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税概述篇1
[关键词]环境税；环境保护；税制改革
一、环境税概述
环境税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际税收学界兴起的一个概念。目前学术界关于环境税的定义学术界分为狭义、中义、广义三种。狭义环境税指的是环境污染税。中义的环境税包括环境污染税和自然资源税。广义的环境税不仅包含环境污染税、自然资源税等，还有为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而开征的各种税收。环境税又被称为“庇古”税，经济学家庇古于十九世纪初发表了《福利经济学》一书，指出因为经济对于环境的影响是无法通过商品交易中体现出来的，因此人类生产和消费的过程无法影响到环境污染问题。而为了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不利性影响，就需要将这种影响内在化，让环境的污染者和受益者来承担因此造成的成本，即所谓的“庇古手段”。而此手段想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介入，从而形成了庇古税，即所谓的环境税。
二、国外环境税制度发展状况
国外建立起良好的环境税制度的国家主要集中于oeCD国家。二十世纪中期，瑞典、荷兰等国家开始尝试针对一些零散的环境问题开征环境污染税。但是，这一阶段的税收措施主要是一些简单的尝试，仍然属于传统的税收体系的一部分，环保的理念也不明显和强烈，真正的环境税法律制度并没有形成起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环境税终于迎来了其发展的春天。由于该制度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优点日益凸显，许多国家开始采用环境税制度，一些新的税种也被相继被引入。这一阶段，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税开始大量的出现，并且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尤其是北欧地区的一些国家开始对本国的现有税制进行绿色化改革，这使得环境税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二十世纪末期，环境税制度进入了完善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国家，例如，日本、韩国开始引入和建立环境税制度，同时，一些新的环境税种被采纳，环境税制度日益完善。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环境税法律制度已经完善。主要包括排污税、污染产品税、自然资源税以及其他具有环保意义的税收制度。而排污税又可以根据污染物的种类不同进一步划分为大气污染税、水资源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弃物处理税等。而污染产品税主要是针对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产品，例如，一次性筷子、电池、塑料袋等，进行征税。自然资源税是针对自然资源开采征收的税收。其他具有环保意义的税收制度则根据各国情况不同而各有特色，例如英国伦敦征收的拥挤税等。
三、我国与环境保护相关税制概述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独立的环境税体系，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分散于其他税收体系中，并且其征收初衷并不是为了保护环境。
（一）消费税概述
消费税的征收目的是为了抑制过度消费，因此其征税对象主要是高档消费品和高污染高耗能产品，侧面也起到了抑制高污染高能耗产品使用和保护环境的作用。消费税税目中9种属于污染环境的应税消费品，比如木质一次性筷子、成品油、摩托车、小汽车、轮胎等。事实上，在环境税制度发展的初期阶段，许多国家开始进行征收环境税收探索时都是通过消费税进行征收。许多环境税税种也都是从消费税中独立出去的。因此，消费税也是所有税种中与环境税最相近的税种。
（二）资源税概述
资源税的纳税人是在我国领域及海域开采应税矿产品和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其税目包括原油、煤炭、天然气、黑色金属类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其他非金属类矿原矿以及盐等。资源税的征收目的主要是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同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但由于其征税对象煤炭、石油都属于高污染高能耗产品，因此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资源开发者合理充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作用。不过，我们必须明确的认识到我国征收的资源税与环境税体系中的自然资源税仍存在差异。其环保理念不足、征税范围过小、税率设计偏低、计税的依据不合理等因素纵容了企业进行粗放式的经营，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资源的浪费。
（三）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概述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对象是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其征税目的是为了合理利用城镇土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益。耕地占用税是对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其他非农建设的行为征收的一种税。其目的在于保护耕地。二者都起到了保护土地资源，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作用。
四、关于我国开征环境税的建议
（一）科学确定环境税税种
开征环境税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确定环境税税种。税种的确立不仅要考虑环境保护因素也要兼顾经济发展，还要考虑税务机关征税的可操作性与便利性。笔者认为当前若开征环境税，首先应从排污税着手开、率先开征排污税并逐步扩展。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环境税开征的阻力，为建立健全环境税制度积累经验；另一方面又防止由于课征对象过于单一，导致环境不公平现象。考虑到目前我国的环境状况，水污染问题和大气污染问题严重。因此，笔者建议环境税的开征应首先从这两个领域入手，可以考虑设置大气污染税和水污染税两个税种。同时考虑到企业的排放污染物不可能是单一排放，而如果对排放物进行充分细致的测量又会导致征税代价过高，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在具体税种下进行税目设置时，不宜设置过多税种，可以设置一般污染物税和特殊污染物税。以大气污染税为例，由于空气中颗粒物含量过高，对人体造成危害严重可以考虑设置固体颗粒物税。而对于其他造成大气污染的排放物如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可以统一设置一般大气污染物税。
（二）合理设定环境税税率
我国目前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存在最明显的问题就是税率太低，不能将污染成本内化进企业成本。因此我国若开征环境税一定要提高环境税税率，将污染成本内化，让污染者和受益者承担环境成本，以实现环境正义和环境公平。同时，环境税税率也不能设置太高，笔者认为好的环境税应该是备而不用的。一个好的环境税制度应该是督促企业采用新型环保技术、生产环保产品从而从源头上减少污染，而非是通过环境税的征收筹措资金进行污染治理。因为环境税的征税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而并非增加国库收入，因此应在考虑内化污染成本的基础上环境税税率设置也不宜过高，这样可以使得污染企业积累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实现良性发展。
消费税概述篇2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410000）
摘 要：本文结合新形势下的宏观经济形势及宏观调控的重点，论述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深化的方向和大体思路，说明当前税制存在的问题及近些年来税制改革的大体历程，具体从税制结构的设计，降低税率，加强税收管理和遗产税、增值税、消费税、房产税等税种优化的角度出发论述，为进一步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功能完善的税收制度提供一点建议。
关键词：新形势；税制改革；税种优化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6-0137-01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也出现了诸如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合理，城乡贫困人口与低收入人群过多等一些不可忽视的经济社会问题。而现阶段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跟税收功能不健全、税收制度不完善有关。因此，研究完善我国税收制度发挥税收对经济社会的调节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我国税制改革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的深刻制度调整。近几年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不相同，主要呈现两个不同的发展速度。主要是发达国家“后工业化”进程缓慢，出现“再工业化”。全球金融危机向主权债务危机转化，增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再次，国际贸易出现新态势。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主动发起对华反倾销的调查。世界主流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逐渐发生变化。低碳生活逐渐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主题。它也影响税制的调整，尤其是对税收制度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
2.我国现行税制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首先，税负水平不合理。一般来说计算税负水平有三种方法，分别是小、中、大口径。小口径只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中口径计算政府的预算内收入，而大口径也就是全口径则计算政府的全部收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定义为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这构成全口径的政府收入。
其次，税种结构也不太合理。有些税种在征税范围上存在交叉和重叠，如增值税和营业税是两个并列的税种，企业所得税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而有些税种重复设置，有些性质相近、征收有交叉的税种未能调整，如增值税与部分营业税的部分税目。
再次，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过窄，只包括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两个环节，没有涉及到交通运输、建筑安装和其他第三产业，而从课税对象看也并没有涉及到不动产。同时，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不完整，致使内在制约机制的作用削弱。
3.我国税制改革深化的方案设计
增值税改革方向：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和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增值税税率，提高增值税的起征点，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降低征收成本，加强税收的控制。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一是扩大增值税的地方分享比例；二是在普遍征收中性增值税基础上，对部分第三产业，如餐饮、娱乐等，允许地方再征收一道消费税。同时，对其它地方税进行改革，清费立税，扩大地方税收来源。
消费税改革方向：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如将高档皮毛皮革制品、高档家具等传统的高档消费品、奢侈品以及高档保健品、高档电子产品等新型高档消费品、奢侈品和一次性用品纳入征税范围；提高某些高消费行为、非环保消费行为的营业税税率或在征收营业税基础上加征消费税。另外，应适当提高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及实木地板等税口的税率。对节能型、新能源型汽车免征消费税。
所得税改革方向：企业所得税，统一内外税制使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以更公平的姿态竞争。具体做法是，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先外资企业实际税率大概7%-8%，职位国内企业的1/3-1/4。因而需在税率、税基和税收减免上统一。个人所得税制方面，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机制和计征方法进行规范，包括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多种计征方式的统一和规范，取消各种特殊计征方式统一规范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劳动所得项目的税前扣除标准和办法将税前扣除分为经营（工作）费用和生计费用两部分，分别规定扣除标准，使个人所得税简捷、规范，功能增强。
4．结论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也出现很多问题，收入差距过大，不同企业税负差别较大，个税不能很好的起到调节收入分配问题及个税的计算和税率都需改革，企业所得税也存在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实行两套税率、税基、税收抵免也不相同。本文从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出发，结合国内外关于税制改革的研究和我国税制改革的历程及目前税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税制改革的大致方向，具体从降低税率、扩大征税范围、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和完善并开征新税种的必要性及具体做法展开论述，希望能为进一步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功能完善的税收制度提供一点建议。
参考文献：
[1]岳树民.新形势下的结构性减税与税制改革[J].税务研究，2011，01：28-32.
消费税概述篇3
据喻权域说，我在批评他时“采用了两个不诚实手法：一是偷换命题，把政治学中的‘纳税人’偷换为税务学中的‘纳税人’；二是对喻权域列举的论据假装没看见。”所谓“不诚实手法”和“假装没看见”之说不值得认真。重要的是“偷换命题”之说中隐含了一个前提，即：存在着与政治学中的“纳税人”不相干的“税务学中的‘纳税人’”。然而，他未加证明的这个前提，不仅大成问题，而且与后面一连串似是而非的断语一起干扰着人们对“纳税人”概念本身具有的政治含义的认识，从而阻挠着人们的纳税人政治意识的觉醒。
纳税人乃国家行使征税权的一方当事人，因而纳税人概念的性质与国家征税活动的性质是紧紧关联的。而征税权历来就是统治权的重要内容，甚至说它是核心权力也不为过。征税所涉的一切问题，如征税目的、征收方法、税率高低、如何支出......，则从来就直接的是政治，而且是政治斗争的焦点。首先为这一点提供了证明的是人类宪政发展史上那些具里程碑性质的重大事件和文件。在历史上，促使英国朝宪政民主体制发展的《大宪章》、《权利情愿书》、《权利法案》等宪法性文件，它们都是在反对国王征税权的斗争中产生的，在内容上，征税问题占据了重要地位。例如，使英王约翰被迫签署大宪章的那场贵族与王权的冲突就因约翰随意征税而爆发，而征税必经被征者同意则正是大宪章确立的一个基本原则。八十多年后，爱德华一世在贵族反对派要求下再次确认大宪章的法律效力，并签署补充条例《无承诺不课税法》，规定国王未经同意不得以“紧急需要”为名征税。对此，丘吉尔有如下评价：“17世纪以来，英王都想增税，但爱德华的让步开创了一个先例，而且在国王受议会约束的道路上迈了一大步。”⑥而查理一世正是因为践踏上述原则，任意征税，导致与国会的战争，并因此而作为“人民公敌”上了断头台。三十多年后，在由上述文件确立的原则基础上，英国经不流血的革命确立了议会民主制。
北美人坚信“纳税而无代表权是暴政”。还在独立战争前，赋税问题就是北美爱国者与宗主国之间整个斗争的中心点。独立战争更是直接起因于宗主国的课税和干预。《独立宣言》在历数英王罪恶时，“他不得我们允许就向我们强迫征税”便是重要的一条。后来制定的宪法则多处涉及对征税权的限制。
在法国，路易十四在建立绝对君权时以种种免税特权对贵族和教士进行收买和驯服。贵族和教士的免税特权以及对外战争这双重原因则导致对平民的苛征。正是给少数人的免税特权和对平民的苛征埋下了大革命的种子。而1787年路易十六要求通过举债和增税计划导致与高等法院持续冲突，这就直接引发了大革命。著名的《人权宣言》和其后的若干份宪法中，都贯穿着对征税权的限制和确立租税平等原则。
以上事实表明，赋税问题既是历史上重大政治斗争的焦点，也是宪法性文件所确立的宪政内容。在当代民主国家，赋税的政治重要性更加突出。竞选中，税收问题一向是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之一，增税或减税一向是政治角逐者要打的一张牌，而对这张牌的使用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败北。至于议会，作为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斗争、达成妥协或共识的场合，税收提案一向是优先讨论的。国家征税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性，本身就使得国家政权和纳税人作为征税活动的双方，其关系彻头彻尾是政治性的。至于征税活动的当事双方，不仅国家政权的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纳税人的政治性同样不言而喻。别的不说，仅征税目的和方式就预设了国家政权与纳税人之间关系的政治格局，从而预设了纳税人的政治地位：是为了全体国民的福利，且在取得国民同意的前提下依法征税还是为了权力顶端的挥霍和野心而任意征税；是政治上强大的力量强加于弱者的掠夺性课税还是按公平负担原则课税，表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关系以及置身其间的国民的地位。而对纳税者来说，纳税目的乃为着使政府有财力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而决不是要花钱给自己锻造锁链，或者花钱请人高踞于自己头上作威作福。所有这些，那一点与政治脱得了干系？与征税活动及双方当事者的政治性相应，税法历来属公法范围，这对于纳税人的政治属性也是一个证明。可见，根本不存在什么与政治性无涉的所谓“税务学中的纳税人”。
鉴于征税活动以及与之不可分的纳税人概念的政治性，我不明白喻权域在指控性表述中用的那个与政治学中的纳税人相对的“税务学中的纳税人”究竟是什么意思。但翻开我国谈税收管理的书，我发现，那上面是把纳税人限定在与税务机关发生直接关系的自然人和法人的狭小范围内的。比如94年中国审计出版社出版的《新编纳税与会计处理》认为：“所谓纳税义务人是指税法上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简称纳税人。”（19-20页）如果要找什么税务学上的纳税人概念，这倒可以算得上。但这不正是喻权域所理解的纳税人吗？啊，不！事实上他理解的纳税人比这还要狭隘得多：只指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人。至于我，无论在批评喻权域的文章中还是此前专论纳税人权利的文章中⑦，都明确反对这种缩小纳税人外延的说法，并揭露这种说法的作用是使我国普通人被长期遮蔽的纳税人身份继续被遮蔽，从而继续在国家政权和人民的关系上制造蒙昧。尤其在我国以流转税为主而不是所得税为主、流转税额很高但却不透明的不合理税制下，缩小纳税人外延的说法更霸道更不公正⑧，其蒙昧性更严重。想想喻权域对我国绝大多数国民的纳税人身份的否定吧！想想被他否定掉纳税人身份的还有被沉重赋税和多如牛毛的费压得喘不过气的广大农民。说到农民，不能不顺便说说，作为一个宣布走民主法治之路的国家来说，我国对农民的税收政策落后到了很不体面的地步。对生存资料免税，是在人类宪政思想萌芽时期就受到尊重的原则，这一原则至迟在二十世纪得到各国广泛认同。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在《普通法的精神》一书中告诉我们，早在1338年，英国皇家税务官因扣押了一头牛引起返还财产的上诉，结果原告胜诉。在谈到债务问题时又指出，美国许多州盛行宅基地豁免法，某些州，用以养家的薪水、农民的牲畜和工具享有完全的豁免法。这是庞德问世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作品中介绍的情况。而我国至今对农民征税一律按全年收入的5%征收。且莫说实际远远超出这个比例，即使征收额控制在5%，这个固定比例也极不公正。因为它既未考虑农民的贫富差异，也未考虑对维持生存的那部分收入的豁免。近年来，贫困地区农民负担甚至有加重趋势。许多地方，那些年收入不足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农户是躲不掉村、镇干部的上门追讨骚扰的，至于把无钱交纳的农民家中牲畜牵走，粮食扛走这种夺走生产、生存资料的事，也早就不鲜见了。但我国税法并未给遭此命运的农民以防御手段。好了，还是回到纳税人概念政治属性的辨析上吧。
喻权域承认的“纳税人”只是交纳了个人所得税（简称“个税”），并“能提出纳税收据”的人，在我国，也就是税务机关要直接与之打交道的那极少数人，喻权域自己承认，他们不到成年人的5%。而另外那95%以上通过各种方式承担了税负的人，在他眼里不是纳税人。如果这样的认识出自我国税务人员，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因我国税制缺陷而只限于同负有直接税义务的人发生业务关系，习惯上只当这部分人是纳税人，而不象西方发达国家的税务员要同所有公民发生业务关系。喻权域局限于大有问题的中国税制下的税务员的业务眼光，否定95%以上担了税负的人的纳税人身份，这本身就很可笑，但他偏偏还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毫无根据地宣称，交纳个税者才是纳税人是西方政治学说和宪法、选举法中的“纳税人”。他大概以为把这个说法安到西方政治学、宪法、选举法上面，这就叫“政治学中的纳税人”了。而当我把通过消费等方式担了税的人视为纳税人时，揭示出了普通人被遮蔽的纳税人身份，并在此前提下揭示了两个重要的政治学问题：一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应是作为纳税人整体的人民与公仆机构的关系。我指出，“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上，‘纳税人’概念强调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是人民纳的税在支撑、供养的事实，揭示的是人民用钱购买政府服务的真相。人民由于明了这一真相而普遍具有的纳税人意识完整地把权利意识与义务意识统于一体，这对于强化人民作为国家真正主人的意识，对于防止政府及其官员的自我膨胀从而防止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发生倒置具有特殊意义。”二是纳税人概念对于构成人民的每个个体的意义：任何个人都可以以支撑着政府运作的纳税人身份理直气壮地面对和要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这样一种对纳税人的阐释，分明从头到尾都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相反，喻权域所说的纳税人则分明局限在我国税务从业者视野内，所以凡未纳入税务机构直接业务对象的，就不算纳税人，尽管国家通过流转税从这些人口袋里照样拿走了一部分原本属人家的可支配收入。可喻权域一个张冠李戴外加倒打一钉耙，原本清晰的事实在他笔下就颠倒成我用“税务学中的‘纳税人’”偷换了“ 政治学中的‘纳税人’”。究竟谁在“偷换”⑨，谁在用“不诚实手法”呢？
三、 什么说间接担税者也是纳税人？
我和喻权域争论的一个焦点是承不承认间接担税者也是纳税人。喻权域根据承不承认这一点来划分什么政治学中的纳税人与税务学中的纳税人，此乃无稽之谈。前面的论证已充分证明，纳税人天然的就是政治性的，根本没有什么纯税务学的纳税人。此处要进一步论证的是，为什么必须承认间接担税者的纳税人身份。
首先，这是基于对一个重要事实的尊重：国家财政收入乃由直接税和间接税共同构成。但两种税之间一个重要差异使间接税真正担税者处于不利地位。纳税义务人和实际担税人在直接税中是统一，在间接税中却是分离的。这种分离使得一些间接税在法律上的纳税义务人其实只是名义上的纳税人，其所纳税负最终完全转嫁给了消费者。所以最终承担了税负的消费者才是真正的纳税人。他们同纳直接税的那部分纳税人一同充实了使政府得以运作的国库收入。鉴于此，即使在所得税成为主要税种的国家，不承认间接税的真正担税人是纳税人也有违公正原则，在我国不承认他们是纳税人就更不公正。如前所说，我国税收体系以流转税为主。这种按商品和劳务流转额征收的税，包括增殖税、消费税和营业税。我国对商品交易和进口普遍征收增殖税，这附加在价格之外的税，基本税率高达17%，它们最终是要落在消费者头上的。部分消费品不仅征收增殖税，还交叉征收消费税。至于不征收增殖税的劳务和第三产业（如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文化体育、服务业等）则征收营业税。我国流转税所涉范围之广，任何人不遇上这种就碰上那种，可谓从生到死都在无形中担税，然而，担税者的纳税人身份却被隐在了流转额背后。不仅如此，由于我国流转税对实际担税人来说毫无透明性，以至于连人们纳税的事实也被隐去了。正因为间接税具有对纳税人身份的遮蔽性从而具有对人们“纳税人意识”⑩的遮蔽性，西方各国过去以消费税和关税为主的税制曾遭思想界尖锐批评。据约翰.密尔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介绍，在19世纪英国人关于直接税和间接税的争论中，支持直接税的人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观点：在直接税制下人人知道自己实际纳了多少税，如果所有税都是直接税，人们对税收的感觉会比现在强烈得多，在使用公共支出时就肯定比现在节约。当代日本著名税法学家、“北野税法学”创始人北野弘久更是系统剖析了间接税弊端，尤其是它的政治后果。指出，在间接税情况下，纳税人在法律上被置于“植物人”地位。他根据宪法原理对间接税作的考察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民主权原理和和平主义原理的考察。就前一考察，他指出，“纳税人作为主权者享有监督、控制租税国家的权利，并承担义务。”但这种国民主权原理的理念在间接税中“几乎不可能存在”。从和平主义原理出发的考察，与19世纪英国争论中的看法相似，认为直接税是增强人们“税痛”和“税意识”的法律制度，且能从法律上保障人们作为纳税人的地位，“所以具有阻止租税国家中‘大政府’和‘军费大国’出现的机能”。他的结论是，“最好能形成一种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租税体系。间接税在理论上应处于补充这种直接税体系的地位。”接下来揭示的是大幅度消费税的政治后果：“只要消费税占据了国家财政的中枢，就会造成人们不能监督、控制租税国家运行状况的可怕状态。”⑾直接根据个人所得课税的所得税恰恰相反，它最能增强人们的税意识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主权者意识。正因为如此，所得税作为主要在19世纪初才出现的后起的税种，虽历经屡兴屡废，但最终在20世纪成为西方各国的主导性税种。如今，发达国家采用的都是直接税为主，其中又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收体系。而且，即使处于辅助地位的间接税也因透明而使人们清楚知道自己在纳税。正如一位在美国生活过的人所记叙的，衣食住行，只要花钱消费就得上税，吃一碗面，打一次“的”，买一瓶水，甚至进“一元店”采购，电脑一算帐，总数后面总有个“tax”多少多少。一位叫凯茜的经济律师在回答这位作者的问题时这样说道：合理的税收制度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美国人为什么可以随意对国家领导人品头论足，甚至破口大骂，因为他们是纳税人。⑿
关于间接税真正担税人也是纳税人的第二方面证明可以从思想家的论述中获得。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论赋税时提出了良好税制四原则。即，赋税平等、赋税确定、纳税手续方便以及征税过程的节约。在对四条原则的阐释中，任何一条都是把以各种方式纳税的人包含在纳税人之内的。例如第三条，“各种赋税完纳的时期及完纳的方法，须予纳税者以最大便利。”接下来的具体说明中，无论房租税、地租税或消费税的担税者都在他说的“纳税者”范围内，而并未把其中任何一种排斥在外。其中还特地提到，对消费品的赋税，最终要出在消费者身上，“征取的方法，一般都对他极其便利......每购一次,交纳一次。”讨论间接税真正担税者的纳税人身份，之所以引述亚当.斯密的看法，乃因为他的税制四原则正如约翰.密尔在论课税原则时所说，“已被后来的著作家普遍接受，可以说已成为经典性原则”。包含于四原则中的“纳税人”的广义性也同样受到普遍尊重。密尔自己在论多种赋税时，就把任何一种赋税的实际担税人都视为纳税人。如果说十八、十九世纪的思想家是承认间接税实际担税人的纳税人身份的，那么北野弘久则是当代为这部分人作强有力辩护的著名税法学家。这位把税法视为纳税人的权利立法的学者不仅指责消费税等间接税中纳税人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还在论述“纳税人基本权利”这一“新型人权”时声明：“笔者的‘纳税者’概念包含广义上负担‘公金’的人，所以实质上和作为观念上的‘国民’概念没有差异”。⒀由于北野注重纳税人权利，而在纳税人中则注重弱势群体，由他开创的北野税法学被认为是宪法论的税法学，是站在纳税人立场的“非官方税法学”。这一税法学的特点正如他的研究者所说，“不是站在征税权力方面而是站在纳税人一方，在纳税人中也不是站在大企业、资本家、高收入者一方，而是站在社会中、经济中的弱者一方来考虑问题”。⒁
总之，无论国家政权怎样界定纳税人范围，有良知、负责任的著作家是不会不承认那些只通过消费等渠道纳税的人的纳税人身份的。在现代社会，这部分人主要是底层民众。
说间接税担税者也是纳税人，还有一个重要证据。这就是，在税收透明度高的国家，公民由实际税感而产生的纳税人身份的自我认知。人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消费就在纳税，即使收入未达所得税起征点的人，也明白支撑政府运作的资金中有自己出的钱。所以，在这些国家，消费税税率与所得税税率一样是敏感问题。1996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从次年4月1日起将原来3%的消费税提高到5%，结果引发大规模抗议。由于人们在个税之外的其他环节，比如购物中同样具有的“税感受”，收入未达个税起征点的那部分人是决不会自我排除于“纳税人”之外的。他们在说自己是纳税人时与纳了个税的人一样的理直气壮，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上一样的底气十足。刚才所引经济律师凯茜那番话就是很好的旁证。
消费税概述篇4
[关键词]价税分离；最终消费环节；增值税
[中图分类号]F01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5-0159-02
[作者简介]生晖（1995-），女，汉族，江苏泰兴人，本科生，研究方向：财税管理理论与实践；朱春霖（1996-），女，蒙古族，河北承德人，本科生，研究方向：财税管理理论与实践；邹家瑾（1996-），女，汉族，江西抚州人，本科升，研究方向：财税管理理论与实践；吕成瑶（1996-），女，汉族，江苏盐城人，本科生，东南大学成贤学院，研究方向：财税管理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实践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SCX1609）。
一、价税分离概述
我国增值税从1979年开始试行，在1984年和1993年进行了两次重要改革，2016年实行第三次税制改革，2016年5月1日起，我国全面实行营改增，增值税全面覆盖流转环节，价税分离开始得到重视。价税分离是在商品流通中，将最终消费环节的价款及其负担的增值税在发票、小票和商品标签中分别注明，从消费者支付的总价款中将税分离。
二、价税分离的现状
2016年6月―8月课题组成员进行了有关价税分离的问卷调查，共发放400份问卷，针对不同类别的消费者进行调查，对相应数据进行统计后，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如图1、图2：
图1是基于400份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的数据分析，以有效的387份调查问卷为基数得出的数据。其中H有82人表示对增值税较为熟悉，而这些消费者大多为个体商户、经济类专业学生以及从事与会计有关工作的单位职工，而另外的305位从事其他行业的消费者对增值税的了解较少。以本校学生为例，只有经济管理学院的同学和对税务方面感兴趣的同学在增值税方面较为了解，学校其他学院的同学对增值税几乎不了解。
图2是基于图1中对增值税有一定了解的331人进行的数据分析，被调查的消费者中有295位消费者不愿意去计算商品中所包含的增值税，认为计算商品价格中所含增值税是较为复杂且浪费时间的事情。而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还是消费者对增值税的了解较少，不清楚如何计算有关税款。
三、价税分离模式研究
（一）国外模式
经调查发现，国外发达国家价税分离模式已趋于成熟，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企业在最终消费环节都实行了明显的价税分离，在商品价格标签和小票上均有注明价款和负担的相应税款，让消费者清楚的了解每一笔消费所负担的税额。
（二）国内模式
针对最终消费环节中的餐饮业和零售业两大行业，提出具体的价税分离模式。
1零售业
零售业是以交易的形式将生产商生产的产品直接销售给个人用以日常消费，或企业用以公共消费的商品销售行业，如各类商场、小型超市。本文选取超市作为零售业代表进行调查，区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不同情况。
（1）一般纳税人
不含税价格=含税价格/（1+税率）
应交增值税=不含税价格*适用税率
如标价20元的鲜奶，计算价税分离，则实际价格为1770（20/（1+13%））元，应交增值税为230（20/（1+13%）*13%）元；
若为标价20元的酸奶，则实际价格为1709（20/（1+17%））元，应交增值税为291（20/（1+17%）*17%）元。
在商品的税率方面，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不同税率值得我们关注。从上例中看出，鲜奶与酸奶看似一字之差，实则大不相同，这种细微的差别消费者难以发现，让广大消费者清楚地了解一般纳税人的不同税率很有必要，使消费者有更直观的“税感”，更加真切地体会到税收负担的不同之处。
（2）小规模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有较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税率与征收率上。
零售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为3%，适用于所有商品情况。
实际价格=标价/（1+3%）
应交增值税=实际价格*3%
在研究最终消费环节实现价税分离的优化策略时，必须严格区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区分不同的税率和征收率，这样才能有效的实现价税分离的优化。
2餐饮业
营改增政策后，一般纳税人资格的餐饮住宿业企业销售现场消费的食品属于销售服务，增值税税率为6%，而销售非现场消费的食物属于销售货物，即外卖业务，按17%税率计算增值税。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消费者甚至是企业都难以区分每笔消费所对应的税率，对于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大型餐厅来说，如何区分“堂食”和“外卖”将变得重要，实行价税分离的模式可以让这个问题迎刃而解。消费者在消费时，会在外卖窗口与堂食窗口看到不同的税率，同一份食品在两种方式下所缴纳的税款不同，甚至可能企业对其售价也不同，这种情况下消费者能够更加清晰的了解每笔消费所缴纳的税款，从而更加理性的选择购买食品的方式。而企业也可以更加精准地进行内部调整，通过划分堂食和外卖两个区域来更加清晰的区分适用的不同税率，对税收进行合理的筹划，避免从高适用税率导致多缴税款或损失。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研究价税分离模式和模式的确定具有深远的研究意义。在国内，除了麦德龙、宜家等外资超市，能够在商品标价中注明价款和相应税率对应的税款，并能在小票上清楚注明价款中包含的增值税，我国其他超市均未体现这一特点；餐饮业在堂食和外卖税率区分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足，若消费者不主动索要发票，就无法了解隐含在价格中的增值税。
四、结语
为了确定国内价税分离模式，我们借鉴国外模式，在大学校园内进行了相关的创新实践：与超市负责人沟通后，超市负责人对价税分离模式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和支持，允许我们对超市商品价格表进行售价与增值税的分别标注；同时，我国小票没有体现增值税从原始售价中分离出来，于是，我们借鉴美日韩小票形式，在校园超市试行新的小票模式。初步的价税分离模式在借鉴与创新中实现。
[参考文献]
[1]贾克诚.谈谈价格与税收分离问题[J].价格月刊，1986（12）.
[2]王为民.论价税分离的意义[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1999（6）.
[3]朱为英.价税分离的成因及效应[J].当代财经，2000（12）.
[4]马智远，杨爱鲜.焦点、热点、难点问题――价税应彻底分离[J].中国经贸导刊，2000（13）.
消费税概述篇5
【关键词】博弈模型税收发票营改增
一、提出问题
发票是审计机关、税务机关执法检查的重要依据，税收发票不仅与国家财政税收有直接关系，还会影响政府税收制度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总理表示，自5月1日起政府将全面推进营业税增值税改革，这是我国税收政策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有助于实现当下我国供给侧改革中的减税政策意图。在“营改增”的政策环境下，税收发票问题将会如何发展解决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下文将分别建立商家、消费者和税务机关之间的博弈模型对税收发票问题进行对比分析。
二、商家和税务机关之间的博弈模型
（一）模型构建
假设在经济社会中只有一个代表性商家、一个消费者和税务机关，并在经济活动中都是理性经济人，商家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税务机关追求税收收入最大化（下文中此假设不变，不再重复叙述）。商家营业收入为i，应交纳税收t，税务机关稽查成本为C，商家一旦非法经营若税务机关稽查必能查出，并处以罚款a。双方博弈矩阵为：
（二）模型分析
根据表1可得，如果t+a-C0，只存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假设商家合法经营的概率为p1，税务机关稽查概率为p2，商家合法经营和非法经营的效用分别为：
U1（合法，δ2）=p2*（i-t）+（1-p2）*（i-t）=i-t
U1（非法，δ2）=p2*（i-t-a）+（1-p2）*i=i-t*p2-a*p2
解得p2*=t/（t+a）
税务机关稽查和不稽查的效用分别为：
U2（稽查，δ1）=p1*（t-C）+（1-p1）*（t+a-C）=t+a-C-a*p1
U2（不稽查，δ1）=p1*t+0=t*p1
解得p1*=1-C/（a+t）
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为（p1*，p2*），从均衡解结果可以看出，商家合法经营的概率与C成反比，与（t+a）成正比。根据拉弗曲线，税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形函数关系，说明税收负担过重会影响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削弱经济行为主体的活力，导致生产停滞或下降，因此提高税收不一定会使商家合法经营的概率增大。故而降低商家非法经营可能性的关键是加大处罚力度和降低稽查成本。
（三）进一步分析
上文假定税务机关只要稽查一定能查到非法经营的商家，但在现实情况中，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在这里进一步修正补充。假设商家非法经营被查到的概率为ρ，i为实际收入，t为税率（不随收入变化而变化），D为申报的收入，f为未申报收入需缴纳的罚款（f>t）。在此假设下，商家非法经营的净收入为：
Y=i-tD（1）
Y*=i-tD-f（i-D）（2）
其中（1）式表示商家非法经营没有被发现，（2）式表示商家非法经营被发现。商家预期效用最大化为：
maxU（D）=（1-ρ）U（Y）+ρU（Y*）=i-tD-ρf（i-D）（3）
对（3）式进行一阶导数处理得：dU/dD=ρf-t
若t-ρfρf，商家有非法经营的动机。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当税率t和罚款率f保持不变时，非法经营被发现的概率ρ越大，个人申报收入D越高，非法经营概率越小；反之亦然。
第二，当税率t和非法经营被发现的概率ρ保持不变时，罚款率f越大，商家非法经营的概率越小；反之亦然。
第三，当罚款率f和ρ不变时，税率t减小，可能会降低商家非法经营的可能性；税率增大，商家非法经营的概率也有可能会增大。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税务机关加大对商家非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稽查能力、降低稽查成本，有利于促使商家合法经营。另外，税收降低可能会使商家合法经营的概率提高，我国推行“营改增”税收政策改革，也意味着将会降低服务业的税收，因此对于服务行业商家合法经营可能会起到激励作用。
三、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博弈模型
（一）模型构建
假设消费者不索要发票的潜在收益损失为-m（m>0，因为消费后若出现问题没有凭证，权益无法保障，不过维权情况很少发生，故m很小），消费者若索要发票商家必须开具发票，商家收入为i，税收为t，非法经营情况下消费者若不要发票商家给予折扣n。下面我们考虑商家是否给予折扣对双方博弈结果的影响，建立博弈模型如下：
（二）模型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第一，若n0），作为理性经济人，消费者会选择不要发票。而商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更倾向于非法经营（i-n>i-t），在这种情况下，最终更有可能的均衡情况是（非法经营，不要发票），消费者获得（n-m）的效用，商家获得（i-n）的净收益。第二，若n>t，最终的均衡情况是（合法经营，索要发票），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情况，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商家给予的折扣一般都低于所要缴纳的税收。不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降低税收会对商家选择合法经营有激励作用，因此在我国推进“营改增”过程中，降低了服务业的税收，会提高商家合法经营的概率。根据表3由于商家没有提供折扣，消费者作为理性经济人一定会选择索要发票，商家也必须提供发票，这对商家来说并没有获得其最大利润（若非法经营可获得i的收益，i>i-t），所以理性的商家会选择提供低于税收的折扣，来诱导消费者不索要发票。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商家为获得更大的利润最好的选择就是给予消费者低于税收的折扣，诱导消费者不索要发票，从而解释了日常生活中商家给予折扣的营业策略选择。
四、消费者和税务机关之间的博弈分析
（一）模型构建
在税收管制中，税务机关通常会对举报非法经营商家的消费者给予奖励，利用消费者来监督商家行为。假设消费者举报可获得奖金e，若举报非法经营商家一定会被查到，并需补交应缴纳税收t和罚款a，消费者若不举报可以获得商家提供的折扣n。下面分析税务机关是否实行奖励方案对双方博弈的影响，建立博弈模型如下：
（二）模型分析
通过表4分析得到，如果税务机关对举报者不提供奖励，消费者作为理性经济人一定会选择不举报，得到商家提供的折扣n，此时税务机关税收收入最小，为（-t-a）。如果税务机关对举报行为给予奖励且e>n，消费者会选择举报非法经营的商家，这样税务机关可以获得（t+a-e）的税收，高于（-t-a），因此对双方都有利。所以税务机关实施举报奖励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三）进一步分析
采用逆向回归法进行说明，首先，商家在消费者举报的基础上，选择是否开发票，为获得较大的利润，商家会选择开发票，因为i-t>i-t-e；然后消费者在商家选择开发票的基础上，选择是否举报，同样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消费者，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会选择举报，从而最终的博弈均衡是（举报，开发票），达到了较理想的结果，说明了税务机关奖励举报者会降低商家非法经营的概率，故而奖励机制对税收管制能够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
消费税概述篇6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研究现状；综述展望
一、国外研究历史及现状
增值税是20世纪人类在财税领域的一个伟大的改革和成就。美国学者t.adams早在1917年就提出了具有现代增值税雏形的想法。德国C.F.V.Siemens于1921年正式提出了增值税这个概念。国外有关增值税的研究内容主要如下：mclure.C.e（1987）讨论了美国是否开征增值税，开征可能给美国带来的影响，以及增值税的意义及其不足。thomasC.Jensen和Stephenwanhill（2002）分析了欧盟主要成员国因采用不同的增值税税率而导致了很多企业进行税收套利的行为。Rao.m.Govinda（2005）研究了印度舍去营业税、采用增值税的原因及结果。Sujjapongse和Somchai（2005）对泰国商业税转变为增值税进行了分析。
二、国内研究历史及现状
1994年我国正式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现增值税占各年税收总收入的30%～40%，成为我国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转型一直是很多税务专家密切关心的话题，国内在增值税转型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四方面：一是研究了增值税转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程瑶，陆新葵（2006）从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等不同角度对增值税转型可能会对我国经济结构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增值税转型可能会使本已失调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觉得选择增值税转型推进方案时应该慎重考虑。陆炜、杨震（2000）从财政、税收、会计、计量经济学等综合角度，构建计税依据的实证模型，阐明了不同类型增值税对政府税收收入、国民经济投资活动的影响，认为消费型增值税具有良好的政府税收收入自动稳定器作用及对投资的反经济周期直接鼓励作用，最后，还研究了增值税转型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一部分学者还研究了增值税转型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杨抚生、蔡军（2006）着重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对地方财政收入、投资和就业等方面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作者认为消费型增值税会导致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引发投资过热、增加劳动就业压力。二是研究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孔庆景（2011）选取深沪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2009年上半年的数据，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积极影响。李长春（2006）通过分析上市公司转型前后净资产收益率和利润的变化，研究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筹资活动的影响；分析企业投资活动的变化，研究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三是研究试点地区增值税转型的经验。我国增值税改革首先在东北三省地区试点，后来又在中部地区、内蒙古东部和地震灾区进行了消费型增值税的试点。范潇（2010）研究了增值税转型对中部试点地区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的影响。黑龙江省国家税务局课题组（2006）阐述了东北地区试点的效果，分析了增值税改革的运行效果：从受益行业的效果看，体现了税收与经济的良性互动；从投资变化的态势看，有效地验证了增值税的“中性”特征；从试点操作层面看，反映出税制运行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王宏伟，刘焕龙（2006）深入分析了试点地区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局部问题。朱义顺，萧明同，石永新（2005）通过试点地区出现的问题，从新增增值税税额的退税口径、征管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四是研究增值税转型对各行业的影响。陈龙（2010）通过搜集2007～2008年两年部分试点地区的8个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等相关信息，分析比较研究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王素荣、蒋高乐（2010）通过对农林牧副渔业、采掘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信息业、制造业等五大行业在增值税转型前后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变化，研究了增值税转型后各行业的受益程度以及增值税转型对上市公司财务的影响程度。
三、未来研究趋势展望
增值税转型的短期效果已经显现，通过减轻企业税负，刺激企业加大固定资产投入，提升产品技术含量，企业的财务绩效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升，但从长期来看，整个政策的执行能否符合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是政策推行后长期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其次，我国增值税转型仅仅是增值税税制改革的第一步，今后增值税税制改革将进一步完善消费型增值税的相关政策，使抵扣政策实现彻底地行业公平和企业公平；最后，一般文献只研究了上市公司，对于更多没有上市的公司，以及小规模纳税人企业，增值税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也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消费税概述篇7
论文关键词非法所得可税性合理界定
一、非法所得可税性概述
（一）问题的提出——税法实践引发讨论
“非法所得的可税性”几年前一直是财税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相关的文章多发表于1996年到2007年这十多年间。理论研究焦点的转移与税法实践息息相关：1996年广州市地税局于颁布了《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特种消费行业临时受聘服务人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对广州市地税部门各类酒店、餐厅、及其它营业性单位附设或单独经营的歌舞厅、卡拉oK厅、贵宾厅房、咖啡厅、酒吧、桑拿（蒸气）浴室、保健按摩中心等经营性娱乐消费场所（以下统称特种消费行业）的临时受聘服务人员取得的酬金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200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教育劳务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超过规定收费标准的收费，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和兴趣班等为由另外收取的费用以及与幼儿入园挂钩的赞助费、支教费等超过规定范围的收入，不属于免征营业税的养育服务收入。”上述地方和国家通知的每一次出台都会引发相关讨论文章数量井喷般的爆发。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以“特殊服务人员服务费”以及“择校费”为代表的非法所得的可税性问题。这种理论重心偏转的现象是由法学“实践性”的本质决定的，“法学的研究总是指向法律现象或法律问题”。
（二）问题的发展——我国学者的争论
我国学者在对“非法所得的可税性”进行讨论时，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1）是否应当对非法所得征税？（2）对非法所得征税是否意味着承认其合法性？支持传统理论“应税所得应当具有合法性”的一方主要认为：（1）“将非法所得纳入课税对象有损于社会正义，同时也是有违社会道德”；（2）从税收依据角度，将非法所得纳入课税对象有违纳税人的义务来源——“享受国家执行公共事务职能所带来的利益”。（3）从税收原则角度，将非法所得纳入课税对象有违税收法定原则。支持主流观点“非法所得也应纳入征税范围”的一方主要认为（1）将非法所得纳入征税范围符合税收公平原则；（2）将非法所得纳入征税范围符合税收效率原则；（3）将非法所得纳入征税范围符合税收的职能。
（三）问题的延伸——争论的质疑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孰是孰非姑且不论，我们听到了第三种声音——对这场争论本身产生了质疑。翟继光老师在《也论非法所得的可税性——非法所得课税问题争论之误区》一文中指出：“两者的争论实际上走入了一个误区，这个误区使得这一问题变成‘假问题’，而双方的争论也就变成了‘假争论’。这一误区就是，双方的争论时脱离实践的抽象理论争论。”而造成这一误区的根本原因在于，“非法所得是否应当征税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在抽象实践中的问题时，忽略了时间的限制”。将时间因素纳入对“非法所得的可税性”的考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类似标准作为参考，争论仿佛又回到了起点。笔者在对争论的现实意义上，和翟老师秉持着相似的观点，如果这场争论的问题本身就是“假问题”，那争论的意义也就无从谈起。
二、“非法所得”概念的界定
（一）“非法所得”定义的推衍
笔者查阅“非法所得的可税性”相关文章后发现，大部分文章在思路上遵循这样的路径：由现实问题引发争论，进而陈述两方观点并表达个人意见，最后提出完善建议。在如此的讨论过程中，在开始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被忽视——对“非法所得”概念的合理界定。笔者尝试从对“非法所得”概念的界定角度，来说明这场前提缺失的争论的意义是有待斟酌的。上述思路很大程度上受到翟老师文章的启发，但在走出“误区”的途径选择上似乎又有不同。
我国法律对于“非法所得”没有给出较为明确的定义，其概念具有模糊性，这就使得在论及与此相关的问题时缺乏达成共识的必要前提。美国1992年的9-366号指引对“非法所得”一词作出的具体的解释，“所谓非法所得是指被调查的未申报的收入、交易或者货币的来源不符合地方、州或者联邦的法律”。然而，“非法所得”的外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处于动态扩张的状态，“美国法规部门定期对这些判例及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整理，并作出解释性的批注”。
非法所得是相对于合法所得而言，核心在于“非法”。从取得行为方式和途径的角度分析，非法获取所得的行为存在违法性，即自然人或法人通过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行为而获得收入。从取得收入的结果来看，由于行为人获取所得行为的违法性，导致收入在法律上的合法性丧失。综上所述，非法所得可以定义为，与合法所得相对，获取所得的行为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在取得方式和途径上存在瑕疵的收入。
（二）“非法所得”的合理区分
笼统使用“非法所得”的概念进行讨论，以判断其是否具有可税性，容易导致争论处在不同的层面，走进混乱的误区，其合理性值得商榷。选取适当的标准对非法所得进行区分，有利于在共同前提下对其可税性进行探讨，避免学术探讨的意义或价值的削弱。
非法所得按照是否经有权机关确认为标准，可以分为性质已确认的非法所得——被认识到的非法所得的实然状态——“实然的非法所得”；性质未确认的非法所得——未被认识到的非法所得的“未决状态”——“事实的非法所得”。我们通常意义上讨论的非法所得，笔者认为属于非法所得的实然状态，即已经被有权机关认识到的非法所得。非法所得的实然状态，其非法性与否已经由有权机关认定，其面临的多是被有权机关没收，可税与否也就无从谈起，即不存在征税的问题。如果非法所得人被给予罚款的处罚，此时的非法所得是否应当征税又分为两种情况：（1）如果罚款数额大于或等于非法所得，非法所得人此时相当于不再持有非法所得，也就不需要纳税。（2）如果罚款数额小于非法所得，非法所得人所持有的剩余非法所等仍应纳税。理由即在于根据可税性理论，非法所得的“未决状态”，由于未被有权机关确认，在这里姑且称其为“事实非法所得”，再按照是否具有“明显确定性”，可以分为“不易确定的事实非法所得”和“可确定的事实非法所得”。是否具有明显确定性的标准，反映到具体操作中体现在：是否具有易于被外界认知的渠道。例如无证经营、占道经营等方式获取的所得，由于其具备被外界认知的渠道，可以认为是具有公开性的非法所得。通过贪污受贿、走私贩毒等行为获取的所得，由于行为性质以及行为人意图隐瞒的主观心态，该所得一般不易具备被外界认知的渠道，可以认为是不具有公开性的非法所得。
“非法所得”一般都具有隐蔽性，在“非法所得的未决状态”中，非法所得属于事实状态但还未被有权机关认识。“不易确定的事实非法所得”缺乏被外界认知的渠道，税收行政主管部门不是确认“非法所得”的有权机关，没有义务进行查认，其呈现出的是“合法所得”的外表，甚至可能不被发现。将其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无疑造成我国税收的流失。根据可税性理论，因为收益的存在，且不存在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否定因素存在，对其征税是具有可行性与合理性的。
将时间因素限定在“征税时”，“将来可确定的事实非法所得”所面临的是被有权机关确认为“非法所得”的实然状态，这当然是我们理论抽象的理想情况。究其本质，这才是前述双方争论中所提到的“非法所得”的真正内涵，本文的主要目的即是在对“非法所得”进行区分后，针对争论中存在混淆的“非法所得”内涵进行合理修正，避免争论者陷于课税能否之纠缠。论及该“将来可确定的事实非法所得”是否应当征税，（1）首先根据“可税性”理论，在征税时的“将来可确定的事实非法所得”当事人是享有收益的，收益是其可纳入征税范围的依据。（2）根据税收公平原则，“将来可确定的事实非法所得”当事人存在税收负担能力，应当与合法所得同等纳税。（3）从社会道德角度考量，如果对该项所得不征税，相当于对获取该所得的违法行为客观上采取纵容或鼓励态度，造成消极的社会效果。
此外，对“将来可确定的事实非法所得”征税过后，有权机关对非法所得再做出罚没的处罚，之前的已征税额的处理问题，在实践中的具体操作还需税务机关与有权机关协调，处理机制的构建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对“事实非法所得”征税是否意味着赋予其合法性问题。笔者认为可税性与合法性的判定属于两个层次的讨论，不存在必然联系，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消费税概述篇8
［关键词］消费型增值税；财务活动；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39-0057-02
2008年11月初我国开始改革增值税,由传统的生产型增值税转成消费型增值税,并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各地区和行业全面实践。消费型增值税这种新型的增值税的内容体系以消费为根本的税收征集,从宏观环境而言,这是我国税收和经济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家税收,但是却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公平的理念。
1增值税概述
消费型增值税是我国对企业征收的流转税的一种,隶属增值税。主要是指允许法定纳税人在计算企业的增值税额时,能够由商品及劳务销售额的数额中扣减当期购入的固定资产总额,即以消费为依据计算企业的增值税。
根据增值税的新规定,允许企业扣减的当期资产主要包括：生产原料变动成本中含有的全部增值税额,外购固定资产类固定成本中含有的增值税额,并将以上数额一次性全部扣除。新型增值税以消费品为征税对象,其税基总额及全部消费品的总额一致。
本文研究主要以一般的企业纳税人为研究对象,故此主要适用一般纳税人的应税税额计算,即：
应纳税率=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2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活动的影响
21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分析。固定资产作为企业的重要资产,价值的变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总资产结构情况,并引起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发生一定的变动。根据新型增值税的计算,当期新增税额无法全部抵扣时,较之于转型前的增值税计算,其资产和负债均以未扣减的金额计算,净资产的变动情况一致。在此情况下,企业能够节约部分货币资金,而固定资产价值的部分降低,将会提升企业流动与非流动资产的比重。企业的经营状况越好,销项税额越大,能够抵扣的进项也就越多,在新型增值税下获得的优惠就越大。
(2)对企业利润表的影响。增值税转型的实施,能够降低固定资产的原价,促使折旧费用发生连带降低效果,企业的应用利润上升,利润总额增加。虽然新型增值税的应纳税额增加,但是企业的净利润却能够上升。固定资产不含税的价格增长越多,折旧率越大,利润表下的项目将会产生更多的变化。
(3)对企业现金流量表的影响。增值税转型后,能够有效地降低销售成本,提升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在消费型增值税下,企业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将支付更少的增值税,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因增值税的降低而有所增长。在其后的各年,企业的现金流量并不会受到直接影响,当年投资经营所得的现金流量在消费型增值税扣减下将会大幅度的增长,并可能因为新引入固定资产的作用而导致现金流的增加。
22对企业财务活动的影响
(1)对企业筹资活动的影响。企业筹资的关键在于借款同权益的资产关系决策,在固定的借款利息下,企业的投资报酬高于固定利率,则企业的借款越多就能够获得越多的投资收益。消费型增值税对于企业固定资产的处理,使得固定资产的成本费用降低,损益中计算的折旧费用降低,增加企业利润,进而提升企业的投资报酬率,加上固定的利率,企业的筹资活动将因为企业借款的增加而增加筹资收益。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息保证将随着消费型增值税有所增加,提升企业的长期还债能力,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尤其是企业的筹资风险将会有所降低。增值税转型降低企业税负的同时,能够降低相应的企业附加税,进而实现其利润总额的更大幅度上升。
(2)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分为房屋建筑物投资和机器设备投资,增值税转型对房屋建筑物所含税款不予抵扣,而对机器设备所含税款抵扣,则房屋建筑物投资成本不变,机器设备投资的成本将由含税成本变为不含税成本。企业为获得增值税的抵扣。在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时,就会最大限度利用现有房屋建筑物。加大对机器设备的投资和对现有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必然提高企业资本有机构成和技术含量。随着企业资本有机构成和技术含量的提高,其利润增长方式将逐渐改变,最终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企业机器设备投资成本的降低,由投资收益补偿的设备投资成本绝对金额就会减少。设备投资的回收期会缩短是由于增值税抵扣直接减少了利息资本化后的入账固定资产成本,增值税抵扣金额转入了企业利润。
(3)对企业当期和远期财务活动的影响。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的远期影响与企业后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相关。如果转型刺激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企业未来几年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增加,则各年的利润状况主要取决于新增固定资产的投资回报与折旧费用、财务费用之间的关系。如果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较大、回收期较长,则在投资的最初几年利润可能由于折旧费用、财务费用的增加幅度大于当年新增固定资产对经营利润的影响而有所下降。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会导致企业的损益年度波动较大。资产运营能力和偿债能力也都存在因大幅提高固定资产投资而恶化的状况。在当前我国投资主体约束不强烈、资本比较宽松的宏观环境下,投资的低效率难以排除,企业投资的低效率完全能够抵消投资初始增值税转型所带来的好处。
3企业实践消费型增值税存在的限制性问题
消费税概述篇9
关键词：绿色税收 税收制度 完善
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一些具有环保特点的经济概念，诸如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绿色会计、绿色营销、绿色税收等相继出现。这些“绿色”概念，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将环境资源的消耗与补偿纳入经济范畴，从而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其中绿色税收的概念最早主要是基于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政府利用宏观税收调节环境污染行为”的环境税收思想，即对导致环境污染的经济主体征收特别税种，使外部成本内在化，以实现对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拓展和深化后，绿色税收概念被赋予更新、更广阔的内涵。
从广义上说，绿色税收是税收体系中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有关的各种税种和税目的总称。从狭义上看它包括以下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内容：根据排放量和对环境的损害程度来决定税率以计算排放税；对生产出来能危害环境的商品或使用这种商品的消费者征税(如xej-~油征收的消费税)；在其他税收上提取与环境相关的备抵；对于能够节约能源或减少污染的设备和生产方法给予可以采用加速折旧备抵法或降低税率的优惠。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内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生态环境却遭到严重破坏。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世界上居于前列，世界银行与环境经济专家在《关于中国环境污染的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国大城市的环境污染状况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0个在中国。环境的恶化不但直接影响着我国人民的生存质量，而且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是一个高度综合、高度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污染的防治和生态的恢复，并且和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管理体制、政策法律息息相关。如何应对当前的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解决遏止人类发展的“瓶颈”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欧美一些国家通过改革调整现行税制，开征环境税(包括废气税、水污染税、固液体废物税、噪音税)，实行xej-环境改善的税收优惠政策等，使税收对改善环境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状况，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我国建立“绿色税收”制度，更好地运用税收手段保护环境和资源是十分必要的。
一、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现状
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原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中就曾规定对工业企业以废渣、废液、废气等“三废”和其他废旧物资为主要原料生产产品所取得的销售收入和利润给予定期免税照顾。此后，我国的税收制度虽然历经多次改革、调整，但也始终将保护环境作为税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对“三废”企业的税收减免；对节能、治污等环保技术和环保投资的税收优惠；限制污染产品和污染项目的税收措施；促进自然资源有效利用的税收优惠等。此外，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也对保护环境不受污染、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肯定，上述税收措施采取“奖限结合”的办法，形成了鼓励保护环境、限制污染的鲜明政策导向，与政府的其他有关措施相配合，在减轻或消除污染，加强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状况，相对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上述税收措施所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主要体现在：
1．现行税制中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2．现有涉及环保的税种中，有关环保的规定不健全，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比如就资源税而言，税率过低，税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征税范围狭窄，基本上只属于矿藏资源占用税。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费现象严重的情况极不相称。
3．现行税制中为了环保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过于单一，仅限于减税和免税，受益面比较窄，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而且显得力度不足，国际上通用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均可应用于环保税收政策中，以增加税收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而我国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4．现行税制未形成绿色税收制度，没有就环境污染行为和导致环境污染的产品征收特定的污染税。目前国家治理环境污染，主要是采取对水污染征费，对超过国家标准排放污染物的生产单位征收标准排污费和生态环境恢复费，这种方式缺乏税收的强制性和稳定性，环保成果难以巩固和扩大。另外，在征收方式上不规范，排污费的收费方式由环保部门征收，不仅征收阻力很大，而且排污资金的使用效果也不理想。
二、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绿色税收制度
根据我国资源现状和特点，应促进企业按物耗少、占地少、能耗小、运输少和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原则发展，加强对能耗大、用水多、占地多、污染严重的重化工业的管理。在进一步完善现行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税收措施的基础上，尽快开征环境保护税，使其成为“绿色税收”制度的主体税种。从而构建起一套科学完整的“绿色税收”制度。．采取多种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1．扩大并建立完善的环境税种体系，明确征收范围。开征新的环境税，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将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开发生产行为及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物质列为环境污染税的征收范围。借鉴国际经验，分期分批开征水污染税、大气污染税、污染源税、噪音税、生态补偿税等一系列专项新税种。将目前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可增加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其他资源课征资源税，并逐步提高税率，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鉴于土地课征的税种属于资源性质，为了使资源税制更加完善，可考虑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共同调控我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同时应扩大对土地征税的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严格减免措施，加强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耕地意识。
2．完善税制要素。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环境保护税的课征对象应是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从税收的公平性考虑，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应具有普遍性，即凡属此类行为和产品均应纳入课征范围。但考虑到我国目前缺乏这一税种的制度设计和征收管理经验，在开征此税的初期，课征范围不宜太宽。应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先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人手，待取得经验、条件成熟后再扩大征收范围。为促进经济主体珍惜和节约资源，宜将现行资源税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对一切开发、利用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按其生产产品的实际数量从量课征。在税基选择上，以污染物的排放量课税，一方面刺激企业改进治污技术，另一方面也不会妨碍企业自由选择防治污染方法。采用弹性税率，根据环境整治的边际成本变化，合理调整税率，同时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实行差别税率，在征收管理方面宜作地方税，地方政府应将征收上来的税款进行专门保管，专门用于环保建设事业。
3．完善税收优惠措施。除继续保留原有的减税免税和零税率等税收优惠形式外，还应针对不同优惠对象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多种税收优惠形式。首先，制订环保技术标准，对高新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引进和使用予以税收鼓励。可供选择的措施包括：技术转让收入的税收减免、技术转让费的税收扣除、对引进环保技术的税收优惠等。其次，制定环保产业政策，促进环保产业的优先发展。如环保企业可享受一定的所得税的减免；在增值税优惠政策中，对企业购置的环保设备应允许进行进项抵扣，从而鼓励企业对先进环保设备的购置与使用；对环保设备实行加速折旧；鼓励环保投资包括吸引外资，实行环保投资退税；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有关政策中，对于企业采用先进环保技术改进环保设备、改革工艺、调整产品结构所发生的投资应给予税收抵免；对于环保产品在出口政策上给予税收支持等等。这样，可以增强税收优惠手段的针对性和多样性，便于灵活运用各种不同税收优惠形式激励企业采取措施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提高税收优惠措施的实施效果。
4．改革消费税制度。为了增强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应对课征制度进行改进。(1)适当提高含铅汽油的税率，以抑制含汽油的消费使用，推动汽车燃油无铅化的程。(2)在继续实行对不同排气量的小汽车用差别税率的基础上，应对排气量相同的、汽车视其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而实行区别对待，并应明确规定对使用户“绿色”燃料的、汽车免征消费税，以促使消费者和制造商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选择。
消费税概述篇10
【论文摘要】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稀缺资源，具有独特的经济和社会价值．面对世界各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开发已是迫在眉睫，而建立绿色税收体系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护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济手段。如何建立绿色税收制度。以保护和改善我国的环境，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税收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一些具有环保特点的经济概念，诸如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绿色会计、绿色营销、绿色税收等相继出现。这些“绿色”概念，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将环境资源的消耗与补偿纳入经济范畴，从而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其中绿色税收的概念最早主要是基于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政府利用宏观税收调节环境污染行为”的环境税收思想，即对导致环境污染的经济主体征收特别税种，使外部成本内在化，以实现对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拓展和深化后，绿色税收概念被赋予更新、更广阔的内涵。
从广义上说，绿色税收是税收体系中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有关的各种税种和税目的总称。从狭义上看它包括以下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内容：根据排放量和对环境的损害程度来决定税率以计算排放税；对生产出来能危害环境的商品或使用这种商品的消费者征税(如xej-~油征收的消费税)；在其他税收上提取与环境相关的备抵；对于能够节约能源或减少污染的设备和生产方法给予可以采用加速折旧备抵法或降低税率的优惠。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内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生态环境却遭到严重破坏。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世界上居于前列，世界银行与环境经济专家在《关于中国环境污染的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国大城市的环境污染状况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0个在中国。环境的恶化不但直接影响着我国人民的生存质量，而且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是一个高度综合、高度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污染的防治和生态的恢复，并且和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管理体制、政策法律息息相关。如何应对当前的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解决遏止人类发展的“瓶颈”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欧美一些国家通过改革调整现行税制，开征环境税(包括废气税、水污染税、固液体废物税、噪音税)，实行xej-环境改善的税收优惠政策等，使税收对改善环境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状况，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我国建立“绿色税收”制度，更好地运用税收手段保护环境和资源是十分必要的。
一、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现状
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原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中就曾规定对工业企业以废渣、废液、废气等“三废”和其他废旧物资为主要原料生产产品所取得的销售收入和利润给予定期免税照顾。此后，我国的税收制度虽然历经多次改革、调整，但也始终将保护环境作为税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对“三废”企业的税收减免；对节能、治污等环保技术和环保投资的税收优惠；限制污染产品和污染项目的税收措施；促进自然资源有效利用的税收优惠等。此外，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也对保护环境不受污染、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肯定，上述税收措施采取“奖限结合”的办法，形成了鼓励保护环境、限制污染的鲜明政策导向，与政府的其他有关措施相配合，在减轻或消除污染，加强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状况，相对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上述税收措施所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主要体现在：
1．现行税制中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2．现有涉及环保的税种中，有关环保的规定不健全，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比如就资源税而言，税率过低，税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征税范围狭窄，基本上只属于矿藏资源占用税。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费现象严重的情况极不相称。
3．现行税制中为了环保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过于单一，仅限于减税和免税，受益面比较窄，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而且显得力度不足，国际上通用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均可应用于环保税收政策中，以增加税收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而我国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4．现行税制未形成绿色税收制度，没有就环境污染行为和导致环境污染的产品征收特定的污染税。目前国家治理环境污染，主要是采取对水污染征费，对超过国家标准排放污染物的生产单位征收标准排污费和生态环境恢复费，这种方式缺乏税收的强制性和稳定性，环保成果难以巩固和扩大。另外，在征收方式上不规范，排污费的收费方式由环保部门征收，不仅征收阻力很大，而且排污资金的使用效果也不理想。
二、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绿色税收制度
根据我国资源现状和特点，应促进企业按物耗少、占地少、能耗小、运输少和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原则发展，加强对能耗大、用水多、占地多、污染严重的重化工业的管理。在进一步完善现行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税收措施的基础上，尽快开征环境保护税，使其成为“绿色税收”制度的主体税种。从而构建起一套科学完整的“绿色税收”制度。．采取多种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1．扩大并建立完善的环境税种体系，明确征收范围。开征新的环境税，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将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开发生产行为及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物质列为环境污染税的征收范围。借鉴国际经验，分期分批开征水污染税、大气污染税、污染源税、噪音税、生态补偿税等一系列专项新税种。将目前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可增加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其他资源课征资源税，并逐步提高税率，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鉴于土地课征的税种属于资源性质，为了使资源税制更加完善，可考虑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共同调控我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同时应扩大对土地征税的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严格减免措施，加强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耕地意识。
2．完善税制要素。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环境保护税的课征对象应是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从税收的公平性考虑，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应具有普遍性，即凡属此类行为和产品均应纳入课征范围。但考虑到我国目前缺乏这一税种的制度设计和征收管理经验，在开征此税的初期，课征范围不宜太宽。应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先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人手，待取得经验、条件成熟后再扩大征收范围。为促进经济主体珍惜和节约资源，宜将现行资源税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对一切开发、利用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按其生产产品的实际数量从量课征。在税基选择上，以污染物的排放量课税，一方面刺激企业改进治污技术，另一方面也不会妨碍企业自由选择防治污染方法。采用弹性税率，根据环境整治的边际成本变化，合理调整税率，同时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实行差别税率，在征收管理方面宜作地方税，地方政府应将征收上来的税款进行专门保管，专门用于环保建设事业。
3．完善税收优惠措施。除继续保留原有的减税免税和零税率等税收优惠形式外，还应针对不同优惠对象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多种税收优惠形式。首先，制订环保技术标准，对高新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引进和使用予以税收鼓励。可供选择的措施包括：技术转让收入的税收减免、技术转让费的税收扣除、对引进环保技术的税收优惠等。其次，制定环保产业政策，促进环保产业的优先发展。如环保企业可享受一定的所得税的减免；在增值税优惠政策中，对企业购置的环保设备应允许进行进项抵扣，从而鼓励企业对先进环保设备的购置与使用；对环保设备实行加速折旧；鼓励环保投资包括吸引外资，实行环保投资退税；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有关政策中，对于企业采用先进环保技术改进环保设备、改革工艺、调整产品结构所发生的投资应给予税收抵免；对于环保产品在出口政策上给予税收支持等等。这样，可以增强税收优惠手段的针对性和多样性，便于灵活运用各种不同税收优惠形式激励企业采取措施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提高税收优惠措施的实施效果。
4．改革消费税制度。为了增强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应对课征制度进行改进。(1)适当提高含铅汽油的税率，以抑制含汽油的消费使用，推动汽车燃油无铅化的程。(2)在继续实行对不同排气量的小汽车用差别税率的基础上，应对排气量相同的、汽车视其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而实行区别对待，并应明确规定对使用户“绿色”燃料的、汽车免征消费税，以促使消费者和制造商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