在保证数据真实性的前提下,通过t检验,可见系数r2也显示拟合程度接近95%,已经相当难得了。

因此,模型近似可写成:

insi=4794.535+0.668inci-708.244lndepi+μi

(二)理论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原以为可能和家庭保险存在此消彼长关系的有价证券事实上却并没有与家庭保险的发展产生必然联系,而收入和储蓄的确是影响中国家庭保险发展的两大主要因素。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地引起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动态调整。各阶层之间虽然在获取政治资源、声望等级方面有所区别,但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各社会阶层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收入有限以及中国家庭固有的对于传统储蓄的偏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家庭保险的发展。

1、收入限制。保险消费有两个前提:一是风险的客观存在;二是购买保险的经济实力。借鉴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研究框架,我国学者根据经济因素判断的阶层类型分为富有者阶层、中产阶层和低收入阶层。资料显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家庭金融资产分布不均,世界各国家庭金融资产分布的客观现实就是大量的金融财富集中在少数富有者阶层手中。例如在美国,财富最多的10%家庭,拥有将近60%的安全金融资产,将近100%的债券和超过70%的风险金融资产。中国的情况也同样如此。随着中国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家庭金融资产向中产阶层以上家庭集中的趋势比较明显,户均家庭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66.4%的城市家庭金融资产。而大部分低收入阶层家庭由于受到其购买保险的经济实力限制,投保比率偏低,这也属于正常现象。

2、认识偏差。即使在具有足够购买能力的中国富裕家庭中,保险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仍然不尽如人意。根据中国市场营销中心数据库提供的调查结果,中国居民投保人身保险的投保率走势是一种“倒u字”曲线,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状态。具体地说,家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者和家庭月收入在20,000元以上者购买保险的比例也偏低,唯有家庭月收入在2,000～20,000元之间者购买保险的比例偏高。高收入家庭出现的保险效用递减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家庭对保险功能的认识是存在一定偏差的。

首先是不了解保险的保障功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对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的结果,当问到城镇居民储蓄的目的时,“攒教育费”、“养老”和“防病、防失业或意外事故”等回答长期居于前列。这表明居民储蓄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保值增值,而是为了防范未来风险。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保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同样的目的。根据中国市场营销研究中心提供的调查数据,2006年有30%的中国城市家庭对寿险了解甚少、甚至根本不了解,有高达87%的城市居民没有购买保险的意向。实际上,保险正是个人以小额成本即保险费替代大额不确定损失的一种机制,损失发生后的经济补偿正是现代保险最基本的功能。

第二个认识偏差是有关保险产品作为投资工具的功能。不少居民在购买分红保险、万能保险等新型寿险产品时大都将其回报和银行存款进行比较,但当股票市场、基金产品火暴之时,他们却往往盲目地选择退保。尽管仅从收益率上看不及股票或基金,但它们有着股票、基金等金融产品无法替代的功能——风险保障。一味将保险作为股票或基金投资的替代品,过度重视新型保险产品的投资工具功能,抹杀保险产品的基本保障功能,便又走入了另一个认识误区。

3、信任危机。除了文化传统和体制因素之外,还有一个现实原因,那就是社会大众对保险业的信任度不够。保险商品与一般商品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无形的服务性商品。保险公司卖给每一个家庭成员的保险单仅是对未来特定情况的“一纸承诺”。这一承诺是否履行取决于在一定时间内保险事件是否发生。而在现实生活中,保险方存在的夸大保险作用、诱导购买、误导客户、承保容易理赔难等失信行为,让中国的消费者倍感寒心。

主观上具有购买保险的愿望和需求,客观上不敢购买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保险诚信与保险需求、保险发展三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种连动关系。保险诚信是拉动保险需求的前提,满足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是保险业发展的目的所在。

4、供给不足。2007年中国的保险公司超过100家,但是仍不能满足中国家庭保险的需求。供给数量很多,但是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保险产品太少。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家庭与个人一样,也具有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标志,家庭成员会根据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的需要,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一般来说,影响家庭生命周期的因素,通常包括户主的年龄、种族、婚姻状况、教育状况、职业状况、是否有子女以及子女的数量和年龄等。处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因不同的家庭消费需要而持有不同的家庭金融资产。保险消费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也会出现不等的消费数量和不同的消费形式。

然而,目前中国保险市场上销售的几千种保险产品,同类保险产品在保险责任、保单费率等合同的主要内容方面基本雷同,差异只是体现在保险金额等合同的非主要方面。由此看来,很多家庭没有买保险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保险需求,而是保险市场没有能够提供他们需要的保险产品。

五、结论

保险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理应成为每个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的必要组成部分。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要面对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收入问题和意识问题。

中国人身保险投保率倒“u”字型的曲线走势,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我们,中间阶层的形成可能成为中国保险消费的一支主要力量。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2005年的5.04%扩大到45%。根据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测算,2010年中国达到中等收入阶层标准的家庭将有1亿个,户均收入15万元,户均资产60多万元。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则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将经历两次大的发展,到2025年其人数将高达5.2亿人,超过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半。尽管这些研究机构对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界定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共识是中国社会的收入结构正在由“金字塔形”变为“橄榄形”,中国家庭广泛购买保险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可能。

收入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但国民意识问题却没有办法限定解决的期限。保险意识是中国潜在保险需求向现实保险需求转化的前提条件。只有人们能够意识到保险与银行储蓄之间具有替代性,能够意识到用保险的方式防范风险的效果会更好,人们的保险需求量才会随之大幅增长。

如果等待国民保险意识的自我觉醒遥遥无期,不如从保险供给的角度给一点刺激。瑞士、英国等发达国家每年有三百多个新险种投入市场,保险险种的更新率高达23%。这种险种的快速更新,不仅大大提高了保险公司的竞争力,而且有效地刺激了保险市场需求。中国的保险公司完全可以借鉴这种经验,在对中国家庭潜在保险需求充分调研和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利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协调产品开发部门与销售部门、投资部门之间的关系,设计、开发和推广适合不同家庭需要的保险产品,调整保险产品结构,把保险市场做大做精,这也不失为一种主动而明智的选择。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魏华林,杨霞.家庭金融资产与保险消费需求相关问题研究.金融研究,2007.10.

[2]魏华林,林宝清主编.保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组.城市家庭财产调查报告.2002.

[4]麦肯锡公司.积极发展寿险行业,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及社会和谐稳定.保险研究,2006.1.

家庭金融理论篇4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收入的提高，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也越来越多，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金融市场发展不稳定，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并存。本文通过对家庭金融投资的基本理论进行研究，分析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的现状和存在问题以及影响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因素，提出金融危机背景下防范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措施，为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Underthebackgroundoffinancialcrisisonourcountryresidentsfamilyfinancialinvestmentriskresearch

ShiXiaoRulanzhoubusinessschoollongbridgecollege；

thepaperkeywords：financialcrisisofourcountryresidentfamilyfinancialinvestmentrisk

abstract：alongwithourcountryeconomicdevelopmentlevelandtheimprovementofpeople'sincome，ourcountryresidentsfamilyfinancialinvestmentmoreandmore，inthefinancialcrisisunderthebackgroundofthedevelopmentoffinancialmarketisnotstable，investmentincomeandinvestmentriskcoexist.Basedonthebasictheoryoffamilyfinancialinvestment，analysisofresidentsinourcountryfamilyfinancialinvestmentpresentsituationandtheexistencequestionaswellastheinfluencefamilyfinancialinvestmentriskfactors，thispaperputsforwardunderthebackgroundoffinancialcrisistopreventfamilyfinancialinvestmentriskmeasures，forourcountryresidentsfamilyfinancialinvestmenttoprovideatheoreticalreferenceforthehealthydevelopmentofthe.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的改善，居民可支配财富也越来越多，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的意识越来越强，投资的渠道、品种也越来越多，投资规模也逐渐扩大。很多家庭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银行储蓄投资，而是不断的扩展为股票、基金、黄金、债券、保险、外汇等方面的投资，投资本身是风险和收益的集合体，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还存在很多问题，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受政策、人民币的汇率、银行利率、市场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无疑增加了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对居民家庭经济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如何更好的引导居民家庭金融投资，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一、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的现状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金融投资也成为现代家庭投资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家庭金融投资分为银行存款、购买债券、购买保险、投资基金和股票等。银行存款是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居民最主要的金融投资渠道；债券投资氛围国债和企业债券，国债投资安全性较高，企业债券投资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保险投资也是安全性较高的投资品种；基金投资流通性强、交易费用低，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股票投资风险性高、收益也高。居民作为个人投资者大多资金有限，不具备机构投资者的规模优势，很多中的收入的家庭通常选择预期收益有明显保障的国债、银行存款等。2006年股票市场处于牛市时期很多银行存款流向股票市场，08年股票下跌很多资金转为储蓄资金，近两年随着我国社保制度的完善，投资保险的人群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

（二）我国家庭金融投资存在的问题

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市场发展不稳定，再加上金融投资中介机构、投资品种越来越多等情况，居民家庭金融投资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家庭短期投资动机较为明显，不具备长期投资的能力；居民个人投资规模较小，不具备规模优势；家庭投资者跟风投资和经验性投资较多，投资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较强，投资质量不高；居民接触的金融投资信息渠道狭窄，面对风险很难快速地做出反应；金融投资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分析研究和判断，占用个人精力较多；居民家庭金融投资是个人投资行为，难以进行组合投资来降低风险等等。可见，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存在很多的问题，金融投资市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二、影响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因素

（一）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和结构

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的基本来源是家庭成员在满足其消费需求后所剩余的那部分资金，因此，家庭收入水平和结构对家庭金融投资的规模、范围都有较大的影响。我国多数家庭收入结构单一，可支配的收入有限，居民在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基础上会选择一些投资风险较低、收益较少的投资方式，来确保家庭经济生活的安全性，这就容易导致我国金融资产结构的不合理，不利于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二）金融投资环境机制有待健全

金融市场不仅受到货币汇率、银行利率、市场发展情况等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政府的干预，为了维持市场稳定，一些政府干预的政策相继出台，政府经常参与经济干预市场，导致投资环境受到过多的干预，金融市场本身的发展规律受限，对投资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加之家庭金融投资本身投资规模小、信息渠道狭窄、应对风险能力较低等，投资者很难做出正确的投资策略。可见，金融投资环境机制不健全，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金融市场投资行为的风险性。

（三）金融投资中介机构的投机行为和投资者的投资心态问题

家庭金融投资者受信息渠道、专业知识等条件的限制，偏向于信赖专业的投资中介机构来进行投资，他们能为投资者提供一些符合投资行为的理性化建议和选择。但是，中介机构往往从自身利益考虑，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忽视委托投资者的利益，为了避免投资者的问责，他们往往会跟随市场投资导向选择投资方向，并未真正从委托人的利益出发来选择投资。受到市场环境机制、政府政策等因素影响，金融市场机遇与风险并存，很多投资者没有摆正投资心态，抱着投机心态寄希望于短期的额外收益，选择了风险投资，缺乏理性的判断和分析，容易导致投资的偏差，无形中加大了投资的风险性。

三、如何更好的防范家庭金融风险

（一）加强对金融投资的认识，提高金融投资风险意识

家庭投资者在金融投资之前，加强对金融投资专业知识的了解和认识是非常必要的。主要是加强对家庭金融投资风险方面知识的认识和了解，例如，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有多种表现形式如资本风险、价格风险、市场风险、利率、汇率风险、投资者个人风险、专业理财机构运作风险等。居民在对这些风险类型有所了解的情况下，投资时就能够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来选择投资的品种和投资机构等，尤其是初级投资者，在认识并深入了解这些风险的同时还应当理性地看待这些风险，进行冷静的思考，做出理性的投资判断，增强投资的风险意识，提高金融投资质量。

（二）选择适合居民家庭实际情况的金融投资策略

选择适合家庭实际情况的投资策略，是降低投资风险的有效手段。居民家庭金融投资要以家庭收入水平、结构等实际情况为基础，对金融投资方式、风险、产品等进行全面了解的情况下掌握具体的投资操作要领，制定正确的投资方案和策略。家庭投资者在投资时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在投资初期选择一些适宜操作的投资产品先进行投资，一步步的实施投资计划，确保投资的安全性，不能急于求成，要保持耐心，面对投资问题时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并认真执行，在对投资业务比较熟练的情况下可以逐步扩大投资范围、规模，在稳步前进中提高投资的效益。

（三）根据居民家庭金融投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金融投资品种

每个家庭对风险的承受能力都是不一样的，投资者可根据家庭资产结构状况或者是风险测试等方式进行投资分析和判断，选择家庭能够承受的风险指数的品种进行投资，确保投资导致的损失或者是背离自己期望值的指数在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在金融投资过程中，风险越大的投资品种往往潜在的收益也越高，相反投资风险较低的投资品种收益也会较低，投资风险的大、小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投资者的投资之前一定要考虑到并且明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免出现超过家庭承受能力的损失，给家庭经济生活带来不良影响。

（四）政府合理干预，完善法律监督体系

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过多干预，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容易破坏市场自我调控机制，对商品的价格浮动产生影响，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是，在我国市场发展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适当的干预也是必要的，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还需要通过政府的干预行为去引导和推动，发挥政府调节的功能，引导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其次，就是要健全法律监督体系，完善金融投资法律法规，规范投资者和中介机构的行为，同时保障家庭金融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降低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

四、结束语

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内外金融市场形势动荡，如何有效地引导居民进行金融投资，提高家庭金融投资的质量，防范家庭金融投资风险，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家庭金融投资的问题，提出通过加强对金融投资的认识，提高金融投资风险意识；选择适合居民家庭实际情况的金融投资策略；选择适应居民家庭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政府合理干预和完善法律监督体系等方式来更好的防范家庭金融投资风险，促进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妍.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风险及其防范[J].特区经济，2011.4

[2]高尚杰.金融危机下家庭金融投资及其风险规避[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09.6

[3]秦建平.中国大家庭金融投资理财现状及趋势探析[D]内蒙古.内蒙古大学，2007.11

家庭金融理论篇5

关键词：农村居民；金融资产；影响因素；生命周期

中图分类号：F830.3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7-0058-06

一、引言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家庭财产逐渐积累。金融资产作为农民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总量和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于农村金融资产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目前，许多学者专门对我国城镇居民财产分布进行了研究（李实、魏众等，2005；梁运文、霍震等，2010）；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农村居民家庭财产相关问题的研究却很少，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问题的研究更少，并且多集中在金融资产选择（史代敏，2005）与借贷需求方面（周宗安，2010；陈鹏，2011；张学勇，2010），很少有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现状、结构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鉴于国内对农村居民金融资产相关问题研究的欠缺，笔者于2012年7月对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规模、结构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入户调研，以期真实描绘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现状，并从实证的角度分析研究金融资产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参考。

二、数据来源、指标选择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调查组于2012年7月对我国9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居民家庭的实地调查，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农户家庭财产总量及金融资产和构成，影响农户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因素如家庭经济、家庭特征、外部环境等。调查样本的抽样原则是：首先，按全国三大区域的划分，按地区人均收入排序后随机抽取样本省份，其中，东部地区3个省份为山东、江苏、福建，中部地区3个省份为河南、安徽、湖南，西部地区3个省份为甘肃、重庆、广西；其次，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内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人均收入为基准，将样本省份的各个县排序，分别随机抽取东部地区7个县、中部地区8个县、西部地区6个县，共21个县进行实际调研；最后，在每个县，以调查者所居住乡村为基础，随机抽取农户为调查样本。按照各县的地级市归属，具体调查地点和访问户数如下：山东菏泽、滨州、济宁，江苏南通、苏州、扬州，福建泉州共计200户农村居民家庭；河南郑州、信阳，安徽亳州、宿州、阜阳，湖南邵阳、湘潭、湘西共计200户农村居民家庭；甘肃平凉、陇西，重庆黔州，广西贺州、桂林、百色共计150户农村居民家庭。为尽可能保证问卷信息的真实可得性，调查组采用入户调查、当面访谈并回收问卷的形式，发放、回收问卷550份，其中有效问卷500份，有效率为90.9%。

文中所涉及的家庭金融资产是指剔除借贷行为后所剩余的金融净资产，包括居民家庭储蓄存款、手存现金、金融产品等，储蓄存款包括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金融产品具体指国债、股票、基金、保险等。居民家庭财产，主要指金融资产、住房估计价值（房产）、家庭耐用消费品估值和家庭生产经营资产。其中，房产价值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房屋自身价值；另一部分为装修附加价值（调查测算过程中忽略了建筑面积用地价值），并以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衡量指标，将数据进行了适当处理。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主要指非经营性家用汽车和购买原值在200元以上、产品寿命一年以上的耐用消费品，考虑到耐用消费品贬值速度较快，因此对其现值估计时采取30%的折旧率。家庭生产经营资产主要有家庭农机设备现值（对其现值估计时也采取30%的折旧率）、固定资产现值（扣除贷款）、自由流动资金等。

三、金融资产分布与构成

（一）金融资产规模与分布

调查数据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户均值为37825元，与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16459元相比有了大幅提高。但约有53%的被调查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均值位于平均水平之下，金融资产水平为4万元以下的比例达65%，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差异明显（见图1）。

同时，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均值分别为47925元、40900元、21283元，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均值为西部地区的2.25倍，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这主要源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性，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富差异。

（二）金融资产结构

图3显示，储蓄存款在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构成比例最高，达到80.38%；其次为手存现金，为13.40%；金融产品所占比例最小，为6.22%。同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分布状况一样，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构成因地区不同也存在差异性，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过多集中在储蓄存款上是不争的事实，但各金融资产结构所占比例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从整体来看，在储蓄存款占家庭金融资产比例方面，西部农村地区比例最高，其次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最小；而手存现金占家庭金融资产的比例，东、中、西部相差不大；东部地区金融产品所占家庭金融资产比例为8.24%，这几乎为中部地区所占比例的两倍，是西部地区所占比例的两倍多，反映了东部农村居民在金融资产方面更加侧重于收益。相比2002年农村居民家庭金融产品资产几乎为0，现阶段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不单单局限于储蓄存款和手存现金，金融资产在结构和总量上也有了较大变化。

四、家庭金融资产分布影响因素研究

上文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分布和结构两个角度阐述了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现状，但更为重要的是对金融资产分布影响因素的研究，即哪些因素造成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水平的差异。

（一）研究方法及模型设定

本文参照李实（2000）对我国居民家庭财产水平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方法，将影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的因素分为三类：居民家庭经济因素、居民家庭特征因素、外部环境因素等，其中家庭经济因素包括家庭年收入、家庭总财产、金融借贷行为、投资活动；家庭特征因素有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专业技能的掌握、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社会政治资本；外部环境因素则取决于当地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东、中、西部区域性差异等。构建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函数为：

[C=f（Y，F，e，μ）]（1）

其中C为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自然对数；Y代表居民家庭经济因素；F代表居民家庭特征因素；e为外部环境因素；μ为随机误差项。

影响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计量经济模型形式如下：

LnFin=β0+β1Lnincome+β2LnCapital+β3Dcs+β4invest+β5age+β6age2+β7edu+β8pros+β9Labs+β10mcpc+β11Dum+μ（2）

其中，β0为回归截距项，β1为家庭收入的弹性系数，β2为家庭财产的弹性系数，βi（i=3，4，.....，11）表示回归系数，μ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对农村居民家庭调查所得的样本数据，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对数平均值为10.34；家庭收入对数平均值为10.37；家庭借贷行为均值为0.29；投资活动均值为0.14；户主年龄平均值为2.4，表明年龄分布比较平均，平均年龄在45—55岁之间；户主受教育程度平均值为1.80，表明户主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是否掌握专业技能平均值为0.19，传达出拥有专业技能的农村居民家庭并不多；家庭劳动力人数平均值为1.70；家庭社会政治资本平均值为0.13，说明在被调查家庭中，更多家庭成员属于普通群众，干部党员在农村家庭较少；地区虚拟变量平均值为2.10。

为控制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本文遵循李子奈（2011）提倡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总体设定的唯一性与一般性原则，在回归模型方程中纳入所有可能对被解释变量（家庭金融资产水平）产生影响的解释变量（即表2所描述的自变量），即模型在估计时对不同类型控制变量进行分别回归，以减小共线性对模型估计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结果及解释

综合上述分析，同时考虑：（1）采用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会出现异方差；（2）本调研样本数据相对较少，不能进行稳健性检验；（3）随机扰动项协方差未知，因此本文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模型（2）进行估计回归。计量软件为Stata12.0，具体估计结果见表3。

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财产水平、家庭收入、金融借贷行为、家庭投资活动、户主专业技能、社会政治资本、家庭劳动力人数等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有正面影响，并且财产水平对其影响最大，其他依次递减；户主年龄及区域因素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有负面影响。

1.家庭经济因素。本文实证结果显示，居民家庭财产对金融资产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家庭收入，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居民家庭财产不断积累，农户很少进行投资经营活动，更倾向于存款储蓄，这与图3中所反映的内容相符。农村居民家庭财产的增加，使得金融资产不断积累。本调查组所得数据显示，金融资产占家庭财产总量的百分比为44.12%，这与2002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研究所得的12.3%（李实等，2005）、2007年奥尔多中心的27.65%（梁运文等，2010）等研究结果相比，有了较大提高。但金融资产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增长更多的是储蓄存款，农村居民家庭中较少进行投资经营活动，没有对现有资金进行充分的利用，投资观念较为淡薄，应充分调动农民投资的积极性。

计量回归模型显示投资经营活动及借贷行为均对金融资产产生正向促进效应。农户通过借贷行为进行投资经营活动，进而增加收入，家庭金融资产有所增加。从表4也可以看出，有金融借贷行为、投资经营活动的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较多，这与计量回归结果相符合。

2.家庭特征因素。从表5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符合生命周期理论，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金融资产呈倒“U”型分布。户主年龄从20岁到40岁，金融资产积累逐步增加，40岁左右达到峰值，45岁之后金融资产逐步下降。其中户主年龄在30岁以下金融资产均值为35823元，在30—45岁之间均值为44590元，在45—60岁之间均值为38181元，在60岁以上均值为26000元。表4中计量回归结果也显示年龄解释变量系数为正，年龄平方解释变量系数为负，这更好地拟合了生命周期理论。

对于农村居民家庭来说，财产的最大值应出现在劳动力身强力壮的中年时期，农村居民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身体健康状况与劳动生产率正相关，身体状况良好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有利于财产积累。一般情况下，农村居民青壮年时期，身体状况良好；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步迈入年老体衰的状况，收入会逐步减少甚至消失。另外，年龄的增长以及年轻时过度劳累损耗导致身体状况较差的个体通常需要较高的医疗开销，不利于财产的积累。身体状况良好的家庭财产不断增加，现阶段农村居民投资观念还比较淡薄，很少进行投资经营活动，对于收入的处理选择，除持有少量现金外，更多地倾向于储蓄，进而使得金融资产增加。随着年龄的增加，收入减少，金融资产也相应地减少。

户主受教育程度直接体现了家庭人力资本状况，表3显示，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有正向影响作用。从表5中可以看出，随着户主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家庭金融资产也相应增加，并且调查数据发现，在户主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家庭中，储蓄存款占金融资产的比例为68.84%，远低于平均比例80.38%，而金融产品所占比例则为17.37%，高于6.22%的平均水平，可见，现阶段高学历农村居民家庭有了较高的金融投资观念。

专业技能的掌握、劳动力人数是户主家庭生产资本的体现，回归结果表明，其对金融资产均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居民家庭拥有专业技能及更多的劳动力使得家庭生产力更高，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从而家庭金融资产才能够不断积累。

家庭社会政治资本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也有一定的正向影响。户主为党员干部身份能够运用更多的资源，可以降低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对农户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影响，能够及时获得外部借贷支持，获得更多的借贷机会，解决农户融资难的问题，利于农户生产经营活动，充分体现了社会政治资本对于家庭金融资产积累的正效应。

3.外部环境因素。计量回归结果显示，地区因素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影响程度不同，差异性较大，这与表1的描述相符。经济较发达地区，家庭居民金融资产较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庭金融资产较少。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全国550户农村居民家庭的调查，本文详细描绘了我国农村居民家庭2012年金融资产的分布、构成和主要特征，初步探讨了导致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水平差异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数据的详细分析与实证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

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不断增加，在家庭财产中所占的比例大幅上升，家庭收入与财产、借贷行为、投资经营活动等均是影响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的重要因素，且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家庭财产因素对金融资产规模影响最大，其次为家庭收入，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水平。但整体来看，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储蓄存款上，资金利用效率低，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有所变化，金融产品资产占有一定比例。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分布符合生命周期理论：户主年龄从20岁到45岁，家庭金融资产积累逐步增加，40岁左右金融资产达到峰值，45岁之后，金融资产逐步下降。同时，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与户主受教育程度明显正相关，这从侧面肯定了教育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改善。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拥有更多的金融资产，并且在金融资产构成中，储蓄存款所占比例相对较低，金融产品所占比例较高，在金融资产保值增值方面有了更强的意识。家庭社会政治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起正向促进作用。农村居民家庭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家庭金融资产也存在很大差异。

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是家庭财产构成的主要部分，改善金融资产结构，增加金融资产，要突破收入水平的约束，政府应当鼓励农户进行投资经营活动，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同时还应从制度和政策上引导农村居民家庭对金融资产的选择行为，满足农村居民家庭的借贷需求，使更多的储蓄存款转换为流动资金，增加资金的流动性和收益性。

参考文献：

[1]陈鹏，刘锡良.中国农户融资选择意愿研究——来自10省2万家农户借贷调查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1，（7）.

[2]李实，魏众，B.古斯塔夫森.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分配[J].经济研究，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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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运文，霍震，刘凯.中国城乡居民财产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0，（10）.

[5]李子奈.计量经济学模型与方法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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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童馨乐，褚保金，杨向阳.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八省1003个农户的调查数据[J].金融研究，2011，（12）.

[9]徐展峰，贾健.农民金融资产分布、选择行为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2450个农户数据[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05）.

家庭金融理论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居民金融投资风险

一、前言

一般来说，金融投资目的是使投资者在将来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同时也会承担较大的投资风险。一旦投资失误则会难以减少其投资损失。

二、当前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目前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的现状分析

一般来说，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分为债券购买、银行存款、股票、基金投资以及保险购买等。债券投资可以分为国债和企业债券，银行存款是我国居民最主要的金融投资渠道之一，债券投资可以分为国债和企业债券。国债的投资安全性相对比较高，而企业债券投资却也具有相应的风险性。除此之外，保险投资也是安全性相对比较高的投资品种。虽然基金投资的交易费用低、流通性也比较强，但同时也存在相应的投资风险。另外，股票投资的风险性也比较高，同时收益相对也高。然而居民作为个人投资者，因为其可以投入的资金有限，不具备机构投资者的规模优势，所以说，很多中低收入的家庭居民通常就选择预期收益有明显保障的银行存款或国债等。

（二）我国家庭金融投资存在的问题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由于当前的金融市场发展极不稳定，再加上中介机构、金融投资品种越来越多，居民家庭金融投资也必然会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例如，虽然家庭短期投资的动机比较明显，但不具备长期投资的能力。因为居民个人不具备规模优势，投资规模较小，所以，家庭投资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较强，投资的质量不高。居民接触的金融投资信息渠道相对而言比较狭窄，但家庭投资者的跟风投资和经验性投资也比较多。

三、影响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因素分析

（一）金融投资环境机制有待健全

由于金融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受到限制，所以造成家庭投资环境受到很多不良的影响。再加上家庭金融投资本身投资规模小、信息渠道狭窄、应对风险能力相对比较低等，投资者就很难以做出相对比较正确的投资策略。所以，金融投资环境机制下的不健全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家庭居民在金融市场上投资行为的风险性。

（二）居民家庭收入的水平和结构

在我国，多数家庭的收入结构单一，可支配的收入有限。因此，居民在满足了自身日常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最好适当地选择一些风险较低、投资收益较少的投资方式，以保证家庭经济生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然而，这种现象很容易导致我国金融资产结构的构成严重不合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我国金融行业的健康、合理发展。

（三）家庭居民投资者的投资心态问题

家庭金融投资者由于受到信息来源自身专业知识、渠道等条件的限制，所以会偏向于信赖那些投资中介机构来进行一些金融投资。这些机构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些符合一般投资行为的理性化选择和建议。但是，一些中介机构往往就从自身收益来进行考虑，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就会忽视委托人的自身利益。他们为了避免那些投资者的问题和责备，往往就会跟随当前市场的一个投资导向来选择家庭居民的投资方向，并没有真正地从委托人自身的利益出发来选择投资的方向。

四、防范家庭金融风险措施分析

（一）选择符合居民家庭实际情况的投资策略

选择符合家庭实际情况的投资策略，也是降低家庭投资风险的一个必要手段。细化来讲，居民家庭金融投资方式的选择要以经济结构、家庭收入水平等实际情况为基础，对于金融投资方式、风险、产品等进行全面详细了解的情况下以掌握详细的金融投资操作要领，进而制定合理精准的投资方案与策略。

（二）加强对金融投资的认识，提高金融投资风险意识

在进行金融投资之前，家庭投资者加强对金融投资专业相关理论知识进行认识和了解是十分有必要的。主要是加强他们对家庭金融投资风险方面知识的了解和认识。例如，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可以有很多种的表现形式，如市场风险、资本风险、汇率风险、价格风险、投资者个人风险、利率以及专业理财机构运作风险等等。

（三）政府方面的合理干预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机制还不是很完善，政府方面的适当干预也是十分有必要的。然而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还需要经过政府的干预行为去进行引导和推动。一方面可以引导家庭居民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政府调节的功能，最终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一个健康合理运行。

（四）根据家庭居民金融投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金融投资品种

由于每个家庭对风险的承受能力都是不相同的，因此投资者应该根据自己家庭的投资风险测试或者资产结构状况等方式来进行投资方向和行为的分析和判断，从而选择家庭可以承受的风险指数的投资品种来进行一些投资。同时也能保证背离自己期望值的指数或者投资的风险损失是可以在自身承受的范围之内。

五、结束语

总体而言，在当前的金融危机状况下，国内外的金融市场形势比较动荡不安。所以，如何有效地对居民的金融投资进行适当的指导，防范家庭金融的投资风险，提升我国家庭金融投资的质量是当前金融投资行业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金融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投资者的短期投资行为。同时，对所选择的金融产品进行组合投资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家庭居民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参考文献

[1]王妍.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风险及其防范[J].特区经济,2011.

家庭金融理论篇7

【关键词】风险型金融资产金融资产选择probit模型

一、引言

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居民投资理财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通过股票、基金、理财等金融工具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增速早已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并在居民生活和宏观经济运行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微观来看，研究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问题，能够引导居民家庭合理规划金融资产投资，为金融产品创新提供重要依据；宏观来看，通过分析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特点，了解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程度以及相关传导机制，对于优化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推动我国金融市场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与过去研究相比本文具有如下特点：1）从研究层面来看，以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为基础，克服了以往研究由于微观数据缺乏而导致研究只停留于宏观层面的不足；2）在指标选取方面，将房产加入组合选择模型，考虑了房产消费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影响；3）从评估方法来看，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变量的刻画更加精细，评价结果更加准确。

二、文献综述

（一）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Heaton（2001）[1]研究发现股市参与度与年龄呈现弱的负相关关系，与收入、教育呈现强的正相关关系。Guiso，SapienzaandZingales（2004）[1]发现对外界社会、金融机构等信任度高的家庭更情愿投资风险资产。puriandRobinson（2005）研究发现对未来持有乐观预期的家庭更多地投资于风险较大的股票。Guven（2013）[2]认为房产的投资与消费的双重性质使家庭金融投资呈现随生命周期变化的特点，对房产的过度投资会减少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需求。于蓉（2006）考虑到消费者预期、信任度、社会互动、投资者情绪等行为特征对股票市场投资的影响。雷晓燕，周月刚（2010）[3]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变差会使其减少风险型金融资产的持有，并将资产向安全性较高的生产性资产和房产转移。王刚贞，左腾飞（2015）[4]认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与投资经验、文化水平、性格特征、财富水平正相关与年龄负相关性。

（二）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分析方法的研究

国外研究方面，markowiz（1952）提出均值――方差模型，提供了一种寻求风险与收益的最佳配比的金融资产选择方法。angerer（2010）通过构建资产定价模型，把住房的双重属性都考虑在内，讨论住房――消费这一资产定价模型对预期股票的回报率产生的影响。史代敏和宋艳（2005）运用四川省2002年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进行实证研究。卢家昌，顾金宏（2010）[5]构建出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各个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窦婷婷（2013）运用因子分析法结合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家庭选择证券类、保险类货币类、这三类金融投资品种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程度。张兵等（2015）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宏观经济情况和地区特征对我国家庭证券类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

通过对过去学者在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研究的分析可知，其不足之处有如下三点：1）在研究视角方面，数据来源多为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主要停留在宏观层面，对于家庭微观层面的研究存在较大的不足；2）在研究方法方面，较多的是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评价结果较为粗糙，对变量间关系刻画不够精确；3）在指标的选取方面，较少有考虑到房产投资对居民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统计性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组织的“2016年赣州市城镇居民金融资产负债基本情况调查”。合计发放问卷1076份，剔除无效问卷后筛选出有效问卷1043份。

（二）问卷设计

由于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存量和金融投资活动要明显多于农村居民，本次问卷调点选择城镇居民。在调查问卷中，主要设计了家庭成员、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房产持有数。

（三）描述性统计

在1043张有效问卷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家庭有238户，占比为22.82%。家庭常住人口均值在3.93，从人口结构上看，主要集中在3人～4人之间。决策者年龄均值为2.91，主要分布于31～40岁及41～50岁两个年龄层次。决策者文化水平度均值为4.55，从分布结构上看，学历按由高到低排布呈现正态分布态势。家庭月收入水平均值为4.01，介于5001～10000及10001～20000元两选项占比合计达到68.64%。家庭持有住房套数主要以1套为主，占比为77.18%，无住房及持有3、4套住房均属于少数占比。具体统计情况见表2。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及度量

外部金融环境会决定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范围和配置比例，但即使投资决策者面对同样的外部环境，不同的投资决策者依然会根据自身状况做出不同的投资决策，为了进一步探讨影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微观因素，在借鉴Rosen（2004）[2]、Guiso（2004）[4]、Clark（2012）[6]、于蓉（2006）[8]、李涛（2006）[9]、雷晓燕（2010）[11]、段军山（2016）[13]等学者的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调查数据，选取决策者年龄（age）、决策者文化水平（doe）、决策者职业（pro）、家庭收入状况（fme）、家庭人员数（fp）、持有房产套数（hn）六个因素对赣州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相关变量的度量方法见表1。

（二）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probit模型的构建

研究居民金融资产持有问题，即“持有”和“不持有”风险型金融资产的二元决策问题，故可通过构建probit模型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probit模型具体表达形式如下：

式（5）中，εi为随机扰动项，服从n（0，1）的标准正态分布。因此，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probit模型可建立为：

式（6）中，prob（Y=1/Xi）是居民“持有金融资产”（即Y=1）的概率。x1，x2，x3…xn为解释变量。α0为常数项，β1，β2，β3…βn为对应自变量的probit回归系数，εi为随机扰动项，服从n（0，1）分布。根据前文的分析，选择了家庭人员数、年龄、文化水平、决策者职业、家庭收入状况、房产持有数6个解释变量研究赣州居民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并构建出probit回归模型，各变量的具体说明见表1。

（三）probit回归结果

以2016年4月在赣州市对居民进行网络问卷调查所获得的1043份有效问卷为数据来源，采用Stata11.0软件的probit运算工具对六个变量进行probit回归分析（回归结果略），从全变量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决策者年龄（age）、决策者职业（pro）家庭人员数（fp）三项解释变量的p值分别为0.254，0.055，0.175，无法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检验，为进一步提高模型和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故采用逐步回归法对6个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确定模型最终的解释变量个数，最终probit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所示。

五、结论

（1）在六个设定的主要模型影响因素中，决策者年龄、家庭人口数两个变量在回归模型中不显著，予以剔除，决策者文化水平、决策者职业、家庭收入状况、房产持有数四个变量回归效果较为显著，是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2）在决策者文化水平方面，变量Z统计值达到-5.11，显著性检验通过且系数为负（注：文化水平越高，评分越低），即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居民持有风险型金融资产需求的可能性就越大。可能的解释是文化水平高的户主其个人素质和能力均较高，具备较强的接受新事物、风险辨识和学习新技术的能力，能帮助他们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获取收益，故而有较强的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需求。

（3）在决策者职业方面，指标的Z统计值为-2.01，模型的显著性检验通过，其系数为负（注：职业稳定性越高，评分越低）。说明职业越稳定的决策者，其持有风险型金融资产需求的可能性越大。究其原因，职业稳定性越高的职业收入的稳定性越高，对金融资产的抗风险能力更强，因此对风险型金融资产的持有概率更高。

（4）在家庭收入水平方面，指标Z统计值为2.91，模型显著性检验通过，指标系数为正，说明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居民的风险型金融资产的持有需求呈现上升的趋势。原因很大程度是由于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更多，居民对于风险投资的需求逐步上升所导致。

（5）在房产持有量方面，指标的Z统计值为4.02，模型的显著性检验通过，且其系数为正，说明家庭房产持有行为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存在正相关性，即房产投资并没有对家庭的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可能的解释有两点：首先，居民在持有房产后，购房压力降低，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促进了金融投资行为；其次，持有房产越多，居民家庭财富积累越大，家庭金融资产投资活动的抗风险能力提高，使该类家庭风险资产金融资产投资需求增加。

参考文献

[1]Guiso，L.，p.Sapienza&L.Zingales.theRoleofSocialCapitalinFinancialDevelopment[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4（94）：526-556.

[2]GuvenC..ReversingtheQuestion：DoesHappinessaffectConsumptionandSavingsBehavior[J].Journalofeconomicsispsychology，2012，33（4）：29-36.

[3]雷晓燕，周月刚.中国家庭的资产组合选择：健康状况与风险偏好[J].金融研究，2010，（1）：31-45.

[4]王刚贞，左腾飞.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5，（12）：151-154.

家庭金融理论篇8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居民家庭金融投资风险

一、现阶段我国家庭金融投资的问题

家庭金融投资活动是家庭成员在满足自己日常生活开销后，把多余的资金投入到以赢利和保值为目的的投资活动中，继而能够增加家庭财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经济也逐渐市场化，更多地融入了我国国民经济和金融产业中去，家庭投资理财活动，由原来单一的银行存款，逐渐发展到更高层次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也逐渐复杂和多样，比如有储蓄投资，债券投资，股票投资，基金投资，保险投资，外汇投资，甚至QQ，支付宝，微信理财等。我国家庭金融投资水平虽然在不断地提高，不断地复杂和多样化，可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却也层出不穷。

（一）家庭投资意识还不强烈

国人受“知足常乐”意识的影响，对金融投资，大都不感兴趣，认为金融投资风险太大，虽然能够得到超额回报，但是是高收入家庭玩的一种游戏，一般家庭玩不起，也伤不起。所以，大多数普通家庭都会选择银行储蓄，国债等低风险产品，而保险产品，银行理财产品等具有社会优越性的金融投资理财产品，却被世人退避三舍。

（二）家庭金融投资整体水平低下，高低收入家庭投资悬殊

家庭金融投资受到教育程度的限制，和家庭成员投资意识的影响。我国许多家庭金融投资意识淡薄，受教育程度也不高，大都根据个人经验去投资，或者听别人投资赚钱了，便去跟风，所以，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使家庭金融投资质量低下，整体素质不高，赚钱效益不明显。此外，高收入家庭金融投资广泛，因为家庭投资资产丰厚，所以，既有享有稳定收益的银行利息收入，又有股票，有价证券和入股实体等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收入，而低收入家庭，因为可用的资金十分少，所以，大都是选择银行活期存款或定期存款，收入几乎为零。

（三）居民金融投资渠道十分匮乏，金融资产管理能力十分低下

我国家庭金融投资渠道十分匮乏，金融市场提供的金融工具和投资种类也不多，而且，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管理能力常常受制于户主的教育程度，年龄，性别，职业状况和收入的影响，一般来说，我国大多数家庭并没有理财意识，就算有，也是倾向于保守理财，大家更多倾向于赚钱，而不是学会金融投资，学会理财。我国大多数家庭对于股票等金融投资产品，都是“谈股色变”，认为是不务正业。我国虽然也有专业的理财机构，但是，因为投资门槛高，所以，许多中低收入家庭就被拒之门外。

（四）偏向于投机而不是投资

在2006年，我国股市赚钱效应明显，我国居民的储蓄资金又一涌而入，大量投入股市，不过，2008年因为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股市一泻千里，大量股票又“鲜血淋淋”地转化为储蓄资金。2015年，我国三次股灾，多少股民朋友一夜回到解放前，所以，大多数家庭都认为中国的证券市场只存在投机，而没有投资，只是统治者为企业圈钱的工具，所以，许多家庭投资者也大胆而果断地选择了投机而不是投资，尽管割肉割得鲜血淋淋，还要忍受着上层建筑，高层管理者的指责，说中国家庭不懂金融投资，只懂得投机。可事实是，中国的证券市场真的适合投资吗？因为中国证券市场本身的缺陷和漏洞，让许多投机分子有机可趁，恶意操纵股票，而国家面对证券市场上的金融风暴，也常常束手无策，朝令夕改时有发生，使中国家庭投资在金融市场上常常血本无归，只能被迫选择短暂性的投机，而不是投资。

二、家庭金融投资风险分析

投资风险常常划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所谓的系统风险，是因为政治，经济的大变动，比如国家政策的大调整，经济周期的大变化等；所谓的非系统风险主要是因为企业等自身因素造成的。

家庭金融投资风险表现形式，包括资本风险投资，价格风险，市场风险，利率和汇率风险等。

（一）违约的风险

是指债务人到时无法归还本金和利息。比如，在证券市场上，一个发行股票的上市企业倒闭了，这就会发生违约的风险。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一些进出口企业受出口订单下降的影响，也可能发生无法偿还欠债，而加剧家庭企业债投资的违约风险。

（二）利率的风险

如果利率发生变动，与之相关联的金融投资也会存在大的投资风险。而实际上，许多的金融商品价格变动都与利率有关，金融投资活动收益也常受到利率的影响。

（三）汇率的风险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与世界接轨，不同币种汇率的变动，也会发生跨国企业的经营风险，从而引发投资风险。

（四）市场的风险

金融市场常常是变幻莫测的，市场受买卖双方的制约，受供求关系和市场周期的诸多影响，使投资者的期望常常落空于实际需要，从而产生市场风险。

（五）投资者本身的风险

因为许多家庭金融投资者，本身并不熟悉证券市场的运行规律，却又常常跟风买入股票，甚至，许多小散买入的股票成了股市风向标――一买就跌，一卖就涨。象这种盲目和非理性投资，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更何况，我国证券市场本身就黑幕重重，并不适合单纯而没有任何内幕消息的小股民进行投资或投机。我国大多数股票都是“昙花一现”的美好，那就是“打新”，如果成功，是一定可以赚钱的。可是，事实是，我国居民家庭资本并不雄厚，大都是小散，并没有那么多的资本去打新，中新的几率也几乎为零。所以，盲目买股票，是没有任何实际赚钱效应的。

（六）专业理财机构的运作风险

专业理财机构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就有许多，如比较有名的华夏基金。不过，基金理财也受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能力所制约，而且，有不少基金管理人还有“老鼠仓”，这也会影响投资者的收益。

三、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成因

（一）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不高，收入结构单一

我国许多家庭在满足家庭日常开销后，常常选择一些低风险，低收益的投资方案。而众多家庭如果都选择这样的投资理财方案，就会使我国金融资产结构布局不合理。

（二）政府大包大揽，没有完善的市场机制

各类投资，如果要得到回报，都必须让产品在市场上卖出，而我国政府还大肆干涉市场，不能尊循市场供求关系，市场周期变化，市场内外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这直接导致我国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不能形成明显的预警系统，管理体制，技术体制等，也就加大了投资的风险。

（三）投资主体信用度不高

利率，汇率的风险虽然难以把控，但是，作为投资主体企业，其经营状况和信用程度，却直接影响着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的收益。政府监管不力，或者企业管理者故意坑投资者现象，时有发生。

（四）中介机构违规操作

家庭金融投资者信息来源滞后，交易成本昂贵，金融投资理财知识匮乏，所以，常常找一些金融投资机构来投资理财。从理论上讲，这种选择是比较明智的，也应该能够收到好的投资回报，可是事实是，金融中介常常是考虑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注意委托人财富的风险，也不看重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常常是亦步亦趋地学样，在投资组合上常常比较一致，这无疑给家庭金融投资者带来了风险，导致投资收益低下，而且本金都很有可能不保。

（五）个人投资动机不够理性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还不成熟，市场机制的配置还不合理，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存在着大量的风险和机遇。而许多家庭投资者因为自身能力的限制，常常频繁地非理性投资，在证券交易市场，常常是道听途说，并没有自己的理性分析，和主观判断能力，所以，一买入股票就大跌，常常是鲜血淋淋地割肉。

四、防范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有效措施

控制金融投资风险，是家庭进行金融投资必须要注意的问题，也有助于国家推动金融市场有序前进。控制家庭投资风险的有效措施主要有下面几点：

（一）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居民收入

居民收入的提高，这就为居民参与金融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家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大居民的收入，完善分配制度，减少收入差距，促进消费，积极引导居民投资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

（二）加大宣传，提高居民投资意识

加大对投资股票，基金，黄金，保险，期货，债券等金融产品的投资宣传，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加强居民投资知识，投资素质，投资风险的能力。

（三）创新金融产品，拓宽投资渠道

自从美国华尔街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机，金融产品的创新也受到了十分明显的制约。我国在注重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全面改革金融监管体系，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以满足市场和居民家庭金融投资者的需要。

（四）由单一的储蓄投资向复杂的投资组合迈进

加大家庭的投资优化组合，提高家庭金融资产管理能力，就可以把投资风险降到最低。

（五）对上市企业实行有效的监管

我国监督机制比较落后，有许多业绩低下，不符合上市资格的企业，也因为各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莫名其妙就上市了，这无疑会加大金融市场的交易风险，给居民家庭金融投资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所以，国家不能纵容和姑息，一定要加强监管力度，规范企业行为，给投资者提供有力的保障。

（六）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

加强投资宣传，使投资者走上价值投资，理性投资的道路，而不是短期投机，非理性投资。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后危机时代，居民要提高自己金融投资水平，树立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意识；上市企业和金融机构也要规范自己的行为，提高社会责任感，增加自己的信用度；国家要为市场保驾护航，而不是束缚金融市场发展的手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促进我国金融事业的健康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妍.后危机时代我国家庭金融投资风险及防范[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02：108-111

[2]王妍.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风险及其防范[J].特区经济，2011，04：238-240

[3]莫科聪.后危机时代我国家庭金融投资风险及防范的探讨[J].中国外资，2013，15：14+16

家庭金融理论篇9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货币和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关注金融化背后的宏观经济条件，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多方面解释受到了普遍关注。本文就基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梳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从兴起到危机的发展过程与内在逻辑，以理清金融化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金融化问题提供借鉴。

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金融化研究方法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一些学者在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学流派，对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产生较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有：琼·罗宾逊(JoanRobinson)、理查德·卡恩(RichardKahn)、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Kaldor)、保罗·戴维森(paulDavidson)以及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Kalecki)(Hein、Dodig、Budyldina，2014)。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主流经济学认为，在市场出清的情况下，现实经济是“物物交换经济”，因而忽视了货币和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生产经济”，货币和金融对于经济运行都有着实际影响。

后凯恩斯主义分析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即实际产出、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等现实经济实际变量都是由社会总需求决定的。在此基础上，后凯恩斯主义强调，包括货币金融体系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会影响投资、消费和收入分配，进而影响社会总需求，最终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而影响制度安排的更深层因素是社会权力的分配。社会中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社会权力的分配会影响社会产品和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同群体对于分配结果要求的冲突会对经济造成损害，因而需要制度安排以缓和冲突。

后凯恩斯主义对于金融化的研究即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金融化表现为金融部门的规模扩张和收益增加，其深层原因是社会权力分配的变化导致的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金融化的产生建立在食利者社会权力增加的基础上，金融化的发展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维护社会总需求和食利者社会权力的过程，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根源于金融化过程对于社会总需求的抑制效应。因此，基于后凯恩斯主义视角，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有了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

二、金融化的兴起：社会协议的瓦解

金融化的兴起开始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终结。“黄金时代”是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产出、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维持着高增长，就业充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低水平。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基础是资本、劳动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协议(SocialBargain)”(Hein、Dodig、Budyldina，2014)。国家将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管理的基本目标，采取积极措施对社会总需求进行管理，并为雇佣团体和工会之间的集体谈判创造指导条件;工人和工会组织追求就业和社会保障以及实际工资的提高，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资本家追求对于企业的控制并进行管理工作，接受了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以及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以“社会协议”为基础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解除了大多数国家就业和增长的主要约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在需求方面，政府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使公共支出迅速增加，工人实际工资保持着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增加了消费需求;在供给方面，复员军人参加工作、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转移、妇女劳动参与度增加、移民等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公共支出以及战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形势促进了技术进步;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社会协议”避免了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冲突造成了“冲突性通货膨胀”;在国际收支方面，欧洲复兴计划实现了美国向欧洲的资本和技术转移，欧盟支付同盟也解决了欧洲内部经济失衡问题。

然而，由于“社会协议”内部矛盾的不断积累以及外部环境的改变，“黄金时代”在70年代终结。“黄金时代”持续的高就业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日益将高就业和高增长作为社会规范，不断提高对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预期。当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的期望超过了生产率的提升，就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为经济重新带来了通胀约束。随着资本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提高生产能力所需要的投资量不断减少，投资需求进而减少;富裕国家边际储蓄倾向降低，削弱了社会总需求、产能利用率和投资增长;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技术差距缩小，赶超战略带来的生产率高增长也开始消失;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能源价格提高带来通货膨胀上涨，对未来技术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Steindl，1979)。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导致了黄金时代的终结。

伴随着黄金时代的终结，作为其社会基础的“社会协议”也开始瓦解。在黄金时代，实际利息率被货币当局控制在低水平，刺激了生产领域的经济活动。同时，实际利率仍然维持在零以上，食利者能够维持其金融资本的价值(Smithin，1996)。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率导致了实际利率为负，虽然有利于产业资本家和工人，但食利者积累的金融财富在贬值，严重损害了食利者的利益。20世纪70年代后期，食利者集团开始在政治上发起反击。1979年沃尔克当选美联储主席，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欧洲货币体系和汇率机制建立。这些重要事件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货币主义为原则，关注低水平通货膨胀、政府预算平衡和稳定汇率的经济政策，牺牲了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总需求管理，其最终都是为了重新恢复金融资本的实际回报率。

这些政策转变标志着金融化的兴起，反映了社会权力从产业转向银行，从非金融部门转向金融部门。金融自由化在全球的发展，带来了银行等金融部门权力的增加。资本市场的放松管制，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加速都导致了工人谈判力量的降低。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的解体解除了企业和政府对于社会主义的担忧，进一步削弱了工人力量。新自由主义开始兴起，其特点是政府干预的减少、市场放松管制、国家福利削减。与黄金时代的社会协议相比，食利者的社会权力增加，工人和企业的社会权力减少，国家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也不断减少，新的社会权力分配格局开始形成。

三、金融化的发展：从企业金融化到家庭金融化

在新的社会权力分配格局下，新自由主义制度支撑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金融化的过程。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金融化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阶段，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的出现。

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主要特征是企业的金融化，其本质是食利者通过其社会权力使企业管理者服务于自身利益的过程。企业金融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企业融资手段的金融化，企业通过大量借贷支持杠杆收购等活动。在金融化之前的黄金时代，企业能够维持较高利润，企业主要依靠内部资金积累来获取融资资金。然而，在金融化时期，企业开始大量借贷，融资手段从主要靠内部融资转向了外部融资。企业通过大量借贷，在为投资计划提供融资的同时满足了食利者的需要，同时减少了工人对于企业收入的索取权(palley，2009)。第二，企业管理的金融化，“股东价值导向”成为了公司普遍的管理策略(Lazonick&o'Sullivan，2000)。首先，80年代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以及机构投资者活动的增加使得收购行为频繁进行，公司不得不通过提升股价来避免被收购。其次，在金融市场日益发展的同时，公司开始普遍对高管采取同公司股价挂钩的期权薪酬制度，将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股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使管理者更倾向于在短期提升股价的策略。最后，主流经济学的委托理论受到支持，推动了股东价值导向的普遍采用。第三，企业投资行为的金融化，非金融企业不断增加金融投资(Krippner，2011)。在高利率、高借贷和股东价值导向的共同推动下，非金融企业开始不断增加金融投资，或开设金融附属机构，以应对不断增加的融资成本，并获取短期金融收益。非金融机构越来越像金融机构，越来越多的企业想成为食利者。

企业金融化过程是食利者社会权力提升在企业层面的反映。通过企业的金融化，食利者阶层将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自身利益联系在一起，使企业服务于食利者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同食利者结成同盟，工人成为了唯一的受害者。然而，工人工资的低下抑制了消费需求。同时，由于非金融企业投资行为的金融化，投资需求也在减少。这些影响导致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消费金融化。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家庭金融化开始迅速发展，消费者负债开始繁荣，一直持续到2007年的次贷危机。家庭金融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普通家庭开始普遍参与金融市场，股市繁荣和房地产价格提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家庭消费，同时增加了家庭负债意愿。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创新的加速以及伴随着金融市场繁荣的资产价格提升，信贷标准不断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加容易获取贷款。

家庭金融化是维持金融化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其本质则是维持食利者社会权力的手段。资产价格提升带来的财富效应以及家庭借贷的增加共同促进了家庭消费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带来的收入减少，支撑着社会总需求。金融化通过资产价值升值的财富效应将家庭利益同金融市场联系起来，进而将家庭利益同食利者的利益也联系起来，这使得食利者的社会权力更容易获取家庭的支持。

通过企业金融化和消费金融化，公司管理者和家庭的利益与金融市场和食利者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变化同新自由主义政策一起推动着金融化的不断发展，形成了金融化条件下债务支撑的宏观经济均衡模式。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断发展，债务的积累最终导致了这种均衡模式的崩溃。

四、金融化的悖论与金融危机

金融化对资本主义收入分配、投资、消费和国际经济都产生了多方面影响(Hein，2012)，这些影响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和投资的影响都造成了社会总需求的减少，进而带来了经济增长停滞的系统性危机。在收入分配方面，金融化一方面影响功能收入分配，导致了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另一方面影响个人收入分配，导致了工人和管理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投资方面，金融化造成了股东权力相对于公司和工人增加。管理者偏好在短期获益的金融投资，减少了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实体投资，同时增加了分红和股份回购，以提高股价并提升股东价值，减少了公司可用于实体投资的内部资金。因此，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会减少消费需求，金融化对公司的影响也会减少投资需求，两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社会总需求的不足。

然而，金融化时期家庭负债的增加以及资产价格的提升，支撑着社会总需求。股市和住房价格泡沫都增加了国民财富，提高了家庭借贷意愿。金融准则的改变和金融创新的加速，使信贷标准不断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容易获得信贷。这些都促进了消费超过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长，进而稳定了社会总需求。因此，家庭金融化是金融化得以维持的重要力量，抵消了企业金融化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对社会总需求的不利影响。家庭信贷的增加促进了消费，增加了总需求，促进了短期经济增长。

然而，家庭负债的增加不可持续，在长期会带来对于总需求的负面影响。随着家庭债务的不断积累，债务存量的增加导致了家庭利息支付的增加，造成了收入再分配，使得实际收入从高消费倾向的负债家庭转向了低消费倾向的食利者，导致了消费的减少，进而影响了总需求。当家庭债务超过一定水平，就会带来不稳定效应。在债务支撑的金融化时期，债务从最初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转变成了经济增长的负担。这便是“金融化的悖论”，最终造成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危机的爆发最终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与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密不可分。在金融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美国、英国、西班牙、爱尔兰和希腊等国家主要依靠增加家庭借贷的方式刺激消费，以应对投资下降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对于总需求的不利影响。与之相对应，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荷兰、瑞典、日本和中国等国家主要依靠净出口来推动总需求，并维持着全球贸易的均衡。然而，当美国由于家庭过度负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危机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因此，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投资、消费和国际经济的长期影响，是导致2007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五、结语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使得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社会协议瓦解，食利者社会权力的增加带来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使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通过20世纪80年代企业金融化和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过程，一系列制度安排使企业和家庭的利益与食利者的利益趋于一致，维护着食利者的社会权力，共同推进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发展。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和投资的影响都减少了社会总需求，但通过增加家庭借贷和资产价值升值促进了消费需求，进而维持着社会总需求。然而，家庭债务的不断增加最终带来了金融危机，并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造成了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对金融化过程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终结。金融危机造成大量金融机构倒闭，政府开始对金融部门进行更加严格的规制，金融部门的行为受到了政府的约束。然而，由于社会权力分布并没有根本性变化，经济金融化倾向没有得到扭转。政府对于金融部门的救助行为实际上是在用公共债务支持金融系统，通过将企业和家庭的负债转为政府负债来维持社会总需求。政府债务不断积累的过程同样会带来从债务支撑到债务负担的转变过程，当政府试图削减债务时，必然会带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进而造成经济的长期低迷。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新兴经济体可能出现国内经济金融化倾向。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在国内工资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出口成为了维持新兴经济体社会总需求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对全球消费需求造成了巨大冲击，新兴经济体出口需求出现剧烈下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总需求，新兴经济体有很大可能走向金融化发展道路，通过提高资产价值和增加家庭借贷的方式促进家庭消费。因为与收入分配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相比，金融化发展道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容易操作的(palley，2009)。然而，新兴经济体金融化发展同样会带来深层次经济风险。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家庭金融理论篇10

关键词：农户金融服务；非正式金融；减贫机制

中国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6-0010-06

贫困问题作为一项世界性研究难题，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及其他相关学科学者们的目光。小农家庭由于自身经济基础薄弱与高度脆弱性特征，往往长期处于贫困的边缘m或者陷入贫困者行列之中。从贫困的形成原因来看，低收入、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缺乏是最主要的因素，而在家庭经济中，三者往往又是相互联系、彼此强化的。无论是贫困者缓解贫困，还是减少贫困的发生率，资金(或信贷)的可获得性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因而，关注农户的金融服务状况是关注贫困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随着对农户金融服务实践的变化，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对农户金融服务需求本质的理解、可供形式、减贫机制、正式与非正式金融的交互作用等多个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对农户(农民)经济行为的解读

英国学者弗兰克・艾利思把农户定义为“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主要从农业中获得生活资料、在农业生产中主要利用家庭成员劳动的一个基本生产、生活单位。他们部分地参与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的投入与产出市场”。对农户研究的本质目的是对农户行为的解读，其中争论的焦点在于农户是否经济理性，这涉及到是否可以把农户看作一个现代生产基本单位，以便选择农户金融服务的基本框架。张杰(2005)认为，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富于理性的小农，那么，就没有必要单独为其设计一套农贷制度安排，而只需将现在已经存在并很好地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金融体系直接延伸到农村经济，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即可。

现代欧美学者研究农户行为的经典文献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一类强调小农的理性动机，另一类则坚守小农的生存逻辑。舒尔茨把农户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认为农民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毫不逊色，据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激励农民为追求利润而创新的行为(1964)。波普金更进一步认为，农场完全可以视作资本主义的公司，小农无论是在市场领域还是政治社会活动中，都更倾向于按理性的投资者的原则行事(1979)。由于以上两者的观点十分接近，人们将其概括为“舒尔茨一波普金命题”。这一命题实际上强调，对于农户或者小农，重要的是为其提供所谓的“现代市场要素”和创造外部市场条件，至于小农如何行事，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与“舒尔茨一波普金”命题的乐观倾向相比，小农经济的“生存命题”则显得有些悲观。他们从乡村社会关系与伦理角度出发，分析农户(农民)的生存方式与经济行为逻辑。其中，以察亚诺夫(Chay-anov，1925)、波兰尼(polanyi，1957)为代表的“道义小农派”质疑古典经济学的严格理性分析范式，认为小农的行为明显偏离经济计算的路径，不同于资产拥有者，因为他不雇佣劳动，因此难以计算成本收益，其产品也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而不是追求利润。后来，美国经挤学家J・斯科特(Scott，1976)通过细致的案例考察进一步阐发和扩展了上述逻辑，并明确提出著名的“道义经济”命题。在斯科特看来，小农经济坚守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则，具有强烈生存取向的农民宁可选择避免经济灾难，而不会冒险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实际上，斯科特所揭示的这一“生存伦理”构成前资本主义农业秩序中诸多技术、社会和道德安排的基础，农村信贷安排自然也不例外。

对于中国农户的解读，华裔学者黄宗智教授的贡献是难以逾越的。他基于华北小农经济的史料研究提出了小农经济“半无产化”以及著名的“拐杖逻辑”。在黄宗智之前，人们已经对中国小农经济的特征做过大量描述和确认，黄宗智自然也认同对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密化”刻画，但他对“过密化”的讨论旨在表明，由于“过密化”源自一个农户家庭不能解雇多余的劳动力，因而中国的小农经济不会产生大量原本可从小农家庭农场分离出来的“无产一雇佣”阶层。但他同时指出，在当时情境下，若剩余劳动力从家庭农场分离出来，他必然成为家族的最后一代，即作为雇佣阶层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只能是自我维生至消亡。如此，既然多余的农村劳动力无法独立成为一个新的阶层，那么，他们就必然会继续附着在小农经济之上，非农工作与收入只能成为生活的“拐杖”。这种状况长期决定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制度结构、演进走向以及总体绩效。可即便是富余大户，也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这与中国长期封建历史过程中的重农抑工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有关。

综合上述观点，可以发现，农民表面的非理性恰恰是现实环境下的理性；解释农户行为特征与贫困的原因应从社会制度安排、农产品市场结构与生产要素市场的高度分割的原因结合出发；考察与安排农村金融服务时，要综合考虑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制约因素，将之作为动态的变迁背景，才可能实现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与需求的良性耦合。

二、农户金融服务的需求与信贷特征

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提供储蓄便利，积累资本以购买耐用消费品；第二，获取信贷以平滑消费，包括产出与投入时间上的不匹配、生命周期需要、紧急事件需要；第三，利用信贷资金投资。

对穷人储蓄能力的怀疑是补贴信贷与贫困者金融服务认识误区产生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穷人不仅可以从收入(工资或其他收入)扣出一部分，也可以从支出(日常开支)中省出一些用于储蓄。即使是最穷的人也必须花钱购买如食物与衣服等最基本的物品，每一次他们的确存在储蓄的机会而且他们也确实这样做，无论金额多么微小。许多贫困家庭主妇在这样努力，尽管他们的丈夫不能从他们的收入中提供任何储蓄。她们的成功体现在她们每一次出借小额款项(也包括数量很少的米、煤油与盐)的习惯上。为农户提供储蓄便利可以增进农户储蓄，从而提高农户信贷能力。

在解决资金困境时，农户资金需求遵循特殊的差序格局，即其融资顺序依次为：增加非农收入进行的内源融资、利用亲缘关系进行的友情借贷、利用本社区其他非正式信贷形式、国家信贷或带有官方性质的正规信贷、其他商业性的信贷。在还贷特征上也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契约信用相背离，带有乡土社会信用特征，有着明显的圈层结构：其信用由家庭圈层、亲缘圈层、社区圈层至社区之外依次减弱甚至完全丧失。根据郭晓鸣(2004)在四川4个不

同类型的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随机抽取243户农户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2001～2003年的三年间，农户在信用社贷款的按时还本付息率仅为34.3％，私人借款的还款率则达到86.8％。农户资金需求遵循特殊的差序格局，是对还款能力不确定的理性选择，由于收入流的非稳定性特点导致的不确定性，当还款期来临而无法归还时，亲缘关系与社区内的融资易于达成谅解并顺延。事实上，贫困者对声誉可能也是很珍惜的，因为若更缺乏声誉资本，生存危机会更严重，对他们来说，一笔金额很小的融资可能是一笔救命钱。信用特征的圈层结构则与信息监控水平、重复博弈与违约惩罚力度有关。若是构建合理的制度安排，农户圈层结构的信用特征也是可以改变的。

三、农户金融服务的国际实践与困境

早期，政策制订者期望宣传高利贷的罪恶，试图通过发展正规金融来替代它(adamsandFitchett，1992)。但是，以城镇为基础的信贷配置(Lipton，1976)与正式贷款人面临的利率限制(Vega，1981)二者相辅而形成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edwards，Shaw，1973)；穷人缺乏合适的担保(pischke，1983；Rudra，1982；BinswangerandSillers，1983)，越是小额借款者，面临的交易成本越高(aron，1981；tim-bergandaiyar，1984)；最终保护、仲裁与腐败情形(Ladmanandtinnermeir，1981；adamsandVogel，1985，Ghatak，1977)等原因造成乡村多数农户很难获得正常信贷。在工业化后期，许多国家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理论，于是优惠信贷(补贴信贷)成为许多国家为农业发展提供的一项重要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许多国家提供优惠信贷供给作为农村发展的中心策略。然而，由于优惠信贷通常遭遇极低的还款率与高涨的补贴成本，致使许多优惠信贷无法惠及真正的穷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和南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陆续开展一系列以非政府组织为主导的试验，设计和实施专门为穷人和小型经营活动提供贷款和储蓄服务的项目。试验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主要有孟加拉国的Grameen银行、玻利维亚的BancoSoi银行和印度尼西亚的UnitDesa项目等。GlobalResourceCentreformicrofinance2004年的一份报告称，已探明从事小额信贷的商业银行和其他正规金融机构有225家(包括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等)，其中已经获得较高回报，甚至超出本国银行业的平均水平(isern，2005)。在控制信贷风险、提高偿还率方面，小额信贷机构独树一帜，创造了不少为人熟知并广为复制的技术，如整贷零还、小组连保贷款、动态激励、灵活的抵押方式等，用来克服信息不对称障碍，提高偿还率。

然而，小额信贷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问题。首先，非市场化模式的小额信贷存在着可持续性与选择性剥离。的问题。其次，市场化的小额信贷利率过高，根据micmfinanceBulletin2003年7月号的调查，在向最穷的人发放贷款的49家小额信贷机构中，平均运营成本为其发放贷款数额的59％，而人力成本接近50％。尽管较高的利率可以扩展小额信贷的延伸性，但利率过高也会导致金融风险和政治风险的增大，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wollerandwoodworth，2001)。

在低收入国家，政府大都把农业信贷的名义利率定得很低，而贷给农村贫民的贷款利率则更低。德尔・w・亚当斯驳斥了用于论证低息农业贷款合理性的主要的八种观点：高利贷论、高收入国家的低利率政策、贷款者获得了廉价的资金、贷款者的生存力、农民的行为、收入转移机制、利率与通货膨胀、次佳论点。认为低息贷款政策是低收入国家的金融市场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它们挫伤了农户进行储蓄的积极性，并对贷款者分配贷款的方式极为不利。而且，与低息贷款相对应的低息揽储极不利于动员农村储蓄以扩大资金供给。

关于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的利率差距，谢平、陆磊(2003)的研究认为，由于信贷配置中的腐败行为，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价格实际是均衡的，不能简单定义民间借贷是高利贷，如果如此定义，则正规金融也同样具备高利贷特征。巴甫洛(1979)指出低息借贷对一些借款者来讲并不便宜，利率偿还只是总借款费用的一部分，额外的费用包括表格填写、贿赂、拜见放贷者所需交通费用以及进行协商和偿还贷款所占用时间的机会成本，就一个新的小额借款者来说，他的贷款交易费用可能是应付利息的好几倍；卡仁・辛格考察了一个印度村庄消费性贷款的利率结构，发现其年利息率平均为143％，从利息的构成来看，机会成本约占50％以上，风险成本25％，分配成本15％，垄断利润则只占6％。

四、农户金融服务的减贫机制

关于农户金融服务的减贫机制，已有研究主要是遵循如下图所示思路进行的：

所谓可追加性研究是指农户获得贷款前后的境况改善与生活影响。在众多小额信贷制度影响分析的文献中，有关金融服务对家庭经济生活的影响被集中在六个方面：平滑消费；减低对高利贷的依赖程度；对家庭开办小型企业的影响；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对家庭成员职业选择的影响；对家庭收入的改善。其中，平滑消费与家庭资产选择是最明显的，而对高利贷依赖的影响是最不确定的(Kacoskiandtownsend，2002)。

郭沛(2001)通过对陕西、河南小额信贷的受惠农户进行调查，并进行收入影响计量检验，认为小额信贷为贫困农户的收入增长具有正面的影响力，有助于贫困农户收入增加和财产积累。江曙霞、严玉华(2006)运用静态灰关联和前移动态关联矩阵对中国农村民间信用缓解贫困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民间信用可以有效缓解中国农户的贫困状况。Binawnager和Rosenzweing(1990)发现一个相似的利润最大化投资组合穷人比富人所得回报会低30％，而改善信贷可得性则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

由于农户信贷资金可得性主要来自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国外学者就此进行了多样性的相关研究。首先是非正式金融是否可以在村庄内实现收入互保、平滑消费的检验。morduch(1991)，Cater(1991)和Udry(1990)分别用印度南部、布基纳法索(非洲国家)与北尼日利亚(非洲中西部国家)乡村家庭面板数据对家庭收入特异风险在总风险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实证检验，mordueh发现家庭特异风险占家庭收入总风险的75％～96％，Cater和Udry也得到相近的结论。alderman与paxson(1992)以消费与保险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个计量模型用以检验村庄

内部的相互借贷对家庭间实现收入保险、平滑消费的可能性。Deaton(1992a)对村庄内部是否比跨村之间有着更多的收入共变进行了检验，其F检验表明结论是否定的，这实质上反映的是相邻村庄之间的同质性。其次是对农村变异的金融形式的研究。Becker(1974)、LueasandStark(1985)、Cox(1987)对承受疾病灾害的家庭接受亲戚与邻里的馈赠现象进行了考察，认为这是类似于信贷、相互提供收入保险的一种形式。姜旭朝、蒋贞灿(2005)则认为，农村婚嫁费用及其中的民间资金流动也反映着社会保障因素，亦即一种民间互保形式。

在非正式金融形式研究中，RoSCa(轮会)的作用机制得到最为广泛与深入的研究。Rogier和Chavas(1997)提出了一个简洁的模型，很好地说明了参加RoSCa比通过自己积累资金平均可以提前一半的时间获得耐用品。anderson与Baland则从男女主人在家庭资源配置偏好差异与决策权争夺角度出发，通过博弈模型说明妇女参加RoSCa有利于促进低收人家庭储蓄，提高家庭教育资本的积累与耐用消费品的投资能力。Besley和Levenson(1996)运用1977～1991年台湾地区212046户家庭面板数据，对家庭是否参与轮会(RoSCa)与其消费耐用消费品金额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证明非正式金融在家庭资本积累与耐用消费品购置中起着积极作用。

五、农户金融服务中的正式与非正式金融的连接

政府优惠信贷容易产生指向偏误，小额信贷的高监控与收贷成本会内生过高的利率，因而，非正式金融作为农户信贷的补充形式是必要而且客观存在的。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分别采用不同的行为规则集合与激励结构去处理监控与激励问题，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借款者的需求。非正式金融在农村与城镇充满活力地运行，成为许多借款人主要的信贷资源。tsai(2003)对中国江浙农村非正式金融的研究表明，在有的乡村地区，正规金融发展较好，非正式金融也同样或更加活跃。对其原因，他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了解释：正式金融供给不足而产生的制度外需求；地方治理与市场互动的产物；地方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的市场分割；非正式金融极低的交易成本与社区互保机制。

非正式金融的形式多样，并且在各国有一定的差别，总结起来大致共有10种类型：专职但不受管制的金融机构，如信用合作社、土著银行(aboriginalbank)、当铺等；职业放贷者(moneylenders)；商人(traders)；典当商；银背；地主；亲友；金钱护卫(mon-eyguards)；小组储蓄(groupsaving)；轮流储蓄与信贷协会(RoSCas：rotatingsavingsandcreditassocia-tions)、聚会(aSCras：accumulatingsavingsandcreditassociations)等。

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金融结构与金融抑制，即使非正式金融市场广泛存在，也可能存在资金供给不足。因此，如何构建农户金融服务中的正式与非正式金融的连接是实践中已然产生也是具有典型研究意义的问题。当前存在的主要连接形式有：小额信贷中的小组联保贷款、放贷者与银行机构的连接、农业相关产业与农户的信贷。

不少学者对农户金融服务中的正式与非正式金融的连接进行了研究。tsai(2004)在比较中印非正式金融与小额信贷时指出，自组织的目的是帮助成员有规律地小额储蓄，在成员间创立内部保险基金以便应付急需，通过集体决策增强成员权利，为集体成员扩展无担保贷款。Seibel(1985)则以西非农村金融自组织为例，分别就储贷协会与银行机构实行连接的原则做了详细阐述。以储贷协会特别是以农户小组、手工业小组、商人小组为基础的联保贷款可以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监控与还款激励问题，为储贷协会设置的会计账户也有利于资金的安全与管理的便利。Floro和Ray(1997)以菲律宾的情形为例，考察了放贷者与银行机构的连接在配置效率与小农福利的潜在影响。通过与农业密切相关的产业对难以获得信贷的小规模农户进行借款，增强了贫困农户的信贷能力。事实上，一些非正式贷款者起着银行资金的输送管道作用，如谷物收购者对谷物种植者，奶制品公司对奶牛放养农户，农用生产资料经营公司对农户等。政策的制订者们也会思考这个问题，即增加正式金融资金的供给是否能够增加放贷者的竞争数量，从而降低小农获取贷款的利率，改善贷款获得者的福利呢?Floro和Ray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说明，由于一个地方很难会产生几个同类的放贷者，而且由于压低产出价格或抬高投入品价格因素的存在，使显性利率无法显示实际利率水平，重复博弈下放贷者的共谋可能只是增加放贷者从中获取租金的能力。刘峰、许永辉、何田以黑龙江个案为例，对农户联保贷款制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黄良赳对社会信用合作组织在农户贷款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分别以政府、民间、企业信用资源为平台，以增加农户贷款资金可得性。

家庭金融理论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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