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合作社的性质篇1
由于农民长期进行体力劳动，因而身体锻炼方面有足够时间保证，关键在于做到劳逸结合，保证身体机能的活力。所以，提高武陵山片区农村社区劳动者身体素质，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消除武陵山片区农村社区的绝对贫困，保障社区劳动者营养供给。这是提高武陵山片区农村社区人力资源素质的基本条件。现在，武陵山片区仍然还有许多贫困户，就湘西自治州而言，按照1196元的扶贫标准计算，大约还有80多万贫困人口。所以，该片区的基层政府和农村社区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营养供给问题，任务还很艰巨。其次，建立农村社区医疗保障体系。由于目前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收入都较低，就湘西自治州而言，农民人均收入只有3000多元，家庭开支提襟见肘，许多家长为保证全家生活开支和子女读书开支，基本上是有病不医，很少去医院看病治疗，最终造成疾病缠身，身体素质差，无法劳动。因而，为开发农村社区人力资源计，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必须建立农村社区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农村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包括建立农村社区疾病预防系统、社区医务室和乡镇卫生院，每个社区医务室至少安排1名护士和1名医生，护士负责社区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和护理工作，医生负责诊疗工作，保证农村社区农民家庭人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做到极大限度地减少农村社区居民生病几率和提高疾病治愈率。最后，推行健康饮食方式。由于许多农民缺乏医学知识，难以做到病从口入。不少农民家庭形成了不洁、不良甚至致病饮食方式，容易生病。因而，需要在农村社区介绍健康饮食知识，推行健康饮食方式。籍诸多措施，提高武陵山片区农村社区身体素质。第二，开办社区学院搭建农村社区劳动者文化素质、技能素质、思想素质提升平台。文化素质是农村社区人口受教育的程序及其文化科学知识的修养状况，如最后学历、文化知识的总量等；技能素质是农村社区成员个人具有的从事某种或某几种职业劳动的专门技术或业务能力，包括操作技能和管理能力等；思想素质是农村社区劳动者的思想意识、劳动态度、道德品质和法律意识等精神赋存状况。武陵山区农民勤劳勇敢、互助互爱，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但是依附观念和宗族宗法观念浓厚、缺乏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拥有丰富的传统种养经验，但是缺乏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相对突出的根本缺陷是武陵山区农民文化素质低而且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比率很小。就重庆而言，据2012年8月19日的重庆日报报道，拥有“一区六县”、总人口437.8万的重庆武陵山区，受过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农村人口仅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和8%，掌握实用技能的农村人口仅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6%。重庆武陵山区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依然十分低下。以石柱县为例，全县农村人口44.25万，其中半文盲约占0.5%，小学文化程度约占68%，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仅为31.2%。[2]看来，提升武陵山片区农村社区人力资源质量，必须着力提高片区农村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技能素质、思想素质。由于农村社区学院是社区设立的、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和文化素质培训的临时性的短期教育设施，可根据社区居民或社区运转需要实施短期课程或讲座培训。农村社区学院完全可以根据农时规律安排教学活动。如果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遇到技术问题，社区学院可以聘请专家来社区传授或解答技术难题。如遇到农闲时节，社区学院组织农民接受文化素质培训。它的教学活动不仅不会与农业生产相冲突，而且还能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因此，农村社区学院是农村社区劳动者学习文化知识、现代农业技术、法律知识的最佳环境和场所。
二、增强武陵山片区农村劳动者合作经营能力
小农经济的文化基因和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使武陵山片区农村社区农户具有单干的生产惯习。在中国，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农业生产习惯只能契合农业的自然经济模式，无法应对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单干的小农经营完全与市场经济的合作的规模经营机制背道而驰，极大地削减了武陵山片区农户的市场竞争能力和致富机会。为增强农户致富能力计，应将增强武陵山片区农村劳动者合作经营能力作为开发人力资源的重要任务。第一，开展团结合作意识教育。利用社区学院对社群农民尤其是对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民进行长期合作意识教育，向农民讲明中国农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职业群体，但又是社会能量最小的职业群体，其因是中国农民缺乏团结意识、合作意识，处于散沙状态。说明不合群的危害，一盘散沙不利农民增强经营能力，难以争取和保障自己的合法利益。阐明群体是人类扩大个人力量的最佳方法。世界广大，奥妙无穷，一个人要认识世界，穷尽其本质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人要改造世界也是不可能的，必须动员世人一起参与才有可能，因此有必要组织具有统一协调能力的社会群体，以群体的整体力量和集体智慧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国农民应该像市民一样组成各种单位，结成各种组织群体，发展市场经济，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最后，介绍组建合作组织的技术及其运行规律。第二，帮助农民组建合作经济组织。现在国家鼓励中国公民组建党派和宗教以外的民间组织，为中国农民组建合作经济组织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武陵山片区农民可以组建农民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生意做得大的农村社区还可以成立股份合作社。最佳途径就是以社区产业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法律依据，组建必要的专业合作社，为增强武陵山片区农村职业群体合作能力创造活动舞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于2007年7月1日开始执行，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宗旨、性质、法律地位、产权安排、组织成员的资格与责任权利、经营范围、组织机构与管理原则、财务管理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农村社区的专业合作社只要按照其规范运行，就能得到法律保障，就能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第三，帮助农民合作社提高团队绩效。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必须使之产生团体效益，才能提高农民合作经营能力。为此，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初期，乡镇政府应该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社选择合适成员，实现技能互补，组建领导班子，选定最具领导能力的社员担任专业合作社的领导人；确定专业合作社的工作目标并界定成员职责，实行主副分工；建立好相关规章制度、考核指标体系及其合理的工作机制；建立过程检查总结机制，重视过程沟通，强调阶段管理；重视人际协调，避免关系冲突，增强团队的凝聚力；注重细节培养，提升成员技能，建立共同利益体。通过这些措施保证农村社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团队绩效，提高农村社区劳动者的合作经营能力。
三、大力培养武陵山片区农村经济能人
就目前武陵山片区农村社区农民素质普遍低下的情况下，要把每个农村劳动者培养成致富能手是不现实的。开发武陵山片区农村社区人力资源最有效途径是尽快培养一批农村社区经济能人。农村社区经济能人指具有特殊经营素质、在市场经济中善抓机遇，创办一定规模的经济实体，善于经营，获得良好经济效益，率先致富并乐意帮助群众致富的、对农村社会有较大贡献的农村社区经济领头人。这类农民具有文化水平较高、见多识广、积极上进、有能力、有勇气、善于经营的特点。他们是农村社区土生土长的经营人才，是推动农村社区尤其是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最重要的生力军。因此，武陵山片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应建立农村社区经济能人培养制度，为扩大武陵山片区农村商界人才队伍创造育人环境。第一，针对武陵山片区农村社区经济能人化状况分类分期培养更多的经济能人。首先采取有效措施提升现有经济能人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在促进农村社区发展上的能效。其次培养潜在经济能人。潜在能人组与经济能人比较接近，在特征上没有明显的区别，最容易被经济能人带动，对经济能人或其它人所从事的生产活动表现出敏感性，非常关注并迅速模仿这些生产活动，属于发家致富的“易感人群”。但是由于渠道、资源、资金等因素的欠缺，致使他们没有能够像经济能人一样从事专业化生产并获得成功。所以着力培养潜在能人组，针对具体情况为他们解决渠道、社会资源、资金等困难，促使他们向经济能人转变，是农村经济发展与农业产业化的重要任务之一。第二，扶植农村社区现有经济能人。农村经济能人在市场经济也会遇到各种实际经营困难，所以，政府要时刻关注山片区农村经济能人的经营过程，要派人经常到经济能人家中，了解实情，解决困难，为他们进一步做大做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另外，为农村经济能人提供优质服务，落实技术人员进村驻户，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解决技术难题；组织经济能人参加农产品展销会，推介产品，获取市场信息；开展产品质量认证和争创品牌活动。待他们的经济实体有一定规模和取得良好效益后，就开始给他们分配带动村内其他农户致富的任务。同时，加强对经济能人的引导与监督，防范可能出现的不良动机或者违法违规行为。第三，大胆引进外地经济能人进入武陵山片区农村社区创业。在扶植本地经济能人的同时，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地经济能人来本乡镇发展生产。要筑巢引凤，为外来经济能人解决住房、户口、安全等问题，吸引多方经济能人来本乡镇投资创业，给本地农民带来新理念，起示范作用。第四，把武陵山片区农村社区善经营的党员培养成经济能人。农村党员是农村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农村社区经济建设中应该起先锋模范作用，而且农民党员具有关心群众、政治素质较高，所以将善经营的农村党员培养成农村经济能人，就能起到带动更多农民致富的效果。首先是科技引路，对善经营的农民党员开展技术培训。请专家和有实践经验的教师进行授课，大规模地培训了一批基层党员，使农民党员掌握农业实用技术。其次是项目带动，建立示范基地。以创设党员示范岗为契机，鼓励党员干部创办经济实体，最后是典型示范，培植党员科技示范户，促使他们早日成为农村社区经济能人，带动广大群众致富。
四、建构促使武陵山片区农村社区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开发指标体系
人力资源开发就是把国民的智慧、知识、经验、技能、创造性、积极性当做重要资源加以挖掘、培养、利用。但是具体到某个时代、某个地域、某个行业、某个单位，需要开发的内容有所不同。就开发武陵山片区农村人力资源而言，武陵山区农村区域需要打牢持续发展的根基，而生态环境、人口因素、农业生产、农村文化等四大子系统共同具有的原初性、内发性、基础性、恒存性、持续性，使自身自然地演化为支撑农村区域不断发展的根基要素。所以，建设农村区域的生态环境、人口素质、农业经济、农村文化是现时期武陵山片区开发的主要任务，需要武陵山片区的农村社区居民具有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环境、发展农业经济、繁荣农村文化的素质和技能。由此可见，开发武陵山片区农村社区人力资源就是要开发武陵山片区农村社区居民在生态环境、农业经济、农村文化方面的智慧、知识、经验、技能、创造性、积极性。生态环境、农业经济、农村文化成为武陵山片区农村社区人力资源开发指标体系确立的分析维度。第一，武陵山片区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潜能与活力开发指标。从保护农村社区生态环境维度分析，农村社区人力资源应该包括如下生态环境类指标：了解生态环境知识，如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生态循环与平衡知识、生态环境构成知识等；掌握生态保护技能，如掌握保护植被，防止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措施以及生态农业工程技术等；养成保护生态环境习惯，如放弃化学农业生产方式、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践行低碳生活方式等；学会分析社区生态环境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学会收集生态环境信息，提出改善和保护环境的方法；树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爱护环境的责任感、践行生态伦理等。第二，武陵山片区农村社区发展农业经济潜能与活力开发指标。从发展农村社区的农业经济维度分析，农村社区人力资源应该包括如下农业经济类指标：农业知识和农业经济思想以及国家农业政策；掌握传统农业技术，如精耕细作、地力常新、适时农事、育种繁育、有机种养、积肥等技术；掌握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如农业机械耕作、设施农业、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经营、创意化经营、产业化经营、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营销等方面的技术；善于对农业生产进行成本核算、追求农业生产效率、组建农业股份合作企业和经济组织、开拓农业新领域、发展新型农业和特色农业等。第三，武陵山片区农村社区繁荣农村文化潜能与活力开发指标。从繁荣农村文化维度分析，农村社区人力资源应该包括如下农村文化类指标：了解农村文化的基本构成与分类以及基本功能，认识农村文化的基本特征；至少掌握一门农耕社会的谋生手艺；熟悉乡规民约和本地风俗习惯；自觉保护和传承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入社区文化组织并积极参与文化活动；具有将本土传统文化与现代媒体结合的技能；善于文化创意并利用社区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等。
五、结论
农村经济合作社的性质篇2
〔关键词〕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农民发展，内在统一性，促进作用，具体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4-0073-04
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人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衡量指标和最终价值取向。当代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发展相对滞后，他们是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发展状况标识着中国人的整体发展程度与水平。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因其重要地位和作用又成为农民发展的重要载体。因此，完善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农民发展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发展的内在统一性
农民发展，主要表现为农民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社会关系的扩展丰富、能力素质的不断提高、个体需要的更好满足、工作职业的自主转换等，意即农民的生存发展、本质发展和个性发展。其中，生存发展是前提与基础，本质发展是决定因素，个性发展是重要标志。生存、本质、个性内在地统一于农民发展的过程之中，而发展重点从生存到个性的推移，体现着上升和进步的发展趋势。〔1〕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诸多因素的合力促成的。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一般来说，农民发展较好的地区，农村集体经济也发展得较好。
农村集体经济即“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是指农村生产资料由集体占有、支配和使用，生产经营的成果归集体所有并由集体决定分配的一种公有制经济。“成员共有、民主管理、利益共享”是其基本特征。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化，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经历了“农业合作化”、“化”、“家庭联产承包”的历史性变革，实现了由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转变。现阶段我国实行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具体体现，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传统农村集体经济而言的，泛指脱胎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传统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既克服了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保障了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追求，继承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又扬弃了旧体制下农村集体经济只重计划而忽视市场的弊端和缺陷，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充分参与市场竞争，保证了发展效率。第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特指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基于农民的生产需求有组织地或自发联合而形成的合作经济组织，如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等，它打破了“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单一模式，“产权清晰、市场运作、分配灵活、互惠互利”成为其基本特征。这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创新的组织原则、劳动关系、经营方式、分配制度等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焕发出蓬勃生机与活力。
我国农民是作为农村集体的成员而存在的，集体的发展可以促进农民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作为集合农民个体的经济组织，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提高了劳动的组织程度和协作程度，可以突破农民个体活动的局限；与此同时，经济的集体所有形式还可以有效防止不平等、不公平等问题的出现。目前，在发展态势较好的农村，大都是以适宜本地条件的多种实现形式为载体，有效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职能，实现了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民发展的良性促进，走出了一条改变农村发展落后、农民生活贫困、农业效益低下的新路子。由此看来，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发展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本身就蕴含着促进农民发展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形成农民发展的激励机制和促进因素，并创造了农民发展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氛围。
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民发展的促进作用
农村集体经济是联结农民个体的社会经济组织，它组织着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协调着农民个体间的活动，是教育农民、改造农民、发展农民的基本途径，也是农民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升的有效载体。它对农民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农村经济合作社的性质篇3
一、前人的研究
(一)产权制度的重要性
自科斯和阿尔钦、德姆塞茨、巴泽尔和张五常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开创性工作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所有权的安排对于经济资源的配置，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了。科斯[1]认为，在现实的经济世界里，既然存在着交易费用不为零和信息非对称，那么产权制度就会对经济基础行为和经济效率发生作用。德姆塞茨[2]进一步指出，如果使经济效率的潜力发挥出来，产权结构的某些变化是必要的。据此，有效率的产权安排会对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二)国家与经济组织(产权)的关系
在现实的生产和交易的活动中，由于经济主体的多样性、复杂性，产权规则不可能完全依赖于私人承诺来实现，因此，国家的有效保护就显得必不可少了，[3]即具有“排他性收益”的产权有效履行需要国家强制性的实施。然而国家对产权提供的保护，并不是免费的，要为保护所有权所能花费的资源最终来自产权的“负赋”。[4]因而自所有权一开始确立起来，就注定了与国家发生联系。
这样，一方面，国家为产权提供保护，另一方面，产权通过其“负赋”而向国家支付服务租金，以此为产权所有者形成确定的、合理的预期。自然而然，在产权与国家之间形成一个“公平交易”，即有效的产权安排就可以在一个经济系统内稳定存在，并以此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然而。根据诺思[5]的研究，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中，无效率的产权是一种常态。据此，诺思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家的分析模型，以分析国家在制度安排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在那里，国家是被看作具有使统治者租金(效用)最大化的方式和工具，同时也愿意在此前提下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税收增加。但是，上述的两个目的，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即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事实：有效率的产权会提高统治者的财政收入，但由于交易费用(监督、检测和课征赋税)可能减少统治者的税收，同时有效率的产权也可能危及统治者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所面临的竞争约束，又使统治者必须不能触犯有势力的选民，所以统治者会同意一个有利于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对其效率所造成的影响。因而，常常出现国家及其人不能抵御短期租金增加的诱惑，使得无效率产权存在，从历史上看，就表现为无效率产权的长期存在。
另外，国家及其人往往出于其它方面的考虑，对所拥有的资源的使用不一定与私人所有者遵循的利润最大化原则相同。即国家或其人往往从自身效用出发，而忽视私人所有者的交易原则，进而造成私人所有权残缺。因此德姆塞茨[2]指出：“所有权残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控制废除私有权利束的职位已被安排给了国家，或已由国家来承担。很显然，所有权残缺是国家侵权的一种结果。
(三)假设
产权和制度经济学家们所阐述的“排他性收益”的产权安排对经济行为和经济效率产生重要的作用。而被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即国家)一旦介入产权的履行与实施，则必然带来强制性的特点，从而能有效地保护产权规则的实现；但是，国家在介入产权实现的过程中，又由于其具有自身特殊的效用偏好，借用于暴力潜能的工具，可以无视有效率产权的存在，或对有效率产权的侵害。因而，本文提出一个假设：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农村信用社)功能的正常实现，取决于农村合作金融产权制度的有效安排。国家在农村合作金融产权制度构建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国家或其人往往更注重短期租金的增加，往往凭借其暴力潜能的工具，随意对有效的农村合作金融产权进行侵害，致使农村信用社产权的残缺或失落，所引起的最终结果是农村合作金融功能异化。
二、农村合作金融功能异化的表征
一般来讲，合作金融是在合作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以金融资产参与合作并为合作组织成员提供金融服务的经济金融形式。国内外经验表明，参与合作金融的成员大多数是金融活动中的弱势者，即他们无法较好地获得商业性金融服务，但又有融通资金的需求。这样，这些金融弱势者就联合起来组建互质的合作金融组织，并且以简便的手续和较低的利率，向社员提供金融服务，以解决金融弱势者的个人融资困境。具体到我国的农村信用社，(注：《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如此定义：“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有社员入股，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正是以上述目的应运而生的，以通过组建农村信用社来实现小农经济的低成本合作互助，然而，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信用社的服务功能异化，没有真正体现社员(小农)的低成本互助原则，更多的是倾向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商业性金融组织。
(一)非互倾向
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形式，合作金融首先体现的是以互助为目标，为组织成员提供金融服务为目的。农村信用社作为我国农村领域唯一的、正式的合作金融机构，在提供服务上，应毫不例外地要体现互助合作的性质，即首先为社区组织成员提供服务。而实际情况是，社员从农村信用社得到的贷款比重不仅低，而且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根据何梦笔和陈吉元[6]对广东、浙江、湖北、山西和陕西5省的256户社员的调查结果表明：有贷款需求的社员达72%以上，其中，从农村信用社得到贷款的仅有10%，86%以上的贷款需求是通过民间金融机构得到解决。同样，温铁军[7]对中国15省的24个地区的个案研究亦证实：1995—1999年农村社员从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比重呈下降趋势，且70%以上社员的贷款需求是通过民间金融的方式得以解决。可见，农村信用社的互助合作的性质没有得到真正体现。
从设置形式上看，农村信用社是按照行政区划来设置的，(注：在1953—1956年的“合作升级”阶段，农村信用社设置形式一律建立高级社，并且排除一切低层次的合作经济组织。)一个乡设置一个信用社，并且随行政区划变动而变动。合作金融组织形同行政机构，“官办”色彩浓厚。这种设置一方面脱离农民；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忽视互助合作的客观基础——社区经济条件的相似性，地理分布的集中性，工作关系上的密切性甚至的共同性带来的较低的信息成本等。最终，社员之间的低成本互助演化为“高成本非互助”。
另外，社员出资入股组建起来的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本应该通过“三会”来决定信用社的内部运作管理，但是长期以来由国家银行领导和管理(李剑阁，2000)。[8]不仅如此，信用社与社员之间的贷款程序与标准基本参照农业银行的程序和标准来决定(尤其是1996年农业银行与信用社“脱离”后，此种现象更为突出)，较低的交易成本在组织成员和合作金融组织之间没有得到体现。因而，此时的农村信用社既类同于商业性金融，而并非是农民自己的互合作金融组织，又类似于政府部门的某类附属机构。[8]
因此，民办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演变成具有“官办”性质的金融组织，已经失去低成本互助合作的性质。
(二)金融服务非农化倾向
解放初期，为了使农民以较低成本获取农业生产所需资金，在国家的积极倡议下，部分地区开始试点，建立起具有互质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并且在一定程度取得良好的效果，达到了互助合作目的。然而，随着国家对金融资源控制的深入，农村信用合作社也不可避免地被国家纳入计划管理体系中，越来越偏离为农村、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道路。
从“一五”时期开始，农村信用社农户存贷活动中的存差较小，年平均仅为26.86%，随着经济发展，这种存差比例呈现增长的趋势，到了“四五”时期存差占存款余额的比例已超过50%以上，“五五”、“六五”期间已超过70%以上，“七五”期间有所下降，但在“八五”、“九五”时期又开始反弹，达到75%以上(见表1)。
农户存差余额越来越大，这并非意味着农村信用社资金富裕，也不能说明农户不需要资金，而是农村信用社资金的非农化结果。[9]通过农村信用社将大量的农村资金转离农村，为城市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创造了大量的资金来源。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村信用社只是通过动员农村储蓄来提供城市工业化建设的资金；而改革开放后，农村除了动员农户储蓄以提供城市工业化建设，另外还要承担为乡村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的重任。因而在“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时期，农村信用社存贷差存款余额比例大大超过改革开放以前的比例。
三、农村信用社功能异化的演进路径
本节通过对我国农村信用社变迁过程的考察，分析国家(注：以政府作为国家的人，则国家人又分解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次。)基于自身的效用与偏好而对农村信用社渐进介入，造成农村信用社所有权残缺，而所有权的残缺正是农村信用社功能异化的制度原因。
(一)经济转轨前国家权力的介入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村及合作化运动的兴起，农户扩大生产的愿望产生了对资金的需要，虽然部分农户可以通过民间借贷获取部分资金支持，但仍然存在较多的资金缺口。资金的缺乏，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受挫，同时也为高利贷的滋生留下空间。为解决该问题，中央政府分别在1951年5月，1953年2月，1953年12月召开会议或发出通知要求试点组建农村信用社。195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一届全国农村信用社合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坚持合作化道路，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尽管这时期农村信用社具有较浓的政治色彩，并且规模较小，管理水平较低，但合作原则还是得到了充分体现。
然而，为实施工业优先增长战略，国家便有了控制社会金融资源的动机和行为，这样控制农村的金融资源也就在所难免。于是在1954年8月的《关于建立中国农业银行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提出农业银行的各级机构应设置管理信用社合作的职能部门，并且在1955年成立中国农行银行后，信用社工作的重要方针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具体工作则由中国农业银行组织执行。同年9月，中国农业银行开始大力整顿信用社，这样，农村信用社的社员股权权利第一次遭到国家银行(国家人之一)限制，信用社的民主管理与自愿原则相应地受到破坏。
在“”和“”期间，国家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先采取疾风暴雨似的“合作升级”，强化了农村信用社集体财产性的结构，弱化其财产组织形式的合作性结构；随后两次将农村信用社的人、财权下放生产大队管理，两次又收回归银行管理。(注：第一次下放是1958年，1959年收回；第二次于1969年下放。1977年又将农村信用社的资金使用、人员编制等纳入国家计划，实现了第二次收回，并一直持续到1984年。参见尚明(2000)的《新中国金融50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这样，在国家的强权主导下，农村信用社从创社之初的合作金融组织演变成国家基层机关在农村的融资工具，实现了农村合作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二)经济转轨后国家权力的控制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经济全面建设的新阶段。在农村经济领域亦不例外，尤其是农村生产和分配制度变革所带来巨大的生产收益更是激励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的积极性。这样，农业生产的扩张，客观上对生产资本有了日益增加的需求，也意味着国家面临不断增加农业生产资金投入的压力。另一方面，国家以工业优先增长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仍没有根本性转变，同时国内市场逐渐对外开放，国内大中型国有企业在一个相对开放和自由竞争的国际市场环境中，总体上是缺乏竞争力的。更进一步讲，在计划经济时代依靠人为制度安排以压低工业发展的成本，即压低资本、原材料和劳动等的价格而形成的某类产业，在开放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11]然而，在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及其配套措施尚未有效实施之前，国家更是出于政治社会(例如：国家经济安全、国企人员就业等问题)的稳定性考虑，仍然会对国有企业进行投入，并且逐渐导致国有企业在资金上对国家产生了刚性依赖。
这样，在经济改革的初始阶段，国家面临着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对资金要素需求日益增长的双重压力。可是，当时的中国本来就是资本要素相当稀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无法供给较多的资金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工业优先增长的赶超型发展战略没有实质性的转变，相形之下，国家在对有限的资金要素进行配置时，更偏好于工业领域；并且还不断地从农村领域里汲取金融(经济)剩余，继续为工业部门“输血”。由于在农村经济领域中，经济剩余是分散的，要将它们转变为国家手中的可用资金，就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这样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金融制度，一种是财税制度。就金融制度而言，就是国家在经济货币化进程中，一方面超量供给货币，以获取货币发行收益；[12]另一方面通过对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业务的控制，从而获得一大笔经济剩余，尤其是在改革初始的财政收入下降的阶段，国家更需要对金融资源的控制。表现在农村经济领域中就是，国家通过农业银行对农村信用社进行间接控制。从表1的农村信用社的农户存贷款额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其中端倪，即在改革开始的关键几年，国家逐渐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业务干预，这样最终使占3/4以上的中国农民，在改革开始的关键时期，以净贷款人为其他经济部门贡献了金融剩余。[13]与此同时，国家已通过农村财政的公共支出与投入的控制，从农村中汲取大量的资金，使得农村资金表现为净流出。[14]当然，这种从农村领域中汲取的金融剩余并非是免费的，即国家的农村金融控制是要消耗成本的，而且这种成本随着农村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高，边际递增；与此相反国家对农村金融控制的收益则边际递减，当这种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时，国家对农村信用社的控制就会逐渐淡化。于是1996年，农业银行与信用社正式分离，这不仅宣布国家正式放弃对农村信用社的直接控制，还意味着农村信用社进入一个更为复杂的境地。
(三)地方政府的介入与农村信用社控制权的失落
中国经济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朝着经济型分权迈进，具体表现为放权让利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但是在政府职能未根本转变的条件下，这种分权对于地方政府讲，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治理权，即不能真正发挥一级政府的管理作用。相对于中央政府来讲，没有独立的决策权，地方政府就只好(利用分权)为本地区争取利益；对下而言，没有根本的治理权，也就不能承担实质性的责任。[15]因此，经济分权的一个结果是使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在经济改革初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地方政府掌握了金融资源就意味着就业机会与经济增长，并可以确保一方“太平盛世”。这样，地方政府就有激励也有责任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寻求金融资源，从而积极参与金融市场的运作。[16][17]具体运作方式上表现为地方政府对现有的金融机构的渗入，如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就农村信用社而言，由于本身的地域性，地方政府凭借其政治力量可以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控制，例如：地方政府影响农村信用社领导层的人事安排，从而使信用社的法律产权仅表现为名义上的，事实产权却被地方政府控制。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正式分离后，地方政府的这种控制得到进一步加强。一旦地方政府这种运作不慎或过度，导致地方性的经济(金融)风险时，地方政府则以“没有根本的治理权”为由逃避责任，最终将风险转嫁给中央政府(农村合作基金会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至此，通过对我国农村信用社的制度变迁过程的回顾，可以看出在创社之初时具有合作性质的农村信用社，由于国家这个在暴力潜能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垄断组织的介入，导致其法律产权与事实产权不一致，信用社的所有权残缺，因而合作功能被扭曲、异化。一开始中央政府对信用社的介入和控制，使其演化为国家基层机构的融资工具；在中央政府逐渐退出对信用社控制之时，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地方政府又渐渐加强了对农村信用社事实产权的控制，导致了信用社法律产权进一步失落。因而，农村信用社除了在创社之初较好地体现合作制性质，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合作则是名义上的。
四、农村信用社功能异化的破解
从产权经济学角度看，农村合作金融制度被扭曲，合作金融功能严重异化，核心问题在于农村信用社所有权的残缺，这种所有权残缺在于具有暴力潜能的国家依自己的偏好顺序而对农村信用社的侵权。因此，应以农村信用社内外环境及产权改革为核心变革合作金融制度。
(一)产权主体的归位
农村信用社应首先服务于农业、农民。因此解决合作金融的功能异化，关键在于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利益格局应引入农户的利益，使农户利益与合作组织的利益在制度层面上很好地结合，能够在合作金融组织决策等方面表达他们成本——利益结构。在制度安排上，首先，将信用社的产权主体人格化，即合理界定农户的合法产权，让农户拥有农村信用社的剩余索取权，使农产在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方式的选择上不仅能获取收益，而且要承担相应的财务结果。如果不能将农村信用社产权主体予以人格化，则农村信用社就会成为不能分解为任何具体个人的抽象，再也不能向其组成的成员个人作进一步的追溯。[18]因此，农村信用社的产权主体应明确归位于具有人格化意义的农户。经过20多年的改革，农村的下层结构已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形成了一批具有资金实力的个体经营户和私营企业主，可以引入这批农产入股进社，并且承担合作金融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角色。
(二)制度定位
以产权安排为核心，重新调整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内部的利益结构，使各个利益主体能够重新讨价还价，形成合理的产权结构，这是从农村信用社本身内部解决功能异化问题。但从外部看，制度环境亦是影响农村合作金融正常运作的关键因素。
从50多年来的农村发展历程来看，中央政府之所以凭借文件、决议、甚至行政通告，“姿意”对农村信用社财产权利进行侵害，对农村信用社的性质变更及运作的调整进行干涉；地方政府毫不顾忌地介入农村信用社的运作，关键在于没有法典化的制度为农村信用社提权保护。如果国家能从外部给予农村信用社正式的产权保护，将会增加农村合作金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能够使产权主体在进行金融交易时形成合理的预期，从而有效发挥产权主体的激励功能。因此，国家应以法典化的制度正式确定农村合作金融的性质地位、运作机制等，有效地理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关系，防止其它利益主体对农村信用社不规范的干预，从而有利于其连续、稳定成长。
农村经济合作社的性质篇4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社会整合;目标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4-0013-02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正处于由传统产品经济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农业主导社会向工业主导社会､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但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结构性､利益性､规范性和观念性的显性和隐性冲突｡如何协调冲突,解决矛盾,促进我国农村社会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当前农村社会面临的新的历史发展问题｡
一､新农村建设:基于社会整合视角分析的理论依据
社会整合理论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存在某些使社会结构失调､利益多元化冲突､传统制度社会控制能力减弱和观念差异等障碍因素,影响社会个体层面､社会群体层面､社会组织层面､不同区域层面的协调发展,对社会经济安全运行构成威胁,需要建立新的社会整合目标,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以下从社会整合视角分析新农村建设的整合思想｡
1.社会秩序理论与新农村建设｡孔德认为社会整体的和谐性表现为社会秩序,不和谐性则表现为冲突｡提出了利用科学建立理性秩序,扩充人类自然博爱倾向引导人类迈向有秩序与和谐的境地,强调信仰与社会道德的一致性,加强社会分工与合作,增大政府的权威协调作用,重视社会改造等等观点｡虽然孔德的社会整合思想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他认识到了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协调和冲突两个结果｡他分别从人们的意识领域､政府作用､社会分工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措施｡当前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状况来看,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不和谐的社会发展现象,农村的社会整合成为必然,否则将影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2.社会整合机制理论与新农村建设｡杜尔克姆认为在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的整合需要依靠工业才能凝聚在一起｡他提出了四个基本观点:不同社会结构产生不同的团结类型,社会分工产生团结,集体意识是社会团结的精神基础,法律是保障团结的力量｡提出了道德化和组织化的途径来解决社会整合问题｡杜尔克姆的社会整合机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工业化阶段,整合的对象也主要强调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主要从微观群体的角度探讨社会整合问题,提出了失范与协调的社会问题以及道德化与组织化的社会整合思想｡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的不一致性是很明显的事实,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出现较大的差距,阻碍了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杜尔克姆的社会整合思想也具有应用价值｡
3.社会整合均衡理论与新农村建设｡帕森斯提出了社会整合与均衡理论｡他认为社会内部的整合以及社会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的和谐关系可以产生社会系统内部自给自足的均衡｡他认为社会整合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系统内部和谐关系,避免变迁｡二是社会系统内成分的维持以对抗外来的压力｡帕森斯还指出,大型社会的整合需要自由的制度化､平等和公平化､权利分散化和价值模式现代化等等｡虽然帕森斯的社会系统整合与均衡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他提出的社会整合民主发展和价值整合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新农村建设:一个农村社会整合目标模式框架的分析
社会经济的转型使农村社会内部､农村与城市之间出现了明显差别,也成为农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动因｡根据社会整合理论和我国农村实际,对新农村建设的整合目标模式分析如(图1):
1.农村社会整合动因｡孔德认为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协调和冲突两个结果,协调和冲突是相对的,社会要发展,就会客观产生不协调的问题｡因此,社会整合是一个不断发展社会的持久问题｡由于这种经济发展的转变和城乡二元经济的影响,农村社会与城市的经济､民主､文化､居民素质和居民生活环境出现明显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形成了城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也成为农村整合发展的外部动因｡农村社会内部发展形成的结构性､利益多元性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形成为农村社会整合发展的内部的主要动因｡
2.农村社会整合的总体目标｡从整体社会系统来看,社会出现了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现象,阻碍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从农村整个社会系统的角度提出了宏伟的整合总目标｡新农村的建设目标不仅仅是农村社会各阶层的责任目标,也影响城市社会乃至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整合目标,也是全社会的整合发展目标｡
3.农村社会整合的过程目标分析｡中央提出“20字”的要求是农村社会整合的过程目标,它既是总目标的中间价值,又是社会整合行为过程的价值标准｡
“生产发展”是农村社会整合的物质基础｡生产发展的含义不仅仅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它包括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农村社会内部的不同产业的协调发展｡生产发展的目的是通过农业的现代化促进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的协调发展,达到农民收入增加的目的｡要进一步加快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吸纳农村劳动力,通过产业组织化把农村人口整合到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去｡
“生活宽裕”是农村社会整合的核心目标｡城乡收入水平的差异带来的生活质量水平的差距,是社会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要达到农民生活宽裕的目标,发展农村经济是基础,通过开辟各种增收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从宏观层面来讲,农民增收可以激发广大农村的巨大消费需求,从而增强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力｡从微观层面看,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需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乡风文明”是农村社会整合的道德价值目标｡乡风文明本质上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内容包括文化､风俗､法制､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农村社会协调发展,不仅仅体现物质生活的协调发展,更是要体现精神层面的发展的同步性｡具体来讲,农村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适应,主要问题是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现有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文化体制不顺､机制僵化｡
“村容整洁”是农村社会整合的环境状态｡新农村建设中“村容整洁”的要求,最主要的是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为农村社会发展建立协调友好的环境｡良好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也是农村人口生活质量水平的具体体现｡长期以来,农村的建设缺乏规划,浪费大量土地｡交通条件差,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由于缺少硬件设施,加上农民的不良生活习惯,垃圾污染严重｡另外,随着一些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工业污染问题凸显,亟待改变｡
“管理民主”是农村社会整合的制度保障｡农村社会整合的过程需要有道德､政策､法律､民主等制度的保障｡从全国来看,完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从国家层面来讲,要出台村民自治法的实施细则｡乡镇政府要为本地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要担负起社会管理的职责,为乡村提供公共服务｡同时,乡镇政府要对村民自治进行正确引导｡另外,农村基层党组织要紧紧围绕服务群众这个中心,切实发挥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
三､实现农村社会整合目标的机制和政策
1.农村系统内部机制与政策的整合｡城乡差别是农村社会系统寻求内部整合的外在动因｡从农村系统内部来看,农村社会要依据内部建立一､二､三产业的内部协调发展机制,具体要做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强农村发展的组织协调机制,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建立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有效机制,为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建立全方位的信息平台｡健全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农村民主制度,培养农民的民主法律素质｡树立良好社会风尚,建立崇尚科学和社会美德的激励机制,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道德风尚｡通过以上农村社会内部机制的有效运行,实现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总目标的农村社会内部整合发展｡
2.影响农村社会系统整合的外部系统机制与政策｡新农村建设问题也涉及到城市社会的发展问题,两者的协调发展直接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两者是相互联系互为依存的,农村发展的滞后,使城市发展失去依赖和支持,必将阻碍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反之亦然｡而农村的整合发展不能够单独依靠内部整合力量,必须有外部系统的促进机制和政策支持｡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非农产业已在技术､管理､资金和规模上远远超过传统的农业产业,非农产业系统对农业产业系统的支持可以促进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农业在社会发展中,整体来讲,农产品的边际报酬远低于非农产品,在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中,农业的竞争能力不具备优势,很难自我实现快速发展,政府决策系统对农村发展政策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就需要加强科技服务系统对农村的技术支持,教育系统对农村社会人力资源的支持,切实做到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四､结论
根据社会整合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社会系统协调和冲突,两者此起彼伏,是一对社会发展的固有的现象｡所以,农村社会的整合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表现,也是客观必然,整合是为了更快速地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是一个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更是农村社会整合发展的总体目标,“20字”要求是农村社会整合的过程目标｡实现农村整合发展的过程目标,需要从农村系统内部的产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社会道德价值的认同化､社会管理的民主化､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的提高等方面进行内部整合发展｡同时要通过非农产业系统对农业产业系统的支持､农村发展政策的支持､科技服务系统对农村的技术支持､教育系统对农村社会人力资源的支持,切实做到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罗莹.“新农村”建设的思路与对策[J].求实,2006,(1).
[2]韩俊.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3).
[3][美]t.帕森斯.社会系统与进化的行动理论[m].纽约,1977.
农村经济合作社的性质篇5
一、国际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异化趋势的经验总结
合作金融组织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日趋普及,20世纪70年代成立了“信用合作社世界理事会”(worldCouncilofCreditUnions,inC),该机构现有86个会员国和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及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合作金融组织无论在组织形式还是在内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变化更大,具体表现为:
1.金融经营目标的变化。合作金融组织的最初形式是信用合作社。当时信用合作社的参加者大多是小生产者、小经营者和农民,他们为了抵御大资本的剥削,维护自身的利益,自发组织起来,在融资领域实行资金互助合作,其宗旨和经营目标是:不追求利润,以为社员提供服务和帮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但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经营活动都要追求利润,讲究自身效益。因此,绝大多数合作金融组织实际上都以追求利润为经营目标。
2.资金来源的变化。最早的合作社主要以股本金和存款为资金来源,现在西方国家多数合作金融组织,在资金来源上已经是多渠道,除上述来源外,还有向中央银行借款和发行债券,并且有些国家发行债券所筹措资金占合作金融机构资金来源的比例相当大。同时,存款的种类也多样化。
3.资金运用及其业务经营的变化。在贷款对象上,由社员发展到以社员为主;在贷款数额上由小额贷款发展到小额和大额贷款都发放;在贷款用途上,不再局限于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也提供消费性和流通性贷款;在贷款方式上,不再只是靠社员的个人信用担保,而注重票据贴现、财产抵押、经济担保等形式;在贷款利率上,不再强调低利原则。
4.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现代合作金融组织已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不再强调“民主管理”、“一人一票”,注重所有者、经营者与投资者三者利益相统一的管理原则。
纵观世界各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制度变迁,其总趋势是:由非营利合作转向营利合作,由劳动联合转向资金联合,由以“为社员服务为宗旨”的信用合作组织转向商业性金融组织。但是,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商业金融和合作金融并存是各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共同特性。或者说,商业性金融不会取代合作金融。
二、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异化的特点
1.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制度异化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长期受其他体制改革“惯性”的作用,使农村金融体制长期成为政府或其他经济体制的附属物。例如,信用社从最初的合作组织到的一个部门,再到国有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再与农业银行“脱钩”恢复合作性质,但要受中央银行的监管,即使这样均采用的是政府主导、强制性变迁的方式,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这种方式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滞及摩擦成本,但同时其效率也随之降低。
2.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制和制度的变迁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制和制度的变迁均是法人地位和权利的易位,而非组织结构形式的变动以及金融产权主体的让渡。也就是说,都是形式上的变化,而非经营管理模式以及金融效率提高等实质上的变革。
3.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相悖。1979年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都采取了自下而上的诱发性变迁方式,第一次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推广,第二次变革:乡镇企业和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的兴起。这两次变革使农村经济主体的产权关系进一步明晰,而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变迁则使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产权关系更加模糊不清。这两者制度变迁路径的相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民间非规范化借贷的产生和发展。
4.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过程的渐进性。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改革之所以选择渐进性制度变迁的路径,原因在于渐进性制度变迁可以把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在时间、空间上分散开来,为社会化解和消化制度创新风险和成本提供一个缓冲区。认识上的渐进性决定了改革实践的渐进性,改革策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的知识和信息。因此,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改革的目标往往是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修改和调整。
三、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异化的动因
1.政策性设计的缺陷。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农村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目标不明确,使农村金融的功能定位和产权制度处于模糊尴尬位置。例如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在管理体制的选择上始终未摆脱“官办色彩”,1958年实现化后,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在农村的分支机构合并,下放由管理,1979-1996年由农业银行代管,1996-2003年由中国人民银行托管,始终走的是“官办”道路,实际成为国家金融机构的附属物。同时信用合作社也失去了自主性、民主性和灵活性;在产权制度建设上,产权代表主体不明确,产权结构不清晰。农村信用社每次改革,由于过度强调金融体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其组织内部人员的思维模式天然地排斥改革,依然保留计划经济的特色,失去其做强做大的内在动力;在经营管理模式上,实行的是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而非合作性金融,与建立信用合作社的目的相违背,因此其功能丧失成为必然。
2.制度变迁的政府强制推动。纵观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和制度的变迁,每次均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而非自下而上的诱发,更不是农村经济主体自主行为,其主要原因:一是从原有的金融体制来看,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具有高度的集权性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对政府高度的依赖性。其具体表现为3方面:(1)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长期受计划经济模式影响,农村金融组织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导致农村金融主体长期缺位;(2)我国金融体制实行的是
条块分割,使单纯服务农村经济的金融主体无法独立出来;(3)我国农村的自然条件和制度环境对农村金融的发展形成的制约,例如农民的素质、农村的经济体制和农村的商业化水平等。二是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制度的变迁要符合国家的效用函数。因为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定、金融体制性租金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
3.农村经济发展需求的推动作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与金融市场的供给存在着巨大差距。从1996年起,我国农村的金融缺口还出现了逐年扩大的趋势,导致民间金融活动异常活跃。
四、对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异化的再认识
通过对国际合作金融制度异化趋势和我国合作金融制度异化特点及其动因的论述和分析,我们有必要用科学发展观对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地位与职能、性质与衡量标准、合作制与商业化关系、目前农村信用社改革等进行再认识。
1.对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地位和职能定位的再认识。要充分认识农村合作金融的地位和职能,就必须回答我国是否存在农村合作金融基础、我国是否存在农村合作金融需求,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为:(1)农村合作金融产权制度能够适应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目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可提供互助互利、灵活多样的融资形式,可实行优惠利率贷款,可采取多种分配形式。(2)农村合作金融产权制度可满足农村弱势群体融资需求。在我国东部地区金融需求以非农业为主,应依靠具有规模经营优势的商业银行满足,而中西部地区金融需求以农业生产和生活需求为主,那么,就应该建立以合作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3)从金融机构的功能角度看,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一直是向着使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商业化方向推进的,其结果是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明显趋于减弱,这显然不科学、不平衡,不符合我国国情。(4)合作金融组织不仅能够保障资金供给,还能对社员实行利润返还,提高农民收入。因此,在农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应大力加强合作金融组织建设。
2.对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和衡量标准的再认识。长期以来,尽管合作制提法不尽相同,但在理论上一直把合作制原则、民主化管理作为判断农村信用社是否属于合作制的标准。但是现实中都不尽然。在我国欠发达地区发展合作制农村信用社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上弱者之间的互助融资,而不是为实现民主管理,看起来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发生了矛盾,实质上混淆了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因此,目前理论界出现的把民主管理作为衡量农村信用社是否合作制度的主要标准是值得商榷的。民主管理的根本目的不是民主管理本身,而是为保障社员利益、实现互助融资。承认互助融资是合作制农村信用社的衡量标准并不否认合作制原则,坚持合作制原则是实现互助融资目的的手段。
农村经济合作社的性质篇6
正是这种指导思想和广泛深入的农村调查，为他们在农村社会调查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点和论据。
三
1933年，在农村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陈翰笙同吴觉农、孙晓村、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冯和法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由陈担任理事会主席直到1951年该会解散。1934年他们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公开出版，登载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他们的理论自然也遭到其他派别的批评反对，而对他们的批评最为激烈、最为全面的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流派，即中国“托派”。这样，论战双方实际是用同一种语言进行“对话”。
论战的导火线是经济学家王宜昌于1935年1月26 日在天津《益世报》的《农村周刊》上发表的《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由于此派论点后来经常发表于“中国经济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经济》杂志上，故被称为“中国经济派”，而另一派则被称为“中国农村派”）。他在文中对“中国农村派”所主张的以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出发点表示不满，认为是“单注意社会条件及人对人关系”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忽视了生产力的因素。对“中国农村派”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的中心问题，他也表示异议。所以，他认为应实现三个十分重要的方向转换：“中国农村研究的第一方向转换，便是在人和人的关系底注意之外，更要充分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二方向转换“便是注意农业生产内部的分析，从技术上来决定生产经营规模的大小，从农业生产劳动上来决定雇农底质与量，从而决定区别出农村的阶级及其社会属性”。第三方向转换“是在注意农业经营收支的情形，资本运用的情形和其利润分剖的情形。这里，不仅要注意到农业主要业务，而又要注意到副业的作用”【18】在后来的答辩文章中，王宜昌对自己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发挥：“第一方向转换”是其理论的“骨干”，由此生出“第二方向转换”即“关于农业生产上的资本制生产过程”和“第三方向转换”即“关于农业生产上的资本制流通过程”。【19】很明显，他所主张的“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实质上并不只是主张一种技术性或方法论的转换，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但也是以马克思和列宁为依据）解释，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国农村已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的一部分，因而其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他自然要认为中国农村的中心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问题：“中国现阶段农村经济问题的核心，仍是土地分配问题吗？这是很成问题的。据我的意见，资本分配问题才是重要的，土地分配问题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后便过去了。”“据我的研究，今日中国农村经济，已是商品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已占优势，土地所有形态已经被资本制生产屈服了。所以‘问题的中心’并不再是土地所有形态，地权，租佃关系等等，而是资本制的农业生产过程的分析。”【20】不过，他并未列出起码的资料数据，而是大段地摘引列宁关于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作为自己的论据，不能不给人一种牵强附会之感。同样，在论述生产力的重要性时，他也未能以实证性资料来说明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变化或发展，而是以十分抽象、艰涩的长篇大论来说明农村研究应注重生产力。他概括自己与“中国农村派”关于生产力的争论“则一点是生产力的技术性，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三是技术的生产力又表现为社会的历史的生产力”。而“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人类和自然的矛盾中，人类更服从而更征服自然。人类征服自然的程度，以技术或生产力表现出来。”【21】在他的理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生产力实际上是等同的。其目的依然是要说明中国农村“雇佣劳动者”的增加和“新式生产技术”的结合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农村生产力”，由此决定了生产关系／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
王宜昌的观点得到了张志澄、王毓铨、张志敏、王景波等人的响应，但王景波的论证方法和角度与他们略有不同。王景波以列宁的帝国主义／ 殖民地理论为根据，认为“中国是一个殖民地，殖民地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乡村。”因此“外国资本的支配必然要在中国造成以它为主体的商品生产的体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发展不仅加重剥削，并且要改变中国国民经济的构成”，所以“中国的一般的经济关系，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是资本主义的”。这样，“为争得民族的经济之自由发展，所要推翻的生产关系，不是‘封建剥削’，而是外国资本的统治”。“中国的土地问题之解决（即为充分发展民族生产力，消除土地的垄断），无论在经济或政治的观点上，只有在推翻外国资本支配之下，才可思议”，所以“中国民族取得独立后，土地的改革将采取何种的形式，这是属于将来的事，今天且慢些讲”。【22】与王宜昌一样，他也是反复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而缺乏有关中国农村的必要的实际资料。
四
对于“中国经济派”的批评，“中国农村派”立即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作出大量反驳。
首先，他们认为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农业生产中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界（人与土地，机械，肥料等）的关系”，亦即“地主与农民间的关系”，农业资本家与雇农的关系，“农村与都市经济以至于国际市场（对殖民地而言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农村经济学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是地主、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农民、雇工的，农民是如何分化的，工业资本、城市、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是如何剥削、压榨农村并使农村破产的。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种种技术性问题是农学家或农业经营学的对象，决非农业经济学的对象。也就是说：“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23】为什么一定要把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呢？这实际有一种理论预设，即中国农村需要社会革命而不是点滴的改良。他们说得十分明确：“假如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在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那末我们一定会以片断的，静止的对于生产力的技术的考察，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反之，假如我们的出发点是在求农业彻底的改造，那末我们一定会以对于农村生产生产关系在其发生，成长和没落的过程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24】
其次，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他们认为生产力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总和，因为生产资料如不与劳动力结合，生产便无法实现。“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条件却因所处社会之不同而完全相违异。”所以问题不在于“有否注意生产力”，而在于“怎样注意生产力”，因此应从研究社会经济改造规律这一角度和出发点来注意、研究生产力。【25】当然，他们无法否认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非常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互相作用，尤其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因此“中国经济派”的谬误在于：“1。他们只看到生产关系底被动性，而没有看到它底能动性，即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制约作用，因此也就不能理解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的冲突。2。他们因从机械的观点来理解运动（生产力推进生产关系），不从矛盾的观点来理解运动（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对立的统一），因此也就不能理解运动中的飞跃过程，即生产关系底突变。3。这种机械的客观主义在实践方面，不是变成悲观的宿命论者，就是变成乐观的等待主义。”【26】很明显，他们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论述已很成熟， 几近于日后的“标准论述”。
第三，他们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核心问题，因为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手段，而中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的富农手中。另外，农村商业资本的高利贷资本一般地也是以地权为基础的。而土地问题也就主要是指土地的分配，亦即现存各种土地所有的形态的性质，研究土地问题的根本任务仍是阐明土地所有形态之下所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7】他们把土地问题作为农村中心问题，无疑比王宜昌等将农业资本作为中心问题更符合中国农村实际，当然就更具说服力。
第四，针对王宜昌认为他们的调查首先便以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划分来进行农村调查研究，是在统计之前先定性、“以自己的主观图式来硬嵌社会事象”的批评，他们阐述了自己的分类理论。他们反复强调除了土地等“物质的因素的基本尺度外，我们在农户分类时必需更注意些社会生产关系作为参考。在这里，最适当的生产关系便是雇佣关系。”正是这些社会关系在“统计”之前已决定了各阶级、阶层间质的差异。而“纯客观”的统计，终将导致对这种阶级差别的抹煞和否定，结果反陷入主观的错误中去。“这种‘客观的’统计法除了遮蔽客观的事实以外，别无其它作用。”【28】
第五，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未使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而将农民与帝国主义的对立作为中国农村主要社会矛盾是简化／ 单纯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方式，忽视了农村内部的对立，即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内在／主要矛盾。换句话说，帝国主义的统治是通过中国买办性资本和封建势力的结合来实现的。其结果“使中国农村直接间接地更隶属于列强资本的支配，它使中国农村中半封建的剥削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起着更加酷烈的作用。同时，我们说，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农村结构起了质的变化；它只是使中国的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格外尖锐罢了。”【29】
另外，对“中国经济派”以列宁对十九世纪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论述来分析中国农村的作法，他们非常不以为然，并对列宁的有关论述作了十分灵活的解释。“伊里奇在研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时，便常用马和耕地面积来划分农户。但这里有一点是应当注意的：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土壤，气候，作物等都比革命前的俄罗斯为复杂”，以中国找不到一个客观的物质量作为分类标准。而且，“伊里奇在研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时所应用的材料大半是官家所发表的统计。这些统计材料底编制者对于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当然是不注意的。在他们底统计中自然不会混进半点社会的因素，而只包括一些物品的计算（这便是王先生所认为是最客观的统计）。所以伊里奇底农户分类法安知不是要利用官家统计材料时所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但如今我们所讨论的是自己实行调查和自己编制统计时所应采用的农户分类方法。”【30】所以“许多研究农村经济的学者欢喜用帝俄的情形全套地搬到中国，来解释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在把两国农村作了对比后，认为“在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为一般经营的基础，而在今日的中国土地所有还是剥夺剩余生产物的基础。”【31】
当将以上几点作了详细论述之后，自然就得出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结论。
这次论战，无疑使“中国农村派”的观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长期在定县作乡村改良工作的李景汉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农村问题》一书中也认为“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由社会生产关系而起的阶级的冲突问题，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农业生产的根本工具是土地，因之土地问题可说是农村问题的基点。”“农村问题之解决的最大障碍是现有的土地制度。土地问题解决了以后，农村问题才有解决之可能。我们亦要认清土地问题之重心是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技术。”【32】
在论战中，“中国农村派”毫不讳言自己“反帝反封”进行社会革命的目的，“我们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目的不在学院式的争辩，而在根据具体的事实跟经验，决定目前中国农业改造运动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与性质。”而这在“规定中国整个改造运动的任务与性质的时候，是有决定的作用的。”【33】他们丝毫不认为这种目的和理论的预设会防碍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唯一的科学理论， 既是认识社会的工具，又是改造社会的武器；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方法与目的的统一，价值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
但是，他们从1928年开始进行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和研究，都是依严格的学术规范写就的专业报告与论著（因此才对理论界和知识界有说服力）。在他们的研究中，社会学与经济学密不可分，实证性研究与理论性研究紧密结合，因而对诸如社会性质这类“重大理论问题”具有较强的阐释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们理论建构的意图非常明显，但却十分强调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相适，努力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与对手一味生搬硬套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发展的论证方法和结论适成鲜明对照。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实际上是20年代初和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两次剧烈论战的延续和深化。这次论战虽然没有前两次论战那样轰轰烈烈、那样引人注目，但却更加深入。从中，的确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迅速成熟。
“中国农村派”在这次论战前后的论述表明，中共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和论证在1935年实际已经完成。而这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论证、建构和表述，因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4】所以，毛泽东稍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重要文章中，便可不必详细论证而将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宏观理论概念作为定论提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有关中国革命的种种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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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时事新报》，1920年11月5日。
【2】《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新青年》八卷四号，1920年12月。
【3】《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九卷四号，1921年5月。
【4】《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3页。
【5 】《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一），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6】见《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1929年10月版。
【7】见《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163页。
【8】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见《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资料选编）》上，第344、350页；下，第452、473、475页。
【9】刘梦云：《中国经济这性质问题的研究》，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编）》下， 第532－－552页。
【10】毛泽东无疑较早地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因而在湖南和江西进行了一些农村社会调查工作。但其调查范围较小，其方法、手段及细致程度都与现代社会学十分不同，在当时并未引起思想、理论、学术界的重视。
【11】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12】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劳动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31年9月。
【13】杜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团活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45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14】具体方法可参见陈氏所著《亩的差异》，《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1号；《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前途》，《农业的中国》（中国作者农村调查资料选辑，以英文出版）；《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经济参考资料之一》；《难民的东北流亡》，《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2号；《中国土地问题》， 《农业周报》第53、54期合刊；《中国的农村研究》，《劳动季刊》第1卷第1期；《工业化与无锡的农村副业》，《女青年月刊》1931年4月号；《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经济》上海1934年版；《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海1934年版；《中国的地主与农民》，纽约1936年英文版；《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上海1939年英文版；另外，由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江苏、浙江、河南、陕西等省的农村调查报告，其中相当部分是由“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主持的。还可参阅《中国农村》杂志上的大量有关文章。
【15】张锡昌：《怎样做农村调查》，《中国农村》第二卷第三期，1936年3月； 韦健雄：《农村经济的调查的统计》，《中国农村》第二卷第六期，1936年6月。
【16】钱俊瑞：《评陈翰笙先生著〈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第一卷第五期，1935年2月。
【17】李鼎声（即李平心）：《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论》，《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版，第145─164页。
【18】转引自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六期，1935年3月。
【19】王宜昌：《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答覆并批评薛暮桥钱俊瑞两先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1936年第三版，第100页。
【20】同上，第103─105页。
【21】王宜昌：《关于中国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第113─114页。
【22】王景波：《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之试述》，《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第147─174页。
【23】孙冶方：《农村经济学底对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1935年7月；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六期， 1935年3月。
【24】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
【25】孙冶方：《农村经济学底对象》。
【26】薛暮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答覆王宜昌王毓铨张志澄诸先生》，《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一期，1935年8月。
【27】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薛暮桥：《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问题》。
【28】孙冶方：《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
【29】陶直夫（即钱俊瑞）：《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一期。
【30】孙冶方：《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
【31】陶直夫：《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
【32】李景汉：《中国农村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3、127页。
农村经济合作社的性质篇7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保险，职能转型
一、社会保障产品的性质与政府职能界定
社会保障是国家在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基础上，通过立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达到调适人们社会关系的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保障体系或产品一般由三个项目构成，即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在宏观的层面，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效果来分析，社会保障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如社会保险的提供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对每个经济主体来说都是受益的。但是，在微观的层面，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有不同的产品性质。
社会保险的特点是政府从劳动者和企业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力支持，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调剂。政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的数量也是一定的。显然，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政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的数量的总和。由此，社会保险具有可分割的属性。同时，宪法规定了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因而，社会保险产品从宏观的方面来看具有非排他性。但是，社会保险产品的特殊性在于：公民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而且公民也只有先履行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它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
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从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供给性质上看，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而社会保险却只能采用受益与贡献对称的原则来供给。所以救济和福利在一定程度上不具有排他性，而非排他性是公共产品的本质特征。此外，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福利对象转移，从而达到一种社会公平，很多公共物品具有相类似的作用。因此，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单就社会保障产品供给的角度而言，社会保险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属性是不同的。因此，根据社会保障的作用和特征，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中介入的程度和方式有所不同。政府在社会保障产品供给中的职能界定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1)政府是社会保障产品的供给主体之一。社会保障产品的属性决定了只能由政府提供才能够实现配给的公平和福利的最优。即使对于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的社会保险而言，政府的介入也具有必然性。(2)政府为社会保障产品供给提供政策支持。“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再次分配。在现代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分配始终受到政治和市场双重力量的支配。如果说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话，那么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再次分配就主要取决于政治体系的运作了。”政府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主体，政府履行社会保障的职能就需要制定社会保障的公共政策，利用公共政策调节社会保障机制。(3)政府为社会保障产品供给提供法律保障。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要实现民主化，还要实现法制化，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出台也只有政府才能够完成和实现。
二、农村社会保障的特点与政府社会保障职能转型
建国以来，农村的社会保障发展随着土地制度的变迁经历了许多变化。20世纪50年代的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从而有了创造家庭收入的基本前提。20世纪80年代家庭承包责任制又将集体农业活动转向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活动，土地主要依据家庭规模分配给了农户，土地为农户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家庭承包制对农村家庭生产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伴随着集体经济的衰弱，家庭承包制也导致了家庭经营风险的增加。这主要表现为土地保障的功能日益弱化。另外，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弱，集体积累少，这又导致了农村社会保障程度的降低。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除了有限的社会救济、社会优抚在农村实施外，其他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农村基本是空白。
由于原有城乡社会保障体制和城乡发展二元性的影响以及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的特殊性，农村社会保障具有与城镇社会保障完全不同的特点。第一，从生产保障方面看，农村社会保障安排与传统农业活动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极大地依赖于土地资源的功能产出，土地资源占有量、贫富度、投入率等对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起重要作用。产出率高，农村社会保障就有保证。传统农业对农业生产条件的依赖性导致社会救济的重要性。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差，自然灾害对农业活动的影响更大，要求社会保障安排更关注农业生产和自然灾害问题。同时，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将面临市场经济中的风险与不稳定性因素，其不断地增强加大了对农业经济活动提供生产保障的要求。另外，已有的、分割的保障制度安排严重干扰了以农户需要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构建。第二，从生活保障方面看，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生活保障问题比较严峻。贫困人口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农村，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就成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同时，游离于土地外的过剩劳动力带来了很大程度的农村人口流动，农村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这给以农村人口为对象的各项保障安排带来了挑战，使得农村的医疗卫生与教育等社会服务水平远低于城镇。
因此，从以上农村社会保障变化的实际看，作为农村社会保障职能实施的主体政府其社会保障职能也需要发生相应的变迁，即向增强农村家庭资源为基础的社会保障职能的转变。(1)政府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主导。一是政府要对农村社会保障整体规划，对保障项目、保障标准、资金来源、保障对象、组织实施、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制度安排；二是要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从事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三是要确保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尤其要承担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救灾等项目资金投入上的主导责任。(2)集体仍然是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主干。虽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传统集体保障赖以存在的组织和经济基础，但是集体作为农村社会保障责任主体的角色没有改变，只是集体保障的组织依托、现实基础、具体责任发生了变化，建立在行政村层面上的各类集体组织仍然在农村社会保障中承担着功能。村办各类集体经济组织承担为村公共福利和公益事业提供资金支持、安置困难户就业等责任。村各类经济协会承担扶持贫困户脱贫致富的责任。村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承担为贫困户提供低偿或无偿医疗服务、为全体村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责。(3)家庭在农村社会保障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已成为实施社会保障的重要载体和主体。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当前主要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和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方式，使家庭具有最直接、最具体的经济保障和服务保障功能。家庭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资金和实物保障、服务保障、精神保障。(4)非营利组织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非营利组织具有开创性、专业性、灵活性，可以提供科技、教育培训、医疗康复、信息等不同的服务，从而成为独立的服务主体。能筹集资金，开展扶贫活动，充当合作组织的中介，帮助二者建立联系，使贫困地区得到适当援助。
三、从社会救济到社会保险职能运作
政府可以把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目标分为两个阶段。在近期，逐步建立起以社会救济为主，社会养老保险为辅，社会福利、社会互助、合作医疗为补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远期，逐步形成以农村养老保险为中心，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合作医疗为补充，项目齐全、覆盖面大、水平高、功能强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最终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具体来说，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建立农村社会救济制度，解决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社会救济制度的对象是失去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贫困人口，目的是保证生活陷入困境人口的最低生活需要。现阶段，农村社会救济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社会保险只能作为辅助形式来发挥作用，待农村贫困地区的温饱彻底解决之后，再将社会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主体。当前在农村贫困地区需要建立和完善的社会救济制度包括：一是建立农村自然灾害社会救济制度；二是建立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扶贫制度；三是建立农村贫困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建立农村贫困地区养老保险制度，解决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当前建立贫困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可以与计划生育养老保险结合起来，建立农村贫困地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对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农户，政府给予奖励并且给他们建立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建立贫困地区农村纯女户养老保险制度。凡是纯女户家庭，只要夫妻一方做了绝育手术，就可以为其建立纯女户养老保险。
农村经济合作社的性质篇8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金融；改革
今年春节假期过后，为了增加对落后地区农村信用社的了解，笔者实地调查了安徽省的一个部级贫困县的信用合作联社和个别乡镇的信用社。结果发现，该县农村信用社在信贷支农和农村金融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然而就其性质而言，合作组织原则确实只是流于形式，而政策性和商业性倾向显著。基于这种现实，笔者认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试图将农村信用社改组成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组织是不合适的，改革的取向可以是：在保证政策支农需要的同时，将商业性的资产和业务剥离出来，使之服务于农村金融的不同需要。
一、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笔者所调查的这个贫困县，地处大别山区。多丘陵，主要产业是种植业、茶、桑、药材和一些制造加工业，积累少，历来有。贷款难的问题。90年代末，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撤消了该县及县级以下的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农村信用社是该县农村金融的主要机构，在信贷支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同1999年相比，2002年该县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总额和农户贷款金额均翻了一番，分别达到2．7亿和1．5亿，全县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净增额占全县同行业新增贷款总和的46．6％。平均增长率16％，高于全县金融贷款增幅8．7个百分点，存款净增额占全县同业各项存款新增总额的32．2％，年增长率18．4％。
在人行于1999年和2000年下文的指导下，该县农村信用社大力开展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业务。信用社采取。一次核定(1年贷款限额)、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办法，无须抵押，农民可凭信用社核发的贷款证以及身份证、印章，直接到信用社营业网点办理限额内(最高限额1万，对还款能力强和资金需求较大的个体工商户，限额可提高到2万)的贷款，手续极为简便。5-10家农户也可以自愿组成联保小组，按。一户借款、多户联保”的操作办法。办理1o万元以下的贷款。这样，2002年全县贷款农户(4．3万户)占全县总农户(8．17万户)的53％，农户贷款净增加3836万元，占各项存款净增加额的63．7％，其中农户小额信贷增加2702万元，占农户贷款增加额的58％。
二、农村信用社的性质分析
农村信用社在该县金融中处于重要地位，然而其性质到底是怎样的呢？
1、有名无实的合作制
我国的农村信用社是建国后由政府行政命令组合而成的，从一开始就不符合。自愿、互助合作、民主管理的合作制组织原则，发展至今其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更是所剩无几。已成为准国有的金融机构。从资金构成上看，该县信用社社员人股金额1059万元，约占总资产6．68亿元的1．6％，约占贷款余额3．13亿元的3．496，比重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服务对象上看。2002年底。全县8．17万农户中有2．4万户人股。而贷款农户4．3万户，申请贷款时是否具有社员身份已不重要，这也和互助合作的组织原则相去甚远。从管理上看，一方面，信用社。官办色彩浓厚，人员由上级直接任免，能上不能下，铁饭碗仍然盛行，同时，由于产权模糊又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三会”行同虚设，甚至根本就没有设立；另一方面，由于人股资金少，社员并没有激励去行使自己的权利，缺乏主人翁意识。另外，从后面还可以看到，合作制的互助、低盈利性也为对商业利润的追求所冲淡。
2、具有明显的政策性
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发展银行一样。所从事的业务受人行的政策指导，定位于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而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该县农户居住分散，信用社主任和信贷员人均服务农户1066户。登门上户很不方便，小额信贷又基本上在万元以下，非常零碎，同时农民的信用意识不强，所以，贷款的平均成本很高，风险较大，并且，对评选出的信用村和信用农户在贷款利率上还要给予一定的下调。实际上，由于这些政策性规定，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并不愿意从事这些业务。
3、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农村信用社在服务于支农政策的同时，努力按照商业化的操作，追求利润。该县农村信用社对全县86％的农户和绝大多数个体工商户建立了经济档案，借以核定信用等级和授信额度；联保贷款不得超过所有联保成员的家庭收入，并签定联保协议，承担连带责任。在贷款的利率和期限上，小额信贷期限不超过1年，贷款利率按人行公布的基准利率加浮动利率，其利润来源于存贷款的利差。为了保证贷款的质量，在年终综合考核时坚持将谁放谁收、谁承担责任列为考核的主要内容。
尽管如此，某镇信用社的杜主任透露，由于农户小额信贷的成本很高，它并不是信用社的盈利来源和发展的方向，信用社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其余的近40％的非农户贷款，这部分业务是完全以利润为导向的。
三、经济落后地区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思路
在上述农村信用社涉及到的三种性质中，合作性质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而政策性和商业性是农村信用社的主要性质。这三种性质实际上是互不相容的：合作制是以自愿互助为基础的。政策性是以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和非盈利为导向的，商业性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正是这三者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瓶颈，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
首先，农村信用社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合作性金融组织，强制将它改组成合作制是不合适的，阻力也必然很大。合作金融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和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当前的经济落后地区，农民缺乏合作互助的能力和地念，还不具备必需的基础。即便能组成合作组织，也会因为内部交易费用过大而寸步难行，从集体行动的逻辑来说，这种由小资金组成的大集体，其成员没有足够的动力去采取有利于整个集体的行动。
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农民首先需要的是政策扶持。给他们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不仅是输血，同时也是在帮助他们造血，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的主要功能正在于此，它弥补了农业发展银行在这方面的政策缺位。农村信用社这一功能不应削弱，而应加强。:
农村经济合作社的性质篇9
正是这种指导思想和广泛深入的农村调查，为他们在农村社会调查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点和论据。
三
1933年，在农村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陈翰笙同吴觉农、孙晓村、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冯和法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由陈担任理事会主席直到1951年该会解散。1934年他们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公开出版，登载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他们的理论自然也遭到其他派别的批评反对，而对他们的批评最为激烈、最为全面的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流派，即中国“托派”。这样，论战双方实际是用同一种语言进行“对话”。
论战的导火线是经济学家王宜昌于1935年1月26 日在天津《益世报》的《农村周刊》上发表的《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由于此派论点后来经常发表于“中国经济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经济》杂志上，故被称为“中国经济派”，而另一派则被称为“中国农村派”）。他在文中对“中国农村派”所主张的以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出发点表示不满，认为是“单注意社会条件及人对人关系”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忽视了生产力的因素。对“中国农村派”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的中心问题，他也表示异议。所以，他认为应实现三个十分重要的方向转换：“中国农村研究的第一方向转换，便是在人和人的关系底注意之外，更要充分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二方向转换“便是注意农业生产内部的分析，从技术上来决定生产经营规模的大小，从农业生产劳动上来决定雇农底质与量，从而决定区别出农村的阶级及其社会属性”。第三方向转换“是在注意农业经营收支的情形，资本运用的情形和其利润分剖的情形。这里，不仅要注意到农业主要业务，而又要注意到副业的作用”【18】在后来的答辩文章中，王宜昌对自己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发挥：“第一方向转换”是其理论的“骨干”，由此生出“第二方向转换”即“关于农业生产上的资本制生产过程”和“第三方向转换”即“关于农业生产上的资本制流通过程”。【19】很明显，他所主张的“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实质上并不只是主张一种技术性或方法论的转换，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但也是以马克思和列宁为依据）解释，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国农村已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的一部分，因而其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他自然要认为中国农村的中心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问题：“中国现阶段农村经济问题的核心，仍是土地分配问题吗？这是很成问题的。据我的意见，资本分配问题才是重要的，土地分配问题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后便过去了。”“据我的研究，今日中国农村经济，已是商品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已占优势，土地所有形态已经被资本制生产屈服了。所以‘问题的中心’并不再是土地所有形态，地权，租佃关系等等，而是资本制的农业生产过程的分析。”【20】不过，他并未列出起码的资料数据，而是大段地摘引列宁关于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作为自己的论据，不能不给人一种牵强附会之感。同样，在论述生产力的重要性时，他也未能以实证性资料来说明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变化或发展，而是以十分抽象、艰涩的长篇大论来说明农村研究应注重生产力。他概括自己与“中国农村派”关于生产力的争论“则一点是生产力的技术性，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三是技术的生产力又表现为社会的历史的生产力”。而“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人类和自然的矛盾中，人类更服从而更征服自然。人类征服自然的程度，以技术或生产力表现出来。”【21】在他的理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生产力实际上是等同的。其目的依然是要说明中国农村“雇佣劳动者”的增加和“新式生产技术”的结合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农村生产力”，由此决定了生产关系／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
王宜昌的观点得到了张志澄、王毓铨、张志敏、王景波等人的响应，但王景波的论证方法和角度与他们略有不同。王景波以列宁的帝国主义／ 殖民地理论为根据，认为“中国是一个殖民地，殖民地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乡村。”因此“外国资本的支配必然要在中国造成以它为主体的商品生产的体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发展不仅加重剥削，并且要改变中国国民经济的构成”，所以“中国的一般的经济关系，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是资本主义的”。这样，“为争得民族的经济之自由发展，所要****的生产关系，不是‘封建剥削’，而是外国资本的统治”。“中国的土地问题之解决（即为充分发展民族生产力，消除土地的垄断），无论在经济或政治的观点上，只有在****外国资本支配之下，才可思议”，所以“中国民族取得独立后，土地的改革将采取何种的形式，这是属于将来的事，今天且慢些讲”。【22】与王宜昌一样，他也是反复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着作，而缺乏有关中国农村的必要的实际资料。
四
对于“中国经济派”的批评，“中国农村派”立即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作出大量反驳。
首先，他们认为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农业生产中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界（人与土地，机械，肥料等）的关系”，亦即“地主与农民间的关系”，农业资本家与雇农的关系，“农村与都市经济以至于国际市场（对殖民地而言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农村经济学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是地主、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农民、雇工的，农民是如何分化的，工业资本、城市、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是如何剥削、压榨农村并使农村破产的。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种种技术性问题是农学家或农业经营学的对象，决非农业经济学的对象。也就是说：“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23】为什么一定要把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呢？这实际有一种理论预设，即中国农村需要社会革命而不是点滴的改良。他们说得十分明确：“假如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在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那末我们一定会以片断的，静止的对于生产力的技术的考察，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反之，假如我们的出发点是在求农业彻底的改造，那末我们一定会以对于农村生产生产关系在其发生，成长和没落的过程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24】
其次，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他们认为生产力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总和，因为生产资料如不与劳动力结合，生产便无法实现。“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条件却因所处社会之不同而完全相违异。”所以问题不在于“有否注意生产力”，而在于“怎样注意生产力”，因此应从研究社会经济改造规律这一角度和出发点来注意、研究生产力。【25】当然，他们无法否认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非常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互相作用，尤其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因此“中国经济派”的谬误在于：“1。他们只看到生产关系底被动性，而没有看到它底能动性，即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制约作用，因此也就不能理解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的冲突。2。他们因从机械的观点来理解运动（生产力推进生产关系），不从矛盾的观点来理解运动（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对立的统一），因此也就不能理解运动中的飞跃过程，即生产关系底突变。3。这种机械的客观主义在实践方面，不是变成悲观的宿命论者，就是变成乐观的等待主义。”【26】很明显，他们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论述已很成熟， 几近于日后的“标准论述”。
第三，他们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核心问题，因为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手段，而中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的富农手中。另外，农村商业资本的高利贷资本一般地也是以地权为基础的。而土地问题也就主要是指土地的分配，亦即现存各种土地所有的形态的性质，研究土地问题的根本任务仍是阐明土地所有形态之下所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7】他们把土地问题作为农村中心问题，无疑比王宜昌等将农业资本作为中心问题更符合中国农村实际，当然就更具说服力。
第四，针对王宜昌认为他们的调查首先便以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划分来进行农村调查研究，是在统计之前先定性、“以自己的主观图式来硬嵌社会事象”的批评，他们阐述了自己的分类理论。他们反复强调除了土地等“物质的因素的基本尺度外，我们在农户分类时必需更注意些社会生产关系作为参考。在这里，最适当的生产关系便是雇佣关系。”正是这些社会关系在“统计”之前已决定了各阶级、阶层间质的差异。而“纯客观”的统计，终将导致对这种阶级差别的抹煞和否定，结果反陷入主观的错误中去。“这种‘客观的’统计法除了遮蔽客观的事实以外，别无其它作用。”【28】
第五，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未使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而将农民与帝国主义的对立作为中国农村主要社会矛盾是简化／ 单纯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方式，忽视了农村内部的对立，即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内在／主要矛盾。换句话说，帝国主义的统治是通过中国买办性资本和封建势力的结合来实现的。其结果“使中国农村直接间接地更隶属于列强资本的支配，它使中国农村中半封建的剥削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起着更加酷烈的作用。同时，我们说，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农村结构起了质的变化；它只是使中国的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格外尖锐罢了。”【29】
另外，对“中国经济派”以列宁对十九世纪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论述来分析中国农村的作法，他们非常不以为然，并对列宁的有关论述作了十分灵活的解释。“伊里奇在研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时，便常用马和耕地面积来划分农户。但这里有一点是应当注意的：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土壤，气候，作物等都比革命前的俄罗斯为复杂”，以中国找不到一个客观的物质量作为分类标准。而且，“伊里奇在研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时所应用的材料大半是官家所发表的统计。这些统计材料底编制者对于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当然是不注意的。在他们底统计中自然不会混进半点社会的因素，而只包括一些物品的计算（这便是王先生所认为是最客观的统计）。所以伊里奇底农户分类法安知不是要利用官家统计材料时所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但如今我们所讨论的是自己实行调查和自己编制统计时所应采用的农户分类方法。”【30】所以“许多研究农村经济的学者欢喜用帝俄的情形全套地搬到中国，来解释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在把两国农村作了对比后，认为“在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为一般经营的基础，而在今日的中国土地所有还是剥夺剩余生产物的基础。”【31】
当将以上几点作了详细论述之后，自然就得出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结论。
这次论战，无疑使“中国农村派”的观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长期在定县作乡村改良工作的李景汉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农村问题》一书中也认为“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由社会生产关系而起的阶级的冲突问题，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农业生产的根本工具是土地，因之土地问题可说是农村问题的基点。”“农村问题之解决的最大障碍是现有的土地制度。土地问题解决了以后，农村问题才有解决之可能。我们亦要认清土地问题之重心是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技术。”【32】
在论战中，“中国农村派”毫不讳言自己“反帝反封”进行社会革命的目的，“我们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目的不在学院式的争辩，而在根据具体的事实跟经验，决定目前中国农业改造运动或农****动的任务与性质。”而这在“规定中国整个改造运动的任务与性质的时候，是有决定的作用的。”【33】他们丝毫不认为这种目的和理论的预设会防碍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唯一的科学理论， 既是认识社会的工具，又是改造社会的武器；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方法与目的的统一，价值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
但是，他们从1928年开始进行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和研究，都是依严格的学术规范写就的专业报告与论着（因此才对理论界和知识界有说服力）。在他们的研究中，社会学与经济学密不可分，实证性研究与理论性研究紧密结合，因而对诸如社会性质这类“重大理论问题”具有较强的阐释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们理论建构的意图非常明显，但却十分强调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相适，努力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与对手一味生搬硬套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发展的论证方法和结论适成鲜明对照。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实际上是20年代初和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两次剧烈论战的延续和深化。这次论战虽然没有前两次论战那样轰轰烈烈、那样引人注目，但却更加深入。从中，的确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迅速成熟。
“中国农村派”在这次论战前后的论述表明，中共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和论证在1935年实际已经完成。而这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论证、建构和表述，因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4】所以，毛泽东稍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重要文章中，便可不必详细论证而将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宏观理论概念作为定论提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有关中国革命的种种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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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时事新报》，1920年11月5日。
【2】《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新青年》八卷四号，1920年12月。
【3】《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九卷四号，1921年5月。
【4】《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3页。
【5 】《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一），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6】见《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1929年10月版。
【7】见《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163页。
【8】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见《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资料选编）》上，第344、350页；下，第452、473、475页。
【9】刘梦云：《中国经济这性质问题的研究》，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编）》下， 第532－－552页。
【10】毛泽东无疑较早地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因而在湖南和江西进行了一些农村社会调查工作。但其调查范围较小，其方法、手段及细致程度都与现代社会学十分不同，在当时并未引起思想、理论、学术界的重视。
【11】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12】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劳动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31年9月。
【13】杜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团活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45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14】具体方法可参见陈氏所着《亩的差异》，《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1号；《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前途》，《农业的中国》（中国作者农村调查资料选辑，以英文出版）；《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经济参考资料之一》；《难民的东北流亡》，《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2号；《中国土地问题》， 《农业周报》第53、54期合刊；《中国的农村研究》，《劳动季刊》第1卷第1期；《工业化与无锡的农村副业》，《女青年月刊》1931年4月号；《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经济》上海1934年版；《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海1934年版；《中国的地主与农民》，纽约1936年英文版；《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上海1939年英文版；另外，由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江苏、浙江、河南、陕西等省的农村调查报告，其中相当部分是由“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主持的。还可参阅《中国农村》杂志上的大量有关文章。
【15】张锡昌：《怎样做农村调查》，《中国农村》第二卷第三期，1936年3月； 韦健雄：《农村经济的调查的统计》，《中国农村》第二卷第六期，1936年6月。
【16】钱俊瑞：《评陈翰笙先生着〈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第一卷第五期，1935年2月。
【17】李鼎声（即李平心）：《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论》，《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版，第145─164页。
【18】转引自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六期，1935年3月。
【19】王宜昌：《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答覆并批评薛暮桥钱俊瑞两先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1936年第三版，第100页。
【20】同上，第103─105页。
【21】王宜昌：《关于中国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第113─114页。
【22】王景波：《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之试述》，《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第147─174页。
【23】孙冶方：《农村经济学底对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1935年7月；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六期， 1935年3月。
【24】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
【25】孙冶方：《农村经济学底对象》。
【26】薛暮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答覆王宜昌王毓铨张志澄诸先生》，《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一期，1935年8月。
【27】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薛暮桥：《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问题》。
【28】孙冶方：《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
【29】陶直夫（即钱俊瑞）：《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一期。
【30】孙冶方：《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
【31】陶直夫：《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
【32】李景汉：《中国农村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3、127页。
农村经济合作社的性质篇10
一、农村信用社的发展现状及农村经济发展史
农村信用合作社简称农村信用社，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而设立的合法金融机构，具体体现为农民入股，为入股社员提供便利与服务的合作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再为农村农户提供服务的同时也要筹集社会上的零散资金，旨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村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是的农村信用社的任务更加艰巨，而作用愈加明显，在国家的政策支持下，农村信用社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农村信用社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不断地发展壮大，实现了贷款额度在30年内就增加了600倍，据中国人民银行提供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全国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13595亿元，比年初增加1608亿元，比去年同比增长13.4%，贷款增加额占所有金融机构的19.4%，尤其在农户贷款和农业贷款的发放上有着巨大的作用，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农民人均产值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二、农村合作社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意义
农村信用社是国家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力量，被定义为支农主力军。农村信用社在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是国家农村战略重要的一步。在农村信用社坎坷的发展过程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农村经济的发展道路上贴砖加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前提下，处理好“三农”问题，农村信用社都是不可缺少的部分[1]。然而，必要的法律手段能够保障农户的利益和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安全，资金流向及项目指导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三、农村信用社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农村信用社的融资功能农村信用社是国家银行金融机构的一个分支，在服务农民的同时可以讲广大农民手中的闲置资金或者说储蓄集中起来，用于生产投资，换句话说，农村信用社能够作为农民储蓄到生产投资的桥梁，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循环发展，引导农村经济以及城市化的实现。而农村经济则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需要将手中的资源具化为可成长的资产，生产经营规模随着农村经济的腾飞不断扩大，农村信用社在其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农村信用社的融资功能可以加强地区之间、各产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均衡资金的供给需求，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2.农村信用社的渗透作用农村信用社在筹集资金、发放贷款的过程中能够间接参与到农村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从而敏锐的观察农村经济市场的动态变化。农村信用社参与农村生产的方式具体表现为：（1）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保证农村经济的发展平衡；（2）通过信贷的服务可以实现国家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性计划，宏观上把握农村经济的发展路线；（3）农村信用社能够存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2]。农村信用社参与货币及商品流通：（1）通过大力扶持农村供销产业的发展，将商业信用和货币信用相结合，可以促进农村商品在市场上的流通；（2）在地区之间建立全国性汇兑业务和结算网络，解决运输条件差以及地区之间商品流通的障碍问题，从一定范围内可以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扩大商品交换规模和范围。农村信用社参与消费：（1）向贫困农户发放救助，扩大其消费能力，改善民生；（2）扶持供销组织，促进农村生活消费，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形成良性循环。3.农村信用社的保护功能农业发展，将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结合在一起的生产过程，由于特殊的原因，农业生产导致资金的流向和农村信用表现出一些特点：首先，农业信用的周期相对较长，具体体现在农业生产的周期长和农业工程的复杂上；然后，农业信用是比较分散的，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单位，土地的分散以及种类决定了生产经营的复杂分散；再次，农村信用具有季节性，对于农村生产，相信一般人都清楚，其生产具有季节性的特点，这是由产品特性所决定的，而且资金的投资与回收会有滞后风险；最后，农村信用的风险大，农业生产可以理解为和大自然交易，自然因素的变化是影响农村商品的重大因素之一，其收益极具风险性。4.农村信用社能维持农村经济的稳定[1]农村信用社在参与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自身业务的经营活动，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注入大量的资金，有效的抑制农村经济的外流，形成有效的发展循环过程，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稳定农村经济。就农村信用色的工作对象而言，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离不开农作信用社的经济支持，在农村信用社为农民提供贷款的同时可以保证对农业贷款资金的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与指导，这种监督是一种农业投资保障机制，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稳定农村的发展，所以农村信用社可以维持农村经济的稳定。
四、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
1.农村信用社在农村生产经营活动中，扩大了其生产规模，发展了农村经济。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和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供求平衡。2.农村信用社改变了农村经济单一的资产结构，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农村信用社优化了资金结构，各方面投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支持农业生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3.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信用社提供的资金改善了农村的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的晚上也丰富了农民的日常生活，生活质量得到较大的提升。在如今的农村发展中，农民的利益得到基本满足，更多的追求经济利益，以便于发展交通，水利等工程的建设，加强外界联系，加全面更新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管理策略，注重强化农村信用社的内部控制的建设，严格防范各种金融风险对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此外，还要本着实质大于形式的原则，不断扩大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容忍度，对本地区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设定科学合理地监管指标体系，逐步对每一个细节进行量化，而且，在确保金融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发挥出农村信用社本身的优势，对各个方面进行积极创新，对各项业务进行创新发展，提升农村信用社的服务手段，才能更好地推动农村信用社服务水平的提升。有效地解决资本充足率低和资产质量差等方面的问题，在经济转型时期下成功帮助农村信用社渡过各种危机，确保农村信用社能够长远发展。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