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的意义篇1
[关键词]农民 主体性 义工合作社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4－0169－03
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是农民的家园、故土，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那里有他的血脉相连，有他儿时的幸福嬉戏，有他长大的辛酸与喜悦，也有他的儿孙绕膝享天伦的快乐与期盼。正是因为情理与历史的承载，农村永远是农民的家，农民是农村真正的主人。新农村建设是农民建设自己的家园，离不开农民主体性的发挥。宁乡县龙泉村支村两委认识到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主人翁地位，建立起农民志愿服务组织――义工合作社，唤醒农民的主体性意识，激发农民的主人翁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农民的主体性意识确立农民的存在价值
人的主体性不是单纯主体自身的规定性，而是通过人的活动在主体、中介、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在自然、社会环境中逐渐生成的现实形态。“一般来说，主体性是指主体在与客体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能动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是在实践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人，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就是人的主体性，它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并且，马克思认为，主体问的交往是人的生产活动赖以进行的必要条件，交往是个人主体意识形成的重要条件，交往形成集体意识，交往促进人和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人以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交往实践促进人的主体性发展。
人的主体性是现代人最重要的观念之一，自由和解放正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诠释与确认。黑格尔就说：“在主体中自由才能得到实现，因为主体是自由的实现的真实的材料。”这说明了人只有具有主体性才可能是自由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之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仍显示了对生产力的巨大促进作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中国农民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严重制约了农民的个性、主体性，农民很少有机会关注社会的发展及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发展，以及个人能力与价值在社会中的显现。自然经济所要求于人的是简单的技能和单调的体力劳动，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丰富个性的人，一家一户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形成片面、封闭、自保、知足常乐、守土为安、不求进取的小农心理。更确切地说，奴役人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炼造了一代代具有奴性意识的小农，不仅禁锢了人的主体性思维，也束缚了人的创造，人如同于一具机器般的僵化、固态。
马克思认为：“人始终是主体。”人终究会从自己的主体地位出发，自觉认识、掌握、超越各种现实客体的限定和制约，在与客体的关系中取得支配地位，按照自主的目的能动地改变现实客体。然而，主体与主体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主体是从地位来说的，而主体性是主体具有的属性，或说是主体应具备和将显现的特性。人的主体地位离不开人的主体性的支撑，没有主体性作支撑的主体地位只会走向荒谬的境地。
龙泉村支村两委干部在长沙市宣传部领导的启发下，回顾历史，认识到了农民的主体性意识对农民自身和社会存在的价值，并于2007年底成立了农民义工合作社，以期激发农民的主人翁精神，解决村务人力、财力的困难。而现实说明，龙泉村农民义工合作社的成立，其价值并不单单止于龙泉村公共事业的顺利推进，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唤醒了农民的主体性意识，促进了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自觉性、能动性、创造性，为农民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推力，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民的培育提供了平台。
二、农民义工社激发农民主体性精神
龙泉村位于宁乡县的西部，与娄底、益阳相连，丛山峻岭，丘蛮起伏，人多地少，道路崎岖，距离黄材镇13公里。全村土地面积9.8平方公里，人口2240人，水田857亩，人均耕地面积0.37亩地，青壮劳动力多外出务工，常年来农业经济和社会公益事业难有发展。
龙泉村农民义工合作社成立以来，参加人数达600多人。农民义工社遵循“服务农村、传播文明”，倡导“参与、互助、奉献、进步”的义工精神，本着服务农业、支持农村、帮助农民、积极配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性精神，不断完善组织建设，聚集农民群众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升农民群众的精神素质和道德风尚，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模式，促进农村公共事业快速发展，带动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
宁乡县龙泉村农民义工合作社义务投工10000多个，修建好5.2公里的村级主道，移动土石方12480方，砌方5000方，风炮爆破2000次，机器施工32天，硬化了8公里黄月公路，修建了7个提水泵站和1个排水泵站，建成12.4公里的主干渠、支渠、盲渠相通的渠道系统。2008年，集中修建8.4公里月沩公路以及连通各特色种植基地的水泥路，义务造林50亩。农民义工合作社除组织统一义务投工外，还捐献爆破器材费20000元，机械施工费66560元等，共12万多元，道路所到之处需占农民田地山林，农民均主动配合、无偿贡献。在农民义工合作社人员的影响及感召下，在外务工、经商的人员及各位领导志愿服务，热情也很高涨，纷纷捐资相助，在长沙市内的知名人士成立同乡会，发出倡议书，集资捐献义工社，积极支持家乡的义工活动。
1、农民义工社促使农民增强了自我组织能力
自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生活，农民之间的经济生活领域的互助交往减少，乡村社会关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影响无处不在，人心涣散。这种状态往往会导致村干部工作难进展、农民思想工作难开展、农村公共事业难发展。宁乡龙泉村深处丘陵山地之中，远离城市、交通不便，一直以来是贫困村，受到县市的多次扶贫也不见起色。市委宣传部在扶贫工作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找准焦点，探索路径，最终归
结到一点上，那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在这一观念的指引下，结合龙泉村公共事业发展的需要，支村两委干部在农民群众中倡议呼吁，终于唤醒了农民群众的主动性、主体性，农民行动起来组织义工合作社，为龙泉村修建走出大山的道路成立志愿服务队。
“村民自治的含义，就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龙泉村农民义工社严格来讲是农民在一定的共同价值目标追求中自发形成的合作组织，这是对村民自治发展的探索。在组织中，几个以集体事业为重的农民，带头突破重重思想障碍，克服各种困难，成功地组织农民群众修路、修渠等，取得惊人成绩。这不仅是农民发展公共事业的新创举，也是农民落实村民自治工作的新创举，大大增强了农民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为村民自治增添了活力。
2、农民义工社帮助农民提升了思想道德境界
龙泉村农民在面对社会公共事业如何开展这一问题时，受到来自长沙市委宣传部领导的指引，在几位公益心强的农民群众的带动下成立农民义工合作社，升华起为村级公共事业奉献的道德精神，为了一定的社会共同利益目标，高举集体主义旗帜，奉献对集体的爱心。
3、农民义工社有利于农民淳化村风民风
龙泉村农民义工合作社的成立，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实践探索，把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等基本要求内化为农民义工合作社的基本章程，明确农民义工社的业务范围是服务农业、支持农村、帮助农民、积极配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口号是“送人一束玫瑰，留下芳香予己”。这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路径、新平台，也为农民淳化村风民风创造了条件并提供了价值导向。
三、农民义工社亟待激活内力促发展
诚然，农民义工合作社的成立，为促进农民主体性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作出了一定的实践探索，但仍需面对很多困难和发展障碍，也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能与空间。这一切都需要探索、总结、完善。
1、需要党员干部先锋树榜样
共产党员在人民群众中应该是一面旗帜、一根标杆、一个模范榜样。龙泉村成立农民义工合作社应基于对共产党员的这种认识，着重抓好基层党支部和党员干部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与思想建设。一是狠抓党员干部的全面教育，努力使支部的要求、党员的想法和群众意愿相一致，扎根农民群众中，起好先锋模范作用，成为农民群众信任的好带队人。二是应对全村党员和干部划分责任区，按照“因人制宜，因地制宜：联得上，联得好；全覆盖，无空白”的原则，采取多种方式划分党员联系群众的责任区。每个党员干部联系农户，开展“培育文明户、带动中间户、关爱贫困户、转化后进户”的活动，分类制定培养、帮扶措施，对文明户，重点是加压鼓劲，增强带动力；对中间户，重点是引导激励，图谋大发展；对贫困户，重点是支持帮扶，在经济上打翻身仗；对后进户，重点是交心谈心，转变思想。党员干部不仅自己要深挖潜力谋致富，同时要带动农民群众共同发家致富。三是对党员干部要健全监督评价机制，各支部都要认真开展党员评议，通过党员评、群众评、组织定，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树立党员在农民群众中的新形象，发挥党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薄弱的，宗族血缘纽带错综交织、社会环境复杂、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经济环境特殊、许多党员干部外出务工的流动性以及当前农村党务工作的政治软环境等，都会对农村党员干部发挥长期的模范带头作用产生影响，需要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长效机制，使农村党员干部永葆先锋模范的本色。
2、需要宣传教育农民塑新人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义工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农民的不断发展。龙泉村支村两委在长沙市委宣传部的指导和扶助下，高度重视农民主体的培育。创办“新农学堂”，聘请外地各级专家为农民讲学，对农民进行思想道德、时事政治、科普知识、农业技术、环境保护、文明卫生等方面的宣传教育；提出用苦干实干、创业不息、崇德尚义、奉献不已的“龙泉精神”激励、教育、鞭策龙泉农民，努力塑造龙泉新农民；多次组织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建立村图书室、广播室、歌乐队，满足村民的求知欲望和娱乐需求，坚持用文化激活新村；建立评价和激励机制，在小项目招标和小额贷款方面优先考虑义工，表彰先进，鞭策后进，以农民中的真人真事先进典型为榜样，感召农民、教育农民。龙泉村通过一系列活动宣传教育农民，夯实了农民义工合作社的群众基础，也使农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成为奉献为公的新农民。
由此可见，农村的事业需要农民主体力量的发挥，农民主体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各级组织只有教育农民、培育农民，健全农民全面学习、终身学习的长效机制和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才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不竭的人才支持。
3、需要扩大义工队伍添活力
在新农村公共事业建设中，龙泉村充分发挥农民义工社的排头兵作用。在修建、扩建村级道路过程中，农民义工社的社员不仅自己义务出工出力，带头捐款、捐让扩建道路中所需的自家山林和田地，还主动做邻里乡亲的思想工作为扩建道路扫除障碍，对于融洽干群关系、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龙泉村义工合作社只有600多名社员，且多为龙泉村的村民，多为老人与妇女，文化程度较低，缺乏劳动技能，限制了农民义工活动的常态发展和领域扩展。因此，农民义工合作社应向全社会招募长期志愿者，鼓励社会各界有志之士积极参加，这样才能为农民义工队伍增添新的活力，提升义工队伍的整体素质，也为义工志愿服务开辟更广阔的活动领域。
4、需要完善制度保障促发展
义工组织在国外很普遍，义工活动在国外也是常态，甚至出现闲暇假日人人争做义工的局面。在我国，义工组织逐步发展，城市和灾区经常活跃着各类义工群体，许多农民也自发组织起来深入城市和灾区义务服务。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农村公益事业需要快速发展，农村贫困人口数额巨大，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日益增多，残疾人也为数不少，迫切需要义工队伍的志愿服务，为城乡协调发展、新农村建设作出努力。
据此，政府需尽快出台相应制度，保障农村义工组织合法产生并良性发展，建立以“服务社会，传播文明”为目的的义工组织发展的长效机制。
第一，政府应制定相应政策和制度，鼓励各行各业各类人士积极加入志愿者组织，甚至在学业和职场的发展上纳入志愿者的要求，对企业的志愿者行动采取政策扶持等，在制度上引导社会志愿义务服务的价值取向。
第二，政府与舆论媒体应积极配合，高度肯定和评价志愿者行动，加强舆论监督与导向，使全社会人士以参加志愿者活动为乐、为荣，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第三，健全社会评价和奖励机制，对于志愿者运用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等相结合的手段，如对志愿者实施贷款支持、项目支持、信任支持、宣传支持等，建立长效机制，促进义工志愿服务在农村全面发展，并使义工志愿服务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注释：
①李萍《主体性――“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核》，载于《社会科学家》2007年第6期。
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1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
农民合作社的意义篇2
【关键词】合作化，农业合作化，合作社，经济
【abstract】Beforeandafterthefoundingofpeople’srepublicofChina，ShaoqiLiuhadgivenaseriesofefficientadvicefortheagriculturalcooperativemovement，mainlyinclude：setupacontactincirculationproletariatandthepeasantryofthebridge，inordertograduallyguidethefarmerstotakethesocialistroad；inthenewdemocraticstage，theywillnottouchtheindividualownershipoffarmers，whenthefarmersbecomerich，industrializeddevelopedtoacertainextent，toraisemoreadvancedcooperativetransition；ontheroadoftheagriculturalcooperation，firstmechanizationandthencooperation.
【Keywords】establishmentofcooperatives，agriculturalcooperation，cooperationartel，economy
建国前后，刘少奇对组织合作社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同时完成了几十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谈话、手稿和批示，对合作社的性质、目的和任务以及合作社的具体组织方式等做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丰富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刘少奇这些思想是在充分吸取列宁的合作经济理论并总结我国解放区发展农业合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本文撷取其中三点加以探析，相信对我国目前发展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实现我国农业的再次飞跃，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刘少奇论述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
1948年秋，随着辽沈战役告捷，淮海、平津战役相继拉开战幕，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分工，刘少奇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上，研究我国合作社经济问题。
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刘少奇认为，“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马克思、列宁讲过了，但是要处理中国的土地、农民问题还要靠我们创造，还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1]1在完成后，要通过发展农村合作社建立合作经济，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刘少奇指出“仅仅实行，只能部分地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只有发展农业，实现工业化，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进而向社会主义发展之后，农民的穷困问题，才能最后解决。的最终结果，不是单纯的帮助农民摆脱贫困，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刘少奇认为，在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后，必须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地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合作社这一个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国家去帮助、教育、组织与改造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最主要的形式，”[1]11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1]27“合作社办理得好坏，对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成败，是起着决定作用的。”[1]12他在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指出：合作社问题对于今后农民的趋向和我们国家的前途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碎片化的小农生产是生产的基本特征，我们不能用强制手段去废除农民的小私有制，只能是通过一种过渡环节，也就是实行农业合作化，逐步把农民组织起来，使小农经济走向集体化，这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唯一出路。
刘少奇的上述思想实质上是论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小农生产为主的农业国家，农民不会自发的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必须在先不改变小农生产所有制的情况下，由国家建立合作社经济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二、刘少奇农业合作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优先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从流通入手，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
关于采取何种形式的合作社，刘少奇在《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合作社》一文中就曾提出：“合作社可分两种，即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但由于中国工业的落后，在革命胜利后进行经济建设的最初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广大的范围内组织消费合作社是极端重要的。”[1]32“特别在今天要着重提出商业问题，提出供销合作社问题。因为我们历来重视农业，而忽视了商业的重要性”。[1]23刘少奇认为，我国分散的小生产者，是靠商业关系把他们联系起来，并使他们和工业体系相联结，构成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整体，所以，商业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能够决定小生产者的命运。因此，着重提出商业问题，提出供销合作社问题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承担农村商品交换任务的供销合作社，作为一种合作经济性质的“买卖机关”，易于为远离市场的广大农民所接受和参加。优先组织合作社还因为：“商业如果组织得好，就有刺激生产的作用。”“尽管商业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但它反过来又可以支配生产。”[1]22
这里实际已经揭示了商品经济对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刘少奇曾在苏联留学，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结合俄国实际情况，宣布土地国有，交给农民使用，就是希冀从流通领域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通过供销合作社进到生产合作社。刘少奇关于通过农村供销合作社把商品经济引入中国农村经济，引入中国农业生产过程的思想，是借鉴了列宁发展俄国合作社的经验，在实践上已经证明是正确的。中国的农村经济繁荣发展的最好时期就是以后到农业合作化的全面完成的这段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农村供销合作社、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农村手工业合作组织等集体经济发展得也最兴旺。其之所以能够如此，正是因为符合了马克思的“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集体化的原则。也是刘少奇优先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从流通入手，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具体体现。
（二）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不要怕农民“冒富”
中国革命胜利后，刘少奇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应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搞新民主主义，第二步再搞社会主义。当然二者并不是绝对分离，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必须“在有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2]423同时他强调“这种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比东欧、中欧各国人民民主国家长得多。”[3]427基于这一点认识，他对中国农村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赞成的，但不同意过急。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不要怕农民“冒富”，只有80%的农户发展到有“三马一犁一车”的富裕程度后，才可由他们自愿地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他还主张增加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他说“一家农户可以搞副业、可以喂鸡、喂猪，甚至允许有个人的经济发展计划。”刘少奇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还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认为过早地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经济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是与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不相符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能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动摇一般的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他还指出“私有权在今天中国条件下，一般地还不能废除，对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3]60刘少奇认为提高与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以满足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而不是动摇农民私有财产的问题。这一点必须从原则上搞清楚。1951年他对山西省委给中央和华北局的请示报告的书面批语中，尖锐指出：那种企图“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4】如果过早地消灭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还要把它请回来，因为它的存在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只有在经济发展以后才能真正消灭它。
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刘少奇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认为在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并不具备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新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经济。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都应该允许其存在发展，并要加以保护，这样对促进封闭式自然经济的解体，发展农村生产力和农村商品经济，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刘少奇主张保留富农经济。
刘少奇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首先，那种急于从个体所有的互助组过渡到集体所有的合作社的主张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后，农村经济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得到了恢复和初步的发展，但生产力水平并未提高，仍停留在手工、畜力水平上，这样的生产力决定了只能搞农民个体所有基础上的互助合作，不适宜建立集体所有的生产合作社。其次，过早削弱、否定农民私有基础的做法同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是相悖的，实质上是混淆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不同的阶段。新民主主义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新民主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这两个历史阶段各有不同的政策，消灭私有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决不能在刚刚完成就采取消灭私有制的政策，这样做是错误和危险的。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急于消灭私有制，只会助长平均主义，挫伤农民的积极性，这样是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研究刘少奇这一思想，反思历史的沉痛教训，再对照今天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长期不变，我们更能体会到刘少奇同志这一思想的价值和今天党的农业政策的科学性。
（三）在农业合作化道路上，应该先机械化后合作化
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农业发展道路上到底是先机械化还是先合作化上产生了分歧，并引起了一场争论，这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民主性。主张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刘少奇主张先机械化再合作化。刘少奇曾多次表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为条件。早在1949年6月，他就强调说：“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2]430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提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请示报告》，他看了请示报告后，向华北局同志表示：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械化和一定程度的科学、文化水平是难以办到的。1951年5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说：“单用这一种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从以上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刘少奇主要强调了：农业集体化要以工业的发展为重要前提和条件；农业集体化是生产方式上的根本转变，是一场革命，要有工业的发展作后盾，才能巩固集体农庄；单用农业合作化和互助组的办法，农业是不可能直接走到社会主义的，因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所以，没有强大的国营工业，不可能有全体规模上的集体化。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归根起来，就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
刘少奇的上述观点强调了社会主义不能长期建立在落后的、手工劳动的基础之上。它符合不能离开社会生产力水平来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原理。但是他的意见当时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所采纳，历史选择了主“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主张，并由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不可否认，这场运动一开始确实鼓舞了人们的干劲，从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后期的“一大二公”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偏离了最初搞合作化运动的实旨。薄一波同志在评价刘少奇关于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点时指出：“在我国条件下，即使没有大批农业机械，只要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发展合作组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提高生产力的目的，但是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是不能长期建立在落后的、手工劳动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承认，这些观点从根本上说是对的，所谓‘根本’就是它符合不能离开社会生产力来谈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原理。”[3]206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农用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展开、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发展，各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蓬勃发展，认真梳理刘少奇的合作经济思想，学习刘少奇分析合作经济思想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思路，对当前我国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实现我国农业的再次飞跃，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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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的意义篇3
[关键词]新农村文化建设新型农民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乡村文化己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瓶颈因素。当前新农村建设浪潮此起彼伏，空前热闹。然而这项旨在惠农的德政工程意外地显现出领导积极性高而农民积极性不够“官热民冷”的尴尬局面。究其其原因就是如今农民正面临着比物质贫困更大的贫困―精神贫困。这是一种比经济贫困更深重、更难以摆脱的贫困。在新农村建设起步阶段，如果不及时解决好这个问题，新农村建设极有可能重蹈覆辙。农民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农民思想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要顺利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使农民成为有新观念、新思想、新追求、新举动的奋发向上的农民。
一、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和精神动力
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生动描绘了新农村发展的美好图景,五句话相互融合，有机联系，体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目标。这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必须把社会主义四个方面的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互相协调，互相促进。坚持四个文明一起抓，四大建设共同推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质要求，也是它的重要内容。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必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构建健康向上、协同进步的文化体系，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提升农民的文化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良好的文化条件。
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动力。农村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先进的文化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夯实农村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可以统一农民群众的思想，提升他们的素质，振奋他们的精神，为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1.文化建设有助于推动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农村经济是互为作用。物质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备条件，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为农村文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不可否认良好的文化氛围能对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农村文化反过来促进农村的经济建设。(1)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通过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可以提高作为农村生产力主导因素的劳动者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从而提高农村生产力。(2)通过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提倡科学方法，有利于在农村形成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气，有助于农民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用科学作指导进一步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提高农村劳动生产效率，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从而夯实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良好的民风民俗、邻里关系等文化内涵将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素质，改善农村投资环境。
2.传播科学理论，引领正确方向。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离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就不能保证新农村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要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民开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宣传教育，开展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目标任务和重要举措等的宣传教育，讲清道理，解疑释惑，使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明白人，明白为什么要建设新农村、为谁建设新农村、建设什么样的新农村、怎样建设新农村等问题，提高农民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自觉而理性地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而振奋农民的精神，统一了思想，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力量。
3.文化建设为新农村营造文明的社会风尚。社会风尚是一个时期社会风气、生活方式和环境氛围的综合反映，体现着人们的精神风貌和行为习惯，标志着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乡风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目标，这就意味着新农村建设必须把树立科学的思想观念、创造良好的道德风尚、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作为重要内容。在新农村建设中，加强文化建设，大力弘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科学的自然观、竞争观，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可以使广大农民逐步形成以和为真、以和为善、以和为美、以和为贵的共识，正确对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激发农民群众的创造力和创业热情，引导农民群众转变观念，不断增强竞争意识、发展意识、市场意识、生态意识，增强民主法制观念和开拓创新精神；可以帮助广大农民群众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努力形成邻里团结、家庭和睦、诚信友爱、扶贫济困的社会氛围，在广大农村形成“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社会风尚。在这一过程中，农村文化将以自身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改变着农村的生活习惯、邻里关系、村风民俗，在继承历史的传统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吸收当代文化健康科学文化知识。
二、农民的整体素质较低制约着农村文化建设
近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农民收入稳步增长，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广大农民群众的素质与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需要还不完全适应，与建设新农村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农村各种犯罪现象增加，各种不健康的活动滋生蔓延，农民道德滑坡，农民文化素质的这种状况严重地制约着农村文化建设的进程。农民群众是文化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文化的建设者和创造者，农民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农民思想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1.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比较匮乏。文化素质是一个人整体素质的基础，其主要体现指标是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从总体上讲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整体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我国4.97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2%，小学及以下的占40%。全国92%的文盲、半文盲在农村。正是“教育”的缺失，导致农民思想观念相对陈旧，整体素质普遍偏低。从整体上看，我国农民仍然是一个“知识贫困”的群体。农民文化素质的这种状况严重地制约着农村文化建设的进程。农民接受培训和教育的意识淡薄。由于农民受传统观念以及小农经济传统的影响，很多农民不能主动地接受培训，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心理障碍，从而在主观上也影响了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工作的推进。
2.农民的职业技能素质低。农民的职业技能素质通常是指农民所具备的科技知识水平，反映在农民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数量、质量以及运用于农业生产实践的熟练程度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生产技能素质虽有所提高，但与加快我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还很不适应，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中，农民们还主要是依靠长辈们的言传身教来获得技术，大部分农民没有受过系统的、正规的农业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不足20％，而荷兰90％的农民受过中等教育，12％的农民毕业于高等农业院校。
3.衰落的农村导致农民的精神追萎靡。在繁荣的城市面前，农村人的精神和自尊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在精神和文化上更加衰落,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自卑感、目光短浅，视野狭窄等等。他们消极无为，听天由命、得过且过，安贫乐道，甚至堕落到求助传统迷信。农民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社会道德滑坡、精神追求淡化、忽视社会效益，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问题，农民的重义轻利价值观念正在接受挑战，谋利计功、见利忘义诚信缺失的行为正在颠覆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农民政策观念淡薄、存有“等、靠、要”等消极观念，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封闭保守等现象，这些严重影响了农民自身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广大农村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陈规陋习的状况严重地制约着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
4.农民的法制观念缺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法制建设的不断增强，我国农民的法律素质也有所提高，大多数农民具有了较强的法制观念，能够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但仍有不少地区农民的法律素质低下，法律观念淡薄。由于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即人治社会,封建思想在农村可谓根深蒂固，加上市场经济的负面效益带来的消极影响，这就使得农民的法制观念普遍淡薄。一些地方群众法律常识缺乏，买卖婚姻、搞封建迷信和打牌之风盛行。多数农民对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农业法》等法律法规缺乏基本的了解，对法律作用的评价也很模糊，相当一部分农民对“人情大于法律”的观点还持肯定态度。农民法律观念的淡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社会治安形势，而且也对农民自身利益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5.农民的文明意识不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的思想观念、文化水平、生活习惯和活动方式都有了新的变化，整体素质明显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社会文明奠定了良好基础。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与新农村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地方村民文明意识不强，乱倒垃圾、乱堆杂物，村庄环境卫生极差……这些都是素质不高的表现，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要加快农村社会进步，做到人人思进，人人思变，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文和精神支撑，就要进一步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下大力气提高农民素质。
我国农民的这一基本现状，既影响了现代农业建设，也制约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势必影响农村文化建设，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
三、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
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大文化”的角度来说，涉及文化文物、新闻出版、教育、卫生、体育、广播电视、科技、旅游等多个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农村文化建设离不开各职能部门的支持和配合；而农民既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受益者，更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农村文化建设更离不开农民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新农村文化建设要把社会的大力支持与培育农民结合起来。
1.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要提高农民思想素质，引领农村社会新风尚。各级组织应进一步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教育农民。通过给农民讲理论、讲政策、讲道理，使其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政治觉悟，增强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自觉性。坚持用先进文化熏陶农民，整合农村图书室、广播室、文化活动中心等资源，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以节日文化为龙头，以农闲文化为重点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将思想道德教育融入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之中，使他们从中得到教育和提高。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农民，全面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深入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引导农民崇尚科学，移风易俗，爱岗敬业，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砺炼高尚的道德情操，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农村形成文明和谐、积极进取的社会风尚。
2.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切实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培养一代新型农民。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农村基础教育直接关系到农村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状况，而农村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状况将直接决定我国未来农民队伍的素质。因此，从长远看，提高农民素质，必须要高度重视农村的基础教育。要明确彻底改变农村的面貌需要从娃娃抓起，着力培养一代新型农民，10年、15年后，新一代知识农民将成为国家建设的生力军。要确保农村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学习发展的基本权利，坚持基础教育面向农村全体学生。
以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多种机制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尽快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按照“面向农村、面向农民、面向农业”的方针办好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是有效培育新型农民的重要举措。围绕促进生产发展、农民增收，做好各类实用技术的培训、推广和应用工作，提高农民科学种田的技能。充分发挥科技示范户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质量。
3.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要提升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提升农民民主意识需要农民和政府双方共同争取在农村切实普及宪法知识，提高农民的宪法意识、权利意识，创造出学习宪法、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良好氛围，是提高农民民主意识的有效途径。近几年来，随着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各种丑恶现象如斗殴、、盗窃抢劫和家庭暴力等也时有发生，严重危害了农村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针对农村的这种社会现状，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使广大农民群众学法、懂法，从而增强遵纪守法观念。教育引导他们知法懂法、遵法守法、依法办事，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不良现象作斗争，从而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良好环境准备。
农民合作社的意义篇4
【关键词】新农村 治理 政府 农民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目标及意义
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农业和农村发展出现了积极变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粮食连续两年较大幅度增产，农业结构调整向纵深推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重大成果，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干群关系明显改善。但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为进一步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提出的新理念，包括20字的基本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字的要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包括全面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总体布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深刻意义在于，通过国家整合，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状况，在已分化的城乡差别基础上重新构造城市与乡村的有机联系和统一，让全体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城市一套制度，农村一套制度，相比而言，城市制度具有较大的优越性。如果这种双制度格局任其发展，必然引起社会不稳定。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打破城乡二元格局的有效途径。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治理主体
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最有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
西方的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之所以提出治理概念，主张用治理替代统治，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既看到市场的失效，又看到国家的失效，而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方面的某些不足；另一方面就是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的日益壮大。当然，治理也存在许多局限，它不能代替国家而享有合法的政治暴力，也不能代替市场自发地对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治理就是要正确地处理好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实现良性互动。
具体到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中，治理既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更要依靠政府的力量。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曾指出，农业是弱势产业，连发达国家都不仅仅指望市场调节，发展中国家只能寄希望于国家增加投入。但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其作用不能忽视。叶敬忠教授也指出，在新农村建设中，所有主张和建议几乎都来自于两个群体：官员和学者。而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最终受益者，却在新农村建设中集体失语了。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依次是：生产发展46%，生活宽裕34%，管理民主8%，村容整洁6.3%，乡风文明4.7%；农民最关心的生活问题数据依次是：收入增加、教育条件的改善、就医条件的改善，然后才是居住环境的改善。然而，从2006年至今，各地新农村建设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盖房、修路，有些地区也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但绝大多数村庄处于筹备和搁置状态，缺少实际举措。因此，新农村建设必须给农民话语权，让农民更好地组织起来，这是使政府与农民积极成效地合作，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关键。
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职能的定位
尽管各国现代化进程的路径不同，但几乎都呈现出工业先于农业发展，通过工业支持农业的规律。我国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五”期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200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989年的473%，财政收入也超过了3万亿元。与此同时，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25.6%下降到12.4%；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也从占总人口的73.79%减少到58.24%。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已成为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迫切任务。总书记“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表明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发展现代化工业的需要，农村问题一直被边缘化，这就造成了农业自生能力的弱化，农业自身无法预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正常利润。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依托政府强有力的支持。
1、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证农民增收。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业基础建设和农业科技的投入，改变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落后的局面，并立法使之制度化、规范化。据财政部统计，中央财政直接用于“三农”的资金2004年为2626亿元，2005年为2975亿元，2006年为3397亿元，2007年为3917亿元。但这样递增的曲线中，农民最终获益甚少，因此要改变目前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建立专门机构来监督、规划、实施农村发展项目。另一方面实行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调控，保护农民利益，保持市场供求平衡，使农民的劳动付出和收入成正比。
2、进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我国“农民70%以上的贷款是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的，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只有30%”。因此，新农村建设要不断完善农村金融制度，扩大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银行的资金来源和业务范围，使之在农业开发和农村扶贫中履行职能。同时，政府应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改变农业保险私人不愿涉足的局面，对风险较大的农业项目进行保险，以保护投资者和生产者的利益。
3、增加农村公共财政方面的投入。这主要是解决地方公共品开支的问题，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缩小公共事业方面的城乡差距。在过去较长的时间里，由于受财力的限制，政府对农村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足，主要由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己办，与城镇差距很大。新农村建设要加快农村道路、饮水、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增加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投入。
4、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已成为拓宽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政府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务工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工资保障金等制度，切实解决务工农民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
四、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主体作用
2006年3月1日《经济日报》报道“韩国的二元经济转型之路”，提到韩国政府在农村建设中，重视激发农民自身的潜能和聪明才智，让农民自主、创造性地进行农村建设，农民收入明显增长，农村与城市的差距逐步缩小。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必须从农民是主体这个立场出发，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1、推进基层政权改革，发挥村民自治作用。这是管理民主的内在要求。村民自治制度落实的效果，将是新农村建设中实现“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的关键。我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由1982年修订的新《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由于我国有8亿多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实行村民自治在我国具有特别意义，被认为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最光辉的篇章。我国的村民自治主要由村民选举制度、村民议事制度、村务公开制度和村规民约制度组成。尽管村民自治制度已实行了20多年，有利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但由于国家治理对基层政权的依赖，通过社会建制仍将权力分配给基层政权，从而使它仍然处于控制并整合基层利益的中心位置，农民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治。因此，必须推进基层政权的改革，认清基层干部的角色定位，改善基层政府的服务水平。基层干部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是一个组织规划和服务的角色，是一个民意的提炼者和升华者，而不应该是一个越俎代庖的拍板者和不顾民意的决策者。
2、进一步加强农村的专业合作组织建设。只有不断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断加强农民的合作能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才能将其和国家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有效地对接起来。2006年10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这标志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最终有了法律保证。2007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亮点在于，确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主体地位，保障农民的民利和合法利益，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又好又快发展，开辟建设现代农业的新途径。通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帮助农民进入市场，有效保护和实现农民利益，能够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但是，仅有国家的政策支持还不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全体农民的积极参与，真正代表农民的意愿和利益。
3、大力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塑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把农村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离不开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如：通过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举办各种职业技能培训，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通过鼓励农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提高农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使农民成为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只有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才能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农民合作社的意义篇5
关键词：伦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考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要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拉开的序幕，因为其建设目标既注重发展农村生产力，又注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既注重经济建设，又注重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既注重推进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又注重推进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周波等，2006）。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的推进将深深触动现有伦理范畴中不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部分，提升、发扬其有积极作用的部分，大力推进伦理建设向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转变，带动伦理建设内涵的全面提升。
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决定》用20个字给予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最简要的概括描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尹焕三（2006）认为，这20个字五句话描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五个方面的目标特征，也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层面给予农村建设的新定位。这五个方面既有彼此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内在的联系，又有先后顺序的逻辑关系。其中，生产发展是建设新农村的关键和基础，是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的经济基础，而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不仅是生产发展的根本落脚点，还反转过来促进生产的发展，保证农村经济的科学发展。由此可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包含着生产伦理、发展伦理和行政伦理等多方面的伦理内容。
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农村“三个文明”建设的可靠保证
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看出，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不仅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也包括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在实现《决定》给予的终极目标时，既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也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这样的目标体系，可以有效地引导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平衡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发展（郭杰忠，2005）。所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质是“三个文明”建设齐头并进的举措，首先要全面提升农村生活水平，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通过物质条件的改善来有效地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但是精神文明建设不会自发地与物质文明的建设同步前进，物质条件改善带来的新的意识形态问题还将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阻碍，必须全面认识现有农村伦理价值取向中不合时宜的成分，借助新农村建设的动力来提升伦理底线，实现新农村建设和“三个文明”建设的双重目标。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伦理价值取向
借助农村现状以及社会发展的共性分析来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伦理价值取向所包含的生产伦理、发展伦理和自治伦理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1、生产伦理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以实现农村生活宽裕的目标，效率当仁不让地成为农业生产追求的第一目标。效率的实现是以改变现实生产过程中落后的生产关系为切入点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施有效地激励了农户通过劳动力、化肥、农药甚至良种的投入来提高产量，但需求弹性小于1的农产品高产出并不一定能带来收入的增加，如何解决特色、规模、成本、收益等相互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也随之演化为生产伦理的重大问题。发展生产，仅仅是围绕提高产量而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高质量、具有特色且安全的农产品成为经济全球化对农业供给的基本要求，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要求农业生产需要在规模和特色之间做出合理选择，农产品的初级供应状态必须改变，深加工甚至精加工成为农业发展的必然路径，由此引发的农业产业链如何延伸和延伸主体的确定问题也成为生产伦理思考的重要内容。
2、发展伦理
发展伦理学的视角来看，任何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以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条件，以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潜力发挥为动力，这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发展，否则，就是对人没有意义的发展，是没有价值的不可取的发展（龙先琼，2006）。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符合发展伦理要求的适合农民全面发展的伟大举措，表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必须是也只能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但受到教育程度的限制、思想境界的制约，仅仅依靠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间很长，也将走不少弯路。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下，建立科学的培训体系，在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的同时，还要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不断学习的机会，通过有组织地受教育，修正思想中不适合新农村建设的成分，激发潜能，为新农村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实现新农村建设进程推进与农民全面发展的和谐目标。
3、自治伦理
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逐渐成为市场主体的一员，并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塑造出他们的主体意识、自主意识、平等意识、自由意识和竞争意识，他们越来越本能地排斥行政干预，主张通过自主、平等、独立的方式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吴业苗，2002），随着自主意识的增强，强化了农村社会的自主性品德，自治成为农村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必然选择，管理民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体现。新农村建设的终极目标是构建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社会环境，村民自治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实现村民自治，才可以实现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地位，将其自主意识、平等意识、自由意识和竞争意识贯穿到生产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农民也才可以由此真正成为社会人。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然提升底线伦理范畴
伦理文化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萌生发展。“伦”是指人与人的关系，“理”是道理和规则。“伦理”就是处理人们相互关系应遵守的道理和规则，也就是道德规范（李海涛，2006）。伦理可以弥补制度的许多不足，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提高社会协调与工作的能力，促进信任，减少内耗和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吴永生等，2004）。伦理建设是新农村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1、底线伦理的现实理解
韩国的新村运动很大程度是依靠在农民中提倡勤勉、诚信、节俭、自助、平等、合作等伦理思想来实现的（于恒魁，2006），而现阶段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正直诚实、公正守法、尊老爱幼、互尊互助、勤劳节俭、自主与合作等美德，在市场经济向农村渗透的过程中有一部分逐渐丧失或正在磨灭，比如勤劳节俭在一部分农民心中正在消失，原因是其身边的一部分人获得成功不是依靠勤劳节俭，自主合作，而是由于社会机会出现的概率不一，或者这些人能抓住机会，只看结果不重过程的思考方式使得投机取巧、寻找捷径、甚至采用非法手段致富成为一部分农民追寻的方向，这将严重影响新农村建设的进程，甚至将诱导新农村建设走进误区。必须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抵制市场经济带来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克服传统思想中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通过广泛开展教育培训，灌输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将“底线伦理”编书著说，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向农民宣讲，不仅要坚持底线伦理，更要借助新农村建设的契机提升底线伦理的层次，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伦理新范畴
（1）推动契约伦理的普及。市场经济推崇契约伦理，在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连接基础上，必须建立以诚信守法为基础的契约伦理体系，契约伦理的支撑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契约伦理是以诚信守法作为执行基础的。在新的伦理范畴与传统的伦理范畴之间如何有效融合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话题，必须通过政府宣传、媒体舆论引导，逐渐改变农民习惯的传统小农阶段的经营模式，引入高效的社会化经营模式。
（2）提高和谐伦理的认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实现路径，在追求生产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认识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新农村建设是新时期新环境下的一个尝试，没有特定的模式借鉴，必须谨慎推动，因地制宜，切忌将样板工程照抄照搬。各地经济基础不一，决定了新农村建设的模式多样化，必须长远考虑生活改善、土地配置、人民安居乐业等影响农民选择农村生活的多个因素和水土保持、人文景观等自然生态因素的有机协调，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好已有的自然生态，维持一个可以永续居住的生态环境。
（3）实现宗族伦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结合。宗族势力一直是农村社会起着重要作用的力量。许华义认为宗族势力的存在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它奉行的是一套落后的与民主相违背的社会体系，宗族势力的大行其道，与近年来农村基层组织经济、社会、文化功能的弱化有很大关系。村民自治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村民自治必须与宗旨治理有机融合，借助宗族治理的有效性，融入体现平等、自由、自主等以人为本精神的治理模式，将是目前最为紧迫的事情。必须发掘宗族治理中适用的成分，通过合理引导构建村民自治的有效模式，只有充分处理好宗族伦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新农村建设才会步入有序和高效的轨道。
四、结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成旧的、过时的伦理思想必须加以废弃，代之以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伦理思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引入契约伦理、和谐伦理的内容，处理好宗族伦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注重伦理建设是加快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丰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体系的重要形式。
作者单位：南昌航空工业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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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的意义篇6
(一)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的研究现状农村集体经济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基础性改革之一。当前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新一轮的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实践已经蓬勃展开，形式多样、不拘一格，让人眼前一亮的制度创新不断涌现，而与此同时，也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屡屡出现以改革之名行攫取公益之实的事件。以适宜的改革理论、方法与观点来评价和指导实践已经是现实亟需。而另一方面，关于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理论观点却分歧重重，截然相悖者并不鲜见，并未形成关于改革目标、方向与路径的基本共识。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作为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体制的宪法第八条第一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未发挥其基本法的规范作用，即界定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基本路径和制度框架。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国内学界将该条款视为陈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或国家政策的政治宣示性条款，而未将之视为一种规范性条款，从而深入剖析其规范含义的窠囿有很大关系。国内学界关于该条款的论述寥寥，主要包括:第一，该条款是一个论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条款，主要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形式，而该条款所确定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作为农村集体所有制形式的特征之一出现的。①第二，该条款是对国家政策的一种表述。有观点认为，此类条款对国家政策的表述，与宪法作为国家基本法所要求的稳定性和规范性相冲突，不应当成为中国宪法的条文。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此类条款是对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规定，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宪法的不稳定性，但农村中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原则规定而存在。③第一种解释处于通过社会现实力量对比关系来理解宪法现象的“宪法的社会理论”脉络中，④更倾向于从体现社会主义原则这一政治要求的角度来解说该条款的正当性。比如“一方面，集体统一经营有利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和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家庭承包经营，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宪法的这一规定，有利于理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推动农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⑤虽然这种解说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历史说明或目的说明的性质，但是以“政治正确”为前提的解说不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该条款本身法律性质及其在法秩序中作用的探讨，而且阻隔了从活生生的现实语境来观察该条款现实影响的可能，从而放弃了追问:政治的逻辑是否如所期望的那样成为真实的生活?第二种解释基于世界上成熟的立宪国家对于经济生活基本秩序的建构大多采取经济权利的扩张或者限制而实现的，以及宪法的安定性是根本特征之一，⑥而现行宪法对经济制度的具体化规定在相当程度上带来了宪法的不安定等理由，将包括宪法第八条在内的条款看作宪法中的一类“不恰当性条款”。持有此类观点的学者自然也就对细致研究该条款的法律意义兴趣寥寥。事实上，从尊重实在法的原则出发，只要不是极端的恶法，就应当采取法律信条论的观点，“在现有情况下”来思考，⑦更何况一旦认真对待宪法，略微采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已经开始揭示类似条款在中国法律秩序中的独特作用。⑧总体上，两种观点都没有从中国实在法语境下追问该条款的法性质，也就无法揭示该条款与宪法其他规范和其他法律之间、中国法秩序的主导价值和原则之间以及中国快速转型的经济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刻联系。(二)研究不足的社会后果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规范意义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否已经或者可以被设定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义务。对此问题回答如果为肯定，则强国家－弱集体的权力权利格局就被生成———国家就被赋予了实施推进该制度所必须的手段的权力，可以“合法”地介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而集体经济组织则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社团权，只能视为承担实施特定社会主义经营制度职能的特殊社会组织。反之，则国家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仍然可以适用国家与社团的一般法理———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行使结社自由权的产物，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和完整的社团权，国家唯有在社团自治出现明显缺陷或者力所不及的情况下方得介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进程。由于对该条款尚未深入研究，模棱两可、莫衷一是的情况比比皆是，与该宪法条款相关的社会秩序也因此出现了某种混乱、动荡和矛盾，这一情况表现于现行法律体系、国家政策、农业经营实践和学术讨论之中。第一，立法上的立场不明。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应当作为制定相关普通法律的立法依据，相关普通法律不仅不得和该条款的规定及其精神相违背，而且应当以更为明确具体的法律规范来积极实现该条款的立法意图和目的。但是该条款作为法律规范的意义尚未得到充分挖掘，现行的相关普通法律也就难免出现立场不明、忽左忽右的情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是该条款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得以建立和运作的关键主体之一，而至今中国的相关普通法律，如《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尚未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更未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组织形式、组织结构、运作机制等基本内容。2017年10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作为特别法人来对待，这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地位的重大发展，但该法仍未就其作为特别法人的基本性质、主要目的、实体构造等要素做出具体规定，需学理和立法填充的空间仍然巨大。①一方面，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似乎强调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享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所享有的财产权和自由权又受到国家通过立法手段的严格限制。如《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现行法律中并未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般性的调整或收回承包地的权利，而仅仅规定了一些例外情形，也并未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般性的收取地租的权利。这些立法事实上弱化了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集体代表享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限制了集体经济组织调整经营方式的自由。第二，相关国家政策的冲突和矛盾仍然未得以消除。国家政策是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社会治理工具，而此种社会治理工具应在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确立的宪法框架内，根据该条款的法律目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来使用。然而，由于对该条款深刻的法律内涵认识不清，相关国家政策仍然呈现出“管而不当”的缺陷。如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既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又允许“对承包土地作必要的调整”。但是到了199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在对待土地调整的态度上就发生了明显变化，强调第二轮的30年承包期内不再按照人口增减调整土地，“要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只允许“在个别农户之间小范围适当调整”，即所谓的“大稳定，小调整”。这种政策之间的冲突所引发的争议并未随着1999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进入宪法而平息，也未随着2002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原则上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而结束。随着工业化的加速，以及人口的持续变动，要求根据人口调整土地的呼声不断高涨。②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具体土地承包关系能否调整、如何调整的态度，其核心问题是国家发展经济的权力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由权之间是否存在相对确定的界限与范围，以及自由、平等、效率三者是否在关于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的现行法中存在相对稳定的位阶。而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恰恰为确定这两个核心问题提供了基本法上的依据。此外，国家政策中对农村“规模经营”的一再强调也涉及了同样的核心问题。第三，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方式的改革在部分领域和地区呈现出一种反差:行政主导性过强，而以农民自由权为基础的内生性不足。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方式的改革，主要表现出两大方向:一是以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主体集中为表现形式的规模化经营。比如到2012年底，全国30个省区市中家庭农场已达87.7万个，经营耕地面积达到1.76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3.4%。①二是以社区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广东佛山南海区的社区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度试点，如今已经为多个省市所借鉴。如北京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以社区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到2013年底已经完成了全部3555个村的改革工作。②前者在改革目标上表现出了国家对农业效率的追求明显高于对农民自由与平等的重视，在改革手段上不仅屡屡出现行政权力干预农民自发选择的情况，而且政府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支持政策实际上使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者处于不平等地位，在改革后果上也存在客观上使农民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的问题。后者在改革进程上表现出明显的行政推动性，而非农民自发选择，而作为其改革结果的社区型股份合作组织至今仍然在实践中未能脱离农村基层行政管理权、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私法主体。在上述改革中，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所包含的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义务及其范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法律定位，以及对农民及其集体自由权的尊重等规范意义，都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第四，学术讨论突破了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所确立的基本法治框架。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虽然具有宪法规范一般的原则性、宽泛性的特征，但是该条款也有着刚性的、明确的规范意义层面，这就是建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中国的宪法中，在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这一基础上实行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不仅具有追求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政治意义，还有消除剥削、确保资源分配公平、以自愿互助合作脱离小农经济自身矛盾的价值追求。然而，在关于农业经营方式改革的讨论中，突破这一限制的观点———以永佃化或私有化为手段进一步强化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不仅得到了很多人的呼应，而且影响到了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如“应该和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一样，允许农民集体将农地彻底平分给集体内的农民成员，实行有管理的农地私有制”。③再如“赋予农民一个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生产要素功能”，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永佃化。④此类观点将强化农民权利视为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一种手段，进而从“有利于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这一吸引人的理由出发对强化农民权利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另一方面，此类观点也会影响到对中央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相关政策的解读，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的表述就解释为“这一改变意味着土地承包经营权将没有存续期间的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将被永佃化”。⑤将家庭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解释为永佃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明显带着未经反思的解释者“先见”。虽然宪法确立的基本规范并非不能讨论，但是如果对基本规范的立法目的、历史脉络、价值追求等尚未做出充分全面的考察并有足够理论积淀和现实需求的情况下，就匆忙选择一种明显与其背道而驰的制度建构方向，即使不说是草率的，也不能不说是不严谨的。综上，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的基本法规范意义尚没有得到充分展现，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体制从理论到实践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任意性与盲目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全面地剖析该条款的法律意义，界定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基本法律框架，不仅是找寻中国当前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合法性基础的源头，而且是落实中国宪法对农村经济社会活动“规范性适用诉求”①的基本前提。根据前述的问题，对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法律意义的剖析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到底是国家义务，还是组织义务。二是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中国家权力与农民自由之间的关系。三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所确立的自由、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为何。
二、国家义务抑或组织义务
“无论在何种情形下，决定哪些渊源在解释宪法时具有重要意义者都将告诉我们宪法到底是什么。”②就法律文本的解释而言，自萨维尼以来形成的语法、逻辑、历史和体系的四种解释类型属于法律诠释学相当固定的组成部分。③要释明该条款的意义，也当从此四种解释要素着手。从字义可能范围④出发，可以对该条款分析如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不如通常的表达法律规范的语句带有“应当”、“可以”等明显的规范词，而是采用了陈述语句。该语句以动词“实行”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如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实行”行为的主体，则该条文直接表达的意义可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实行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可以将该条款更清楚地表达为:如果某一组织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该组织应当采用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主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那么该主体负有实行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义务。从这一规范看，如果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其他的经营方式，则属违法。如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表示“双层经营体制”实行的范围或者针对的对象，即“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适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表述，则该条款并不直接表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义务，而有可能只是表明国家对于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采用“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积极态度。在此种情况下，文义解释已经明显不足。若自体系解释的角度看，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表现形式，而宪法第六条规定了国家负有坚持与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义务，由此，国家也就负有坚持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义务，这一义务直接体现于宪法第八条第三款“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从中国的政治传统来看，宪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作为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基本要素之一，因此，从国家负有坚持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义务就可以导出:国家负有支持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义务。在这样的宪法价值导向下，结合此种情况下的文义，可以将该条款表述为“国家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表述所表达的法律规范是:“国家负有支持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义务。”这一规范的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只有在国家怠于履行此种义务的情况下，才违背了该法律规范。综上，中国宪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可能表达了不同的法律规范:第一，如果某一组织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该组织应当采用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第二，国家负有支持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实施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义务。该条款所陈述的规范内容到底为何?综合各种考量，可以认为后一个法律规则更为恰当地反映了该条款的意旨，原因在于:首先，虽然稳定农村经营体制是1999年对宪法第八条进行修改意图的直接表述，但在客观上是以扩大农民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为目的的。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并未表现出一种客观要求，即就经营方式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定义务或者限制。在改革开放之初，为解决农民生活普遍贫困，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生产责任制在各地不断涌现，国家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容忍到支持的变迁过程。由于“包产到户”带来的农民经营自由的扩大，以及以土地承包权与获取剩余产品的收益权为主要形式的财产权利的扩张，确立了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不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推动了农产品数量迅速增加，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当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是否合法的问题，也即是说与农村生产承包制相联系的经营自由权与财产权利是否合法的问题。1982年宪法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回应，仅仅规定“农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直到1986年公布的《民法通则》才真正从法律上肯定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的合法性。该法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到1993年左右，各地区土地承包合同纷纷到期，国家又出台政策将承包合同延长到30年。国家政策倾向于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作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长期实行。由此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才明确:“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这就把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一农业生产的基本制度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下来。它有利于农村政策的长期稳定，有助于消除农民怕变的心理”。①当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实践之后，该制度所带来的生产机会成本过高和规模效益低的问题凸显出来，由此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农业生产服务的必要性日益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1999年宪法又对这一条款进行了修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当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就此修改解释道:“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指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行的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承包经营相结合的经营体制，家庭承包经营是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在宪法中对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出规定，有利于这一经营制度的长期稳定、不断完善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由此看来，1999年修改此条的主要意图:一是在于继续保持农民在家庭土地承包制中获得的各种权利;二是在于增强集体经济组织对农业生产统一服务的功能，并没有将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所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来看待。其次，为集体经济组织设定履行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义务与法理不符。在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建立家庭承包经营制必须至少应满足几个法律上的要件:一是须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是该成员须向集体经济组织为请求承包土地、开展经营活动的意思表示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形成合意;三是农户与集体经济组织就承包经营达成一致意见，签订家庭土地承包合同，建立起具体的土地承包关系。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方才产生土地承包经营权。义务从其内在本质而言须是依义务人行为或不行为即能实现，不得超出义务人能力。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确立不仅有赖于集体经济组织的行为，更有赖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行为，两者之间系平等民事主体，因此为集体经济组织设定此种有赖他人行为的义务与法理不符。而将支持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实行此种经营体制的义务人确定为国家，因国家能以立法、政策等手段实现该义务，则较为妥当。因此，中国宪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应当表达了此种规范语句:国家应支持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三、国家权力与农民权利
虽然前述通过解释宪法条款所得出的法律规范并没有将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直接设定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义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集体经济组织必然不在部门法上承担此种义务。因为如果将该法律规范视为一种授权条款，即国家为实现“支持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义务，得使用合理之手段，那么国家就有可能通过立法在部门法层次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定此种负担———此种立法将可以视为国家履行此种义务的一种方式。在当前的立法中就存在此种倾向，如前述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调整与收回承包土地权利的严格限制，这实际上是以法定形式限制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代表所享有的农民集体所有权，以实现国家所认为的维护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稳定的目的。事实上，此种解释是不符合立法原意及其目的的。国家实现此义务之手段，应限于创造实行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良好条件，主要包括:一是尊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由选择经营方式的自由;二是为这种经营体制的建立提供制度、物质等必要条件。该条款既规定了国家的消极义务，即不得干涉农民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选择经营方式的自由，又规定了国家的积极义务，即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必要的帮助。理由如下:首先，尊重农民经济自由权是社会主义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原则，而农民经济自由权就包括对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自由。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以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路线的基本思想和根本原则为思想渊源，以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为实践脉络。脱离这一背景，将无法揭示“尊重农民经济自由权”这一原则的法律意义。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而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现成的，必须对之前的旧制度进行改造，方能建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对包括农业经营制度在内的各种经济、社会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遵循了马恩关于尊重农民经济活动自由的思想。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①恩格斯也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②马恩实际上是主张，通过国家创造各种条件，积极推动在农民自愿基础上的合作化，以实现改造小农经济为社会主义农业的目标。除了明显采取错误路线的农业合作化冒进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阶段，中国对于农村的基本政策都遵循了农民自愿基础上的合作化原则。如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在一切已彻底实现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1953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都强调在自愿与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农民的生产合作。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央农村政策也都十分强调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如1980年中共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就集体经济的生产经营原则，认为应当尊重农民自己的意见。1986年4月的《民法通则》肯定了农民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而1987年起实施的《土地管理法》则首次明确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经营方式的自主选择权。此后的立法和国家政策都反复强调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自主安排经济生产的自由。从实践来看，凡是尊重农民的经济活动自由比较好的时期，家庭经营与互助合作的某种结合就往往成为农民自发的选择，农业生产一般就会平稳增长，农民生活往往表现出逐步改善的倾向，比如说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一九四九年后到初级社建立时期的中国农村等，而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村更是因为尊重农民的经济活动自由激发出了无限活力。①无论在规范的意义上，还是实践的意义上，尊重农民的经济活动自由都构成了农民组织化的基本前提。而从理论上透视这种条件关系的内在理路，则可以说，只有在一个独立的、不受强制的环境下，农民自发建立或者力图建立的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互惠互利关系才是真正的组织化，而表述某种农民之间组织关系的协议、契约，乃至法律规则，都只能基于这种现实的社会关系或者客观需要之上。在尊重农民经济活动自由的条件下，农民的组织化将呈现出从生存理性转向发展理性的自然变迁，而具体的组织形式也自然体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多样性。无论哪一种组织形式，无不体现农民之间互相依赖、互惠互利的深刻联系。以立法的形式或者明文契约的形式确认并引导这种实际的社会关系，才能形成有效的法律秩序。当前，中国农民实际上既存在生存的问题，也存在致富的问题，他们的组织化理性就更体现出一种依时依地而变的特点。不尊重农民经济活动自由，实际上是将农民从具体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剥离开，以抽象划一的制度设计替代农民的自发选择，不仅难以在情况千差万别的农村地区实现有效的农民组织化，而且有可能打破农民原有的、自发的组织化进程。这也正是恩格斯强调“违背小农的意志，任何持久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②的原因。第二，国家支持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经营制度，但以农民自发的合作需求为限。这就是说，无论农民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发选择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为主，或者统一经营为主，或者两者某种结合形式，均应当得到国家的支持。在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离开国家的支持，这源于马克思主义农民合作化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超过个人劳动者个人所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而社会化大生产水平越高，这种超越的客观需要就越强烈。③小农经济自身无法摆脱趋于贫困的必然规律，④从而无法适应这种客观的需要。小农经济解脱自身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最终转变为自由人联合体采用公共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合作社经济的一部分。但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⑤在这一时期内，国家应当采取措施促进农民自愿实现这种过渡，即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⑥恩格斯指出:国家对农民合作是支持和帮助，包括金钱和实物的支持，以及各种类型的便利，这种帮助将使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更为容易，因而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付出的牺牲。⑦就马恩的本意而言，国家支持主要是针对农民之间的合作提供支持。1949年后，农民的合作就是农村的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农业经营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就越明显。在中国语境下，国家支持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经营制度为目的，也就是应当以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为目的。但是马克思一再强调“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①列宁也一再强调“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只有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才能加速这种过渡”。②国家对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建立及发展的扶持，不仅取决于当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取决于农民在主观上的合作意愿。当农民自发选择的农业合作化遇到了农民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困难，农民发展的权利受到客观条件限制时，国家才能以谨慎的态度介入农民的合作化进程，为其提供制度、物质、财政等各方面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农民的自发联合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才是国家介入农民集体经济发展的正当性所在。综上，国家负有支持实行统分结合经营体制的义务绝不意味着国家代替农民去选择此种经营方式，而统分结合经营体制的实现只能是在尊重农民自由意志的基础上自发选择的结果。国家介入农民合作化的过程只能是基于农民无法通过自身的联合获得发展所必需资源的现实需要。由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只能看作是农民自由选择基础上行使结社权的结果，具有独立的法律定位和完全的民事主体资格，而非由国家设定承担特定社会主义改造功能的社会组织。
四、自由、平等与效率的位序
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的推行，扩大了农民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自由，促使了农民获得了平等的成员地位以及平等的家庭土地承包权，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但是从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所确立的权利结构分析，自由、平等与效率并非处于同样的地位，而是有着相对确定的位序:平等是该条款的初始条件，自由是该条款的基本内涵，而效率并未包含于该条款的规范意义之中。这一认识与前面的论述密切相关，而且直接影响到对当前国家农业政策所涉及的基本问题的回答:稳定和强化农民对承包地的权利的政策取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土地规模化经营政策导向是否符合该条款的基本价值导向。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中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是以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平等地位为起点，以农民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经济自由权为必要条件。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的建立，是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地位与权利平等的前提下，由农民自身行使经济自由权与集体经济组织行使自主决策权的结果。如果农民不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表达土地承包的意愿，集体经济组织不认可这种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即具有的请求权，根本无法实现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即“包干到户”的经营方式根本无法建立。③由此，从构成作为“家庭农业”完全形式的“包干到户”的基本条件而言，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应当包含着这样一些必不可少的平等权以及经济自由权利:首先，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具有平等的社团地位，享有平等的社团权利，这其中就包括对集体经济组织有提起土地承包的请求权———从性质上看，这是社会团体成员的个人权利。其次，集体经济组织有根据该组织成员的土地承包的请求对是否承包以及采取何种方式开展土地承包进行决策的义务，而这种决策权既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平等享有的集体权利，又是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社会团体的自的一种。再次，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适用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的承包方案，从而在个人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建立起土地承包关系，土地承包人获得了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益。这其中就包括承包人对农业生产的产品、规模、方式、劳动力配置等的自主决策权，以及承包人对所生产产品的相对完整的自主支配权。而某种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事实上也是来自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自主决策权、进而形成的关于统一经营的团体决议，而这种团体决议的形成也是以组织成员的平等地位和权利为前提的。社团强调社会生活的合作、平等、互惠和分享。①农民借以让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换得经济上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是结成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目的，而集体经济组织某种形式的统一经营以增大农民的收益或者抵御风险就必然为这一目的所涵盖。而集体经济组织是否为统一经营、为何种统一经营以及如何统一经营，应在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如土地用途管制与规划管理)的前提下，主要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主决定，也就是集体经济组织的统一经营权利应当来自集体经济组织的团体决议———集体经济组织选择全部耕地或部分耕地为统一经营或家庭承包经营均是其自限内的事情。这种授权既可以来自集体经济组织的章程，即“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其成员有拘束力的内部规范”;②也可以来自通过特定社团机关和程序形成的社团决议，如社员大会的决议。一旦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统一经营的授权，则这种授权的效力不仅作用于集体经济组织整体，而且作用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言，不仅有平等地享有请求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团体决议统一经营的权利，而且有平等地享受这种统一经营所带来利益的权利。但另一方面，各成员也均有配合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义务，因此，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授权也可能表现为一种社团对内的权力，即要求社团成员服从为统一经营而需要的指挥与安排。当然，这种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社团权力也是受到严格约束的。比如，成员的负担应当均等，成员利益受损时应当获得公平的补偿;集体经济组织要求成员承担义务应当以必要为限;集体经济组织对统一经营权力的行使应当尽到谨慎责任等。因此，宪法上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必然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地位与权利平等为初始条件，以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经济自由权为基本权利架构，即“平等为基础，自由为内涵”。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并非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条款，而是一个关于农业经济领域的平等权与自由权条款，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享有了自主选择合理的经营方式的自由，这也正是改革开放后，在全国以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为主的村(组)超过了90%的大背景下，③有部分地区实行土地集体经营为主，④却并不被视为违法的原因。从上述关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权利分析中，可以看出效率并不是该条款所确立权利架构的直接考虑因素，并不包含于该条款的法律意义当中。这一立法设计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单一的经营方式难以适应中国千差万别的农村地区，而以平等为基础、以经济自由为内核的权利架构赋予了集体经济组织的独立地位与自决权利，从而有可能在国家法的框架下以构建自治规范为手段选择一种适合自身的、有效率的经营体制。这一点自改革之初就被强调。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指出:“各种合作经济组织都应当拟订简明的章程。合作经济组织是群众自愿组成的，规章制度也要由群众民主制订;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订，愿意实行多久就实行多久。只要不违背国家的政策、法令，任何人都不得干涉。”就集体经济组织而言，留下较大的自治空间的意义在于集体经济组织能够根据本集体的财产状况、自然禀赋、人力资源、土地区位乃至风俗习惯等经济社会条件恰当选择适合自身的经营方式、组织方式，甚至是产权形式。当农民联合的客观需要被体现于自治规范(如家庭土地承包方案或者集体统一经营的方案)时，即一种适应当地情况的经济组织形式被自发选择时，往往可能是符合实际的，效率较好的，正如列宁所说:“只有那些农民自己自由发起的、其好处经他们在实践中检验过的联合才是有价值的”。⑤其次，此种设计符合追求“义务的道德”的立法标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安排具有多重目的，不仅要保障农民的生存权，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而且要体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实现生产效益的提升和农民的收益增长。如果说前者是一种“义务的道德”的要求———即“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的话，那么后者就更多地反映了“愿望的道德”的要求，因为最佳或者更佳的效率更可能体现了“人在发挥其最佳可能性”的要求。①法律不可能强迫一个人做到他的才智所能允许的极限，而只能将较为严重和明显的投机及非理性表现排除出他的生活，因此法律所寻求的标准应是“义务的道德”。国家法对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也应限于那些集体经济组织理性化运作的必要条件。比如设立程序、财产所有制、治理结构、少数成员的权利保护，等等。而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治规范则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均衡配置②或者说生产效率的提高，这种效用方面的考虑更多的是“愿望的道德”所要求。因此，当国家法致力于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确立集体经济发展的基本框架时，自治规范就往往是在国家法所确立的框架内追求最适合本集体经济社会条件的组织形式与运作方式。由此，在这样的意义上，当国家以效率为理由介入时，实际上是打破了此种国家法与自治规范在作用领域与追求目标上的界分，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五、总结
农民合作社的意义篇7
一、充分发挥法律服务工作的职能作用，努力服务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要围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大量法律服务需求，特别是农业的生产供销、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土地征用补偿安置、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需求，要及时有效地组织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员跟进服务，并鼓励城市广大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员到基层去，到农村中去，到农民中去，激励他们为农业服务，为农村服务，为农民服务。乡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立足于为当地新农村建设服务，通过担任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帮助农村建章立制、实施依法治理等，为提高农村社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服务，也为农村经济发展把好法律关。要拓展基层法律服务功能，通过开展法律咨询、提供公证咨询、开展法制宣传等多种方式，积极为农村各种经济实体和农牧民提供法律服务，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制氛围。要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服务专线的作用，加大对农牧民的法律援助力度，体现党和政府对困难人群的关怀。对农村发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征地、拆迁中侵害农民权益，五保户和低保户等社会保障以及残疾人救助、灾害救助等方面纠纷，赡养、抚养类家庭纠纷，交通、医疗事故等人身伤害案件，关系到农牧民群众利益的假种子、假农药等坑农案件等，千方百计依法予以必要的法律援助。要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使尽可能多的困难农牧民得到法律援助。同时也要把农民工纳入法律援助的对象，集中力量保证对农民工案件的法律援助。要引导法律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积极参与涉及农民工的诉讼活动、非诉讼协调及调解活动。
二、充分发挥法律保障职能，积极做好人民调解工作，为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服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和谐稳定的农村社会环境。而人民调解工作又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因此，要高度重视和发挥好人民调解在预防、化解农村矛盾纠纷中的基础性作用，维护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人民调解组织既要及时化解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传统民间纠纷，也要参与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土地承包等引发的群体性、易激化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要全面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特别要加强乡镇、村(居)委会调解组织和调解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大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做到早发现、早解决，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网络作用，不断健全和落实纠纷信息反馈机制，为基层党委、政府了解和掌握社情民意发挥积极作用。要强化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和工作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调解能力和调解水平。要探索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纠纷调处办法，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及民事诉讼的衔接和协调。广大人民调解员要走村入户，对农村各种矛盾纠纷进行摸底排查，了解纠纷动态，开展针对性的预防处置，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真正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确保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做好农村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同时，要积极探索规律，逐步实现我市农村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社会化、就业市场化、管理信息化、工作职责规范化，确保农村社会稳定。
三、深入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努力建设法治新农村，为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服务。普法依法治理是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是构建和谐村镇、和谐家庭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普法依法治理必须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必须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重心放到农村。以提高农牧民的法律意识为重点，紧密结合农村的特点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扎扎实实做好农村、牧区和农牧民的普法教育，进一步提高农牧民的法律素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要按照我市“五五”普法规划的部署和要求，采取多种多样、适合农牧民特点和需求的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积极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村”和“送法入户”活动。要主动送法下乡，走村串户，将法律普及相关教材送到农牧民手中，并面对面传授法律知识，面对面解答法律问题，面对面解决法律纠纷。要把法制宣传教育纳入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搞好普法资料、法制信息、法制文艺等进乡村活动，切实提高农牧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要制定适合农村特点的法律学习培训规划，抓好农村党员干部、“两委”干部和致富带头人、进城务工人员、广大农牧民的法律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广大农牧民和村干部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进一步提高基层干部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基层事务、处理矛盾纠纷、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的能力。要帮助农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规范化建设，使广大农牧民依法正当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引导、教育、帮助广大农牧民群众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方法、途径、程序表达利益诉求，保证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制宣传阵地建设，在继续利用板报、墙报等农村传统法制宣传教育阵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报刊、电视、广播和网络等大众传媒的作用。紧密结合广大农牧民群众的法律需求，选择农牧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
农民合作社的意义篇8
一、重视农民教育是党的一贯思想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国家，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认真解决好农民的利益问题。这是一条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正是认识到了这规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都把解决农民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制定和执行了极其正确的农村政策，也正是有了正确的农村政策，我们党才依靠农民这一革命主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是我们党高度重视农民问题的典范，始终把农民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明确指出，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正因为如此，总是把教育农民作为革命和建设中最突出的问题来解决。他在主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在北伐战争时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高潮，并亲自作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他针对党内一些人不重视农民和农村的错误倾向，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对农民问题作了全面论述，指出农民是最广大的革命民主派，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中国军队的来源，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和中国文化的主要对象，如果不依靠农民群众的援助，革命就将一事无成。建国前夕他在《论人民民主》一文中，更把对农民的教育提到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高度来认识，明确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农民看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通过合作化，“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要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他通过总结“”的经验教训，提出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正是由于党中央和始终重视农民问题，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注重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广大农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今天仍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二、陶行知“乡村教育”理念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启示如果说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主人这个更宏观、更高的角度关心农民，充分估计到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伟大作用，高度重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从而提出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在工作中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一系列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话，中国现代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则从微观上提出了乡村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行动步骤，这对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陶行知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积极推广“乡村教育”并把它作为改造农村的出发点。他赴美留学回国后就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倡导平民教育运动，开办平民学校。他深感中国教育改造的重点在农村，积极投身农村调查研究，并于1926年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要筹集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以“教育救国”而奔走相告，奋斗一生。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是从科学文化技术层面解决问题。虽然，他有美好的愿望，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根本没有实现美好愿望的环境条件。今天，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城乡统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有了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如何借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把教育与党和国家的农村改革政策结合起来，认真研究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和理念，并作为借鉴是值得提倡的。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非常丰富。他从“教育的力量与别种力量不同之点，就在教育的力量是能够达到个个民众的内心里头去的，他能够使民众自己从‘心里’发出一种力量来自己团结”入题，提出“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的重要思想。对此，他作了深刻的论述：首先，他把乡村教育作为“改进社会最重要之事业”。提出“本社的乡村教育政策是要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的中心，乡村教育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他提出的乡村教育培养目标为，“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这种教师就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他认为“学校既是乡村的中心，教师便是学校和乡村的灵魂。教师的人格影响于学生和乡村人民很大”。其次，他把办学同改造社会相结合。把办农村教育与提高农民素质、推广农业技术等结合起来，使教育服务于社会，使教育承担起改造社会的使命。认为“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是彻骨的改造社会。”因此，他要求从事乡村教育的志士仁人要用深厚的感情，去投入工作：“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们的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第三，积极建立乡村学校，躬行实践。陶行知筹建了南京乡村师范学校，亲自担任校长。他的乡村教育学校被称之为“改造中国乡村的试验机关”，起到了独特的示范作用。第四，他的学校明确要求，报考者必须“愿与农民共甘苦，有志增进农民生产力，发展农民自治力者”。第五，主张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接近农民，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同劳动、同生活，共同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他提出“生活教育”理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读什么书，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第六，学校不仅是教育机关，而要承担起改造农村的任务。他成立的民众学校，是“改造农村生活的中心”。他为农民提供健康积极的休闲娱乐场所，摆脱、吸毒等陋习。他创办医院，给附近地区农民免费看病，进行卫生科学的普及宣传教育。他成立农村剧社，由师生自编自演节目丰富农民业余文化生活。他成立“联村自卫团”，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防匪防盗等自卫活动，并培养农民的团结战斗精神等等。总之，农民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第七，树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紧密结合农村实际，不是“为教育而教育，与社会需要完全脱节”的老路子，而是把为乡村建设培养应用人材，作为办学的基本出发点来解决农村人才奇缺的问题，倡导教师的奉献精神和服务精神。第八，在教学方式方法上主张“教学做合一”。把培养能够吃苦耐劳、自己动手解决生计问题作为人才培养的目的。他主张“拔茅草，搬石块，自己的学校自己开。互相教导，互相信赖，读书不做书呆。分析过去，抓住现在，创造将来。”他提倡“小先生制”，对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发挥了巨大作用。陶行知的以上教育思想和理念，对今天的民办教育仍然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
三、借鉴陶行知的乡村教育理念，科学定位独立学院的发展方向如何定位独立学院的办学方向，这是众多独立学院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教育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阵地。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为培养农村人才提出了一项具有战略意义和深远实践意义的任务，为民办高等教育指明了方向。民办高等教育面向农村这块广阔的天地，应该是大有作为的。第一，中国的高等教育涉及众多社会领域和行业，唯独对全面建设新农村，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方面，还没有一所完整意义上的农民大学。我国社会的现状又是农民占主体。中国近代以来，农村人口占70%的比例仍然没有变。如果把进城务工的农民都算作城市人口，现在居住在农村的至少还有50%，大约七亿人口。在当今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今天，借鉴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和理念，抓住农村人才需求量大，应用型人才奇缺的现实，无疑为独立学院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第二，根据独立学院的自身特点，面向农村应是最佳选择。独立学院是近十年以来，为弥补教育资源不足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教育机构。它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独立的校园、独立的师资力量。它利用名校的品牌效应、母体学校的无形资源和管理模式迅速发展，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产物。但是，它也有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独立学院大多数具有复制母体学校的特征，存在着师资力量不足、资金不雄厚、专业设置雷同、利益至上趋向突出等众多问题。由于独立学院介于普通高校（二本）和职业技术学院的中间层次，如何认识独立学院的定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普通高校是培养通用人才的学校，它的发展空间已经不大了，毕业后找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教育与社会需要脱节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毕业的学生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虽然愿意到基层去工作，但所学非所用。他们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验，也没有学到“三农”需要的知识，做不了农村基层工作。职业技术学院是培养企事业单位技术工人的学校。现在这些学校的发展势头很好，学生还未毕业，用人单位就抢聘一空，而且月薪不低，有的每月高达四五千元，甚至更高。这说明这些学院的人才培养定位科学，滿足了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第三，独立学院选择“三农”问题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是高等教育分工的必然。高等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都有自己的定位。重点大学是培养高、精、尖人才的摇篮，普通高校是培养社会通用人才的场所，职业技术学院是培养技术工人和技师的阵地，唯独独立学院没有自己的定位。随着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央加快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面向农村这块人才大市场，充分利用国家的惠农政策，独立学院的发展空间将会越来越大，为社会服务、为农村服务更直接。农村需要的人才量大、类别多。党政人才、经营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实用技术人才和新型农民，都需要有大量的教育机构来培养。据2003年的资料，全国有1642个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和林区），如果平均每个县每年需要300名农村人才，全国的需要量高达49.26万人。如此巨大的人才需求，即便把全国三百多所独立学院都动员起来用于培养农村人才，这也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滿足不了农村的人才需要。相反，如果独立学院也同普通高校一样，把眼睛盯着城市，放在通用人才上，一方面竞争不赢普通高校，另一方面也失去了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更办不出新的特色，也就没有自己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因此，独立学院的发展方向应面向农村，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联系，相衔接。第四，党和国家对农村人才的重视，社会对农村人才的呼吁，独立学院的培养方向大有作为。指出：人民民主的基础主要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联盟。“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工人阶级正是与农民结成了巩固的工农联盟，才掌握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要坚定不移地依靠农民群众，这是由“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不断教育、引导、支持农民，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培养造就一代新型农民，才能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加快了培养农村人才的步伐，并取得了极其重大的成效。有些地方提出了“处处有人才，人人可成才”的新人才观。这一观念，一方面打破了身份、学历、资历的旧模式，破除了人才等于大学生的老看法，树立起品德加知识加能力加业绩等于人才的新思想，而且用更开阔的胸怀、开放的思路、开明的政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农村公开面向社会招考选拔人才，让人才脱颖而出。他们通过民主推荐、组织考核确认大批乡土人才；根据知识、能力、业绩、表现评选新型人才；通过社会网络一切人才，逐步形成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生动局面。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多方面大力培育农村人力资源,不断创新人才工作方法，注重培育、开发、利用乡土人才资源，加大人才培养工作力度，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和促进农村生产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所有这些，为独立学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和政策条件。
农民合作社的意义篇9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主要问题有效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6）10-0057-01
中国在2007年颁布并实施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至此，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展起来。吉安响应国家了号召建立了很多的专业合作社，但是，多年来的发展，至今很多的专业合作社依然处于雏形阶段，甚至一些专业合作社并没有发挥合作社的实质性意义，不仅没有呈规模化发展，而且农业市场环境中也没有获得较高的地位。
1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农业开始规模化方向发展，一些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产生了，给农民专业合作社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力。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国家将惠农政策向农业种植大户倾斜，给农业的深化发展带来了机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却是不小的挑战。
1.1农民专业合作社盲目发展
吉安的专业合作社注册了很多，但真正按照合作社规范运转的却很少，且没有产生效益。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呈盲目发展态势。中国的政府鼓励区域范围内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但是，其发展目的并不是真正意义地发展农业生产经营，而是要以数量取胜而获得政府所提供的扶持资金[1]。由于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且在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同时，并没有认真履行合作社的服务宗旨，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没有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不仅没有专业技术水平，而且观念上难以适应农业发展需要而更新，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功能难以充分地发挥出来。当然，农民专业合作社也难以健康而稳定地发展下去。
1.2农民专业合作社缺乏农业市场竞争力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行本质是为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提供经济性质的服务，属于是非盈利性单位。农村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农业种植大户以及家庭农场等等，在生产经营上则是市场化运行的，以在低成本运营下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将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种植大户以及家庭农场相比较，前者的显然市场竞争意识不足，运转的过程中也缺乏市场竞争力。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没有认识到地方文化的重要性，对农业产品的品牌效应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就必然会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力。
1.3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着融资难的问题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以政府提供的扶持资金为主，还包括专业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所缴纳的会费。资金的有限性很难对当地的农业发展发挥支持效应。这种单一性的资金筹措渠道就不会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作用发挥出来。农业种植大户以及家庭农场则有所不同，由于其自身就是农业种植主体，而且具有一定的规模，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补贴，还可以根据需要申请银行信贷[2]。融资难的问题成为合作社需要面临的重点问题，阻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持续发展。
2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的应对策略
2.1加大宣传力度，让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功能准确认识
中国多数的农民存在着小农经济意识，多会想到自身的利益而并不会意识到共享利益的同时还要共担风险，因此，对合作社没有很高的参与意识。这就需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农民认识到合作是新型农业发展道路。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将多种宣传渠道充分地利用起来，包括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等，特别要对网络平台充分地利用起来宣传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村发展的意义。为了深化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理解，还要采用举例法，并将国家的有关优惠政策宣传到位，让农民认识到专业合作社的各项服务功能，并能够以合作的态度参与到合作社中[3]。随着农民的合作精神被树立起来，就逐渐形成凝聚力以营造出良好的农业合作氛围。
2.2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启动品牌战略以使得自身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摒弃农产品初级加工和半成品加工的传统发展思维，而是要将品牌意识树立起来。采用品牌经营战略，将农民专业合作作为农业发展项目进行经营，并从满足农业市场需求的角度出发将农业资源优势充分地利用起来，注重农业产品的更深层次生产经营，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特色产品，就必然会由于产品的差异化而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
2.3农民专业合作社要积极地探索融资渠道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民所提供的主要服务项目就是向农民提供资金扶持。虽然政府会提供部分扶持资金，但是，面对农业的规模化发展，这些资金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社要积极地探索融资渠道，以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运行困难的问题有效解决[4]。政府所提供的财政扶持资金可以用于激励资金，对农业生产经营做出贡献的农民予以必要的奖励。吸收更多的农民入股到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得更多的入股资金。政府出面鼓励农业发展银行和商业银行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贷款支持。
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的农业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入到关键阶段，使得农业生产从零散转向了集约，农业专业合作社发挥重要的作用。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要需要针对主要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具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的对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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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社梅，陈文宽，邓玉林.土地流转背景下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调查研究[J].经济纵横，2014（02）：34―35.
农民合作社的意义篇10
关键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论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国初期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223-03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合作化问题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突出强调合作社的政治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明确地把发展合作社作为实现社会变革目标的手段，而非单纯的经济行为。1874年马克思指出，在农民土地私有制大批存在的地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1]。1894年11月，恩格斯在《新时代》上发表了《法德农民问题》这一重要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如何通过合作社逐步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恩格斯把农民分为小农、中农、大农和大土地所有者。关于“小农”，恩格斯说，“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生产和占有”[2]；对中农和大农，恩格斯说，“我们也只能建议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转变成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3]；对于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恩格斯则主张实行剥夺，归全社会公有。
列宁的合作化思想主要体现在《论合作制》一文中，主要观点有[4]：（1）在工人阶级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合作制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2）要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来扶持合作社的发展。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要在经济、财政、银行等各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先权，并给予先进合作社积极的奖励。（3）要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实现农民的“文化革命”。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就是让农民自愿积极的参加合作社，而不是消极被动的参与。只要实现了这种“文化革命”，苏联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认为高速度发展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钥匙。个体贫农中农经济在供给国家粮食和原料方面现在起着主要作用，将来仍然会起主要作用，但是单靠它已经不够了;因此必须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广泛订立预购合同、加紧发展机器拖拉机站来补充个体贫农中农经济的发展，以利于把资本主义分子从农业中排挤出去，把个体农民经济逐步引上大规模集体经济的轨道，引上集体劳动的轨道。但是要做到这一切，首先必须加紧发展工业，发展冶金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拖拉机制造厂、农业机器制造厂等等。不然，就不可能解决谷物问题，也不可能改造农业[3]。斯大林还论述了集体农庄和合作社的关系，认为集体农庄是合作社的一种形式[3]。
以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合作化理论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对中共中央和领导人民走合作化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关于山西农业合作社的论争及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经济应如何发展，向什么方向发展，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难题，山西省委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1950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向报告农业生产及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报告认为旧有的变工互助办法已逐渐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要通过提供技术服务、发展流通领域合作和农副业相结合的办法来提高农业互助合作以发展农村经济的看法和意见成为当时一种有代表性的思路。
然而此时华北局下属的山西省却出现了与之相左的另一种声音：把变工互助组进一步提升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在后，随着中农化趋向的出现，原有的互助组织也和其他老区后的情况一样，出现了涣散甚至解体的现象。中共山西省委和长治地委在调查之后，得出了要加强领导，把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结论，并明确提出要用成立按土地和劳动分红并征集公积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引导互助合作组织发展的方向，以克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解决互助组织涣散的问题。华北局在派人到长治调查后，提出了与省委和地委不同的看法，并获得了刘少奇、薄一波等人的明确支持。但是山西省委坚持己见，于1951年4月17日，向在当时主持华北局工作的刘澜涛提交了《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
报告认为:“农民自发力量……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华北局对山西省委报告中的这种观点以不同方式提出了批评。在4月下旬的华北局互助合作会议上，围绕山西省委的报告展开了激烈争论。与会的大多数人不同意山西省委意见，认为“山西省委的报告不符合新民主主义政策，不符合《共同纲领》，混淆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现在组织农业合作社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5]。参加会议的山西省代表则坚持认为，为防止农村两极分化，应当积极试办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哲人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和华北局常委讨论的意见，系统批评了山西省委的报告。
5月4日，华北局就山西省委的报告做了书面批复并报告了中共中央，再次对过早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提出批评。
针对华北局的批评，山西省委坚持通过了由省委书记赖若愚起草的《关于互助合作会议的几个问题》的申诉报告，主要内容是对华北局的批评表示不同意见。听了华北局相关负责人的汇报后，连续几次对山西省委报告的观点提出了“严厉”、“系统”的批评。在合作化问题上，刘少奇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搞合作化是将来的事情。合作社可以试办，但不能推广，“企图由合作社直接转变到集体农庄是错误的，“它本身没有前途，将来实行集体农庄，它是要被取消的[5]。在对待富农和阶级分化问题上，他认为，现阶段应允许富农发展。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基础。”[5]1951年8月，在了解到双方的意见分歧后，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不同意刘少奇和华北局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他以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工厂手工业阶段未有蒸汽动力机械，而仅依靠市场分工也能形成新生产力的例子作类比，认为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还援引七届二中全会已有明确规定要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的说法，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等人。
为了解决分歧，在同刘少奇等人谈话时，提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9月20日，中共中央召集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陈伯达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以下简称《决议（草案）》。从《决议（草案）》的基本内容来看，当时对组织互助合作运动的态度虽然积极，但也有谨慎的地方。《决议（草案）》没有简单地重复山西省委的意见，而是同时肯定了农民的两种积极性，提出了反对互助合作问题上的两种错误倾向，强调了自愿互利、民主议定和典型示范的指导原则和不得歧视、打击单干农民。这些意见表明，似乎也想照顾一下争论的另一方观点。但是，《决议（草案）》的侧重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要求在后的广大农村立即组织起来，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制止农民要求自主经营的自发倾向。其中肯定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批评发家致富的口号，提出互助合作不一定都是整齐划一地循序而进，国营农场应该推广，在有条件的地方试办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等等，更是体现出了某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急切心情。《决议（草案）》公布后，通过党和政府的大力宣传和贯彻落实，互助合作运动迅速掀起了热潮，到1952年底，参加互助组、合作社的农户由1951年底的19.2%迅速增加到40%。《决议（草案）》的颁布，实际上开始了中国农业由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以中共中央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的通过为标志，在建国初期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中，、高岗等人的主张最终占据了上风，并得以贯彻实施。这场争论的结局在事实上改变了中国农业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它使中央原先设想的“先工业化后集体化”的带有苏联味道的农业社会化思路，转变为了在手工劳动状态下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的“先集体化后工业化”的道路，从而使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多少带上了“中国色彩”。
三、论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中共中央和领导下的农业合作化道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有所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在:第一，没有选择照搬苏联“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点，而是创造性地提出“先合作化后机械化”。认为农业生产即使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依靠协作的力量也是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第二，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采取了有计划的、逐步的、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苏联那种突然的、混乱的形式。主张将农业合作化分为三步:第一步为互助组，即劳动力入股，但农民个人保持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然后是低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生产性财产由集体控制，但每个农民根据他拿出的土地、工具和牲畜的多少分红;最后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取消分红，严格地按劳取酬。第三，采取了限制而不是消灭富农的政策。与苏联驱逐和杀害富农的做法不同，在中国，富农虽然经济地位被不同的方式所削弱，并被用作政治动员其他阶层的斗争目标，但在合作化运动的最后阶段，他们还是被获准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虽然富农仍是阶级斗争的对象，但由于他们所受待遇相对温和，因而避免了重蹈苏联运动中所出现的混乱和对经济资源的破坏的覆辙。第四，避免了斯大林强调抽调剩余农产品去支持工业化的做法，而是注重在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也是严重地依靠农业对工业的支持，但党中央和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农村可以抽调的剩余农产品远远少于俄国的农村。因此，在整个“一五”计划中，党中央的政策同样着眼于增加农业产量，这样既满足了国家工业发展计划的需要，又相对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由于党中央和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关心，有效的减少了合作化运动中所受的抵制并争取到更多的支持。
正是由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前提下，根据中国国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农业合作化政策，使得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顺利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为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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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Socialisttransformationofagriculture’influenceontheChinaliationofChinaattheBeginningoftheFoundingphase
QinYu
（anhuinormalUniversity，instituteofpoliticalScienceandLaw，wuhu241000，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