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合作社模式篇1
传统的家庭养老无疑是广大农村老人维持基本生活的主要保障方式，不过家庭养老模式的缺陷在于对家庭规模及其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的依赖性。由于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使家庭结构和功能产生巨变，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不断弱化，造成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衰退，并且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社会救济养老和商业养老保险等其他不同养老保障组织模式覆盖范围十分有限，在农村保障模式不断发展的今天，不少地区依据地方特色开始探索新的农保模式。其中，赵志强（2013）提出的“肥乡模式”是以探索“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周莹（2009）研究的“苏南模式”是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核心，商业保险为补充的模式；青岛模式是以政府扶持和有限补助为特征的行政支持的模式，以及有代表性的广东中山市“个人缴费+集体经济组织+政府补贴”和北京大兴“个人缴费+政府补贴”养老模式。这些新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存在着问题。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民互助性组织，同时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新型联合组织，在国家相关政策支持下，截至2014年11月，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126.7万户，出资总额达到2.67万亿元，在一定程度上对合作社参与农村养老保险起到了促进作用，发展合作社养老是农村集体养老的新途径。
一、依托专业合作社的农村养老模式
本文提出的合作社养老模式是由河北省肃宁县益源种植专业合作社创办实施的，该合作社始建于2010年3月，按照“入社自愿、退股自由、民主管理、平等互利”的原则引导广大农民加入到合作社来，实行“自我合作、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能人引领”的经营方式。该合作社以种植特色作物为主，至今已有社员2200人，外加临时性加入合作社种植的农户，覆盖农户达到3600户，总种植面积3.2万亩。农户以土地为资金入股，合作社对入社的土地进行统一管理，并且以高于市场每公斤1～1.2元的价格对全部生产的粮食进行收购，合作社具备良好的加工车间及销售途径，实行加工、销售一体化，一定程度上来说属于龙头企业带动型合作组织。
益源合作社设有益源养老院，入社的老人可自愿入住养老院并且可以得到免费的养老服务，该养老院的基础设施以及老人的日常开销全部由合作社负担，合作社也重视基本生活之上的医疗服务和精神慰藉，合作社建有自己的卫生所，定期为入社老人每年提供两次全面体检，同时免费或按成本价提供药品和注射流感疫苗等服务，为其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并采取相应措施预防老年人疾病，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医疗保障问题。另外，合作社建有娱乐室，并不定期组织老人演出或参加民俗活动以满足其精神需求。益源养老模式与家庭养老、个人养老、集体合作养老和社会养老保险等养老模式相比，农民无需缴纳任何费用便可获得较全面的养老保障和医疗服务，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决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今农村，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8896元，扣除价格因素，人均纯收入只有7907元，养老带来的负担将严重阻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益源养老模式不仅从根本上减少了老人养老费用的支出，并且对依赖土地收入来维持养老的人来说，该养老模式确实极具吸引力。
二、合作社养老模式的环境及运行机制分析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总体发展正呈现加速态势，从数量和覆盖范围上都快速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鼓励发展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落实和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加工流通”同时也提出“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用、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允许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这些优惠政策对合作社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截至2014年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126.7万户，并近几年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如图1所示。
合作社的不断发展，对发展合作社养老保障模式奠定了基础。合作社在成员入股的基础上，通过统一的生产、管理、加工、销售等方式将分散的个体团结起来，集中产品，并开拓销售渠道，给合作社和农民带来很大收益。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是合作社制度的重要内容，合作社盈余的分配项目一般公积金约占10%～20%，信用合作社约20%以上；公益金约占5%以上；职员及理事等管理劳务费用约占10%，其余约70%应按交易额返还给社员。在合作社养老保障模式下，合作社应从每年的盈余中规划一定比例，用做养老保障基金，以完善养老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为入社老人提供基本的吃、穿、住、娱乐和医疗等配套服务，为建设合作社养老提供资金支持。合作社养老模式运行流程如图2所示。
三、合作社养老模式与其他模式相比较的优势与缺陷
在我国正式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不能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背景下，益源合作社养老模式在河北省地区试点的初步实现，不仅表明合作社经营的成功与广大农民群众对合作社的认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河北省农村老龄化严重的问题。我国现存多种农村养老保障模式，同时也存在不同的优势与缺陷，益源养老模式的发展也同样体现出其特殊的优点与不足。如表1所示。
益源种植专业合作社养老模式的优势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1.合作社经营管理带动农民增收致富；2.合作社养老保障降低家庭养老费用的支出；3.医疗与服务体系解决老人医疗保障问题。但由于该模式过于依赖合作社组织的经营状况，养老资金依赖性强，以及管理服务体系有待提高，这也不免带来养老保障风险等问题。同时，其他地区在农村养老保障方面也做了不同程度的试点，其中，广东、上海以及江苏或北京的经验分别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广东中山市充分利用社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资源和优势，降低收入差距，统一缴费基数和保障水平；而江苏和北京对收入的差异性进行分层，设计灵活的制度安排已以满足农民多样化的养老保障需求；上海在传统的城市实行“镇保”与“农保”并存的双轨制度。肥乡模式作为一种新的互助养老模式，由村集体出资或集体资产来维护老人的基本生活。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断发展的今天，合作社养老对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民养老问题体现出巨大优势。
四、完善合作社养老模式的对策建议
（一）把合作社养老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解决一部分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并在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的基础上，提高农村整体文化素质。合作社在互助合作的方式下，通过共同经营的方法来谋取社员经济利益和改善生活水平的社会团体，是农民自愿联合起来，自己出资、自己经营和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农民作为合作社成员的主体，在面临农村老龄化严重的问题面前，它们作为农村独体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理应承担起农村养老保障的功能。可从三方面来为农民提供养老服务：1.完全承担农村养老保障工作，从合作社盈余中规定一定养老基金以完善养老保障服务；2.分担农村养老保险缴费负担，或者代扣代缴，承担社保中“单位”的角色，扩大社会养老覆盖；3.开展养老咨询活动，宣传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及相关政策，让农民充分了解农村保障制度，有助于解决老有所养问题。
（二）加大政府部门对养老政策的资金扶持
合作社养老保障模式的实施需要物力、财力等多方面的支持，其中财力支持最为重要，由于合作社养老运营资金完全来源于合作社的支持，这也导致了合作社运营状况给养老保障带来一定的风险。合作社养老模式的发展，绝对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引导和鼓励。国家政策性及商业性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为合作社养老提供支持与帮助。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制定和完善合作社发展的政策及法律法规，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并参与到农村养老工作中来，为合作社养老提供经济保障。制定相关法律指导合作社养老模式建设，解决养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规范合作社养老的发展，增加财政投入，降低合作社养老资金风险，建立养老基金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完善合作社内部管理机制，发挥合作社的多种功能
合作社良好的经营状况是开展合作社养老的基础，因此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管理和运行机制将至关重要。第一，健全组织结构，明确养老组织职责，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常运行并有效开展工作的有力保障，履行组织责任，确保老人的生活得到保证；第二，完善民主管理，实行“民办、民管、民受益”，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有效解决民主参与不够、民主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的关键。第三，坚持信息公开，透明养老基金的运行状况，加强群众与部门监督，杜绝养老金挤占或挪用等现象的发生。合作社利用增加土地入社为其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就需要内生化养老保障机制，使养老基金的运作与合作社的经济发展相结合，这样，合作社就不仅能够免费提供养老服务，还能够保证自身的正常发展，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
（四）全面提高合作社养老服务质量
不断提高供养标准和服务质量，全面为老人提供日常照料、情感交流、应急服务、文化娱乐、法律援助等服务，积极倡导多种形式的敬老助老活动和民间慈善活动，努力营造和丰富合作社养老文明建设的氛围，以满足老人在日常生活、医疗照顾和精神慰藉三方面的需求。同时，不断完善合作社养老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老人居住环境以及医疗保障措施，增加老人娱乐设施的建设，以及供水、供电、网络等设施体系的不断完善，使老人的生活质量能够在合作社养老保障模式下得到充分的改善并提高。
新型农村合作社模式篇2
关键词农村医疗保障模式医疗保障
一、农村医疗保障模式与农村医疗保障立法的辩证关系
农村医疗保障模式是国家在建立和管理医疗保障活动中，通过法律对农村医疗保障所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职权、责任进行分配，以保证医疗保障目标实现的管理体制、制度和措施的总称。
农村医疗保障模式与农村医疗保障立法是一种辩证关系。农村医疗保障模式是立法的资源和基础，也是将通过法律反映出来的主要内容。农村医疗保障模式的成熟程度决定着立法条件的具备程度，农村医疗保障模式的质量直接决定着立法的质量。因此，严密考量农村医疗保障模式各项制度的的设计，选择符合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医疗保障模式，才能推动立法，并通过立法来保障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行。否则，没有合理基础的法律将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由此可见，选择合理的农村医疗保障模式对通过立法来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要选择合理的农村医疗保障模式必须要考察外国现存的医疗保障模式。
二、外国的医疗保障模式及对我国的适用分析
由于各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安排受本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医疗保障制度的本土化程度很高。目前世界各国的医疗保障模式主要有五种。每一种医疗保障模式各有其独特之处。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有一个方便之处，即可以将国外先发展国家的成功经验直接拿来用。但即便再完美的模式，我们也不能生搬硬套，因为每种模式都有必须具备的关键条件，如果我国不具备其所需要的关键条件，那么这种移植的模式就根本无法落实或无法发挥其优越性。所以需要对不同的模式以及对我国的适用进行分析，来判断和选择适合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障模式。
（一）免费医疗保障模式
该模式也称全民医疗保障模式，是指医疗保障资金主要来自税收，政府通过预算分配方式，将由税收形成的医疗保障基金有计划的拨付给有关部门或直接拨给公立医院，医疗保障享受对象看病时基本上不需要支付费用的制度。英国、加拿大、瑞典等发达国家和马来西亚、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属于此类。
免费医疗保障模式具有覆盖面广和基本免费的特性，保障了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公平性。但由于医疗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财政资金，其运行又需要充足的财力支持，所以对国家财政产生很大压力；由于没有充分的竞争机制，各级医疗机构的工作效率很低，医护人员对工作的积极性不高；由于医疗服务基本免费，容易出现医疗资源滥用和浪费。该模式维护了公平，却牺牲了效益，体现了社会福利却占用了大量的国家财力。实践中，有些实行该模式的发达国家都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所以，在设计农村医疗保障模式时，不能搞攀比，必须要以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
现在，我国的经济在飞速发展，国家日益富强，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新阶段，但要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实行免费医疗，目前来看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农村医疗保障不可能一步到位，要一步步发展。
（二）市场主导的商业医疗保险模式
商业医疗保险是把医疗保险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按市场法则自由经营的医疗保险模式。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参保者个人及其雇主所缴纳的保险费，一般而言，政府财政不出资或不补贴。美国是该模式的代表。
美国商业医疗保险模式的特点是，医疗保险主要有市场经营和管理，政府只负责老年人和贫困者的医疗保险，保险经费主要有个人和企业负担，政府基本不负担。美国的医疗保险名目众多，居民自愿参加，能够通过医患双方的博弈，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人群的对医疗服务的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但该模式按照市场法则自由经营，公平性较差，往往把一些最需要得到医疗帮助的健康条件差、收入低的居民拒之门外。而且要运行该模式不仅要求国家具备成熟的商业保险市场，而且要求人们具有为疾病风险投保的财力和意识。
我国的商业医疗保险市场还很不健全，远远达不到支持该模式的程度。而且我国农村人口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医学知识有限，对疾病风险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疾病风险存在差距。人们需要时间来形成为疾病风险投保的意识，来判断和理解这种安排的价值。但最关键的一点是，该模式的公平性差，与我国农村医疗保障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不相符。
（三）社区合作医疗保障模式
该模式是指依靠社区力量，按照“风险共担，互助共济”原则，在社区范围内通过群众集资建立集中的医疗基金（政府通常给与一定补偿），采取预付方式用来支付参保人及其家人的医疗、预防、保健等服务费用的一项综合性基本医疗保健措施。
社区合作医疗模式将一个区域内医疗资金的筹集、因病造成经济损失的分担机制及医疗保健服务的提供三者结合在一起，能够在基层单位提供较好的基本医疗和预防保健，有效保障基层农民的身体健康。其局限性是资金有限，覆盖人群少，保障水平比较低，抗御大病风险的能力差。
我国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属于社区合作医疗保障模式，它是农村集体经济繁荣时期的产物，在当时为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集体财产都包干到户。随着集体经济的衰落，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逐渐消失了。我国农村医疗保障需要在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基础上，根据我国农村实际情况，进行制度创新，探索新的医疗保障模式。
（四）个人储蓄医疗保险模式
新加坡的医疗保险制度主要是个人储蓄医疗保险模式，这种模式包括保健储蓄计划，医保双全计划和保健基金计划三个层次。保健储蓄计划是一种强制性的保险制度；医保双全计划是一种实行社会统筹的大病保险计划，作为保健储蓄计划的补充；保健基金计划由政府拨款建立保健信托基金。
个人储蓄医疗保险模式有利于增强个人的自我保障意识和费用意识，激励人们合理地利用医疗服务，尽可能减少浪费。但这种模式由于强调个人责任，在个人账户内无法体现社会保险的互助互济原则，使积累的资金十分庞大，存在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和通货膨胀的风险。
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不高，而且不稳定，如果主要依靠个人储蓄来积累医疗保障基金，与完全依靠自我保障相比差不多。医疗保障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应当承担制度设计、立法规范、财政支持、资源配置、监督管理等责任。这决定了在探索适合我国的农村医疗保障模式时必须明确政府的责任，发挥政府的作用。
（五）社会医疗保险模式
该模式是指由国家出面以社会保险的形式组织的，向农民提供因生病、受伤或生育所必需的医疗服务及经济补偿的制度，具有强制、互济、福利和社会性等特征。社会医疗保险的基金来源于国家、集体与个人三个方面，通常个人只需要承担小部分费用。日本、韩国和墨西哥等国是该模式代表。
该模式由国家主导，将社会保障与个人保障结合起来，既能发挥国家设计、规范、管理、监督农村医疗保障的作用，又能兼顾个人责任，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还因由多方筹资，可以保障医疗资金的积累，而且可以通过调整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筹资比例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社会生活，是一种能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医疗保障模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模式，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开展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因实行农民自愿参加，所以不属于典型的社会医疗保险模式。
通过对外国几种医疗保障模式的分析，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条件，可以得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仍应采取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的社会医疗保障模式。该模式是现阶段比较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模式，但也应看到它仍存在诸多缺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我国农村医疗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不能期待它能独自解决农村医疗保障问题。只能希望尽快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引导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它在历史使命时期内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三、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农村医疗保障立法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
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基本制度保障，其目标是更好的增进公民的社会福祉，促进社会公平。公平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价值追求，应当成为主导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根本理念。豓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应将社会公平作为其本质的价值追求。这决定了农村医疗保障立法的价值取向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农村医疗保障立法的价值取向决定农村医疗保障模式的价值取向，进而指导具体制度的设计。
（二）坚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
法律以权利义务双向规定为调整机制，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来分配利益，影响人们的动机和行为，进而影响社会关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坚持权利与义务对等是自我保障与社会保障相结合，不仅能减轻国家和社会的负担，而且能有效防止医疗资源的浪费，同时培养农民的互助意识。
享受基本医疗保障是宪法赋予每位公民的权利，而保障公民能及时有效的实现这一权利是国家必须承担的义务。但医疗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私人产品，受益者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而且由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员缴纳一定费用并承担一定比例的医疗费，不仅是筹集资金，保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待遇给付的需要，也是防止医疗资源过度浪费的有效措施。
（三）立法要改变思路，重视预防工作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重治疗，轻预防”的观念，增加了农民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的成本，是“看病贵”的主要成因之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又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制度，而患大病的农民最多也只占总人数的5%，绝大多数农民需要的是预防保健和日常疾病治疗。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采取了“预防为主”的方针。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制度创新的同时，不应放弃之前的成功经验，而是要广泛吸收和承袭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经验，并使之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因此，农村医疗保障立法应该改变思路，重视预防工作，不仅保大病住院，还要保小病门诊，在更广的层面上分散风险。只要处理得当，医疗保障基金不会因为提供了更多的保障而出现支付危机，相反，对小病门诊的保障可以有效降低小病向大病转变的概率，使医疗保障基金的运行更有效率，更能满足一般群众的实际需要。
（四）在立法上强化政府责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依法行政是当代行政的基本理念，也是行政机关的准则。强化政府责任，是立法要通过分配权力、权利、义务、责任来予以确认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改进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方面。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开展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制度。政府承担着制度设计、立法规范、财政支持、资源配置、监督管理等责任，是医疗保障制度的规划者和管理者，处于主导地位；也是主要利益相关主体之一，负有法定义务，承担法定责任。强化政府责任是由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的，也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
（五）立法确立基层卫生室的主体地位，保障其合法权益
村级卫生室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最末一级医疗卫生机构，担负着治疗日常小病、进行基本预防保健、宣传卫生知识等工作，对方便农村居民就医，提高基础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说乡镇卫生院有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来保障其运行的话，那么村卫生室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位于水湾镇牛辛店村的辛店卫生室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成立于2006年，有专门的房屋，配备有4名医生，设有6张床位，覆盖周边5个村子近3000人的日常就医。卫生室每天都有医生值班，大大方便了村民就医，应该说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在作者对卫生室的医生进行访谈时，他们却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表达了很大的不满。总结原因是，卫生室的运行成本增加了，医生的工作强度加大了，利润却比较之前相对降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只要求卫生室尽义务却没有赋予其相应的权利。对此，国家和政府应给予高度重视。村级卫生室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最末一级医疗卫生机构发挥着分流病人，进行初级预防保健，普及医疗卫生知识的重要作用。国家必须用法律来明确村级医疗机构的主体地位及其权利、义务和责任，保障卫生室以及医生的合法利益。
（六）立法构建农民的主动参与机制
新型农村合作社模式篇3
根据我国现阶段的法律明文规定，新型的农村合作组织对农村集体土地具有相应的所有权，执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作为基础、统分相互结合的双层形式经营制度，这项制度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已经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成果。相关的实践结果说明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已经成为构建农村自主发展制度、推动农业产业化的成功例子，伴随着我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际需求，我国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需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二、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
1.发展农村经济
农村合作组织对于发展现代化农业、维持农村改革开放成果与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有着直接作用，主要围绕着流通、经营与金融领域，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为各家各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以及资金调动、产品流通、原材料生产、采购、加工、经营销售等各方面的需求服务，有利于稳定农村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成果。农村合作者可以通过进行社会呼吁，提升农产品的保护意识，防止出现价格波动引起直接的经济损失。另外，农村合作组织主要充当着经营法定人的角色，为农民提供各种类型的资产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维护社会市场的经营秩序。
2.自主管理农村经济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属于自上而下形式的团体，能够充分发挥出政府部门职能人的实质性作用，承担政府职能部门的部分工作，同时是促进农村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3.增强农民的综合素质
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属于农民的联合体，需要不断增强社员的综合素质。农业结构体系的规划调整、科学技术的成果转化、先进技术的大力普及、生产经营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这些方面都是与社员综合素质息息相关的。目前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分布状况，只有小学学历的人员占据了总劳动力的比例十分高，这种发展状况无法很好地适应未来阶段农业的设备化、机械操作化与信息化的各项具体要求。
4.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各种的优化模式
合作制的具体内容十分广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式也是呈现多样化的，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充分结合起来，有可能开创出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多种优化模式，有利于更好地带动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问题
1.政府政策和我国农村发展脱节
在发达的国家之中，有超过80%的农民都会加入一个以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经济合作社，在农民中超过1/3比例的生产资料主要是通过农村经济合作社进行采购的，超过1/3比例的农产品主要是通过农村经济合作社达到加工与销售目标。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规模以及农民加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所占总农户的比例相对比较低。对于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具体过程，我国各级政府都需要积极主动地设置各种政策措施确保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快速稳步发展。另外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地推广，其中一项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政策的落实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处于不同步的发展阶段。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政府的积极性政策无法起到良好的实际性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限制了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良好发展。我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一般是由农民通过自主形式而建立的，不存着自上而下形式的政府政策行为，属于一种自下而上形式的民间行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通常情况下是农民自发建立模式的组织，这就直接决定我国大部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成立阶段体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点。
2.农民传统意识对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影响
农业社会饱含了千百年以来我国丰富形式的传统文化，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农民的文化意识形态不断出现一些变化情况，然而保留大部分传统形式的意识形态，这就直接决定了我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需要处于一种特殊形式的农业社会文化中不断发展。我国农民的整体法律意识相对比较薄弱，这和传统文化对农村的实际性影响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在一部分农村当中，农民解决村里各项事务与纠纷主要依赖于在农村中的威望，其相应行为在较大程度上会直接受到道德、舆论与周围环境社会网络的限制作用。在一部分企业加农户形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中，经常会产生农户违反合约规定的现象，而企业又因为监督成本过高而无法很好地控制农村具体的投机行为，这也是一部分企业加农户形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能正常运行的主要原因。目前阶段我国大部分农民规避风险的意愿应当大于其获得更多经济收益的意愿。农民属于弱势人群，抵御风险与承担风险的能力相对比较弱，特别是一些依赖于农业得到经济收入的农民。因为农民在长期阶段都处在小农经济的传统农业环境中，其本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思想与认识局限性问题，从而忽视对经济财产的权利意识与参与管理的实际义务，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同时一部分研究学者分析，现阶段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与协调能力相对比较低，组织指导农民进行生产与投入市场的能力受到限制，而且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封闭性与排他性特点，无法很好地适应社会市场资源配置的具体需求。
3.管理水平和文化素质在农村合作经济发展中处于弱势
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结果分析，在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接近一半左右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缺乏相应的财务管理机制，58%缺乏财务审计机制，59%缺乏执行章程，82%缺乏民主议事机制。大部分研究说明，伴随着合作经济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展，因为制度缺失或者混乱导致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无法维持良好的发展趋势。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水平相对比较低，对农村合作组织的实际管理主要依赖于以往的经验，缺乏发展社会市场经济需要的理论知识与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相关实践经验，缺乏系统性地接受相关财务会计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学习，同时在农村中缺乏良好的人才储备制度。因此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已经成为限制我国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促进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快速稳定发展，需要在其内部设置一套完整形式的组织制度，则首先应当充分提升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水平，只有促使农民达到一定程度的文化素质水平，而且根据其自身状况开创出来的制度才可以更好地符合的实际情况，有利于促进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稳步发展。
四、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策
1.增强有关的制度建设
设置相关的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执行法律，逐步确立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由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着立法滞后的相关问题，合作社相应的法人地位没有具体明确，导致正常形式的经营活动与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在一方面，大多数地区的工商部门对合作社没有进行具体的登记，然而只可以在相应的民政部门进行社团登记处理，使其无法以合作社法人形式的独立经济实体组织落实各方面的经营活动。在另一方面农产品的贸易国际化发展很快，其竞争非常激烈，合作社具体的法人地位无法得到很好的确立，在反倾销环节中占据着不利地位。所以应当尽快设置《合作社法》，从而可以明确新型农村合作的责任主体、实施主体与经营主体。构建法人的治理机构，落实规范模式的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与监事会制度。根据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具体的发展方式，坚持达到市场配置资源目的，依托具备项目与产业化实力的大规模企业，有利于特色经济的大力发展。
2.加大宣传培训与试点示范力度
我国农民的人均受教育程度相对比较低，这直接限制着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质发展。在引导农民建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过程中，即使政府部门无法一手包办，然后这并不意味着和政府部门无关的，反而应该是政府部门的重点工作事项。各层政府部门需要大力宣传建设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农村经济与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更有效地抵抗风险，借鉴国内外操作成熟的相关经验，组织举办各种基本形式的知识讲座，有利于解决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性问题。同时，应当积极主动地培养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带头人，大力支持创办试点示范性的新型农村合作组织。
3.健全运行制度
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能否逐步发展起来，主要在于需要完善各方面的运行制度，正确有效地处理各种实际的利益分配关系，构建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章程，设置财务管理、民主监督、经营决策等各项规章制度条例，同时通过签订合同、协议与契约等方式直接明确各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始终需要坚持合作制的行为原则，为社会提供信息、技术、生产、收购、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一系列的需求服务，以市场为导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真正建立起由全体农民集体管理与全体农民共同受益的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4.走产权制度改革和规模化发展的道路
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模化发展道路需要强化现阶段的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根据目前阶段的实际情况，在我国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普遍存在着政企不分、职责不清等实际情况，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产权不明确，组织效率比较低，组织功能处于弱化阶段，行政干预相对比较多，缺乏相应的经营自主权。产权不明确所导致组织效率下降状况是我国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实际规模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需要积极主动地推动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降低各级政府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行政干预状况，从过去阶段的直接管理合作经济组织的相应经济活动，转变到全面执行党在农村的基本策略、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上，有利于提升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际经营效率。
五、结束语
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属于一种企业形态，其具体的组织规模化发展需要进行相应的优化重组处理，通过合作经济组织兼并与联合的作用，有利于构建大规模的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对于各种不同地区范围之内的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通过组织在各个不同地区之间的战略性联盟，将分散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集中起来，从而可以实现对各个不同地区合作经济组织资源的优化重组处理，有利于提升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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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爱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评价及发展对策分析——以河北省为例.商场现代化.2009（2）.
新型农村合作社模式篇4
1．1美国自治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
美国是一个有着优良自治传统的国家，乡村自治在整体国家自治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村民委员会是美国乡村自治的权力机构，拥有乡村自治、乡村发展的重大决策权，同时还享有一定的立法权限。这种自治性的立法权不受联邦及各州政府的干预，当然，并不由此表明，联邦政府及州政府对村民委员会没有管理权。在美国的很多州，均以宪法或法律的形式对乡村自治制度进行了规范，比如纽约州就专门颁布了《纽约乡村自治法》，该法是纽约州乡村自治制度发展的法律依据，内容涵盖了乡村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美国乡村自治的核心是村民委员会动员与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充分发挥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社区自治功能。在村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具体的村级自治管理机构，包括各种议事机构与执行机构。美国各级政府与农村社区的关系比较松散，政府对农村社区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宏观政策指导，二是为农村社区管理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具体而言，宏观的政策指导，就是政府通过各种财政、税收等相关手段与政策来推动一些与农村社区相关的生产、生活项目，由此来带动农村社区经济的发展，同时负责农村社区相关的公益设施建设，满足居民的精神与文化需求。在法律法规制定上，联邦及州政府一般只负责制定乡村自治以及涉农投资、开发、信贷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涉及农村社区管理与发展具体事务的法律法规均由村民委员会制定。由此表明，美国的农村社区管理基本上处于一种社区与居民自治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社区、村民是社区管理的主体，拥有决定社区发展的绝大部分权力，在自治管理过程中，其权力不受联邦及各级政府的干预，村治机构无需对政府负责，只需对社区全体村民负责。政府在管理过程中是起辅助与指导作用，不参与社区事务的直接管理，各级行政权力也无法延伸到农村。美国的这种自治模式给农村社区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自由空间，也充分调动了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但这种管理模式，对地方自治的要求比较高，需要各种完善的公共制度来支撑。从长远来看，社区自治模式是农村社区管理的发展趋势。
1．2新加坡行政主控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
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为了消除种族隔阂，实现社会稳定，开始着手发展组屋社区计划。行政主控型社区管理方式就是在组屋计划中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至少超过150万人没有住房，不但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远远超过了新建住房的增长速度，为了解决人口多、住房少的矛盾局面，1960—1980年，新加坡实施了组屋计划，20年间修建了各类公租房6万多套，并专门成立了组屋发展局，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作用，广泛吸收社会各种资源，为组屋建设提供支持，同时政府还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措施来帮助居民解决住房问题。新加坡人多地少，为了充分利用空间与节约成本，组屋社区建设多为高层建筑，实行集中居住；社区配套建设也由政府统一规划，各种配套设施较为完善，一般配有学校、图书馆、医院、体育馆等公益场所，在完成了“居者有其所”的目标之后，新加坡继续在此基础上推行组屋社区计划。从1980年之后，新加坡政府主要通过完善组屋社区的公共设施等活动来提升居民的社区认同感。组屋社区计划的推行加快了新加坡城市化建设的进程，农村社区完全被组屋社区所取代。亚洲开发银行显示，到2010年，新加坡的城市化率达到了100％，传统的农村社区已经被历史所淘汰。但这并不说明，新加坡社区管理模式没有意义。总体而言，新加坡的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完全是在政府推动下进行的，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型，人民协会作为政府体制的一部分，负责执行政府关于社区管理的具体事务。在这种模式下，政府的主导作用是直接而具体的，社区管理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这与新加坡政府体制是一致的。
1．3日本农村的政府与社区互动型管理模式
日本的农村社区是以村落或村落联合体为基本的载体，农村社区不仅是村民共同的生活场所，同时也是执行政府政策、进行村务行政管理的机构。经过长期的发展，日本农村社区管理主体已趋多元化，社区服务设施也比较齐全。从整体上看，日本农村社区管理是由政府、社区自治组织、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公民等共同参与的，其中民间力量是社区管理的主要力量。社区自治性组织是以社区全体社会成员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性管理组织，包括町村长及其助役、行政委员会、地方公营机构及议会村级事务局，主要行使各种具体的行政事务，在居民日常生活、日常事务、服务、公益建设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的这种处于政府与社区互动的混合模式，是在政府与居民的双重主导之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与居民的积极性，但两者的角色分工不同。政府在社区管理中主要负责社区的发展规划，为社区发展提供技术、政策、经费的支持，政府规划带有较强的政策性，社区与居民无权决定社区发展方向。社区与居民主要负责执行政府的规划与政策，处理社区中的日常事务，在日常事务管理中，社区与居民拥有较大的决定权，政府不会干涉。由此可见，日本这种双重互动模式中社区自治还是有较高的水平，但政府的作用也比较大，两者相辅相成。
23种农村社区管理模式的比较
2．1共同之处
2．1．1社区管理机构比较健全，权责较为明确
尽管3种模式下农村社区管理主体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参与农村社区管理的都有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等不同层次的机构。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居民素质、历史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等不同，各个管理主体在农村社区管理中行使权力的幅度不一样，从而造就了管理模式的差异。从整体上观之，政府一般负责农村社区发展的规划与政策指导，只是在不同的模式下，政府的规划与指导的力度不同。社区组织及居民是日常事务的管理者，在不同的模式下这种日常事务管理工作的自治性程度不同。
2．1．2在农村社区发展中非政府性社会组织的作用较为突出
无论是哪种模式，都充分利用了社区现有的人力及组织资源，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让其共同参与社区管理，在这些资源中，非政府组织是较为突出的，一般称之为社会中介组织。在美国，长期形成的自治传统使得社会中介组织非常发达，其在农村社区管理中扮演着居民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推动社会服务功能的拓展与建设，并实施具体的服务项目，在社会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及公益性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日本，政府与社区是双向互动的，非政府组织同样承担了政府与社会沟通的任务，特别是将政府的政策与规划传递给社区，同时也承担了一些公共服务职能。在新加坡，虽然社区管理是政府主控型的，但也有一些非政府组织为社区提供服务，同时在执行政府的相关政策。
2．1．3农村社区管理较为法治化与规范化
上述3种管理模式均强调在社区管理中，要根据农村社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社区管理的具体制度，同时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中，强调法制的统一与公平。在农村社区管理中，确定法律的权威性，提供社区管理的科学性、开放性与高效性。在美国，自治传统由来已久，联邦及州只负责制定自治方面的法律法规，其他的具体涉及村治的法律法规均由社区自行制定，有理事会、村长、村法官来实际执行；在日本，农村社区管理法律法规也很明确，政府与社区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有些涉及村级自身事务的，由村议会来制定；在新加坡，虽然社区管理的法律法规完全由政府制定，但实际执行者还是社区管理者。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了农村社区管理的规范化，不同的社区管理机构及管理者行使不同的职权，互相配合，使得社区管理非常规范。
2．2差异之处
2．2．1产生背景
3种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体现了3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作为社区自治型的美国模式，更多体现的是美国浓厚的法治传统与民主意识。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分权与自治是其文化核心，农村社区管理也体现了这样了分权与自治；作为政府与社区互动型的日本模式，社区管理有较强的民主意识，但是也受到了日本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专制传统的影响，政府的权力在社区管理中占有一席之地；新加坡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强调行政权力的垄断与高效，在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社区管理模式明显体现了其行政主控型的国家政治文化传统。
2．2．2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关系
在美国自治型模式中，政府与社区是完全分离的，政府只负责政策指导，不干涉具体事务，日常事务完全是由社区自行处理决定；在日本互动型模式中，政府与社区并不完全分离，政府虽然是指导与规划，但与美国不同，日本的这种指导与规划是负责社区中某些具体事务，能够形成具体的管理状态，可以说政府与社区分工不同；而在新加坡行政主控型模式中，政府与社区是不分离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社区完全在政府的领导管理下工作。
2．2．3社区管理主体
在新加坡行政主控型模式中，社区管理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各部门及其相应的管理机构，社区组织只是执行者；在美国的社区自治型模式中，社区管理的主体是社区及其自治机构，其负责社区管理各种事务，政府不干预；而日本互动型模式中，社区与政府各部门各司其职，分工负责。
2．2．4社区管理主体的功能定位
在新加坡行政主控型模式中，政府的角色是进行直接管理，具体负责社区的各项建设；而社区组织也完全纳入到政府的体制中，是政府体制的一部分；居民并不主动参与社区管理事务。在美国的社区自治型模式中，政府的角色是进行宏观的指导或是用税收、财政、法律手段进行间接调节；社区组织是独立的社区管理主体，不受其他主体的干预；而居民也是主动、积极参加社区事务管理。在日本互动型模式中，政府的功能是指导与支持，承担一部分具体职能；社区组织也承担部分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职能；而居民也较为主动参与部分社区管理事务。
2．2．5表现形式
在新加坡行政主控型模式中，社区管理完全是一种行政管理，是国家行政体制中的一部分；在日本互动型模式中，社区管理是在政府的监督与指导之下的一种半自治型管理方式；在美国自治型模式中，社区管理完全是自治管理。
2．2．6运行机制及后果
在新加坡行政主控型模式中，其运行机制完全是行政主导，所产生的就是大政府、小社会的结果；在美国社区自治型模式中，其运行机制是由社会组织主导的，市场化运作，所产生的后果是小政府、大社会；而日本互动型模式运行机制是由政府与社区共同主导的，各司其职，其后果就是朝着自治方向发展。
2．3简单评价
3种模式各有所长，各自适应了本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美国的社区自治型模式，可以说是发达国家的代表，也是联邦制国家的代表。在美国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达、有着悠久的法治自治传统、实行分权制衡体制的国家，其社区管理模式是其自身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的一个缩影，在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或联邦制国家，如英国、德国、芬兰，农村社区管理也是这种模式。新加坡的行政主控型模式则是体现了悠久的东方专制传统与儒家文化色彩的一种社区管理体制。新加坡实施的国家资本主义，强调行政权的垄断和社会事务管理的高效率，这种社区管理体制印证了其政治体制；同时也应该看到，新加坡是一个人多地少、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经济有较强的外向性，这样的特点也决定了其在社区管理上必然会强调行政权的主导控制以及社会资源的统一分配，各项具体社区事务由国家统一垄断，由此来达到社区管理的高效与统一。当然，新加坡的社区管理体制是适应其国情的，总体来说，新加坡的这种体制是由其特殊历史文化与政体所决定的，没有可推广性，也与当今世界基层组织的民主自治发展趋势不符。日本的双向互动型体制也是适应了其东方专制主义与西方民主法治交融的一种制度，是比较符合日本现存政治体制与经济制度的。日本的这种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亚洲的一些国家在农村社区管理中也采用了这种双向互动型体制，如意大利、法国、波兰和韩国。
3借鉴国外社区管理模式经验来创新中国的农村社区管理
当前，中国正处在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时期，部分地区在农村社区管理体制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按照“一村一社”、“一村多社”、“多村一社”的地域特征，形成了苏南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山东诸城模式、宁波地区“联合党委”管理模式、广东中山市农村社区管理模式。这些地方将农村社区管理积极融合到城乡统筹的一体化建设中，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基于此，笔者分析了国外3种模式的成功经验，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统筹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需要，来设计中国农村社区管理的创新体制。可以借鉴美国模式中的自治理念、自治运作机制，还可以吸收日本模式中政府与社区互动的机制以及新加坡政府部门的管理与服务方式，以“强国家、强社会”为价值目标，结合中国农村发展的弱质性，采用中国化的方式来创新农村社区管理。总体而言，中国农村社区管理创新要以新型城镇化发展为前提，维护农民利益，保障农民需求，发挥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管理的优势，形成“四位一体”的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
3．1以保障农民利益及需求为核心要义
中国实施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弱质地位，提升农村的公共服务及公共产品的质量，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及社会保障水平。农村社区是农民生活的载体与平台，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础，因此中国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必须以此为中心，动员社会、国家等各方力量，解决好农村社区建设、农民身份变更的利益问题。
3．2强化农村社区自治管理的主导性
自治管理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农村社区自治管理制度已经基本成熟，因此，继续发挥与强化农村社区自治管理的经验与方式是“四位一体”管理模式的主导点。中国农村从整体上看，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村社区自治管理是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基于农村固有的文化、规则、乡缘、地缘优势的一种自我管理，能够较好地将熟人社会资本运用到自治中来，有利于化解社区内部矛盾，从而更好地引导农民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转变，有利于增加农村社区的归属感。应该继续发挥农村各种自治团体的作用，像农业合作社、各种合作理事会等，让这些组织参与到社区管理中来，以保障农村社区自治制度的强化。
3．3发挥乡镇政府行政管理的辅助作用
在中国传统的农村管理模式中，乡镇政府以行政管理、国家权力延伸为主要管理方式。在“四位一体”的模式中，乡镇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应该推到次要地位，不再起主导作用，这有点类似于日本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政府机构的作用，其主要负责农村社区发展的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农村社区发展的方式与计划，结合城乡一体化的要求，给予农村社区一定的政策、资金、技术上的扶持，负责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3．4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与监督作用
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与监督不可缺少，在农村社区可以成立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对社区管理的全过程实施监督、引导，还可以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职能，推动农村社区的民主化、自治化进程，监督、保障、落实农村社区居民的各项民利，使农村社区自治制度得以彻底推行。
3．5改革原有的村民自治管理职能
新型农村合作社模式篇5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基本情况；问题建议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加强和创新社区服务管理，基本实现社区建设规范化、村庄管理社区化，逐步实现城乡社区服务管理一体化；积极稳妥地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健全管理体制，从而构建人文和谐的新型农村社区，是统筹城乡、促进城乡交流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对此，笔者就豫东北地市的濮阳县、清丰县、南乐县、范县、台前县和濮阳市的华龙区、高新区这五县两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情况
1、农村居住特点
（1）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化率仅为32.8%。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14.7个百分点，低于全省6.4个百分点；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077元，比全国人均纯收入低842元，比全省人均纯收入低447元。受经济条件制约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相对滞后，农村住房绝大多数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修建的，其中大部分为砖瓦房和平房，约占总建筑面积的90%以上。部分村庄内部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多数村内道路尚未硬化，医疗卫生设施功能不全，缺少文化设施，环境卫生质量差。
（2）村庄空间分布零散。五县两区共有85个乡镇，3090个行政村，面积4188平方公里，总人口36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00多万人。农村村庄一般都是临水或沿路而建，村庄规模和集聚度较小、数量较多、空间分布零散。临城区和集镇区周边村庄分布密集，2—4个村庄相互胶着，边界不分。随着村庄的向外扩张，农村住宅制度未能做到“批新交旧”，当新宅建成之后，老宅自然废弃，空心村现象比较明显，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3）新型农村社区多为一村一社区。目前所建的社区大多是在原村基础上改造，几个村联合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所占比例较少。
（4）高标准社区尚未成型。目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刚刚起步，效果不明显，多数社区还处于规划阶段，公共配套设施还没有到位，示范带动能力不强，效益不明显。
（5）新型农村社区多分布于城市近郊和产业聚集区周围。近郊村和园中村在新型社区建设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6）经济实力较强的农村社区建设较快。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建设的电光源工业园区，入区企业16家，安置劳动力1.2万人，利税达亿元。2010年，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1.6万元，远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其新型农村社区已初具雏形，基础设施得到长足发展：建成了文体广场、高标准的幼儿园和学校，投资9000万元建设了社区医院和集职工培训、餐饮、娱乐、购物于一体的服务中心。
2、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
（1）整村搬迁模式。主要是通过上级政策扶持、社会帮助、群众自筹等方式，集中利用国家、省扶贫资金，选择条件较好的地方统一搬迁建设住宅区。该住宅区安置了9个村庄2178户的居民，涉及人口8704人，且道路、排水、学校和医院等已建成。
（2）旧村改造模式。在传统村庄的基础上就地进行重新规划，将原来居住布局比较分散、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的村庄进行拆旧建新，由村集体筹措资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按照规划自拆自建新型农村社区，从而彻底改变村庄的旧面貌。
（3）村庄合并模式。将几个地域相近的传统村庄通过整合形成一个新型农村社区，依靠政府统一规划、统一进行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统一土地整合、制定各种优惠政策等加以推进。高新区的20个新型农村社区都属于村庄合并模式。
（4）土地综合整治模式。主要依靠土地整理项目资金，捆绑使用相关涉农资金，通过村庄用地整理，将原本分散零乱、功能落后的自然村庄调整、缩并，促进农民居住向中心村镇集中、农业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该模式不仅有利于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而且有利于改善村容村貌，拉动农村消费，实现土地大规模流转。
（5）中心城镇吸纳模式。主要结合中心城镇建设，在镇区规划新型社区，高标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吸引周边居民入住乡镇驻地的农村社区。
（6）产业园区带动模式。统筹规划聚集区、“园中村”和园区近邻村的建设，统筹布局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建设住宅小区，解决“园中村”居住混乱、生产混杂交叉、土地浪费等问题，形成产业发展与农民生活条件同步改善的良好局面。
（7）城中村改造模式。在城市中心城区、郊区的农村集体土地上，按照城市建设用地区域标准进行统一规划，统筹安排配套设施，建设城市化标准的新型农民住宅小区。华龙区孟轲乡孟轲集村、高新区的17个城市社区等均属此模式。
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简单的合村并点不具有吸引力
目前农村住房已经经过几轮更新翻建，在面积标准、功能等方面已基本满足了居住要求，而且大部分自然村已通公路，电力电讯基础设施网络已基本形成。然而，撤并自然村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农民在付出昂贵的经济代价后，发现社区建设水平与一般自然村的差距不明显，村民的居住条件没有本质改变，因而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
2、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缺乏统筹考虑
受土地制度的影响，土地调整困难，村庄之间更缺乏统筹安排和协作。基础设施以行政村为单元建设，缺乏统筹考虑，且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多个单位和部门，新农村建设的多项资金由多个部门管理，而且各有运作体系，互不通气，缺乏沟通协调，难以形成工作合力。
新型农村合作社模式篇6
关键词:农村合作经济;模式;现代农业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广大农民群众为了提高组织化程度,共同组建的一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受益”的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它在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提高农业和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推动基层民主管理,改变乡村习俗,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一、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的模式
据中国农业部统计,全国已有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40万个,其中比较规范的合作组织有14万个,带动农户总数的4000万户左右,占全国农户的22。6%。涉及到农村的经济的众多门类,主要分布在蔬菜、水果、养蜂、家禽、渔业养殖、稻米等生产领域。
在实践中,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根据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依靠的不同动力源,我们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分为两类4型。即:来自内部动力,或农民自发型(能人领办型);来自外部动力,或政府推动型(项目引导型、企业带动型)。
1.农民自发型。由一人或数人发起,多人或多户自发参与,组成的“农户+农户”模式的专业协会或合作社,这种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完全是由农民自发组成、自愿参加所建立的,农民的主体性是这种协会的主要特征。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领袖人物的觉悟和管理的需要,逐步地在外部专业人士的帮助和指导下建立起符合该组织的《章程》和相关制度等,以此架起了农户通往市场的“桥梁”。
2.政府推动型。在农村经济改革中,一些集体经济为适应城市化和就业市场等新的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实行的转型与当地农民建立起“政府+农户”模式的“官办”合作经济组织。这种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靠行政的手段“自上而下”地组建形式,农民以户或组连带土地整体加入专业协会或合作社,政府推动型的专业协会或合作社,有政府的支持和外部专家的指导,得到了来自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主要是农、林业等涉农部门)给予的政策优惠、资金支持、技术服务和市场保障等一系列支持,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市场经营能力较强。农民能从合作经济组织中得到较多的经济收入等。
3.项目引导型。其“专业协会+农民”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接受国际援助项目的参与式理念,建立的农民专业协会得到一定项目资金的资助和项目专家的指导。由于这类农民专业协会是由国际或国内项目资助,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以贫困农民为主体,通过强化民主意识和赋权来提高农民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以农民自愿参与为内在动力,“自下而上”地发起并建立起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在专业合作组织中,培养“主人翁”意识,让农民能够充分地了解自己在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些专业合作组织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还在协会以下建立有相关企业,引导农民由农田、山场逐步地走向“工厂”,由家庭走向市场,在协会与市场的互动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4.企业带动型。企业带动型“公司+农户”模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其合作关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商品性生产的过程中,当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应用低成本介入的方式与急需解决生产资金、技术、和产品销路的农民建立起的一种在事实上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通过与农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合作经济组织的形式与农民开展有限的合作。企业通过支持农民参与前期的生产或加工环节,以便取得产量稳定、质量达标的成批量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形成了“市场企业基地”产业化链条。
二、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判断和对策
纵观我国农村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合作组织的发展速度较快;合作组织的创建大多以农村能人大户牵头组织为主;合作领域大多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合作组织的服务内容以农资供应、农产品销售和提供信息服务为主;合作组织成员多是源于乡镇范围以内。
与此同时,合作组织的辐射范围有限;发展不够规范;相关的立法支持缺位。
发展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必须着力解决如下问题:
一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把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的的方向性和战略性举措来抓。认真宣传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政策法规,进一步做好教育和引导工作,提高基层干部对发展合作经济组织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加入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支持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良好氛围和舆论环境。
二是加强规范管理,促进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效发展。在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大力开展了三项建设。一是组织内部建设。建立健全规范的组织机构,理事会、监事会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有条不紊。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完善协会章程、财务管理、理事会职责,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等内部管理制度,使合作社(协会)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遵章办事。二是加强对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的教育管理。每年定期举办培训班或外派培训,对负责人和财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以增强经营管理能力和自律意识。三是开展诚信经营教育。以问题食品做警示教育社员,从田间到餐桌严格管理、监督。同时,积极申请国家农产品质量认证。
三是选准当地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政府要引导、提倡大力提倡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形成了诸多专业村,如蔬菜、水果、养猪、奶牛、运输等,这些专业村,生产形成了规模,销售形成了优势。二是帮助群众选准创办合作经济组织的骨干力量。乡镇的“七站八所”,特别是农口部门,有为农服务的经验和优势。由他们领办,启动快、效果好。农村干部群众威信高、带动能力强,由他们牵头创办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有效形式。
四是推进“三社一化”,拓展供销社为农服务新领域。探索“农合联依托供销社起步、供销社借助农合联发展”的途径,加快“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建设,以“三社一化”(即基层供销社、专业合作社、村级综合服务社和农村现代经营服务网络化)建设为工作着力点,强化了供销社服务三农的基础和实力。
参考文献:
1.孟建国《着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J]《全国商情》2008年第8期
2.佚名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推进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eB/oL]/05zjnews/system/2009年11-12/2009-07-163.胡俊生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推进新农村建设[eB
新型农村合作社模式篇7
关键词:农村合作经济;模式;现代农业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广大农民群众为了提高组织化程度,共同组建的一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受益”的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它在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提高农业和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推动基层民主管理,改变乡村习俗,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一、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的模式
据中国农业部统计,全国已有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40万个,其中比较规范的合作组织有14万个,带动农户总数的4000万户左右,占全国农户的22。6%。涉及到农村的经济的众多门类,主要分布在蔬菜、水果、养蜂、家禽、渔业养殖、稻米等生产领域。
在实践中,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根据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依靠的不同动力源,我们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分为两类4型。即:来自内部动力,或农民自发型(能人领办型);来自外部动力,或政府推动型(项目引导型、企业带动型)。
1.农民自发型。由一人或数人发起,多人或多户自发参与,组成的“农户+农户”模式的专业协会或合作社,这种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完全是由农民自发组成、自愿参加所建立的,农民的主体性是这种协会的主要特征。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领袖人物的觉悟和管理的需要,逐步地在外部专业人士的帮助和指导下建立起符合该组织的《章程》和相关制度等,以此架起了农户通往市场的“桥梁”。
2.政府推动型。在农村经济改革中,一些集体经济为适应城市化和就业市场等新的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实行的转型与当地农民建立起“政府+农户”模式的“官办”合作经济组织。这种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靠行政的手段“自上而下”地组建形式,农民以户或组连带土地整体加入专业协会或合作社,政府推动型的专业协会或合作社,有政府的支持和外部专家的指导,得到了来自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主要是农、林业等涉农部门)给予的政策优惠、资金支持、技术服务和市场保障等一系列支持,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市场经营能力较强。农民能从合作经济组织中得到较多的经济收入等。
3.项目引导型。其“专业协会+农民”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接受国际援助项目的参与式理念,建立的农民专业协会得到一定项目资金的资助和项目专家的指导。由于这类农民专业协会是由国际或国内项目资助,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以贫困农民为主体,通过强化民主意识和赋权来提高农民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以农民自愿参与为内在动力,“自下而上”地发起并建立起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在专业合作组织中,培养“主人翁”意识,让农民能够充分地了解自己在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些专业合作组织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还在协会以下建立有相关企业,引导农民由农田、山场逐步地走向“工厂”,由家庭走向市场,在协会与市场的互动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4.企业带动型。企业带动型“公司+农户”模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其合作关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商品性生产的过程中,当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应用低成本介入的方式与急需解决生产资金、技术、和产品销路的农民建立起的一种在事实上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通过与农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合作经济组织的形式与农民开展有限的合作。企业通过支持农民参与前期的生产或加工环节,以便取得产量稳定、质量达标的成批量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形成了“市场企业基地”产业化链条。
二、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判断和对策
纵观我国农村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合作组织的发展速度较快;合作组织的创建大多以农村能人大户牵头组织为主;合作领域大多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合作组织的服务内容以农资供应、农产品销售和提供信息服务为主;合作组织成员多是源于乡镇范围以内。
与此同时,合作组织的辐射范围有限;发展不够规范;相关的立法支持缺位。
发展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必须着力解决如下问题:
一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把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的的方向性和战略性举措来抓。认真宣传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政策法规,进一步做好教育和引导工作,提高基层干部对发展合作经济组织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加入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支持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良好氛围和舆论环境。
二是加强规范管理,促进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效发展。在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大力开展了三项建设。一是组织内部建设。建立健全规范的组织机构,理事会、监事会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有条不紊。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完善协会章程、财务管理、理事会职责,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等内部管理制度,使合作社(协会)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遵章办事。二是加强对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的教育管理。每年定期举办培训班或外派培训,对负责人和财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以增强经营管理能力和自律意识。三是开展诚信经营教育。以问题食品做警示教育社员,从田间到餐桌严格管理、监督。同时,积极申请国家农产品质量认证。
三是选准当地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政府要引导、提倡大力提倡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形成了诸多专业村,如蔬菜、水果、养猪、奶牛、运输等,这些专业村,生产形成了规模,销售形成了优势。二是帮助群众选准创办合作经济组织的骨干力量。乡镇的“七站八所”,特别是农口部门,有为农服务的经验和优势。由他们领办,启动快、效果好。农村干部群众威信高、带动能力强,由他们牵头创办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有效形式。
四是推进“三社一化”,拓展供销社为农服务新领域。探索“农合联依托供销社起步、供销社借助农合联发展”的途径,加快“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建设,以“三社一化”(即基层供销社、专业合作社、村级综合服务社和农村现代经营服务网络化)建设为工作着力点,强化了供销社服务三农的基础和实力。
参考文献:
1.孟建国《着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J]《全国商情》2008年第8期
新型农村合作社模式篇8
关键词：乡村振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各地区各部门应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优势，做好面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布局，提升发展体系、行政管理机制及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力，使各地区能运用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更好融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新环境。
1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意义
2016年2月，国务院了《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重点提出：“加快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农村社区建设试点[1]。”至此，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完善农村教育、医疗及文化发展体系，提升农村地区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及市场资源整合能力，为未来阶段农村发展创造更优质的环境及发展条件，成为新时代农村地区发展建设的重中之重。从发展需求角度来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改变了传统城乡融合发展结构，提高了农村地区经济建设发展、服务网络构建的主导能力。实现对农村地区发展资源的合理化分配，弥补早期阶段农村社区建设改革存在结构性缺失，解决使农村地区行政管理职权分化问题，为农村地区生活条件、卫生环境及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夯实基础。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并非单一在原有体系上进行改革优化，而是从发展结构上作出调整，将农村地区农户衣食住行与城镇地区进行对接，在不改变原有生产劳动方式及社会基础产业结构的前提下，提升农户总体生活质量，强化农户生活幸福感及获得感，为农村地区经济建设、环境经济及产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困境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同样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负面影响，需要通过深入分析予以解决。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问题，多数集中在行政管理及资源分配两个方面，做好对行政管理体系的完善，并制定科学的资源分配方案，有助于深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稳步推进。
2.1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要求在社区服务、管理调度及社会福利等方面做好协调。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采用将多个行政村进行合并的基本模式。其中，各地区社区服务、管理调度及社会福利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差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如何制定福利补贴标准、规范社区服务体系及优化管理调度模式，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所需思考的问题。从经济结构上来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促使农村产业建设形成发展合力，强化农村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其社会福利标准、社区服务质量及管理调度执行性势必有所提升。但从实现环境的发展视角分析，部分地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解决农村发展融合行政管理权限重叠的问题，加速农村发展环境现代化治理，提升农村经济发展上限。但各地区乡村发展存在内部矛盾，仍然未能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视角下得以有效解决，内部矛盾的产生必然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形成影响[2]。新型农村社区专业服务人才匮乏、社会保障及福利制度单一，管理调度时效性不足等问题，仍然困扰了后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针对以上问题，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应在充分了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基本特征的同时，做好对各项建设发展、管理工作的优化，进一步建立长效化发展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时展接轨，并有效吸纳城乡融合发展经验，提升新时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水平。
2.2资源分配
资源分配问题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利益分配、人力资源配置及市场资源调度四个方面。目前，新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由政府机构与企业提供支持。但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式分析，上行经济固然对农村建设创造便利条件，但政府机构及企业同样面临经济转型及市场产业升级的压力，如何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的职权划分，并在合理范围内为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企业提供政策优惠，则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需考虑的问题。利益分配主要指农户之间居住资源及经济资源的分配。部分地区大刀阔斧的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改革，基于大拆大建进行农村改造。该方式的确加速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进程，但不利于对农户核心利益诉求的满足，容易促使农户与政府机构之间产生嫌隙，从而，导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及社会资源的调配，也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所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各个乡村产业优势及产业发展需求不尽相同，针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要以推动经济发展、优化居住条件等作为底层建筑。因此，有效发挥不同地区产业优势，强化产业集约化发展，对于缓解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及市场资源调配矛盾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3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特征
乡村振兴战略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诸多便利。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充分影响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产业化、中心化及统筹化三个方面。其中，不同建设特征也代表了不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模式。未来阶段，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要充分做好对不同发展模式下建设经验的积累，开拓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视角，为未来阶段更好提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总体实效性提供有利保障[3]。
3.1产业化
产业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产城联动为主导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方面。该模式利用对产业资源的聚集优化，优化本地区产业资源配置，降低传统模式对产业发展的限制，使各乡村产业发展形成一体化联动。通过对人口资源的社区化集中，提升农村地区对部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改变农村土地资源闲置及居住资源紧缺的问题。基于产城联动模式的构建，充分加速土地资源的流转，优化农村地区产业发展生态，能够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则给予农户更多的居住选择权，帮助农村环境改造及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单一土地资源结构对农村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最大限度满足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需求，为后续阶段强化各地区产业建设一体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2中心化
中心化是指由乡镇企业与政府机构协同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采用产业资源、服务资源及配套设施的集中化管理，进一步打造以农村地区中心发展为载体的舒适生活圈，围绕对优美环境、良好服务体系及多元市场生态的建立，实现对农村地区发展面貌的改善[4]。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对于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建立中心化发展模式，实现将资源共享理念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方面有效运用。中心资源的共享可以更好控制成本支出，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多位一体发展，使政府资源、民间资本及商业资本等均可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民间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加入，将为提升农村地区生活质量及改造生活环境提供有力保障，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需求与企业利益诉求充分契合。以此，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高水平发展创造积极条件。
3.3统筹化
统一协调、统筹管理，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特征。传统模式下农村行政管理，存在管理结构单一及管理覆盖范围不足问题，部分地区由于行政管理职责划分缺乏合理性，导致部分农村地区形成三不管地带，农村地区产业升级及产业结构改造因此受限。围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统筹管理，则将管理职权进行统一分配，提升各地区行政管理执行力，实现行政管理全面性覆盖，为农村地区市场发展统一规划、社会资源统一调度及产业资源协同配置等奠定良好根基。因而，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长效化视角来看，统筹化管理是基于大局观视角，为农村社区建设及环境发展改造创造良好条件，实现农村生产水平、生活质量及生态治理等多方面提升，进一步满足新时代农村地区建设发展需求，实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多元化对接。
4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影响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及科学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定程度改变了农村地区的发展面貌，提升部分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充分突出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优势，强化对产业结构产业布局的优化，明确行政管理及社区服务定位，提升新型农村社区总体社会服务质量，有效为农户及企业发展提供社会保障。以此，排除农户及企业的后顾之忧，丰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服务功能，为后续阶段政府机构进一步从多个视角提供发展政策的支持创造条件。
4.1优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
面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做好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的优化，有助于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角度，为农村发展资源的整合提供良好机遇。因此，各地区应围绕协同共助、合力助推的中心思想，优化新型农村社区产业发展资源配置，基于充分发挥农村产业发展优势及助力产业融合，改变新型农村社区的产业结构，确保新型农村社区能持续为优势产业及支柱产业发展输送新鲜血液，进一步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另外，新型农村社区对于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的优化，不应采用一以贯之的发展改革理念，要在不影响当前产业独立发展的前提下，做好多方面产业发展规划，逐步推进新型农村社区产业发展试点改革，适时做好对产业发展方向的调整，基于产业发展中弹性化策略的运用，为新型农村社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提供支持[5]。从而，化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经济矛盾。
4.2明确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精准定位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面向提升农户生活质量及为农户生产劳作创造便利条件两个方面做好行政管理规划，确保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社区服务工作的开展，能围绕以上两个方面内容制定科学方案。在此过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摒弃传统行政管理及社区服务理念，面向农村发展的城镇化对接构建行政管理新体系，并根据各个行政村行政管理工作现状，统一行政管理工作标准及内容，实现各个不同行政村之间行政管理工作的步调一致。避免在社会福利、社区服务及管理调度等方面产生严重的差异化问题，使农户能真正意义上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受益者，降低外部因素干扰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稳步推进的影响，促使新时代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能达到更高水平。
4.3完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视角下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一环。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面向企业、医疗机构、教育机构及农户等提供经济、人力资源及市场资源方面支持，降低新型农村社区转型发展过程中面临结构性阵痛问题，使企业、教育机构及农户等能尽快适应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的新环境，排除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中存在阻碍。为此，政府机构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好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第一，政府机构应面向企业、医疗机构及教育机构等做好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扶持，根据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卫生发展、文化建设及环境治理等要求，做好与企业、医疗机构及教育机构的对接，缓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改革中存在压力。第二，政府机构应为农户及农村就业人员发放住房、失业及医疗等方面经济补贴，加速农户对于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基于政府兜底为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发展保驾护航[6]。
4.4丰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服务功能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改变传统农村发展结构，提升农村地区信息化及现代化发展水平。为更好提升新型农村社区中农户生活品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注重对社会服务功能及行政服务功能的完善，切实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有效性，确保相关水、电建设及治安管理水平能达到较高标准，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目标的实现做好铺垫。另外，丰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服务功能，不仅要面向外部发展做好合作，同时，也应针对内部经济发展循环及本地区农业资源开发进行优化，最大限度发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优势，从生活环境、经济水平、社会影响力等多个方面，提升农户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认同感，使农户在新型农村社区环境下能更好履行自身义务及社会责任，提高农户基础生活幸福感。
4.5强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倾斜与政府支持
政府做好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倾斜，可以更好解决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基础设施不完善问题，降低经济、环境等因素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的制约，实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多元化、系统化及科学化推进。对此，新型农村的社区建设应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合理做好行政村管理融合的决策，最大限度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保证农户核心权益。在充分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夯实基础的同时，提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上限，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能为未来农村发展转型做好充足准备。除此之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根据当前发展需求，持续做好合村并点工作的深化，既要发挥各个机构及各个部门社会服务功能，也要维持良好发展改革秩序，进而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视角下的良性发展。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极大提升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水平，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迈入时代新纪元。各地区应紧抓时代机遇，积极做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背景下管理协调及发展优化，加速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改革，提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总体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王俊.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新时代乡村建设路径与机制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9(7):6.
[2]王生章,崔佳慧.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路径初探[J].行政科学论坛,2018(10):47-50.
[3]张艺颉.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与转型路径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4):8.
[4]魏文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空心化治理与社区建设融合探究[J].南方农业,2021(17):3.
[5]王思瑶,马秀峰.新型职业农民人文素养提升的应然路径[J].中国成人教育,2021(8):76-80.
新型农村合作社模式篇9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2003401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概念的提出，一个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村，又有别于传统城市社区的新型农村社区已经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新型农村社区正日益成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和社会矛盾的聚集点。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对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当前国家对农村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加快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有利于在保障农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享受到城镇化的便捷资源和设施服务，因此，创新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1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创新的必要性
随着系列农村发展致富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如何有效提高农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是国家一直思索的话题，也采取很多切合实际的有效措施，使农村人也享受到城市人相同的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源等等，此时，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也是一项有效的策略能极大地改善农村生活水平，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必须区别于以往农村的管理模式，且又不同于城镇化的管理，它需要根据新型农村社区的实际情况，创新管理方法，符合国家对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期望。
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形态，新型农村社区面临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管理的主客体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传统农村独门独院和自给自足生活环境和治理结构相比有根本的区别，面临着多样化的治理新需求，亟需建立健全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
（1）利益诉求多样化。新型农村社区管理范围宽广，涉及居民的自身利益繁多，为维护农村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保障各项事务的顺利开展，必须规范社区管理措施，避免各项利益冲突，特别是在涉及民事民生方面的改革问题，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些涉及矛盾冲突的利益诉求。
（2）民生诉求不可忽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新型农村社区的民生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是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不可忽视。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些失地农民大多转入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工作，但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劳动技能，经常会出现就业困难和“坐吃山空”的现象。农民没有稳定的就业就不可能实现新型农村社区的长久稳定与和谐。二是社会保障问题不可忽视。如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农民的就医和养老等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新型农村社区的长期稳定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三是文化需求不可忽视。农民集中居住以后，随着身份的转换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农民的文化需求大量增加。只有通过丰富的文化生活，才能使农民各得其所，精神富足，才能更快形成社区认同感。
（3）民主诉求日益增强。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民主的诉求。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明显增强，民主诉求也较传统行政村更为强烈。社区经济的发展及各项民生事务与新型农村社区利益息息相关，由于涉及农民的利益问题多，他们要求参与社区治理的愿望和要求也日趋强烈，希望作为新型农村社区的主人更多地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与决策，这必然对传统社区管理体制提出新的要求。
正因如此，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重要课题。
2目前农村社区管理存在的弊端
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创新的实施，在于弥补当前社区管理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进行全面的反省和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明确当前农村社区管理中存在的弊端，才能更加有针对性地规划农村社区管理模式。
（1）农村社区管理意识落后。由于农村社区居民的团体意识落后，对于社区的管理认识不到位，缺乏必需的责任意识，对于居民间的利益冲突缺乏专业的调解能力，对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实施缺乏落实到位的能力，没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和科学的管理制度是当前农村社区管理中出现的主要弊端，这样也没有办法创新农村社区管理。
（2）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滞后。在目前的农村社区管理中，尽管有专业的管理人员，但是他们都是遵循一贯的规章制度办事，对于农村居民的实际情况或特殊情况，缺乏灵活变通和创新的管理能力。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农村的各项设施和服务制度也在不断地像城镇靠拢，与原来的农村管理模式截然不同，因此，我们必须要吸取城镇的社区管理模式，结合农村的实际发展情况，采取科学的农村社区管理制度，完全当前农村社区管理体制。
（3）农村社区服务体系不健全。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农村与城市之间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差距，尽管国家在不断的建设新农村，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实现这一概念，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农村社区在公共服务体系方面相较于城镇肯定是不足的，比如在社保、医保、养老保险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同，彰显出了农村社区服务体现的不健全。
3创新新型农村社区管理的路径选择
新型农村社区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变农村居民的生
活意识和生活水平，规范切合农村居民切身利益的各项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使农村社区在享受国家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方面能跟上城镇的发展步伐，并不断缩短之间的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共同发展。因此，在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方面，必须要创新管理理念和方法。
（1）树立合作治理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理念。
首先，强化农村社区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提高管理能力。在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中，难免会出现权利与义务责任不对等现象，社区管理人员过分强化自己的权利意识和个人私利，而忽略整个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因此，创新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必须首先培养管理人员正确的治理理念，包括强烈的责任感、服务意识和维护整个社区的共同利益。
其次，要构建合作治理机制。政府、社区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及社区内的个人等各个治理主体之间建立沟通、协调的合作机制，以信任作为合作基础，各个治理主体依据自身所具备的资源优势，互相配合，沟通协调，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中各尽所能，以实现合作共赢。
（2）探索多元化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
每个新型农村社区所涉及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对于农村社区的治理模式自然也不同，所以改变传统的单纯依靠政府作为农村社区治理的唯一主体的做法，走多元化治理之路。
第一就要加强和创新社区党组织建设，提高党组织在新型农村社区的社会整合能力，改进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注重发挥“党委领导”的核心作用，合理界定党组织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社会管理的职责权限。第二要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在创新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中的重要作用，夯实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的经济基础，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在社区事务中扮演更多的角色。第三要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功能，避免社区居委会只忙于应付“政务”而忽略了本职工作，实现农民的事，农民自己说了算。第四，要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协调作用，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只有实现社区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自治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才能实现新型农村社区管理的创新与有效运行。
（3）要构建多样化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实现公共服务的分类供给和多元供给。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原来农村建设的主要区别在于社区的公共服务体制更加完善，与城镇的服务体制更加接近。由于原来的农村的结构模式更加零散，使得公共服务建设的实施存在的一定的难度，而新型农村社区的出现，使得农村的各项建设有真正落到实处，也能充分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分类供给和多元供给。
首先要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合作供给模式。探索公共服务政府、社区、社会合作供给模式，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和社区单方提供的不足，还能充分利用社会力量，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供给效率。同时，还能实现公共服务供求中的信息共享机制，有利于有效公共服务均等化。
其次拓展农村社区服务领域和服务内容要以服务社区全体居民需求为基点。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应以群众安居乐业为目标，增强服务功能，创新服务理念，由单一的扶贫帮困、排忧解难向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转变，由单一的物质向物质性和精神并举转变，特别是在法律服务、文化服务、就业服务、医疗服务、教育科技服务等方面加以延伸，着眼于解决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凝聚民心，贏得信任。
参考文献
新型农村合作社模式篇10
关键词：农村金融；扶贫模式；微型金融；河北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3-0067-04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第十条明确指出：国家将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四川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作为有效的经济杠杆和调控手段，金融手段对扶贫开发的积极作用毋庸讳言。因此，抓住我国农村积极进行新型金融试点的有利机遇，借鉴境内外成功经验，探索有效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工具，结合各地实际量身定制有效的扶贫模式，其必要性和应用价值突出。
一、金融排斥理论概述
发端于20世纪末期的金融排斥（financialexclusion）理论描述的是金融体系中部分客户难以享受到金融服务的一种状态，主要是指弱势群体缺少足够的途径或方法接近金融机构，以及在利用金融产品或服务方面存在较多困难和障碍。Leyshon和thrift（1997）认为金融排斥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英国金融系统的演化表现为金融排斥和金融融入（Financialinclusion）相互交替进程。panigyrakis、theodoredist和Vefoutsou（2002）认为，金融排斥是指由于没有适当的获取渠道，部分群体不能以合适的方式获得主流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Kempson和whyley（1999）提出了地理排斥（physicalaccessexclusion）、评估排斥（assessingexclusion）、条件排斥（conditionexclusion）、价格排斥（priceexclusion）、营销排斥（marketingexclusion）和自我排斥（self-exclusion）等六个判定金融排斥的指标[1]。
减轻金融排斥对于提高各国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都很重要。Kunt和Levine（2009）指出，公众缺乏享有均等金融服务的权利，是发展中国家持续的收入分配不均、贫困陷阱以及低增长的主要原因。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以及建立为全民服务的金融体系，是各国金融发展的重要目标[2]。他们还认为，金融不但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影响居民的经济机会。只有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才能创造较相对平等的竞争机会，从而有利于缺乏财富，但拥有才智且努力奋斗的穷人[3]。Kunt、Bourguignon和Klein（2008）还提出只有通过科技进步降低金融体系的成本，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为最穷的人群提供金融服务，才能有效地减少贫困。要使金融服务惠及穷人，并确保金融机构持续经营，必须在金融领域推进新兴技术的应用。
相比较而言，农村地区金融资源更为有限，金融排斥也更为严重。印度国家抽样调查组织（nationalSampleSurveyorganisation，nSSo）的数据显示，51.4%的农户未能实现包括正规和非正规渠道的信贷可及。根据中国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截止2011年12月底，我国还有1696个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主要集中在西部欠发达地区。
二、现有金融扶贫模式分析
（一）微型金融扶贫模式
在金融政策方面，《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鼓励大型金融机构在片区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搭建跨省融资平台；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优化金融网点布局，培育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大力发展扶贫小额信贷等措施。在这方面，国内外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与模式，值得总结、学习与借鉴。例如，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社区银行模式，以及新兴的p2p网络借贷平台，尽管各有特色，互不相同，但对于我国农村新型金融组织的发展与创新，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都较为突出。相对而言，微型金融扶贫模式的影响更大，覆盖面更为宽广。
微型金融（microfinance）是专门针对贫困居民和小微企业而建立的金融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小额信贷、小额储蓄、小额保险、小额租赁和小额的支付交易等[4]。微型金融实践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理念在全世界迅速传播，遍及亚非和东欧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等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大量小额信贷机构。在全球范围内，以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Bank，GB）模式、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乡村信贷部（BRi-UD）模式、玻利维亚阳光银行（BancoSol）模式和国际社区资助基金会村庄银行（FinCa-VB）模式四种微型金融模式知名度最高，社会效益最为显著。
morduch（1997）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扶贫到户的信贷模式，向贫困农户直接提供无资产担保的小额贷款，尽管利率较高，但保持了较高的还贷率。Jeffreypoyo和RobinYoung（1999）指出，在拉美地区，小额信贷的商业化已走在了世界前列，许多实施小额信贷的非政府组织（nGo）已转变为正规金融机构，主要是基于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考量。由于nGo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无法开展存款等金融业务，利用捐款和扶贫资金开展业务也往往受到较多限制，因此，越来越多的nGo开始寻求转变为正规金融机构，以此来拓展业务。以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例，为有效地开展项目，基金会成立了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中和农信在每个县成立一个分支机构——农户自立服务社，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推广扶贫项目，实现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LizaValenzula（2001）认为，正规金融机构进入小额信贷领域存在许多优势，如大量广泛的分支网络、提供存款服务和支付业务方面的经验等。同时，面对激烈的银行业竞争，许多中小金融机构很难与大银行相抗衡，开拓小额信贷市场就成为新的发展空间，许多正规金融机构开始涉足小额信贷业务。目前，国内的城商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几大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开办了小额贷款业务，差异化的小额信贷产品也正在涌现。
2006年，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微型金融的声望和影响力达到顶峰。但是，随着印度小额信贷公司SKSmicrofinance（2010年）和墨西哥小额贷款公司Compartamos（2007年）的公开发行上市，格莱珉银行涉嫌财务不实、收取高额贷款利率等传闻的出现以及尤努斯的被迫辞职，小额贷款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根据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ConsultativeGrouptoassistthepoor）的调查，只有1%左右的小额贷款机构得以真正达到财务平衡的目标。在服务穷人和永续经营之间，存在两难选择。此外，部分学者认为，相对而言，对贫困群体更为重要的是固定收入，而非获取小额贷款用来创业。
（二）国内金融支农扶贫模式
1.丰顺“拾荷模式”。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驻村工作组在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北斗镇拾荷村创建了独具特色的金融扶贫机制，称为“拾荷模式”。2008年，驻村工作组撤离后，扶贫项目转由拾荷村两委主持并继续运行。人行工作组充分发挥金融业的优势，积极创新扶贫机制，通过建立“一金一社一会”（即“种养业贷款担保金”、“农业合作社”、“温氏养鸡专业户协会”），创立了以“担保基金+农村金融机构+合作社+农业龙头公司+行业协会”为特色的全新金融扶贫模式，形成了农村金融机构、农业龙头公司、村集体和农村种养专业户等相关各方互利共赢的长效扶贫机制。
2.乡村金融服务站模式。
2011年5月，广东省丰顺县设立了广东省第一家乡村金融服务站。乡村金融服务站的设立，主要依托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基本上是村委工作人员。乡村金融服务站的主要职责有依法采集农户信用信息；咨询银行、证券、保险金融业务；收集农户、农企的融资和理财需求信息，向金融机构提出融资或理财建议等。截止2012年至5月底，梅州全市已挂牌乡村金融服务站1601个，行政村覆盖率达78.48%。全市已设立助农取款服务点924个，累计发放贷款19.85亿元，贷款余额16.13亿元。
3.农地金融模式。
所谓农地金融是指以农地作为担保向金融机构获取抵押贷款的资金融通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项基础性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制度。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农地金融制度进行了很多研究，在设立土地银行、发行土地债券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国的农地金融实践从1988年的贵州湄潭实验开始，目前已波及全国20多个省份，经历了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大体上看，主要有以下四种模式：
第一种是“农户+地方政府+土地金融机构”模式。贵州湄潭县最早开始我国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部分学者称之为“湄潭实验”。第二种是“农户+村委会+金融机构”模式，以山东寿光市为代表。第三种是“农户+土地协会+金融机构”模式，宁夏同心县是这种模式的代表。第四种是“农户+专业合作社+金融机构”模式，以辽宁省法库县的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为代表[5]。此外，山东诸城和江苏溧阳等地的农地金融实验，也为我国农地金融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
4.社区发展基金模式。
社区发展基金（CommunityDevelopmentFunds，简称CDF）主要以小额借款形式借给贫困户、妇女和低收入群体用于生产活动，属于参与式扶贫范畴。我国社区基金可追溯到1994年贵州草海自然保护地区的“村寨发展基金”，1998年，中荷霍山项目受小额信贷模式和草海“村寨发展基金”的启发，正式创立了“社区发展基金”。1999年香港乐施会云南禄劝项目在总结原有小额信贷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对小额信贷项目进行了调整，转变成了社区发展基金项目[6]。之后，社区基金在全国部分贫困农村地区得到了推广。目前，具有代表性的社区发展基金有安徽霍山模式与河北武强模式。
（1）霍山模式。霍山社区发展基金的主要特点是，由项目无偿提供少量起始资金，参与项目的农户交纳一定股金，形成若干基金。由部分入股村民首先使用该基金，期限为半年，并交纳一定的利息，其余入股农户负责监督。
（2）武强模式。武强“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模式的具体做法是：村民入股自愿申请，采取农户入股与政府配股相结合的方式，筹集发展基金。武强模式采取“龙头+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强调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将国家到户资金先折股到户，再自愿集股到公司、协会或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获利后按股份分红。
社区发展基金脱胎于小额贷款，不同之处在于，社区发展基金属于参与式扶贫的范畴，更强调社区组织内部社区成员的自主管理决策，从而降低了管理成本、促进了社区公共财富的积累，从而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可持续综合发展。
三、对河北省“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的启示
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河北省燕山、太行山区已列入国家连片特殊困难片区，成为新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为此，2012年4月，河北省委、省政府提出，将着力打造“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选择紧邻北京的9个重点县，进行集中扶持，重点突破。
从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来看，既要加强财政投入，又离不开金融业的有力支持。为推进河北新一轮的扶贫开发，必须借鉴省内外的相关经验，发挥金融机构的支农扶贫作用，实现金融、扶贫资金和生态补偿资金的有机结合。
（一）批量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创新金融机构的涉农业务模式
在我国农村逐步放松金融管制，试点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于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提高金融服务覆盖范围和服务质量，减缓金融排斥，消除金融服务空白乡镇，具有重要意义。而涉农金融机构新型服务渠道和信贷产品的涌现，为金融支农扶贫创造了条件。北京农商行和天津农商行的涉农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对于环京津区域的扶贫攻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前，建行、民生银行和天津滨海农商行分别作为发起人，在河北发起成立了丰宁建信、宁晋民生和安次滨海等三家村镇银行。今后，河北要积极与京津的各类商业银行开展合作，批量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扩大河北农村金融机构的覆盖范围。
要鼓励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学习北京农商行的涉农业务模式，推进“乡村便利店”和“乡村自助店”建设，改善农村居民基本金融服务。借鉴天津农商行的社区型零售银行模式，推广“公司+担保”贷款、“公司+协会+渔民”贷款、集体林权抵押贷款、大型农机具抵押贷款等涉农金融产品，提升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水平[7]。
（二）设立土地银行，发行土地债券，开展农地金融试点
为了有效地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土地流转，还应争取设立土地银行，发行土地债券，开展农地金融试点，以弥补河北农村发展与建设资金缺口。因此，建议河北省政府与农发行总行积极协调接洽，在农业发展银行河北相关分支行内部设立“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部”，开展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
在河北农村信用合作社内部设立“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办理处”，与“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部”的相配合，负责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的发放与回收等具体业务。同时，以土地作为抵押品，发行土地债券，广泛筹集社会资金，然后通过专营性农地金融机构（农发行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部和农信社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办理处）以较低利率贷放给农户，从而使土地经营者获得低息中长期贷款支持。
（三）积极探索金融手段与财政扶贫资金相结合的扶贫模式
积极协调争取中央扶贫专项资金和京津二市的生态补偿资金，省财政安排专项配套资金，在重点扶贫开发地区设立社区发展基金。借鉴安徽霍山的中荷霍山社区发展基金和衡水武强的“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模式，启动社区发展基金试点，初见成效后逐步推广，通过金融工具与财政杠杆的有机结合，有力推动环首都贫困地区的扶贫攻坚[7]。
此外，借鉴广东梅州经验，推进河北乡村金融服务站建设。借鉴拾荷模式，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积极作用，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尤其是金融机构）的帮扶有效结合，积极创新金融扶贫模式，为消除环首都贫困带，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马九杰.中国农村金融排斥态势与金融普惠策略分析[J].农村金融研究，2010（5）：5.
[2]江春.国外近期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研究动向[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7-13.
[3]阚景阳.西方微型金融理论回顾与分析[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102（5）：35-36.
[4]张伟.微型金融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2.
[5]刘欣欣.中国农地金融的实践探索与启示[J].南方金融，2012（5）：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