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制度的意义篇1
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专家辅助人在诉讼中的最重要作用就是协助一方当事人就鉴定意见内容提出意见。但是，从现行立法来看，刑诉和民诉对专家辅助人提出意见的内容的对象是作出了有区分度的规定的。2012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也就是说，民事诉讼法中专家辅助人不仅可以就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还可以就专业问题提出意见，而没有局限于鉴定意见中，这就意味着民事诉讼中专家辅助人提出意见的范围是要比刑事诉讼中的广泛。
一、刑事专家辅助人的价值功能
在刑事诉讼当中，专家辅助人的存在到底能为整个诉讼带来怎样的正能量以及发挥出怎样的价值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使控辩双方在质证过程中得到平等的武装。由于刑事诉讼立法中早已明确了鉴定人制度，鉴定人也拥有科学的法官的称谓，曾经的鉴定结论到如今的鉴定意见仍旧属于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可见，鉴定意见在诉讼中的仍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鉴定意见无论如何也只是属于一家之言，其正确与否仍旧要经过推敲，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要经过质证。质证属于庭审当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倘若没有专家辅助人的存在，那么针对鉴定意见的质证的意义也显得微乎其微。显然，这对于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一方是不公平的，其相关的权利得不到周全的保障。再者，在刑事诉讼中，鉴定意见的作出一般属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内部的鉴定机构作出，在诉讼力量的角度来看，公权力一方的优势是明显的。因此，为了保障控辩双方力量的相当，使原本属于弱势一方的被告人的权利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刑事专家辅助人的设立极为必要。
第二，维护司法公正，重塑司法权威。根据当下司法实务中出现的相关当事人对于鉴定意见不能信服从而引发重复鉴定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刑事案件当中，由于涉及到人身自由权甚至生命权，这就使得被告人一方或者是被害人一方的情绪反映激烈，对司法不信任，甚至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安定。以此，从维护司法公正以及重塑司法权威的角度出发，在刑事诉讼中建立专家辅助人制度则显得尤为有意义。因为，专家辅助人参与到诉讼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接受询问、对质，帮助当事人对鉴定人进行询问，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是对鉴定意见的一种外部监督方式。如此，可以增强当事人对于鉴定意见的接受程度，减少甚至消除抵触司法的心理，从而促进司法程序的顺利进行。
第三，完善刑事诉讼的司法程序的需要。从国外的相关立法来看，各国都建立了相关的制度从而保障刑事诉讼立法的完整性。法、德等大陆法系刑事诉讼中同时存在着司法鉴定制度和技术顾问制度。为解决案件专门性问题，法官有权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并由法官选任的鉴定人提供鉴定意见。同时又对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制度加以改革和借鉴，设立了技术顾问制度。从刑事诉讼程序的完整性出发，理应对刑事专家辅助人制度加以规定。
二、现行立法中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立法过于原则化、抽象化，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
从现行的刑事诉讼立法来分析，关于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条文数量显然是过于单薄的，且笼统地将相关程序规定为适用鉴定人的相关规定。从制度设计的层面来说，稀少且缺乏明确操作规范的立法是无法支撑其整个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过于空洞化的立法只会让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饱受诟病，而得不到良好的运行效果。
(二)对专家辅助人的具体资质尚未作出明确的界定
抛开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其他细节性规范，从其定义出发，我国立法就从未对其作出具体的界定以及具备何种资质的人才能在诉讼中被称为是专家辅助人这一最基本的定位尚未明晰，这在实践中是存在巨大的风险的，最为明显的就是会让不具备相关资质的人进入到诉讼当中，妨碍诉讼的正常进行，甚至浪费司法诉讼资源。
(三)专家辅助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尚未作出清晰的规范
可以说，专家辅助人在现行的刑事诉讼立法中的诉讼地位是模糊的、不明确的，也是有待进一步规范的。以此同时，其权利义务在诉讼中也是缺失的，这会导致的问题就是，专家辅助人在诉讼中的行为得不到具体的规范，在可为和不可为之间找不到界限，不利于对其作出约束。(四)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具体的诉讼中运行程序缺失除了上述几个前提性要件出现立法空白之外，作为制度运行的细节程序法律也缺乏具体的规制，显然这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就微乎其微了，甚至还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和混淆的局面，长远来看，是不利于制度的健康发展的。
三、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的立法完善的方向
(一)明确专家辅助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具备的资质条件
因为专家辅助人存在的最主要作用就是针对鉴定意见提出质证意见，这就要求专家辅助人必须要具备相关的知识才能对鉴定意见作出较为准确和科学的解读。因此，其资质和条件应当和鉴定人相当且要作出具体明确的规范，以保证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的质量。因此，我认为，可以比照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对鉴定人的资质作出的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专家辅助人的资质进行规范:
首先，应当是具备相关专业领域的相关经验、知识或是技能，或者是在行业领域具有相当的从业资历且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比如说设定一定的年限门槛。但是总体来说，专家辅助人的门槛的设立应当低于鉴定人。毕竟专家辅助人在诉讼中的作用是辅助聘请其的一方当事人从而让更多有能力的人加入到专家辅助人的行列，促进诉讼程序的运行。
其次，专家辅助人应当是自然人且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除此之外，还应当设立相关的禁止性规范:第一，因诚信问题受到过相关处罚的人(包括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不得担任专家辅助人。第二，在同一案件中一个人不得同时具备专家辅助人和鉴定人两种身份，从而避免自鉴自质的局面的发生，才不会让该制度的设计愿景落空。
(二)规范专家辅助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鉴定人在刑事诉讼中是属于诉讼参与人的范畴。但是，现行立法却未对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以及诉讼权利义务等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作出清晰的界定。首先，专家辅助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应当和鉴定人并行，纳入诉讼参与人的范畴。其次，在刑事诉讼中，由于专家辅助人的质证对象是针对鉴定意见，要想让专家辅助人真正在诉讼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明确其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和义务是首要的基础，有了权利义务的规制才能让专家辅助人在诉讼中有底气。因此，在未来的立法完善中，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
刑事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依法享有以下诉讼权利:①有权查阅鉴定意见以及了解与鉴定事项有关的案件事实。就该项权利的满足的前提是刑事诉讼中应当对公安机关等部门作出的鉴定意见实行强制公开制度。因为就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当事人往往不能获知鉴定意见的相关内容，那么，自然也对其在诉讼中的其他权利义务的实现产生了相当的阻碍。②对鉴定意见拥有质询权。③庭审阶段与鉴定人对质的权利。④获得报酬的权利等。
刑事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依法承担以下的诉讼义务:①帮助、协助当事人针对鉴定意见所涉及的专业性问题提出质询的义务。②出庭作证的义务以及在庭审阶段接受法官和诉讼另一方的询问义务。③如实作出陈述，不得故意作出虚假陈述的义务。④保密义务。⑤遵守法庭纪律，听从审判人员的指挥等。
(三)完善专家辅助人的相关具体程序规范
由于现行刑事立法并没有就专家辅助人出庭的程序作出具体的规范，为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造成适用的混乱，同时也是为了规范诉讼程序以及保障程序正义的迫切需要，在未来的立法完善中，势必要花费相当的笔墨对专家辅助人的出庭程序作出详细且明确的规定，以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保障司法程序的顺畅运行。
从启动的理由来看，为了防止当事人滥用该制度从而造成不必要的司法诉讼资源的浪费，当事人在申请启动时，应当向法庭说明理由，但法庭不应对此作高要求的规定，只要说理成立，对鉴定意见的异议即可成立。
从启动的主体来看，由于当前刑事诉讼的立法并没有将刑事诉讼启动鉴定人制度的主导权赋予当事人一方，而是控制在公权力一方。那么，从刑事诉讼控辩平衡的制度设计出发，应当将专家辅助人的启动权明确赋予当事人一方，由其自行聘请委托，当然地，所支付的费用也由其承担。
从启动的时间范围来看，笔者认为，只要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知晓鉴定意见内容并且对其存有疑问的时候，即可以提出启动专家辅助人制度，以此来保障自身的相关权利义务。此外，针对出现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情形时，也可以针对鉴定意见出现的新内容提出新的专业意见。
专利制度的意义篇2
论文关键词专家行政决策管理制度选聘
行政决策是一项专业性、政策性、时效性很强的工作，为使之科学化、准确化、规范化，建立健全有关制度势在必然，而专家管理制度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本文主要研究了专家参与行政决策制度的确认标准、组织方式以及权利、义务、责任等问题。
一、专家的概念
专家，是指具有专门性、专业性的、不同于一般大众的所具有的技术和知识的人。《现代汉语词典》中这样解释“专家”这一概念：对某一学问有专门研究的人，或是擅长某项专业技术的人。笔者认为，专家之所以与非专家的有着不同之处，关键就是看个人是不是具备专门的技能和知识以及个人对这种技能和知识的掌握程度，这种技能和知识还应该具有极深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本文所称的专家管理制度，是指技术参与的权利机关决策的过程中，向其以外的各个领域专家搜集、问询专业知识和信息，作为其判断准予出口与否的根据，是一种不公开制度，专家只是与参与专家的组织机构产生关系，其提出的专家结论是组织机构的重要依据之一，组织专家的机构行使最终的决定权。
二、专家的遴选
（一）专家的确认标准
实践中，专家确认标准不尽相同，总体说来，笔者认为专家的确认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职业道德标准。所谓职业道德规范，是与一般公民的普通道德规范相对而言的。职业道德标准是指技术出口参与专家在参与过程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行为标准，是人们在职业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道德，即一般社会道德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是职业品德、职业纪律、专业胜任能力及职业责任等的总称，属于自律范围。
第二，专长、特长标准。这种标准是针对于专家在不同专业领域的水平与造诣而言的，是成为专家首要标准。不同的专家所具有的专业领域不同，专长特长也不同。
第三，实用类型标准。根据专家本身特质，有的专家擅长理论性研究，有的专家更擅长性应用型探究，因此对于专家的确认标准是应该区别对待的。具体到实际操作中，专家组织多数情况下是偏重于理论型的专家。举个例子，民政部下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就是一些比较著名的专家学者、高校或是某些科研机构的佼佼者，所涉及的领域无非是与民政部的相关工作有关的各种学科。这就是理论型专家确认标准的方式之一。然而，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对应用型专家的确认标准就抽象了些，比如“对农业科学技术和农村实际发展有比较全面研究了解，具有丰富的知识理论根基、深入的相关科技研究、开发或管理的操作经验”。但是，无论抽象与否，专家的应用型与理论型的区分是确认专家标准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第四，类型化标准。我国目前限制出口的技术目录主要有《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涉及农、林、牧、渔、农副食品加工制造、饮料制造、纺织、造纸、等几十个行业领域的百项技术。出口技术的范围和跨度都很大，任何专家都不可能具备这么多行业领域的专业知识，即使具备一些其他行业知识，但也远远达不到所要求的专业深度，因此为了发挥专家参与的功能，提高专家参与的正确性，笔者认为，应根据出口技术的不同类型选聘不同技术类型的专家，使其决策结果更具有针对性和专业性。
另外，实践中，我们会发现业务能力标准虽然重要，但却不好操作，即使有规定，多数情况下规定的也很抽象，在最大化的吸收人才的同时却容易使对专家的确认标准形式化，最后导致模式的僵化。笔者认为职称、学衔、声望标准也是衡量专家业务能力标准的重要佐证之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社会上对职衔、名气过度追求的不良倾向，要注重真才实学，选择博与专有机结合的人才。
（二）专家的选聘规则
1.选聘专家的主体。专家的聘请主体应视具体情况确定，根据行政决策的现状，即范围广、行业跨度大，因此，笔者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其他行政机关、科研机构和相关领域的协会、行会等组织来选聘，这是因为这些组织能更深入的进入到各种贸易或者经济技术以及各种专有技术的使用与应用的过程中去，因此，这些组织机构对于哪些人符合专家的标准是更具有说服力的。
2.选聘技术出口参与专家的程序。专家的聘请程序，一是由相关组织机构参与选聘，直接推荐的方式。由社会推荐、权力机关审查批准相结合的方式。专家的任用应该经过所在工作单位或有关行业协会书面推荐，由下级工作人员初审，后向主管领导审请批准。当然，专家的聘请需要由专家本人及其所在的单位同意。二是专家候选人经过简单的自我推荐和他人给予的推荐认可的方式。专家聘任程序不断完善，关键是要把社会推荐、自我推荐以及需要专家的权力机关的决定灵活、科学的结合起来。
（三）专家的组织方式
1.专家参与机构组织方式。实践中，专家的组织方式主要有专家委员会和专家库两种方式，这是按照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中的地位所区分的。其中，专家委员会一般由有两种性质的方式组成，即结构内专家和结构外专家。结构内专家是指与隶属于权力机关专家。由这些专家组成的咨询或论证组织通常是常设的、稳定的，有一整套相比较比较完善的管理机制。而结构外专家是指与权力机关不存在隶属关系，独立于政府与广大公众，处于中间状态，独立、中立地发挥专业知识技能的专家。由结构外专家组成的专家组织往往是临时的、机动的。笔者认为，应以建立专家库的方式来选聘专家。专家库系统是一类特别的知识管理系统，它旨在通过对与专家相关的显性知识的利用和专家与相关人员的协同工作的实现，达到有效管理专家的显性知识、发掘专家掌握的隐性知识，服务于特定现实需要的目的。
专家库中的专家的选拔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通过建立专家信息反馈制度和资格审验制度，制定相应的《专家管理办法》，并与专家签订“聘任书”和“责任书”。
2.参与方式。专家的参与方式主要包括两种。一种做法是分散式，分散的方式相对比较自由，比如电话的方式、电子邮件的方式、信件的方式等等。另一种做法是集中式，集中的方式就是通过会议的形式，以全体会议的形式或者合议制的形式形成专家意见。
三、专家的权利和义务
由于专家才是专家组织的真正参加者，因此如何配置专家的权利、义务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其关系到专家咨询或论证组织是否能有效的运作。
（一）专家的权利
专家的权利通常分为如下两方面：其一，对于专家的专门性知识的保持及其发展，这就需要相关的信息和及时、相关的调查和研究，这些都是要政府提供相关的便利条件和满足所需的物质基础的；其二，专家的参与需要权力机关给予相应的权利即程序性权利，以保障专家能良好的发挥应有职能。由此可见，专家所具备的权利应当明确明确的包涵一下内容：
1.专家有获得酬劳的权利。专家为了提供更加科学性、正确性的意见和建议。势必要进行大量、繁杂的调查、研究、参加相关的学术研讨会议，甚至一些必不可少的实际操作和实验费用。交通费、通讯费等等这些必备费用的支出应由组织专家论证咨询的相关权力机关承担。当然，这些方面的解决在实践中也比较良好。常见的此类经费主要有误餐、咨询、交通、差旅、印刷、研究、实验等内容，这些都是应该有任用专家的权力机关提供的。
2.专家有获取信息的权利，即通常所说的知情权。毋庸置疑，专家是具有专而精的知识的人，但是专门性知识如若脱离了具体的实际情况，也不能做出能良好解决问题的意见来，并且现实中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停的变化发展着的，这些都需要权力机关给予信息并为这些信息的及时获得作保障。
3.专家在会议上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专家之间意见交流的过程是会议，在会议中发表意见才能交流与沟通，交流和沟通后才能集思广益，专家们的意见之间的各种观点的博弈，才能形成思想上的碰撞和升华，以为专家最终确立的建议措施打下良好基础。只有赋予专家发表意见的权利，才能够在充分整合专家智力资源后形成切实可行的方案。
4.专家在会议上有进行表决的权利。专家能否对行政决策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达到当初设立的目的，表决权才是最为关键性的。通常，为了避免专家咨询和论证会的形式化，在确保所聘专家畅所欲言，应当在程序上对专家的表决形式予以明确规定。应当明确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每一个专家所有得表决权值是相等的；二是少数专家的意见要能够有相应的表达渠道，即可将其意见写入参与会议记录并签字以便权力机关综合考虑。显而易见，表决权才是专家意见全面而真实的形成的关键所在。
（二）专家的义务
权利义务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参与专家也有其应履行的义务。参与的专家的义务不同于普通人的义务，是基于专家的本质而产生的，专家的义务和其权利相伴而生。
1.专家应具有专而精的知识和技术，而且还应该保持并发展这种专而精的知识和技术的义务，可以通过权力机关所提供的全面及时获取信息和获得相应报酬等权利来履行此项义务。专家必须认真调查研究课题，根据相关机构的实际情况，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作出科学的、及时的、负责任的专家意见和建议。
2.专家有保守秘密的义务。由于专家这一特殊身份，使得其能够接触到相当多的信息，在政府提供的各种相关信息中，无法避免的会有一些可能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等内容。相关组织机构可以对专家咨询或论证组织规定基本的工作规则，以明确专家所应当保守的各种秘密。
3.专家有及时回避的义务。由于我们对专家参与的定位是促进行政决策行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的提高，这一根本目的就是专家在行使确立和履行义务的时候必须保持中立的态度，理性的结合实际情况和自己掌握的相关专业知识技能发表意见和建议，杜绝专家代表某一集团利益、公共利益、甚至私人利益的可能性。科技厅关于加强专家咨询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专家参与的相关议题研究与专家本人有利害关系时，必须主动向专家会议组织者言明并申请回避。
专利制度的意义篇3
关键词：新权威主义、结构、专制结构、同意结构、合法性、危机
20世纪60、70年代，刚刚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一批发展中国家，纷纷选择了一种新的权威主义政体，如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秘鲁、墨西哥、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这些新权威主义政权的出现是由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诸宏观因素如经济结构、现代化运动、传统的政治体制与文化、国际背景决定的，也是在经济出现危机的特定时刻政治主体选择的结果，表明这类政权的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新权威主义的出现的确对发展中国家缓解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带来了一些希望，特别是在一段时间内，在某些国家取得了经济上令人瞩目的“奇迹”，一度被其它发展中国家视为政治发展的目标模式。但是，新权威主义政权与传统权威主义政权不同，它并不是一种稳态政权，而是在某段历史时期出现的过渡性政权（特别是为了应付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需要），因而带有过渡政权所具有的性质、特性及其发展逻辑，其中最主要的是：新权威主义政权与社会力量之间关系的非规范化导致新权威主义政权的结构存在致命的缺陷。这种缺陷随着社会变迁中社会问题的缓解、经济形势的好转带来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的变化和社会阶层格局的变化而日益显著，并发展为政治危机。这种政治危机的结果表现为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全球范围向民主转型的重大历史运动。
政治生活中的结构分析
结构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范畴，也是一种传统的分析工具，至今仍被广泛运用。著名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曾经指出，社会是由两种东西组成：一是由人构成；二是由这些人的内在性质构成。对社会的研究不是简单地谈到人，而是探察他们如何按照一定的顺序安排的。社会科学家研究社会单元的结构性安排时，把社会单元的内在结构视为是理所当然的。这表明，结构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基本的客观表现。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结构的意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如结构论认为结构对社会活动的发生具有决定性作用，而选择论则强调主体在社会活动中的能动性，把结构的作用降至很低或不起作用的地位。对大多数承认结构有一定作用的研究者来讲，结构至少可以有两种基本作用：一是限制；二是促进。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在作研究时，常常把结构视为社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结构对主体的选择不起限定的作用，而仅仅是主体选择的产物且是一种并不重要的结果。尽管这种观点在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界并不占主流地位，但有时也的确反映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政治生活中偶然性的作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结构的限制作用表现为对主体（个人或集团）作选择的一种限定，把具有不确定性的无数选择减少到具有确定性和现实可能性的少数选择，被减少后剩下的选择数目越少表明结构的限制作用越大，如果只剩下一种选择，就变成了结构决定论；相反，结构对主体的所有选择均未能起到缩减数目的作用，就变成了选择论。这两种极端情况在现实中一般不太可能出现。但是，作为社会规范、互动关系中最重要的限制因素的结构，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社会运动、政治现象得以发生的规律。结构分析的工具是日常可以被观察到的现象，如政府结构、政党结构、司法结构、政治角色结构等，这些现象可以直接地、有效地反映政治生活中的变化，因而政治研究中的结构分析始终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社会系统中的结构具有促进功能，可以在社会行为者互动过程中把资源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这种再生产过程需要三种重要的媒介：一是借助传统、伦理或宗教的方式把资源进行转换，如前现代化社会那样；二是通过各种市场机制和契约以平等交易的方式生产资源；三是借助权力来实现。权力存在的前提是各种社会中支配关系的存在，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可以借此发挥作用。结构的支配关系可以有许多形式，按支配程度的大小可分为决定型、主导型、影响型和干预型，按均衡程度分为均衡型、非均衡型。不同的支配结构导致权力作用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对社会行动产生差异性的结果。对于这类关系，我们可以从不同社会政治结构的差异对民主、自由、平等价值实现程度不同中可以看出来。
当然，权力并不仅仅是结构的被动反映。权力作用于社会的结果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个人、集团、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权力可以直接改变社会资源的分配状况，也可以间接地通过法律、政策调整社会资源生产、流通的规则来影响社会关系的格局，从而反过来重塑社会结构。
在有国家社会中，任何国家权力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由政府作为具体代表）不受社会影响而独立作出决定的权力，通常我们可以称之为专制权力；另一种是国家在作出决定时受到社会制约或社会舆论、公众意见表达一致的（以多数原则或社会主要集团的意见基本一致为准）影响下作出决定的权力，大体上可以称之为同意权力。这种两分法显然属于理想类型的划分，因为不管在什么社会、什么年代，国家权力在运作过程中多多少少含有“同意”的成分，不管这种同意是来自社会全体还是部分利益集团，也不管这种同意的表达方式是以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还是以社会运动的形式表达。从国家与社会在近现代历史中的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的逻辑来看，国家最终受制于社会并由社会决定（特别是当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民主时代），因此，国家权力中的专制成分随着政治文明的成熟日趋减少，并最终为同意成分所决定。e•艾森斯塔德在研究古代帝国时，曾指出，“在许多情况下，统治阶级仅仅是或主要是为了剥削人民和资源的目的而利用这些机构的。但是，甚至在征服帝国之中，如果统治者希望延续他的统治，他就不得不允许这些服务机构把某些社会群体的需要也考虑在内，即使为他们提供的仅仅是和平、秩序和某些基本服务。”一旦统治者只注重专制权力，不能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产品时，便会出现我们在历史上常见的暴乱、起义、革命等颠覆政权的行动，促使帝国政治结构发生调整和变化。这种情况在近现代历史上急剧减少，原因是国家的同意权力得到了逐步发展，并在西方民主国家成为主导性的国家权力类型。
国家同意权力的理念基础是契约观念。契约观念是构成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则，当代西方民主体制无一不是建立在契约观念之上。契约理论的集大成者为洛克，正是他的思想奠定了近代西方民主体制如人民、多数原则、分权、有限政府、和代议制的基本框架。洛克认为区分政治社会和自然状态的标准是契约，只有那些彼此立下了一个明确契约的人们才一起组成了政治社会，人们同意将每个成员在自然状态下所据有的权力转移到社会共同体中。但是，这些政治权力受到人们转移这些权力时的意图的限制，也就是说必须是以保护社会成员的安全、权利和自由为最终目的。按照洛克的理论，所有形式的政府都应当建立在同意基础之上，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严格控制。但是，当我们环顾政治历史的长河时，却发现除了民主政权基本上属于按照多数人同意原则建立以外，大多数政权并非如此。
对国家权力的控制有许多办法，如以和法律形式规定国家权限、对政府任期的限制并定期重新选举、在政府内部实行分权制衡、通过各种政党和利益集团的组织渠道表达利益、利用新闻舆论自由进行监督、司法独立的机制等。上述这些举措得以实施的社会，国家权力能够被有效地控制在同意权力的层面上，不至于脱离束缚追求纯粹的自身利益而可能使权力朝向专制的方向转变。但是，一旦对国家权力的制约遭到破坏，特别是社会成员定期的自由、自愿的选举——社会成员实施契约过程的一种具体标志——遭到摧残以及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被践踏时，国家权力中的专制成分便如脱缰野马迅速成长起来，取代同意权力而恣意破坏社会成员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可以说，缺乏制约是国家专制权力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首要条件。除此以外，社会成员在转让同意权力过程中的不完善，如几年才进行一次选举，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分别行使等，在发挥制约权力的功能的同时却也给了国家权力得以相对不受约束的空间。尽管有法律进行监督，但毕竟是一种事后监督，不能预防国家专制权力的实施。值得注意的是，当国家权力凸显的时候，通常是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增长之时，这时国家一般与统治阶级和集团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实质是统治精英个人或官僚阶层的意志）相对不受约束地行使权力，制定政策。但是，专制权力不受制约并不等于它以压迫、剥削社会成员为全部目标从事活动过程，在某些时候，它同样会将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秩序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列为追求的目标之一，尽管可能是作为服从于统治者其它目标的次要目标，但却可以使这些政府获得相当的政治动员支持，使政治权力的运作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合法性之上。特别是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一些建立在非契约基础上的政权在某段时期内追求经济发展、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目标，能赢得广大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在取得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甚至是“经济奇迹”的时候。因此，在政治历史上，有无数的非民主政权得以长期存在（尽管是在不稳定状态下），支持同意权力和专制权力的载体是政治体系中的各种结构，在国家层面上指统治精英及其阶层之间、不同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集中表现为政权结构。政权结构主要是指政府内部权威系统的正式结构及围绕政府正式结构的大量非正式的行为和关系结构。正式、非正式结构规定了政治体系中统治集团以及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设定了政治体系的价值和目标，规定了权力在统治集团内部及其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组织、分配的方式。
区分正式、非正式结构对于政治分析是有益的，但又是相当困难的。d•伊斯顿把正式的政治结构界定为通过公共程序建立起来以分配政治权威的组织之间形成的关系模式。但是，仅仅按照法律、制度规定的正式结构运行的政治体系是无法正常运转的，因为围绕正式结构的大量非正式行为和关系模式同样构成了政治体系生存、发展的基础。很难说，这些非正式结构并不重要。在一些传统社会、过渡型社会中，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混杂在一起，政治结构的形成缺乏公共程序，常常是统治精英的个人因素或小集团因素决定了政治体系的权力运作模式。在非正式结构占主导的政治社会中，专制权力的作用超越了同意权力的影响，因为如果同意权力占据了主导地位，则会通过“契约”过程这一公共程序把政治关系转化为正式的结构，并制约专制权力的作用。在偶尔情况下，专制权力也可能逼迫社会成员实施一个公共程序，把特定的权力分配关系纳入“正式结构”，但这种“正式结构”一方面严重违背了契约过程自由、自愿的特点，另一方面，一旦统治者感觉到正式结构的约束，随时可能废弃“正式结构”而重新组织权力关系。
整个政治文明的历史，实质上就是同意权力与专制权力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当专制权力占据政治体系的主导地位时，政治权力的行使不受或很少受制约，政治体系通常为少数政治精英或官僚阶层所控制，社会民众处于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得不到保障而难以实现。反过来，同意权力得以有效行使时，统治者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委托——关系得到合理体现，统治者的权力受到限制，在体制上以、法治为形式，实行司法独立、分权制衡、有限政府的制度，并以维护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为最高价值，即使个人自由和权利事实上没有充分实现，但政治体系至少提供了实现这些自由、权利的足够条件和机会。专制权力和同意权力的体现一方面是通过它们的载体即政治结构，另一方面则从它们作用的结果来推断，而主要的判断标准是政治结构，在国家层面上为政权结构。这样，我们大体上可以把专制权力的载体称为专制结构，同意权力的载体称为同意结构。政治生活中的政权结构主要由这两种结构组成。
新权威主义政权的结构分析
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权力不是来源于全体公民通过自由、自愿的选举赋予的，通常是行政权力、军事权力僭越了它的制度规定的范围，控制、胁迫其它的制度化权力而获得主导地位，换言之，专制权力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意权力很少或不发挥作用。新权威主义政权主要依靠强制、镇压、说服以及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来获得政权的支撑，在解决国内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对满足来自社会的利益要求和表达以及统治权力的继承方面都是脆弱和不稳定的。一旦发生军队内部的分裂、大规模的群众反抗或来自外部的冲击，政权极易解体，并有可能走向一种新的政权。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的学生运动和民众运动加速了政权民主化的进程。1974年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导致希腊军政权几乎在一夜之间解体。
大部分新权威主义政权在政权的前期是相当有效的。在决策体制上，与传统权威主义的庇护主义和裙带关系不同，讲求理性化、专家化决策是新权威主义的主要特色。官僚结构代替了个人独断和家族式体制，政策的范围和内容更多地包含了社会的公共目标。军队与技术官僚的结合为新权威主义政权提供了较为坚实的治理基础和保障，使政权的有效性得到了提升。在政府官员的遴选方面，新权威主义政权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能够吸纳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精英进入技术官僚队伍，创造了一些新的政治职业，拓展了自己的政治基础。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方面，新权威主义政权并不是铁板一块完全拒斥大众的动员与参与。在一些国家，多个政党存在本身就表明了政权有限度地允许在某个层次上、某些范围内的利益表达。新权威主义政权具有有限多元的特征表现为有限数目的政治团体、利益集团能以某种方式影响政治过程，尽管这种过程不一定被制度化。另一些国家如墨西哥、韩国的官方政党或唯一政党，多少是有限多元的一个组成部分，把社会的各种利益有限地在政党内部予以化解、综合和表达。尽管意识形态不是新权威主义政权的特征，但新权威主义政权必然发展出一些意识形态理念，为权力（尤其是专制权力）行使提供辩护，把一些具有公共价值取向、现代化取向和民族主义理念作为动员（主要是社会经济动员而非政治动员）全体民众的指导思想，可以不必动员群众支持而减少敌对，增加支持和政权的合法性资源。被认为是新权威主义政权不稳定的一个显著标志——政府更替问题，在一些国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由于军队或官方政党内部整合度较高，政权的稳定性也就较强，因而多少形成了一种统治者（特别是总统）在精英集团内部更替的非正式选择机制，如巴西从1964年到1983年有五名将军接替总统职位，墨西哥从1940年以来每六年一次的总统换届与革命制度党内部领导选择体制较顺利地形成契合。
但是，不管新权威主义政权在制度的容纳方面如何进行调整、适应，它毕竟是以专制权力为主导的政权，专制结构是支持政权的主要工具。
（一）新权威主义政权的专制结构
建立新权威主义政权需要两个基本过程：第一个过程是消除旧制度或对旧制度进行维修、调整，建立新的制度体系；第二个过程是构成政权统治联盟的政治精英开始处理它在第一个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考虑政权的维系和发展。当旧的政权体制及旧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解体，新的统治精英阶层经过斗争后取得了对强制资源的控制时，新权威主义政权的转型基本上完成。政权的维系和发展是新权威主义政权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政权除了继续依靠暴力和专制权力外，也开始强调诸如合法性、效能和有效性等支持政权基础的因素。但是，专制权力毕竟是新权威主义政权得以建立的基础，因而专制权力及其结构也是维系新权威主义政权的基本手段。统观各个新权威主义国家，其专制结构主要由行政首脑、军队、技术官僚和执政党组成。
1、行政首脑
新权威主义政权中的行政首脑具有十分优越的地位。这些国家的正式制度如宪法，通常规定总统或总理享有很大的权力，在形式上通常以总统制、一党制为主要的制度形态。在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体系中，行政明显优越于其它两者，并且由于这些国家中体制遭到破坏，制度权威得不到尊重，故而又增加了行政权力的影响范围，使“统治者凌驾于政治活动的正式规则之上，各项规则不能有效地规范政治行为……，而大多数取决于统治者的意见或偏见”。行政首脑除了制度规定的权力外，还行使着国家紧急状态下的处置权，可以要求修宪甚至取消宪法而以行政命令来治理国家。总统或总理职位也就必然成为各个集团、阶层不惜代价争夺的焦点。一旦拥有行政首脑地位，便自然拥有了分配政治资源和改变政治游戏规则的决定权。
新权威主义行政权力的加强包括权力向行政首脑的集中、地方行政权力向中央行政权力的集中、削弱甚至剥夺立法机关的权力等。政治权力中的核心决策权由总统或总理掌握，具体的执行由官僚或政党承担。行政首脑巩固自己权力的主要方式是与军队联盟。在许多新权威主义政权中，行政首脑是“穿便衣的军官”，这可以减少文人出身的行政首脑与军人尤其是强硬派军人之间的冲突。在巴西，总统候选人通常是武装力量最高指挥委员会提名的将军，候选人由国会批准，有固定的任期。这样，总统的产生多少保留了民主选举的做法，总统职位的更替有一定的制度化机制，减少了因政府更替危机导致政权的不稳定性。
2、军队
除了新加坡、墨西哥等少数外，几乎所有的新权威主义国家中军队都可以算得上是决定性的力量。由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形成要晚于军队的建立，军队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国家体制内部或外部的重要“制度”，甚至被视为是民族国家的标志和民族统一的象征。
军队的这种性质除了归因于它在民族国家形成历史中的作用以外，还在于军队是落后社会中最现代化的社会工具。军队按照理性原则建立，等级制度严格，遵守纪律，内部联系便捷，有力且效率极高。军官们大多从现代军事院校毕业，不少人还在接受教育中提高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责任感，对本国落后的现状有深刻的体悟，充满改造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愿望。一些学者把军队的这一特点称之为“职业主义精神”。由于军队独占军事实力，能在最大程度上使用暴力，使其在政治权力资源的配置中往往作为最有效、最终的诉诸工具而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干预政治生活的军队往往被称为是“社会革命的专家”。
在发展中国家，军人如果按照政治的规律推动制度建构和现代化建设是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同传统寡头政治精英相比，军人思想开放，具现代化眼光，更加倾向于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他们的问题主要在主观方面而非客观方面。新权威主义政权的领导者一旦借助军队，使军队按照政治的逻辑进行制度建构，那么军队便成为这些政权进行统治的最有力工具。
3、官僚
现代社会中，系统化、规范化的官僚体制是提高治理效率、增强政治体系处理复杂问题的关键因素，它可以把复杂的政治问题分解化、具体化，使之适于技术化处理而有效地得到解决，特别在经济事务的方面。就军队或政党而言，它们本身无力承担国家管理的具体事务。因此，任何进入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体系都不会忽视技术官僚在政治管理中的重要性。在新权威主义政权中，官僚更是成为其专制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权威主义政权形成前后的发展中社会，官僚们有着干预政治、与军队或政党合作的内在动机。奥唐奈尔在研究南美官僚—权威主义政权中时，认为官僚介入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角色期望移植受挫”，官僚们对“官僚”这一角色在本国社会中地位未能如西方国家那样高高在上，本国社会提供的情境无法实现他们的期望而导致官僚们普遍心理受挫感的形成。这种受挫感很容易被官僚们转化为重塑社会情境的渴望。f•w•里格斯则提出了官僚干预政治的另一种原因。他指出，现代官僚属于受薪阶层和全日受雇，而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这使得国家的运作能力同他们的个人利害相关。当宪法规定的构成性体制不能保证官僚们所需的薪俸收入时，官僚们通常就会诉诸改变现存制度的方式，支持。因此，受薪官僚的脆弱性是现代官僚权力的深刻根源，也是促使许多国家官僚支持以手段夺取国家政权的刺激因素。官僚统治只能靠暴力或暴力威胁取得权力，因而必须依靠军队维护他们的利益。同样，军人执政的政府机构保持正常运行，甚至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有所进步，没有文官支持也很快就会遭到失败。
新权威主义政权中的官僚在维持政权和在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官僚体制是“东亚奇迹”的一个重要促成变量。
4、执政党
政党是人类发展到现代社会阶段的产物。艾德蒙•柏克（edmundburke）认为，“政党是人们的联合体，根据他们一致同意的某些特定原则通过共同的努力增进国家利益。”
g•萨托利（giovannisartori）认为，政党的功能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代议（representative）功能；另一种是表达（expressive）功能。其中，表达功能是政党的主要功能。在西方，政党的发展通常经历宗派期、两极化、扩展期和制度化四个阶段。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发展历程及其功能却并非如此。这些国家的传统本土文化并不适合现代政党的生存，政党不是本国各种利益集团为了自身利益参加某种制度化的政治角逐而展开。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党产生的主要动因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或者是在建立民族国家以后，作为肩负指导本国现代化发展历史使命的领导组织而存在（尤其是一党制国家）。著名的印度国大党、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就是起源于民族独立运动，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韩国的共和党以及拉美的一些重要政党则试图将民主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从而组织民众进行政治参与。在建立民族国家以后，这些政党很少体现出代议功能的民主性，也很少将民主作为指导政党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其主要功能在于发挥准国家机关的作用，在于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发挥引导政治参与、贯彻政治决策的作用。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不是通过官僚就是通过政党，或者官僚与政党的结合体。强有力的政党对社会的整合发挥着相当的作用，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1929年成立后马上发展为一个动员型的全民党，党内部分成四大部分：由工会控制的工人部、由农民协会控制的农民部、由中产阶级组成的人民部和由青年积极分子组成的青年部。革命制度党成功地把社会阶层矛盾转化为党内矛盾进行处理、调整，并利用执政党手中的资源平衡、协调各方的利益，维持了长期执政的局面。
行政首脑、军队、官僚和执政党有机地构成了新权威主义政权的专制结构，专制结构决定了这些社会中政治过程的性质和面貌，决定了统治精英的目标、政策，决定了社会主要阶层的取向和政治活动，决定了统治精英与社会主要阶层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政治过程中，统治精英显示了相当高度的自主性取向，实施了大量管制性、压迫性的政策，破坏和改变了社会各阶层的自由资源的分配，同时也破坏了统治精英与传统社会阶层、社会主要阶层之间的关系。
除了专制结构，新权威主义政权在形式上保留了一套同意结构，这多少能够增加政权的合法性。
（二）新权威主义政权的同意结构
新权威主义下的同意结构始终处于次要、边缘的地位。尽管在形式上同意结构的某些部分如议会由宪法、法律规定其地位、功能，但是，这种正式结构并未反映政治生活的真实状况，而是被非正式结构、专制结构所取代、操纵、扭曲，没有体现同意结构背后广大民众的真正意志。尽管如此，新权威主义政权没有完全取消同意结构，作为社会普遍意志反映的同意结构一定程度上作用于新权威主义的政治体系，并影响政治过程。新权威主义的同意结构包括代议结构、利益集团、公共舆论和社会运动等。
1、代议机构
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政治组织形式以总统制、一党制为主，议会作为代议机构并不占据重要位置，遑论对行政能够产生制肘。尽管在宪法条文中，议会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对总统可以行使弹劾权和其它制衡权力，但在具有行政集权传统和军人干政习惯的新权威主义社会中，宪制规定的正式结构被非正式的权威结构所替代而遵循了不同的政治运作逻辑。在新权威主义政权结构中，议会的角色通常不是提出法案或否决法案，更不是作为与行政部门平等、独立的机构，而被视为总统或行政机构的附属机构。议会的活动局限在给总统提供建议和通过行政部门提交的法案，修改一些旧的法律条文。此外，议会也是总统安排政治盟友、提供恩惠机会的一个场所。一般情况下，新权威主义政权的议会很少举行会议，议会开会的时间也较短，这也导致了很少有议员把立法工作视为专职、全职的工作，也不需要大量的立法辅机构和议员助理，这在拉美一些新权威主义国家中颇为多见。
在极少数例外情况下，有些国家的议会偶尔也会作出大胆的举动，突破惯例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而对总统、行政机构或军队提交的法案进行否决，形成议会与行政或军队对峙的局面，从而引发一场政治危机。危机的结果往往是议会被解散，重新大选，或者是议会无限期地休会。如果在议会与行政机关对峙中议会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军队又保持中立，则该国民主化的可能性就将大大提高，很有可能预示着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议会将发挥重要作用。
2、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是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利益集团组织及其活动来影响政府的政策。蒙多(p•a•mundo)把利益集团的具体功能分为四种：影响政府的活动；成员获取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组织成员进行政治参与；通过其活动促使政府及其成员对政府的行为更加负责。
传统社会中的利益集团如军队、地主、教会基本上与统治精英阶层保持着密切合作的关系，在大多数时间里统治者是这些集团的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与经济快速发展，出现新的利益集团，新的利益集团基本上是以功能性集团为主要形式，反映了社会各种行业、职业领域的利益要求。d•杜鲁门（davidtruman）认为，通过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政策和政府活动来满足社会需求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特性。r•达尔则把主要由各种竞争性利益集团（包括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党）互动产生的权力格局称之为多元民主，并认为一个由人民选举出领导人组成的国家机构和多元利益集团两者构成的基本结构，是民主制度的特征。因此，在开放社会的条件下，大量多元的、竞争性的并与政策输出产生密切关联的利益集团，构成了政治体系同意结构的重要部分。
在新权威主义政权中，由于从未经历过真正的民主革命和民主思想的启蒙，政治体系从未把投票选举作为获取公共权力的唯一合法的手段，因此，政治团体、利益集团往往寻求其它的战略如强制手段、经济权力、技术专长等体制外途径以达到掌握、影响政治权力的目的。这使得政治竞争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取严厉镇压手段。如1964年的巴西和1973年的智利，当局使用暴力镇压手段消除对政府构成威胁的新兴利益集团，独立的政党、学生联合会、工会、农协等全部被取缔。为了生存，许多利益集团通常采取与统治阶层合作的态度，因为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利益集团的某些目标总比遭到镇压来得更为可取。20世纪30年代以后墨西哥和60年代巴西政治生活中的合作主义正是这种战略的体现。
3、公共舆论和社会运动
政治现实通常把公共舆论视为政治体系中的重要部分，甚至有学者视其为“第四权力”。朗兹胡特（s•landshut）认为公共舆论是政治统治合法化唯一得到认可的基础。作为政治机制的功能结构中的一部分，公共舆论不是简单的普通大众或任何特殊公众的某些观点、价值判断或意志倾向的表达，也不是占主导地位的群众性意见或在传媒上公开的各种意见，而是表达了人们对社会公共问题的信念和态度。公众不仅对具体的利益而且对一般的信仰、价值持有主张，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特定的利益集团或组织，而是把公共利益作为考虑的主要对象，并依据普遍价值和具体可能性对政治纲领与政策作出评判。公共舆论主要借助大众传媒以公开的形式传播。但在许多情况下，仅仅以舆论形式不足以影响或改变政府政策，也不一定得到相应的反馈，反而有可能受到严厉的压制。如1964年4月14日，即巴西军人夺权的第二天，军队占领了《巴西日报》、《新闻论坛报》、《环球报》等主要报社，并关闭了具有左派倾向的《新方针》、《周报》等。1967年初，军政府又公布了《新闻法》，对舆论和新闻自由实施全面的严格限制。在从1964年起的20年中，有200种书籍、450个文艺节目和500部电影被禁止发行和上演。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便转向把舆论诉诸于具体行动的方式——社会运动，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a•奥罗姆（a•m•orum）把社会运动（包括政治运动）界定为“在一定信仰或理想、目标指导下公众有组织的社会政治参与活动。”社会运动的目标广泛而松散，其指向主要是各种特定的目标、具体利益或偶尔某些中央政治制度目标，而对整个政治体制、统治者的选择并不关心，因而只要满足了某些利益、目标，社会运动就很容易终止。在很少情况下，社会运动有可能被整合入持续的政治形式与组织框架，如政党、利益集团，这种整合需要政党或利益集团通过专门的纲领、组织，依据某些规则，吸纳了各种具体利益之后并将各种广泛、分散的目标转化为具体的、规范化的政治目标后才可实现。
新权威主义下的社会运动也是表达民意的一种普遍方式。由于体制渠道的封闭，民众通常利用虽为法律许可但明显是反体制、反政策的社会运动形式如罢工、示威、游行、集会甚至是武装行动来表达社会要求。这些社会运动在20世纪通常与平民主义、民族主义、改良主义及左派政治思想结合起来而具有相当的革命性、激进性。20世纪60、70年代拉美新权威主义面临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巨大压力，统治阶级内部面临着分裂的局势，这一状况为拉美民众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结构张力到结构危机
现代化运动发展在制度领域的结果是社会分工细致化且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制度结构，如经济领域的产业制度、企业组织、管理制度，社会政治领域的法律、行政与政治制度、组织及其结构的生成。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深入，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国家的职能日益扩张，国家不仅拥有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权，也拥有社会资源流动规则的制定权，诸如规定和变革产权制度。近代政治文明的演进使得政治活动的平民化和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成为普遍现象，政治要求的表达和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表现过程及其结果与政治精英提供资源和有关资源配置规则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广大阶层、群体及个人开始持续地卷入公共事务，采取合法或非法、和平或暴力方式参与影响政府决策的一切活动。通常，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与民众的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1）在社会内部，政治参与的水平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异；（2）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3）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在社会集团中间制造紧张关系，各种集团均会利用政治手段改善自己命运，结果使得社会冲突增加；（4）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并促成政府职能的扩张，促使社会阶层、集团更加积极地去影响政府的决策。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迁过程中政治参与的扩大直接塑造、调整着同意结构，使得同意结构扩张的需求不断增强，并以强度逐渐增加的方式与专制结构发生互动，迫使专制结构收缩自己的范围，限制专制权力的运用。但显然，在新权威主义结构下，专制结构是新权威主义政权的主要特征，也是新权威主义赖以生存的支柱。限制专制权力最终将会导致政权性质的变化，这是新权威主义政权的统治精英们不愿看到和不想要的结果，特别是在以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指导思想下，新权威主义的统治精英们把政治参与视为妨碍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而予以取消。结果，在专制结构与同意结构之间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张力。在这一张力结构下，主要存在三种张力关系：行政机构与代议机构；专制结构与民众；执政党与利益集团、民众和反对党。
新权威主义国家在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制或一党制，没有一个国家是以议会内阁制为形式的。由于新权威主义下的议会只是总统或行政部门的从属机构，其作用仅限于对行政的支持，很少发挥作为代议机关的代议功能和行使同意权力，因而议会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权力机关。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新权威主义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在程序和规范上，总统或总理有固定任期和相对固定的权限，权力分立原则对总统规定了不少的限制，所有主要的法案必须经议会同意通过，议会可以对总统可以行使弹劾案等。议会享有宪制确立的立法功能，行政权力、专制权力的行使在形式上必须经过立法机关的“同意”，这对专制结构而言是一种内在的致命威胁。一旦议会与行政出现观点、意见上的不一致时，或者议会在主要利益集团、社会大众的支持下诉诸宪法时，又或者大众在政治文化世俗化过程中逐渐开始确立宪法的权威观念时，议会与行政之间的张力就可能凸显出来，议会往往利用宪法赋予的立法权否决总统或其它行政部门提交的议案，对总统进行不信任投票，动用弹劾程序。特别是当议会多数党（即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合）与总统非一个政党时，议会与总统之间就极易出现政治僵局。如果军队与其支持的行政部门之间出现了分歧，议会则可能与军队结成联盟，以的方式总统，重新产生一位总统。面临张力和冲突的情况下，总统会采取更为严厉的镇压措施，但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危机，触发全面性的社会运动和反对浪潮。
新权威主义政权的建立首先是为了保障社会秩序，这一功能又被进一步延伸为承担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和镇压国内敌对分子，社会危机、政府无效、社会动乱被理解为颠覆国家的重要因素而纳入需要由“强制专家”（specialistincoercion）的军人、官僚、行政首脑等专制结构进行干预的范围。不管在什么社会、什么时代，社会大众的反应总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直接显示器。在政治制度化不足的社会里，民众政治要求的表达总是以激烈的方式体现，采取如罢工、游行、示威甚至破坏性运动等形式。现代化和资本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随这些发展出现的诸多问题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和资本主义危机，使社会运动和群众运动有日渐增加的趋势。如多斯桑托斯指出，20世纪拉美的群众运动经历了几次高潮、低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大发展时期。二次大战后期，具有民主主义目标的群众运动再次兴起，直到新权威主义兴起以及一些军政权采取排斥、镇压或将社会运动纳入体制内为止进入低潮。新权威主义政权下的专制国家结构与民众之间的张力是根本性的：国家要实现社会秩序、经济发展和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必须压抑社会要求与政治参与的普遍表达，但强制手段的使用严重削弱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使国家与民众之间无法建立一种协调（mediation）机制。
一些新权威主义国家在政权建立之初曾取缔过政党，如巴西、阿根廷，但之后几乎所有的新权威主义国家都允许政党存在或至少建立一个官方党（governmentalparty）。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在建立之初，当时的总统波特斯•希尔曾说过，墨西哥革命党是作为政府的工具，作为政府的鼓动机构和保卫机构而创立的。在这些新权威主义国家，尽管整个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低弱，但象革命制度党、人民行动党这些官方党的制度化水平相当高，它们有选择地组织民众的政治参与，将其纳入党的组织框架内，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谨慎地构造一种协调机制，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利益传递、聚合、表达的作用。但在军政权的新权威主义国家中，由于军队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组织的功能，且军人对政党政治的反感，使得这些国家在政权建立初期一度取缔政党的存在。即使后来允许政党存在，组织有限的政治参与以使统治在形式上合法化，也是多方加以限制，结果这些国家的政党大多较为脆弱，很少发挥对社会的利益整合与利益表达的作用。广大社会阶层在职业、地位、身份、区域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不同集团的利益多元化与冲突化，利益的多元和冲突不可能在一个党的框架下通过妥协达成一致，官方党或执政党的政策必然会偏重于统治阶层、集团而对其它广大阶层的利益疏于考虑，结果是一个党事实上绝无可能纳入、代表全体人口的利益要求。因而，在广大民众与官方党之间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张力。广大社会阶层内在地要求成立反对党或加入利益集团。大多数新权威主义国家在政权后期不得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这使得各种各样的利益要求通过反对党或利益集团向政府或执政党施加压力，并可能进一步构成对政府或执政党地位的威胁。
新权威主义政权内部专制结构与同意结构之间的张力造成了政治生活的不稳定，一方面社会常常处于动荡、混乱的境地，严重阻碍了现代化运动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张力的膨胀又往往进一步导致政权陷于危机而崩溃。因此，新权威主义政权不断地寻求缓解这种张力的方法与途径。而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演进和经济发展，这种张力因同意结构内部资源与政治要求的增长而趋于激烈化，并日渐对政治体制（尤其专制结构）构成威胁。消除对政权的威胁，缓解政治结构内部的张力便成为新权威主义政权首要的目标，尤其是在政权的后期。
消除对政权威胁的一种可能是进一步扩张国家权力，增强专制权力，压制同意权力。无论是现代化运动和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结构的多元化、细致化要求加强利益整合对政府提出加强管理的需求，还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内在地要求政府作为经济制度的制订者、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均构成了国家权力扩张的充分理由。而国家权力的扩张必然包含了专制权力的扩张与专制结构的制度化建设。专制结构制度化建设包括两个维度：加强政治体制的自主性和系统性。新权威主义的国家建设与民族独立、现代化起始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早期现代化国家相比，现代化初期的政权相当脆弱，因而不得不借助外力（包括外国资本、外国军事支持等）来获得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资源，并与国内上层阶级结成联盟。但对外依附和结成统治联盟并未减弱国家的自主性，相反在事实上提高了政权对国内各阶级的自主性。在政权建设中，这些国家把生存作为首要，提升行政部门作为政府结构的中心，加强军队建设，建立庞大的国内安全稳定机构如警察、情报组织等，组建一个有效的官方党，并建立一支强大的官僚队伍。在此基础上，新权威主义政权通过修改宪法，颁布各项法令如紧急状态法、国家安全法、新闻法等，赋予专制工具以更大的权力对同意结构施加控制，把来自社会广大阶层的政治参与及政治要求的表达压制在最低水平。通过扩张国家权力消除对政权的威胁在政权成立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随着社会变迁，政权受到了来自社会内部更大的反对压力，新权威主义政权始终处于社会的爆炸性否定氛围中，随时有发生动荡和革命的可能。同时，新权威主义政权不得不面临来自国际社会要求尊重人权和民主化的压力。
缓解专制结构与同意结构之间张力的另一种可能并且更为现实的选择是建立专制结构与同意结构之间的协调机制。
理论上，任何一个变动中的政治社会只要恢复常态，专制结构与同意结构之间必然存在一种协调双方合作关系的中介机制作为政治体系与政治权力的支持基础，不管这种协调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如何，因为在现代政治社会中，政治权力不可能完全不含有“契约”的成分。从根本上，国家的合法性最终来自于广大民众，为了获得合法性，国家至少在形式上扮演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人角色，虽然国家的产生与维持是建立在强制、暴力基础上的，但其存在与发展还必须同样依靠来自社会的“同意”，专制权力和专制结构只有获得同意结构的支持才能正当地生存与运行，这种支持就是通过协调机制获得的。绝大多数新权威主义政权在政权建立之前就已经历过政治大众化的过程，且大多经历过或长或短的民主政治的历史，已经形成一种较为分散的同意结构。新权威主义政权的建立不可能完全取消同意权力，彻底消解同意结构，只是压抑这一结构的功能。建立协调机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国家制度过于偏离社会而产生国家与社会的隔绝与对立。
新权威主义政权的协调机制有多种形式：第一种是建立以主导党为核心的政治结构。除了墨西哥、新加坡以外，大多数新权威主义政权的官方党或执政党是以准国家机关的形式出现，发挥组织、传达、实施政策的功能，很少在利益表达过程中起到作用。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充分发挥其官方党的功能，凭借强大的组织体系，把同意结构中的民众、利益集团等纳入本党的体系框架内，设立专门的利益综合机构（如革命制度党内设立青年部、农民部、工人部等），把社会对政权的威胁、挑战转化为党内部的矛盾、冲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专制结构与同意结构之间的张力；第二种是建立合作主义的政治架构。建立合作主义的架构，要求政权扶持建立少数垄断性社团组织并将其纳入国家权威结构中，国家授予这些社团以合法的身份和提供给它们政治活动空间，通过垄断性社团实际上将多元化的利益传达渠道合并为有限的几种，通过这些社团进行自我管制而将集中后的社会利益传达至政治权威中心，并在政策中反映出来，如20世纪60年代后期巴西军政权与工人之间的合作主义模式；第三种是让代议机关行使部分立法权力，使之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权力一极。当然，恢复立法机关的部分权力使之运作正常化，并非让立法机关摆脱行政的控制而趋于三权分立，而是有限度地扩大国家意志的社会基础；第四种是增加政治参与的渠道，包括允许反对党、社团组织的存在，允许利益集团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开放舆论。这一举措与新权威主义建立初期严格压制政治参与的做法截然相反，但显然是政权在面临巨大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第五种是向民主的过渡，先是实施有限的民主，待条件成熟时再逐步过渡到完全民主，如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政治变迁。
在上述几种协调机制中，就新权威主义政权的维持而言，显然扩大政治参与和向民主的过渡这两种方式是很难转化为实践的。最为现实的且新权威主义国家较为普遍运用的是建立合作主义的架构。新权威主义政权的宗旨就是为了在现代化和工业化背景下限制大众的参与，使大众处于缺乏资源的无力状态中。面对来自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大众参与扩张的威胁，新权威主义要采取完全拒斥的方式是不可能的，合作主义的机制恰恰为新权威主义政权应付挑战提供了一种现实的选择。合作主义的架构由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国家化部分，即将社会力量纳入国家体制内部，接受国家的管理、命令；另一个是私性化部分，即国家开放部分制度领域，允许社会大众表达组织化利益。合作主义的目的在于寻求利益集团、社会大众与国家之间制度化的交互通道，以避免利益集团、社会大众的要求危及社会秩序和现代化发展，通过将主要利益集团纳入体制内，让其在利益表达过程中享有独占地位，在政府决策中发挥一定作用，以此换取它们接受国家的统一管理。20世纪60、70年代的巴西、秘鲁、墨西哥明显地运用了合作主义体制，其它新权威主义国家在组织、控制社会大众的政治参与过程中，也多少利用了合作主义的原则。说到底，这种合作主义体制仍然是专制结构延伸其控制的方式，它不可能有效缓解专制结构与同意结构之间的巨大张力。
从结构的角度来讲，新权威主义政权的危机是这种政权自身无法摆脱的。当新权威主义政权的结构张力和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累积到一定时候便转化为结构危机，使政权接近崩溃的边缘。
与现代化初期的政治体系不同，20世纪60、70年代新权威主义政权在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社会主要领域的制度化程度、自由资源的私有化、社会阶层的自主性方面均塑造出了一个具有相当力量的社会。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大多数新权威主义政权如巴西、阿根廷、韩国等，通过提供优惠政策、贷款（包括帮助从国外贷款）、供应原材料等途径迅速创造了大量自由社会资源，也由此壮大了本国资产阶级。尤其是韩国，朴正熙政权几乎从无到有地扶持了一大批现代民族企业集团，并因此诞生了一个现代资产阶级，但是，随着这些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它们不仅具有了相当的自主性，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卷入了各种社会运动，与工人、学生、农民站在一起对新权威主义政权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和表达了抗拒的取向。这些新兴的社会阶层、群体随后对中央政治制度提出了超越其容纳能力的要求。作为现代化变迁的一种结果，这些要求不再可能被无视。在新权威主义政权下，政治过程中最主要特征不是存在众多的阶层冲突或各种各样、不同层次的政治要求和利益表达，而是在政治体系内部整合、规范众多不同政治要求、利益的制度、方式、程序的缺乏。因此，新权威主义政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为了维持政权的生存，统治阶层必须获得制度生存所需的基本合法性，不管是通过广泛运用专制结构还是一定程度上进行构建同意结构与专制结构之间协调机制的努力，必须把政权的基础建立在对广大阶层的动员支持之上。另一方面，政权的生存却又是以两个互相矛盾的统治目标为前提的：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满足广大阶层基本需求的关键性目标——自由资源的生长，同维持政权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对社会阶层的全面控制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同意结构与专制结构之间的张力实质上就是政权面临的合法性危机，
专制结构与同意结构之间张力的持续进一步危及专制结构内部，即统治阶层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各种传统的统治精英与现代化的统治精英之间对专制结构的功能及其前景出现了严重的观念分歧；行政精英、政党领袖与军人领导之间原本存有目标上的差异，这时在压力之下便趋于分裂；政权建立之初以团结、整合为取向的政治精英被专业化的工具性的政治精英（如官僚）所取代，等等。这些分裂几乎在所有的新权威主义政权后期均出现。统治联盟内部的分裂加剧了社会张力的严重性。如果社会处于动荡不安和紧张气氛时统治精英阶层能够保持团结一致，存在一定的共识，则政权尚有能力维持一段时间（至少可以借助暴力）。但是，新权威主义政权统治联盟的不稳定，表明了新权威主义政权已经基本丧失了拥有主体地位及其主动、独立功能的可能性，换言之，新权威主义政权面临着全面的结构危机。
当20世纪后期国际社会触动民主化的浪潮时，深深陷入结构危机的新权威主义国家如摧枯拉朽般纷纷解体，树立起自由民主的大旗，很少有哪些新权威主义政权在民主化浪潮面前依然屹立不动。尽管这些政权并没有迅速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政权，而且民主制度的巩固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甚至还会出现向权威主义的回溯，但内在的结构危机决定了新权威主义政权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向民主制度的转型。
【注释】
1转引自david.easton,theanalysisofpoliticalstructure,routledge,chapmanandhall,inc.,1990,p46-47。
2d.easton,theanalysisofpoliticalstructure,routledge,chapmanandhall,inc.,1990,p57。
3(以色列)s•n•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4（英）洛克：《政府论》，下篇，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0页。
5须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原因不是非民主政权维持的必要条件，使这些政权维持下去的主要原因应当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状况，以及社会力量的弱小等。
6d•easton,theanalysisofpoliticalstructure,routledge,chapmanandhall,inc.,1990,p66。
7这里用“推断”一词，表明从权力作用的结果来推断权力的性质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例如从同一经济增长率上我们是无法判断是在民主政权下的经济增长还是在权威主义政权下的经济增长，还必须结合其它的结果综合地考察后作出推断。否则，我们就会在逻辑上犯简单“回溯推理”的错误。
8leonardomorlino,转引自antonbeblerandjimseroka,comparativepoliticalsystem：classificationandtypologies,lynneriennerpublisher,inc.,1990，p99-100。
9（美）弗雷德•w•里格斯：“第三世界各种政权的脆弱性”，《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4年5月。
10charlesd•corbett,politicsandprofessionalism:thesouthamericanmilitary,转引自brianlovemanandthomasm•davies,jr.,主编,thepoliticsofantipolitics：themilitaryinlatinamerica，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1978，p15。
11（德）沃尔夫•格雷贝道尔夫：《拉丁美洲向何处去》，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12（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39页。
13o’donnell,towardanalternativeconceptualizationofsouthamericanpolitics,转引自peterf•klarenandthmasj•bossert,ed.,promiseofdevelopment:theoriesofchangeinlatinamerica,boulder,colo.:westviewpress,1986。
14（美）弗雷德•w•里格斯：“第三世界各种政权的脆弱性”，《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4年5月。
15（美）罗伯特•韦德：《驾驭市场——经济理论和东亚工业化中政府的作用》，吕行健等译，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
16转引自giovannisartori,partiesandpartysystems:aframeworkforanalysis,vol.（1）,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6,p9。
17萨托利认为，代议功能有两个主要的困难：第一，政党是否真正代表选民在技术上是存疑的，尤其说代表选民还不如说代表党的成员，甚至党的少数精英分子；第二，没有政党照样存在代议活动，因而代议不是政党的独有特征。参见giovannisartori,partiesandpartysystems:aframeworkforanalysis,vol.（1）,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6,，第27-28页。
18（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81页。
19h•j•wiardaandharveyf•kline,ed.,latinpoliticsanddevelopment,westviewpress,inc.,1990,p87。
20philipa•mundo,interestgroups:casesandcharacteristics,chicago:nelson-hallpublishers,1992,p6-7。
21转引自（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22（美）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顾昕、朱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0页。
23h•j•wiardaandh•f•kline,latinamericanpoliticsanddevelopment,westviewpress,p57。
24转引自（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成、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25陆国俊、金计初主编：《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0-181页。
26（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张华青、孙嘉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8页。这里笔者将奥罗姆关于社会运动的三个要素用完整的句子表述了出来。
27参见（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下卷，储复耘译，商务印书馆，第189-195页。
28这里的政权分类在形式上参照f•w•里格斯的分类。之所以把一党制作为一种形式是因为一些国家如新加坡，似乎实行内阁制，但行政权远大于议会，这与其一党独大的体制紧密相关。参见f•w•riggs,aneo-institutionaltypologyofthirdworldpolitics,转引自antonbeblerandjimseroka,ed.,contemporarypoliticalsystems：classificationandtypologies,lynneriennerpublisher,inc.,1990。
29o’donnell,tensioninthe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state,转引自peter•f•klarenandthomas•j•bosset,promiseofdevelopment:theoriesofchangeinlatinamerica,boulder,colo:westviewpress,1986,p280-281。
30(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齐海燕、毛金里、白凤森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428页。
31官方党指政党不是为了赢得选举而建立，是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而建立，一般长期执政。
32转引自曾昭耀：《政治稳定与政治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页。
33在政治实践中，唯一能将全民纳入一个政党框架的可能是使官方党国家化，但这时的政党已失去了发生学意义上的政党性质，不成其为一个政党。
专利制度的意义篇4
关键词：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影响
一、概念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指君主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并通过军政官僚机关管理、控制国家的政体。包括皇帝制、官僚政治和中央集权等方面，其基本特征是皇权至高无上和不可分割，皇权不可转让，皇位实行世袭，君尊臣卑等。皇权愈来愈尊，臣民愈来愈卑，是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的总趋势。不全面理解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就无法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
很多同学会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混为一体，产生错误的认识。那么到底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呢？专制主义是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概念，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专制主义是决策方式，皇帝一旦登基就是终身为帝，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封建皇帝从决策到行使立法、司法、行政权都具有独断性。虽然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稳定，但很容易造成君主的独断专行，使国家的兴衰维系于君主个人的品质。权利的过度集中还容易导致朝中官员争权夺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君主专制必然会被民主制取代。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的，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中央集权是管理方式，这是皇帝通过直接任免中央和地方官员掌握人事大权，从而把握一切权利，实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避免了频繁的分裂与割据现象。天下分久必合，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与繁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种表现在西方政体中被称为联邦制。
二、过程
1.萌芽于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封建经济快速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力量日益增强、国家局部统一局面开始出现，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创造了社会条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总结历史教训，为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而提出的政治理论，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封建土地私有制为目的。
2.秦朝正式建立。秦统一全国后，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建立皇帝制、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加强对中央和地方的控制，把专制主义的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封建社会早期，它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推动了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的传播，创造了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民族融合。
3.巩固于西汉时期。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导致七国之乱，中央集权受到了严重威胁。武帝推行“推恩令”，并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需要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形成了“大一统”局面。从此，封建政治制度的政体基本定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以巩固。
4.完善于隋唐时期。隋唐的三省六部制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的产生和发展，加强了皇权，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
5.加强于北宋时期。宋初统治者吸取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教训，分割地方行政权，并派文臣担任地方官；地方只留一小部分财政，其余全部上交中央，分割地方的财政权；抽调地方的精兵强将充实中央禁军，分割地方的军权。这样就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也造成了北宋积贫积弱局面的出现，带来了社会危机。
6.发展于元代。元朝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实行行省制度，行省之下分路府州县，并且加强对等边远地区的管辖，这一措施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强了中央集权，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明清时期达到顶峰。明朝的内阁制和清朝的军机处使得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专利制度的意义篇5
关键词专利文献增值性专利信息汇编作品著作权
中图分类号：D923.41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ki.kjdks.2016.05.073
abstractingeneral，thepatentinformationisretrievedfromthedatabasebuiltbytherelativepublicauthorities.Soitisinthepublicareasandfreeforall.whiletherapiddevelopmentofipRserviceindustryrenderstheemergenceofthevalue-addedpatentinformation，whichcouldbecalled"theguidanceofpatentroutechart"or"theearlywarningdevicefortechnologyrisks".asthevalue-addedpatentinformationcouldbringeconomicbenefitsforaspecificindustryorenterprises，itshouldbeprotectedbytheway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tthesametime，somemeasuresshouldbetakenforthepublicityofthevalue-addedpatentinformation，bywhichitcouldbemadefulluse.
Keywordspatentliterature；value-addedpatentinformation；compilation；copyright
1增值性专利信息的概念由来
知识产权信息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而产生，主要包括专利信息、商标信息、著作权信息、技术合同信息等。①将知识产权信息范围进行法律意义上的明确界定，能够理顺知识产权信息的创造、传播、运用诸环节，从而有效激励创新。专利信息是知识产权信息的典型代表，其原始形态专利文献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按照法定程序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和公告的授权专利文件，包括对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在法定程序中予以公布或公告而产生的各种文献。②全世界最新的发明创造信息90%以上首先通过专利信息文献反映出来，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充分利用专利文献所体现的技术信息，不仅能提高研发起点，而且能节约至少40%的研发费用和60%的研发时间。③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专利信息服务始于1985年，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第一份专利公报为标志。专利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商事活动的需求是企业知识产权决策和管理的重要导向，④互联网的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则进一步为专利信息在全世界的交流与汇聚提供了便利条件。⑤进入新世纪，国家知识产权局开通了互联网专利信息数据检索，并不断加以升级完善，丰富其内容、增加其功能，并且不收取任何信息服务费用，这为我国专利信息服务市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前，我国的专利信息服务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较为初级的专利文献信息服务，也就是专利信息的检索服务，该项服务的提供者主要包括科技信息服务机构、各类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等，内容主要包括专利查新、专利法律状态判定等；第二种是另一类是专利信息深度服务，即对于专利信息不再限于简单的汇编整理，通过对大量文献数据进行检索和分析后，形成具有独特思想和逻辑关系的专利数据信息分析报告，甚至为行业或企业构建动态专利信息特色数据库，以满足客户对于知识产权的深层次需求，助力企业更全面地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在传统专利文献信息检索服务之外，个性化的统计分析与深度挖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⑥由此就产生了“增值性专利信息”的概念。
2传统意义专利文献与增值性专利信息文献的著作权属性分析
一般来讲，由政府专利管理部门公布的专利文献，属于政府文件的一种，相当于在公有领域之中的公共产品，任何人都能够免费加以利用，只不过要求注明所使用的文献信息的出处罢了。⑦这一点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五条得到了印证，即“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和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也是一致的。
理论界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专利文献不具有著作权，主要出于以下四点理由：第一，专利文献不存在发表权，因为专利文献是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按照专利审查程序，在规定的时间内的，属于不特定社会公众均可查阅到的文献资料，相关的写作者没有决定是否公开的权利。第二，专利文献不存在署名权。虽然我国《专利法》第10条规定了署名权，即发明人有权表明身份、在作品上署名，但是此项权利的意义是为了表明发明人创造出了所申请专利的客体，与专利文献是否是其所写关联度不大。第三，专利文献不存在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的权利。我国《专利法》规定，专利文献在申请人提交专利审查机关之后，只能在法律限制的范围、方式和期限内申请进行修改，否则专利权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第四，专利文献不存在著作财产权。专利具有保护专有技术以及消除技术垄断的双重功能，其最根本的目的是公开创新，推动社会整体技术进步，专利文献是公开技术发明的最直接手段，定位为体现专利制度最终目的的媒介，国家立法及行政管理措施均强调了专利文献的流通性，并在最大限度内弱化了其经济价值。⑧
增值性专利信息与传统意义上的专利文献不同。增值性专利信息是专利数据深入挖掘处理之后，形成的深度文献，主要包含了与知识成果有关的术语。⑨增值性专利信息的组合可以形成数据集群，这就脱离了简单的信息汇编范畴，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专利文献，有着更高的知识含量和更丰富的内涵，对于企业用户来说更具启发性、可靠性和准确性。所以，增值性专利信息和传统意义上的专利信息相比，有必要确认具备著作权的属性，并加以妥善保护。
3我国增值性专利信息著作权保护面临的困境
第一，我国的著作权制度并不承认增值性专利信息的受保护地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大数据的广泛应用，我国的专利信息服务水平与国外同行业的差距逐渐缩小，某些行业的增值性专利信息产品的质量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我国相关的法律制度对于增值性专利信息这一新事物并没有及时作出界定，《著作权法》等与版权保护有关的法律规范过于原则化，出现了立法滞后于实践发展的现象。
第二，增值性专利信息的组合性特征，使得著作权保护形式在实践中较难具有操作性。专利信息服务业由于其自身特点，为用户提供的增值性专利信息包括了经软件处理的数据、图标、文字报告等内容，有的还附加了行业或企业专利情报专项咨询服务，对一个区域内的产业及企业经济效益的实际促进作用如何，相关的考核评价标准较难形成，这也就影响了高水平的专利信息服务的扩展，致使相关服务产品的著作权保护在实践中较难操作。
第三，增值性专利信息产品生产者的权利意识普遍不强。一方面，我国相当数量的专利信息服务机构具有政府支持的背景，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所以对增值性专利信息产品进行保护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有限，进而影响了专利信息服务的产业化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大部分专利信息服务机构的业务以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申请为主，在增值性专利信息产品的开发、交易和利用方面缺乏组织协调与规范管理。
第四，增值性专利信息受到当前信息传递方式的影响，对其加以著作权保护的成本较高、难度较大。增值性专利信息基于联网专业数据库整理而成，并能够通过互联网得以低成本、高效率的复制和传播，因而具有高度流动性，一旦传播出去，几乎是完全透明化和公开化的，很难准确找到最初未经授权的侵权行为人，这就使得运用知识产权法律手段追究侵权者的责任存在难度。
4加强增值性专利信息著作权保护的对策
针对增值性专利信息，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了其在知识产权服务业、乃至整个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鼓励企业参与增值性知识产权信息开发利用。基于此，笔者从著作权法理论的视角出发，提出以下保护增值性专利信息的建议。
第一，应明确增值性专利信息产品的著作权法律属性。通过传统意义上的专利文献与增值性专利信息产品的对比，笔者认为，考虑到增值性专利信息是应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创造的信息产品，应将增值性专利信息明确界定为“汇编作品”，在民事单行法中明确经过深入挖掘整理的知识产权信息的著作权客体地位，是增值性专利信息产品获得周全保护的前提。
第二，建立增值性专利信息汇编的出版及交流机制。产业集聚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趋势之一，考虑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及产业集聚的需要，推进专利信息服务业发展一个较为现实可行的措施就是，区域所在的行业协会组织协同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在同行业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增值性专利信息汇编的行业内部交流机制，并拟定相关的专利信息产品利用权限、流转规则及流转范围。公益性的专利信息服务机构则可以将本地区特色行业及产业集聚区拥有的专利信息进行深加工，形成具有中观及宏观参考意义的增值性专利信息汇编作品，并通过公开渠道出版发行。
第三，严格保护营利性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增值性专利信息产品著作权。目前，我国已有部分专业从事知识产权信息技术研发和服务的公司，如东方灵盾科技有限公司、恒和顿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等。这类公司与政府支持建立的各级专利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公益性专利信息检索服务不同，具有为企业进行个性化知识产权信息高端服务的能力，为增值性专利信息的传播与利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类公司提供的增值性专利信息产品应由《著作权法》等相关加以特别保护，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在从事专利保护行政执法过程中，也应切实维护其产品的著作权权益。
注释
①马海群.知识产权信息的概念、内容、特点和功能[J].图书情报工作，1998（3）：1-3.
②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文献著录项目标准（试行）》（ZC0009-2006）
③m.，Reitzig.Strategicmanagementofintellectualproperty[J].mitSloanmanagementReview，2004.45（3）：35-40.
④Blaxillmark，eckardtRalph.theinvisibleedge：takingyourstrategytothenextlevelusingintellectualproperty；2009[Chapter6].
⑤Yotakagi，andrewCzajkowski.wiposervicesforaccesstopatentinformation-Buildingpatent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andcapacityinLDCsanddevelopingcountries.worldpatentinformation34.2012：30-36.
⑥岑咏华，王曰芬，王晓蓉.面向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专利数据挖掘研究综述（上）[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0（1）：125-128.
⑦江镇华，邱平济.关于专利文献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探讨[J].知识产权，1991（5）：46-48.
专利制度的意义篇6
关键词：专利；间接侵权；客体；范围
中图分类号：D923.42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6月18日
一、概述
专利间接侵权理论在我国学界还存在很大的争论，因此专利间接侵权制度也就没有得以在我国建立。从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专利间接侵权案例得不到明确法律依据处理的情况看来，我国实有必要建立起专利间接侵权制度。而如何确定专利间接侵权行为客体范围则是该制度构建的重要一环。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扩大到与实施专利有关的物品，是规定专利间接侵权行为客体范围的必需。与此同时，如果没有对专利间接侵权行为客体范围进行管制，很容易造成专利权的滥用。所以，研究专利间接侵权行为的客体范围，把握客体范围的边界对我国专利间接侵权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
专利间接侵权行为是指人们为了避免直接侵权而采用其他方式利用专利技术方案，采用诱导或辅助的方式侵犯专利权人利益的行为。间接侵权行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包括辅助侵权和诱导侵权，狭义仅指辅助侵权。本文正是从广义的范围即辅助侵权的角度来探讨专利间接侵权行为的客体范围。从法理学上来说，法律行为的客体，是指该行为所指向、影响以及作用的客观对象。由此可以得出，间接侵权行为的客体，是实施专利间接侵权行为所针对的客观性事物。
二、专利间接侵权行为客体的立法研究现状
（一）域外法律的相关规制。美国专利法明确规定了专利间接侵权制度，并将专利间接侵权分为引诱和辅助侵权，其中引诱侵权范围没有明确规定，而辅助侵权则具体规定该范围为“与专利实质性特征有关的非专利产品”，美国专利法修订案第271条c款规定了销售专利产品的部件或者实施专利方法的装置或者材料，如果上述这些物品为非常用的并且没有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那么这类销售行为就是间接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日本专利法第101条将专利间接侵权行为的客体界定为只能制造专利产品的物品以及“就解决技术问题而言，对专利产品的制造或对专利方法的使用是不可或缺的物品”，日本实际上坚持的是严格的“专用品”限定制度，即将专利间接侵权的对象严格限定在专利产品的材料、部件，或者生产该产品或使用该专利方法所采用的装置、机械等等，中间物质或者设计图稿也可能包含在内；德国仅涉及到辅助侵权，并将其客体范围限定为“涉及发明基本要素的手段”，并将普通商品排除在外；欧盟专利法第26条将专利间接侵权客体界定为与专利发明的“实质性特征有关的产品”，但对于引诱侵权而言并不限于“非常用商品”，意味着常用商品也可能成为专利间接侵权行为的客体，这样规定使得欧盟专利技术的保护力度较其他国家更加大。
（二）我国目前立法研究现状
1、立法、司法现状。目前，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专利间接侵权问题。2006年的《专利法》第三次修订，也没有增加间接侵权的条款，国家知识产权局为此做的解释便是专利间接侵权问题是专利权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博弈，如果加以规定，稍有不慎将会损害公众使用现有技术的权利，而且目前依据《民法通则》有关条款关于共同侵权的规定来解决专利间接侵权的问题，所以现在在《专利法》中规定专利间接侵权为时过早。目前对于专利间接侵权，司法实践中唯一有明确指导意见规定的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专利侵权判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01]229号），该意见（以下均简称为《意见》）第73至80条较为详细地规定了专利间接侵权相关问题，其中第74条规定：“专利侵权的对象仅限于专用品，而非共用品。这里的专用品是指仅可用于实施他人产品的关键部件或者方法专利的中间产品，构成实施他人专利技术（产品或方法）的一部分，并无其他用途”。这是我们国家首次对专利间接侵权作出的固体规定，再加上北京法院的特殊位置优势，使得该《意见》对全国能够管辖专利的法院还有实务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随之公布的《关于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会议讨论稿）》第33条和第37条也规定了专利间接侵权的问题。
2、学界研究现状。关于专利间接侵权行为客体的研究，我国目前没有专著出版，但还是有一部分。喻嵘、陈武和胡杰都比较认同《意见》中的专利间接侵权的客体概念，其中，喻嵘对客体作了进一步的限定，认为专利间接侵权客体必须不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该用途是指在经济、商业等方面具有使用可能性并且不能用作实施专利技术。其实质还是“利益平衡原则”在客体范围中的体现。李佳俊认为“实质性”用途应当从技术、经济以及时间上给予明确的标准，并且保证社会公众难以自行实现保护客体。陈武和胡杰也持这种严格限定的观点，并将专利细分为产品专利和方法专利，对两者作了具体的客体限定。
程立国、张玲等学者则认为客体不适合被严格限定为“专用品”，“非专用品”与专利有实质性联系时，比如覆盖组合性专利就可能涉及到常用商品，是专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程立国认为“实质性联系”是指专利中的“非常用品”对该专利的新颖性和创造性有着重要作用，失去该部分将使得专利产品缺失不完整。张玲认为侵权行为的客体范围应该在不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的前提下，还具有在专利技术实施中不可缺少的实质性作用。
王凌红分析了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相关规定，她认为从平衡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关系的角度出发，应将间接侵权行为客体严格限定在两个方面：专利公开前不为普通技术人员知悉的“专用品”和专利公开前虽已存在，但未被社会普通技术人员预见其特定用途的“非常用品”。即专利公开的那个时间点为界定“专用品”和“非常用品”的时间标准。
三、专利间接侵权行为客体范围
前文已经阐述了各国立法现状，各国家和地区根据本国国情的不同，制定了与之相符的客体制度，尽管存在差异，“专用品”和特定条件下的“常用品”均是各国规制的对象。我国在构建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过程中可以结合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参考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实践经验和我国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将专利间接侵权行为的客体范围限定在“专用品”和“非常用品”之内，把“常用商品”排除在专利间接侵权行为客体范围之外。
（一）“专用品”。对于“专用品”的概念，可以借鉴《意见》中的定义，是指在专利公开之前相关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尚未了解知悉的，构成实施他人专利技术（产品或方法）的一部分，并无其他用途，仅可用于实施他人产品的关键部件，或者方法专利的中间产品。“专用品”的价值是因为专利的公开才得以显见，也正是因为专利的公开而容易受到公众的侵害。如果不对“专用品”加以保护，必然会导致专利权人利益的损害，不利于我国专利水平的提高和发展。
（二）“非常用品”。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这些类型的专利有着不同类型的创新形式，有的专利是由各种材料的组合构成的，有的还包含现有的物品或材料。“非常用品”则是指在专利公开之前虽然存在，但是尚未被人们发掘其相应特殊用途的产品。它与“专用品”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其他用途。在专利公开后，因为它用途的转换而使得其价值明显增加。此时，如果不对侵权人非法提供或许诺提供“非常用品”的行为加以制止，专利权人的利益将得不到保障，更甚至于导致以后的人们对于转用发明技术的探索热情大大降低，不利于我国专利领域的长足发展。但是，由于“非常用品”的特殊性质，如果生产经营者在该类转用专利技术公开之前就已经向公众提供此类物品或材料，专利权人则无法依据前项规则行事，这意味着判断生产经营者处置“非常用品”是否构成侵权还需结合主观方面来考量。
（三）“常用商品”。“常用商品”，顾名思义，就是指早已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并且在已有技术中广泛应用的产品。由于其早已广为流通使用，而且在专利技术中不具有实质性作用，所以不宜将此类产品纳入专利间接侵权行为客体范围。“常用商品”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得以经常性使用，而且用途相对固定的商品。专利权人将“常用商品”转用到其他的方面使得它的用途显著增加，价值也得到相应的提升。而一些生产经营者如果利用该增值了的“常用商品”来获得利益，显然这是对专利权人利益的侵害，专利权人有权禁止该类行为。当然，如果生产经营者仅仅是在“常用商品”的固有范围内使用该类商品，专利权人就不能禁止。
主要参考文献：
[1]喻嵘.也谈专利间接侵权[C].2013年中华全国专利人协会年会暨第四届知识产权论坛，2013.
[2]李佳俊.间接侵权不间接――对我国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若干立法建议[J].中国发明与专利，2010.2.
专利制度的意义篇7
关键词：市场经济；烟草专卖法；职能
专卖是一种经济管理体制，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下，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对某种或某些商品实行的具体管理制度。
1烟草专卖法的含义
烟草专卖法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理解，广义的烟草专卖法是指调整国家在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及进出动进行垄断经营和实施烟草行政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包括《烟草专卖法》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狭义的烟草专卖法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烟草专卖法》。《烟草专卖法》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烟草法典，它的颁发和实施，是我国烟草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烟草专卖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烟草事业的重视和关心，反映了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2《烟草专卖法》存在的现实意义
《烟草专卖法》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烟草法典，它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国家对烟草事业的重视和关心，反映了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烟草专卖法》作为行业法对烟草行业及国家宏观经济具有重大的意义。
（1）《烟草专卖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有人认为烟草既然是商品，就应当和其他商品一样，完全由市场调节其生产和流通。这种观点，一方面没有考虑到烟草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把市场经济简单地理解为自由经济，没有考虑到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计划又有市场，需要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有机结合。而烟草行业具有的特殊性和高税性，使得国家对其管理要比一般商品更为严格。《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所确立的烟草专卖制度，正是国家发挥经济管理职能、加强对烟草专卖品进行宏观管理的体现。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坚持《烟草专卖法》。现行的烟草专卖制度和高税政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为国家经济建设积累了大量资金。一段时间以来，烟草税利占全国总税收的10％左右，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所以，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烟草专卖制度不仅不能削弱，还要继续加强、完善。
（3）《烟草专卖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烟草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法律制度。国家确立《烟草专卖法》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国家和消费者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这一制度，国家对烟草行业的宏观管理就会失控，行业就会再次陷入盲目发展的无序状态，最终使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3如何更好地发挥《烟草专卖法》在市场经济下的职能和作用
目前我们之所以还要坚持烟草专卖制度，是因为当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在经济发展程度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坚持《烟草专卖法》，以及如何保证烟草专卖制度？本人想就此问题发表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作为引玉之砖，仅供参考。3.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坚持烟草专卖制度，首先必须完善《烟草专卖法》
我国确立《烟草专卖法》之初，当时还处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思想处于统治地位，对商品经济的本质和特征还认识不充分，也就是说当时还处在提倡发展商品经济时期，而且认为商品经济只能在鸟笼子里（即计划的框架里）得到发展，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认识上还不清晰，放开发展商品经济似乎就会给社会主义制度带来冲击和危害。在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国务院又发文强调:“实践证明，实行烟草专卖是我国一项成功的改革政策，必须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2005年4月，国务院了《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完善烟草行业管理体制”。以上这些，都说明了国务院对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的充分肯定。而确立烟草专卖制度以来的实践也证明，专卖的体制性优势得到了很好发挥，为国家作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因此，我们在坚持专卖制度的前提下，必须对《烟草专卖法》部分条款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否则就难以适应今天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形势。如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而不进行改变，我们现行的专卖制度就难以坚持下去。
3.2在坚持烟草专卖制度的前提下，对《烟草专卖法》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我国《烟草专卖法》第四条规定“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烟草专卖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辖区的烟草专卖工作，受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以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为主。”表面上看，这种采用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中央领导为主的方式非常完善，但是，实际上这种主辅关系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大弹性，在不同的合作形式中，可以有相对随机的表现，主次作用不能也无法绝对化，这不能不说是立法当初的一个缺憾。如果不对我国目前烟草专卖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要承担为国家积累更多资金的任务是难以实现的。
3.3在坚持烟草专卖制度的前提下，对烟草行业内部实行政企分开、打破垄断
近几年，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入和我国“入世”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国家的反垄断指向将会不断增强，打破垄断经营已是改革深化的潮流。首先从国内的政企分开、打破垄断看，我国近几年就连涉及到国计民生或国家安全的行业都实行了政企分开，都实行了打破垄断，烟草行业又有何理由例外呢？比如国内的军工成立10大集团、石油成立3大集团、电信成立3大集团等行业均打破了行业垄断，除此航空、电力、铁路、黄金都已未雨绸缪；其次从加入wto后的游戏规则看，其中非歧视性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透明度原则都与垄断经营是格格不入的。只有打破行业垄断，才能更好地坚持《烟草专卖法》。
3.4要加大宣传《烟草专卖法》的力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从1991年6月颁布实施以来，通过多次形式加强对社会的宣传，可以说至今行业外的相当部分人对烟草行业还存在一些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对一般民众而言，提起烟草行业，只是认为这个部门、行业“有钱”而已，而对烟草行业对国家、对社会、对消费者的利益的维护，则很少有人提起。因此，必须大力宣传《烟草专卖法》，要把烟草专卖法的立法宗旨——“两个维护”，让全社会的人都能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卷烟零售户要自觉遵守专卖法律法规，对违反专卖法律法规行为及时予以举报，司法机关对涉烟违法犯罪的案件能快立案、快审判，使走私烟草专卖品、制售假冒烟草专卖品的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得到遏制，使烟草行业在“两个维护”方面的工作做的更好。
参考文献
［1］宁涛.邮政体制改革与完善烟草专卖制度［J］.中国烟草，2005，（17）.
专利制度的意义篇8
[论文关键词]检委会;专业化;法理价值
一、检委会专业化概述
（一）检委会专业化的具体含义
“专业”一词出自《后汉书献帝纪》：“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专业”一词最早的含义是专门地从事某种学业或职业，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相应地，其含义也不断地延伸，进而演变出了多重含义，根据《辞海》的有关解释，“专业”不仅有“专门”的意思，还有精于某种学业或职业，在某个具体领域内擅长某项技能的含义。而专业化则意为一个普通的职业群体在一定的时期内，逐渐地符合专业标准，成为专门职业并获得相应的专业地位的过程。长期以来，“专业化”一直为整个社会所津津乐道，它不仅在一般层次上被认定为一项职业或业务运作的长远目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激烈的社会竞争与转型时期内某个职业群体的心理支撑。笔者认为，检委会专业化是指检委会组成人员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与法学功底，建立了一套专业的、统一的检委会制度和规范机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委会。检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检委会制度是一套嵌入了民主集中制的司法决策制度。科学民主的司法决策机制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前提。科学民主的司法决策机制是必要的，而在科学民主的司法决策机制之下，提高检委会组成人员的专业素养，不断地促进检委会工作的专业化是确保刑事检察程序与实体的公正、保障人权的必由之路。另外，检委会讨论案件的范围是重大复杂的案件，这也要求提高检委会工作的专业性。
（二）我国检委会的专业化进程
1999年，在党的十五大推进司法改革的决策号召的背景下，最高检为促进检委会工作的专业性，提高检委会办案质量，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检委会》的文件，把提升和改进检委会工作质量作为一项检察机关司法改革的具体举措，对检委会改革做出了具体安排。2008年，最高检修订《检委会组织条例》，为了规范了检委会的组织架构与工作要求，高检院于2009年审议并通过了《检委会议事和工作规则》。2010年审议并通过了《检委会专职委员选任及职责暂行规定》、《检委会议题标准》，具体细化了检委会的职权分配，规范了由检委会制作法律文书的格式。至此，我国检察系统基本形成了统一的检委会制度和规范机制。全国各级检察院在最高检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地完善自身的检委会工作规范，统一、专业的检委会运行规范体系基本形成。
二、检委会专业化的法理价值
（一）公正价值
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的首要基本范畴，是司法的生命和灵魂，是实施依法治国的关键和保障，同时，追求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永恒主题。公正即公平、正义，历来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美德，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公正价值具体又包含了两个方面，即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
程序公正原则又称为“正当程序”原则。源于1215年英国封建贵族与国王签署的宪法性法律文件——《自由大宪章》。这项司法原则设置的初衷是为了限制国王权力，保障英国封建贵族的权利，经过贵族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与相互妥协，最终形成了一项基本准则：即未经同级贵族的审判，国王不得对自由民实行刑事逮捕、拘禁、没收财产、流放等惩罚行为。要求国王在对自由民进行处分时应当遵循正当的程序。二战之后，随着各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程序公正原则已经成为了各国普遍认可的公理性准则。程序公正是可以操作的公正，看得见的公正。促进检委会工作的专业化，有利于确保重大疑难的案件的程序公正，检委会工作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检委会委员的专业素养的提高，有利于限制权力的滥用，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典型样态的刑事检察权，也有着被滥用的可能性。关键在于，刑事司法权的最终运作是要从刑罚的角度完成对公民行为性质的判断，并且对违反刑罚者完成对公民行为性质进行的判断，并且对违反刑罚者施以刑罚制裁，因此，刑事司法权一旦被滥用，必将侵害公民最基本的尊严和剥夺公民最重要的重要权利。因此，提高检委会工作的专业化程度即为使检察权力在制度的框架内更好地运行的不二法门，能够在最大程度地促成程序公正价值的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如果说程序的公正是过程的公正，那么实体的公正是结果的公正。追求实体公正并不是追求判决结果的绝对公正，因为检委会讨论的案件本身涉及到各主体间的利益，若一味地保护一方的权益，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损害另一方的权益。所以，检委会讨论案件也是一个权衡国家、个人、集体的利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检委会人员应具备一种较高的专业素养，能够更好地实现各主体间利益的相对平衡。检委会人员专业素养的形成，从整体的、宏观的维度来看，这也可以看作是检委会专业化的过程。
正确，是法的适用的首要要求，所谓正确，要求对被作为法律适用前提的法律事实的认识正确。任何法的适用活动的首要环节都是要对有关的事实予以查明。要查明事实，证据的收集、查证、质证、认定、使用都是要对有关的事实予以查明。检委会在讨论案件的过程中，由于案件相对重大复杂，对案件涉及的法律事实的细节的掌握显得尤为重要，在讨论案件的过程中，有时，一个细节有时会影响一个案件的定性，所以，有些案件细节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犯罪嫌疑人的最终的命运。检委会工作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将会在很大意义上全面地了解案情，掌握案件的细节，实现法的公正价值。检委会的专业化的提高不仅体现在对案件事实的分析与把握上，也包括在法律知识的运用上更加的熟练。这就体现出正确的基本原则，所以，在法的适用的一切基本要求中，正确的要求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检委会工作的专业化，有利于对案件进行更加全面的掌握，运用法律的过程更加的精准，保障实现司法的公正。
（二）效率与利益价值
及时，是法律适用的基本要求。所谓及时，就是指法的适用在确保正确、合法的前提下，应当提高法的适用的效率，使得既有的法律迅速地发挥应有的效用，更不可随意超越法定的时间期限。检委会的专业化提高了分析、解决案件之效率，解决犯罪的定性的问题。法律规定的期间的对案件的当事人的意义的是难以忽略的。以笔者从事的检察院的侦查监督工作为例，批准逮捕的期限为7日的不变期间，在这7日内，应当在对案件涉及的事实与证据全面把握的前提下，作出对犯罪嫌疑人逮捕或者不逮捕的决定。如果超出了批准逮捕的期限仍没有作出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决定，就无法继续合法地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严重侵犯了其人身权。
法在调节利益关系，即在缓和各阶层利益与正义的冲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处理这种矛盾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德国法学家赫克曾指出：法律不仅是一个逻辑结构，而且是各种利益的平衡。司法与执法同样也是调节着利益的关系，但是与立法不同的是，立法制定了利益相关方的利益界限，而司法与执法将这种抽象的界限具体化。从被害人以及秩序的维度来看，惩罚、打击犯罪，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是其出发点与落脚点。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曾指出：“正义具有一张普罗透斯一样的脸，变幻无常，并且具有极不同的面貌。”柏拉图也曾指出：“法律是刻板的，没有任何技术能够促使人们制定出一种应付千变万化的法律，而作为个人的哲学家完全可以凭借其智慧处理各种情况。”从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角度来看，在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过程中，充分保障其诉讼权利以及整个诉讼过程的严谨性是其基本主张。
检委会工作的专业化，有利于弥补政策或法律的漏洞。法的漏洞是指根据立法目的，需对某一行为加以规定，但由于立法缺陷对其规定不当或者没有规定，影响到法律对其调整，从而导致了法律在适用上的困难。拉伦茨曾指出：“法律漏洞是一种违反计划的不圆满性。而作为法的法律规整计划，则必须透过法律，以历史解释及目的论解释的方式来求得。在检委会讨论案件的过程中，容易发现法律对某些问题缺乏规定或解释，或者在某些问题上的规定难以实现，而检委会工作的专业程度的提高，则有利于在运用法律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弥补法律漏洞的初步措施，并且推而广之，进而形成一种法的惯例或者政策。在面对这种法的漏洞时，更加合理地实现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安排，更好地平衡参加刑事诉讼的各诉讼主体的利益。
专利制度的意义篇9
[关键词]专利权的穷竭 平行进口 关联专利权 法哲学分析 法经济学分析
专利是一种独占权，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是垄断权。专利权人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而制造、使用或销售其专利产品，有权对未经许可的有关活动起诉和要求赔偿。这是大多数国家和一些国家条约授予专利权人的权利。但是在任何国家，专利赋予其权利人的独占权又总是相对的、有限的，而不是绝对的、无限的。[1]（p265）
专利权的有限性主要包括专利权穷竭制度、非故意行为、先用权原则、临时过境、实验性的使用、个人非营利使用等。[2]（p146-162）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从夭折的ito到Gatt，再到wto；从eeC到eC，再到eU，贸易自由化无不是其主要目标。而贸易自由化原则与专利权的独占性素有不相容之处，其突出表现就是专利权的有限性中的专利权穷竭制度。我们必须保护专利权，但我们又不得不走向自由贸易。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时代，我们必须对专利权穷竭制度进行深入研究。
专利权穷竭原则于1873年在美国法院创制后，逐渐被各国所接受，并演变成各国专利法所普遍遵循的一项制度。[3]（p125）[2]（p146-162）[4]（p79-80）
我国2000年8月25日修订的《专利法》第63条第1款第1项规定，专利权人制造，进口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进口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该产品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这就是所谓的“专利穷竭”制度（或称专利用尽制度），它是对专利权的一种限制措施。
为了防止专利权的效力超过合理的限度，对正常的经济秩序产生不良的影响，上述规定是十分必要的。无限制专利权显然违背了专利制度的根本宗旨。[4]（p77）
然而，专利穷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与之伴随而来的有两个争议颇多的难题：第一、“平行进口”（parallel importation）或者专利权的“国际穷竭”（international exhaustion）问题。第二，关联专利权的穷竭问题，指与一项专利权或一项独立权利要求相关联的专利产品或非专利产品经该专利权人制造或者经该专利权人许可制造并售出后，该专利权或该项独立权利要求是否穷竭的问题。
我国专利法第63条第1款第1项仅仅作出了十分简明的规定，它没有明确限定所述的制造和出售行为是否必须发生在中国，也没有对专利权人还拥有另外的权利要求或者另外的专利权的情况作出保留的规定，因此，从上述规定的字面含义出发，很难判断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然而，上述问题是现实中必然会遇到的，无法回避的。
到目前为止，尽管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专利权穷竭原则，为此产生了一系列判例，但国际上对专利权穷竭制度的理论依据和适用范围仍有不同的观点。在国内，近年来，不断有知识产权方面的教科书问世，但其中对此问题几乎无一例外仅寥寥数语；也有极少数学者介绍国外的专利权穷竭制度及判例，但就该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者甚为罕见；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无有关判例，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我国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我国的贸易及司法实践必将面对专利权穷竭制度中的深层问题。正因为如些，笔者对本论题进行了研究。
一、完整的专利权穷竭制度的构成
（一）专利权穷竭制度的概念
在部分建立了专利制度的国家。只要经专利权人许可，将他（或他的被许可人）制造的专利产品投入了商品流通领域，则这些产品的“再销售”，这些产品的使用方式，均不再受专利权人的控制，即专利权人对它们的独占已告“穷竭”。这就是“专利穷竭”（exhaustion of patent）制度。例如：买方买下一台取得专利的载人汽车后，卖方无权禁止他用这种车去载货；买方不准备再使用这台车时，卖方无权禁止他转售给第三方。[1]（p269）又如，有人从商店购买了一台获得专利保护的洗衣机，他可以用这台洗衣机去经营一家洗衣店但不构成侵权。[5]（p499）这种对专利权实行的限制是合理的。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专利权人将无限制地控制着已经出售的产品，必定妨碍他人的生产与消费活动，这条原则在国际贸易中也很重要，不了解这条原则，如果自己作为专利产品的买方，就会在实际已不受专利权人控制时还自愿受人控制；如果作为卖方，则不合法地去控制别人。[1]（p269）
对专利产品进行修理不应视为侵权。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对1961年敞篷车顶公司诉阿若公司一案的判决做了否定性回答。这种结论应被认为是合法合理。[2]（p146-162）
（二）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
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属专利权穷竭制度中的焦点问题。
所谓平行进口，有称灰色市场进口，是指一国未被授权的进口商从外国的知识产权所有者手中购得商品并未经批准输入本国，而该知识产权以前已受到了本国法律保护。[6]（p357）
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或者专利权的国际穷竭问题是指，同一专利权人针对相同的发明创造在不同的国家分别申请获得了专利权，当专利权人在其中一个国家出售或者许可他人出售其专利产品之后，如果他人未经专利权人同意将上述产品进口到另一个国家，是否会构成侵犯专利权的行为。[4]（p83）例如，专利权人就同一产品分别在中国和美国申请并获得该专利权时，如果专利权人许可一个厂家在美国制造并销售该专利产品，有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将售出后的专利产品进口到中国来，是否构成对专利权人所拥有的中国专利权的侵权行为？换句话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在美国合法售出的专利产品来说，除了在美国的专利权穷竭之外，在中国的专利权是否也穷竭了？更进一步，当专利权人仅仅在中国申请并获得了专利权时，如果专利权人在一个他没有获得专利保护的国家出售了该产品，有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将售出后的产品进口到中国，是否构成侵权行为？这两种情况下的结论是否应当有所区别？这些问题都属于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
（三）关联专利权的穷竭问题
关联专利权穷竭是指与一项专利权或一项独立权利要求相关联的专利产品或非专利产品经该专利权人制造或经该专利权人许可制造并售出后，对该产品的使用不再构成侵犯该专利权或该项独立权利要求的行为。售出产品的关联专利权的穷竭包括但不限于：（1）关于该产品的各种用途的独立权利要求或者专利权；（2）关于采用该产品作为专用工具或专用设备的各种方法独立权利要求或者专利权；（3）关于以该产品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另一产品的独立权利要求或者专利权。
该问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专利权穷竭问题，因为专利权穷竭所涉及的是有关被出售产品的专利权，在权利没有穷竭的情况下，侵犯的是该项专利权本身，不应当涉及专利权人所拥有的其他独立权利要求或者其他专利权。但是，专利产品的出售会对同一专利权人拥有的其他独立权利要求或其他专利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一问题与专利权穷竭问题十分相似，其性质有共同之处，当属专利权穷竭问题的延伸。不研究关联专利权穷竭问题的专利权穷竭理论是不完整的，不解决关联专利权穷竭问题的专利权穷竭制度是不完善的。
二、专利权穷竭制度的法哲学分析
专利权穷竭制度的法理学分析，包括法哲学分析和法经济学分析，是对专利权穷竭制度的理性考察。
任何一个法律制度都应建立在一定的理性之上，而无论这种理性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是有效率的还是无效率的。
专利权穷竭制度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理性基础之上，我们必须对这一制度运用法理学的范畴和方法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对法律制度的经济分析属于对法律制度的法哲学分析的内容，也即对法律制度的法理学分析的内容。鉴于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传统法哲学领域的重大新发展，在法学研究中有重要的地位，并对专利权穷竭制度的研究有重要作用，本文将专利权穷竭制度的经济分析与法哲学分析并列，但这并不否认法律的经济分析对法哲学、法理学的从属性。
专利权穷竭制度的重要价值目标是平衡利益以实现正义。
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7]（p010-013）专利权穷竭制度的绝对超越指向是平衡利益以实现正义。
（一）平衡专利权人和相关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以分配正义
1.专利权穷竭制度与正义
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十分密切，正义观念的进步能够引起法律的革新，正义是衡量法律优劣的尺度和标准，正义观念能够引导法律朝正义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法律对正义亦具有重要作用，法律分配权利以确定正义、惩罚罪恶以申张正义，补偿损失以恢复正义。[8]（p323-326）
专利权穷竭制度具体划定专利权人和相关权利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分配立法者追求的正义。
2.专利权穷竭制度与利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p82）法与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法的创制中，认识各种社会利益是法的创制活动的起点；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前提下，对各种利益作出取舍和协调，是法的创制的关键。[10]（p67）
建立和完善专利权穷竭制度必须首先认识与此相关的专利权人的相关产品的所有者各自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协调、平衡和界定这些利益。
3.体现了相关主体之间利益的协调
关于建立专利制度的根据，西方国家主要有四种代表性的理论。[11]（p19-22）[12]（p11-15）第一，自然权利论，或基本权利论。第二，发展国家经济论或经济论。第三，契约论。第四，发明奖励论或发明刺激论。上述后三种理论同样包含了专利制度具有协调国家和发明人利益关系的作用的思想。
我国关于专利制度有一种观点是：专利制度是一种通过规定发明人、所有人与发明使用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平衡和协调三者关系的法律制度，通过三者关系的平衡与协调，以达到维护正常经济秩序，调动人们从事发明创造活动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科技与经济的迅速发展的目的。[13]（p22）该理论同样包含了专利制度具有协调专利权人和相关权利主体利益关系作用的思想。
（二）对专利权人和相关权利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
利益的法律化即权利。权利是法律设定的一定范围内的自由。权利是有边界的，任何权利都有其“势力范围”-法律设定的边界范围，权利主体对权利的行使就是权利主体享有法律设定的边界范围内的自由。[13]（p414）
在专利权穷竭制度中，与专利权人密切相关的主体包括相关产品的购买者、专利产品的经营者、专利被许可人、授予专利权的国家等，但不限于此。专利权穷竭制度的价值目标应是通过设定专利权人及其密切相关的主体的权利以平衡它们之间的利益。
其一，专利权穷竭制度实现了专利权人和专利产品购买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陈美章教授指出，我国专利法中规定的专利权穷竭制度，“是对任何单位或个人不经专利权人许可，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者销售专利产品原则的部分摆脱”。[14]（p221）这种“摆脱”正是一种利益的平衡。
对于专利权人来说，通过合法的方式来出售专利产品或者许可他人出售其专利产品，专利权人已经出于经济利益对该产品进行过控制，没有理由对该产品再作进一步的控制。此外，对合法售出的专利产品的处置进行控制，例如限定转售价格、使用方式有可能对竞争造成危害。
对于专利产品的购买者来说，他购买了专利产品，即获得了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如其在购买专利产品后行使所有权权能还要受专利权人限制，显然侵害了专利产品购买者的所有权。
对于产品的购买者来说，他的目的是希望得到所有权，不论对专利产品和非专利产品都是如此，而且，法律对于购买者购买到的产品的所有权应加以保护不应再受原物主的影响。比如，有人购买了100只母鸡，他可能用来下蛋，也可能杀死用来作烧鸡，还可以再转售牟利，卖者是不能干涉的。一个购买专利产品的人的愿望和法律授予他的权利与一个购买母鸡的人的愿望和权利没有质的差别。
专利权人具有独占权，专利产品的购买者享有所有权，两者具有邻界权利、不相容权利的性质，专利制度对二者应兼顾，这就需要专利权穷竭制度来保障专利产品购买者的所有权。
其二，关于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也就是国际穷竭问题，除了涉及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专利产品购买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外，还涉及专利权人和授予专利权的国家及其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从专利权穷竭制度的价值目标来考虑，在专利权人已经合理有效地行使过对专利产品的控制权的前提下，允许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才是公平合理和正义的。
如果授予专利权人禁止平行进口的权利，虽然进口商可以向专利权人申请许可，但毕竟会对自由贸易造成阻碍。
西方自由贸易自由理论认为，世界各国从事某种商品生产的相对优势的存在是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比较优势的存在与比较利益的存在要求各国实行开放贸易体制与自由贸易政策。此外，自由贸易也给各国的消费者带来利益，因为只有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消费者才有丰富的商品可供挑选，才能够以较低的价格买到各国发挥其比较优势生产的低成本、从而低价格的优质产品。[15]（p582）
从以上分析可知，只有允许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才有助于实现专利权人与授予其专利权的国家及其消费者之间利益的平衡。
其三，专利权人售出专利产品或非专利产品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与其关联的专利权或一项独立的权利要求穷竭的制度是实现专利权人和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非专利产品购买者之间利益平衡的必然要求。我国有必要在再次修订专利法时借鉴日本、德国和美国的法律以建立我国的关联专利权穷竭制度，从而完善我国的专利权穷竭制度。
三、专利权穷竭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
（一）法律经济分析在具体法律制度中的运用
法律的经济分析即经济分析法学，它是本世纪60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然后传播到其他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法学流派。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重要理论基础是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也可以说是美国经济学中的“芝加哥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是以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为核心范畴，分析和论证制度的性质、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合理制度的标志的经济学派。经济分析法学的核心思想是：“效益”-以价值得以极大化的方式分配使用资源、或者说财富极大化，是法的宗旨。所有的法律活动和全部法律制度，说到底，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学派主张运用经济学的观点、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和评价法律制度及其功能和效果，朝着实现经济效益的目标改革法律制度。
专利制度的根本目的，是通过鼓励发明创造活动，促进国际国内科学技术情报交流和技术的有偿转让，推动本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16]（p318）为使专利制度实现其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目的，就必须使其成为一种产生效益的制度。为使专利权穷竭制度成为有效益的制度，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经济分析。
（二）专利权穷竭制度追求的效益标准是卡尔多—希克斯标准
波斯纳教授的效益观是卡尔多—希克斯标准。他说：“由于在现实世界中几乎不可能满足帕累托优势存在的条件，而经济学家对效率概念谈论较多，很明显，经济学中起作用的效率概念并不是帕累托优势意义上的。当一位经济学家在谈论自由贸易、竞争、污染控制或某些其他政策或关于世界状况是有效率的时候，他十有八九说的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这正如本书将要谈到的那样”。[17]（p16）
承认专利权的国内穷竭、国际穷竭以及关联专利权的穷竭，直接受益者显然是专利权人以外的相关的权利主体，但是，只有如此才能使专利权人获得持续性和不断扩展的经济利益。专利权穷竭制度是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效益的制度。
（三）专利权穷竭制度是交易费用理论的要求
对交易费用的认识前提，是对交易概念的一般化。“交易”是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按照康芒斯的解释，交易即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18]（p29，p69）在其《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是由平等主体之间的买卖交易、上下级之间的管理交易和政府对个人的限额交易三种交易组成。[19]（p73-86）
科斯教授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交易费用理论，他认为，企业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它能减少交易费用，这说明人们之所以要在一定条件下设立企业来代替市场是因为由此可以用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多的收益-效益最大化。交易费用理论的实质就是效益最大化。[20]（p214）科斯教授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发展了交易费用理论，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律。
经济分析法学家认为，科斯定律提供了根据效益原理理解法律制度的一把钥匙，也为朝着实现最大效益的方向改革法律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根据该定律，国家和法是否干预经济运行，即是否提供经济运行的制度形式，取决于它带来的产值增加量是否超过交易费用。只有制度能够减少交易费用时，它的出现才是合理的，换个说法就是：政府干预的成本[C]是否小于干预所取得的收益[B]，即[C]是否小于[B].[21]（p216）
根据交易费用理论，建立专利权国内穷竭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专利产品的购买者要和专利权人达成关于买到的专利产品的销售和使用协议是要支出费用的，这个费用可能很高，有时甚至无法达成协议，而且，如果每一个专利产品的购买者都要和专利权人达成一个这样的协议，其交易费用之大可想而知。很明显，交易费用理论要求建立专利国内穷竭制度。
同样的道理，在一定条件下法律允许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或承认专利权的国际穷竭以及承认关联专利权的穷竭，是因为在该条件下，专利权人和其以外的专利权国际穷竭以及关联专利权穷竭制度中的受益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可能很高，有时甚至无法达成协议。
四、完善我国专利权穷竭制度的法律安排
如本文所述，专利权穷竭制度的价值目标包括：其一，通过设定专利权人及其密切相关的主体的权利以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从而实现法的正义价值；其二，通过设定专利权人及其密切相关的主体的权利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实现法的效益价值（卡尔多-希克斯标准）。为发挥专利权穷竭制度的功能和实现其上述价值目标，该制度应包括专利权的国内穷竭、国际穷竭以及关联专利权的穷竭三方面的内容。
我国现行《专利法》第63条未明确规定是否承认专利权的国际穷竭，也未明确规定专利产品和非专利产品售出后相关联的专利是否穷竭，同时，结合我国《专利法》的其他条文也无法对我国现行专利法是否包括专利权的国际穷竭和关联专利权在一定条件下的穷竭这一问题作出明确解释。
当今世界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交通规则”。知识经济是法治经济，它的核心在于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知识、技术和信息应是资本，如所有的知识都可无代价使用，知识资本便无法形成，知识经济就失去其基础。因此，没有知识产权就没有知识经济。同时，中国正在向世界经济一体化迈进，为促进经济的不断增长，贸易自由化是必然要求，为了专利权人以外法律主体的利益，完善我国专利法的专利权穷竭制度是必须的，以此对专利权人的独占权作出限制才更能发挥专利法的制度价值。
完善我国专利权穷竭制度的法律安排要求：一是允许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即承认专利权的国际穷竭；二是建立关联专利权穷竭制度，即承认与专利权人的专利权相关联的专利产品或非专利产品由专利权人售出或专利权人许可的人售出后，与该产品相关联的专利权在一定条件下穷竭，具体规定可参照德国和日本国家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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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制度的意义篇10
论文摘要公民精神是民主政治重要的思想基础和非制度性资源，两者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公民精神的内涵丰富，与民主政治关系紧密的主要有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三个要素。公民精神缺失是当代中国发展民主政治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其原因有两方面：缺乏权利基因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滞后的现实社会体制。培育和锻造公民精神应从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大众推动和精英主导、内涵要素的合理衔接三个方面的路径切入，才有可能达到目标。这是一个长期而系统化的过程。
民主政治强调制度和运作机制，这当然正确，谁都明白没有制度保证的民主是不可靠的，甚至根本就无法建立。但对于民主政治而言最根本的问题恐怕还不在于此，制度如何建立？如何维系或运行？如何监督？如何使其发挥最大效能？如何纠正制度的缺陷？都与人的因素紧密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与人是相匹配的，并相互适应、制约而构成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态。即有什么样的民众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同样，什么样的制度也将塑造什么样的民众。一个与臣民社会相匹配的一定是专制政治，而民主政治则必然建立于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因此要建构和发展民主政治则必然要先培育现代公民，否则民主政治是无法真正实现的。要培育现代公民则必先培育公民精神，毋庸讳言，公民精神的缺失是当代国人面临的内在困境，也是建构民主政治的根本。
公民精神的内涵和对民主政治的重要影响
公民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与民主政治关系紧密的主要有三要素：公民的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且三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和制约。
1.权利意识。包括对自己权利的认知和对他人同样权利的认同。国家权力来自于公民权利，是公民将部分天赋权利转让于国家，委托国家来行使以求更好地保护自身的权利。正因国家的权力不是天然具有的，是由民众授予的，所以国家及其政府就有义务忠实履行这一委托而不可滥用公权力，否则公民可随时收回委托，另择贤能。另外就是在坚守自身权利的同时也承认他人有同等的参与政治、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哪怕他们与自己意见相左，是公民中的少数或弱势群体。公民自觉而理性的权利意识既可通过参与政治有效建构和维系民主制度以选择和监督国家的管理者，又可履行与权利对应的政治义务，服从自己所选择的权力信托者的合法管理，同时宽容地对待政治上的少数派或异端，承认并保护其应有的基本权利。这些都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意。而专制政治中的臣民是没有权利意识的，他们或接受君权神授思想，奴化自己，跪着仰视同类，或认同“成者为王败者贼”的“丛林原则”，否定政治对手的基本权利而走向另一极端，这就是专制政治的思想和社会基础。可以说，社会成员是否普遍地具有自觉而理性的权利意识是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界碑，因为这是构成两种政治形态重要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2.规则意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民主政治就是由一系列公认的运行规则维系的。民主和自由主要在规则的制定中体现，一旦规则制定并获得通过就必须执行。民主政治是多数人参与的政治，各利益集团乃至每个人的权利和诉求都有表达的机会，这种情况下若没有一定规则是无法有序运作的。其中政治运行的程序就是重要的规则，包括议事程序、立法程序、选举程序、决策程序、职位任免程序、利益表达程序等。公民的规则意识就是指对这些规则的尊重和遵守，如对规则不认同可以通过政治途径在更高层界的程序框架内谋求改变规则，如对规则认同或不能依法改变规则那就得遵守，而不可以以自己利益之得失决定是否遵守既定规则。尊重和遵守规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否则政治秩序就会混乱，因为没有了规则也就没有了标准，人人都各行其是，民主政治就会崩溃。专制政治是不讲规则的，也没有稳定程序，一切都以专制者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与专制政治相应的臣民也就没有真正的规则意识，就像一群在牧羊者鞭子下哆嗦的羊，完全依据牧羊者的脾性决定行为，躲避惩罚和获得利益是唯一考虑的因素。可以断言，公民规则意识的有无或强弱是考量社会政治形态的重要依据，也是判断一个社会的民主政治是否成熟的标准。
3.责任意识。包括对自己政治行为的责任和对行为所体现的特定价值坚守的责任，前者是指具体的政治行为，后者是指坚守对社会和政治价值信仰的责任。民主政治是公众参与的政治，也是公开的政治，需要每个公民承担相应责任，因为每个公民的政治行为都可能因彼此互动而成为推进或阻碍民主政治的影响因素，因而民主政治也可视为责任政治。在伦理学意义上责任与义务有所不同，义务是外加的，而责任是内生的，是自觉意识到并成为内在需求的义务。民主政治需要公民的责任意识支撑主要有两条理由，其一，政治是影响社会大局和公众利益的事务，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之，否则是危险的。印度国父甘地曾说过，有七样东西可以使人毁灭：没有道德观念的政治，没有责任感的享受，不劳而获的财富，没有是非观念的知识，不道德的生意，没有人性的科学和没有牺牲的崇拜。［1］无独有偶，法国学者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中引用了拉贝莱名言：“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2］政治上的无道德显然包括了责任意识的缺失。其二，与专制政治不同，民主政治是通过人们参与政治时尊重并自觉遵守既定规则维系的，这就需要政治参与者的责任意识支撑。一旦规则被破坏，民主政治便会陷于混乱，因此公民的责任意识比在专制政治体制中显得更为重要。专制政治中的责任意识至多由少数政治精英承担，且多在威权之下被遏制或瓦解，而在民主政治中则囊括了所有的政治参与者。除了政治行为以外，责任意识还包括对特定的社会与政治价值坚守的责任，这是更高层次的责任。将民主政治作为价值信仰，并坚守这一信仰便意味着对阻碍或破坏其价值偏好的专制行为或规则的反对和排斥，无论这种反对和排斥是否需要付出代价。如果公民能达到这样的责任意识层次，那么民主政治便可固若磐石，什么力量也无法将其摧毁。因此公民是否具有自觉的责任意识，也是判断一个社会的民主政治是否成熟的标准。
以上三个要素是相互关联的。权利意识能促进规则意识的生长，没有规则或不遵守规则，个人的权利便无法实现。这是因为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权利实现都需要他人的相应义务来保障，从而使每个享有权利者也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以保障他人的权利，因此一定的规则就显得十分重要。意识到规则的重要性自然会促进对规则的尊重和遵守，使人们的规则意识得到生长和强化。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同样，规则意识也促进了责任意识的生长，因为有尊重和遵守规则的意识必然会约束自己履行相应义务，这种约束经常化则必然有助于将义务内化为责任感。而责任意识的生长则又有助于规则意识的强化，因为责任意识是将对规则的遵守义务内化为了自身需要。从三个要素的相互关系看，人的权利意识无疑是首要推动力，处于互动的主导地位。
当前公民精神缺失的表现和原因分析
1.公民精神的缺失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权利意识缺失。虽然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观念深入人心和相应体制的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已开始生长和发展，对自身权利的关心度也在提升，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理由有二，其一，这种权利意识还基本上仅体现于日常生活中的私人领域，比如商品交易、服务经营、人际关系等。在公共领域，在政治行为中的权利意识则要淡得多，至少还未在社会政治领域有普遍和深刻地体现，因而对民主政治而言是不成熟的，这从人们行使选举权的随意态度中便可感受到。而且这种不成熟还囊括了社会中的精英人群，可见问题的普遍性。其二，权利意识包括了对自己权利的认知和对他人权利的认同，而现实生活中对他人权利的认同更为薄弱。很多人会关注自身权利但却往往忽视他人的同样权利，比如开车的司机关注自己的行路权，将车开得飞快，但忽视了路人的通行权，以致将车祸出在本应保护行人的斑马线上。又如，抽烟是你的权利，但很多人会在公共场所不顾他人侧目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笔者称之为片面的权利意识，对民主政治不仅无益甚至还有害。
其次是规则意识缺失。虽然我们从小被要求循规蹈矩，但奇怪的是很多人的规则意识却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一些人对规则的遵守与否几乎完全依据是否有利于自己来决定，有就遵守，没就抛弃，规则成了这一些人可自由取舍的摆设。最常见的例子是在交通违规上，闯红灯、违规停车、酒后驾车、超载、超速……，不胜枚举，虽然这么做未必真有利。其他很多方面也都可发现违规现象，而且几乎可在任何社会阶层找到样本。这种规则意识的缺失使人十分担忧。因为规则意识的缺失会阻碍民主政治的发展。
再次是责任意识的缺失。这里所言的责任意识缺失是指在公共生活领域，社会领域。很多人在某些方面将公域与私域，己域和他域分得很清，以致于对己责任有而对人责任无，家庭责任有而社会责任无。比如，一些办教育的将管理学生的条规向己方倾斜，避免承担风险，而是否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则不在首要考虑之列。又如，一些医疗机构在制定相关条规时也多从有利于医者的角度出发，以避免或减少责任风险，至于是否对患者最有利通常也不是首要考虑。这种对他人、社会和公共事务责任意识的缺失对民主政治建构与发展的影响显然是消极的。
2.导致公民精神缺失的原因有很多，笔者以为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历史和文化传统因素，其二是现实社会体制因素。
从历史和文化传统看，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权利思想是缺失的，无条件服从是主导观念。特别在专制皇权社会，臣民无权利可言，只有服从统治的义务。传统政治文化缺乏权利思想的基因。至于规则意识的缺乏也与传统有关。按道理说，专制社会应当是培植循规蹈矩者的理想场所，经过专制威权的熏陶，人们的规则意识理应增强。但事实恰恰相反，究其原因恐怕在于，专制和威权削弱了对既定规则遵守的自觉性，只需服从就行，而且因为规则的制定是少数统治者，服从的动力便是外在的约束，是趋利避害而不是理性的需求。所以在这里规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趋利避害的结果。因此若遵循规则有利则遵循之，若违背规则有利则违背之，由此自觉而理性的规则意识便荡然无存了。这种缺乏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也必然影响到责任意识的建构。因为规则意识缺失，对规则尊重和遵守的责任意识当然也就无从生长。
从现实的社会体制看，公民精神生长的土壤也不理想。首先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并没有为权利思想的生长提供足够的空间，人们从小被教育要服从长者，要听话，要履行对社会和他人的义务，就是不提人有什么绝对和相对的权利，似乎这种义务与权利是没有关联是可以相互脱离的。其次是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没有为公众参与政治提供广泛、可行和有效的体制内的路径，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们权利意识的生长和成熟。因为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参与只是一种形式，根本不能影响现实的时候，话语和选票所代表的权利就显得没有实质意义，权利意识自然受到极大挫伤。其三是国家行政体制的低效阻碍了人们对自身应有权利的追求，导致相应权利意识的消解。比如，公民在维权活动中的屡遭挫败很多时候就源自于行政体制的职责重叠、互相推诿而导致的权力无为。其四是规则制定程序的不民主或规则本身的不合理，阻碍了人们规则意识的生长和发展。只有公众参与并认同的规则才可能很好地得到遵守，当然规则本身也应当具有合理性。而我们制定的规则有时就缺乏广泛听取意见的民主程序，甚至规则本身还欠合理性，这当然很难培养起人们的规则意识来。其五是在我们的体制内还未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和惩治机制，以使恶意违规者无从躲避且得到惩罚。若违规者可以躲避惩罚且有利可图，对遵守规则者的引诱作用就十分巨大，最终将导致纷纷效仿而使规则形同虚设，如此人们的规则意识就永远无法建立。其六是一些社会体制的不健全影响着人们的责任意识在公共领域的消解。如前所言，人们的责任意识基本上存在于私域，而影响自己利益的主要因素是体制内的资源掌控者，这是我们社会体制的特征。因此对社会和公众的责任意识基本上是很淡的，甚至没有，而将有限的责任意识投向与自己命运相关的对象，也就是投向于自己。从以上分析可见，当前的社会体制，包括政治体制是阻碍公民精神生长和发展的社会性因素。这一现实体制因素和历史与文化传统因素共同构成了当前公民精神缺失的主要原因。
培育公民精神的路径思考
虽然公民精神的培养非常重要，但也非常之难。这是因为首先有多种影响因素纠合在一起，互相发生牵制作用，无法单路独进解决问题；其次是主体涉及面非常之广，既包括社会精英层，也包括芸芸大众层，任何阶层都无法单独构建公民精神；再次是因为公民精神内涵丰富，其构成诸要素之间的互动和制约也增加了公民精神培育的难度。因此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思考培育路径。这就是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同步进行；大众需求和精英主导互动推进；理顺公民精神诸要素间的逻辑关系，从基础入手建构整体。这样的路径才是合理和有效的，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目标。
1.思想启蒙和社会体制变革同步进行。
公民精神是价值观，是信仰，是灵魂，是人内在素养的体现，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必须有相应的土壤才能生长。除了文化渊源这一精神土壤之外，社会体制便是其现实土壤，这里所说的社会体制包括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因此变革传统的社会体制对培养公民精神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体制变革为思想启蒙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另外，变革社会体制需要一定条件，除了现实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推动以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十分重要，这将直接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而价值取向的确立与转变在形成它的社会土壤尚未充分满足要求时，思想启蒙就十分重要。这样就形成了如下的互动模型：思想启蒙使人们有了新的价值追求和变革社会的精神动力，对不合理的传统社会体制带来了变革推力。这种精神层面的推力一旦发挥作用，就有可能对社会诸多层面产生连锁反应而使体制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能使思想启蒙所传导的价值取向得到强化巩固，并对社会变革产生更大的内在动力。因此这是个彼此关联的互动过程，我们要做的是使其形成相互促进的互动而不是相反。
2.大众需求和精英主导互动推进。
任何社会中都有大众和精英阶层存在，无论在文化领域还是在现实层面他们都扮演着互补角色，也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在公民精神的培育和锻造过程中也不例外。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的实施最终要有社会精英层承担，因为他们掌控着必需的资源，但最初的动力却未必来自于他们，特别是社会政治精英，因为他们通常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变革的动力往往不足。但社会大众则因其所处的草根地位而对社会的缺陷有切肤之痛，期待变革，他们的民主政治要求和大群体优势构成了对精英层的促变压力，推动了精英层中的有远见者积极回应大众需求，借势推动社会体制的变革。而且大众的民主政治要求越是强烈，其群体优势越明显，压力越大，越有可能促使精英层的积极回应。而社会精英层实施的社会体制变革则为大众需求的释放、公民精神的生长提供了制度性空间。这样又构成了另一重互动关系：大众的民主政治需求为他们培育公民精神提供了内驱力，也为社会精英层的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创造了条件。而精英层的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则为大众需求的满足和公民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价值引导和现实体制保障。大众和精英的互相影响和互动推进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变革路径。
3.公民精神诸要素间合乎逻辑顺序的建构。
公民精神内涵包括多种要素，其中与民主政治关系紧密的主要是三要素：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但这三者关系并非是并列的，而是有主次与生长先后之分。必须了解其内在逻辑关系并按其逻辑顺序分清主次、先后、轻重才能构成和谐整体以推动公民精神的发展与成熟。在这三要素中公民的权利意识是基本的，必须首先促其生长。理由是，权利意识是公民社会独有的精神要素，是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和动力资源，由权利的基点出发可形成义务观念。因为在一个相互关联且连续博弈的社会中，不付出义务就无法享有权利，义务是享有权利的代价，人的权利不能脱离义务而存在。对规则的尊重和遵守就是一种义务，因而也就自然有助于规则意识的生长。反过来从义务出发，或从规则的遵守出发就无法可靠导向权利结果，因为遵守义务满足了相对人的权利需求，但却失去了对同等回报的制约，因此这时候义务就可能脱离权利而存在，变成了有人可享有权利而无需履行相应义务，而有人在履行义务却不能享有相应权利。离开权利的义务和没有权利为基础的规则遵守是臣民社会和专制政治的特征，与民主政治相距甚远。当然规则意识的形成也有利于权利意识的稳固，因为规则意识本质上是对义务的自觉。对义务的理性认识可促进人们权利意识的理性化，使其趋于成熟。理性而成熟的权利意识是民主政治极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精神资源。其次，规则意识可促进责任意识的生长，因此将其放入第二序列。理由是，规则的遵守是社会人的基本义务，而义务是社会的要求，是外在的，是对相应权利享有所支付的必要代价。责任则是内在的需求和自觉担当，处于更高的义务层面。因此规则意识是责任意识的基础，而责任意识是规则意识发展成熟的结果。同时由于责任意识出于人的内在需求，所以对规则的遵守更为自觉和坚定，由此可促进人们规则意识的强化和巩固。要言之，责任意识在公民精神内涵的三要素中便处于最后序列。以上分析表明，以权利意识的生长入手促进规则意识的生长，再导向责任意识的觉醒既符合三者关系的内在逻辑，又符合现代公民精神的价值理念。若没有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相应的价值坚守，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完全有可能导向民主政治的反面，公民精神也就不复存在。因此应始终将促进和保障权利意识的生长、发展和成熟放在公民精神培育和锻造的首位。
毫无疑问，公民精神的培育和锻造是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还是个系统过程，须从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大众推动和精英主导、权利意识切入到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生长不同层面各自互动而又相互整合协同的路径实现目标。另外这一过程还显示了社会心理学上的马太效应：当社会成员普遍处于公民精神贫乏时，巨大的传统惯性和互相的牵制使每一步的前行都异常艰难。而一旦摆脱了惯性束缚，有了较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群体基础之后便可快速生长、发展，获得广泛认同并内化为信仰，成为推进和支撑民主政治的坚实基础和巨大动力。但无论其过程有多长，系统有多复杂，传统的阻碍有多大，我们都应对公民精神的培育和锻造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因为以其为内在支撑且相互匹配的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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