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生产篇1
[关键词]农业生产方式；生态循环系统；水环境
[中图分类号]C931.9；X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5-0086-05
[作者简介]程鹏立（1977―），男，博士，重庆科技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研究。（重庆4013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保类的动员结构和预防机制研究”（13CSH040）、重庆科技学院校内科研基金项目（CK2014B01）与重庆科技学院法政与经贸学院团队创新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abstract：thetraditionalmodeofagriculturalproductionisconducivetomaintainingregionalecosystembalance，andbeneficialforwater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northernZhejiang."Dredginguprivermud"andotherproductionactivitiesnotonlyprovideorganicfertilizertotheagriculturalproduction，butalsoensurethesmoothflowoftheriverandpromotethematerialcirculationoftheriverecosystem.the“human-pig-farming”modeformedinthedurationofseveralthousandyearsinruralareasofnorthernZhejiangcloselylinkedproductionactivitiesandlifeactivitiestogether.thefarmers’dailygarbagewaschangedintofertilizerforagriculturalproduction.thetraditionalruralsocietythusbecameasocietyof“havingtrashbutnowaste”.Studyingthenewfeaturesofagriculturalproductiontofindthecorrectsolutionofwaterpollutioninruralareasisaveryurgenttask
Keywords：agriculturalproductionmode；eco-cyclesystem；waterenvironment
人类近代的环境危机与生态灾难从本质上来说源于工业文明，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从生产方式来看，工业文明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极大消耗的基础上，它从大自然攫取资源，最后向大自然排放废弃物，是一个非循环的生产。①浙北地区的传统农业生产构成了生态循环系统，有效地保持了区域的生态平衡，特别是有利于水环境的保护。本文在分析浙北地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何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保持和促进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使得水环境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没有产生比较严重的水域污染。
一、“罱河泥”与水环境
传统农业生产篇2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传统农区；产业选择；城镇功能定位
[中图分类号]F299.27[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6.019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以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伴随产业升级、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地区转移聚集的城乡一体化过程。我国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高度重视。中共十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明确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为“长远的城乡一体化，包括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必须符合我国基本国情、适应各地区的实际发展状况。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各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既有以工业为主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也有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较落后的传统农区，而传统农区的城镇化进程将直接影响整个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传统农区通常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其城镇化水平受小农经济结构和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笔者认为，解决传统农区的产业选择问题可以促进传统农区的产城融合发展，对推进传统农区的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传统农区城镇化进程中产业选择的误区和原则
1.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区产业选择的误区
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是科学选择主导产业或特色产业。目前，根据“三规合一”城乡总体规划的要求，各级政府积极制定并实施了当地经济发展规划、新型城镇社区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但是在“三规合一”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规划之间不能相互配合，常常出现效率低下与资源浪费现象。由于追逐政绩、目光短浅、缺少科学决策等原因，大多数管理者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的过程中，要么不切实际地追求高新技术产业，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要么盲目引进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工艺或淘汰技术项目，从而造成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不和谐。具体来说，传统农区在产业选择过程中存在两大误区：一是舍近求远，重工轻农，忽视农业产业的升级，无法形成支撑农业生产的产业集群；二是顾头不顾尾，产城分离，产业发展不考虑城镇建设规划或者城镇建设规划不关注产业发展，形成了脱离农业发展工业、脱离城镇发展产业的局面。产业发展缺少城镇依托，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城镇建设没有产业支撑，缺乏就业吸引力，人口分散，城镇成为“死城”。
2.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区产业选择的原则
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区的产业选择必须坚持优先选择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的产业的原则。首先，可以依托传统农区小城镇的区位优势或资源优势，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发展与当地的资源、区位相适应的产业；其次，可选取当地实力雄厚、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为龙头企业，带领其他中小企业与当地农户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群；再次，推进新型工业化，通过招商引资引入能够充分发挥综合优势或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形成主导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传统农区的城镇产业功能定位
根据对传统农区的城镇产业功能定位与发展条件的分析，城镇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培育具有各自特色的主导产业，强化产业支撑，逐步构建比较完整的特色产业集群。因此，传统农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要将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融合起来，即传统农区的城镇建设要注重产业的选择，产业发展要以城镇建设为依托。通过产业发展促进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吸引人口的集聚，通过城镇建设带动产业可持续发展。传统农区的城镇产业功能定位具体可分以下几种类型。
1.以特色农业与农产品深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
拥有特色农业和农产品优势的传统农区的城镇功能定位，可根据资源优势发展以特色农产品为主的种养殖业或农产品深加工。具体的产业选择可以有以下三种。一是标准化的蔬菜、水果种植业。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蔬菜需求量不断增多，传统农区可以通过发展大型的标准化蔬菜种植基地，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优化传统农区的农业产业结构。二是特色农产品的种植与精加工业。小城镇可利用自身拥有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化的农产品种植及精加工业，打造小城镇的“城市名片”。如河南省信阳市盛产毛尖茶叶，主要茶叶产区可围绕毛尖茶的种植、加工、交易、流通等环节形成茶叶产业集聚区，通过茶叶产业链的集聚实现规模效应，扩大信阳毛尖的品牌影响力，通过产业的繁荣进而带动城镇人口的集聚，促进产业与城镇的协调发展。三是品牌化的生态畜牧业与相关产品深加工业。对于传统农区来说，农副产品资源丰富，可以围绕农副产品深加工做文章，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产业的发展，如河南省潢川县的华英集团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成为当地的龙头企业，同时建立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基地，形成产业集群，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2.以物流业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
拥有交通区位优势的传统农区的城镇功能定位，可以利用便捷的空间优势、区位优势发展物流业。通过建立农产品物流园区，形成农产品收集、储存、深加工、运输、批发、销售等环节的冷链物流系统，成为农产品流通的枢纽，进而带动传统农区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
3.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
对于传统农区拥有良好工业基础的城镇，可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参与大城市产业分工，为大城市的工业产业提业配套服务。规模化工业产业的集聚，可以促进人口、资金、物料等生产要素的集聚，相关深加工、服务业的集聚及基础设施的集聚，从而优化小城镇的产业结构，形成独具特色的工业型小城镇。
4.以生态旅游与休闲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
传统农区的诸多小城镇都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或人文优势，因此可以依托环境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与休闲农业，具体形式有以下三种。
一是生态农业型小城镇。这种类型的小城镇可以以有机农业为主导，发展有机农副产品及其深加工业，在利用资源优势的同时最大化地保护生态环境，形成产业与生态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形态，打造低碳、生态型城镇。
二是民俗文化型小城镇。这种类型的小城镇可以以传统的民俗文化为基础，利用当地传统民俗文化资源，拓展相关产业，如民俗文化展示、民俗手工艺品加工、民俗文化体验服务等。通过打造当地传统民俗文化品牌，推动文化资源向多元化产业转移，进一步提高小城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打造文化型小城镇。
三是生态旅游型小城镇。这种类型的小城镇可以以风景名胜、生态自然保护区、历史文化古迹等自然、人文景观为依托，将观光旅游业与生态农业融为一体，优化传统农区小城镇的产业结构。如江西省婺源县，以建设“世界文化生态公园与中国最美乡村”为目标，通过科学统筹城乡建设规划，不断完善城乡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了“一个中心城区、三个副中心郊区集镇、一百个文化生态景观村”的三级城镇框架体系，使婺源形成了城乡协调发展、城镇建设与特色产业互相促进的良好发展态势。另外也可通过建立农业标准化试验示范基地，以农村、田园生活体验等形式打造生态农业旅游园区。如河南省安阳市近郊的几个乡镇打造了包括休闲、娱乐、采摘、餐饮于一体的生态旅游园区，将现代农业高新技术研发、农业科技成果示范推广、农业标准化与农业观光旅游，综合应用到农业标准化试验示范基地，既促进了传统农区小城镇人口的聚集，也促进了产业的聚集；既加快了特色农业的发展，也完善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从而实现了“四化”的协调发展。
三、促进传统农区产城融合发展的路径分析
传统农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以小城镇的功能定位为基础，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发展，通过产城融合，使城镇建设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使传统农区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四化”协调发展。
1.产业规划与小城镇发展规划相结合
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在传统农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城镇发展规划要先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区的城镇总体发展规划过程中，产业发展规划是其关键所在，是其先决条件。因此，要通过做好产业规划，使小城镇发挥出其自身功能，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促进产城融合。当经济产业相对合理时，城镇化发展速度才会相对更快。当然，传统农区小城镇的产业选择能够做到低能耗、轻污染、可持续发展即可，不一定要同时满足新型工业化的五个要求。具体来说，经济基础较好的小城镇可以优先引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以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较为落后的小城镇可以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提高小城镇的人口集聚性。
2.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相结合
传统农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根据小城镇的经济基础和区位优势，选择特色化的城镇产业功能定位――特色农业与农产品深加工业、物流业、深加工工业、生态旅游及休闲农业等，通过合理的产业布局带动产业集聚。一方面，可以通过产业集聚形成工业园区等形式的产业集聚区，扩展传统农区小城镇的地域空间；通过对小城镇与产业园区的空间合理布局，同步规划小城镇的产业集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并相应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城乡共享共用的社会事业，使小城镇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促进劳动力的集聚，而生产性人口的集聚最终会带来生活性人口的集聚，使传统农区的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可通过提高传统农区城镇居民的整体素质，使农民就近转岗就业转化为产业工人，实现劳动人口层次的整体提高，带动产业进一步发展。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要提高，重点需要解决基础教育问题，加强农民的业务知识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应合理控制人口总量，继续实行适当的生育政策。
3.新兴产业培育与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相结合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认为，当城镇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时，决定城镇增长的不再是本地的资源禀赋，而是其本身吸聚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能力，这种能力取决于城镇能否形成一种繁荣的主导产业。因此传统农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寻找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培育新兴产业可以实现传统农区产业水平的整体提高，优化产业结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4.产业园区建设与小城镇承载力提升相结合
作为产业集聚主要载体的产业园区，因其拥有政策支持、区域优势、产业配套设施和先进管理体制等，通常能够吸引人、财、物等资源的集聚。因此，传统农区的小城镇承载力提升要着眼于产业园区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产业园区建设的关键，也是小城镇产业集聚的关键；医疗卫生、教育、养老、房地产等社会服务配套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产业园区建设的保障，也是小城镇承载力提升的保障。因此，政府应在产业转移、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土地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产业向产业园区集聚转移，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促进传统农区小城镇向规模化、集约化、特色化方向发展；对小城镇的管理体制进行变革，促进产城融合；对传统农区的小城镇与城市进行合理分工，使之优势互补，形成布局合理、特色明显、生态优美的小城镇发展格局。
总之，传统农区的城镇化建设不同于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必须根据其自身的资源、地域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合理选择主导产业，将产业规划与城镇发展规划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特色化的城镇产业功能定位，促进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培育新型产业，使传统农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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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生产篇3
技术进步与农业经济増长方式的转变“传统农业应该被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1]形成这种均衡的主要条件是：(i)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传统农民世世代代使用的祖先传下来的生产要素，并不因为长期的经验积累而有多大改变;(2)如果把生产要素作为收入的来源，那么，获得与持有这种生产要素的动机也是长期不变的，
即人们缺乏增加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激励;(3)由于以上两种状况的长期不变，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也处于长期均衡状态。
传统农业收入流的来源是传统的生产要素。当追加的收入流来源被局限于传统要素时，相对于表现为实际收入的边际产量而言，这些要素的价格是高昂的。收入流来源价格高，亦即向传统要素投资的收益率低。这对传统农民把收入中的更大部分储蓄起来投资于这种要素缺乏足够的刺激，储蓄和投资不能增加，传统农业长期停滞的状态也就不可能打破。
如果仅限于对传统要素做出更好的资源配置以及对传统要素进行更多的投资，实际上无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充其量也只能有很小的增长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来源的关键，在于给予农业投资以平等的获利机会。舒尔茨(theodoreSchultz)指出：“我确信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心概念。
应当是投资的收益率。如果农业中得到的收益率等于或高于其他经济机会的收益率，那么就意味着，就每个单位的投资而言，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其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等或更大一些。”[2]换言之，把农业改造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投资问题，即必须使农业投资变得有利可图。
在什么情况下对农业的投资才是有利的呢?由于传统要素是高昂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农业投资不能投向已耗尽其有利性的传统要素。“处于传统农业中的农民一定要以某种方式获得、采取并学会有效地使用一套有利的新要素”B1。这些新要素可以使农业收入流价格下降，使农业投资变得有利。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这种廉价的新生产要素新在哪里?新生产要素的新特之处，实际上就是许多经济学家反复强调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技术变化。“一种技术总是体现在某些特定的生产要素之中，因此，为了引进一种新技术，就必须采用一套与过去使用的生产要素有所不同的生产要素。[4]”第二，新要素为什么可以成为廉价的经济增长源泉?这是因为，新要素比传统要素有着高得多的产出效率。从世界农业发展的实践来看，“最近几十年在许多国家里农业生产的增加显然是巨大的。这些增加表明农民对新经济机会的反应。一般说来，这些机会既不是来自可以定居的新开发的农用土地，也不是来自农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这些机会主要来自更高产的农业要素。[5]”这样，单位产出中投资成本的比重就下降了，从而使对新的现代要素的投资比对传统要素的投资更为合算。一旦辨明了隐蔽在技术变化中的新的生产要素，经济增长源泉的问题也就基本清楚了。
改造传统农业的目的，就是要把停滞、贫穷、落后的农业部门，转变为可以对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高生产率的现代产业部门。要实现由长期停滞到快速增长的转化，唯有用高生产率的现代农业要素去替代已耗尽有利性的传统要素。因此，引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农业技术进步，是改造传统农业和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之举和根本出路。
2产业结构升级与农业经济増长方式的转变
理论研究和经验事实显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工业和服务业的资源占用比重呈不断升高的趋势，而农业资源份额则显著地下降了。产业结构的这一转变，恰恰为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了有利环境。
过多的劳动投入和过少的资本、技术投入的均衡是传统农业资源配置的基本特点，也是传统农业低效率的根源。传统农业要实现发展，就必须打破资源配置的这种低效率均衡，这依赖于资源的两方面流动:过剩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和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入农业部门，从而在农业部门形成高效率资源对低效率资源的替代。产业结构的转变，为农业部门这两类资源的流动提供了条件。钱纳里(H.Chenery)和赛尔昆(m.Syrquin)关于经济结构转变的多国模型证明，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升级(由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来表示)，农业单位产出所使用的资本量在不断提高，而所需劳动量却明显地减少了。这说明，在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农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格局由传统型在向现代型过渡。
在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农业生产率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在农业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大量存在，早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不断加快。“一旦人口迁徙和资本积累使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减少，其相对工资便会增长，农业的赶超过程也就会发生。因而，和其他部门相比，这一部门的资本密集度提高得更快一些，这是和要素生产率的连续增长相关联的。结果，农业开始缩小生产率的差距。[6]”进入发达阶段，“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农业，多数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由劳动生产率低速增长的部门转变为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最高的部门。”
在产业结构实现成功转变的过程中，农业产出也在不断增长。产业结构转变导致农业比重下降，并不意味着农业产出绝对量的减少。这是因为，(1)农业份额的下降是与工业、服务业相比较相对比重的下降，它是由农业的增长率慢于工业和服务业增长率造成的;(2)农业份额的下降，从资源供给的角度看，主要是劳动力份额的下降。这种份额下降在结构转变的大部分时期，也是相对下降，只有在结构转变的后期，才会出现绝对量的减少。与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这种相对量甚至绝对量减少相对应，是农业部门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的增加，还有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在钱纳里等人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伴随产业结构转变的农业发展过程，就是农业比重逐步下降和农业资源现代技术含量及产出效率不断提高的同步变化过程。或者说，农业发展的基本标志:一是宏观经济结构中农业份额的下降;二是伴随农业份额下降过程的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
3组织制度创新与农业经济増长方式的转变
在传统农业中，绝大部分经济活动是在微观经济组织内(家庭或农户)进行的，只有少量的经济活动是由超家庭的中间组织和更高层次的地域性组织或国家进行的。就各层次组织所进行的经济活动量占社会全部经济活动的比例而言，是以家庭经济活动为基础，各种中间组织的经济活动居次要地位，地域性或国家宏观组织的经济活动更少的金字塔结构。
现代农业组织结构区别于传统农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间组织(主要是服务于市场交易的社会化组织)的充分发展及其经济活动比重的大幅提升。在现代农业中，不仅产前、产后的各种工序被分离出去，就是产中的部分重要工序也先后独立出来，形成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原来由一个农场完成的各种工作，现在则由专业服务组织分别承担。许多社会学者特别重视中间组织的地位，认为中间组织的发育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区分不同发展阶段的一个基本标志。与传统农业金字塔式的经济组织结构相比，现代农业组织结构是以中间组织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占据主导地位的菱形结构。从经济组织结构演进的角度看，农业现代化(包括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为上述金字塔型结构向菱形结构的转变过程。
决定农业经济组织结构变迁的因素有多种，最深层次的原因，是农业商业化进程中交易关系的改变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分工与交换是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随着市场交换范围的扩展，农业中的专业化分工日益发达。农业专业化的发展过程，同时就是农业组织形式创新和农业组织结构变迁的过程。只有为大规模市场交易而进行的生产，才能由专业化经济组织承担。现代农业中间组织的发展，实际上就是现代农业分工体系的扩展。
农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同时表现为农业组织的企业化。其主要表现是:第一，生产决策类型由生产导向的自主决策转向市场导向的自主决策。或者说，生产目标由产量最大化转向利润最大化。第二，产出中自给性消费部分日渐势微，市场销售量成为总产出的主要构成。第三，对于现代企业来说，要素已不一定或不可能完全自有，而主要通过交易契约获得。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这种交易契约仅限于土地要素时，农业生产单位还不能完全具备企业的性质;只有当这种交易契约同时遍及到非土地要素时，农业生产单位才被企业化。第四，农业部门的资本投入能够获得与非农产业部门大体相等的利润率。从本质上说，农业组织企业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者经济人本性的组织体现。
农业组织的企业化与规模化是密切相关的。当农业生产组织的目标转向利润最大化时，当农业市场扩大导致农业领域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提高时，当农业贸易特别是高级市场交易带来不断增长的利润从而使农业资本积累加速时，当农业日益成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时，当非农产业部门就业机会的增长对农业劳动力形成较大吸纳力时，农业组织的规模化就不仅是必要的事情，而且同时成为可能。虽然农业组织的规模化受制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结构，因而会使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规模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规模的合理化是经济发展的普遍和一般的规律，并不以国别或资源结构的差异而转移。农业组织规模合理化的基本趋势，是小农业向大农业的转变。雷纳(aJ.Rayner)和英格尔森特认为：“由于作为新技术一个不可分割部分的固定资
传统农业生产篇4
一.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有人归纳为两点，有人归纳为三点或五点，等等。[59a.29a.58.42a.64.50b]不管具体表述如何歧异，人们的分析一般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两方面着眼的；最近亦有人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业及其相互关系考察我国传统农业。对我国传统农业与水利的关系则有不同认识。
生产技术的特点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这是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但对精耕细作内涵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对它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则存在较大分歧。
董恺忱考证了“精耕细作”一词的来源，指出古代文献中虽屡有“深耕疾耘”等证，但“精耕细作”一词始见于五十年代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它实际上是近人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的一种概括[59c]。这一观点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至于这一技术体系的内容，开始时人们偏重从耕作栽培技术上去理解它，并以南北不同的土壤耕作体系的形成作为农史分期的重要标志。外国人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中世纪“休闲农业”相对称者，也是着重在土壤耕作体系的区别[69]。与此同时，人们又纷纷强调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高（较早由休闲制进入连和制和复种制）这一特点，而与精耕细作并列。随着人们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认识的深化，人们对精耕细作内涵的理解也大大拓宽了。1989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结束语”在论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时，就把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的技术措施（如育种.种子处理保藏.对农业生物之间互养或互抑关系的利用等）和改善农业生物环境条件的技术措施（如土壤耕作.施肥.灌溉等）提到同等重要地位。上述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一方面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另一方面以“三才”理论为指导，这三方面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可以用“精耕细作”来概括。文中又指出，精耕细作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原则也被应用于广义农业生产的其它领域中[49]。已有人试图用这种认识具体阐述中国传统的农学体系。[29b]
精耕细作属集约经营的范畴。我国传统农业基本上属劳动集约类型。精耕细作与多劳集约关系密切，以至有论者往往把二者等同或混淆起来。最近有人指出精耕细作不一定和多劳集约相联系，并以汉代的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例，说明可以有产量和效率并重型精耕细作和多劳集约型精耕细作，只是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小农分散经营越来越占优势，精耕细作也就越来越被限制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运行了[29e]。
至于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的原因，或强调人口多耕地少格局的影响[8a.11]，不过这种格局的形成相参对晚后，难以成为精耕细作形成的主因。更多学者从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予以解释，本综述下篇还将具体论及。席海鹰的思路与众不同，他强调自然条件形成的压力，认为精耕细作是在中国人民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抵御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建立并得到发展的。他不是用封建地主制解释精耕细作的形成，相反，是用精耕细作来解释封建地主制的形成，把精耕细作视为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48]从某些精耕细作技术在封建地主制形成以前即已出现看，[29a]这种说法有其一定道理。农史界的学者则多倾向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即：精耕细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不利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所创造的巧妙的农艺，它的形成和发展既与封建制下农民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有关，亦与逐步形成的由局部到全国性的人多地少的格局有关，同时，它又是各民族农业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结果。[49.29a]
生产结构的特点农业生产结构指农业生产中各个生产部门或生产项目之间的结合形式和比例关系。它的中心是农牧关系。中国古代农牧关系有着与西欧中世纪不同的特点。在广大的农区，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种植业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畜牧业只占次要地位。故古人有“辟土殖谷为农”（《汉书·食货志》）之说。对这种历史现象，论者鲜有不承认的，而认识则大相径庭。
国外学者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无畜农业”或“跛足农业”的。五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学史》认为我国自春秋以来形成“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影响颇大。[7a]。宁可基本上承袭了这一观点，认为“从汉代开始，除饲养军马及西北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地带外，在农业地区中，与农业相结合的大规模畜牧业就没有得到发展”。其原因则是：个体生产，不宜大规模畜牧业，精耕细作，连种复种，无法普遍开辟牧场；农业生产率偏低，无法广种饲料。[11a]唐启宇分别以“主谷式”农业（先农后牧）和“谷草式”农业（农牧并重）来概括东亚和西欧的传统农业。[51]曹隆恭也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偏重粮食，不是农牧结合，而是农牧分区。[58]有些研究世界史的同志也从中外比较的角度谈到中西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同特点。例如吴于廑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封建社会的经济都是农本经济，以足衣足食为根本目的，耕织结合，但对牧养牲畜的需要各不相同。中国养畜主要为农耕提供动力，牛耕发展缓慢，纺织原料不靠畜产品。南欧中亚土质粘重，很早就使用重犁，要用二牛.四牛以至八牛拉犁，养牛较多；纺织原料主要是羊毛，养羊业比较普遍；加之很早就有食肉.饮乳酪的习惯，故畜牧业在农本经济中的比重较大。[28]马克思垚也有类似的论述，但他认为中国牧轻农重特点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对西欧中世纪畜牧业比重也不宜高估。[1]
以上论断，如局限在农区个体农户经营的畜牧业的范围内，无疑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所以说是部分正确，是因为如“跛足农业”一类提法虽然形象，但欠全面，容易引起误解（台湾学者许倬云就曾指出，中国农业自成体系，但是中跛足的[64]）。中国传统农业不是农牧结合的提法亦未必符合实际。有些同志更由此走向极端。陈平认为西欧一直是半农半牧，以牛为主，中国则自井田制崩溃以来，就形成以粮为主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34a]。
这种观点引起一些同志的批评。他们指出：“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是不科学的。因为这里的“经济结构”实际上只是指生产结构，不应与小农经济混为一谈，小农经济一般同时经营多种生产项目，其生产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我国春秋以后畜牧业并没有走向衰落，而是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至中唐以来才逐步产生农牧关系畸轻畸重的现象，但也不能笼统称之为“单一经济”。我国农区生产结构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耕桑并举，农牧结合的综合经济。就农牧关系而言，虽然畜牧业只是农区农业经济中的副业，但一方面利用农副产品牧养牲畜，另一方面利用畜粪肥田和畜力耕作，也是农牧结合.互养互促的一种形式。除农家小型养畜业外，地主和国家往往经营较大规模的畜牧业，而广大牧区又有比较发达的游牧经济。我国古代农牧关系可概括为“两个并存”，即：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的，种植业为主的地区和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同时并存；在以农为主的地区内，则是以养马业为基干.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规模较大的国营牧业和以牧养猪.牛.羊和家禽为主，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规模较小的民营（农民和地主经营）牧业同时并存。[29b.c.d.2]
关于“多元交汇”
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农业类型，不能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模式。由于各种原因，以前的农史研究偏重于汉族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欠全面。在编纂《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曾提出要反映各民族对农业科技的历史贡献，不能写成单一的汉族农业科技发展史。这方面的工作已陆续取得一些成绩。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有人提出中国传统农业是“多元交汇”的体系的命题，指出中国农业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辐射，而是在广阔的地域内的若干地点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各地区各民族基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渐形成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发展的。精耕细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构成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并成为其巨大生命力的源泉。论者谓这一观点能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农业发展的面貌与机制。它与费孝通提出而为民族学.考古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相互衔接，而又有所区别。[29e]
关于“水利农业”
十七.八世纪以来，西方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有完善的农田灌溉系统，是集约化农业的组成部分。近世言“亚细亚生产方式”者，或把水利灌溉.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专制主义作为其主要特征，而中国亦被归入其中。主要根据之一是马克思说过人工灌溉设施是东方农业的基础。这种观点颇有影响。最近的例子是孟庆琳.王朗玲的文章，认为“我国封建农业是主要的特征是水利农业”，水利灌溉在任何地方都是农业生产的支柱，黄土地区在适当灌溉条件下的“自行肥效”是中国农业具有持久性的主要奥秘。而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宗法制度，以及封闭性都是水利农业的产物[43]。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并没有获得响应。因为很明显，像我国最早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反映的那种旱作农业技术体系，是很难划入“水利农业”范畴的。已故王毓瑚先生曾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指出十七.八世纪以来欧洲人传说的中国古代农田灌溉制度是出于想象和误解，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不包括中国在内。农田水利建设兴起的战国时代，也正是土地私有制实行之时。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类似灌溉网的广泛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和集权政治没有必然联系，分裂时期的某些割据政权，反而往往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做出成绩[4]。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既不象西欧那样完全依赖天然降雨，也不象马克思所说的古代东方完全依赖人工灌溉，各地区是在很不相同的条件下以不同方式解决水的问题，不存在遍及全国的灌溉网。他的观点基本上继承自王毓瑚，但并不否定井田沟洫体系的存在，只不过认为它的作用在排水洗碱。沟洫农业是垄作形成的旱作农业，而非灌溉农业。[29f]最近史学界批判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关于“治水社会”理论时，也指出它背离了中国历史实际。[12]
二.对中国传统农业评价中的肯定论和否定论
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是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紧密相连的。七十年代末，我国曾从美国引起成套的农业机械化设备，一时间在部分同志中引起近乎天真的乐观情绪，似乎只要照搬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被认为是小农经济手工操作的产物，甚至不再值得一提。在生产结构方面，有人也主张学西方，走“以牧为主”的道路，改变我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食物结构。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对解放后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评价问题。生产结构不大合理，生态环境恶化是三十年农业遗留的突出问题之一，有些同志对此估计较重，认为是执行“以粮为纲”方针所致；“以粮为纲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与历史上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结构一脉相承。这样，他们就从对三十年的否定进而为对传统农业的否定。这股思潮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动乱.贫困.闭关自守的病根》等一系列文章。在作者看来，单一经济.精耕细作.小农经营是三位一体的。它破坏自然生态，引起劳动生产率递减（如说“精耕细作，复种套种，加上灌溉，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等），造成人口问题和周期性土地危机；阻碍分工，抑制交流，使资本主义不能顺利产生（作者称之为“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超稳定结构”），等等，总之是坏到了极点。《病根》一文在《学习与探索》发表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全文或摘要转载，一时造成颇大影响。[34]”
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引起了几乎一致的反对。较早提出不同意见的，如杨直民.董恺忱指出，从农业历史看，集约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传统农业以劳动集约为特点，技术上表现为精耕细作；西方农业现代化，也是提高农业集约度的过程，技术上表现为机械化的精耕细作。因此，不应把机械化和精耕细作对立起来。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吸收精耕细作传统中合理的.有用的因素[33]。郝盛琦等人批评了把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归罪于“单一小农经济结构”的观点，反对全盘否定我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指出“精耕细作的传统，虽然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却是我国农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不便许多技术经验足资今天借鉴，而且就通过精细管理提高单产这一发展方向而言，也仍然符合我国今天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决不能简单地贬之为‘老路’。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但我国传统农业建立在手工劳动.部分使用畜力和直观经验基上，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状况也一定要改变”。“农业机械化必须有利于精耕细作和促进单产的提高，否则，就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失去生命力”[46]。更多的同志是从正面对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和它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给予肯定的评价。尤其是原农业副部长刘瑞龙《正确对待我国农业历史遗产》和《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等文，影响较大。作者指出：“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是放弃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相反，必须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把精耕细作和现代化结合起来，这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是加快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基本的依据。”由于这些文章曾广泛征求和汲取农史界的意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农史界的共识。[19]
肯定论者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的。
1．总结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肯定它在世界农业史中的崇高地位。这方面文章发表得很多，尤其集中在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史》（季刊）.《农业考古》（半年刊）和《农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上，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专著和小册子也以很大篇幅阐述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只举两例予以说明。董恺忱在《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一文中，广泛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评论，指出：一.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二.中国框形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它的特点是具有曲面壁和摆动性。西方近代犁吸收了中国犁的特点，成为近代农业革命的契机。三.我国是世界上有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和南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行连种制和复种制。四.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几个仅有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农民善于利用生产.生活上的废弃物给土地施肥。五.我国传统农业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精耕细作农艺和较高的单产上。西欧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59b]。原江西省博物馆陈文华等主办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则以具体事实说明我古代许多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比西欧领先一两千年。
2．揭示我国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强大生命力，肯定它在我国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如方原反对脱离我国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完全按西方模式改造我国农业，他指出，我国解放后的三十年间，农业发展速度和粮食单产均居世界前列，并非什么都是落后的。这期间粮食总产增加近三倍，以不到世界总耕地7%的耕地，养活全世界1/4的十亿人口，主要依靠以现代科技初步强化了的精耕细作传统；这一事实集中表现了这一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他主要走强化和发展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路[8b]。为什以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一些同志强调了农业科学技术的继承性，认为在农业生关系统中环境条件和生物特性变化较慢，不少传统技术是基于对这些条件的深切认识，故能长久适用，不会过时。还有人从系统论角度对此作了阐述[39.5]。这些论述解释了农业科技的一般性，但还没有揭示中国农业科技的特殊性。就特殊性而言，精耕细作是以增加单产.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主攻方向的，正如许多同志指出，这可以用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非常符合我国人口众多.耕地紧缺的基本国情。同时，精耕细作是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天”“地”）.农业生物（“稼”）和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人”，视为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农业生物与环境条件之间，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比较正确地处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因而也就比较符合农业的本质，这也是这种农业技术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49.29]
传统农业生产篇5
现代化发展中，我国农业技术存在着如下几个的问题，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升。追求高新技术发展、高科技技术的引进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使我国现代农业技术陷入了误区，给我国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影响。其中，农业技术追求高新科技是针对传统农艺的生产技能而言的，传统农艺在自然条件下进行，与现代农业环境相比较，具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我国现代农业技术提出了追求高新科技的策略，只注重农业技术的运用，忽略了农业生产与环境的关系；由于受到国外先进技术的影响，现代农业技术只注重高、精等技术的引进，忽略了我国现代农业技术所处的发展阶段，最终导致我国现代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达不到预期效果；生物技术是现代高科技发展的产物，可以快速的促进农作物的生长，它的发展和实践运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我国现代农业技术忽略了生物技术的不成熟，在农业生产上得不到真正的实践运用，对农业技术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2、促进传统农艺和现代农业技术结合的有效策略
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我国农业发展中，要采取以下三个策略，才能促进传统农艺和现代农业技术的有效结合。
2.1促进传统农艺与现代农业科技的结合
我国农业发展中，传统农艺是长期农业生产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农业生产的精华部分，因此，必须促进传统农艺与现代农业科技的结合，提高我国现代农业技术的水平，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2.2正确引进先进技术，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创新
时代在进步，高科技技术得到了普遍推广，因此，在我国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中，要注重先进技术的正确引进，增强我国农业技术的适应性，真正达到提升农业产量的目的。在沿用传统农艺的基础上，注重成熟的高科技农业技术的应用，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创新，因此，我国农业发展要注重先进技术的有效性，给我国现代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提供可靠保障。
2.3提高农业研究水平，促进农业技术全面发展
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中提高农业研究水平是农业技术不断提升的可靠保证，因此，要明确农业技术的研究目标，在统一农艺和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的基础上，促进农业技术的全面发展。因此，我国农业发展，在注重传统农艺的同时，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农业生产方式，提高我国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3、结语
传统农业生产篇6
一、传统农业大县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1）债务清偿难。传统农业地区过去绝大多数农村在集资办教育、修路、兴修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社会公益事业以及其他方面的开支，欠了不少债。农业税取消和农民集资被彻底堵死后，这部分欠账无法归还，成为村级组织的隐痛。
（2）筹资融资难。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巨额的资金，虽然国家给以必要的投资，包括中央对农民的各种补贴，由于层层截留，往往到农村和农民手里已所剩无几，相当一部分费用须地方政府和农民自筹，而传统农业地区大部分县乡政府财力有限，除确保吃饭和必要的工业项目启动资金外，几乎不可能向农村投入；当前许多农村集体经济变成了徒有其名，多数农民收入很低，只能解决温饱问题，无力投入；在信贷方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地区的分支机构基本上只存不贷，抽走农村现金，把农民的资金都拿到城市搞建设。受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社会闲散资金一般不愿向农村投资。
（3）经济发展难。传统农业地区的农民大部分以农户为生产单位，市场化程度低，农民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化生产面临许多困难。农民传统的小富即安的心理和市场风险的严酷现实，导致了许多农民在产业开发上谨小慎微，缺乏创业精神和风险意识。
（4）组织农民难。传统农业地区农村大部分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在增加了农民收入的同时，导致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新农村靠谁建设的问题显现突出。在管理上，一些农民对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号召的工作，适合自己口味的就干，不适合的不干，甚至发生抵触情绪，给地方稳定造成不安定因素。
在传统农业大县的新农村建设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正视这些问题，又如何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呢？正像许多传统农业大县的主要决策者所讲的那样，这困难那困难，缺少建设资金是新农村建设最大的困难，这问题那问题，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是最大的问题。传统农业地区的干部和农民群众应按照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的首要着力点，强力推进传统农业大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传统农业大县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主要措施
（1）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的关键期，传统农业地区应积极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认真研究我国农业阶段性变化的新特点，逐步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抓住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重大和关键问题，组织力量，联合攻关，不断突破，并加快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推广，从而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进程中赢得先机。不断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区域优势的比较优势，发展现代畜牧业生产，发展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要大力发展加工转化，在农产品的深加工上下工夫，农产品只有加工转化，农业才能提高效率，农民才能增加收入。开发出各种新的食品和其他产品来满足市场的需求，提高农业的比较效应，来增加农民的收入，特别是要我们大力发展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加工业来推进乡镇企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进步，以此来不断地壮大中国的乡镇经济和县域经济。
（2）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夯实新农村建设基础。传统农业地区大力发展工业关键在理清发展工业的思路。农业大县的优势在农业，大力发展工业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农产品品种多，质量优，数量大这一优势，大力发展与农相关产业的工业，如农产品、林产品、畜牧产品、水产品的加工、运输、仓储、销售等，大力发展这些产品的深加工，大力发展为农村服务的生产资料、农药、农机、交通、运输、信息、金融、旅游服务业，大力发展与农相关的生物制药、中草药业、保健品业、家电业、房产业、建材业、煮饪业等。
传统农业地区农村工业化要以发展民营企业为主。民营经济是目前我国县域经济中的主要经济成分，要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条件下，创造一个宽松、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大社会、小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把民营经济做大做强；要注重工业园区建设，工业园区是工业化的有效载体，充分发挥工业园区的集聚效应，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降低成本、共同发展。通过鼓励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壮大园区经济，发挥园区的产业集聚功能，以产业化推进工业化；积极招商引资，内引外联，以此弥补传统农区资源、技术、资金的不足，把农区土地、劳动力、资源及水电价低廉及环境条件好等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优势，承接大中城市或其它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源综合利用型、配套协作型产业的梯度转移。
传统农业生产篇7
关键词：区域传统农业；特色农业；黄岩蜜桔
当下，传统特色农业在实现向市场化、产业化转型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加之地方政府的扶持和引导力度不够，往往处于不利甚至是频临消亡的境地。实现传统特色农业的振兴是走农业产业化之路的重要途径，也是一项惠民生、促发展的重要工程。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特色农业，充分挖掘区域特色资源潜力，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步伐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文将以黄岩蜜桔产业化发展为例，对传统特色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并提出具体战略对策。
一、区域传统特色农业的含义
通过对区域传统特色产业的研究梳理，我们可以给区域传统特色农业下一个定义，即经由历史形成的在本区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和代表性并且具有较大开发价值的传统农业。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经过一定的时间考验，经久不衰，具有传统性。二是该产业在该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代表性，属于或者有望形成该地区的主导产业之一。三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已经初具规模，具有较大的开发价值，具有较好的市场化前景。基于区域传统特色农业在区域农业结构体系中已形成的重要地位，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传统特色农业振兴，对于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区域传统特色农业是历史的积淀，具有先天的优势，更是该地区的一张“活名片”。发展区域传统特色农业，打响特色品牌，可以提升该地区的名气，从而间接带动该地区的其他产业的发展。
其次，区域传统特色农业的发展及规模化有利于推动农业产业化。可以发挥区域特色农业振兴的龙头带动作用，发展规模经营，实现区域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形成产供销、贸工农、农工商、农科教一体化经营体系，使农业发展走上现代化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
二、区域传统特色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区域传统特色农业往往在历史上都显赫一时，如黄岩蜜桔始于三国，盛于唐宋，至今已有1700多年栽培历史。黄岩蜜桔总产量曾一度占全国蜜桔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平均亩产一直居全国首位。那时的黄岩蜜桔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开始走下坡路。黄岩蜜桔的现状并不是特例，几乎所有的区域传统特色农业在当前的发展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第一，产业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二、三产业迅速崛起，挤占了第一产业的人力、资金、土地等资源；另外，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也使得第一产业的土地资源在不断减少。土地资源的减少对区域传统特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较大的打击。黄岩蜜桔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尤其是万亩工业园区建设的影响，蜜桔的种植规模逐年降低，种植面积和产量明显减少，而且从事蜜桔产业的人员也逐渐减少，并且趋向老龄化。这些现实条件致使相当一部分的桔园处于无人管理或者是粗放管理的状态。
第二，思想观念落后，缺乏技术创新。区域传统特色农业历史发展悠久，从传统上继承了祖辈传承下来的经验，经验本身往往成为蜜桔产业创新的阻碍，老一辈的农民往往固守旧经验，不肯接受新的知识与技术。另外，也是由于有一部分地区从事传统特色农业的人员年龄普遍老龄化，教育程度不高，缺乏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能力。而在当今社会，没有科技作为支持的产业，是很难发展的。黄岩蜜桔就是个典型，不少农民世代从事黄岩蜜桔的种植，使得他们思想僵化，一直固守着“高贵血统”，坚信自己的传家技术是最好的而不愿意创新改革，不愿意接受新的技术。
第三，分散经营，抗风险能力差。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大部分农户实行承包到户，多采取一家一户的家庭生产经营模式，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些不利结果，如种植地块小，种植分散，品种繁杂，生产成本高，技术应用难以到位，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的能力弱，并且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关联性差，容易出现各种问题。黄岩蜜桔也有类似的问题，据黄岩林业特产局统计：农户多采取分散式经营，全区共有92397户，每户不到1亩桔园；到2007年底，全区各类柑橘专业合作社仅8家，社员数573人，面积3200亩。全区种植蜜桔5亩以上的果农仅78户、1532亩，不到柑橘总面积的2%。
第四，缺乏品牌保护意识，管理不力。区域传统特色农业往往由于是自古传承下来，缺少品牌意识以及统一的管理。传统特色农业产品享有盛名，极易成为仿冒者“热捧”的对象，再加上如果自身缺乏品牌意识以及统一的管理，就更加容易导致“盗版”猖獗，在市场上真假难分，以劣充优，严重影响了其本身的声誉。黄岩蜜桔的牌子就曾“遍地开花”，缺少统一管理，导致不少其他地区的蜜桔随意打着“黄岩蜜桔”的旗号，进行售卖，严重影响了黄岩蜜桔的声誉。
第五，缺少宣传，品牌效应没有充分发挥。一个好的产品能成功推向市场，宣传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区域传统特色农业想要在市场上占领有利地位，宣传是不可忽视的。但在现实中，区域传统农业往往一方面被自身的传统性所束缚，难以跟上时代的脚步，另一方面往往自认为其名声在外不需要再进行“二次包装”，殊不知自身正在逐步被历史的潮流所吞噬。以黄岩蜜桔为例，黄岩蜜桔的悠久历史和品牌优势无疑是外地新兴蜜桔所无法拥有的独特优势，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品牌保护滞后，宣传力度也不到位，尽管曾经历过家喻户晓的历史巅峰时期，但至今日，尤其是年轻人却鲜少有人知晓，反而是最新崛起的一些经过大肆宣传的新兴品牌，讨得了众人的欢心。
传统农业生产篇8
？眼中图分类号？演G63？眼文献标识码？演B？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03-0050-03
高中历史必修2专题1的第一个学习主题是古代中国农业，课程标准的内容标准要求“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虽然各个版本的教科书对这个主题的叙述方式有较大差异，但是都涉及一些基本概念，如古代农业、传统农业，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等。由于教科书的叙述比较简略，一些教师反映学生在学习时搞不清楚这些概念有什么区别。概念不清，要准确、全面地认识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比较困难。本文对这几个概念略作梳理，供教师们参考。
农业按照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划分为原始农业、古代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①“由于古代农业主要通过传承、应用生产活动中积累的经验来发展生产，故又称为传统农业”。②原始农业阶段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是使用木石农具，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传统农业是以用蓄力牵引或人工操作的金属农具为标志，铁犁牛耕为其典型形态，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现代农业阶段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的特点则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基础上。中国农业在战国时期进入传统农业阶段。③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把农业所处的状态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的、现代型的和过渡型的。传统型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技术状态长期基本保持不变，农业要素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多年前就达到了特殊的长期均衡状态，继续向农民世代使用的那种类型的农业要素投资收益率低。现代型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农民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而且任何一种新生产要素只要是有利的，它的出现与被采用之间的时延是很短的，国家的研究机构有责任去发现并发展这些新农业要素。向新农业要素投资的收益率高。过渡型农业则介于前两者之间，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阶段。④舒尔茨所说的农业所处状态，类似于农业历史发展阶段，只是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之间加了一个过渡型农业。这种过渡型农业，相当于我国一些学者所说的近代农业。总之，传统农业是过去曾经存在过，或现在仍地方在一些存在的一种农业状态，是与现代农业完全不同的一种农业状态。
有学者认为，应该对古代农业和传统农业在概念上加以区分：传统农业是指在历史上形成的、且又系统流传下来影响至今的一种农业文化，它与古代农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统农业来源于古代农业，是对古代农业的继承和发扬。古代农业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它并不包含与现在的关系和影响，而传统农业则包含了与现在的关系和影响。如“传统耕犁”指的是现在农村还在使用的保留古代耕犁特征的农具，而绝不是唐代或宋代制造的耕犁。①
如果用现代化史观来研究农业发展史，对古代农业与传统农业做这样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古代农业与现代农业相对应，主要是用来定位农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相对应，则主要是为了反映农业发展的延续性、继承性。古代是已经过去的事情，而传统则是延续到现代的事情。做了这样的区分，我们就可以把现代化看做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②这样，传统农业就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农业现代化的出发点，有利于我们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例如：面对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传统农业做出了哪些反应？传统农业有哪些方面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需做出改进；有哪些方面可以继承和发扬？等等。
小农经济是“以户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体经济”。作为一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主要的。中国传统农业自春秋战国以来，存在过以下几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国家屯田经营、地主庄园经营、富农经营、自耕农经营、租佃农经营、寺院经营等。③其中富农经营、自耕农经营、租佃农经营在本质上是同一种经营形式：家庭农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农经济。家庭农场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主要靠自家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经营，但也不排除少量的雇佣劳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多种农业经营形式并存，但是家庭农场逐渐显示出其优越性，成为中国传统农业最基本的经营形式。这一发展趋势是由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生产必须在耕地上平面展开，而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在一个较小的空间集中作业。因此，农业生产工作的监督很难。而且，农业生产的周期长，很多作物的生长都需要大半年的时间。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工作的质量无法按照统一固定的标准来检查。各个环节质量的好坏，都要积累到最后才能表现出来，即农业收成的好坏。解决监督难的办法就是尽量利用生产者自发的工作意愿来代替从上而下的监督工作。在这里，家庭农场就发挥了特长，因为家庭农场靠家庭成员为劳动力骨干，具有最大最可靠的激励机制，只需最低限度的监督工作。④因此，尽管中国古代农业多种经营形式并存，但是发展的结果是家庭农场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官府、地主还是寺院，都把大部分土地出租给佃户耕种，而佃户则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在家庭农场中，家庭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且还是一个消费单位，更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承担着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功能。这是以家庭农场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
自然经济是与商品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马克思说，在自然经济中，“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此外，它还要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⑤列宁也说：“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同类的经济单位（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费。”⑥也就是说，在自然经济中，每个经济单位都是自给自足的，而要做到自给自足，必须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对照马克思和列宁描述，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并不完全是自然经济。家庭农场的生产、生活并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其农产品除了缴纳租赋、自用外，还需要拿出一部分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以便购买自家不能生产的铁农具、食盐等生产、生活资料。自唐朝两税法施行以后，还要用货币缴纳赋税。到了明清时期，还要用货币交地租。因此，古代农业中家庭农场的生产，虽然大多不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但是其产品中或多或少有一部分作为商品流向市场。另有一部分农场，则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可以说，古代农业中商品生产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始终存在着商品生产和与之相应的商品市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中的商品生产就已经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城郊园圃业、林、牧、渔业中，从事商品生产的程度较高。另外，小农家庭如果生产有余，也将剩余的粮、布出卖。那时的市场形态多种多样，主要有市井、墟市、邑市、城市等等。他们遍布城乡各地，形成不同层次的市场，共同构成商品交换经济的内容。此后，农业领域内的商品生产，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趋势，园圃种植业、林业、渔业和牧业，都广泛从事商品生产。但是由于历代政府的抑商政策和土贡政策的冲击，使我国农业领域的商品生产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只能依附于小农经济和地主田庄经济，难以独立发展。特别是唐代以后，由于人口增加及谷物种植区域的扩大，逐渐抹平了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作物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区域界限，制约了农业领域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分化与独立发展。①宋元明清时期，为纺织业提供原料的棉花、麻类、蚕桑生产发展起来，形成各种经济作物的专业区、专业户。随着各种非粮食生产专业户、城市商旅人口的不断增长，对商品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酿酒业的兴盛也需要大批粮食。大量粮食进入市场流通，表明粮食商品化趋势加强，越来越多的家庭农场被卷入市场经济。
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古代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居于主导地位，商品性生产处于从属地位。在另一个历史时期，两者的地位可能持平。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则可能占主导地位。当然，从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整体来看，还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作者简介】郑林，男，1966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科学技术史、农业史。
传统农业生产篇9
关键词：传统农区；新型工业化；差异化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2－0011－03
一、传统农区区域界定
传统农区主要是指那些地形以平原为主，经济以农业(主要为种植业)为主，人口以农民为主的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
“在耕作制度的框架下，由地缘、农作制及社会经济特征差异，对我国农区进行的最新划分，全国分为十大农作区”，包括“东北平原山区半湿润温凉一熟农林区；黄淮海平原半湿润暖温灌溉集约农作区；长江中下游沿海平原丘陵湿润中热水田集约农作区；江南丘陵山地湿润中热水田二三熟农林区；华南湿热双季稻与热作农林区；北部低中高原半干旱凉温旱作兼放牧区；西北干旱中温绿洲灌溉农作区兼荒漠放牧区；四川盆地湿润中热麦稻二熟集约农区；西南中高原山地湿熟水旱二熟粗放农林区；青藏高原干旱半干旱高寒牧区兼河谷一熟农林区。”[1]
在以上农作区中，河南大学耿明斋教授以一定的划分标准，划定传统农区主要包括“河北和河南境内太行山伏牛山以东、桐柏山大别山以北的地区；大别山和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苏北和淮北地区；山东省境内京沪铁路以西地区以及纵贯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中部的广大地区，实际上也就是东北、华北和黄淮三大平原的全部”(耿明斋，2005)。即主要是东北的包括三江平原、松嫩平原、辽河平原三部分，在大兴安岭和长白山地之间的区域，行政区划上包括黑、吉、辽3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以及包括海河平原和黄淮平原两部分的，西起太行山，东到海滨，北依燕山，南抵淮河附近的区域，行政区划上跨河北、山东、河南、安徽和江苏部分地区及和北京、天津2个直辖市。除掉上述区域中的城镇地区，我们仅以次范围作为本研究课题的分析对象。
二、传统农区农业竞争力分类
我国许多传统农区是我国的粮食主产省、区，它们的粮食产量对稳定全国粮食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见表1。
在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约束之下，传统农区的工业发展必须统筹考虑二者的关系。农业竞争力强、粮食产量高、占比大的地区，必须继续巩固农业生产的地位，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同时发展与农业相关度高的工业项目和产业及其他优势产业；农业竞争力较弱、粮食产量低、占比低的地区，可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较少受到粮食生产的制约。各地区可根据资源禀赋的差异性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摒弃“小而全”“大而全”，发展特色经济，使经济逐步走向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通过扩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农户之间的交换量，发展市场经济。只有产品交换量增加，才会有初级产品的加工业、流通业的出现，才能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
在传统农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首先应根据传统农区农业竞争力强弱、传统农区农业产量在全国占比大小进行基本分类，采取不同战略。根据湖北省科技攻关项目“湖北省农业区域竞争力研究”课题组运用SpSS14.0软件对全国2005年统计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区域竞争力发展现状进行评分、排序和划类的成果，我们把传统农区各省、市及自治区的农业竞争力划分为三类：
Ⅰ类：竞争力水平较强，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河南。
Ⅱ类：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包括黑龙江、内蒙、辽宁、吉林。
Ⅲ类：竞争力较弱，包括安徽。
三、传统农区探索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分类模式
在传统农区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在各地区农业竞争力分类的基础之上，我们应进一步根据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条件、区位条件等方面的不同，使不同地区采用区域差异化的发展战略。
1.在农业竞争力较强、传统农区农业产量在全国占比较大的Ⅰ类地区中（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部分地区、河南），综合考虑不同区域农业自然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条件以及农业长期发展所形成的产业基础、区位特点等因素，可将它们分为三大类型区域，制定不同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模式。
a类农区，是临近沿海和经济发达区的传统农区。这类经济区特点是地处非农产业比较发达的经济地带，周边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区位优势明显，资金和技术等比较优势明显。如地处长江三角洲边缘的江苏省部分地区和胶东半岛的山东省部分地区以及河北省沿渤海湾地区的传统农区。
以山东省西北地区的传统农区为例，这个区域接受京津冀都市圈和山东半岛城市群辐射，这些经济区具有人口多、经济发达、城市密集等特点，是农产品的巨大消费市场。而且背依内陆，面向沿海，铁路、公路四通八达，是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优越的地理位置为这一区域的传统农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由于盐碱土低产土壤面积大、水资源条件薄弱、土地经营规模偏小、农产品商品率不高、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等原因，经济发展落后，与农业大区的地位不匹配，“农业大区，经济小区”、“产量大县，财政穷县”的问题突出。近年来，这一地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人数逐渐增多，但土地经营规模并没有随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而增大，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极为缓慢。务农劳动力素质不高，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劳动力素质较好、思想意识较为开放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业的“外流”，对农业劳动生产带来了很大的不利影响，务农劳动力的低素质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技术的推广。
该区域可面向国际市场调整产业结构，建设现代化农业。努力发展外向型农业，加紧制订并实施既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蔬菜、水果、水产品、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等较为详细的出口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检测检验体系，增强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扩大出口。在建设好农产品基地的基础上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实现农产品的多次转化增值；利用周边有利的资金、技术、区位优势，构造以配套产业链为主的其他产业链形态。当产业链基本成型后，可利用通过产业集群所形成的产业基础，以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龙头企业为主体，以外向型农业和农业加工贸易出口中积累的经验和市场份额及较高水平的劳动力素质为基础，有选择地承接国际和国内的产业梯度转移，发展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工业，走外生型的新型的工业化之路。
B类农区，是传统粮棉主产且人多地少的农区。这类区域的特点是具有粮、棉、油等大宗产品生产的传统和优势，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生产基础较好，比如，河南省和山东省、江苏省部分地区。
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2008年的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小麦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连续八年位居全国第一。油料产量居全国第1位；棉花产量居全国第3位；肉类总产量居全国第3位。根据河南等地传统农区农业传统历史悠久、农业分工细致、具备特色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技术条件的特点，该区域未来发展的重点是：继续稳定提高粮、棉、油等产品综合生产能力；大力调整粮食品种和品质结构，发展优质、专用和无公害产品生产；同时，推进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产业化经营；大力培育重点龙头企业，推广“公司+农户”等产业化经营模式，发展壮大中介、流通等组织，拓宽农产品收购、加工、转化、销售渠道，促进产业化经营。由于这类传统粮棉主产区的农耕历史悠久、人多地少，所以可通过工业化吸收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多余的劳动力，发展劳动力资源密集使用的行业和产业。利用农产品深加工所形成的纵向产业链，发展特色产业，通过对特色农业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将具有潜在市场价值的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生产，并提高其知名度和美誉度，创立知名品牌。在一定的区域内或一定的产业集聚区内，以市场前景比较好、科技含量比较高、产品关联度比较强的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为链核，以产品技术为联系、以资本为纽带、上下连接、向下延伸、前后联系，形成地域性的生产系统。这样，可以做到各个配套企业不受区域主导企业的制约影响，利用其技术和产品的市场优势与其他区域的主导企业形成配套关系，增强企业的生存发展能力。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分工与专业化过程，相互结成比较紧密的企业间业务共生关系。
C类农区，是受大城市辐射的传统农区。比如，北京、天津城市周边地区。这类区域的特点是依托城市，区位、技术、资金、人才、信息优势明显，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具有显著的多功能特征。该区域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方向是：发展现代化都市农业，同时，通过承接一些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涉农产业，来提升本地区的产业科技水平，促进转移企业和原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并最终推动传统农区工业化的发展。
因大城市人多地少矛盾突出，郊区农业必须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设施农业的道路，发展精品绿色农业。另外，在承接一些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涉农行业的产业转移过程中，技术密集型产业在传统农区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将会越来越大，产业结构随着技术模仿和技术进步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相应地，农业产值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会趋于上升，进而实现区域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2.在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Ⅱ类地区中（包括黑龙江、内蒙、辽宁、吉林），综合考虑不同区域农业自然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条件以及农业长期发展所形成的产业基础、区位特点等因素，可将它们分为两大类型区域分别采取不同战略。
D类农区，是农业机械水平较高、人少地多的农区。主要包括东北三省的大部分地区。东北三省地处东北亚中央地位，与俄罗斯、朝鲜为邻，并且临近日本和韩国。东北三省拥有丰富的林副特产资源，教育事业发展水平和科技力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三省耕地面积达21526.2khm2，占全国耕地面积的比重达到16.55%。东北三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耕地达到0.41hm2，远高出全国0.13hm2的平均水平。充足的耕地为该地区成为国家重要的规模化农作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由于东北三省地处内陆，全年降水变化剧烈、分布不均，农业自然灾害成灾率较高。而且东北三省耕地面积和水资源配合不协调，表现为水资源的相对匮乏。水资源相对匮乏制约下的单产不高是导致粮食产量比重和耕地面积不成正比的主要原因之一。近些年来，东北三省的黑土流失和水资源减少，特别是灌溉水资源的减少，严重影响了东北三省农业生产。
这类地区边贸活跃，所以应尽快达到农产品规格化、标准化、产业化生产，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以发展精深加工为切入点，大力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化进程。由于东北三省工业基础好、科技力量相对较强，所以应坚持“高起点、高层次、高水平”的原则，在农区龙头企业内部建立技术中心和研发中心；通过“产学研”结合，面向科技前沿，紧跟行业发展趋势，抓住技术改造和工艺创新等关键环节，提高加工层次和产品档次；坚持自主研发与借力研发相结合，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发、合资研发，力争在产品研发上有新突破；使优势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尽快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使精深加工的产品与营养、绿色、方便、安全的“餐桌食品”对接起来。在运用工业制造技术的同时，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提高原有工业技术的档次和功能。
e类农区，是生态脆弱区。这类区域特点是生态环境脆弱、农业生产水平低、特色农产品多、草地畜牧业和生态渔业的优势明显。如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内蒙古自治区的风能资源、矿产资源丰富，在大兴安岭的东麓、阴山脚下和黄河流域附近的嫩江西岸平原、西辽河平原、土默川平原、河套平原及黄河南岸平原的地势平坦、自然条件较好，是内蒙古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主要产区。但同时，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部分地区，沙化严重，生态环境非常脆弱。
针对该区域的特点，应采取大力发展节水农业、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的方针，加快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等生态建设的步伐。处理好林牧的关系，积极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做到林业的同步增长，充分利用农区丰富的粮食和作物秸秆资源，加快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养殖和专业小区养殖。调整畜禽品种结构，积极发展草食型畜牧业，发展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三元”结构种植，提高饲料饲草作物产量，实行农牧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畜产品深加工，多层次地增加附加值。加快发展特色产业，突出发展具有内蒙古特色和优势的能源、冶金、农畜产品加工、机械化工、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等六大主导产业，尽快形成一批具有明显竞争力的优势产业集群。注重利用技术变劣势为优势，发展沙产业，用技术开发和利用沙区资源，发展以甘草、沙棘、沙生野菜、麻黄、沙漠景观、沙漠矿泉、沙漠温泉等为依托的工业及其它相关产业发展。
缺乏农业竞争力的Ⅲ类地区（F类农区），只有安徽一省。综合考虑安徽省的农业自然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条件以及农业长期发展所形成的产业基础、区位特点等因素，可以看出，安徽省除长江流域的东、南部和合肥市周边外，西部和北部均为传统农区。这些地区地理位置偏僻，大多远离安徽省内工业化城市，依靠城市工业不断向农村地区转移扩散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安徽矿产资源丰富，煤、铁、铜等38种矿产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其中煤炭储量近250亿吨，居华东之首。这些资源的战略价值可以成为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的条件。安徽区位条件优越，交通便捷。与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靠近，处于承接东部辐射和产业转移的最前沿。另外，安徽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环境状况良好。根据赵旭、吴孟（2007）建立的我国各省市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我国30个省市2005年城市化与环境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进行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各省市的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勉强调和型；第二种为不协调型；第三种为调和型，全国仅有云南、海南、安徽三个省份属于这一类型。该类型的特点是，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基本保持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可见安徽省的传统农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优势还是具备的，虽然在农业竞争力上安徽省不具有优势，但利用资源和环境优势，安徽可以走出一条少走弯路的工业化之路。
参考文献：
[1]孙中艮，贾永飞，黄莉.农业现代化内涵、特征及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J].价格月刊，2009，（1）.
[2]宋伟.传统农区工业化问题研究[J].农村经济，2009，（5）.
传统农业生产篇10
传统农业发展理论以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和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为代表。应该说，这两大理论都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农业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理论本身的缺陷，非常苛刻的理论应用前提，加上缺乏实践经验的必要总结和提炼，很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业在经历一段短时期的繁荣之后再次陷入停滞，回到那种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以《二元经济论》为例，刘易斯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农村存在隐性失业，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者为负数。在对农业生产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加人工业化进程。当农村劳动力流出到一定程度时，农产品产量下降，价格上升，追求利润的动力将促使农民把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引进来，从而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然而，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不仅是刘易斯的假设站不住脚，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也过于简单。首先，正如美国西奥多·w·舒尔茨所指出的，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不是零，更不是负数，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下降。其次，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几乎伴随着劳动力流出的开始而开始，并不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滞后期。因为相对于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即使在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再次，农产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利润，并不能肯定把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引进来。因为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是多种要素的集合体，其中许多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具有很长的生产周期。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足以扼杀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整体引进，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从而使得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功败垂成。最后，考虑到经济开放的因素，农产品的进口足以阻止任何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和农业生产利润的获得。因此，无论是二元经济理论还是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它们都存在先天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农业发展中充分暴露了出来。
二、中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85年，在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全面铺开，其效应也已开始充分发挥，中国农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现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的进口在全部进口总额中只占很小比重，这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和不足。总体上说，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中国农业仍是一个低收入行业，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能力的限制。这两大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维持着中国农业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需要指出的是，农业的低收入使农村劳动力流出，极大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这对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造成了致命打击。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意味着农村较低的消费和生活水平，也意味着农村的低储蓄和低投资，意味着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投入都面临不可克服的现实困难。然而资金的缺乏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中，只要有丰富的人力资本，信用仍然能够弥补货币和实物资本的不足，但务农的低收入恰恰又让农村本已稀缺的人力资本进一步流失。现代农业需要的不是廉价的低素质劳动力，而是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相当技术含量的高技术劳动者，这种劳动力在农村很奇缺。然而在农业劳动低收入的刺激之下，不仅有一定技术水准的劳动力走向了城市，甚至具有强壮体力的简单劳动力也离开农村，这意味着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主体是老、弱、病、残，他们无论在劳动力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可能胜任中国农业发展的需要。农产品价格偶然性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刺激，其结果不可能是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只能是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简单追加。农产品销售的高价格最终对应着农产品生产的高成本，而不是通过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多的农业利润，从而使农业生产进入良性循环。
如果说，务农的低收入为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制造了巨大障碍，城市工业化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则使传统农业维持的低水平均衡获得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受工业化产品市场容量的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城市的发展遇到瓶颈，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表明依靠城市工业化来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以食为天，廉价的劳动力大军盘踞在农村，也就为传统农业的延续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尽管中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所增加，但中国农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并没有显示出来，更没有显示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强大竞争力。
三、规模化与精细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一方面，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市场容量的限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又必须以大批农业劳动力的退出为前提，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有效替代。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开辟一个新的就业领域作为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吸收器。新的就业领域只能来自农业内部，但它绝不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现代农业，在严格的意义上，按照刘易斯模式实现的现代农业应称为大田农业。新的就业领域是特种农业，也称精细农业、都市农业，它在日本、东亚四小龙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已取得一定的成功经验。特种农业生产满足人们特殊需要的农产品，大田农业生产满足人们日常需要的农产品。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产品而言，特种农产品异质性高、产品差别化程度大，大田农产品同质性高、几乎完全可替代；就要素投入而言，特种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大田农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尽管二者所需要的技术含量都很高。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两个方向，每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时，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自主决定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在本国农业部门中的比重。
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理论。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适合西方的国情。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除以廉价的资本取代昂贵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选择，以机械化为基本特征的西方农业现代化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后来的农业电气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都是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在特殊情形下完成的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充其量它只是告诉我们，通过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可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从这种意义上说，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讲述的是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是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情形下的农业现代化，这条道路对于有着严重过剩劳动力的中国农业是否适用值得商榷。相反，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与其说它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不如说它为西方农业现代化理论补充了新的内容。因为就大田农业而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显然更具有说服力。大田作物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受自然条件影响显著，最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地方就是改变劳动的投入方式，这是西方农业现代化首先从以资本替代劳动开始的首要原因，在机械化全面铺开之后，才有化学化、生物化等其他农业现代化技术。这种以节省劳动力为基本目的的农业现代化注定了其产品的劳动含量较低，农产品具有明显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但社会发展的需要显然不应局限于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满足。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在强调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具有可替代性的同时，认为可以通过增加劳动的投入来弥补资本的不足，却无意识地把人们引导到一个农业现代化的全新空间，这就是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果说大田作物满足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特种农产品满足的就是人们特殊生活的需要。舒尔茨理论应用的结果是，如果要取得成功，只能是特种农业的出现和特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这也许是舒尔茨当初提出这一理论时所没有想到的。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发展农业不能说不尽力，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始终缓慢，每一次重大的农业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革新，都带来了农产品产量的较大提高，但中国农业始终没能摆脱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
现代农业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是一次全新的“革命”。中国发展农业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发展大田农业，提高农产品产量，通过机械化解决劳动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发展特种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产品的品种，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可以说，没有机械化，就不可能实现大田农业的现代化；同样，没有差别化，也就没有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中国农业过去最大的失误是，在强调产量的同时没有将过剩劳动力从大田农业中分离出来。实现大田农业和特种农业的齐头并进，追求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精细化，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