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的措施篇1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改革；措施
一、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可以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进行调整和规划，使我国的经济基础得到良好的发展。在各个行业中，产业政策的使用范围都非常广泛。无论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改良还是对产业政策进行调整都能够保证我国未来的经济得到健康的发展。但是，我国目前的产业政策与经济实体缺乏紧密的联系，反应上也缺乏灵敏性，无法对我国的经济基础做出有效的调整。
（二）缺少财政政策
在调整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对经济基础起到快速的调节作用。财政政策主要涉及到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在财政收入方面，我国灰色收入的占比要比理想值要高，国民经济的收入发展速度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在财政支出方面，我国的国民并没有明确的财政管理方案，对于财政支出的概念了解的也不够深入。
（三）缺少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指的是央行为了实现既定目标而应用各种政策对货币进行调节的行为。通常来说，调整的策略主要包括使货币的数量发生改变、对利率的上下浮动范围进行调控等。货币政策通常和财政政策一起对我国地方经济基础进行调节。但是，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在某些状态下却存在失灵的情况。
二、深化宏观经济管理改革的措施
（一）加大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
制度的完善性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落实有良好的推动作用，是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动力，也是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经济制度，应该使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国有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使非公有制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特别是要加强对股份制经济的重视程度，从而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时，还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视产权结构的改革，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促进劳动力流动性的提高。对于金融体制来说，对于国内的非国有银行应该加大发展的力度，使国有银行得到进一步的商业化发展，让我国的证券市场和资本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对于财政体制来说，应该使财政制度更加完善，使之与我国的经济发展体制相符，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权利和义务上是相对应的。
（二）选拔并且培养专业的人才
对于宏观经济管理的改革的技术性和操作性都比较高。因此，在对宏观经济进行管理改革时，需要很多具有专业性的人才，从而使管理改革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因此，我国应该建立健全人才选拔制度，通过公正、公平、公开的严格考试来选择人才，选择具有专业技能和较高道德素质的人才。当选拔之后的人才进入试用期之后，应该对这些人才进行优胜劣汰，进行认真的考察。在考察人才时，不仅要考察他们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还要考查他们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际的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选择具有较强综合素质的人才。对于已经在职的工作人员，应该加强对他们的培训，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从而使其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为宏观经济的管理改革提供人才上的支持。
（三）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
为了使宏观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社会环境应该保持稳定的状态，使就业率不断提高。这样才能够真正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拉动国内的内需，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对宏观经济进行管理的时候，应该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首先，应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社会失业率。鼓励个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人民的就业。其次，加强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促进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最后，应该使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保体系不断完善。政府应该使就业市场的公开信息制度不断完善，使失业人员能够及时的获得再就业的信息。同时，社保体系也要不断完善，使失业人员和退休人员能够保证正常的生活。
经济改革的措施篇2
【关键词】经济管理国家战略科学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12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任组长。这标志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完成新一轮改革的路线准备后，组织准备也进入成型阶段。
小组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筹协调处理全局性、长远性、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改革问题；指导、推动、督促中央有关重大改革政策措施的组织落实。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其历史必要性。从改革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看，容易改的都已经改过，留下的都是“硬骨头”，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多矛盾盘根错节，要解决复杂的改革问题，需要大量的协调工作，因而需要一个顶层设计，来协调和冲破各种利益关系。
一、深度改革背景下采取有效的经济管理现状分析
（一）发展中的“中国模式”实质上为客观性社会事实，即从中国改革实践过程中逐渐衍生而来的，其呈现为显著的持续动态性
（二）多年来，学术界针对于“中国模式”问题始终争论不休
其中争论的关键点在于“中国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是否需要改变：持改变观点的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已难以满足多方需求，此时则需要推进“三高三低”的低端中国特色逐渐向“五个文明”共建的高端中国特色转变；而持不改变观点的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是经过多年实践积累形成的，其可持续性受制于一场内涵与外延均较广阔的转型升级，所以无需改变现行“中国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
（三）深入研究发现，“转型升级”是确保“中国模式”始终有效性重要途径
因此要求相关机构着力于经济管理层面及社会治理层面实现转型升级。此外还要推进“自然变量”的发展模式逐渐趋于“社会变量”发展模式转变，同时逐步加大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为“中国模式”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四）为达到“中国模式”可持续性发展目标还需推进技术追求逐渐向价值追求转变
塑造技术与价值双重成功的良好局面。具体措施表现为：首先，明确以科学政绩观为主的价值观念；其次，构建完善的利益引导机制，加大该项机制执行力度；再次，推进政府激励与鞭策由物质层面逐渐向价值层面转变；最后，切实将经济和社会共建的价值理念及政策工具落实到位，以充分发挥其高效性价值效应。
（五）“中国模式”为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必须寻求市场化与社会化两条腿走路模式
即通过逐步深化市场改革以规范“中国模式”，具体体现为规范要素结构增长格局、优化调整产权结构及需求结构、推进产权关系清晰化与国有民营均权化；另外，通过强化社会改革与社会建设以规范“中国模式”，具体体现为健全内需主导型经济体所需基本社会制度、积极推行“分权让利”于社会等。除此之外，为更好的实现上述目标，还需要推进政府改革与建立完善的评价“中国模式”得失的综合评价体系，依托于此为“中国模式”快速稳定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深度改革背景下采取有效的经济管理相关措施
（一）颁布与时俱进的财政政策
合理调整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往的财政政策越来越难以满足各方经济管理要求，此时必须推动财政政策逐渐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变。同时在稳定的金融环境中，若未发生重大经济损失事件，则货币政策便可保持原状态稳定运行，无需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变。随着各项经济体制变革不断深入，传统的各项财政政策已无法与新经济体制相配套，以此不利于各方经济管理活动正常运行。所以要求政府机构颁布积极的财政政策，依据该政策提高资金运作透明度，保证经济管理完整性、有效性。
（二）充分发挥货币组合的优势
近年来，中国经济受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以致我国外需大大减弱，投资与消费增长有所减缓，从而影响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应保持必要的货币支出力度，切实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积极效应，即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明确财政支持的切入点与着重点，全面挖掘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薄弱之处，之后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落实好风险防范工作。
另外，之所以要充分货币组合的优势，其原因在于：第一，受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影响，使得全球资本流动性持续扩张，并且国内货币存量仍然较大；第二，国内诸多中小企业因资金匮乏，使得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无法正常运行。
（三）寻求促进经济科学稳定发展的有效途径
第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实际上，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确保中国经济科学稳定发展，仍就在国际金融市场内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劲驱动力，因此既需要合理运用受影响较小的经济发展动力，尽可能保障其有序发展；又要着眼于政策环境、自身现状等多方面刺激受影响较大的经济复苏。第二，有效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由于金融市场内存在诸多不稳定性因素，以致我国经济呈现下滑趋势，尽管如此但我国物价水而持续上涨，为此要求运用更多有效措施控制物价反弹。实践表明，物价不仅关系到人民的日常生活水平，而且也较大程度上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进而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所以要求相关机构通过健全税制改革、提高生产与供给水平等措施有效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第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为经济大国和人口大国，受基本国情的影响，使得仅依靠投资或出口等方式根本无法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近年来国外经济市场发展不稳定，并给予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迫切需要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适当扩大内部需求，以激发中国经济能量，真正意义上实现自足自给；第四，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一直以来，我国始终面临着就业难、看病难、住房难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均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深入分析发现，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关键在于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如构建完善的农村养老体系、推动医疗制度变革，为百姓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四）稳定和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
大国关系是我国外交关键所在。与大国的关系出现问题，往往产生损害到发展和安全的严重后果。今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压力明显加大，复杂性的一面进一步显现。面对中美关系事端频发的不稳定状态，我国在正视现实，承认中美结构性分歧长期存在的基础上，为化解纷争展开了高层战略对话和协商，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排除两国关系的干扰，维持了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不断深化，在能源、安全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同时还保持了中欧关系平稳发展势头，加强双方在国际金融改革、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巩固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改善民意基础。加强同新兴大国的协调与合作。
（五）积极参与解决热点和全球性问题
金融危机后，我国不仅积极推动国际经济重建和国际体系的调整，我们还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伊核、朝核问题会谈，支持周边国家政府稳定国内政局的努力，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防核扩散、能源、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主动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中国还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既从自身做起，也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发挥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
三、结论
深化改革背景下无论从能源、环境保护层面看，还是从社会经济发展层面看，“低碳经济”概念的出现无疑是一伟大创举。通过发展低碳经济既能够解决我国资源环境持续恶化问题，又能够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所以说“低碳经济”是转变我国经济管理发展模式的根本途径。
着眼于未来五年，控制地方债快速飙升的根本之计，还是让经济转型升级“动真格”。这有必要建立决策者的责任跟踪机制，无论其升迁与否，仍然要担负相关借债经济责任，以此遏制其大肆借债的冲动。此外，合理引进市场化机制也是一种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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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的措施篇3
关键词：县级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措施
1当前县级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改革举措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
一是政策措施不配套。国务院、部委和我省出台的部分政策只有原则性意见，缺乏实施细则，部分配套政策出台不够及时或不够完善，有些已经出台的配套文件可操作性不强。二是一些部门出台的政策不一致。三是法律法规制约难以突破。部分市县反映，市县层面没有立法权，政策和法律自较小，操作空间有限，改革风险很大，推进改革有后顾之忧。
（二）简政放权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虚的放得多，实的放得少”现象。二是部门之间协调困难。多项改革任务中，牵头部门陷入单打独斗的局面，参与单位积极性不是很高。三是扩权下放项目下放基层不彻底。四是有些行政审批事项放到县里后，因为办事人员少、专业素质不适应，县里不具备承接能力，部分基层政府“接不住”的问题较为突出。五是后续监管难到位。不少部门和地方存在不同程度“会批不会管”、“对审批很迷恋、对监管很迷茫”的问题。
2县级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应对措
（一）必须改变传统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当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矛盾，如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分散经营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农村现代化与落后的生产手段和经营方式的矛盾，等等。加之一部分干部思想方式尚未真正转轨，县级经济意识比较淡薄，对县级经济发展规律知之不多，对涉及县级经济发展的一些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研究不深，考虑不全。如果这些矛盾与问题不解决，仍沿用过去的传统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不仅会阻碍县级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影响整个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体经济的发展。所以，必须用全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来指导县级经济体制改革，要坚决破除以往那种满足现状、墨守成规、安贫乐道、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转变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工作方法，牢固树立商品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和全局观念，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开拓前进，努力使各项改革配套联动，相互协调，把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整体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县级改革不断深化。
（二）继续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做好已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落实和衔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推广网上并联审批等新模式。大幅缩减政府核准投资项目范围，精简前置审批，规范中介服务，实施企业投资项目网上并联核准制度，加快建立健全投资项目纵横联动协同监管机制。推进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新药注册特殊审批机制。完善认证机构行政审批程序。
（三）努力建立和完善县级经济发展与运行的新机制。
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将产生深远影响。县级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按照这个总的要求，建立起适应县级经济特点的目标模式和运行机制。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是当前我国改革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县级改革在这方面应作出积极的探索，要坚持以市场为取向，下决心改革长期以来束缚县级经济发展的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及与其相适应的一套陈旧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把县级经济真正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各类型各层次市场，形成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既建立有形的市场，又建立无形的市场。目前农村市场建设还很薄弱，要形成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宽松的政策环境，调动国家、集体、农民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形式地筹集资金，着力在培育有本地特色的市场上下功夫，增强市场辐射力，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同时要加强市场制度、法规建设，使市场在有管理有监督的情况下逐步发育和完善起来。当前，特别要注意培育和发展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信息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通过市场来合理配置资源。各级政府机关应遵照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的要求，深入调查研究，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搞好县级经济发展的宏观规划，建立完善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各种服务体系，为县级经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释放资本潜力。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首先体现在对资本的配置上，资本到了哪里，实物资源就跟着在哪里集聚。我国金融资本存量已经拥有巨大规模，但由于流动性差，资本利用率低，资本配置更易于向国有企业、重点项目、城市和沿海地区集中，农村、小微企业和中西部地区资金供给不足，造成并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体制改革应作为下一步整个改革的突破口，由此扩大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2012年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包括放宽金融市场准入、组建地方性监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贷款担保制度、推行利率市场化、建立以用汇为主的外汇管理体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等。这些设想都非常好，应加快制定实施细则，分步骤地加以推进。其中，允许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应作为一个重点。金融体制改革将释放资本潜力，带来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五）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试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试点、粮食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建设试点、水利改革、国有林场改革、涉农资金整合等重点改革任务的推进步伐，加强检查督促，确保农村各项改革任务顺利进行。同时，加强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各项惠农补贴按时足额发放到户。
3结束语
县是我们国家管理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层次，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加强县级管理，推进县级改革，对于推进农村社会和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自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的兴起，县级管理体制出现严重滞后，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文章指出，认真总结县级机构改革存在的问题，探索深化改革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经济改革的措施篇4
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到2020年要完成《决定》中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显示了新一任领导人推进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则有助于强化中央政府的领导力、协调力和监督力，从制度上确保改革顺利实施。
经历短期乐观之后，市场开始关注哪些领域可能在2014年成为改革的突破口。60条措施涉及方方面面，仅以经济改革为例，直接相关的就有22条。每一条下关于改革具体内容的表述都能引起市场无穷的遐想。但是，中国政府基本不太可能在各个领域同时推动改革。而作为新一轮改革的元年，2014年对于改革的推进又至关重要。那么，哪些领域可能在2014年成为重点呢？
我们认为，决定未来一两年改革先后有限次序的主要因素有两方面，一是改革对于经济的短期影响，二是决策层和市场对于改革具体措施的共识度。
中国新一轮的改革，旨在保持中国经济在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首先要避免的是对改革的一种盲目浪漫乐观主义，认为中国只要推动改革，目前经济中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经济增长自然可以保持高速增长。
实际上，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经验证明，改革决不是无痛的涅磐。改革红利的释放需要时间，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往往对经济会造成短暂的冲击，会以部分人甚至是一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对于改革红利的不切实际的乐观，可能会造成两种失误。一种是过低估计某些改革措施在短期对经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盲目乱干，加大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另一种是对改革红利的大喜大悲情绪，在初期过度乐观，而一旦出现短期阵痛或者因为其他非改革因素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又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改革而导致改革的停止甚至倒退。
根据改革对经济短期影响的效果不同，可以把改革措施归为三类。
第一类改革不仅有利于中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在短期也有利于经济增长，如简政放权、鼓励私人部门投资。这些措施有利于释放现有经济中受到约束的经济动能，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即使如简政放权，在长期管制后放开管制，也可能会因为市场主体的不成熟和监管经验的不足造成阶段性的市场波动，对此要有心理准备。
第二类改革对于经济的短期影响趋于中性，但它们长期有利于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或者有利于推动全局的经济改革，如金融改革、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启动单独二胎政策等。以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为例，调整的结果对于上下游企业可能截然相反，但价格调整在短期更多地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
第三类改革在短期对经济的影响是负面的，如去产能、去杠杆。这是中国经济中长期要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绕不过去的结构性问题。但是，去产能和去杠杆对于经济增长的短期负面影响是直接的。如果我们坚持7%左右的经济增长底线，这意味着去杠杆的过程只能采取一个缓慢渐进的方式。2014年我们对前两类改革可能会强调走得快一些，而对第三类改革可能会强调走得稳一些。
影响改革先后次序的第二个因素是对于具体措施的共识度。共识度比较高、可操作性比较强的改革领域可能走得快一些，而共识度比较低、可操作性差的改革领域可能需要更多的试点和协调。前一个例子是金融改革。虽然在公报中只有一句话，在《决定》中的表述也无甚新意，但这恰恰反映对于金融改革的共识度很高，金融改革会优先加快推进。
未来十年，将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收官十年，也将是中国金融发展的黄金十年。另外，财税改革作为三中全会公报的重头戏，在改革的方向和思路上都给出了非常明确的阐述，因此2014年优先推进的可能性也很大。
而后一个例子是，虽然着墨很多，但是只是重复了上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内容，在具体措施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可操作的方案。因此，虽然市场对期望很高，但在短期内可能仍然停留在试点和归纳经验的阶段。
经济改革的措施篇5
关键词:政府预算会计改革措施
目前，从总体上我国政府预算会计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不同程度的权责发生制，统一规范各类会计制度、政府报告，以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活动及提供资产负债信息的现代预算会计体系。为了完善政府财政管理体系，发挥好宏观调控的作用，我国政府预算会计改革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我国财政预算会计体系
完善我国政府运算会计改革的重要措措施之一就是完善我国财政预算会计体系。
(一)要改革我国传统的收付实现制，实施权责发生制
改革我国传统的收付实现制，实施权责发生制.从而更加全面准确的反映政府的财政状况，防范各类的财政风险。真正使政府预算会计能够够准确的核算出政府财政成本和费用，提高政府的业绩与其财政管理工作。同时，加强相关的规章制度的制定，建立明确的政府部门的权限，完善各部门组织行为责任等，通过明确的规范，合理有效的对政府的各项财政管理做到确认。目前我国的政府预算会计中对于购置政府固定资产的财务资金的监管缺乏有力的监督和管理，我国政府预算会计改革的措施就应该对于这些资产进行确认，建立权责发生制，有力监管政府的贷款支付、社保的支出及各类财政支出。
(二)建全我国政府预算会计财务报告制度
目前我国政府的财务报告制度主要包括报告目标、报告范围、报告原则及内容。我国财务部门为了政府财务报告的重要内容，向政府提供会计信息，方便公正评价预算的执行；让使用者能够根据报告的信息准确的判断政府的财政财务状况。因此，我们要健全财务报告，坚持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全面性。
二、注意对政府预算会计的素质培养
针对我国政府预算会计改革措施中的人才素质问题，我国政府预算会计的改革需要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建设一支强力专业化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才能确保我国政府预算会计改革的实施与实行，推行政府预算会计的改革要组织好相关人们素质的培训工作。
要对我国政府预算会计进行改革，不能只注意改革体制，同时也需要注意对我国国家财务人员以及预算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的培养。我国政府预算会计的改革也需要对于人才的培养。在财政部门注重对于财政政策制度制定人员的培养，确保我国政府预算会计高质量会计制度与准则的制定。培训好推行预算政策预算会计的人员和政府预算会计的工作人员，注重对于基层人员业务素质的培养，才能保证我国政府预算改革的各项措施更好的执行。
三、建立政府预算会计信息管理系统
信息系统是我国政府预算会计改革措施良好施行的重要支撑，也是我国政府预算会计改革的重要环节。根据我国政府目前的财政预算改革和发展趋势，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信息管理系统，加强对各类信息资源的利用。
其次，作为我国政府预算会计改革措施的技术支撑，信息管理的作用不言而喻，我国政府预算会计的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利用国库集中收付系统，预留接口扩展其功能，改进部分不足之处整合资源，形成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预算会计与政府财政采购及国债的发行同步一体化管理。建立一个稳健、科学、及时、全面的政府预算会计信息管理系统。
四、与国际接轨完善我国政府预算会计改革
通过各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我们在改善自己的同时也要向外国学习先进经验及改革措施。自上世纪以来，西方各国的政府都纷纷进行行政改革，颁布各类措施，提倡缩减政府规模，减少运行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公共管理改革。同时，改进政府的财政管理，对预算的编制及会计核算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的实施，西方国家财政改革的效果显著，也使得政府预算会计改革成为政府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与发展方向。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开始进行适宜本国的预算会计的改革。于此之外，一些国际性的经济组织为了提高政府会计信息的质量、促进各国政府提供相关的财务信息，对于政府预算会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关于政府预算会计的改革也已经成为国际化的研究项目，其重要性对于改善各种的财政财务的管理意义重大。
而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促使我国政府预算会计改革的进行，因为我国政府预算会计改革的措施避免不了的要和国际接轨。吸取各国的有利经验，使我国政府预算会计的核算更加准确，全面的反映政府的资金运转，为政府更好的进行宏观预测和市场运行提供可靠、完整的会计信息。首先，总结国际经验，我国政府财务报告要做到全面系统的反映政府的核算方式，做到规范化。其次，设计比较完整的政府财务报告，包括预决算情况的信息、国有资产、社会保障金等方面的信息。然后，从2000年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的一份《政府财务报告》中，有下列对于政府财务报告目标的规范：负债的确认与计量、收入的确认与计量；财务报表体系的详细与规范化；附加资源、借款、关联方交易、税收支出和预测信息等。
从与国际上标准的接轨上，我国政府预算会计有很多需要借鉴和改善的地方。因此，对于我国政府预算会计改革措施与国际接轨吸取国际经验有着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对于我国政府预算会计改革措施的分析，我国政府预算会计的改革措施主要是完善各类预算会计体系，包括对于权责发生制的建立；完善财务报告制度；健全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培养专业高效率的预算会计人员，建立政府预算会计信息管理系统。最后，与国际接轨借鉴有利的改革措施，不断促进我国政府预算会计改革的顺利的进行，达到我国政府预算会计改革的目标。
参考文献：
经济改革的措施篇6
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强调：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使经济发展行稳致远。说，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当前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也是中长期政策取向。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今年我国经济运行开局总体平稳，经济发展出现一些积极变化，但也要高度重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不能忽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困难和风险。我们既要保持定力，又要主动作为，要看到我国经济的发展韧性和回旋空间很大，而且我们拥有去年战胜经济下行挑战的成功经验，也为今年继续应对经济波动做好了政策储备。当前要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任务，有针对性地陆续出台相应有力措施。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强调，改革是促发展的关键之举，可以激发千千万万人的创造活力。要向深化改革要动力，简政放权大有文章可做。国务院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地方政府也要抓紧全面清理审批事项，研究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切实为市场主体松绑，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把改革的红利真正送到社会的最基层，把市场的活力和增长的动力充分激发出来。
指出，调结构是稳增长的重要支撑，有利于培育和形成更具长远竞争力的新增长点。要围绕破解城乡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调整产业结构等要求，加快重点投资项目建设，及时拨付预算资金；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创新政策性投融资机制，支持保障房建设特别是棚户区改造；加快中西部铁路、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放宽市场准入，鼓励新兴业态发展，补上服务业这个“短板”，在产业结构优化中推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说，我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今后的发展还要继续依靠改革开放。我们要适应国际市场的新变化，研究实施鼓励进出口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新举措，实行更加统一规范的通关便利措施，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吸引外商投资，鼓励国内中高端产品走出去，形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新局面。
经济改革的措施篇7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许多进步的经济改革措施是在无视与突破既定的宪法制度的前提下推行的，在一定区域经过一定时间的实践证明成功以后再通过修改宪法而被合法化。有人乐观地称之为“良性违宪”，但遭到批评。
近来，又有人倡导宪法的“司法化”，冀望司法对于违宪的行为提供有效的救济。可是人们又不能不怀疑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许多的怀疑都关心权力体制，这里我将通过分析中国宪法的价值取向提出一个也许“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论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时期宪法的司法化（姑且沿用这个提法）是不必要和不可能的。
主义作为一种主义，有其关于宪法的规范性认识。如果说18、19世纪主义可以简单地等同于自由主义的话，那么，20世纪主义就变得复杂了。首先，世界范围内相继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也都颁布了自己的宪法，它们对于宪法的作用，对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对于国家权力的定性和分配方式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同时，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国家进入了“行政国”、“福利国”时代，国家对于传统的私领域空前地干预，有人惊呼这是的冰纪，有人说这是新主义。社会主义宪法和西方新主义在处境上有一个共同之处：面对贫困。因此，两者都关心公共福利。但是，前者面对的是前现代的贫困，是普遍的贫困，既有绝对意义上的贫困也有相对意义上的贫困；后者面对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现象，是部分人的相对贫困-实质不平等。因此，前者的目的是富强，后者的目的是平衡自由与平等；前者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后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如果说新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修正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宪法则体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宪法观。
既然社会主义立宪的目的是富强，那么，宪法对此能做什么呢？首先，宪法成为群众动员的手段，它明确宣告并突出富强的目的，正如西方宪法突出自由或人的尊严一样；其次，宪法使国家对经济资源的集中控制合法化，经济制度直接甚至不可避免地成为宪法的重要内容，正如权利法案对于西方宪法一样。在社会主义宪法中，经济制度被高度政治化，具有与政治制度同等的重要性甚至更基本的意义。那种对于经济制度是否要宪法化的怀疑忽视了论辩的制度前提-社会主义-和价值前提-富强。
正因为贫困是我国的根本问题，富强是立宪的根本价值关怀，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实行的经济改革措施虽然可能违背宪法规定的某项具体制度，但在价值层面又是符合立宪精神的。“进步-合宪性”的悖论在一定时期是社会经济改革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及其造成的利益不平衡是社会进步的代价。一味地将改革措施的违宪称为良性违宪，过于武断，如果某项经济改革措施不能有助于国家的富强，那么，这种违宪难道也是“良性的”？当然，这里有一个判断机制的问题。我们的作法是事后通过修宪程序来肯定“良性违宪”的改革措施。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宪法的司法化来完成判断的任务呢？答曰：不可能。因为一个违背宪法明文规定（比如土地制度）的改革措施是否符合立宪精神-对富强的追求，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判断，超越了法律判断的能力，而且与法律判断不相容。此时，违宪审查机制一旦建立并运作就会成为社会经济改革的对立物。
也许有人马上会举出西方新主义的相反例子。美国新政时期的一些立法不是也经过违宪审查吗？最高法院不是最初否定了一些改革措施，后来又通过重新解释宪法拥护一些新政法案吗？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美国新政与当代中国改革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经济改革其实就是经济制度的改革，有时候宪法的某些规定就是改革的对象，某些改革措施甚至与宪法的禁止性规定直接冲突，在一定意义上，经济改革的试验过程可以看成修宪的试验阶段；而美国新政措施与宪法的矛盾存在解释的余地，可以通过重新解释宪法得以化解。其次，即便在美国，新政也造成了危机，最后退让的是最高法院，用中国的政治语言来说，是司法为改革服务了一把。
经济改革的措施篇8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发达国家实践；经验与启示
一、发达国家供给经济学的实践
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劳动力人口增速下降，失业率增高，经济走向“滞胀”。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里根当选总统后，摒弃了凯恩斯的需求端管理政策，采纳了供给学派的主张，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美国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大规模降低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削减社会福利，紧缩货币，放松政府干预和管制，引入竞争机制等，同时推动利率市场化，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贬值。经过大刀阔斧的供给侧改革，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失业率逐渐降低，工业生产指数稳步上升，资本市场开始走强，美国经济也开始回归繁荣，并迎来了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崛起。二战后，英国经济同样陷入了发展缓慢的境地，尤其是进入70年代后，由于过度依赖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得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上升，同时英国还面临着国有企业过多，效率低下且大面积亏损，政府干预过度等结构性问题，导致英国经济陷入“滞胀”。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开始供给侧改革。首先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胀。其次减少政府干预。取消了石油、邮电通信等领域的垄断地位，鼓励竞争和自由市场经济。此外，通过大规模地出售国企股份等措施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通过供给侧改革，英国经济基本面向好，恶性通胀得到控制，经济逐渐恢复。二战后，德国同样陷入了经济发展停滞的“滞胀”泥潭。与美国和英国一样，由于过度依赖财政刺激政策，德国在经历了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出现了政府债务高企，产业结构失衡等一系列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这种形势迫使德国政府将经济政策从需求端转向供给侧。德国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压缩财政支出，通过减税降低企业负担，放松管制，推动产业升级，以此提供有效供给，使得经济逐渐走出泥潭，实现稳定增长。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在遇到经济“滞胀”和结构失衡时，各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供给侧改革政策，通过实行减税、放松管制等措施，使经济复苏。针对不同的国情，各国政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些政策对各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我国供给侧改革理论的演进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的主导方向是将西方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中国实践，并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加以变化，以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从时间上看，我国最早主张供给侧管理的是张五常。早在2008年，张五常就曾提出“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的观点。但是“供给侧”这一理念被社会所接受，是在以贾康等学者为代表的中国“供给学派”提出“新供给”理论以后。我国学者的“新供给”理论，充分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成果与政策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路主张和政策建议。2012年，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并牵头成立了“70后经济人改革论坛”，同时贾康成立了“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并发表《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2013年，“70后经济人改革论坛”与“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合并，组建了“华夏新供给研究院”，由此中国的供给学派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的“新供给”理论以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为基础，融会贯通了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成果，系统地思考了政府和公有制经济在有效供给形成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作用，结合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框架。“新供给经济学”主张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改革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新供给经济学”的许多主张，已经体现在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之中。但是必须看到，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明显不同。首先，面对的问题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行改革前，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滞胀”，发展速度降低，失业率升高。我国目前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但是仍处于中高速发展区间，且就业稳定，并未出现大量失业现象。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供需结构失衡，表现在以钢铁、煤炭为代表的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而能满足居民需求的商品和服务等中高端供给严重不足。其次，改革思路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我国在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注重明确政府职责，划清权利边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另外，我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注重以供给侧改革为主，兼顾需求调控。两方面协同发力，共同促进改革的深入发展。
三、发达国家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不稳定，逆全球化趋势泛滥，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供给结构失衡的背景下，总结发达国家实践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的。发达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第一，勇于面对困难，坚持改革不动摇。西方发达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遇到过阻力和困难。里根政府从上台伊始先后提出了《经济复兴税收法案》，联邦政府支出削减计划及放松对垄断产业的规制等措施，这些方案遭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否定，即便是供给学派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同时还要面对来自参、众两院的压力。改革的过程也曲折而艰难，减税政策虽然刺激了经济的复苏，但是赤字却没有下降，因此在第一个任期末，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将主要财政政策目标转为消灭赤字。面对压力里根政府始终坚持“减税、减支和预算平衡”的理念，美国用了十年的时间推动各项改革措施的实行，最终迎来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崛起。英国的撒切尔政府由于采取了比较激进的改革措施，使得国内矛盾更加尖锐。英国政府除了进行减税和放松垄断产业规制外，还大量出售国有企业股权，促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对英国的最大贡献。这一改革，也遭到了英国工党、工会及既得利益阶层的强烈抵制。改革初期，由于大量国企转型或倒闭，造成英国的失业率上升为两位数，并招致各方非议。撒切尔政府顶住压力，坚持推进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转型的成功，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崛起，失业率也下降，英国的经济全面向好。我国政府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同时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经验，需要具有政策创新的意识和战胜更大困难的勇气以及坚定推进改革的决心，只有坚持改革不动摇，才能使改革措施真正落实到位，促进结构调整，为我国今后的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打下基础。第二，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从发达国家供给侧改革经验看，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以减税、放松管制为核心的鼓励市场竞争的经济政策，以激发市场活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作为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机制健全，社保负担较轻，但是生产要素价格高，里根政府通过对个人及企业减税的政策，降低要素供给成本，通过放松对航空、铁路、电信、天然气等行业的干预和管制，引入竞争，增强了经济活力。英国存在着大量的国有企业，且国有企业效率低，亏损严重，造成政府的社保负担很重，也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所以英国政府在制定改革政策时更侧重于以市场为导向，促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通过出售国有企业股权，使企业转型，提高竞争力，同时也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了财政压力。德国科尔政府上台后提出了“多市场、少干预”的方针，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也拯救了危机中的德国经济。不难看出，供给经济学关于“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在发达国家的改革中得到了极大的认同与政策体现。200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使得我国宏观杠杆急速上升，政府债务大幅增加，并间接造成了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高企，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2015年11月，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应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为切入点，激活微观主体活力，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最终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在具体政策的实施上，应力主打破各种垄断，打破政府“兜底”，坚决清理“僵尸企业”，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任务。同时减轻企业的税负，简化各种审批制度和手续，使企业能够在市场经济中真正独立参与市场竞争。第三，优化政策组合，增强改革效果。西方发达国家在进行供给侧改革时，实施的是一揽子组合政策，并且非常注重各项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配合，这也是他们改革成功的有力保证。我国当前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出现，因此，我们在制定相关的减税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的同时，要注重防范风险和化解社会矛盾，要扎扎实实推进改革，协调好各种政策和措施，将改革效果落到实处。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制定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相结合。从短期的经济政策制定看，应首先解决目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和症结，从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入手，通过实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改革，破解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从长期来看，首先，应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形成混合所有制结构；其次，要推动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真正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生产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市场机制；另外，要进一步深化财税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终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之，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又不是他们改革的翻版。我国改革的理论与政策制定，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不断地探索和创新。通过改革，力图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孙亮、石建勋：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探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2]郭威、胡希宁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经济改革的措施篇9
经济改革快速推进
海外智库普遍认为，中国在过去一年出台的具体经济改革措施令人印象深刻，尽管增速放缓，但经济结构调整获取进展，逐步摆脱GDp崇拜，经济显现平衡迹象。中国政府决定降低单纯的GDp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权重是明智之举，从长期来看，这将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性。
经济改革措施频出，尤以财税体制改革为要。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资深研究员葛艺豪梳理了中国出台的具体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取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限制，将煤炭资源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公布放松所有药品价格管制的计划，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计划，开通“沪港通”实现资本账目开放，出台存款保险条例草案，等等。
葛艺豪认为，在这些改革措施中，一项重要却容易被忽视的措施，是去年年中出台的财税体制改革。改革的目标是重新明确地方政府定位：从单纯的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这是近20年来中国对税收和政府支出体系的重大调整。
逐步摆脱GDp崇拜，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约翰・黄认为，从中国经济改革的举措看，决策者希望对中国真实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有一个平衡的认知，而不会被GDp数字的增加过度误导。中国政府决定降低单纯的GDp增长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权重是明智之举，从长期来看，这将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性，不仅有益于中国的发展，对中国所在的亚洲地区也大有裨益。
增长与改革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国经济最显著的表象是增速放缓，有部分智库专家担心中国会更关注于增长而不是改革。但葛艺豪认为，中国不会接受结构性调整带来周期性衰退的说法，中国政府对长期结构调整的目标很坚决，下定决心革除经济中的无效率成分并遏制负债的高累积。中国政府的去杠杆化手段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它基于增长与改革是伙伴而非对手的信念。
两场有关中国的争论
除研判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挑战，海外智库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判断还出现了两场争论：“国家资本主义”之争和“中国世纪”之争。
一场是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的新书《民进国退》引发的中国是否是“国家资本主义”之议题。拉迪认为，中国在1978年后非凡的快速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30年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私营企业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源泉。这等于认可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直接挑战了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
以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剑道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不认同这一观点。史剑道认为，中国的政府和执政党仍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国有企业的重要性就是例证。而且，国营部门效率低下并不能说明其重要性退居其次。
经济改革的措施篇10
特区与试验区是我国的特殊区域战略措施
人们将新世纪批准的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统称为“新特区”。特区与试验区是在特定发展阶段的特殊区域战略措施，实践证明，它们在推动区域经济与国民经济发展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特区与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都是特殊区域战略措施，但两者有明显区别，弄清楚其区别有利于促进这些区域的发展。两者的主要区别有三个方面：
第一，享受的权与利不同。从权与利的角度分析，迄今为止的特殊区域战略措施可分三个层次：一是经济特区，以深圳为代表，这种区域享受特殊的权力与利益，自非常大；二是全面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前包括上海浦东与天津滨海新区，这类区域享受全方位改革的权力，并能享受部分利益让与；三是局部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前包括重庆市、成都市、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这类区域享受在特定领域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的权力，但在利益方面基本上没有特殊安排。不难看出，从经济特区到全面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再到局部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央政府转让的权与利是越来越小的，其区别也是明显的。
第二，设立的背景和目的不同。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中央政府作出决策，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港口城市和沿海经济开发区；1988年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在经济特区内强调“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设立特区的目的是要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优势，面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1992年，我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为了探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进入新世纪后，中央政府正式批准上海浦东与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通过这两个区域进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期望其率先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动全国改革起示范作用；2007年在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在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设立的“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在城乡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破坏与浪费、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等问题突出且已经对我国整体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的背景下作出的决策，目的在特定领域探寻发展的新体制机制，为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第三，设立的主体不同。经济特区与全面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由国务院直接批准的，而局部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国务院同意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的。前两者的设立服从于国家战略需要，而后者服从于实现战略任务需要，这是设立主体不同的重要原因。另外，经济特区的设立经过了全国人大批准，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未经立法机构批准。
我国区域战略措施的未来方向
从全局的角度看，经济特区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我国发展与改革需要的产物。而且特区与试验区的设立存在一定的规律，即从沿海地区开始逐步发展到中西部地区，从小范围开始逐步扩大范围，从全面转让权利开始到逐步缩小政策优惠范围。这种特殊政策的变化既是整体发展环境变迁与我国整体发展阶段性变化的结果，又是实现重大战略目标的需要。分析未来政策方向，应该考虑目前的发展环境与战略目标。
影响未来特殊区域战略措施与政策选择的主要因素可以从外部与内部两个方面考察。首先，我国的全球化步伐进在加快，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肯定会增大，而且我国必须在市场经济规则等方面与世界全面接轨，因而特殊政策会受到一定限制；其次，我国已经确定了全面小康、生态文明社会的奋斗目标，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必须完成一些重大战略任务，主要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建设生态文明等。
从动态的角度考察，未来特殊区域战略措施的主要方向是：
第一，设立新的经济特区是不可能的。我国目前的全球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对世界的影响也在增大，设立新的经济特区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而且，现有的经济特区会逐步向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过渡。
第二，没有必要设立新的全面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未来的关键任务是如何完善这一体制，具体而言，主要任务是如何完善具体的体制机制。
第三，未来有可能设立新的局部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前，在统筹城乡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已经设立试验区，未来有可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筹区域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建设生态文明等方面设立新的试验区。其中，“全国建设生态文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最有可能设立的。
新试验区发展的关键问题
国家设立新的试验区的主要意图是为实现重大战略任务而完善体制机制，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能否在体制机制方面做出明显创新，是新试验区成败的关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情况下，为了探索实现重大战略任务的长期性、规范化与制度化方法，中央政府会对局部性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转让一些决策权，主要是向试验区所在区域的地方政府转让政策与制度创新的权力。通过政策与制度的创新，地方可获得一定现实政策利益，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收获体现在新的机制体制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推动效应。
因此，地方政府要将试验区建设的重点放在特定领域的机制创新上，研究与探索新的规范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手段与方法。地方政府切不可对试验区的期望过高，围绕争取所谓“新特区”的称号而不惜一切代价寻租更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