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改革方案篇1
关键词：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四个时期建国至今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65年了。65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语言生活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回顾65年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一路走来的不平凡历程，可以总结语言文字工作成功的经验，也可以从中吸取失败的教训，对当前和今后国家的语言文字决策具有特殊意义。65年来，国家在语言文字规范工作方面有许多重要举措，产生了许多重要事件，本文择其要者，略述其事。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参考学界意见，将65年的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奠基时期、拨乱反正时期、稳步推进时期和实施国家语文战略时期。
一、奠基时期（1949―1966）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各项事业都以崭新面貌蓬勃发展起来。语言文字工作也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从1951年6月开始连载吕叔湘、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并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1952年2月，新中国第一个主管文字改革研究工作的机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方案和汉字简化方案。这一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是贯彻主席关于文字改革的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制定。为了加强对文字改革工作的领导，1954年10月，总理提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奠基时期的语言文字规范工作重要事项如下。
1.召开两个会议。1955年10月15日，教育部和文改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改会主任吴玉章作《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报告，教育部部长张奚若作《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报告，会议决定把《汉字简化方案》提交国务院审议。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北京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副所长吕叔湘作《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学术报告，全面阐述了现代汉语规范的一系列问题。两个会议为奠基时期的语言文字规范工作指明了方向。
2.一个指示、两个报告。为了推动文字改革工作，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1958年1月，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议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1958年2月，吴玉章作了《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三个文件明确提出当时文字改革的三个任务，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它们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文字改革的纲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3.简化汉字。1956年1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人民日报》刊载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全文。《汉字简化方案》的与推行，是文字改革的重要成果，它在普及教育、提高国民文化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1964年5月，经过修订的《简化字总表》。
4.整理异体字。异体字是形体不同但意义相同的字。吕叔湘先生说过，作为现代文字工具，异体字实在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应当彻底整理。1955年12月，文化部和文改会联合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收异体字810组，淘汰异体字1055个。异体字的整理提高了汉字的规范化程度，减轻了学习和使用汉字的负担，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欢迎。
5.推广普通话。1955年10月，文字改革会议提出推广普通话的任务，明确了“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推普方针。1956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这是新中国推广汉民族共同语的纲领性文献。这个指示发出后，成立了中央推普委员会，教育部、文化部等部委相继发出通知，一场全民性的推普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6.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制定拼音方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大批语言学家投入拼音方案的研究。经过多次修订、完善，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是给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比历史上的其他拼音方案都要优秀，直到现在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1]。
二、拨乱反正时期（1977―1985）
1.《中国语文》复刊。十年“”，语言文字工作遭受重大损失。1978年，语言学界有重要地位的刊物《中国语文》复刊，标志着语言文字工作迈出了拨乱反正的步伐。
2.《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按照当时汉字要继续简化的指导思想，1977年12月，《人民日报》等报纸发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广泛征求意见，1978年陆续开始试用。后由于批评意见较多，停止试用，直到1986年被废止。“二简”出台较草率，试用急促，在汉字规范历史上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教训值得吸取。
3.《现代汉语词典》出版。根据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于1956年开始编写《现代汉语词典》，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丁声树先后担任主编，1960年印出“试印本”，1978年出版第1版，到2012年已经出版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辞书，特别是它根据语言的发展变化不断修订、完善，对现代汉语的规范化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4.继续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经过“”十年的破坏，奠基时期取得的语言文字成绩几乎损失殆尽，所以这一时期在努力恢复50年代制定的正确的语言文字大政方针，最重要的是两个：一是继续推广普通话，二是继续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入了宪法。
5.《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年12月，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广播电视部联合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对普通话中异读词（有两种不同读法但意义相同的词）的读音进行了审定，这是推广普通话的一份重要的规范的文件。
6.“文改会”更名“国家语委”。1985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通知》。机构名称的改变，标志我们对语言文字工作的内涵认识的调整，由原来以“文字改革”为核心转变为以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为核心。新名称比原来名称覆盖范围更广，有利于统筹兼顾语言文字工作的各个方面。
三、稳步推进时期（1986―1999）
1.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1986年1月，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这是距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30年后又一次载入当代语言文字史册重要会议。会议总结了前30年的语言文字工作，客观评价了语言文字工作成绩和失误，明确了今后语言文字工作的方向和任务[1]。
2.《简化字总表》重新。为了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在废止“二简”的同时，1986年10月，国家语委重新了《简化字总表》，本次的字表对1964年字表作了少量修订。重新《简化字总表》对巩固简化字地位、规范社会用字起到了积极作用。
3.一批语言文字字表、规范。为了进一步规范社会用字，国家语委等部门陆续了一批规范、字表。1988年3月，《现代汉语通用字表》（7000字）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3500字），通用字规定了现代汉语用字的范围，常用字则明确了日常应用的汉字数量。两个字表在出版印刷和文化教育方面分别发挥着重要作用。《标点符号用法》（1951年制定，1990年修订）、《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等一批规范也相继。现代汉语的一些重要字表、主要规范，经过这一时期的建设，基本齐备，为新时期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创造了良好条件。
4.开展普通话测试，设立推普宣传周。新时期为了把推普活动推向纵深，1994年10月，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和广电部了《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从1995年期，开始对教师、师范院校学生、播音员主持人进行普通话测试，在教师等特殊行业推行普通话持证上岗制度。1997年的国务院办公会决定，自1998年起，每年9月的第三周确定为推普宣传周。
四、实施长远语文战略时期（2000―）
进入21世纪，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开始着眼长远，统筹综合，进入语言文字长远战略时期。
1.《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00年10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努力营造规范的语言文字环境――祝贺我国第一部语言文字法诞生》。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是对过去数十年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一个肯定和总结，使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开始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引领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进入长远战略时期。
2.制定国家语言文字“五年规划”。2001年7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印发的通知》（2001―2005），2007年4月印发《关于印发的通知》（2006―2010），表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像经济工作一样进入常规的“五年规划”时期。
3.《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常规。2006年5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召开新闻会，首次《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以后形成惯例，每年一次。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是对我国当年语言文字工作的全面总结，目的是引导语言生活向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为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4.《通用规范汉字表》。为了适应信息时代语言生活发展的迫切需求和汉字规范发展的需要，教育部、国家语委于2001年启动了《规范汉字表》的研制工作。经过多次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等环节，2013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国务院关于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通知》[2]（国发[2013]23号）指出：
《通用规范汉字表》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适应新形势下社会各领域汉字应用需要的重要汉字规范。制定和实施《通用规范汉字表》，对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布后，社会一般应用领域的汉字使用应以《通用规范汉字表》为准，原有相关字表停止使用。
《通用规范汉字字表》对以往的汉字规范进行了全面整合，集众多字表于一表之中，调适了各规范之间相互矛盾的地方，用一个字表覆盖了以前多个字表的功能，使当今的汉字规范有了明确的统一标准，是当前汉字规范的最新标准。
参考文献：
普通话改革方案篇2
关键词：汉字；汉字拉丁化运动；语言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H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209-01
一、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历史背景
汉字拉丁化运动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的产物。十月革命后，苏联掀起了一个被列宁成为“东方伟大的革命”的文字拉丁化运动。为了加速当时苏联远东地区十万中国工人的扫盲工作，莫斯科共产主义学院中国问题科学研究所和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开始研究中国文字的拉丁化为题。中国问题科学研究所的中国留学生瞿秋白和苏联的科罗科洛夫教授着手制定了汉语拉丁化字母方案。
一九三零年，瞿秋白用斯特拉霍夫的笔名，在莫斯科出版了以拉丁化字母写的汉语短文及音节表等合起来的单行小册子《中国拉丁化字母》。不久，又出版了莱赫特用汉字写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修订了瞿秋白的拉丁化字母方案，并于一九三一年在苏联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员会通过。同年，旅居苏联的十万华侨在海参威召开了以华侨工人为主体的“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在华侨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和拉丁化运动。一九三三年，焦风在《国际每日文选》上译载了《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这个拉丁化方案立刻受到了上海等地多数语文工作者等地多数语文工作者的欢迎，后来并与鲁迅先生倡导的大众语运动相结合，形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汉字拉丁化运动。
二、拉丁化新文字的主要特征
（一）拼写方音，暂不拼写国语
由于旅苏华工多为山东人，拉丁化新文字拼写的是山东方音。为了减少学习障碍，避免即学文字又学语言，倡导者主张暂不以国语为标准音，让它随遇而安地拼写方言，等到群众掌握了拼音文字以后，再由拼写方言逐步过渡到拼写国语。
（二）不标声调，没有繁难的拼调规则
方案的设计者认为，北京四音最难掌握，可以暂时不管声调，让各地按照各地的声调去读。这样做势必出现很多同音词。倡导者认为，同音词可以通过词儿连写的基本上得到解决。因此，除少数必须区分的同音词给以特定的标志外，一般在书写形式上不作区别。
三、汉字拉丁化运动所体现的语言规范化思想
中国的汉字拉丁化改革不仅仅只是由于俄风的影响，同时也有中国国情的内在原因，与中国文学的大众化，文化的大中化需求是密不可分的。除此之外，还有中国文字本身的困难，文字和言语完全分离，因此彻底的文字改革是十分必要的了。
汉字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当今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古老文字之一。汉字对于传播和传承中国文化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汉字的优点很多，但也并非十全十美，毫无缺点。
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汉字是十分困难的符号，不是表示声音的符号，妨碍了言文的一致，限制了现代新名词的运用。认为汉字难写、难记、难识，一般民众学起来很困难，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使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于现在的时代，必须进行改革。而拉丁化新文字广泛采用国际通行的拉丁字母，这种符号比汉字笔画式字母更为先进，采用音素制，按音位拼写音节，在注音上比注音字母更加准确，科学。此外，拉丁拼音文字一般不存在多义字词的现象，在掌握写法和提高书写速度方面较汉字都有很大优势。
汉字拉丁化运动所体现出的语言规范化思想还表现在其所提倡的建立言文一致的现代普通话。
瞿秋白对五四文学革命采取批判的态度，认为是不彻底的。他认为中国言语和文字是分离而不一致的。认为现在的语言处于极端的混乱的状态之中。瞿秋白认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首先应当是言文一致。言文一致的言，是指和普通话一致。不用土语和方言，各地的方言应有单独存在的权利。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不仅要看懂还要听得懂，这也是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的一个总的原则。同时，他还认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用正确的方法实行欧洲化。对于实现言文的真正现代化，瞿秋白在汉字拉丁化改革中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建设性的意见。汉字拉丁化运动中的批判言文分离，主张建立言文一致的现代普通话思想是其语言规范化思想的又一体现。
汉字拉丁化运动在二十世纪的汉字改革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它推行时间长，流行区域广，对当时扫除文盲，推动抗日战争起到了明显作用，对后来的汉字改革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其深层次的语言规范化思想更是值得后人学习和继承。
普通话改革方案篇3
快字的音节是：kuai。音节（Syllable）是表音语系中单个元音音素和辅音音素组合发音的最小语音单位，单个元音音素也可自成音节。汉语中没有音节的概念，音节是借用词；汉语音节是借用表音语系中的元音音素、辅音音素组合构成的。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颁布的汉字注音拉丁化方案，是指用《汉语拼音方案》中规定的字母和拼法拼成一个现代汉语的标准语音即普通话的语音音节。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
（来源：文章屋网）
普通话改革方案篇4
1.新媒体融合下普通话语音教学的基本情况
媒体融合主要是指不同类型的媒介传播方式逐渐成为一体化，而且其功能统一的趋势相对较强。在信息技术水平逐渐提高和发展的环境下，媒体融合的趋势在技术方面、资本方面以及媒介传播形式等方面在逐渐的改革和演变。在内容方面主要是不同类型的媒介在信息克隆以及复制方面次数较多，而且相互之间的交换性与联系性更强。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广播电台以及相关的电视台在有声语言方面的要求相对较高，相关的工作人员不仅仅需要掌握较好的文字转化功底，还应该较为全面的了解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的网络和新媒体使用语言等，在不违背相关语言规定以及普通话使用规范的前提下开展传播活动。
2.普通话语音教学改革的主要思路和改革路径
（1）明确普通话语音教学目标新媒体融合背景下，普通话语音教学工作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基本教学课程，是众多高等教育院校和高职教育院校教学关注的重点，也是相应国家推广普通话要求的重要表现。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和掌握程度，关系到后续播音发声、语言表达的学习，直接影响其日后从事相关工作的职业资格和业务水平。[2]在传统的教学背景下，普通话语音教学目标在于讲解相关的理论知识以及提高实践训练水平，让学生能够普通话语音的基础知识，学会系统性和科学性较强的语音训练方式。新媒体融合背景下，其教学目标在于提高教学工作的系统性、精确性以及规范性，同时也要思考相关的语音是否美以及如何美。（2）充实普通话语音教学模式相关的语音教学工作者在开展教学工作过程中，基本上采用了讲授法、典型示范法以及模仿等方式进行教学，同时也会灵活运用图示法以及比较分析法，在此基础之上利用新媒体技术。这种综合的模式能够让学生较好的掌握基本普通话语音学习方法，同时也能较好的掌握基本的等等。不仅如此，新媒体融合下的语音教学直观性更强，还能够创建较为开阔的环境给学生自主锻炼和提高，为学生的学习提供较好的条件，提高其应用能力。（3）完善教学考核体制在普通话语音教学过程中，常常会检测学生的语音学习情况，从而让学生牢牢掌握有关的理论知识技巧和技能。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常常会采取小考和大考的模式，在章节教学工作之后布置相关的检测作业，借以巩固学生的语音水平。期末的理论课笔试重在考察学生活学活用的本领，而不是对理论条框的死记硬背，要尽量把知识要点融入具体案例中。[3]在普通话实践检测工作过程中，要注重对新媒体融合情况，主要是针对教学专业内容以及相关技能的拓展方向。口试录音与平时作业均应妥善留存，以构建学生的语音档案，并成为因材施教的具体依据。[4]
3.结论
普通话改革方案篇5
正在推进的新一轮改革，是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一个从上到下已经形成的基本认知是：由于改革遭遇到“深水区”，进入了“攻坚期”，许多体制性改革光靠“摸着石头”肯定难以完成“过河”，一些阻力障碍只有通过顶层设计才能实现最终突破。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顶层设计需要依靠集体智慧，而不是简单依赖领导决定。
不可否认的是，新一轮改革的难度确实很大，既因为在此前的改革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利益格局，还因为这场改革有许多体制性“硬骨头”需要攻克，有许多利益关系需要平衡。但无论是体制性改革，还是利益关系平衡，都涉及到一个整体与局部的统筹兼顾问题。显而易见，在顶层设计的整体改革方案中，保证局部服从整体是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工作重点之一。然而这一服从，当然不如国家权力对秩序强有力控制那么简单，仅仅依靠执政高层的权威是难以实现的，只有使执政高层的改革意志与绝大多数民众的普遍意志契合，顶层设计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
顶层设计从何而来？单单凭“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一句话来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甚至是徒劳无益的。说白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做出改革顶层设计时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民主缺席，也就是说整体改革方案的形成离不开民众的广泛参与，决策不能越过充分征集民意这道基本程序。因为顶层设计不是让几个领导亲力亲为地去闭门造车，解决“怎么改”的问题更需要执政高层多接地气，需要充分地吸纳民众智慧，需要经过反复酝酿和科学论证，从而尽可能让民众参与到改革中来，使整体改革方案更加切实可行。
领导有决定权，民众拥有话语权。顶层设计不是由领导说了算，而应当是领导智慧与民众智慧的有机糅合。尤其是，每一轮全面深化改革都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既得利益者既寝食不安又虎视眈眈，总想凭借自身所拥有的强大博弈能力，竭尽全力地去维护既有利益链。在这种情况下，执政高层能否最大限度确保民众对改革方案的酝酿出台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直接关乎改革能否在公开、公平、正义等理念下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
之所以认为“顶层设计”不是“领导决定”，除了基于以上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外，还因为受到“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一句通俗谚浯的深深触动。实事求是讲，我们有理由相信领导可与诸葛亮比肩，但决不能迷信领导就是万能的神。因此，面对千头万绪的新一轮改革，方案设计只因领导善于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而才成顶层设计，因社会民众的普遍意志上升为执政高层的改革意志而才成顶层设计，因付诸贯彻实施有最高权力作保障而才成顶层设计。
普通话改革方案篇6
汉民族共同语是汉民族的通用语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普通话。从古至今，汉民族共同语是不断发展的。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给我们的语言文字工作也带来诸多启示。
一.古代汉民族共同语
汉民族共同语产生的年代还不是很确切，不过最晚在夏、商、周和春秋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当时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以河南洛阳一带为核心。孔子是春秋时期人，他弟子三千，来自四面八方，所操方言各异。孔子给他们讲学，诵读《诗》《书》，执行礼仪的时候，不用家乡山东曲阜一带的方言，而用雅言。《论语·述而》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在《左传》、《孟子》中还出现一些用雅言解释方言的例子。
秦统一六国之后，实行“书同文”政策，要求中央与各地文书往来，不仅文字形式相同，所用的书面语也要相同，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汉民族共同语。
汉代，民族共同语叫通语。西汉杨雄编著的《方言》就是一部用通语来解释各地方言的书。隋、唐时代，人们做诗词、写文章非常注意“正音”，很多韵书应运而生。“韵书”的出现，“正音”风气的盛行，推动了民族共同语的发展。
到了元代，汉民族共同语叫天下通语。这时，元杂剧盛行，民族共同语有了很大推广。从当时的音韵学专著《中原音韵》可以看出，天下通语的语言面貌、语音系统都已相当接近现代的普通话。
从明朝开始，汉民族共同语叫官话。官话最早用于官场，后来也在民间流行。老百姓也以会讲官话为荣，因为人们认为讲官话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当时，江南地区就有不少人说官话，但不是很纯正，多带有方言语调。明朝张位的《问奇集》里“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就是一个证明。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到了共同语使用的重要性。清朝雍正年间，福建、广东一带的人不大懂官话，影响政令推行。于是，在雍正八年，皇帝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八年以内福建、广东推行官话，并规定：八年以后，凡是举人、秀才、贡生、童生不懂官话的一律不准参加考试。接着，在福建省城设立正音书院，教授当地人说官话。
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1902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纶去日本考察，看到日本推行民族共同语十分成功，回国后就建议学习日本的经验，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1909年，清政府采纳了另外一个叫江谦的人正式提出的把官话正名为国语的建议。第二年，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法案”。然而，这个法案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清政府就被推翻了。
辛亥革命后，继续沿用国语这一名称，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但因时局动荡，此事被耽搁。1916年，一些知名学者组成国语研究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致力于促进国语推广。1918年，北洋政府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并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讲授注音字母和国语。这一年，胡适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把国语和文学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五四”运动爆发后，国语的推行和席卷全国的白话文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了有声有势的“国语运动”。北洋政府教育部也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把学校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并修改了国音标准和注音字母。随后建立的一些广播电台大多用国语播音，一些话剧也用国语表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广共同语被提到重要日程。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上，确定把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定为普通话，代替过去通行的国语，并规定普通话的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1956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决定在全国推广普通话。1958年，作为学习普通话的更为理想的工具的《汉语拼音方案》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推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推广普通话尤显重要。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此，推广普通话有了法律依据，成为国家任务。1994年10月，国家语委、原国家教委、原广电部联合《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在我国推广普通话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历史意义。《决定》指出：“普通话是以汉语文授课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语言；是以汉语传送的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规范语言，是汉语电影、电视剧、话剧必须使用的规范语言；是全国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在公务活动中必须使用的工作语言；是不同方言区及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通用语言。”1997年，国务院又决定从1998年起，每年9月份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10月31日，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由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公民有学习和使用的权力，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普通话提供条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等。此后，许多国家部委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纷纷发出加强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通知。汉民族共同语的推广受到空前重视。
三.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启示
纵观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应该指出的是：从孔子时代到清朝末年的2500多年间，使用共同语的主要有政府官吏、士大夫阶层以及在异地之间进行贸易的商人。他们是全国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普通大众缺乏大范围进行语言交际的条件，很少使用共同语。辛亥革命后，共同语被提到建设国家的日程上来，推广共同语被看作是国家意识的抬头、现代教育的起点。现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经济实力显著增长，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内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这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语，除了承担信息传输等功能外，还成了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要从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中得到启发，进一步做好新的历史时期的普通话推广普及工作。
（一）更新语言观念，认识普通话推广普及的重要性。普及民族共同语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伴随着统一的国内大市场的形成，欧洲诸多国家早在300多年前，日本也在100多年前就实现了民族共同语的普及。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大力推广、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有利于消除语言隔阂，有利于促进人员交流，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培育统一的大市场，有利于增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推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二）推广普通话要与国情结合，与时展同进步。在历史上，虽然有过推广汉民族共同语的些许举措，也有人呕心沥血，奔走呼号，但整个国家的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还没有形成，市场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整个社会对共同语的需求还不是那么强烈，国民教育尚不能普及，共同语也不可能推广和普及。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国际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反而能够平稳较快发展。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工作要能够跟上时展的步伐，要与国情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好包括普通话推广在内的语言文字工作，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坚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着眼于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服务，努力为促进社会和谐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强化政府行为，加快普通话推广步伐。要把推广普通话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加大推进力度。一要注意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把推广普通话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把普通话水平合格作为取得教师资格的必要条件，使普通话成为教学语言、校园语言。二要注意发挥国家公务员的带头作用，把说普通话列入对公务员的要求，加大督促、检查、考核力度。三要注意发挥广播影视等媒体的示范作用。播音员、主持人等工作人员要不断提高普通话水平，真正成为全社会的榜样。四要把推广普通话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五要抓紧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围绕“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目标，大力提升农村地区普通话水平，加快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推动语言文字信息化技术创新发展，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智能辅助学习和评测技术产品研发。六要加强对普通话推广工作的督导评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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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改革方案篇7
【关键词】师范生专业技能培养训练
【中图分类号】G6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4）31-0020-04
传统的师范教育主要是传授知识的教育，其弊端较多。为了培养出优秀的教师，应加强师范生专业技能的培养与训练。
一师范生专业技能的培养与训练的内涵及其价值
专业技能是指通过特定的专业学习所形成的为特定专业活动服务的技能。师范生专业技能是指师范生在专业学习中运用一定的教育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通过练习而获得的为从事教育职业、顺利完成教育教学任务而准备的一整套复杂的操作系统。师范生专业技能与教师职业技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教师职业技能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运用教育教学的相关知识和经验促使学生学习、实现教育目标的比较稳定而系统的行为方式。师范生专业技能与教师职业技能在内涵和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程度和阶段上有区别。教师职业技能指教师作为一种职业资格所具备的各种技能；而师范生专业技能指师范生通过专业学习为将来从事教师职业所应具备的各种技能。因此，教师职业技能是在师范生专业技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师范生专业技能是师范生专业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专业技能训练是师范生成为优秀教师的必要条件。
自20世纪中叶以来，教师专业化发展逐渐成为世界教师教育发展的主流，有关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都把教师专业化发展作为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目标，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于1966年10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了关于教师地位各国政府间的特别会议，此次会议通过一项题为《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的文件，这对近几十年各国教师的培训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份由会议主席约翰・托马和联合国教科文事务局长鲁奈・莫共同签署的建议明确提出：“应把教育工作视为专门的职业，这种职业要求教师经过严格、持续的学习，获得并保持专门的知识和特别的技术。”1989～199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教师及教师专业化改革的研究报告，提出“在提高教师地位的整体政策中，专业化是最有前途的中长期策略”。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均相继加大了教师专业化教育制度的改革力度。近年来中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的法律、法规，如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第一次从法律角度确认了教师的专业地位；1995年国务院颁布的《教师资格条例》和2000年教育部颁布的《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使得教师资格制度在全国开始全面实施。2002年教育部《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中国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原则是“以教师专业化为导向”。很显然，教师专业化日益受到国家的关注，已成为中国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为了适应教师专业化的发展需要，很多国家都明确了教师专业技能的基本要求，提出了教师的专业标准。早在1858年美国师范学校协会（anSa）制定了师范学校的教学标准；1899年，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ea）规定了教师教育课程的最低限度要求；1923年，美国师范学院联合会（aatC）第一次正式实施师范院校办学最低标准；1954年，负责全美教师教育机构资格鉴定工作的全国教师教育鉴定委员会（nCate）正式成立。在我国，国家教委教师司也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如〔1992〕39号文件《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基本要求（试行稿）》和〔1994〕2号文件《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大纲（试行）》，要求对高师学生切实加强教师专业技能训练，并且印发了《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教师技能训练基本要求》。根据上述文件的基本精神，国内关于师范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培养方面的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相继发表出版了一些关于师范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培养方面的论文和著作，一些师范院校制定了师范生专业技能培养方案并付诸实施。由此可见，根据教师专业化发展要求，对师范生开展系统的专业技能培养与训练，已成为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不可回避的话题。
就全国而言，虽然对师范生专业技能的培养与训练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不尽如人意，甚至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下面以中文师范专业为例做概括的说明。中文师范专业课程结构设置不合理，学生知识结构单一。不少师范院校仍过分强调专业专才教育，学科及专业划分过细，致使学生知识面不宽，视野狭窄，思路不够开阔。过分强调理论知识的系统性传授，而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重视不够，忽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个性的发展。强调基础理论教学与学科知识的传授，对应用性课程重视不够，实践教学环节相对薄弱。重视学术性而忽视师范性。由于以上原因，不少师范院校不重视至少不太重视师范生的教
师专业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对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逐渐实现大众化，中国的师范教育也实现了由原来的中师、专科、本科“老三级”向专科、本科、研究生“新三级”的过渡。纵观历史，中等师范学校在师范生专业技能培养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在中等师范学校渐渐淡出历史舞台，江苏省保留下来的中等师范学校全部演变为五年制高等师范学校从而跨入高等学校系列的今天，有不少高等师范学校丢弃了过去重视师范生专业技能培养的优良传统，盲目地向普通高校看齐，以至于培养出来的高师毕业生专业技能不强，在师范生就业市场上竞争力不强，不能较快地胜任小学教育教学工作。
全国各地对师范生专业技能培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过去和现在基本上局限在本科师范生的层面，很少有以培养小学师资为主要方向和五年制高等师范学校的师范生专业技能培养方面的研究，以至于五年制高等师范学校中文专业学生专业技能培养方面的研究，几乎就是个空白。因此，研究五年制高等师范中文专业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在目前尤其有必要。
良好的专业技能训练不仅是师范生取得教师资格的前提条件，更是其获得教师专业化发展、走向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础。专业技能训练是教师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培养合格教师的必要途径。在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背景下，根据中国高等师范院校教师教育的实际，探索教师专业技能训练的一体化、系统化，对促进深化教师教育改革、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教育人才市场进一步放开，师范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重视师范生教师专业技能的培养，还具有提高师范生就业竞争力的现实意义。
本课题的训练对象是“五年制高等师范中文专业学生”。这些学生是初中毕业后考取高等师范学校中文专业，培养目标是经过五年的学习和实践，获得大学专科文凭，然后到小学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和语文教学工作。本课题侧重在实践研究，重点研究在职前专业教育中对这些学生要进行哪些专业技能训练以及如何进行专业技能训练的问题。
二中文专业师范生专业技能培养与训练的内容
根据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宿迁分院中文专业师范生的具体情况，我们是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专业技能训练的：
1.阅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
第一，阅读指定名著30部。一年级阅读6部，二年级阅读8部，三年级阅读8部，四年级阅读8部。在校期间至少阅读这30部。五年级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再选择其他名著阅读。
第二，阅读每部名著都要做读书笔记，写读后感。
第三，阅读文学名著，要多摘抄，勤积累；先感知，重体验；细品读，抓感悟。开展读书月活动，举办征文比赛，读书笔记展览和评比。系部安排教师开设专题讲座，帮助学生理解作品。读书笔记每学期不少于1万字。
2.背诵古诗文
第一，一年级背诵50首（篇），二年级背诵30首（篇），三年级背诵20首（篇）。在校期间至少背诵指定的100首（篇）。四年级、五年级学生除巩固这100首（篇）之外，再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选择其他古诗文若干首（篇）背诵。
第二，所有要求背诵的古诗文，同时要求会默写。
第三，背诵与默写相结合，每学期检查背诵两次，默写两次。建立“个人背诵默写古诗文档案”，档案存在系部。语文课任课老师在上课之初用三五分钟检查学生背诵情况。期中、期末考试语文试题安排一道古诗文默写题目。
3.学说普通话
第一，分年级要求。
一年级：（1）熟练掌握汉语拼音方案，掌握按词连写的基本规则，能直呼音节，能阅读纯拼音的读物，具有一定汉语音节的拼写能力；（2）能发准普通话的声母、韵母和声调；（3）能基本上发准普通话的400个基本音节；（4）能给2500个常用汉字注音；（5）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指定课文，课堂上能使用普通话发言。
二年级：（1）掌握普通话轻声、变调、儿化韵的发音，能辨别一些常用的轻声词、儿化词；（2）掌握本地人学习普通话的主要难点，具有方音辨正、纠正误读的基本技能；（3）有准备地讲话时语音正确，语句通顺、流畅，语音的错误率在15%以内，在校内的公共场合能用普通话进行交谈；（4）能给2500个常用、1000个次常用汉字注音。
三、四年级：掌握小学汉语拼音教学法，能指导小学生学习和运用汉语拼音，能使用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自由交谈，语音错误率不超过20%；在见习实践中能坚持说普通话，将其作为教育和教学语言来使用；能给3500个常用、次常用汉字注音；普通话水平经过测试达到二级甲等。
五年级：在达到四年级水平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提高。
第二，结合普通话、教师口语、现代汉语、语文等课程教学普通话。加大推普课的训练力度，从高年级选派普通话水平优秀的学生到低年级担任推普小先生。各班级开展形式多样的推普活动，每学期至少开展两次课外普通话活动，并上报系部。重视普通话考核工作，对学生逐个考核，考核成绩计入档案。学生到四年级按《江苏省普通话测试管理细则（试行）》的要求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应不低于二级甲等，合格者发给全国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不合格者缓发毕业证书，不得参加优秀毕业生评选。
4.学写“三字”
第一，“三字”指钢笔字、粉笔字、毛笔字。
第二，提倡写规范字，练习写正楷字，消灭畸形字。写规范字从规范笔画开始，每个学生都要掌握8类43种笔画。练习从背诵“15字诀”开始：“看字形、析结构、记位置、写端正、比美丑。”
第三，每个学生都要备好“三字”练习工具：一支毛笔一瓶墨，一支钢笔一本帖，一块木板两面黑。
第四，每人每周用毛笔描红1张（28字），用钢笔练仿影5张（500字），每天用粉笔练写小黑板1块（28字），由班主任收缴检查。粉笔字每天每班展览10块小黑板，毛笔字和钢笔字系部定期举办展览、评比。报名参加由市教育局组织的书法等级考试。
第五，经过一至三年级的三年练习，到四年级写字要达到以下标准：姿势端正，执笔方法正确；字形规范，笔画位置恰当，笔顺正确；笔画宽窄相称，疏密相同，间隔均匀；笔画配置上下左右均衡，重心稳；大小均匀，行款整齐；纸面干净；有一定速度。
5.学写应用文
第一，以一至三年级的语文课为有效载体，通过语文教师的课堂讲授使学生掌握应用文的写作规范，并通过写作课加强学生应用文写作训练，提高学生应用文的写作能力。有针对性地以板报、应用文写作比赛等形式强化应用文知识，提高学生写作应用文的能力。
第二，分年级要求如下。一年级：掌握便条（包括请假条、留言条、托事条、意见条）、收据（包括借据、收条、领条、欠条）的写作规范，并能在生活中正确运用。二年级：掌握启事（包括寻物启事、招领启事）、专用书信（包括倡议书、申请书、表扬信、检讨书）的写作规范，并能在生活中正确运用。三年级：掌握通知、通报、请示、演讲稿的写作规范，并能在生活中正确运用。四年级、五年级：进一步巩固上述应用文的写作，达到熟练的程度。
6.开展文学社团等活动
开展文学社团等活动，要有时间、地点、内容、载体，按计划开展形式多样的训练活动。我们成立了以下社团类组织开展活动：
第一，组建黑白文学社，为文学爱好者打开一扇窗户，为有一定文学创作能力的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活动，活动内容以学习、交流、审核来稿为主；定期邀请专家来讲座；编辑出版《黑白》社刊，每两个月1期，每学期2期。
第二，成立蓝靛紫戏剧社，招收具有一定表演能力的学生入社；每周二课外活动时间为学习创作和表演排练时间；每学期汇报表演一次。
第三，成立朗诵协会，在学好普通话的基础上培养有较高水准朗诵和演讲的人才；各班说普通话比较标准的学生可加入协会成为会员；每天晚自习设有推普课，各班推普组长带领全班学生学说普通话；朗诵协会每周集体活动一次，主要研究“每日一拼”的授课内容；每月举行一次小范围的朗诵会，每学期举行一次演讲比赛或朗诵会。
第四，成立书法兴趣小组，引导书法爱好者入门，提高学生书法修养，传承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在笔画笔顺正确、正楷字形规范的基础上，追求更高层次的审美境界，如通过笔画走势的变化、笔力的轻重运作、结构的美观、章法的巧妙、通篇的气势来传达作者赋予作品的韵味和意境；每周活动两次，每学期举办两次“中文系书法作品展”，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金秋书画展”；检查和辅导中文系学生“三字”规范书写。
三中文专业师范生专业技能培养与训练的途径与方法
我们采用了两条线并行推进的途径：一条线是在课题组老师的领导、组织和指导下，学生积极参与专业技能训练；另一条线是课题组成员的研究与学生的实践训练同步进行，用本课题的理念指导学生实践，及时发现并解决训练中的问题，及时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保证课题按预定的方案实施，并且从理论上对实践活动进行总结，撰写课题论文和实验报告等。
我们主要采用了以下训练方法：
1.课堂集中训练与小组合作演练相结合
教育理论要转化为学生的专业技能，必须经过长期的磨练，课堂集中训练则是训练学生专业技能的起点。在课堂训练中，指导教师精讲有关专业技能的基本知识、组成要素、操作程序、基本要求、训练目标、训练方式方法等，使学生掌握每项技能的特点和基本规律，然后指导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演练的方式互学互练，逐步掌握相关技能，实现课堂集中训练与小组合作演练的有机结合。
2.课后活动拓展与学生自学自练相结合
根据职业能力培养的需要，组建各种社团，开展社团活动，如文学社、戏剧社、朗诵协会、书法兴趣小组等；课后定期开展各种训练活动和比赛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达到促使学生常练技艺、努力提高职业能力的目的，为学生搭建提高与展现技艺的平台。
3.教学观摩、教育见习与顶岗实习相结合
充分利用周边教育教学资源，组织学生现场观摩有关小学教育教学活动，学习优秀小学教师的职业技能；组织学生到小学开展教育见习活动，接受小学教师的指导，协助小学教师开展各种教育教学活动，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接受教师职业技能的培养；安排学生到小学顶岗实习，让学生开始以教师的身份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和发展教师的专业技能。
4.改革教学方法，提高专业技能训练的实效性
首先，情境模拟法。训练过程中，教师创设一个个仿真的教学情境，让受训学生扮演教师去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演练，经过反复演练，不断改进教学方法，逐步掌握专业技能。其次，案例分析法。教师精选教学案例，组织学生研讨，师生共同评析案例中的教学行为，归纳和总结教学原则与方法。最后，示范模仿演练法。对于三笔字、普通话等教师基本功训练，可以教师先示范，后让学生模仿练习，或者由教师提供训练材料，学生边练习教师边纠正。
在各项专业技能训练活动中，表现好、成绩突出的，给予奖励；表现差、专业技能测试不过关的，给予批评，限期整改过关。
课题组成员负责领导、指导学生从事专业技能训练，总结实践活动的经验和教训，并上升到理论高度。
每学年举办一次“中文系学生专业技能汇报演出”活动，向全校领导师生展示专业技能训练的成果，接受大家的评判，以便进一步做好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工作。
在中文专业师范学生专业技能培养与训练的引领下，各师范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与训练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异彩纷呈。在最近两年的江苏省本专科师范生专业技能大赛活动中，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宿迁分院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毕业生到小学任教，受到了所在学校的广泛好评。
四结束语
教师专业化发展逐渐成为世界教师教育发展的主流。为了适应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需要，应重视师范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及其研究工作。师范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应构建以技能为主要培养要素的体系。
参与这项课题研究的教师都是中文系骨干教师，研究范围涉及教育教学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材教法、教学手段、教学进程等诸多方面，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等特点，使五年制高师中文专业学生专业技能培养与训
普通话改革方案篇8
关键词：政策动员；政策认同；信任政治。
一、政策动员
动员（mobilization）是“一个社会行动者有意识地在一个总体人群的某个亚群中创造共意的努力”[1]，“就是一个虔诚的高度投入的积极分子（或一小群积极分子），是如何把一大群具有同样利益但却不如他们虔诚和投入的人们动员起来加入集体行动的”[2].实际上，动员是一个国家的政党或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发展目标，组织社会力量，发动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过程，是把社会发展目标转化成社会行动的过程。所谓政策动员就是政党或政府就某个政策议程或某项政策，通过动用一定的公共资源，发动社会各界、各阶层的广泛参与，从而获得社会其他成员支持的过程。政策动员的功能主要是整合社会力量、促进公众参与、调适社会心理以及维持政治稳定。从动员技术上来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政策，包括人事档案制度在内，他们既从社会运动中产生又在社会运动中推行。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要进行彻底的革命并确立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就必须首先制定基于政权生存的维护型政策，并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从而瓦解传统社会的政治运行机制。有学者认为，一场全面的革命包含三个层面：（1）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迅速破坏；（2）将社会各利益团体和政治力量动员到政治圈之中；（3）建立新的政治制度。[3]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后，首先着力解决的是确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同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革命胜利以后，新生的共和国政权所要贯彻的阶级路线是“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4].在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情况下，为了巩固新生政权，1950年10月10日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越过三八线进占北朝鲜，中共中央秘密决定出兵援朝对美作战。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党又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运动使它第一次得以把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得心应手的政策动员经验应用到城市中来。而这一套以激发底层民众“阶级仇恨”和“翻身作主人”为中心的动员经验，同样也促使绝大多数城市贫民在新旧政权之间做出了选择。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虽然在新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斗争。但是，国民党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还相当大。据当时统计，仅西南地区就有土匪百万、潜伏特务8万之众，此外还有一大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党团骨干、恶霸分子以及反动会道门头子。这些反革命分子不甘心人民革命的胜利，继续与人民为敌并从事各种破坏活动，特别是1950年6月，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他们自以为美蒋“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因而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公然刺杀干部和进步群众，破坏矿山、铁路，抢劫物资，组织反革命地下军，搞武装暴乱，明目张胆地向人民进攻。在1950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时间里，就有近4万名的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杀害。[5]加上，由于新旧政权交替所产生的大量统治真空带来的严重社会治安问题。大批散兵游勇和难民涌入城市，与大量城市底层流氓无产者一道混水摸鱼，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也乘机兴风作浪，社会治安状况一度极其混乱。以上海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解放头七个月里，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6]事实说明，不开展一次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民主专政便不能巩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以及国民经济恢复工作都无法顺利进行，人民的安定生活也没有保障。为了镇压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反革命势力，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示了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7月23日公布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从1950年1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2月21日，经中共中央提议和批准，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就如何处理反革命问题作了明确的全面的规定，使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的标准。由此，“镇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杀、关、管国内敌对分子，运动要求政府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即对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严厉镇压，对历史上有过“反革命”行为者追究惩罚，对有恶行者治裁，对已经坦白登记没有明显劣迹者集中进行思想改造。在长沙，浏阳县反革命派组织“湘东反共救国军”12名首犯，长沙市恶霸把头杨桂林、甘子宪，中统特务柳森严等一批重要案犯被处决。[7]这些“反革命分子”被处理以后，革命任务和社会管理也并未完成，因为：
当这些人被逮捕、判刑之后，对于新政权来说，更加危险的显然已经不是他（她）们了，而是另外一些尚未被发现，或尚未暴露出真实面目的隐藏得更深的敌对分子。注意到“杀”“关”“管”的数量有限，还有大批公开的和隐蔽的有政治问题的分子继续生活工作在社会人群当中，新政权不能不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监管形式。这就是建立细致的政治人事档案，以便于严密监控。还在1951年秋天，有关部门就已经明令各单位要对所属人员从政治上依据危险程度加以分类，并据此建立最初的政治人事档案了。这一作法，无疑是此后日益流行的将人按照“出身”、“成份”、“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划分成“黑五类”或“红五类”的滥觞。[8]
1951年依照建立政治人事档案的要求所做的分类，却大多并不是公开的，而是由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内部掌握的。但它同样具有建另册的性质。被列入这一类档案的人员，事实上也被以另一种“五类”[9]的形式归入了需要内部监管的范畴。随着人事档案制度的初步建立，因“镇反”而广泛推行起来的“管制”政策而渐成风气。被管制者是被免除了刑事处分的，但是，他却依旧要被剥夺大部分公民权利。被管制分子还要接受公安机关和周围人的全面监督与看管之下，并随时可以被执行管制机关处以劳动改造或思想教育的惩罚，从而始终处于政治的高压之下。在镇压反革命形成高潮后，1951年5月，党中央及时决定立即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在处理中，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草率从事，反对逼供信，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着重打击那些罪大恶极、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对罪行较轻、愿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采取从宽处理的方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
与此同时，把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改造成体制内文化人的思想改造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了。在原有的阶级词典里，只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在1960年代，政治上层建筑的意识中出现了两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思想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铲除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明确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必须由体制外演变成体制内，必须认罪忏悔、“脱胎换骨”，才能被新社会所接受。在思想改造运动前后的一段时期内，特别是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展开之后，占居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绝大多数的体制外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几乎都撰写了以批判和反省为主的自传、感想、汇报、交代、检讨、揭发等各类材料。这类检讨性文字，通常是先批判自己在1949年以前的经历，接着谈论1949年以后本人思想的转变，最后表示思想改造的决心……这些文字都对作者过去的经历、立场、思想，特别是学术成就与教学活动，几乎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特别是批判了自己亲美崇美的思想。至于普通人物写的这类文字，有的送交组织并存入本人档案，有的甚至要在工作单位里宣读甚至张贴。[10]尽管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仍然在科技、文教、卫生等领域谋生，但这些部门里的每个机构实际上都机关化、行政化了。所有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身份也由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变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干部”。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共产党先后又开展了“三反五反”、“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经过多年的政治整肃运动，大至个人的政治生涯和思想言论，小至个人的私情、日记、信件乃至嗜好几乎全部都进行过清查，写进政府或党团组织的档案。甚至在对外开放以后，组织部门仍不时以各种名目（工作升降、作风问题、入党申请或思想汇报、个人主义、自由化等等），掌握控制属于私人空间甚至个人隐私的资料，包括过去的言论、男女私情以及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等。由此，这种“文攻武略”式的政策动员模式充分体现了国家管理的在场和国家社会的一体化特征，个人无论公事私事都有机地纳入到了单位组织之中，从而使人事档案制度成为了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共同在场的管制政策。
二、政策认同
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认同（identity）通常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与某些人联系而与其他人区分的自我意识，行动者将自身归类到某一群体并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主观性意识。认同来自于自我的认知意识，也可来自支配性制度，但只有行动者将之内化，且将其行动意义环绕着这一内化过程而建构时，它才成为认同。认同既可表现为对某种体系价值和精神的信念与信仰，也可表现为对某种体系的忠诚与支持。政策认同即是指公众在社会生活中对某一项公共政策所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
政策认同与政策主体、政策对象、政策环境紧密相关。但是，一个新政权或新制度的建立要获得大范围内的公众认同，在相当大的层面上与政策组织有关，与政策组织的动员能力有关，也与代表国家凝聚力的各种政治仪式和政治符号相关。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深厚的社会凝聚感缘此而生。民族主义精英、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利用旗帜、游行、大会一类的仪式和符号，来解决把异己人口整合于社会的问题，培养他们的国民认同感”[11].我们知道，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对外代表全体国民与他国进行平等的沟通与交流，对内则为一切法律政令的合法源泉，它可以通过公共政策的强制性输出达成公众的意识形态归属和对政治体系的认同与忠诚。由此，中国共产党利用已有的政治资源和群众动员能力建构了一套有效的制度操作规则，阶级斗争理论被有机地融进政策动员的操作框架之中，从而迅速地取得了阶级斗争的胜利和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
共和国成立之初，新政权采取“镇压反革命运动”这种异常严厉的镇压政策不仅没有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反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共意性运动”[12].这种“共意性运动”是以激发城市社会底层民众的“阶级”仇恨，来实现对敌对分子全面镇压的政策，其所以能够赢得相当广泛的社会认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运动的发动者成功地把那些在社会上为非作歹的恶霸流氓与致力于复辟旧政权的“反革命分子”联系在一起，从而使“镇反”事实成为维护社会治安和代受欺凌者伸张正义的代名词。[13]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新政权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祸，包括旧中国历代政府都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土匪，以及许多城市的黑社会势力，也都被基本上肃清。镇压反革命运动使我国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抗美援朝和土地革命斗争的顺利进行。同时，“镇反”运动的另一个附带性成果或边际性收益——人事档案制度在全国各个单位组织中也得以顺利推行。
按照新政权管理城市社会的基本思路和在延安时期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经验，基层控制和管理被划分为两大系统即单位人和非单位人。在非单位人系统，由于其人群政治面目上的含混性，国家通过创设居民委员会把非单位人这笔巨大的社会资源转化成可以调控的政治力量。同时，通过启动涉及民生大计的计划供应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生活的计划化”［14］。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到消灭私营工商业，再到1958年实现户口登记条例，民众的口粮、就业、居住等基本生存方式都被国家纳入了严密的控制。这种涉及衣食住行之类的计划供应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而且对社会各阶层生活方式也造成了极大影响。官与民、贫与富、身份或职业的不同，单位人和非单位人之间，在计划化的社会生活中逐步接近、靠拢。同时，在“镇反”等各种运动持续开展的情势下，非单位人的管理在居委会的主导下越来越秩序化。而单位则被看成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生产部门以及与生产密切相关的工作部门，单位人作为“公家人”，他们既是社会管理的主要对象，又是社会管理的依靠力量和大多数团结对象。因此，在思想政治和工作业务方面对基层单位的严格控制和管理比非单位人群显得更为重要和必要，人事档案制度也就成为了单位人思想政治状况和工作业绩状态的主要评判依据。根据这种制度性要求，单位的人事鉴定一般遵循如下次序：首先，个人必须对一年来的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总结，形成“自我鉴定”；其次，由单位所划分的若干不同小组形成“小组鉴定”，或组织部门或主管机构代表单位形成“组织鉴定”；最后，由被鉴定人签定是否认同意见或者由单位签署复核意见。这种一年一度的人事考核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普遍认同并延续至今（参见如下可搜集的不完全档案评语），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更文本格式和话语表述稍异而已。
鉴定11965年某档案评语
经小组鉴定，同意该同志的自我检查，其主要优缺点如下：
优点：（1）参加运动态度明确，对工作认真负责，干劲足，完成任务快，能吃苦耐劳，带病坚持工作；（2）能听党的话，组织性强，来大队调动三次没有怨言；（3）能坚持三同，劳动较好，能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所到队的群众反应（映）好。
缺点：（1）修养性较差，接受意见不够虚心；（2）考虑问题简单，讲话不够注意容易影（引）起别人的反感。
鉴定21979年某档案评语
（1）该同志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理论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2）工作积极干劲大，经常带病工作，出色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有时晚上加班加点干。能坚持财经纪律和各项财务规则，节约开支好。
（3）组织纪律好，团结互助精神好。
（4）热爱机关集体，生产劳（动）好。
缺点：性情急躁，个性比较强。
鉴定31988年某档案评语
该同志积极参加组织生活，积极参加十三大文件学习，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按时完成作业，勤于思考，学习刻苦，成绩优良，尊敬老师，团结同志，为人忠厚，积极参加各项活动，积极参加义务劳动，自觉地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第一学期被评为三好学员。
鉴定41996年某档案评语
一年来，在县局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和搞好税收稽查工作，工作勤勤恳恳、扎扎实实，一年来共查补税款一百多万元，多次参加上级组织的税收检查工作，受到各级的好评，根据该同志一年来在德、能、勤、绩方面的表现，经县局机关民主评议，同意拟定为称职。
通过这些20世纪60－90年代不完全记录文本的话语表述，我们发现人事鉴定在描述现实、制定社会关系和建立社会身份方面的特定功能。因为，“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他们可以是‘精神疾病’、‘市民权’或‘文化水平’），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例如，成为医生或成为病人），正是话语这些社会作用才是话语分析关注的焦点”。［15］通过话语实例分析发现，鉴定1中的被鉴定人是一个参加社教工作队的干部成员，鉴定2中的被鉴定人是一个财务工作者，鉴定3中的被鉴定人为学员，鉴定4中的被鉴定人是一个税务稽查工作者。这些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话语表述的主要而又简洁的鉴定文本内容，也反映了一定时空场域中的历史境况和社会场景。作为社会实体及其相应社会关系的一个分子，他们都共同受到单位组织的业绩评定和思想考察，个人的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都被置于组织的观察状态之中。组织的评价和鉴定决定着个人在单位中的地位、荣誉、升迁和利益分配，“作风如何”或“称职与否”成为了悬在单位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而，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都被单位神圣地文本化、格式化，个人的点点滴滴都被纳入到公共的“标准化”之中，甚至连个性都在“共性化”。随着户口管理制度与工作单位档案管理制度的一体化，个人被户口制度限定在其居住地域活动，又因单位里的档案要记录其社会行为而受到严格约束。从20世纪50年代的“镇反”到90年代，人们没有意识到“无档案生存”的可能性，所有的单位人“视档案如生命”（当然也是，因为它至少反映了单位人的生命历程）。这种空前的政策认同度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强制性动员、组织鉴定中的“治疗性话语”、单位设定的利益输入机制和单位人朴素的“共和国主人”心理等因素共同达成的。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单位人的人事档案政策认同度已经大不如前。1998年某人事厅印制的鉴定表格已经删除了“部门负责人意见”和“被考核人意见”两栏，更多单位已经不再用手誊写考核意见，而是刻章“同意定为称职”用以话语替代。这种话语简洁化和技术化模式一方面节约了时间资源和行政成本，另一方面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人事档案制度的政策认同已经表现得“熟视无睹”。
三、信任政治
所谓“信任”（trust），按照心理学家赖兹曼（L.wrightsman）的观点，“信任是个体特有的对他人的诚意、善意及可信性的普遍可靠性的信念。”［16］郑也夫先生在对信任进行溯源研究之后阐明，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它可以表现为三种期待，对自然与社会的秩序性，对合作伙伴承担的义务，对某角色的技术能力。它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它处在全知与无知之间，是不顾不确定性去相信。［17］信任是降低不确定性和简化复杂性的机制之一，是维系人际和谐的心理基础，是建构社会秩序的重要媒介。信任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意义在于，人的社会交往有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信任为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经久”、“稳定”而且得到“普遍认可”的制度和个人心理结构。［18］只有在社会成员间存在稳定的相互信任关系的情况下，社会才可能建立一种长远的共同秩序。
通过对信任进行不完全知识研究（见表1），我们发现，信任的对象有三种，即对国家的信任、对组织的信任和对个人的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更多地依赖于道德人格，是一种情感信任和经验信任。个人对组织的信任更多地依赖于契约形式，是一种集体信任。个人对国家的信任更多地依赖于制度资源，表现为个人对制度的认同和忠诚，是一种委托信任，但这种制度信任可以引导和帮助人们走向全社会的普遍信任。个人对国家的信任通过“委托”的制度形式去达成，个人对国家的信任在更多层面上表现为个人对制度的信任。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信任是将社会引入有序政治的必要途径。当然，一切群体组织和稳定有序社会都需要信任机制，但是具体是何种信任形式却会因不同社会型态而异。市场体制条件下的信任机制不同于计划体制条件的信任机制，“从信任机制因社会变迁而变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的信任匮乏可以被看成是信任处在一种正在转化、有待充分形成的时期，因而特别需要积极加以引导”［19］。实际上，计划体制形态下，通过官方政策表达的政府表现和通过朴素意见表达的群众表现来看，中国几十年来的政治生态基本处于信任政治阶段，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非信任状态的政治问题或政治事件。今天，许多过来人在遇到社会所存在诸如“信任贫困”、“道德滑坡”的某些现象时，常常怀念中国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所出现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良好道德风尚，这说明信任政治在当时表现得颇为充分的事实。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道德环境传统、儒家文化习俗有关，与财富不充足和所有人致力追求的平等理念相关，但由强制性动员所造就的“全权政治”或“全权制”是其主要因素。
从政策动员的方式来看，中国人事档案制度就是一种典型全权制下的政治产品。我们知道，任何革命的发起和推动是以社会存在普遍“非信任政治”为逻辑前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封建官僚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压力下的非信任政治格局，但不信任的政治元素不可能一下子完全铲除，因而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仍然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继续革命”。建国初期所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就是以政治空间存在不信任元素为假设前提和事实前提的，因而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对若干“不信任者”实施一定的社会排斥是符合这一政治逻辑的。人事档案制度的推行之目的就是希望重构社会新的信任格局，强制性地把个人、组织与国家的非信任状态转化为完全信任状态。从政策认同的效果来看，人们已经通过户籍制度和人事档案制度慢慢建构了对组织和集体的信赖与忠诚。单位组织提供单位人的工作岗位、生活空间和集体福利，人们在单位组织中感受到俱乐部式的“大家庭”般的温暖，因而个人必须簿记式阐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必须对单位组织和国家社会表示效忠。由此，通过“大运动”形式所形成“自上而下”的政策动员与建国初期的国内外复杂环境、共产党政策的亲民主义路线、民众心理特点等因素所形成“自下而上”的政策认同共同构造了当代中国的信任政治。于是，人们之间以及人们对制度之间的信任相当普遍，信任政治建立在以人事档案为代表的“信任替代物”上，人们从来不会怀疑自己的“证明信息”会失真。至于“政治档案中的信誉即同社会生活不相配套，它本身能说明什么也是令人生疑的”［20］的观点是断然片面的，它偏面地强调了自愿性组织在信任政治建构中的作用，恰恰忽视了政策变迁前期所处的历史时空感。在那个时候，虽然档案内容中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人为的信息失真，但人们对国家及其主导的人事档案生产制度是充满着高度敬意和高度信任的。
众所周知，普遍信任的建立依赖于制度。按照罗素？哈丁的信任理论模式，信任通常是一种三方关系：a信任B去做X（或者跟X相关）。在这里，假设a是一位公民，而B是一位公务员、一位求官者、一个组织或一种制度，那么信任B的最可能理由是，有一种将使B在X方面作为a的人好好做事的组织结构或政治动机对B施加影响。［21］这个模式可能存在四个未能凸现的主要因素：首先，如果a要信任B，那么B不仅必须有做X的动机而且还有要做X的能力；其次，如果a的信任要得以实现，a必须有能力判断B；再次，如果B是个人，a在做X方面不可能信任n个B，那么必然需要居间的制度来进行判断和处理；最后，如果a信任B，B是一种制度，那么制度又能值得信任吗？“制度能否被信任，取决于他们是否被形成结构，以致他们能够通过推理诉诸其构成规则。在那些没有持续地诉诸这些规则的地方，普遍信任的基础受到削弱。”［22］“信任一项制度”意味着知道其构成规则、价值及准则为其参与者所共有，而且他们认为这些规则、价值、准则是有约束力的。信任制度也意味着信任政府，信任政府当然应该信任特定政府的规范性主张。人事档案制度作为规范个人、组织与国家关系的一项公共政策，理所当然值得所有人的尊重、遵守和信任。在设想“善”的制度前提下，个人a没有必要去怀疑组织或组织行使职能的B，因为B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机构或好领导，在对待X方面也应该是准确的、能够获得信任的。所以，有关X方面个人事务的簿记式记录产品——人事档案成为了信任政治替代物。
随着时间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特别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社会要素的流动大大加快，人们开始感觉到更多的私人空间和活动自由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对于单位严密控制模式已经显得有点越来越不习惯。同时，“该不该完全信任自己的组织”、“能不能充分信任撰写单位档案内容的那些人”等一些问题出现了。人们对于人事档案这种信任替代物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对人事档案制度的合理性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动摇，于是人事档案制度的信任危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但不论如何，从整个公共政策变迁的过程来看，由政策动员和政策认同构造的信任政治说明，人事档案制度在政策变迁的前期阶段充分体现了政策均衡的特点。它反映了在一个政策系统中，作为政策供给方的政府和作为政策需求方的民众之间的和谐与平衡，体现了社会力量的高度统一和国家—社会的一体化趋势。这种“自上而下”开展的政策动员与“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认同所建构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复杂的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制度，从而实现了由人际关系凝聚的经验信任走向集体规划化的制度信任，减少了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信任风险和败德行为。
参考文献：
［1］贝尔特·克兰德尔曼斯：《抗议的社会建构和多组织场域》，载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2］帕米拉·e·奥立佛、吉拉尔德·马维尔：《集体行动的动员技术》，载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
［3］彭怀恩：《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台湾洞察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页。
［5］资料来源于新华社2001年6月19日。
［6］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
［7］资料来源于csonline.com.cn/infomation/rlcsbnian/t20040903_230801.htm.
［8］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
［9］而另一种“五类”的划分标准大致如下：第一类为只有一般历史问题者，如集体加入过三青团；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后因故脱党；或为国民党报纸写过吹捧的文章；或国民政府时期做过官吏。第二类为一般反动党团成员或仅有一般政治问题者，如个人加入过国民党；或做过童子军教练或总教练；或在国民党、三青团里面担任过并不很高，却较为重要的职务者；或虽无政治身份，但与国民党高层领导人过从甚密者。第三类为政治历史问题严重，但无现行活动者，如做过国民党或汪伪政权时期的校长、教导主任；或本人虽无明显问题，却有兄弟被杀，或有叔侄外逃港台者。第四类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可能有现行活动者。第五类为有血债或现行活动者。参见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
［10］蔡振翔：《20世纪中国政治运动的特征与规律》，《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1期。
［11］参见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12］“共意性运动”是相对于“冲突性运动”而言的。冲突性运动——比如劳工运动、贫民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民权运动——通常都是由少数群体或人口中的一少部分人来支持的，并且在试图带来社会变迁时，遭到了根本性的和有组织的反对。与此相反，共意性运动则是这样一种社会运动，它的目标受到了某个地理社区内全体人口的广泛支持，并且在追求社会变迁时，很少或根本没有碰到什么有组织的反对。参见约翰？D1麦卡锡、马克？沃尔夫森：《共意性运动、冲突性运动及其对基础设施的占用》，载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315页。
［13］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
［14］参见张济顺：《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15］诺曼·菲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6］转引自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17］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18］adamB.Seligman，theideaofCivilSociety.newYork：theFreepress，1992，p.169.
［19］徐贲：《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当今中国的信任匮乏和转化》，《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4期。
［20］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21］罗素·哈丁：《我们要信任政府吗？》，载马克？e1沃伦：《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普通话改革方案篇9
关键词：汉语拼音发展变化拼音化可行性
根据权威部门公布资料：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
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
目前大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还有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国字。所有这些汉字拉丁化方案都为汉语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1949年，吴玉章给写信，提出为了有效地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把信批复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其间收到各种汉语拼音方案1600多个。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1、汉字笔画式。2、拉丁字母式。3、斯拉夫字母式。4、几种字母的混合形式。5、速记式。6、图案式。7、数字形式。
经过反复研究酝酿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系统，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并最终将汉字“拉丁”化。
一.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演变
古代没有拼音，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中国的回族不学汉字，学习阿拉伯语，但他们用阿拉伯文的字母来拼写口语（汉语），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拼音。
元朝，蒙古统治者用改变了的藏文字母来拼写汉语等语言，叫八思巴字。虽然不是专门拼写汉语的，但是，也算汉语拼音的一种。
明朝，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是中国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
清末明初，出现了用简单的古字表现汉语语音的拼音方式。
民国年间，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现在台湾依然使用。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拉丁字的拼音运动，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运动结合很密切。
共和国成立后，汉语拼音方案：1955～1957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订，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承认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二.汉语拼音方案的发展现状
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已经有了用以"范正汉字读音"并借以统一国语的注音符号（1913年制定，1918年公布实施）。
注音符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法定的拼音字母，它的公布和使用是汉字注音走向拼音化的开端，但是注音符号在当时的人文背景中采用的是传统的民族式的字母（楷书的篆文古体字），从文字发展的角度看它不符合世界大多数文字发展的拉丁化趋势，在科技应用和文化交流上受很多限制，另外符号本身也没有彻底音素化，其中有好几个韵母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更小的语音单位，如ㄢ（an）、ㄣ（en）、ㄤ（ang）、ㄥ（eng）、ㄠ（ao）、ㄡ（ou）等。
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88）中指出："辛亥革命之后，产生了注音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小学普遍推行过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对于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有过一定的贡献。尽管今天看来，注音字母还有不少缺点（例如，作为各少数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础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显然远不如拉丁字母），但注音字母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对于近40年来的拼音字母运动，注音字母也起了开创作用”。
当时，面对注音字母公布后的种种批评，以及主张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的呼声，国语统一筹备会根据钱玄同的提案，照章正式成立了一个"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由11位委员组成，其中的核心成员是：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林语堂、汪怡。
由于赵元任、钱玄同等事先在理论上、实践上作了充分准备，一年之后，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就提交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两年后，由国民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院长予以正式公布，定名为“国音字母第二式”，原注音字母则相应地称之为“国音字母第一式”。
国语罗马字是中国汉字改革汉语拼音化运动中，由政府公布的第一套音素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它完全采用了现成的拉丁字母，不用附加符号，不另造新字母，并首先提出了按词连写等问题，文字体系完整，符号观点也趣于国际化。
"国罗"公布之后不久，社会上就涌现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上海、西安、武汉、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先后成立了不少研究拉丁化新文字的团体，在众多的方案中，以"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最有名，流传也最广，甚至传播到诸如法国里昂、东南亚泰国、新加坡等华侨学校。"国罗"、"北拉"以及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拟订的各种拼音方案，为50年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判定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所以我们说，《汉语拼音方案》是近60年来国人创制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三.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和组成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1955）之后，为了配合推广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加快步伐，第二年就发表了供讨论用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1956），同时发表的还有修正第一式和修正第二式两个草案，经过广泛的讨论，征集了各方面的意见，“文改会”认真地作了审议和修改，又提交了一个修正草案（1957.11），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正式公布实施。
汉语拼音方案采用了世界上通行范围最广的26个拉丁字母，方案的设计构思、字母和语音和配置关系及其拼写方法，可以根据方案内容分六个部分来介绍：1.字母表，规定字母的顺序以及字母的汉语音值（略）;2.声母表，规定汉语音节开首的拼写单位（略）;3.韵母表，规定声母之后的拼写单位，一声一韵，前声后韵就构成一个音节（略）;4.调号和标调规则，规定构成一个表义音节必要的组成成分――声调的表示方法（略）;5.隔音规则，规定分词连写时分隔音节的规则（略）;6.省略规则，规定声韵相伴时基本韵母拼写形式的变化（略）。
四.汉语拼音方案可否代替汉字
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
提倡和支持汉字拼音化的人当然认为是必要的，激进者如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甚至以为迫切到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地步。这与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有关，要破除一切旧的东西，古老的汉字当然首当其冲。如：鲁迅的“不读中国书”，它明显带有“五四式”的偏激。
除去背后的文化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就汉字拼音化作一个语言理论上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拼音化在语言理论上的根据似乎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汉字难学、难用，不经济，除此而外汉字优势地位不可动摇。
1.由于汉字本身具有独特的表意性，在学字的同时，这个字的词的意思也就基本上掌握了，也就是说，由字到词的学习阶段基本不构成阻力。
2.古老的汉字本身承载了很多文化信息，在学汉字的阶段还能获得很多附加的知识。比如汉学中的《小学》，其实就是汉字学，里面就大有学问。这个是表音文字没法相比的，也没有可比性。
3.由于汉字的表意性，使得汉字具有独一无二的艺术性，这样珍贵的东西，值得保护，一心琢磨着怎样废除它，是不是有点暴殄天物？
4.汉字的难学究竟造成了怎样的恶劣影响，本文不敢苟同，如果硬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汉字，我看可笑至极。
另外，现代提倡拼音化的人还有这样一种论调：20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汉字的落后。这种观点也颇为奇怪。20世纪（包括20世纪后）中国文学整体品质不高是事实，尤其是建国以来，很少有摆得上台面的作品和作家。可是，有什么理由拿汉字来说事呢？被国人津津乐道的《红楼梦》不是用方块字码成的吗？事实上，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史，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30年代，中国文学出现了进入黄金期的迹象--曹禺的戏剧、沈从文的诗体小说，穆旦等人的诗歌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象《雷雨》、《日出》、《边城》这样的作品，放在世界文学之林，也会有自己的位置。这些优秀的作家在进入新中国后，要么不能写作，要么写不出好东西……反思中国文学的人不去这里找答案，却抓着汉字不放，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造一个成体系的文字系统其实并不难，甚至另造一种语言也不是不可能。比如在实验室里造出来的世界语，虽然因为没有使用的现实土壤而没能更广泛地传开，但是它是公认的最合理，最科学的语言。
汉字的拼音化必须依托汉语为基础，也就是说，拼音化不得损害汉语（包括汉语的发音体系和语法体系）。那么，汉字拼音化之后的拼音文字就面临一个怎样与汉语接轨的问题。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现代汉语是由古代汉语（即文言文）发展而来，保留了不少古代汉语的因子。古汉语在语言学上属于“字语言”，即，语言的最小单位是字而不是词，每一个字相当于一个词。这种语言用表音文字记录基本上是不可行的（如果硬要强行的话，势必产生极大的混乱）。现代汉语虽然被认为是“词语言”，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它还保留了大量的文言文的痕迹。所以，在拼音化的过程中，必然遇到很多障碍。这是汉字拼音化必须克服的一个问题。如“字语言”文学的典型代表古诗词，一字一意，拼音化怎么解决？
此外，在讨论用拼音文字取代方块字时，很多的问题更不应该被忽略。拼音文字推行后，传统的古籍怎么处理，基础教育涉及到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化、文学时，怎么处理？如果用拼音文字--就只有把文言文先翻译成白话文，然后再用拼音文字，这样，艺术性强的诗词基本上就废了，而典籍文献，根本不可能读原版，这是文化的灾难。
总而言之，汉字拼音化的可行性还需要论证，现在远远没有到下结论的时候。
参考文献
[1]王伯熙.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J].中国语文，1984（2）：108-116.
[2]高家莺，范可育，费锦昌.现代汉字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3]裘赐圭.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J].中国语文，1957（7）.
[4]周有光.文字发展规律的新探索[J].语言文字学，1999（5）.
[5]刘又辛.关于汉字发展史的几个问题（上、下）[J].语言文字学，1999（2）.
普通话改革方案篇10
本刊节选部分案例为您呈现“课堂”精彩内容。
第一个层面：服务大局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一直是派参政议政必须遵从的非常重要的指导原则。
服务大局需要处理好战略前瞻和当前热点的关系。既要围绕国家的长远发展出谋划策，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课题的战略研究，做到深度调研和持续建言；又要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解决之道，对一定时期内凸现出来的热点问题建立反应机制，做到迅速聚焦和及时发声。
案例：城镇化建设课题
城镇化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必经阶段，也是推动国家或地区发展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民进中央对于我国城镇化建设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从2008年起开展了系列调研活动，形成了一批有效的参政议政建言成果。2011年以后一段时间，我们对城镇化问题后续关注和建言力度有些减弱，在2016年中共中央关注新型城镇化问题时，我们没有提出新的建议。因此，我们在服务大局时，一定要处理好前瞻与热点问题，以及与当前党中央、国务院重点关注问题之间的关系。
服务大局要处理好参政议政“老阵地”和“新领域”的关系。要以新作为巩固“老阵地”，在顺势中开拓“新领域”。
案例：今年两会提案工作
2015年从中央到地方，从公众到媒体，都对供给侧改革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这样的国家政策和社会关注热点，应该成为我们建言献策的关键点之一。我们一直在考虑，怎么发挥民进传统领域优势，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建议。2016年全国两会，民进中央利用过去在教育领域做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案》。这就把民进一直关注的传统教育领域跟当前党中央、国务院的中心工作结合在了一起。
第二个层面：把握规律
要重视对参政议政工作规律的把握，做好从现象、数据、信息到知识的转化。注重从现象、事例中收集数据，对数据进行梳理、分析、加工形成信息，让信息成为指导我们工作、解决我们问题的知识，从而让我们的工作形成从被动到主动的态势。
案例：本次大会表彰的先进个人情况
本次受表彰的民进全国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人共326人。从职称层级来看：高级职称共214人，占比65.64%；中级职称共58人，占比17.79%。可见，我们的会员和专家队伍是一支学历高、专业素养高的队伍，这是我们参政议政工作能够专业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规律要求我们开展参政议政工作时一定要重视人才，既包括原有人才的培训提升，也包括会外人才的吸收发展。
案例：煤炭清洁利用的问题
近期，民进中央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调研。在调研中我们注意到，北方城市大规模煤改气会向空气中大量排放水蒸气，极有可能加剧了冬季供暖期雾霾的严重程度。通过比较2013年11月―2014年1月、2014年11月―2015年1月、2015年11月―2016年1月这三个时间段的空气质量数据，我们发现，污染天数增加和污染程度加重的趋势与北京市煤改气的进程吻合。因此，我们认为要高度关注煤改气产生的大量水蒸气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围绕煤的清洁行动我们在神华集团开展了调研。目前，京津冀地区神华集团工厂都已经改造完毕，燃煤锅炉跟燃煤热电厂的尾气排放可以达到烧天然气的发电厂、烧天然气热电厂的国家排放标准。改造的成本是每一度电只增加一分钱，燃煤的近零排放发电的成本却只是燃气成本的一半。这不仅能够减少雾霾的严重程度，而且还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因此我们建议要加大推广燃煤的清洁行动减轻雾霾，希望发改委把一度电加一分钱支持力度扩大到整个“十三五”时期，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支持；加大煤改电，用电来代替散煤；制定供暖期的联调联控应急措施，采取供热减半、水蒸气减少排放的措施减轻雾霾；还要研究燃气锅炉水蒸气的回收与利用等等。
第三个层面：改进方法
把握好学、问、思、辨、行五个环节，学政方针，以问题为导向，详细考察、缜密分析，广纳群言，做到知行合一，才能做到谋实招、出实策。
案例：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述和加强推广的建议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2011年民进中央举办新疆少数民族校长培训班，我们比较关注少数民族问题。偶然的机会，我们注意到国家部委颁发的个别文件中出现了用“汉语”代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不规范表述。我们向多位专家和少数民族同志请教，发现“汉语”在蒙古、藏、维吾尔语中翻译都是“汉族的语言”。在少数民族地区，我们讲双语教学、汉语教学，实际上是让一个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语言。同时我们查了相关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所以普通话是具有宪法保障的国家通用语言。但是《教育法》规定，“汉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学的语言文字”。2000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都与宪法的规定有矛盾的地方。
把国家通用语言打上民族的标签，这会带来政治问题。因此，民进中央持续提出建议要统一表述，明确我国通用语言是普通话。2011年报送了《关于规范“双语教学”的标准解释的建议》。2014年，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李卫红专程来民进中央听取意见，我们还报送了《关于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述和加强推广的建议》、《关于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述和加强推广的再建议》。2015年报送了《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述的建议》，同时向全国政协大会提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二条的建议。
几年来，为了规范国家通用语言这一件事，我们一共收集了163m的文字资料，419个文件。1m相当于50万字的话，那等于是一共收集了800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