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方式篇1
摘要：建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中心任务是创新农业生产的运营机制，将更多社会经济资源引入农业生产过程。在农业生产条件适宜的地方，加快发展农村土地信托经营方式，有利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创新，有利于构造现代农业经营方式，有利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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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村土地；信托；方式
建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发展现代农业、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客观要求。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以规模化为基础，实现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三阶段各类经营主体形成紧密的产业关联。建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重在转变农业生产组织运行方式，依赖多元化市场主体培育[1]。农村土地信托经营方式有效解决了目前农村普遍存在的部分农户“有地无力开发”和部分企业“有力无地开发”问题。这种方式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信任，按自愿、自主、互利原则，在坚持农地所有权和土地用途“两个不变”前提下，将一定期限的农村土地经营权委托给作为受托人的信托机构，由其经营管理、合理利用和开发。农户作为委托人拥有土地的最终处置权和受益权，信托机构作为受托人拥有暂时经营权[2]。土地信托将碎片土地通过资本联结起来，提高了农业社会化分工和农地市场组织化经营。较传统土地经营，发展农村土地信托经营具有诸多优势。
一、有利于农地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当前的土地产权制度表现为农民集体土地产权的残缺即：所有权的主体虚无性，承包权缺乏稳定预期性，经营权缺乏相对应的用益物权。农村土地信托方式可有效解决上述缺陷。农村土地信托方式把分散在一家一户的土地集中于信托平台之上，通过签订信托合同，形成更为稳定的契约关系，尊重农村集体所有的权益，明确并充分保护农民的长远和根本权益，形成一种规范、稳定的土地流转方式。可以在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基础上，有效实现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和受益权分离，既保障农户土地产权的完整性，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又让其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
由于土地集体委托给信托机构以及农户按照其持有信托单位分享收益，因此可以做到“确权确股不确地”，即只落实成员权和股份权，不落实各成员具体承包的面积、区位，只享受成员应得的收益权。这样有效避免了目前家庭承包制中按“成员权”平均分配和调整承包土地所产生的问题。土地信托经营使得土地股份合作社拥有所有权，农户拥有承包权和收益权，信托机构拥有经营权和部分收益权，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和发展更多的用益物权，激活土地的资本属性。土地信托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土地看护人”，既没有动摇农民的承包权，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还解决了土地上各项权利的有效分离，利用信托制度的财产隔离功能，做到了归属清晰、权能完整，使产权充分市场化，实现土地收益分配的公平与效率。
二、有利于构造现代农业经营方式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主要采用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在经营方式上表现为农地分散经营、家庭自我经营，规模化经营不够。农户的投资能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弱，技术进步慢，土地生产效率未得到完全释放，难以实现现代市场经济对农业的要求，呈现出“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在工业化与城镇化推进中，农业收益低下使得土地撂荒现象严重。农村土地信托方式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将土地经营权委托给信托机构，实现了土地的归集，通过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引入现代化管理手段，重新整合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从而提高其生产率，增加土地单位面积的效益，使得农户收益得到保障。
土地信托经营优势表现在：其一，产前具有集中采购优势。信托机构不仅在购买农资产品上议价能力强，省去大量中间环节，具有价格和质量保证，还能得到农资产品生产商的售后服务。其二，产中具有专业化分工优势和社会化协作优势。土地信托经营机构将经营规模扩大后，内部分工更加细致，使得个体熟练程度增加，从而提高劳动效率。规模扩大后，土地信托经营机构可利用自身优势，以土地经营为平台，在农业生产与科学管理上有效整合资源，引入更多社会主体参与其中。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提高集约化水平，从而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其三，产后具有市场规模优势。畅通的市场信息和多重的销售渠道使土地信托经营机构在农产品销售谈判中处于主导地位，有利于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形成卖方市场，产生价格溢出。避免了单个农户在农产品销售中处于弱势地位，增产不增收的局面。
三、有利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组织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组织，打造知识型高端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增强产、加、销一体化程度，推动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深度融合，提高农业的组织化水平成为农业经营者应对市场竞争的必然选择。当前，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两种组织方式，实现农户家庭经营与市场对接存在内在缺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没有建立起社员所有的产权制度，存在产权不清问题。模糊的产权制度将成为农业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使其最终可能解体或蜕变为私人企业[3]。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由于资本和技术缺乏，加上农户知识文化水平较低和专业人才短缺，使农民间合作层次较低，市场竞争力不强。而多数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契约”并不完备和稳定，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性。[4]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往往没有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收益共享机制，对农户不能产生稳定的收益预期，他们之间的协作生产并不稳固，协作生产经营链条遇到风险很容易断裂。
土地信托方式下，通过对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的培育，可消除以上不足。信托方式下的农业经营组织主要包括生产主体和服务主体两大类。生产主体即土地股份合作社和信托机构。前者决定土地能生产什么，给出符合土地股份合作社利益的农业生产边界范围。后者决策生产什么以及如何去生产。服务主体即围绕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为其提供经济和技术服务的一系列社会化服务商，发挥传递市场信息、普及生产技术等功能。包括能提供农资供应、农机作业、技术指导、疫病防治、信息咨询、产品营销、产业链构建、融资保险等方面的服务商。这些服务商能发挥专业化协作和市场化运作的机制优势，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服务，起到发展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信托机构可凭借其经济地位在购买服务时具有选择权和议价权，能与服务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从而引入质优价廉的多方面服务，将知识和资本与土地经营有机融合。信托机构作为信托组织，通过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签订的契约，明确双方权责利，在低成本与高效率基础上，构建对受托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尽管在信托运行中，委托人不能参与任何经营和管理，但能“用脚投票”行使自己的权益，避免了龙头企业方式下不完备的“关系契约”侵犯农户利益问题。信托机构作为金融机构，能依托自身金融优势，建立以土地经营权和未来收益为资产基础的融资平台，多种形式引入社会资本，避免资本不足对经营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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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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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方式篇2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发2014?1号）精神，扎实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重要意义。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当前实现农村农户经营制度基本稳定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有效结合的重要载体。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支持，对于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实现“四化同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充分认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历史地位，积极推动金融产品、利率、期限、额度、流程、风险控制等方面创新，合理调配信贷资源，扎实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各项金融服务工作，支持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现代农业加快发展。
二、切实加大对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经营管理比较规范、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有一定生产经营规模、收益相对稳定的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采取灵活方式确定承贷主体，按照“宜场则场、宜户则户、宜企则企、宜社则社”的原则，简化审贷流程，确保其合理信贷需求得到有效满足。重点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购买农业生产资料、购农机具、受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从事农田整理、农田水利、大棚等基础设施建设维修等农业生产用途，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三、合理确定贷款利率水平，有效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对于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从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的大局出发，根据市场化原则，综合调配信贷资源，合理确定利率水平。对于地方政府出台了财政贴息和风险补偿政策以及通过抵质押或引入保险、担保机制等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利率原则上应低于本机构同类同档次贷款利率平均水平。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贷款利率之外不应附加收费，不得搭售理财产品或附加其他变相提高融资成本的条件，切实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
四、适当延长贷款期限，满足农业生产周期实际需求。对日常生产经营和农业机械购买需求，提供1年期以内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和1至3年期中长期流动资金贷款支持；对于受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农田整理、农田水利、农业科技、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可以提供3年期以上农业项目贷款支持；对于从事林木、果业、茶叶及林下经济等生长周期较长作物种植的，贷款期限最长可为10年，具体期限由金融机构与借款人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在贷款利率和期限确定的前提下，可适当延长本息的偿付周期，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对于林果种植等生产周期较长的贷款，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允许贷款到期后适当展期。
五、合理确定贷款额度，满足农业现代化经营资金需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根据借款人生产经营状况、偿债能力、还款来源、贷款真实需求、信用状况、担保方式等因素，合理确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的最高额度。
原则上，从事种植业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贷款金额最高可以为借款人农业生产经营所需投入资金的70%，其他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贷款金额最高可以为借款人农业生产经营所需投入资金的60%。家庭农场单户贷款原则上最高可达1000万元。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信用评定基础上对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开展联合授信，增加农民合作社发展资金，支持农村合作经济发展。
六、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积极拓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抵质押担保物范围。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力度，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经营规模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化资金需求，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方案。对于种植粮食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重点开展农机具抵押、存货抵押、大额订单质押、涉农直补资金担保、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等业务，探索开展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营销贷款创新产品；对于种植经济作物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探索蔬菜大棚抵押、现金流抵押、林权抵押、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金融产品；对于畜禽养殖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重点创新厂房抵押、畜禽产品抵押、水域滩涂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对产业化程度高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供应链金融服务；对资信情况良好、资金周转量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积极发放信用贷款。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主动参与制定辖区试点实施方案，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积极稳妥推动辖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鼓励金融机构推出专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产品，配足够的信贷资源，创新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
七、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综合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改善农村支付环境，鼓励各商业银行大力开展农村支付业务创新，推广poS机、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新型支付业务，多渠道为家庭农场提供便捷的支付结算服务。支持农村粮食、蔬菜、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等各类专业市场使用银行卡、电子汇划等非现金支付方式。探索依托超市、农资站等组建村组金融服务联系点，深化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和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进一步丰富村组的基础性金融服务种类。完善农村支付服务政策扶持体系。持续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对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的信用采集和评价制度，鼓励金融机构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评价与信贷投放相结合，探索将家庭农场纳入征信系统管理，将家庭农场主要成员一并纳入管理，支持守信家庭农场融资。
八、切实发挥涉农金融机构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中的作用。农村信用社（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要增强支农服务功能，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投入；农业发展银行要围绕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收购、加工、销售，通过“产业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模式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积极支持农村土地整治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银行要充分利用作为国有商业银行“面向三农”的市场定位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的特殊优势，创新完善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产品，探索服务家庭农场的新模式；邮政储蓄银行要加大对“三农”金融业务的资源配，进一步强化县以下机构网点功能，不断丰富针对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产品。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涉农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有效形式，可选择部分农业生产重点省份的县（市），提供“一对一服务”，重点支持一批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代农业。其他涉农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小额贷款公司，也要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创新信贷管理体制，优化信贷管理流程，积极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九、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支持涉农金融机构加大对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投入。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综合考虑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有关参数，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增加县域资金投入，加大对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对于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投放较多的金融机构，要在发放支农再贷款、办理再贴现时给予优先支持。通过支农再贷款额度在地区间的调剂，不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倾斜，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粮食主产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
十、创新信贷政策实施方式。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工作与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示范县创建工作有机结合，推动涉农信贷政策产品化，力争做到“一行一品”，确保政策落到实处。充分发挥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考核政策的引导作用，提高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愿和能力。深入开展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将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投放情况纳入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以评估引导带动金融机构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十一、拓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对经工商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达到企业化经营标准、满足规范化信息披露要求且符合债务融资工具市场发行条件的新型家庭农场，可在银行间市场建立绿色通道，探索公开或私募发债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发行金融债券专项用于“三农”贷款，加强对募集资金用途的后续监督管理，有效增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资金来源。鼓励支持金融机构选择涉农贷款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盘活存量资金，支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十二、加大政策资源整合力度。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积极推动当地政府出台对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的风险奖补政策，切实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由政府出资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或在现有融资性担保公司中拿出专项额度，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贷款担保服务。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与办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担保业务的担保机构的合作，适当扩大保证金的放大倍数，推广“贷款+保险”的融资模式，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推动地方政府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探索农村集体资产有序流转的风险防范和保障制度。
新型农业经营方式篇3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生产；新疆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通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为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从一般意义上讲，农业经营主体是指直接或间接从事和参与农业生产过程、加工过程、销售过程以及服务过程的任何个体或集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变化迅速，由原来的以家庭承包为主体的经营形式转变为多种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并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出现了多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户+企业、农业生产大户、农业服务公司等，它们共同形成了我国现代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从新疆农业发展过程来看，农业生产用地面积较大，土地耕作的规模化程度较高，从地方到兵团均具备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能力，但新疆自然灾害发生较为频繁，水资源匮乏，以及脆弱的生态环境均对新疆的农业生产形成了较大的制约。因此，新疆农业生产需要迫切转变经营方式，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新疆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
一、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
从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来看，新疆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农民合作社为发展主体，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发展支撑，并以专业大户为主要发展基础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并呈现出较快的发展速度，以及多元的发展态势。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速度持续加快。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过程中，新疆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带动农户发展，通过相关数据可以看出，2014年初新疆共有农民合作社1.2万个，入社农户数量约44万户，其间接带动农户数量约80万户，占新疆农户总量的比例接近48%。通过农民合作社进行销售的农产品总额接近55亿元，占新疆种植业总销售金额的10%以上。
专业大户的发展速度稳步提高。相关数据显示，新疆各类种养大户在2014年接近2万户，其中种植大户接近1.2万户，根据进一步的统计信息显示，种植规模在百亩以上的农户接近5万户，总种植面积超过600万亩；养殖大户和其它类型的大户合计约为8000户。种养大户的快速发展为新疆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基本推动力。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根据相关统计信息，2014年新疆农业龙头企业数量接近600个，销售收入总额达到五十多亿元，直接带动农户数量超过五十多万户，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地方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加快，农业经营方式得到较大转变。
二、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是以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为基础，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主要以农户和政府为主体，建立在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并以单个农户家庭经营为特征，其经营规模小，经营较为分散，无法适应现代“大农业”发展的需要。因此，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疆农业发展的规模较大，多数地区的经营模式较为传统，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新疆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虽然新疆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方面作出了较大努力，并且随着新疆各类新型农业主体的发展壮大，新疆从传统农业过渡到现代农业的步伐正在加快，但是新疆在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过程中仍然和其他农业大省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并且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过程中，还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和问题。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能力有限
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规模较小，其带动农户发展农业生产的能力较弱，其中：六成左右的农村合作社资本规模在五十万元以下，资金规模小成为新疆农民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特征，并且新疆农民合作社发展范围基本上局限在本村，缺乏大型的跨区域存在的大型合作社联社，这就导致合作社经营的土地规模非常有限，约三成的合作社经营土地规模不足五百亩。发展规模小，使合作社的经营效益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无法吸引村民积极入社，新疆2014年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比率不足20%，低于全国33.6%的水平，特别是南疆地区，农业产业化水平发展滞后，使得龙头企业的水量少，带动能力较弱。
（二）土地流转体系不够完善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需要建立在农业经营的规模化、规范化、集约化、机械化基础之上，需要大规模连片的土地才能实现规模化生产和经营，这也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生的基础。传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以单个农户为主，无法使农业生产实现有效的规模化和机械化，无法适应现有农业发展的需要，而土地流转制度成为农业规模化发展的基础，新疆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需要完善的土地流转体系，当前新疆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诸多的问题和限制：第一，农户个体差异较大，多民族聚集导致农户与农户之间的经营观念和价值观念存在较大差异；第二，农户自行流转土地，没有足够的法律意识，想要通过规范化的方法流转土地难度较大；第三，关于土地面积的统计数据和实际数据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农户实际开垦和经营的土地规模与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
三、推动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对策建议
推动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需要培育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农业经营主体，需要敢于打破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在完善经营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支持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基础上，提高财政支持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进而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能力和辐射能力，加速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快速成长。
（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能力
在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财政的支持，在推进财政支持的过程中，需要突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重要地位，优先对符合条件并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进行项目支持，以实现财政项目支持的精准性。鼓励地方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当地农户发展，增加对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贷款规模和支持力度，可以对部分地区进行试点推行差别化措施鼓励南疆不发达地区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通过财政支持力度的加大，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进而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农产品流通效率，加大对农村经营人才的培养，树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典型案例，通过构建完善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辐射带动能力，促进新疆农村经济的发展，切实有效的提供农民收入水平。
（二）创新土地流转机制，为新疆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制度基础
制约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土地流转机制不够健全，而合适的土地流转机制是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重要基础。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完善土地流转机制，需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需要从新疆自治区层面出发，引导县、乡两级基层政府部门对集体土地、集体资产进行全面梳理，并对农户拥有的土地进行确权登记，在土地开发种植的过程中，对不愿意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户进行协商，以保证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和集中化。再则，需要完善土地流转合同的档案管理，对已经进行流转的土地进行登记造册，并分类管理，以确保信息能够及时反映土地流转情况，并为处理土地流转纠纷奠定基础。因此，创新土地流转机制，为新疆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是新疆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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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方式篇4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模式创新；保障机制
2010年以来，互联网金融业在我国爆发式增长，网络融资规模快速扩张。艾瑞咨询2015年1月28日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p2p网络借贷市场交易规模和权益类众筹融资规模分别达2514.7亿元和4.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8%和123.5%。互联网金融可以使得个性化、碎片化金融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和满足，实现了金融服务从富人金融和大企业金融到普惠金融的转型。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挖掘工具与金融业务不断深度融合，互联网金融相对传统金融的“两低两高”优势（低门槛、低交易成本、风险高可控性、资金高配置效率）将进一步彰显。可以预见，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将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近些年来，在农村农业生产关系不断变迁的内生力量推动下和国家系列利好政策的支持下，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经营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我国蓬勃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的生产经营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在化解我国“谁来务农”和“如何务农”困境、推动农业转型发展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但因其与生俱来的行业高风险、有效担保物稀少、管理运作能力局限以及传统金融机构贷款审批严、手续繁复、隐易费用高等原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很难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其发展中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非常严峻。在资本逐渐替代劳动的现代农业中，要保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其融资困境须尽快破题，而互联网金融衍生的诸多新融资模式为此提供了新的可选路径。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
（一）关于互联网金融提供融资的研究
“互联网金融”是国内一个本土化的命名，国外一般称之为在线金融（online-Finance）、电子金融（e-Finance）等。1971年，美国创立nasdap印系统，标志着网络金融正式运营，国外对互联网金融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自此快速展开。merton等认为，以信息集合及处理能力为基础的融资、信息分解及风险监管等功能的正常运转，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空间得以拓展的主要原因。mishkin等提出，互联网等新技术部分地解决了银行和贷款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促进了银行间的信息共享，使得贷款者特别是中小企业和个人更容易获得贷款。Berger等则深入探讨了中小微企业供应链金融的内涵。
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放第一批第三方支付牌照，“互联网金融”自此被国内人们熟悉，理论界对其提供融资问题的相关研究也迅速跟上。谢平等认为，互联网金融模式具有支付便捷、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低、资金供需双方直接交易、能大幅度减少交易成本等特点。李文启的研究认为，互联网金融公平、公正地的“进入机制”和高效运转的运行机制可使中小企业便捷地进入网络融资平台并得到融资需求满足。徐细雄等则探讨了小微企业如何利用p2p网络信贷、大数据金融和众筹平台等三种主要的互联网金融进行融资模式的创新。
（二）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研究
国外没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提法，类似融资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的融资。合作社理论者们一直认为融资问题是合作社发展中面临的具有共性的难题，因此国外许多相关研究相应聚焦在合作社融资的重要性、制约因素、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等方面。aghion等的研究显示，贷款能显著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这里的低收入阶层实际上也包括合作社社员和家庭农场主。Hart等指出，合作社产权结构的模糊和剩余索取权的限制，使其在获得外部渠道的资金特别是公共债务时变得困难重重。Bao等在运用托宾回归模型分析农户融资行为时发现，教育水平、年龄、借款用途和所处区域等因素对农户融资渠道的选择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概念在我国提出以来，国内理论界就对其融资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杨大蓉认为，相对传统农户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层次多、个性化明显，除了资金之外，对信息、财务政策、金融服务的需求力度也较大。朱文胜等在探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的原因时指出，因资格认定、管理运作、信用评价等方面存在缺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难以获得传统金融的有力支持。江维国等则认为，要通过开展金融专项服务、健全金融支农补贴机制、完善担保体系、建立财政金融支农联动机制来化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困境。
综观上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互联网金融提供融资”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探索都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缺少专门针对“互联网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专题探讨，尚未将互联网金融接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地气”。所以，理论界对互联网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理论基础、内在关联、操作模式、运行与保障机制等基础性问题，尚未做出清晰界定和明确回答，当然对其建构性的研究亦显匮乏。
二、互联网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模式创新的理论基础
（一）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信息不对称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
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中一方拥有比另一方更多有关契约或产品质量的信息。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信息掌握充足方通常在经济活动中处于有利地位，而信息相对匮乏方则处于不利地位；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交易完成前后分别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进而导致市场失灵或市场坍塌。交易成本是指市场参与者之间协商、订立与执行交易契约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如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成本、处理违约成本等。交易成本理论最初由Coase在分析企业的存在及界限问题时所提出，后经williamson等人传承与拓展，目前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战略管理、组织行为等领域的研究。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有：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的存在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替代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
在传统金融活动中，金融机构为避免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并确保风险溢价的兑现，通常会设置抵押、担保、征信等程序，如果交易数额较小，这些繁杂的程序会使分摊在单位交易上的成本相对较高。因为单位成本过高，缺乏合理利润预期的金融机构就会对交易数额较小的资金需求者“惜贷”“慎贷”甚至“拒贷”，需求方也因高昂的交易成本而对贷款“望而却步”，最终结果是此类资金需求者被排斥在传统金融市场大门之外，金融领域的市场失灵由此而产生。根据交易成本理论的逻辑，在金融业演进发展中，如果已有的金融机构无法在某些市场领域降低交易成本或者缺乏降低交易成本的激励，市场自矫正机制将会诱导新的金融中介产生并有效弥补这些领域金融服务的空缺或不足。
建立在云计算、社交网络、交易平台等基础上的互联网金融增强了信息透明度，资金提供方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资金需求方的交易记录、经营状况、信用评价等资料，并利用云计算对相关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与深度挖掘，资金需求方同样可以通过开放的网络平台搜集所需信息并加以甄别、利用，资金供需双方原有信息壁垒被彻底打破。信息壁垒的打破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并使为防止信息不对称后果而产生的预防成本接近于零，因此，在传统金融难以改善信息不对称状况、降低交易成本的市场区间（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所在市场），互联网金融组织就可能弥补和替代传统金融机构。
（二）互联网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模式创新的理论基础：长尾理论
长尾理论（theLongtail）是由Chrisanderson所提出的。他认为，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因素，过去人们只能关注重要的人或重要的事，如果用正态分布曲线来描绘这些人或事，人们只能关注曲线的“头部”而将处于曲线“尾部”需要更多精力和成本才能关注到的大多数人或事忽略。长尾理论认为，市场中每个利基产品虽然销量微小，但产品的数字特征使其储存、分发的经营成本微乎其微，因此主流市场外异质化的潜在需求可汇聚成与主流大市场相匹敌的市场需求。传统金融遵循帕累托“二八定律”，关注的是“头部”市场，依靠20%的高端客户带来80%的利润。但互联网金融则以低门槛、个性化服务和良好的用户体验以争取80%的“长尾”小微客户为目标。由此可见，互联网金融遵循长尾理论，颠覆了传统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中视为“金科玉律”的“二八定律”。
因规模相对较小、经营风险高、收益低等原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传统金融机构的“长尾”客户，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近些年来在我国的蓬勃发展、数量日益增多则代表了我国农业微观生产经营组织的未来发展趋势，其金融需求潜力不容小觑，也不应长期被忽略。互联网金融充分利用网络经济平台，积聚相关资金并设计具有个性化和创意性的产品来满足或激发包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长尾”客户的现实或隐性需求，开发和培育利基市场，在满足“长尾”客户资金需求、助推其发展的同时，也构建了自身的增长极。
三、互联网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模式创新的实践意蕴
（一）融资模式创新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需求
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来看。西方经典理论认为，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对经济具有促进和支撑作用，金融与经济的发展程度相协调和适应。因此，经济转型和金融创新也是紧密联系、互相促进的两个进程，经济转型是金融创新的重要依据，金融创新是经济转型的有力推手。目前我国经济正步入以提质增效、结构优化为主题的发展新常态，经济转型日益紧迫和重要。经济转型发展需要金融鼎力支持，因而加快发展互联网金融，推动金融改革及其融资模式创新是对经济转型发展的积极响应和有力支撑。
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来看。公共财政理论认为，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反映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范围、领域和力度。国民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甚至中低速增长，必然使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放缓。2014年我国财政收入为14.0万亿元，8.6%的增速创下了1992年以来的新低。瓦尔纳法则表明，随着社会发展、政府职能扩张，政府财政支出具有刚性增长的趋势。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将使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范围、领域和力度相对变小，而经济实体的融资需求将反向相对更加旺盛。作为经济实体发展重要推手的金融业要在新的财政环境下履行好为经济实体服务的职能就必然要加快行业改革步伐，创新融资模式。
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农业发展来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自立的根本保障。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农业所面临的价格“天花板”封顶、成本“地板”不断抬升而形成的双板挤压以及资源环境“红灯”与wto规则“黄线”形成的双重约束将更加严重，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推进结构深度调整将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不二选择。农业转型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我国长期以来的农村金融抑制必然对农业转型发展形成严重制约，因此，要促进农业转型发展必然要加快金融改革及其融资模式创新，以改变我国长期以来的农村金融抑制局面，助推农业经济转型发展。
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来看。农业生产经营微观组织是农业的微观基础，是农业生产活动的核心力量，也是农业转型发展的主力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农业转型发展大背景下，创新农业生产经营微观组织，培育承载着化解“谁来务农”和“如何务农”以及推动农业转型发展厚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为重要。因此，通过发展互联网金融，创新融资模式，弥补传统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的不足，是保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农业生产微观组织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这无疑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
从金融业自身发展来看。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内外需求相对低迷，金融收益风险急剧上升，管理压力不断增大，防线管控机制倒逼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业务优化。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我国金融市场将更趋开放，许多传统金融垄断将会被打破，金融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创新压力。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新一代搜索引擎、社区网络等一系列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为互联网金融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国家明确支持发展互联网金融的态度打开了互联网金融的“政策之窗”，主动适应新形势，积极融入和推动互联网金融革命，促进融资模式创新是金融行业谋求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互联网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协同合作优势
从信息不对称的改善来看。大数据的获取、处理与应用能力方面的差异是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主要区别。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资金供给方可以通过电子商务、社区网络等平台获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销售额、资金回笼以及消费者对其产品、服务和售后等方面的大量数据，然后通过云存储技术与云计算能力在任何时空条件下对大数据进行挖掘和利用，从而较为准确地评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还款能力、还款意愿和持续经营能力等指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样可以通过相关平台获取资金供给方有关贷款的利率、期限、金额等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困扰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交易成本角度看。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运用信息化技术，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用途、征信状况和风险定价等指标进行自动化的综合处理，使传统金融模式下极为复杂的信息收集、信用等级评价、风险管理等流程变得简单化。如阿里巴巴的小额贷款公司对会员实行的100万元为限额的订单贷款和信用贷款无需抵押和免担保的政策，直接免除了传统金融模式下必不可少的抵押或担保等流程。而且因为微乎其微的储存、分发成本，互联网金融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高频小额贷款并不会带来相应管理成本的提高。因此，凭借着流程的简化或免除以及互联网金融特有的低储存成本与低分发成本优势，互联网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协同合作无疑具有低交易成本的优势。
从便利性的角度看。传统融资模式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正规渠道融资时必须到金融机构的物理网点办理相关手续，费时费力，且往往错过最佳用资时间。社会公众即使有闲置资金，也无法通过有效途径聚集并找到合适的投资标的，资金需求与供给无法精准对接，整个社会资金的配置处于低效率状态。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任何公众都可以通过相关互联网金融平台参与金融交易，大大方便了交易双方，这不仅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来了融资便利，也因便利性而吸引了大量社会投资者，进而为互联网金融业通过满足传统金融“长尾”客户的金融需求以促进自身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四、互联网金融视角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模式创新
目前我国传统正规的融资主要有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除个别农业龙头企业外，绝大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自身实力局限，几乎不可能进入证券市场和债券市场进行融资。同时，因大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符合金融机构标准的有效担保物稀少、经营中风险系数高、借款双方信息不对称、自身商业价值尚不成熟、农业保险体系不健全等原因，传统金融机构也缺乏对其放贷的激励。因此，无论是通过间接融资渠道还是直接融资渠道进行融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都是困难重重，许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发展中事实上面临着所谓的“麦克米伦缺口”。
随着我国提出要积极发展互联网金融，鼓励互联网金融向“三农”提供规范服务，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代表的被传统金融长期忽略的农村“长尾”市场可能成为互联网金融的市场蓝海，互联网金融融资也将可能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新渠道。目前互联网金融的主要融资模式有p2p信贷融资、基于大数据小额贷款融资、众筹融资、供应链融资以及电子金融机构――门户融资等，其中前四种模式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模式创新具有较高的契合性。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p2p网络信贷融资模式
p2p信贷是指有借款需求及出借意愿的群体，通过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中介而实现的小额信贷融资，如：我国大陆的拍拍贷、陆金所、人人贷等；欧美的pros-per、LendingClub、Zopa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p2p信贷融资是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金融服务专业网络平台寻找有贷款能力和贷款意愿并能满足其融资需求的一个或多个贷款方，借贷双方所需的资料、合同以及资金等全部通过网络实现的一种融资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交易便利、金额较小、频率较高，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模式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取小额贷款时手续繁杂、费时费力、沟通和业务对接成本较高的不足，能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日常生产经营中的临时性、应急性资金需求。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p2p网络信贷融资流程如图1所示。第一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金融服务专业网络平台自主选择符合自己意愿的贷款方，然后双方通过平台进行借贷合作沟通，初步达成合作意向；第二步，贷款方通过该平台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营业执照、线上资格、信用、还款能力等进行详细审核；第三步，借贷双方实现借贷匹配并对贷款防控风险进行量化。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于大数据小额贷款融资模式
大数据是指难以在可接受的时间内，用传统数据库系统或常规应用软件处理的、巨量而复杂的数据集。大数据小额贷款融资是指以大数据技术作为技术支撑，由电商发起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并以资金需求者在其平台累积的信用和交易等大数据作为借贷依据而对资金需求者进行的授信放贷，如我国的阿里小贷、京东商城，美国的amazon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数据小额贷款融资是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借自身在电子商务平台所留下的大数据向电商平台发起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贷款的融资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大数据的挖掘和利用改善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消除了借方顾虑，弥补了传统金融模式下因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使金融机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惜贷”“慎贷”的不足，有利于信誉好、有一定品牌知名度、管理机制成熟、网络营销运用较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金额较小、短平快性质的融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数据小额贷款融资流程如图2所示。第一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电商平台提出融资申请，小额贷款公司用信贷数据风控模型交叉检验其历史经营、信用数据并评估其还贷能力，然后根据分析结果决定是否向其开放信贷服务；第二步，电商平台实时监控已获得贷款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交易状况与财务情况，并将这些数据转换为信用评价，以控制贷款风险并保证信贷资源能最优配置。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众筹平台融资模式
众筹是指资金需求方通过利用互联网或社会性网络服务传播的特性，寻求众多意向投资者，并将这些投资者的每份小额投资汇总以达到资金需求总量进而完成特定目的的融资方式。目前主要有股权众筹和创新项目众筹两种众筹融资模式，前者如“创投圈”，后者如“众筹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众筹平台融资是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自身的创立或准备投建的新项目，以股权众筹或创新项目众筹形式利用互联网或SnS发动公众力量，集中公众资金的一种融资模式。该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不以是否拥有成熟商业价值作为发放贷款的唯一判断标准，弥补了传统金融模式下大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经营风险系数高而难以获得数额较大、时限较长的项目启动性融资的不足，适合创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辟新项目时的融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众筹平台融资流程如图3所示。第一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策划方案和融资需求上传到众筹融资平台，该平台组织相关专业机构进行审核；第二步，项目获得通过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该平台项目及其融资信息吸引有投资意愿的个人和机构；第三步，投资者在募资期限内将资金转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金账户或第三方金融机构账户，众筹融资平台对所筹资金进行相应监督；第四步，项目执行完毕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股权凭证、红利、现金、债权凭证等一种或多种形式兑现对投资者的承诺回报。
（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应链融资模式
供应链是指围绕着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等的控制，把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以及消费者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供应链融资是金融机构依赖核心企业的良好信用和强大履约能力，向整个供应链提供金融解决方案的一种融资模式。如：我国建设银行推出的订单融资；中国银行推出的融信达；美国的UpS（UnitedparcelService）基于库存的供应链融资；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应链融资是指与金融机构合作的供应链核心企业利用其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业务往来累积的大数据，向金融机构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并为战略协同伙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信用担保的一种融资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供应链核心企业形成了利益风险共同体，前者的高信用惠及后者，化解了传统金融模式下后者因有效担保物稀少而难以获得融资的困境，适合业务吞吐量较大、成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取循环性融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应链融资流程如图4所示。第一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业务往来与供应链核心企业形成紧密的供应链联盟；第二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供应链核心企业和相关金融机构提出贷款申请；第三步，供应链核心企业基于大数据下的信用评估向金融机构提供信用担保，承诺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能如期还款付息时为其代为履行；第四步，金融机构自动化地向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贷款，供应链核心企业和金融机构协同进行自动化的风险控制。
五、互联网金融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模式创新的保障机制
（一）完善互联网金融软件基础设施，保障融资模式依法、有序创新
互联网金融软件基础设施是指互联网金融交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除硬件设备外的基础环境要素，包括法律法规、监管标准、行业规范、信用体系、担保体系和会计准则等。作为影子银行的新型重要组成部分的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尚属新兴产业，传统金融业的软件基础设施并不能满足这一领域的监管要求，要保障互联网金融业健康发展及其融资模式的依法、有序创新，必须加快其软件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立法部门要统一梳理现行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修订不适合其发展的有关条款，并根据其商业特征和发展趋势为其产品创新留足法律法规空间。要从国家层面组建专门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专职履行监管职责，摆脱当前分业监管模式难以对跨越行业界限、地域界限的互联网金融进行有效监管的困境。要从交易者的准入机制、责权利、退出机制和失范惩罚机制等角度加强互联网金融的行业规范建设，促进行业自律。要支持民间征信企业发展，鼓励行业自律组织牵头建立平台，共同加强互联网金融信用系统建设。要加强p2p平台自担、网络联保、网络第三方担保等多元化担保模式的建设与监管，确保不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要建立互联网金融会计准则，确保会计信息能客观反映互联网金融各参与企业财务状况，避免因核算方法不同而产生不必要的风险与监管障碍。
（二）完善农村互联网金融硬件基础设施，奠定融资模式创新的物质基础
互联网金融硬件基础设施是指开展互联网金融活动所需的相关硬件设备，如结算系统、支付系统等。我国农村地域广袤，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高度分散，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面临非常高的组织成本和运行成本，因而农村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直落后于农村、农业发展水平。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仅为27.5%，这意味着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尚未开通互联网。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但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参与同样不可或缺”的观点，各级地方政府不仅要加大财政投资力度、加快农村互联网金融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同时也要按照“谁投资谁受益”准则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手段鼓励网络运营商、互联网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投资建设农村互联网金融硬件基础设施。
（三）提高经营者金融资本意识和诚信意识，优化融资模式创新的软环境
我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多内生于农村土壤，其经营者多是由传统农民演变而来的。这些经营者也许是农业生产技能出众的种养能手，但他们难免也会附有我国农民几千年来特有的传统保守和风险厌恶思想并耳濡目染了近些年不断恶化的农村信用环境。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者要解放思想，培育适度的风险偏好和金融资本意识，根据生产经营需要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借助外部力量提高自身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要改变“关系本位”历史传统，突围人缘、地缘、亲缘关系网络，努力扩展与外界的联系，扩大社会接触面，突破特殊信任达到一般信任，进而提高自身诚信意识。
新型农业经营方式篇5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支持；金融创新；金融产品；农业保险体系；信贷资金；政府；财政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573（2015）03-0087-03
一、河北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金融支持的基本情况
（一）河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基本情况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规模不断扩大，土地流转面积不断增加。2014年，河北省土地流转面积1879.7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2.6%。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迅速。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达到82926家，入社成员约8100万户，在河北省总农户中占53.3%，已经覆盖了全省94%的行政村。2014年，河北省入选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169个，成为河北省重要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起步晚，但是发展很快。2014年，注册登记家庭农场已达7809家，与上年相比增长394%，家庭农场发展的同时带动农户达1000万户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较快。到2014年底龙头企业（集团）个数为1703个，同2013年比增长9.5%；销售额达到3158.4亿元，同比增长10.4%。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销售收入达到2700亿元，同比增长15%；实现利润近200亿元，同比增长19%。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方式发生改变。从经营模式上看，逐步向产加销一体化经营方向转变；从生产要素角度看，由单一要素的合作逐步向多要素合作方向转变。农户通过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形式走向联合经营。土地经营权获取形式多样化，采取了租赁、承包、股份合作、股份制等形式；多渠道聚集社会资金，通过独资、合伙、股份合作、股份制等方式筹措资金，这些资金是“三农”投入增加的重要来源。
3.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通过采取土地入股、合作经营、订单生产等形式，加强与农户的联系，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发展模式，带动农民共同发展。2014年末，河北省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已经发展到688个，通过采取集约化发展，实现销售产值3218.1亿元，同上年相比增长5.9%。农产品生产基地规模扩大的同时，还带动农户数稳步增加。农产品生产基地带动农户数860.7万户，同比增长1.0%：其中订单农户数164.2万户，增长6.7%。订单农户数的增加反映了生产基地带动农户的联接机制越来越紧密，农户参与的质量在不断提高。
（二）河北省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金融支持情况
1.河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政策支持。近年来，河北省政府有关部门和央行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2014年2月，农业部出台的《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具体扶持措施。8月，出台《关于引导和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的意见》，提出促进农民合作社的具体意见。2月，出台《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2015年2月，农业部等五部委联合《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同行动计划》，提出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河北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2014年4月，出台《关于加快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提出要加快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鼓励土地经营权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6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等八项工作。12月，出台了《河北省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提出可以给已经取得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优先支持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示范带动作用突出的经营主体。政府对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财政、金融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这些政策的实施支持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2.河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资金支持。主要包括：（1）加大涉农经济信贷投入。2014年，河北省涉农贷款余额达到11753.36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15.46%。各地市银行业纷纷采取措施来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升级发展。截至2014年末，衡水市银行业涉农贷款余额728.49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67.71%。其中：支持135家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其他农村经济组织，贷款余额达到17.65亿元；支持355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或专业技术协会，贷款余额达到5.34亿元；支持154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余额37.25亿元，这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2）开展“信贷百千万”行动。为了加大对农业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的金融支持，河北省联社开展了“信贷百千万”行动。即每个县级农合机构信贷支持100家中小企业和农业合作社、1000家城乡工商个体户、10000家特色农业种养户和新型家庭手工业户，推动他们走上现代农业发展之路。（3）引领村镇银行稳健经营。截至2015年3月末，河北省已经组建村镇银行68家，其中开业62家、批准筹建6家。已开业的村镇银行资产总额已达到199.08亿元，投向小微企业和农户的贷款占全部贷款的98.15%。村镇银行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农户、农村经济组织贷款难的问题。（4）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如：“家庭农场贷”是2013年邯郸银行推出以家庭农场为承贷主体的一种新的贷款形式，即：邯郸银行给予家庭农场一定授信额度，在核定的额度和期限内向家庭农场发放贷款，主要用于满足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担保方式可以分为保证、抵押、质押等多种，特别是允许家庭农场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农业保险单进行抵押、质押担保。这种形式最大程度解决了家庭农场融资难的问题，推动家庭农场的发展。（5）加强银政合作，拓宽融资渠道。2014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北省分行与省委农工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此后3年中，提供200亿元以上的意向性融资给河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其上下游企业，主要有小额贷款、小企业贷款、公司贷款等金融产品。近年来，该行在河北推出的小额贷款、家庭农场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等已累计投放848.34亿元。
二、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部管理不规范
金融机构支持的条件是对经营管理比较规范，生产经营规模较大，能获得稳定效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支持。但从目前情况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规模比较小，组织化程度低，经济效益不稳定，难以获得金融支持。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工商部门进行了登记注册，建立了自己的章程、财务制度，但在组织结构、内部运作、管理水平等方面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差距较大，经营管理很不规范，利益联结还不够紧密，不符合信贷部门的授信条件。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主要是家庭式进行管理，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方法和手段。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本条件不具备，财务管理制度运作不完善，金融机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实力难以准确判断、评价信贷风险。因此，只有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得到金融机构支持。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缺乏有效担保抵押物
金融机构向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支持，旨在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同时获得应有的投资报酬。因此，为了保证投资的效果，就要选择适当的信贷对象，并要求信贷对象用一定的资产进行抵押。但是，由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规模都比较小，自由资金积累很有限，除了房产、土地就没有更多的有效的固定资产来充当抵质押品。虽然中央1号文件提出可以用土地的经营权作抵质押品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但从目前来看，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还存在一定的制度问题，用它来抵押融资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有一定的困难。虽然一些金融机构已开始扩大抵质押品的范围，但难以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资金的需要。
（三）缺少能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的金融服务产品和服务方式
金融机构为了能够保证资金使用的安全，增加流动性并实现资金的增值，更愿意将有限的信贷资金投向能够带来更多效益的大企业或大项目，而对于收益小、风险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支持比较少。随着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不断发展，国家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增加了许多农业优惠政策和补贴项目，扩大了农村金融市场。但由于一些金融机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认识和研究还不够，还没有将信贷的重点放在对经营主体的支持上。在服务方式、审批流程、营销模式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有待完善，提供的金融产品还不充分，主要是传统信贷产品，专门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设计和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比较少。贷款利率水平比较高，贷款期限比较短，贷款额度不足等问题的存在造成新型经营主体的信贷需求得不到满足。信贷供给与融资需求不相适应，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应该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方式，满足不同经营主体的各种需求。
（四）农业保险体系和风险补偿机制不完善，影响了金融支持的力度
农业是幼稚产业，既受自然风险的影响，又受到市场风险的影响，双重风险共同作用，导致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很高，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抗风险能力还比较差，一旦出现风险，就存在贷款无法偿还的风险。金融机构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过程中，面临着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因此，金融机构在考虑是否放贷时，首先会评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等级，确认贷款额度和设定贷款权限，同时要求经营主体要有一定的资产进行抵押，并要求有保险机构给予担保。但由于农业风险较高，担保机构同样不愿意承担风险而开办农业险，结果就是金融机构只愿意向信用好、偿还能力强的农业经营主体贷款。
三、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具体措施
（一）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部管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须按照金融机构信贷准入条件来完善自己。这就要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须要明晰产权，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科学管理，规范行为，扩大规模，提升竞争力。2015年，政府加大了对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特别是对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省级家庭农场的支持。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只有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逐步成为产权清晰、机制灵活、运行规范、管理民主的市场主体，才能够得到金融和财政的更多支持。
（二）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步伐
金融机构要树立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的意识，充分考虑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的不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增加抵质押担保物的种类。对于农户与农业专业合作社，或者龙头企业已经建立社员关系、订单关系的，可以推出一些新的信贷产品。如：合作社+社员联保、龙头企业+社员联保、订单质押、社员入股收益权质押等，也可以用家庭农场等经营者相对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收益、各项粮食补贴资金作质押。根据不同的农业经营主体设计不同的信贷品种。针对种粮食的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机构可开展用涉农直补资金担保、农机具抵押、大额订单质押、存货抵押、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等业务，开展营销贷款产品创新；针对种植经济作物类的经营主体，金融机构可以提供用现金流抵押、蔬菜大棚抵押等金融产品。金融机构还可以直接对资信好且资金周转量大的经营主体发放信用贷款。金融机构还可以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
（三）充分发挥涉农金融机构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中的作用
一是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以适度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标准，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金融机构。积极组建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发挥微型金融机构的信息优势和地缘优势，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全方位融资服务。二是加大金融机构支持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的力度。要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如：支农再贷款、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涉农金融机构应加大信贷投入，积极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完善信贷产品，可以重点支持规模大、实力强、经济效益显著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增量不能低于上年水平、增长速度不能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的目标。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评价体系，科学设计信用评价指标，提供真实的评价结果，便于金融机构选择信贷对象。对于获得县级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称号、受到地方政府奖励并投保农业保险的农业经营主体，可以适当给予更多的信贷额度和利率优惠。
（四）拓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渠道，加大政策资源整合力度
为了扩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渠道，允许符合条件的新型家庭农场公开或私募发债融资，鼓励支持金融机构选择涉农贷款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对于符合相关条件的银行可以发行专项用于支持“三农”贷款的金融债券。政府部门可以制定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的风险奖补政策，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建立和不断规范贷款担保组织机构。政府可以出资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支持现有融资性担保公司用专项额度提供贷款担保服务，加快构建农业信贷担保服务网络。加强金融机构与担保机构的合作，适当降低利率，规范收费，尽可能缩短放贷周期，可以采取“贷款+保险”等融资模式，更好地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
（五）逐步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建立风险分散机制
建立和完善农业信贷保险制度、涉农贷款风险补偿制度和风险分散制度，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贴补等措施引导商业性保险公司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投入，创新农业保险险种，开发符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的多层次、高保障的产品。保险公司应该加大农业保险理赔力度，尽可能降低农业风险。建立农业保险风险补偿基金，最大限度地补偿新型经营主体的风险损失。同时要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的整体效能。创新农业保险与信贷结合的机制，加快发展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完善财政促进金融的支农奖补的政策，探索通过担保费用或保证保险费用、利息、贷款风险金等进行补助，实行“政银保”“银行+担保”“银行+风险保障金”等多种金融支农模式。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农业巨灾风险补偿基金和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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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Business，HebeieconomicandtradeUniversity，Shijiazhuang050061，China）
新型农业经营方式篇6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问题；屏南县
屏南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全县辖5镇6乡，159个行政村（社区），耕地面积约1．62万hm2，农业人口16．55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10．46万人，外出务工人员3．58万人；农业产业除粮食作物种植外，主要发展反季节蔬菜和茶叶，为典型的山区农业小县。近年来，当地政府着力抓转型、优结构，加快农业产业转型，在此过程中，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主体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制约其进一步发展。为此，对屏南县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以期为促进当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更好发挥其提升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作用提供参考。
1屏南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
截止2019年底，全县各类种养大户达162户，其中，畜禽养殖专业大户24户、种植业专业大户128户，渔业专业大户10户。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24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5家、市级龙头企业19家。5家省级龙头企业资产总额达4亿元，实现销售收入7．9亿元，从业人数1500余人，带动农户1．7万多户，户均增收9000元。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392家，合作社成员6902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2家，部级示范社1家、省级示范社7家、市级示范社11家、县级示范社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收入14237．32万元，上缴税金总额33万元，盈余2023．4万元；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家庭农场115家，其中省级示范场10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8家，县级示范场12家，家庭农场经营土地面积约579．47hm2，其中流转经营土地面积约143．87hm2，年销售农产品总值1663．65万元。
2屏南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主体运作不规范，竞争力不足
现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都停留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普遍存在组织化程度低，日常运行不规范问题。发展思路不清，对发展什么项目、资金如何筹措、如何开展技术服务、产品怎么销售等没有深入调查，缺乏系统规划，存在“等、靠、要”的滞后思想；大多数仍然实行传统的家庭式经营，缺乏完善的经营管理和利益分配制度，内部机构设置、职责划分不清晰，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会计核算不规范，民主管理体系不健全，运作管理随意性大，没有真正体现合作经营，缺乏竞争力与吸引力。
2．2土地流转难，主体开展规模化经营受限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实质上是农业规模化经营，而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需要进一步提高土地流转的数量和质量，而当前农村不同利益群体对于土地流转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有所不同［1］，已经进城有稳定非农收入的农民愿意流转土地，而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民认为不值得流转，不愿意流转与不敢于流转（三不）。同时，由于农村空巢户增多，面商流转难；农户情况迥异，成片流转难；法制意识淡薄，规范流转难（三难）。土地流转存在的“三不”与“三难”，限制了农业规模化经营，也不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2．3主体产业化经营水平低，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
目前，全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项目主要是传统的种养殖业和政府主导的长效产业，产业发展同质化现象突出，没有体现区域特色，品牌意识薄弱，没有打造自主品牌及地理商标，缺乏叫得响、拿得出、见效长的特色品牌。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农产品缺乏深加工，产品附加值不高，竞争力不强。另外，大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之间是松散型的合作关系或口头合作关系，没有形成稳固的利益共同体，未能充分抱团发展优势。有的即使签订了协议也只是形式上的约定，在技术、信息和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方面的具体约定并未有效落实。一些农民自律意识、法律意识与风险意识不强，在农产品行情不景气时，经营主体不愿按订单收购，采取压价收购或不愿收购；市场行情转好时，农户又不愿将农产品出售给经营主体，甚至单方违约，自行销售产品。
2．4融资难，主体发展缺乏金融支持
因农业生产经营的投资大、周期长、比较效益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周转慢，资金链紧张，自身发展需要有力的资金支持，却面临融资渠道少、贷款难的现实问题。由于金融担保政策落实不到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担保形式较为单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难以作为担保，农业设施用地和农业附属设施又不可进行抵押，进一步限制了其能够抵押担保的资产类型和数量。因此，现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主要通过个人信用贷款，但额度小、成本高。
3屏南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建议
3．1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训力度，提高经营
主体整体素质积极搜索建立一套以政府为主导、综合服务、整体推进为特色的新型经营主体培训管理模式。一是依托每年度农业系统举办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加强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与专业大户的培训，培养一批懂经营、善管理的农村现代经营管理技术人才，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管理水平。二是进一步加强发展经验的总结和示范，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新媒体，对各地成功经验和先进典型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良好氛围。
3．2规范土地流转，夯实农业规模化经营基础
应搭建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平台，为土地流转双方提供相关的供需信息、政策咨询、合同签订指导、矛盾纠纷调解等一系列服务。同时，完善土地流转相关法规，规范土地流转程序，依法指导土地流转行为，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奠定基础［2］。
3．3加强品牌培育，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通过创建优质农产品标准化示范基地，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行“一品一码”合格证制度，通过“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评选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和名牌农产品。实施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大力培育省、市、县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和家庭农场示范场。通过技术指导、服务带动、代购代销、品牌共享等方式，支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鼓励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和“保护价收购＋利润返还或二次结算”等收益分配方式，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合作发展关系［3］。积极引导合作社成员和周边农户利用实物、承包地经营权、林权、水域养殖权等作价出资，让农户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
3．4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融资体制改革，解决融资难题
新型农业经营方式篇7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吸收能力；问题；欠发达地区
中图分类号：F325；F3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6）01-0226-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01.059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与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撑与引领
1.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其相关研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新形势下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与创新的结果，是在现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制度下，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与农业现代化要求的驱使下，通过适度扩大经营规模而采取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式和组织模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体应包括哪些类型或形式，目前学界还存在较大争议，但“家庭农场、专业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是当前普遍认为的中国主要的或者说是发展最快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近些年来，正是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断培育与发展，为中国农业经营方式与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为中国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及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发展平台与组织保障。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与发展也引起了国内广大学者的高度关注，近年来相关研究蓬勃开展，并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为推动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通过网络与相关文献调研，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机理、组织形式、发展现状、存在问题[1，2]；②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健康培育、有效管理与体制机制创新；③包括市场、金融、土地等在内的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支持。
基于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如何做到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立足现实与着眼长远的有机统一，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们任重而道远。
1.2技术支撑与引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发展的必要性
有学者指出，在当前中国“农地流转制度缺陷、农村金融资源瓶颈、农业专业化合作程度相对低下”等因素的影响下，国家应适时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科技支撑体系建设[3]。对此笔者深有同感，认为技术进步与创新是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健康培育和持续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撑与引领。这样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当前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组织形式与组织保障，而技术应用与创新又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支撑与引领，一方面符合中国当前大力倡导并实施的科技驱动战略，另一方面也符合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要求。
二是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的现实需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当前中国农业技术吸纳与应用的基本载体，农业技术要素的有效流动以及农业新技术、新产品的及时有效推广，都取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支撑与引领程度。然而，据农业部科技教育司统计，目前中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如此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支撑与引领的力度疲乏是重要原因之一。
是什么原因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支撑与引领的力度疲乏，对此人们并不否认当前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时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的技术吸收与转化能力低下是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劳动力转移趋势、政策扶持力度等因素的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吸收能力尤为疲弱，其健康、持续发展问题令人忧虑。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吸收能力的提升是欠发达地区农业科技成果及时有效转化的重要保障
2.1技术吸收能力及其相关研究
“技术吸收能力”概念源于外商直接投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abramowit[4]于1986年提出的“社会能力说”（Socialcapability）被国内学界认为是“技术吸收能力”的理论雏形。该学说指出，一个国家和地区要吸收先进的科技成果，必须拥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等条件。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吸收能力”概念是由Cohen等[5]首次明确提出，其内涵被定义为组织对技术、知识的获得、消化和应用能力。此后诸多学者围绕“技术吸收能力”的内涵、外延、本质特征等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mowery[6]认为，“技术吸收能力”是不同技能的有机组合，包括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和外部技术内部化的能力；Zahra等[7]认为，“技术吸收能力”不仅是组织获取、消化、转换技术的能力，还是其利用外部知识和技术的系列组织惯例和过程。迄今为止，有关“技术吸收能力”的大多研究是针对企业或外商直接投资（FDi）展开的，而把它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还比较少见，目前只发现宋艳平[1]把“技术吸收能力”与中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放在一起做比较宏观的研究。
2.2欠发达地区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有赖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吸收能力的提升
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中国被定位为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除此之外，当前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是吸纳农业科技成果，从而实现农业科技成果及时有效转化的主要载体。
从目前各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与发展情况来看可谓速度惊人，但发展质量参差不齐，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发展中面临的效率与质量问题更加突出。有学者认为“科技实力不强，农业技术的利用转化率较低”、“带动力不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是当前中国欠发达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培育与发展中面临的两大问题[8]。这两大问题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前中国欠发达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与发展的现状，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吸收能力低下是重要原因之一。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当前中国农业技术吸收与应用的主要载体，它们的技术获取能力、技术消化能力与技术利用能力将直接关系到农业技术推广的力度，直接影响到农业技术成果转化的速度与效率[8]。众所周知，一方面是中国农业新技术、新成果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是许多新型实用技术并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推广和应用，导致巨大浪费，应该说这一现象在中国普遍存在，欠发达地区尤为严重。根据规划，“十二五”末农业科技对中国农业发展的贡献率要超过58%，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围绕深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以及优化农业科技投入机制等方面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不断提高欠发达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吸收能力，以此提高它们的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与转化效率，也必须成为工作的重点。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1）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应用与转化优势的需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着传统农业经营主体所不具备的优越性，尤其在农业技术综合与集成使用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然而由于受技术吸收能力多重因素影响，欠发达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2）促进欠发达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动吸纳农业技术成果的需要。目前，中国大部分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的农业推广与服务还是被动展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其农户积极主动吸收并采纳新技术、新产品的现象还并非常态，究其原因还是受制于其低下的技术吸收能力。一个技术吸收能力相对低下的组织，往往对新技术、新产品缺乏应有的敏感性与主动性，其主动吸纳并应用新技术的行为就显得力不从心。
3）推动欠发达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发展与创新的需要。吸收与应用技术是技术创新的前提与基础。欠发达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不仅有助于农业科技成果及时有效的利用与转化，而且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在主动吸收并应用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
3欠发达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吸收能力问题的实证调查
3.1调查内容与方法
受教育部社科规划课题资助，课题组选取经济、社会欠发达的农业大省江西作为样本地区进行了调查。据江西省工商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江西有6.7hm2以上种粮大户1.25万余户，种植总面积达27.7万hm2；农民专业合作社有2.13万家，合作社员数超20.3万户，带动农户超164万户，出资总额近315.6亿元；部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40家，省级龙头企业472家。为了使研究更具针对性，此次调查涉及的对象仅限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就是说，课题组此次仅对江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技术吸收能力问题进行专门调查。
农业部给60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称号，其中“江西顺发白鸭养殖专业合作社、江西富民生猪专业合作社”等22家江西农民专业合作社榜上有名。这肯定了江西多年来在培育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方面取得的成就。然而，由于历史与现实等原因的影响，目前，江西大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持续发展能力总体还比较低下，因此更有必要在调查基础上指出其在技术吸收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课题组按照分类抽样方式在江西省分别选取了“种养业，农机业、加工业、林业”各8个共32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每一个合作社选取10家农户分两个层次进行了调查。采取的方式主要是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调查内容如图1、图2所示。
3.2问题与分析
通过对问卷与访谈记录的整理与分析，发现样本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技术吸收能力相对低下，致使其合作的专业化程度与发展的持续性受到影响。归纳起来，当前江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吸收能力方面存在以下3个突出问题。
3.1.1技术获取渠道单一，对“乡村能人”依赖程度过高，技术获取能力低下样本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农民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对技术信息、新技术、新产品的获取能力低下，对“乡村能人”的依赖程度高。调查表明，样本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现有劳动力中文盲占20.5%，小学文化程度占32.5%，初中文化程度占26.7%，高中文化程度占11.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8.5%；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农户获取新信息、新技术、新产品的途径调查表明，有72.3%是通过合作社内部领导或“能人”那里获得；有10.2%是通过政府部门、龙头企业、乡镇农技人员那里获得；有9.6%是通过技术中介、参加技术交流会或者从大学、科研院所那里获得；有7.9%是通过网络、电视、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获得。农民专业合作社里的农户在具体生产实践中遇到技术问题时，找组织领导和“能人”解决的占80.1%；通过亲戚、朋友解决的占11.2%，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的占8.7%。调查表明，合作社及其农户的技术获取具有明显的“能人”带动特征。“乡村能人”主要有合作社理事长、创业能人、技术能人、村干部能人等。总体来看，这些“乡村能人”比一般农民具有更丰富的经验与技能，但通过调查发现，“乡村能人”中多数也属于传统农民，他们学历不高，只有大约15%的人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凭，他们对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也还比较肤浅。
通过对回收问卷的分析，发现样本地区大部分农民在使用新技术、新品种之前都有明显的观望心理，他们要等到“乡村能人”使用并获得较大赢利之后，才意识到自己也应该使用某种新技术、新产品。由此可以看出，“乡村能人”其实是新技术与新产品在乡村的先行者，讨教与模仿“乡村能人”，是欠发达地区乡村农民简单、实用、有效的学习机制，“乡村能人”事实上就成了欠发达地区农户学习的“标杆”以及获取新技术、新产品的主要渠道。
总体来说，充分利用“乡村能人”的带动与示范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乡村能人”的过分依赖也存在以下风险：①利益冲突风险。如果“乡村能人”与合作社之间，农户与“乡村能人”之间存在利益边界不明晰的情况，就会产生矛盾与纠纷，调查中发现有不同主体经常会因为利益问题而争得不可开交，而一旦发生利益冲突，“乡村能人”的带动与示范作用就会大打折扣；②“乡村能人”流失的风险。由于缺乏宽松、有利的发展环境，许多农村出现一种堪忧的现象，那就是“能人”外迁，弱者沉淀。有一定经验和技能的人大多进城发展了，而缺乏经验与技能的却留在农村。这样一来，以“能人”支撑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技术获取方面更是困难重重、后继乏力。
3.1.2组织学习与交流不足，农业技术培训效果不佳，技术消化能力低下调查发现，样本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常举办技术学习与交流会的只有10.7%，在生产或销售中经常交流信息的农民仅有9.5%；与组织中的领导或“能人”经常交流的农民占56.2%，与乡镇农技推广人员经常交流的农民占20.5%，与亲戚朋友经常交流的农民占23.3%。总体来看，组织中的领导或“能人”对普通会员的影响较大。与此同时，调查数据还显示这些交流60%以上为随意交流，参加合作社组织正式交流的只占20%左右，而其中主动交流获取信息和技术的比例更是只占15%左右。合作社中农民通过信息交流获取某种技术后，学习自然就成为其理解这一技术的主要途径。通过调查发现，65.1%的农民认为比较普遍的学习方式是合作社组织开展的技术培训交流，可是认为通过合作社组织的技术培训方式能收到良好效果的只占30%左右。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矛盾的回答呢？分析发现，样本地区有组织的技术培训次数并不多见，仅有的培训也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其对技术的消化与理解能力低下。归纳起来，目前样本地区合作社组织的技术培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基层技术培训员知识更新不够，教学方式、手段单一。普通农技人员平时从事的都是农技推广实践工作，日常下乡进村进行一般性指导还可以，但由于他们接受新技术、新知识的机会不多，如果要解决新技术、新产品使用与推广中的难题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另外，基层农技培训员从事教学的经验少，教学方式、手段单一，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不强，表述方面难以做到通俗性与专业性的有机结合。
2）教材内容与先进适用技术的结合问题。农村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致使农业技能培训呈现一定的地域性、时效性。调查发现，一些农村从外地订购了许多实用技术教程，结果发现这些教材内容并不完全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实用性不强；尽管当地农技人员也编写了一些培训教材，可是大多存在知识面较窄，接触面不宽，操作不够系统，规范性不强等问题。
3）农民技能培训的理论教学与试验示范指导脱节问题。各项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引进需要开展试验示范，试验示范基地是技术培训良好的教学实训基地，它有着其他教学方式不可比拟的特点与优势。然而，调查发现，大部分地区由于试验示范基地建设滞后，培训基本上采取的是从教室到教室，从书本到书本的形式，缺乏起码的实训教学与实践指导，致使培训效果大打折扣。
3.1.3使用新技术、新产品的主动性不强，技术服务与推广滞后，技术应用能力低下通过对样本地区3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使用新技术、新产品的情况调研发现，他们在引进新技术或新产品时，基本要先进行试种或试验。大约45%的合作社每年或每隔一年会使用新技术或新品种，绝大部分合作社及其农户是根据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某种新技术或新品种的效果，来判断其是否使用某种新技术或新产品。在调查影响合作社应用新技术或新产品的主要因素时发现，52.6%的合作社认为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使用费用高，难以获得资金支持；30.5%的合作社最担心新技术或新产品不适应当地实际情况；还有16.9%的合作社认为新技术、新产品的赢利性是其考虑的主要因素。通过对3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农户应用技术情况的调查发现：占42.5%的农民使用某种技术或产品前，先要观望合作社内部管理者或“能人”使用某种技术或产品的情况，如果合作社内部管理者或“能人”对某项技术或产品用的效果好，农民就会采用；占35.8%的农民要观望亲戚或朋友使用某种新技术或新产品的情况；占10.5%的农民则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决定是否使用某种新技术或新产品；占7.2%的农民是在乡镇农技人员和经销商的推荐下使用某种新技术或新产品；还有大约4%的农民是在看了电视宣传后使用某种新技术或新产品。
通过对上述数据分析，发现样本地区合作社及其农户应用新技术、新产品的积极性不高，他们考虑和参照的因素太多，以至于行动上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农业技术服务与推广是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其水平与质量如何对合作社及其农户的技术应用能力也会产生相应影响。通过调查发现样本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还存在以下问题。
1）农技服务与推广的运行机制不健全，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少、素质不高、结构不合理。调查发现，大多数地区的农技推广采用的还是“政府主导”模式。这一方面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未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得企业和农民的积极性都无法发挥。调查还发现，大部分农技推广人员都集中在乡镇以上单位，致使基层一线人员缺乏，农技服务与推广的实效性大打折扣，从而影响了新技术、新产品的及时有效推广，也降低了农民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利用能力。
2）农技服务与农民的科技需求存在一定差距，致使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的技术转化与利用能力受到影响。从样本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技术需求的调查情况来看，目前农民最希望得到的技术主要为“优良品种信息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等。这自然与江西大部分地区为双季稻区，以及与农民的增收、致富愿望密切相关。然而现有的农技服务却五花八门，缺乏针对性，甚至一些人为了谋取商业利益，推广了一些不符合当地实际的技术与产品。
农业技术服务一方面会影响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率，另一方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的技术应用能力也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如何加强欠发达地区农业推广效率，提升服务质量，是摆在当前农业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以上只是对样本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吸收能力存在问题的概述，目的是引起同行们的关注与讨论，至于欠发达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体技术吸收能力的状况如何，课题组将做进一步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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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方式篇8
关键词：三权分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权属改革；风险预防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1-0078-04
随着农地三权分置的推行，消除了原有土地流转的诸多限制，亟待提出适宜三权分置新格局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养方案。本文拟从三权分置改革视域出发，探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问题，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养过程中的潜在风险进行预判，进而提出经营主体培育方式的对策建议，以期有效地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并推动三权分置改革发展。
一、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对三权分置改革的桎梏
我国人多地少格局长期存在，截止2012年底农户户均耕地面积仅为6.2亩，远低于美国的56.51公顷。[1]人多地少的格局加上土地两权分置体制下农地无法自由流转，决定了目前我国农业仍以小规模、碎片化的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为主。同时，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乡土情怀导致的土地流转意愿较低，也阻碍了土地的规模化、科学化经营。
第一，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特性掣肘土地的有序流转。三权分置改革的核心是经营权与承包权相分离，从而促进农地的有序流转及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但是传统农业经营主体所具有的“半工半耕”“乡土情怀”特性与土地流转难以洽和，阻碍了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掣肘三权分置改革。首先，传统农业经营主体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2]为主要特性，生产力较强的青壮年进城务工，但仍将土地交给留守农村的生产力低下老人妇女经营，阻碍了土地的流转。其次，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乡土情怀掣肘土地流转。我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农业发展史，广大农民被捆绑在土地上并具有高度的乡土情怀。在这种观念下，农民大都认为土地是养老的保障及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而不愿意出让土地，致使许多农民宁愿农地抛荒也不愿意流转土地。
第二，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分散性与农村土地的碎片化影响土地的规模经营。规模化经营强调土地应具有规模性和连续性，还要求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以便大型机械操作与运输，但在传统农业经营模式下，很难实现上述要求。首先，农地和农户的高度分散性阻碍了土地流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出于公平原因，农户根据土壤优劣所分配土地具有分散性和碎片化。高度分散化的农地是规模化经营的一大瓶颈，在取得流转土地时，既要考虑农户数量，又要考虑农地是否相连以便进行规模化、机械化运行，阻碍了土地的规模集中。其次，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具有恋土情结，保留农村耕地以期年老以后能够回到农村耕作，导致租让期短并且不稳定，从而使土地规模经营难以存续。最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难以建设所需基础设施。在需要建设公路、疏通水渠等方面，由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较为分散，农民往往具有搭便车心理而不愿意投资，致使规模化运作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
第三，传统农业经营主体阻碍了土地科学化经营。科学化运作是农业经营与现代化、市场化的产物，要求作物种植的科学化与作物经营的市场化。首先，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缺乏科学化运作知识。传统农民一般是以依靠经验种植、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民为主，缺乏科学的运作知识，在育种、施肥、除虫等过程中科学性较差。而农业种植又是具有高度外部性，较低的科学化运作往往会在授种、除虫过程中给周围农作物带来负的外部效益。其次，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缺乏市场化观念。传统农民在耕作过程中缺乏市场导向意识或者经营行为滞后于市场波动，导致农民耕作过程中总是被动地跟随市场走向，缺乏进行土地种植科学规划的意识。
二、三权分置改革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素质要求
三权分置改革旨在通过调整变革土地权属关系，盘活整个农业经营格局。而农业经营主体，则为土地权属关系变革的中枢。因此，三权分置改革要求必须培育与此新型权属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第一，具备科学高效的生产经营能力。三权分置改革旨在通过经营权有序流转，激发农村经济活力，推动规模化经营、促进农业发展。高效生产经营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三权分置要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摆脱传统农业运作时精耕细作、小农化生产特征，利用新型科技手段进行科学播种、科学培育、科学收获，利用单位面积较低的投入，获得单位面积较高的回报，从而既推动资本、技术、土地资源、劳动力的优化组合，又可以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更符合市场需求。传统农业缺乏市场意识，遏制了农村经济活力，与市场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格局严重脱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地从事农业生产，并疏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建设产销一体化经营模式。
第二，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带来较高的经济红利时，还要有可持续发展能力。首先，具有土地培育的能力。传统经营模式由于农民多、农地少的国情所限制，发展轮作的情况较少且土地肥力保持能力较弱，故土壤肥力下降较为严重，对化肥、农药依赖较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该摒弃其弊端，利用新兴科技成果，通过土地轮作、物理与低污染除虫进而优化土壤培育和生态除虫。其次，具有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农业生产的水源、运输都离不开相应的水渠、公路等基础设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对农民资金较为雄厚，且没有农民间建设基础设施的“搭便车”效应的缺陷，独立建设能力较强。最后，具有长期的土地租赁关系。短期的土地租赁关系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缺乏持续性投资的动力，长期的租赁关系能使经营者更加注重土地的培育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具备与村民和谐共处的能力。三权分置通过农地经营权，鼓励土地流转至种植大户手中，无疑涉及种植大户与镇政府、村委会、村民等诸多关系。但由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的获得、劳动力的获得及生产生活中接触的主要对象为农民，建立与农民良好的关系极为重要。首先，建立与农民良好的土地流转关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自由流转土地，而不能为了扩大农业规模而侵犯农民承包权益。其次，与农民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规模化经营仅靠种植大户仍难以完成，还需雇佣相应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因此，需要协调好与雇佣农民间的劳资关系。最后，建立与农民良好的生活关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接触对象主要为农民，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利益相关。在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发挥良好的外部性效应，控制不良的外部性效应。
第四，具备危机应变能力。总体来看，“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影响大以及农业品价格的蛛网特征，即使当今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农业部门‘靠天吃饭’的特征仍没有根本改变。”[3]新型农业主体亦农亦商，既面临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的风险，又面临着市场波动、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该具备危机应变能力。首先，应具备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农业是三大产业中受自然影响最大的产业，气候、土壤、水质等自然条件的变化均会给农业带来巨大的影响。新型农业主体需要具备应对自然灾害的抗风险能力，一方面需要有完善的信息收集处理系统，能够提前收集相关科研机构、国家机关的气候变化的预报及预警；另一方面需要提高改造自然条件的能力，发展无土栽培、滴灌、大棚等自然依存度低、科技含量高的农业运作系统。其次，要具备应对资金短缺的能力。农业具有投入大、收益低的特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旨在建立规模经营体系，必定需要大量的投入，在“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4]的背景下，必须具备自身坚实的融资条件。一方面，利用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建立经营主体自身健全的融资体系，吸纳银行、投资机构资本，夯实经营过程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构建良好的政商关系，建立与地方政府良好的沟通机制，取得相应的资金扶持项目以及在资金链断裂时取得政府支持。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过程中的风险及预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对传统农业农业经营主体的替代，在这种变革中，必然涉及诸如农地关系调整、经营方式的颠覆、思维模式的冲击等矛盾。加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本身的逐利特征，在逐利时很可能跨越道德与法律边界，从而带来一系列风险问题。
第一，政治风险及其预防。首先，可能存在工商企业借机购买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等危害农村土地公有行为。三权分置改革鼓励土地有序流转，部分不法商人可能借着流转土地之名进行侵害土地公有制性质、土地权属关系的行为，从而破坏农村集体所有制，动摇我国经济基础。其次，可能因土地纠纷而引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常相较农民拥有更雄厚的资金、更为先进的技术，拥有更多的政治话语权，可能利用手中资源与镇政府、村委会勾结强迫农民流转土地；同时，也可能存在极个别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强迫农民流转土地，不惜违背“农民自愿”[5]原则，进而激化农村相应主体间的矛盾，甚至引发。最后，可能威胁我国粮食安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能在利益诱导下，违背“农地农用，鼓励种粮”[5]原则，不顾《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2014年《土地管理法》第63条）而“大量囤积土地，用于非粮生产”，[6]进而危害我国粮食安全。因此，政治风险的预防必须健全土地流转立法，根据三权分置改革的新情况，制定适应新型农村土地权属关系的法律、条例，预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引发的纠纷。严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三权分置实施过程中各种“球”之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对政策造成扭曲。
第二，经济风险及其预防。首先，可能造成农业结构性失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不同，后者的农作物的选择主要根据经验或者习惯，而前者农作物的选择主要根据市场走势和预判。但同时也由于这个原因，前者有可能放弃回报率低的粮食、菜蔬，而追求回报率高的经济作物，造成农业结构性失调。其次，可能造成单位生产率下降。传统的农业经营主体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市场特征，土地单位面积产出率较高，而三权分置将农民从土地中释放出来，单位劳动力投入大大降低，新型经营主体以营利为目的，可能重视总体收益，而轻视单位产出，致使经营者收益提高，而土地总产出却下降，进而威胁国家粮食安全。最后，可能引起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入农村携带有大量资本，在资本的炒作下可能引起农村土地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能操纵农产品市场，进而影响农产品价格上涨。[7]因此，必须加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行为的经济规制。首先，要对新型农业主体转入土地进行规制。对于农民而言，新型经营主体的信息是不透明的，新型经营主体是否拥有足够的资金关系到对农民资金的偿还能力，对新型经营主体转入农村土地必须形成相应的担保制度，以保证农民能够如期获得相应租金。其次，要对农产品的价格进行规制。主要是通过规定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的方式防止农业大户凭借其垄断地位，制定垄断价格以获取垄断地位，从而推高物价、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最后，对农产品的质和量进行规制。一方面，要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制度，逐步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要健全土地用途监控制度，防止土地抛荒、滥用。
第三，社会风险及其预防。首先，可能存在过度开垦的风险。土地的所有权与承包权均不属于新型经营主体，而经营权的续期难度较大，出于利益导向或者因与农民交往中集聚的不满心理，经营主体可能在最后几年的承包期内过度开垦土地，大大降低农村土地肥力、破坏农地的生态平衡。其次，可能引发失业、贫困等系列社会问题。三权分置必定涉及大量土地流转，农民流转土地后进入城市务工，由此会引发就业、医疗、住房、户籍、教育等系列社会问题。一些人在农村失去若干年的土地经营权，在城市又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当花完土地经营权租让所得后，可能沦为贫民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当该现象成为常态后，则会加剧城乡贫富差距，滋生城市贫民窟，甚至使国家走向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再次，可能造成农村生态破坏。农村土地的产权不属于经营者，农村也不是经营者的最终归属，可能致使经营者不顾农村生态环境，肆意排放污染物，带来负的外部性效应，破坏农村生态平衡。最后，可能带来农民的心理失衡。三权分置不可避免地使大量农民租让土地进入城市，由农村“熟人社会”进入城市“陌生人社会”，带来心理落差，而且会带来传统农民精神依托的宗族、氏族的衰弱，恋土情结找不到新的替代，进而造成农民心理失衡，甚至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健全三权分置配套设施。首先，改革户籍、医疗、教育等制度，打破城乡二元制壁垒，以推动农民城市化进程。其次，健全农村环境监控制度及建立相应的农村污染标准，通过收费、罚款等方式，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村因污染带来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维持农村良性生态环境。最后，引导城乡融合的舆论走向，减少城市居民对农民的排斥和农民对城市居民的敌对心理。
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途径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涉及因素极其复杂，既要注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方面能力的培育，又要预防在此过程中引发的诸多风险，需要政府、村委会、科研培训机构协同努力，主要有外部引进、内部培育及协同经营方式。
第一，外部引进。外部引进指从农村外吸纳经营主体来规模化经营土地。外部引进具有较雄厚的资本优势与技术优势，通过招投标方式，由村委会或者村民小组出面，以村或者小组为单位流转土地。该种模式对象主要针对有经营能力、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主体，一般该主体以农业研究专门人员或者外部种植大户为主。该途径有两方面优点：一方面，外部主体较内部主体选择性更大、范围更广，更适宜择优合作。相较于有限的内部主体，外部主体的财力更加充裕，与外部市场联系更加密切，更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土地生产和销售。另一方面，外部经营主体多以专业的农业种植大户或者有农学专业背景的人为主，具有农村内部所不具备的种植技能。同时，外部经营主体又具备原农村居民所不具备的市场知识和视野，能够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但是外部主体也具有相应的缺点：一方面，外部经营主体对本地的生态环境、市场情况、民风民俗缺乏系统的把握，在运行过程中易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或者丧失当地市场机遇。另一方面，外部经营主体身份上不属于本村人，村规民约及农村舆论力量对其约束乏力，易与村民发生矛盾，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也可能过度开发农村生态资源、肆意排放污染物，破坏农村生态平衡。
第二，内部培育。内部培育指对农村中符合条件的经营者进行技术培育或者给予相应资金支持。内部培育具有更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环境适应性。农村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内部经营主体本身为农村居民，与周围的环境都熟悉，同时也在农村拥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基础。内部培育主要具有两个优势：一方面，较外部引进具有更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内部培育的主体是农村土著居民，受农村舆论约束较强，从而较外部主体更注重环境保护和土壤肥力保持。另一方面，由于内部主体本身属于农村，故与本村居民更为熟悉，较外部经营主体更易于协调与村民关系。但是作为内部主体也具有相应缺陷：一方面，内部主体相较外部经营主体目光短浅、经营技术落后、市场狭小，对资源整合程度不佳。另一方面，内部主体与当地居民更为熟悉，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与部分村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不能据理力争，而宁愿违背科学经营规律和市场规则，向村民妥协。
如表1所示，内部培育具有更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与村民和谐程度，但具有主体选择性少、科技生产技能弱的缺陷；同时，外部引进虽然具有更高的主体选择性与科技优势，但容易产生外部成本及与村民的矛盾。因此，需要通过协同经营来发挥两种培育方式的长处。
第三，协同经营。协同经营指内部经营主体与外部经营主体联合经营。固然，对于经营主体培育的上述两种模式，较传统经营模式更具效率和科学性，但都仍具备各自的缺点。对此，可以通过协同经营的方式来改进。一方面，协同经营的主体包含内部经营主体，可以对经营过程起约束作用，防止新型经营主体过度开发和降低负的外部性效益。同时，经营主体中农村原有主体更便于与村民沟通，具有更高的和谐型。另一方面，经营主体也包括外部经营主体，拥有更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具有更强的投资能力和销售渠道。具体地说，协同经营主体可以通过内部担保人制度或者雇佣外部职业“经理人”制度来培育。内部担保人制度即外部经营主体进入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时，需要通过本村担保人来承租土地，通过对担保人本村身份的约束来实现对外部经营主体的有效约束，以免外部经营主体不顾村民利益而做出肆意破坏农村生态环境、文化环境、市场环境的行为。雇佣外部职业“经理人”制度，即内部主体拥有经营对象产权，具体运作过程通过雇佣职业经理人来实现，这样既可以发挥村民对产权所有者的约束，又可以通过职业经理人引入外部的先进经验技术，从而趋利避害，培育真正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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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方式篇9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议
目前，南宁市的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出多元的发展趋势，已初步形成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主导，农村家庭农场为支撑，专业种养大户为补充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但目前南宁市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作用的发挥还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如大部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自身素质不高，自主学习意识不强；缺乏接受继续教育和提升科学素质的有效途径和机会，参加培训普遍不足；相关财政金融政策等支持力度不够，对各类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教育培训宣传力度也略显不足；教育培训机构师资力量薄弱，办学资金和实力严重不足等。当前，在广西实施强首府战略的新形势下，南宁市应增强农业经营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快培育有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顺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发挥和调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这对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规划引导
建议南宁市在实地调研论证、借鉴外地做法的基础上，立足自身农业产业的特点和优势，科学编制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体系的总体规划，制定发展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并研究出台《关于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施意见》和相关扶持政策，落实责任部门，加强督查考核。通过规划引导和重点扶持，建立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和利益分配机制，逐步建立起以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户家庭农场、专业种养大户（职业农民）等农业经营者为主体，其他各类组织形式为补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体系。
二、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
（一）大力培育规模较大的职业农民。在推广传统农户、引进新型农户的基础上，着力培养一批专业种养大户，推进农业经营专业化、管理商业化和农户职业化发展；扶持有文化、懂技术、会操作的农村实用型人才和带头人；支持大中专毕业生、农业科技人员从事农业创业，支持农民工、个体工商户、农村经纪人返乡从事农业开发。（二）支持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完善家庭农场认定、登记注册办法，对于符合登记条件的家庭农场，可以申领个体工商户或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完善自治区、市、县（区）三级示范家庭农场联创工作机制，培育并推荐自治区级示范家庭农场，对于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和其他新型农业经营实体，可享受现有的小型和微型企业有关的贷款和税收方面的减免政策。鼓励有实力的家庭农场组建或加入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大力推进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联结，强强联合发展壮大。支持引导有实力的家庭农场或合作农场对土地进行集约化整理和规划，引进专业种养从业人员，培育专门生产经营管理的人员，进一步推动农业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生态化、品牌化发展。（三）进一步提升和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质量，进一步加强产供销合作，积极发展产供销“三位一体”的合作经营模式。积极探索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试点地区，允许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产业链、产品、品牌等要素，设立协会法人，打造一批大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利益联结。建立一批以土地流转为基础的农村土地合作社，探索发展共同基金合作社，积极发展农业技术合作社。鼓励农民使用土地、林权、劳动力、资产、技术等要素投入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引导和支持有实力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独立或与其他生产经营组织联合兴办加大工业与流通服务业，完善生产设施，扩大产销对接，增强生产经营、市场开拓和组织带动能力。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工程”，以农民合作组织为主要载体，支持农村综合体建设。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信用评价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农村互助基金合作社，拓展其服务功能。积极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提供农民合作产品展示销售、委托融资、服务设施、联合建设、信用协调等服务，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的分工合作。（四）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优做强，着力扶持一批有实力、竞争力强、发展潜力大、示范带动能力强以及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化龙头企业。着力培育一批产业关联度大、带动能力强的大企业，开展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实现土地、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要素的优化配置。继续加大对农业产业联盟、产业联合体的支持力度，鼓励同区域同行业或业务密切相关的合作社成立联合社，积极推进涉农中小企业整合、联合、融合，建立企业集团和产业发展联盟，实现集体化、一体化发展。鼓励龙头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参股、长期承包等方式，建设标准化、规模化的原料生产基地，鼓励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农业龙头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展现代种子生产和农产品加工配送产业。鼓励和支持社会和个人投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鼓励农业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扩大产业规模，做大做强；对于有实力的、符合条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鼓励和引导其通过上市、发行债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引导和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建立农产品原料基地、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农产品产品品牌等方式，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加强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服务指导和监督管理，确保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依法经营、安全生产、稳健发展，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农民致富。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对接市场的作用，强化龙头企业的龙头作用，鼓励他们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专业种养大户和农民建立密切的利益联系机制，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服务能力，增强家庭农场和专业种养大户的生产能力，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注入新的活力。（五）大力支持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壮大。大力发展农业服务组织，培育多元化农业服务提供者，加快事业单位建设公益和商务服务，构建以合作经济组织为主导，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支撑，其他社会力量为辅助的合作化、专业化、综合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和扶持提供农资、农机、信息、科技等服务功能于一体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开展多元化、专业化服务；通过政府订购、定向委托等形式，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涉农企业、供销合作社等社会力量参与农业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基层站所创办农业服务型企业，可由政府向其购买公共服务。
三、完善培育平台
加强新型职业教育和培训，要进一步加大新型职业教育培训的经费投入，开展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教育和培训工程。依托培育工程，整合现有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业职业技术学校、农村成人教育学校、农民夜校、科技科普示范园区等教育培训资源，以南宁市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为主导，其他相关部门等相互配合，搭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教育培训平台，建设农业相关重点专业点、培训基地和培训点，主要针对专业种养大户、职业农民、合作社骨干、返乡农民工等进行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专业培训。针对不同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灵活有效的教育和培训，如采取基地示范教学、有线电视制作播放、计算机网络远程教育、乡村图书馆（室）、乡村文化站等形式，积极探索“政府+学校+企业+园区+基地+经营主体”的有效教育培训模式，积极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现代农业经营管理知识教育培训，对于农民学历教育，积极推进农业高等教育向农村延伸，同时加强普及农业政策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
四、创新利益联结模式
（一）组织创新。鼓励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抱团发展、融合发展。引导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供销社通过创建农产品加工企业、参股农业龙头企业等模式，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一体化发展。比如，鼓励和扶持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进行产业链式的合作模式，通过土地、技术、资金、劳动力等人力物力要素的投入和合作，依托全产业链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以及相关的服务合作，实现农业生产资源、信息资源的共享。如因时因地制宜，支持推广“龙头企业+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场”“龙头企业+农民合作专业组织+农户”“家庭农场（专业大户）+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以及“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经济组织”等多种利益联结模式，鼓励支持龙头企业、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村能人以及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建立、经营各类中介服务组织和机构，支持和引导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并购、重组等多种合作模式做大做强做优，促进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二）机制创新。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以土地、林权、资金、劳动、技术、产品等为纽带，建立和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合同订单、股份制合作、收益分红等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专业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形成稳定长期的利益分配机制，通过签订生产服务、购销等书面合同，严格执行利润返还和收益共享，实现经营收益的合理分配。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盈余分配机制，灵活运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结机制，大力推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保底分红”等做法，完善推广“财政支农资金股权量化”“先建后补、双股分红”等产业发展利益联结的成功经验。
五、强化规范管理
（一）明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法人地位。继续扩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种养大户、专业大户等规模农业经营户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登记注册，规范其发展。积极开展自治区、市、县三级的示范家庭农场创建工作，通过制定完善各级示范家庭农场评定办法，明确标准，有序推进示范创建工作。（二）规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组织管理体制。鼓励农户家庭农场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使用规范的生产记录和财务收支记录，提高标准化生产和经营管理水平。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照章程加强民主管理和监督，发挥成员积极性。积极引导和规范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整体运营行为，进一步提高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运营质量和效率，实现规范化运行。加大宣传力度，指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照法律法规，完善管理制度。定期组织专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专题培训，组织合作社负责人外出参观学习，提高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
六、加大扶持力度
新型农业经营方式篇10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土地流转；人才需求方向；对策分析
中D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31（2016）23-0008-04
analysisontheDevelopmenttrendofthenewagriculturalmanagemententitiesinChina
DuanHaimingetal.
（Collegeofagriculture，anhuiScienceandtechnologyUniversity，Fengyang233100，China）
abstract：theformationofnewagriculturalmanagemententitiesistheproductofthedeepeningdivisionofagriculture，whichrepresentsthedevelopmentdirectionofadvancedagriculturalproductivity.itisanimportantdrivingforceforruralreformanddevelopment.withthesupportofnationalpolicy，thedemandonthelandtransferoffarmers，land"threepowerdivision"policyandtheconstructionofagriculturalmodernization，thenewentitieswillenterthe“fasttrack”.thedevelopmenttrendandchallengesonvariousagriculturalmanagemententitiesincludingspecializedhouseholds，familyfarms，farmers'cooperatives，agriculturalleadingenterprisesareanalyzed.Finally，thispaperputsforwardspecificstrategiestoguaranteeoperationofthemainstages，andpointsoutthatthetrainingofcomprehensivetalentsisthe"masterswitch"tobreakthedevelopmentdilemma.atthesametime，italsoprovidesanimportantopportunityforthetrans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localapplicationorienteduniversities.
Keywords：newagriculturalmanagemententities；Landcirculation；talentdemanddirection；Countermeasureanalysis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代表着我国农业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日前，中央出台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对“三权分置”的原则予以了明确框定，这是在中国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为农地改革的深化提供指引，为未来的农业发展谋篇布局打下制度基础，成为土地合法有序流转的又一推动力量。在此基础上，我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将会得到较大的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已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人才”。因此培养适合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综合性人才是推动其发展的当务之急。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
1.1国家政策支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发展适度规模现代农业是提升农业产出效率、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农业基础性地位的有效途径。党的十明确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今年中央出台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培养职业农民队伍，造就高素质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队伍。实践已经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和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主要力量。
1.2农民的客观需求要求加快构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全国大约有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颁布了省级党委或政府有关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文件，绝大部分市、县都有相应的推进土地流转的举措，一些地区还有专门的奖励扶持措施，到目前为止，以县级土地流转市场（中心）为主体的中介组织基本形成体系。全国有1亿多农户，每户至少有1名劳动力在外务工，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把土地流转出去的强烈需求。另外，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农村职业分化过程中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种田能手队伍，他们需要种植规模达到一定限度后才能获得和外出务工或经商相接近的收入水平，客观上产生了转入土地的强烈需求。截至2012年底，全国通过各种方式流转土地0.18亿hm2，占全部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21.5%，其中安徽省耕地规模经营比重已占25.2%。
1.3农业现代化迫切要求加快构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农业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导致土地流转的加快以及新型经营主体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家庭经营规模小，土地经营零碎化。2亿多分散的小农户，户均0.59hm2，且被分成近10块，种植3种以上作物，导致新技术对农户的吸引力很小，耕种土地的效率很低；二是农业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很低。虽然在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占接近70%，但真正留在农村又从事农业生产的文化水平低，有调查表明小学文化水平以下的占50%以上；三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老龄化严重。据报道，目前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其中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务农农民年龄已接近60岁。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工业转移，使农业青壮年劳动力短缺、农忙季节短缺、区域性短缺问题突出。因此，在政府的宏观引导下，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运而生，分别由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包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组成。例如到2015年，浙江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面积预计将占总承包耕地面积的50%以上，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带动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75%以上，农业生产作业主要环节基本实现社会化服务，农业生产组织化、专业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明显提升。
1.4农地的“三权分置”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农地流转问题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首要难题，推动农地改革的经济目的是解决耕作者的权利保障、调动和保持耕作者的积极性。2016年8月30日，中央《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对“三权分置”的原则予以了明确框定，一是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必须牢牢坚持；二是要严格保护农户承包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都不能非法剥夺和限制农户的土地承包权，承包权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只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凭身份无偿获得，成员承包权是财产权，受物权保护；三是放活土地经营权，在依法保护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平等保护经营主体依流转合同取得的土地经营权，保障其有稳定的经营预期。“三权分置”的农地制度安排就是要建立一套适应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人地分离，解决进城农民后顾之忧，为中国的城乡融合和农业现代化提供可持续的制度基础。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趋势
2.1专业大户的发展趋势专业大户是由传统的家庭承包经营户转化而来，一般楦鞲鲂姓村的种田能手演化而来。专业大户以一个家庭为核心、多个农户共同合作生产，规模比一般的家庭农户大，通过单一成品的规模化生产，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身在市场当中的竞争力。由于专业大户经营的土地有较大规模，所以其比较重视农业科技，专业化水平较高。例如安徽太和县旧县镇张槐村的全国种粮大户徐淙祥，在安徽省农科院玉米中心的技术支持下，多次刷新全省夏玉米单产纪录。2016年10月12日，通过实打验收，其经营的玉米高产田块产量达15837kg/hm2。但由于专业大户在我国发展起步较晚，要求连片土地共同生产，参与的农户还较少，以后的发展规模还有待扩大，其科学技术掌握程度、内部管理以及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2.2家庭农场的发展趋势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经营以农耕土地资源较多的单个家庭为主，相比一般农户而言所拥有的土地面积较大，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能够获得机械化生产应用方便等规模化经营的好处。对家庭农场的生产与经营，农场主有完全自主性，农产品生产完全自由，而不需局限于某一种产品，但专业化程度较低，对市场的抗风险能力比专业大户强。以后的发展趋向于改变经验主义，采取更加完善的专业化种植方式，管理更加规范，捕捉市场的信息的能力会更强，农场管理更加智能化。
2.3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趋势农民合作社是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实体经济组织。合作社成员有平等自主的参与商讨决策的权利，但同时也要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合作社一般经营的是同一种类型的产品，从生产到销售整个过程自行组织和处理，也是一种专业化的模式。比单个农户相比具有规模经营优势，可以与商家进行谈判，抗风险的能力较强。作为一个农业联合组织，农业经营达到一定的规模，有利于机械化整地、播种、收割以及病虫害的统防统治。合作社一般具有各种成套的农机设备，从而降低了农民的生产成本，提高了农作效率。合作社的发展趋势是要建立一套因地制宜的农户进入、退出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从而使农业合作社打出属于自己的“拳头产品”和品牌。
2.4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趋势农业龙头企业是通过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并带领我国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等经营形式的企业。农业龙头企业的主营业务是农产品加工生产和营销，但其生产经营较为规模化，并掌握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生产技术，是农户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可以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农业生产，能够为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带来一定的机遇。随着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主体的快速发展，需要更多的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来我提高我国农产品附加值和产品加工能力，同时也是我国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2.5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趋势目前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组织主体多种，可能是政府部门、私人企业或农民创办，包括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服务队、农民经纪人等。他们对农业生产相关知识和技能掌握较多，专业能力较强，可以在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为农业生产提供专业化、市场化服务，多为农业生产提供农业机械化作业、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产品购销、储藏运输等服务，并收取一定的费用。现在的农业社会服务组织数量偏少，组织中掌握农业生产专业知识的人才数量少，导致目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缓慢。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过程中相伴随而出现的产物，其对产业的支撑使用将日益凸显。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服务组织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快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3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3.1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挑战
3.1.1土地流转的困难使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需要较长的缓冲时间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较高。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全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转变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自我国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每个家庭有独立的土地使用权、承包权和经营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土地流转的困难，阻碍了新型主体发挥规模化经营的优势，使其发展速度减慢。虽然国家颁布了“三权分置”等利好政策，但农户受到小农经济的影响以及农民收入来源较少等原因，农民真正领悟落实下去还需要较长时间，农业完全实现生产规模化经营还需要较长的缓冲时间。
3.1.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个体之间缺乏一套适宜的合作模式，承担的风险加大农业土地流转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决定，从而很有可能导致价格不合理而提高成本或减少收益。从运行机制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之间缺乏一套规范的共同发展的约定或联盟。从土地的流转、农业生产到农产品销售整个过程当中，目前的情况为几乎不存在长期合作机制，每个利益主体都根据市场情况决策买卖，如此一来，当市场朝不利于本主体利益的方向发展时，承担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有关部门应通过制定一套详细的运作方案，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相互信任，形成长期合作、风险共担的局面。
3.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体系形成不完善期的应对策略
3.2.1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发展初期应积极扶持，使其快速发展在当今家庭农户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前提下，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规模化发展较缓慢，农民对转让土地普遍存在着观望态度。对此应对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提供更多的资金、技术、基础建设等方面的扶持，促进这些新型主体的快速成长。不断完善土地流转政策支持，在保证农民利益不受损的根本前提下，根据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演进过程，有序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逐步将农业生产要素向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动，促进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更好、更快地形成和发展。
3.2.2新型经营主体的加快成长期，应对其进行监督引导，促使其科学发展在家庭农户日益衰退的时期，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日益发展壮大，农业经营主体开始意识到应与龙头企业合作，但是合作意愿不是很强，而且一般是口头契约关系为主。在这个时期农业龙头企业还不是主导主体，此时应加强政策引导，在农业先进技术的应用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促进形成产业链条，使从事农业产业的效益日益提高。同时，要加大监督力度，防止不法分子利用国家的支持政策而“浑水摸鱼”，使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偏离了其正常发展轨道，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3.2.3新型经营主体的成熟期，应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水平当农业新型主体逐渐发展起来时，应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水平，培育更多的大型龙头企业，为更好地实现农产品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提供有力政策支持，同时要加大职业农民的培养和培训力度。
3.3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所需的人才短缺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最大障碍
3.3.1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背景下的人才需求分析农业部种植业司在2014年对全国种粮大户和粮食生产合作社的调查显示，全国共有种粮大户68.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0.28%；经营耕地面积0.09亿hm2，占全国耕地面积的7.3%。这些种粮大户的粮食产量达746亿kg，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2.7%。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比例还要继续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特点是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和知识化。人才缺乏已成为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瓶颈。例如美国的农场主大都需要职业培训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农场主的人际沟通能力、演讲推介能力、产品设计和营销能力都应达到一定的水平。因此，现代农业经营主体需要一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经营者和指导者，要求他们既懂农科专业知识，又会经营管理。高等农业院校培养的农科人才是新型经营主体的重要后备力量。因此高等农业教育也要顺势而为，培养大批新型经营主体的经营者以及能够指导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毕业生是应用型农业高校发展的重要路径，尤其是地方农业高校实现转型发展、加快发展和特色发展的重要方向。
3.3.2农科人才培养模式必须“自我扬弃”以适应发展的需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农科大学生选择实体经济作为人生发展的起点，这与我国的国情以及当代农科大学生的人生定位、禀性特点相符合，具有重要意义。长期看来，我国仍会以小规模经营农户为主，但土地流转形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是我国商品农产品生产的主体，必将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农业新型主体日益成为农业中的支撑力量，在我国的粮食增产、食品安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2013年3月28日，总理来到江苏常熟市古里镇田娘家庭农场考察，农场负责人提出“种田离不开农民，但更需要新型人才来做当家人。希望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大学生投入到家庭农场建设中来”。成立于2005年的安徽省滁州市绿园蔬菜专业合作社，去年实现销售额1600万元，社员收入5～8万元。虽然办得红红火火，合作社负责人却不无担忧地说：“我只有初中文化，大部分社员文化程度也不高，下一步如何继续带领农民致富？”所以，高校培养的农科人才要更多的成长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经营者或者技术支持者，以支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从这些方面考虑，农科人才的培养模式要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人才需求方向进行重新构建，自我扬弃，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需要，切实为我国“三农”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3.3.3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培养模式的改革思路探索地方应用型农业高校在培养新型农业主体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国家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大环境下，怎样使应用型农科大学生适应新形势，在学校学得过硬的本领，使他们快速成长为新世代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创办者和经营者，迫切需要应用型农业高校的农科专业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要。通过广泛调研，p者认为重点考虑以下5点：一是培养目标要和高校的发展定位相一致；二是在农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之上，通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培养能够适应新形势，掌握新型经营主体所需的各项专业知识，培养专业素质过硬、适应能力强，能够出色完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管理任务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三是针对改革方向，重新进行课程设置，强化实践和管理能力教学；四是砥砺品行，完善自我，培养“能下去、能留住、能用上、能干好”的应用型创新创业人才，继续发挥应用型高校培养农科人才的优势，在此基础上进行配套集成，以适应发展中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对农科人才的新要求；五是坚持服务地方农业经济发展，广泛开展产学研合作，与当地政府和农技部门、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以及家庭农场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保持紧密联系，建立长期的协作服务关系，这样不仅促进了农业科技供需对接和成果转化，也让农科人才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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