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资本计划篇1
阶段评价指标的设置和运用不能充分反映任期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
1、缺乏一套统一、科学、规范的评价指标体系。当前，在审计实务中，任期（离任）责任审计指标体系在设计上一般有两个倾向：一个是过于简单，不能全面系统地反映被审单位的整体财务状况；另一个是过于繁杂不利于使用。另外，各审计机构确立的评价指标各不相同，随机性大，涉及的范围不尽相同，不能按照行长任期审计内容的要求，充分、正确地反映企业资产、负债、损益相关的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其中一些指标不能明确任期经济责任，从而削弱了该项审计的严肃性。
2、缺乏对评价指标的合理运用和分析。一方面纵向比较多，横向比较少。在行长任期审计中，通常是对比存款、贷款、不良资产占比等指标任期末比任期初的增长情况来说明其业绩，而缺乏结合被审计行所处的区域经济环境对各项经营指标完成的影响分析，以及对该行在本地区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变化分析。就可能出现的纵向上看存、贷款增长良好，而横向上看则市场份额下降，与当地其他金融机构的差距逐渐拉大的情况，不能公允地作出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直接利用多，综合分析少。在审计报告中，通常是罗列任期内各项指标的计划完成情况，以其完成的程度来说明被审计行长的经营管理水平，而实际上一项指标的变动还包括许多非经营因素，单纯从期末期初时点数的对比或完成数与计划数的对比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如：存款、贷款的增减还包含机构撤并、划入等因素；反映任期内不良贷款额度的增减，则包含政策性剥离给资产公司、人行专贷划入等因素；不良贷款占比下降，可能包含新增贷款对其的稀释作用，也可能有呆、坏账核销的因素。因此如果不根据具体情况剔除影响评价的非经营性因素，而就事论事地陈述各项指标的增减变动，就不能分清行长任期内哪些是通过自身有效管理增长的资金实力，哪些是通过切实可行的清收盘活措施而实施的不良贷款货币清收，真实反映不良贷款率的降低，从而很难对其任期内的经营业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经济资本管理的推行给行长任期（离任）责任审计提出新的要求
为加强资本和风险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农行从今年起全面实行经济资本管理。经济资本管理是指在明确经济资本计量范围和方法的基础上，以资本制约风险资产的增长，将经济资本控制在既定范围内，并确保获得必要的回报，使业务发展的速度、效益与风险承担能力相协调。其主要内容是控制经济资本的适度增长，经济资本增量管理通过增量计划管理的方式来实施，即以每个年度为一个计划期，根据预测的计划期全行监管资本的增量（增长率）确定全行经济资本的增量（增长率）目标，并根据各分行的效益、风险等因素确定各分行的增量（增长率）目标并分配到各分行，各分行再将经济资本配置到相应的业务（资产）上。经济资本管理具有可以适应资本监管的需要?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经营效益?有利于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降低业务风险等特点，是评价、考核分支行经营绩效的重要基础。随着其推行，以前的计划考核体系将逐步淡化，并逐渐被其涵盖，如果这时候还单纯按信贷计划考核，就容易出现偏差，如：某行贷款增量超计划，单纯按信贷计划考核就应处罚，但其经济资本总量和信贷类经济资本增量未超计划，表明其低风险业务的增长超计划，并限制了高风险资产的增长，
可酌情免予处罚。因此，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全面地反映一个行长任期内风险管理和资本管理的真实状况，行长任期（离任）责任审计的评价指标体系也应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管理模式。
结合经济资本管理考核，完善行长任期（离任）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一）设置原则。
一是全面性和重要性相结合的原则。全面性是指指标体系要覆盖业务经营的主要方面，各项指标相互补充、相互制约，全面反映经营业绩和管理状况。同时由于经营指标数量很多，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就要抓住和采用有典型代表性、能重点反映任期责任履行情况的指标，使设定的指标全面而精确。
二是静态指标与动态指标相结合的原则。在承认历史、正视现实的基础上，指标应按照静态看贡献、动态看发展的原则设置，既静态反映任期某时点的经营业绩，又动态反映任期末与任期初相比各项指标的增减变化趋势；既纵向比较在系统内的贡献、名次，又横向比较在当地同业中的市场份额。
三是经济资本计划指标与综合业务经营计划指标相结合的原则。虽然在管理内容上有所差别，经济资本计划管理与信贷计划管理和综合业务经营计划管理具有相当程度的历史继承性，其管理的原则和目标是一致的。与信贷计划管理相比较，经济资本计划管理是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在现阶段尚无法取代综合业务经营计划，信贷计划管理仍要坚持，但受经济资本计划的约束。因此审计指标体系设置也应两者兼顾。
（二）设置框架。
笔者认为应根据具体的审计期间，结合当时经营目标考核指标、等级行考核体系来设置评价指标，并顺应经营目标考核的变化进行适当调整。结合当前推行的经济资本计划管理，应包括以下指标：
1、反映市场竞争能力的评价指标。包括：期末存款余额、人均存款余额、任期内新增贷款质量、存款当地市场份额增长比例、人均存款增加额、中间业务增长率等。
2、反映经营效益高低的评价指标。包括：任期内历年利润完成情况、累计增盈减亏额、人均实际创利增长率、贷款综合收息率、资产利润率、收入费用率等。
3、反映风险控制水平的评价指标。包括：期末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绝对额下降率、月均不良贷款比例、不良贷款清收、盘活、保全计划完成情况、客户退出计划完成情况、任期内新增不良贷款比例等。
4、反映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指标。包括：经济资本余额、经济资本回报率、贷款经济资本率、经济资本增量（增长率）计划执行情况。
经济资本计划篇2
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我完善为宗旨的经济改革目标的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但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等等问题，经过几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的阐述，虽已愈来愈清晰，却并非已无疑问，有的甚至更为模糊，思想更为混乱。因此，当我们已比较全面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历史与现状及其经验教训之后，为了更好地吸取其有益成份，为我所用，就很有必要在此作一番讨论，以求正本清源，更好地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本文拟讨论如下三个问题：
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⑶对抹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各种观点辨析
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这里是打算从历史的角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说明计划与市场二者是相互对立或相互替代关系，还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指明，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必然要求。但如何实现这一按比例发展要求，即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则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学家对这不同方式方法的性质和作用，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生活在上升发展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即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阿尔弗里德·马歇尔进一步把市场机制吹嘘成像受地心引力的钟摆那样，是一部非常灵巧美妙的合理配置资源的万能自动器。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及其运动规律进行科学分析之后明确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后，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于是，人类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8页)
这样，在人类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就提出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同时也依此而展开了各种不同思路的争论。
十月革命后，当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社会主义的冲击和威胁的情况下，以米塞斯（ludwigvonmises）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发动了一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攻击。他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算》一文，公开指责社会主义计划不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因为资源的合理配置需以经济计算为前提；经济计算要以价格机制为前提；各种物品的价格决定必须依存于市场，市场的存在必须以各种物品的所有人互通有无为前提。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所有这一切条件都不存在，因而就不可能合理配置资源。这样，他就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断言“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见《现代外国经济论文选》第9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页)
米塞斯的追随者，伦敦学派的自由主义者罗宾斯（lordrobbins）、哈耶克（f·a·v·hayek）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将导致极权主义。在他们看来，一旦实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部门必将凌驾于个别企业活动之上，于是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将不复存在，个人主动性、进取心无法发挥，结果是官僚主义滋长，极权主义盛行。罗宾斯说，计划当局“将会试图象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指挥军队那样来管理整个生产……这种制度将要求把作为生产者的个人资金编入严密的组织”。(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英文版，第154－155页。)哈耶克在1938年发表的《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中，更进一步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自由”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可相容。他在1944年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希特勒的法西斯统制混为一谈，认为都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这些情况说明，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只是一般地提出和论证了市场机制的方法；十月革命以后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把计划经济视为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对立物而加以疯狂攻击了。
面对米塞斯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攻击，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给予坚决的反击。他在1936年－193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名论文中指出，米塞斯实际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应该看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不一定完全排除货币价格工具的存在。同时他还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决定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相继试验错误的方法来实现的，因而具有客观的性质。一旦中央计划当局把这种价格作为计算的工具，即可实行资源合理配置，达到经济的均衡状态。在他1965年去世后才发表的《计算机与市场》一文中又针对哈耶克、罗宾斯认为价格若由中央计划去计算需要解几百万个方程的观点时说：“如果我今天重写我的论文（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引者注），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锁的试验似乎过时了。”(转引自李可等著《20世纪初的西方经济学》第138页，复旦大学1990年出版。)兰格的这些观点虽然不尽科学，但他站在同情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否定计划经济的态度却是很明确的。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marketsocialism）的概念，即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公有，基本决策和发展方向可由中央计划决定，但除此以外的经济活动则让市场力量发挥其作用。
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运用计划机制不失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有效方法。如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wilfredopareto）早在1902－1903年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就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恰好和一种理想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经济计划”。(转引自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第403页。)另一个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内（enricobarone）在1908年写的《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管理部》一文中也认为，根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当局也能通过解联立方程的途径推算出同竞争经济中固有的市场价格起相同职能的计划价格。(参见《当代东欧经济学流派》第70页，洪银兴、周晓寒等著中国经济出版社。)当米塞斯发动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攻击之后，除兰格之外，还有一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美国的弗雷德·曼维尔·泰勒（fredmanvilletaylar）、英国的亨利·道格拉斯·迪金森（henrydouglasdickinson）等都不同意米塞斯之流根本否定计划机制的观点。
60－70年代，前东欧各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各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实践进程中，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兰格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认为，兰格模式从总体上讲是二元运行机制，而且市场范围狭小，其中生产资料市场还是一种“模拟市场”，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试验法确定的市场价格易于失真和滞后，同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动力，以及企业能否对“模拟市场”发出的价格信号及时作出反应的问题，因而在应用上缺乏可操作性，实际也从未能付诸实践。在提出这种意见的经济学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⑴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霍尔瓦特。他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才有可能；市场定价体系有平衡供求、合理分配稀缺资源，使经济行为合理化和公平化以及选择最优物质结构等四大功能；废除市场必然导致（前）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因而是东欧经济学家中较多强调市场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⑵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brus）。他在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各种不同模式之后提出引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分权模式。他认为这是在理论上比较正确和理想的一种模式，优点在于使供给结构更有弹性地适应需求结构。这种适应在计划所规定的比例和条件的限度内，是在供货者和购买者之间直接挂钩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不必由中央一级直接地详细地加以决定，也不必在每一场合由中央一级批准。⑶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kornai）。他强调兰格没有考虑硬预算和买方市场等条件，因而其模式是立足于对计划者和企业行为的错误假设之上。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其著名的短缺理论实质也是倾向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并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⑷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认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自由的市场价格”。在他看来，市场功能不仅仅在于信息和管理，而且主要应归结为利益问题；企业应有一定的投资决策权，既要受益于正确的生产和投资决策的盈利，也要承担经营责任和投资风险。
总之，前东欧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修改和深化了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而付之于实践最典型的则是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深化了兰格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完全同于兰格模式，即它不像兰格模式那样重视计划的作用，而是强调企业和工人自治的作用。至于这个模式是否正确，只能由实践来回答。现历史已对这个模式作了不成功的结论。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不仅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频频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相当市场，英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英国早期市场社会主义起源于以韦伯夫妇为代表的费边社会主义（1884年成立费边社）。本世纪20－30年代托尼、德宾和盖茨克尔阐述了新费边社会主义即英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1945年工党上台之际，英国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合流，形成一种奇特的混合经济学，即英国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收入社会化，鼓吹“消灭贫困”、“合理分配收入”、建立“福利国家”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生产资料社会化。力图通过“国有化”政策把若干部门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所有，把单一私人经济变成公私部门混合生长的经济，并将其视为改变所有制，从而使生产者摆脱被束缚地位的重大措施；第三，中央计划当局运用市场最优配置原理来指导决策。要求有自由选择的劳动市场，并以市场定价和以消费者主权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进入8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又掀起了一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的热潮。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伦敦经济学院的李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牛津大学米勒写的《市场、国家与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989）、南安普敦大学普兰特的《平等、市场和国家》（1987）等，在这场讨论中唱了主角。他们提出了要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联姻理论”和旨在启动市场取向改革的市场“主导机制”理论，企图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实施国有化政策和福利政策，就是在搞市场社会主义。但很明显，英国的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为它们把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特别是工党政府身上，既不触动其政治结构，也不从根本上改变其私有制的经济基础。
以上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究竟如何配置资源，长时期来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着计划与市场两种方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依靠计划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计划与市场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在以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能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实质究竟是什么等等。
从社会历史的实践来看，十月革命后，苏联、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计划配置资源，虽然带来不少弊病和消极作用，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有力地促进了生产高速发展，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现在，有的把过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说得一无是处，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往存在的一切历史曲折和失误的根源都在于实行了计划经济，甚至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国企困难和“括风”等等也归咎于实行了计划经济。因此，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谈谈过去计划经济的得失问题。
就前苏联来讲，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计划经济曾使一个落后的沙俄在半个世纪内成为与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重工业、国防力量和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若再考虑到苏联还顶住了法西斯疯狂侵略的历史功勋和遭受战争的巨大损失，而美国却成了战争的受益者等因素，更可显示出计划经济威力。在苏联，只是在战后，当经济已进一步大发展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才愈益显示出其不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需要适当加以调整；而且这时苏联已经改变了斯大林时代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境况，本来可以对国民经济结构作适当调整，加快发展轻工业，更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快地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但这时，在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下，却固守原有的体制和经济结构不变，到了最后又根本否定计划体制，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彻底葬送了社会主义经济。
就中国来讲，在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使中国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转变成基本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科学技术体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53－1978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国民收入为6.0%，社会总产值为7.9%，工农业总产值为8.2%，.大大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来看，同期原煤从0.66亿吨增至6.18亿吨，发电量从73亿千瓦/小时增长至2,566亿千瓦小时，钢从135万吨增长至3,175万吨，成品钢材从106万吨增至2,208万吨，水泥从286万吨增至6,524万吨，分别增长8－34倍。从主要农产品产量来看同期粮食产量从1.6392亿吨增长到3.0477亿吨，棉花从130.4万吨，增至216.7万吨，分别增长86%和67%。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收入中农业的比重由57.73%下降到32.76%，工业（不包括建筑业和运输业）的比重从19.52%上升到49.40%；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从56.9:27.8:15.3变为24.8:32.4:42.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国家普遍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却基本保持物价稳定，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50年代即使承受着国民党恶性通货膨胀余波的冲击，也只2.3%，60年代为0.92%，70年代为0.56%。因此，除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外，人民生活稳定，全国居民消费指数，以1952年为100，1979年上升到188。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依靠计划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顺利地进行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由694个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组成的基本建设。而且这些项目的大多数是配置在我国工业交通一向不发达的经济落后的内地，缩小了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改变了旧中国畸形的产业结构布局；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新型工业部门，并建立起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和国家安全体系。
在8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体系虽然已被冲破，但经济计划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还起着相当作用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又有了进一步提高，1979－1990年我国gn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8.7%。国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8.4%。
可见那种完全否定过去计划经济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完全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必要性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至于有的人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国企困难、“刮风”等等消极现象也一股脑儿地归咎于计划经济就更没有道理了。我们不需多费笔墨，只要排列一下时间顺序就足可把这种“因果”关系论彻底推翻。因为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开始之日起，就已在不断被改革、削弱之中，作为其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产品指令性计划指标，时至今日基本上已荡然无存。(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978年纳入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有837种，达到历史的最高峰。1996年底，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属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5%，仍实行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食用植物油、生猪、食糖、棉花、紧压茶、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盐、成品油、卷烟、烟叶、中药材等14种。)然而我国目前十分引人注目的腐败、国企困难等等恰好是在近20年来计划经济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在此之前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却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而自豪地说，在那儿十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了世界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和培养出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廉洁奉公的干部；国企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所以，怎么能说计划经济带来了腐败和国企困难呢？在此，我们并非说计划经济在过去的实践中是完美无缺和不需要改革，这在后面将会论及。但若把当前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20年前的计划经济是无论如何难以令人信服的。至于说到“刮风”，这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与计划经济更无内在的必然联系。事实证明，过去有“浮夸风”“共产风”；现在也有迷信“一包就灵”、“一股就灵”，还有“下海风”、“出国风”、大吃大喝，奢侈浪费风，以及假冒伪劣,虚报浮夸凤,等等。所以把“刮风”现象也记在计划经济的账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同历史上任何新事物一样，不可能达到十全十美，也不可能不经过历史的曲折和考验。我国过去经济计划的主要缺陷：一是只片面强调计划的作用，而忽视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二是由于作为计划基础的经济统计工作薄弱，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够准确，使得计划缺乏科学性、准确性；三是计划过死，集中过多，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四是在计划安排上，在正确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却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使消费品的生产相对不足等等，然而，这一切缺陷都是由于经验不足，在运用经济计划规律的实际操作中发生的问题，而不是计划要求本身有什么过错。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去的计划工作必须改革是毫无疑问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但改革是要改其缺陷，而不能全盘否定，正如倒污水不能把小孩一起倒掉一样。
其实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源配置手段，不论其社会形态如何，都必须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全面合理地配置资源，任何偏废都是不利于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的。因为市场调节是从微观经济利益出发的，即使在微观上是最优的，在宏观上却不一定最优；计划调节是从宏观出发的调节，因而对微观的利益则往往易于忽视，资源利用的潜力就难以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的一个统一整体，因此，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就自然需要相应地使宏观上的计划机制与微观上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才能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合理地使用，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快速而健康地发展。往下我们将会看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可移易的真理。
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片面强调市场机制调节，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由于市场调节本身所固有的盲目性、滞后性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便不可避免地使生产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之中，以至在本世纪30年代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以迷信市场机制万能为特征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彻底破产。
面对30年代大危机和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破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凯恩斯理论是一个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体系却缺乏微观的理论基础。战后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又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与新古典的市场经济理论综合起来创立了一个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在强调国家干预的同时，又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在宏观调控方法上实行“相机抉择”、“松紧搭配”的“一揽子”计划。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或者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用作配置资源手段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区别于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认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既要以市场经济调节为基础，又要重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所以，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乃是对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战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可以说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下，都通行的是上述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现代市场经济。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之所以有相对稳定、较快发展的局面，而未出现30年代那种大危机，就与实行了这种新的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有关。可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乃是完善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不可缺少的。
作为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无疑更有必要，也更有可能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因为公有制企业为宏观计划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和微观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而早有预见地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之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而且如前所述，在十月革命和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实践也取得了巨大成功。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这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正确原理，在过去相当长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即在进行有计划地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以致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困难，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困难也愈益明显。正如陈云同志1979年3月在谈到“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时候说的：“在十月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作计划工作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克服过去单纯依靠计划调节的片面性，而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取二者之所长，补二者之所短，而不是要用市场去取代计划从而根本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14大报告中所说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又说：“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是说，江泽民同志在阐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强调运用计划手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当我们把计划和市场看为配置资源手段的时候，对计划和市场二者的关系，则只能理解为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能视为后者对前者的替代或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正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使我国经济有了较为迅速、稳定的发展。
以上事实说明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最后都逐渐发展到使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阶段上，这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市场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的计划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二者殊途同归。这个事实再次说明计划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替代的关系。
必须指出，现在有一种倾向，企图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鼓吹市场经济万能，把市场机制吹嘘为人类最好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并认为，要实行市场经济，就要根本否定经济计划性，谁说要加强宏观调控，加强计划性，就要被扣上要走回头路，再搞计划经济那一套的大帽子。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近些年来的事实表明，每当国家放松了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出现不同程度混乱，每当加强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趋向于稳定。如1993年以来在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正确决策下，逐步取得“软着陆”的胜利和“高增长、低通涨”的大好局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也必须看到，在这大好局面下，迷信市场万能的倾向还远未清除。如有些地方、部门、企业抵制宏观计划调控，任由市场调节，以致出现大而全，小而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经济结构失调，企业开工不足，加重了工人失业下岗的问题，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就是其明显的表现。据《人民日报》披露的材料，我国一些主要行业如机械、电子、轻工、纺织普遍是一般加工产品大量供过于求，生产能力利用率大多在70%以下；在50%、40%以下的为数也不少。(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重复建设主要在加工产业》。)若从全国600余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情况来看，过供于求的商品在1997年上半年占5.3%，下半年猛增到31.8%，高出26.5个百分点(经济日报1998年2月25日，冯并、阎卡林《全面认识买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结构调整，一些工人被下岗分流，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但这是在改革中出现的大量资源浪费也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据估计，目前城镇下岗尚未就业的有约600万人，加上登记失业的570万人，失业率高达6.3%左右(见中国信息报1998年2月24日《城镇就业答问录》。)。不可理解的是，现有些人对于这种结构失调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不仅未从计划削弱方面去找原因，（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反而责怪是过去计划经济带来的结果。如前所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之日起就已处于不断削弱之中，时至今日，还纳入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等14种农副产品。现在生产过剩，结构失调的产品，恰恰不是计划分配的农副产品，而是市场调节的机械、电子等产品。比如1997年轿车全国生产能力可达110万辆，产量只47.9万多辆开工率不及45%(经济日报1998年3月12日《冷静看待汽车降价》。)。再如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605种商品的排队显示,供过于求的商品在1999年上半年占72%,下半年又进一步上升到约80%,其中供过于求的工业品占到91.14%。其他在第三产业中，诸如高档商场，星级宾馆也大量重复建设，设备闲置，难道也是计划经济造成的么？
可见，我们如果不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使之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相互补充，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单纯片面地以市场调节去代替或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就没有不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和混乱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前面已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都需要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市场经济。但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区别，事实上二者是有原则性的本质区别的，有的企图否认二者有本质区别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词在国内外文献中通常有三种不同的涵义：一是指生产的产品是用作交换的商品，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以区别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二是指在社会经济中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机制，以区别于通过计划和国家干预来配置资源的方法，我们在上节里主要就是在这一含义上来论述市场经济的；三是指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英国经济学家戴维·w·波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出版）解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的决策是分散的决策，就是说，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的经济”。不仅如此，过去联合国也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并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相区别的。例如，在之前《联合国统计年鉴》和《联合国世界统计提要》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中央计划经济（centrallyplannedeconomies）国家、市场经济（marketeconomy）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developingmarketeconomics）国家三种类型。其中第一种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三种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然是不科学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其中有一些合理因素，即承认市场经济中包含有作为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的制度（不是社会的基本制度）的内涵。我们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配置资源手段，它所以能调节和配置资源，仅仅因为它能调整参与市场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能对其产生强有力的激励、约束功能的结果。可见，市场经济既是一种配置生产资源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维护人们某种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即维护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个行为主体按照他们所投入的资源、产品多少好坏来获取不同利益的经济制度。当然这种经济制度并不是独立地或孤立地存在的；相反，它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从属于或依附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一种派生的经济制度。
为什么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从属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派生的制度呢？这是由于一种社会形态最基本制度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内容的，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就是产品的不同所有者之间对产品进行的交换或产权交换，所以市场经济总是与一定社会的基本制度相联系，并作为其派生的一种经济制度而出现的。单纯的抽象的市场经济是从来没有的。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市场经济，最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难怪西方经济学家总是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经济，二者几乎可以划等号。后来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渐发现，市场经济还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起来，并从属于后者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正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一样。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以上说明，市场经济一词通常有着三种不同含义，实际上这三种涵义都是其客观存在的思想反映，而且是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市场经济的内涵。简言之，市场经济就是指在商品经济已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用以配置资源和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体系。
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两种不同性质社会的基本制度本来就有本质的区别。这两种社会的基本制度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利益，从而也就不能不影响到两种市场经济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利益，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以维护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为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这种本质区别在现实的操作运行上，主要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具体表现出来的。
1.两种市场经济各自与之相结合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同。这里说的社会基本制度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必须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成分共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则根本不存在公有制的成份，而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这乃是两种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所在。这里有几个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需要给予说明：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有的认为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之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之点就在于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坚持公有制，就意味着从事社会化生产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成了企业的主人，能自觉地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生产力发展；放弃公有制就意味着劳动者或迟或早将要重新陷入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使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恩格斯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马恩选集第4卷，第303页）。这里说明公有制乃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基本特征。一切修正主义者最根本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放弃了对实现公有制这一根本任务的要求。伯恩斯坦说：“只要社会一充分行使它的监督经济关系的权利，那末经济企业向公共经营的实际转移就不象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了。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社会革命》）。当然我国目前由于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适应不同生产力水平发展的要求又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只能实行坚持以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
第二，所谓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是什么？简单地说，它既是一个量的概念，也是一个质的概念，即在量上要求公有资产必须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据优势，当然，这个优势不应该只计算纯公有企业部分，同时也应把融入非公有企业中的公有资产部分一并计算在内。这是十五大所明确提出来了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同时在量上，既然是‘优势’，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就不能只占少数或50%以下，也不能只是简单多数或50%以上，而必须是60－70%以上或2/3以上。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否则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难以保证的。十五大报告中还指出这个公有资产的‘优势’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区别”。因此，有的村、乡甚至只有几万人的小区、小县，并不一定都要求公有资产占据优势，但也不能把这“有的地方”任意地无限扩大到一个地市甚至一个省，几个省的范围，因为这就无异于把“一国两制”的方针任意扩大到大陆境内。而且从发展的观点看，私有的范围如果在逐渐从一村、一乡、一区、一县一地扩大发展，就难保不会影响其他地区省市以至动摇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逐渐演变的现实。如，据统计资料表明，有的省份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已降到50%以下(据《中国信息报》报导，广东早在1992年底非公有企业注册资金（2,646.8亿元）就已超过公有（国有、集体）企业注册资金的总和。国有、集体、非公有企业之比重，分别为30.2%、16.4%、52.4%见《中国信息报》1993年4月23日。)，这是不能不引起人们警惕的。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表现在量上，还应表现在质上。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十五大不仅重申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制经济占有量的优势，而且进一步明确必须把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控制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或导向作用也要纳入公有经济“主体”内涵之内，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份。可见，在十五大报告中，公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内涵，比人们过去所理解的更丰富，要求更高，而不是像目前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更低了，即认为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现似乎已不要求在量上占优势，因而它在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大小已无足轻重，或者说已可继续下降，首先是国有经济可以继续下降，乃至下降到20%或者更少的程度。(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经济信息报》1995年9月7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本来质与量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质的提高只能建立在一定量的基础上，这是一个起码的哲学常识。十五大要求“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并不是要抛开量的要求而去追求所谓质的提高，事实上如果削弱了量的要求、质的提高也就犹如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大厦是没有根基的。设想如果国有资产只占社会总资产20%（即在量上，公有经济已不占优势），它又怎么能保证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而它又怎么能起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导向作用，充其量最多也只能像西方某些国家的国有经济所起的那种发展资本主义的导向作用而已。
看来，要想把我国国有经济起着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国有经济的导向作用，已不是我们妄加在那些论者们头上的主观推论，而是由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蓝图。比如有的强烈要求国有资产退出竞争性行业，积极主张“国有经济应主要集中于那些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掌握国家经济命脉、非国有企业办不了或办不好，因而只能由国家兴办的事业”。有的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国有企业的范围，说什么“我们国家真正需要实行国有制的只有公益性产业，如城市交通等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甚至亏损的，或有关产业，如邮电、航空等”(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信息报》1995年9月7日。)据他们计算，这些国有企业资产在总资产中不足20%(同上。)原来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让只有微利或亏损的企业由国家经营，即由国家承担亏损，让其余80%的非国有企业，主要是让非公有经济的外国老闾和国内大款们去赚大钱，从而改变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使之成为替资本家服务的工具，即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之所以说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的、为私人资本服务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其根本的经济原因就在于它用国家财政收入来承担亏损，以便让私人资本企业去赚大钱。事实上，西方国家一般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才建立起国有企业的。而且它们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约占20%，有的甚至更多。如1968年西方各国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英国17%、西德227%、意大利28%、法国33%。(《世界经济统计简编》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42页。)可见，那种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要把国有资产比重继续下降的观点，实际是企图按西方模式来把我们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改变为资本主义性质，混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观点。
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质方面要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公有经济所体现的生产关系方面是更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体现的，不单是所有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或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是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后来，马克思给所有制下一般定义时进一步指出，所有制是人们“对生产条件的关系”。这里说的生产条件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因此，所有制的概念从表面上看只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而实质却是通过这个人与物的关系体现出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对劳动力占有支配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则是占有资本的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占有、支配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则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占有和运用的关系。恩格斯在说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时还特别指出“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3页。)其“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6页。)所以，对公有制主体的概念除了要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物关系，即公有资产所占总资产的比重外，还不能不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是否也占主体，即全社会参与生产的劳动者的主体部份是否已摆脱了雇佣劳动制度的束缚而成为在公有企业的主人。因此，在目前如果为了调整产业结构和解决国有企业的某些困难而使大批工人沦为非公有企业的雇佣工人，以致最后发展到雇佣工人成为全社会劳动者的主体，就很难说是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第三，非公有经济的性质问题。有的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就断言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称之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这又是一大误解。这里说的“基本制度”不过是我们前面一再指出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我国现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或所有制结构，乃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既有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有居于非主体地位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可见把非公有经济成份纳入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之中，绝不等于说非公有经济就已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了。所以十五大在提出了上述“基本制度”概念之后，紧接着又解释性的强调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却从没有说，也不可能说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如果把非公有经济也视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那么，我国目前就已经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其实，客观的情况是很明显的：个体经济属于小生产经济，具有两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可以被引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者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但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都是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因此，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或者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这里，之所以在“资本主义性质”之前还要附加“基本上”三个字的定语，是因为考虑到有些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主也参加少许生产劳动，因而还不是完全的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它们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2.两种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的是按资分配或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因而必然带来收入差距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的制度，因而会兼顾公平与效率，防止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是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明确提出来了的。也是前述所有制结构所派生的一个结果。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消费品的分配自然要以按劳分配为主，它充分体现了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还存在非公有制经济的条件下，产品的分配自然还须相应地存在其他分配方式。所谓其他分配方式，包括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者的产品，全部归个体劳动者自己所有（除去交纳的税收）；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品除按劳动力价值支付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和奖金外，其余都按出资的多少，分配给投资者所有，或者说实行按资分配原则。由于企业资本的来源不同，有的是企业主自有资本，有的是借入资本，因此这按资分配的剩余价值部份，往往划分为利润、股息、利息等各种不同形式分给各个资本持有者。此外土地所有者也需分得一份地租。这样在非公有经济中的分配就有了作为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和作为剩余价值各种具体形式的利润、利息、股息、地租以及个体小生产者的劳动产品等各种形式，而这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以各自提供不同的生产条件或生产要素为依据的，因此，这“其他分配方式”又可较具体地表述为“按要素”分配。所以十五大报告在论述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时，在重申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之后，紧接着又具体指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很显然，这里说的二者的“结合”，不言而喻的也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按要素分配为补充的条件下的相互结合，而不是二者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情况下的结合。
目前对十五大表述的分配制度有三种误解是应该澄清的。
第一，有的认为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应占居主体地位。这种观点不仅与公有制占居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不相称，而且与十五大强调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规定是相矛盾的。
第二，有的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之中，从而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按要素分配为主体，甚至全部都是按要素分配。在他们看来，劳动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所以“按要素分配”中已包含了按劳分配的内容。我们认为，这是对十五大精神的一种曲解。如果“按劳分配”可融于“按要素分配”之中，那么再提“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起来”就完全是多余的，而只需提“按要素分配就够了”。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十五大讲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是分别指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种不同经济中的分配制度，二者既不能相互兼容，也不能相互替代。即使就劳动这个要素来讲，它在公有制下所得的收入是按劳分配的结果；私营、外资企业中得到收入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即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或价格；在个体小生产下是劳动者全部劳动的收入。后二者与“按劳分配”所得的收入都有原则的区别。实际上那种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的观点的要害也就在于企图抹杀这种不同所有制下按劳分配和按劳动要素分配的原则区别，进而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劳分配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要素分配相混淆，从而在分配制度上抹杀两种市场经济下的本质区别。
第三，是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相混淆。十五大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观点，有的就误以为十五大已承认了价值由生产要素创造这一观点，所以才需要按要素分配。其实价值的分配与价值的创造完全是两码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价值只能由劳动创造出来，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要素中，既有创造价值的劳动要素，也有不创造价值但却瓜分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等。论者笼统地说生产要素能够创造价值，或者说它们在价值的创造中作出了“贡献”，无非是为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有者无偿瓜分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辩护，掩盖其剥削的实质而已。这种观点的庸俗性质，马克思在对“三位一体”公式的评析中已作了充分揭露。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现在还需着重说明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习惯于把技术、信息、品牌和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也列入生产要素之中，在产品分配中它们自然也应得到一定相应的收入。但这些要素从分配中所得到的收入的性质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而不能笼统地说它们都是由于自己创造了价值的结果。现分别说明如下：
⑴就技术要素来讲，如果指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技术知识经验，实际是劳动者脑力和体力，主要是脑力劳动能力，因此，依以获得的收入可以归入按劳分配收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或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收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指的是一种技术成果，如技术设计图纸、专利、机器设备，则可以视为各种不同的积累劳动，它本身并不创造新价值，其依以获得的收入一部份是转移的价值，一部份，很可能更多的部份是因使用这种新技术而获得的超额利润。
⑵就信息要素来讲，由于信息的获得是要付出劳动和其他各种费用的，因此，可以说它是物化劳动的一种形式，尽管有的信息并无一定载体，所以依信息而获得的收入部份有类似于技术成果的收入：一部份属于转移的价值，另一部份属超额利润。
⑶就品牌来讲，实际是指企业产品的信誉。它本身并非劳动的凝结，因而并无价值可言。但由于它是以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优等的规模、诚实的宣传等因素为基础的。而这些因素又都是直接、间接劳动投入的结果，所以品牌本身虽然没有价值，但归根结蒂与劳动价值有关，即品牌之所以有价格，是由于企业凭着与劳动价值有关的产品的信誉，能扩大销路，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能给本企业带来超过同行业中一般企业的利润，这可称之为“行业超额利润”，以区别于个别企业因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名牌价格就是这个行业超额利润的资本化，正如没有价值的土地的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一样。
用公式来表示：
行业超额利润量
名牌价格（或名牌价值）=————————
利息率
（rpm–arpm）(q)(spp)
=—————————————
i
式中rpm表示名牌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rateofpossessmarket,缩写rpm），arpm表示同行业产品平均市场占有率（averagerateofpossessmarket,缩写arpm），q表示同行业产品销售总量（quantity,缩写q），spp表示名牌企业平均单个产品的利润额（singleproductprofit,缩写spp），i表示利息率（interestrate,缩写为i）。这个用英文大写字母表示的分子式的含义是很明确的，分子为名牌企业所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分子为银行存款的一般利息率。公式表示，某个名牌的价值就是该名牌企业所能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资本化了的价格。其它企业愿以这个价格去购买这个名牌，就等于投下这个价格的资本以求获得行业超额利润，所以，这个价格也就成了品牌的价格或价值。
⑷就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来讲，如果属于生产企业的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决策和管理才能，就如同企业的普通劳动者的才能一样，属于劳动力的内容，因而它的使用能创造价值，所以，这部份收入是劳动收入，而且一般应比普通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收入，因为他比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要大，或者劳动的贡献要多。但目前我国有些企业，特别是私营、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收入往往比普通劳动者高出很多倍，比如高出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上百倍。则其中一部份乃是瓜分了工人剩余劳动而得来的，因此是不合理的。
总之，按要素分配的收入，并非都是要素创造的价值收入，因而从创造价值的角度来看，笼统地说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贡献的价值分配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是被马克思批判过的“三位一体”公式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3.两种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有重大差别。
在运行机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需要把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结合起来，但二者结合的程度和方式却有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相应的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的作用就比较薄弱，即一般都限于间接的调控和参考性、意向性的计划。国家约束力比较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更有可能加强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由于宏观计划反映的是国家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市场机制的调节只是以个别企业眼前的、局部利益为依据的，因此，要使整个国民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在宏观计划的主导之下把宏观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从而使企业的眼前、局部的利益与国家长远、整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使前者眼前、局部的利益服从于后者长远、整体的利益。
现在有一种意见认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配置资源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即使需要有计划也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让其发挥补充的作用。从而把市场凌驾于计划之上，根本否认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这样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相混淆，甚至使国家在运用计划调控的作用上比起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日本等都还不如。
4.两种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实行按要素分配，形成两极分化，需求不足；加之，在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配置资源方式下而形成无政府生产，必然造成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严重的失业。因此，失业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和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便能兼顾公平与效率，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因而不会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特别是要在宏观计划主导下把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便能最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避免无政府生产和结构失调，同时也就能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这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所在。
经济资本计划篇3
早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以前，就有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发展经济作了种种设想。其中，意大利新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第一个提出了社会主义要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管理的思想。他在1902年至1903年出版的两卷本《社会主义制度》一书中，提出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由它来制定和执行国家的经济计划，认为这“在理论上”是可以取得与市场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结果完全相同的效果的。他说这个假设是“会得到证明的”。1908年，他的学生巴罗内撰文发展了他的观点，肯定地论证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全部经济资源为公共所有，整个国家经济由国家生产部集中管理的可行性。
1920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否定帕累托、巴罗内的观点。他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归结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中央计划，认为中央计划无法确定某种产品是否符合社会需求，也无法计算其在具体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和原材料，因而企业经营活动和管理行为不可能合乎经济的原则。他还指出，巴罗内设想的用中央计划来模拟市场以解决劳动和生产资料等要素的耗费的计算问题是行不通的。
1928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泰勒发表演说，1929年又撰文《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的指导》批判米塞斯的观点，提出可以通过“试错法”来解决中央计划机构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所谓“试错法”就是中央计划机构先确定一套价格，然后进行一系列实验，产品供大于求则价格下调，产品求大于供则上调，以逐步接近、等于市场均衡价格。
1935年，伦敦学派的领袖人物罗宾斯亦撰文批判主张中央计划管理的观点，认为计划管理的设想即使在理论上是可能成立的，在实际上却是不可行的。因为这需要在几百万个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式，到解出这些方程式的时候，所根据的信息已经过时了。当时持有这种观点的还有著名的新奥地利学派领袖人物哈耶克，他同米塞斯、罗宾斯一样，也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由于没有市场机制，无法准确地进行经济计算，因而必然缺乏效率，而缺乏效率的经济是不可能持久运行的。
1936年至1937年，在美国任教的波兰籍经济学家兰格撰文继续论证用“试错法”即“模拟市场”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确信这样可以达到和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同样好的效果。企业按照通过“试错法”得出的均衡价格进行市场交易活动，就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因此，社会主义并不是必然排斥市场机制从而不可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兰格当时被称为“市场解决派”的代表，他实际上是第一个突破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一价格机制不能兼容的观念、确认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市场机制，最早提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人。
但是，他的主张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不仅由于信息的收集与处理极其繁杂，技术上难以行得通，更由于他所讲的“市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而是人造的由中央计划机构操纵的“模拟市场”，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中央计划机构对企业进行微观干预，而企业亦只能是“推一推动一动”，没有自益、没有活力的单位。
因此，兰格模式不仅遭到来自坚持社会主义集中计划原则的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等“集中解决派”的批评，也受到了哈耶克等人的批评。30年后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以及应用于经济管理，兰格又写了名为《计算机和市场》的文章，说如果重写30年前那篇论文，他将提出通过电子计算机而不是“试错法”来求解所谓的“帕累托一巴罗内联合方程”，1秒钟就可以得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价格向量。他的这种主张被反对他的人嘲笑为“电子计算机乌托邦”。
1944年，哈耶克写了著名的《通向奴役之路》一书，集中批判了高度集中的、否定竞争性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指出它“限制了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动力”，“对于充分灵活地满足丰富和多变的社会需求来说，集中决策必然是低效率的”。他的结论是：“只有通过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才有可能充分利用分散于个人和企业的知识和信息。”这场关于是通过中央计划还是通过“模拟市场”或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大辩论，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30年代大论战”。在以后的年代里，尽管客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但争论的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主张社会主义的帕累托、巴罗内的设想实际上是理论上的一种空想；反对社会主义的米塞斯、罗宾斯、哈耶克等揭示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但完全否定了计划的作用；泰勒、兰格等从维护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的立场出发提出的“试错法”，在实践中难以行得通，而且由于它排斥真正的市场而不可能形成竞争性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因此，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兼容的问题，仍达不成共识，得不出一致的结论。
尽管如此，“30年代大论战”表现出这些学者为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进行了不懈的有意义的探索。但是他们的争论及见解，在当时已经存在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特别是斯大林当政的时期，都被忽视或压制了。当时的苏联，实行着中央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苏联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统治了整个思想舆论界，不用说哈耶克等人的观点被斥为异端邪说，就连主张建立中央计划机构“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也遭到了否定。只是到了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思想舆论界才有了些松动，特别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要求改革排斥市场机制的中央集权模式的呼声迭起，陆续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富有创见、影响深远的改革理论家，如波兰的布鲁斯、南斯拉夫的爱德华・卡德尔、匈牙利的亚诺什・科尔奈、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等，他们在前人争论的基础上，对是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的问题，结合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做了进一步的探索，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否则就没有出路。他们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东欧国家改革的开展，掀起了后来被称之为“改革的第一浪潮”。
20世纪50年代后期，布鲁斯针对斯大林中央高度集权模式的弊端，提出了包含有受到管制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分权模式”(即中央负责制定宏观决策，企业负责制定常规决策，家庭作出个人消费者决策)。他的观点，虽然现在看来还有重大的缺陷或不足，例如，仍然肯
定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市场机制只是国家宏观调节的一种手段；国家仍然直接管理企业；市场只是指“受管制”的商品市场而不包括其他市场等，但他在社会主义经济要引入市场机制、要分权而不是要集权方面，显然比他的前辈们前进了一大步。
曾任捷克副总理的经济学家奥塔・锡克着重从经济利益方面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引入市场机制的必要性。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各自的具体耗费的劳动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存在着矛盾，具体劳动要转化为抽象劳动并取得报酬，必须通过市场。中央的决策主要是在宏观方面，尤其是在总量分配方面；企业的决策，不仅是短期决策而且包括长期决策，应由企业自己根据市场情况制定，至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应由企业自己作出决定，中央不应也不可能把所有决策都包揽起来。
迄今为止，西方理论界围绕这个命题的研究、争论一直在进行着，而且结合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日益深入。不少学者曾经断言，计划和市场是不可能结合(或兼容)的，或者是搞市场经济，或者是回复到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统得过多过死的计划经济。正如布鲁斯1990年7月所说：“计划与市场兼容的问题是改革家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无论对哪一边的‘原教旨主义者’来讲，这个问题不管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无所不包的集中计划主义者来讲，还是哈耶克自由放任的市场主义者，计划与市场兼容的问题都是不存在的。”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理论上争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计划和市场应当结合而且是可以结合的，“只有教条的社会主义者和教条的主义者，才把计划和市场看成不相容的对立物”，问题在于计划与市场的结合采取何种方式，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还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1991年5月，日本经济学家正村公宏说：“不管‘西方”东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观不是‘或市场或计划’两者择一，而是谋求‘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观点”，“但是对如何使‘市场’要素与‘计划’要素结合的理解是不一致的”，有人主张“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同时，引入计划调整(通过公共机关的计划和对策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要素”。有人则主张“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同时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比较多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可以和市场经济兼容，应当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来实现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布鲁斯说，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改革者只想在国家计划框架内，恢复市场机制的合法性，当时的改革基本上是把市场限制在产品市场的范围内，即建立“带有受调节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模式”。而现在，“日益不是改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问题了，而是用完全成熟的市场制度代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在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在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兼容的问题，也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并在实践上进行过许多探索，走过曲折的道路，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虽然经济管理体制有过几次变动或调整，但由于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的僵化思想的禁锢，把“市场”、“商品经济”视为背叛社会主义的异端，加以压制、排斥和打击，以致经济没有活力，市场商品匮乏，群众生活困难。1979年以后，虽然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但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兼容的争论，时起时伏，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甚至还很激烈，致使改革开放进程受阻、停滞。大的争论就有两次：
一次是1982年至1983年。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有些人坚持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是不正确的，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相容的”，是“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等。总之，他们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为必须排斥的异物。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争论才暂时收敛，多项改革才得以展开。但由于受旧观念的影响，仍然把商品经济、市场关系局限在一般的劳动产品的范围内，而认为劳动力、土地、资金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和受市场规律支配，也就是说这些重要的资源的配置仍然是依靠行政性计划而不是依靠市场的力量。因此，改革还是浅层次的，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在“放权让利”、“承包经营”上徘徊，未能深入到较深的层次上去。
另一次是1989年之后，1990年至1991年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反对改革采取市场取向的僵化思想回潮，甚至要对十多年的改革进行全面批判，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说市场取向改革是走“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让市场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视乃至削弱和否定计划经济的重要作用，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认为改革开放中“遇事都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尽管邓小平在1990年再次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市场，但是那些人还是重弹“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的老调，断言改革的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是“改掉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以致在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和实际工作中引起很大的混乱。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亲自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再次强调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还说：“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经济资本计划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辨析；再理解
尽管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一再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不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同时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与政策主张却背道而驰。这不仅影响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对经济改革造成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在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种观点，纠正错误的理解和导向，正本清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指导下，恢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解。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不同理论阐释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个社会的，因而计划与市场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的。这种理论观点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一方面把我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旧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从而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即由产品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错误地改为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错误地将计划经济列为否定的对象，实质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或竭力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而主张搞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消灭公有制，实行私有制。该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具有私有制经济的排他、独占等性质，其所有者是一个抽象主体，产权是不确的。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只享有从经营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而不负有为自身错误决策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因而，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极易从个人角度出发作出各项决策，而不惜损害所在经济体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很难与之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条件无法满足，自然也无法达到所谓的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而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温床。私有制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独享性，一切行为以实现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的政策主张实质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现就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
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再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洛克和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与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这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最佳的可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因为，一方面，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情况下，个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调节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最有效率地满足各方面需求，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预行为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因而建议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主张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础。其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是：国民经济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实行最低程度的干预，取消国家计划机构，否定国家发展规划；在所有制结构上，取消国家所有制，实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参与私有化改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主张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和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可见，在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很明显，这套改革主张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应警惕这种观点的不良影响。
(四)以“现代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必考虑所有制问题。市场在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容就应包括：一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二是破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四是摒弃旧的干预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此，该观点认为，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实行股份制，使国家的作用从微观经济运行中逐渐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即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该观点提出摒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进而产生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一便是要素社会分配不公。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使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完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学术界出现了如各种“社会主义”的定义，主张将“公有制为主体”从社会主义定义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等于社会主义”、“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现象。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表象。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是一种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目标或判断国家经济运行水平的标准，但不能成为区别任何两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
纵观以上五种观点可发现，在经济理论史上，长期存在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的观点，这已成为一种教条。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表明：自私经济人是出发点，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教条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市场经济，在改革后期表现为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私有化，这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辨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进行再理解。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一直存在。实际上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商品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与阶段的不同。厉以宁曾说：“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样的。”第二，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育程度。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与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列宁根据这一原理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市场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市场经济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分工发展的推动下，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简单、低下，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复杂、全面，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才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生产形式，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计划经济是一种和无政府状态经济相对应的生产形式，政府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计划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代表的角色，监控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事先的计划对宏观市场和微观主体进行适当干预，维护国民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先天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从而有效保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平衡，避免生产过剩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最后，无论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经济资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优势与不足。对单纯的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主体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无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保证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为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对作为生产形式范畴的计划经济来说，一方面，它可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计划调节容易受到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利益创造者对个体利益的追求，需要复杂的组织体系推动，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将两者取优补短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优势更加明显、不足相对弱化的新的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计划以市场为基础，市场以计划为指导。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有序运行，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说市场排斥公有制经济，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事实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仍能发挥其高效率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对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两大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随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强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从实践上看，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也存在并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郎成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权结构做的研究表明，欧洲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欧洲5232家公司中，奥地利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瑞士国家持股7.59％。这充分说明国有经济完全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的阻碍因素。当然，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严重问题，必须改革。但同样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在于其长期处于我国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下所遗留下来的管理层面的问题。如，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导生产经营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机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运行方法和体制。而认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则是脱离了中国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照抄照搬。
总之，市场经济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新的发展，是加入政府干预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形成更加完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主导作用，国家通过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中的一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把市场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按照国民经济结构有计划地运行与发展，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自觉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组织生产。在计划市场机制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统一的、有机结合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盖全部市场范围，而非相互割裂。计划市场经济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固然没有什么“姓资”、“姓社”问题，但现实具体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历史上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运行的，它必然会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或社会性质来说，它是姓“社”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这两重性质。从一般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根据，是一种计划化了的现代市场经济。从特殊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计划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它是这三层含义的综合或统一。前二者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后者是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结合，组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把目标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出发，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途径。
(一)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
第一，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即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第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理顺产权关系，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形成产权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宏观调控决策、监督、评估体系；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手段，选择合适的中间目标，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积极引导我国企业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有限制发展的轨道。
(二)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
计划市场经济存在多种具体形式。探索实现计划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笔者提出一种基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企业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职工不拿固定工资和奖金，而是按事先确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净收入分成制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而且也必然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它能克服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必然形成荣辱与共的局面，能从微观上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滞涨”问题。
经济资本计划篇5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市场经济体制
（一）市场经济体制
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基本手段，是高度发达的、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大商品经济，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系统开放化。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只能作为经济运行的调节者，对经济运行所起的作用只是宏观调控。
（二）计划市场经济体制
是在完善民主法治改造公有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体制。它的内容，就是展开以改革了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权利体系，在民主法治的保证下，体现并作用于总体经济生活。
（三）比较分析
1.制度层面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以私有资本制度即资本雇佣劳动制为基础，是私有制发展的阶段性经济体制。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改革的阶段性经济体制。
2.主客体层面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前者虽强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总体干预和调控，但并未改变制度的性质，资本仍是经济的主体，人仍从属于资本，是资本增值的手段。后者强化并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使货币成为人的劳动的价值表现，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为根本。
3.法制层面
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也强调法制建设，但其法制是资本为主的，是资本经济的一种方式，力求保证资本增值与发展秩序的法制化。计划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民主法制，其目的是保证劳动者的权利与利益，并促使经济社会活动在良好的秩序中运行。
二、市场经济所付出的代价
（一）通货膨胀与贫富差距拉大
1.通货膨胀
2010年初以来，居民消费指数价格连创新高，生活必需品价格足月攀升，相关调控措施密集出台。当欧美国家还在为通货紧缩，消费低迷而苦恼时，中国已蒙上了通货膨胀的阴影，内有多年货币超发压力的滔天巨浪，外有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和游资热钱的推波助澜，多种力量叠加共振之下，通胀问题已渐渐显露。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政府却不断地放权，参与经济的活动逐渐减少，控制经济的能力也逐渐减弱。这种情况遭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质疑：在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中，是否能有效地预见到通货膨胀的来临，并在一个短时期内就能实际控制住物价的上涨。
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未爆发经济危机之前，商品的供应是不会过度积压的，因为卖方在不断刺激商品的消费，开拓消费的广度与深度。如果当消费刺激也不起效，商品严重积压之时，已经意味着经济危机来临了。那么在大量商品积压的同时，人们收入减少，只有削减消费，甚至是削减生活必需品的范围，转而维持最低的生存需要。但是，毕竟经过长时间财富的积累，社会的货币供应仍然是过量，而社会需求更集中在基本生存用品，由此导致基本生存用品的价格暴涨，进而引发通货膨胀。
2.贫富差距拉大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结果应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实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结果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根据2010年1月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实际上这种收入差距还要更大。对于收入分配差距而言，人们抱怨的是由于政策和制度的缺失所导致的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即每一个人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平等、竞争环境不平等，尤其是受教育的机会和参加就业的机会不平等。消除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涉及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切身利益，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社会管理机构无法有效控制社会积累与社会分配的平衡，是以社会财富无节制地转化为社会投资，从而导致社会投资的产出缺少内部消费市场的支撑，只得拼命去争夺越来越有限的海外市场，继而使整体经济置于日益危险的境地。转贴于
（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1.国有企业改革遭遇市场化瓶颈
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多年来，企业运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商业化。但是，国有企业能否真正与市场经济相容，不但取决于企业运营的商业化，更取决于企业治理机制的商业化。如果不能实现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商业化，它们终究不能与市场经济相容，也就是说，即使物质资源实现了市场化配置，但人力资源特别是受托层和管理层仍然不能依照商业法律、商业规则和完备市场实现市场化配置，它们终究不能真正成为市场化的企业，它们在效率导向的市场体制中劣汰优胜和存活发展就会遇到困难。
2.民营企业利益优先
大部分施行市场经济的民营企业都追求个人利益和企业利润，获得利益最大化，对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意识逐渐淡化。这使得民营企业主使用各种方式减少职工人数，加大现有职工的工作量，并压低他们的工资，对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压力。
3.社会逐步失去主动调整地区部门行业平衡的能力
市场经济体制使得社会公有经济占比日益降低，进而使得社会逐步失去调整地区部门行业平衡的能力。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投资行为又在不停地破坏这种平衡，公有经济的这种主动调整演变成低效投资。大型民营与外资资本享有足够的话语权，使公有经济部门没有能力对它作宏观调整，而中小民营资本的分散化与浩如云烟，也使政府没有精力对它进行严厉管制并调整。
三、计划市场经济体制才是符合中国特色的最佳选择
（一）“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
“计划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的关键就在于对初级公有制的改革，在于中国的经济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现在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依然是国有企业，它的权利体系与经营管理，是不能脱离计划的，计划因公有制为主体而成为经济体制的主要性质。但改革后的公有制不再保留统治体制，而且越来越开放的对外经济交往，又要求在经济体制上表现出市场性。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市场经济体制。
（二）基本市场与非基本市场
具体来说，一般可以把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分成两个市场：基本市场和非基本市场。基本市场由基本生活用品构成，其他商品构成非基本市场。
在基本市场中，有老百姓吃穿住行所需要的商品，如粮食、布匹等商品，还可以包括经济适用房、基本医疗、公共教育等等。对于基本市场，政府是有计划的，对其中商品的价格是有控制的。无论经济如何波动，基本市场都是相对稳定的，老百姓的生活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对于基本市场中的许多商品，政府都会在好年景中储备一些，这样即使在经济出现波动时，由于基本市场是相对稳定的，整个经济就不会出现大的起伏。
对于非基本市场，则在很大程度上依照市场规律运作。基本市场和非基本市场的商品是可以同时销售的，例如：市场上可以出售不同价格的食用油，其中至少有一种是低价的，属于基本市场的商品。石油价格上涨了，政府要号召节能和发展新技术，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控制能源消耗，同时采取灵活的宏观调控政策等。当然，政府也要有长期储备石油的计划，并投资建立石油或新能源的开发和生产基地。同时，要保证基本市场不受影响，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可见，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中有自由竞争、宏观调控、计划等成分，比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体制更加丰富和完善，更加有利于民生，更加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几点建议
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对基本市场实行计划和调控，对于非基本市场实行自由竞争和调控，形成了既有计划又有市场的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但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政府是通过市场手段达到计划的。对于不能达到计划指标的商品，政府可以提高收购价格。必要时，政府可投资，建设紧缺商品的生产基地。可以考虑用社会招聘和推荐方法，成立董事会，指导紧缺商品的生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可以是计划生产的组成部分。第二，在基本市场中，商品价格也不是不变的，但上涨幅度受到控制，比如，规定每年上涨幅度不超过2%。小幅价格上涨也会对市场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要防止价格大幅度快速上涨。第三，要有辩证的想法，既要市场化，公平竞争，也要有计划性，合理布局。在市场中，有计划，在计划中，有市场。计划导引市场，市场制约计划，关键是为人民服务，利用市场规律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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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汤闯新.美国的秘密:新自由市场主义兴盛与崩溃[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16-18.
[3]林珏主.美国市场经济体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56-57.
经济资本计划篇6
关键词：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
随着企业经营管理规模逐步扩大，企业经济管理体系逐步实现完善，企业经济管理系统下对会计职能精细化分，明确会计管理职责，降低企业经济管理风险，保障企业发展经济效益，推进我国经济平稳发展。
一、基础概念概述
（一）管理会计
管理会计是应用对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经济换分管理的重要管理部分，管理会计的主要宗旨是提供企业经济效益，实现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能够形成良好的经济运行循环体系。管理会计又称为内部报告会计，能够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提供准确的分析数据，是企业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战略发展目标的重要经济管理途径。
（二）成本会计
成本会计是一种新型会计理论，成本会计是基于商品经济公平交易的条件下，对企业产品济生产、运输、销售中产生的成本进行评估预算。成本会计能够对市场经济灵活运行的规律进行把握，把握市场经营管理成本动向，实现经济成本投资合理规划，企业生产成本投资风险。
（三）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是企业运行中与一切经营财务交易管理。即会计账目整合后的一种综合性经济管理手段，包括企业财务账目管理、利润划分管理等多重组成部分，财务管理从企业经济管理的整体入手，注重把握企业经营管理的总体动向，形成系统的财务运行管理思路，为企业经济运行管理提供科学的划分依据。
二、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之间的关联
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都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组成部分。三者之间积存在关联，又存在差异。首先，管理会计主要针对企业中各个部门内部的经济运行制定数据管理，注重企业经济管理中的部分，管理内容和管理数据核算精细化程度相对较高；成本会计是从企业整体经济运行管理入手，侧任重与对企业生产成本投资的管理，其中涉及到企业各个部门的成本管理部分，同时对企业投资风险进行评估预测；财务管理是对从企业财务管理的整体入手，在企业经济支出、账目核算数据的基础上，将企业经济管理实施系统划分，注重分析和把握经济投资管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其次，管理会计的管理内容精确化程度较高，实施部分经济投资方式设定中需要依据成本会计分析数据评估经济投资方案，同时也需要依据财务管理的规划发展趋向，确定企业各部分的生产运行方案。成本会计的制定受到企业财务管理整体经营管理和各部分设定的经济管理目标影响，企业成本会计只有明确整体性规划动向，才能够对企业经济投资风险合理评估。财务管理的实施是基于管理会计、成本会计等多方面会计管理数据上开展的，是企业制定财务管理计划，实施企业财务管理体系划分的重要依据，一旦企业某一会计管理的小部分出现数据管理问题，都会影响企业财务管理的规划的确定和实施。由此可见，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各司其职，企业为了进一步拓展市场，增加经济收益，必须合理把握企业经济管理中各个部分，实现企业经济发展运行良性循环发展。
三、实现会计管理优化措施
（一）依据会计职能做好经济核算与经济支出控制
会计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部分。为了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平稳增长，需要做好经济核算与经济支出控制。管理会计和成本会计进行经营资金管理控制是对部分内部经济投资支出和汇入的数据实施科学核算，提高账目数据管理的准确性，实现财务管理体系科学性分析。例如：企业经济管理人员和管理部门将数据核算进行周清数据总结，将每个大数据划分为不同层次的小部分，设定经济核算支出管理目标，提高企业内部数据应用管理的准确性，充分发挥会计数据监督管理职能，做好企业经济运行控制。
（二）实现会计管理三部分之间的层次性管理
实施会计管理三部分之间的层次性管理，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经济平稳运行，逐步形成财务管理、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的层次性划分：管理会计应用内部管理数据为成本会计经济提供成本运算依据，压缩企业投资成本，为企业财务管理提供规划管理数据。同时，企业依据财务管理制定的管理曾略，形成内部账目投资目标。成本目标等子目标，在企业内部形成良好经济管理体系。例如：某企业为了实现企业经济细致化管理，实施企业经济细致划分，形成了完善的企业经济管理系统，降低企业经济投资运行风险，促进企业发展。
（三）做好会计管理的经济风险分析
为了实现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形成系统的会计管理体制。一方面，做好企业经济数据应用管理的风险评估，完善企业内部会计数据应用检测管理体系，提高数据分析、引用的准确性。例如：某企业中对会计数据管理实施人工检验为主，计算机网络系统检验为主的数据监测管理制度，保障该企业会计数据应用的准确性，降低企业财务投资运行的风险性；另一方面，形成配套的会计人员应用管理制度体系，设定不同层次的会计管理目标，明确企业内部管理责任，实现企业人力资源应用管理系统的逐步完善与创新应用。
四、结束语
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都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组成部分。分别从不同方面对企业经济运行提供经济保障，实现了企业经营经营管理水平和管理计划能够顺利实施，挖掘潜在市场，为企业发展提供低风险经济投资运行管理管理策略，推进国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朝曦.财务管理、管理会计、成本会计交叉关系研究[J].财会研究，2015，（3）
[2]郭晓玲.对财务管理、管理会计、成本会计学科内容交叉问题的探讨[J].财会月刊，2015，（3）
[3]牛彦秀.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内容交叉问题的探讨[J].会计研究，2012，（6）
[4]杨忠智.试析财务管理、管理会计与成本会计课程体系的整合[J].财会月刊，2013，（4）
经济资本计划篇7
关键词:现代化；城市规划；管理；影响
1正确认识城市规划与现代化城市规划管理
1.1城市规划基本概念及所面临的新挑战
城市规划的基本概念是“城市规划是对一定时期内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具体安排和实施管理。”城市规划是政府职能，是综合性、政策性很强的政府职能。城市规划是一门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的学科。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和延伸”。因此，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的调控主要采取的是一种机械的目标管理和计划控制的方式。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城市建设也逐步由以前的政府投资行为，转变为市场调节为主的多元投资行为。城市的开发建设表现为多种经济法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或者是经济法人与公众利益的关系。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市规划体制无论在自身机构、管理机制、还是规划方法等方面都难以适应这种新的经济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是传统的城市规划对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价值认识不足，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城市建设资金短缺；二是传统的规划管理强调的是计划性和强制性，若严格按照城市规划进行管理，则投资商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容易影响投资商的积极性，若规划执法不严又容易产生各种腐败现象；三是城市规划代表的是城市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目前我们低规格的城市规划管理机构(有的城市还没有独立的城市规划管理机构)，难以承担起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和协调经济法人与公众利益关系的职能；四是传统的城市规划是以土地利用控制为核心的一种静态的物质规划，规划缺乏实施可行性论证和评估，造成了规划的目标过于僵化，实施中缺乏可操作性，难以适应干变万化的市场，从而造成大面积的违法建设；五是传统城市规划关注的是既定规划蓝图的实现，而忽视了城市规划对城市土地开发过程的调控功能，容易引起土地的投机活动；六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商对经济效益过度追求往往会侵害公众的利益，造成土地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而作为城市整体利益的代表，城市规划部门难以对这类行为进行有效的干预和调控，使得公众利益受到损害，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得不到有效保障；等等。归结起来就是，我们传统的城市规划管理机制还难以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多种经济法人之间以及多种经济法人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1.2提高现代城市规划管理的认识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极大地推动区域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国际来看，伴随城市化的发展，西方国家各主要大城市都出现过交通阻塞、环境污染等为特征的“城市病”；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也曾重蹈其辙。为解决这些问题，世界许多国家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综合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前，世界许多国家对解决城市管理的问题取得了共识，就是要从先发展、再治理的传统发展观转向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现展观。国外在城市管理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城市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具有多功能、多层次、高度综合的性质。因此，城市管理必须采用系统方法，从全局、整体的高度来处理和解决局部、个别、具体的问题，使各种要素得到合理配置和系统的整体优化，从总体上处于最佳运行状态。这样，城市就能够充分发挥其整体功能和作用。同时，现代城市管理的目的是要保证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为市民提供舒适、和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1.3城市规划管理对投资环境的影响
城市规划管理因其工作的综合性、复杂性、系统性、周期性、对投资环境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引导城市规划管理对投资引导通常通过公共政策制定、规划的编制和规划信息的管理来实现。通过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对城市的自然资源进行配置，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提出要求，对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作出安排、对城市功能进行布局、对城市土地的开发方式(序列、时间、开发强度等)作出规定。
（2）调控城市规划管理是政府对经济实行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一方面，城市规划管理可以协调不同利益主体(如政府与投资者、投资者与投资者、投资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城市规划管理可以控制投资开发火向、结构、空间、速度、节奏，它对投资的调控主要是通过规划编制、规划政策和规划项目的审批来实现。例如、以商住楼为主体的房地产投资过猛时，可以通过严格限制其它用地性质改为商住楼用地性质、严格控制商住楼用地的开发强度、严格要求商住楼规划设计质量、严格履行审批程序等措施对其抑制。
（3）规范投资行为是一个市场行为，而没有规范的市场行为只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和投资的失败。规范的市场才能使投资者(尤其是中长期投资者、境外投资者)有安全感。城市规划管理对投资行为的规范作用是通过规划编制管理、规划审批管理和规划考察管理来实现的，它告诉投资者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如果投资者犯规，则将受到纠正。
（4）保障投资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来自许多方面，其中一个风险来源于他人对投资者利益的侵犯和损害。城市规划管理对投资者合法利益的保障作用通过规划审批管理和规划监察管理来实现。例如，当投资者已获得某一块土地开发的合法权力时，他人在该块土地上违法进行建设，导致投资者在资金、机会、土地等方面的损失，这时对违法建设的查处就是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和对违法者的惩罚。
2创新现代化城市规划管理操作体系
在现代化城市规划管理上，应始终坚持“三关一跟踪”，对规划建设项目进行严格管理，有效地制止了违反规划进行建设的现象，确保规划管理工作落实到位。
2.1严格把好规划选址关
“一书两证”中选址意见书的发放是基本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的第一关，处于立项之前，也是最难的、在整个规划管理最具决定性的一关。当建设单位提交建设项目选址申请时，首先应审核该项目是否符合城市总体规划、项目的可行性如何、与政府的政策是否基本一致这三个基本条件，再去现场踏看，检查申报内容与现场是否一致，项目占地周边的情况是否适宜，用地范围和建筑体量以及附属配套设施如何安排管线的走向如何考虑，建设项目与道路红线距离等基本情况，然后作出是否同意这个项目选址的决定。
2.2认真把好规划设计关
规划设计是实施城市总体规划在建设方案中的具体体现。因此在管理实践中十分重视把好规划设计关，主要要抓好以下3个方面：
（1）抓好设计单位的资质审定。对每一个基本建设项目，都强调要由有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来设计。
（2）抓好设计单位的市场选择。引进竞争机制，逐步放开规划设计市场，鼓励引进高资质、高等级规划设计单位参与基本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
（3）抓好方案的审核和确定。审核一般项目的设计方案，主要审核规划设计总平面图和建筑方案设计图，特别是影响主干道城市景观的项目不管大小都要严肃认真地把关，确保了城市主干道规划设计格调的一致性。
2.3认真把好规划评审关
在规划管理中，对重大基本建设项目和成片建设项目都按照技术规范组织严格的规划设计方案评审，确保城市总体规划的基本要求能在规划设计方案中真正得到落实，如住宅小区项目、公共绿地项目以及主干道街景项目，在规划设计完成后都组织专家和相关单位进行认真严格的评审，并提出评审修改意见，使这些项目的规划设计按照详规的要求，更趋于完善。
2.4切实抓好规划实施的跟踪管理
在规划设计方案确定后，为使方案中的各项内容真正落实到位，切实抓好了方案实施的跟踪管理，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1）抓规划沿线。在施工前，首先检查项目建筑施工的定桩放线，使其和规划设计方案中的建筑红线相一致。
（2）抓材料关。对建设项目所运用的材料特别是影响项目景观效果的建筑材料包括、墙砖、外墙涂料、路灯以及墙面色彩配置、绿化的布局等都给予指导和把关，以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
（3）实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正副本制度。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如发现少数建设单位在办完“一书两证”后，违背规划设计要求，擅自改变建设项目的规划用途或扩大建筑面积等问题，对此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发放可实行正副本制度，即在建设项目开工前先审核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副本，这个副本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与正本同样具有法律效率。不同的是副本不能作为建设项目房屋产权登记的依据，建设单位必须在项目竣工后，经规划验收合格方可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本从而有效地制止了建设过程中的违规行为，确保了规划设计方案的顺利实施。
（4）抓工程竣工测量。为及时掌握规划区域建设项目的变化情况，同时又能及时地督察建设项目完工时是否按规划设计方案施工，在建设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前，组织力量对建筑物体量、平面位置等方面进行测定，为规划验收、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本准备基础资料。
（5）抓规划验收。即在建设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后，由建设单位提出申请，以规划设计图为依据，对项目的主体建筑、园林绿化、道路路灯、管理用户等附属配套设施和环境建设进行系统的规划验收。验收合格的，方可换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本。反之，根据验收中提出的意见，限期整改。从而实现了对规划实施全过程跟踪管理的目的。
经济资本计划篇8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审计工作；全面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稳定性提升，社会经济资源管理结构逐步完善，审计工作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部分，在社会经济综合管理，经济资源分配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中逐步实现生态化、绿色化发展理念，逐步引导社会审计工作的开展就有科学发展，发挥审计经济规划管理的实际管理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审计工作开展的作用
审计工作是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管理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审计工作开展的科学规划，科学分配，有助于大大提升现代资源的综合率。其一，审计工作开展，实现了我国基本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得到稳固，优化现代经济整体发展的分布格局，例如：企业通过内部审计，到达企业发展内部资金均衡分配，国家通过审计对社会发展各个部分的经济实行综合性规划与科学管理[1]；其二，审计工作的也是调节社会经济资源综合分配，与我国基本分配制度相互协调，实现社会经济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为社会整体经济的规划落实提供了经济规划发展的新空间；其三，审计工作科学管理，协调运行，是现代资源整体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与发展的必然性趋势，保障国家经济综合分配中经济资源综合规划的结构发展整体与部分相互协调，稳定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资源的综合分配与科学化管理。
二、基于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下推动审计工作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发发展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综合发展布局，基于这一发展理念，实施现代社会审计工作开展综合改革，逐步引导现代社会审计开展实现生态化、绿色化开展，侧重审计管理内部结构的优化分配，提升现代经济发展规划的新格局，落实社会整体经济逐步实现优化拓展与全面性完善。
（一）审计工作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科学发展观的经济规划，为现代社会的整经济规划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指导理念，基于这一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我国审计工作的开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例如：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必须把握好企业经济运行实际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相互协调，为我国国家审计的开展，积极做好国家审计管理在你社会经济整体资源分配控制中发挥的作用，并逐步拓展现代经济规划格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资源结构发展之间的关系，发挥审计工作在社会发展中科学协调的经济发展的引导规划作用，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审计工作中开展的必然要求。
（二）审计工作管理制度优化
社会审计工作的开展，是均衡我国社会经济资源协调发展的必然发管理渠道，基于可续发展观的引导，促进现代社会审计工作的开展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社会审计工作开展灵活性发展，在社会经济资源综合调节中发挥作用，实现审计工作的管理制度的逐步优化。一方面，社会设计工作管理制度必须坚持经济审计管理数据准确，审计信息真实性，审计管理制度的优化中加强对审计管理的必然性发展结构的需求。例如：国家审计信息的管理采取审计部分信息公开化，发挥人群众对社会经济发展管理的监督作用，充分实现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审计管理制度的灵活性实施；另一方面，社会审计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与优化应当实施奖罚参半的审计管理理念，不断完善社会审计工作管理制度中存在不合理的管理部分，从而充分发挥审计管理制度的辅助作用[3]，同时加强审计管理制度的设施与审计人员的管理相互适应，例如：我国大部分审计工作的人员管理采取绩效管管理，依据下审计人员的工作情况，给予审计工作人员合理的薪资福利待遇，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体现。
（三）审计工作资源规划科学发展
审计工作实施科学性规划，坚持审计工作资源规划的科学性发展下，合理分配社会审计管理中经济整体运行，社会经济收益，经济支出规划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整体运行情况，逐步推进社会经济资源综合拓展与应用的资源规划发展结构优势，实现社会审计工作开展的持续、可循环性发展。例如：国家审计工作的开展需要依据国家整体经济规划，经济预算以及国家GDp的平均值等数据进行全面性数据分配格局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发挥审计在社会经济整体规划发展中的引导作用。
（四）审计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审计的整体运行发展必须具有完善的社会经济管理制度作为主要的管理依旧。我国社会经济管理法律结构随着审计的整体发展进一步完善，例如：《经济法》、《会计法》等多方面法律制度逐步健全，引导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下推动审计工作的全面发展。
三、结论
审计工作的科学性开展，是社会经济资源综合管理和优化分配的重要渠道，结合审计工作开展的社会作用分析，对基于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下推动审计工作的全面发展，实施综合性研究，为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提供完善的经济规划。
参考文献：
[1]张永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开创审计工作新局面[J].审计月刊,2008,03:4-7.
[2]刘家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J].审计研究,2008,03:3-9.
[3]本报记者顾瑜杰胡俊刚.审计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科学的审计理念[n].中国审计报,2008-04-07001.
经济资本计划篇9
摘要：经济效益审计作为一种更高层次的审计活动，面临着诸多难点，其中就存在指标操作难度大、评价标准模糊的问题。为避免这一难题，本文拟就企业经济效益审计的考核指标应具有的一般特征作归纳，并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在考核指标体系设置上的一些观点。
关键词：经济效益审计；指标体系；评价标准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5-0194-02
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审计是企业内部独立的审计机构或审计人员，以谋求提高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利用专门的审计方法，依据一定的审计标准，就被审计单位的业务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进行审查，收集和整理有关审计证据，以判断经营管理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评价经济效益的开发和利用途径及其实现程度的审计活动。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和揭示经营管理中影响经济效益的问题，帮助企业挖掘经济效益潜力，提出管理和改进措施，以促进被审计单位加强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国有企业进行经济效益审计一是把握企业自身特点，开展以减少损失浪费为目标的效益审计；二是围绕生产经营中心薄弱环节，以挖潜增效为目标开展效益审计；第三要针对内部控制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健全制度、堵塞漏洞为目标开展效益审计，切实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服务。从开展经济效益审计时点看，应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事前，主要审查计划、预算及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等，对未来的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评价，促使未来的经济活动方案更加合理，更加可行，更为有效；二是事中，通过把经济业务的实施情况与事前的计划和预算进行分析比较，从中找出差距和存在的问题，督促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修正计划、预算，使之更符合客观实际；三是事后，对已完成经济活动的经济性、效益性和效果性进行评价，以进一步寻求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
1国有企业开展经济效益审计的主要内容
国有企业内部开展经济效益审计的对象主要是被审计单位有关的经营方针和管理决策，它包括对管理控制系统是否存在，是否合规和是否恰当；决策过程是否存在，是否合规和是否与本单位目标的实现有关；管理人员素质及管理质量等进行评价。审计过程中应坚持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相结合、长远效益与近期效益相结合、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相结合、技术先进性与经济合理性相结合、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等原则，根据审计对象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投入产出法、预测法、查询测试法、对比分析法、量本利分析法、因素分析法等方法，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效益审计，其主要内容有：
1.1生产经营决策、计划审计
（1）对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程序、方法、结果以及生产经营目标和方案进行审计，评价生产经营决策是否适应市场经营变化的要求；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务等资源的利用是否达到最佳化；
（2）审查生产经营计划、利税计划目标、产品成本目标、各种经营包干指标和产品质量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的制定，是否先进可行，是否符合企业发展的总目标；
（3）审查、分析和评价生产经营计划的合理性、先进性，计划编制是否有科学的程序，内容是否全面，指标与指标之间、产供销之间是否综合平衡；
（4）分析、评价企业的计划完成情况。
1.2固定资产投资决策和投资效益审计
通过对投资项目可行性的评审，项目投产及资金收回效益的评价，促进投资效益的优化。
（1）参与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评估；参与投资项目方案的选定工作，做到事前审计监督；
（2）对投资项目的工程概算、预算及决算情况进行审计；
（3）对已投产项目的投资回收情况、达到设计能力情况进行审计，评价投资项目的效益、工艺技术的合理性及先进性。
1.3生产组织优化的效益审计
（1）审查企业是否合理组织生产，对资源及产品结构是否做到优化，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最佳的经济效益；
（2）审查主要生产装置的利用率及装置达标情况；
（3）审查、分析、评价生产任务的安排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制定了合理的生产方案和消耗定额；审查综合商品率、生产装置率、能耗、主要原料单耗、产成品的合格率、优级品率、废品率，“三废”治理率和综合利用率等技术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
（4）审查技术标准的合理性与效益性；分析评价生产技术和工艺管理的先进性和合理性；质量管理和质量保征体系的完整性、效果性；
（5）综合分析、评价企业的主要生产装置（设备）与全系统在生产能力、效率、产品品种和质量、动力、原材料及辅助材料、“三废”治理、利用等方面的配套情况；找出制约企业提高生产能力、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及节能降耗的薄弱环节，提出挖潜增效，增收节支的途径和措施。
1.4科研开发及应用的效益审计
（1）审查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和新市场开拓计划，是否与企业的长期或近期的生产经营计划相适应；
（2）审查企业对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情况，并评价其可行性和效益性；
（3）审查对科研开发资金的应用方向及其配置的合理性，是否有利于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1.5物资管理的效益审计
（1）审查依据生产建设计划和消耗定额而编制的采购计划的合理性及批量进货的经济性；
（2）审查采购物资的品种、质量、价格、数量以及进货渠道，评价物资采购成本，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3）审查物资的管理、验收、入库、出库、发放、使用手续是否健全，管理是否严格，是否做到物尽其用。
（4）审查物资储备是否实行了定额管理，制定的定额是否合理，有无超储积压情况，分析造成超储积压的原因；
（5）物资报废及损失是否按规定管理，查清报废及损失的原因；废旧超储积压情况，分析造成超储积压的原因；
1.6成本费用管理的效益审计
（1）审查成本费用支出情况，分析评价成本费用升降原因，寻找降低成本费用途径；
（2）审查成本中各要素所占的比重及变动情况，分析产量、品种、质量、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对其变动的影响并找出原因；
（3）审查单位产品成本是否合理，将本期单位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目标成本、上期实际成本比较，是否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找出产生差异的原因；
（4）评价成本控制，是否有切实有效的管理办法。
1.7利税目标审计
（1）汇集、审查、分析当期生产经营和财务成本报表资料；
（2）从产品结构、产量、效率、质量、成本、销售实现等方面对当期利税实现进行评价分析；
（3）结合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预测结果，分析、评价生产计划和生产方案的合理性、效益性及影响实现企业利税目标增减的因素，提出挖潜增效的措施，预测全年可能实现的利税目标；
（4）对实现利税的滚动性预测，对确保利税的生产经营方案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分析。
1.8资金利用效果审计
（1）审查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销售利税率、资本金利润率等指标，分析评价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
（2）审查各项流动资金占用情况，分析流动资金占用的合理性，评价流动资金使用效果。
1.9销售经济效益的审计
（1）审查、分析销售数量、价格、税金、成本费用和品种结构等因素变动情况对销售利润增减的影响；
（2）审查企业是否对市场进行了调查、开拓，产品是否适销对路，是否根据市场变化及时采取相应对策，对新产品新市场的发展前景是否进行了预测；
（3）审查销售合同的履行情况，分析违约原因及造成的损失；
（4）审查销售计划、商品流转计划执行情况，分析库存商品的合理性。
1.10经济合同的效益审计
（1）审查经济合同是否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计划的要求，是否贯彻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
（2）审查经济合同签约方的法人资格及授权权限、资信、经营范围及履约能力；
（3）审查经济合同的经济、技术上的效益性和可行性；
（4）审查经济合同履行情况及其执行结果；
（5）审查经济合同管理制度的健全性、有效性。
1.11长期投资效益审计
（1）审查投资项目经济、技术上的可行性及操作程序是否规范和手续是否健全；
（2）审查投资各方投入资金的及时性、真实性、合法性；
（3）审查投资企业的资产使用，经济效益及利润分配情况，财务收支是否合规合法；
（4）评价投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监督和检查投资企业中止或终结时的财产清理及分配情况；
（5）审查股票、债券的真实性、合法性、可靠性及效益性。
1.12外委外协项目的效益审计
（1）外委外协项目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有效，企业的现有人力、物力是否得到充分利用，产品、设备、技术的优势是否得到充分的发挥；
（2）对需要外委外协的项目是否贯彻价格优先、质量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
（3）审查外委外协项目有无检查和验收制度，并评价其执行情况；
（4）审查外委外协项目预决算的合法性、合理性，有无高估冒算、多报工作量、重复取费等情况。
2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审计的评价指标
经济效益审计评价的主要参考标准有：
（1）国家的政策法规及颁布的有关技术经济标准；
（2）控股公司或上级部门下达的技术经济指标和本企业（含股份制企业）的经营方针、生产经营计划、规章制度和控制制度；
（3）合同协议或承包经营责任状规定的有关条款；
（4）本单位同期和历史先进水平；
（5）国际、国内同行业的先进水平；
（6）投资项目技术经济指标的预定值。
笔者认为，经济效益审计评价指标应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1）财务方面，一般涉及获利能力如利润、资本回报率、经济增加值；替代性财务目标包括销售额、现金流量等。
（2）客户方面，一般包括客户满意程度，原有客户的稳定程度，新客户的加入，在目标市场的市场份额等。
（3）过程程序方面的评价指标，如投标成功率，安全指标，项目绩效指标，项目完成指标等。
（4）学习成长方面的指标，如反映企业管理水平和能力的指标，提供新服务、新产品收入在销售收入中的比重，员工合理化建议的数量，员工对企业发展战略的认同度等。
总之，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审计是深化企业审计的重要举措和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重要依据，通过对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三个方面进行测试，进行定量考核，全面评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深入剖析重点环节与问题，充分揭示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深层次问题和原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发挥内部审计职能作用。
参考文献
［1］高岩芳.企业经济效益审计［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经济资本计划篇10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摸索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符合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1.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初步思考。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可否认，它曾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已凸显出来，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因此，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提出伊始，主要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只作为辅助调节的手段。但这已实现了由排斥市场到接受市场的伟大突破。邓小平在1979年11月在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可以结合市场。”1980年，邓小平又强调：“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都再次重申了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虽然这一时期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但市场经济的作用已初露端倪。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982年十二大已经再次强调了市场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搞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一直在进行理论上的思考。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明确指出了“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应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又再次明确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再以计划为主。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从1987年10月的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这一阶段是集十四年改革开放之大成，终于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思想束缚，最终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三大过后，经济理论界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上已向市场倾斜。但1984—1988年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出现了物价上涨、宏观调控失灵等诸多问题，加之1989年，社会主义国家动荡不安，1991年苏联解体等问题。中国理论界出现了否定市场经济的趋势。邓小平以革命家的气概坚定了不是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信念。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经济都只是手段。”这就对市场经济的争论作出了彻底的总结。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基础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到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争论和摸索的过程。但最终到得以确立在于它的科学性和充分的现实基础。
1.计划经济体制种种弊端阻碍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国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工业化也处在比较落后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便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加速经济增长和提高工业化程度，缩短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经济目标比较单纯，人们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热情比较高涨的情况下，这种经济体制曾为经济的发展和新生社会主义的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结构的增加，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这种体制的种种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其一是这种体制信息的不完全。其二是对劳动者的激励不足。导致国家不能做出及时和正确的决策和工人建设热情退减、生产积极性不高。因此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2.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的要求。邓小平在分析中国现处阶段时指出，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理论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属于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还不符合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所描绘的那种水平。因此，实现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现代化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党在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也客观上要求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发挥。通过平等的竞争机制提高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完成中国经济的原始积累，为实现中国真正意义上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条件。
3.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要求。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自计划经济体制弊端逐渐凸显，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的研究，都证明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优越性。市场经济克服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它不是由中央机关统一搜集、传输和整理信息，统一发放生产指标，而是市场上分布的各个企业对市场上供求的变化及价格的变化作出及时的反应，有选择地吸收和处理信息。这就大大提高了各个企业的积极性和为最大程度上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空间和环境。同时也会很大程度上减少因信息不完全造成的资源浪费。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