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土地征收新政策篇1
90年代以来，由于城镇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土地转为城市用地，征地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各级政府应从征地补偿、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为失地农民提供系统的保障覆盖。但是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执行征地政策的过程中偏差、走样，侵蚀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地方政府的种种策略行为的发生是由于中央政府制定的征地政策内含的模糊性和冲突性导致的。
一、政策执行的冲突与模糊
理查.e.马特兰德（Richarde.matland）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研究以及尝试对两者综合的研究进行了评论。他从模糊性和冲突性影响政策执行的角度建构了“模糊-冲突模型”，提供了一种新的概念框架。
冲突通常是由于政策参与者的价值不相容，而且不可能通过提供资源或其他的附加报酬来调节各方利益。政策冲突的程度会影响政策过程的顺畅程度，也会造成冲突解决机制的变化。当政策执行失败时，模糊性常常受到指责，这一主张没有考虑到模糊性的积极影响。冲突和模糊是政策内含的东西，而不是明智的政策制定者要努力消除的现象。马特兰德使用两分法，区分了冲突和模糊程度不同的四种政策执行类型。（见图1）图1中的每个单元格中列出了政策执行的类型、决定这一类型政策执行结果的主要原理以及相应的政策案例。
资料来源：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21.
行政执行的政策模糊性和冲突性较低，政策执行的结果主要由资源决定，产生的问题主要是技术性的，“问题发生的原因在于在运用正确技术方面的错误的理解、较差的协调、不够充分的资源和不充分的时间，或者缺乏有效的监督策略来控制和制裁异常的行为。”①政治执行具有较低的政策模糊性和较高的政策冲突性，政策参与者具有明确的目标，但这些目标之间互不相容进而引发冲突，当然政策手段的模糊性也会引发冲突。中央的政策制定者运用权力对政策执行过程施加影响力，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因素。试验性执行的政策表现出较高的模糊性和较低的冲突性，政策执行的结果取决于地方微观执行环境中的资源与参与者。象征性执行的政策高度模糊又非常有争议，地方层面的联盟力量决定了结果。政策的模糊性使中央很难监督地方执行者的行为，但是中央可以通过提供资源和激励对地方执行者的行为产生影响。
马特兰德的研究启发人们用不同的思维方法来分析不同的政策。那么如何通过理论模型的建构，考察政策的模糊性和冲突性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策略的影响？中央政府又会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来控制地方政府的策略行为？本文运用“模糊-冲突模型”以征地补偿政策的执行为例，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机制与行动逻辑进行分析。
二、中央征地政策的模糊与冲突
1.征地政策的模糊性
（1）产权主体模糊
根据国家土地管理法规，农村和城郊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个体享有对农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权，没有最终产权。也就是说，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是一种集体公有产权，周其仁指出，集体公有制既不是一种“共有的、合作的私人产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产权制度安排。农民集体所有权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拟的。②正是集体所有的虚拟产权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产权分配过程中的利益模糊。而且，法律没有对“集体”概念进行明确规定，结果在征地过程中国家、基层干部、农民集体和农民个体都能根据土地分配后果的预期和利益情势的判断，参与规则的选择过程，这些主体的利益诉求的差异导致征地补偿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
（2）处置权模糊
依据《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意味着集体所有权中的处置权是不能越过国家权力行使的。而且，法律规定农村集体组织无权买卖、抵押、馈赠土地，无权改变土地的用途。但是，国家却可以根据经济发展和公共利益的需求运用国家权力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什么是“公共利益”？法规中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为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制造了弹性化的自由裁量空间。许多地方借着“公共利益”的名义盲目圈地，“少而多征”、“征而少用”、“征而不用”等征地权滥用现象非常严重。
（3）收益权模糊
土地的收益权是指土地的收获物、土地本身增值或贬值、土地转让、转租所获得的益处等。我国土地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国家、集体和农民都有合法的土地剩余索取权，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种索取权如何分配。因此，在征地过程中，这种索取权的分配往往是不确定的，土地收益分配是弹性化的。地方政府凭借行政权力主导分配过程，建立在市场化基础上多方参与的分配成为行政主导的非市场化分配，而农民在分配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却没有任何话语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土地收益分配中的“寻租”行为必然发生，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在被不断的边缘化。
2.征地政策的冲突性
（1）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冲突
土地出让金当前已经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还可以获得其他非直接收入，如与土地直接有关的税收、与土地征用以及房地产业有关的税费、部门收费项目等。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借用土地流转的名义进行土地开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地方政府利益的驱动下，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自主意愿很难得到有效保障。大量被政府征收的土地用作开发房地产项目、工业用途或是充作土地储备，这些土地由农地流转后政府获得了巨额收益，而农民仅仅获得了按照农产品产值计算的补偿收益，而且还丧失了土地未来的增值收益。研究表明，近年爆发的，一半左右集中于征地拆迁，③如果失地农民的合法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地方政府与农民的矛盾将会以更大规模、更猛烈的程度爆发，这将引发乡村社会的失序和治理危机。
（2）村委会与农民的冲突
虽然法律上村委会是一个村民自治组织，但实际运行中却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主要完成乡镇政府指派的各项任务，很少办理自治事务。在征地过程中，村委会更多的是作为基层政权的人执行征地政策，而不是村民利益的代表。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使村委会的领导班子，尤其是村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实际上拥有或控制了土地所有权。尽管法律规定，需要征得全体农民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才能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但是如何征得同意却没有程序规定，这就为村委会的操作预留了空间。他们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常常借助行政权力剥夺和侵犯农民的经济权利，所有权交易所获得的收益部分获大绝大部分落入村领导们的口袋里。
通过对征地政策的分析可以看出，土地政策对农村土地的产权主体、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的界定实际上模糊的，这为参与征地政策的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冲突和矛盾的产生埋下了隐患。而且地方政府、村委会和农民之间的利益诉求不同，征地政策本身难以调节各方利益，控制由此引发的冲突。征地政策属于模糊性高、冲突性高的政策，针对这种政策地方政府将采取何种策略安排？
三、地方政府征地政策的执行策略
由于征地政策具有高度模糊性和冲突性，因此地方政府采取了象征性执行的策略。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规避中央政府的政策限制或法律限制，扩大土地租金空间；另一方面挤压农民利益，以压低或挪用或拖欠征地补偿的方式攫取租金。
1.变通中央政策
虽然中央政府对农地开发和转用有严格的审批手续和限制，但是从征地政策的执行情况来看，这些政策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赵德余④认为地方政府采取各种变通方法来进行土地开发，具体来说，这些策略包括以下几种：
（1）土地占用方式策略，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征而未用、乱占滥用等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土地的所有者，因此即使未获得批准，地方政府也可以与村集体组织谈判，在上级政府的行政压力下，村干部与其达成占用农地的协议。
（2）征用土地的审批策略，变通解释违反国家产业政策、超规划、超计划、越权和分拆批地。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一般给予同级部门用地批示，至于土地征用审批中用地是否违反国家产业政策，是否超规划、超计划，都是灵活解释的。甚至地方政府还会越权审批，或者对超出地方审批权限的土地征用以分拆、分批的形式申报批准。
（3）耕地占补平衡策略，如征地占优补劣、占多补少甚至不补等。根据法律规定，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但实际上，中央政府很难掌握地方的耕地规模与分布状况的详细信息，因此中央政府无法对地方政府征用了何种耕地，又补充了何种质量的耕地进行监督。
2.挤压农民利益
（1）制定过低的补偿标准
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周飞舟对某省征地补偿的研究发现，该省的补偿标准比全国水平要高一点，但即使是这样，该省对土地房屋的补偿费仅占土地供应总价（19.2亿）的6.9%。平均每亩土地出让成交价为60.2万，而补偿费只有4.1万。这样的土地补偿费充其量相当于他们每亩地种经济作物时两年的亩净收益，政府给农民的补偿无疑是“过低”了。
（2）挪用、截留和拖欠被征地农民补偿费
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制度的规定，农村土地的所有者是农村集体而非农民个人，因此土地补偿费属于村集体，一般算作村庄集体资产。农民直接分配到的只是“安置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而“安置补助费”也不一定直接分配到农民手中。一些地方政府为失地农民设立养老保险，解决他们的养老和生活保障问题。这本来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养老费出自征地补偿费。这样农民的安置补助费几乎全部缴纳了养老保险基金，而且其中一部分已经被当作政府资金动用了。⑥还有一些村集体与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补偿问题上形成合谋，地方政府要降低补偿标准，挪用、截流和拖欠被征地农民的补偿费。
四、结语
本文运用“模糊-冲突模型”对征地补偿政策的执行过程进行分析，认为中央政府制定的征地政策具有高度模糊性和冲突性，因此地方政府采取了象征性执行的策略，具体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规避中央政府的政策限制或法律限制，扩大土地租金空间；另一方面挤压农民利益，以压低或挪用或拖欠征地补偿的方式攫取租金。如果要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策略，实现中央的政策意图，就要降低政策的模糊性和冲突性。中央应当明确农村土地的产权归属，严格界定地方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的处置权，严格划分各利益主体对土地的收益权。
注释：
①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23
②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6）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2012-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a].陆学艺、李培林、陈光金.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④赵德余.土地使用过程中农民、地方政府与国家的关系互动[J].社会学研究，2009（2）
⑤周飞舟.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J].社会学研究，2007（1）
⑥周飞舟.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J].社会学研究，2007（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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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2012-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a].陆学艺、李培林、陈光金.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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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新二元结构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0YJaZH1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集体土地征收新政策篇2
一、农村土地管理中存在的不足
农村土地管理中所存在的不足有以下几个方面：
1.集体经济较为薄弱，入不敷出。农村税费改革实施后，使得村集体经济收入大幅度减少，某些村出去为数不多的机动地承包费以外，几乎无其他收入，更有甚者欠有债务。因此，某些地方将机动地对外发包，强制性的流转农户的承包地，出卖集体地或者高价对外出租而获取高额回报，挪用土地补偿费以及土地流转费的现象较为突出。
2.土地流转过程不够规范，农户权益得不到保障。我国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国家相关政策指导，以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土地承包合同共同束缚、约定的。可是，合同存在的不规范性使其执行具有随意性，基层干部私自变更合同、收回或调整农民土地，更有甚者未经承包户许可，就迫使其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了较大程度的侵害。
3.征地补偿款难以落到实处，财务制度如同虚设。部分村级干部并不按照规则办事，甚至严重违反财政纪律，将那些本应发给农户的补偿款私吞，据为己有，私分利息以及贴息款。部分村干部私设账外资产，账务不清，零乱不堪，趁火打劫。部分村干部许可企业拖欠征地补偿费，引起群众不满情绪。
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立法、执法存在的不足：1.在立法中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四项权能规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一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从我国目前情况看，集体土地所有权上述的四项权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首先，关于集体土地使用权权利受限制问题。我国集体土地的占有权及收益权源于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仅能在农业用地和本集体内部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行使有限的占有和收益权能，而对非农用地没有占有和收益的权利。其次，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对其集体所有土地的处置权几乎被剥夺。集体土地的最终处置权实际上属于国家。这不仅剥夺了集体土地的出让权，也使本应由农民集体享有的收益流入国库，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缺失处分权。
2.在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中关于集体土地征收规定存在问题根据《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问题是相关法律至今没有对所谓的“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导致凡是只要取得土地征收的批文，无论其用来干什么，似乎均符合“公共利益”；尽管《土地管理法》及《物权法》对征收土地均规定应依法予以补偿，但问题是相关法律法规的补偿标准太低，根本无法保障土地被征收农民的生活；市、县人民政府既是土地征收者，又是补偿标准的批准者，更是争议的协调者，集运动员、裁判员于一身，法律赋予如此权力，本身就无法保障土地被征收者的利益。而对土地征收行为不服，相关法律法规至今也没有赋予被征收者相应的救济权利。
3.法律赋予集体土地被征收者的相关救济权利形同虚设尽管国务院颁布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2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但在现实中，县级人民政府至今不依法设立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争议的协调机构，拥有批准征收土地权力的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至今也未依法设立相关的裁决机构。
二、改变农村土地管理中不足的对策
1.依法行政，提升落实政策的自觉性。土地管理政策有没有落实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干群关系是否紧密。目前，应当认真学习土地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提升农村干部的法律以及政治觉悟，努力做到不折不扣，言出必行，依法行政，合理运用人民富裕的权力。认真贯彻落实“一户一宅”以及“五个不准”等政策，确保相关政策、路线以及方针的落实到位，维护广大农民的权益，保障农村在稳定中某发展的局面。
2.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利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在农村掀起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热潮，让农民对国家的土地政策以及法规有所了解与熟悉，明确自身的义务，懂得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农村干部，应当加强法律法规方面的培养与教育，提升其法律意识，转变思想，端正作风，提高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水平。此外，应当积极引导、努力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稳定以及健全土地承包关系为前提，以有偿、自愿、依法为原则，努力寻找、探索有利于土地流转的新机制。对有条件的地方，引导农民有序、合理流转承包地，提升土地利用率，扩大经营规模。
3.转变思想，做到保护耕地和经济发展两手抓。目前，国家加大了土地管理的力度，实施了较为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下，应当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在保证耕地不受损坏的基础之上促进经济发展，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以严格增量、管住总量、盘活存量、集约高效为准则，开源节流，积极开发新耕地，对旧城老村实施大力改造，盘活闲置基地，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相应的使用权流转进行试行，努力提高土地利用率。
4.要提高土地补偿标准。土地补偿费低，土地增值分配严格不合理，是农民反应比较强烈的问题，也是造成大量耕地被征用占用的重要因素。必须尽快提高土地的补偿标准，给老百姓一个合理的补偿。要改革土地补偿标准的计算办法，不能只单纯考虑征地前几年种植粮食作物的收入，要充分考虑土地的市场价值，考虑当地农民的最低生活标准，让土地回归其应有的市场价值。要改革补偿的分配机制，合理确定集体和农民个人各自所享有的比例，农民所有的补偿费要直接分配到农民手中。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要仅仅盯住招商引资上项目的成果，同时，还要看到对大量失地、失业、失保农民产生的隐患。
集体土地征收新政策篇3
关键词：农村；土地政策；农民；产权
农村土地政策是国家对农村土地的所有、使用、租赁、转让等事宜所做的法律制度的总称。土地是农村集体最主要的资产，也是广大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农村土地政策是否代表农民利益、是否符合农村发展的新形势，对农民利益保护、农村各项事业发展都关系极大，影响深远。
一、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土地总体上是坚持实行集体所有制。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据农村经济形势的变化，农村土地政策的具体内容又不尽相同。具体地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演变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一）改革开放前农村土地政策的演变
这一时期我国的农村土地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土地的农民私有制（1949—1953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乡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70％～80％的农村土地，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中农、佃农却仅仅约占20％～30％的农村土地[1]。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通过对封建地主土地的无偿没收和旧式富农土地的有偿征收，将土地分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确立了农民土地私有制。
2．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农民土地私有制变为土地的集体所有制（1953—1957年）。农业合作化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建立互助组；第二步是组建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三步是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互助组是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私有及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实行劳动互助。初级合作社也称土地合作社，是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私有的条件下实行土地入股，按股分红，统一经营，集中劳动。其中按股分红的比例约占分配总额的30％，按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的约占70％。高级合作社则取消了土地分红，农民的报酬主要是按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农民的土地无偿归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这是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的质变阶段。
3．土地的化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的建立（1958—1978年）。为了巩固和发展农业合作化，从1958年开始在全国掀起了化运动。运动主要是通过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合并，对土地加以集中，实行公社集体所有，“产品按需分配”。由于这种形式的生产关系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结果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1960年11月，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即土地归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土地的使用权归生产队，由农民统一使用，劳动报酬按工分分配。至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关系相对稳定下来。
（二）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政策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20年来，我国的农村土地政策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可分为三个阶段：
1．由体制内部的责任制到全国基本实行土地承包到户（1978—1983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改变内部存在的吃“大锅饭”的现象，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的基本精神是要稳定体制，内部普遍实行生产责任制和定额计酬制。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多种多样，大体可分为联产的和不联产的两类。其中，联产责任制最受欢迎的是包产到户，后来由包产到户又演变为包干到户。正是包干到户这种内部的生产责任制导致了的解体，并由此产生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
2．土地承包期延长到15年以上，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1984—1993年）。第一阶段农村土地政策的大方向是由原来的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转变为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实行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由于经验不足，出现了诸如土地按人口均分、地块过小、承包期过短、频繁调整、无承包合同或承包合同不健全等问题。为此，中央在1984年1月出台的《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允许土地转包。这使得家庭联产承包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农村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1986年，中央又制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使用、管理做出了明确规定，促进了农村集体土地管理的法制化。
3．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进一步完善土地政策（1993年至今）。我们一般把前面提出的15年不变叫做第一轮承包（从1978年算起，正好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93年11月《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提出了再一次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政策，目的是稳定农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生产率；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可以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集体土地承包后，由县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向农户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要求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不得缩短土地承包期，不得收回承包地、多留机动地、提高承包费等，使对土地承包关系的管理逐步过渡到法制轨道。此外，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土地法，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土地的性质、管理等问题，对抑制农村土地的过快非农化、更好地保护耕地起到了积极作用[2]。
二、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基本特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现行农村土地政策的基本特征
总的看来，我国目前所建立的农村土地制度是以“均田式”为基本特征的，即以“耕者有其田”为基本出发点，将集体土地按人口均分到户，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平均分到一份土地，其数量取决于所在社区（自然村或生产队）的土地存量。同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并完全取消了农户按地亩承担的农业税费。然而，由于农村土地的非商品性，使得这一制度具有产权的模糊性、无偿性、福利性、非流通性等特点[3]。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
1．按照《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在这里，“集体”的概念比较模糊，哪些组织对哪些土地拥有所有权，并不是很清晰的。作为集体一员的农民，在土地产权上如何体现其权益，在从事农业生产时这一权益如何体现，其转移到其他产业或城镇时，这一权益又如何体现，也是不甚明了的。
2．目前，农民占用土地部分是无偿的，无须缴纳农业税费。由此，土地对于农民而言，具有承载功能、养育功能，由此转化为获取就业保障、生活福利和伤病养老保险的手段。它既是农耕社会单一生产方式的产物，又是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农民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的。
3．农村土地不仅所有权不能进入市场，连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也是有限的，其流转只能限于当地的社区（村或生产队）范围内。
（二）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存在的问题很多，突出表现是：政府和开发商以城市化和商业开发的名义、以协议转让的方式低价从农民手中取得集体土地，然后转为国家所有，并进入市场，从而获得高额收益。而农民根据土地法只获得相当于转让土地30年农业种植收益的补偿，两者相比差额高达十几倍、几十倍之多，从而对农民形成一种不公正的掠夺，同时造成耕地的大量流失，加剧了农村土地的非农化。具体地说，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存在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产权主体不清晰。中国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在《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农业法》等重要法律中都有明确规定。但对“集体”应如何理解和界定，法律规定较为含糊不清[4]。在《宪法》中，只是笼统规定为土地归集体所有。在《民法通则》中，界定为乡（镇）、村两级所有。在《农业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则是乡（镇）、村或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可见，集体土地产权的主体有三种形式：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村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可简称为“乡（镇）、村、组”三级。显然，在集体所有制的框架下，产权主体的模糊往往会导致各个“上级”借土地所有者的名义来侵蚀农民的土地产权，使农民在现实中缺乏充分享有自己土地权益的能力。这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土地产权主体不利于农村土地产权的稳定，农民也形不成有效的稳定的预期，因此，必然降低土地产权制度的有效性。
2．农民的土地产权残缺不全。产权不是单项权利，而是一组权利。如果产权所有者拥有排他的使用权、独享的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那么他拥有的产权才是完整的。如果这些权利受到了禁止、限制或侵蚀，就称为产权残缺。家庭联产承包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农户拥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农户的权利并不是充分和完备的。虽然中央和国务院的法规条文规定了允许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以在发包方同意的情况下依法有偿转让，但这种权利在实践中却受到了严格限制。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只具有耕种权、部分收益权以及少量的处分权。由于土地权能的残缺，使承包经营者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力，因而必然损害产权主体——农民的利益。
3．承包经营权的承包期不稳定，土地产权稳定性缺乏保障。一般而言，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其希望出租土地的期限越短越好；对土地经营者而言，则希望土地承包的期限越长越有利。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国家先后规定了15年、30年不变的承包期，规定营造林地和“四荒地”治理等开发性生产的承包期可以更长，以满足农民长期保有土地的要求。为避免承包地的频繁变动，防止耕地规模不断细分，提倡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承包期常常被打破，不断地被调整，农民失去了对土地承包的稳定预期，其直接后果是对农村土地的肥力和农业基础设施造成损害。
4．现行征地制度存在缺陷。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征地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永久地变成了国家所有权，集体土地呈日益减少的趋势[5]。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国家对建设用地实行征地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改革开放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建设过程中，大量农村集体土地被征为国有土地，使被征地农民永久地失去了长期耕种的土地，大大减少了集体土地的存量。二是征地范围任意扩大，为非公共利益需要大量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但对“公共利益”包括哪些具体事项没有明确，致使各种非“公共利益”项目也都要求征用集体土地，如企业生产、技术开发、政府经营城市等。非“公共利益”项目需要征用集体土地的动力，在于集体土地被征用的低成本与出让、转让国有土地高收益之间的巨大差值。三是征地补偿标准过低，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土地权利益。国家在征地时，只按照现用途给予包括耕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在内的产值补偿。即便按照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即被征土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0倍计算，也无法与集体土地长期而有保障的使用权、收益权相对等。虽然近年来这一标准正陆续被突破，但仍然大大低估了农民土地的现实价值与潜在价值。四是现行征地制度忽视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在我国，耕地不仅是农民生产粮食等农产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自然保障，而且承担着农民就业、农民生活最低保障和农村公共事业费用支出等社会保障功能。农村集体土地一旦被征用后，农民就失去了在第一产业的就业机会和基本生活保障，只能被迫转向第二、三产业就业。
三、改革和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思路
对于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农地政策，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农村土地国有化；二是农村土地私有化；三是坚持和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6]。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为此，建议在坚持产权明晰、责权利统一、产权结构合理化、有效保障、效益最大化和因地制宜等一系列原则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政策。
（一）明确规定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
考虑到各地不同的情况和各经济当事人的认知程度，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权主体首先要搞好确权工作。对于所有权不明确的，要进行认真核实，登记注册，核发证书，以确认其所有权；对于产权主体不清晰、有纠纷的，应通过法律进行裁决。考虑到“三级所有”制度的规定，宜将村民小组界定为农地所有权主体，已属于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继续明确乡（镇）、村级的所有权，以避免变更所有权主体导致的过高交易成本。
（二）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结构
在制定农村土地政策或法律制度时，要明确农户除享有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处置权和收益权外，还要不断强化农户的土地处置权，使农户拥有的单一的土地使用权逐步拓展到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即农户在承包期内，拥有对承包土地的实际占有权，集体只保留法律上的最终所有权。
（三）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
实际上，承包经营权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承包经营权为“个人所有权”，具有所有权的性质；另一方面，承包经营权作为土地使用权，具有使用权的性质。多年来，集体财产缺乏人格化的产权主体，而农户拥有独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是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人格化体现。
（四）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
农地使用期的长短是影响农地政策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把延长土地租期作为完善农地政策与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实践上要坚持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同时还要明确30年以后也没有必要改变，使农民获得永久性使用权，也称使用权私有。只有这样，农民才能感觉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从而提高农民对农地收益预期，减少其短期行为。
（五）完善土地流转政策，确保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流转既要兼顾公平，又要兼顾效率。在具体政策上要注意三点：一是要确保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二是要坚持多样化的土地流转方式和形式；三是要切实保障农户的土地流转收益。
（六）完善农村土地征收政策
其核心是保护农民集体土地的合法权益，严格限制非公益性征地，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土地收益关系，充分考虑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具体内容包括：
1．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国家土地所有权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平等的财产所有权。两者都应体现所有者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等权能；财产权利的流转应遵循平等、等价的原则，依据法律法规进行调整。
2．要严格区分公益性和公共利益中的经营性用地。“公益性”和“公共利益”有着本质区别。公益性突出强调的是没有营利收益，无偿为社会服务；公共利益则不同，部分公共利益带有明显的商业性质[7]。为此，对公益性用地，应按照国家规定由政府征用，向土地使用者直接供地；对于非公益性用地，无论是国家，还是集体单位、个人的经营性用地，都应按照市场公平原则由政府统一征用，采用市场化机制供地。
3．尊重农民集体土地财产权利，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产权的转移都要遵循市场公平的原则，土地产权的转移也不例外。在制定征地补偿标准时，不仅要考虑现实土地用途的补偿，也要让农民分享用途转化后的收益，这是基于集体土地区位因素对产权的影响而提出的。特别是国家征用的经营性用地一般都是靠近城区或公路干线等区位优越的地块，潜在价值较高。
4．要按照市场化原则，改革和完善失地农民的安置办法。在目前市场经济初步建立而又远未完善的环境下，原有的农民安置办法显然是不尽合理了。解决的办法是尽快建立以市场为指导的被征地农民的安置新机制，重点是解决被征地农民在城镇的再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对于被征地农民，当地政府有责任给予他们就业指导和培训等必要的帮助；同时，政府、农民集体和个人都应当拿出部分来自土地的收益，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失业和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进入城镇后，应与城镇居民同等对待，在就业、子女入学、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提供相同待遇。征地片区综合地价的制定要综合考虑地类、产值、土地区位、农用地等级、人均耕地数量、土地供求关系、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多方面的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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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穗．论中国共产党制定农村土地政策的历史经验[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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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党国英．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现状思考[J]．中国土地，2005，（2）：13．
集体土地征收新政策篇4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条例》出台已有3年，集体土地征收条例却只闻雷声不见雨，民间舆论呼声日涨；同时，十后扩大内需、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目标要求集体土地征收必须打好头阵。
在此背景下，伴随着社会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而个别地方政府在官本位思想、短期逐利导向的作用下，行政决策欠妥当，多种因素导致长沙市现阶段的集体土地征收工作进入了必须调整的“深水期”。
被征地农民利益保障不充分
目前，长沙市一些区、县政府在集体土地征收中以短期政绩为导向，一方面，对土地征收及利用缺乏远景规划，完成拆迁腾地后土地长期闲置，既无益于被征地对象又造成土地浪费；另一方面，为追求快速推进项目，采取一些局部突击拆迁行动，在用地手续不到位的情况下实施“协议拆迁”，甚至对部分违法建筑给予政策外的补偿。虽然短期实现了大面积拆迁，却人为地破坏了征收补偿法规政策的统一，给征收工作的长期整体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
法制意识不强的问题也贯穿于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全过程中，在区县政府、被征地对象及媒体人员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从长沙市情况看，一方面个别县级政府越俎代庖，行使了部分土地行政职能，职权越位、错位，甚至以乡镇、街道、指挥部作为征收和安置主体，直接导致征收主体不合法、程序不到位、资金拨付管理脱离监管、补偿安置失去合法性保障；另一方面，部分被征地对象和媒体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缺乏科学的维权意识，不能准确区分集体土地征收和国有土地征收，对现行政策法规缺乏正确认识，造成社会负面舆论多、征收工作阻碍大的问题。
被征地农民长久生计是否得到保障是检验整个集体土地征收工作实效的根本落脚点。从长沙市情况来看，不同时期、区域的安置模式及其效果存在很大差异。
近十四年来，长沙市集体土地征收可划分为60号令和103号令两个阶段，两个不同政策时期对于安置的最大差异在于安置主体。60号令时期通过下达生产、生活留地指标，由各集体经济组织负责组织建设生活安置房，盘活生产安置留地。由于各集体经济组织所处区位、村支两委的领导能力、村级经济能力、市场发展机遇、收益分配方式都存在很大差异，一方面涌现了高升村、红星村等一批发展成效突出的小康村，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得到长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有少量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安置至今仍存在困难，甚至持续上访。103号令时期变村集体安置为区、县（市）人民政府，这一转变确保了被征地农民能在政策范围内得到统一标准的安置保障，由区、县（市）政府运作“两保”融资用地兜底安置保障资金。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政府存在不同程度的资金压力；同时融资用地的区位差异、政府招商引资的力度和理念不同，对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困难群体生活救助的投入程度不同，也致使被征地农民最终安置效果有一定差距。
被征地农民在外超期过渡是各地方普遍存在的问题。长沙市摸底调查结果显示，全市在政策规定的两年过渡期内住房保障落实率仅42.8%，有34.36%的被征地对象在外超期过渡，累计发放超期过渡费达3亿元，目前每月还需支付超期过渡费1176.23万元，这一数额随着土地征收项目增加还可能继续扩大。
此外，长沙市被征地农民保障住房的性质不明确。长沙市通过“两转变一纳入”实施保障安置，规定保障住房流转参照经济适用房，但经过5年的实践仍存在显而易见的不足：保障住房产权证办理程序不畅，交易流通程序及税费标准不明，大部分保障住房交易未纳入政策规范内，交易双方的权益没有保障、保障住房交易市场被严重限制等弊端，这些问题伴随着2013年长沙市放开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进一步加剧。根据规定，符合条件的经适房交易补交土地出让金后进行交易，并对不同地段的土地出让金标准作出了具体划分，同时经适房交易享有一定的税费减免面积。但因保障住房产权办理滞后，性质不明晰，在上市交易中能否完全等同对待目前还处于盲区；无法有效地入市流通交易将直接影响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安置效果，甚至可能引起潜在被征收对象的抵触。
以群众利益为落脚点进行集体土地征收
集体土地征收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一项牵一发动全局的事情，加强对其专门立法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在此过程中，应就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征收法定前提的产生、征收程序的运行、安置保障机制、土地收益管理和分配、强制执行方式和法律责任等进行系统化、具体化和专门化规定，形成严密完整的统一有机体，减少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强化对公权力的约束监管。
其次，要严格集体土地征收程序。首先应培养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法制精神和责权观，在意识形态上以自省、自律、自查、自纠构建坚不可摧的纪律“防火墙”；其次，严格执行法规政策标准，把好项目启动实施的政策关，绝不能让短期政绩观影响集体土地征收的科学导向，切实完善各项用地报批和监管程序，遏止超标准补偿、协议拆迁蔓延的势头，以严标准、严程序肃清集体土地征收风气；再次，加大信息公开和程序透明度，严格履行征地公告程序，维护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化解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冲突。
在现行政策法规下探索被征地农民多元化安置模式，也是当下集体土地征收工作进一步突破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多元化的安置模式，既有助于减少区、县（市）的财政压力，还能让被征地农民早日安居乐业。
集体土地征收新政策篇5
关键词:集体土地管理制度问题与对策
随着的不断深化,我国土地被分为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两种类型,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土地问题便凸显出来。集体土地一直处于政府用地征地、村民委员会乱用乱占以及农民的乱用乱占几种威胁之下,南方有些沿海城市甚至导致耕地没占用,农民没有土地可以耕种,笔者结合长期关注土地问题,探讨我国当前集体土地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
一、我国现行土地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在立法方面,与集体经济组织相违背,对待农民有失公允。
《民法》规定:“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包括: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林、草原、荒地、滩涂等;……”。且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原《土地管理法》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新《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但到目前为止,国有土地使用权国家可以买卖,并逐步建立、完善和规范了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而对集体土地,法律除允许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用于农业、水利等设施建设,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及农民住宅建设外,不允许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村、村民小组或乡镇将其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用于其他非农建设。
(二)在执法方面,制约着依法管制以及各项土地制度的改革
新《土地管理法》体现了要用世界上最严格的措施管理土地的精神,对于建设占用农用地的,实行农用地转用审批制度。同时,采用规划控制、年度计划限制和征地由国务院、省政府两级审批制度;对建设占用耕地的,实行占补平衡制度。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份,根据中央要求,都在谋划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各种所有制成份的经济非常活跃。但是,对于经济发展快、用地指标紧,而宜耕资源相对短缺的东南沿海省市,既不允许突破国家下达的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又要履行占补平衡的法定义务,其发展显然受到制约。由于历史原因,农村村民住房、乡镇村企业等建设,集约化用地相对不高。现在农民承包土地的流转是有法可依了,但对农民宅基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首先会遇到“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法律障碍。
再者,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对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采用“被征土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乘“倍数”确定征地补偿费(主要指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的办法不合理。既不能反映当前国家有关农业结构调整政策对引导农业种养殖业、加工业的发展状况,也不能反映由于历史原因的城乡差、工农产品比价差而造成的农用地潜在预期价值,且补偿标准偏低。按现行征地补偿标准,基本不能保证失地农民维持征地前的原有生活水平。
二、解决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存在上述问题的对策
(一)从立法方面思考
在立法方面,国家相关立法机关应尽快修正《土地管理法》等有关集体土地法律中不合时宜的规定。首先,在有关土地征收立法方面,笔者认为,应制定专门的《土地征收法》,明确规定“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及其判断机关;根据市场价格制定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对不服土地征收行为、补偿标准问题赋予被征收土地农民及其集体有提起行政i~-7k的权利;明确规定属于村的土地,其所有权者就是村委会,属于村民小组的土地,其所有权者就是村民小组;明确规定凡国家建设需要征收属于村民小组集体土地,应经村民小组集体讨论同意;对违法占用集体土地的行为,赋予相关村民集体及其成员有直接提讼的权利。其次,在有关村民宅基地立法方面,笔者认为,应制定专门的《村民宅基地法》,明确规定村民宅基地的安排原则;明确规定村民申请宅基地应向所属村集体提出申请,并经宅基地所属集体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同意,如拟安排的宅基地属于村民小组集体,则应向该村民小组提出申请,并经该村民小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对村集体安排宅基地不符合相关规定,明确规定宅基地所属的村民有权向法院提讼请求予以撤销的权利;对符合宅基地安排条件的村民,村集体或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不予安排的,明确赋予村民有提讼请求予以依法安排的权利,以维护自己的相关权益;对村民闲置、废弃的宅基地,明确规定由所属村集体收回,同时对闲置、废弃的宅基地收回程序作出明确具体的操作规定;对符合被收回条件拒不配合所属村集体收回的村民,规定相应严厉的制裁措施。最后,针对目前土地违法违规特别是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违法违规征收集体土地成本低,使有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在违法违规征地中几乎无后顾之忧的现状,相关立法机关应完善土地违法违规相关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提高土地违法的成本。
(二)从执法方面思考
在执法方面,首先。相关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土地执法中应依法行使职权。如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确权方面,相关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依法确认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权,依法发放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相关权属凭证,明确农民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关系;地方政府特别是乡级政府应依法指导村集体对本行政区域的村庄建设进行规划,尽早明确相关集体土地的用途。其次,相关司法机关及土地监管机关对土地违法案件应依法查处。相关政府特别是县级人民政府及其土地监管部门,应主动履行法定职责,发现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应依法追究违法占地者相关的行政法律责任;一旦发现土地违法案件涉嫌犯罪,无论是政府及其官员,还是普通农民百姓,均应依法移送相关司法机关追究其相关刑事责任;相关司法机关、土地监管机关及其人员,对土地违法案件不依法查处或查处不力,必须依法追究其不作为或滥作为的法律责任。同时,加强政府对集体土地市场的监督和管理,维护整个土地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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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永生.浅谈集体土地流转与管理制度创新[J].江苏国土资源,2003(05)
集体土地征收新政策篇6
关键词：集体土地征收；现状；征地程序；补偿制度
由于现行集体土地征收的法律和政策规定等制度缺陷及政府在征地实践中的弊端，导致农民土地权益频繁受损。失去土地的同时，农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社会身份无所依托，就会成为一个就业困难、没有保障的社会新群体，这将是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关注。
一、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机制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集体土地征收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保护耕地与非农建设占地的矛盾日益突出，因征地引发的信访居高不下，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都暴露出我国集体土地征收上制度性的缺陷，有关法规规定严重滞后于现实需要。以下就来分析一下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
我国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集体土地征收必须符合“公共利益”，但具体什么事业符合“公共利益”却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实践中政府借“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土地征收权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集体土地征收程序缺乏具体规定
土地征收应该具有严格的法律操作程序，但我国宪法中虽规定征收是依“法律规定”进行，《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有关土地征收程序的规定更是简单、粗糙，土地征收程序在法规中与农用地转用审批程序、建设用地审批程序等其他内容混杂在一块，缺乏条理性和清晰度。www.133229.com由于法律上缺乏明晰规定，导致政府在决定土地规划和征收时，缺乏公开的听证程序；在确定征收补偿时，缺乏中立的评估机构，补偿价格都是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征收及利益分配机制还缺乏应有的司法救济程序，很有可能损害农民的土地权益。正是由于法律程序的缺位，导致在集体土地征收的过程中严重剥夺了被征农民的知情权、参加权、申诉权，这就难免导致纠纷的发生。
（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过低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补偿费以征地年产值为标准。因我国农业粗放经营、农业效率不高，以年产值为标准的补偿费用必定偏低。这也是导致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征收方与被征收方矛盾尖锐的主要原因，农民对过低的征地补偿难以理解。而与此相对比的是，集体土地被低价征收后，土地出让收益则高出很多。这种不平衡造就了土地补偿费与土地出让收益之间的巨大差距，巨大的差距也就意味着政府所能获得的巨大利益，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
（四）政府在征收程序中权力集中，暗箱操作，腐败滋生
政府在征收过程中集众多角色与一身，既是征收决定者，又是补偿标准制定者，还是正义的裁决者，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的征收权得不到程序的制约，权力容易被滥用。在完全市场化的土地出让市场，通过出让土地能够获得巨大利益，这就驱动了一些地方政府为卖地而征地的行为。地方政府成为“卖地财政”。政府官员与开发商“共同运作”使许多非公益目的的用地以公益目的的名义被征收。在利益面前不少官员铤而走险收受贿赂，为违法的征收行为保驾护航，部分政府将土地以低廉的价格用来招商引资以实现自己的政绩。
二、对完善土地征收制度的一些建议
土地征收所造成的矛盾，既有其历史客观原因，也有其现实的利益因素驱导，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现阶段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发现存在问题，并着手去应对解决，在保持社会和谐、经济稳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完善土地征收制度。
（一）提升农民的法制观念及了解政策的意识
在现实中了解到，因为农民的法制意识薄弱或者对国家相关的征地及征地补偿制度不了解，虽然觉得征地的程序或者补偿不合理，可往往拿不出相关知识出来而蒙受损失。这就不仅需要农民自己主动去了解国家的一些切实关乎自身利益的法规政策，而且，各级政府应该将国家颁布的相关法规政策及时宣传到位，提升村民的法律意识，避免在征地过程中出现不和谐的事件发生。
（二）制定《土地利用规划法》，明确土地用途规划的产生和变更程序
土地用途管制是指国家为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通过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划定土地用途区，确定土地使用限制条件，并要求土地的所有者、使用者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土地用途利用土地的制度。虽然中国土地管理法也确立了相应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但是对于土地用途规划的制定、变更程序以及用途规划变更的附随补偿义务等都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因此，中国应尽快制定土地利用规划法，完善土地用途的产生和变更程序，明确用途规划变更的补偿义务。
（三）制定《土地征收法》，确立科学合理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
必须由法律来规定按市场价格为补偿计算标准的制度，同时要实现安置方式的多样化。世界各国的土地征收补偿均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补偿的计算标准，并且同时也建立了完善的市场价格评估机制。中国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完整转让权后，必然建立与之对应的以土地市场价值为补偿基准的补偿标准。此外，还应当实现土地征收补偿方式的多样化。从中国目前各地的实际做法来看，留地补偿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补偿安置方式。因此，中国应当确立多元化的征地补偿安置方式。
（四）公平合理地进行土地征收补偿
为确保被征收者在因征收而受到权益侵害时可以获得补偿，法律必须规定补偿的范围、标准、种类等条款。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权益，首先，对于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而言，应采公平补偿方式，由被征地方与用地方以平等主体的方式对土地价格、地上物价值、搬迁费用等进行一系列的要约与承诺来完成，这种方式也最能充分体现土地所有者及使用者的权能，也很好地维护了谈判双方的利益。其次，法律应该明确土地征收补偿的范围，不仅包括土地的价格，而且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费、新菜地开发建设、移民安置补助费等都应包括在补偿的范围内。再次，明确土地征收补偿的发放主体，尽管土地的所有权为农民集体组织所有，但土地征收也损害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所以，土地补偿费用也应该分配给农民一部分，针对出现的农民坐吃山空的现象，农民此部分的收益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的形式实现。集体土地征收对于农民而言，最根本的影响在于其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基本生产资料，而非简单的财产权益丧失。其对于农民长远的生产生活有根本性的改变效果。因此，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不仅要考虑农民丧失的集体土地自身的价值，更应当从农民日后生计的维护和可持续发展角度为农民的长远利益提供保障。而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就自不待言。最后，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发放方式也鼓励创新，我国主要实行货币化的安置方式，但由于现在农民未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以及农民个体的长远利益，在符合法律规定和适应本地实际情况的前提下，鼓励多种模式的补偿办法。
（五）提高征地程序的透明度，完善征地听证制度
我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在涉及到征收公民财产权益的时候，必须赋予其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定权，因此必须提高征地程序的透明度，完善征地听证制度，以减少或消除征用与被征用者的矛盾，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防止权利的滥用。举行听证会，倾听大众的心声及解释为何要这样做，这不仅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更在消除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误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政策的科学性及可行性提供依托。所以，完善我国征地的听证制度，在当前显得迫切而必要，政府可以通过听证会公布相关的政策依据解释相关补偿制度，村民可以提出对项目的疑问和建议，通过这样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征地的矛盾，为决策的合理性提供实在的依据。
通过分析我国集体土地征收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明确我们完善法律制度的方向，借鉴和吸收国外土地征收制度中的先进经验，可以规范集体土地向国有土地的转变，保护集体、农民的土地权益，缩小城乡差距，加速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的进程，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用地保障的同时，对保持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富博.土地征收的私权保护——兼论我国土地立法的完善[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1).
集体土地征收新政策篇7
关键词：集体土地征收；现状；征地程序；补偿制度
由于现行集体土地征收的法律和政策规定等制度缺陷及政府在征地实践中的弊端，导致农民土地权益频繁受损。失去土地的同时，农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社会身份无所依托，就会成为一个就业困难、没有保障的社会新群体，这将是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关注。
一、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机制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集体土地征收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保护耕地与非农建设占地的矛盾日益突出，因征地引发的居高不下，时有发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都暴露出我国集体土地征收上制度性的缺陷，有关法规规定严重滞后于现实需要。以下就来分析一下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
我国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集体土地征收必须符合“公共利益”，但具体什么事业符合“公共利益”却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实践中政府借“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土地征收权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集体土地征收程序缺乏具体规定
土地征收应该具有严格的法律操作程序，但我国宪法中虽规定征收是依“法律规定”进行，《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有关土地征收程序的规定更是简单、粗糙，土地征收程序在法规中与农用地转用审批程序、建设用地审批程序等其他内容混杂在一块，缺乏条理性和清晰度。由于法律上缺乏明晰规定，导致政府在决定土地规划和征收时，缺乏公开的听证程序；在确定征收补偿时，缺乏中立的评估机构，补偿价格都是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征收及利益分配机制还缺乏应有的司法救济程序，很有可能损害农民的土地权益。正是由于法律程序的缺位，导致在集体土地征收的过程中严重剥夺了被征农民的知情权、参加权、申诉权，这就难免导致纠纷的发生。
（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过低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补偿费以征地年产值为标准。因我国农业粗放经营、农业效率不高，以年产值为标准的补偿费用必定偏低。这也是导致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征收方与被征收方矛盾尖锐的主要原因，农民对过低的征地补偿难以理解。而与此相对比的是，集体土地被低价征收后，土地出让收益则高出很多。这种不平衡造就了土地补偿费与土地出让收益之间的巨大差距，巨大的差距也就意味着政府所能获得的巨大利益，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
（四）政府在征收程序中权力集中，暗箱操作，腐败滋生
政府在征收过程中集众多角色与一身，既是征收决定者，又是补偿标准制定者，还是正义的裁决者，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的征收权得不到程序的制约，权力容易被滥用。在完全市场化的土地出让市场，通过出让土地能够获得巨大利益，这就驱动了一些地方政府为卖地而征地的行为。地方政府成为“卖地财政”。政府官员与开发商“共同运作”使许多非公益目的的用地以公益目的的名义被征收。在利益面前不少官员铤而走险收受贿赂，为违法的征收行为保驾护航，部分政府将土地以低廉的价格用来招商引资以实现自己的政绩。
二、对完善土地征收制度的一些建议
土地征收所造成的矛盾，既有其历史客观原因，也有其现实的利益因素驱导，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现阶段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发现存在问题，并着手去应对解决，在保持社会和谐、经济稳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完善土地征收制度。
（一）提升农民的法制观念及了解政策的意识
在现实中了解到，因为农民的法制意识薄弱或者对国家相关的征地及征地补偿制度不了解，虽然觉得征地的程序或者补偿不合理，可往往拿不出相关知识出来而蒙受损失。这就不仅需要农民自己主动去了解国家的一些切实关乎自身利益的法规政策，而且，各级政府应该将国家颁布的相关法规政策及时宣传到位，提升村民的法律意识，避免在征地过程中出现不和谐的事件发生。
（二）制定《土地利用规划法》，明确土地用途规划的产生和变更程序
土地用途管制是指国家为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通过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划定土地用途区，确定土地使用限制条件，并要求土地的所有者、使用者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土地用途利用土地的制度。虽然中国土地管理法也确立了相应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但是对于土地用途规划的制定、变更程序以及用途规划变更的附随补偿义务等都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因此，中国应尽快制定土地利用规划法，完善土地用途的产生和变更程序，明确用途规划变更的补偿义务。
（三）制定《土地征收法》，确立科学合理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
必须由法律来规定按市场价格为补偿计算标准的制度，同时要实现安置方式的多样化。世界各国的土地征收补偿均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补偿的计算标准，并且同时也建立了完善的市场价格评估机制。中国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完整转让权后，必然建立与之对应的以土地市场价值为补偿基准的补偿标准。此外，还应当实现土地征收补偿方式的多样化。从中国目前各地的实际做法来看，留地补偿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补偿安置方式。因此，中国应当确立多元化的征地补偿安置方式。
（四）公平合理地进行土地征收补偿
为确保被征收者在因征收而受到权益侵害时可以获得补偿，法律必须规定补偿的范围、标准、种类等条款。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权益，首先，对于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而言，应采公平补偿方式，由被征地方与用地方以平等主体的方式对土地价格、地上物价值、搬迁费用等进行一系列的要约与承诺来完成，这种方式也最能充分体现土地所有者及使用者的权能，也很好地维护了谈判双方的利益。其次，法律应该明确土地征收补偿的范围，不仅包括土地的价格，而且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费、新菜地开发建设、移民安置补助费等都应包括在补偿的范围内。再次，明确土地征收补偿的发放主体，尽管土地的所有权为农民集体组织所有，但土地征收也损害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所以，土地补偿费用也应该分配给农民一部分，针对出现的农民坐吃山空的现象，农民此部分的收益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的形式实现。集体土地征收对于农民而言，最根本的影响在于其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基本生产资料，而非简单的财产权益丧失。其对于农民长远的生产生活有根本性的改变效果。因此，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不仅要考虑农民丧失的集体土地自身的价值，更应当从农民日后生计的维护和可持续发展角度为农民的长远利益提供保障。而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就自不待言。最后，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发放方式也鼓励创新，我国主要实行货币化的安置方式，但由于现在农民未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以及农民个体的长远利益，在符合法律规定和适应本地实际情况的前提下，鼓励多种模式的补偿办法。
（五）提高征地程序的透明度，完善征地听证制度
集体土地征收新政策篇8
关键词：土地审批；土地征收；农用地转用审批；征转分离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土地的增值、征用与经济飞速发展的矛盾日益突显，建设用地骤然紧张。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和农用地、未利用地转用是提供可建设用地的重要手段，这两项工作的审批也是土地管理的重点内容。
一、土地审批制度现状、存在问题
（一）我国土地审批制度的现状
1、土地审批模式和权限
一是现行的土地审批是复合式审批模式。在农用地转用审批时，须将征地方案和农用地转用方案、耕地补充方案等一并报批。报国务院审批的单独选址项目用地，还须将规划调整方案及供地方案一并报批。城市批次用地的农转用和征地审批程序完成后，再进行具体项目的供地报批。之后，还要履行征地的方案、“二公告一登记”等相关手续，建设单位方可按批准文件使用土地。
二是横向部门参与多。不同项目还须通过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核。例如，有项目的批复，还须有城镇规划的许可；涉及基本农田的，须经农业部门的审核；涉及农业、林业部门的，须按不同权限，报各级主管部门核准。涉及征地安置问题的，还须由劳动社保部门审核。另外，对于国务院批准的农转用和征地审批项目，其批文还须由国土资源部下发给省厅，再转发给市、县人民政府。
2、土地审批程序
第一，征地方案审批阶段。征地方案的审批，由下而上，应分别报县（区）、市、省或国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批准。除征地方案审批外，还应同时履行农用地转用、耕地补充等方案的报批手续。
第二，征地方案实施阶段。首先是“二公告一登记”手续。二公告是指县级人民政府对征地方案和补偿安置方案进行公告。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时，权利人要求听证的，土地行政部门必须组织听证。一登记即土地补偿登记，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被征土地的面积以及地上附着物等与权利人有经济利益关系的情况记录及确认的过程。其次，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上报同级政府履行请示和批复程序，然后将征地补偿款拨付给村集体经济组织。
（二）现行土地审批制度存在的问题
现行土地审批制度施行10多年来，对当前建设用地和土地管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其缺陷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1、土地审批环节多、时间长
现行土地审批过程，从申请项目用地开始到把建设用地落实到具体项目，至少要等县（市）人民政府到省级或者国务院“三上三下”（往返三次）审批才算完成，而且涉及多个部门，导致了土地审批报件繁多，相关人员及领导签字盖章重复等现象。
2、建设用地审批受其它前置审批制约较严重
一是林地先行审批与用地需求急存在矛盾。根据相关规定，单独选址项目涉及使用林地的，须在林业主管部门批复使用林地手续后方能上报。二是先行出具社会保障方案审核意见与征地实际程序不符。目前报批土地前需要社会保障部门制订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方案，并经市社会保障部门或自治区社会保障部门出具审核意见，之后才可报批建设用地。
二、阳朔县“征转分离”情况分析
随着社会趋势的发展，近期一种“征转分离”管理模式迅速在土地管理和研究领域受到推崇，国家也在天津滨海新区等地区开展了改革试点，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土地“征转分离”，是指土地征收和农用地、未利用地转用相对分离，即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将重点发展区域和近期建设项目用地涉及的集体土地先行征收，再根据开发需要和年度农用地、未利用地转用计划指标等情况，适时实施农用地转用，以供建设项目使用。
阳朔县在“十一五”期间，土地征收和转用审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建设用地需求量不断增大，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问题日益突显；二是开发项目随机落地、零散布点，导致产业集聚水平低下，资源利用效率较低；三是上级下达的建设用地指标远远不能满足阳朔县社会经济发展的用地需要。
2011年1月，阳朔县政府在全市率先实行以“村组整体征收、整体安置，整体保障，分批转用；农村集体土地征转分离、先征后转”为核心内容的“征转分离”试点工作，以实现征收、安置、发展同步推进。
（一）主要做法
1、政策先导。运用“征转分离”模式，加快土地开发利用，实施土地功能转换，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土地报批、土地征收、土地转用、农民安置、社会保障等诸多政策问题。在土地征用方面，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通过指定相关法律法规，对“征转分离”的原则、对象、范围、规模及程序进行了明确，申报土地征收面积应当控制在当年农用地、未利用地转用批准面积的2倍以内，这就为“征转分离、先征后转”提供了政策依据。
2、安置先行。为做好因“征转分离”而“迁村（组）腾地”村民的住房安置工作，阳朔县实行了“先安置、后拆迁”的政策。2011年1月，正式启动了阳朔县“征转分离”项目工作。在安居方面，为保障被征地农民买得起房、住得上好房，根据规划需要拆除并符合“一户一宅”原则的主住房屋，给予回建用地集中安置，并实行“用地面积货币补差”，同时执行货币安置、土地返还集中安置政策，在保障被拆迁户“住有所居”的同时，综合考虑群众居住、经商和规划因素，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城镇规划的预留建设用地范围内安排民居旅店商业街，使其“劳有所岗”，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对安置房建设的模式、规划、设计、质量、价格、销售、管理等进行了规范，从政策层面有力地保障了安置房建设的稳步推进。“先安置、后拆迁”解决了被征地农民最担心的住房问题，为加速腾地创造了条件，也为村组变城区打下了坚实基础。
3、社保有力。为保障“征转分离”被征地农民最大利益，阳朔县大胆突破，对被征收土地的农民实施养老、医疗、生活补助等一系列基本生活保障措施，放宽户籍限制，为“征转分离”被征地农民办理村民转居民手续，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和长远生计问题。就业方面，为解决失地农民就业技能缺乏、就业机会少、就业难度大等问题，由阳朔县各部门联合，专项安排被征地农民的建筑、导游、种养、餐饮、商业、保安、环卫等劳动技能免费培训，积极支持和鼓励失地农民就业、创业。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打消了被征地农民“失地以后生活怎么办”的疑虑，赢得了拆迁农民的大力支持，使农民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居民。这一系列政策的配套和完善，为阳朔县开展“征转分离”试点工作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主要成效
一是缓解了征拆矛盾，降低了用地成本。现行征地拆迁政策已运行多年，征地拆迁成本继续攀升已成必然趋势。适度超前进行征地拆迁，可以有效降低政府征地成本和相关运作经费。与宗地征地拆迁相比较，成片征拆、整体征转无需以路网为片，无需进行二次安置，避免了山地纠纷、二次拆迁等常见矛盾，有效降低了征拆成本。
二是形成潜在土地储备，避免土地闲置。在规划已经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有计划、成规模的开展征转分离，提前变更土地权属，完成补偿安置工作，虽然并未形成直接可用的建设用地储备，但是当招商项目需要落地或其他建设需要用地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办理转用审批，将潜在的土地储备变为现实的建设用地。
三是加快了审批速度，缩短了报批时间。征转分离工作，大大缩短了项目交地时间，前瞻性的土地集中开发使“土地等项目、熟地招商”成为现实，创造性地突破了发展中的土地供应瓶颈问题。
四是提前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保障了农民的利益，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先征地先安置，征转分离为阳朔县人民政府开展补偿安置工作留出了更多时间，安置工作可以充分谋划，周密组织，有利于改善安置效果，提高群众满意程度。土地征收转为城市居民后的村民，入住高标准安置小区，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享受免费就业创业培训，实现了“住有所居”、“劳有所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三）结语
阳朔县“征转分离”的实践，突破了“征转分离”旧模式的牵制，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提高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
首先，“征转分离”模式就是打破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先转后征，征转同步”的旧方法，对集体土地被征用土地实行“征收与转用分离、先征收后转用的方法”。这种方式省时节力，降低了土地征用成本，提高了土地开发的利用效率。其次，“征转分离”模式在以货币补偿的基础上，实行农户以宅基地换安置房，以承包地换社会保障，从而减少社会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风险，这是“征转分离”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集体土地征用改革发展的方向。再次，“征转分离”模式通过征转模式创新，实现集体土地向国有转变，农村村组向城镇社区转变，农民向居民转变。
当然，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实践的结果也不同，根据阳朔县的经验，在各项政策措施具备的情况下，“征转分离”模式要真正取得成功，我们认为还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有出资者买单。二是有项目支撑。阳朔县“征转分离”项目实施在征地拆迁领导小组及其项目办的统筹领导下，以工作队、工作组为单位，实行责任包干、成片整体推进的方式。工作组服从征地拆迁工作队的安排部署，工作队员服从工作队长、组长的安排，相关乡镇和有关部门既各负其责，又相互配合，形成征地拆迁工作合力，阳朔县的“征转分离”工作才有了组织保障。
征转分离作为一种新型的土地管理模式，它并不是否定先行征转同步的审批制度，而是对现行的审批制度进行补充和完善，作为一种新理念，在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大形势下应运而生，该理念使土地审批制度更加灵活，符合构建保障科学发展的新机制的要求，目前该理念从试点逐步推开，成为土地管理的主要模式，并接受实践的检验。
参考文献
[1]孙计川，征转分离的土地管理模式探讨，国土资源，2008
集体土地征收新政策篇9
我国现行征地安置政策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补偿办法，即国家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如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而就业不充分或一时不能就业所承受的损失，等等。肯定地说，这种经济补偿机制是必要的，目前显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应该坚持下去并逐步得到改进。
也应认识到，现行的经济补偿机制是低水平、不全面的，难以完成所有的工作。大量的实证调查揭示，这种补偿在结果上无法恢复被安置者以前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及时足额给付了经济补偿，失地农民在很长时间以后仍会处于贫困状态。这就警示我们：现行的征地安置政策是一种普遍缺乏效用而且很容易被滥用的方法，不足以预防失地农民的贫困，必须加以调整和完善。
预防和缓解失地农民贫困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重新审视征地安置工作的政策目标和手段，且重点应放在检讨损失评估和补偿的思维方式上。进而言之，征地安置政策不应简单地视为支付赔偿或置换原有资产，其思路应更为宽广：使失去土地的人重新建立生产力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一句话，应把实现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作为未来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标。
“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livelihoods）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UnCeD）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主张把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wSSD）和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FwCw）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生计对于减贫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意义。所谓“可持续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的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在此框架内，资产的定义是广泛的，它不仅包括金融财产（如存款、土地经营权、生意或住房等），还包括个人的知识、技能、社交圈、社会关系和影响其生活相关的决策能力。
应当说，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工作。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失地农民普遍实行的“招工安置”或“就业安置”政策，就较好地解决了广大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只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原有的招工安置和农转非等办法，在实践中已失去原有作用和意义，各种矛盾和问题才开始凸现。因此，重新理解和认识可持续生计政策，并以此作为征地安置工作的基本目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涵。
第一、设计合理的补偿机制。征地补偿金作为农民失地后原有资产置换的费用，在解决失地农民生活燃眉之急和重建新的生计系统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是落实可持续生计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合理的补偿机制应以提高或恢复失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为目标。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征地补偿费即便不能做到对失地损失的“全额赔偿”，至少应保证及时足额支付置换农民原有资产的费用。基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费严重偏低的实际，未来的征地补偿标准应在现有的基础上着重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即土地的潜在收益和利用价值，土地对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和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其次，置换资产最多只能使失地农户保持和以前一样的发展速度，而不能弥补由此损失的时间，“迎头赶上”。要想真正实现加速发展，就必须在此之外，还向失地农民提供以发展为目的的投资。
第二、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户积累资产。资产的社会福利效用是显而易见的：有了资产，人们可以从长计议，追求长期目标。更为重要的，积累资产本身对穷人的心理促进、意识提升以及行为方式的改变等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事实也表明，土地、房屋、集体经济等资产收益，在预防失地农民贫困和减少家庭不安全感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进而言之，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既是改善他们生计的一种速效、实惠、一举多得的好办法，也是帮助他们规避各种生活风险的重要的安全网之一。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政策工具来实现上述目标呢？可行之策有两条：一是抓好失地农民的住宅规划与建设。城市规划部门与建设单位在设计建造失地农民的住宅时，既要考虑确保他们乐有所居，也要方便他们能从房屋资产中形成长效受益机制。二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对于必须由国家征用的公益性建设用地，可以在规划区内征用土地中留出一定数量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经营。对于那些土地征用量大，土地征用补偿费较多的行政村，政府应积极倡导社区股份合作制的改革，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第三、促进失地农民生产性就业。对于失去物质性和生产性资产的农民而言，就业收入构成了大多数生存策略的核心内容。因此，为失地农民提供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目标的重要手段。具体而言，以下三个方面有助于促进失地农民稳定就业：一是提高就业能力。通俗地说，就业能力是指获得工作和保持工作的能力。如前所述，失地农民的智力含量、质量水平或专业级别均难于适应目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及变化，政府向他们提供就业服务、就业培训、制定一些有利于保持工作的补贴显得尤为紧要。二是广开就业渠道。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在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政府要积极探索多种形式就业安置办法，即把就地安置、招工安置、投资入股安置、住房安置、划地安置和失地农民自谋职业等安置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消除就业障碍。社会各界要像关心城镇下岗职工那样关心支持失地农民的就业与再就业，逐步清除各种不利于统筹城乡就业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其中关键的一步是，应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第四、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在现有体制下，农民失地犹如经历一次经济和生活上的剧烈地震。无论征地补偿机制多么完善，不可避免会有部分失地农民或家庭沦于贫困的世界。切实保护这些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群，既是社会公正的体现，也是政府职责所在。为此，在土地征用过程中，为失地农民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极为必要。实际上，如果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健全，就不需要那么多详细复杂的、针对具体项目的补偿。换句话说，如果把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不仅有助于预防失地农民陷入贫困风险，也有利于国家必要的征地工作高效健康运行。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要可持续，必须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将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二是为失地农民设立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不宜直接与现行城镇的类似制度衔接。三是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专项基金。其中政府的必要投入至关重要。
三、落实政策手段的具体措施
1.关于完善补偿机制。
——修改《土地管理法》中与市场经济要求和保障农民权益不适应的条款，切实改变现行征地制度对农民的补偿标准严重偏低，违反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基本规律的现状。
——建立和完善农用地分等定级和农地价格评估体系。综合考虑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环境条件等，对农用地进行分等定级；结合农用地等级，制定农用地价格评估办法。以农用地分等定级和农用地评估价格为基础，以经营性目的的农地转用市场价格为参照，确定土地财产补偿标准；参照资产评估办法，确定其他各类财产的补偿标准；参照城乡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确定就业安置补偿标准。
——在单纯的征地补偿费用之外，再增加一定数量的投资资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创业和发展。
2.关于资产建设。
——实行留地安置政策。国家征用土地时，应在规划区内留出一定数量土地返回给村集体，用于安置失地农民。留用地比例以征用地总面积的20％为宜，10％专项用于村集体发展二、三产业，另外10％用于农民生活安置。
——搞好住宅小区规划。原则有三：一是住宅最好规划在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地段，如沿街，靠近集市等。二是住宅应实行小区化。居住小区化不仅能方便居民日常生活，居住区内商业用房也可作为村集体资产获取收益。三是推行多层公寓住宅。多层公寓既可把节约下来的宝贵土地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形成一份产业，也便于失地农民在满足自住的基础上，有一定面积的房屋用于出租，获取租金收益。
——探索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机制。有效措施之一是，积极倡导社区股份制改革，把资产量化到个人，并明确权利与责任。
3.关于就业促进。
——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可行的策略有五条：一是建议在出让土地时，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与征地单位签订提供一定数量或一定比例就业岗位的协议，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吸纳被征地单位的劳动力。二是大力开发社区就业岗位，把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同加强城市的绿化、环保、卫生、交通、便民服务等项事业结合起来，使之形成提供就业岗位与创造本地财富的新循环。三是将失地农民纳入小额担保贷款的政策范围，提高他们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积极性和成功率。四是实行公共就业工程计划，如实施建筑、道路、绿化、社会建设等劳动密集型工程，或结合当前城乡环境整治等工作，帮助大龄失地农民再就业。五是就业资源枯竭地区，应组织开展劳务输出。
——重点加强失地农民的就业技能培训。有益的经验是：以市场的需求和农民的需求来定培训项目（对失地农民实行“菜单式”和“计单式”培训），以竞争定培训机构（对就业技能培训机构实行面向全社会的招标制），以补贴促参与（对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的失地农民，政府给与一定的财政支持）。
——用经济手段和优惠政策降低劳动力成本。如对招用失地农民的企业，政府给予一定的收费减免、社保补贴、岗位补贴等优惠政策；对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与下岗失业人员一样同等享受在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如免交相关税费、提供小额担保贷款等优惠政策。
4.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将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把不妥善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就不允许征地作为改革征地制度和完善征地程序的重要内容。
——为失地农民设立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应遵循“低进低出”的原则，即设计一种“少缴费、少得益”的新制度。参保者得益之“少”的下限，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为准。
集体土地征收新政策篇10
关键词：集体；征收；拆迁
中图分类号：D9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3）-18-14-1
1基本情况
2010年以来，柳河县累计征收集体土地7302亩，拆迁集体土地上房屋794户，5.5万平方米，有力保障了城市建设及重点项目建设用地需求。2012年，全县开展重点项目土地房屋征收“百日会战”活动，仅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了征收集体土地465亩，拆迁512户，面积3.8万平方米。实现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平稳有序推进，没有发生一起重大上访事件，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2主要做法
2.1依法行政，坚持原则，为实现和谐征地拆迁创造前提条件
2.1.1统一征收标准，维护征收秩序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收，结合《征收条例》，迅速出台了房屋征收补偿办法，严格依法程序制定各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征地前严格执行告知、确认、听证和“两公告一登记”法定程序，明确“拆一还一”政策，严格按照评估结果补偿，对最终审查确定的低保户、困难家庭给予住房保障特殊扶持。
2.1.2突出奖励政策，调动动迁热情征收房屋补偿安置方案实行了奖励政策：在征收第一时段内实行“5、3”奖励政策，即：5000元和300元/m2的搬迁奖；第二时段，实行“3、2”政策，即：3000元和200元/m2的搬迁奖；收尾时段实行“2、1”政策，即：2000元和100元/m2的搬迁奖，超出时限的不予以奖励。
2.1.3坚持补偿标准，保证公平征收坚决按照县政府制定的补偿标准操作，做到了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标准贯始终，对不在补偿范围内或超过补偿标准的坚决不予补偿，保证征收公平、公正；坚决杜绝暗箱操作，扰乱征收秩序的行为，明确要求征收干部，不得违犯法纪，严禁擅自提高补偿标准，严禁接受宴请、礼品等行为。
2.1.4加大执法力度，维护法律权威经过前期摸排、违建鉴定领导小组审核公示及群众监督举报，对集体土地征收区域的违建进行了确认，并依法下发了限期拆除通知。在法定期限内不自行拆除、顶风私搭乱的坚决予以。在解决钉子户问题上，县法院提前介入，靠前指导，对司法裁决、限期迁出的重点户，做好政策法规宣讲和劝导工作，促使其达成协议。
2.2协调联动，综合举措，为推进征地拆迁工作形成强大合力
为协助各包保组工作，柳河县成立了五个包保职能组：征收宣传组、征收管理组、纪律监督检查组、考核管理组和法律指导、司法执行、维稳组。成员主要由住建、国土、纪检监察、检察院、法院、公安、财政、审计、宣传、广电、教育、司法等部门组成，每个组都有牵头部门，各自都有责任包保，有力地促进了工作的开展。
2.3完善机制，形成优势，为完成征地拆迁任务提供有效保障
2.3.1健全责任机制，落实包保任务充分发掘各部门的优势，形成了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工作以县国土资源局为责任主体、包保部门全体参与、协同部门全面配合的大工作格局。
2.3.2坚持阳光操作，主动接受监督探索并制定整套的征地拆迁工作流程，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在征地拆迁现场设立办公室，并悬挂、张贴工作进度表、包保部门一览表和各类公示板，做到“三公示、三监督、六到户”坚持征收工作全程公开、透明。
2.3.3实行包保到户，形成感情优势感情通、工作通。各包保组坚持以人为本，包保干部包保到户工作，以真心诚意、真实行动做好动员工作，细致周全、有策略地与被征收户们拉近关系，耐心宣讲政策法规、热情地做通思想工作。
3存在的主要问题
3.1集体土地上没有产权房屋问题
没有产权房屋包括：无合法产权和土地使用证明、合法建房手续的房屋。但大多数无证照房屋都是困难群众的安身之所，征收无证照房屋的补偿，没有政策依据，征地拆迁工作与保护群众利益发生矛盾。
3.2被征地农民的生产资料存放问题
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后，计划村民回迁楼房，但农民还有剩余土地，需要继续耕种，部分以农业生产为主农户的生产资料、耕种机械设备存放地点难以解决。
4今后工作思路
4.1严格落实法律法规，坚持依法拆迁
在今后集体土地征地拆迁工作中，把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作为确定拆迁范围、审核安置补偿方案、房屋评估、签定拆迁协议等各个环节的重要依据。
4.2突出工作重点，确保征地拆迁客观公正
在实施农房拆迁过程中，突出被拆迁群众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坚决把握“严细”标准，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对评估结果严格细致地审核，确保征地拆迁客观公正，确保补偿价格合理。
4.3耐心周到服务，坚持人性化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