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机构改革方案篇1
一、投资者关系管理（iRm）概述
投资者关系管理(iRm：investorRelationsmanagement)对国内很多公司人员来说是一个还不是很清晰的概念，在世界上发达的证券市场已经成熟，受到广大上市公司的一贯重视与支持。投资者关系(investorRelation，iR)是指上市公司(包括拟上市公司)与公司的股权、债权投资人或潜在投资者以及资本市场各类中介机构之间的关系。按照2001年美国投资者关系协会董事会对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定义，投资者关系管理是指运用财经转播和营销的规则,通过管理公司向财经界和其他各界传播信息的内容和渠道,以实现相关利益者价值最大化的一项战略性的管理工作。投资者关系管理从主观上来说立足于公司长远价值的提升；但在客观上是对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投资者保护，也是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iRm工作既利于公司长远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主要内容包括：
(一)全面分析证券市场上有关信息，即公司对于自身经营状况、行业动态以及证券监管部门法规的把握做到及时准确的向外界特别是投资者进行。
(二)建立网站、短信、专线电话等信息沟通平台，作为公司信息披露的阵地和窗口，披露程度应至少达到法定的信息披露标准，多数公司还补充披露一些信息。
(三)就公司的重大事项组织召开面向投资者的传统会议、电话会议和网上直播，策划、安排公司高管人员与投资界的联系，保持与投资者持续双向的沟通。
(四)与财经媒体、机构大户、证券分析师及中小投资者保持常规化联系，善于利用各种宣传工具确保公司得到投资界的广泛关注，不被冷落。
(五)与监管部门保持联系，在同行之间开展交流与合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培养iRm人员，总结分析本公司的iRm工作，并构建微机管理系统。
二、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投资者关系管理特点和内容
在2003年以前，股权分置经历了“股权二元化结构”“市场割裂”“股权市场割裂”和“股权分裂”等概念。2003年底，证监会主席尚福林首次提出了“股权分置”这一概念，有学者认为，我国股票出现“同股不同价不同权”现象，是中国股市的主要制度缺陷（华生，2005），也有人认为是“不同股不同价不同权”现象（张卫星，2002），我们把“股权分置”的概念定义为：在中国股市上中国股市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发展演变中，中国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内部普遍形成“两种不同性质的股票”(非流通股和社会流通股)，这两类股票形成了“不同股不同价不同权”的市场制度与结构，已经是当时的中国股市最大的制度缺陷。
(一)主要特点
首先，投资者关系管理对象是具有否决权的流通股股东和非股东。流通股股东是动态的，非股东的构成十分复杂。其次，投资者关系管理目的非常明确，即助推改革，促进改革方案获得通过。再次，投资者关系管理作用在改革中是刚性的，改革方案要么获得通过要么遭到否决。
(二)主要内容
在股权分置改革背景下，投资者关系管理有其特殊性，既有别于成熟市场的投资者关系管理，也有别于改革前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投资者关系管理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应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设计双向沟通过程。股权分置改革是为了解决我国证券市场遗留的历史问题，其目标是促使我国证券市场走向规范化健康化之路，从长期来看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重建投资者信心。由于每个上市公司所处的环境以及自身的状况都不一样，不可能存在一个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统一的方案，从而在保护全体股东利益和制定合理定价标准的基础上对解决方案进行客观的设计。方案设计的过程就是股东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寻求利益博弈平衡的过程，也是公司与股东之间进行双向交流的过程。
2.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制定持续沟通过程。设计好多种解决方案后，上市公司需要从中选出一个最合理的方案。在此过程中，要注意通过各种途径保持与各方股东的持续沟通，方案是否合理和沟通是否充分直接关系到最终的表决结果。由于不同的投资者必然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说活，上市公司在沟通的过程中要立足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要考虑到绝大部分股东的利益。大部分非流通股东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在制定方案过程中有绝对的发言权，但是如果忽视流通股东的持续沟通的话，很有可能造成流通股东对表决方案的逆反心理，这样做直接影响到方案的最终表决。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表决管理过程。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方案的表决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实际上从方案的最初设计到方案的最后通过都是方案表决管理的内容。首先是保证改革方案要传达到每一个投资者手中，并且让投资者明白最终表决的方案给投资者带来的利害关系。其次是设置各种灵活的方案表决方式，由于流通股东人数非常多不太可能把所有的流通股东都集合起来现场表决，这需要其他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比如网络投票，电话委托投票等等。再次是注意方案表决后的具体方案实施，需要总结经验，致谢投资者和有关各方，并健全适应改革后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机制，构建投资者信心。
4.股权分置改革危机管理体系形成过程。实际上，上市公司面临着多种危机，包括财务危机、人才危机、技术危机、管理危机等，股权分置的改革进程中必然会遭遇各种困难。因此，形成一整套危机管理体系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配合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对于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公司，如果工作中因重大失误而出现危机事件，就必须迅速启动危机管理机制。实施危机管理，要求上市公司针对股改特点事先制定危机管理预案，并生成一套相应的管理机制，以防工作中发生不测。
三、由四家试点上市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看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主要对策
(一)公司高层领导高度重视并配备专门的部门和人员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是上市公司的战略层问题，因此提高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对投资者关系的重视程度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还要增强公司全体员工的投资者关系意识，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作为公司对外信息的窗口和投资者关系管理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应该加强对公司全面情况的了解，不断拓宽工作面，同时深入学习监管部门的相关政策、加强与兄弟上市公司的经验交流，并且开展一些适当的培训，争取将工作做得更好；对于公司员工，也应该加强对相关专业知识的了解，一些不太了解的情况可以向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咨询，一旦遇到相关的问题，要注意口径的统一性和真实性。
(二)形成日常iRm与专项iRm相结合的iRm沟通体系
日常iRm是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保持持续有效沟通的重要手段，它既要求上市公司重视iRm运作组织、沟通平台、管理手段和考核评估体系建设，也要求上市公司根据发展战略需要，与投资者保持经常性沟通联络，达到有效互动、共生多赢的目的。日常iRm与专项iRm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在股权分置改革首批试点中得到充分体现。首批四家公司中，紫江企业一直重视iRm而在机构、媒体中拥有良好口碑，其他三家公司日常iRm乏善可陈，但由于部分公司注重在单项活动中强化iRm，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先期日常工作的不足，并在股权分置改革的沟通中，初步建立起iRm的实现路径，也为以后的工作奠定基础。
(三)科学设计改革方案，与投资者持续沟通
沟通方案设计的科学性，是沟通活动得以成功实施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方案的合理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案的理论逻辑基础稳固。一个支付对价方案，不管采用历史成本法、还是目标市盈率法，不管是送股、还是付现，其逻辑要成立，要经得起推敲，要体现为获得流通权而支付对价的基本精神，否则很难说服投资者。二是方案的核心内容要简单易懂。中国广大流通股股东并非职业投资者，大多数人金融证券知识有限，对他们来说简单易懂更容易接受。
拟定的方案要持续地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尽量让投资者接受。在方案草拟阶段，公司应该在一定范围内了解和征求流通股东的意见和建议，以初步把握流通股东对改革的要求，使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不同类型股东的利益诉求。方案形成后要及时向投资者进行沟通，与方案直接相关的因素包括方案的设计原理、逻辑基础和实施方法等要向投资者沟通；与方案间接相关、但投资者决策时需要考虑的因素，诸如公司的前景、公司所处行业的景气、公司大股东的态度等也要向投资者沟通；还有与改革影响相关的因素，诸如方案实施后对双方股东的利益影响、对公司发展的积极意义等也要向投资者沟通。
(四)科学搭建沟通平台，合理利用媒体宣传
通过合理的搭建沟通平台，谋求沟通效果的最优化成为上市公司的理性选择。从各种公开信息来看，股权分置改革条件下的iRm，应充分考虑各类股东的利益，并兼顾新闻媒体、监管机构、专业服务机构等相关利益群体。由于股改沟通对象的相对分散，媒体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三一重工的“猪论”“邻居论”等让人记忆犹新，这恰恰是该公司在善用媒体资源方面的独到之处。当公司因为股权分置而受到关注时，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必然要对公司倾注更多的关心，并对与公司改革相关的信息进行大量宣传以充分满足各个层面受众的信息需求。而上市公司此时要做的，则是充分掌控媒体议题设置的主动权。
(五)合理考虑各方利益，适当谋求妥协与让步
公司机构改革方案篇2
摘要美国金融改革方案经历很长的发展过程。最新改革方案艰难实施后对不同市场参与者产生了不同的效应,虽然这次改革方案取得一些成就,但是其仍然具有一些局限性。
关键词金融改革效应局限性
美国金融改革最早可追述到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此项工作是一个长久并且艰巨的工程。美国金融改革经历了混业--分业--混业的过程,同时各个金融机构和管理部门不断地完善。美国的金融不断的改革和创新促进了美国经济不断地发展和前进。本文中最点介绍奥巴马政府最新提出的金融改革方案。
一、美国金融改革方案的发展和演变
美国历史上的金融改革方案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1933年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确立分业制度的确立;第二、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确立的混业经营制度;第三、2009年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最新金融改革方案。
1.《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确立分业经营制度
20世纪30年代前,美国的金融制度基本上是不受管制的,自由竞争是当时盛行的观点。此时,美国实行的就是一种混业经营制度。随着1929-1933年大危机对美国的金融制度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人们开始对自由竞争的金融世行抱有怀疑的态度,美国民众认为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继而,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对银行体制改革的法令,旨在构建一个新的银行制度。而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此法案确立了美国金融融市场的分业经营。它把银行、保险与证券市场分隔开来,禁止相互之间涉足对方业务。此法案标志着纯粹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诞生。后来连续颁布《1934年证券交易法》、《投资公司法》、《银行控股公司法》、《银行公平竞争法》对此法案加以补充和完善。
2.《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确立的混业经营制度
随着美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和金融环境的变迁,美国的分业制度面临多方面的挑战。新的挑战暴露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对美国银行业自由竞争与发展的限制。1999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彻底拆除了银行、证券和保险业之间的栅栏,实行混业经营。该法案的通过对全球都将产生深刻影响,这意味着在美国最早实行并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对国际金融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金融分业经营制度走向终结,并揭示了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新纪元。
3.最新金融改革方案
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投行和其他一些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等,使得美国以至于全世界的民众开始对美国的自由竞争,宽松的监管制度开始报以怀疑的态度。美国民众和政府都认为过度的放任使得美国金融市场过度的向不确定性的方向发展,监管部门的监管过度宽松导致了美国这场金融危机。民众从危急中走出来要求认清了方向,其极力的要求政府干预经济,加大监管力度。此时奥巴马政府处于金融改革是否进行和怎么进行的思考。这次美国政府的金融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的颁布和通过是经过了多轮的博弈。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金融改革方案,不仅计划扩大美国政府的金融监管职权、监管范围,提高监管标准,还将增设专门的消费者保护机构等,此项方案中的严格监管金融衍生品等条款必定对华尔街的一些大金融机构和大富豪们的利益产生影响,他们联合对抗政府,并且改革计划中的重点问题是改革金融监管机构,如果促使美联储成为超级监管者。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使之成为法律,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立法完成,这是一个艰辛和困难的过程。
二、美国金融改革的影响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颁布和出台对美国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先看一下此法案的主要内容:对资产支持证券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扩大美联储的权力,特别是由其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和对互助储蓄控股公司、工业贷款公司、信用卡银行、信托公司和“非银行”银行进行监管,其成为系统风险监管者和超级监管者;增设职能机构,保留和健全职能监管;增设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金融消费者实行定向保护监管;设立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进行监督和协调。此法案的颁布对社会上的各个机构和金融投资者都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就具体有以下方面:
1.对金融投资者的影响
此项改革方案中,重点出台一项措施--增设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金融消费者实行定向保护。其主要职责是:在信贷、储蓄、支付和其他金融产品和服务市场上保护消费者,规制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其具有制定消费者金融保护立法规则的权力。此项措施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民众在金融消费时的利益。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的根源在于风险,而风险根源于市场参与主体匮乏关键信息甄别风险概率分布,信息披露不充分和较高信息交易壁垒使消费者获取信息及其困难。因此,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能通过防范系统风险,构建合规性的制度,尽可能消除市场交易壁垒,同时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缓解信息非对称性风险以达到保护消费者权益。
同时,为了保护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的免受金融机构不当行为的影响,金融改革方案中提出更大的监管要求。新法案中要求资产不少于一亿美元的基金公司,以及差不多所有资产在1.5亿美元以上的基金公司,都需要在SeC登记,而规模小于上述企业的基金公司将受到州政府的监管,并且大小基金公司都将被要求更加详细地披露它们的投资产品、客户、交易对手和借钱交易时资金的具体用途等,这样将会降低金融机构不当行为给金融投资者的利益的损害。此法案还规定,评级机构对不准确的评级承担更大的法律责任,甚至会失去评级资格。同时,法案允许投资者以“故意或草率”地未能进行合理调查为名控告信用评级公司。
在法案规定的一系列的措施保护金融消费者,其将成为这此金融改革中最大的收益者。
2.对美国金融机构的影响
此法案中重点改革的是对美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具体有扩大政府金融监管体制的职能和权力,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系统监测和应对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风险,并努力消除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困局;限制大型金融机构的高风险投机性金融套利,并将以前缺乏监管的场外金融衍生品纳入监管视野。
此法案的颁布对美国大银行的盈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高盛分析师曾报告称,美国新金融改革法案可能令美国的大型银行利润减少13%,其中花旗、美国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受到的冲击最大;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预计这些改革措施很可能导致美国规模最大的银行在2013年利润缩水5%-20%。
对于美联储对高风险投机性金融套利产品的审慎监管,由于金融衍生品通常都是庞大和不透明的市场,美联储对场外衍生品市场颁布全面的监管规定。衍生品市场改革将大大抑制衍生品市场的过度交易。《经济学人》的数据显示:特定自营交易的限制、银行部门与部分衍生品业务的分业经营以及大量其它变化将使最大型证券公司的利润减少10%以上。
三、华尔街的应对策略
此方案中严格的限制性和监管性的条款会给华尔街的大富豪们和大金融机构产生很大不利影响。在此法案没通过前,金融行业就四处游说反对加强监管,理由是过多的监管将阻碍金融创新,过度限制和监管金融业的发展将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随着立法进程的进行,一些大银行开始举行每日电话会议,共同于商讨如何抵制政府加强对信贷违约掉期和其他衍生工具的控制。对于此法案成功通过美国美国参议院与众议员的审议实施后,华尔街的机构们也忙活起来,有紧急回避的,有设法应对的。
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都已对客户发出新的紧急通知,要求用户不要使用他们的信用评级;标准普尔、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惠誉评级近几天相继发表声明,不准在新发行债券的相关文件中引用它们的评级。
同时,为了应对新法案中给银行业带来的利润下降等冲击,美国各大银行也开始提高来弥补在降低透支额和借记卡交易费后所带来的收入损失;美国银行、富国银行等,为应对法案中对借记卡收费的新限制,开始向支票账户征收费用;而摩根大通和高盛,则开始建立他们的衍生品经纪业务,以期弥补可能会损失的利润。
同时,华尔街计划以转型来应对这次金融改革。美国媒体曾报道称,承受着资金面驱紧的压力,摩根士丹利打算在地产业收缩阵线,以减少监管法案带来成本的增加。
四、美国金融改革局限性
美国金融改革在艰难中缓慢推进,虽然监管法案取得一些成就,但其仍有一些局限性。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方案有改良无革命
对于新方案来说,其涉及面虽然广泛,但仍然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改革方案,从根本上说,本法案并没有完全颠覆以前的金融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只是1999年克林顿政府颁布的《金融现代化法案》补充和扩展,并没有打破以前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的形式,只是在以前的模式中加入“监管”这一因素。基本上说,此法案只是一个以前法律扩充和完善版本。
2.新法案中仍存在盲点
评级机构是新法案中监管的盲点。新法案中保留了备受争议的华尔街评级机构的运行模式,即债券发行机构向评级机构付费,让其给金融产品定级。这种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弊端评级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与债券发行机构进行暗箱操作,债券发行机构为了给自己债券定力较高的级别而采取金钱换级别交易,即付给评级机构更多服务费。而评级机构为了自身的业务量或者利润而与债券发行人进行私下交易等。这使得监管部门监管任务加大,并且可能出现监管不全面的问题。
3.美国金融监管未涉及到跨国金融机构海外分支机构
美国金融改革新法案中没有限制美国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的跨国金融投机和市场操纵,这正是美国金融监管所要刻意回避的内容。因为美国经济发展需要有充足的金融机构支持,本国的金融机构对外投机和市场操纵可以给美国跨国金融机构带来很大的利益,这能保证这些金融机构在新法案实施后继续有利润来源,和给美国经济带来充分的资金支持,给美国金融机构留下一片保证利润来源的空间。
美国新法案的颁布,有其成功的一面,同时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本人认为这次改革的以后实施进程中将会面临艰难、坎坷。此此金融改革的成效具体如何,还需要美国社会用实际情况来证明。
参考文献:
[1]陈柳钦.美国金融制度变迁溯源及其思考.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2]戚红梅.美国金融改革方案对金融监管模式与机构的改革.河北法学.27(11).
[3]潘彦,张银旗.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解读及启示.浙江金融.2009(12).
[4]史征.美国金融体系实质性改革即将开启.证券之星.
[5]陈刚.华尔街对奥巴马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心存疑虑.新华网.
[6]闫磊,肖莹莹.美国新金融法案生效华尔街转向“合法生意”.经济参考报.
公司机构改革方案篇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07&ZD033）的最终成果。
作者简介：郭国坚（1983-），男，福建福安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河南科技大学讲师，应用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洛阳市法学会行政法学会理事，研究方向：司法制度、法治理论、司法原理。
一、司法改革与重塑司法权威的价值诉求
追求司法权威，建立现代司法制度，是现代司法改革与变迁的核心目标。在近现代中国司法变迁的过程中，国民政府试图促成司法的现代转型，但是由于革命时期的动荡和国民党自身的局限性，司法并没有完全实现这种转型。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对法制的漠视，导致了法治发展的停滞。改革开放以来，法治的重要意义得到重新认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国人心中的共同目标。随着法治的受重视，司法权威的价值诉求得以重新展开。加之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对法律稳定性和司法公正的追求，都为司法的权威提供了动力和资源。近10年所提倡的司法改革无疑受到了这种影响，从历届最高院的工作报告和改革纲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线索。但是，传统因素、革命时期司法观念、现有的制度体系束缚仍在，中国司法在实现权威的过程中依旧困难重重。前任最高院院长肖扬曾指出，司法在运行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司法独立和监督之间没有理顺，司法腐败、领导的批示、请托、媒体的监督、人大的监督等等审判的外部力量的干预导致了“司法自觉能力与司法约束责任的双重缺失”。[1]
进入21世纪，一方面，由于改革导致的道德意识的淡漠和利益的诱惑，法院腐败及滥用职权现象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法院的职能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转移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这种以目的和政策为导向的指导思想使法院在面对经济诉讼时难以保持中立。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随着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以及法治改革和司法改革的展开，如果一味地强调权力的统一，可能有损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于是司法独立、权威的说法自然而然地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
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结构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司法的权威。从启蒙时期开始，有限政府、权力的分立、分权制衡、强调司法独立权威的观念逐渐形成，并成为各国政治机构的理论基石。从制度实践上看，奉行司法权威的国家往往在宪法层面规定了司法独立的原则，我国也不例外。我国宪法规定：司法机构由人大产生并对立法机构负责，法官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构、其他个人团体的干涉。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监察机关有监督司法机构的权力。这些规定表明司法机构并未独立于人大（西方意义上的议会）、党的领导，而是奉行人大至上基础上的独立。从权力分立和制衡的角度上看，虽然我国在国家权力之间设置了相应的机构、人员的分离，但是并没有制衡的意味，而是强调权力的统一即人民是至高无上的，而人民由最高选举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所代表，那么一切国家的权力皆应当集中于该机构。在这一意义上，法官也并非独立于人民和最高立法机构。因此，在中国场景下，审判独立而非司法独立的进程和改革得以展开。
回首司法改革过程，法院以落实公开审判、独立审判原则为主要内容，不断深化审判方式的改革。强化合议庭和法官职责，建立符合审判工作特点和规律的审判管理机制;以加强审判工作为中心，改革法院内设机构，使审判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力量得到合理配备;健全各项监督机制，保障司法人员的公正、廉洁;对法院的组织体系、法院干部管理体制、法院经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最高人民法院也对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改革，“要求改革审判委员会的成员结构，确保高水平的资深法官能够进入审判委员会。改革审判委员会审理案件的程序和方式，将审判委员会的活动由会议制改为审理制;改革审判委员会的表决机制。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和一些地方法院相继颁布了改革实施意见，并付诸实践。”新措施包括最高法院审委会设立刑事和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高级、中级法院根据需要设立专业委员会;审委会讨论案件必要时必须旁听庭审、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审委会必须积极推行直接审理案件等。随之而来的改革措施无疑就是使审判委员会脱离行政化的指令模式，让经验丰富的专业法官来主导案件的审理，并深入到审判过程中。在保证法院内部审判独立的基础上，司法独立的外部关系也逐步展开。尤其是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发生转变，确立了法院独立审判的宪法原则，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防止行政机关、个人、团体对审判的不当干预。如此等等，都可以看到中国司法正在克服固有制度、体制的束缚，努力实现司法权威。
然而，独有审判独立，仍难以解决司法权威的问题。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下，法院独立审判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依旧面临着在保持中立、独立的同时，如何回应社会的需求的难题。作为审判者的法官在面临立法缺位、立法漏洞之时，如何进行裁决，如何有效地弥合大众对司法的期望，成为司法面临的又一困惑。在全球司法权扩张的时代，中国司法改革要走出困境，重塑司法权威，不仅要从制度上构建有效保障司法权威的审判机制，重新定位司法权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功能，更需要在面对个案之时，以积极能动的方式回应社会需求，通过个案的正义，从而达至司法的公正、权威。
二、审判独立与司法权威
从学者们在司法独立方面的认识和制度现状看，至少还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其一，从分权制衡的观点来看，西方法治发达社会谈论司法独立，都是基于个人自由和三权分立的前提预设，而在我国政治体制下，司法独立与现有的体制是否可以兼容;其二，我们常常在学者的研究中能看到司法独立的提法，但是从宪法的规定看，仅仅规定了“审判独立”，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审判独立是否能够和司法独立等同。
从法理上分析，在司法独立的基本原理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其一，由社会学者所倡导，其认为司法的独立是与社会分工增加、社会生活复杂化的趋势相一致的应然命题。[2]这种观点认为司法的独立是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而不是像近代启蒙思想家所说的那样，是基于人的理性和自由的必然结果。[3]270其二是启蒙时期学者倡导的权力分立学说：政府机构应分割成三个部分――立法机关、执行机关、司法机关，在这种机构分立的背后是对政府职能的三种类型的理解。政府的三个部门应当相对分离且由不同的人员来组成，而且这些人员之间不能有所重叠;在机构、职能、人员分离的背后，政府的每个部门对其他部门构成一种限制。[4]因此有限政府，或曰限制政府的政治自由观点就构成了权力分立学说的基础。
当然这种公式化的有关司法独立的原理有许多疑点，法官遵循的法律并非中立或者对提交他们的有关法律权利或者义务的纠纷可能并非给出机械呆板的答案。正如马丁?夏皮罗提醒我们的，法官在运用法律解决纠纷过程中，常常是在造法。我们知道法官提供有关法律的权威性裁断，而权威性的裁判本身需要获得政府的强制性力量的支持，法官在这种意义上是国家的功能性的分支，国家的其他职能部门使它的体制得以确立、维持、保护。因而，他们得自于其他机构的权威只能是非中立的，并且这还不是全部，法官的工作是基于他们之前的司法经验和从属关系，并且这种影响极不容易被摆脱。在历史上，分权学说也并不能保证司法的绝对独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权力机构之间还需要相应地制衡，也就是将立法的审判权力交由司法机构而不仅仅是在国家权力之间进行划分。在美国联邦宪法颁布之时，虽然建立了权力分立的政治体制，但是制衡的权力尚不充分。联邦党人认为司法在国家权力机构之间是最弱的一个部分，它既无强制又无意志，只有判断。为了防止其他机构对法官权力的侵蚀，联邦党人建立了法官的薪俸保证和身份保障制度，法官的薪俸不得随意的克减，在职期间，法官只要行为正当就应该继续任职。通过确立身份保证和职务保障制度，保证了法官能在行为上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直到马歇尔法官通过马伯利诉麦迪逊案件，才确立了立法的宪法审查权力，由此司法通过违宪审查制度才获得了制衡的权力，分权制衡的机制使得司法获得真正的制约公权力的武器。
司法包涵了政治的因素，但也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独立，我们希望法官享有高度的自治和权威是为了法官能够独立思考而不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当然仔细思考我们也会发现，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司法公正之间并不能完全等同。法官独立思考和做出裁判的能力并不因为法官或者司法在外部关系结构中获得了高度的权威而自动生成。同样在司法权威普遍建立的国家，也存在着法官不能独立行为的例子。换句话说，司法自治和权威的建立并不能完全保证法官的行为能够独立行使，并公正地做出裁判。但是，一个合理的政治原则不应该被抛弃，仅仅因为它无法完全实现。政治家相信自由民主可以来指出应该保持何种独立，在这种意义上，司法独立是其中的一个原则。这些概念在其否定性的意义上是容易处理和辨识的。正是这点，在独立缺失的地方也是制度合法性受到破坏的地方。另外司法独立本身并非一种终极的价值追求，而是一种工具性价值，其目的在于维护另外一些价值即审判的公正性和权利的保护。司法独立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化的约束，避免国家权力机构对于个人权利的侵害，并保证在裁判过程中，法官中立、客观地裁判案件，不受外部干预包括来自于个人、其他权力机构的压力。
如果我们仅仅把司法独立与某种法律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捆绑在一起，那么在思维上就是封闭的。在思维的封闭和开放上，我们应该立足于开放。司法独立与社会政治是论证的结果，而非展开论证的前提。考虑到当今世界具有不同宪政架构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奉行司法独立原则的实践，我们更应该认真地思考司法独立与中国宪政框架如何切合的问题。[3]272
另外如果仅有审判独立的概念，在制度设计上没有相应的保证，不仅司法独立无从谈起，审判独立恐怕也可能成为问题。中国的审判独立概念，确实与国际上通行的司法独立的概念之间相距甚远。德国学者曾将司法独立列举为八个方面的内容：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独立于上级官署;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党;独立于新闻舆论;独立于议会;独立与国民喜尚;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5]我国审判独立的概念仅是从宪法上规定了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不仅如此，司法的独立还和一整套的制度设计相结合，包括权力的分立制衡、法官的身份保障、法院的设置、法官的选任、内部审判组织的结构等等，因此我国在实现审判独立到司法独立的转变上，任务仍然艰巨。当代司法改革已经日益深入到体制改革的层面，已经不是工作机制上的简单改革，而是涉及到司法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权能的重塑问题。司法权地位的凸显是在法治国家的背景下生成的，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和进步，司法在保证公民诉讼权利、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方面的功能愈益突出，而这种功能的实现与司法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并不相称，因此司法在功能的实现上表现出了普遍的资源和能力不足。[6]
三、法官的选择与司法权威
法官采用何种方式来回应公众的诉求，有效地解决纠纷，在选择的背后又隐含了怎样的理念和制度设计，这些都决定着司法是否能在公众面前扮演权威的角色。在现有的制度设计和框架体制下，法官对案件的受理和裁判，与公民的诉权保障息息相关。在面对疑难案件之时，法官更愿意保持一种克制和保守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案件。我们不能期望法官都能像德沃金所言的“赫拉格里特”式的法官，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法律的意义脉络。法官同样也是普通人，我们不能保证法官在面对法律疑难或者带有很强的政策性案件中，能够排斥所有的内外部压力。法官同样关心这些案件一旦受理，如何能确保判决的可接受性，包括对于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当事人，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法官宁愿选择一种保守的做法。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各种不可预料后果的产生。如果在两难的情况下法官受理了案件，法官势必会在现有的法条形式下求索。我国的法律如民法中也规定了相应的选择机制，允许法官在案件判决中，运用相应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规则。如：公序良俗、平等保护、公平正义等等，还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依习惯、无习惯依道德的推理模式。但是这样做也存在危险，由于抽象性的规则本身具有不确定的因素，如果以这些原则来解释法律，势必影响到法律的稳定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法律的解释权并非属于法官。
那么制度演进的逻辑就会变成法官如何来处理这一棘手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除了采用简易程序的以外，法官大多采用合议庭的模式来审理案件。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是否能够独立地审理案件就成为疑问。在科层制形态下，这种案件就可以通过诉诸上级机构来加以解决。从中国的情况看，疑难案件会先提交审判委员会审查，这样法官就可以避免决定对个人带来的压力。另外，法官也可以请求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获得更高一级权威的确认。我们知道，在中国司法运作过程中上级法院实际上拥有对下级审判机关的业务活动进行指导的权力。于是在科层制组织中，案件层层上报的情况就由此产生了。尽管学者经常诟病审判委员会或者下级机构对上级机构的请示，但是在实践中，行动中的法官却利用这种官僚等级机制来获得更高权威的确认，以使其在审理案件尤其是疑难或者涉及政策问题的案件中获得可供利用的资源，以期有效地防止对当事人诉权造成的损害。还存在一种制度设计，也就是诉诸宪法的保护。一般地说，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社会的、行政的手段解决，如果认为解决不当，可诉诸法院，通过普通的司法诉讼程序请求保护和救济，诉讼还有一审、二审救济保障。普通司法诉讼作为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一个重要的途径，的确有其先进的制度理念，所谓“无救济则无权利”。但在司法现实中，由于普通司法诉讼机制的运用一般只针对具体的权利行为，同时又表现为个案，所以依赖普通的司法诉讼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救济虽重要，却有限。
从审判实践上看，面对疑难案件的审理，出现了各种应对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种：（1）通过诉诸上级机构来加以解决。从审判委员会到上级司法机构直至最高司法机构，这也是科层制下所允许的制度。（2）通过政府机构、人大的力量来寻求解决。（3）借助民意，为自身的裁判寻求合法的支持。（4）通过调解、协商的办法，尽量采用调解、说服的方式来化解矛盾，解决纠纷，避免纠纷的升级，危害社会的稳定。（5）通过宪法的司法化来保障公民诉权的有效行使。这些做法尽管在法院回应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案件的审批和上报制度、寻求政府机构和人大的沟通和帮助，被认为是影响司法独立的最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对民意的屈从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民意具有双重性，在屈从民意的过程中，难免损害到法律系统的稳定性，这在泸州案件和刘涌案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结果是程序正义让位于实体正义，道德审判代替了法律的作用。相比之下，运用宪法的司法化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这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得法院功能的扩张。尽管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由于中国并非实行判例法的国家，没有遵循先例的传统;司法解释更不能替代立法;而且以这样能动的方式来行使裁判权，在中国场景下，恐怕是很多法官所无力采用的。
四、转型社会背景下司法权威的重塑
中国司法面临的种种问题是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场景下发生的。一方面，我们期望国家治理的正当化过程能逐步地消解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在司法的变迁过程中，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机制来适应变迁的需要。
公司机构改革方案篇4
关键词：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电力产业
中图分类号：F4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6）12（a）-0225-03
1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及其弊端
上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始于2002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其核心“厂网分开、竞价上网”。
“厂网分开”指的是重组原国家电力公司所属的发电资产和电网资产，形成五大发电集团（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和两大电网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竞价上网”指的是包括五大发电集团在内的所有发电企业按照政府定价的上网电价，把电力售卖给电网公司，电网公司再通过其所属的配电公司依照政府定价，把电力销售给终端用户。
如图1所示，老电力体制的特点为：（1）输电和配电业务一体化，共同组成电网公司；（2）电网处于电力的独家买方和独家卖方的市场地位，具有完全的市场势力；（3）上网电价和终端电价实施政府定价，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2015年3月15日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新电改方案》）中，明确提出老电力体制具有交易机制缺失，无法形成市场化定价机制，电力规划偏差较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面临困难等弊端。
22015年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
2.1总体思路和改革要点
《新电改方案》改革总体思路为“管住中间、放开两头”，如图2所示。“管住中间”指强化电网和传统配电业务的电网企业社会责任；“放开两头”是指放开发电侧和售电侧的市场直接交易，售电公司从发电企业市场化交易购买电力，再通过电力销售市场卖给消费者。
《新电改方案》的改革要点为“三放开”“一独立”“三强化”和“深化研究”。
（1）三放开。有序放开输电和配电环节以外的市场交易电价；有序引入社会资本放开配电和售电业务市场准入；除了公益性和调节性电力保留发用电计划，其余电力计划有序放开。
（2）一独立。指电力交易机构的运行规范和独立。《新电改方案》的关键是电力的交易行为和电力输配相区分，交易行为独立于电力输送，这是打破电网垄断的基础性制度设计。
（3）三强化。强化政府监管，强化电力统筹规划，强化电力安全、高效和可靠。
（4）深化研究。深化对区域电网建设的研究，深化对适合我国国情的输配体制研究。
2.2新的电价形成机制
《新电改方案》推出的新的电价形成机制为：电网退出电力购销环节，电网只承担电力运输和配送，并收取相应输配电m用即“过网费”，电力交易价格由发电方和售电公司自由商定。电力价格计算公式为：
用户购电价格=电力市场交易价格+输配电价（含线损）+政府性基金
在新的电力价格形成机制下，用户购电价格由3个方面因素决定。
（1）市场化的电力交易价格。
发电厂自由进入、售电公司社会资本自由进入，形成发电生产和销售的竞争性市场。消费者再通过自由选择，选择售电公司购买电力。电力交易价格政府不再干预。
（2）输配电价格（过网费）由物价部门进行管制。
输配电价格计算公式为：输配电价格=准许成本+合理收益
准许成本指电网的各种人力物力投入，合理收益指电网投资的资本收益。准许成本的范围，合理收益的计算，由物价部门负责核定。过网费由物价部门分电压等级向社会公布。
（3）政府性基金。
电力的政府性基金由公共财政部门确定。
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电改方案》中，上述电价形成机制是针对工业、商业用电而言，对于居民、农业、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用电，将继续执行政府定价。
2.3新电改配套文件的进一步政策
《新电改方案》的6个配套文件①，对电改的实施做了进一步说明，其要点包括如下内容。
2.3.1电力交易机构
电力交易机构是为市场服务、接受政府监管的非营利组织。
电力交易机构的组织形式有：（1）公司制交易机构（由电网控股、第三方机构及发电企业、售电企业、电力用户等市场主体参股）；（2）电网子公司交易机构；（3）会员制交易机构（由市场主体按照相关规则组建）。
电力交易机构可分为区域交易机构和省（区市）交易机构。（1）区域交易机构包括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依托国家电网组建）和广州电力交易中心（依托南方电网公司组建）；（2）各省（区市）均可组建电力交易机构。例如上海在电改试点方案中建立上海电力交易中心。各交易机构和交易市场不是孤立存在的，政策力求推动交易市场间的融合。
2.3.2售电公司
售电公司向社会资本完全开放。发电公司及其他社会资本均可投资成立售电公司。拥有分布式电源的用户，供水、供气、供热等公共服务行业，节能服务公司等均可从事市场化售电业务。
售电公司分3类：（1）电网企业的售电公司；（2）社会资本投资增量配电网，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司；（3）独立的售电公司，不拥有配电网运营权，不承担保底供电服务。
售电业务达成完全竞争格局。电改配套文件要求，同一个营业区可以有多个售电公司（只能有一家公司拥有该配电网经营权，拥有配电网经营权的售电公司提供保底供电服务），同一售电公司可以在多个区域售电。
2.3.3社会责任
电改配套文件提供了两项重要的社会责任保障制度。
（1）优先购电制度，用以保障无议价能力的用户用电。农业用电、重要的公用和公益事业用电、居民生活用电，按照政府定价优先购买、优先保障，不参与限电。
（2）优先发电制度，用以保障清洁能源发电优先上网。纳入规划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优先发电，按照政府定价优先出售电力电量。为保障电网的运营安全，调峰调频电量也纳入到优先发电制度中。
2.3.4电力市场体系建设
对于原有的发电和用电计划逐步削减，竞争性环节电价不断扩大，直接参与交易的市场主体范围和交易规模逐步扩大。逐步建立跨省、跨区电力交易机制。
整个电力市场由中长期市场和现货市场构成。中长期市场交易日以上电能量交易（年、季、月、周）。现货市场主要开展日前、日内、实时电能量交易。
未来逐步探索开展电力期货交易、电力容量市场交易和电力衍生品交易。
3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带来的电力产业新格局
自2016年以来，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在各省逐步落地，截止到2016年10月国家发改委表示，全国21个省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开展电力体制改革试c。以改革促发展、释放改革红利，是中共十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随着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全面实施，电力产业将出现重大变革。
3.1电网回归社会责任本位
新一轮电改，把电网从买电、卖电的电力经营者转变为纯粹的电力运输者。而输配电价格也是有明确的规则进行监管的。这无疑使得电网回归公益的本位，电网将更加注重电力传送的安全、高效，注重对电网更新改造和科技研发。
电网回归公益使得发电侧的利润得以释放，电力终端价格也不再受到电网利润的推高，大企业用户可以直接向发电厂购电，整个电力行业的利润分配得以改善，形成新的产业激励机制。
3.2发电侧资源配置得以优化
在传统体制下，发电厂设在哪里、装机容量多少、上网电价高低，都受到电网和相关政府部门管制，发电资源的配置充满了计划经济的色彩。这导致发电侧资源长期得不到优化配置，一些地方发电量严重不足；而另一些地方却出现发电容量空转和风力发电弃风的现象。
《新电改方案》的重大意义在于，发电企业可以自行选择销售目标，只要在发电成本的基础上，加上过网费和政府基金，如果能有利润就可以发电。发电企业甚至可以自己成立电力销售公司卖自己的电。在这种格局下，发电侧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桎梏，优化了我国电力装机容量的区域配置，提高电力资产的效率。
3.3售电侧成为社会资本新舞台
《新电改方案》彻底打破供电局独家垄断销售电力的格局，一方面允许社会资本投资增量配电业务；另一方面售电公司准入几乎市场化。在这种背景下售电侧将迎来大量社会资本进入。例如，截止到2016年9月重庆市审批和公示了共8家新进入的售电企业，其中3家是国资背景，这8家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在2亿元左右。
社会资本进入售电侧会全面激活售电服务市场，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智慧电力等技术革新售电服务，使得电力产业的服务属性得以提升。
3.4绿色电力能源获得制度性支持
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成为我国急需大力发展的绿色电力能源。在传统电力体制下，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企业由于没有销售权，只能把电卖给电网，行业发展必定受到制约。
《新电改方案》一方面赋予了绿色电力企业销售自，无疑提升了其资产价值；另一方面，保障清洁能源发电优先上网的优先发电制度，从交易规则上支持绿色电力，确保绿色电力尽产尽销。2017年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将全面启动，绿色电力企业不仅可以在电力市场上获取电力销售收入，同时可以销售碳排放指标获取收益，从而迎来跨越式发展的机遇。
参考文献
[1]周一粟，.试论国际电力体制改革经验与对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启发[J].改革与开放，2013（10）：28-29.
[2]丁军策.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对调度计划管理影响分析[J].广东电力，2016，29（6）：1-4.
[3]杨宁.关于深化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12）：194.
公司机构改革方案篇5
论文摘要：美国最新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进入新的时代。此次改革的核心在于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对金融系统风险的防范。为此，方案采取了七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其中多项措施与金融控股公司的业务息息相关，因此此项改革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势必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此次改革对金融控股公司影响较大的内容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阐述，指出了这些改革对金融控股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为这些金融机构应对这一变革提供了参考。
美国当地时间2010年7月21日，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进入新的时代。这份金融改革法案全称《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此次改革的核心在于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对金融系统风险的防范。为此，方案采取了七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其中多项措施与金融控股公司的业务息息相关，因此此项改革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势必产生重要影响。中国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的主要模式便是金融控股公司。由于美国在世界金融领域所处的领先地位和所起的标杆作用，其改革将逐渐影响和扩展到世界范围内。其对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影响值得中国的金融界关注和思考。下面就这些改革措施可能对金融控股公司产生的影响做初步的探讨。
一、改革现有金融监管机构，坚持分业监管的原则下调整现有监管机构，强化系统性风险的协调监管并突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新法案将建立由9家金融监管机构首脑组成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主要职责在于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新法案还设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这一新的监管部门，对向消费者提供信用卡、按揭贷款等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该机构设在美联储系统之内，但具有独立的财务和监管权力，局长由总统直接任命。法案规定，撤销美国储蓄机构监理局（ots），将其职能合并至货币监理署（occ）。在新法案下，美联储的监管权力得到扩大，除银行控股公司之外，凡是可能影响到金融体系稳定的大型金融机构，如大型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都将进入美联储的监管范围。此次美国监管改革增设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由9家金融监管机构首脑联合组成，既充分整合利用了现有的监管资源，避免资源浪费和机构冗余，又实质性地加强了对金融系统风险监管的协调能力，也切实加强了对实行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效能。在美联储内设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主要职责是保护消费者金融利益，对于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金融产品进行监管，而不仅限于传统银行业务，这对于从事多种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金融控股公司也将产生很广泛的影响。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势必对金融控股公司金融产品创新做出更加严格的风险控制，制定一系列的防范和弥补消费者损失的措施，这将限制金融控股公司的金融创新并提高其经营成本。
二、完善危机处置机制，解决“大而不倒”问题，为濒临破产，影响到金融系统稳定的大型金融机构完善了退出机制，防止转嫁损失，保护纳税人的利益
主要内容包括：一、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建立有序清算机制，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进行清盘，股东及无担保债权人将承担相应损失。二、对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实施的所有应急借款计划进行一次性审计。限制美联储的应急借款权，即不允许美联储向私人公司发放紧急贷款，所有贷款计划均需要获得美国财政部长批准方可实施，并禁止破产公司参与紧急贷款计划。三、通过向大型金融机构征费建立“清算基金”，用于对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的破产清算。
这次金融改革规定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建立有序清算机制，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进行清盘，股东及无担保债权人将承担相应损失，而不是再由纳税人买单。同时限制美联储的应急借款权，不允许其对私人公司发放紧急贷款，禁止破产公司参与紧急贷款计划。此外，还要向大型金融机构征费建立“清算基金”，用于对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的破产清算。为更好保护投资人和债权人利益，金融控股公司必须进一步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摒弃对政府救助的依赖心理，并且要缴纳清算基金费用，这将使得金融控股公司的投资计划趋向保守，运营成本增加。
三、引入“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提高对金融机构自营行为的限制，监督高管薪酬，抑制金融机构经营风险过度行为
“沃尔克规则”由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沃尔克提出。其内容主要包括：限制银行和控股公司从事自营性交易；限制银行拥有或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其投资总额不得超过银行一级资本的3％；为了避免利益冲突，禁止银行做空或做多其销售给客户的金融产品。在高管薪酬问题上，为股东提供更多的话语权，包括使用人参与董事选举、拥有不具约束力的投票权，即对管理层薪酬有建议权，但不构成强制约束等；要求董事会下的薪酬委员会完全由独立人士组成；允许监管机构强行中止金融机构不恰当、不谨慎的薪酬方案，并要求金融机构披露薪酬结构中所有的激励要素；对上市公司基于错误财务信息发放的高管薪酬，美国证监会(sec)拥有追索权。
四、加强对场外交易金融衍生产品和资产支持证券的监管，防止银行机构通过证券化产品转移风险
该法案特别加强了对场外交易(otc)衍生产品和资产支持证券等的监管，主要内容包括：将大部分场外金融衍生产品移入交易所和清算中心；要求银行将信用违约掉期(cds)等高风险衍生产品剥离到特定的子公司(银行可保留常规的利率、外汇、大宗商品等衍生产品)；对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公司实施特别的资本比例、保证金、交易记录和职业操守等监管要求。为防止银行机构通过证券化产品转移风险，要求发行人必须将至少5%的风险资产保留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场外金融衍生品被纳入交易所和清算中心，加强了对这些衍生品的监管，提高了其成本，对于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是一种约束。金融控股公司将高风险衍生品剥离到特定的子公司，并对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公司实施特别的资本比例、保证金等监管要求，并要求发行人将至少5%的风险资产保留在其资产负债表上，这些都将极大地限制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和经营成本，抑制过度金融创新行为。
正如很多学者所说，美国的金融改革的效果还有待时间检验，因为一系列的配套细则还没有制定和实施。很多措施对金融控股公司都有着很强的针对性。金融控股公司应该及时的因应这一改革趋势，调整经营策略，以避免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的金融控股公司与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程度和形式都有较大差别，例如金融创新方面，美国存在过度问题，而中国则是创新不足。对于美国的金融改革，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应当加以辨别，吸收和借鉴其中的积极因素，对于美国金融改革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应提前制定应对策略。提高自身在国际金融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公司机构改革方案篇6
要继续发展资本和产权交易市场。完善股票发行管理体制，健全市场退出机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全面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做好建行中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完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与内控机制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之间以及同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机制，加强产业政策、信贷政策与银行监管政策的配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日前了《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推进200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 》，对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提出指导意见。《意见》明确，继续发展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是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要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意见》指出，要继续发展资本和产权交易市场。完善股票发行管理体制，健全市场退出机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改革企业债券发行审批方式，修订出台《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制定和完善债券发行、交易、信息披露、信用评级等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资产抵押、信用担保等偿债保障机制。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审慎扩大交易品种。规范发展产权交易，清理现有产权交易机构，抓紧制定相关法规，加强对产权交易行为的监管。积极探索和完善统一监管下的股份转让制度。
《意见》明确，要深化金融、财税、投资、价格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认真做好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股份制改造试点。以完善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为重点，加快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出台政策性银行条例，合理调整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加快政策性银行改革。完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与内控机制。改进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业绩考核办法，建立科学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机制。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之间以及同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机制，加强产业政策、信贷政策与银行监管政策的配合。落实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制定配套实施办法；改革项目审批制度，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真正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政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核准，其他项目均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
《意见》还明确，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加快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积极推动企业重组、联合、兼并和转让。对投资、粮食流通、电力、电信体制等改革方案已经明确的领域，要加紧组织实施或进一步深化；对目前难以出台改革方案的，要继续研究、创造条件或通过组织试点等办法，尽力向前推进，争取尽快出台改革方案。对一些涉及面广、触及利益层次深、风险大的改革领域，要按照国务院的部署， 积极组织好各类试点，积累经验，逐步推广。
公司机构改革方案篇7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执法犯法、权大于法、徇私枉法、这些与法制社会格格不入的名词在中国社会却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些现象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因“司法腐败”。这是目前中国社会倍受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司法现状的不满以及对司法公正的强烈向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司法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司法改革最基本也是最迫切应该解决的是“司法腐败”问题。进行司法改革，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本文认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重点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方面：（一）司法体制的改革；（二）继续法官职业化改革；（三）审判方式及监督机制的改革；（四）建立直属中央的司法监督机构。（五）建立人民参与监督机制。
“司法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倍受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司法现状的不满以及对司法公正的强烈向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司法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司法腐败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司法公正和法律所代表的正义。自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来，全国法院系统掀起了积极探讨法院改革各项措施的高潮。北京市法院系统明确提出了“健全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建立公正、公开、高效、廉洁、运行良好的审判工作机制，在科学的法官管理制度下，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改革目标。党的十五大更加明确地提出：维护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及时的秩序保障，并最终促使法治理想的实现。司法机关关于司法改革的迫切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来自于社会对司法腐败的强烈不满，而司法腐败的大量出现除了有司法机关内部的原因以外，来自于外部力量的干预、影响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正是内外两种因素导致许多案件的长期拖延、久拖不决和处理结果的不公正。因此，要消除人们对司法的不满，就有必要进行司法必革。
二、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
要进行司法改革，就必须设定一个改革的目标，目标就是方向，只有预先确立了目标，才能围绕着这一目标设计出各种相互协调、相五配套的制度。没有目标，司法改革就不可能有一个中心，也就不可能会有总体的规划。那么，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什么？是司法公正、还是司法独立，抑或是公正与高效？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学者们主张各异，本人认为不能解决司法腐败问题一切皆无从谈起。从司法活动存在的根本分析，之所以存在司法，就是因为需要恢复在现实中遭到破坏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司法是整个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腐败是造成司法不公的根源，因为当前出现的司法腐败而导致司法不公现象已经使整个社会对司法的不信任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司法腐败问题是司法改革的基本任务和目标。司法改革包括制度、程序、体制的改革以及建立现代司法制度。有必要指出的是，提高司法效率也是司法改革应当达到的目标，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效率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不可能存在没有效率的公正。实践中有的案件可以被拖上十年、八年，这样即使最终的处理结果符合法律的实体性规定，可是谁能说权利人在这样的案件中获得了公正的审判呢？“延误的正义就是抹杀正义”，拖沓、延误所得到的结果根本不能被称为公正，不管其与实体法律的规定多么相符。那么，司法独立能否成为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呢？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许多司法不公的案件都与来自地方或者部门领导的干涉有很大关系，而地方领导为什么干预司法公正呢？说到底还是为了谋求私利而导致的腐败引起的，也应该归属于司法腐败的一种。而从司法独立的国际性标准来看，司法独立是一项基本的司法准则，由此是否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司法独立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呢？从历史发展沿革和实践运行来看，司法应当独立的原因在于要保证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司法人员在不受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依照法律作出公正的裁判。只有在司法廉正的前提下谈司法独立才有意义，司法独立只是确保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保障制度而已，所以司法独立的要求便不再具有单独存在的正当根据。司法独立自身尚无资格成为指导和统率司法改革全局的目标。
因此，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彻底解决司法腐败，除此之外的某些具体的制度设计都应当是围绕着如何解决司法腐败来进行的。
三、我国司法改革的重点
当前，我国要解决司法腐败问题就必须在司法改革上下功夫。本文认为，司法改革的重点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司法体制的改革
我国1987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该项规定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保障，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宪法原则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切实遵守。我国的司法独立与国际上公认的司法独立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有关人员对司法公正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多年来，一些部门领导干预、社会团体干预、地方保护主义干预，甚至个人干预的现象一直难以消除。之所以如此，除了一些个别人滥用权力的因素之外，究其原因是我国司法体制的问题。
本文关于司法体制的改革主要包括现有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财政体制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目前，司法机关实行的领导体制是，各级司法机关受各地党委领导。这种领导体制不符合司法独立原则的要求，因而很多法律界、学术界人士提出了不少改革设想，其中主要有以下两种设想：第一种设想是改司法机关地方党委的领导为上级党委的领导；第二种设想提出，为了改变目前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的现状，应当打破现行按“行政辖区”设立司法机关的做法，实行按“区域”重新设立司法机关。目前，多数学者对第二种设想持赞成态度，本文认为，按“区域”重新设立司法机关的设想虽然很好，但目前在我国是否具有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考证。
根据现行的财政体制，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各地方政府财政。这种经费体制不仅造成各地司法机关经费多少不一，而且导致司法机关“严重地方化”，出现地方保护主义。要消除这些现象，必须对司法机关的经费供应体制进行改革，以确保司法机关有充足的经费，为此，司法界和学术界也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主要有：1、司法机关的经费由上级管理，统一由国家开支，地方不再负担。2、司法机关的经费实行中央和省两级管理的体制。13、司法机关经费保障体制的改革应当从实际出发，目前可先实行省级司法机关编制计划，报省级人大批准后，逐级下拨给各地机关，待条件成熟后，再实行全国司法机关的经费统一由中央财政预算。本文认为第三种建议比较可行。
司法机关的人事任免制度也应予以改革。司法机构的主要人事任免权应由人大统一行使，不受行政的干预，力避行政对司法的不当介入。同时应赋予司法机构对下级司法人员的一定的人事权力。2
（二）继续法官职业化改革
孟子曾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官的好坏、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司法公正的实现，因为他们手中握着“惊堂木”，决定着官司的胜负。对于中国目前法官的现状，是颇令人担忧的。目前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严重干扰了法官队伍的建设，影响了它的运作和机制。一部分法官政治水平低，社会责任感不强，随波逐流；一部分法官业务素质差，执法水平不高，服务观念差，把审判权当作特权，放任使用，为了攀富比贵，办理“三案”（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贪赃枉法，枉法裁判。“官司一进门，两头都找人”，可以说，这就是我国司法现状的真实写照。过去所说“有理走遍天下”的人，现在也害怕了。因为他们怕“歪嘴和尚”给他们的官司判输。北大陈瑞华教授说“中国的法官令人尊重不起来”，3指的主要是法官的素质和腐败问题。这是目前司法不公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具体表现。
法官是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法官代表国家独立行使司法权，其一言一行直关系到广大公民的切身利益和安危荣辱。凡是采取司法独立原则的国家，无不把保障法官的独立地位作为审判独立制度的基石，法官独立是审判独立的本质要求。审判独立，实质上就是法官独立，这已成为国际公认的重要司法原则。国际法学家学会在第一次世界司法独立大会通过的（司法独立世界宣言）和联合国拟定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等国际文件中均有规定：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者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决。法官在作出判决的过程中，应独立于其同事及其监督，任何司法体系或者不同等级的司法组织，均无权干涉法官自由地宣告其判决。
法官的这种极端重要性，要求贤能者任之，职业化是对我国全体法官的首要要求。这就要求法官具备：1、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2、执业所需的经验和技能。
在职业化的基础上还必须进一步要求法官（特别是最高法院的法官）的精英化。精英化是职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比职业化更高的要求。精英化要求法官必须是法律精英，一方面，即是法律专家又是道德品质高尚的贤者；另一方面，法官的数量要少而质高。
为实现法官的职业化，需要：1、以司法统一考试为基点，严把法官入口，建立完善法官遴选、培养、考核和升迁制度。2、要保障各级法院的法官是职业型法官，对他们的法律职业经历年限以及学历应该作出明确规定。3、让法官从非司法事务中脱身、专事司法工作，相应给法官配备适当的辅助人员。
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法官的职业化和精英化方面，在经济发达地区应尽快加以实现，将其作为近期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而在边远农村等经济落后地区，应尽快创造条件提高法官的素质，但可暂时不把法官精英化作为近期改革目标，待将来经济发展后再作考虑。
总之，中国的司法改革必须在法官的素质方面下很大功夫，尽管我们可以以各种形式加强对法官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建立一个既具有丰富法律知识和理论，又具有相同法律信念和理念，并能够自觉接受法律精神约束的法官队伍。
（三）审判方式及监督机制的改革
首先，改革现行审判方式，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名为审判集体负责制，实为无人负责的状况。取消内部层层审批的制度，切实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三大诉讼法的规定，贯彻落实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的独立审判权。取消案件审理中承办法官向本庭庭长、副庭长汇报案情的多余程序，取消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要给主审法官以应有的独立审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独立地负起责任，唤起每一个法官对司法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改变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审委会可以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指导机构，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
其次，公开审判活动要贯彻全过程，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必须坚持和完善公开审判制度，并且贯彻在审判的全过程。如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提前公告，案件判决应一律公开宣告。要公开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就应当公开所有的案卷，以增加司法行为的透明度，避免暗箱操作。办案质量和效率应贯彻在司法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包括从立案、审理、判决到执行等各个环节。另外，应进一步提高律师在司法活动中的地位，尊重律师的权及其抗辩权，充分认识到律师在审判及整个诉讼活动中对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以及对我国法制进程的推动作用。
第三，改革判决书的框架。判决书不只是诉讼程序的反映，而且是理的载体。各级法院都应当改变传统的司法文书制作方式，注重判决部分的说理和推论。法官应当对自己采纳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理由和推理过程做出具体说明，从而使在法官头脑中完成的裁判活动公诸于众，提高审判决策的透明度，以便民主监督，让专家和公众评价。
第四，在司法活动中加强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在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中，新闻舆论对于司法活动都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与不可阻挡的监督作用，这种作用的结果虽然会影响到个别司法机关的威信，但在总体上，新闻监督对于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将起着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从而在根本上树立司法机关的良好形象。因此，无论从社会呼声的角度，还是从加强司法公正和制约机制的角度，强化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作用已经刻不容缓，应当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但是，在加强新闻监督的同时，也必须对其加以规范，以避免新闻媒体不断地通过对个案的渲染，产生错误导向，使得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伤害，干扰司法独立。
（四）建立直属中央的司法监督机构。现在一些司法人员之所以敢于贪赃枉法、知法犯法、鱼肉百姓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惩罚机构来监督他们。所以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直属中央，同时不隶属任何地方和部门的司法监督机构。新成立的司法机构具有以下主要职能：1、随时接受人民群众的举报。2、对司法行业的腐败分子和不法行为进行监督和处理。3、监督各级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及人员的守法执法行为。新成立的司法监督机构打破现有行政区域划分，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划分其监督区域。并模仿部队采取定期换防制度，以尽量减少和避免与地方官员发展私人关系，而影响监督效果。
此外在商业气息非常浓厚的当今社会里，从事商业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难免受到利益驱使去从事一些活动，因此必须彻底杜绝任何司法机关及相关人员从事商业买卖。以杜绝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受利益驱使从事非法活动。
（五）发动人民群众与司法腐败做坚决斗争。其实我国的司法腐败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事件，而是中国行业腐败的冰山一角。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大环境下，想单独解决司法腐败更是难上加难。只有在大环境净化的前提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腐败。其实学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煞费苦心的在解决司法腐败问题上尝试各种努力和改革，并且已经在制度和体制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是终究没有解决司法腐败的问题。那么究竟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是统治阶级强调阶级统治，重视本阶级利益，而回避阶级矛盾。从而造成司法体制和法律执行过程中没有民主缺乏透明，最终导致阶级矛盾无法调和使统治阶级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在中国的情况下要从根本上解决司法腐败问题和其它一切的腐败问题必须广泛的动员人民群众与各种腐败份子、腐败现象做斗争，并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保护和鼓励的长效机制。让腐败份子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中国打一场反腐败的人民战争，中国的腐败问题才能根本解决。
四、结语
司法改革势在必行，十几年来的司法实践已经客观地反映出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推进司法改革，是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要求，是铲除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要求。对于这一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应当存有争议。然而，由于任何一种改革都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所以，改革的难度也同样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司法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司法制度必须在全国高度统一，不允许此地实行一制度，彼地实行另一种制度。司法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家体制、国家机关、社会环境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整体性司法改革必将触动现行的干部人事、机构编制、财政预算与拨款、权力的配置等制度，因此，司法改革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之内统筹兼顾，整体推进。决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考虑到我国政治体制的实际情况，司法改革应当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设立司法改革专门机构进行。并应当经过详尽的调查，多方的考察，认真考虑方方面面的意见，进行科学的论证，吸收国外司法制度的精华，拿出合理的科学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改革方案，然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成法律付之实施。我们不能阻碍司法改革，不能对司法改革漠不关心，但也不能任意“改革”和“创新”，否则，不但难以达到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目的，反而会出现“南辕北辙”的势态。
总之，在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中，法律界和理论界提出的各种观点和主张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司法改革的实践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彻底铲除司法腐败。从改革的长远考虑，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步，但还必须正视我国当前司法腐败的严峻形势，唯有此，我国的司法改革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注释】
1、参见肖扬《人民法院改革的进程与展望》，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8页。
2、参见左卫民《司法改革的十大理念》载于《中国律师》2003年11期
3、参见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法治之路：司法改革的对话<陈瑞华的主题发言：司法权的性质>》，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参考文献】
1、参见刘隆亨、章峥《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
2、参见陈卫东《中国司法改革十年检讨》载于中国司法改革网2003-06-29
3、参见邝少明《论司法公正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2期，第122页
4、参见肖扬《人民法院改革的进程与展望》，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8页。
5、参见邓思清《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载于《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6、参见左卫民《司法改革的十大理念》载于《中国律师》2003年11期
7、参见《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8、参见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法治之路：司法改革的对话<陈瑞华的主题发言：司法权的性质>》，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9、参见刘青峰、吴多辰《法院改革大走势》载于《诉讼制度、司法制度》2002-02
10、参见王利明《wto与司法改革》
11参见左卫民《司法改革的十大理念》载于《中国律师》2003年11期
公司机构改革方案篇8
“不久前，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称‘中编办’）交给铁道部一项任务，研究体制改革后，铁道部机构设置、人员安排、部门职责等问题。在铁道部内，政策法规司一直在牵头开展铁路改革的研究。”铁道部一位官员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今年3月2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要求，研究制定铁路体制改革方案”。其后，铁道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研究铁路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强。
4月中下旬，国家发改委派出的一个团队，先后赴太原铁路局、上海铁路局等铁路机构考察调研，目的是研究铁路改革及发展等问题。
与此同时，国务院参事室交通组也在做关于综合运输体系建设的课题，其中涉及交通大部制改革和铁路改革，该组成员国务院参事室参事蒋明麟表示，希望能够在铁路部门进行系统调研。
“除铁路系统，其他领域政企分开的改革都已完成。对于铁路系统政企分开的改革，各方已形成共识，我们认为铁路政企分开的改革已箭在弦上。但启动改革需要进行必要的准备，等待合适的时机。”民生银行一位长期关注铁路投资与改革的人士说。
论证阶段
对于铁路系统改革，此前一直有传闻：国务院拟成立铁路改革领导小组，牵头开展铁路改革的相关工作。
而据记者了解，截至5月初尚不存在这一机构。
“没有听说国务院成立了‘铁路改革领导小组’这样的机构。此前，铁路改革方案是由国家发改委来制定的，几年前他们提出过铁路体制改革方案。如今，铁道部肩负着研究制定铁路改革方案的主要职责。虽然最终上报国务院的方案需要多个部委共同商定确认，但肯定无法撇开铁道部。”前述铁道部官员在4月底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副司长吴晓也证实，尚未听说存在铁路改革的统一领导机构。本届政府成立之初，曾明确将铁路改革职责交给铁道部，按道理应由铁道部提出推进铁路改革的具体方案。
不过，前述铁道部官员认为，拟成立“铁路改革领导小组”传闻的合理性在于，铁路体制改革正式启动的时候，肯定需要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以便协调各方立场，确定最终方案。
据介绍，铁道部近年来一直在为推进改革做努力，先后进行了主辅分离、撤销地方铁路分局等改革。去年6月，铁道部又出台了《关于加快转变铁路发展方式确立国家铁路运输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改革推进方案》，将铁道部职责与各铁路局及各专业公司的职责进行了更为明确的划分，并且从今年1月开始，在铁路内部实现政企职能分开。应该说，这些措施，都具有改革推进的前置效应。
去年下半年，铁道部再次聚焦铁路体制改革，并曾向铁道部司局一级的单位下发过调查问卷，内容涉及体制改革的多个方面，包括政企分开后的机构设置、铁路建设、安全管理等，以此方式来征求铁路局层面的管理人员，对铁路改革的意见。
与此同时，与铁路改革密切相关的部门，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也在研究铁路体制改革，一些对铁路改革感兴趣的智囊机构也在做研究。
“相关部委都在按各自的职责和角度研究铁路改革的问题，对铁道部制定的体制改革方案，也可以起到开阔思路、统筹平衡的作用。”中国社科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说。
一位接近铁道部的人士表示，铁道部改革方案正处于论证阶段，铁路改革酝酿多年，不缺方案，但这些方案一直没有定稿，原因是铁路改革要面对很多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难点，如目前铁道部的巨额负债改革后由谁承担？未来铁路系统如何管理？未来铁路建设该由谁负责等？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刘斌也认为，“国务院转发的文件所说的‘按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要求’，是很原则的说法，铁路政企分开改革这一步肯定要走，但迈过这个门槛后，需要解决哪些根本性问题？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中国铁路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各种改革路径的风险情况如何？未来要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还没有看到有关部门就这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或形成公开的研究成果。在铁路体制改革启动前，需要将这些大的基本的问题考虑清楚。”
巨额债务难点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官员、专家均认可，铁路政企分开改革需要采取多步走的策略，第一步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这一步需要保留铁道部，在完成第一步工作后是否与交通运输部合并，可再做统筹考量。
相关专家建议，在第一阶段改革的过程中，可以分别成立铁路运输总公司和铁路建设与资产管理总公司等机构，铁路运输总公司承担铁路系统的客货运等职责，拥有调度指挥权。铁路建设与资产管理总公司则负责今后一段时期国家铁路系统相关基础设施投融资和建设。
“铁路领域政企合一主要集中在铁道部层面，例如目前铁路系统的规划建设、运输组织、调度指挥、财务结算等职能，都集中在铁道部，实现政企分开并不难。而且在改革过程中，铁路系统大部分人的工作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只是转化一下身份。”刘斌告诉记者，“但未来铁路的建设发展问题，在政企分开阶段必须做出安排，既有的铁路债务等问题，也需要找到解决办法。”
铁道部2012年一季度汇总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显示，铁道部总负债2.429万亿元，负债率60.62%，其中长期负债1.917万亿元，流动负债5123亿元。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荣朝和、武剑红在联合撰写的《铁路债务危机与改革思路》一文中建议，政企分开之后，可以由铁路建设与资产管理总公司负责相关铁路资产的管理和债务偿还。铁路运输总公司也要偿还一部分债务余额。也可考虑将铁路建设、投融资与相关资产管理及债务偿还两项职能分开，分别设立机构负责。
武剑红进一步解释，目前铁道部的债务不可能由某家企业承担。在铁路盈利能力较差甚至是亏损的情况下，没有哪家铁路企业能够承担如此庞大的债务，铁道部的大部分债务仍需由国家承担。但在政企分开后，必须为这些债务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代表国家承担铁路债务，例如铁路建设与资产管理总公司。而铁路运输总公司也需要承担部分债务余额，承担比例需要认真测算，目的是促使其提高运营业绩，获得合理的利润，偿还其债务，实现可持续发展。
谈到铁路债务的承担问题，前述铁道部官员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巨额负债划分确实是改革的难点之一，但考察欧洲国家及日本的铁路改革，可以发现，相关的债务负担大部分都是由国家承担的，估计中国也不会例外。目前建设铁路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等债务性融资方式，通常商业银行或债券市场会考虑债务主体的信用，以便确定利率。而中国铁路系统一直在凭借政府的信用，来带动行业的信用，获得建设资金。
中信证券是铁路债承销商之一，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高占军告诉记者，此前中国铁路建设债券与三峡债相同，虽然是企业债，但具有国家信用，拥有3a信用评级。去年第四季度，由于出现融资困难，国家发改委于10月12日下发文件，明确铁路债正式成为政府支持债券。
若铁路体制改革之后，债务主体变更，不可能再由铁道部做债务主体，单靠新成立的公司承担债务，对于债务的信用评级肯定会下降，会对其重新进行定价，政府应该提前对此作出制度性安排，否则会影响商业银行及购买铁路债的机构投资者的利益，也会影响到铁路建设的融资。高占军建议，可以采取新老划断的方式，对存量债务做出安排。未来市场将会根据新公司的资信情况、现金流情况、偿付能力及获得政府支持的情况，对其新发行的债券进行定价。
前述民生银行人士认为，随着近两年铁路基本建设投资从高峰回落，铁道部负债率的增速将下降。未来避免铁路部门陷于高额负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办法在于跨区域的战略铁路通道。由国家出钱建设，其余线路采取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今年年初，铁道部试图下放城际铁路主导权，由地方政府出钱建设城际铁路，就是这一思路的体现。铁路体制改革后，估计会延续这一思路。
横拆还是竖拆？
铁路体制改革的复杂性还在于，虽然可以分阶段实施，但在改革启动前，必须对下几步该怎么改，做出充分的谋划和考虑。
“政企分开之后，铁路改革将是长期的过程，不要指望用某个固定方案来确定其后的改革路径。例如，中国电信行业在政企分开改革后已有10多年时间，仍然在不停调整。铁路改革更为复杂、周期更长，因此也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刘斌告诉记者。
“尽管如此，未来铁路系统的定位、铁路改革的目标等事关铁路发展的战略问题，还是需要改革决策部门提前认真考虑好，因为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同选择，对铁路的未来发展会产生巨大影响。”刘斌强调。
“如果铁路体制改革仅仅是为了解决铁道部的债务问题，将难以符合公众的预期。”北京铁路局的一位关注铁路改革的人士也认为，“铁路改革的第一步需要解决政企分开的问题，实现行业开放；其后的步骤要解决铁路运营和发展的问题，让行业合理发展。”
铁路改革经历过本世纪初“网运分离”的方案，其后又有“网运合一”成立区域铁路公司的方案。时至今日，在政企分开的共识之后，接下来铁路的运营组织方式，是将具有过渡性质的铁路运输总公司，拆分为几大区域铁路公司，还是采取客货运分开的方式，分别成立铁路客运总公司和货运总公司，仍然是争论的焦点。
这与国家对于铁路系统的定位密不可分。刘斌认为，铁路系统总体上是一个经营性的行业，而非社会公益事业，铁路运输的公益性有限，且公益性正日趋减少。他建议将未来的中国铁路定位为“经营性普遍服务”行业，允许其追求合理的利润。“当然，即使是经营性的行业也应该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也可以获得国家必要的支持和补贴，这并不矛盾。”
前述北京铁路局人士不太赞同上述观点，他认为在定位上要将客运与货运分开。他说，铁路客运的服务对象是旅客，相当于国家的“大公交”和“大地铁”，因此铁路客运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而铁路货运的服务对象是货主，主要是全国的工商企业，它们属于经济组织，以盈利为目的。因此，铁路货运则具有更强的商业性。
这位人士进一步阐述，“由于客运与货运属性不同，决定了两者的融资方式、治理方式以及政府的监管方式不同。同时，两者的技术路线、发展方向和运输组织模式也有很大不同。只有实行客货分营，才能适应铁路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客货分营以后，客运和货运按照不同的标准和要求，开展生产运营和安全管理，可以避免目前铁路客货运不分的情况下，‘一人有病，全家吃药’的问题。”
公司机构改革方案篇9
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明确“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对今后五年司法改革指出了明确方向，笔者现就未来五年检察改革略谈管见。
一、把检察改革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部分统一推进
首先，应当看到，过去的检察改革尽管成就斐然。但纵观我国整体的司法改革，由于缺乏统一的改革规划以及明确的改革步骤，以致检察改革的具体措施在某些方面难以凑效。目前活跃于检察改革前台的地方“改革”大多聚焦于具体的诉讼程序，突破现行法律规定的屡有可见，如某地检察机关在辖区内自行制定试行“诉辩交易规则”。这种违反法制统一性原则的“越权改革”不仅难以保证其成果的实现，而且此举的随意性与法制应有的稳定性更是格格不入，这对法律的公信力将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为此，笔者曾撰文《警惕某些司法改革的负面影响》载于20**年1月13日《中国青年报》）
其次，必须看到，我国的检察改革面临着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之间的资源和权力的再分配。检察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立法、司法、执法的方方面面。检察改革不可避免地与前述诸多机关因权力重新分配而产生利益冲突，从而导致检察机关的改革举措由于得不到相应机关的配合而难以有效施行。如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试行的“量刑建议权”改革，就会引起审判机关是否侵犯了审判权的争议。
再次，在现行的国家体制下，检察机关赖以运作的全部资源，即人、财、物均来源于司法体制以外。这种资源的供给状态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同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所能够提供的实际条件以及检察机关与同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的相互磋商。让检察改革略显尴尬的是，在检察资源的取得上，很多的时候是由于当地检察机关领导与当地行政机关领导们之间的私交而取得，并非是靠制度保障发挥作用。
解决上述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必须把检察改革置于统一司法改革整体之中，在诸多机关协调一致中统一推进检察改革。也就是说，必须尽快结束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各自为战的司法改革现状，必须尽快结束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在司法改革步骤上不尽协调的现象，而应由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来组织、协调和推动司法改革。在日本，为统一推进司法改革，1999年6月颁布了“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成立法”，便于1999年7月在内阁之下设置了由法学教授、律师、企业界代表及群众代表担任委员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由其负责统筹司法改革。审议会的工作主要是调查、分析、综合意见，最后制定改革方案，使日本的司法改革显得井然有序，改革举措有着较强的可行性和统一性。据了解，英、法等国也分别设立了“法律委员会”、“刑事司法与人权委员会”，促进国内司法改革的协调与统一。
结合我国国情，在具体方案上，笔者建议可考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成立全国司法改革委员会，并在该委员会下设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其成员由著名法学专家、资深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组成。在具体职能上，新的司法改革领导机构不但要担负统一组织、领导和规划司法改革的任务，更要发挥其在国家机构中的强势地位，以有效的手段来监督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之间以及司法机关相互之间的改革措施，协调其相互统一，切实可行，并确保各个权力主体在权力调整过程中能顺利地完成转换，从而推动司法改革最终目标实现。
二、检察改革的具体内容
（一）建立健全符合司法专业特点的检察官管理制度。
目前，检察机关的人事管理，是由同级党委的组织、人事部门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的管理办法来管理的。这一管理的一大弊病是混淆了专业检察人员和一般公务员的区别，检察官的管理也被过分公务员化。虽然从1999年开始，全国各地都开展了检察官的等级评定工作，但从“高级检察官”到“四级检察官”这些“业务等级”只是个“虚名”，而参照公务员管理明确的“科级”、“处级”等行政级别对他们才更有意义，因为检察官的工资、福利、劳保等都由行政职级来决定，而且检察官的等级评定也是与行政职级相对应的，这不能充分调动检察官的积极性。
根据《检察官法》的要求，初任检察官必须通过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后才可取得任职资格。但在换届选举中，各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的任职却没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定。有的是由其它政法部门调任的，还有的是从行政机关直接调任的，其中有的人甚至根本没有从事过政法工作也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不合理选任机制，既削弱了法律的尊严，也严重挫伤了广大检察干警的工作积极性。
笔者建议，改革检察机关的现行人事管理制度，实行检察官、书记官、司法警察、司法行政人员分类管理，取消检察官的行政职级，将检察官的待遇和检察官等级挂钩。建立检察官定期轮岗培训制度，在有条件的省级检察院建立检察官培训学院。对在职检察官除一年一度的短期培训外，每隔5年进行半年期的轮训。要严把检察官的入口关，检察官的任命由本院检察长提名报上级检察机关批准，逐步建立上级检察院的检察官从下级检察院选任机制。明确规定从具有检察官任职资格的人员中选任各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经上级检察院审核后，报同级人大批准。
同时，疏通检察人员的出口，对不符合检察官任职资格的人员，经考核不适合从事检察工作的人员坚决分流出检察机关。
（二）实行检察系统内的上下级垂直管理。
现行检察机关的设立是和行政区划管理相一致的，检察机关的管理也实行分级管理，各级检察机关的党组织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检察官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归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管理，检察机关赖以运转的资源也由同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划拨。这种对检察机关在人、财、物上的分级管理，不可否认地制约着检察改革的步伐。
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分级管理是滋生地方保护的温床。检察机关在赖以运转的司法资源的配置上都有求于当地党委、政府，如此一来检察权的行使受制于地方就在所难免了。其次，分级管理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从法治运行理论来讲，司法受制于行政的一大恶果，就是令司法官员在缺乏必要保障的司法环境下被动地违反了威严的法律，司法权力地方化。造成了就国家而言，检察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检察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再次，分级管理导致了检察机关司法运作的“泛行政化”。对检察机关而言，党委组织的下乡扶贫要支持，计划生育要抽调人员，文明机关创建要积极参加，甚至招商引资任务也要完成等等，地方上一些与检察工作无关的种种活动使得检察机关疲于应付。还有某些地方政府也“当仁不让”的将检察工作纳入到政府管理之下，报刊有时出现某某市长对检察工作下达指示的报道，这岂不有违我国宪法“一府两院”体制的规定。
从法治的要求讲，检察官等司法官员的上帝只能是法律。特别要提出的是，现行体制导致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等案件中，时时受到来自地方的各种干扰，给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带来人为的困难。
为革除上述诸多弊端，笔者建议检察机关应当实行检察系统内的垂直管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可以先试行省级以下的垂直管理。同时，为区别各地区级市院和县级市院的名称，建议地级市院改称为某某省院某市分院。
这里，还必须澄清一个问题，实行垂直管理，不是不坚持党的领导，更不是闹司法独立。检察机关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一定非要坚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应当看到，实行垂直管理后，下级检察机关的党组织服从上级检察机关的党组织领导，最高检察机关的党组织统一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这是在遵循司法管理规律的同时切实加强党对司法机关领导的最好体现。
在新中国的检察史上，从1949年12月制定的《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规定的垂直管理，到1951年9月通过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规定的双重管理，到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重新规定的垂直管理，再到1978年恢复重建后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双重领导。可见，检察机关垂直管理制度并不是今天的独创，笔者认为，垂直管理遵循了司法公正运行的客观规律，适应今天司法改革发展的需要。
此外，实行垂直管理后，多年制约检察工作发展的检察经费的问题，也将随着经费由地方财政、中央财政统一支付而迎刃而解。
（三）建立规范、高效的主诉（办）检察官制度
主诉（办）检察官制度从试行至今已三年有余，但直到高检院在全国推广，也是在没有修订《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尴尬违法”情况下推行的。各地在试行过程中的一些规定、做法也不尽一致。本来实行主诉（办）检察官制度是为了改变过去那种审批制、请示制、检察委员会制等“泛行政化”的运作机制，以便真正建立责权利统一的检察官办案机制，充分保障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提高诉讼效率。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主诉（办）检察官的责权利没有充分规范明确。在办案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正常现象：一是遇有复杂疑难案件，主诉（办）检察官怕承担责任，经主诉（办）检察官讨论后，再提请主诉（办）检察官会议讨论，还不能决定的再提交科室讨论，最后，往往还要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如此做法反而由过去的三级办案增加为四级办案，影响了办案效率，有违改革的初衷。据统计，某市院去年主诉检察官办案组直接决定的案件，仅占全部办案数的12%。二是由于放权主诉检察官，又带来某些主诉（办）检察官滥用手中的权力，放纵犯罪，滋生司法腐败。
笔者建议立即着手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进行相应修改，制定关于主诉（办）检察官的专门法规，统一明确主诉（办）检察官的职权、责任、待遇。明确区分检察权与检察机关的行政管理权，赋予检察官对案件的实体处理权。同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构加强对检察官的监督。在检察系统内，以地级市院为单位，设立只对上级检察机关和同级人大负责的派驻检察特派员办公室，采取例行审查和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办法，对各级主诉检察官所办案件进行监督，改变过去自身监督乏力的现象。
（四）关于检察机关的内部机构设置
1、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建议将检察机关的现有内设机构分为综合部门（含现在的办公室、政工、装备、研究室、技术）、刑事检察部门（含审查批捕、审查）、侦查部门（含反贪、渎职侵权）、诉讼监督部门（含民行、监所）四个部门。每个部门根据职能划分为若干主诉（办）检察官小组。
2、改革检察委员会。改变现在的检委会委员从检察长、副检察长、部分处（科）长中直接任命的制度，建立检察委员会委员任职资格制，借鉴学术职称的评审方法明确规定检察委员会委员的学历、办案年限、办案数、理论水平等任职条件。设立熟悉各类检察业务的专职委员，除行使检委会的职权外，把检察官考评委员会的职能划归专职检委会委员行使。
公司机构改革方案篇10
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执法犯法、权大于法、徇私枉法、这些与法制社会格格不入的名词在中国社会却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
这些现象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因“司法腐败”。这是目前中国社会倍受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司法现状的不满以及对司法公正的强烈向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司法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司法改革最基本也是最迫切应该解决的是“司法腐败”问题。进行司法改革，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本文认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重点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方面：（一）司法体制的改革；（二）继续法官职业化改革；（三）审判方式及监督机制的改革；（四）建立直属中央的司法监督机构。（五）建立人民参与监督机制。
“司法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倍受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司法现状的不满以及对司法公正的强烈向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司法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司法腐败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司法公正和法律所代表的正义。自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来，全国法院系统掀起了积极探讨法院改革各项措施的高潮。北京市法院系统明确提出了“健全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建立公正、公开、高效、廉洁、运行良好的审判工作机制，在科学的法官管理制度下，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改革目标。党的十五大更加明确地提出：维护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及时的秩序保障，并最终促使法治理想的实现。司法机关关于司法改革的迫切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来自于社会对司法腐败的强烈不满，而司法腐败的大量出现除了有司法机关内部的原因以外，来自于外部力量的干预、影响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正是内外两种因素导致许多案件的长期拖延、久拖不决和处理结果的不公正。因此，要消除人们对司法的不满，就有必要进行司法必革。
二、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
要进行司法改革，就必须设定一个改革的目标，目标就是方向，只有预先确立了目标，才能围绕着这一目标设计出各种相互协调、相五配套的制度。没有目标，司法改革就不可能有一个中心，也就不可能会有总体的规划。那么，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什么？是司法公正、还是司法独立，抑或是公正与高效？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学者们主张各异，本人认为不能解决司法腐败问题一切皆无从谈起。从司法活动存在的根本分析，之所以存在司法，就是因为需要恢复在现实中遭到破坏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司法是整个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腐败是造成司法不公的根源，因为当前出现的司法腐败而导致司法不公现象已经使整个社会对司法的不信任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司法腐败问题是司法改革的基本任务和目标。司法改革包括制度、程序、体制的改革以及建立现代司法制度。有必要指出的是，提高司法效率也是司法改革应当达到的目标，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效率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不可能存在没有效率的公正。实践中有的案件可以被拖上十年、八年，这样即使最终的处理结果符合法律的实体性规定，可是谁能说权利人在这样的案件中获得了公正的审判呢？“延误的正义就是抹杀正义”，拖沓、延误所得到的结果根本不能被称为公正，不管其与实体法律的规定多么相符。那么，司法独立能否成为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呢？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许多司法不公的案件都与来自地方或者部门领导的干涉有很大关系，而地方领导为什么干预司法公正呢？说到底还是为了谋求私利而导致的腐败引起的，也应该归属于司法腐败的一种。而从司法独立的国际性标准来看，司法独立是一项基本的司法准则，由此是否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司法独立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呢？从历史发展沿革和实践运行来看，司法应当独立的原因在于要保证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司法人员在不受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依照法律作出公正的裁判。只有在司法廉正的前提下谈司法独立才有意义，司法独立只是确保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保障制度而已，所以司法独立的要求便不再具有单独存在的正当根据。司法独立自身尚无资格成为指导和统率司法改革全局的目标。
因此，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彻底解决司法腐败，除此之外的某些具体的制度设计都应当是围绕着如何解决司法腐败来进行的。
三、我国司法改革的重点
当前，我国要解决司法腐败问题就必须在司法改革上下功夫。本文认为，司法改革的重点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司法体制的改革
我国1987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该项规定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保障，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宪法原则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切实遵守。我国的司法独立与国际上公认的司法独立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有关人员对司法公正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多年来，一些部门领导干预、社会团体干预、地方保护主义干预，甚至个人干预的现象一直难以消除。之所以如此，除了一些个别人滥用权力的因素之外，究其原因是我国司法体制的问题。
本文关于司法体制的改革主要包括现有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财政体制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目前，司法机关实行的领导体制是，各级司法机关受各地党委领导。这种领导体制不符合司法独立原则的要求，因而很多法律界、学术界人士提出了不少改革设想，其中主要有以下两种设想：第一种设想是改司法机关地方党委的领导为上级党委的领导；第二种设想提出，为了改变目前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的现状，应当打破现行按“行政辖区”设立司法机关的做法，实行按“区域”重新设立司法机关。目前，多数学者对第二种设想持赞成态度，本文认为，按“区域”重新设立司法机关的设想虽然很好，但目前在我国是否具有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考证。
根据现行的财政体制，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各地方政府财政。这种经费体制不仅造成各地司法机关经费多少不一，而且导致司法机关“严重地方化”，出现地方保护主义。要消除这些现象，必须对司法机关的经费供应体制进行改革，以确保司法机关有充足的经费，为此，司法界和学术界也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主要有：1、司法机关的经费由上级管理，统一由国家开支，地方不再负担。2、司法机关的经费实行中央和省两级管理的体制。13、司法机关经费保障体制的改革应当从实际出发，目前可先实行省级司法机关编制计划，报省级人大批准后，逐级下拨给各地机关，待条件成熟后，再实行全国司法机关的经费统一由中央财政预算。本文认为第三种建议比较可行。
司法机关的人事任免制度也应予以改革。司法机构的主要人事任免权应由人大统一行使，不受行政的干预，力避行政对司法的不当介入。同时应赋予司法机构对下级司法人员的一定的人事权力。2
（二）继续法官职业化改革
孟子曾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官的好坏、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司法公正的实现，因为他们手中握着“惊堂木”，决定着官司的胜负。对于中国目前法官的现状，是颇令人担忧的。目前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严重干扰了法官队伍的建设，影响了它的运作和机制。一部分法官政治水平低，社会责任感不强，随波逐流；一部分法官业务素质差，执法水平不高，服务观念差，把审判权当作特权，放任使用，为了攀富比贵，办理“三案”（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贪赃枉法，枉法裁判。“官司一进门，两头都找人”，可以说，这就是我国司法现状的真实写照。过去所说“有理走遍天下”的人，现在也害怕了。因为他们怕“歪嘴和尚”给他们的官司判输。北大陈瑞华教授说“中国的法官令人尊重不起来”，3指的主要是法官的素质和腐败问题。这是目前司法不公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具体表现。
法官是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法官代表国家独立行使司法权，其一言一行直关系到广大公民的切身利益和安危荣辱。凡是采取司法独立原则的国家，无不把保障法官的独立地位作为审判独立制度的基石，法官独立是审判独立的本质要求。审判独立，实质上就是法官独立，这已成为国际公认的重要司法原则。国际法学家学会在第一次世界司法独立大会通过的（司法独立世界宣言）和联合国拟定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等国际文件中均有规定：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者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决。法官在作出判决的过程中，应独立于其同事及其监督，任何司法体系或者不同等级的司法组织，均无权干涉法官自由地宣告其判决。
法官的这种极端重要性，要求贤能者任之，职业化是对我国全体法官的首要要求。这就要求法官具备：1、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2、执业所需的经验和技能。
在职业化的基础上还必须进一步要求法官（特别是最高法院的法官）的精英化。精英化是职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比职业化更高的要求。精英化要求法官必须是法律精英，一方面，即是法律专家又是道德品质高尚的贤者；另一方面，法官的数量要少而质高。
为实现法官的职业化，需要：1、以司法统一考试为基点，严把法官入口，建立完善法官遴选、培养、考核和升迁制度。2、要保障各级法院的法官是职业型法官，对他们的法律职业经历年限以及学历应该作出明确规定。3、让法官从非司法事务中脱身、专事司法工作，相应给法官配备适当的辅助人员。
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法官的职业化和精英化方面，在经济发达地区应尽快加以实现，将其作为近期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而在边远农村等经济落后地区，应尽快创造条件提高法官的素质，但可暂时不把法官精英化作为近期改革目标，待将来经济发展后再作考虑。
总之，中国的司法改革必须在法官的素质方面下很大功夫，尽管我们可以以各种形式加强对法官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建立一个既具有丰富法律知识和理论，又具有相同法律信念和理念，并能够自觉接受法律精神约束的法官队伍。
（三）审判方式及监督机制的改革
首先，改革现行审判方式，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名为审判集体负责制，实为无人负责的状况。取消内部层层审批的制度，切实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三大诉讼法的规定，贯彻落实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的独立审判权。取消案件审理中承办法官向本庭庭长、副庭长汇报案情的多余程序，取消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要给主审法官以应有的独立审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独立地负起责任，唤起每一个法官对司法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改变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审委会可以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指导机构，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
其次，公开审判活动要贯彻全过程，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必须坚持和完善公开审判制度，并且贯彻在审判的全过程。如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提前公告，案件判决应一律公开宣告。要公开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就应当公开所有的案卷，以增加司法行为的透明度，避免暗箱操作。办案质量和效率应贯彻在司法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包括从立案、审理、判决到执行等各个环节。另外，应进一步提高律师在司法活动中的地位，尊重律师的权及其抗辩权，充分认识到律师在审判及整个诉讼活动中对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以及对我国法制进程的推动作用。
第三，改革判决书的框架。判决书不只是诉讼程序的反映，而且是理的载体。各级法院都应当改变传统的司法文书制作方式，注重判决部分的说理和推论。法官应当对自己采纳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理由和推理过程做出具体说明，从而使在法官头脑中完成的裁判活动公诸于众，提高审判决策的透明度，以便民主监督，让专家和公众评价。
第四，在司法活动中加强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在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中，新闻舆论对于司法活动都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与不可阻挡的监督作用，这种作用的结果虽然会影响到个别司法机关的威信，但在总体上，新闻监督对于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将起着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从而在根本上树立司法机关的良好形象。因此，无论从社会呼声的角度，还是从加强司法公正和制约机制的角度，强化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作用已经刻不容缓，应当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但是，在加强新闻监督的同时，也必须对其加以规范，以避免新闻媒体不断地通过对个案的渲染，产生错误导向，使得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伤害，干扰司法独立。
（四）建立直属中央的司法监督机构。现在一些司法人员之所以敢于贪赃枉法、知法犯法、鱼肉百姓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惩罚机构来监督他们。所以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直属中央，同时不隶属任何地方和部门的司法监督机构。新成立的司法机构具有以下主要职能：1、随时接受人民群众的举报。2、对司法行业的腐败分子和不法行为进行监督和处理。3、监督各级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及人员的守法执法行为。新成立的司法监督机构打破现有行政区域划分，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划分其监督区域。并模仿部队采取定期换防制度，以尽量减少和避免与地方官员发展私人关系，而影响监督效果。
此外在商业气息非常浓厚的当今社会里，从事商业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难免受到利益驱使去从事一些活动，因此必须彻底杜绝任何司法机关及相关人员从事商业买卖。以杜绝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受利益驱使从事非法活动。
（五）发动人民群众与司法腐败做坚决斗争。其实我国的司法腐败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事件，而是中国行业腐败的冰山一角。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大环境下，想单独解决司法腐败更是难上加难。只有在大环境净化的前提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腐败。其实学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煞费苦心的在解决司法腐败问题上尝试各种努力和改革，并且已经在制度和体制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是终究没有解决司法腐败的问题。那么究竟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是统治阶级强调阶级统治，重视本阶级利益，而回避阶级矛盾。从而造成司法体制和法律执行过程中没有民主缺乏透明，最终导致阶级矛盾无法调和使统治阶级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在中国的情况下要从根本上解决司法腐败问题和其它一切的腐败问题必须广泛的动员人民群众与各种腐败份子、腐败现象做斗争，并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保护和鼓励的长效机制。让腐败份子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中国打一场反腐败的人民战争，中国的腐败问题才能根本解决。超级秘书网
四、结语
司法改革势在必行，十几年来的司法实践已经客观地反映出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推进司法改革，是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要求，是铲除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要求。对于这一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应当存有争议。然而，由于任何一种改革都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所以，改革的难度也同样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司法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司法制度必须在全国高度统一，不允许此地实行一制度，彼地实行另一种制度。司法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家体制、国家机关、社会环境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整体性司法改革必将触动现行的干部人事、机构编制、财政预算与拨款、权力的配置等制度，因此，司法改革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之内统筹兼顾，整体推进。决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考虑到我国政治体制的实际情况，司法改革应当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设立司法改革专门机构进行。并应当经过详尽的调查，多方的考察，认真考虑方方面面的意见，进行科学的论证，吸收国外司法制度的精华，拿出合理的科学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改革方案，然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成法律付之实施。我们不能阻碍司法改革，不能对司法改革漠不关心，但也不能任意“改革”和“创新”，否则，不但难以达到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目的，反而会出现“南辕北辙”的势态。
总之，在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中，法律界和理论界提出的各种观点和主张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司法改革的实践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彻底铲除司法腐败。从改革的长远考虑，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步，但还必须正视我国当前司法腐败的严峻形势，唯有此，我国的司法改革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注释】
1、参见肖扬《人民法院改革的进程与展望》，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