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经济的意思篇1
一、真的呈现
如果把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分为规律体系和真理体系加以考察，前者可以分为浅层经济规律和深层经济规律两个层次，后者则包括前者且不限于前者。
1.浅层经济规律的揭示
经济现象是感性的现实，存在于时间之流中，要对其进行理论把握，必须把它从活的经济有机体中分离出来，将其静止化和片段化。这需要注意两个环节：一是使对象出离真实时间，成为死的研究材料;二是利用既有认知图式对材料进行加工。经过整理，使经济现象间的联系有序地呈现出来，赋之以形，即形成经验规律。显然，这个意义上的科学规律是对既成现象理析的结果。
马克思借助形式时间，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形成一系列经济规律，诸如剩余价值量(率)计算公式、资本周转次数计算公式、两大部类间社会总产品的结构平衡和总量平衡公式、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计算公式等。这些公式既揭示出马克思经济学范畴间的客观联系、构成表征资本主义经济概念之网、形成结构完整的浅层经济规律体系，又图绘出资本主义经济表象的图像，在一定范围和层次上科学地回答了困扰古典经济学家的相关经济问题。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剖析远非仅限于此。
2.深层经济规律的揭示
经济关系在经济活动中不断生成，随着实践发展，深层经济关系和规律逐步得以呈现并加以揭示，经济理论也就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延展。马克思深知这一点，并认为经济活动是经济时间之源。以此为基础，马克思通过实践辩证法的逻辑翻转把时间引人经济学本体之中，借助范畴的辩证运动把握深层经济规律，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仅仅停留在现象的规律的视界，使经济理论发展到新阶段。所以美国学者熊彼特说，马克思是系统地看到经济理论如何可以进人历史分析和历史叙述，如何可以进入历史理论的第一个一流经济学家？
马克思经济理论中诸如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平均利润规律等基本规律，是对隐藏在社会经济表象背后的本质关系的纵向透视和理性把握。当然，它们的发现也是基于对经济范畴间横向转化关系进行考察的结果，诸如产品、商品、货币、资本之间的依次层级矛盾运动及转化，又如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剩余价值向利润和利息及地租的转化，再如价值规律向剩余价值规律和平均利润规律的转化等。这些范畴和规律之间的辩证运动及其转化，显然需要将时间引人经济学本体之中，使范畴由死变活，流动起来。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辩证分析，将范畴之间的内在矛盾及其转化建立在现实经济活动基础之上，既克服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缺陷，又彰显了经济范畴及其理论体系应对现实复杂问题的活力。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本真的揭示还不止于此。
3.非形式化真理性思想的阐释
在经济认知活动中，要把握对象的本质规律，需要将其置于现实经济环境中，借助技术等中介系统，在历史演进中，通过现实的力量，使本质规律客观抽象出来，进而加以把握和利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真理性思想就是对现实历史中客观抽象出来的真实关系的观念把握，其间自然离不开科学的抽象力。但是，真理性思想中相当一部分认识不能完全取得科学规范的形式，对于那些不能以直接科学化的手段加以表述的思想体，只能采取非科学语言加以阐释。这些方式主要有类比、明喻、隐喻、寓言、诗歌等。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说：思想是同诗的艺术一起出现的。?因此，《资本论》中运用了诸如物理学、地理学、生物学等一系列隐喻、诗性语言和艺术手法，把深奥的经济学思想作为艺术的整体?呈现出来。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借助非科学化的语言和手法阐释了一系列非形式化真理性思想。例如，在谈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规律强制性地起调节作用时，采用房屋倒在人的头上的比喻加以阐明。又如，在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时，借助雇佣劳动者、物化技术、异化环境等一系列中介手段和衬托手法加以阐述。此外，马克思还运用这种方法阐明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和平均利润率下降等真理性思想。
马克思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运用革命后的科学的术语和相关的工艺术语，对从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抽象出来的本质关系加以概括和加工，形成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规律和真理性思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说，马克思持有的历史观内在地要求他把所揭示的经济规律不能看做永恒的真理，仅仅将其视作某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
二、善的向往
在马克思经济学时间思想视域中，如果说对真的把握，离不开对过去的追忆和对未来的寄望，更多地倚重科学理智;那么对善的把握，则需要将时间之箭侧重于指向未来，离不开价值的牵引，更多地诉诸实践意志。
1.资本主义历史暂时性的揭示
资本主义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只有从这一完整过程加以考察，才能对它予以总体把握;只有对它进行存在论意义上的历史考察，才能把握其完整过程;只有把实质时间引入经济分析视界，才能在肯定其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同时确认其历史暂时性。这是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特征和历史趋势的理论视点和逻辑理路。
把客观对象嵌人其所在的特定环境，使之在时间之流中保持原有活力，必然经历从抽象到具体、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历程。其中，特定事物一旦在高级阶段上重复出现低级阶段的某些本质特征，就转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而成为它物。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也一样，各种关系在其早期只是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呈现出来，以后则以各种展开的形式呈现，于是对其把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富。一旦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必然性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就终结了。如果把这种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投射到思想层面，在观念中加以运演，就呈现出原始返终的范畴运动的总特征。对此，马克思曾以人的成长为例加以说明，并以反问的方式强调指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应该在高级阶段上显示出永久的魅力。他对人劳动生产等范畴的分析，都是按照这一理路展开的，且强调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是因为只见一般和特殊及个别之间的统一，不见其差异，从而将时间抽离出资本及资本主义，把它们永恒化和绝对化了。
按照原始返终的理路考察资本的辩证运动过程，必然得出资本具有历史暂时性的结论。资本关系最初以萎缩和歪曲的形式潜在于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并带有原始公有制的胎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所谓无人工厂的出现，大批工人被资本排挤，资本时钟的内在矛盾进一步加剧。一方面，资本日益缩减必要劳动时间，以创造更多的剩余时间;另一方面，资本又通过劳动时间保存更多价值，以支配更多的自由时间。这样，资本关系赖以存在的物质前提，即财富的创造取决于直接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必将遭到破坏。不仅如此，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依赖社会化的生产条件与环境。一旦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程度呈现主导之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自身发展的手段就完成了历史使命，终将被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更高社会形态所代替
2.跳跃性方案的提出
马克思所在的历史时期，以劳资矛盾为基础的阶级冲突日益激化。这暴露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体制机制出了问题，集中体现在资本时钟运转的内在速度与外部环境的矛盾关系上。一方面，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要求资本时钟的转速越来越快，特别是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将劳动时间降为次要地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来越短，大量自由时间被创造出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却要求资本借助劳动时间保存价值，并将由社会支配的自由时间转化为资本家垄断的自由时间，劳动者自身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时间越来越少，生产力发展受到根本限制，为资本时钟运转提供的增幅空间一再收缩。这样，资本时钟运转的速度越快，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反过来对其运转速度的致命限制就越大，最终必然造成资本时钟运转停滞。这是马克思所谓资本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思想的深层意蕴所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崩溃不可避免，时代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就这个问题的解答，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无产阶级经济学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提方案的要点包含三个基本假设：一是人是自私的，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最合乎人的自私性，三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永存。其致命缺陷是，把客观经济现实看作抽象范畴的表现材料，把抽象范畴看作永恒的经济规律。其应对危机的基本出发点是，拒斥实质时间进人经济分析视野，以坚持对资本主义的盲目信仰。对此，马克思批评说，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矛盾时，总是怀揣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并坚信它是揭示所有秘密的天机?。无产阶级经济学所提方案，即马克思解答时代课题的主要思想包括：第一，资本主义的存在具有历史合理性;第二，劳动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力量;第三，必要的跳跃是社会历史前进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困境由自身造成，资本发展的空间被资本的内在时钟挤占，这是资本的宿命;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提示了资本主义寿命的短暂，当劳资间利益的冲突达到量的调和失效的情况下，政治革命是最有效的选择。
3.狡狯的精灵的降服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指出，资本主义是现代奴隶制，对其历史审判必须由劳动者执行。原因在于，劳动者不仅是历史的剧中人，而且是历史的剧作者劳动者创造了历史，理应拥有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处置权。所以他强调指出，只有光荣的工兵革命才能降服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狡狯的精灵?。然而，革命和建设离不开理想、信仰和意志。马克思在批判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实现了经济理论的革命性变革，体现出实现人类解放的崇高目标、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坚定信仰和完成使命的坚强意志。例如，早在中学毕业论文中他就表达了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崇高目标。再如，针对有人说他。只是埋首《资本论》研究、不顾自己和家人的困苦这种做法很不实际的说法，他予以严厉驳斥，并批评那些所谓实际的人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相反，一些庸俗经济学者，为了眼前的声誉，不惜出卖自己的科学，终日不是高谈和谐，就是纠缠在最平庸的矛盾中?
三、美的追求
与立足于理智和意志透视时间思想视域中的马克思经济学，使其分别展示出真和善的理论境界不同，诉诸情感，从审美意义上对其加以考察，就呈现出美的理论意境。
1.内容美
马克思经济学客观、历史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呈现出真实美。马克思阐明，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古典经济学把单个的孤立的人作为出发点，是缺乏想象力的虚构，是企图回到自然生活中去的美学上的假象。接着，他分析指出，越向过去追溯，个人就越抽象和简单、从属而完整;进入私有制社会以后，个人就具体而丰富、独立却片面;未来社会中个人将在更高层次上从属于社会联合体，更加具体、丰富和完整。所以，是历史造就了合乎自然的个人。进而，马克思阐明了劳动生产资本等范畴的辩证发展过程，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本真和客观规律。正如英国学者霍奇森所指出的，马克思经济理论是依据一个实际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的，旨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规律和特点。揭示真实、呈现本真的马克思经济学蕴含着激励劳动者团结进取、变革社会的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展示出力量美。以时间思想为内核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由一系列范畴构成，它们是基于客观历史抽象的科学概括，源于客观，折射真实，由此构建起来的科学理论，指向历史深处，揭示了客观规律，回应了时代召唤，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感召力。正如霍奇森所说，马克思的思想包含着一套深刻有力的概念体系?。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指出，《资本论》就是一个武库。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保存了活的历史，负载了无产阶级使命，体现出意义美。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趋势，科学地预见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并呼吁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解放自己进而解放全人类。这些规律、原理和革命的话语保存了其所在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活的历史，提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契机，对现时代的建设和改革仍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呈现出崇高的意义美。
2.形式美
马克思经济学所蕴含的内容美，是通过巧妙的辩证结构、透彻和精确的逻辑分析以及清晰明了的科学表述得以呈现的，是按照美的规律构造起来的通观以时间思想为内核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内在逻辑不难看出，其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第一，逻辑自洽、首尾一致。《资本论》开篇阐明了价值决定价格原理，第三卷论述生产价格理论时又指出，生产价格决定市场价格，似乎出现价格决定价格的循环论，但实际上并不违背价值规律，仍符合价值决定价格的基本原理。这体现出逻辑结构的一致性。虽然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等人据此对《资本论》的逻辑一致性提出质疑，但历史证明，这种指责是带有偏见的。第二，结构秩序井然。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经济时间思想进行了深人系统的阐述：从经济发展过程看，先后分析了自在之物的自然时间、劳动产品的生命时间、商品的社会时间、货币的标准时间、资本品的规制时间等;从经济实践的构成要素看，分析了客体系统的时间构成、中介系统的时间构成以及劳动主体的时间构成等;就经济运作机制看，分析了资本高效运行的微观层面的时间条件与要求、中观层面经济周期的运行特征和超宏观层面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等。这些阐述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体现出逻辑结构的井然秩序。第三，浑然一体、功能一致。马克思经济学时间思想从范畴运演到体系建构、从矛盾运动到结构失衡、从生产调节到分配计量、从财富主导因素到生产力发展条件、从周期性运动到历史性跳跃、从宏观历史条件到微观经济规制等，所有这些逻辑分析和安排都是基于对以劳资关系为轴心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围绕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的核心内容和环节展开。这种逻辑安排使得《资本论》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和巧妙的辩证的总体结构呈现出来，体现出马克思关于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精神产品的思想。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经济时间的剖析是精妙的。仅就对资本时钟的剖析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他的论述表明，资本有一个内置时钟，其转动有一个最低时速和最高时速。最低时速是保证资本实现最低限度的自我增殖，劳动时间必须大于用于补偿劳动力商品价格的生产时间，其前提是资本满足并存性和继起性。这种情况下，资本能够正常运转，却不是最大化运作，个别资本的长期存在仍需致力于平均利润的获得。最高时速是保证资本实现最大限度的自我增殖，在主客观条件都满足的前提下，保证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这需要资本在运作中适时动态调整生产资本的结构和最大限度地缩减资本周转时间。在客观经济环境中，不同部门和不同行业的个体资本家的资本时钟总是在最低时速和最高时速之间摇摆，并根据不同情况适时做出最大化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制约个体资本时钟运转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条件所允许的资本运作的时间就是资本的外部时钟，它客观上要求全社会的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保持平衡、社会总产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保持相等。这样，资本在内部时钟和外部时钟的综合规制下，展开实际的矛盾运动。现实资本主义运作过程中，资本时钟必然遭遇双重矛盾，即劳动时间的排斥与利用的矛盾以及自由时间的创造与毁灭的矛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时间结构的双重失衡，即必要劳动时间缩减与剩余劳动时间增加的失衡以及非劳动时间创造与自由时间剥夺的失衡。于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空间的资本运作不能继续，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崩溃。这不仅表明马克思对经济时间思想的分析是透彻和精确的，而且体现出他在经济学研究中辩证综合艺术的高明。所以，恩格斯说，这种精妙剖析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那样?看得明白且一览无遗。
马克思对以时间思想为内核的经济理论的表述美与其科学内容、结构安排和理论分析密切相关。《资本论》中关于语言的运用有三个明显特点：第一，科学严谨。这体现在创作的各个环节中。保证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坚持收集和使用第一手研究资料，并注意及时更新和补充。他表示，要在理论的表述中力求做到更加科学而严密。第二，注意修辞润色。经济理论拥有大量专业术语，特别是引人辩证法后，范畴间的逻辑运演关系错综复杂，不易理解。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两次提到对相关内容进行修辞润色问题。第三，表述富有感染力。由于注意使用工艺术语和修辞润色，理论虽有难度，却富有感染力。所以熊彼特说：经济理论冰冷的事实，在马克思的文章中用大量热气腾腾的言辞表达出来。
四、真善美
把实质时间纳人分析视野，总体性地考察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将展示出科学性、价值性和艺术性有机统一的理论整体，呈现出真善美内在统一的理论境界，并集中体现在生成论、发展论与和谐论的逻辑一致性上。
1.科学性、价值性、艺术性的统一
马克思经济学时间思想所把握的资本主义世界和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世界本质上是同构异形体，对其进行多维透视，自然呈现多重世界。基于科学理性的向度，马克思借助形式时间和实质时间，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群和真理性思想体系，阐明了剩余价值论的深层时间结构和矛盾集，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呈现出科学性;基于实践意志的向度，马克思通过实践的翻转，把时间引入经济学本体之中，借助范畴的矛盾运动，解开原始返终的社会历史现象之谜，阐明了资本时钟以浓缩的形式规定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历史空间，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提出现实的解决方案，指出劳动者革命的历史正当性与现实合法性，呈现出价值性;基于生存情感的向度，马克思从存在论的高度，在批判资本主义作为现代奴隶制的丑的过程中发现了新世界的美，并通过《资本论》及其手稿体现出来，其经济思想指向了历史深处，承载了历史使命，武装并激发出劳动主体无尽的社会变革力量，透过其内蕴的内容美和形式美，呈现出艺术性。这三种属性在科学实践观上统一起来，构成呈现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意境的三重视域。
2.真之意境、善之意境、美之意境的统一
马克思基于未来立场，致力于解答时代课题，追问高于或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是否存在，超越了传统认识论的视界。这是马克思经济学中真善美三种境界统一的本体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对未来社会的追求，本质上是将无产阶级的目的诉诸革命行动，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完成了使命就实现了善;把资本主义投入到时间之流中加以总的把握，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与其客观历史过程相一致就是真;对未来社会追求的善和对资本主义把握的真的统一就是美，而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美总是相对于过去和现在而言的。可见，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从超越当下的将来的立场即本体论意义上看，真善美三种理论境界是内在统一的，它们在经济学时间思想视域中本然的逻辑顺序是善真美。
3.生成论、发展论、和谐论的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揭示，旨在唤起劳动者通过革命消灭不合理的雇佣奴隶制，建立适合人类发展的理想社会，这是对善的追求。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主体性作用。这里，马克思事实上指认了社会的历史生成过程，与达尔文所谓物竞天择的自发生成过程不同，也与基督教所尊崇的兽群道德牵导下的历史生成过程有别，它本质上由革命阶级主导，是不断发展的。所以恩格斯曾严正声明：马克思和我是不断发展论者。
正是在无产阶级主导下，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奴隶制的历史审判，才能使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阶级差别得以消除、劳动者获得自由、社会实现和谐。所以列宁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在马克思经济学时间思想视域中，求真活动和向善活动统一在审美活动中。劳动者阶级依据客观规律，通过社会革命，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改造，这一实践过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其间，通过将资本主义合理因素融进未来理想社会之中，实现生成论、发展论、和谐论的内在统一，呈现出真善美内在协调一致的理论新境界。这里特别强调时间的基础性作用，因为时间是把一切确定的定在加以抽象、消灭并使之返回到自为存在之中?
五、必要的反思
一个时期以来，学界由于对马克思经济时间思想缺乏深人系统研究，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丰富内涵、理论功能和现实价值认识不足，存在一些不良倾向，亟待反思?
1.理性至上主义
当前学术界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存在一种所谓科学主义的倾向，主要表现在纠缠于既成的经济现象，认为经济研究就是对既成经济现象间因果关系的探究。研究采取还原主义方法，选择一般不超过两个要素作为经济建模的基本变量，借助相应的经济假设、数理推演和计量检验，诊断经济现象，预测经济发展。这样做的一个所谓依据是，马克思多次重申他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并致力于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借用逻辑、数理和计量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专业化和时代化是有裨益的，但如果仅流于把脉既成经济现象而无视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立，只关注数理模型和几何曲线的形式美而屏蔽制度背景和人文关怀，是有悖于时间思想视域中马克思经济学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这种研究方法无视当下问题聚焦和情愫所系，拒斥未来价值牵引和意志诉求，拘泥于冰冷逻辑和干瘪形式，自觉不自觉地陷入逻辑实证主义的窠臼，本质上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中的逻辑主义、数理主义和技术主义并无二致，是对经济学理性至上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盲目崇拜。事实上，马克思经济学并不拒斥经验事实，更不拒绝形式时间的逻辑推演和经济计量，但其对经济事项本真追求的理论意境远不止于此。
2.意志至上主义
如果说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科学形态的寻求上，忽视当下和未来研究视角，仅仅聚焦于既成经济现象，寻找在场经济事项间的直接关系和浅层规律，而对不在场的间接关系和深层规律隐去不提，本质上是理智至上主义的，属于科学至上主义的研究范式。那么，在对马克思经济学价值形态的寻求上，忽视过去和当下研究视角，仅仅执著于未来理想主义，把马克思的科学论断当作烤乳鸽张开嘴等着，面对现实问题，或机械僵硬地比附，或坐而论道地玄谈，甚至以理论裁剪现实，这本质上是意志至上主义的，属于教条主义的研究范式。这种执著于纯粹未来视角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错误定位和理路，是对马克思经济学时间思想研究缺失以致遮蔽马克思经济学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内涵的误读、曲解和误导，必然陷入凌空蹈虚的学究型研究模式之中。基于未来视角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将其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和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行动指南，非常必要。但是，缺乏像马克思那样为了解决现实中令其苦恼的疑问，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以外的实际的细节的诚实研究态度，以及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科学精神，抽掉过去、无视当下的单一未来视角的研究，将会堕入幻想的无根境地，势必贬损马克思经济学时间思想所蕴含的崇高的善之意境。
3.情感至上主义
单一过去视角的研究，限于既成现象间关系和规律的把握，将不及马克思经济学应有的理论本真;而单一未来视角的研究，陷入超现实的价值悬设和信仰盲从，又会越过马克思经济学内蕴的善之意境。所以，只有通过实践构境，把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视线投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才能使过去与未来研究视角相互牵引，并在其矛盾张力中回归治学本位，从而恢复马克思经济学真善美内在统一的理论意境，彰显其应有的科学指导功能和理论建构功能。然而，回归现实，关注实践，并不意味着仅盯现在。当前学术界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还存在实用主义的心态和做法，主要表现为缺乏总体视野和战略眼光，执著眼前，用情当下，驻足于流俗的经济物象和问题，纠缠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应景研究;遭遇难题，既不能探赜索隐，又不能补苴罅漏，反而饥不择食，偏执于西方经济学这根稻草。马克思经济学是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整体观照，仅仅截取当下时点，通过空间化将其拉伸，把过去和将来强行塞进当下之中，并用现在去透支未来，所有经济事件都被视作可以完全掌控的当下，这是典型的神性思维范式在作祟。这种做法势必陷人徘徊在倒退想象或反面乌托邦堕落和几乎仅止于完善眼前既有事物的有限进步的观念之间的学术境遇之中，而这正是马克思所反对的，因为它会造成穆勒认识论的逻辑困境，即在清楚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甚至在它不存在的时候也总是存在的以后，又完全合乎逻辑地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在它存在的时候也是不存在的?棘手问题。这种研究方式看似移情众生、用心良苦，实则丧失了理智，驱除了意志，是情感至上主义的。而理智的丧失将导致现实穿透力下降，意志的欠缺将致使价值虚无和信仰失落。这将屏蔽马克思经济学真之呈现和善之意境，进而损及其美之意境，相关研究陷于流俗和尴尬，必将一事无成，甚至贻害社会。时下流行的所谓马克思经济学过时论或无用论、西方经济学成熟论或实用论等论调，无疑是这种实用主义研究范式的代表。
六、结语
个体经济的意思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集体主义;公有制
十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词汇多来源于外国，且与国外的部分观念相似，因而，不乐于认同。刘建军老师从“一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特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区分的角度对此作了回应，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一个层面是来源于我国的奋斗目标，第二个层面来源于公民基本意识的理念，第三个层面则是来源于公民基本道德准则。还有学者还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指出传统文化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传统文化。而本文将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即集体主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涵及地位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涵
十六届六种全会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内容为四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马克思在意识形态理论里提出：从简单的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群，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体系。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四点上虽有交融，但它是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一般思想及价值观念矛盾运动中融合成的新的命题的层层的概括、归纳和凝练，是社会意识形态中最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有巨大的逻辑能量。十七大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反映。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地位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多种思潮的激荡，给人们思想带来冲击，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为此，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整合、提炼，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引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价值趋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层面的价值行为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立国之本”和改革开――“强国之路”。“四项基本原则”从基本理论和基本社会制度层面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方向;改革开放是，从制度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促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建设。而当下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价值体系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是“观念形态的国家机器”，是“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练之后的一组核心观念系列，这也就奠定了它的“兴国之魂”的地位，作为“兴国之魂”，它从思想、价值观上引领人们，凝聚力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保驾护航，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共同的思想基础，进而凝聚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蕴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其核心的价值观念系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其内核，是最深层的、最为根本的;因而，在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网状结构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最基本、居于最深层的价值观念，是其内核。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核――集体主义赋予的时代价值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为“观念形态的国家机器”，深化把握，有助于从思想，从意识形态领域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共同的思想基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具体的，对于广大党员，要发挥党员的带头模范作用，深刻理解并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以更好的践行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对广大的人民群众，理解、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高思想认识，达成共识，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促进自己的幸福梦的实现。
（二）两种社会关系――物质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有这样的描述：“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资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间的关系”。①我们可以看出，所有制关系决定人们的社会关系，而列宁又将社会关系分为两大类即：物质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的社会关系。物质的社会关系一般是指生产关系，精神的社会关系包含政治、法律、思想等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个方面的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的资料，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②这里我们得出：物质资料的生产与精神资料的生产，都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的烙印，代表一定的阶级的利益诉求。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结构和功能”的联系，我们可以得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精神资料的生产，产生物质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的社会关系，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是基础，决定精神的社会关系，这两种社会关系都为统治阶级更好的统治社会、实现本阶级利益最大化服务。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精神的社会关系，必定有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来决定。
（三）我国的所有质结构和国体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国的国体。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里邓小平指出的两个重要点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反映，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目前我国主要所有制形式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非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又叫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集体经济是指部分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形式，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农村，集体经济的而有效的实现形式是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城镇，集体经济的主要的实现形式则为股份合作制。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也是的属于公有制经济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实现类型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公有制经济，而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根据唯物史观，所有制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得出：当下人们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的社会关系都是由目前的经济所有制结构及发展所决定的。
当前经济的发展是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其中对经济发展领域起主导作用并进行有效控制的，是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经济。国有经济虽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有所下降，但是它的而主导作用，有效控制，主要是运用一定的国家权力，通过对政策的贯彻执行，来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来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发展成果的人民共享，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部分劳动者共同享有劳动资料。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意识的建构离不开社会存在的支撑，我们得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为精神的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它的内涵当然也就由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来决定，即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来决定，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由此我们得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为集体主义。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的主人，因而一切物质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的社会关系，都要以人民的利益诉求为中心。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共同富裕是社会成员共同愿望、共同利益的反映，也是对集体主义价值的深刻表达，集体主义价值的实质是，通过集体主义，引导人们达成价值共识，实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以及个人利益的高度统一。对于广大的党员来说，以集体主义价值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来推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实现;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达成价值共识，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以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为实现国家梦、民族梦、和个人梦而奋斗。
（四）传统文化中国家一体的“家族本位”思想
文化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明，而文明的实质是以“价值信仰”系统为纽带的生存共同体。五千年繁衍生息，中华民族在以黄河、长江两河流域为轴心，向四周蔓延的过程中，形成了国、家一体的“家族本位”的思想。古代的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三口之家，而大家庭，是家族、氏族，是一个集体。个人作为家族的一员，利益与家族的盛衰成败密切相关，因而，个人为家族的利益奋斗，就是为实现自身价值的奋斗，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是高度的统一的。家族本位这中思想经过演变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形态下，就成了集体主义价值观，由此我们看出：家族本位的思想就是集体主义，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集体主义的文化根源。（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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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建军.社会主义核心观的三种区分[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2期
注解：
个体经济的意思篇3
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解决方法大体有三：要么增加投资，要么增加消费，或是保证出口大于进口形成出口净额。现在的问题是，增加投资也好，增加甚至于是刺激消费也罢，各经济体似乎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一时间，世界各国的眼光，都齐刷刷地集中到进出口领域里来了。
从人们的思维方式来看，各大经济体都秉持“出口净额”的理念，都希望其他经济体多进口自己的商品和服务，以形成出口大于进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思维下，我们看到，各大经济体都在积极地进行海外营销，许多经济体从企业到政府高层的访问或会议、会谈，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推销所属经济体的产品和服务了。
我们的困惑是三重的。
第一重是，各经济体都希望形成“出口净额”是不现实的，却都在做如此的努力，为什么不跳出如此的思维窠臼，寻求一种“进出口平衡”的思维，在希望其他经济体购买自己更多产品和服务时，主动地购买更多他方的产品和服务呢？
第二重是，在“出口净额”的思维下，各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强盛，通过各种制约，不买或是少买其他经济体的产品和服务成了一种常态，为什么不去想想，你不买别人的，别人又凭什么来买你的呢？贸易保护主义究竟是保护还是“损人不利已”？
第三重是，那些已经有过较多年份“出口净额”的经济体，其他经济体都在希望你们多买进而不是继续多卖出，并且，其他经济体也需要通过“多卖出”来获得收入才能够继续“多买进”，净额颇多者为什么不想想这个问题，却还是只想自己多卖，而不是自己多买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出口净额”的思维方式是现实世界里主流性的，却对于当下世界经济走向复苏完全无益――人们所期望的未来和实现期望未来的理念之间，有着明显的冲突。而且，各经济体越是陷入到这样的思维之中，世界经济的复苏就越是艰难曲折――它将叠加性地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贸易的摩擦和失衡，减少各经济体的进出口总量，至少是减缓增长的空间，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和消费无法实现较为合理的增长。
要知道，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来看，现代经济学里那“三驾马车”其实只有投资和消费两者，国际贸易的减少，其结果不是减少全球消费，就是减少全球投资，这又从何而谈世界经济的较快复苏？
世界当下颇为普遍的“出口净额”的思维方式。显而易见，它具有“小争”的意味，局限于个别的经济体，局限于一方的利益获取
新的经济战略思维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思维，即超越“出口净额”的战略思维。
什么是战略思维？对于思考者而言，首先必须跳出自我的利益束缚或避开人性的弱点，因此，战略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无我思维。因其“无我”，思考者容易突破时间、地点和位置的局限，将面对的问题放置到一个更大的时空里来整理、分析和判断，进而得出全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模式。
通常的理解认为，战略思维就是一把手思维。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不论何人，只要能够将自我置身于外，超越所在时空来思考问题，那就是战略思维。例如，一家企业的一般员工，如果他能够思考企业管理者面对的问题，再来看自己所处位置的作用，那就是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显然是一种很困难的思维。关键在于，这种思维需要超越人性的弱点，需要超越自我利益诉求，超越局部，超越时间，超越定位。恰恰是顽固的人性，加上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赋予了人类更多的“自我”社会肯定，人们大多并不将“自我”视为战略思维的弱点。
然而，人类的战略思维又是格外重要的。按照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稀缺便是价值或是创造价值的别名。战略思维的重要，在于它会在超越思考者“自我”的前提下，形成某种纵横捭阖的全时空、全方位和全利益均衡的发展思路，若能够具体化到实施层面，将必定带来相对整体、持久、低耗和最佳的战略回报，或者说，带来长治久安的稳定局面。在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思维虽难却是必须追求的。
我们的祖先在战略思维方面，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遗产。老子的《道德经》，就是一部充满了战略思维的经典。老子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种“无我”的战略思维，是何等的高超。这里的“不争”，其实是一种智慧的“争”，超越的“争”，一种着眼于“得天下”的“争”。当面对具体的问题时，不去争那一时、一地和一方的得失，便可抛却如此“小争”纠缠的重负，赢得更大的施展时空，以充足的资源和实力，争得最大的战果。
老子不愧是一位全面的战略家，他还将其战略思想，细化到了战术的层面。他说，“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在这里，将自己置之于“后”，却得了“先”;置之于“外”，却反而能“存”。因此，凡是在没有“自我”战略思维下的战术选择，表面看起来，是“后”和“外”了，最终成就却一定是最大的自我。如此智慧，让我们无法不对老祖宗肃然起敬。
回过头来看世界当下颇为普遍的“出口净额”的思维方式。显而易见，它具有“小争”的意味，局限于个别的经济体，局限于一方的利益获取，还局限于一时的狭隘意识，它绝对不是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战略思维。即使，少数经济体会在这一类“小争”中，一定时间里获得一些蝇头小利，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多输”的，那所得的小利也难保住。这不是理论的推测，现实的格局，其实天天都在上演这样的活剧。
例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地球村”骤然变得很小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经济体，似乎一下子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金融危机。一时间，各经济体的大门陡然打开，商品、服务还有人员，特别是资金的流动，迎来了一个最为自由的时段。因为“危机”这个敌人已经超越了各经济体的边界，只有所有经济体组成坚固的同盟，方有可能战胜那个共同的“轴心”对手;而各经济体的市场全面放开，进而融合起来，当然地成为了“同盟”建设的第一步。那种多少具有超越“自我”经济体利益的思维，萌发了嫩芽。人类社会就是如此地奇特，这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天然不是好事，却对于形成全球性的经济战略思维，产生了积极作用。
不无遗憾的是，战略思维的萌芽，很快就被世界经济格局的相对平稳下来而掐灭。本来，从美国发源的这次金融危机，已经深刻地揭示了全球经济和金融严重失衡的祸根。中国拥有巨量的外汇储备，却无法购买到美国实体经济提供的商品和服务，除了几架波音飞机外，美国人以“国家安全”或某种意识形态为由，只允许中国人购买美国国债等金融产品。
结果是，一方面，美国的实体经济受到很大的发展制约，中国人的外汇储备大量回往美国，进入的却是金融市场，刺激起来的，不是美国的股市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就是时下人们仍然还无法认知清楚的“影子金融”系统，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总只是看到光亮而远没有走出隧道;另一方面，中国巨量外汇储备的官方化，转化成了巨量的本国人民币投放，强烈地刺激了中国实体经济的过量发展，大量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巨大负担。美国是失衡的，中国是失衡的。整个世界，也都是失衡的。
2008年的金融危机，论及其起源到应对建议，见仁见智者多多是也。若说到根子上，就是这等失衡造就的了。应当说，既然危机来了，问题摆到了桌面上，各经济体的市场更加开放就是不二的选择。其中，美国人让实体经济的大门对外打开些，既能促进经济的尽快复苏，又可以抑制金融市场特别是“影子金融”体系的再次泡沫;而中国人多多地使用外汇储备，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和服务，能够缩小本国货币的注入量，平抑国内的产能无度增加。这样，两个经济体都将获得某种均衡发展而受益，进而让全球经济都受益。
这没有成为我们看到的一幕。金融危机的痛楚稍有减缓，旧有的“自我”的思维方式便占有了统治地位。现实的格局，给予了我们一个不太乐观的疑问：在人类社会的现阶段，是不是那种“无我”而来的战略思维，根本不具有可能性？即便是我们已经经历了非常痛苦的危机，人们还是难以超越“自我”地去思考那种“双赢”或是“多赢”的大格局？面对此态，我们又能有何作为？
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又能够做些什么？
我们依旧无法用全球经济一体化来描述现实的世界经济，但由于各国市场发展的深化和全球市场体系的日趋完备，加上信息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各个经济体的关联度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每天都在高速运转的全球市场，总是在传递并强化那种理念――同在一个体系里的各经济体，如果不关注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不加强协调、合作，那么，任何一个经济体的问题，就会由于关联度大，演变成所有经济体的问题。它给各经济体突破“自我”的局限，萌发超越性的战略思维，创造了厚实的基础。跳出地球“自我引力”的思维很难，却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虽有基础，各经济体并不会自动生长出战略思维来。一个经济体超越“自我”的思维，既需要全球市场运转系统性风险的警示，更需要一种自我觉醒，一种“无我”的主动意识，和在“无我”意识下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本质的深刻认知。唯如此，方可主观上立意全局、把握长远，清楚权衡利益的“小争”和“大争”，以“后其身身先，外其身身存”的高超智慧，在繁荣世界经济大局中，谋得自身最高的境况。
如同一个机构的“一把手”一样，在世界格局里，大的经济体显然有产生超越性战略思维和行动计划的天然优势。在某种意义上讲，“大”就是位高、权重、影响面广的别名，其一举一动，都带有超越经济体自身的效应;而其视界里的时空，总是要大大超过其他规模的经济体。因此，大经济体的战略思维，更凸显出价值――对世界是如此，对自身也是如此。
中国和美国是当下最具有影响力的大经济体。除了两者的经济体量带来的直接影响外，更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任何关联举动，都将带来世界性的连锁反应、世界性的经济交往规则再造，以及世界性的战略思维示范。
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应当在世界经济交往中，特别是在两者之间的互动中遇到瓶颈和困难时，首先有超越局部的战略思维，跳出狭隘的“自我”时空，承担起领头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的重任。实际上，当中国和美国都能够自觉地具有战略思维，并相应关联地采取战略行动时，最终得益的，绝对不只是两者之外的世界，更有自身的“盆满钵溢”。那样，中美作为世界经济领头者的地位，会更加稳固，这便是“无私而成其私”者。
在现实格局下，以超越“出口净额”的战略思维，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一是不再追求恒在的年度“出口净额”目标，逐步代之以“进出口均衡”的新目标，通过多进口其他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来实现年度均衡。鉴于我们自身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进口商品和服务种类方面，可选择购买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先进大经济体科学技术领先的东西，我们最需要又难以生产提供的东西，还有那些虽然能够生产提供却没有比较优势的东西，以厚实我们未来发展的物质资源和科技基础。这样的转向，一方面将直接地拉动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同时，则有“后其身身先”的战略价值，通过获得其他经济体一流的商品和服务，集聚起我们实体经济新的发展优势，赢得后来的先机。
二是逐步减少存量上的外国金融产品和关联的服务总量，代之以进口其他经济体更多的实物商品和关联的服务。我们以往的“出口净额”形成外汇储备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大量的外汇储备转换成了美国等经济体的国债、金融债等金融产品。这类金融产品及关联服务的过大数量，加剧了世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分离。这些年，全球货币供应量大增至历史高峰，利率则大降到接近零位，既没有带来实体经济的多大繁荣，又深化了世界经济的失衡，还造成了货币、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超高走势和巨幅波动，这些与我们的外汇储备大量用于金融领域而非实体商品及服务，有着明显的正相关。要改善世界范围内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世界必须有减金融产品，加实体商品的战略安排，而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相应转向，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我们站在整个世界的角度，将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战略性的一环来提出上面的行动计划，但其他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为代表的大经济体以各种理由不卖给我们真正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怎么办？从历史经历来看，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他国的金融产品而非实物商品和服务，就有美国等经济体不卖给我们需要东西的无奈在其中，我们一厢情愿地“多买”是否有可能？
这是一个“多买”的前提问题。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游说”美国类的大经济体“多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
当下的世界，仍然是民族国家或独立经济体存在的一个一个利益体。只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的难题，或者说，共同的敌人，才可能将分立于下的利益体，撮合起来，携手成为同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如果找不到共同的敌人，彼此就是敌人”之说，已经为人类发展至今的历史所反复证实。因此，共同敌人的找到或是出现，我们才可能将战略思维落实到执行的层面。否则，战略思维就是“空想”而终极走向虚无。
个体经济的意思篇4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性质特点表现形态
一、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年第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江泽民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年，第页。②《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年，第-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年，第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年第期。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i)，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宏观层次。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
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世纪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价值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对经济发展起（①载《人民日报》年月日。②吴松强：《“知识经济”视角下文化管理实施对策探讨》，载《江苏商论》年第期。③王殿卿、李春玲：《新编大学德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年，第页。）着导向和调节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制约经济发展方向。我国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和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先进的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灌输于人，成为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环境营造价值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冲动，而且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仅要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要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①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其发展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认识、道德、社会心理环境。
.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参与管理的价值社会物质利益的激励、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管理的三块宝石。当代经营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开发人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所在。②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员工的科学文化技能、敬业精神和劳动积极性等的充分发挥。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逐渐被冷落，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普遍重视。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和员工形成精神的真正沟通，才能把管理者的思想、企业的目标变成员工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劳动的主要形式成为脑力劳动，其劳动强度和质量均取决于人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角色意识的强弱。创造性脑力劳动必须依靠劳动者自我控制和自主行为。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更加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提升员工的敬业精神，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意识，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效的组织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承担了管理职能，而且是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日益丰富了其经济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潜力的主导性因素，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经济活动开展的精神动力价值在于：首先，激发人的活力。即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作用在于使人们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品质和行为，联系生产力的内涵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作用，可以具体理解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和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加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次，变革生产关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才能使人们投入到这一实践中去，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提供正确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等诸多的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精神动力激发价值。
个体经济的意思篇5
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性服务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3.强化理论知识教育与经济实践的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理论既来源于经济实践，又能够回到经济实践。这要求主讲教师：一方面把握历史资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经济理论，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紧跟经济时事，运用经济理论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在经济发展中推进理论创新。再一方面注意经济思想的解读，基于理论又不局限于理论，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思想，从而实现理论知识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综上几个方面，意识形态、方法论于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教学法不仅对现有的教材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对主讲教师提出新的任务。具体来说，一是主讲教师需要具有更高的理论素养和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二是教材内容在理论逻辑上要更加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规范，但在内容体系上要更加能够体现时代需要。三是统一规范各类高校和专业的课时安排。四是凸显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氛围。
个体经济的意思篇6
关键词：市场经济；个体价值；人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1-0302-01
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指思想政治教育在个体生存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价值或人文关怀价值。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过程中，存在只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的开发，而忽视其个体价值开发的偏差，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片面强调它的社会服务功能的倾向，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工具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视个体价值，只有促进个体全面自由的发展、个人需要的满足、个人才智的展现，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造就生力军。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经济体制为实践基础上价值理念的人本回归
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的发展过程中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或状态。历史赋予市场经济的意义是：以社会化大生产的形式培育个性的独立人格、主体精神与自主能力，为更高的历史阶段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从人学角度看，市场经济的重大历史成就就在于促进独立个人的形成，它能全方位培植人的独立人格、主体地位，提高人的自主活动能力。从哲学的角度看，市场经济最大、最直接的作用是充分调动劳动者的主体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个人主体性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前提和广阔的空间，又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迫切的要求个人主体性的高度发展。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市场经济的平等性，要求人们破除一切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增强平等意识。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除了计划经济中人为的分割和封锁，使市场走向开放。全面开放的市场强化着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部门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市场经济的这种开放性，要求人们打破自然经济下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即增强开放意识，积极参与竞争，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除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变相的人身依附关系，使每个商品生产者、经营者都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市场经济的这种自主性，要求人们摈弃一切依附关系和依附观念，增强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代经济的运行模式，是凭借竞争来完成资源优化配置的，公平竞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竞争性也强烈要求人们破除一切抱残守缺、因循守旧的保守心理和习惯，增强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不断提高对自身素质的理性认识能力。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上，我们必须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2塑造健全人格，构建精神家园
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也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以往恪守坚信的价值观、理想、信仰等受到严峻的考验和冲突，一些人不同程度的出现了道德困惑、理想迷惘、信仰危机的现象；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社会竞争的加剧，贫富差距的拉大，制度建设滞后引发的社会震荡，使得许多人失去了心灵的宁静，产生了诸如焦虑、紧张、浮躁、孤独、愤怒、无奈、受挫、相对剥夺感等负性情绪和心理失衡问题，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而在精神生活领域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各种腐败现象的滋长。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证明，物质生活的增长和丰富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并给予深刻的影响。但是，物质生活的丰裕并不等于精神生活的进步，更不能自然而然的带来精神生活的充实。一个社会，如果只有物质财富，而贫乏精神财富，一个是有重大缺陷的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一个没有精神支柱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也是无法屹立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
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取向，就是追求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蕴着社会主义的价值承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最终价值所在，总而言之，对人的精神需求予以终极关怀和积极引导，具有重要意义。正确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引导人们的精神走向，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提供精神支柱，激励着精神作为动力因素的发生程度，为个体实现价值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3创新教育理念，促进全面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认为社会的发展最重要体现并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自由程度。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知识的不断更新，信息的不断膨胀，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也不断增加，要解决这些新问题和新矛盾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创新。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之一就是努力培养个体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培养创新精神，关键在于培养独立意识和创造意识。而创造意识来自于个体对社会、对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要在知识和能力培养的基础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个体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正确的人生理想和信念，形成创新精神。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给人提供了发展的自由，民主的条件，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人的依赖性与模式化，增强了人的主体性与竞争性。我们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突出对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的开发，积极培育和发展人的主体性和健全人格，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升人的整体素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所需的人力资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个体经济的意思篇7
【关键词】价值导向社会环境以人为本经济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建设日益成为社会的主导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所创造的能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效应。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经济价值,要看其能否服务于经济建设,促进经济的发展。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对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总是以其特有的价值导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通过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经济的层次来看,可以分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所谓宏观作用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能够形成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道德和经济思想,即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以此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人是经济的主体,他们的经济行为总要受到一定思想意识的支配。在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帮助人们确立现代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从而在微观层次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弘扬先进的经济文化、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在全社会倡导进步的发展观、生产观和消费观。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形成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经济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现代经济精神的形成过程。现代经济精神是贯穿在现代经济全过程,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发展方向的无形力量。具体地说,它包括合理的经济行为、高尚的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经济交往中的信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健康、文明的精神追求等。树立现代经济精神,要求在经济活动中实现精神转变。
二、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进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道德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许多研究表明,道德资源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道德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社会越是进步,就越是需要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融合,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道德精神的价值体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市场调节(“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有形之手”)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手段之外,还存在着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的第三种调节,即习惯与道德调节。道德力量不仅影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活动的效率,规范经济行为和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包括分配公平),影响社会协调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使命。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求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先进合理的经济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率的。然而,市场经济如同一把“双刃剑”,具有经济和道德上的两面性。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冲动,而且难以确保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行为主体如果自身缺乏基本的诚信,而彼此之间又没有相互的道德约束,行为必定短期化,导致假冒伪劣、合同欺诈、“三角债”恶性怪圈等现象出现。最终不仅企业会失去市场,行为主体也会因缺乏稳定的预期而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对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个人和政府)的经济活动不仅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
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具体地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使人全面地、辩证地看待经济的进步问题,客观地、科学地分析经济形势,使人们的眼光从片面的、狭隘的纯经济增长的旧框框中解放出来,代之以全面的系统的发展观念,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总的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提高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认同与信心,同时揭示改革过程中的存在的矛盾、困难和风险,引导和调整社会心态,增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形成有利于经济进步的认识环境、道德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
三、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与道德激励
以人为本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强调尊重人的道德存在价值,道德需求价值和道德发展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道德发展理论的重要特征。以人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目标高度结合的必然结果。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从历史发展来看,社会的精神力量、文化价值取向对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理论、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人的价值观念也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经济科学的视野。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功能就体现在通过“人”这一中介来参与社会生活,影响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
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不仅由人的数量来表示,而且也由人的素质来表示。在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往在效率源泉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只看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人本观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
在当今社会,重视精神激励和潜能开发,不仅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人们的共识,而且已成为许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如果说在战争年代,面对无数艰难困苦,需要一股绝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一种战胜困难的拼命精神,那么在和平年代,面对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同样需要理想和信念,激发起人们的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激励。
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正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价值观,更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灵魂与精神支柱。如海尔集团的“无私奉献、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长虹股份有限公司的“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的价值观和企业宗旨等,都是企业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企业文化不仅使人们有了明确的精神追求,还会营造一种团结协作、拼搏进取的文化氛围,融洽人际关系,增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和团队精神,把个人生存劳动的目的同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自觉地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人是“社会的人”,除了有经济需求之外,还有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需求。人的积极性,除了物质利益这一基本动因之外,还明显受精神因素的制约。在个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物质利益对个人主动性、积极性的激发会有所减退,而精神激励和道德激励的作用将有所上升。思想政治教育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人性化原则,充分尊重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工作方法,企业、社会公共目标的激励以及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人的价值在工作中得到体现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管理的结合,可以大大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和经济活动的效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价值导向系统,为人们“应该如何行为”提供了价值信念上的共识,提高管理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
个体经济的意思篇8
关键词：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
虽然我国已经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但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国内国际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正处于转型与变迁中，这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也给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一、改革开放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1.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和前进动力，丰富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推动了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并对发展和完善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时代性的要求。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已证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它引起了社会经济体制、生产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精神面貌多方面的深刻变化。最突出的就是推动了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多样化发展，从而带来了社会成员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差异性、多变性。从积极的方面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在我们国家和社会催生了一系列包括公平竞争、诚实守信、民主法制、开拓创新、以人为本、主体意识等富有时代精神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赋予了我国意识形态新的时代内容和生机活力，促使人们从传统观念和习惯思维中摆脱出来，开阔了思维，拓宽了视野。
2.政治体制改革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中政治、法律制度的集中反映，政治制度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发展和完善对意识形态具有直接影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经过二十多年的艰难推进，取得了不少进展，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我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和发展活力，为意识形态领域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提供了现实条件，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实施，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启迪和推动作用。
3.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变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当前，我国正经历着向现代化、法治型社会的转型期。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战略的完善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促生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和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整个社会呈现出经济成分多样化、利益主体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等一系列“多样化”特点，民主参与意识和利益诉求愿望也日益增长。这些新变化对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经济全球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随着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盛行的国际资本大循环、国际经济大分工和生产、贸易一体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各国和各地区经济相互融合，按照市场经济要求保证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历史过程，它包括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投资全球化、消费全球化、劳动力流动国际化等具体内容和具体过程。因而，经济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过程。但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还是一个政治过程。“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2]。
经济作为社会因素、决定性因素，总是要决定并需要一定的政治、法律、道德因素为之服务，这是由“政治与经统一”原则决定的。特别是2001年12月11日我国成功加入wto后，我国的对外开放正全面深化，正自觉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1.在新的空间和领域里传播中国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随着世贸组织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成员间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各国更多地注重增加经济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更重视对外文化传播，通过频繁的文化交流加深相互间的联系与合作。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辉煌灿烂，在人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wto的加入使中国文化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得到传播。世界上将有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主义的先进理论和思想，更深入地了解比较两种社会制度，认清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这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和传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
2.有利于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防范意识。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加入wto后，意味着我们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可以更好地学习西方发展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成果，促进中国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可以进一步破除因循守旧、闭关自守、“等靠要”等旧观念，摆脱小富即安、自给自足等小生产意识，进一步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树立民主、平等、自主、法治、竞争、开放等符合时代潮流的观念，增强国人的主体意识、市场意识、科技意识、效益意识、现代管理意识等。作为体现经济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已经涉足我国的一些产业。如何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保证民族经济的发展，都是人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这种挑战将使人们的战略防范意识和忧患意识得到增强，从而对于我们应对西方的文化渗透具有积极意义。
3.有利于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等产业重新构建新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发展规则。wto是致力于监督世界贸易和使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wto的所有规则，都遵循非歧视贸易、促进公平竞争、鼓励发展与经济改革等基本原则。所有成员必须遵守这些原则。我国加入wto后，意味着对一切与“wto”游戏规则相抵触的政策法规进行修改和调整，并加以丰富，从而使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加符合国际惯例，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发展并壮大起来。
4.有利于思想道德建设的创新。思想道德建设是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与世界的联系将更加紧密。文化交流的扩大将有利于我们开阔视野，站在全球化、现代化的高度审视思想道德建设问题，看到传统和现代的差距，找到自己的长处和不足，从而建设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既继承传统又面向未来的思想道德体系。同时，也有利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加入wto，会使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更加直接、更加频繁，他们的教育、管理手段和方法，对于我们探索思想政治工作新机制，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套路，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机和活力将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个体经济的意思篇9
虽然我国已经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但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国内国际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正处于转型与变迁中，这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也给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一、改革开放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1.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和前进动力，丰富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推动了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并对发展和完善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时代性的要求。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已证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它引起了社会经济体制、生产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精神面貌多方面的深刻变化。最突出的就是推动了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多样化发展，从而带来了社会成员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差异性、多变性。从积极的方面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在我们国家和社会催生了一系列包括公平竞争、诚实守信、民主法制、开拓创新、以人为本、主体意识等富有时代精神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赋予了我国意识形态新的时代内容和生机活力，促使人们从传统观念和习惯思维中摆脱出来，开阔了思维，拓宽了视野。
2.政治体制改革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中政治、法律制度的集中反映，政治制度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发展和完善对意识形态具有直接影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经过二十多年的艰难推进，取得了不少进展，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我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和发展活力本文由收集整理，为意识形态领域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提供了现实条件，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实施，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启迪和推动作用。
3.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变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当前，我国正经历着向现代化、法治型社会的转型期。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战略的完善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促生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和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整个社会呈现出经济成分多样化、利益主体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等一系列“多样化”特点，民主参与意识和利益诉求愿望也日益增长。这些新变化对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经济全球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随着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盛行的国际资本大循环、国际经济大分工和生产、贸易一体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各国和各地区经济相互融合，按照市场经济要求保证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历史过程，它包括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投资全球化、消费全球化、劳动力流动国际化等具体内容和具体过程。因而，经济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过程。但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还是一个政治过程。“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2]。
经济作为社会因素、决定性因素，总是要决定并需要一定的政治、法律、道德因素为之服务，这是由“政治与经统一”原则决定的。特别是2001年12月11日我国成功加入wto后，我国的对外开放正全面深化，正自觉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1.在新的空间和领域里传播中国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随着世贸组织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成员间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各国更多地注重增加经济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更重视对外文化传播，通过频繁的文化交流加深相互间的联系与合作。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辉煌灿烂，在人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wto的加入使中国文化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得到传播。世界上将有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主义的先进理论和思想，更深入地了解比较两种社会制度，认清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这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和传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
2.有利于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防范意识。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加入wto后，意味着我们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可以更好地学习西方发展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成果，促进中国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可以进一步破除因循守旧、闭关自守、“等靠要”等旧观念，摆脱小富即安、自给自足等小生产意识，进一步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树立民主、平等、自主、法治、竞争、开放等符合时代潮流的观念，增强国人的主体意识、市场意识、科技意识、效益意识、现代管理意识等。作为体现经济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已经涉足我国的一些产业。如何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保证民族经济的发展，都是人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这种挑战将使人们的战略防范意识和忧患意识得到增强，从而对于我们应对西方的文化渗透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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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新制度经济学；人的本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动方式的理解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现在国内所进行的马克思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理论前提，而许多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的西方经济学家注意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人学基础，却简单地将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理解为只具有抽象的阶级属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就认为，马克思关于长期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由此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未能解释问题的全部”。。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曲解。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的思想进行界定与区分，是我们准确把握两大经济学说体系理论区别的关键所在。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具体思想内涵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的理解，与科学实践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1845年春天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逻辑内部矛盾的一种科学解决。在新历史观中，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实践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如果说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实现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断突破的话，人们借以进行物质改造的社会形式则是制约着人的自由的社会界限，狭隘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市民社会个人盲目异在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外延作了具体说明，“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在内的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个人“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个人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取决于他对社会关系具体的、历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如何行动，个人的利益满足和自由实现程度，取决于他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物的和个体的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
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涵。
第一，实践是人的本质的首要特征。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又是以分工、协作等社会化形式进行的，现实的个人究竟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取决于个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现实中的每一具体的、有差异的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财富占有状况、交往对象、政治资源、伦理情感等等，从个人占有的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体现出其具体的本质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具体的个人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
第二，在构成具体个人的多元规定性中，个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他的其他方面属性。“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第三，具体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历史性特点。每一个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0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方式中获得的，个人在社会关系占有上的差异性又直接表现为每一个人的局限性，它既是个人活动的实现条件，也是个人活动的客观界限，它规定了个人活动的具体方式和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是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的。”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成为规定个人活动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他或她行动的特点和方式。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由于技术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分割，每一个人都被局限于狭隘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因此，人的行为受到他或她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带有特定社会关系结构的特点；并且，分立还造成个人的生产、消费等经济行为失去了直接的社会性，因而还需要在社会交换关系中确证这种社会性，人的这一行为目的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论解释是对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中相关思想的延承与发展。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系统的“经济人”假定。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自利性，即时刻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努力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够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充分地掌握关于自我和社会的完整信息，并能够准确找到实现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进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说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个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张扬，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意蕴在于：自由市场中社会福利最为缺失的环节同时也是最能使个人获得最大私利的环节，因此，个人的逐利努力会自发实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实现私人利益的同时也使社会福利获得增进。可见，“看不见的手”作用机制的有效性是以“经济人”假定为前提的，“经济人”假定设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经济学规范分析的前提，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门。“经济人”假定在方法论上的变化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一个可进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过“经济人”假定，经济学家们借助于边际分析和数理经济学工具，将新古典经济学搭建成一座逻辑严谨、结构优美的理论大厦，从而论证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全面阐释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机理和评判准则。
新制度经济学吸纳了西蒙、纳尔逊、西尔伯格等人关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对作为经济学分析前提的人的行为特征做出再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指出： “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
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嘶制度经济学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从“实际的人”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做出新的解释。首先，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个人只能获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现代市场交易中，由于参与者众多，所涉及的各种要素复杂且多变，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每个人所获得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备有限理性。现实的个人对环境的判断和评估能力有限，不可能无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财富价值取向。在某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诺思认为，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接受约束等一些非财富动机也应当出现在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中。尽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个人之间经常发生的还是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进行重新界定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由于逐利的个人只具备有限理性，并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常常伴随着“外部影响”，即存在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致使个人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之间无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证明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及其具体形式，而在于探讨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设置或选择，使交易费用最小，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偏离程度的最小化。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很明显，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两大经济学说体系在社会历史观和研究方法论上的具体区别。大体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马克思则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总和”。
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传统都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背景。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开始， “趋利避害”就被假定为人之本性，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来，所谓“理性”是一种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动方案选择，是人们对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规避更大利益损失的分析与判断能力，“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制定目标。目标可假定是效用函数期望值在某一区域上极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是人们具体行动方式的依据所在，人们根据自身的这种主观认知结构，遵循“认识一动机一反应一行动”的逻辑进行决策和活动。
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解释是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人当然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重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马克思甚至将之称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同样，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马克思哲学的意识观中理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马克思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人们之所以有必要进行理性的“选择”，是因为存在某种形式的约束，正是既定的约束条件使人们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因而只能从中选择达到利益目标或偏好的最优途径。因此，马克思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他或她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西方经济学中对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每一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都变成了同一面目、竭尽全力张扬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丰富现实生活中活生生个人之间存在着的人格个性和行为特点差异不见了。新制度经济学尽管通过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满意准则”等范畴对传统的“经济人”假定进行了修正，逼近了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更为实际的人与人之间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结构上的差异以及个人理性约束条件上的区别，因此仍然是从相对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因此，这种静止的人性既不会在同一社会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也不会因不同时代背景而有所区别。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经济学也是将个人作为自身的理论前提。但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爱”、“友谊”时，提出他的人的本质观的，并且马克思特意在说明人的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之前加上两个定语——“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也就是说，现实中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本质规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是“多种规定性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正是通过现实中每个人具体的社会规定性特点来说明其特定的行为方式的：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马克思经济学中用具体的社会属性说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特点，这一动态发展观为马克思的长期社会形态变迁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性论支持。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也不得不叹服：“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第三，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丰寓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关于人性的理解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霍布斯丛林”，西方经济学传统将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务于人的一己私利。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将正义、利他等因素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义，在他们实际的经济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响、机会主义行为时——被考虑到的也仅仅是利己主义。这种对人性的狭隘单调界定所必然导致的理论逻辑结果，就是将现实中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是处于对立状态下的交易关系。
马克思也承认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认为，人利己需要的满足是通过社会性的方式实现的，社会才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是现实的、丰富的和多方面的。马克思将人的各种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纳入人的“社会关系总和”。另一方面，每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是多元的，但同时也是相对有限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是互相需要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这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渗透于他或她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中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人们通过分工协作形式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关注重点在于交易活动，研究如何通过制度的创设和调整来减少人与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巨大的交易费用。
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
通过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界定的比较，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解，具有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的唯物论特点；不同的个人对“社会关系总和”的差异化占有构成了人们社会联系的基础，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动态的、发展的辩证性质；同时，这种差异化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占有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所在。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科学思想，并赋予时代特点和国情内容，是新时期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的目的和根本动力。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上述三个方面本质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从而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唯物、辩证的理论特点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存在，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在社会财富、生产要素占有关系上的差别，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认为，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其社会联系，是一个人进行行为选择和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范围。人与人之间所占有的社会关系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选择和行动方式就不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也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侵犯社会弱势群体的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实中这种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化存在，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等问题。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发展动力的基本内涵。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强调，个人所占有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总和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改变现状的行动努力将推动人类社会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进步也将为个人提供更高层次的发展平台，创造更宽广的制度空间。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制度条件，只要我们完善法律法规。转变发展方式，兼顾“五个统筹”，尊重发展规律，就能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过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发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