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贸易方案篇1
美国的农业政策直接影响美国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影响农产品贸易，因此，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包含着农业政策。本文的分析思路是首先从分析农业政策与农产品贸易关系的基础上，认识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再从贸易协定的视角看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改变。一、美国农业政策的基本框架美国农业政策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1930年，美国农场在美国就业和GDp等方面都占据相当的比重，但农场的人均收益仅仅是全国平均收益水平的1／3。1920年代的农业萧条在1930年代的大危机时变得更加深化。1932年，农产品产量比1929年有所增加.但农产品价格指数却从100降低到44，农场主的可支配收入也在减少。1929年，农场的平均净收入为962美元，1932年下降到288美元。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新政”的一部分.193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加上1948年的“商品信贷公司特权法”和1949年的“农业法案”，这三个法律构成了美国永久性的支持农产品价格和支持农民收入的法律框架。之后的美国农业政策都是在这三个法律的基础上加以修改一般每隔四五年制定一个农业法来调整农业政策。农业调整法的主要内容有价格支持和收入支持。这些政策通过以下措施实施：（1）限制生产耕地，实施休耕补贴。美国农场的耕地面积大，一些农产品因为产量过高、供给过多而造成市场价格下跌，农场主收入减少。因此，为了控制农产品供给，保护农产品价格.美国对部分农产品实行休耕，由政府对休耕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2）制订目标价格，提高无追索权贷款，对农产品实施差额补贴。无追索权贷款是一种抵押性贷款，即农场主以尚未收获的农产品作抵押，从政府的农产品信贷公司取得贷款。目标价格由生产成本和生产者利润组成。当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农场主可按市场价格出售农产品，用现款还本付息。如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农场主可把农产品交给农产品信贷公司，政府按目标价格和市场价格之差给予差额补贴，补贴对象主要是小麦、玉米、棉花及乳制品等主要农产品。（3）实施农产品储备计划。农产品储备包括联邦储备和农场主储备。政府通过提供储存费以及无追索权贷款，鼓励自愿参加计划的农场主将部分谷物储存起来，使市场保持供需平衡。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支付储存费保护农场主利益，另一方面，又可以调节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稳定农产品价格。2002年5月的“2002年农业法案”，是美国国会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的调整而通过的新法案。美国农业部必须按照新的农业法案实施农业政策。该法案的特点是推翻了“1996年农业法案”关于停止补贴和将农场主推向市场的方针，再次规定对农业实行补贴。1996年迫于财政负担和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需要，美国制定了被称之为“农业自由化法案”的“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与改革法”。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已经执行了60多年的农业补贴政策。这个法案规定：从2002年开始取消政府对农场主提供的全部直接补贴；法律制订了一个7年内向农场主提供总额为356.26亿美元的农业市场过渡计划；取消对作物耕种面积限制的农场主有完全的自由来耕种他们的土地；仅保留无追索权贷款和农产品销售贷款，但利率上调1个百分点。“2002年农业法案”推翻了1996年农业法关于停止农业补贴和将农场主推向市场的既定方针，决定在今后继续向农场主提供各种补贴。该法案决定在继续补贴的前提下，对补贴的方法做了若干修改和补充：新农业法案继续沿用原来法律实行的直接补贴计划，但以固定的直接补贴代替1996年农业法案的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新农业法案新增加了反周期收入支持补贴计划.用以代替1998－2001年向农场主提供的销售亏损援助补贴计划。新农业法案对花生补贴计划进行了重大修改。推出新的乳品计划。二、美国农业政策与美国农产品贸易美国农业在法律框架支持下.政府对农民支付了大量的资金。2011年，美国政府对农民的支付为133亿美元，2005年为200亿美元，2006年估计为210亿美元。这笔支出占美国2005年联邦财政赤字3190亿美元的6%。美国政府对农民的财政支付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这导致了市场扭曲。政府的支付往往与生产和价格联系。生产的越多，政府支付得越多：价格越低，政府支付得越多。这样的机制向农民发出的信号是。他们不需要按市场运作的方式从事生产。这种条件下的生产导致市场价格扭曲，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美国政府的支持政策和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导致了美国农业生产产量提高，生产过剩。在国内市场无法调节过剩的产量情况下，只能通过出口解决。美国农产品的出口又压低了世界农产品的价格。引起了主要依靠农产品出口获得外汇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不满。美国农产品出口对美国农民和美国经济的意义重大，出口不仅支撑了美国农产品产量。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且还增加了就业。因为美国农产品产量的1／3用于出口，具体而言，43.5%的小麦、53.3%的大米、43.1%的大豆、20.1%的玉米和45.3%的棉花用于出口。美国是世界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国。25%的农业总收入来自出口。这就意味着美国农业比工业更依赖国外市场。出口还会产生非农经济活动，按照美国农业部的说法，每1美元产生的出口收入，会带来价值1.48美元的附加经济活动。美国农产品出口给美国提供了91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包括46个非农岗位。这就是说，2005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为629亿美元，而由此产生的附加经济活动的价值达930亿美元。从1950年以来，美国的农产品出口数量增加了8倍。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为世界之最，2005年，美国货物贸易出口为8926亿美元，进口为16743亿美元，逆差为7817亿美元。但美国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从表1近4年美国农产品贸易统计可以看到这点。农产品贸易顺差为美国经常帐户逆差的减少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样，美国的农业政策与农产品贸易联系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美国农产品的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前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主要是大宗产品，诸如小麦、大米、油菜籽、棉花和烟草。原因在于美国的土地优势和资本密集程度高。美国大宗作物的比较优势显著。这也导致了美国农产品出口以大宗产品为主的格局。但在过去10年里，美国向发达国家出口大宗产品的比重下降了，由原来占出口比重的43%，下降为34%。而美国大宗农产品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加了，比如，中国已超过欧盟成为美国大豆出口最大的市场。不仅如此，美国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出口稳步上升，这些产品主要是肉类、禽类、粗磨粉、活动物、油、水果、蔬菜和饮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出口已超过大宗农产品的出口。三、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实施情况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是wto《农业协定》的“三大支柱”，因此认识美国的农产品贸易政策也从可这三方面入手。1、市场准入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2011年，美国农产品最惠国平均税率为9.7%。这是非农产品关税税率的2.5倍。有195个税目采用关税配额。2011年超过配额的进口产品被征收平均49%的税率，配额以内的税率为9%。配额之外的税目91%采用从量计征，配额以内的税目28%采用从量计征。关税配额应用于特殊产品，包括牛肉、奶制品、花生和花生油和烟草。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美国采用的关税配额被列入减让表受到约束。美国在与贸易伙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也对部分农产品使用关税配额。2、国内支持2011年.美国政府对农业生产者支付了133亿美元，几乎占农业净收入的16%。美国农业部估计，2005年直接支付为214亿美元。根据美国2011年向wto通知的内容，按当前的“综合支持总量”的计算，2000年美国为168亿美元，2001年为144亿美元。而美国在wto做出的削减“综合支持总量”的承诺规定，美国每年支持的上限可达到191亿美元。2000年和2001年，美国在“绿箱”名义下的支持达到了500亿美元。“绿箱”支持是免于削减的。按“2002年农业法案”的规定，美国国内支持主要的手段是直接支付、反周期支付和贷款计划。这三项占政府对农业生产者支付的62%。此外，还有紧急援助和作物保险这两项支付计划。3、出口竞争出口竞争涉及出口补贴、出口信贷、出口保险、出口担保。根据美国在wto作出的承诺，美国对13类产品组进行出口补贴。2000年以后，美国每年对出口补贴的支付上限为5.94亿美元。根据美国2011年向wto作出的通知，2002年美国的出口补贴为3150万美元。接受出口补贴的产品主要是奶制品。美国实施出口补贴按“出口促进计划”和“奶制品出口刺激计划”执行。按“2002年农业法案”的规定，这两个计划执行到2007年为此。出口补贴以现金支付，以出口量为计算依据。美国有三个主要的出口信贷担保计划：“出口信贷担保计划”（GSm102）、“中间出口信贷担保计划”（GSm103）和“供应方信贷担保计划”。美国“商品信贷公司”（CommodityCreditCorporation）负责执行“出口信贷担保计划”和“供应方信贷担保计划”。公司并不提供生产融资但对出口产品提供支付担保，符合信贷条件的产品能取得商品信贷公司资金贷款。2011年，美国这种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额达到了37亿美元。此外，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中还有一个“食品援助”。根据“1949年农业法案”，美国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用于采购美国的食品，或直接向发展中国家捐增食品。“食品援助”实际上构成了美国农产品出口的一部分，但是它体现着美国的外交政策意图。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食品援助国家，2004.年美国的食品援助占全球食品援助的56%。2005年，美国的食品援助金额为21亿美元。四、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1、关税税率的比较世界农产品关税结构基本特点是发达成员的约束税率要普遍高于发展中成员，由表2可知，美国的农产品关税约束税率比其他发达国家低。而中国农产品关税约束税率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低的。由于乌拉圭回合谈判建立了农产品关税约束机制，因此，目前许多成员对农产品进口管理，既建立了约束关税，也制定了实施关税。关税削减淡判是对成员关税上限水平的约束，削减的对象是约束关税而不是实施关税。约束关税和实施关税之间的差额被称为关税“水分”。若成员关税水分越大，说明成员方实施关税比约束关税更低。从表3可以看到美国的水分并不大。2、国内支持的比较wto《农业协定》对国内支持分为5种情况并加以区别对待：“黄箱”、“绿箱”、“蓝箱”、微量许可和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其中“黄箱”支持是各成员方要承担削减的主要义务。因为这种国内支持与扭曲贸易有关，被列入“综合支持量”，并规定，以1986年至1988年为基期的“综合支持量”（amS），在1995年至2000年的6年中，发达国家削减基期支持的20%，发展中国家在l0年内（到2011年）削减基期支持的13%。各成员方削减的承诺列入减让表第四部分。各成员方按年度计算的amS及削减承诺都要向wto农业委员会通报。由于“绿箱”支持被认为对贸易不扭曲或扭曲很小而被免于削减。“蓝箱”支持也被免于削减承诺.不列入“综合支持量”。世界上对农业国内支持投入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欧盟（wto中欧盟为一个成员方）和日本。因此，比较美国的国内支持只需在这三个经济体之间比较就能说明问题。根据成员方对wto的承诺，2000年，美国“综合支持量”的上限为191亿美元，欧盟（15国）为598亿美元。日本为359亿美元。2000年这三个成员方的“综合支持量”上限占整个wto成员方“综合支持量”上限的80%。上限是约束水平的规定，各国在实施时是都会根据本国具体情况进行支付。根据这三个成员方向wto作出的通报，2000年，欧盟的国内支持为389亿美元，占上限的比重为65%。日本的国内支持为64亿美元，占上限的比重为17.8%。美国的国内支持为168亿美元，占上限的比重为87%。因此，从绝对额看，欧盟的国内支持比美国高出许多。3、出口补贴的比较与国内支持一样，出口补贴也主要是发达国家使用的政策措施，目前在149个wto成员方中只有25个国家使用出口补贴（欧盟为作为一个国家）。从1995－2000年，wto成员方每年平均使用了62亿美元的出口补贴。而其中欧盟出口补贴每年的平均数额为55亿美元，占整个wto成员方出口补贴90%的比重。这一数额美国为8360万美元，名列第4。从以上“三大支柱”的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农产品贸易政策措施与货物贸易政策措施相比，美国对农产品实行了贸易保护主义，但与欧盟、日本等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比较，美国的保护主义并不十分严重，欧盟是世界上农产品保护主义最严重的经济体。从wto角度看，美国要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理所当然地要削减自己的保护主义措施。五、自由贸易协定促进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改革自由贸易是美国对外贸易的基本理念，或者说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美国通过多边贸易体系、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实现贸易自由化战略。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美国积极发起了“多哈议程”的谈判。美国认为通过农产品贸易的谈判.削减或取消农产品贸易堡垒，扩大美国农产品的海外市场，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认为，如果全球取消各种扭曲农产品贸易的政策措施，将使全球农产品价格上升12%，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增加12%，美国会继续保持农产品的贸易顺差，农业生产的产量还会增加。因此。美国在谈判中确实作出了许多减少壁垒的承诺，由于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贸易谈判中的僵硬立场，导致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严重，以致“多哈议程”的前景暗淡，预计成果不大。但如果“多哈议程”最终达成了协定，意味着美国在谈判中也肯定作出了削减贸易壁垒的承诺。因此，多边贸易在给美国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美国贸易政策的改变。“竞争性自由化”战略就是为了弥补多边贸易体制进展缓慢的缺陷，美国从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中能获得在多边贸易体制中不能得到的利益。美国除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以色列和约旦的自由贸易协定外，目前又达成了若干个自由贸易协定。美国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获得了新的市场准入条件。2011年1月，美国与智利和新加坡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2005年1月，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新加坡在协定生效后，立即对所有的美国产品取消关税。美国对新加坡的大部分产品取消关税，其余的部分在3至10年内全部取消。智利在协定的生效后的4年内给予美国3／4的农产品免除关税，12年内分阶段取消对美国农产品的所有关税。美国分阶段取消对智利农产品的关税。两国取消对彼此间农产品贸易的出口补贴。澳大利亚在协定生效后对所有美国农产品的进口立即取消关税。美国对来自澳大利亚20%的农产品立即取消关税。对牛肉、奶制品和糖产品三个敏感产品，美国仍维持配额。随着美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增加，美国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领域中的收益还会增加。同样，美国在3个贸易协定中，也对这3国作出了承诺。如果多边贸易体制谈判进展不大的话，美国会更加注重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六、结论农业占美国经济中的比重很低，但对美国经济仍具有意义。美国维持着对农业的保护，农业保护政策扭曲了农业生产，大量的农产品只能通过出口予以消化产量，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但与欧盟和日本比较，美国的保护主义并不严重。保护主义可以通过美国在多边、区域和双边3个领域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予以改变
农产品贸易方案篇2
关键词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农产品补贴
作者简介：杜玉琼，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程秋婧，四川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补贴是指“一成员政府或某一成员政府的任何公共机构向产业或企业提供的财政资助、对企业收入和价格的支持。”①可以理解为：补贴是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向某种产品的生产、流通、贸易活动提供的转移支付，即所谓的“一国政府对其产业所赋予之利益”。农业补贴就是政府财政对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贸易活动进行的转移与支付。
各国补贴政策是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会阻碍世界自由贸易的发展，成为各国贸易冲突的重要原因。因此，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为了避免世界贸易战的愈演愈烈和贸易秩序的破坏，客观上要求有一套国际规则对各成员方贸易政策加以约束。
一、农业补贴的国际规则
Gatt1994以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以下简称《SCm协定》）都对产品的补贴与反补贴做了一系列约束和规制，乌拉圭回合谈判产生的《农业协定》（以下简称《aoa协定》）是专门针对农业补贴而制定的规则，它以特别法的身份对农业补贴的范围和约束事项作了较为明确的分类和陈述。
（一）Gatt1994有关规定
关贸总协定（以下简称“Gatt1994”）对农产品出口补贴的约束主要体现在第16条。该条所规定的受约束的事项是指政府对产业、企业给予或维持补贴，包括任何形式的收入或价格支持，从而直接或间接的增加了在它的领土上输出某种产品或者减少在其领土上输入某种产品。若这项补贴对另一成员方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可以对其进行限制。这样的损害和威胁须作用在进口和出口成员方，对其正常贸易造成不适当的干扰。②
Gatt1994倡导成员方限制对初级产品输出实施补贴，这样的补贴在出口时应对照之前贸易时期对市场份额造成了不良影响。对于除初级产品以外的任何其他产品的出口，政府不得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给予产品出口售价低于国内售价的任何形式的补贴，且不得实施新的补贴以扩大现有补贴范围。而对出口价格的变动没有刺激性影响并且其目的在于稳定国内农产品的价格或者稳定国内生产者收入而进行的农业补贴不属于约束事项。
（二）《SCm协定》有关规定
《SCm协定》针对的是产品，包括初级产品③和非初级产品，约束的补贴是具有专项性的补贴。
如果政府补贴方式普遍适用于补贴机构管辖范围内的企业和行业且被广泛采用，即非专项性，则允许根据世贸组织相关规定提供政府补贴；如果政府限制少部分受补贴方获得补贴，则贸易可能会受到影响，补贴将通过反补贴法进行处理。④但是如果存在以下情况，则即使是事实上的补贴，也属于专向性的补贴：实际受补贴方的数量有限；某些受补贴方是补贴计划的主要受益人，或通过补贴计划获得了与之不相称的利益；补贴机构自行决定为特定行业提供有别于其它行业的优惠条件；取得补贴时需要部门的批准，结果导致只有少数部门获批准得到补贴。⑤
（三）《aoa协定》的相关规定
在乌拉圭回合中形成的《农业协定》（以下简称aoa协定）规定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分别为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其中，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都属于农业支持政策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补贴），是该协定的重中之重。
1.最低市场准入。最低市场准入的含义是各成员方应该对一些过去被高度限制或少量进口甚至是禁止进口的农产品，作出最低市场准入机会的承诺。现行市场准入是对相关农产品每年关税配额准入量内的产品进口，按较低的关税税率征税；超过关税配额准入量的农产品进口则要按较高的税率征税，这样一来便形成了配额内及配额外两种不同的税率。
2.国内支持削减承诺。国内支持措施可按照其对正常贸易秩序影响程度的不同被区分为“绿箱”、“蓝箱”和“黄箱”这三种政策措施。其中，“绿箱政策”是指根据aoa协议不需要对产品作出减让承诺的国内支持政策，包括科研、技术推广、食品安全储备、自然灾害救济、环境保护和结构调整计划等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对贸易只产生极小的影响，所以不需作出减让；“黄箱政策”是根据aoa协议的规定对产生贸易扭曲、需作出减让承诺的国内支持政策，这要求成员方用综合支持量来计算其国内支持措施的货币价值，并以此为尺度来对国内支持措施予以逐步削减；“蓝箱政策”是aoa协议中对一系列相关条款的通行表达方式。这些条款规定与农产品限产计划相关的支付，例如休耕地差额补贴等，即可免予作出减让承诺。3.出口补贴⑥削减承诺。除符合《aoa协议》和该成员国减让表列明的承诺之外，成员国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提供出口补贴。削减的范围包括：根据列明的约束事项分为对出口补贴额的逐年等量削减和对出口补贴量的逐年等量削减；针对一成员国基期内没有进行出口补贴的农产品，禁止将来对该产品的进行任何形式的出口补贴；对加工农产品的出口补贴须小于对该农产品本身的出口补贴。
二、wto的农业补贴争端典型案例
（一）巴西诉美国陆地棉花补贴案
2004年6月，巴西对美国陆地棉花补贴提起申诉，指控美国的许多补贴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6条、SCm协定以及aoa协定的相关规定。这是wto第一起农业补贴争端案，专家组支持了巴西的指控。
本案专家组通过审查近几年世界市场棉花价格趋势，结合美国棉花补贴的性质进行分析，最后裁定：美国强制性的补贴项目与价格紧密挂钩，与世界市场棉花价格抑制有因果关系。
该案的裁决不仅首次确立了农业补贴争端同时适用aoa、SCma及Gatt1994等相关协定，还将主要规范工业补贴的进口替代补贴的效力延及农业补贴，对之后的农业补贴争端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专家组针对该案所做出的裁决表明，即使是农产品出口信贷担保也应受农业出口补贴纪律约束，这引起了成员国的极大关注，也对新一轮的农业谈判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案对wto规则在农业补贴上的适用和解释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二）韩国牛肉进口措施案
1999年澳大利亚、美国控诉韩国1997、1998年度对牛肉提供的国内支持措施超过了《农业协定》允许的10%“微量支持水平”，应当被计入现行综合支持总量中，而且现行综合支持总量超过了相应年度的承诺水平。韩国则认为其牛肉综合支持未超过微量支持水平。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如何计算对牛肉的市场价格支持，综合支持量的计算究竟以《aoa协议》附件三规定的方法为准，还是以减让表第四部分规定的“构成数据和方法”为准。
《农业协定》附件三规定“市场价格支持的计算应使用固定的外部参考价格与适用的管理价格之间的差额乘以有资格接受适用的管理价格的产量。为维持该差额的预算支出，如购进或储存费用等，不得计入综合支持量。”韩国主张适用减让表第四部分中规定的“构成数据和方法”进行计算，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均采纳了《aoa协议》附件三规定的方法计算。上诉机构裁定，韩国违反了《农业协议》第一条第1项的规定。该案是wto农产品补贴有关国内支持量计算的典型案例，因为依据这两种解释方法所计算出的市场价格支持有很大差距，而这种计算方法的差距直接影响到国内支持措施是否超出成员方所作出的承诺水平。
（三）加拿大乳制品案
2010年10月美国和新西兰以加拿大政府有关工业用奶特殊类别计划违反《农业协定》相关规定，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申诉。这种特殊牛奶计划是将工业用奶分为两类：即生产国内市场销售的牛奶和生产出口贸易的牛奶，用于生产出口乳制品的牛奶的价格明显低于国内用奶价格。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主要围绕着以下措施进行审理：
1.关于“政府或其他机构”的界定。《aoa协议》第9条第1款条（a）项规定了“政府或其他机构”。上诉机构认为，政府具有一定的法定职权，通过这种权利管理、控制、监督个人并规制其行为。“政府机构”是行使政府授予的权力而实现政府职能的实体。
2.争议措施是否构成对农产品的直接补贴。专机组认为只要政府介入了企业或产业的管理或支持其机制运行，即便政府部门只是提供了实物支付，未直接注入资金，也视为政府或其他机构“提供”了直接补贴。
3.国内支持是否构成“生产补贴”。上诉机构认为本案中的国内支持措施，使加拿大国内生产者获得了额外利润，并且补贴了其奶制品在国外市场上的销售，这样即形成了国内支持的“溢出效应”。这也将构成出口补贴，即“由生产者供资的补贴”。
本案得到了专家组和上诉结构的支持，对《aoa协议》第九条第一款的适用并进行了解释，是关于国营贸易的典型案例，也是wto历史上首例涉及《aoa协议》出口补贴规则的争端。国营贸易企业的市场分割成国内和国际市场，也形成了“国内补贴”。
三、对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启示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国目前的农业部门的就业率和农业生产效率都不容乐观，农业现状决定了我国应在不违反wto规则下推进惠农政策，加大农业投入。近年来wto争端解决机构所做出的农产品补贴案裁决，为我国完善农业支持政策提供了学习和参考的依据。
（一）wto有关农业补贴规则的互相融合，叠加适用，对我国的农业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陆地棉补贴”等农业争端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审理和裁决中确立了wto相关农业补贴规则――《aoa协定》、《SCm协定》、Gatt中关于补贴的相关条款，除非这些条款间存在明显的冲突，否则这些条款均应叠加适用。这项法律原则警醒成员国在“和平条款”终止适用后，无论何种类型的农业支持措施只要属于《SCm协定》规定的“补贴”，在wto下都属于“可诉补贴”。在“美国陆地棉”案中上诉机构的裁决表明出口融资支持措施、农产品信贷担保等都是规避出口补贴承诺的行为。我国的农业支持政策应借鉴欧美等发达成员的做法，如：在《aoa协定》下虽然承担了削减农业支持和出口补贴的义务，但仍然保留了庞大的农业补贴――采用基期选择、削减模式等技术手段。同时，中国应调整农业支持政策结构，把政策重心由保护转为支持，充分利用wto“绿箱”支持政策，提高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目前欧美等发达成员对农业支持的力度极大，会损害我国农业和减损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效果，扭曲世界贸易秩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员应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挑战欧美等发达成员的农业政策。巴西诉美国高地棉花案的成功，这不仅对发达成员的农业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也为发展中成员，特别是为那些备受美国等发达成员对初级农产品之害成员，敢于和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争端。同时也影响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补贴议题谈判的天枰，也说明了wto规则由权利导向进一步向法治化导向的转变。
（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农业支持政策
美国陆地棉案，加拿大奶制品案等，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农业出口补贴规则进行了严格地解释和适用。在美国陆地棉案中上诉机构就明确解释，虽然美国政府部门并未直接向其棉花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但因为政府部门的行为涉及到其行政管理体制，所以也可能被视为出口补贴。上述农产品补贴案的裁决对我国政府促进农产品出口的政策体系和管理体制，有重要影响作用。
我国和其他wto成员国的的农业支持政策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仍需完善。如：地方政府通过对本地农业实施税收减免，提供信贷和信贷担保等农业支持政策，虽然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农产品出口，同时也存在较为明显的禁止性出口补贴，违反wto规则，很容易被提起wto申诉。因此，我国应对目前的农业支持政策进行梳理并对其调整，使其一方面符合wto相关规定的要求，另一方面使我国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法制化、制度化，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为我国农业和农民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三）我国需建立一套农产品补贴争端解决的国内应对机制
wto的争端解决程序需要经过一套复杂的发起、调查、协商、申诉、审理、建议、裁决等程序。我国当前有关农业的立法，还没有一套与wto相关规则相对应的国内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和程序。在涉及农产品补贴争端中，如何考量另一成员国的国内补贴和出口补贴量？如何衡量该出口补贴是否对双边或多边农业贸易造成不良影响和侵害，以及侵害程度表现如何？我国的农民如何反应其可能被侵害利益的诉求？满足何种条件我国能直接将争端提交wto？如何配合wto有关专家组、上诉机构进行证据调查？这些问题在我国关于农业补贴的立法中没有找到具体的答案，有待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国际争端的国内应对机制予以明确。
四、结语
wto各项规则之间的不断融合是基于各类争端相关规则的不断适用和解释，是wto成员方经济利益不断博弈的结果。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农业贸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也越来越多地面临农产品贸易争端。因此，我国一方面应在遵守wto规则的前提下，完善我国国内相关法律；另一方面，不断关注wto典型农产品贸易争端案例，学习研究wto相关规则的解释和适用，从中找到适用规则解决争端的规律，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争议。
注释：
①SCm协议第1条.
②Gatt1994第16条第1款.
③《SCm协定》中将“初级产品表述为：天然形态的农、林、水产品，或为在国际贸易中大量销售而经过通常要求加工的产品。
农产品贸易方案篇3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迅猛，贸易额有较大幅度提高，为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1998年到2001年，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年均增长分别为3%、2%和4%。2001年11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该年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为279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160.7亿美元。入世后的六年来，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年均增长分别提升到21%、15%和27%。2002年，即我国入世后的第一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在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进口额度也有所上升。2003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达214.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1%。2004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达233.9亿美元。2005年，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农产品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8.57%。2006年，农产品出口额稳中有升，继续保持了2005年的增长态势。2007年农产品贸易总额达781亿美元，占世界农产品贸易总额比重约为4%，居世界第五位。2008年农产品贸易总额达991.6亿美元，同比增长27%。
根据对以上2000-2007年我国大类农产品出口额(表1)统计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大类农产品出口总额呈上升趋势，各大类农产品(除棉花外)出口额稳中有升。特别是水产品、蔬菜和水果的出口增长迅猛，已经成为我国主要出口的农产品。2007年，中国水产品、蔬菜和水果出口额分别为97.54亿美元、62.14亿美元和37.49亿美元，比2000年分别增加1.55倍、1.99倍和4.18倍，这三类产品的出口已占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53%，贸易顺差为139亿美元。同时，2007年我国畜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增长，由2000年的25.9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40.46亿美元，增幅达56%。另外，我国谷物产品的出口增速也快于进口增速，由小额逆差变为顺差。2004年，我国粮食贸易出现了13.9亿美元的逆差。2005以来，粮食生产实现恢复性增长，供求关系得以改善，粮食出口大幅增加，进口大幅下降，到2006年和2007年分别实现了3.32亿美元和16.66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2我国农产品贸易摩擦现状
随着我国农产品出口数量的日益增多，以及我国融入世界农产品市场程度地不断加深，农产品出口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额更持续快速增长，由2001年的279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781亿美元，占世界农产品贸易总额比重约为4%，居世界第五位。但是，伴随着农产品贸易的快速发展，一个严峻的现实也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我国农产品出口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
2.1反倾销贸易摩擦
反倾销是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最多的贸易摩擦类型。
加入wto以来，我国出口产品每年都要遭遇来自各个国家的反倾销调查达50多起，其中农产品出口遭遇美国等11个国家(地区)的反倾销调查共11起，涉及商品有薄荷醇、塑料编织袋、蘑菇罐头、松香、蜂蜜、大蒜、小龙虾、非冷冻苹果汁等17种。同时，我国的同一产品也出现多次遭遇反倾销调查的现象。这些反倾销调查，导致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不断丢失，给我国农产品生产、加工和出口造成很大影响，也给农产品出口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另外，在反倾销调查频发的同时，波及范围广、涉案金额高的反倾销大案也不断涌现。2004年，美国对我国暖水虾反倾销案涉案金额高达2.48亿美元，直接或间接影响163家企业、数百万虾农和专业捕虾渔民的生产和生活，是我国历史上涉案金额最高、影响最大的农产品贸易救济调查案件。2005年，印度对我国丝绸织品反倾销案，是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农产品反倾销较大案件，涉案金额达1.8亿美元。
2.2检验检疫型贸易摩擦 我国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为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国，它们凭借自己的技术优势，对进口农产品设置了严格的检验检疫标准。这些检验检疫标准也是限制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障碍。受限制的产品范围由禽肉、水产品等动物源产品扩展到蔬菜、水果等植物产品，几乎覆盖了我国出口的所有农产品。
从整体来看，肉类制品、蔬菜、水果及制品、水产品、食用菌、茶叶及谷物均是日本实施“肯定列表制度”后我国出口风险较高的大类商品。据初步测算，受影响最大的茶叶出口涉及就业310万人，蔬菜涉及314万人，烤鳗涉及43万人。另外，欧盟和日本等进口国也以我国出口农产品中存在口蹄疫、禽流感疫病和农药残留等卫生安全问题为由，多次对我国农产品进行封杀，并逐步强化对我国出口农产品的检验检疫，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3技术壁垒型贸易摩擦
技术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
近年来，据商务部调查，我国有近9成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受影响的农产品范围广、周期长，造成每年的经济损失约合90亿美元。
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有日本、韩国、美国和欧盟等国家，这些国家都通过立法的形式，制定了一系列严格而又繁琐的技术标准，防止外国农产品进入本国，这样就增加了我国农产品打入国外市场的难度，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
3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初探
对外贸易必然会伴随着不确定的对外贸易摩擦风险，这些风险源自于贸易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外贸企业的实力与能力的局限性。
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就是为了尽可能地防止对外贸易摩擦风险的出现、蔓延和加剧，避免对外贸易受到过大的损失。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贸易摩擦，因此对农产品出口贸易摩擦预警机制的研究和完善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我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建立较晚。2003年5月，商务部确定了对456个大类、2733个税号的重点敏感产品进行预警监测分析，还先后在汽车、化肥、钢铁、纺织和电子信息产品等行业建立了产业损害预警机制。
2006年5月22日，商务部对外贸易司与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联合《对日出口农产品风险评估报告》，正式启动农产品出口行业预警机制。这些年来，农产品出口预警机制处在不断地探索和完善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政府对农产品市场风险的监测能力和先兆预警能力，保障了农产品安全，加强了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有效的信息资源缺乏问题。
具体表现为，一是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信息，或者得到的信息仅仅是未经分析的原始数据，不能从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二是信息的收集不够及时，往往是外国的相关措施已经开始实施了，我们才意识到对这方面信息的整理和收集；而且信息的传递也不够及时，在传递的过程中也有损耗，造成信息到达企业时已经失去意义了。因此，针对农产品出口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建议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收集系统。信息收集系统主要用来完成信息采集、信息标准化、信息存储、信息整合和信息共享等信息收集整理工作，具体可细化为如下流程(如图1)。
3.1数据采集流程
根据预先设定的时间周期(每天或每二天)由数据采集人员通过预定义的采集规则抓取涉农网站(如中国农业信息网、新农村商网等)的相关农产品出口贸易信息，抓取的内容经审核后，根据预定义的规则与现有的数据信息进行对比，如果抓取的信息相对较新则覆盖现有的数据信息，否则新建该条信息并存储。
3.2数据提取流程
根据预先设定的时间周期(每三天或每周)由技术人员从相关涉农资料库、数据库中提取相应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数据，并对得到的数据进行清洗、处理及格式转换，使其符合我们现存信息的数据格式并存储。
3.3数据的整合
将从涉农网站采集来的信息和涉农数据库中提取的信息进行整合，并按分类、按主题进行划分和组织，然后装载到核心的数据库中，形成农产品出口贸易信息数据仓库。数据仓库内的数据是将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后的有效数据，且频繁的更新率保证了它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农产品出口贸易摩擦预警机制信息收集系统的建立，一方面可以缓解农产品出口贸易信息匮乏且时效性不强的问题，并为下一步分析预警提供有力的数据保障。另一方面，也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了依据，并为广大农产品出口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提供帮助，有效避免生产经营的盲目性和趋同性，减少了政府层面和出口企业层面双重的经济损失，保障农产品安全，抵御国际市场冲击，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农产品贸易方案篇4
【论文摘要】发达国家对农业支持政策的坚持和完善以及国外以食品安全为借口的贸易壁垒措施持续上升，对我农产品出口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农业面临的国际竞争会更加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使用反倾销等维护公平竞争的政策工具来保障国内市场的安全稳定，对于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是正当的，也是一段时期内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然而，由于我国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反倾销措施要想有效应用于农产品贸易领域，还需要进行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农产品贸易形势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贸易总体上是进出口额增长速度落后外贸平均增长速度，且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并于2003年后转为逆差。在结构方面，除水产品、蔬菜、水果、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还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外，大宗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林产品和大多数农业原料产品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根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对中国主要大宗农产品产需形势的预测，除大米外，玉米、小麦、大豆、棉花和豆油在2005-2010年间都是净进口，其中玉米、小麦和大豆的进口增长幅度较大，与2005年比，2010年的增幅分别为198%、73%和40%。大宗农产品进口激增，对相关产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势必造成严重冲击。从农产品贸易环境看，目前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均面临来自国外的巨大压力。2007年世界农产品关税水平平均为62%，我国农产品进口关税已降至15.2%，并且削减、取消了大批农产品进口管理措施，目前我国已是世界上农产品市场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在出口方面，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除频频遭遇技术性壁垒外，也是反倾销的主要受害者。
从农产品贸易的趋势看，随着wto谈判的进展，农产品贸易扭曲的情况将得到缓解，农产品贸易将会逐渐更加自由和公平。但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对农业实行高补贴政策，加之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及农业部门的压力，wto多边协议首先会造成发达国家农业支持政策在“箱”间的转移。我们对农产品自由竞争和公平贸易还不能抱有过于乐观的态度。短期内中国农产品贸易环境无疑会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二、我国反倾销制度在农业领域的缺陷
由于我国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反倾销制度要想在农产品贸易中取得效果，尚存在以下缺陷。
1、反倾销调查申请人的资格问题
尽管《wto反倾销协议》赋予了相关产业在受到倾销损害时申请反倾销调查的权利，但同时又对申请人的条件和资格进行了严格限制。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此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者有关组织”均可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但第十七条又规定“表示支持申请的国内生产者的产量不足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25%的，不得启动反倾销调查。”这种对申请人资格的严格限定，对于发达国家产业组织比较健全及以农场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模式来说，似乎不成问题；但对于我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产业组织尚不健全及以农户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模式来说，事实上等于剥夺了农民反倾销申请人的资格。
2、反倾销调查申请人的能力问题
反倾销调查由申请人通过提交申请书的方式提出申请。在《wto反倾销协议》的基础上，《条例》对申请书的内容也做了详细规定。《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申请书应包括如下内容：“申请人的名称、地址及有关情况；对申请调查的进口产品的完整说明；对国内同类产品生产的数量和价值的说明；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申请人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内容。”《条例》第十五条又规定了申请书应当附具的证据：“申请调查的进口产品存在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除此之外，在《反倾销产业损害调查与裁决规定》第二十一条中又附加了如下三条内容：“损害的类型，是指实质损害、实质损害威胁或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如果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还应当分析进行累积评估的原因及理由；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其他因素及其他证据材料。”可见，申请人不仅应该掌握国内外两个市场上的生产者或经营者信息、相关产品的数量及价格信息，还需具备对国内产业影响的总体评估能力。同时，对倾销、损害及两者的因果关系也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
由于农产品的生产方式及市场的复杂性，即使通过地方性产业组织的联合或其他方式具备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申请人资格，也很难有能力提供一份信息充分、证据确凿、符合要求的申请书。在对申请人资格和“申请书内容及所附具的证据等进行审查”的基础上，立案调查的可能性就更微乎其微。
3、政府保护的有效性问题
《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商务部“没有收到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但有充分证据认为存在倾销和损害以及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的”，也“可以立案调查”，这就从法律角度赋予了国家行政机关作为反倾销调查申请人的主体资格。但是，反倾销调查是以维护行业或企业的利益为直接目标的，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某一具体产业的代言人，更不是某一企业利益的代言人。因此，在未接到申请，但却有“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决定立案调查，也必然会从国家整体利益、对外经贸关系等角度综合考量，而不会只局限于某一产业的具体利益。尤其是在当前我国总体贸易存在巨额顺差，承受一些贸易伙伴国巨大进口压力的背景下，国家行政机关就更加难以自主做出对外反倾销立案调查的决定。
因此，由于国家利益和某一具体产业利益的不统一，不代表产业利益的国家行政机关并不会忠实履行反倾销申请人职责。国内外大量的反倾销案例也证明了这一点，绝大多数反倾销立案调查都是由企业或产业组织提出申请的。
三、在农业领域增强反倾销调查可操作性的建议
1、思想层面
（1）牢固树立反倾销是维护公平贸易的手段的基本观念。反倾销是wto赋予缔约方反对不公平贸易、保证市场平等竞争的正当手段。由于各国农业支持的出发点不同，对农业补贴的范围和强度也不同，尤其是发达国家，农业支持更是保障农民利益、强化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以及倾销剩余农产品的主要手段。因此，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不平等竞争还将长期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使用反倾销等维护公平竞争的政策工具，对于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是正当的，也是一段时期内不得不做出的选择。（2）彻底放弃用农产品平衡总体贸易、缓解进口压力的想法。首先，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及跨国公司大举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背景下，国际贸易的差额已经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该国真正的经济贸易利益。个别发达国家出现贸易逆差，无非是投资和贸易替代关系的显现。其次，中美、中欧之间的巨额贸易顺差也无法单靠农产品就能实现平衡。发达国家对我国农产品进口施加压力，其本意也是从保护国内农业利益出发，是国内农业保护政策的国际延伸。因此，任何的妥协和让步，换来的只会是对方的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对缓解贸易压力不会有真正帮助。最后，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关系到国家整体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利益，新农村建设更需要公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用农产品平衡贸易，靠弱势的农民群体承担开放成本，本身也是缺乏全局观念的、不负责任的政策主张。
（3）根本转变靠农产品贸易促进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思路。有人认为通过农产品国际贸易可以促进我国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但农产品作为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性物资，还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特别是对于大宗主要农产品都要自己维持一定的生产规模。同时，目前农产品贸易是建立在扭曲和不公平基础上的，以此促进结构调整也很难实现优化的目的。另外，农产品的结构调整还受到技术和自然条件的严格约束，不但过程是缓慢的、循序渐进的，其结果也很难完全按比较优势原则分工。前些年我国部分地区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并未因此转移到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生产中去，而是造成了粮食产量和农民农业收入的绝对下降。因此，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应该靠国家宏观的、整体的和长远的政策来保障，靠扭曲的农产品贸易来促进显然是不合适的。
2、组织机制层面
（1）创新农民组织，建立产业协会。目前我国以农户生产为主的农业组织结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会有根本改变，仍然要个体农民面对高补贴与规模经济下生产的国外农产品，以及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的冲击，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建立产业组织是现实的选择。
（2）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进口设立反倾销调查警戒线。当某种主要农产品在一段时期内进口数量的增长或价格的下降超过一定幅度时，商务部应根据《wto反倾销协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授权，自动启动反倾销调查立案程序，以解决在国家利益和产业利益不对等的情况下，国家行政机关作为反倾销调查申请人的主体错位问题。
3、技术层面
（1）深入研究农业高补贴国家的农业政策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程度和对贸易的影响，以便分析其是否属于国家垄断贸易的情况。《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附件一第6.1条补充规定二和《1994年反倾销守则》第2.7条，将国家垄断贸易称之为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被完全垄断，而且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控制。如果一国被确定为国家垄断贸易，那么允许进口国在有关反倾销调查时对该国企业实行差别待遇。西方国家通过对农产品的高额补贴影响或控制价格，进而导致国家垄断贸易，从逻辑上分析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一旦确认某国在农产品上有国家垄断贸易的行为，在对其反倾销时就可以比照西方国家对中国反倾销的做法，在成本核算时采用替代国制度。这一方面可以大大增强我国农产品反倾销的力度，同时也可以还“国家垄断贸易”以本来面目。
（2）加大农产品反倾销人才培养的国家支持力度。由于农产品的易腐性、季节性、价格波动大、固定成本高、财务记录不健全等一系列特点，农产品反倾销活动的方式和结果与非农产品、尤其是制成品有很大的不同，对于我国这样反倾销历史短、经验不足的国家来说，具体操作的难度就更大。因此，应加快相关人才的培养，以便深入研究农产品反倾销的市场条件，以及反倾销实施后的市场影响。应把掌握反倾销、wto规则、相关法律与惯例知识的人才与农业技术人才一起，共同纳入对农业人才的培养支持范畴。这样，我国农业发展在具备了技术保障的同时，也提高了市场与规则的保障程度。
【参考文献】
[1]B.a.Blonigen：针对农产品的反倾销活动[DB/oL].，2004-11-9.
[2]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2005-2010年中国主要大宗农产品产需形势预测[eB/oL].，2006-3-10.
农产品贸易方案篇5
[关键词]国营贸易企业，农业政策，透明度原则
自从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诞生以来，它一直是各国保护本国市场、维护国内经济稳定及安全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一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工具。我国也在2001年12月10日颁布的《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中专门规定了国营贸易，确定了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入世以来，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规模快速增长，2004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居世界第5位，进口额为世界第4位，农产品贸易大国地位凸显。但进入“十五”后期，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快速增长，我国保持多年的农产品净出口国地位发生逆转，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年出现农产品贸易逆差。因此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局势下审视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的各项规则，考察该制度与wto相关规则的协调，并评估其以后的发展趋势，对促进和发展我国的农产品贸易不无裨益。
一、wto下的农产品国营贸易体制
(一)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国营贸易企业(statetradingenterprisesSte)
国营贸易制度无论在农产品领域还是在工业品领域都有存在，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运用，它是农产品贸易的首选政策。在通知给wto的150多个国营贸易企业中，大约有70%涉及农业或相关贸易。随着成员通知义务的履行，这个数量还会增力口。在农业国营贸易企业中，由于贸易流向不同，可以将之分为出口导向型和进口导向型两种。几乎所有出口导向型Ste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基地，比较著名的有美国农产品信贷公司、加拿大小麦局、新西兰乳制品局、澳大利亚小麦局。在1995年一份世界主要出口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向wto的通报中，当年小麦出口中近60%是由Ste经营的。此外，Ste还控制了几乎一半的世界大米出口，但最大的大米出口国泰国，并没有通知国营贸易出口。对于乳制品出口，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波兰和美国向wto通报的Ste控制了世界脱脂奶粉出口的30%到40%，以及25%左右的世界奶酪出口。
在进口方面，1994—1997年间，约有1／3到1／2的世界小麦是通过Ste进口的，由于对Ste定义也有争议，所以进口Ste对国际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影响及作用是否有出口Ste那么大是有疑问的。现在许多国家如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及菲律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向私营竞争者开放国内市场，进口Ste面临相当的改革压力。不过我国的入世对上述情形有所改变，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之一，1996年进口农产品占世界总进口额的10%，，其中包括世界进口总额10%的棉花和16%的植物油。所以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入世后进口方面的Ste的作用将得到提高和加强。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许多国家对国营贸易制度进行改革，除了上述墨西哥、印尼等国已经向私营竞争者开放市场外，日本、土耳其等国也开始将原专属于Ste的专营权授予私营企业，南非的改革则更为彻底，它在1997年撤销了11个商业贸易局。甚至连长期采用国营贸易体制的澳大利亚对未来是否继续延续该制度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至于各国向wto通知Ste存在的理由，则是五花八门，诸如对国内生产者的收入支持，稳定市场的需要，粮食安全的目的，等等。从理论上讲，国营贸易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是有利有弊的，因此对保留还是废止该制度的争论一直如影相随。在主张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学者看来，国营贸易企业通过人为排除潜在竞争者，带来交易活动暗箱操作、缺乏透明度，价格决策又不以商业因素为基础，割裂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的联系，扭曲价格信息，因此Ste是贸易自由化的绊脚石。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保留国营贸易制度，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该制度的坚决拥护者，他们认为，国营贸易制度对于防止国际市场盲目竞争、保证国内经济稳，定、维护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及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此外Ste也是弱小国家保持和增强国际竞争力与大型跨国公司抗衡的有利手段。目前跨国公司通过控制约75%的国际粮食装运量对粮食贸易产生主导作用，一旦取消Ste，最有可能的后果就是跨国公司的迅速介入，如果粮食贸易被具有垄断力量的私营企业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由此看来，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都表明Ste仍将在相当期间存续，“诸多的Ste也许会扭曲国际贸易，但是如果不考虑这些Ste存在的理由和运作的环境而试图简单禁止Ste，势必会遭致许多wto成员国的反对。”
(二)Gatt／wto体制中有关Ste的规则
在wto法律文件中，以Gatt第17条为核心，对各成员的国营贸易进行了规定，此外，Gattl994第2条第4款、关于第11条、第12条、第13条、第14条及第18条的注释也涉及国营贸易规则。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关于解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的谅解》(下称谅解)，对国营贸易下了“工作定义”，并且对通知义务、工作组等程序性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各成员方于1998年对货物贸易理事会1960年的“国营贸易问卷”进行了修改，进一步完善了wto的国营贸易行为规则。概括而言，Gatt／wto的国营贸易规则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在实体法上要求成员方在数量限制、关税减让、贸易谈判等领域贯彻非歧视原则，在程序法上则主要是有关国营贸易的通知和程序需遵循透明度原则。通过对wto国营贸易规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现行规则对Ste的定义界定不清楚
早在关贸总协定酝酿之时，Ste就与关税、海关手续、数量限制、补贴等一起作为国际贸易规则干预的对象，但是总协定实践达半个世纪之久，对国营贸易企业的界定却始终未能理清一个清晰的头绪。
Gatt第17条第1款(a)、总协定附件9对第17条第1款的注释涉及到国营贸易企业概念时，均仅强调该类企业得到了政府的独占或特别的权益，但一直没有下正面的定义。前述《谅解》第1条给国营贸易企业下的工作定义除了继续强调Ste得到政府的专营权之外，还进一步提出了非政府企业只要得到授权能够影响进出口贸易也可以是被认为Ste。因此，在wto框架下，国营贸易企业并非专指所有制形式为国家所有，事实上也包括得到“专有权或特权”的私营企业、非政府团体。
但是，政府授予权利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用宪法、法律规定的，也有政府在职权范围内给予，对何谓来自政府的专门授权，Gatt第17条没有逐条列明。由于缺乏清晰而可供共同接受的定义，各国在使用政策工具及运营方式上有存有巨大差异，因此势必在成员国之间为哪些属于Ste而发生争议。
例如，美国通过一系列法案对农业联合体、企业以反垄断法下的例外、豁免。1922年颁布的凯伯一沃尔斯塔德法案就使得美国农户在免受反垄断法约束下能够组成联合体，通过提高价格增加收益。以后美国又相继颁布实施了“合作销售法案”、“农业公平行为法案”和“出口贸易公司法案”等，这些法案不仅使农业联合体继续免受反垄断法约束，还扩大了对他们从事进出口联合经营权的授权范围，在购买商因为农民组成联合体而拒绝采购其产品或采取其他方式予以抵制，农民还可以向美国农业部农产品购买商的不当行为。凯伯一沃尔斯塔德法案等系列法案对美国农业联合体的种种授权是否构成国营贸易企业的“专有权、特殊权利或特权”，这些联合体或企业是否应该受到wto国营贸易规则约束呢?许多成员认为有必要对之进行鉴定，以确定其是否属于Ste，更有学者毫不犹豫地认为美国这些受惠于反垄断法例外的农产品出口企业应被纳入Gatt第1了条的“国营贸易企业”的范畴。
由此可见，至少在目前的wto法律文件中，还缺乏对国营贸易企业的清晰而可供共同接受的定义。
2、对Ste透明度要求也不清楚，哪些Ste需要通知有疑问
依据透明度要求，各成员国应每3年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交国营贸易问卷所要求的6方面的信息，包括国营贸易所涉特定产品分类清单、确定国营贸易经营方式的理由与目的、对已确定的国营贸易企业产品没有发生进出口行为所作出的解释等等。虽然1998年的问卷调查比1960年版本更加详细，但是总的说来，有关国营贸易企业透明度的规则并不成功。
首先，提交问卷调查、完整履行透明度义务的国家较少。根据ingco和ng(1998)的调查，在1980到1994年间，只有45个成员国提交了通知而其中只有3个成员国则完全履行了提交调查报告的义务，1998年新调查问卷出台后，134个wto成员国中，有76个成员国履行了通知义务，还有58个未履行通知义务。其次即使提交问卷调查，内容也很不完整，没有对Ste的详细报告。有些国家存在Ste活动也不履行通知义务，例如埃及的物质供应中心局(GaSC)，巴基斯坦的粮食农业合作理事会等具有国营贸易性质的Ste就没有通知给wto，埃及的GaSC在农产品贸易中一直具有垄断地位，但自从1993年起，埃及政府就允许私营企业从事小麦进口，至1997年GaSC占小麦进口量的60%，其余的则为私营企业经营。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尽管GaSC在进口中仍占主导地位，但已经不是市场唯一的经营者，此时是否仍可认为其具有“专有权”或“特优权利”呢?对什么需通知给wto，事实上wto的规则仍然是不明确的。
3、某些实体规则还缺乏具体适用的标准
Gatt第17条要求国营贸易企业在购买或销售时应只以商业考虑为根据，并按照商业上的惯例为其他缔约方的国营企业参与这种购买或销售提供充分的竞争机会。但是该条对于如何认定商业考虑并未给出明确标准，该规则只是个别地指出，“根据商业上的原因，适应出口市场上的供求情况”，在不同市场内以不同价格出售商品的行为符合“商业考虑”；在国际市场采购货物时，可以把某项“附有条件的贷款”作为一种“商业考虑”加以考虑。
显然这些含义晦涩的条款本身就会给人以不确定的感觉，在遇到具体案例时因为解释困难必然会带来适用的困难。2002年11月17日美国诉加拿大谷物贸易政策案中就涉及对“商业考虑”的解释，美国认为加拿大小麦局具有政府授予的垄断权，在购销活动中主要是为了扩大政府收入而不是出于商业考虑。但是wto专家小组没有支持美国的主张，认为美国缺乏足够证据证实这一点，而且所有销售行为都应认为是一种商业行为，因为税收而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就是一个商业目标。该案例专家组的解释扩大了“商业考虑”的含义，也使得wto框架下的国营贸易规则更为宽松。
二、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相关问题剖析
在入世之前，我国外贸经营权的授予分外贸流通经营权和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权，相应地采用核准制和登记制，因此对外农业贸易几乎完全为国营。入世后我国正式确立了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专门规定了国营贸易和指定经营的具体制度，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进出口货物目录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经济管理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此后，新的《货物进口许可证管理办法》、《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规定》陆续出台，国营贸易产品的进口配额制度也逐步确立，包括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于2002年1月公布的《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规定》及其后的《2003年重要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分配实施细则》。最后2004年4月通过的新外贸法增加了国营贸易的内容，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的法律框架基本建立。
在wto下，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将面临以下一些问题：
(一)政府主导型Ste与农民自发型联合贸易体
前文论及，wto框架下的国营贸易企业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国营企业”或“国有企业”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概言之，界定国营贸易企业，只有一个标准，即该企业是否被授予特定产品的进出口专营权，不以企业形态为标准，更不以所有制为标准。
依据中国入世议定书附件2a所列，对粮食、棉花、植物油、食糖和烟草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的进口实行国营贸易经营，企业有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华润公司、南光进出口公司，对茶、大米、玉米、大豆、丝、棉花等商品的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出口方面的国营贸易企业有吉林粮油集团进出口公司、中国丝绸、纺织品等进出口公司等垄断经营，这些企业都由国家控制所有，是政府主导型Ste。
虽然上述产品已经明确规定由国营贸易企业专营，但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趋势看，对国营贸易的约束越来越严格，其范围也将逐步缩小。这已在我国入世承诺中和国内立法中有所体现，即一方面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国家允许非国营贸易企业从事部分数量的进出口，例如我国加入议定书2al有成品油和原油的非国营贸易允许经营的数量及年增长率的原则性约定；另一方面，我国将视情况调整由国营贸易专营的进出口货物目录和企业名录，甚至会取消个别产品的专营。比如丝及丝织品的出口国营贸易管理和植物油的进口国营贸易管理分别在2005年1月日和2006年1月1日之前取消。这说明，我国由国营贸易专营的农产品也在一定范围内允许非国营贸易企业经营。
那么在我国是否会出现类似美国那样的农业联合团体，由于经营国营贸易专营的农产品，而被其他wto成员方认为属于Ste，应受Gatt17条管制?这些农业联合团体与Ste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呢?某些国家的农民联合团体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我国研究和借鉴。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出口销售局就是在战争时期由于单个农民力量薄弱自发组成联合体以避免中介力量的控制，最后要求政府介入使所有农民“强制合作”。但是这种以出口销售局为特征的出口Ste往往将狭隘的部门利益置于公共和国家利益之上，总体上被认为是缺乏效率的。
而美国式的农业联合体，仅享有反垄断法的例外，还未完全得到政府的专门经营特许权，在实践上并没有接受Gatt第17条管制(尽管有些国家和学者已经提出质疑)，与澳大利亚的出口销售局、我国的中粮(集团)等具有垄断性质的Ste有本质的区别。从目前多哈谈判的进展情况来看，美国希冀严格管制具有垄断性质的Ste，而对非垄断性的出口贸易企业——农业联合体等却闭口不提，谈判策略不可谓不巧妙。
我国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有农民自发形成的专业化组织，并为农民提供技术支持或仓储、运输及销售等服务，这种有农民自发形成的经济实体，对我国农业未来发展有深远意义。在wto关于Ste规则更加严格的趋势下，笔者认为对这些农民自发联合体，政府不能武断加以限制和干涉，应该给与其一定生长空间，使其能够配合我国的Ste与国外的垄断集团抗衡，从国内发展和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也只有农民的专业化和组织化程度提高了，政府才能真正听到农民的呼声，农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更有效的维护。
(二)农业国营贸易企业的运作方式
1、我国仍应维持一定的国营贸易的垄断权。
我国农业国营贸易企业垄断专营权来自法律法规的直接授权，也要遵守我国入世议定书和加工工作组报告中有关Ste的具体承诺。从加入工作组报告内容来看，农业国营贸易企业的垄断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适时适机给与非国营贸易商以一定的进出口货物权，如前述丝及丝织品的出口国营贸易管理和植物油的进口国营贸易管理分别在2005年1月日和2006年1月1日之前取消。
根据2004年8月多哈工作计划下总理事会的决议及附件a农业方面达成的框架协议，尚未形成有关Ste最新的纪律。根据附件1第18段，各成员方同意在各方同意的时间内，最终取消有关出口Ste的贸易扭曲作法，包括取消有政府财政和损失担保方式提供给Ste的出口补贴，该段还表明对Ste使用垄断力量的议题将进一步谈判。附件1的第25段则进一步申明，在发展中国家中，以稳定国内消费者价格及确保粮食安全为目的而享有特殊权利的Ste，对维持其垄断地位方面应加以特殊考虑。从多哈回合谈判过程看，各方利益不同，立场相异，Ste与其他谈判议题交织，显然现阶段无法对Ste的垄断权方面达成更进一步的规则。
我国现有的农业保护水平较低，因此在农产品方面的入世承诺上，相应换取了在国营贸易管理上较为有利的条款。我国国营贸易企业经营的农产品是粮食、棉花、油、茶、原油等涉及国计民生、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物质，对这些物质实行国家垄断经营意义重大，即使对丝、丝织品等取消垄断专营权，对某些物质给与一定范围的开放，但必须确保国家在战略物质上仍具有主导、垄断地位。
2、我国履行透明度义务的问题。
我国对农产品Ste经营采取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和配额制度进行调控管理，就许可证的应用领域而言，几乎涉及所有农产品的进口，其中包括种子的进出口。H.Colby等认为，许可证是中国政府控制粮食和石油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进口许可证由外经贸部管理，主要进口粮食和棉麻的中粮公司和中国棉麻进出口公司等国营企业可以自动从外经贸部获得进口许可证，但是对其他大多数从事农产品贸易的企业来讲，办理这一手续面临许多障碍和隐含成本。而据J.Schmidhuber观察，中国政府从1996年4月1日起对小麦、玉米、大米采用关税配额制度，但从没有公布关税配额的管理办法，也没有公布配额数量。谷物的进口配额由国务院决定，然后由中粮公司具体执行。H.Colby等更深入地指出，中国的配额制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一是中国对进口配额从未公布控制有关贸易的制度、法规和政策，二是无论对国际市场还是对国内的最终用户来说，配额数量的确定和分配办法都不透明。
农产品贸易方案篇6
入世以后,我国对外贸易得到很大增长,但同时贸易摩擦也与日俱增,已经连续9年位居全球涉案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虽然其中反补贴调查案远不及反倾销立案多,但其依然能对我国出口贸易造成严重影响。尤其目前关于反补贴的研究,主要是依据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进行。其实在wto协议中,与工业产品贸易不同,农产品贸易是受《农业协议》管辖的,因此农产品贸易中的补贴与反补贴内容也有差异,值得我们关注。
一、wto《农业协议》的特殊性
因为“无农不稳”,所以世界各国对农业、农产品长期以来给与很强的政府干预。理由不外乎提高农业产出、稳定和增加农民收入、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等等。可见对农业的保护与其说是出于纯粹经济方面的考虑,还不如说是出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考虑更为恰当。正因为如此,世界农产品贸易在很长时期一直是作为特例游离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管理和约束之外。但不能不看到,农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严重扭曲国际农产品贸易,其实施代价也让各成员方日益不堪重负,因此有必要予以节制。
直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它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之一就是首次将农产品贸易与其他工业产品协议贸易全面纳入到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管理之中。不过,在反补贴方面,工业产品贸易受《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管辖,而农产品贸易是受《农业协议》的管辖。相比较而言,农业协议仍是一个软约束的协议,在许多方面对这个领域的纪律约束仍然相对软弱。
所谓将农产品贸易纳入《农业协议》法律框架,就是为推进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要求减少并规范农业的国内生产支持、削减对出口的直接补贴、提高市场准入程度、建立农产品贸易以单一关税制作为调节的约束机制。
《农业协定》开宗明义“建立一个公平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产品贸易体制”,“持续对农业支持和保护逐步进行实质性的削减,从而纠正和防止世界农产品市场的限制和扭曲”。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①市场准入,即对进口限制的规范;②国内支持,即政府对国内主产的支持;③出口补贴,即政府对出口的支持。上述三项中,除市场准入规定以外,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都与补贴相关。
二、减少成员方的国内农业生产支持
《农业协议》将各成员方政府对农产品的各项价格支持和其他补贴制订了规则,并对其进行分类管理。在《农业协议》第七部分划分了黄箱、绿箱和蓝箱补贴。
(一)绿箱补贴政策
根据第13条(a)-(ⅰ)款,绿箱补贴指“完全符合本附件2规定的国内支持措施”,包括由政府提供的、其费用不转嫁给消费者,且对生产者不具有价格支持作用的政府服务计划等,这些“属不可诉补贴”。具体如对农业生产的研究、病虫害防治、培训服务、检验服务、基础设施服务、保障食品的公共储存支出、国内食品援助、自然灾害救济、用于环境保护和对贫困地区的援助等项目。采取这些措施,成员方无须承担约束和削减义务,因其对农产品贸易或农业生产不会产生或仅有微小的扭曲影响,。
(二)黄箱补贴,或“红箱”补贴政策
根据第13条(B)及第6条第2、3款,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包括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支持、营销贷款、牲畜数量补贴、面积补贴、种子、化肥、灌溉等项目的补贴,以及对农产品营销贷款的补贴等,须加以控制和减让。成员方采取了这些措施须承担约束和削减义务,违背这些承诺将对农产品贸易可能产生扭曲。
(三)蓝箱补贴
根据第13条(C)及第6条第5款,下列补贴与农产品限产计划有关,成员方不须承担约束和削减义务:①按固定面积和产量给与的补贴(如休耕补贴);②按基期生产水平的85%或85%以下给与的补贴;③按固定牲畜头数给与的补贴。“蓝箱”政策只存在于极少数国家在实施主产限制计划中对主产者进行的直接付款。
农业协议规定的最低豁免是:发达国家任何一年对特定产品的国内支持,黄箱政策范围内不超过该产品生产总值的5%,对非特定产品的国内支持不超过农产品生产总值的5%,可免于减让,不进入综合支持量。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两个标准都为10%。
三、逐步削减对农产品的出口补贴
Gatt在乌拉圭回合之前的各轮谈判中,只对工业品出口补贴进行了有效的限制。而在乌拉圭回合加入了削减农业出口补贴的议题并最终通过了《农业协议》。农业协议要求成员方承诺削减现有的补贴农产品出口的数量与农产品出口补贴的预算开支(对农产品加工品的出口补贴只需削减预算开支)。如果一国在基准期没有对某种农产品进行出口补贴,那就禁止该国将来对该产品实施出口补贴。
关于出口补贴的定义,《农业协议》第1条“指视出口实绩而给与的补贴”,是一项对贸易产生严重扭曲的政策措施,虽然《农业协议》并不禁止成员对农产品出口实行补贴,但要削减出口补贴。
在第9条第1款列举的出口补贴措施受削减承诺的约束:视出口实绩而提供的直接补贴;以低于同类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将非商业性政府库存处置给出口商而形成的补贴;利用征收的农产品税对相关农产品的出口营销补贴(发展中成员除外);出口农产品的国内运费补贴(发展中成员除外);视出口产品所含农产品情况,对所含农产品提供的补贴。
四、我国的承诺和应对
经过长期艰苦的入世谈判,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承诺,在《农业协议》框架下保留对农业国内支持提供特定支持和非特定支持的权利(即黄箱补贴),两项支持分别占相关特定产品和农业生产总值的8.5%。当然,绿箱补贴部分可以维持,并且没有数量限制。关于出口补贴,因为我国早在1992年已经宣布取消出口补贴,所以入世承诺中写明“中国对农产品将不维持或采用任何出口补贴”。
农产品贸易方案篇7
农产品贸易保护是世界各国为保护农业而使用的手段，其侧重点是通过国境与国内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进行保护。它包括边境保护和国内支持两个方面。边境保护是利用各种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对农产品贸易进行保护；国内支持是指为保证稳定的货源、优质的农产品、舒畅的流通体系、高效的经销网络、多元化的市场结构和合理的价格体系而对农产品实施的生产、开发、价格和市场方面的保护，其目的在于提高本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1]。农产品贸易保护是农业保护政策最为突出的代表，而其实施的效果也是整个农业保护政策实施效果的最终体现。
虽然贸易保护在工业化时代就已经非常普遍，但为了保障工业的发展，对于农业却一直是采取剥夺的歧视态度。直至20世纪，随着部分国家工业化的完成，经济得到了显著发展后，政策才逐步转向有利于农业的方面，对农业的保护才真正开始，所以对农业的保护通常都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这些国家通过各种保护措施，扶持农业，提高本国农产品的竞争力，表现在贸易上最明显的就是“奖出限入”。虽然这种保护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但由于在发达的经济中，只有很少部分的劳动力在农业中就业，并且工资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受食品价格的影响大大减少，因此，对于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几乎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从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业的保护政策开始，到60年代欧共体的共同农业保护政策，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的农业保护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国农民的收入，增加了本国农产品的供给。在国际贸易上则表现为欧美农产品大量剩余，补贴出口；日、韩农产品生产成本极高，而进口关税壁垒难以逾越。这种情况在80年代达到了一个顶峰，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贸易保护愈演愈烈，其特性显露无遗。
但是，原有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对国际贸易和各国的农业生产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缓慢，秩序混乱。在国际贸易领域内，农产品贸易处于一个极其特殊的地位。由于农业所具有的基础性地位，关联着粮食安全、环境保护、国内政治等诸多因素，所以在Gatt（关贸总协定）时代，虽然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不断深入，但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一直游离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体系之外。尽管经历了长期谈判，可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的进展非常有限。这在一方面导致了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相对缓慢，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工业制成品的平均关税已经从40%降到了4%左右，而农产品的关税却仍然停留在40%～50%之间。同一时期，工业制成品贸易总额放大了近17倍，而农产品贸易总额则还不到6倍；另一方面，多边谈判的停滞不前，也使得国际农产品贸易缺乏必要的约束，各国各自为政，国际农产品市场处于无序状态。
2.各国间贸易摩擦加剧，市场动荡。可以说，在Gatt时代，各国出台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基本上属于各国内部的事务。但各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交叠在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市场上时，会彼此关联、制约、影响，乃至发生冲突。由于各国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保护高成本的生产和替代进口，并支持不太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出口，这常会破坏出口市场的秩序，使进口市场缩小，竞争加剧，造成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摩擦。在乌拉圭协议达成之前的几十年中，大量的欧美和日美贸易政策的争端都涉及到农产品。而且，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就会对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秩序产生剧烈的冲击，危及到一些国家农产品的供给安全。同时，实施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国家，其保护政策会使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隔离，导致国际市场价格严重扭曲，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脱节，使得经济资源浪费巨大。专家测算，如果解除世界农产品价格的扭曲，将可能给世界带来560亿美元的福利。
3.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产品应依据各国的自然禀赋进行生产，并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可达到世界福利的最大化。但是，农产品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抑制了国内对农产品的消费，减小了进口，促进了出口，导致了农产品贸易流向的扭曲，并使得国际市场价格疲软与波动。如欧共体在成立之初，许多国家还是农产品净进口国，由于保护政策的实施而迅速地变成了净出口国。有补贴的出口压低了世界市场价格，并使未受保护的、具有生产优势国家的生产者受损，减少乃至放弃生产；而获得补贴，没有生产优势国家的农产品生产者反而会大量生产，以获取补贴。据估计，凯恩斯集团的食品生产者每年会由于工业化国家的保护而损失大约150亿美元。这导致了在世界范围内对资源的错误配置，对各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局部损失，使得农产品的生产处于一种低效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会不断恶化，使补贴国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
4.发展中国家利益严重受损。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严重地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达国家对农业的保护，主要是制定较高的农产品价格，利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限制进口。然而，80年代以后，由于农业保护政策加剧了农产品过剩，发达国家农业贸易保护的重点便从过去的“限入”转为“奖出”。随着世界农产品市场的恶化，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保护也在不断升级。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每年政府向本国农业部门提供的支付超过非洲各国的GDp总值。美国、欧洲及日本对本国农业的支持占世界总额的80%左右。
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政策的特点是，一方面通过贸易保护维持国内市场的高价格；另一方面又由于巨大的库存而向世界市场倾销剩余农产品，从而压低世界市场价格。发达国家农产品的贸易保护手段名目繁多，对发展中国家尤其不利，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依赖于农业及农产品出口。这对于以农业作为主要外汇来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产品价格的疲软和出口量减少将使其外汇收入降低，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生产遇到诸多困难。据估计，若富国减少对本国农产品的补贴，从而改变价格扭曲的状况，则穷国从贸易增加中获得的收益将三倍于它们每年得到的国际援助总额。
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兴起及其相关政策的实质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有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措施已渐渐不能适应形式发展的需要了。农产品的贸易保护导致了产品的结构性过剩、巨额的农产品补贴、混乱的贸易秩序，以及由此带来的愈演愈烈的贸易大战等诸多问题，对原有的贸易保护措施加以调整，推进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思想便应运而生，成为了各国的共识。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并不意味着农产品自由贸易时代的来临。通过仔细的研究对比不难发现，现代所谓的“贸易自由化”(tradelibralization)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freetrad)[2]。自由贸易强调的是全面的贸易自由，反对以任何政策或措施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出现于资本主义早期。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发展的贸易自由化，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进行的，有其自身的利益驱使，是一种有保留、有选择的自由贸易。在自由贸易的外衣下，隐含着大量的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内容。这种自由贸易的实施，会随着发达国家不同时期利益、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可以说，贸易保护政策是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均衡、不稳定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只要有国家存在，有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差别和矛盾，贸易保护就不会消失。目前，贸易自由化只是一种发展倾向，而贸易保护也并不会消失，因为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由贸易仿佛成为一种理论思想，贸易保护反而是一种事实常态。”
作为国际贸易中焦点的农产品贸易，虽然在贸易自由化上有了一定的进展，但目前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措施远未改变发达国家实施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的本质，新的农产品贸易保护以反倾销、技术壁垒、使用特别保障条款等堂皇面目出现，其保护效应也在不断强化。保护与反保护的激烈争斗引发了许多摩擦与争端，使反倾销案例呈迅速增加之势。同时，为了将外国农产品拒之门外，一些发达国家打着“绿色消费”的幌子，不断强化食品监测体系，相继出台远远高于本国规定的进口食品检测标准，这使得绿色壁垒与技术壁垒问题也日渐突出。再加上在转基因产品上的激烈争论，使农产品贸易上的贸易保护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3]。另外，传统的一些贸易保护措施的作用也并没有弱化，如发达国家对农业生产者的补贴并没有出现下降：世贸组织成立后，日本和韩国的专业农民所获得的生产者补贴等值1996～1998年都为23000美元，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了大幅度增加，分别比1991～1993年增加了5000美元和4000美元；欧盟和美国分别为17000美元和14000美元，都保持了与世贸组织成立之前相同的水平；澳大利亚也保持了与1991～1992年相同的水平[4]。美国众议院在2002年5月2日通过了一项新的农业法案，其主要内容是大幅增加对农业的补贴：在今后10年里，美国政府对农业的拨款将增加到1800亿美元，比现有农业法规定的拨款增加了735亿美元。其中，对农业的补贴将比目前提高70%，补贴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农业的主体，即谷物和棉花生产农场。同时，对畜牧农场及其他农产品生产的补贴也比目前有不同程度地增加。此外，针对畜牧业、水果和蔬菜生产业的土地保护项目的开支也增加了80%，而这些行业过去是很少得到政府拨款支持的。这一议案的出台，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强烈批评，认为这必然会严重冲击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是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严重打击，使人们对“千年回合”的贸易谈判前景感到悲观。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依然在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对本国农产品的贸易保护。虽然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发达国家也做出了一些让步，其政策的实质依然是以贸易保护为核心，而且农产品贸易保护在经济衰退之际还有加强的趋势。当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产品贸易不可能长期成为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特例，要求减少农业保护的压力在不断增加，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已经成为未来世贸组织谈判的重点。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想单独对其农产品贸易保护体制作大幅度修改，要想通过多边谈判达成协议，在现有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体系上进一步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千年回合”中农产品贸易展望
1999年底，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即“千年回合”时，遭遇了重大挫折，未能取得任何成果。直至2001年年底的多哈会议上，各方才同意在2002年启动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并争取在2005年1月1日前结束这一轮谈判。不过，新一轮的农业贸易谈判已经依据农业协定的规定在2000年展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农业协定是一个利益妥协的产物，有不少漏洞和含糊之处。虽然农产品贸易体制在乌拉圭回合的推动下有了不小的改进，但由于协议允许发达国家继续执行补贴农业的贸易政策，发展中国家出口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一方面仍面临着高关税限制，另一方面也经常受到发达国家各种非关税壁垒的困扰，这引起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协议履行状况的不满。在此背景下，继续推进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出台更透明和更有约束力的执行细节和记录，显得十分必要。尤其是条约中的一些重要条款，如“和平条款”的执行期已期满，如何后续执行亟待明确。所以，世贸组织需要召开新一轮的农业问题谈判加以解决。
面临新一轮谈判，澳大利亚、美国、日本、欧盟、坦桑尼亚等二十多个成员提出了议案。尽快将农产品贸易全面纳入世贸组织框架下，进行有效地约束，已经成为大部分成员的共识。多哈会议确定的新一轮农产品谈判的目标是：显著扩大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机会、分阶段削减并最终消除各种形式的出口补贴和大幅度削减造成贸易扭曲的国内支持措施。为此，谈判的焦点将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1.在市场准入方面，各成员国建议进一步有效地削减农产品关税。目前，采取何种核算方法来对税率进行削减，以及是否给予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和新加入的成员特殊待遇，是各方关注的焦点。由于过去几年关税配额的利用率较低，各方希望能改进关税配额的发放方式，削减配额内关税，实质性增加关税配额的数量，增加关税配额管理办法的透明度。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发达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时，要针对发展中国家有出口利益的产品。
2.在国内支持方面，成员认为，要进一步强化协议对国内支持政策制定的规则，改进“蓝箱政策”和“绿箱政策”，取消影响生产和贸易的价格补贴，实质性地削减补贴水平，提高透明度。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希望在此问题上拥有一定的灵活性，允许他们为提高产品多样性、生产能力和竞争力、营销水平、运输水平、产品等级以及满足检疫要求，提供一定的国内支持。
3.许多成员要求取消出口限制，尤其是那些纯进口国家关心的产品；同时，对出口补贴进行实质性的削减。凯恩斯集团要求全面取消补贴，欧盟、美国则提出要规范出口信贷、国营贸易出口、优惠贷款等措施，以防规避协议。
4.发展中国家的成员提出尤其要关注中小国家的利益，强烈要求在新一轮谈判中保证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和优惠待遇。在削减水平、关税约束水平、关税配额管理、补贴等问题上，发展中国家的成员要求有灵活性；同时，要求发达国家对其出口产品不要采用协议中规定的特别保障条款。
在世贸成员的议案中不难看出，由于政策出发点和利益的不同，各成员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态度差别较大。各方观点的实质，依然还是围绕着贸易保护还是贸易自由化所展开的激烈较量。凯恩斯集团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积极推动者，其强烈要求立即完全取消对贸易造成扭曲的出口补贴、国内支持，要求用关税作为保护各成员国内农业的惟一手段，大幅度开放农产品贸易；美国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上的立场与凯恩斯集团较为接近，同时，由于自身的特殊原因，还对扩大基因工程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提高各成员农产品贸易体制透明度以及国营贸易问题有着强烈的关注；欧盟、日本和韩国等高生产成本、高贸易保护国家，则反对实行完全的农产品贸易自由，而强调应逐步减少出口补贴和国内支持，并强化现有协议规则，此外，他们还积极强调粮食安全、环境保护、动物权益等“非贸易关注”议题和农业的多功能性，使农产品国际贸易日趋复杂，有可能形成更高层次的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作为世贸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强烈要求维护自身的利益，但由于各国间在经济、政治利益上的分歧较大，以及谈判实力的缺乏，难以形成统一的声音，只能依据自身的实际条件，依附于某个主要参与方。当然，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谈判的力量和格局，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重视。
虽然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应在2005年完成，但由于本轮谈判涉及的问题极为复杂和广泛，各方的态度、意见都有着明显的分歧，谈判必然会是极为艰苦的，是否能按期结束难以预料。当然，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会在此轮中得到推进，但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可能性不大。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会做出太大的让步。尤其是在美国出台新的农业补贴政策之后，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在短期内甚至有可能出现停滞乃至倒退。
在农产品贸易领域，自由化已经成为潮流，并会获得不断地发展，但目前贸易保护还是各国政策的主流。单纯地依靠贸易保护，或是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贸易自由化来推进本国的农产品贸易，都是行不通的。如何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从中找到最佳的结合点，是各国需要长期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的国内保护[eB/oL]./mediaCenter/international/inter021/inter021-03.htm
[2]任烈.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
农产品贸易方案篇8
关键词：动物福利国际贸易农产品贸易壁垒
动物福利理念的提出，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19世纪初，欧洲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了他们捍卫动物的征程。
1822年，世界上第一部反虐待动物的法律―“马丁法令”在英国诞生，随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相继制定了相关法律来保护动物的基本福利，禁止无故虐待和伤害动物。1976年，Hughes将饲养于农场的动物福利定义为“动物与其环境协调一致的精神和生理完全健康的状态”。之后，英国的“畜禽福利协会”提出，畜禽应享有五项自由，即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享有生活舒适的自由、享有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威胁的自由、享有生活无恐惧的自由以及享有表达天性的自由。1990年，台湾学者夏良宙从对待动物的角度，概括了动物福利的基本含义：“善待活着的动物，减少动物死亡的痛苦”。
动物福利的基本出发点是让动物在康乐的状态下生存，也就是为了使动物能够健康快乐舒适而采取的一系列的行为和给动物提供的相应的外部条件。动物福利这一理念的提出，是人类对非人类动物地位的哲学的、宗教的和文化的思考结果，它是基于保护动物的尊严及其内在价值的考虑，是人类进步的表现，标志着人类惯有的对待动物甚至是对待生命的态度已经开始转变；同时，它也是基于人类健康的考虑，改善动物福利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动物的作用，让动物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同时将动物福利问题引入国际贸易领域并进行相关的立法，更是一些国家基于本国贸易利益的考虑。
西方国家动物福利法的主要内容
动物福利法起源于英国。1822年，“人道的迪克•马丁”提出的禁止虐待动物的议案在英国国会获得通过，“马丁法令”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反对虐待动物的法律。1911年英国通过了动物保护法，随后陆续出台了很多专项法律，如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园动物保护法、实验动物保护法、狗的繁殖法案、家畜运输法案等。英国有关动物福利的立法对欧洲各国乃至全球动物福利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先后颁布的动物福利法，大都以英国的动物福利法为基础，结合本国国情而制定的。
按照动物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人类关系的不同，可以将动物分为如下六类：农场动物、实验动物、伴侣动物、工作动物、娱乐动物和野生动物。完善的动物福利法应根据不同种类动物的具体特点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律。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讲，农场动物福利法与农产品贸易的关系最为直接密切，因此本文主要分析农场动物福利法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
农场动物的饲养。动物饲养包括动物的喂养、环境及健康管理等方面。农场不得以使动物受到额外伤害的方式饲养动物，应该为动物提供一定的良好环境条件。
农场动物的运输。农场动物在运输过程中，应得到充足的饮食和休息时间，避免受到伤害。如果动物患病、受伤或有其他痛苦，就必须停止运输。
农场动物的手术。英国禁止会引起动物疼痛而又不使用麻醉剂的动物手术，也禁止涉及到农场动物致残的手术，例如，禁止非兽医对农场动物进行某些手术。
农场动物的屠宰。英国的《动物福利法（屠宰）》规定，屠宰房应保证动物的基本安全，其结构、设备和工具不会引起动物的刺激、痛苦及伤害，屠宰场应远离动物，实施单独屠宰等。
除上述规定外，农场动物福利法还包括不得以踢打等方式虐待、激怒或恐吓动物，不得自行或协助他人动物或使其搏斗，不得无故给动物服用有毒、有伤害性的药物等。对违反动物福利法的人员，英国法律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
对于农场动物，其最终归属为人类的食品，但在成为食品之前，它们在饲养、运输和屠宰过程中的福利不容忽视。所以，动物福利理念的提出，不仅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而且有其科学性。因为注重动物福利能提高动物的生产性能，提升其自然品质，而且动物在饲养、运输、屠宰过程中的福利保护也有利于提高肉品的质量，从而保证人类的安全。
动物福利已成为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新壁垒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不少国家将动物福利概念引入国际贸易领域。但由于各国宗教、文化及观念的不同，各国的动物福利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某些国家从而理直气壮地以动物福利的名义封杀其它国家的商品。因此，在动物保护和人道主义“温情”的背后，动物福利正成为一种新的温情壁垒而影响国际贸易的开展。
目前，一些国家已将动物福利作为进口农产品的重要标准，以此判断是否准予进入其市场。2002年，乌克兰农场主向法国出口一批生猪，经过60多个小时的长途运输，却被法方拒绝入境，理由是运输商在运输过程没有考虑猪的福利问题，即这批生猪在长途运输过程中没有按规定时间休息，违反了法国的有关动物福利法规。2003年1月，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在2009年之后，欧盟各国的化妆品公司不得在动物身上进行化妆品的毒性或过敏性试验，同时也将禁止进口在动物身上进行过试验的化妆品。欧盟规定，2004年开始，市场上出售的鸡蛋必须在标签上注明是“自由放养的母鸡所生”还是“笼养的母鸡所生”。目前欧盟通用的每格450平方厘米的鸡笼格到2013年要被新的更大的鸡笼格所替换。欧盟甚至明确规定了生猪的福利，养猪者要照顾好猪的福利。到2013年，欧盟各国要采取放养式养猪，禁止圈养。
欧盟这些严格的动物福利标准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约束自己，必将导致动物福利与国际贸易挂钩，若运用到其他国家对欧盟出口的动物产品上，必将形成一道新的贸易壁垒。
有关动物福利内容已列入wto新一轮农业谈判方案草案。wto农产品协定对世界农产品贸易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近几年，一些欧盟国家和欧洲动物保护协会督促欧盟设法使wto考虑有关动物福利问题，目的在于扩大动物福利的影响，力图使其理念和立法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在1999年和2001年wto部长级会议上，欧盟提出将动物福利置于wto框架中谈判，希望得到国际社会支持。2003年2月，wto农业委员会提出的《农业谈判关于未来承诺模式的草案》吸收了某些国家的意见，将“动物福利支付”列入“绿箱政策”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动物福利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的逐步深化，世界各国的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出口补贴和国内支持将不断削减，技术壁垒也将受到进一步规范，贸易保护程度总体上将会有较大的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选择动物福利作为新的贸易壁垒，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本国动物产品市场和农场主的经济利益。另外，利用动物福利名义设置贸易壁垒，不仅具有合法的外衣，可以借助本国或国际组织有关动物福利的法律法规的支持，而且容易获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动物福利这种贸易壁垒不同于技术壁垒，按照有关动物福利法及其细则的规定，界定比较清楚、确定，实际操作比较简单便捷，不需要大量的技术检测设备和专门的技术人员，成本低，实用价值很大。
但是应该看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动物福利上存在着客观差距，具体表现在公众理念和认知、动物福利立法以及动物饲养、运输及屠宰等方面。发达国家要求国际社会认同他们的思想和观念，特别是利用其实施动物福利的优势，限制其他国家动物产品的出口，与发展中国家争夺利益，这就必然会引起矛盾和纠纷。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国际农产品贸易中，不同国家之间因动物福利引发的矛盾将呈现上升趋势。
我国对动物福利问题的应对措施
长期以来，我国对动物福利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动物福利观念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甚至是“荒谬绝伦”。在有关动物福利立法方面更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我国现在已经是农业生产大国，要想成为农产品的出口大国，加快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就必须重视动物的福利问题。实施动物福利措施，改善出口动物的福利状况，是我国克服发达国家利用动物福利设置贸易壁垒的主要途径。
首先，重视动物福利问题，坚决反对发达国家利用动物福利设置新的贸易壁垒。动物福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既涉及到动物保护，又涉及到国际贸易，还与社会自身的发展有关。对动物制品不人道、不健康的需求会导致对动物的滥杀，引起物种危机，而过度限制动物制品则会对经济产生巨大损害；在生产动物制品过程中缺乏人道，会碰到贸易壁垒、引起贸易纠纷，而忽视历史差距，一味迎合发达国家口味，则会大量增加我们的生产成本，加剧竞争的不平等。
因此，对于动物福利在国际贸易中表现出来的壁垒作用，应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在兼顾对动物利用的同时，考虑动物的福利状况，既反对使用针对动物的极端手段和方式，也反对以动物福利为借口阻碍他国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其次，加强动物福利的宣传与教育，提高全民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意识。大力宣传《环境保护法》、《草原法》等法律法规和我国已参加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国际公约，不断提高公民爱护动物、保护环境的意识。培养人们对动物的爱心，要善待动物。同时消除人们在动物福利上的一些错误认识，如动物福利一定会减少利润、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的混淆等等。逐步地、有重点地开展动物福利工作，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动物福利差距。
第三，制定我国的动物福利法规，普遍提高动物的福利水平。我国从很早就开始了对动物的保护工作，但是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有关动物保护的法律寥寥可数，除《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检疫法》等几部单行法外，其余的只散见于《森林法》、《渔业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零散条文中，没有一部专门的完整的动物保护的总括性法律，人们对于如何保护动物，以及保护动物的意义都缺乏整体的印象。1989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重在保护“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动物，比如农场动物、伴侣动物还没有相关的保护法律和法规。
此外，我们还要加强动物福利的科学研究，使得动物福利标准与措施的制定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由于国内在动物福利的科学研究上还比较欠缺，有些方面还是空白，因此需要在动物福利科学研究方面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参考文献：
1.宋伟.善待生灵―英国动物福利法律制度概要[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1
农产品贸易方案篇9
［关键词］农产品;出口贸易;贸易摩擦
一、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一)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
美国在食品安全、动植物检验、检疫法规方面制定了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这些法律、法规既可以规范国内农产品生产加工，也可以将不符合标准的国外产品挡在国门之外。美国通过《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家禽食品检验法》、《联邦肉类检验法》、《蛋类产品检验法》、《食品质量保护法》、《茶叶进口法》、《婴儿药法》、《婴儿食品法》等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保护法规网，对进口农产品的检验、检疫作出详细的规定。此外，美国是世界上食品标签要求最严格的国家之一，例如，对有机食品，其中有机程度达到或超过95%的食品可以贴绿色标记，有机程度在70%～95%之间的食品可以在标签上注明“包含有机成分”。美国制定的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法规，对进口农产品也形成了“绿色壁垒”。
(二)美国反倾销措施
反倾销是wto允许的一种法律措施，而且它具有易于实施，进而有效地排斥国外产品进口并且不易招致出口国报复的特点，致使其被西方许多国家频繁地使用，作为保护本国国内产业部门利益的最佳办法之一。中国的蔬菜、水果、水产品等产品依靠其价格优势，在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中均为顺差。在历史上，反倾销调查与贸易逆差显示出密切的相关性。农产品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价值低，在这一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对外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美国企业纷纷提出反倾销申请，希望借助这一手段将中国农产品挤出本国市场，这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造成了很大损失。
(三)美国农业政策
虽然美国农业在其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高，但是由于科技发达，生产率极高，在世界农业生产和贸易中占有很高比例。美国农业的稳定发展除了基于自身自然条件、独立的农场主制度以及生产集中等原因外，与美国政府对农业的不断干预、扶持政策也是分不开的。其中美国的农业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农业劳动力的教育和水土、环境的保护;从供需两方面进行市场调节从而保证稳定的农产品价格，包括各种不同的直接支持价格方案;先进完善的农业服务网络，包括各种农业基础设施、农业保险、信贷等等。美国实施的农业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对其农产品的出口。美国农业政策使得其农产品价格具有明显的优势，进而有效地保护了美国农产品市场，而且使得中国的农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价格相对较高，阻碍了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据世界粮农组织对2030年展望表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将变成纯农业进口国，预计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贸易逆差至2015年将达到180亿美元，到2030年将达到350亿美元。美国通过对农产品的国内支持和贸易壁垒等政策控制国际农产品价格，极大地妨碍了政府对农业支持较少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和农业发展尤其受到这种政策的严重阻碍。
(四)特保条款
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国加入wto后的12年内(2001年12月11日到2013年12月11日期间)，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出口至任何wto成员领土时，如果数量增加幅度过大，以至于对wto成员的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构成“严重损害威胁”时，wto成员可单独针对中国产品采取保障措施。根据这一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农产品出口将面临“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的不利影响。美国是对中国实行特保条款立案数最多的国家，其中在2005年之前立案数达到12起，占立案总数的55%。显然，“特保条款”将成为今后几年内中国具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壁垒之一。
(五)美国舆论壁垒
近年来，有些发达国家利用报刊、电视等媒体，故意妖魔化中国农产品，影响该国消费者对中国农产品的消费，形成所谓的“舆论壁垒”。这是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通过信息不对称和媒体故意的负面宣传，贬低竞争—11—使得竞争对手的产品声誉大打折扣，进而削弱竞争对手产品的竞争力来保护本国产品。美国就曾炒作中国产品有毒、不安全，这种报道在很多时候构成了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美国的壁垒。例如:2006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农产品的价值仅仅为38亿多美元，与以往平均约2000亿美元相比，所占比例极小，可以看出虽然是炒作，但是其造成的后果却非常严重，使得中国欲诉无门，给中国农产品出口美国造成很大的伤害。
二、促进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突破美国对中国农产品的技术性壁垒
中国政府应尽快建立完善的对美国农产品出口技术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目前许多国家都已经建立比较成熟的针对与本国贸易关系密切国家的tbt措施预警机制。中国政府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特别是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信息中心和数据库，为企业及时的预警信息。此外，中国政府可以参照国际规范构建自己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这样既可以合理保护本国脆弱的产业，还可以加强本国企业对tbt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防止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歧视性技术贸易规定。中国政府还应大力推进iso系列的国际认证标准，并积极引导企业进行相关认证。
中国企业可以依靠本国优势资源，全面实施绿色有机农产品战略。尤其是可以生产美国很少生产或者根本不生产的农产品，这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美国突破技术性壁垒将有很大帮助。中国和美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可以生产出各具特色的农产品，例如美国的脐橙、中国东北的大豆等等，特别是中国的中草药，美国不生产中草药而其需求相对比较旺盛，因此一般不会对这类农产品实施技术性壁垒。中国企业还应当加大对出口产品包装的重视力度，尤其要加快无公害、少污染、符合环保要求的绿色包装材料的开发利用。同时出口包装标签、标识应按照美国的规定，减少因包装不当出口受阻造成的损失。
此外，中国企业应该积极采取“走出去”战略，在美国开办独资、合资生产企业，利用当地人才、劳务和技术，从而变“销地”为“产地”，绕过美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二)打造农产品品牌，运用法律武器以及发挥行业协会协调作用
应对美国的反倾销措施目前，许多中国农产品企业依靠低廉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这很容易引起恶性的低价销售。农产品企业应多运用非价格竞争手段打造中国农产品品牌，即在产品质量、品种、包装及市场服务等方面做出努力，最终达到以价格、质量双优势占领市场。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要拿起法律武器积极应诉，打击对华反倾销的嚣张气焰。一旦遭遇反倾销指控，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维护企业和国家利益。在面对美国不公正裁决时，企业要敢于抗争，正确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利益。企业还应充分认识和发挥行业协会组织的协调作用。中国的行业协会缺乏民间色彩，行政色彩浓厚，这不利于组织企业联合起来应对美国的反倾销行为。因此，调整行业协会的定位以便今后给出口企业以指导至关重要。
(三)加大政府对农产品出口美国的政策体系扶持力度
政府部门需要在wto规则下制定新的农业支持政策，因为政策在培养和改善农产品的内生比较优势方面占有重要地位，一种合理的政策制度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对“绿箱”政策的支持力度，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今后要在wto允许的范围内调整对农业的补贴，增加农业科研与教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绿箱”措施支出，对农产品实行无偿检验、检疫，建立农产品信息服务系统等。此外，中国政府还要调整“黄箱”政策的支出方向和支持重点。按照wto的规定，中国对农业的“黄箱”补贴允许在农业总产值的8.5%以内，而目前中国对农业的补贴仅为农业总产值的2%～3%。
因此，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世贸组织国内支持“微量允许标准”条款，重点加大特定产品的补贴资金;借鉴作物良种补贴的实施经验，建立畜禽良种补贴制度;对符合国家支持方向的农业投资给予补贴，促进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四)加强国内立法以及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应对特保条款尽管特保条款对中国来说非常不利，但是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少可能带来的负面损失。目前，中国还没有关于特保条款的规定，尤其是应对特保条款调查、裁决等方面的立法还没有完善。因此可以通过修改由商务部制定的相关规定来明确中国政府、协会和企业在应对特保措施时的权利、责任及应对程序等。对于成员国的特保调查，应争取在wto框架下解决特保措施问题。
《中国入世议定书》规定wto成员国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使用特保措施时，可以使用与《保障措施协定》完全不同的要求，进而应该避免部分成员国随意解释特保条款。
(五)积极加大媒体宣传力度以应对舆论壁垒
中国有关部门应该积极与境外当事媒体沟通，讲清事实，必要时可以请相关媒体和政府亲自参观中国农产品加工生产流程等。特别是可以在境外主流媒体上向消费者澄清事实。如果有关媒体不纠正错误的报道，可以向当地的法院提讼。政府还需积极引导国内媒体的舆论导向，加强媒体的监督，尤其是涉及农产品贸易的报道，避免因随意发挥给国外媒体有机可乘。此外，极少数的国内农产品出口企业存在一定的违法行为，其中也有农产品质量存在缺陷的可能，这大大影响了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国际形象，因此必须加大对违规企业的惩罚力度，大力宣传诚信贸易，维护农产品出口秩序。
［参考文献］
［1］佟福全．自由贸易政策的大倒退———美国农产品贸易保护新政策及负面影响［j］．国际贸易，2002(6).
［2］马文杰，喻翠玲，冯中朝．美国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j］．世界农业，2004(11).
农产品贸易方案篇10
[关键词]贸易环境措施，wto，规则，国际贸易
贸易与环境问题早已成为学术界及wto关注的重要问题。其中，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措施逐渐增多，引发了Gatt/wto下的多起贸易争端，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就我国而言，环境措施已经对纺织、机电、食品等行业的进出口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随着发达国家出台的环境措施不断增多、加严，环境措施对贸易的影响将是深远和多方面的，因此，加强环境措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研究对于我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措施在wto框架下的界定
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措施（tradeRelatedenvironmentalmeasures，简写为tRems），是为保护环境之目的而作为国内政策或根据区域或多边协定采取的具有重大附带贸易效果的法律、法规及行政措施。在wto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上提交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报告》中有对tRems的描述，将为环境目的所使用的贸易措施和具有重大贸易效果的环境措施统称为tRems。
在wto框架下，tRems主要包括强制性环境措施、自愿性环境措施和环境经济措施。
强制性环境措施主要是环境技术法规，包括对产品有毒有害成分的限制性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卫生及动植物检疫标准等强制性规则。Gatt第20条环境例外条款、tBt协议和SpS协议都与此类环境措施有关。自愿性环境措施是指在产品的包装、环境标志、环境管理认证等。随着各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此类环境措施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环境经济措施包括各种环境税费和环境补贴等，有利于激励生产者采取环境友好的技术和方法，开发环境友好的产品。
wto协议中针对tRems的规则是零散的分布于不同协议的条款中的，并且大多与Gatt第20条环境例外条款有关。在Gatt/wto争端解决历史上与tRems有关的著名案例有金枪鱼案（1991年）、海龟/海虾案（1998年）、石棉案（2001年）等，在这些典型案例中wto所表现出来的总的原则是：一方面承认各成员方为了保护各自的居民、动植物生面健康和防止污染环境，有权制定本国的环保政策并组织实施；另一方面则要求这些tRems不能妨碍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正常运行，使环保措施成为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
二、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tRems的特征和趋势
随着各国的关税水平进一步降低，传统的非关税壁垒活动的余地明显减少。然而，出于环境保护初衷而存在的Gatt第20条环境例外条款则在wto体制下开了一个“环境窗口”（environment
window）,这就为某些贸易保护主义者不承诺相关的国家贸易规范提供了辩解的依据。随着环保问题日益被各国政府所重视，各种名目繁多的tRems必将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从而引发贸易摩擦。
近年来国外tRems有了较快的发展，标准日趋严格，影响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tRems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较大。这些国家的tRems发展呈现以下特征和趋势。
1.频繁出台和修订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扩大管制范围
美国、欧盟和日本颁布的与环境相关的法规和标准许多都是新颁布或是新修订的，比原法规或标准更严格，涉及的范围更广。例如欧盟新颁布或新修订的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法规和标准涉及范围非常广，包括机电产品、纺织及服装产品、食品、农产品、水产品、化工产品、包装容器和材料等，影响较大的如欧盟针对电子产品的两个指令，以及新化学品战略（ReaCH法案）等。这些行业和产品都是我国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出口领域。
2.增加检测项目，改变检测方法，提高标准水平
发达国家近年来调整和增加检测项目和改变检测标准，使许多出口企业措不及防。如欧盟对中国茶叶的农药残留检测项目，从原来的六项增加到六十多项，并对茶叶中的农药残留标准提高了100倍之多。日本的农残新标准更是将现行制度所设计的130种农作物229种农药9000个农残标准扩大到135种农作物724种农药19000个农残标准。此类检测项目的增加、检测方法的改变使许多出口企业无法很快适应和进行及时调整，一些企业在出口中受到损失。
3.一些tRems已由最终产品扩展到产品生产工艺过程与方法（ppms）
在著名的1981年的“海豚――金枪鱼争端案”中，专家小组首次区分了金枪鱼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与金枪鱼这一产品本身，从而使得ppms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此后在1998年的“海龟/海虾案”中，DSB还做出了对ppms认可的裁定。这些判例无疑对ppms的使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今各国出台的许多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都是从ppms的角度对产品生命周期提出限制要求的。例如关于生产方法和捕捞区域的欧盟渔业和水产品市场共同组织立法，美国的木材包装法案等。我国产品在达到这些要求方面无疑将面临更大的困难，竞争力将受到挑战。
三、tRems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1.对我国产品出口市场的影响
我国贸易出口方向过于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与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且短期内难以改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技术标准比较高，环境意识很强，对进口产品的要求特别高，这将使我国产品出口市场范围面临着缩小的危险。
2.对我国出口行业的影响
从行业上看，tRems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由农产品和部分工业品扩展到纺织品、油漆、涂料、建筑材料、清洁用品、纸张、纸制品、电池与保护臭氧层有关的受控物质及其制品、机械产品、鞋类、橡胶制品等领域，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3.对我国出口商品市场竞争力的影响
发达国家通过开展绿色认证、征收绿色关税等措施，使我国出口产品的成本大大增加，进而削弱该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达到进口国的环境标准，我国的制造商必须在产品流通过程中增加有关环境保护的检验、测试、论证和鉴定等手续及相关费用。而产品的外观设计、出口标签、甚至商业广告等也将不得不做出大幅度的调整。出口产品各种中间费用及附加费用的增多，必将使我国目前出口产品日益上涨的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作为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的经济效益将受到较大的影响。
四、我国应对tRems的战略思考
我国既是wto成员方，又签署了多项多边环境协定，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良好的机遇，同时对我国的外贸也是严峻的挑战。如何促进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既维护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又能够为我国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积极促进对外贸易的增长，这是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1.积极参加对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谈判
在新一轮的wto多哈谈判中，我国必须要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谈判立场。我们应充分利用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规定，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地位，对一些关键问题，例如tRems的界定、ppms问题、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等问题提出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提案。同时与其他一些观点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紧密合作，以集体的力量进行斗争，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公正、合理的结果，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
这样一方面当我国企业遭遇此类壁垒时，争取运用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作为抗辩理由，保护我国的正当贸易利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国引进先进的环保技术。
2.运用wto规则应对环境措施
我国应积极利用wto冲破环境措施对我国对外贸易的阻碍，减少其负面影响。例如合理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出口企业的合法利益；利用tBt和SpS的透明性原则，及时了解国外的技术壁垒动向，建立专门机构负责搜集、翻译、分析和国外与环境相关的各种贸易措施，使相关出口企业尽早获得消息。
3.调整国内环境与贸易政策和战略
要加强环保宣传，提高环保意识。要从自身出发，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发展环保产业。通过金融、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扶持绿色环保产业，促进经济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建立环保产品质量标准体系，鼓励和督促企业对公认的标准制度严格遵守，积极申请国际认证；学习国外先进的环境法规和环境标准，完善我国的环境立法，利用环保法规激励环境货物与服务出口。
参考文献：