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土地征收赔偿规定篇1
摘要土地征收侵权责任的请求权主体包括被征地的农民集体、农民个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征收侵权的过程中，农民集体基于其享有的土地所有权受到侵害而享有请求权，农民个人基于其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享有请求权。
关键词土地征收侵权责任
土地征收侵权责任是征收权人（国家）不法行使征收权侵害征收相对人（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权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本文对其法律特征做一简单探讨。
一、土地征收侵权责任是一种混合责任
行政侵权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是一个行政法学的概念。行政侵权责任即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由于违法行使行政职权，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此必须依法承担的法律责任。行政侵权责任根据行政侵权行为的内容可分为主要证据不足的责任、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责任、程序违法责任、超越的责任。在超出“公共利益”目的和未遵循“法定程序”的土地征收中引起争议，并侵害被征土地的原所有权人和其他权利人的利益的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此时作为侵权人的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承担的是行政侵权责任，属于行政主体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具体包括无效、撤销、补正和赔偿等多种形式。而在未给予“合理补偿”的土地征收中，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之间是基于补偿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是民法上的平等关系。此时，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侵犯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的利益的职务行为，属于民法上的职务侵权，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此条款与《国家赔偿法》第2条的规定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区别在于：其一，《国家赔偿法》强调“违法行使职权”，而《民法通则》仅规定以“执行职务”为要件，而不关注该执行职务的行为是“违法行使职权”还是“合法行使职权”；其二，《国家赔偿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是介于行政法和民法之间的边缘性法律，它调整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行政职权或者司法职权等公法性权力，给当事人造成损害。而当国家机关以民事主体身份行为时，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造成的法律后果，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承担民法上的法律责任。
二、土地征收侵权责任的责任主体是国家
征收权只能由国家来行使（在我国审批是由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行使，补偿执行则是由市、县人民政府行使）国家应该为其致害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承担责任。因此，土地征收侵权责任应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即根据国家责任原则，对于一切行政侵权行为，无论是行政机关的行为，还是公务员个人的行为，都一律由国家对受害人承担责任二行政追偿，指国家在向行政赔偿请求人支付赔偿费用之后，依法责令具有重大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全部费用的法律制度。在超出“公共利益”范畴和未遵循“法定程序”的土地征收中，各级人民政府支付赔偿费用以后，可以在查明被追偿人的过错、听取被追偿人的意见和申辩的基础之上，决定追偿的金额并执行追偿决定。而在未给予合理补偿的土地征收中，根据职务侵权的民事责任承担理论，从责任主体上看，也可以分为对内责任和对外责任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外责任，即由谁来直接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对于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其一：组织与行为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共同的义务主体。其二义务主体只能是组织，组织是实体法上的当事人即加害人和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即被告。笔者认为，根据法人侵权理论或者雇主责任理论，一般情况下，在发生职务侵权行为后，应当由组织承担行为的后果。此外，按照我国有关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除了公司法上为平衡权力扩张而对董事职务行为的特殊规定以外，绝大多数职务侵权行为形成的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受害人都应向组织请求承担职务侵权行为责任。且无论是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征收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还是从实践操作统一便利的角度考虑，都应该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来承担外部赔偿责任。另一方面，一般情况下，在职务侵权行为中，行为的法律后果完全由组织承担，行为人不须承担该行为的民事责任，不会产生职务侵权行为之对内责任，但是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工作人员可以追偿。
三、土地征收侵权责任的请求权主体包括被征地的农民集体、农民个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在土地征收侵权的过程中，农民集体基于其享有的土地所有权受到侵害而享有请求权，农民个人基于其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享有请求权。有学者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才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此观点目前没有法律的依据。新《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己经分别属于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己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同时《宪法》第9条和第10条、《民法通则》第74条第2款和《农业法》第11条的规定，清晰地显示，现行法将集体土地所有权规定为农民集体所有，而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法律只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土地的职能。除此之外，因为土地被征收，相邻土地不能按照原目的使用，给相邻权人造成了损害。按照公平原则，理应将这些人也纳入请求权主体范围。
参考文献：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赔偿规定篇2
论文关键词土地征用制度征地补偿公益目的
2000年我国城市化率为36%，到2012年我国城市化率为52.27%，年均增长率为1.36%，快速的城市化必然伴随着大量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土地是农民的劳动对象，也是其基本生活保障，保护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利益是保障农民权益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依然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基本制度框架，但其制度环境早已改变，其不适用性和滞后性日益突出，由此造成了现今土地征用过程中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土地征用问题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大公共问题，其制度改革是深化政治改革的客观要求。日本、韩国两国虽然社会制度和基本土地制度和我国不同，但是三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不足的国情是十分相似的。通过研究日本和韩国的土地征收制度，借鉴外国，有利于健全我国土地征用制度。
一、日韩两国国的土地征用制度
（一）日本的土地征用制度
日本土地征用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公共事业需要。日本《土地征用法》第3条中确定35种公益事业是属于可征用土地的范围，包括建设公园、修建公路铁路、港湾河道建设、修建学校社会福利设施等。（2）征地程序。日本的征用土地程序包括六个步骤：一是申请征地，二是登记土地以及建筑物，三是达成征购协议，四是由征用委员会进行裁定，五是让地裁定，六是征用终结。（3）土地市场价赔偿以及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赔偿。日本《土地征用法》第69条规定，“赔偿损失时，必须对土地所有人和关系人分别进行赔偿”，第70条规定，“损失要用货币进行赔偿”，“对于提供代替土地等其他的赔偿方法，不在此限”。日本土地征用补偿主要分为五种：一是征用损失补偿，即为按照因公共事业需要而被征用的私有财产的市场价格给予赔偿。二是通损补偿，即为赔偿所有者因为被征地所造成的损失，主要是对土地附属物的赔偿。三是残地补偿，指由于征用或者使用属于同一土地所有人的整片地中的一部分，造成残地的价格下跌，以及其它残地的损失时，必须对其损失进行赔偿。四是离职者赔偿，如果因为土地征用而使土地权力者的雇佣人员失业，因此也应该做出相应的经济补偿；第五，事业损失赔偿。事业损失补偿指的是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导致噪音、污水等而造成损失，进而进行相应的补偿。同时，日本政府为使失地农民获得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技能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提供学习机会和相关职业技能训练。
（二）韩国土地征收制度
韩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公益事业的范围。韩国《土地征收补偿法》第4条将公益事业分为八类并详细列举了公益事业的范围，主要包括国防事务、学校、道路等。（2）补偿范围。韩国土地征收补偿范围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地价补偿，这是征地时最主要的补偿，按照《土地公概念法案》规定，统一以公示地价为征收补偿标准。二是残余补偿，其包括残余地征收补偿、残余地价格下降补偿和残余地工程费补偿。三是迁移补偿。即为公共需要而收用或使用土地，而又不是进行公益事业所必需的，则令其迁移，迁移所需费用由起业人予以补偿。四是其他补偿，韩国土地收用法规定，对于被收用人因收用或使用其土地，致使土地所有权人或关系人蒙受营业上的损失时，也应予以补偿。（3）补偿标准。对土地的补偿是以协议成立或征收裁决当时的价格为标准，即所谓时价补偿。其标准是以事业认定公告当时的公示地价为基准。对物件征收的补偿应当考虑与同种物件附近的交易价格等的合理的价格。（4）征收程序。韩国征地程序主要包括三个步骤：一是公益事业认定程序，二是协议程序，三是裁决程序，四是异议申请程序和诉讼程序。
（三）日韩两国土地征用制度的特点
第一，公益性。日、韩三国都是私有制国家，土地属于私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土地征用是国家权力的强制手段，私人无权征用土地。只有以公益事业为目的，且必须正当程序和合理赔偿的前提下，国家才能使用征地权。这样才能避免征用权的滥用。第二，法制性。两国法律对于土地征用的程序、补偿、条件和解决纠纷等各个方面做了严格规定。政府使用征地权，必须尊重司法，遵循既定的法律程序，采用法律手段而非行政手段解决征地过程中的纠纷。第三，市场性。征地补偿必须符合市场规律，由市场决定补偿的标准。政府给定的补偿标准需要依据市场价格制定，公民对于政府补偿价格也可提出质疑，并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争议。第四，广泛性。两国法律均对征地补偿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补偿的内容不只包括土地市场价，还包括附属物损失、所有者和利害关系人损失以及失地人员的就业培训与保障等，充分维护了土地所有者和利害相关人的利益。
二、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主要问题
城镇化的高速进展必然涉及到土地征用，土地征用制度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数亿即将“进城”的农民的利益，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目前，我国土地征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健全的土地产权制度。我国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表面上产权清晰，实际上是一种“所有权缺位”。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只有不完整的使用权。征地的过程是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再转变其他用地的过程。农民对于土地没有控制权，同时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是不能交易的，在征收过程中其利益容易受到不法侵害。
第二，土地征用制度缺乏规范性。中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关于征地的相关规定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地方。同时不管是商业用地还是公益用地都需要先将集体土地国有化再使用，这也违背了宪法中有关公益事业为目的征地的精神。政府常常为商业用地滥用征地权。在我国的土地征用过程中，被征地人没有参与权、知情权和质疑权，只能被动地接受征地实施，或者采用上访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表示抗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参与权也流于形式。同时，政府作为征地过程中的收益者，其对于征地争议的裁决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较差，有失公平和公正。
第三，补偿标准的不公平性。《土地法》第47条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现有法律规定的补偿标准可以说只是对原有土地部分使用权的补偿。对于安置补助费，大多数地方政府在征地时则会选择性的忽略，尽量只征地不拆迁。农民失去土地后也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政府对于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和就业保障方面基本上无所作为。另外，在商业用地征用过程中，政府以较低的赔偿金额获得土地，然后以远远高于赔偿金额的价格出让给开发商。开发商的高回报率和政府的高额土地出让价格让农民感到不公平。
三、日韩两国土地征用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与日韩等发达国家比较完善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相比，我国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存在着许多问题，中国应积极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相关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尽快改进和完善中国的土地征用制度。
第一，明确产权。要保护农民权利，要实现农民土地产权制度的法律化，包括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模糊身份应有明确界定，政府关于承包期延长的政策明确用法律条文规定。只有产权明确，才能确定土地赔偿的标准，确定补偿对象，防止侵权行为的产生。
第二，规范公益事业征地和其他用途征地。应该立法确定公益事业征地的类型，政府只能为公共事业行使土地征用权。对于商业用地征用，由使用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依法协商土地使用权转让事宜，政府应该作为监督者维护农民的利益，而不是作为参与者在其中谋利。同时，为公益事业征用土地时，政府不能以大多数的利益为由让被征地人的利益受损，以应独立第三方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土地价值评估报告为依据制定相关的赔偿标准。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赔偿规定篇3
该案在侦查、、审判过程中，产生了三种意见：第一，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属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构成贪污罪。第二，上述人员利用村委干部的职便，侵吞村集体财产，构成职务侵占罪；第三，该案件和职务没有关系，所以应认定为诈骗罪；笔者协助基层院参与该案件的侦查过程，支持第一种意见。
一、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与诈骗罪的异同
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与诈骗罪，都是属于侵犯财产型犯罪，主观方面也一样，行为表现方式也有相似之处，特别以骗取方式为主的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涉嫌侵吞征地补偿费用类刑的犯罪，在适用法律方面，经常存在着争议。但从犯罪的构成要件上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1）主体不同，诈骗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贪污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或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依法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则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人员。（2）客观构成要件不同，诈骗罪是采取虚构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贪污罪、职务侵占罪都利用职务之便利非法占有财物，但贪污罪侵犯的对象只能是公共财物，而职务侵占罪可以是公共财物（集体所有财物），也可以是私营公司、企业的财物。
二、在犯罪主体上，杨某、张某等村“两委”成员的主体身份是认定构成何罪的重要因素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0年做出的《关于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构成犯罪的，适用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规定。”本案中，杨某、张某等村“两委”干部协助政府在本村为工业区征地，协助政府工作人员在征地过程中对拟征地权属、地类、面积及地上附着物权属、种类、数量等调查，镇政府再根据调查的情况，拨付征地补偿费到村民手中。杨某、张某等人的行为，虽然不是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但其行为是根据《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规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属《解释》中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符合贪污犯罪特殊主体。
三、在客观构成要件上，杨某、张某等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征地补偿费及赔青费是认定本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中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对于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解释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本案中，杨某、张某等人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其实质是政府征地人员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延伸，就是因为杨某、张某等村干部利用协助政府对拟征地权属、地类、面积及地上附着物权属、种类、数量等进行调查的职务之便，才能虚假申报村民土地补偿费和赔青费，并将这些款项进行私分。试想，如果是普通村民，没有职务的便利，虚报土地面积及地上附着物、青苗等情况，是否能够骗取到征地补偿费和赔青费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作为协助政府征地的“村两委”干部，对本村情况十分了解，普通村民的虚假申报，是不可能成功的。
四、从犯罪对象看，土地补偿费、赔青费性质的认定是构成何种罪名的关键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赔偿规定篇4
老板杨某承包了一个石场采石，在采石过程中造成了一些农田，一些村道的损毁，事发后村书记郭某组织村民拦路，通过协商老板杨某拿给村书记郭某100万作为赔偿因采石而给村民造成的损失。村书记郭某拿了大半的钱，并将其余款项分了给副村长、社长，村民实际未没收到任何赔偿款。
二、定性上的分歧与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杨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另一种观点认为杨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一种观点认为杨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三、法理分析
（一）郭某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贪污贿赂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公共财物，索取、收受贿赂，不履行法定义务，侵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不可收买性的行为。[1]
1.杨某与村委之间的赔偿行为应属民事法律行为，而杨某给予村委的农田与道路赔偿款应属村集体所有财产。
杨某承包了一个石场采石，在采石过程中造成了一些农田、一些村道的损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因此此案中农田与村道应属村集体财产，杨某因采石而给农田和村道造成的损害，属于民事侵权范畴，双方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应属民事法律关系，因农田和村道被损害而获得赔偿也应属于村集体所有的财产。
2.村书记郭某不属于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不符合贪污贿赂罪的主体要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哪些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解释如下：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五）、代缴税款；（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而本案中，根据以上所述，因农田和村道被损害而获得赔偿属于村集体所有的财产，郭某与其他村干部私分赔偿款的行为既不属于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也不属于土地征用，且也不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人事的其他行政工作，所以村书记郭某在此案行为当时不属于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不符合贪污贿赂罪的主体要件。
（二）郭某的行为应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集体财产的，以职务侵占罪论处；但是如果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公共财物的，则成立贪污罪。[2]
首先，在本案中，郭某等人作为村书记、副村长、社长，应属于刑法所规定的村基层组织人员，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其次，村书记郭某、副村长、社长等人私分了因农田和村道被损害而获得赔偿款，其行为属于利用其村基层组织人员管理村集体财产的职务便利，侵吞集体财产，符合职务侵占罪的客观要件，且数额已达到刑法所规定的标准（达到100万元），因而郭某等人的行为应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综上所述，郭某等人不属于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且其行为是在管理村集体财产过程中发生的，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侵吞集体财产，数额已达到刑法所规定的标准，应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注释：
[1]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58-859页。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赔偿规定篇5
调查发现农村征地拆迁与安置补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且造成目前征地拆迁难，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制度上的，也有工作方法上的。
1、政府担当双重角色，造成“仲裁人”缺位，协调机制缺失。从北台、下园、孔庄子、谢庄子、邢庄子、张各庄等村的征地情况看，由于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政府直接担当“拆迁人”，因此当房屋拆迁补偿出现矛盾，农民新村建造出现质量问题时，政府无法居间调和。
2、农村补偿分配问题，诱发农民抵触情绪。目前农村征地补偿分配存在二难：一是确定分配对象难。以户口分类，存在农业人口，村居民组人口、征地上迁入人口，出嫁未迁出、嫁入未迁入人口的矛盾；以土地承包对象分类，存在有承包地但户口已外迁人口，因出生迟未分到承包地的农业人口，死亡人员的矛盾。二是确定分配方法难。土地征用时，对一个行政村往往只是局部征用，前后征用又有价格和人口变动差异，存在以村还是以组为单位进行分配的矛盾，各自围绕自我设定分配方法，只要不顺他心就产生抵触情绪，拒绝配合、拒绝签字、拒绝拆迁。
3、处理违法建筑难，影响整体拆迁进程。有关部门职责不清，农村宅基地管理弱化，造成违法建筑现象严重。由于受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影响，部分村民为争村主任拉选票，借机私下许愿，乱批乱放宅基地。农房住宅建设出现未批先建和不审批等现象。在原宅基地上扩建有之；在承包土地上新建有之；将承包地换给他人建房有之；给已出嫁女儿建房有之；给户口已迁到城镇就业（非征地、买户口对象）者建房有之。违法建筑面广量大，且各有历史原因和现实问题，给征地拆迁工作增加了难度。
4、农房拆迁自建补偿标准偏低。现行农村房屋完全重置价，价格组成是否合理，建筑材料价格弹性如何体现值得商榷。近年来，各种建材价格起伏幅度大，建筑人工费翻了一翻，据测算，建房成本每平方米相差幅度超过二百元，拆一处根本建不了同样一处。
5、“钉子户”思想工作问题。欲望无度，贪心不止，个别拆迁户百般阻挠，尤其是一些有社会背景的人，目无政策、目无法律，把集体土地当作私有财产，漫天要价，百般阻饶征地拆迁。
二、思考和建议
1、加大法制宣传和教育力度。对中心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村居民，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运用多种形式加强对城建规划及拆迁法的宣传，教育农民必须服从规划，服从国家拆迁条例，自觉遵纪守法，依法保护自身权益。政府应按规划严格实施建设，职能部门应加强对农村宅基地的审批管理，建立农村人口居住地管理网络，理顺人户分离关系，防止有人多处批地，多头建房，坚决刹住违规占地建房之风。擅自在承包地上建房，改变土地用途的，必须依法收回承包权。坚持规划先行，着力推进农村环境整治、旧村改造、新村建设。
2、坚持依法行政，严格履行政府职责。根据《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政府及其部门必须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必须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拆迁人应是项目业主或受托的社会中介机构，区、乡政府及其部门必须代表辖区农民的合法利益，不能越俎代疱，充当拆迁人。
3、逐步完善市场化的拆迁赔偿机制。农房拆迁价格涉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确定价格应举行由专家学者、有关部门、农民代表参加的听证会。价格构成应有一定的材料成本指数弹性。总价格应适当向失地农民倾斜。赔偿政策应适当细化，要考虑合法建筑与违章建筑的区别，严格界定合法与违法，科学制定赔补办法，保护赔足合法的，削减少赔违章的。
4、创新补偿安置机制，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老有所养。补偿安置要结合实际，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以下方法安置被征地农民。①强化保险安置：经被征地村同意，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被安置人员将部分安置补助费作为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用费，向市社会保险主管部门交纳，按有关规定领取保障金。②鼓励用地单位就业安置，用地单位应优先安置被征地村的失地农民。③慎重使用一次性货币安置。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调地安置：通过村内机动地、交回的承包地、流转地及土地开发整理新增加的耕地等，使失地农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⑤预留土地安置：城区内人均耕地在0.3亩以下的被征地村，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按被征地数量的10%，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预留土地，但必须按有关规定进行开发。预留的土地原则上不允许转让，以确保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长期稳定的收益。具体操作中五种方式可以多选，也可以单选，但单选货币安置要慎重，应结合保险安置进行，防止个别农民老无所养，生活水平下降，成为政府的济困户。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赔偿规定篇6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土地问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热点问题。农村征地问题能否妥善处理，关系到老百姓的长远利益，关系到党和群众的关系，关系到城市化的合理推进，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我国农村征地制度必须从征地立法、征地执法、征地监督三方面来完善农村征地制度。
1完善农村征地立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改革的最终目标以来，农村征地法律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性，建议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实施办法》。土地是农业的命脉，由土地引发出的一系列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困扰着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力度，追根溯源是没有能够形成全国统一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实施办法》。在实施征地时，主要借用相关法律法规，这样为执法带来了困难。建议由全国人大法工委组织专家全面调研、讨论、制定包括维护农民、农村集体组织利益的实体和程序规定。坚持在实体上确立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的科学分离和有序流转；坚持在程序上有效维护农村集体土地有序流转过程，真正做到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用法律手段在维护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的合法利益的同时，又推动城市化有序进程，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为了顺利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实施办法》，建议在立法时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解决好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和以经营为目的征地的矛盾。目前，我国征地标准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公共利益征地，在征用农地过程中存在着为了公共利益而承担一定公民义务，征地标准较低的现象；而一些以经营为目的的开发商利用立法盲点——低价征地搞开发。因此，立法中必须界定公共利益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界线，并且严格按照标准执行。建议借鉴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采取列举的方式，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同时国务院及相关的征地审批部门在审批时候严格审核征地的公共利益范围，做到依法按范围征地。二是解决好为经营性建设用地征地的立法空挡问题。如果明确了公共利益的范围，那么经营性建设用地征地行为就存在立法的盲点，现在我国的征地立法中并没有关于经营性建设用地征地的相关规定。建议通过立法，肯定征地农民加入征地实践过程的合法性，实现政府、被征地农民、用地商三方协调。让农民参与征地过程，也可更好解决农民因为征地种种矛盾引发的上访问题。三是解决好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不完善、产权主体虚置问题。虽然我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是用益物权，但是农村集体土地应该具有完整的产权。立法上需要明确农村集体土地的完整产权主体——落实到自然人和法人及其具体的组织，而不是抽象的集体，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农村征地问题。现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实际上集体仅仅是一个符号，也曾经落实到村委会，但村委会却无法真正体现村民的意志，造成了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置。建议缩小集体范围，通过程序保证被征地农民都有权参与征地过程，真正以平等主体的身份与土地征用者进行谈判。四是解决好农村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的问题。建议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实施办法》中专门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及其测算方式。“规定”重点关注以下问题：（1）农村征地补偿的标准。建议将“统一年产值倍数”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作为补偿的最低标准来实施。同时，可以借鉴重庆的地票制度，按照一定的比例将农村土地征用后价值增值部分返还给农民和集体。（2）被征地农民安置。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问题关系到农民失去土地以后的长远发展，建议采取就业安置和社保安置相结合的方式，虽然这种安置费用会大幅增加，但却可以较好解决农民因为失去土地以后无所依托的困境。真正实现被征地农民居所城镇化，身份市民化。五是解决好农村征地程序法缺乏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征地制度越来越完善，但征地矛盾激化的现象仍频频发生。究其原因，农村征地程序法缺失是其根本。程序是事情顺利进行的有力保证，只有程序科学，才能有效保证实体权利，并让整个征地活动规范进行。具体来说，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落实好征地依法报批前告知、反馈程序，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告知被征地农民，并认真分析被征地农民的反馈信息，作为制定征地决策的依据；（2）实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算执分离”程序，即由具有管辖权的国土资源局根据《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或国家相关规定，测算土地及其附属物的赔偿标准、分户赔偿金额并公示，当事人无异议后国土资源局确认并移交同级财政局执行。财政局负责将开发商、国家财政拨款的征地资金统一掌管，按国土资源局计算的赔偿结果出具赔偿清单，并开具承兑支票或按户打卡；（3）落实好征地补偿安置的实施程序，让农民能够顺利获得自己的利益；（4）落实好土地补偿使用、监督程序，防止权力寻租；（5）落实好被征地补偿安置争议的协调和裁决程序，特别是“听证”制度，让被征地农民有处申诉自己的权益。
2强化农村征地执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农村征地立法只是从书面确立了法律规范，而执法实践才能真正发挥法律规范的实际效果。只有加强农村征地的执法，才能真正实现立法的价值。2.1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执法为民”水平科学发展观对当前农村征地的执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把以人为本落实到征地执法过程中——坚持以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将农民作为被征地的主体，合法合理地解决好他们的利益问题。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名义下，征地用地都是以政府为中心，这在很长时间内是保持不变的。政府通过向有审批权限的部门报批，获得征地的权利，然后征地后可以以划拨、出让等形式来使土地增值。在征地过程中，农民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难以真正维护好自身利益。因此，强化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从思想上解决好执法的出发点，才能自觉维护农民利益。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提高“执法为民”水平。真正实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服务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2.2严格程序执法程序是一种过程规范，是最终目标实现的有力保证，只有严格程序执法，一切征地都按照程序走，才能有效控制征地过程。严格程序执法首先必须从程序上禁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规违法的征地行为。近年来由于征地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开发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规违法的征地行为屡禁不止。因此，必须从程序上保证征地的规范操作，把违规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进而从程序上保证严格执法。其次必须严格程序监督。为了保证程序执法有效，必须坚持程序监督——过程控制，而不是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出现后才简单地实施终端惩处。例如在征地补偿标准的执行过程，不仅要监督补偿标准的结果，更要监督补偿标准的执行过程，看标准的制定、执行是否按实体规定，按程序进行。通过对程序执法过程进行监督，使征地过程严格按照程序执行，程序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进而保证被征地农民实体权力的维护。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赔偿规定篇7
1、地方政府公务员在政策执行中曲解政策
地方政府公务员存在自利倾向，在执行过程中，曲解政策，将政策朝自己有利的方面理解并执行。征地费与出让费之间如此之大的差价对地方政府产生巨大的诱惑，导致地方政府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以公共利益为幌子占用农村集体一些有很大增值潜力的“黄金地段”，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另外地方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由于监督的缺失，公开性不够，存在暗箱操作现象，滋生寻租行为。政府由于自利性而随意征收农民土地，致使农民失去生活来源与依靠，势必会增加农村的不稳定性。
2、土地征收管理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
在县一级政府中，国土资源局承担土地管理工作，涉及土地调查、评估、利用等诸多方面，就其国家建设用地征收、土地审批及土地规划工作过程，公开性不够，缺乏内部沟通与外部沟通，导致政策的不合理、不科学，政策执行遇到阻碍。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群众对征地程序、补偿安置费标准缺乏知情权与参与权，常常被动接受地方政府征地及补偿安排。部分农民因为违法征地及补偿不公平损害其利益，却苦于没有有效的利益维护机制，在上访无下文后，通常采取围堵政府、阻挠工程建设、拒不搬迁等不正当行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另外，地方政府土地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对失职官员的问责机制，加上法律对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基于行政失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相当笼统，造成实践中责任人员有规避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以及土地工作的随意性，影响土地政策目标的实现。
3、政策执行监督机制不完善
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公开性不够，存在暗箱操作，滋生腐败行为。在政策实践中仍然严重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法律不健全，导致对地方政府执行土地征收政策的过程中出现监督真空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监督力量不足，监督部门独立性不够，监督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也是造成监督不到位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的农用地征收政策，是地方政府出于公共目的，依法运用行政权力征收农村土地的一项公共政策。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必然导致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严重损害失地农民的经济利益及其他各项合法权益。
二、提高地方政府土地征收政策执行力的对策
1、加强地方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包括政府组织及其人员)是政策执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核心作用,执行力的其他一切要素包括组织结构、制度、资源技术等,都必须通过执行主体即人才能发挥作用。因而,采取积极措施，培育优秀的执行主体是提高政府执行力水平的关键途径。优秀的执行主体的素质必须包括执行主体的思想素质和职业技能。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执行主体，可以使其正确理解土地征收政策的精神，按要求准确执行土地征收政策，从而降低滋生腐败的几率，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农民生活，维护农村地区的稳定。
2、健全和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要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必须做到以下：一要明确责任，层层分解从首长到各级执行人员的职责，并公示职责范围、惩戒办法等内容，有利于增强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二是职、责、权一致。执行人员所负的政策责任与其所掌握的权力、所处的职位、所执行的任务一致。将责任分配到具体的岗位，落实到具体的个人。三是要启动问责机制，只有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才能保证各级政府、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专心致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形成上下一心，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局面。
3、完善土地征收政策执行监督机制
首先，改革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行政系统。实现由市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的垂直领导，摆脱现在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局面。
其次，建立和完善土地征收听证制度。土地征收主体必须认真听取征地农民的意见与建议，对被征地农民提出的有关问题必须予以合法合理的解答。要建立土地纠纷仲裁机构，做好土地征收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通过设立仲裁机构，裁决征收者与被征收者之间的争议，保证土地征收的合法性及公平性。在法律上有效的确认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赔偿规定篇8
［关键词］农村；农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性质
abstract:inrurallandexpropriation，thecharacterofcompensationandthecharacterofcollectivecollectionaretwodefinitionswhicharebothrelatedanddifferent.thecharacteroflandcollectiondecidesthecharacterofland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andtheexpropriationcharacterdecidesitsstanderanddistributionrange、methodandproportion.asthecharacterofthecompensationisnotclear，itbringsaboutmanyproblemsatwork.Underthepresentlegalsystem，land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hassomecharacters，i.e.thecharacterswithlegality，non-marketorientation，imperfection，communionofmembers，non-statepayment，regionaldifferenceandpriorpayment，etc.
Keywords:country;farmer;collectiveownedland;land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character.
农村征地补偿的性质不明，在现实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据某基层法院统计，该院每年3000件执行案件中，近15％的案件涉及农村土地征用补偿费的执行，而执行中由于土地补偿费的性质不明，致使法院在能否扣留和提取该补偿费的做法上产生较大分歧，严重影响了执行工作的开展，影响了申请人权益的实现［1］，也导致征地补偿的费用往往不能落实到每一个农民，既引发了大量的纠纷，也很不公平［2］。因此，探究农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的性质具有现实意义。农村征地补偿的性质取决于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性质，鉴于征收和征用对于农村土地的所有者来说都是失去土地，都应获得相应补偿，在这一方面，两者基本相同，故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指农村土地征地补偿性质包含征收补偿的性质和征用补偿的性质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对农村的征地补偿主要有以下特性：
一、土地补偿的法定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以下简称《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以下简称《土地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土地征收的法定补偿范围，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社会保障费用”。可见，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法定补偿，补偿依据、补偿范围、补偿项目和补偿标准均由法律条文直接规定，刚性较强，弹性较差，可调空间较小。
二、补偿依据的非市场性
补偿依据（或补偿基础）的非市场性是指主观上不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进行补偿，或者客观上不存在确定土地补偿价格的土地市场，土地补偿的依据只能由国家确定，具体补偿执行的是一种非市场性标准。
在西方国家，土地是“私有财产”（当然政府也有强制征收的权利），客观上存在着土地交易市场，这就使政府对土地的征收或征用能以市场价格为依据进行测定并补偿。这种以“公平的市场价值”为依据的补偿对买卖双方来说都是公平的。从理论上说，这种“公平补偿”的价格只能在充分发达的土地交易市场上才能体现出来，城市化发展较早的国家，像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由于其土地大多数属于个人或企业所有，土地市场机制比较健全，征用农民土地一般按市场价格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农民基本上都能得到较为满意的补偿［4］，如英国以征用者实际占有该土地的当日市价计算补偿［5］，就是以市场为依据的补偿。
但在我国，农村土地具有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是农村的土地从来没有被当做商品来看待，严格意义上的土地市场并不存在。即不存在一个融入市场经济的“土地交易市场”，也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土地买卖价格。再者，进入土地市场交易的土地，应该来源于市场，但我国农民的集体土地是国家按照农村社区人口平均分配的，而不是农民以市场价格从土地市场购得的，其分配方式是非市场化的［6］。既然不是从市场上以市场价“购入”的，也就不能从市场上以市场价“售出”。因此，我国的土地无论是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在现行体制和法律框架下都不能真正地进入市场，不可能根据土地的供求关系或商品的价值规律来确定土地的价格和补偿标准，只能由国家根据土地的总体状况和基本国情予以“规定”，补偿的依据不是客观的“市场”，而是法定的“年产值”。
三、补偿金额的非完全性
土地补偿金额的非完全性，也可称之为补偿的适度性或补偿的非等价性，是指土地补偿的金额不能完全体现土地价值的补偿。征地补偿依据的非市场性，必然会产生土地补偿范围或项目的不全面和土地补偿标准的较低或过低，最终导致补偿金额的非完全性。其中征地补偿标准的高低对补偿金额的影响最大。
从各国（地区）情况来看，征地补偿标准与土地制度和经济发达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国际上对于征地补偿标准的理论主要有完全补偿论、不完全补偿论、相当补偿论［7］，正当补偿论（日本、韩国）、合理补偿论（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充分补偿论（荷兰）、公平补偿论（法国、瑞典、中国台湾、菲律宾和巴西）［8］，日本当代也有一种“生活权补偿”的新的补偿理论［9］。尽管各国或不同的学者对补偿标准理论的表述是不尽相同的，含义也略有不同，但西方国家所普遍确立的补偿原则是“公平补偿”或“正当补偿”原则。只是“公平补偿”（JustCompensation）是一个抽象的、内涵极不确定的概念，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界定，在不同的政治法律实践中也有着不同认识。总的来说，依据公平的市场价值对财产所有者的损失进行评估被认为是确立补偿标准的最佳选择［10］。
对于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有人认为是“适当补偿”［11］（所谓适当补偿就是严格依据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予以补偿，征地补偿以使被征用土地的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为原则），也有“合理补偿”［12］、“相当补偿”［13］（土地补偿数额与土地实际价值不相等，偏重于国家利益而忽视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超低价补偿”［14］等不同的观点，甚至有人认为我国对农村土地的补偿仅是“生存权利”补偿［15］（征地补偿制度核心并不在于保障集体土地的财产性权利，而在于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存权利）。综合起来看，上述不管是哪一种观点，均认为我国的征地补偿是一种非完全补偿，补偿金额并不能完全弥补被征地方的损失。因此，从总体上说，我国对农村的征地补偿，存在着随意性大、安抚色彩浓的非完全性补偿的特点，不能为被征地农民的正当权益提供有力充分的保护。
四、补偿分配的成员共有性
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决定了征地补偿的性质，也决定着征地补偿的分配原则、权利的实现形式、补偿范围和补偿的分配方法。在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公有”的观点下，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法与比例由“集体”决定，土地补偿费属集体公有，理论上是不能进行分配的；就是进行分配，集体也是得大头，失地农民只能获得少量的土地补偿。在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成员共有”的观点下，“集体成员”对被征土地的补偿分配就有最终的决定权，农民个人就有可能直接得到绝大部分的征地补偿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可见根据“集体公有”和法律规定，土地补偿是禁止用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的，但这些规定与现实差距太大。笔者曾认为农村集体土地归以村为一个区域范围的全体成员平均共有［16］。在此前提下，这个“农民集体”中的每个成员对土地及土地补偿拥有平等的权利，即拥有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收益权、宅基地分配权和征地补偿分配权，集体的权利表现为成员个人权利的集合，属集体共有。换言之，土地补偿费的受益主体是该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全体成员，而不是空泛的集体。土地补偿费是因集体土地的被征收或征用导致土地的流逝而取得的，其归集体成员共有的性质，构成土地补偿费分配的基础。
农村土地的集体成员共有性，对土地补偿分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决定着土地补偿分配的原则。对于征地补偿款，全体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利，即平均分配土地补偿款。
2.决定着土地补偿的分配范围。土地补偿归“本集体”全体成员平均共有，即应该在失去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的产权主体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在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个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本集体”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土地补偿，否则就是侵权。然而在实际中，只要存在土地利益收入，乡政府、村委会和乡村集体经济组织都争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一些地方的市级和县级政府甚至也参与了土地补偿的分配。土地补偿费经层层克扣或被少数干部侵吞，使本来就较低的土地补偿真正落实到失地农民头上的就更少了。
3.决定了个人权利的实现形式。（1）全体成员大会是该集体的最高决策机构，任何一个集体成员（包括该机构的负责人）不能以个人身份决定集体财产（土地）的用途、使用方向和收益分配。（2）任何成员不能独立享有特定指向的土地所有权。因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无偿取得的，且具有社会保障性质，所以，成员个人虽对土地享有使用权、收益权、转包（让）权等，但不能享有按份分割的特定土地份额，即不能要求该集体将某一具体地块分归自己独立所有。（3）任何成员不能单独行使土地处分权。（4）有权单独享有属于个人的土地补偿。对土地的收益根据成员大会的意见可以获得独立的份额补偿。如果成员大会需要留存收益，成员个人应该服从。
4.决定了补偿的分配方法。根据集体财产的特点，土地补偿费具有集体财产性质，它既有别于公有财产，也有别于私有财产，其分配既要考虑集体利益，也要考虑农民个人利益；既要照顾到目前利益，也要考虑到长远利益。因此，其分配程序与方法应为：（1）由集体成员大会确定集体与个人的分配比例，集体留存主要用于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福利和农民社会保障；（2）确定集体留存资金各部分的比例；（3）确定集体留存资金的用途；（4）在成员之间平均分配剩余补偿。这部分补偿是被征地农民个人所有，从理论上说法院是可以执行的。
五、补偿支付的非国家性
在关于征地补偿理论中，有一种理论叫“特别牺牲论”［17］。特别牺牲论认为，被征收人所受的不可预期的损失即为特别牺牲，理论上应该由受益者即公众承担补偿义务，但由公众承担补偿义务是无法执行的，因此就由公众的合法代表——政府承担补偿责任。这种理论在德国的研究最为深入。根据该理论，国家在征收或征用农村土地将其变为国有土地时，支付给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应该由政府支付。但这个理论要求政府有充足的财力，否则执行起来难度较大。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名义上是由国家支付的。《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规定中，不管是“征收或者征用”均由国家予以补偿。但实际上，我国执行的却是“谁使用土地谁补偿”［18］或“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国家在将农村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时，征地补偿费并不由国家支付，而是由用地单位支付。笔者认为，对征地补偿应该分别情况予以处理：对用于公益事业的“土地征收”，应该由国家对失地农民予以土地补偿；对非公益性的“土地征用”，则由用地单位进行土地补偿。这是因为，公益用地，直接体现的是国家利益，公益用地的单位也是国家财政预算单位，由国家直接征地转供用地单位，可减轻用地单位的财政负担，减少用地单位与农民因土地补偿问题的直接对抗。对于非公益用地，体现的是用地单位的经济利益，是经济利益在不同的经济利益体之间的分配，由用地单位支付征用土地补偿不仅是合理的，也是用地单位的一项法定义务，承担此项义务是使用被征土地的必要条件，用地单位必须按法定的标准或市场标准，向被征用土地的集体组织给予补偿。补偿支付的非国家性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土地的使用者特别是非公益用地者廉价“圈地”，但同时却给政府“经营土地”，从中获取高额土地价差提供了条件。
六、土地补偿的地域差别性
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之间、不同省份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如实行全国统一的补偿标准，既不能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也不能体现土地作为特殊资源的区位价值。因此，我国在统一规定了补偿项目的基础上，在征地补偿标准上适用了地域差异原则。《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当然这种地域差别是比较有限的。
七、土地补偿的先付性
征地补偿与民法上基于侵权行为的赔偿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征地补偿不是由于违法行为所引起的，而是基于合法的公法上的原因所致［19］。民法上的损害赔偿是损害在先，赔偿在后；而征地补偿是赔偿（或补偿）在先，损害在后。这种对损失的补偿不是以实际发生额为基础，而是一种以法定标准或市场标准为依据的预付性赔偿，并且要在实际使用土地前一次付清，是土地使用人为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按照法定标准或市场标准预先支付给土地所有权人的一次性补偿。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具有法定性、非市场性、非完全性、成员共有性、非国家支付性、地域差别性和先付性的特点。对征地补偿性质的探讨，有利于规范征地补偿的分配方法，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明确各方的责任，也有利于我国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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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土地征收赔偿规定篇9
内容提要:民事“损害赔偿”与征收“损失补偿”是相通的两个概念和制度，征收补偿应采“完全补偿原则”。基于该原则，对于因征收而造成的非财产损失以及接连地损失等第三人损失亦应纳入补偿的范围。传统的征收补偿是“对物主义”的，只赔偿因征收而导致的财产损失，而征收补偿法理的现展趋势表明，征收补偿应是“对人主义”的，应将生活权补偿、违章建筑补偿等有条件地纳入到征收补偿的范围。
一、“损害赔偿”与“损失补偿”的关系辨析
单就语义而言，在汉语中，“损害赔偿”与“损失补偿”并无区别。根据《辞海》的解释，“损”有“丧失”、“伤害”之义，[1]因而“损害”与“损失”二词语义相通。另根据《辞源》的解释，“赔”有“偿补”之义，[2]因而“赔偿”与“补偿”本质上亦为同义。
在英语中，用“compensationfordamage”一语指称汉语中的“损害赔偿”与“损失补偿”。英语中并未区分“损害”与“损失”，也未区分“赔偿”与“补偿”。如根据《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解释：“damage”，在名词意义上，是指“损害；伤害；破坏；损失”，即“因过失（negligence）、故意（design）或意外事故（accident）而非法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所形成的损失或伤害”；“compensation”，是指“补偿；赔偿”，即“指对他人的损失给予价值相当的货币，或其他等价物，以使受损一方当事人回复其原有状况”。[3]在汉译本的《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虽然“damage”词条被译为“损害”，但其含义却被译为：“一个人所遭受的被认为可提起法律诉讼的损失或伤害。”[4]可见，在词义上，“损害”被界定为一种“损失”或“伤害”，“损失”是可以用来解释“损害”的，二者不存在语义区别。英文版《布莱克法律词典》对“damage”与“compensation”两个词条的解释[5]转译为汉语，同样可以看出，英文中的“damage”包括了“损害”（injury）与“损失”（loss）两种语义；而“compensationfordamage”既可以译为“损害赔偿”，又可以译为“损失补偿”。
综上可见，在语义上，“损害赔偿”与“损失补偿”并非含义截然不同的两个词汇，二者是可以相互定义与解释的。如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损害赔偿”词条的解释：损害赔偿是指“当事人一方因侵权行为或不履行债务而对他方造成损害时应承担补偿对方损失的民事责任”。[6]很显然，该词条是用“损失补偿”来界定“损害赔偿”的，这说明编纂者认为“损害赔偿”与“损失补偿”二个概念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
但大陆法系的通说观点却认为，“损害赔偿”乃私法上的概念与制度，而“损失补偿”乃公法上的概念与制度，二者虽均为填补特定人因某行为之结果所蒙受之经济上不利益的制度，但系属“截然二事”。[7]申言之，通说观点试图用语义相通但词素相异的两个术语分别来指称两种不同的概念和制度，从而将二者截然分别开来。从概念构造的角度讲，通说观点并无可厚非。但概念的构造永远不能偏离术语的核心语义，既然“损害赔偿”与“损失补偿”是语义相通的两个术语，那么认为二者所指称的概念与制度系属“截然二事”，恐怕就未必妥当。
我们认为，主要作为私法制度之一的“民事损害赔偿”与主要作为公法制度之一的“征收损失补偿”，虽然二者不无区别（如前者的赔偿原因是违法行为，而后者的补偿原因是公权力的合法行使），但二者并非截然分立的概念，其不仅在核心语义上相通，而且在核心的制度含义上也是相通的。伴随着私法与公法二分之隔阂与樊篱的日益被打破，上述通说观点的立论基础已发生动摇，从而对其持论就有重新予以检讨的必要。有鉴于此，本文立基于公、私法相互交融的视角，经由论证得出结论认为：民事损害赔偿制度与征收损失补偿制度，并非“牛郎”与“织女”般永远分离与分立的制度，二者在现代法上已经渐趋合流；尤其是征收损失补偿制度，其正渐次趋同于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后者的一般理念、原理、规则在立法政策上应当可以直接地或者稍加修正地适用于前者。换言之，征收损失补偿可以“准用”民事损害赔偿的原理、原则及规则。上述结论的得出，对于解决我国现行征收补偿制度在补偿原则、标准、范围、方式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不合理问题，具有观念更新与制度构建的现实意义。
二、“完全赔偿”原则与“完全补偿”原则之合流
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损害赔偿制度的设计并不相同，但观察其最高指导原则却是统一的，即“旨在使被害人能够再处于如同损害行为未曾发生然之情况”。[8]如《德国民法典》第249条即明定：“损害赔偿义务人必须恢复假如没有发生引起赔偿义务的情况所会存在的状态。”在英美法上，同样奉行上述原则。详言之，就违约损害赔偿而言，其赔偿的原则旨在使非违约方恢复至假如契约被完全履行时的状况；就侵权损害赔偿而言，其赔偿的原则旨在使受害方恢复至假如侵权行为未曾发生时的状况。[9]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用“回复原状”[10]一词来形容上述状况，其第213条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者，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外，应回复他方损害发生前之原状。”而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判例与学说的界定，所谓应恢复之原状，非“原有状况”，而系“应有状况”。[11]由此可见，我国台湾地区同样奉行上述原则。而要实现这一损害赔偿的最高指导原则，在操作的层面上，非实行“完全赔偿”（“全部赔偿”）制度不可，因为只有对损害予以完全赔偿，才可以谓之恢复至损害尚未发生时的应有状况。因此，上述损害赔偿的最高指导原则，毋宁视之为私法上损害赔偿的最高“理念”，而实现该理念的“完全赔偿”制度，则为损害赔偿的最高指导原则。
民事损害赔偿中的“完全赔偿”原则，在征收损失补偿中是否亦有其适用呢?换言之，征收损失补偿是否应实行“完全补偿”原则呢?我们认为，回答应是肯定的。
关于征收补偿的原则，历来存在三种立法例和判例、学说观点，即“完全补偿”（或称“全部补偿”）、“适当补偿”（或称“相当补偿”）和“衡平补偿”。“完全补偿”说认为，应对征收关系人因公益征收所生的损失给予完全的补偿；“适当补偿”说认为，对征收关系人因公益征收所生的损失只要给予相当的或妥当的补偿即可；而“衡平补偿”说（又称折衷说）认为，征收补偿在斟酌公益与关系人利益后，公平决定之则为已足，其利益衡量的结果，可能是完全补偿，亦可能是相当补偿。[12]
应当说，德国的征收补偿制度发展，迭次经历了由“完全补偿”到“适当补偿”再到“衡平补偿”的完整发展，因而对德国征收补偿原则的考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意义。19世纪的德国，在“自由法治国家”理念的影响下，对征收实行完全补偿的原则。根据《普鲁士一般邦法》的规定，征收之补偿，不仅及于征收物之“通常价值”，亦应及于该物之“特别价值”。所谓“通常价值”，是指物对任何人皆能使用的价值以及对任何人都能产生及估价计算得出之便利及舒适的价值；所谓“特别价值”，则指除“通常价值”外，基于某种条件及关系才能产生的价值。该法的上述规定显示出，征收补偿和侵权赔偿本身并无差别，因国家之公权力侵害而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应给予补偿，并且其补偿的标准为基于“市场经济”的“交易价值”补偿。[13]普鲁士一般邦法的上述规定，原则上为德国的另一大邦——巴伐利亚邦所采纳。巴伐利亚于1837年11月17日公布的《公益征收法》即规定征收之补偿，除补偿物之“通常价值”外，还须就因征收而引起的“其他不利益”予以补偿。而此种所谓“其他不利益”，实质上即为普鲁士一般邦法意义上的“特别价值”损失。因而19世纪的德国权威学说认为，被征收人财产的所失利益，应完全被补偿，私法的损害赔偿原则有补充适用的余地。[14]实行“完全补偿”原则的结果，使得只要被征收人能够“客观”地提出证据，则“一切损失”皆可获得补偿，即使是“预期利益”之损失亦同。因此，正如有德国学者指出的：“实际上公法的‘损失补偿’与民法的‘损害赔偿’即不易区分矣。”[15]
至魏玛宪法时期，“自由法治国家”理念开始没落，“社会法治国家”理念开始兴起，因而魏玛宪法第153条规定就征收补偿改采“适当补偿”原则。魏玛宪法采用的“适当补偿”原则相较于“全部补偿”原则而言，是一种更具弹性的模式，因为立法者可权衡公益的需求，以参酌当事人间的财产状况，来制定各种补偿程度不同的征收法律，而不必拘泥于以往偏重于被征收人权益保障的全额补偿。但魏玛宪法的立宪者所采行的上述弹性补偿理念，在其后的联邦及邦一级的立法中都并未被贯彻，就何为“适当补偿”没有任何的征收立法予以明确界定；并且由此一时期法院的态度可知，魏玛时代实际上仍沿循以往的完全补偿见解，对于肇致人民财产权的一切损失，仍予以从宽补偿，而因征收所欲实现的公益因素，并未被作为征收补偿的衡量因素考虑。[16]
二战后，1949年的德国基本法于第14条第3款确立了征收的“衡平补偿”原则，亦即征收之补偿应在公平地衡量公共利益及关系人利益后决定之。依该原则，公共利益与关系人利益应被作为平等的衡量因素予以考虑，因而于魏玛宪法时期未被纳入考虑的公益因素开始被正式地提出。但于此时期，学说、判例及立法实际上仍然经由秉持魏玛时代的“适当补偿”原则而曲折地达致“完全补偿”的目的，公益因素之衡量实际上并未被真正地进行。如德国联邦普通法院立基于“平等权保障”的出发点，认为公正的补偿应是“使被征收人能够有能力回复到征收前的财产状态”，从而提出了征收补偿的“重新取得理论”（wiederbeschaffungstheorie）。该理论提出后，即被法院后续的判决奉为圭臬，而奉行不渝。依“重新取得理论”，就土地征收而言，是指被征收人应可以利用征收补偿费从市场上经由市价购买而获得与其被征收之土地同样价值（品质）的土地。其后，作为联邦立法的《德国建设法典》同样采行了与上述判例观点相同的立法模式。因此，不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务上，战后德国的征收补偿理念，实际上又重返于一战前所盛行的全额、充分补偿理念，其基本法第14条所确立的“衡平补偿”原则，实际上已为“完全补偿”原则取代而名存实亡。[17]
依《日本国宪法》第29条第3款的规定，其征收补偿的要求是“正当补偿”，而依通说观点，所谓的“正当补偿”亦即“完全补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征收损失公平负担的角度看，应该将征收行为前后该人所拥有的财产性价值没有增减作为正当的补偿，因而正当的补偿与完全的补偿是一致的。在日本，完全补偿是一项补偿的基本原则，只有在极少数的例外情形，才可以只给予“相当补偿”。如关于二战后的农地改革中的补偿，日本最高法院曾经采取了所谓的“相当补偿”说，认为宪法所规定的正当补偿，“是指基于其当时的经济状态中被认为成立的价格，合理地算出的相当的金额，所以，并不是一定要求始终与该价格完全一致的金额”。但例外终归是例外，上述例外情形并不能动摇“完全补偿”的原则地位。[18]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要求征收私人财产应给予“公正补偿”（justcompensation）。“公正补偿”又被称为“正当补偿”（duecompensation）、“充分补偿”（adequatecompensation）。通常而言，只有给予被征收人以征收财产的公平市场价值（fairmarketvalue），从而使被征收人在财产被征收后的状况不会比征收前变差（worseoff），才算是“公正补偿”。[19]由此可见，美国法上的征收补偿采用的同样是“完全补偿”原则，因为只有给予充分的补偿才算是公正补偿，也只有就因征收而造成的所有损失给予全部补偿才能使被征收人的状况不至于因征收而变差。同属英美法系的澳大利亚，在其1989年的《土地征收法》中，于第55条更是明确规定了“完全补偿”的原则：“依本部分有关土地利益征收的规定而有权获得补偿的人，其补偿额应是在考虑了所有相关因素后做出的恰能补偿该人在征收中遭受的所有损失的数额。”
在20世纪末前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国家中，“完全补偿”原则同样为诸多国家的宪法所确认。如《俄罗斯联邦宪法》第35条规定对财产的征收应当给予“等价补偿”，《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32条规定应给予“充分补偿”，《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26条规定应给予“照价补偿”。[20]“等价补偿”、“充分补偿”、“照价补偿”都为“完全补偿”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其实质即为完全补偿、全部补偿。
综上所述，在域外立法例及判例、学说上，对于征收补偿，无不奉行“完全补偿”原则。[21]但就我国而言，不论是宪法、土地管理法还是物权法，就征收补偿应采取的原则都未做规定，这不能不说是征收立法中的一大缺陷。在近十年的征地制度改革方案设计论证中，实务部门的工作者曾经提出，应将征地在类型上划分为“公益性非经营类征收”和“公益性经营类征购”两类，前者指的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且属非经营性的用地，如行政机关、军事设施用地等，后者是指所有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经营性用地。在测算土地补偿费时，对于前者，补偿费为农地所有权的转移价格；对于后者，为农地所有权转移价格加上农地按规划用途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增值收益的分割值。换言之，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征收分别实行不同的补偿原则和计算标准。[22]上述分类虽然有利于提高“征购”时的补偿标准，但我们认为，对于不同类型的征收分别实行不同的补偿原则是不妥当的。不论是何种类型的公益征收，应实行统一的补偿原则，厚此薄彼有失公平与公正。此外，在我国学界，还有人主张一种对被征地农民只应给予“不完全补偿”的观点。持此论者认为，土地征收补偿不能按等价交换原则处理，农民获得的土地补偿应是一种“低值补偿”，而非“等值补偿”；主要理由在于：农民是无偿取得土地的，集体土地中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村民的劳动凝结，因而不能按等价交换原则给予补偿。[23]对上述观点，我们更是不能苟同。且不论我国农民取得土地是不是“无偿的”，单就国家取得土地而言，难道其是“有偿的”吗?难道国有土地就凝结了国家的劳动吗?因而，从国家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平等的角度讲，对农民土地征收的补偿没有理由采取所谓的“不完全补偿”原则。综上，就我国征收损失补偿应采取的原则，我们完全赞同有关学者的下述观点：“从严格法治主义的要求来看，……行政补偿可以而且应当采用完全补偿的原则，以达到填补被征收人因征收所受损害的目的，实现平等保护的法治主义原则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24]
经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征收损失补偿的“完全补偿”原则，与民事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在理念上是完全相通的。“完全补偿”的目的旨在填补被征收人因征收而导致的全部损失，“完全赔偿”的目的旨在填补因私法上之侵害行为而导致的全部损害，二者的旨归皆在于使受害人或受损人回复至损害或损失发生前之应有状况。因此，就民事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而言，其完全可以准用于征收损失补偿，只不过对于后者我们更习惯于称其为“完全补偿”原则而已。
征收之完全补偿原则一旦确立，那么我国征收法上的损失补偿范围、补偿标准等就有必要重新检讨与修正。以土地征收为例，根据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具体到耕地征收，补偿费用只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补偿费。该规定所确立的补偿范围与补偿标准都具有不合理性。就补偿范围而言，其所列举的三类补偿，都属于直接损失补偿，而未包括间接损失补偿。而根据民事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不论是直接损害还是间接损害，只要是可得确定的损害，都可以获得赔偿；同理，根据征收损失补偿的完全补偿原则，除直接损失的补偿外，间接损失亦应纳入补偿范围。如因征收而导致的残余地损失、预期利益损失等，都属于间接损失范畴，域外征收立法往往给予上述间接损失以补偿，而在我国现行征收法上却缺乏应有的补偿依据。即使是因征地而导致的直接损失，《土地管理法》也并没有完全包括，如上述规定中就未包括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丧失的损失补偿。所幸的是，上述缺陷为《物权法》第132条规定所弥补。此外，就《土地管理法》之上述规定所确立的“产值倍数法”补偿标准而言，也是极不科学的。该补偿标准实际上只是一种“收益价值”补偿，而根本未考虑到土地本身的产权价值；而就其以土地的“原用途”作为确立收益价值之基准的做法，也根本未考虑到土地利用方式的动态变化性而可能带来的收益价值变化。而就此缺陷，制定在后的我国《物权法》第42条规定，也未有任何改观。
根据民事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非财产上损害属于应予赔偿的范围。那么根据征收损失补偿的完全补偿原则，非财产上的损失是否亦应纳入补偿的范围呢?亦即因征收而导致的精神损失、情感利益损失等主观利益损失，是否属于应予补偿的范围呢?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各法域有关征收补偿的规定，往往都未提及精神损害的补偿问题，[25]甚至更多的立法例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如法国法上征收补偿的范围仅包括“物质的损失”，不包括精神上的和感情上的损失在内。[26]《日本土地收用法》就此问题未做规定，但在其官方的相关解释性文件中，也做了明确的否定。[27]然而，日本的权威学说却认为，只要认为应从公平负担的观点给予完全补偿，那么就不能将征收补偿仅限于财产性损失；只要给受害者的感情带来特别的侵害，若不予补偿有违公平的话，那么就应将精神损失做为救济的对象。因而权威学说主张：在日本，鉴于对祖先传下来的土地环境存在着特别的主观性感情，属于通常的买卖交易不能成立的情况，就独立的精神性损失设立补偿项目，是完全可能的。[28]韩国的权威学说同样认为，如果由于水坝等建设，一个以上的村落共同体被破坏时，由于这样的生活共同体具有社会保障的意义，并且此种征收侵害超越了所有人在情感上所应容忍的范围（征收侵害的是“祖上传下来的土地”），因此就这种情况下的征收应考虑与之相应的合理补偿，此即精神损失补偿。[29]在我国现行法上，就此问题同样未做明确的肯认性规定，但也未做明确的否认性规定。因此，我国学者更多地主张，对于征收而造成的精神损失，原则上应予以补偿。[30]我们完全赞同上述观点。因为根据征收的“完全补偿”原则，既然精神损失等主观利益损失是确定存在的，那就应该给予补偿，否则就难谓已经贯彻了完全补偿的原则。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不仅人格权受侵害人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对于遗体、遗骨等物从事违反公序良俗的侵害行为，以及对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造成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的，物品所有人同样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上述司法解释的意义之一在于，它拓宽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使其不仅适用于人格权侵害领域，而且可以适用于财产权侵害领域。因此，在我国现行法上，将精神损失补偿纳入征收补偿的范围，并不存在实质的观念及制度障碍，并且这也符合完全补偿的原则要求。至于在实践操作中，对于哪些精神性损失应纳入征收补偿的范围，则属立法问题，我国未来的统一征收立法可就此做出例举性的或原则性的规定。
第三人损害属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同理，征收损失补偿亦及于第三人损失。如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法”、“土地征收条例”就对“接连地损失补偿”作了规定。其“土地法”第216条规定：“征收之土地，因其使用影响于接连土地，致不能为从来之利用，或减低其从来利用之效能时，该接连土地所有权人，得要求需用土地人为相当补偿。前项补偿金，以不超过接连地因受征收地使用影响而低减之地价额为准。”接连地之所有权人不是征收关系中的被征收人，因为其并未因征收而丧失接连地的所有权，但立法之所以仍赋予其补偿请求权，原因在于其因征收事业之施行而受有损害，而征收事业之施行虽非征收行为本身，但与征收密切相关，因而立法将征收补偿请求权亦同时扩及于征收关系之外的第三人。现行征收立法就此未做规定，诚为缺陷，因此根据“完全补偿”原则，将来的统一征收立法有予以明确规定的必要。
根据民事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不仅应使受害人所受之全部损害得以赔偿，同时其应有之义还包括：受害人不应因获得赔偿而额外得利。因此，在民事损害赔偿原理中，还包括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规则，即“损益相抵”规则。根据损益相抵规则，受害人基于同一损害原因而受有利益时，赔偿义务人在赔偿损害时，应于赔偿额中扣除受害人所得之利益。那么该项规则在征收补偿中是否亦有其适用呢?我们认为，虽然征收损失补偿在大多情形下可以准用民事损害赔偿的原理与规则，但于某些情形，此种“准用”也并非“完全适用”，而必须有所修正。“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就是如此。换言之，损益相抵规则在征收补偿中有其适用，但非完全适用。详言之，在残余地的征收补偿中，不适用损益相抵规则；而在接连地的征收补偿中，则应适用之。残余地是因“部分征收”（被征收土地的“一部征收”）而形成的，而在征收之后因公益事业的施行会影响到残余地本身的价值，或因此而上升，或因此而下降。例如，若被征收之土地用于公共道路的开辟，则因为公共交通的便利会使残余地升值；相反地，若被征收之土地用于公共垃圾场的建设，则因其会导致环境的恶化而使残余地贬值。就升值的情形而言，在对残余地为征收补偿时，就会产生一个是否应将升值利益从补偿价额中扣除的问题。就此问题，在域外立法例及学说观点上存在着不同的态度，有主张损益相抵者，亦有主张损益不得相抵者。[31]我们赞同后者观点，认为在残余地征收补偿中无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余地。如此主张，理由有二：其一，残余地之升值与残余地之损失并非因同一损害原因而发生。残余地的升值是因征收后公益事业的施行而导致的结果，其本身并非征收行为直接导致的结果，因而二者的发生并非“同因”，这与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要件不符。其二，从平等原则出发，征收后公益事业的施行不仅会惠及于残余地，同时亦会均等地使其他与之相邻的土地受益，如果说残余地所有人与其他受益土地的所有人应平等地负担相关的工程受益费[32]，那么在此之外就没有理由对残余地所有人与其他受益人施行差别待遇，要求残余地的所有人因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而额外地承担费用。综上两点理由，在残余地征收补偿中适用损益相抵规则，不仅与该规则适用的构成要件不符，而且有违公共负担平等的原则。但就接连地的征收补偿而言，损益相抵规则就有其适用。这是因为接连地之受损与受益都是因为征收后公益事业的施行而导致，其原因同一，与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要件完全相符，当然就有其适用。
综上所述，征收损失补偿的“完全补偿”原则虽然与民事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在制度的内容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前者在现代法上正日益趋近于后者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两大原则的趋同与合流，不仅体现了公法与私法相互交融和彼此影响的现代法发展趋势，而且还预示了征收补偿理念的现代法转型。
三、从“对物补偿”到“对人补偿”的理念变迁与制度转变
传统的征收补偿以所有权剥夺的补偿及由此而带来的经济损失为基本内容。就此而言，传统的征收补偿范围要远远地小于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从本质上说，民事损害赔偿是“对人主义”的，即使是财产损害的赔偿，其着眼点也在于使“受害人”回复至若损害未曾发生时的应有状况，而非使被损害的“财产本身”回复至应有状况。也正是因此，大陆法系的民事损害赔偿观点一直采行“利益说”而非“组织说”。因为“利益说”着眼于被侵害人受损害之前后总财产的变化与差额，其对损害的衡量是对所有不利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即使是受害人的特殊利益环境同样在被考虑之列，因而其与“完全赔偿”的民事损害赔偿原则相契合。而“组织说”却只着眼于“直接损害”本身，亦即只着眼于受侵害的“物”本身，而未将不利于受害人的所有因素考虑在内，因而其所确定的损害赔偿数额就只能是一种“最低额”，这显然有违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33]传统的征收补偿采行的损害观念实际上就是上述的“组织说”而非“利益说”，因而其所给予的征收补偿数额同样就只能是一个“最低额”，而非完全的补偿。这样的一种补偿理念，是“对物主义”的，而非“对人主义”的。
因此，根据征收补偿的“完全补偿”原则，现收法的补偿理念已经从“对物补偿”演进至“对人补偿”。所谓“对人补偿”，亦即“以人为中心”，对因征收而导致的所有损失予以全部填补。这一理念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就体现为财产补偿范围的扩大和“生活权”补偿的纳入两个方面。就财产补偿范围的扩大而言，主要体现在间接损害补偿、可得利益损害补偿以及其他的附随损失补偿等方面，前文已有所述及。但就生活权补偿而言，这是一个新兴的制度领域，最能代表征收补偿法“对人补偿”的现展趋势，因而有必要予以进一步的说明。
实际上，我国早已有学者提出“以人为本”的生活权补偿理论，[34]但由于其论述更多地还是局限于传统的补偿范围、标准与方式，从而并未产生大的影响和实际效果。“生活权”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该文件第23条宣布，每一个人都有权享受“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从而提出了“生活权”的概念。生活权概念的核心在于“生存权”，但又不局限于生存权，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权利。当然，生活权的最主要含义是指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以及享受最低限度的健康而文明的生活水准的权利。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所界定的：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要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35]生活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的提出，直接推动了征收补偿理念的演进与制度变迁。
在日本，因征收而导致的生活权侵害补偿被称为“生活再建补偿”或“生业补偿”，日本学者认为，被征收土地的价格计算属于“传统的”损失补偿问题，而生活再建补偿则属于“现代的”损失补偿问题。生活再建补偿不是对个别财产的财产性价值的补偿，而是着眼于作为整体的人的生活本身或者该人的生活设计的补偿。即由于土地的征收，特别是因水库的建设等，村落的大部分被水淹没，所失去的不仅有土地，同时还包括在那里居住的人们的生活本身。进而，以个别的财产补偿所获得的补偿金，无法使被征收人在异地恢复至以前的生活，被征收人从而被迫遭受生活的变更、职业的变更等。对于此种生活权补偿，日本的相关征收立法还只是规定了一种“努力义务”，而并没有将其确立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基础。但日本的学说观点却认为，对于生活权补偿的抽象性宪法根据是存在的，因而有必要将其构建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36]韩国学界同样认为，以往的征收补偿是把对每个财产权的补偿作为内容，但随着水坝建设出现淹没等情况，多数居民的同时迁居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因其失去生活基地而应获得的补偿，就应是在新环境中开始新生活的总体金额，而非仅为所失个别财产的代偿金额。这种对以个人生活再建所需总金额的补偿，是对人主义的（属人主义）补偿，而与以往的对物主义（属物主义）的补偿相对立。[37]
由上述日本与韩国的生活权补偿理论可以看出，其“对人主义”的生活再建补偿主要针对的是大规模征地拆迁而实施的。我国类似的生活再建补偿原则上也同样存在。如根据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第3条、第4条的规定，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应当遵循的原则之一为“以人为本，保障移民的合法权益，满足移民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从而“使移民生活达到或者超过原有水平”；根据2007年《物权法》第42条的规定，征收土地或房屋的补偿应当“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上述规定无疑在原则上确立与宣告了我国法上类似于日本与韩国的生活权补偿制度，这预示着我国的征收补偿理念正在由“对物补偿”向“对人补偿”转变。
但生活权补偿显然不只适用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等大规模的征地拆迁补偿，即使对于个别财产的征收，实际上亦同样有其适用的余地。如单独的一家一户的住宅用房屋征收，就同样存在一个是否给予了生活权补偿意义上的足额补偿问题。如根据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制度，“产权调换”和“金钱补偿”是常用的两种补偿方式。但在我国现行法上，这两种补偿方式实际上都不足以构成生活权补偿意义上的“完全补偿”。因为在采用“产权调换”补偿方式时，被征收房屋与调换后房屋之间需找补“差价”，而由于征收补偿金额与调换后新房之市价间存在巨大的“剪刀差”，从而使得穷困的被征收人因找补差价而根本无法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若采用“金钱补偿”方式，同样由于征收补偿金额太低，而不足以在相同区位、相同居住环境的条件下购得与原来居住品质相同的商品房，被征收入的生活水平不得已而被迫降低。此外，就征地补偿而言，我国《物权法》第42条在补偿的方式上还提到了“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的补偿方式。为被征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无疑是保障被征地农民长久生计的一项重要的生活再建措施，但遗憾的是，由于在实践操作中，被征地农民往往获得的只是“最低”的社会保障，因而其生活水平也因不能获得足额补偿而降低。因此，是否在不降低被征收人生产、生活水平意义上给予了足额的生活权补偿，已经成为了现收补偿法上衡量征收补偿是否“完全”的一项重要法则。我国现行征收立法中的许多补偿制度，都有待于依据该规则重新检讨与修正。
与传统的“对物补偿”理念相适应的一项补偿制度是，只有“合法之物”的征收才给予补偿，“违法之物”不具有补偿的资格。但在现代“对人补偿”的理念下，“违法之物”同样存在一个征收补偿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违章建筑”的征收问题。财产权的法律属性之一即在于“合法性”，无合法权源而拥有之物不可能成为法律上的“财产权”。如我国《宪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该规定之所以要加上“合法的”这一限定词，其意即在于此。因此，根据传统的“对物补偿”理念，只有合法的建筑才能成为征收的标的，违章建筑等不合法的建筑不是征收的标的，因而对违章建筑的征收就不给予补偿。如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2条第2款规定：“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应当说，对违章建筑不予征收补偿与民事损害赔偿的一般理念和制度是相吻合的。但根据现代法上的“对人补偿”理念，这一补偿制度就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如我国台湾地区，其虽然在“土地法”和“土地征收条例”中就违章建筑都作了“不予补偿”的明确规定，但在具体的落实中，其做法却并非如此。以1991年台北市颁布的“台北市举办公共工程对合法建筑及农作改良物拆迁补偿及违章建筑处理办法”为例，根据该办法的规定，对于“补偿费”，仅“合法建物”可以领取，“非法建物”不得领取。而对于“违章建筑拆迁处理费”，若是1963年前的违章建筑，可按合法建物重建价格的80％，计算，领取处理费；若是1964年至1988年8月1日的违章建筑，则按合法建物重建价格的50％领取处理费。同样地，对于“拆迁奖励金”，不论是合法还是违法的建物均得领取；若违章建筑限期内自行拆除者，以合法建物重建价格及违章建筑处理费的60％领取奖励金；若逾期自行拆除者，则减半发给奖励金。而对于“人口搬迁补助费”，同样是不论合法还是违法的建物都可领取。[38]由台北市的上述规定可见，对于违章建筑与合法建筑，在作为征收的标的上是一视同仁的，二者的区别只在于相关补偿费用的发给上，对于合法建筑全额发给，对于违章建筑按一定比例发给，而并没有将违章建筑排除于征收标的之外一律不予补偿。台北市的上述做法得到了我国台湾学界的肯定，如有台湾学者指出：“台湾地区违章建筑之存在，部分系出于政府长期未严格执法所致，人民对此违法状态多少产生一定之信赖，若于征收时不予适当之补偿，就信赖保护之观点而言，似乎有欠公允。是以，在征收违章建筑所在之土地时，似可考虑以一定之时间点为基准，对于所谓‘旧有违章建筑’予以适当补偿。”[39]此外如德国，根据《德国建设法典》第95条第3款的规定：“对于基于公共法令规定，不用支付补偿随时得被拆除之建筑设施，对此只得基于公平原因之考虑而给予补偿。”该规定一方面在原则上表明对于违章建筑不予补偿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肯定了在例外情形下可基于公平因素的考虑予以一定的补偿。德国立法之所以采此态度，主要缘于二战后初期，国内民生凋敝，国库空虚，政府无力为解决百姓的住宅问题提供帮助，所以为大庇天下寒民，而规定了对违章建筑的衡平补偿。[40]在我国大陆地区的征收实践中，实际上也同样存在如域外法上给予违章建筑以征收补偿的做法。如在沈阳市和平区“罗士圈小区”的征收拆迁中，对违章建筑的拆迁就采取了非常人性化的措施，给予了违建户每户4.5万元的补偿。[41]因此，我们主张，为迎合征收补偿的“对人补偿”理念，我国未来的征收立法应吸取域外法及我国实践做法中的解决方案，综合考虑违章建筑形成的不同原因（如客观的历史原因、为解决住房困难的原因等），酌情对违章建筑的征收予以一定的补偿。
注释:
[1]参见《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1976页。
[2]参见《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68页。
[3]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63，268页。
[4]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李双元，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00页。
[5]seeblack'slawdictionary,7thedition,westgroup1999,p.393,277.
[6]《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第571页。
[7]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
[8]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第15页。
[9]seealastairmullis&kenoliphant,torts（影印本），2ndedtion,palgravepublishersltd.,1997,p.298.
[10]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使用了“恢复原状”一词，其与“回复原状”为同义。
[11]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第17页。
[12]参见叶百修：《从财产权保障观点论公用征收制度》，台湾：1989年自版，第76－79页。
[13]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6－487页。
[14]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第487页。
[15]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第490页。另请参见叶百修：《从财产权保障观点论公用征收制度》，台湾：1989年自版，第481页。
[16]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第491－492页。
[17]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第494－514页。
[18]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1页。
[19]seeblack'slawdictionary,7thedition,westgroup1999,p.277.
[20]参见［美］路易斯·亨金等编：《与权利》，郑戈，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158页。
[21]参见史尚宽：《土地法原论》，台湾：正中书局，1964年，第548页。
[22]参见征地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征地工作创新与改革探讨调研报告》，载鹿心社主编：《研究征地问题探索改革之路》（一），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2年，第40－41页。
[23]参见王兴运、郭琛：《低值与等值：谈不动产征收补偿制度的两种形态》，载房绍坤、王洪平主编：《不动产征收法律制度纵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358页。持相同观点者，还可参见李集合：《土地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1页。
[24]王太高：《行政补偿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25]但据学者考证，澳大利亚对土地权利人的某些精神损失予以慰藉金补偿。参见李集合：《土地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研究》，第141页。
[26]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93页。
[27]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第254页。
[28]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第254页。
[29]参见［韩］金东熙：《行政法i》（第9版），赵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20页。
[30]参见金伟峰、姜裕富：《行政征收征用补偿制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8页；王太高：《行政补偿制度研究》，第158－159页；司坡森：《论国家补偿》，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
[31]参见史尚宽：《土地法原论》，第561页。
[32]我国台湾地区“工程受益费征收条例”第2条规定：“各级政府于该管区域内，因推行都市建设，提高土地使用，便利交通或防止天然灾害，而建筑或改善道路、桥梁、沟渠、港口、码头、水库、堤防、疏浚水道及其他水陆等工程。应就直接受益之公私有土地及其改良物，征收工程受益费。”
[33]有关损害的“利益说”与“组织说”，详请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第118－131页。
[34]如刘红、周国新：《刍议以生活权补偿理论考量农村征地补偿标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2004年第12期。
[35]以上有关“生活权”的论述详请参见杜钢建：《析生活权与生存权》，《法学探索》1996年第2期。
[36]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第255－256页。
[37]参见［韩］金东熙：《行政法i》（第9版），赵峰，译，第417页。
[38]参见陈明?n：《财产权保障、土地使用限制与损失补偿》，台湾：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第124页。
[39]李建良：《损失补偿》，载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下册），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1725页。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赔偿规定篇10
土地流转经营合同范文一转出方(甲方)区(市)县乡(镇、街道)
村(社区)组
户主或受托人(单位法定代表人)：受让方(乙方)：地址：
户主或法定代表人：
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机制，切实保护转出方(承包方)和受让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成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试行)及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一致，特订立下列条款，并经乡(镇)和县级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机构备案和鉴证，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
一、土地流转方式：(选择划勾)
①转让②互换③出租④转包⑤入股⑥拍卖⑦其他二、土地流转用途
三、土地流转时限
从年月日至年月日止，共计年。四、土地流转数量及费用甲方将位于的土地(水面)市亩的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乙方。
(1)每亩每年由乙方支付甲方流转费元，共计每年应付人民币元，每年递增%，合计应付流转费为：元。
(2)或每亩每年由乙方支付甲方黄谷(大米)公斤，共计每年应付黄谷(大米)公斤。以每年月日市场上黄谷(大米)的价格为计算标准。
(3)入股方式流转的农村土地，按每亩折成股金元，甲方共占有股份股，每年按分红。
五、土地流转费支付方式及时间
1、于年月日以方式一次性支付全部流转费。2、每年分次以方式分期支付流转费，支付时间分别为每年的。
六、流转土地现状1、土地性质：2、土地等级：
2、座落方位：用简易图示法标明四方边界(附合同后)。七、转出方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①按照合同规定收取土地流转费;②对采取转让、互换、出租、转包、入股、抵押和其他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享有根据双方约定获得相关权利。
2、义务：①协助受让方按合同规定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帮助协调本村(组)内用水、用电、道路方面的事宜;②不得干预受让方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八、受让方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对采取转让、出租、入股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享有生产经营、管理、产品处理及收益的权利。
2、义务：①依照合同规定按时足额支付土地流转费;②不得擅自改变流转土地所有权性质和农业用途，不得使其荒芜;③受让方将流转的土地实行再流转，必须与转出方或委托的中介机构按相关政策完善手续;④合同规定的流转时限届满，不愿继续流转土地，与转出方或委托的中介机构配合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相关事宜。
九、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合同可以变更或解除：
1、经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2、订立本合同可依据的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
3、受让方丧失经营能力使合同不能履行的;
4、因不可抗力(重大自然灾害等)使合同无法履行的;5、受让方擅自改变流转土地所有权性质、农业用途;6、受让方未履行按合同，使其荒芜的;7、因一方违约，使合同无法履行的;
8、合同规定的流转时限届满，不继续流转土地的。十、其他约定
1、在合同有效期内转出方不得调整受让方流转土地，不得影响本合同的履行。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约定执行;
2、根据实际情况，土地流转用途、流转时限、流转面积和土地流转费支付方式与时间以及其他未尽事宜，可附合同副本另行约定。
3、任何其他形式的协议只能作为本合同副本，并不得与法律、法规和政策相违背。
十一、违约责任
转出方因非法干预受让方的生产经营活动，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而致使受让方受到损失的，转出方应视其违约程度向受让方赔偿经济损失。受让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承担违约责任，视其违约程度向转出方赔偿经济损失。
1、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土地流转费的;
2、荒芜土地的，破坏土地上附着物的，破坏水利等基础设施的;
3、擅自改变流转土地所有权性质、农业用途的;4、不按合同约定使用土地的。
十二、合同纠纷处理如双方发生合同纠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执行。可到乡(镇)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管理服务机构进行纠纷调解;如调解后仍有异议，则到县级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三、补充与附件
本合同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甲乙双方可以达成书面补充协议。本合同的附件和补充协议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十四、合同效力
本合同自双方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至合同期满为止。
本合同一式三份，合同签订双方各执一份、乡(镇)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管理服务机构存档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转出方(甲方)户主或法定代表人：年月
鉴证机构年月
(签章)(签章)
受让方(乙方)户主或法定代表人：年月(签章)
日日日
土地流转经营合同范文二甲方(出让方)：夕佳山镇
乙方(受让方)：
为扩大种植规模，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切实维护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本着依法、公平、自愿、有偿等协商的原则，双方协商，签订如下协议：
一、流转土地位置：夕佳山镇坝上村曹村组的土地，小地名：。
二、流转土面积：亩，田面积亩，山面积
三、土地流转期限：流转经营权时间为20xx年，即年日止。
四、土地流转费标准及支付方式：乙方按每亩田每年362斤黄谷折算，每亩每年土地按254斤黄谷折算，每亩每年山按150斤黄谷折算，共计：斤黄谷为当年市场价支付甲方，从签字之日起支付第一年的土地流转费，以后每年月日前付清当年土地流转费用。
五、土地流转期重大调整：如果在流转期间被国家和集体征占用土地，使合同无法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时，不认为违约，土地赔偿归甲方所有，地上附属设施归乙方所有。
六、在合同期内，因乙方经营不善不能继续经营的，乙方享有转租权利，甲方不得干预，但乙方负责按合同约定支付甲方土地流转费用。
七、违约责任：本协议签字盖章后生效，甲乙双方不得违约，若有违约由违约方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八、在合同期内，甲方确保乙方能在租地内开展一切合法经营活动，如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不能正常经营，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由甲方负责赔付乙方全部损失。
九、甲方确保乙方能通过现有公路进行货物运输。
十、合同到期后，乙方负责复耕，如乙方不复耕，乙方一次性补助甲方每亩1000元复耕费，由甲方自己负责复耕。
十一、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盖章)：乙方(签字盖章)：
监证单位：坝上村村民委员会
20xx年日
土地流转经营合同范文三甲方：汉台区铺镇安然寺村四组(由村委会代管)乙方：
根据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及遵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前提下，经甲乙双方自愿协商，并征得涉及土地经营权流转农户签字同意后，现达成以下合同条款，双方共同遵守。
一、租用土地范围及座落：甲方自愿将位于铺武路东侧安然寺村四组3.5亩耕地(详见四至边界图)。
二、租用土地期限：承包期为30年，即从20xx年11月15日起至2041年11月14日止(按公历年份计算)。
三、租用土地价格：土地承包费每亩每年为600元，按年支付费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乙方支付给甲方第一年(20xx年11月15日蛭20xx年11月14日)土地承包费共计人民币2100元(大写贰仟壹佰元整)，以后每年乙方应在6月10日前交清当年土地承包费，不得无故拖欠。土地承包费参照本合同初次承包价格，每满5年上浮10%，租赁期间不再产生其他费用。
四、其他条款
(一)甲方责任和权利
1、租赁期内甲方必须协助乙方处理好周边关系，做好各项服务，确保企业稳定生产。
2、合同期内，乙方所租用土地甲方不得擅自收回。若提前收回土地，甲方应给乙方经济赔偿，赔偿标准按土地的建筑物、构筑物、各植物和附着物的市值及租赁期限的余期等实际因事协商确定。因社会公共建设需要所租赁土地由政府收回的，甲方应在收回土地前6个月，将收回土地的座落、四至范围、收回理由、收回日期书面通知乙方并予以公告，本合同终止，土地承包费据实结算。土地上的建筑、附着物及资产赔偿归乙方所有，土地赔偿金归甲方所有。
3、甲方中途无故终止合同，除合同中规定的赔偿外，还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为总租赁期间总租金的10%。
4、租赁期内，甲方的人事等相关变动不得影响此协议的执行。
(二)乙方责任和权利
1、乙方创办企业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条例，并按时足额交清土地租用款额，如若违约，乙方承担一切责任。
2、承包期内，若乙方停止租用甲方土地，须向甲方代表提出书面申请，以保证甲方能够顺利接茬耕种。
3、乙方创办企业工商注册于甲方所在行政机构，并离有政策规定招商引资的相关优惠政策。
4、在租赁期内，乙方有权根据国家政策对所租赁土地进行联营，转租等行为，甲方不得干预，但需提前征得甲方同意。乙方遵守土地政策，不得修建固定建筑，临时看管房屋，按土地部门要求办理。
5、乙方中途无故终止合同，不得要求返还已付清租金，并失去租赁权利。
6、承包期满后，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优先享有租赁权。
7、合同期满后，若乙方不再租用甲方土地，则乙方支付给甲方一年的土地承包费作为土地复耕补偿。土地上的建筑，附着物及所有财产归乙方所有，并由乙方自行处置。
六、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补充说明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七、本合同一式二份，安然村村民委员会一份，乙方一份。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
八、附承包土地四至边界图。
甲方签章：
安然村村民委员会公章、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