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经济的形式篇1
【关键词】公有制；国有制；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加深，我国出现了大幅度“国退民进”国有企业改制高潮，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大幅度缩减，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减少。从数量上看，国有经济在经济中已不占主体地位。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体现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因此，必须全面认识公有制含义、公有制实现形式以及公有制主导地位的体现，认识到公有制为主体不等于国有制为主体。
一、改革以来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改革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必然趋势，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近30年来艰辛探索和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以后必然选择。回顾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中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巨大变化。
（一）国有经济比重开始有了明显下降，非国有经济比重大幅度上升
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占绝对优势格局已经被打破。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领域（以产值计算），国有经济的产值已经由1978年78％下降到2009年26.7％，集体经济由26.8％上升到1.8％，非公有制经济由0.2％上升到57.4％，在商业领域（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计算）国有商业比重由1978年54.6％下降为2010年23.2％，集体商业比重由43.3％下降为17.6％，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有2.1％上升为41.2％。这充分表明，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工业和商业发展格局被打破，国有经济在工业和商业领域中垄断地位也已经失去。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策略的必然结果，它有利于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公平市场竞争而得到质的提高。
（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格局已经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改革逐渐推进，已经取得良好效果，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已经形成。我国所有制结构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三种经济形式转变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港澳台等投资的经济。现阶段所有制结构同改革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总体趋势是公有制比重不断下降，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度上升，但是，公有制经济仍占优势。从我国公有制经济内部来看，全民所有制经济比重下降，集体经济所有制比重上升，从不同所有制经济增长速度来看，外商经济和港澳台经济发展速度最高，其次是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速度最慢，其主要原因，在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完善，以股份制作为主要实现形式的国有企业应有效益会得到充分发挥。到那时，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发展速度会基本趋于平衡。
（三）不同所有制经济相互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一定程度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和企业组织形式多样化的现实，决定了必然要出现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包括企业集团以及各种经济联合体和股份制企业等，到1990年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各类所有制经济成分中所占比重为9.8％，到2002年达到33％，再经过15年充分发展，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将达到90％左右，股份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作为混合所有制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今后发展中会成为我国国有经济主要实现形式。
（四）不同所有制形式内部经营模式多样化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加深，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以前“工厂制”逐步转向“公司制”，由分散经营转向联合化、集团化以及国际化经营，全国有许多大中型企业集团在海外上市，国有中小企业经过企业改革和改制，由工厂制转向联合、租赁、承包、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出售等多种形式。一些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正在走向股份合作制以及股份制，由个体经济优势联合为群体优势，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形式也与其它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形式进行了广泛深层次合作合资经营，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联合，使得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中充分发展，特别是混合所有制形式国有企业产生和发展，使得国有企业内部发展动力得到提高，内部经营管理体制得到改善，使得国有企业质量得到有效提高。
二、全面科学认识公有制涵义
公有制是一个社会群体（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和部分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其本质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可以自己或委托他人在全社会或社会部分范围内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凭借对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得经济利益。因此，要全面科学的认识公有制含义。要充分认识到公有制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分工条件下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按照一定原则并以入股方式将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统一经营，按股分红并负有限责任的所有制形式，它主要以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形式存在，这是一种现代企业基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资本运营效率，能够形成有效经营机制和激励机制，改变目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生产经营状况，促使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充分体现公有制主体地位。
三、公有制主体地位主要体现
（一）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既要体现在量的优势，更重要是与要注重质的提高
公有制主体地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要坚持公有制在社会总资产中的绝对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第二，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绝对优势，是就全国范围而言的，在有的地方、范围、行业和领域是完全可以有差别的。第三，公有资产占优势，不仅要有量的优势，更重要是要注重国有资产质量提高。这些论断对于克服把公有制主体地位认为是在一切范围、地方、产业、领域要完全占有量的优势的片面认识，引导人们进一步认识推动国有资产重组和产业结构调整重要性和必要性，注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提高公有资产对国民经济控制力和竞争能力，具有非常重要指导作用。
（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起主导作用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经济都是由许多完全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行业和生产领域组成的一个有机统一整体，在国民经济发展不同行业和领域，不同经济成分所起到的作用又是不完全相同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必须在涉及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以及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骨干企业起主导作用，至于国民经济其它行业和领域，特别是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由于国有经济不具备完全优势，因此要逐步退出和逐步收缩。在这个发展前提下，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少一点，完全不会影响公有制主体地位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四、大胆利用和探索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形式
1．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所有制实现形式是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在社会微观层次的具体体现。所有制实际上是指企业财产组织形式、资本组合方式和资本经营形式等。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经营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利用，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对于统一认识，促进我国所有制结构调整，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2．大胆利用和完善股份制，积极探索和完善多种多样所有制形式，大胆探索和完善多种多样股份合作制，大胆探索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形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是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是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为中国今后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私营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能把多种经济成分组成的混合所有制等同于私营经济。因此，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等于发展私营经济，而是巩固综合经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从社会主义最终选择市场经济这一点来看，就应该把混合所有制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
五、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及国有企业发展领域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阐述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时，指出要适应市场经济变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等参股的所有制形式，实行投资主体多样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主要形式。
需要有国有企业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通过重组和结构调整，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这就明确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并清楚地论述了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公有制为主体不等于国有制为主体，突出强调股份制的地位和作用，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强调投资主体多元化，强调国有企业并不一定在公有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但国有经济必须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以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哪些行业必须由国有企业来控股。
参考文献
[1]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个体经济的形式篇2
一、公有制的本质内容、结构和实现形式的关系
邓小平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理论。
邓小平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中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用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①1979年11月26日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的谈话中，邓小平说：“我们国内还是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②他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一文中说：“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90％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引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③1986年他在《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一文中指出：“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个问题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解决，主要是受老框框的束缚。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④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作出了具有突破性的论述，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也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公有制的本质内容和形式及其结构的认识是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的。那么公有制的本质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公有制实质上就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宗旨、适应社会化生产经营的劳动者的联合。基本生产资料（确切地说是资本）为这类联合体共有，经营成果为劳动者共享。过去，人民往往没有区分公有制与共有制的实现形式，用一种固定不变的单一的形式表现内容，结果违反了社会化生产复杂系统多层次的需要及其变动，削足适履，束缚或破坏了生产力。从哲学意义上理解，内容和形式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对范畴，形式为内容服务，但又相对独立。同一个内容可以有许多的形式表现，而同一个形式也可以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市场经济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表现为通过竞争经常选择适应生产力多种需要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如果人为地固守某种过时的形式，那就一定被淘汰。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善于选择实现公有制内容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处理好它同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关系，为发展生产力提供强大的动力体系。在实现公有制本质内容上，我们认为需要多层次的多种运营形式，大体可以分为：国家（代表社会的大联合体）所有、劳动者集体所有、联合体与个人混合所有。每一个层次又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分为很多具体形式。这就是内容和形式、实质和表现、目的和方法的辩证统一。
二、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理论基石
江泽民同志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而是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它直接来源于邓小平理论，具体说可谓来源于三大理论基石。
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形式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内容，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而生产关系则是生产力存在发展的社会形式，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所有制关系及其结构和实现形式，总是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它既不能长期落后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要求，又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否则，就会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要求的原理的具体化。对于这一原理的认识，过去基本上停留在大的历史阶段和经济形态上，相当粗略空乏，缺乏具体。事实上，现实生产力是一个极其庞大、复杂的系统，经常处在变动中。不同的技术水平、部门特点、规模层次、经营业务、服务对等，需要不同的具体组织形式、经营形式和分配形式，尤其要面对千变万化、竞争激烈的国内外市场，仅用一两种固定不变的经营形式和产权形式去适应那是行不通的。以规模层次为例，有大、中、小、微之分，而量的规定性又同质的规定性紧密相联，就必须有不同的组织形式、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与之适应。这种情形决不能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取舍，而是由客观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过程所选择。因此，生产关系的形式也必须是一个多层次、多形式的巨大复杂系统。现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不是仅仅采取某一两种单调的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
个体经济的形式篇3
一、经济法责任的法理学考辨
概览通行的法理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法理学的理论成果之所以能指导部门法研究。很大程度上仰赖部门法学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和法理学对部门法学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和提炼。我们甚至可以从这一角度认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相比之下，产生较晚的经济法从法理学中不是很容易找到其理论贡献。“法理学界和其他部门法学界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不承认经济法责任是一个独立的法律责任。”这种状况一方面影响了法理学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也影响到经济法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从而影响到经济法学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要改变这一状况，一方面需要经济法立法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经济法和法理学的学者们对两种理论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
(一)对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研究的反思
长期以来，基于论证经济法独立性的需要，经济法学者们都有意或无意地从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人手，通过创立不同于传统责任形式的新的责任形式，达到论证经济法独立性的目的。例如，有学者认为：“如果违反经济法需承担特殊的法律责任并有特殊的诉讼程序，那么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在经济法领域，仅仅援引传统法律部门的调整机制，简单适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没有独立的经济法责任，那么就很难在法律体系中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地位的经济法。”目前，在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认为经济法不存在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即经济法责任否定论。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经济责任’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它实际上是由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构成，因此，如果承认宏观经济协作关系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那么经济法责任应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不能将‘经济责任’作为经济法律责任的一种形式。”“一些经济法学者为了证明经济法是民法、刑法、行政法相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就试图在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之外寻找专属于经济法的经济责任。事实上，尽管一些学者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不少的努力，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时至今日，没有哪一位经济法学者能提出一项能够稍微令人信服的经济法责任形式。”目前，随着经济立法的日益完善和经济诉讼实践的开展，坚持经济法责任否定论的学者已不多。
其二，认为经济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也即经济法责任肯定论。持此观点的学者又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认为，经济法责任是与传统的“三大责任”、“四大责任”等相并列的独立的责任形式。另一种视角认为，经济法责任借用了传统的责任形式，但又有所突破和创新。例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律责任的有些形式也可以与其他法律责任的一些形式是相同的，当然，其内容和目的可能会有区别。”“经济法责任包含了传统法律责任的合理内核。但经济法责任不只是传统法律责任的简单组合，组合后还赋予其新的内容。这是由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调整方法的多样性、法律主体的多元性等因素决定的。”还有学者提出，经济法责任是对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综合，“但这种综合并没有抹杀经济法责任的独特质。……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就是表现在它作为一个后起的法律部门比其他法律部门更加自觉地、全面地、充分地运用已有的法律调整方法和各种法律责任形式。”目前，经济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的观点已经获得多数经济法学者的认可，成为经济法责任研究的基本共识之一。
其三，认为应该把法律责任类型化，打破部门法之间的界限。完全不以法律部门作为法律责任的划分标准，各种部门法法律责任可以根据法律实践的需要，把各类责任进行重新分配，以此来解决各个部门法法律责任交叉的局面。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提出，按照法律责任是否直接具有物质利益的内容，可将其划分为经济责任和非经济责任。这是第一次划分。经济责任又可划分为补偿性经济责任和惩罚性经济责任；非经济责任又可划分为行为责任、信誉责任、资格减免责任和人身责任。这种从根本上否认传统法理学关于法律责任分类的观点，虽然对于解决经济法责任问题有积极意义，但对于民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孕育和形成的具有本部门法特征的法律责任形式而言，则实践意义不大。例如，剥夺生命的责任形式就具有明显的刑事责任的特征，与其他部门法的责任形式有明显的差异。
而在这种追求经济法责任独立性思维的指引下，我们就很容易认为，如果把经济法责任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责任形式，经济法就不存在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了。例如，有学者认为：“有些分类方式的妥当性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将经济法责任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此种分类方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经济法没有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以及经济法中可以规定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等，并不是很恰当。”因此，为了探寻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新的划分标准，而依据不同的标准又有了不同的分类。在一些学者看来，经济法责任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它是由不同性质的多种责任形式构成的统一体。在经济法责任项下，包括了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职务责任和非职务责任；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等性质相异的财产责任，它们构成完整意义上的经济法责任。还有学者主张，法律责任的分类标准是多方面的，按照经济法的“主体组合”，经济法责任分为“调制主体的责任”和“调制受体的责任”，或者细分为国家责任、企业责任、社团责任、个人责任等等；按照追究责任的目的，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赔偿性责任和惩罚性责任；依据责任的性质，还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经济性责任和非经济性责任，或称财产性责任和非财产性责任。客观地讲，这些依据不同的标准所进行的分类，虽然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但这种撇开传统的法律责任理论探寻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研究进路，过于关注经济法是否具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而忽略了对传统法律责任理论的遵循和借鉴，由此而得出的具体分类的生命力如何，仍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二)经济法责任与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关系辨析
在法理学中，责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各部门法如宪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均已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责任体系和责任形式。根据传统的法律责任理论，法律责任的具体形态包括“三大责任”，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或“四大责任”，即除三大责任外，还包括违宪责任；或“六大责任”，即除四大责任外，还包括诉讼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不难看出，我国法学界对法律责任的种类划分主要是依据相关的部门法而阐释和展开的，与部门法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究其原因，“同民法、刑法、行政法的历史及其法典化的进程，同其界域的相对明晰，以及在立法上的相对成熟等，都有密切关联。”据此推断，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是法律责任的经济法部门化，是指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所具有的责任制度。从理论上讲，经济法的责任形式也应包括在法理学的责任理论之中，但目前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形式并没有引起法理学学者们的·充分重视，这一方面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较短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经济法大量借用其他部门法的责任形式有涉。
同时，在对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的理性认识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传统法律责任形式与内容的补充、超越与创新。例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对传统三大责任形式的借用，并不意味着经济法就没有自己独特的责任形式，也不意味着经济法责任是对传统三大责任的简单相加，“而是对三者的综合化、整体化和系统化，并有一定的突破和创新，如拆分企业、惩罚性赔偿、缺陷产品召回、资格减免、信用减等、企业社会责任，甚至是鼓励、奖励等责任形式的运用。”还有学者提出，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存在不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所涵盖的责任类型，“如信用减等、经济法上的惩罚性赔偿、政府经济失误赔偿、资格减等、肢解公司等。”在许多学者看来，尽管目前经济法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但是“诸如拆分企业、信用减等、资格减免、引咎辞职、停业整顿、竞业禁止、惩罚性赔偿、产品召回等这些新的责任形式将随着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提炼和归并，最终可以被类型化为新的经济法责任形式。”可以说，这些民法、行政法、刑法所不具有或不重视的责任形式，彰显了经济法从保障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角度平衡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的功能和价值，是经济法对法理学中责任理论的突破和贡献，亟需必要的审思、提炼和扬弃。
(三)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分析
由以上可见，经济法作为产生较晚的部门法，其责任形式是在综合传统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又具有自身独特特点的新型法律责任。它既赋予了所借用的传统法律责任形式以新的理念、目的和价值，又突破了传统的责任形式和内容，形成了与经济法作为新兴的现代法相适应的责任理论。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综合性。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往往表现出非单一性的特征，即经济法主体所承担的责任表现为多种传统责任形式的结合，“只有综合性的经济法责任才能有效地制裁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为了责、权、利相一致，经济法责任必须是综合的”。这种责任形式突破了法律责任与部门法一一对应的思维定势和惯性，综合利用多种责任形式规制经济法主体的行为。
2社会性。与民法以个体利益为本位、行政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不同，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其对法律责任的追究，体现了国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且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我们也可称之为“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国家站在全社会的角度，通过对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协调和平衡，修正市场缺陷，烫平经济波动，以保障经济社会全面、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3非对等性。在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并不对等，往往体现出对弱势一方的倾斜性保护。弱势一方基于经济实力、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在名义上双方处于平等地位的交易活动中常常处于劣势地位，需要国家在法律制度设计中予以特别保护。例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经营者义务的规定就较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和《食品安全法》第96条分别规定的双倍和十倍赔偿制度，体现了国家对消费者在生活性消费和食品消费领域的特别保护。而在宏观调控法中，则以规定经济管理主体的义务为主，借以充分保障经营主体的合法权利，确保经济法律、法规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二、经济法责任的实证考察：以竞争法为例
竞争法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维护竞争自由的基本法，被誉为“经济宪法”、“市场经济的大”，是经济法的核心组成部分。各国竞争法对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均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不但有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还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一些超越传统责任形式的特殊责任。以下我们以美、欧盟、德、日和我国竞争法中规定的法律责任形式为例，探讨经济法责任的实然形态。
个体经济的形式篇4
关键词:经济法;独立责任;构建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2025102
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根本价值取向。从现在日益增长的经济事态来看,人们对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烈,但是具体如何保护,很多人却不知如何操作。法律制度要实现其在社会中维持秩序的功能,不能没有可强制实施的惩罚手段,即法律责任。经济法的研究不能回避经济法责任的问题。对经济法责任的研究,特别是对经济法独立责任的具体形态的研究,有利于经济法理论提高自身的自足性和系统化,有利于解决经济法法制实践中的可诉性和责任承担形式问题,也便于对经济利益的保护。
1经济法责任具体形态的基础限定
对于经济法责任的定义,很多学者都认同:经济法责任或称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经济法上的责任,是经济法主体因实施了违反经济法规定的行为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也有学者从法理学的角度出发,指出法律责任是法律主体基于其违反法律义务而产生的第二义务。而哈特和凯尔森则指出,法律责任应该定义为“惩罚”或者“制裁”。
这些定义在揭示经济法责任的本质方面,都有其合理性和实用性。但是经济法责任的定义应该要明确:经济法责任不同于经济法义务,经济法责任和经济法义务在性质、对应关系、范围和法律约束力等方面多有不同;经济法责任也不同于经济法制裁,特别是在发生基础上大不相同。经济法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侵害经济法权利、违反经济法义务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所谓经济法独立责任的具体形态,也指经济法责任的种类,是指经济法责任的外在表现,或者说,它是落实经济法责任的具体方式。如果进一步从经济法责任的定义出发,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就是经济法主体侵害经济法权利、违反经济法义务所承担的具体的法律后果的形式。
2经济法责任的三种形态
2.1“借用说”
“借用说”强调,经济法上的法律责任形态只是借用传统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形态,经济法责任并不独立存在,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也只是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重现;
2.2“综合责任说”
“综合责任说”认为,经济法责任只是传统的三大责任的综合施用,经济法的责任由行政责任、民事责任(或经济责任)、刑事责任构成,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即是传统法律责任形态的综合;
2.3“独立形态说”
“独立形态说”指出,经济法责任和传统法律责任之间虽然具有渊源性联系,但是经济法责任及其具体形态有符合经济法部门体系要求的独特内涵,和传统法律责任之间存在质的差异,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具有独立性。
3经济法独立形态的论述
3.1对“借用说”和“综合责任说”的评价
“借用说”和“综合责任说”都认为,经济法责任不存在独立的法律责任形态。但他们在论证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时都存在着瑕疵:
两者都只认识到经济法责任和传统法律责任的具体责任形式的外在相似性,认为经济法责任只是套用他法责任的形态,却忽略了经济法责任和传统法律责任之间的差异性和区别。实际上,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经济法的重要制度,相对独立于经济法以外的法律部门体系,它在背景依赖、价值取向、产生依据、产生过程以及实现路径等方面都与传统法律责任存在着不同:
(1)背景依赖不同。当代世界各国几乎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并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但各类经济问题也日益突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市场失灵问题。市场失灵问题的出现,不仅是市场自己所无法有效解决的,也是传统法律制度无法有效解决的。这时经济法应遇而生了,新的法律调整机制主要就是经济法责任。可见,经济法责任的产生基础有别于其他法律部门责任。
(2)价值取向不同。“经济法就其价值取向而言,就是国民经济发展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平衡法,国家经济法、安全法。”这种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本位的价值取向,既不同于传统法律部门中的个人利益补偿的价值取向,也不同于惩罚犯罪、恢复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是一种新的、现代的价值取向。
(3)产生依据不同。经济法责任产生的直接依据是经济违法行为,经济违法行为是指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违反经济法义务,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民事责任产生的直接依据在于违反民事法律规义务,依民事法律应当承当的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产生的直接依据则是行政主体违法行政法义务、依法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
(4)产生的过程不同。经济法责任产生于调制主体进行调制行为和调制受体进行对策行为的过程中,这些过程离不开国家的调控和指导;民事责任产生于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进行财产、人身行为的过程中,以意思自治为基本;刑事法律责任则即可能产生在国家调控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于非国家干预的过程,其标准在于过程中是否有严重侵害国家、社会、个人利益,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5)实现路径不同。经济法责任有其独特的实现路径,其中最主要的实现路径就是经济诉讼。“从性质上说,经济诉讼应属于'民众诉讼'或者'公益诉讼'的范畴,因为它的终极目标和任务是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和社会经济秩序”,相对其他法律责任,经济法责任有其独立性。
3.2两者的论证都违反了系统论的规定
“借用说”和“综合责任说”都是通过论证经济法责任所适用的法律责任形态都是传统法律责任的内容,进而证明经济法责任只是传统责任的借用或者综合。但是,传统法律责任的形态,在不同的责任子系统中,具有新的内涵、形式、性质。正如,同一把刀如果用来杀人,就是凶器,如果用来作手术,那它就是救人的医用手术刀。
3.3对“独立形态说”的评价
“独立形态说”正确的指出这些责任形式各自隶属于不同的责任体系,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因此,“独立形态说”不仅认识到了经济法责任和经济法责任具体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而且符合系统论的规定,结合前文论述,本文采“独立形态说”。
综上所述,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虽然在外在表现上和和传统法律责任相似甚至相同,但是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和传统法律责任在内涵和本质上是相区别的,具有独立性。
4经济法独立责任的具体形态的构建方式
4.1进行制度创新
这种方式是根据经济法的发展需要,结合经济法的理论要求和现实生活的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发展出和传统法律责任完全不同的具体责任形态。这种方式属于创新,需要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为支持,需要实践中的改革来行进,一般难度较大,成本较高,但是一旦完成,不仅可以为经济法责任具体形态的独立性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更在现实客观层面上证明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和经济法的独立性。如银行同业协会公告,对长期欠债不还的客户予以制裁,降低对其信用能力的评价,这种信用减等的责任形式的建立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的。
4.2改造传统责任
在采取第一种方式难以实现或者虽然可以实现但是所需成本过大的领域,可以在对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进行扬弃和改造的基础上,从中借鉴一些可能用于经济法的责任形式。但是需要特别注意,这种方式应该严格遵循经济法的体系要求,扬弃之后,传统的责任手段在冠名、内涵、精神和理念等方面应该尽可能与经济法相和谐。而且这些改造过的责任形式与传统的法律责任已经分处两个不同的系统,在内涵和本质上是存在区别的。如惩罚性赔偿责任就是吸收传统的民事赔偿责任的合理成分,结合经济法体系的社会性要求,在补偿社会成本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且区别与传统的民事赔偿。
因此,经济法的独立责任的具体形态,一方面来自于对传统法律责任的具体形态的改造,另一方面更来自于自身体系的创新。
5经济法独立责任的具体形态的类型化
经济法责任独立区别于传统法律责任,并能通过不同的方式建立经济法责任的不同形态,但是现实中经济法违法行为具有多样性,损害后果也是五花八门,经济法责任的形式也因此具有多样性,经济法独立责任的具体形态有多少,也难有定论。在这一方面,许多学界前辈已经进行勇敢的探索,并取得一系列成果。有的学者从经济法责任的内容出发,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主要包括财产和其他经济利益方面的责任、经济行为方面责任、经济信誉方面的责任和经济管理行为方面的责任等。有的学者则从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出发,结合经济法的综合性把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概括为角色责任、能力责任、公共责任、财产责任、组织责任和道德责任等。
在汲取前辈研究成果的营养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经济法独立责任的核心在于对社会关系进行第二次调整,经济法责任的落脚点也就在于法律责任调整的社会关系。社会关心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中心在于主体。因此,要分析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应该以主体为基础。又因为在社会关系中,主体是由行为、财产、能力、信誉、人身五种因素构成的。因此,根据“社会关系主体构成因素”标准,本文认为经济法独立责任的具体形态有:
5.1经济法行为责任
经济法行为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义务而要承担的经济行为上的责任。对于行为来说,责任的形式主要在于行为模式的改变,因此根据行为模式的不同,可以把行为责任概括为三种形式:一是经济行为的履行,主要是指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义务而不履行应为的行为而给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造成损失时,应该以自己的实际履行来承担责任,典型形式是“实际履行”;二是经济行为的禁止,主要是指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违反义务而造成损害,法律禁止其违法行为,防止损害扩大的责任形态,典型表现形式是“禁止令”;三是经济行为的否定,主要是指经济法主体违法行为具有一定普遍性、持续性,而改变或者撤消原经济行为的形态,主要形式是“改变或者撤消调制主体经济违法行为”。
5.2经济法财产责任
经济法财产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义务,给其他主体的利益造成损害,而承担以自己的财产和其他经济利益给受害者赔偿的形式。对于财产来说,责任的形式会因为主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负担,因此根据主体的不同,财产责任包括:一是调制主体决策失误的赔偿责任,是指调制主体因其经济决策的失误而由主体及其责任人员承担的财产责任;二是调制受体的赔偿责任,包括“罚金”、“补偿性赔偿”、“惩罚性赔偿”三种典型形式。
5.3经济法能力责任
经济法能力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因为严重违反经济法义务而承担的失去或者减损经济法主体资格的责任形式。对于能力来说,责任的具体形式因主体而异,因此根据主体的不同,能力责任包括:一是调制受体的能力责任,典型形式是“吊销、没收营业执照”;二是调制主体的能力责任,典型形式是“引咎辞职”。
5.4经济法信誉责任
经济法信誉责任是指调制受体由于其违反经济法义务而承担的信用、名誉减等的责任形式。这一类型的责任形式的承担主体主要是经济法主体中的市场主体。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一种信用经济,因此,如果对市场主体进行信用减等,就是一种惩罚,是一种责任形式。经济信誉责任的典型形态是“专业不名誉责任和制裁”。
5.5经济法人身责任
经济法人身责任只指经济法主体因其严重的经济违法行为而承担的人身上的限制或者生命的剥夺。这类责任主要是对原有的刑事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进行改造的形式引入到经济法责任中的,针对的主要是严重侵害社会公共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典型形式是“人身自由的限制”和“生命的剥夺”。
6结论
综上所述,经济法独立责任的具体形态是经济法主体侵害经济法权利、违反经济法义务所承担的具体的法律后果的形式。虽然经济法责任具体形态在外在表现上和和传统法律责任相似甚至相同,但是在内涵和本质上和传统法律责任是相区别的,具有独立性。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的构建可以通过改造传统和制度创新两种方式。经济法责任具体形态可以类型化为经济法行为责任、财产责任、能力责任、信誉责任和人身责任。
个体经济的形式篇5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其主体内涵是通过劳动过程整体历史(演化)观，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劳动过程一价值一资本一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内生于历史逻辑过程。这一范式并不意味着对于劳动价值论的任何的放弃，而是着眼于将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具体经济理论逻辑及现实逻辑作为分析范式中的重点。
一、引论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其表述的涵义有二:其一，政治经济学只有“一门”，就是总体表达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的阶段特征没有也不可能掩盖其总体性，而只会是显露出政治经济学的内部结构随历史研究对象的发展而发展的特性;其二，广义体系与狭义体系的区分，既是相对的，又是历史发展的，因此，如果说依据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一般而言，可以将诞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那么，后一体系本身又必然以前一体系为既定前提和发展条件，从而显露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学在本质上应具有总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质。总之可以说，总体政治经济学乃是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本身所形成的一种内在历史结构。
首先，简要的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初期(对应于经典作家的1840-1850年代的研究).为了资本主义革命批判任务的客观需要，经典作家确立的根本研究任务是，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切人，努力形成一般分析与特殊分析的结合，并最终促成“科学批判分析”。通过这一初创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被规定为关于唯物史观的总体经济学表达，是关于唯物史观的总的经济学证明和运用。这一时期的经典总体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等。
其次，相应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逐步科学形成和发展时期(其典型标志和核心形式是经典作家围绕《资本论》的研究)，也正是通过一般分析与特殊分析在资本主义对象内科学结合的完成，以《资本论》这部光辉著作的系统创作为载体，总体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阐释才真正具有可能。恩格斯的分析表明，《资本论》是一项“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它科学地认识到“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而“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归根结底，《资本论》的总体研究性质不仅仅是关于方法论本身的，也是对于总体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结合的一种奠基。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际运用和具体发展时期(即对应于经典作家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研究)，经典作家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确实严重忽略了总体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结合这一关涉马克思主义体系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具体表现为理论与法乃至内容与方法在方法论研究上的开始断裂，致使在实际运用与理论具体操作中的批判逻辑和建设逻辑的两分研究的状况及趋势逐渐得到强化。在教学中，政治经济学被两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完全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脱离，甚至在研究上直接对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研究方法日渐教条化。这一硬化的“正统’，一定程度上已经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使“历史”成为简单和断裂的，而不是完全相反的复杂和连续、累积的。所以，诚如卢卡奇令人信服地指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所谓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乃是从总体方法论角度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涉及对象的一种总体分析和全面理解，即总体政治经济学不仅包括狭义分析(对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经济系统分析)，必然同时包括广义分析(对于人类劳动和生产过程的总体一般分析)，或者说，在科学的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内，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不可偏废、有机统一的。虽然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属性，使这一结合乃至统一同时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和历史阶段性特征，但总体性仍然是内在的分析逻辑。从这一意义而言，我们将要剖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应该是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有机统一，以及深层次地包括了理论与方法的有机统一分析，等等。
二、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科学内涵
这一理论剖析，可集中在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内核方法和逻辑框架的两个有机联系方面。
先来看第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伴随着方法论的不断发展而得到发展和成熟，所以，迄今为止的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内核方法，作为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和经济实现形式，突出体现为一种“总体经济结构分析方法”。简单示意如下表。
表中，社会总体经济结构被表达为“生产方式十生产关系”，准确地说，是以特定形态生产方式为基础、与之相结合并反映其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因而，社会总体经济结构在层次划分上可以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具体生成系统，表明生产关系生成系统本身决不只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部，而且它作为“最高层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必然由“较低层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所决定，这就是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的一般作用原理。根据这一分析，看来波普尔将马克思学说系统地简化为一种“决定论”来理解的真正危险之处不是在于“历史决定论”本身，而是在于人为制造了历史决定论与科学决定论的逻辑矛盾。简言之，马克思关于决定论的论述所包括的三个层级关系，即物质技术或生产力决定层级、经济或生产关系决定层级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决定层级，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辩证的。马克思的科学叙述一再表明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是科学的整体决定论，其基本逻辑是:生产力对于总体社会经济系统的决定不会是简单、直接的，或者以某种线性形式进行，而是伴随有社会中介条件和过程的不断生成的一种经济结构形式的决定，本质上乃是一个生产力决定作用的逐步社会累积发展过程。
第一，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经济变迁过程指认社会经济系统的本质结构和发展结构，这一分析最终可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是一门关于真正意义的动态经济过程分析的历史科学。具体而言，包括劳动过程、生产组织及相应的所有制一产权一管理制度三个子系统构成内容层级。它表明:(1)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真正基础乃是特定历史形态的劳动过程(演化)结构，包括社会经济系统所需的全部技术条件和物量基础两方面内容，通过技术结构(即劳动的物质技术条件组合系统)向社会结构(即劳动的社会组织条件或分工和协作系统)的对接和转换，从而最终实现劳动物量的社会化;(2)生产组织对于实现劳动与生产方式的结合始终具有直接的社会中介作用，内生于从特定劳动过程向社会生产方式进行历史变迁和转化的过程之中;(3)因而，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一起进一步真正构成了生产社会性质的现实基础，决定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特殊结合方式的具体形态，即表现为具体的所有制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产权形式和经济管理制度形式。
第二，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经济运行形式指认社会经济系统的形式结构，相应，这一具体分析是为了充分揭示和展现经济有机体的内在运行机理以及表层结构，从而使之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数理表达特性，如可以表征为“在时间和空间里有确定位置的一个经济整体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关系”，等等。作为本质层次的外化和实现，经济运行形式对应地具体化为社会劳动形式、社会生产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分配方式和形式等不同的运行层级形式。它表明:(1)就完整的劳动过程本身包含着劳动方式(作为劳动的物质技术和社会组织条件)和劳动形式(作为劳动结合和交换形式)而言，作为社会生产力的表层结构，劳动形式不过就是特定形态的劳动分工和协作或劳动技术组织条件的社会实现形式;(2)作为劳动(分工)形式的直接社会加总—“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因而社会生产形式在内涵上即表现为生产者之间的具体不同的社会经济联系形式，表现为基于特定生产组织形态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如基于家庭生产组织的自给自足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基于企业生产组织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等;(3)同样，完整的生产社会形式由于要全面反映劳动和生产组织的社会性质以及劳动和生产过程运行的社会全貌，因此系统包括以所有制、产权及管理制度为基础的或与之直接对应的社会经济分配方式和形式，这显然同时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在内容构成上的具体化。
总起来看，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过程或经济结构的变迁和运行的机制是这样的:特定劳动过程一社会劳动形式一生产组织一社会生产形式一生产的社会形式。它的深刻内涵包括:(1)总体生产方式包括劳动方式(作为微观层次上的物质生产方式)、生产形式(作为宏观层次上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社会生产方式本身)三个层次⑩，从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用运动具体化为完整生产方式内部结构的运动;(2)从劳动过程到生产过程的社会总合的经济运动，作为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一般原理的具体运用，无疑深化了既有的二重性经济理论，并可能重塑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逻辑路径;(3)从科学决定论的方法论出发，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构造”，劳动过程理论的时代和现实意义在于赋予劳动价值分析的结构内涵，从而可能重塑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的内部理论构成关系，实现劳动过程分析和剩余价值分析的内在结合。
进一步从第二方面看，从完整劳动过程二重性(包括劳动技术过程和劳动社会过程)出发，需要将《资本论》中的狭义逻辑论证框架—作为“商品一资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扩展为总体逻辑论证框架:劳动过程一价值一资本一市场经济。因为不仅马克思的科学资本主义批判本身就是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直接的统一，也就是同时包括了对资本主义的“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以及“从反面来表述它的规律”两方面的内容要素，而且《资本论》本身也是劳动二重性逻辑的直接展开，也就是分别作为“资本主义本质论”和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在《资本论》中，劳动技术过程的直接规定是劳动过程的自然属性，劳动社会过程的直接规定则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的社会属性，从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规定性上劳动二重性与生产二重性取得了内在的一致，并构成社会抽象劳动一资本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一经济结构”图式。但是，即使仅就资本主义过程而论，社会生产或资本积累过程也总会与特定劳动过程相联结并以之为基础，反过来，每一劳动过程的新形式的形成则会推进一种新的社会积累体系或结构形式。由此使得这种分析本身带有两个新特点:
第一，价值决不只限于狭义价值，而首先是一个总体价值的概念。在资本主义过程中，狭义劳动技术过程被直接简化和还原为劳动社会过程，社会总资本代表了简单劳动过程的完全的社会加总，社会价值关系体现为既定社会总需求结构下的社会抽象劳动关系。在广义劳动历史演化过程中，由于社会总需求结构不变假定的放松，价值首先体现为一种“劳动效用关系”—作为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概念，其真实内涵是总体劳动过程视阑对于简单劳动过程视阑的替代。总括两方面的论述，价值总体地乃是“劳动对效用的关系”。总体价值概念表明:价值作为社会作用中介，也是一个总体过程，是“劳动过程一商品一资本”过程与“劳动过程一企业一资本”过程的一种复合。关于前一过程，马克思给出的社会经济总揽的公式是“商品价值构成”，由此引出资本的各种物质形态，引出狭义资本总公式;相应，对于后一过程，则可以相对给出“企业价值构成”的社会经济总揽公式，由此引出资本的各种人力形态，引出人力资本的社会规定。由此，基于完整的价值概念，可以得到总体资本形态，也就是作为物质资本形态和人力资本形态的统一。
第二，直接嫁接在总体资本规定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与资本的总体形态对应，资本总体规定则作为历史规定(积累起来的历史劳动过程)和社会规定(积累起来的社会抽象劳动)的统一，或者说，乃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这一规定使资本概念成为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最为突出的表征，从而通过总体资本的社会作用中介，经济总过程事实地裂变为“劳动过程一价值一私人资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以及“劳动过程一价值一公有资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前一过程发展了资本和劳动的社会对立关系，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则确立了私人资本的牢不可破的社会主导地位:资本是“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资本所有权是“一种普照的光”，“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因而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后一过程发展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生产协作关系，使得“企业所有权”能够游离于资本所有权进行经济生长，从而企业不仅作为劳动生产率单位因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微观基础，也同时作为产权经济组织因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现实基础和社会载体。总括两方面的论述，社会主义劳动过程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个从具体劳动过程向抽象劳动过程进行社会转化和还原的价值增殖过程，而且更为重要的，还是一个在生产专业化以及生产和谐两方面均占有效率优势的价值和谐过程。根据这一观点，无疑，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对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将体现在对于“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乃至“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的生产经营信条的历史否定和扬弃，而且必将体现在实际劳动过程现实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
总之，对于总体政治经济学而言，商品不再简单地成为(或表现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单元形式，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历史和“被决定”的范畴，替代它的将是更为基础和根本的概念—劳动过程;而既然社会经济系统首先面对乃至需要解决的是无数个千差万别的单个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需要分析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单一形成要素，而且需要细致地理论剖析和阐明它们各自在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内部有机联系，并努力地将之推进到经济运行的现实表层结构进行分析。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
以上的论述并不表明劳动价值论在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体系中的缺失，相反，更加凸显其中心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内核基础。因此，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乃是在于，科学确立劳动价值论和经济理论体系的各个具体理论层面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打通劳动价值论发挥功能的两个基础: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实现理论与方法的一体化。这一研究是通过不断理论建设和利用完整、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来达到的。具体而言，从理论基础的角度，劳动价值论与价格理论、企业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系，除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论述的狭义价值生产、创造和转型及狭义价值流通、实现和分配诸理论，还应当包括具有广义内涵的价值创造、转型乃至实现和分配等理论;与此相应，从方法基础对应的角度，总体经济结构分析必然会进一步具体化为基本经济分析和基本制度分析等方法，前者如基于劳动的平均一边际分析方法、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后者如基于劳动的演化一博弈分析方法，等等，从而，在总体政治经济学体系内，通过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的对接以及有机结合，最终能够实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科学意识形态功能和科学方法工具功能的完美统一。
从现实逻辑看，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分析，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结构和层次性的认识问题，则成为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重点分析中的难点问题。这是因为:其一，社会主义经济转型和发展就其实质而言，乃是社会主义总体经济结构变迁过程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及运行模式的不断变革和调整，因而需要整体处理好经济变迁过程与经济运行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在经济转型、发展与经济改革间创设适当的制度和结构形式作为调整工具变量和中介条件;其二，从劳动价值论的总体经济结构分析内涵出发，单纯的经济分析只是有助于经济结构的数量特征的认识，而无助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的质的特性的剖析，因此需要实现单纯着眼于经济利益分析的“共量化空间”与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层结构分析的“制度化空间”的互补和结合;其三，与新古典对于市场的看法完全相反，马克思框架内的市场概念既非完全静态的，又非纯粹工具概念，而根本地是一种“制度演化空间”，因此，由社会主义经济转型和发展而引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构建，既是一场涉及经济全局的深刻的大规模制度变迁，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又同时是介于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巨大的中间过渡与连接地带，从而是具有设计性和灵活性的一种自觉秩序，这极大地增进了经济实施和操作过程中的异常复杂性、不确定性，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具有前无古人和伟大空前的经济实践的内涵属性。
个体经济的形式篇6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对接规制
循环经济理论作为经济形式的一种范式，逐步转化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是，目前全世界循环经济构建状况却参差不齐。究其原因，除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因素影响外，主要是循环经济在理论上还存在某些盲区。因此，明晰循环经济理论和探索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是目前循环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循环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循环经济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萌芽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循环经济理论包括：概念、特征、原则、规律、模式和管理等内容。所谓循环经济，“就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王冰冰等，2005），其基本特征是各种经济要素在经济运行中按照闭路反馈式循环方式运行，运动中的物质能量梯次使用，逐步减少，溢出的能量形成新的能源。
循环经济遵循3R原则，即：减量化原则，“就是在生产和服务进程中，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再利用原则，“就是产品多次使用或修复、翻新或再制造使用，延长产品使用期”（王冰冰等，2005）；资源化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将生产和消费中的废弃物转化为资源。在3R原则的规制下循环经济运动表现出五种规律性：自然生态式的闭路反馈循环规律；能量梯次使用和转化规律；废弃物向新资源转化规律；循环价值递增规律；循环效应延展规律等。
循环经济按照“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运行模式进行闭路反馈式循环运动，构成循环经济运行程序链。在这种链式循环中传递着物质、能量和信息，形成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种形式的运动。循环经济在企业、区域和社会三个层面上的运动就形成了循环经济的整体形态。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是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统一，通过“低消耗、低排放、高效应”途径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循环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因此，也形成一种个性化的评价指标和方法，
用来评价和检测循环经济效果（见表1）。循环经济的管理以矩阵循环管理为主，力求做到标准化、标志化、合法化和法制规制化。
二、循环经济理论的细化
循环经济理论在向实践转化中需要一个理论充实和与实践对接的过程，就是将其理论内容及其对象分解、扩充和对应具体化，即理论细化。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包括对经济基础和核心内容两个方面的细化。
（一）循环经济理论的经济基础细化
循环经济是改造社会经济的一种形式，社会经济形态是循环经济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形态的细化：
一是产业结构细化。产业分类有三次产业、四次产业等方法。四次产业分类法将产业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我国产业按照中国国家标准局编制和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分为16个门类，92个大类，300多个中类和更多的小类。16个产业门类是：农业、林业、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行业。这些产业门类都能构建循环经济模式。
二是经济领域细化。经济领域是根据社会经济的职能性质划分的经济类型，其中包括生产、服务、消费和管理等四个经济领域。在这四个细化领域中同样可以构建循环经济。
三是经济区域细化。经济区域是经济活动的社会平台，分为三个层面：企业—企业内部自成系统的经济循环形成小循环；区域—局部地域和关联行业内的循环经济的有机组合形成中循环；社会—无数企业和地区的合理组合或者小循环和中循环的有机连结形成社会一体化大循环。
四是企业经济细化。企业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基本构件，从企业经济构成要素及其运动分析，企业经济包括资本、资金、物资、设备、技术、工艺、人才、信息、生产、运营、管理和项目开发等要素及其运动摸式。资本运行模式：G—w—G’；资金运行模式：货币资金—材料设备资金—产品资金—货币资金；物资运行模式：材料—加工—产品—废弃物；设备运行模式：购置—安装—运行—报废；技术运行模式：开发—采集—运用—废弃；工艺运行模式：编制—采集—运用—废弃；人才运行模式：开发—采集—运用—闲置—流失；信息运行模式：采集—输入—处理—输出；生产运行模式：材料—加工—产品—废次品；运营运行模式：供—产—销；管理运行模式：建制—执行—调整—废止；项目开发运行模式：设计—构建—运营—调整—终止等，这些企业经济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模式也一样可以构建企业循环经济。总之，从以上四个方面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经济基础的细化分析，为构建循环经济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对象和路径选择。
（二）循环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细化
3R原则细化。3R原则的内容是“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减量化原则要求对物质性、能量性和信息性的投入在所有经济活动中力求投入少、消耗小、产出大。再利用原则要求对资源材料、技术工艺、人才、产品、功能、信息、运营管理和废弃物再利用等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回收处理。资源化原则要求对可再利用的资源材料、技术工艺、人才、产品、功能、信息、运营管理和废弃物等尽可能转化成新的经济资源。
运行模式细化。循环经济的运行是“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路反馈式循环模式框架。资源在框架的始端，指社会经济中的所有投入；产品是对资源的处理结果；废弃物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剩余、残损、闲置、遗弃、排放和丧失功能而废弃的物品；再生资源是废弃物经过资源化处理形成可再利用的新资源。这种新资源反馈式进入循环经济运行模式构架中再循环流动，从而形成不断地经济循环活动。
循环物流细化。循环运动的本质是物质运动，其中包括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种流动形式。物质流指有形物质的流动，如物资、材料、能源、资金、设备、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品等；能量流指无形物质传递，如数量、质量、功能、作用和效应等；信息流就是指循环过程中的知识和“知识差”的传递，如知识经验、科学文化、技能技术、工艺设计、规划指令、市场动态和管理规制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循环经济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范畴，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全面、系统地在社会各产业、各领域、各区域和各企业实现了经济循环运动，才能构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世界的循环经济。
三、循环经济理论的实践对接
（一）对接原则
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对接的原则：一是系统原则。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构建和运行中必须系统组合，协调运作。二是对应原则。首先是经济理论对应经济实践，切实着手对现实经济的改造。其次是循环经济原理与经济产业、领域、层面和区域的对应，构建不同类型的经济循环。最后是循环经济运行模式与生产消费流程的对应，框架设计和构建生产消费流程中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运行模式，并按照这种模式运行。三是规制原则。循环经济理论也是一种规制，运用循环经济的理论原则规制社会经济的循环运行。四是激励原则。循环经济是一种长效经济，必须建立激励机制，才能保证循环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对接方式
循环经济理论的对接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全面对接，指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各产业、各领域、各区域和所有企业全面、系统地按照循环经济理论构建和运行社会经济；二是全程对接，经济活动从设计、构建、运营和管理的全过程都按照循环经济的理论原理进行规制构建和规范运作；三是分解对接，因循环经济实践对象的环境、条件和战略需求的差异而形成的差异性对接，但总的要求是总体设计，分步实施，最终全面落实。
（三）对接战略
发展循环经济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战略性，这种战略性就决定了循环经济理论的对接战略选择，一是因势战略。根据构建主体的状况、环境、条件采取量力而行、量势而动地发展循环经济。二是功利战略。通过诱发构建主体的功利需求引导和推动发展循环经济。三是互促战略。通过示范、功利和激励形成竞争格局，引导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四、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
循环经济理论既是一种范式，也是一种规则，具有一定的约束性，这是循环经济理论的社会功能之一。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性有两个特点：一是范式性；二是约束性。范式性是通过整合认识，制作规范，构建范例，引导和规范循环经济的发展。约束性是采取法规、政令、惩戒等手段强行推动和管制循环经济正常发展。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导向。即通过理论传导作用于人的思想理念，使循环经济理论成为社会意识、公共理念。二是规范供给。即提供可借鉴和仿效的理论规范和实践示范并进行指导和咨询服务。三是制约管理。即通过组织形式和法制制度等手段规范和制约循环经济运行，发挥循环经济理论的管理职能。
综上所述，循环经济理论是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形式的最佳选择。这种理论要转变为经济现实，除了本身应当具备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外，最重要的是因为循环经济具有“设计经济”的特点，要求理论系统应当较为系统和完善，理论对应较为具体，因此，循环经济理论的细化和对接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构建和发展经济循环成为切实可行而有效的社会经济活动，从而促进循环经济广泛而深入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冰冰，于传利，宫国靖.循环经济企业运行与管理[m].企业出版社，2005
个体经济的形式篇7
一、新型集体经济的内涵
新型集体经济是对传统集体经济的突破，产权明晰，包括多种新的实现形式，是“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为主，融合合作制与公司制管理模式，凭借劳动和资本分享企业收益。劳动者为自己和社会创造财富的一种组织形式”。一些传统的集体企业通过改革改制，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展现出新的活力。
二、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特征
1、企业是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体
企业全部或多数职工既持有本企业股份，又在企业内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强调以职工持股为主体，其持股比例为本企业全部资本或占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地位。一些企业采用股份的形式引入企业外部出资入做股东，这种企业产权主体的设置，改变了原有企业资金制度单一内生性，拓宽了企业吸引外部资本途径。在组织形式上，自愿组合，自筹资金，民主管理，自主经营，集体积累，按劳分配，入股分红。在联合的基础上确立了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实行个人所有，集体占有。
2、劳动者通过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对本企业具有控制权
劳动者资本之和在企业产权结构中占有相对控股以上地位。在产权制度上，逐步建立了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管理规范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通过控股和企业章程规定取得对企业控制权，参与重大问题决策。大多数企业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现代企业制度的构架，按现代企业治理模式决定企业经营投资计划、选举高管人员，审批财务预决算等重大事项。
3、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分配制度
按劳分配形式主要体现在支付给劳动者工资和奖励、按劳分红上，依据劳动贡献决定。按资分配体现在各方股东按其股份分得红利，也有一些企业把劳动技术等要素折成股份的，这部分名义上按股分红，实质上仍是按劳分配。职工具有股东与雇员的双重身份。在取得工资性收入的同时，还可以取得劳动分红、股金分红等生产要素分配的收益。建立了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的新型劳动关系。
4、与其它所有制企业区
主要在资本结构上加以区别。新型集体经济出资入主体是本企业劳动者，劳动者对本企业有经营控制权，而国有企业出资人是国家，国家按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原则授权，任用经营者，企业盈亏是国家的事，职工不具有控制权。而在私营企业中，不允许劳动者入股，或投资者不一定是劳动者。这些与集体经济主要由大多数劳动者共同出资共同劳动。企业不是少数人所有，而是多数劳动者所有的特征有根本不同。
5、与传统集体企业区别
所有权形式，由单一共同共有变为明晰到人，按份共有；人事及决策权由上级任免决定变为职工以股东身份决策；分配上由按劳分配变为按劳与按资分配并存的多种分配制度。企业治理结构由单一集体制度变为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多种实现形式；企业地位由政府管理变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三、新型集体经济实现形式
新型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有：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要特征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以集体共有和按份所有相结合，集体共有为主的集体企业；由职工股控股或相对控股的有限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由集体资本控股或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劳动者个人资本为基础的合作制企业；其它具有新型集体经济特征的各类企业。
新型集体经济的产生始于传统集体企业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初期大都以股份合作制改造为主，并在股份合作基础上继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逐步过渡到有集体资本参加的有限责任制、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公司制企业。这些企业吸纳社会资本，与国内外企业合资合作，发展成为多元投资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各类新集体经济大量涌现。
四、新型集体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相适应的
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符合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方式。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它作为市场经济，要以市场作为主要手段配置资源。由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新型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而这种公有制经济有明晰的产权，产权结构趋于多元化，法人治理结构科学化，机制市场化，同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是竞争的关系。因而有追求资源配置合理性和资源利用充分性的内在机制，容易与市场经济融合。
1、新型集体经济本质特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新型集体经济实行“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相结合”及“个人所有，集体占有”的产权制度，其财产在价值形态上可以量化到劳动者个人。但在实物形态上不由个人支配，而由集体占有和支配，在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将企业共同共有与劳动者按份共有结合起来。这样的产权制度使所有者真正到位，解决了传统集体企业终极产权不到位的问题。
新型集体经济是“民有民营民享”的公有制经济。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它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劳动群众，是一定范围内劳动群众民有民营民享的公有制经济。新型集体经济确立“民本经济”的观念，不同于传统集体经济经营活动由政府决定，经营者由政府调配，企业用工由政府安排，排斥个人所有权的二国营模式。
新型集体经济突出了集体经济民本位的特点。首先，在产权上以投资的劳动者为主体，实行民有，体现了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其次，在经营形式上实行民营，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确定经营者的产生方式，自主决定企业的用工制度，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第三，在内部管理上实行民主，劳动者通过股东会参与企业管理，通过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等形式。行使股东权利及其它民利，参与企业的决策活动，第四，在经济利益上实行民享。职工在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取得工资性收入的同时，还可以根据自己对企业的投资享有收益。第五，在经营风险上实行共担。
这种新型的集体经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体现了公有制经济与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
2、新型集体经济符合我国生产力现状及发展要求
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要求。生产的社会化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适应这种变化要求的资源配置方式，新型集体经济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把单个的资源(人力、资本、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起来，既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体现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又在生产关系变化上体现了公有制的特点，一方面，集体资本参股控股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共同共有财产具有直接的公有性质；另一方面，在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中，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劳动者个人投入的资金转换成了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以法入主体形式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转变是向联合生产方式的转化，符合生产社会化的要求，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是公有制的新的实现形式，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化方向相一致。
当前我国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而且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水平多层次性是我国的重要国情。新型集体企业是自发形成的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容纳不同层次生产力的组织形式。它的企业规模可大可小，企业组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它既可容纳手工劳动和半机械化的生产力，也可容纳机械化和自动化、专业化的社会大生产。新型集体经济具有兼容性。能在各种行业中发展。同时独立自主性强，既有主动联结现代产业链，进行协作配套的能力，又有适时调整产品结构的机制。由于集体经济量大面广，遍及城乡各个行业，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因而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3、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有利于加强和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宪法》中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新型集体经济的长期发展，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制经济中，由于国有经济分布过广，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必须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随着国家对国有经济的调整，国有经济将集中力量发展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骨干企业，对一般性行业将逐步退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下降。只有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积极向各方面渗透，大量进入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才能增强公有制经济控制力，填补国有经济退出份额，才能保持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否则公有制经济就失去在国民经济中主体地位。
4、新型集体经济与我国促进就业。共同致富的基本国情相符合
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者只有实现了就业(创业)，才能摆脱贫困，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多种经济成份、多种资本的融合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能提高创造社会财富的效率，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物质基础。新型集体经济实际上也是一种集体资本控股或劳动群众有控制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新型集体经济具有把劳动群众的个人资本融合为公有资本的功能。劳动者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出资、共同劳动、共享收益，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真正为劳动群众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条件。
5、新型集体经济符合市场经济对微观参与主体的要求
经过改革，新型集体企业不再是政府附属，摆脱了二国营模式，产权清晰，通过资产量化，经济补偿金转为股份。鼓励职工投资人股，吸收社会人人股，对外合资合作等措施，实现出资人到位，产权结构也逐步多元化。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依职责规范行使各自权利。随之配套产生新的用工制度、内部分配制度、管理和决策制度、对经营者激励约束制度、各项岗位考核制度等，都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运行，企业作为法入主体，在市场中有竞争发展的动力。经营行为完全由自己决定，盈利自身受益，亏损自行负担，与其它性质类型的企业是平等竞争关系。
6、国内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证实了其与市场经济是相适应的
一大批传统集体企业、国有中小企业经过改革变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较好。例如，白山喜丰公司原为集体企业。2003年企业进行改革，把净资5584万元量化折股，法定代表人占公司总股本13％，公司高管人员占9％，公司一般管理人员占13％。职工占12％，退休职工公益股占10％，职工平均每人量化2万元，其余为吸收社会自然人人股。随后，公司又进行了一系列配套改革。现在职工是企业持股主体，既是股东，又是劳动者，重大决策由职工占大多数的股东大会决定，公司实行按劳分配工资奖金后，还按股分红利。公司2004年销售4亿。产量3万吨，利润3千万元，均实现历史性突破。
当前数量庞大的厂办集体企业和国有中小企业正在进行改革，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要量化现有资产，吸收职工入股，变为新型集体经济。
7、国外具有新型集体经济特征各类企业得到了广泛发展
资料显示，集体性质的经济在国外也有较好发展。如西班牙蒙德拉贡、英国工业共有权运动、美国职工持股计划、加拿大合作社、日本农协等，目前，合作性质经济已遍及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各类合作社的社员数亿人。在农业、工业、流通、金融、保险以及各种服务业都出现了大量不同类型的合作社，西欧、北美许多国家80％以上的农场主都参加了不同类型的专业合作社，丹麦的奶制品90％由合作社经销，荷兰合作社销售的花卉、水果、蔬菜占市场份额的80％以上。实践说明，在发达国家，集体经济也是有发展空间的。它适应市场制度与生产力发展。
综合上述，新型集体经济在产权和治理结构上既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又保持了公有制的本质特征。实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新型集体经济的存在是促进就业，共同致富的需要，是保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需要。新型集体经济符合市场经济对企业法人主体、竞争主体的要求。大量改革改制发展起来的新型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进一步证明了其在市场环境下具有旺盛生命力。现在我国大部分国有中小企业，集体企业适合改革成为新型集体经济。将来还要有一部分中小个体私营企业在面临生存危机或无法扩大生产时，发展成为新型集体经济。
个体经济的形式篇8
合同诈骗发生于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但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签订”的概念与《合同法》书面形式的规定产生了错位,因此,有必要将刑法中的“签订”改为“订立”,或对“签订”作广义解释。
按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而合同的相关概念,随着新《合同法》的制定已有了较大变化,若不予以界定,将直接影响到合同诈骗罪的认定,并可能引发法律适用的混乱。本文试从《合同法》与《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的比较入手,对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中的合同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一、合同的界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中的“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指的是“经济合同”。此处的经济合同,根据立法原意,并非专指《经济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还应包括技术合同及涉外经济合同。经济合同概念最早出现于前苏联,我国立法受其影响,1956年4月13日商业部、地方工业部《对目前工商计划衔接贯彻经济合同中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中,首次采用了经济合同概念。[1]《合同法》制定前,有学者认为,“经济合同的概念不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较为重要的存在价值;而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的区分标准也是很难准确界定的。因此,我国合同法不应采纳经济合同的概念。”[2]此观点已被新制定的《合同法》所吸收。
《合同法》中的合同与“经济合同”主要有三点不同:(1)主体不同。《经济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平等民事主体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相互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合同。”《技术合同法》规定,其适用主体是法人和公民。《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的适用主体则是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外国一方包括个人)。而《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按此规定,合同主体既包括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外的自然人,也包括经济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2)形式不同。《技术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订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经济合同法》规定,除即时清结者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而《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同时《合同法》第十一条也对书面形式作了扩张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3)内容不同。按《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合同法》调整平等主体间除人身关系以外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根据《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是指“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也就是说,《合同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同时,这种财产关系必须处在交易状态中,“合同法是调整动态财产关系的法律”。但是,这种动态财产关系的合同,其内容并不等同于“经济合同”。“经济合同”应当是有偿、双务的合同,[3]而《合同法》包括了一些无偿、单务的合同,如无偿的赠与、保管、委托合同等。这种不同也反映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上。《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均规定了互利或有偿原则,而《合同法》没有作此规定,“有偿原则不是所有合同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例如,赠与合同就是无偿的,当事人自愿免除对方义务的,合同也可能是无偿的。”[4]严格地讲,此类合同不具有市场经济特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合同,而更类似于一般民事合同。
《合同法》一方面扩大了合同的主体、形式及内容,另一方面,对无名合同进行了补充规定,使得合同的适用范围急剧膨胀。如果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与《合同法》一致,将出现“特殊法条”架空“普通法条”的混乱现象。下面笔者将予以分析。
《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从这些法条来看,当事人双方关于财产流转的协议,无论内容、形式如何,均可以成为《合同法》调整的合同。如此一来,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普通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间的界限恐怕就很难区分了。因为普通诈骗罪的当事人双方也同样存在关于财产流转的协议,这种协议按《合同法》的规定完全可以认为是合同(口头合同)。如被害人与行骗人之间就大量存在委托、借款等口头合同。甚至连被害人自愿无偿将财物送予行骗人这一行为本身,按《合同法》第十一章的规定,也可以认为存在赠与合同。这样,如果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等同于《合同法》中的合同,那么由于合同诈骗罪在刑法上是特殊法条,诈骗罪是普通法条,按照刑法理论,特殊法条优先于普通法条适用,从而使原先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普通诈骗行为,将转而适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构成合同诈骗罪,最终使得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普通诈骗罪名存实亡,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
针对《合同法》之合同与“经济合同”的区别,可以考虑采取三个方案对合同诈骗罪之合同进行界定。
第一个方案,是对合同的内容进行界定。即将合同界定为在市场经济中交易的合同。其依据是,合同诈骗罪被归类在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而《合同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社会经济秩序的外延显然要比市场经济秩序大。此外,《合同法》中规定的某些有名合同就不具有市场经济特征,如无偿的赠与、看管、委托合同。但问题是,按照《合同法》的有关立法解释,“社会经济”指的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随后顾昂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合同法是规范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律”,合同法要“更好地符合和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保障市场经济统一、有序、健康地发展”。[5]由此一来,对合同诈骗罪作出的司法解释如要将《合同法》中的同再分为市场交易与非市场交易两种类型,恐怕不但实践中难以操作,而且也有违背立法原意之嫌。
第二个方案,是对合同的主体进行界定。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外的自然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因为合同诈骗的主体多以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身份出现,而普通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不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但是,将自然人排除在合同之外,由于“不利于建立统一市场以及统一市场规则”,[6]长久以来一直受到民商法学界的批评。而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外的自然人列入合同主体,则被认为是《合同法》的一大进步,有利于鼓励自然人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活跃市场经济。《合同法》第二条一改《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前例,将“自然人”置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前,也体现了对自然人的重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自然人的经济地位、法制意识不断提高,自然人之间订立合同将趋于频繁化、规范化,同时在国家经济运行中也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将其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导致刑事司法的滞后。因此,如果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不包括自然人,也明显有违《合同法》的立法用意。
第三个方案是对合同形式进行界定。即将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界定为书面形式,不包括口头形式及其他形式(其他形式主要指推定形式,从非书面形式角度考虑,其性质与口头形式基本相同,故以下不妨用口头形式来指代非书面形式)。笔者倾向这个方案,理由是:(一)《合同法》相关立法解释已使有关财产流转的协议都归于“市场交易”中的合同。从这个角度看,普通诈骗也是扰乱市场交易秩序的行为。而且,从口头合同双方当事人交易时的主观心态分析,双方产生信赖的基础并不是“合同”本身,而主要源于对彼此人格的一种信任(如熟人关系)。实际上,当事人双方在进行口头协议时大多没有意识到是在订立合同,否则便会采取书面形式,所谓“口说无凭,立据为证”。因此,认为口头合同诈骗是利用了“合同”,从交易的约定俗成来看尚需商榷。
(二)一种观点认为,将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定性为合同诈骗有利于对此行为的打击。笔者对此观点持不同看法:(1)从合同的主体来看,单位作为合同主体与自然人的差别之处是不能“张口说话”,单位与其他主体订立合同必须有单位公章或负责人签名,口头合同的主体不可能是单位。因而,将口头合同诈骗定性为普通诈骗罪,不会因为普通诈骗罪主体不包括单位,而放纵单位犯罪行为。(2)将口头合同诈骗定性为合同诈骗,意味着将其归属于经济诈骗,而经济诈骗的数额起点一般高于普通诈骗。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普通诈骗的构罪数额起点为2000元,利用票据、信用卡进行诈骗的数额起点为5000元,贷款诈骗的数额起点则高达l万元。关于合同诈骗的数额起点问题,有学者认为:“确定合同诈骗的数额起点时,应在参照普通诈骗犯罪起点的前提下,使合同诈骗数额起点略高于普通诈骗罪的数额起点。”[7]若如此,由于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对应于各个数额档次的量刑幅度基本相同,将口头合同诈骗定性为合同诈骗反而有放纵这一行为之嫌了。
个体经济的形式篇9
一、经济法责任概述
（一）经济法责任独立的内涵
经济法责任独立，即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法的重要有机组成，能够在理念价值和功能效用方面与经济法体系不谋而合，且与其他部门法律责任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并与后者并存。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可以从四方面来说：第一，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的有机组成；第二，经济法责任符合经济法体系要求；第三，经济法责任不同于其他部门法责任；第四，经济法责任与其他部门法责任并存。
（二）经济法责任独立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原因
1.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和法律规范的独立性是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的逻辑起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属性、公私兼顾属性和调控规制属性的社会关系，这些特殊的社会关系无法用民法、行政法法律规范加以调整时，经济法法律规范的介入就使其上升为经济法律关系。[1]正是调整对象和法律规范的独立性，为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提供了特有的独立的逻辑起点。
2.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独立属性决定了经济法责任价值具有独立性。作为经济法的灵魂，基本原则是对无形的经济法的宗旨和价值的物化，是研究经济法制度的原理，协调价值规范之间冲突的依据。结合学界目前已经取得的科研成果，笔者认为：在弥补“市场缺陷”与拯救“政府失灵”中孕育、诞生和发展、壮大的经济法在其与民法、行政法的长期博弈中逐步凝练出三大基本原则，即维护经济安全、社会利益本位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这些独立的经济法基本原则贯穿并指导了整个经济法规体系，自然也辐射到了经济法责任的独立价值。
二、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理论支撑
（一）经济法固有的制度功能是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根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经济交往形态日趋复杂，追求效益和利益的手段逐渐多样化，部分传统法律部门对此类问题有时候显得有些滞后。传统的民商法主要调整平等民事私法关系，当私人权利受到侵害，民事法律责任主要采用补救措施是使受损害方的权益恢复到受损害前的状态。以消费商品的买卖为例，传统的民商法以自愿、公平等价值目标为交易原则，关注的是合同双方的对等的权利义务的实现，主要以损害赔偿、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排除妨害等法律补偿性责任方式为主，因此，若卖方销售了假冒伪劣商品，通常承担换货或退货返款的法律责任。而这些主张只具有“填补损害”的功能，缺少对商家的恶意行为的惩罚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与民商法维护私人的个别交易秩序的原则有关。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显然仅仅用维护个别交易秩序来应对恶意欺客的行为是不足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假冒伪劣商品销售于商家来说降低了经营成本，与其他正规商家相比取得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危害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甚至可连锁的效仿效应，破坏整个行业市场发展环境。这就意味着商家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不仅损害消费者利益，也破坏整个市场秩序，使社会成本无形中增加，可谓迁一发动全身。若社会整体利益遭到了破坏，那么维持个别交易秩序的立法对此很难应对，仅仅依靠个别交易主体利益维护来制裁商家显然不足以满足“社会成本”[2]付出的损失。而行政责任则是调整行政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追究相应的行政责任，很明显调整范围的范畴过于狭窄，无法约束商业主体。刑事责任虽然关注整体社会秩序，但必须达到必要的刑事承受限度，否则不能适用。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经济法责任呼之欲出正是在民商法、行政法和刑法对整体社会利益调整缺位情况下产生的。从经济法的立法动机来看，经济法的固有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要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以更为广泛的市场主体为调整对象，致力于经济秩序的和谐发展。以此为出发点，恢复整体秩序、弥补秩序受破坏产生的成本损失是其重要的责任，即经济法责任。
（二）经济法责任独有的特征是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理论基础
经济法责任具有其独特的特征，根本区别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不能替代，是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一类法律责任。
1.经济法责任具有社会性。由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的制度功能所在，所以社会公共利益被考量在了经济法责任的诸多制度安排之中，经济法责任中的责任承担的方式、要件、责任内容等都把“社会成本”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故其具有经济性和社会性两重属性；同时还兼具补偿性和惩罚性，追究违法者法律后果，达到威慑的作用，降低社会成本损失。可以说经济法责任是站在全社会的利益高度，来维持市场交易秩序不被破坏。于此，经济法责任具有其他法律责任不具备的社会性视角。
2.经济法责任具有复合性。经济法责任的复合性主要表现在责任形式和责任功能两方面。责任形式上的复合性指在经济法责任形式上财产责任形式和非财产责任形式并重，如对不正当竞争的主体既有没收所得、损害赔偿等财产责任，又有资格取消等非财产责任形式，财产责任形式侧重于经济补偿和惩罚，非财产责任形式在于公示和预防。责任功能上的复合性指经济法责任既给予违法行为于否定性评价，还有肯定和鼓励积极与违法行为斗争的经济活动主体。如消法中的双倍赔偿制度，双倍赔偿就不仅局限于对经营者的惩罚，而且还对消费者积极维权行为给与肯定。相比之下，民事责任等则不具有此等特性。
3.经济法责任具有不均衡、不对称性。依据主动与被动关系原理，经济法主体可分为调制主体和受体两种，具体来说分为宏观调控法中的受控主体和调控主体，市场规制法中的受制主体和规制主体。[3]经济行政主体一般都是政府这些具有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职能的机构，即调制主体；而市场主体则由不同的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组成，是调制受体。在调控市场运行中，经济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权利义务分工不同，责任自然也不尽相同。如在宏观调控法律规范主要是为了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故在这方面责任较多，义务也较多。这明显不同于民商法的权利义务及责任，表现为不均衡性和不对称性的特点。
三、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式探析
经济法是现代法，自然离不开与传统法律部门的关系，要以传统的法律部门为基础。但是经济法责任不是对传统法律责任的简单相加，而是超越的继承。基于此，经济法责任是独立的责任体系。这种责任体系具有复合性，由传统责任形式和新责任形式构成。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以下具体形式。
（一）财产责任（经济责任）、经济行为责任、经济信誉责任
以责任内容为标准，可以将经济法责任划分为财产责任（经济责任）、经济行为责任、经济信誉责任三种形式。这种分类最基本的分类，因为财产、人身（或精神）及行为这三方面是各种法律责任的内容。财产责任具体包括：赔偿损失、交滞纳金、罚款、强制转移财产的所有权（如征购、征用、没收）等；经济行为责任包括：强制停业、强制整顿、吊销生产许可、吊销营业执照、强制解散等；经济信誉责任包括：通报批评、撤销荣誉称号等。另外，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部门法，也呈现出新型的责任形式，比如资格减免与信用减等、产品召回、政府决策失误赔偿等，[4]下面做一简单介绍。
1.资格减免与信用减等。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因此对市场主体进行资格减免与信用减等，比如，信誉评级制度，停止专业从业资格，“黑名单”制度等，同样同种惩罚，能够起到震慑作用，能够发挥法律责任制度的制裁和惩戒效用。
2.产品召回是指产品的生产商、销售商或进口商对于其生产、销售或进口的产品存在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的危险或隐患，将该产品依法从市场上召回并免费进行修理或更换的制度。这一制度需要政府及时地介入和监管来保障。
3.政府决策失误赔偿是指因政府经济决策失误而由政府及其责任人员承担的财产责任。决策失误并不属于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因而是经济法责任的新类型。这种责任类型一改传统，是规范经济行政主体经济法责任的一种新尝试，但具体的认定方法和赔偿细则，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资格减免与信用减等可归为经济信誉责任中来，产品召回属于经济行为责任，政府决策失误赔偿属于财产责任。
（二）干预主体的经济法责任和被干预主体的经济法责任
根据承担责任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干预主体的经济法责任和被干预主体的经济法责任。干预主体一般是指政府机构等行政主体，被干预主体指的是市场主体。行政机关和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故其法律责任不尽相同。在市场规制法中，市场主体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在宏观调控法中，行政主体的义务和职责较多，但其承担的法律后果却比较少，这不利制约和监督行政主体的行为。
除此之外，有些分类方式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将经济法责任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如上文所述，按部门法性质的划分标准强调法律责任的法律部门归属，所以强调经济法责任独立也要考虑此种标准。[5]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是相互独立的，经济法责任也应当是独立的，虽然和传统法律部门在表现形式上有一些重合，但不能武断地认为经济法责任涵盖上述三种责任，只不过表现形式相同罢了。
上述分类中，第一种分类是最基本的。无论是财产责任、行为责任还是信誉责任，都是对现有行政、刑事、民事三大责任交融，如财产责任中的赔偿等与民事法律责任交融；行为责任中的限期治理等及信誉责任中的通报批评等与行政法律责任相似。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达到对经济行为经济责任进行全面评价的效果，而且三者兼容，从立法技术上讲也有利于经济法律关系准确全面地把握各种不同程度的法律后果。由于单靠某一种类型的法律责任难以达到经济法的目标与宗旨要求，故经济法责任存在多种责任的竞合，经济法主体所承担的责任往往也较重。经济法责任也因此呈现出一种复合性和多元化的特征，即在形式上大量采用了传统上属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形式，又有自己独有的新型责任形式。
个体经济的形式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特殊性；相对优势
[中图分类号]Fo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0)04－0021－10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无论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和先前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还是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相比，都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它们之间，既有历史的联系和共同点，又有明显的甚至质的区别，从而构成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在经济关系的不同层次。其性质有明显的差异。在生产方式和微观经济层次，包含较多的资本主义因素，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没有太多区别；而在资本(以及地产)所有权和宏观经济层次，社会主义因素处于支配地位。前者主要是由同一发展阶段的一般经济条件和共同历史任务决定的：后者主要是由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特殊发展道路决定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证明，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这是唯一同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在保护劳动阶级权益、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特征
考察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特殊性，首先应当搞清楚这一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和特征。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
根据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文献的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性质)可简要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它是公私并存、社资兼有的复合经济制度；经济制度的总体性质是由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生产方式共同体现的。在这里，公有制形式和私有制(非公有制)形式、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非社会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同时并存的。经济制度的性质，既不是单纯由私有制和非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也不是单纯由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而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生产方式共同决定的。至于其中包含多少社会主义因素，不仅取决于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量的比例，而且取决于公有资产的质量和作用：不仅取决于公有制经济的数量和质量，而且取决于公有制本身的类型和性质，取决于公有制本身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不仅取决于公有资产的所有权，而且取决于劳动和所有权的关系，取决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形式。在各种所有制形式、各种经济成分和各种生产方式之间，不能不包含使它们相互区别的非此即彼的关系；但是，在现阶段，除了这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以外，还必然包含亦此亦彼的关系。也就是说，有些所有制形式既包含公有制的成分和因素。也包含私有制的成分和因素；既包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也包含非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例如，经过股份制改造的公有制企业，大都包含着私有制的股份，从而成为混合型企业。又如，劳动力市场一旦形成，劳动方式也就变成了雇佣劳动(即所谓合同劳动)。在现存的集体经济组织中，联合劳动和雇佣劳动是同时并存的，而且往往以雇佣劳动为主体。这种亦此亦彼的关系，体现了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过渡性质和中间状态。这种基本经济制度作为经济基础，不是单一和纯粹的经济基础，而是一种“综合经济基础”(杨献珍语)。
第二，它是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经济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质的区别。在公私并存和社资兼有的关系中，公有制和私有制(非公有制)各自处于不同的地位。宪法规定，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为主体”早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时期就已经提出来了，但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其涵义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者是相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地位和“拾遗补缺”作用而言的：后者是相对于非公有制经济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和发挥“重要作用”而言的。因此，我们决不能以“传统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待和解读“公有制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公有资产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控制经济命脉。在这里，量的优势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此，不要求公有资产的总量一定要大于私有资产的总量。和量的优势相比，更重要的是质的优势；而且，只有具有质的优势，量的优势才有实际意义。这里所说的公有资产，本来主要是指两种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资产，即公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但从改革的初步结果和发展趋势来看，集体资产的数量和比重越来越小。因此，公有制为主体主要是由国有经济体现的。也就是说，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公有制是否为主体，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区别。
第三，它是私有制经济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制度，既体现了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经济制度的质的区别，也体现了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某些相似性和共同点。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但不是唯一特征。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私有制经济在整个所有制结构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私有制经济是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重要作用。这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在经济制度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和计划经济为主的时代相比，私有制不仅以个体经济的形式存在，而且更多地以私营经济的形式存在；不仅孤立地存在于公有制经济外部，而且存在于改制以后的公有制企业(混合型企业)内部。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把劳动和所有权的关系、生产方式的变化考虑进来，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因素已经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公有制经济之中了。
上述三个方面不过是整个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的突出表现，是不能截然分开和各自孤立的。公私并存和社资兼有以其他两个方面(即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经济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为补充和具体化：其他两个方面各强调所有制关系的一个侧面，但又互相规定和互相制约。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理论界对何谓“公有制”和“公有制为主体”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一般认为，公有制就是保持公有资产所有权，而不管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如何；而有的则认为，公有制必须体现在全部经济关系上。有的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必须使公有制成分在量的方面保持在50％以上；而有的则认为，只要保持质的优势就够了。有的把公有制和国
家所有制本身同社会主义划等号，就像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划等号一样。有的认为，社会化就是社会主义，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的股份公司和股份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新公有制”，并认为这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涵义。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第一，所有制并不是单纯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而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核心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关系，不能只讲所有权而不讲生产方式。第二，公有制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只有一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公有制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第三，国家所有制本身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即使是我国现阶段的国有制，也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仍然执行现代国家的一般职能，另一方面可以成为未来社会所有制的基础和雏形。第四，生产社会化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但不等于社会主义，私人股份公司不过是私有制的实现形式。第五，我国现阶段的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级阶段的公有制，大多是由政府代表并和行政权力相结合的公有制，因而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公有制为主体”，只要求公有资产占优势和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第六，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和公有制为主体，不同于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和公有制为主体。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主要特征
基本经济制度所涉及的是所有制关系：而所有制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总和。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主要特点，即经济特征。经济特征是基本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表现。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经济形式；生产目的(如表1所示)。
从表1来看，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表现是：公有资产处于优势地位，国有经济控制经济命脉。但是，一方面，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大都发生分离，从而形成众多各自独立的产权主体；另一方面，在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市场主体那里，除了小生产者之外，劳动和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分离。由于上述原因，不仅越来越多的生产者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而且，在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者那里，生产资料采取了资本的形式。劳动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可见，公有制经济在产权制度、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生产的直接目的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与此相联系，分配方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配方式是供给制和平均主义大锅饭，那么现在，按要素分配――凭借资本所有权及其对资本增殖的“贡献”获得利息和利润(“资本报酬”)；凭借劳动力所有权获得工资(劳动者报酬)――已经成为基本形式。实际上，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和价值形式(特别是货币形式)的充分发展，必然不断地瓦解公有制形式和自然经济体系，不断地使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转变为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进而转变为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生产。可见，在产权分离、劳动和所有权分离的情况下，公有制经济的内部关系必然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别种经济制度的比较
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特殊性，不仅要搞清楚这种经济制度质的规定性和经济特征，而且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明确它的历史定位，即它同现代社会经验的和理论上可能的各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经济制度――的关系，即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共同之点和质的区别(如表2所示)。
(一)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在后一种关系中，二者处在人类社会前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是直接对立物。在前一种关系中，二者处于人类社会同一个发展阶段，不构成直接对立物，只是发展道路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级阶段的必然形式。因此，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区别，本质上是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区别。质的区别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是所有制结构和各种所有制形式地位的差别(公有制为主体)；其次是国家制度及其政策取向的差别(共产党独立执政的特殊国家制度，国家更多地从劳动者的权益出发干预资源配置和控制经济运行)。这种不同的所有制结构和独特的国家制度。是特殊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主要体现。但是，这种经济制度和现阶段处于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对立物。而是避免和代替一般资本主义道路的形式。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阶段或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自由联合关系(人的自由个性)。与此相对应的社会形式是：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同处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在生产的社会形式或经济关系方面，二者有一些相似性和共同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存在私有制、雇佣劳动和市场经济，包含着较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分和因素，并利用这种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因此，不能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抽象对立关系照搬到现阶段来。
(二)和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
总体上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关系，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不同成长阶段的关系，前者是后者否定之否定的产物。带有一定超阶段性质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早否定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确立了传统社会主义制度：而作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又在较大程度上否定了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再现了和新民主主义类似的经济关系。这里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性质和历史定位。正如所说，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它是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形式，因而也是后发展国家从后封建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形式。因此，这个发展阶段决不是“从资本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而是一种和资本主义社会并驾齐驱的独立社会形态。如果建国以后我们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如果社会主义改造不是急急忙忙彻底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不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超阶段地建立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特定概念也许就不会出现了；或者，它不过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同义语。确切地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相比较，经济规律所能
容许的实际区别，远小于目前理论表述的区别。或者说。二者的共同点大于不同点。就法律表述(公有制为主体)来说，二者有质的区别；而就实际经济关系来说，二者是相似的。
(三)和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
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形形非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但是，它的现实形态同样是合乎规律地产生出来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西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果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孕育成长的话，那么，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显然包含了较多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这种因素主要不是表现在生产方式的质的变化方面，而是表现在政府社会职能和社会福利的扩展方面，表现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方面。总的来说，这种扩展是对资本的限制，而有利于雇佣劳动。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同模式和实现形式。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存在某些共同点，那么，它和民主社会主义存在某些共同点就毫不奇怪了。不言而喻，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些具体做法可以借鉴。但是，决不能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目标，更不能在理论上把二者混为一谈。
(四)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
传统社会主义是指以苏联为代表的以两种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制度。这是一种在经济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设想为参照系，以超经济强制和行政手段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的直接产物。尽管暂时容忍了集体所有制的存在和两种所有制之间的商品交换，但总的来说，由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形式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然产生交换方式和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即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因此，这种经济制度是不可持续的，根本性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短暂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起步阶段，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则是社会主义道路正式开始的阶段。因此，传统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过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实践形态。区别在于，后者是对前者系统反省、变革和扬弃的产物，是批判地继承关系。二者相比较，不仅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公有制本身、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从而经济形式)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它们之间，实际关系的差别远大于理论表述和制度形式上的差别。
(五)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经济制度的关系
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相对于它的高级阶段而言的。二者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方面是相同的，区别主要是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分配方式。就一般发展规律来说，这种经济制度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不仅是一步一步趋向的目标，而且在所有制形式方面有一定相似性和共同点。但是，这是两种具有质的区别的经济制度。区别主要在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已经进入人类社会第三阶段，即自由联合关系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仍然处于第二阶段。这种区别首先表现在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上，前者已经消除商品生产和价值形式，整个社会生产实行统一组织和有计划的调节；后者仍然是商品生产，而且是普遍化的充满资本竞争的商品生产――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式不可能建立在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不可能广泛实行联合劳动，不可能普遍实行按劳分配。因此，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定位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正确的。
由上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过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在“第二次革命”以后的恢复、延续和发展；就总体而言，二者之间不可能有质的区别，更多的是量的区别和形式上的区别。过分强调二者之间质的区别是不正确的。除此之外，和其他经济制度相比，都有一定质的区别。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比，社会主义道路是共同点，但有质的区别。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超阶段的性质，看上去很像是民粹派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混合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对这种超阶段的经济制度革命的产物。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比，既有经济关系的相似性。也有质的区别。在资本(以及地产)所有权和宏观经济层次，社会主义因素处于支配地位：而在生产方式和微观经济层次，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没有太多的区别。上述比较也间接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相比，经济关系质的差别远大于它们的共同点。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合理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由一系列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是符合经济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特殊国情的。其基本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一)符合经济制度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
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有一定的规律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生产的社会形式(从而生产关系)必须同生产力相适应的规律。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力，所有制形式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必须同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劳动资料的性质、生产目的和利益关系的性质相适应，必须同现实的交换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形式相适应。
第二，劳动和所有权的相互关系随生产方式变化的规律。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就是所有制关系，其发展演变的规律是：从二者的统一(原始类型的共同体和各类小家庭农业)到二者的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二者的分离再到二者的重新统一(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二者的分离是必经阶段。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是基本形式。
第三，所有制形式和交换方式(经济形式)紧密相联、相互作用和同步变化的规律。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一定的交换方式，而交换方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形式，所有制形式必须同现实的交换方式相适应。显然，所有制形式和交换方式互为因果关系。在古代或大或小的共产制共同体内部直接分配产品，而不需要商品交换。社会分工和个人占有引起个人之间的交换，从而使产品转化为商品。“于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也就必然采取价值形式。交换价值的发展瓦解着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使劳动和所有权分离，㈣交换价值发展成为资本，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发展成为雇佣劳动，从而使简单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财富的创造越来越不取决于直接劳动，而是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于是，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财富的尺度，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可见，在生产力的发展仍然必须采取商品生产和价值形式的情况下，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可能消灭
的。
凡是仍然同现实的生产力和交换方式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和经济制度，就必然存在，力图人为地取消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凡是已经不相适应的，就必然发生变革，力图人为地保持同样是不可能的。
上述规律决定，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相适应的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只能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而与此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公私并存、社资兼有、劳资两利的复合经济制度。如果力图尽快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那样的经济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同样，如果力图全面私有化，确立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统治地位，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同中国特殊的发展道路相适应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其决定因素是该阶段的基本国情，即历史定位。我们必须准确判断：我国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从而处在人类社会第三阶段。还是仍然处在第二阶段。问题的关键是“四个区别开来”：把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的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把“社会主义”两个不同层次的涵义――社会主义制度和后发展国家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区别开来；把两种不同涵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区别开来：把人类社会第二阶段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区别开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典型形态，同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相比，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其实质是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走的一条特殊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一个一般概念。而是仅仅同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概念。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㈣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它处于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和当代资本主义同时并存；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间的过渡形态，是过早取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经历20多年曲折之后的延续和发展，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如示意图所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首先必须体现两个方面的区别：一方面，要体现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区别；另一方面，要体现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社会主义的区别。其次还必须体现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体现逐步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解放的要求；另一方面，要体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按照上述要求，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要求和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对号入座，消灭剥削和实现共同富裕不能以牺牲生产力的发展为代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适应了这样的要求。
(三)总结和吸取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从中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第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条道路的实质在于，把关系国家命脉的经济资源和生产力掌握在国家手里，把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政党手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跨越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下子建立作为资本主义直接对立物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这条道路的初级阶段，过多的公有制和过分的国家垄断，不能充分发挥预期的优越性。第二，从我国初步改革的实践来看，在非公有制经济充分发展、开放程度较大的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反之亦然。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处于支配地位，说明它仍然有相当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仍然可以成为先进生产力的承担者。因此，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从历史经验和利弊权衡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一种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体现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和谐两个方面，不能顾此失彼，尤其不能把“大锅饭”等同于社会主义优越性。我们应当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区别开来。前者是指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优越于已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后者是指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优越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我国现阶段来说，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后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其优越性不是单纯通过公有制来体现的，而是通过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适当组合和优势互补来体现的。
(四)符合国内外发展变化了的情况
中国五十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早地否定和放弃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实践证明是过急过快和过于彻底了。这种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固然不能简单否定，而且事出有因，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国情，违背了经济制度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随着国内外各方面情况的变化，保持原有传统经济制度的条件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进步。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产业部门，已经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大机器工业已经处于支配地位，过度集中和孤立封闭的生产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二是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我国已经完成了“三步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一步，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真正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没有经济制度的变革是做不到的。三是劳动者对“大锅饭”和对国家的依赖关系发生了变化。对“大锅饭”和国家的过度依赖，来自极度的落后和贫穷，所形成的公有制及其生产关系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是更类似于原始共同体。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变化，人们就会要求取消“大锅饭”，为更多地发挥个人积极性创造制度条件。四是商品生产得到发展，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表面上看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而本质上是所有制关系、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因而必然要求对所有制形式及其结构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要求充分发展私有制经济和雇佣劳动方式。五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对外关系发生显著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化，进而是资本(以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等形式)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扩展。所谓和国际规则接轨，就是和国际市场经济规则接轨，和国际资本规则接轨。我国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发展自己，就不能不采取国际通行的经济形式，就不能不变革原有的经济制度。此外。国内外政治环境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为经济形式和经济制度的变革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这时候，变革基本经济制度就势在必行和水到渠成了。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比较优势
如前所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
制度，是有理论依据和合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具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已有的实践证明，对于我国现阶段来说，这种经济制度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
(一)有可能减低由于私人资本的全面统治而给劳动阶级带来的灾难
在现阶段，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尽管是公私并存、社资兼有的经济制度，但是，一方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私人资本并不处于统治地位，处于支配地位的是国有经济、国家资本和代表劳动阶级权益的国家政府；另一方面，私人企业(包括外资企业)的劳资关系处于国家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诚然，国家资本也是资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包括国家控股企业)也采取雇佣劳动形式，因而照样存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但是，国家资本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是国家组织人事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选拔任命的；国家资本的利润属于国家所有，利润的分配和使用由国家控制，由新的利润转化而来的固定资本，仍然属于国家。只要国家资本不被经营管理者个人和企业利益集团所控制。只要全国人民以不同的方式分享国家资本的红利，国家资本就仍然具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也就是说，相对而言，这种经济制度更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目前，国家已经有了管理和监督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例如《劳动合同法》，并受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就内容来说，这个法律实际上是“雇佣劳动法”或“劳资关系法”。它要保护私人资本的合法权益，但重点保护处于弱势的雇佣劳动者的权益，例如在劳动就业、劳动保护、最低工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只要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不成为私人资本的代言人，不发生的问题，劳动者的权益就可以得到保障。
(二)有利于加速资本积累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骨干产业的发展
正像邓小平所说，这种经济制度更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不同的资本集中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由于社会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掌握在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手里，有可能不通过漫长的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实现资本的积累、积聚和集中，而是直接调整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直接把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配置到急需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重点项目方面去。实践证明，没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基础，没有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经济制度，50年代的重点建设项目就不可能那样快地建成；同样，没有这样的所有制基础和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以后也不可能这样快地取得如此辉煌的建设成就。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特别是在1992年以来不到20年的时间内，我国实现了工业生产、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国民经济乃至国防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使国民经济总量达到了全世界第三位、接近第二位的水平，成为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和第一大出口国。现在，我国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重点产业发展突飞猛进，铁路建设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这与我国经济制度所具有的强大优势是分不开的。
(三)可以大大提高和增强应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能力和手段
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都主要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都是以剩余价值为直接目的的，因此，以生产的相对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共同制造者。而且，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的条件下，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命运都是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的。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经济制度条件下，对发生经济危机的可控程度，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和手段是大不相同的。在我国，经济危机的发生不仅取决于市场经济形式本身，也取决于发展方式的科学性。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可以加剧经济危机，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科学发展方式。则可以减少经济危机发生的几率，降低经济危机的程度。至于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和能力，在眼前的实践(应对2008年以来发生的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就初步得到证明了。其实，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同资本积累和资源配置的能力一样，都基于同样的原因，这就是，公有资产占优势，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国家政府可以超越于私人资本和市场竞争过程达到这一目的。诚然，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依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国家救市的方式，即一方面以国有化的形式，一方面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手段，挽救银行和大企业，增加货币的流动性。但是，政府不能尽可能快地作出决策；不可能普遍和大规模地实行国有化；而在国有化之后，还必须再一次地私有化；国家财政不能为商业银行承担风险；等等。不仅如此，过多的政府债务有可能带来新的更大的财政危机(所谓“笨猪四国”的债务危机就是突出的实例)。
(四)有可能以直通车的形式使中国过渡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按照一般发展规律和发展路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形态是必须经过的，而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尽管有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必须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的时期。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并没有沿着一般的发展道路前进，而是走上了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或社会主义道路。就它要完成的仍然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历史任务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能简单地跨越的。但是，一旦走上了这条特殊道路，只要不发生“”和走回头路，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方式也就随之改变了。由于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公有资产处于优势地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雏形，因此，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完成以后，就不需要经过旨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了，而是以直通车的形式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为了不致发生误解，对“比较优势”需要加以补充说明：第一，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不是现阶段经济制度一般形式的对立物。这种经济制度不过是同特殊发展道路相适应的特殊制度形式，不过是对人类社会第二阶段一般形式的改造。不过是该阶段在经济制度方面有差别的可能选择。不言而喻，这种经济制度并不是对一般形式的彻底否定，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直接对立物。否则，它就不能同这个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和经济形式相适应，不能完成这个阶段的历史任务。第二。这种经济制度同样包含着第二阶段一切经济制度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既然这种经济制度包含着人类社会第二阶段一切制度形式的共性，那么，它也就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该阶段一切制度形式共同的局限性和弊端。因此，相对于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而言，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是一种预备阶段和过渡形式。这些局限性和弊端主要是同私有制、商品生产、价值形式、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存在相联系的。第三，这种经济制度不可能适应于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这种经济制度是同社会主义道路相联系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
成的，而目前看不到这种条件有再现的可能性。就现存国家来说，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是不能确立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不能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不可能建立这种经济制度。现在，国际社会一些学者大谈“华盛顿共识”(美国模式)和“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优劣和发展模式的变化趋势，越来越多的人肯定“北京共识”的相对优势。但是，很多人不清楚，离开基本经济制度的差异，抛开建立这种经济制度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共产党独立执政的政治制度，“北京共识”是不可能普及的，充其量不过是强化国家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而已。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作为过渡的形式，经济关系必然具有二重性，所有优势的发挥，都不能不付出必要的代价。公有资产的优势地位，会相对地压低私人资本积极性的发挥；公有制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必然和行政权力相结合，因而有可能产生某些弊病；强化国家资本集中和资源配置的能力，相应的会弱化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所谓“国进民退”现象，虽然并不是纯消极的，但并非都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e]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1―23，
[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18―319，633―634，
[3][4][9][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上)：511―512，104-111，511―512，189,200―202，
[5]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67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2，
[7]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465―466，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74―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